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欣  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19期

自特朗普政府公开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以来，美国加快了在国际层面进行力量调整重组的节奏，“印太战略”就是为遏阻中国崛起而量身打造的，对中国构成直接的战略威慑和威胁。美国在印太推进的军事化政策，显著加剧了地区冷战氛围和军事冲突风险。

不同于以往中美斗而不破、斗中求合的态势，美国的“印太战略”将中国的竞争对手身份全面“敌对化”，谋求以脱钩和对抗代替依存与共赢，持续触动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敏感线”。它还将“修昔底德式博弈”作为构建“印太战略”体系的参考坐标，拉动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随美转向，其中最硬核的便是打造非正式的美、日、澳、印“四国集团”，谋求在印太宏大地缘环境中促成恐华、敌华势力在军事战略上的合体。

美国将军事矛头对准中国，无疑会鼓动某些国家采取跟进式的强硬或敌视政策。近期，印度寻机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挑衅，迷途仍不知返。原本只有美印日三国参加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可能重新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预示四支印太主要海上力量的军事行动协作在深度推进，也暴露出美国对中国海上能源安全、海洋主权安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安全等布局更完备包围体系的意图。印度和日本签署了军事后勤协议，双方今后有机会获得对方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吉布提等基地的使用权，从而得以延伸海外战略支点。澳大利亚《2020年国防战略修订》《2020年部队结构计划》强调今后十年将研发和采购大量进攻性武器，同时将按照新的美澳合作框架加大协调“印太军事联合行动”，明显是为支援美国而加紧进行军事准备。

美国印太军事布局正朝着“4+X”的方向发展。除上述四国，台湾地区极可能成为对华围堵的“马前卒”，美国对“台独”日趋张狂的支持将增大“台独”势力投靠大国对抗祖国大陆的“邪气”。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并没有在经济合作等地区国家真正关切的问题上拿出太多建设性构想，反而集中于军事化方向，包藏的祸心就是要趁中国尚难在军事上抗衡强敌之机，打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甚至为先发制人的军事冒险制造借口，从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两个根本问题上打乱中国的节奏和步伐。当前中美军事冲突风险已不再仅是学者们的预测或评估，而是被推到两国决策层都必须严肃思考的层面。在全球化面临逆行、国际社会急需合作的关键时刻，美国偏执地认为新兴大国必将对霸权国发起军事挑战。在民粹主义和国内矛盾演化的刺激下，美国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作为全球力量对比变化的“解药”，极力转移国内危机和矛盾，甚至用“零和”思维压逼中国，诱导美国国内民众支持反华立场。

随着全球化和世界体系演变，加上新兴技术赋能下的信息空间构建，国家的对外战略必然凸显综合性、多维度的特点，片面的军事手段只会加大冲突风险和制造武力崇拜，破坏亟待恢复稳定的国际秩序。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军事围堵形势将持续严峻，但印太地区并不是美国等国的“一言堂”，而是富有发展活力的关键地缘区域，关乎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该区域绝大多数国家依然希望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实现互利共赢。

一旦印太地区变成绞杀新兴大国的“修罗场”，深受其害的恐怕还是那些非西方国家成员。近期中俄发表的联合声明批判了固守冷战思维、渲染大国竞争，一味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安全的做法，强调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紧迫现实意义。

中国目前趋于险峻的外部环境是某些国家冷战思维催发的恶果，但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和实现民族复兴所必经的坎坷。我们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必须把准国际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国家实力。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对手的仁慈，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强大和理智。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0/10/13   发布时间：2020/10/13

旧文章ID：23200

作者：冯帆  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19期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操弄“台湾牌”日益骄横，明里暗里支持民进党当局的分裂行径，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步步紧逼，以致台海地区风起浪涌，险象环生。回顾近年来美国推动的台海变局，其动作或许令人眼花缭乱，但主线却耳目昭彰。这条政策主线就是美国制造“事实台独”的战略倾向，既承袭于过去多届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思维，又在特朗普时期更加清晰化。

美国玩弄“平衡术”

上世纪70年代，基于共同的战略威胁，中美之间开始“接触”。伴随两国关系逐步走近，台湾问题日益凸显。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程度，直接决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度。尽管美国出于制衡苏联的战略需要，希望改变过去与中国的敌对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定的妥协，却又不愿完全放弃同台湾的官方往来。因此，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建交仍然久拖不决。卡特政府的国务卿万斯甚至开“历史倒车”，希望在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在台湾保留一些政府人员，让美台官方关系继续合法存在。在中国的坚决斗争下，美国最终才做出让步，承诺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并在1978年的建交公报中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定位为非官方关系。可见，对美台关系的这一根本定位起初并非美国心甘情愿，而是经过中美之间的反复博弈与较量才得以确立。而且，美国又于中美建交后的次年、即1979年，在国内通过《与台湾关系法》，重申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为美台保持实质官方往来划出空间。在中美达成关于对台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后，当时的里根政府又对台湾当局私下做出六项保证，并签署备忘录，称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与质量，将取决于中国大陆对台“武力威胁”的程度。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美国事实上制造了“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也为其日后的其他越轨行动准备了政策依据。

冷战后，随着中美共同战略威胁的消失以及台湾的“民主转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逐渐放开手脚。老布什政府打破禁忌重启大额对台军售、克林顿政府容许李登辉访美、小布什政府高调宣布“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这些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鼓舞了“台独”分裂行径，对中美关系造成伤害。但在危机过后，美国政府往往能够认识到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动予以止损。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做“两面人”，搞“平衡术”，从不安于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定位，在不同程度上坚持将台湾当作“独立政治实体”，突破中美建交原则约束的冲动始终存在，而在实际行动中更是变换花样推动美台关系升级发展。但由于过去几十年美国在对华战略上以追求合作为主流，因此当美台关系的变化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损害时，美国仍会审时度势，在对台政策上有所收敛。

