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观看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场辩论时，一个画面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想象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们也聚在一起看这场辩论，为了凑趣，他们决定玩个喝酒游戏。每当唐纳德·特朗普说出什么可笑或者让美国难堪的话，每位委员就得喝一杯威士忌。不到半小时，25名委员都烂醉如泥。

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他们看到的是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一个语无伦次的美国总统失控的滑稽行为，一个显然不顾一切想要继续留任的人，因为一旦失败，他将面临起诉、羞辱和破产。

谁又能责怪中国人幸灾乐祸呢?一场始于武汉、目前已在中国得到控制的大流行，却仍在摧残着美国的经济和国民——尽管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就能预见到的。

唉，我们并不是我们自以为的那样。

新冠病毒曾被视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这就是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他们的新书《警钟——大流行何以暴露西方的弱点，以及如何解决》(The Wake-Up Call: Why the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West, and How to Fix It)中提出的观点。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新冠病毒跟踪调查，美国每10万人中有65.74人死于新冠病毒，总人数约为21.6万人。中国每10万人中有0.34人死于新冠病毒，总人数约4750人。也许中国撒谎了。好吧，把它的数字乘以四——就算这样，中国在保护其人民方面仍然比美国要好得多。

事实上，本月初，就在特朗普的白宫成为超级传播地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不敢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几天之后，在本地传播接近于零的中国，可以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涌向汽车站、火车站和机场，在国庆假日前往全国各地旅行。据彭博社(Bloomberg)10月1日报道，“人民币在经历了12年来最好的一个季度后，作为避开波动的避风港而备受关注。”中国9月的进出口均大幅增长。

这样的成绩曾经属于我们!

“我们认为，至少相对而言，西方政府的鼎盛时期是1960年代，当时美国正在忙着把人送上月球，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正死于饥饿，”彭博新闻社主编米克尔思韦特告诉我。此外，“那是最后一次，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信任他们的政府。”

但是，作为《经济学人》(Economist)政治编辑的伍尔德里奇还说，今天我们正走向“始于500年前的历史大逆转，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同样遥遥领先——占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到那时为止最成熟的政府。我们忘记了这些事情。中国却没有。如果亚洲能够重获500年前的领先地位，今年可能是关键的一年——除非西方国家醒过来”。

美国想要恢复过来，首先需要制定一项应对新冠病毒的国家计划。中国就有这样的计划：它动用了其威权监控系统的所有工具——它们原本是为了追踪和定位政治异见人士并控制人口的——来追踪和定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并控制其传播。中国的一些面部识别技术好到你不必摘掉口罩，只靠眼睛和鼻子就行了。

美国不能采用这样的战略。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威权政府，我也不希望有一个。但我们未能产生一个民主共识来进行同样的工作。

这就是令人沮丧的地方。美国在近代史上曾与威权国家对抗——二战期间的日本和德国，冷战期间的朝鲜和俄罗斯。专制政权在战争开始时总会有一个优势：他们可以由上至下地命令社会去做事情。但从长远来看，美国总是获得胜利，因为虽然我们往往对战争没有准备，而且开始时非常缓慢，但我们总能在学习曲线上快速攀升，并且由下至上地团结起来，进行长期的努力。

迄今为止。这一次，我们根本没有团结起来迎接新冠病毒的挑战。

3月28日，特朗普宣布，“我们的国家正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他发誓要召唤“美国的全部力量”来击败它。但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除了急救和医务人员之外，公众团结一致的行动和战时的牺牲意愿微乎其微，或者说是昙花一现。

为什么?这并不是因为民主国家没有能力在大流行期间治理国家——韩国、日本、台湾、新西兰做得都比我们好得多。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独特的个人主义文化、高度分散的地方-州-联邦分权系统、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分裂的政治体、其商业模式一直在削弱华盛顿的共和党、以及那么多从放大阴谋论并破坏真相及信任的社交网络中获取新闻的人。

但最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位总统，他谋求连任的政治策略就是分化我们，摧毁信任——摧毁真相——并宣称任何与他的目标敌对的新闻都是“假的”。而在疫情之中，如果没有真相和信任，你就会迷失方向。

在1918年我们面对的上一次大流行中，很多美国人并不介意戴口罩——看看那些照片——因为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样做，并且以身作则。但这一次，总统从不将真相交给美国人，并且做出无视病毒和嘲笑戴口罩的榜样。所以，很多美国人再也不会以信任回报他了。

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理性地讨论，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制度，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之下，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权衡。

公共卫生专家戴维·卡茨(David Katz)博士在一篇时报观点文章和三月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需要一个国家计划，要在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和尽可能多的生计之间找到平衡。如果我们只盯着拯救生命，就会有数百人因为失去工作、积蓄和生意而陷入绝境。如果我们只盯着拯救就业，就会让无数理应能活下去的同胞面临残酷的死亡。

卡茨提出了一个“总体损害最小化”策略，能保护老年人和最易受影响的人群，同时让年轻、健康的劳动力逐步回到工作岗位，这些人一旦感染病毒，有很大可能会是无症状或轻微症状——让他们去保持经济运转，在我们等待疫苗的同时自然形成群体免疫。

不幸的是我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一场理智、清醒的讨论，以促成这样一种策略。卡茨说，我们的右派对哪怕最简单的应对都心存“轻慢的鄙夷”，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他说左派要负责任的多，但也免不了认为，在大流行中进行任何经济上的折中权衡都是有违道德的，“视一切允许任何程度的死亡的政策为反社会举措”。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患上的病，用Covid-19疫苗是治不好的。我们已经失去对彼此、对制度以及最基本的是非观的信任——这些都是应对一场卫生危机所必须的。我们在此前的战争中有这些，但现在没有。

我相信乔·拜登(Joe Biden)之所以得到民主党提名，并且有了很大的赢面，是因为有足够多的美国人直觉上明白，我们得上了分歧之症，而拜登也许能开始一个治愈的过程。拜登的胜利并不足以让美国康复——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身体上——但这是必要的一步。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请先别侵略我们。我们现在跟过去不是一回事。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晋其角、杜然

来源时间：2020/10/15   发布时间：2020/10/14

旧文章ID：23213

作者：贺凯  来源：FT中文网

10月12日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江雨在FT中文网发表文章《若特朗普败选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认为，特朗普如果败选，将有利于中美关系和世界。这种观点的确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有没有特朗普，对中国其实并不重要。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特朗普上台是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但其实美国早在奥巴马时期就推行了“亚洲再平衡”政策，其实质就是视中国为战略对手，通过加强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地区安全伙伴的合作，制衡中国的崛起。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接连发动了贸易战和科技战，并推动“四国安全对话”向“亚洲北约化”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在最近，对中国展开了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 “新冷战”，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作为美国最高领导人和决策制订者，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中发挥的作用的确不容忽视。

但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才是导致中美对抗的主要原因。这种结构性矛盾就是人们常常提起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国与现有霸权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是战争。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好像在什么问题上都意见相左，唯有对华政策是例外，两党不但空前一致，而且对着比，看谁对华更狠。这一点，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纲领中，我们其实不难看出。所以，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中美未来的关系都会是以对抗和竞争为主线。

当然，有人会说，特朗普的政策变幻不定，出尔反尔，不按常理出牌，经常导致中国在外交上，有一种忙于应付，手忙脚乱的感觉。相比之下，拜登好像会继续拥抱现有国际秩序，回归多边主义，与中国展开有序的竞争。虽然这种竞争可能会很激烈，但好像对中国外交的挑战和伤害，没有特朗普那么凶狠。

这种观点的最大问题是将中国外交的成功与否，直接寄托于美国对华政策之上。在中美竞争中，中国不应该指望有什么样的对手，或者是寄希望于对手遵守所谓的国际规则。如果特朗普在对华外交和贸易战中，取得了任何成功的话，那其实就反映出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弱点和不足。与其寄希望于拜登上台，美国会改变对华政策，还不如尽快找到外交和经济上的短板，亡羊补牢，弥补不足。

从一定程度上说，特朗普的出现让中国外交经历了一场严峻考验，但也客观上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很多机会。正如美国一些政治评论员指出的，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的“美国第一”政策，已经大大削弱和伤害了美国自身的国际地位和软实力。如果我们将中美之间的竞争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那么特朗普对美国的不断自残，会间接地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成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什么都不做，就能坐享其成，享受“特朗普自残”带来的外交红利。

10月初，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14个发达国家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中美两国的国际形象都大幅度下降。这说明特朗普的外交失败，必不能直接给中国外交带来任何利益，甚至不会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受欢迎程度。因此，中国相关部门和学者需要认真研究，如何防止在中美竞争中，出现“逐底竞争”的现象。如果中国外交官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被美国一些政客带入无底线的相互谩骂和指责当中，最终损害的不但是中国外交的国际形象，而且会是整个国家的软实力。

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能当选，美国今后对华外交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