美国对台湾支持由暗向明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对华战略进行了调整，美国在对华战略中更加强调竞争而非合作，对华战略需求大幅减弱。因而，美国不再顾忌中美关系大局这一“行动包袱”，对涉台政策的相关约束更加熟视无睹，迫不及待将中美建交后40年来美国对台湾遮遮掩掩的“真心”摆到台面上来。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国在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上有重大利益，而这一国际秩序包括一个强健、繁荣与民主的台湾。在美国看来，中国大陆在台海地区大规模实施海空操训打破了“台海现状”，威胁到了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与战略利益，因而美国有必要采取“因应”行动显示对台湾的支持。目前看来，美国的行为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凸显台湾的“国家地位”。一方面，特朗普于2018年3月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在该法的要求下，美国着力促进美台官方往来，缓缓打破双方互动禁忌。在此基础上，美台官员互访层级逐渐提高，尤其是今年8月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被炒作为“1979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官员”。美国的行动向国际社会释放了错误信号，对其他国家的涉台官方活动形成鼓舞。另一方面，以今年签署通过的《台北法案》为代表，美国将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作为侧重点，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等国际组织活动，以制裁等手段威胁跟台湾有断交意向的“邦交国”，企图挽救台湾日益萎缩的国际空间。

二是强化美国在台海的军事存在，以武力“护独拒统”。近年来，美国军舰、军机通过台湾海峡及周边地区已经常态化，且时刻保持对大陆军事活动的针对性。此外，美国对台军售数额居高不下，且包括F16战机等进攻性武器，以此展现美国对台湾的安全关注。众所周知，不管美国在是否介入台海冲突的问题上态度清晰还是模糊，其军事存在都助长了岛内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实质性地阻碍了中国的完全统一。

三是配合台湾当局的“新台独”方式，谋实又避战。与民进党寻求“柔性台独”“务实台独”的理念如出一辙，美国一方面举起“反共不反中”的旗帜，对华大肆施行战略打压，对台频频施以利好，分化岛内“反独”力量，默许台湾固化某些符合“国家身份”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又严控台湾的“法理台独”行径，对“台独公投”“美台建交”等岛内极端主张态度漠然，不愿台湾单方面的“过火”举动将美国拖入新的台海危机中。换言之，美国既加大对台支持力度，又坚称反对“台独”，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只要“台独”的实，不要“台独”的名。关于这一点，美国与台湾当局保持着高度默契。

四是重新定调“一中政策”框架，突出“亲台”要素。对于“一中政策”，美国认为过去执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内容过多，履行《与台湾关系法》的义务太少。因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郦英杰表示，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完全实现”《与台湾关系法》。此外，美国更加重视“对台六项保证”的政策地位。“对台六项保证”先前只是美国对台湾所做的私下承诺，但2016年共和党却首次将其列入党纲。近期，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公开强调“对台六项保证”在美国对台政策框架中的作用，并将其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并列。可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从“多做少说”转变为“既做又说”。

美国战略倾向不易变

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趋势是在将台湾推向“事实国家”的地位，使得两岸继续维持实质分离状态，这一战略倾向在短期内不会轻易逆转。美国所说的“维持现状”其实是维持美国能够主导的“两岸分离”的“现状”，并不是“不统、不独、不武”的中间过渡方案。美国所要求的“和平解决”是其惹事又怕事的“避战挡箭牌”。

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薄瑞光表示，美台关系近年来朝“稳定正常化”发展，美国会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与台湾交往。如果美台在这条“稳定正常化”的道路上继续行走下去，那么最终势必导向“事实台独”，让大陆与台湾成为实际上的“两个国家”，使得中国和平统一的希望更趋渺茫。

40多年前，中国坚决斗争的态度迫使美国放弃与台湾维持合法官方关系，为美国对台政策施加了诸多限制。而40年来美国始终在费尽心机挣脱约束，中国在保持战略耐心的同时，要做好与美国长期斗争的准备。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来源时间：2020/10/13   发布时间：2020/10/12

旧文章ID：23199

作者：西村愚夫  来源：文学城

今年五月美国黑人George Floyd的不幸去世，在美国各地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游行，并进而演变为各种暴力破坏活动，直至今天还在一些地区继续。西雅图是首先出现大规模打砸抢事件的城市，让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大为吃惊。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司空见惯。但是这次事件刚一出现，就直觉地感到与过去Rodney King等事件很不相同。怎么有点像当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我小时候亲身经历过“文革”。也许如同得过某种病毒感染，体里产生了免疫抗体，下次病毒再来，身体就会本能地识别到。触发这“免疫反应“的，是西雅图市议员Kshama Sawant在事态之初就进行的极左煽动性演讲，让我感觉到这可能是一场非同寻常、有目的、有组织的行动，是有来头的。很不幸，几个月下来，事态发展的确如此。我从来没有想到文革现象会在美国发生，也从来没有想到当下美国社会能够分裂到这么严重程度。为什么?原因何在?

出于希望对事态根源的了解，我阅读一些有关的历史与政治书籍。其实，认识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过去对于政治并不太关心，属于温和自由(moderate liberal)，倾向民主党。与周围很多朋友们一样，同情并帮助弱者，也尊重传统文化。但这几个月学习，让我对自己观点和对事态发展都产生了新的认识。这里把自己的一些观察与思考整理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并不是想改变他人的观点，而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些书籍、受益于其中的智慧，从而对看清现在和未来事态发展有所帮助。一己之见，难免偏颇。

转折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转折，这已无悬念。但是对于这是什么样的转折，看法则各不相同。