因此，中国应在外交上考虑如何做到“以不变应万变”。特朗普外交的一个特点就是多变和无常，有时敌友不分，为了短期利益可以做到毫无底线。如果这是特朗普外交失败的原因，那么中国就应考虑如何能充分吸取教训，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相背而行”。中国需要增加外交稳定性，扩大朋友圈，减少敌对势力，提升外交感召度，坚守道德底线，放眼长期战略方向，而非短期利益。

针对特朗普政府最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频频进攻，中国除了坚持不应战，不被特朗普带入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的“新冷战”，还应考虑如何主动化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比如，中国可以积极召唤“不结盟运动”精神，与其他第三世界大国站在一起，反对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强调不同政体和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此外，中国还应坚持开放，不断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国外投资，加深中国与世界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这样才能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看到，如果试图与中国脱钩，他们会得不偿失，伤害自身利益。

最后，每个国家的外交都是国内实力的外延。中美今后在外交方面的较量，其结果可能会更多会取决于两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对比，而非单纯的外交技巧。因此，与其纠结于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选会对中国有利，中国学者和政策决策团体，更应该积极考虑，如何继续在国内深化改革开放和改善民生。一个真正崛起的中国应该体现为国民素质的提升，教育水平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康富，以及环境社会的和谐。

有没有特朗普，其实对中国并不重要。

(注：贺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院及治理与公共政策中心，国际关系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14   发布时间：2020/10/13

旧文章ID：23208

作者：李伟东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9月底，美国总统候选人进行了第一场辩论。CNN发表评论认为，这场辩论使中国成为大赢家，因为特朗普对规则的蔑视是“给民主批评者的一份礼物”。而在中文舆论圈，很多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四年来一直坚持认为特朗普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专制制度。在博尔顿(John Bolton)的书将特朗普的反共假象揭露，美国大报等发表多篇文章，认为特朗普在过去四年与中国的争斗中更多时候是伤害了美国利益之后，不少中文评论人士甚至认为，博尔顿和那些美国“左派”媒体都在替中共说话。他们仍然坚信特朗普是反共的，毕竟在他任内出台了很多惩罚中共与中国政府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因此支持特朗普连任。

这个在中文舆论圈出现的独特现象，虽然对美国大选结果影响不大，却从深层次暴露了中国的一些自由派对美国以及美国民主制度的许多糊涂认知。这些认知影响不了美国，却对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有着重大影响。因为他们直接将反共等同于民主，却从未想过美国目前出现的这些乱象，是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有人敢于公开破坏民主制度。中国的自由派支持谁做美国总统并不重要，认真分析我们学习和向往的民主灯塔出了什么问题，以便为中国未来设计更科学合理的民主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特朗普总统当政四年来，差不多每周都把中国挂在嘴上，有时一天提起好几次。从贸易战到新冠病毒，从华为到中国的反击性关税，从香港到美国骚乱，从世卫组织到中国留学生，从“北京拜登”到“社会主义的”民主党，似乎都是针对他本人的“中国阴谋”的一部分。中国似乎是他执政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所以他每天都要踢几次，但又爱恨交加。

特朗普曾非常渴望从中国得到一份“伟大的”贸易协议，以此支撑他四年执政的光辉业绩。为此他经常标榜自己与习主席的好朋友关系，似乎他与习只是因为有各自的国务要管理，所以有些利益上的日常争吵，但在治国理念上却是知己，彼此惺惺相惜。所以他本人几乎从不跟习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及香港普选问题。他也小心地避开台湾西藏新疆等让中国敏感的话题，既没祝贺台湾新领导人当选，也从不会见达赖喇嘛，更不提新疆问题。

当然，他的国务卿和其他一些幕僚对这些事经常表态，甚至近期明确表示要对抗中共。白宫的反华政策也变得越来越强硬与一致了。但特朗普的整个思想成果，却是一种放弃价值追求的新丛林思维。

这样一位经常把中国挂在嘴上的美国总统，当然会引起中国官方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兴趣，甚至给中国的舆论场造成了严重的撕裂。官方文宣和民间小粉红们，自然是天天怼这位美国总统。但是，中国看似很意满志得的宣传攻势，却也让海内外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到愤怒。中国人中出现一批对中共执政者不屑一顾和长期批判的知识分子和海外反对运动，对改变中国专制状态本是一件值得庆幸和看重的事。但由于七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言论打压和对异议者的抓捕审判，使很多期待中国民主转型的人士很灰心，甚至很绝望。这使他们很自然地将眼光转向外部，将促使中国改变的希望寄托在一向倾心的民主灯塔国——美国身上。

虽然特朗普明确说不再为价值观而战了，而是要实行美国优先政策(这意思是不再去世界各地参与改变别国制度——包括对中国和中东鼓动变革或革命)，但是部分自由派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扼住中共的经济命脉，使其无法再获得吸血的能力，中共自然会失去活力甚至倒台。所以，从特朗普上台起，中国海内外的许多异见人士，悄然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即从原来的反共，变成了支持美国总统反中，甚至希望美国出兵与中国热战。

这个转变给自由派带来三个不确定的风险，一是特朗普总统的反中政策，是否真能带来对中共的打击;二是支持这种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直接伤害的贸易战及其他反中政策，自由派在民众心中的印象是否会变得尴尬;三是如果开始反中，与海外的各种反中派别——肢解分裂中国的派别，又有何区别?