要看清美国形势，首先要看清世界大局。美国所面临的转折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转折的一部分。对此，作者Peter Zeihan在他《Disunited Nations》[1](“去联合国”)一书前三章中的分析很清楚。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自二战后开始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尾声。过去这75年，虽然各种地缘政治摩擦和局部战争冲突不断，世界总体上是经历了空前的和平、繁荣、与发展。这与1945年后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包括创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等国际机构，密切相关。当然，美国首先有自己利益和价值观的考虑。但是，与过去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老牌帝国主义不同，在二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美国并没有把占领的土地据为己有(如日本、菲律宾、德国等等)，变成为殖民地。而是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平台，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着想，同时也为其它国家提供了公平贸易、共同发展的机会。其结果显而易见、无可置疑。过去四十年里，中国进入了这个平台、特别是加入WTO后，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腾飞奇迹。平心而论，中国成为大赢家、世界老二，除了自己的辛勤劳动，也是得益于这个平台。

如果把地球比为一个村子，在过去的75年里、特别是苏联倒台后，美国作为村中老大的地位不容置疑。老大有其显赫风光的一面，也有其肩负重任的一面。虽然有联合国这个居委会，老大除了是钱袋子、还要同时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村有村规，虽然不见得都合理，但如果没有或不遵守，这村子无法持续运行。村民大家有钱可赚时都开心，但因违规吃了罚单就会去骂警察。当老大不容易，老大不是圣人，也常犯错。当警察难，警察也是人，对此西雅图警署最清楚，尤其是在这几个月“defund police”的压力下。现在这种全球化已难继续维持。美国正在逐渐卸下义务世界村长和警察的重担。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世界村将会变得怎样?用作者Zeihan的话：“The beginning of … a global disorder, a world without American overwatch”。这一轮“世界秩序”行将结束的同时，“全村合作社”的大平台也将转型。英国脱离欧盟、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已经发生。对于新形势下的各国地缘政治，包括中国、美国等，作者给出了他的分析。

世界在变，美国也在变。作者George Friedman在他的新书《The Storm Before the Calm》[2](“平静前的风暴”)中，作出了值得关注的周期分析。他观察到，在美国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中，有两个周期在周而复始的进行。第一个是八十年左右的 “institutional cycle”(国家政体周期)，第二个是五十年左右的 “socio-economic cycle”(社会经济周期)。现在行将结束的第一个周期是从二战后1945年开始的。这个周期的上一轮始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1865年。现行的第二个周期从石油危机后里根总统上世纪80年代初上台开始，而其前一轮始于美国经济大萧条后30年代初FDR罗斯福总统上台。可以看到，每个周期都结束于严重的经济或社会危机，而新的周期开始于新政治格局的建立、或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历史上首次，这两个周期将同时在下面五至十年内结束。这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到来，而是两个新的生命周期即将同时诞生。作者在此书的前2/3仔细回顾了过去几个周期的历史。在后1/3中分析了现行的周期，并对新周期做出了自己的预测。关于八十年左右周期的分析在其他书中也曾看到过，比如蒙古帝国的兴亡、前苏联的兴亡。你也许会问，为什么八十年左右?基本的解释是，政体与生物类似，也有其生命兴衰周期。政体是由人组成。八十年大约是一个人的一生，或三代政客的交替，从建业、守业、到葬业。如果这个政体过于僵化、再生能力弱，那很可能八十年左右就结束了。否则有可能浴火重生。

讨论当下周期时，作者Friedman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众多挑战之一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法律条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说，奥巴马总统通过的医改法案多达897部文件，并且附上两万多页的法规文件来解读这些法律文件。美国的社保法(The Social Security Act)在1935年通过时，法律文件只有29页，到现在已经长到了2600多页、再加上数不清的附加解释文件。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没有谁能够搞清全部、看清全局，只好雇用一大堆专业人员各自负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制造出一个所谓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集团。这些技术官僚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气泡中，只见木不见林。所有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智力、技术问题，只有他们是专家、有发言权，世界在他们的掌控下才能运转。久而久之，很多人失去了基本的“common sense”(常识)，逐渐地形成了所谓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s)。他们制造的复杂，成为了他们存在的理由。而他们的努力工作又创造出更多新复杂，雪球越滚越大。现在圈子外的川普总统上台，是建制派没有想到的。恼羞成怒，立刻群起而攻之，不仅是民主党人士，也包括这体制中的共和党资深人士。作者Friedman认为，这种技术官僚体制已经走到了极端，其自身重量已经成为了国家继续发展的阻力。联邦政府体制的改革、common sense的回归，将是新周期到来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另外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目前这两者的模式，在将来都不可持续。

对于这一轮全球化的终结，在看到的中文材料中，文贯中教授的最为精辟[3]。他认为，国际经济将从现在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但这并不是冷战格局的简单重复。对于川普总统的出现，文教授认为，“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在过去的三年里，川普本人扮演了在世界经济中重新洗牌者的角色。

我比较认同文教授的这个评估。如果看清了国际上和美国内正在发生的重大转折，即使不是现在的川普总统，迟早也会出现其他洗牌者，只是个时间问题。物极必反。当历史洪流转向时，它是无情的，谁当总统都不会改变它最终的流向。命运的安排，使川普成了第一个戳破“皇帝新衣”的总统。他搅乱了岁月静好，犯了众怒，成了众矢之的。

根源 (The Root Cause)

看清了大趋势，再来看看现在美国社会是怎么走到如此分裂的。很多人由于愤怒，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一个川普总统的出现。这好像也过于草率，有可能一叶障目，从而忽视了深层的原因。

要理解今天美国的问题所在，我发现必须回到美国政治和文化的起源。但立刻就感觉到自己对西方思想发展史了解太少，要补课。《Great Mind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4](“西方思想传统的智者们”)这部Audible 有声书满足了这一需要。推荐。