四年过去了，我们来看看，部分自由派对特朗普的期望，是不是所托非人。在过去的四年中，在微信群里，我与很多昔日同道好友，就特朗普对中国的策略问题及他对美国的治理成败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第一个争议问题是贸易战。我的朋友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赞扬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击，只有我说贸易战特别是关税战，结果肯定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可能更坏，起不到对中国经济的遏制作用，还可能反伤了美国。而且特朗普对中美贸易逆差的理解根本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政方式迫使美国工业回归也是做不到的。

四年前我的这些话，没人同意。但四年后再看实际贸易数据，贸易战并未对中美贸易产生重要逆转。

第二个争议问题是新冠疫情。针对中国的早期隐瞒和错误应对以及美国后期的同样错误，我的看法在经常受到如下质疑：特朗普的错误能跟中国相比吗?他打压媒体了吗?他撒谎了吗?我只能肯定地回答：是的，他打压媒体了，他撒谎了，而且后果更严重。各有各的错，中共应就拖延疫情和打压吹哨人向中国人民道歉，特朗普也应该向美国人民道歉，而不是无耻地夸耀自己的成就。

我的说法无论在微信群里还是Twitter上都被当成了大外宣，很多公知朋友们无论如何不肯正视特朗普的错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承认美国抗疫失败，似乎是赞美了专制，否定了民主。例如，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和斯德顿岛学院政治学的夏明教授因为在疫情问题上批评特朗普(他说新冠病毒在美国应该叫“川普病毒”)，被支持特朗普的评论家秦鹏污指为拿了中共的钱。再例如，因为我和滕彪律师批评特朗普在黑人平权运动中种种做法及对所谓“白左”的歪曲，郭于华教授发推文认为我们是“与暴政同向同力”。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批评特朗普的声音在中国国内自由派中很少有(仅见许章润和张千帆对其有所批评)。

其实，美国在这场疫情中的失败，恰恰不是民主制度的失败，而是特朗普对民主制度的破环造成的。中国能一定程度成功，也恰恰是民间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专制的结果——包括短期撕开新闻封锁的结果。就是说：民主的民间力量推动了中国官方作了比较正确的事，虽然这期间仍有言论打压和野蛮防疫的问题。而特朗普对民主的破坏则造成了美国的失败。美国总统对民主和成熟的防疫机制的破坏，以及造成的严重恶果，西方媒体已有铺天盖地的报道。

第三个争议问题是美国大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明白了，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是美国作为世界民主灯塔逐渐暗淡的四年，是失去世界领袖地位的四年。这次美国大选，特朗普从原来的破坏民主的一般制度(言论自由、尊重法治等)，发展到了直接破坏选举制度(否定邮寄选票的合法性、不承诺和平交权等)。而我的公知朋友们及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把民主党污名化为“白左”，甚至是中共的美国代理人。他们觉得批评特朗普和美国，就是帮着中共。但美国媒体和站在普世价值角度批评特朗普的人们，恰恰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民主，为了帮助这个中国未来的灯塔不至于倒下。

我恰恰认为，正是特朗普对独裁者终身制的艳羡和专权的模仿，才导致了今天美国的问题，他是在破坏美国的民主。中国的部分自由派对美国的讳疾忌医，恰恰会帮助了中共，因为在事实面前，你们无法保持对专制批判的前后一致性，为此甚至不惜替美国掩盖或用苍白的疫情中“中国应该比美国死人更多”这种特朗普式的胡说，来作为论据，使自己失去对基本事实的认知，成为无法让中国百姓信服的公共利益言说者。

更重要问题是，美国一直是中国追求未来民主的灯塔。如果我们能梳理出美国民主制度出现的问题，并呼吁美国民众在此次大选中努力维护和修正美国民主制度，不论对美国的未来，还是中国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选出严重鼓动民粹主义的总统并根本改变国家运转方向的领导人，而监督弹劾机制又被破坏了怎么办?总统逐渐威权化，打压媒体、破坏司法、撒谎成性、破坏盟邦又怎么办?