美国是一个奇葩。与中国等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相比，美国并非是在一个在特定区域、由特定人群通过数千年一点点进化而来的。美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有意发明出来的[2]。但是这发明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建立在西方思想和哲学数千年发展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欧洲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时期John Locke等思想家的影响[4]。美国不仅是个发明，也是一个场大胆的创业实验。在当时启蒙运动五花八门的思想里，美国的创立者们只是从中选取了很特别的一小部分。与今天的创业一样，没有谁能保证这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后来也有人选择了其它思想进行实验。如前苏联的创立者就选择了马克思的思想，其实验结果已经成为历史。但美国的实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这已经是非常奇迹、非常幸运了。因为起源于发明，两百多年实验一路上磕磕碰碰，也是靠着不断地继续发明和自我修正，才活了过来。美国独立宣言，宪法与多个修正案，建立起了美国文化的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凝聚力。

美国从来都不完美。历史上也犯过现在回头看来很糟糕的错误。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但不可能回头来修改历史。由于美国的基因是发明，美国历史上总是有人在尝试去实验其它思想和理念，期望能够得到“更理想、更美好”的结果。这种努力是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的，也是自我修正的一部分。这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包容性。但是，即使有着美好的初衷，这些实验不一定都能成功，有些还导致了下面将看到的很糟糕实验结果。

作为现在的美籍华人，我们都不会忘记美国历史上出现过排华法案这样的黑暗。在二战中，作为美国的盟国，中国军人们浴血奋战，才使这一法案在1943年得以被推翻。直到1965年，在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下，华人选举权才得到了彻底平等。我们得益于我们前辈的不懈努力和六十年代美国的这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倡导和平非暴力平权理念，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支持和尊重，也在于他是要求平等地成为这个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并非要求对黑人特殊对待，而是与白人的同等对待。“We the People”，“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样的单一“Identity”(身份)，强调的是我们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是让社会和文化走向认同、而不是分裂。这是一场伟大并且成功的实验。但是很不幸，马丁路德金的这一认同和团结理念，在之后的运动中，不仅没有能够得以传承，反而走向了反面：异化与分裂。对于这段历史，和后来出现的“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确)等等，作者Francis Fukuyama (福山)在他的著作《Identity》[5](“身份”)一书第11章中给予了很客观的介绍和分析。这些使社会越来越走向分裂的理念和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作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左右双方都有份，但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派(progressive liberals)的影响广的多，而且越来越走向更为极端。这些左派理念和实验同样可以在欧洲启蒙运动和后来的哲学家中找到思想基础，如罗素和马克思[4]。

“National Identity”(国家身份)是作者Fukuyama深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为解决当前社会分裂提供了希望。如果在中国问“你是谁”，毫无疑问，回答是“我是中国人”。这就是“国家身份”。经过了多年“身份政治”的影响，如果现在美国问这个问题，回答一定是五花八门，“华人、太平洋岛人、印第安人、白领/蓝领、白人/黑人、‘红脖子’、老墨、左/中/右派、女权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去教堂者、无神论者、异性恋、同性恋、变性人、无家可归者、支持堕胎者、难民、新移民、非法移民、……“。几十年下来，越分越多、越细，并且每个群体的要求和利益都要分别给予特殊对待，因为这些群体有着他们独特的“Lived Experience”(生活体验)。适当的Diversity(多样化)，可以使社会更丰富、健康、有活力。但是过了头，各个小群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互相失去信任，国家最终会陷入混乱和分裂。奥匈帝国垮台和现代过度多样化造成国家衰败的例子很多[5]。这并非是要回到所谓的nationalism(国家主义)。移民政策也是争论激烈的话题。我们是新移民，受益于美国的开放和包容。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这种”身份政治“的实验正在走向极端，逐渐使美国失去凝聚力，使国家走向分裂和衰亡。相反，把大家团结在”我们都是美国人“这一个identity下，美国才有希望。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丢掉了，其生存是很危险的。对此，作者在这书的第12-13章中的分析很值得深思[5]。

Identity Politics – “身份政治”对于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并非美国或欧洲独有。文革初级红卫兵喊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以及“红五类”针对“黑五类”的斗争，其实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关注点不是在于各方观点的是非优劣、merit or virtue，而是在持有观点人的出身等特征。很多这些特征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在这样的基础上，理性的辩论变为不可能。如果说这些“身份政治”运动、如这几年来的Black Live Matters (BLM)运动、的初衷还是好的、是希望引起社会对问题的关注，但结果往往是发展为怀疑、敌视、或仇恨，不仅没有得到所希望的社会同情，反而走向了孤立与分裂，反而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是很可悲的。近年来，“身份政治”也被极右翼接过去，争辩如果允许BLM运动，为什么白人至上运动不可以?多年的“身份政治”种下了今天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的祸根。

与“身份政治”紧密相关的是所谓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由于“Lived Experience”只有该特定人群才有、并且是内在感性的，外人就无法用理性的方式去理解或反驳。这就造成了很多心里想的话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很多过去的习惯用语也必须改为一些奇奇怪怪的新名词。禁言已经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发生过。但是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言论自由的保护，理论上任何话都是可以讲的。鉴于社会公德与互相尊重、以及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原则，即使没有“政治正确”，在美国大多数人讲话都还是比较注意的。然而这些年来强制性地推行“政治正确”，反而造成了人们之间的隔阂。川普总统上台后，针对“政治正确”，故意地讲了许多人们心里明白但不敢公开讲的话，许多很难听、但是实话[5]。他触犯禁忌，捅了马蜂窝，惹恼了许多人，使得社会进一步分裂。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石是debate and reasoning(辩论和讲理)。为了“政治正确“而禁言，只能使社会变得非理性。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集体一边倒，十分让人担心。这些年来，"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我并不认同你所说的观点，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讲这些话的权力“)这样的自由民主精神，在美国已经越来越少了。由于只可感受并接受，不可辩论和质疑，“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如同宗教的替代品[6]，正在动摇美国文化的基石，把美国社会推向瓦解的边缘。