总之，美国的问题其实是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未来的问题。中国的自由派如果在过去四年中不能发现美国民主机制出了问题，盲目支持一个破坏者，对中国的未来绝不是福音。

作者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现居美国。

来源时间：2020/10/13   发布时间：2020/10/13

旧文章ID：23204

作者：《纽约时报》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四年前，以华盛顿局外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的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誓言要“抽干沼泽”，使竞选集会上的人兴奋不已。但一旦入主白宫后，特朗普不仅没有结束华盛顿的内情游说和寻求好处的文化，反而以新形式展现了这种文化。他把自己的酒店和度假村变成了华盛顿的新密室，在那里把公共事务和私人业务混在一起，让特殊利益集团当道。

《纽约时报》获得的特朗普及其商业帝国的联邦纳税申报表数据显示，就在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成功商人形象赢得总统大选的时候，过去几十年里积累下来的损失让他所持有的不动产的大部分处于巨大财务压力之下。

赢得大选后，他家族的企业找到了一个新的生财之道：那些想从总统那里获得某些东西的人。

时报的调查已发现了200多个在从特朗普及其政府获益的同时，经常光顾特朗普酒店和度假村的公司、特殊利益团体和外国政府。这些常客中的近四分之一以前未见诸报道。

以下是调查的一些主要发现。

总统家族的企业从希望得到特朗普政府照顾的客户那里赚了数百万美元

时报发现，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头两年里，仅60个在政府面前有利益关系的客户就给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zation)带来了近1200万美元的业务。这60个客户中的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他们的利益得到总统或其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推动。

对近250名企业高管、俱乐部成员、游说者、特朗普酒店和度假村的雇员以及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的采访全面描述了这些客户在与政府打交道上有多成功，以及总统是如何从中获益的。

许多人在采访中说，任何有利的结果都是他们光顾的附带收获。但无论这些客户是赢家还是输家，特朗普都从中受益。他们向他家族的企业支付了打高尔夫球、吃牛排晚餐、举办大型企业静修活动和正装晚会的费用。

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以及举行就职典礼前的几个月里，他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歌(Mar-a-Lago)俱乐部的内刊宣布了近100名新会员，其中一些会员在华盛顿有重大商业利益。税务记录显示，仅2016年一年，俱乐部的入会费就带来了近600万美元的收入。

总统从华盛顿照顾着特朗普集团

作为候任总统，特朗普曾承诺脱离特朗普集团，不参与其私人公司的经营。作为总统，他照顾着公司经营的不动产，特朗普集团目前由他的儿子埃里克(Eric)和小唐纳德(Donald Jr.)领导。

当特朗普路过华盛顿的特朗普国际酒店(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时，他有时会让经理们知道，他在听取有关他们业绩的汇报。他对马阿拉歌的老会员说，他应该提高新会员的入会费。后来他照做了，至少提高了两次。

一名前政府官员说，埃里克·特朗普有时会把哪些团体在马阿拉歌预订了活动的具体情况告诉父亲。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从白宫查看自己商业帝国的情况时，偶尔会去了解来自俱乐部成员名单的细节。

与特朗普接触很容易：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差不多平均每四天中就有一天住在自己的酒店和度假村

每当总统走进他在华盛顿的酒店吃晚餐时，消息似乎立刻会传开。人们可能会在酒店的酒吧里呆上好几个小时，希望至少能得到短暂的谒见。在马阿拉歌，会员们付钱给特朗普，得到在本质上是他家的地方停留的权利。吃饭的时候，人们会在他的桌子前排起队来。甚至包括付费会员在内的客人们，都习惯地性地感谢特朗普让他们来这里。

“人们知道并期待他来马阿拉歌，所以他们会带来一位客人或一个具体想法，”曾任国家安全助理的费尔南多·库茨(Fernando Cutz)说，他经常和特朗普一起去马阿拉歌。“有了这个渠道，你可以推销自己的想法。这位总统真的会听，并指示手下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跟进。”

他就在附近的可能性很大。特朗普已把总统任期里的近400天花在特朗普家族的酒店和度假村。

胜利就像总统的指示一样有分量，也像总统的推文一样短暂

经常光顾特朗普酒店和度假村的人各种各样：有外国政客和佛罗里达州的糖业大亨，有一名中国亿万富翁和一位塞尔维亚王子，有清洁能源的狂热支持者和石油行业反对清洁能源的人，也有公开宣称小政府的活动人士和想从不断膨胀的联邦预算中拿到数十亿美元的承包商。