在过去几十年中，还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理解美国社会现在的分裂会有帮助。60年代民权运动后，在黑人、华人、等少数族裔人新产生的选票大多被民主党争取到后，民主党的注意力转到一个接一个与“身份政治”相关的话题上。当正在非常努力地把人群越分越细、并为每一个细分小群争取权益时，民主党忽视了一个本来应该属于它去争取的大群 – 传统的美国体力劳动者们。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大趋势下，这些人从过去的小康中产阶级，现在变到了与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黑人类似的状况[5]。很长时间里，他们成了被两党传统政治势力都遗忘掉的人群。但是，川普看到了这一点。2016年正是这个被遗忘的群体把他推上了总统宝座。民主党真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已故教授Christopher Lasch在25年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他去世后一年出版的《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6](“精英的反叛和对民主的背叛”)一书里，对后来一直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给出了准确的预见和清晰的分析。这里的“精英”(elites)，与前面提到的“技术官僚”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很多是各种技能和领域的专家(professionals)。不同之处是精英们除了在政府机构，很多是从业于大学或私营机构中，教授、科学家、IT工程师、科技高管、顾问、记者、媒体制作人、演员、金融分析师、基金经理、律师、等等现在的流行职业。大多数精英们居住在美国东西两岸民主党为主的州里。但他们并非都是民主党人或认同者，共和党也有。白人、黑人、华人、印度人，各种都有。Lasch教授在此书第1章中上来就讲，虽然在美国特权阶级始终存在，但从来没有像现在的“精英们”这样如此危险地与他们的周围所隔绝。精英们普遍鄙视生活在美国中部的人们，觉得这些人很落后、愚昧、无知、无聊，与这些同为美国人的人们毫无认同感，甚至不觉得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精英们是近年来全球化大潮中的得益者。精英们关心的是在国际化中如何赚钱、出名、享受各国奇异的美食文化服装，但并不需要承担任何社会承诺与责任。对于精英们来说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家，只是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飞来飞去过程中的一个落脚点。他们习惯了旅游者似的世界视角。身为美国人，对于关注和参与解决美国广大社会问题的热情很有限，认同感也许还不及对大洋彼岸的国家多。爱国(patriotism)只是个抽象概念。从六十年代以来，精英们并没有想通过民主的公开辩论把他们的理念强加于美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而是另辟平行或替代机制，就不再需要与那些不开化的其他美国普罗大众打交道了。无国界概念很自然、很正常，因为生意和机会在全世界。然而世界还没有进化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4]。资金流动可以没有国界，但劳动者是有国界的[5]。久而久之，这些生活在美国中部的劳动者，由于种种原因，就被边缘化于这套全球化替代机制之外了。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精英们已经基本上掌控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文化命脉。无论政治体制内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上台当总统，他们自己要么就是精英，要么也一定要拉上精英们。直到2016年川普这个政治体制外的奇葩逆袭当上美国总统，胆大包天，要对精英政治开刀，才真正触痛了精英们的利益。精英们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左派精英们对于美国立国文化传统的认同感本来已经很淡漠，对于完全在美国选举制度下合法产生的这个川普总统，实在是不能接受，立刻就打出来“他不是我的总统”、“四年抵抗运动”等旗帜，这是对美国宪法的蔑视。再加上川普总统并不买他们的帐，社会矛盾变得前所未有的激化。Lasch教授的观点属于populism(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左中右都可能，所以与川普总统的一些观点，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观点，都有类似之处。后面会谈到它在历史上曾经的作用。

促使不同观点演化成为社会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主流媒体最近这几年来向左的一边倒，想必大家已经有察觉。如果希望了解其原因和严重程度，可以参考作者Mark Levin的书《Unfreedom of the Press》[7](“新闻不自由“)。在民主社会中，新闻媒体起着重要的监督、反馈、公正批评作用。如果说两党政治好比体育比赛，新闻媒体就是裁判员。但是近年来大部分主流媒体越来越不甘于作为裁判员的寂寞，挽起袖子、跳入赛场，站到左翼一方，当起了运动员，成为了事实上的民主党党媒。这种一边倒很危险，使得社会舆论不对称和并且偏激，客观上起到了煽动社会走向分裂的作用。

这些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种种矛盾，看似孤立、偶然，实际上是在上述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发展大周期之末的必然。不是这些矛盾，也会出现别的矛盾。

大选 (Presidential Election)

再过几周就是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虽然说谁当总统可能不会改变美国历史大转折后的最终去向，但不同的总统很可能会影响到如何转折，所以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民主、共和两党为了总统竞选互相攻击、吵翻天。再加上媒体的炒作，让客观判断更为困难。我希望在我投票时，不是一个感性冲动，而是经过认真理性思考的。有两个问题我需要先搞清楚。第一个问题是希望搞清楚一开始讲到的我那文革“免疫反应“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大选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对美国转折时的挑战有了解后，我希望搞清楚如何选择总统，更有利于美国即将到来的大转折。

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中国经历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不属于狭义上颠覆国家政权的“革命”，却是用一种极端意识形态和暴力去颠覆传统文化的广义革命。这几个月，在几个美国民主党管理地区和许多大学里，出现了有组织的打砸抢、破坏传统标记和建筑、对私有财产的蔑视和破坏、蔑视法规的暴力冲突、抹杀传统价值观、表态站队、因言定过，与文革中的“破四旧”、“抄家“、“文攻武卫” 、“斗私批修”、“表忠心”、等等有很高的相似性。很惊讶的是，对此民主党和多数主流媒体，从一开始就保持沉默态度，其中的一些极左民主党官员则公开站出来支持defund police运动和已经走向仇恨化的BLM运动，与依法地客观、公正、及时处理George Floyd事件越走越远。对于在美国这样的民主法制社会中出现这些与“文革”类似的有组织极左和暴力现象，我非常困惑。为了能够了解其共同的历史渊源，我去读了两本“革命史”，从开始的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1848年遍及欧洲的革命浪潮、到20世纪初的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本《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8](“人们心中的一把火：革命信仰的源头”)，作者James Billington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上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出现的大规模“反文化”动乱(Counterculture)和左倾革命思潮在年轻人中蔓延，促使作者在1980年写下了这本经典巨著。不少当时参与了动乱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了大学里的哲学和政治学教授[4]，对今天的美国大学、中学教育有着深远影响。此书第9章中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了仔细的介绍和分析。恩格斯：“共产主义并非教义，而是运动”，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一定要付诸实践和行动的。共产主义幽灵(specter)和“革命之火”，通常以民主的名义出现，在过去中国近代历史中、现在正在发生在美国的社会动乱中、以及现在美国极左政客煽动性言论中，都很常见。第二本历史书《World Revolution: The Plot Against Civilization》[9](“世界革命：反文明的阴谋”)是作者Nasta Webster在一百年前写的，她亲身经历了那革命年代。后人批评她关于革命历史中秘密组织(secret societies)的描写是阴谋论。但是第一本书的第4章对秘密组织给予了证实[8]。革命者对于改良(reform)没有耐心，而要用激进手段、包括暴力，来迅速解决问题。这在近来美国动乱中很活跃的极左组织ANTIFA的纲领中(见Wikipedia)可以很清楚看到。当年在中国，主张激进的陈独秀与改良的胡适的辩论中也是如此。胡适认为激进和暴力即使取得了成功，结果将会是独裁专制。很不幸历史证明胡适是对的。现在总统大选之前在美国发生的这些问题，不得不让人的担心历史的重演。对比历史，现在众多相似之处实在不容忽视，继续发展下去会很危险。下面是两书中的一些内容与现实的对比：

与现在媒体向左一边倒相同，历史上所有的激进革命运动都是由媒体和记者主导的，用媒体煽动大众去革命，并且大多发生于新传媒技术普及的时候。1848年欧洲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生于电报技术的普及;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文化动荡，发生于电视技术的普及;现在美国的激进动乱发生于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普及。

与现在极左政客Bernie Sanders所鼓吹的一样，无一例外，每次激进革命者们都有个乌托邦式的美好目标，用以吸引大众，并且都是给自己贴上民主的标签。但是无一例外，结果都是与美好目标相去更远。

与现在的左倾精英政治一样，每次革命的领导者和骨干都不是来自被解放对象人群，而是来自之外的知识精英(intelligentsia)。马克思欧洲革命、俄国革命和列宁布尔什维克革命都是针对“无产阶级”和工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针对农民。现在美国的BLM运动是针对黑人，但骨干很多是左翼白人精英。如果宗教是麻痹大众的鸦片(马克思言)，那么革命就是知识精英的amphetamines(安非他明)。

与现在美国发生的打砸抢和ANTIFA等极左反政府组织的暴力活动一样，为了达到“美好目标”，历史上的革命者们通常都允许不择手段、没有底线。

革命即使成功了，如在苏联和中国，结果都与美好理想相反，以政府强制整体贫穷化的“平等“而告终。权贵不同了，但被解放对象往往是失望。几十年下来，美国现行的左倾“身份政治”并没有解决所希望解决的社会问题，反而使问题更深。民主党领导下的BLM运动正在走向仇恨和暴力，并不能改善黑人的现实处境，反而分裂了社会、激化了矛盾。

左倾民粹主义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都起了很大作用。也许是幸运，现在支持川普民粹主义的美国体力劳动者，在之前没有被民主党左倾力量关注并争取过去。他们没有像俄国和中国的工人农民那样，成为参与反对精英统治的革命力量，这也许是因为现在美国的精英政治两党的建制派都有份。否则会很危险。

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美国如何选择总统更有利于这即将到来的大转折。用个比喻来思考，也许会帮助我们站得更高些、看得更清楚些。总统大选也许有点像一个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们选择CEO。一般会采用top-down approach(自上而下方式)，要首先搞清楚公司的大目标是什么，然后需要找什么样的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候选人的个性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候选人是否有能力来完成这个任务。根据我十几年的管理经验，能干的人往往都是很有个性的，都不是“省油灯”。关键是能否创造一个环境，让能干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司大目标上，并实现之。个性只要是不与这个大原则有本质的冲突，就需要包容，而不是micro-management(拘泥细节，管头管脚)。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首先要看清美国下面四年的大目标是什么。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在面对上述诸多社会矛盾的前提下，尽量让美国为上述即将来临的大转折做好准备。如果作者Friedman的周期分析有道理的话，下面这四年是转折前的过渡，而代表转折后方向的总统会在2024年或2028年出现。今年要选出的总统只是为了这个过渡[2]。至于转折后的方向会是什么，现在尚未明朗，只能分析和估计。而Friedman一书对分析提供了帮助，也就是这几十年来产生出了的庞大政府机制已经走到了其生命的终结，必须矫正。为回避一时的痛苦而去维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大转折是躲不过去的，一味地维稳，只会把痛苦延迟，从而加剧未来的痛苦。这与每个美国人的切身利益都相关。下面四年的总统需要担负起这个过渡的职责。因为现在只有两个候选人，任何一个都不会是完美的，我们选民只需要在两人中选择一个相对而言更适合这个职责的人。

选择CEO，一定要有interview(面试)。而刚刚结束的民主党全国大会DNC和共和党全国大会RNC，正好是对现在两位总统候选人及其团队的“面试”机会。我抱着公平的原则，认真地看了两会双方大多数人的讲演。好在这次双方的差异非常大，在已经清楚了需要什么样总统的前提下，面试并不困难。