特朗普政府为他们提供了资金、法律和土地。他给了他们大使职位、任命、总统指示和推文。

70多个倡导组织、企业和外国政府把以前在其他地方举行的活动搬到特朗普的酒店和度假村去举办，或在他的地产上搞给特朗普的生意注入美元的新活动。

捐款人还为给他的竞选活动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特权买单。特朗普参加了在他的酒店和度假村举行的34场筹款活动，这些活动为特朗普家人带来了300万美元的附加收入。有时，他会把他的捐款人召集起来，询问他们需要从政府得到什么。

一些客户用宗教语言来描述他们的光顾

几乎从特朗普就任总统一开始，他的华盛顿酒店就成了宗教集会、筹款和旅游的中心——这些活动把特朗普最忠诚的选民变成了一些他最可靠的客户。

据前员工说，一些著名的福音派牧师在华盛顿的这家酒店享有贵宾身份，他们的名字和照片被分发给员工，其他享有贵宾身份的人包括共和党的资深议员和福克斯电视台的名人。他们出手阔绰。

与商业和贸易团体不同，许多宗教保守派人士明确地将他们对特朗普生意的支持与特朗普政府在社会事务上的保守议程联系起来。一些人在采访中解释说，特朗普为福音派教徒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在反堕胎、任命法官、以色列和更多问题上，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如果我们能通过吃晚饭或住酒店来支持这位总统的话，我们就要这么做，”来自达拉斯市的布道者莎伦·博兰(Sharon Bolan)说。她是特朗普的全国信仰领袖团体的成员。

就连小国的政客也有了与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擦肩的机会

时报发现有20多名外国官员、政界人士和商人，或与外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或团体，在特朗普的酒店和度假村举办过活动，或支付过住宿费。

对那些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排名上较低的外国政客来说，即使是一次与美国总统的偶遇，也能是一个重大的宣传胜利。去年春天，佛罗里达共和党人在马拉阿歌举行的一个庆祝活动上，罗马尼亚第六大政党的领导人与特朗普握了手。一些大使馆将他们的年度晚会或独立日纪念活动搬到了华盛顿的特朗普酒店去举行。

波黑主席团的塞尔维亚族主席热莉卡·茨维亚诺维奇(Zeljka Cvijanovic)在华盛顿这家酒店停留时见到了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和萨拉·赫卡比·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后，该国发布了一份几乎暗示国家职能的新闻稿。“在主席团主席茨维亚诺维奇访问华盛顿的第一天，她就与美国总统最亲密的助手见了面。”

自拍和社交媒体帖子记录了人们寻求好处的做法

许多寻求得到特朗普政府帮助的人并不羞于向外界宣传他们进入总统圈子的办法。时报的调查包括查阅了数百条社交媒体帖子，其中许多是光顾特朗普酒店和度假村的人热情洋溢地记录，也有一些是已发表的新闻报道，一些人在报道中坦率地讲述了他们与特朗普的接触。

“他当总统后，所有的人都想见他，”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开发商、马阿拉歌俱乐部成员杰夫·格林(Jeff Greene)说。这不是在以权谋私，格林说。“人们喜欢去总统常去的地方。”

特朗普集团没有回复过去一周多次发去的置评请求，也没有对本文中的详细事实描述作出反应。

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特朗普已经“将自己建立起来的非常成功的企业的日常责任”交给了他的两个成年儿子。“总统每天都信守他向美国人民作出的承诺，为他们而战，抽干沼泽，总把美国放在第一位，”迪尔还说。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20/10/13   发布时间：2020/10/12

旧文章ID：23203

作者：ANA SWAN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在涉及中国及其贸易做法的问题上，现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E·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几十年来一直是华盛顿人士中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但自从今年1月出面与北京达成贸易协议以来，他已变成美国政府内部最替中国说话的人士之一，成为想在中国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上惩罚中国、与台湾开展贸易谈判的国会议员和其他白宫高级官员的障碍。

据几名前政府官员和其他知情人士透露，在过去几个月里，莱特希泽已推迟了几项激怒北京的政策措施，他认为这些努力会破坏他和特朗普总统花了两年多时间努力达成的美中贸易协议。

莱特希泽也已减少了对中国的公开批评，而是对北京维护贸易协议、履行其义务的努力大加称赞。

这些观点让莱特希泽与特朗普政府中更为鹰派的成员——包括主张与台湾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务院官员和一些国会议员——产生了冲突。

周四，来自两党的50名国会参议员致信莱特希泽，敦促他启动与台湾进行贸易协定谈判的正式程序。台湾是一个自治的岛屿，北京称其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台湾谈判很可能会激怒北京，因为北京将他国与台湾的某些伙伴关系视为对中国主权的冒犯。