川普(Trump)阵营给出的竞选宗旨很清楚，就是要继续矫枉。同时强调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谴责这几个月的暴力动乱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我一直很不喜欢川普本人“大嘴巴“的个性。我可以不喜欢他的信口开河，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所想和所说是基本一致的[5]，并且说到做到。他上次竞选时的承诺很多都已兑现。也就是说，川普讲话可能不好听，但对于他会做什么的可预知度比较高(predictability)。对他的can-do精神和团队的总体水平留下很深印象。川普是个务实的领导，并非以意识形态为目标，他的团队也已有合作稳定的过程，对于团队未来执行竞选宗旨的可预测性也比较简单。

拜登(Biden)阵营很不一样。相比起川普时常表现出的傲慢个性，我感觉拜登作为个人而言更加厚道些，但我并不是为了选邻居。他政治倾向上是温和自由，与我过去的观点比较接近。但是拜登阵营的竞选宗旨不很清楚，似乎把川普拉下总统宝座是不断重复的最高目标。虽然长期目标比较模糊，但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等民主党建制派大佬们在大会上的助阵，可以预计其宗旨还是继续维持川普之前的民主党既定政策，包括”身份政治“、”政治正确“、等等，即使不走向更加左倾的话。我担心的是，拜登似乎是个没主见的弱领导，而他周围团队人员个个都比较强势，这是个危险的管理团队组合。虽然说的都很好听，考虑到这些人过去的表现，未来团队执行力的可预测性不高。最使我不安的是拜登团队中Sanders和Harris两个人。Sanders倒是不隐讳他的极左倾向，眼睛中一直燃烧着“革命之火”。Harris是副总统提名人，她过去政绩也是很左。虽然在这次“面试“中，她的表现相对温和些，但是给我留下了一种虚伪(hypocritical)的印象。我在美国职场上工作多年的经验中，有这种印象的人并非罕见，往往是说的很好听、但变起脸来比谁都快。我希望这是错觉。但是拜登万一在任期内有三长两短，Harris将成为美国总统，这实在很危险。在“面试”过程中，拜登团队只字不提这几个月来美国民主党地区有组织的极左暴力动乱，还继续称其为和平示威。总体来看，如果拜登当政，美国政府走向更为左倾是大概率事件，使得已经很庞大的联邦官僚体制走向更大和更广泛的社会掌控。美国政府如果发展为更左甚至极左，将使上述已经很严重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

虽然还可以考虑更多的方面，但这简单的对比，就已经很清楚了哪个候选人更适合美国下四年的大目标。与文贯中教授的看法一致，川普是在当前美国面临转折这个非常时期的洗牌者。如果继续连任，他将继续洗牌，为即将到来的转折铺路。他只是过渡，并不代表未来。他的洗牌已经、并且会继续带来各种痛苦，但希望这是短痛，使转折尽快顺利到来。矫枉有可能过正，但对美国宪法要有信心。而拜登团队的宗旨明显是回避这些年来系统性左倾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而是希望用进一步更左来维护这已经不可持续、并且已近尾声的左倾周期。其结果势必在这周期不可避免地结束时，造成更大的痛苦。像我这样过去一直同情民主党的温和自由者，都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很遗憾，现在双方竞争如此激烈的时候，民主党还是老调重弹，居然拿不出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和像样的竞选班子，看来是气数已尽。

所以，这次总统大选不是选择川普或拜登，而是选择顺应历史、短痛少痛;或是选择维系旧体制、阻挡历史潮流，从而导致长痛多痛。无论大选的结果是什么，都是美国人民在民主制度下的选择，都需要尊重。

乐观 (Be Optimistic)

美国现在这场越来越左的政治实验，即使愿望善良，由于偏离美国的立国之本越来越远，其终将会结束。面对现在社会分裂和动乱，还是不应该失去对美国之本的信心、和对美国精神的信念。

经过二百多年来的发展，美国之本可以概况为三方面：美国的哲学，美国的文化，和美国的历史。作者Ben Shapiro在他的新书《How to Destroy America in Three Easy Steps》[10](“如何三步就轻易毁掉美国“)中对这三方面给出了详细描述，并且指出了现在美国社会里，针对这三方面的严峻挑战和破坏。对于何为美国精神，作者David McCullough在《The American Spiri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Stand for》[11](”美国精神：我们是谁，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一书中讲得非常好。现在民主党的左倾在多方面已经背离了美国之本。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也有违美国精神。现在是过渡时期。几年后，希望在未来美国新的周期开始时，能够回到传统的美国之本和美国精神。对此要有信心。

美国的基因是创新。美国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美国历史上的重重困难，有的比现在的要困难得多，也都走了过来，并且在创新的浴火中重生[2]。现在的困难是重生前的痛苦，终究会过去。对此要有信心。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相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11]。对此要有信心。

世上很多事情也许没有对错，而只有因果。学习历史，是为了看清现在，并且不失对未来的乐观。虽然当年革命烽火中，黑格尔讲：“人类从历史里学到一个教训，那就是没有学到任何教训“。希望我们这代人能够有足够的智慧，超越这个轮回。

参考书籍与资料

[1] “Disunited Nations: Succeeding in a World Where No One Gets Along”, by Peter Zeihan, November 2019.

[2] “The Storm Before the Calm: America’s Discord, the Coming Crisis of the 2020s, and the Triumph Beyond”, by George Friedman, February 2020.

[3] 文贯中教授访谈： “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很有限“，2020年4月。

[4] “Great Mind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3rd Edition”, by Darren Staloff, 2000.

[5]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by Francis Fukuyama, September 2018

[6]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by Christopher Lasch, January 1996.

[7] “Unfreedom of the Press”, by Mark Levin, May 2019

[8] “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 by James Billington, January 1980.

[9] “World Revolution: The Plot Against Civilization”, by Nasta Webster, 1923

[10] “How to Destroy America in Three Easy Steps”, by Ben Shapiro, July 2020.

[11] “The American Spiri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Stand for”, by David McCullough, April 2017.