“我们有信心认为，美台贸易协议将促进美国、台湾和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增长，”这些参议员写道。“我们敦促政府把与台湾达成一项全面贸易协议作为优先事项，我们期待与你一起来确保这一框架的达成。”

莱特希泽(中)是中美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SAUL LOEB/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支持者说，直接与台湾打交道会有助于制衡中国在科技和商业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同时也有助于巩固一个民主盟友的地位。但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来仪(Bonnie Glaser)说，对维护美中贸易协议的担忧，可能会使与台湾进行贸易谈判的前景受挫，至少在本届政府剩下的任期内。

“政府，当然尤其是美国贸易代表，对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高度重视，”葛来仪说。“总统不想让它崩溃。”

莱特希泽对北京转而采取更温和立场，正值美中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特朗普曾说，他对中国允许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到境外“不高兴”，并加大了对TikTok和微信等中国科技企业的惩罚力度，称它们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不过，特朗普并没有撕毁美中贸易协议，也没有威胁要对北京采取额外贸易行动。这部分是因为总统面临着来自美国银行、企业和农民的压力，他们希望总统不要让与中国的商业关系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在大选之前。

美国农民对中美贸易协议的签署表示热烈欢迎，但看来中国只打算购买其承诺购买产品的一部分。 MASON TRINC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莱特希泽曾在国会和行政部门工作，并在华盛顿担任过贸易律师，考虑到他在漫长职业生涯中建立起来的批评中国的声誉，他的态度转变值得注意。他与中国对抗的历史，包括提起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是最初让特朗普喜欢他的地方，后者对中国的贸易做法也没有好感。

但莱特希泽最近进行了干预，推翻了几项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威胁的政策措施，包括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全面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和番茄的命令。

这项原定于9月8日上午宣布的禁令，禁止许多来自新疆的产品，因为官员担心这些产品是被关押在新疆拘禁营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强制劳动下生产的。但知情人士称，莱特希泽与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农业部长桑尼·珀杜(Sonny Perdue)，以及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都反对这项措施，他们认为这项禁令会激怒中国，威胁美国的棉花出口和美中贸易协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之一，2018年购买了近10亿美元的美国棉花。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当特朗普政府为了对中国压制香港进行报复而集思广益时，莱特希泽也反对向香港征收类似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想法。

但莱特希泽在与台湾展开贸易谈判上的不情愿已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尤其是，这让莱特希泽站在了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对立面，这些官员支持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8月下旬，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R. Stilwell)在华盛顿一家智库发表演讲，提出与台湾建立新的经济接触后，事情达到紧要关头。当时，美国国务院也开始计划派遣其最高级经济官员基思·克拉奇(Keith Krach)于9月中旬访问台湾。

特朗普总统已将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称为“历史性的”，并称其对美国农民大有益处。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据三名知情人士说，这些提议在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和莱特希泽之间引发了分歧，后者坚持认为与台湾的贸易谈判属于美国贸易代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另一名人士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在克拉奇访台的事情上也与国务院发生了冲突。

莱特希泽在回复记者的电子邮件中称，这个传闻是“疯狂编造出来的故事”。

“我从未与庞皮欧国务卿谈过这些事情。我从未因这件事或我一生中的任何其他事情与国务卿发生过愤怒的争执，”莱特希泽说。

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格斯(Morgan Ortagus)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说，“庞皮欧国务卿与莱特希泽代表多年来一直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有有关政策分歧引发愤怒对话的控告都是捏造的。国务卿从未向贸易代表提及史达伟的演讲和基思·克拉奇的访台。”

中国认为自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不容讨价还价，并且为了在经济上孤立台湾，努力将台湾从多边贸易协议中挤出去，中国对不支持自己观点的企业和政界人士进行猛烈抨击。但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一直在寻求通过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来加强台湾的自立。

8月下旬，蔡英文放松了此前对进口美国牛肉和猪肉的限制，这样做是为了吸引美国与台湾进行贸易谈判。庞皮欧曾发推对此举表示欢迎，称其“为更深入的经贸合作敞开了大门”。美国贸易代表没有作出任何表示。

虽然台湾人口不到2400万，但它是美国2019年的第十大贸易伙伴，为美国的农产品和武器销售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美国官员也将台湾视为抵御中国在某些先进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堡垒。特朗普政府今年5月宣布，世界主要的计算机芯片制造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承诺在亚利桑那州建工厂，不过，这个项目仍在等待美国国会提供资金。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与台湾的贸易谈判一定会成功。麦克拉迪合伙人(McLarty Associates)的高级顾问、曾任贸易官员的郭嘉明(James Green)说，美国曾花了20年的时间与台湾谈判一项贸易和投资协议，但收效甚微。他说，莱特希泽可能不愿意在大选前、在政府的未来还不确定的时候，开始一个这么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台湾基隆的一个港口。这个自治的岛屿是美国2019年的第十大贸易伙伴。 ANN WANG/REUTERS

Edward Wong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Ana Swanson是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报道贸易和全球经济新闻。她此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报道贸易、美联储及经济方面的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naSwanso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0/10/13   发布时间：20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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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涛  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19期

自美国国防部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出现“灰色地带”提法以来，所谓“灰色地带威胁”成为美指责他国的话语工具。201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对手，把强化印太地区竞争性军事优势作为优先任务，“灰色地带”战术成为美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主要行动样式之一。

美军强调应对“灰色地带威胁”，发展的是一种新型战术。核心内涵是通过渐进方式慑止对手，强迫对手接受现状，持续抵消对手能力。随着“灰色地带”成为美军高层和官方文件频提的词语，美军开始在未来作战概念的开发过程中有意融入对“灰色地带”战术的统筹设定。近年美军不同军兵种推出的各种作战概念，如参联会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陆军的“多域作战”、海军的“分布式杀伤”、空军的“敏捷作战”、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都把分散组网、一体指挥、跨域聚能、快速响应作为能力目标。

美军的部队改革和建设规划有意以“灰色地带”战术的场景假定引导兵力建设。海军陆战队发布《部队设计2030》规划，强调打造不依赖重型装备、具备分布式灵活作战能力的“近战部队”;特种作战司令部发布白皮书，要求部队力量结构聚焦“低可见度、非常规作战”的行动需求;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战略技术办公室提出“指南针”计划，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建模评估手段预测对手行为，反向采取非对称“灰色地带”战术;国防部联合非致命武器管理局研发非致命武器，增强部队在“灰色地带”行动中的拒止和压制能力。

美军对于“灰色地带”战术的运用程度日益加深。一个显著例子是，美舰驶入南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大幅增加，不仅有意选择穿越路线和挑战内容，而且精心设计时机、编组方式、消息发布，印太司令部空军频繁利用轰炸机起降训练飞越南海宣示制空权，还派遣海岸警卫队舰艇赴南海巡逻，旨在制造最大胁迫力。美军还纠集、唆使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印太地区盟友伙伴和域外国家，在南海、台海、东海周边敏感地区频繁挑事试探中方底线，制造进逼压迫态势。同时，美军在西太、东南亚、北印度洋、南太等地区积极寻求新的前沿支点，便于从不同战略方向灵活实施“灰色地带”战术。

“灰色地带”战术背后是全域攻势。美军认为，“灰色地带”战术是介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敌对行为，不足以达到常规战争阈值，不至于挑起大规模军事冲突，不有意引发连锁失控反应，因而是一种低于传统战争门槛、有意模糊性质界线的渐进性竞争。美军基于混合战争等思想，对“灰色地带”战术的实际运用并不局限于美军这一行动主体，而是在很多情况下以军事实力为支撑的国家和政府行为，体现综合性全领域“作战”理念。

与“灰色地带”战术相配合的有政治战，比如通过扶植勾结、“颜色革命”等方式扰乱干涉他国内政乃至颠覆政权。有经济战，比如严厉制裁俄罗斯，破坏“北溪-2”天然气管线项目。有外交战，比如发布南海政策声明，支持非法仲裁案结果，干扰破坏“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有信息战，比如资助叙利亚民兵组织伪造化武袭击新闻，新冠疫情期间炮制虚假消息“泼脏水”。更有技术战，比如封堵中国高技术企业和互联网公司。根据美军界定和相关智库的研究结论，这些行为都属于“灰色地带”战术范畴，在具体实践中不但需要紧密依赖军事力量，而且与美军自身存在千丝万缕的联动关系，往往是围绕着军事力量基轴的“组合拳”，令对手难以及时有效反制。

美军“灰色地带”战术并非全为新生事物，而是延承自冷战以来美基于霸权主义的胁迫传统，本质上仍企图通过威慑甚至惩戒令对手屈服。单极秩序体系的垮塌和变革已成为历史大势，美不甘于其主导权的相对衰落，势必更加依托利用“灰色地带”战术争夺局部战略主动，我们需要做好持久应对围堵袭扰的长期准备。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外国军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10/13   发布时间：20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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