来源时间：2020/10/12   发布时间：20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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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9月4日，美国最大的警察工会，警察兄弟会(Fraternal Order of Police，亦译作警察同业会)，正式声明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支持特朗普总统角逐连任。当天及此后数天里，美国多地州、市级主要警察工会组织纷纷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连任竞选。而特朗普则在媒体上对来自警察工会的支持表示欣然接受。本文将梳理警察工会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中的角色，结合对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分析，探索特朗普与警察工会的联合的内在原因与现实影响。

关键词：警察工会 美国政治 保守主义

9月4日，拥有超过30万会员的全美最大的警察工会警察兄弟会发表正式声明，宣布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现任总统特朗普角逐连任，并称赞其支持“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的主张。此后特拉华州、科罗拉多州、新泽西州、芝加哥市等地的主要警察兄弟会组织纷纷表示支持特朗普。随后特朗普本人也十分高兴地在推特上表示接受这些警察组织的支持。从大选的角度来看，考虑到今年六月以来警察工会组织因“弗洛伊德事件”及类似事件中保护涉事警察而变得臭名昭著，同时考虑到特朗普近期的民调支持率远低于拜登的事实，双方在这四年一度的政治游戏中似乎都为自己选择了一颗“毒苹果”。然而通过分析美国警察工会在美国内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本文将说明：这种看似不明智的政治联合反映了美国政治中政警联合的历史规律，也反映了美国主要警察工会与特朗普在美式保守主义文化认同方面的契合。同时本文将指出，特朗普与警察集团的联合很可能为前者在今年极其不利的选情中提供一剂“强心针”—但绝不是“不死药”。

警察、警察工会与美国政治 ：从仆人到棋手

美国近期由警察暴力执法引起的社会动荡中，各地的警察工会一次次地走上风口浪尖。从媒体报道中庇护杀人警察的铁幕到抵制警务改革的黑手，再到政要云集的警察工会集会和与特朗普总统在大选议题上的紧密互动，警察工会表现出的强大政治影响力令人咋舌。而通过对美国警察集团发展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自1838年美国第一支现代警务力量在波士顿建立以来，美国警察集团就与政治精英密不可分，两者相互建构、相互塑造，形成了某种“政警复合体”。在此过程中，警察集团的力量不断壮大，完成由附庸仆从到棋手的转变。

刑事学家加里•波特(Gary Potter)曾指出，早期的美国警察(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并非为应对“犯罪”(crime)设立，而是为了应对“危险阶级”(如新移民、少数族裔、奴隶、工人等)造成的社会“骚乱”(disorder)。而这种对“骚乱”以及相对应的“秩序”的定义权则掌握在追逐自身政治、商业利益的白人社会精英手中。因此，这个时期的警察在性质上成为了社会精英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和弹压下层骚乱的工具。同时这也为美国警察在政治生活中的立场和运作方式打下了烙印。

具体而言，这个阶段的美国警察依附于本地的政党选区领袖(ward leader)，而这些本地的政治人物通常也是当地酒馆、赌馆和妓院等灰色或黑色产业的幕后老板。由于警察的职位和进阶都出于老板们的恩赏，因此警察也乐于充当自家老板产业的保护伞并收取相应的贿赂。同时，为了保证自家老板的权势稳固—也即保住警察自己的工作和“分成”—警察还利用自身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通过逼迫投票、恐吓反对者等手段为老板做票。这种有组织的政治犯罪的典型代表是1855-1934年坦慕尼派(Tammany Hall)控制下的纽约市民主党市政府和纽约警察系统。1892年，当时的纽约进步派社会改革家查尔斯•帕克赫斯特(Charles Henry Parkhurst)牧师就曾哀叹纽约市长及其爪牙是“一群撒谎、造假、烂醉、纵欲的贪酷妖魔”。这种根植于与当地政客利益同盟的系统性腐败几乎无解。即使此后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895-1897年作为纽约市警察局局长期间大力推行反腐败改革，其人去职之后也逃不过人去政息的命运。

在弹压下层阶级方面，美国南方的警察制度发源于1704年卡罗莱纳殖民地的奴隶巡逻队(slave patrol)。在南北内战前，这种“警察”的主要工作是：追捕逃奴并将其遣送回原主人处、镇压奴隶叛乱以及处罚违反种植园规定的奴工。而在内战之后，南方警察的工作转变为通过执行旨在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来控制被“解放”的自由黑人。而美国北方警察—特别是城市警察(municipal police)—在内战后把工作中心转移到了镇压工人罢工上。同样以纽约为例，1880-1900年间近一百万人次的工人发动了至少5090次罢工。这些罢工中的多数通常只针对特定公司的不当或不公行为。但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或者说“老板”的商业利益)，警察通常将工人的权利问题与社会犯罪问题划上等号，或采取极端暴力手段镇压罢工活动，或通过“预防式”的“社会治安”(social order)理由逮捕“不安分”的工会分子和下岗工人。

(1886年5月4日芝加哥秣市惨案 图片来源：Harpers)

然而讽刺的是，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美国警察对下层阶级尽心竭力的镇压导致了后来美国警察势力集团化(工会化)进程中的种种曲折。对于当时普遍接受左翼思想的劳工工会(labor union)而言，工人运动及工会与作为资本家的鹰犬的警察势不两立。因此，虽然各地的警察建立了各种联谊会(social club)和兄弟会(fraternal order of police)等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但这些带有工会性质的警察团体既无正式的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的权力，也长期得不到工人运动中主要工人团体(如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承认。

对于上层精英来说，警察这一“工具”实在是既经济实惠(将资本家个人维持商业生产的安保成本转嫁给社会)又政治正确(披着法律的神圣外衣)，因此他们为了牢牢掌控这个工具而不允许警察争取工会化的诉求。一个典型的实例是1919年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1919年9月，因寻求建立受官方认可的正式工会、提高工资(仅为战时工人年收入的一半左右)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愿望得不到满足，1117名波士顿警察举行了罢工。数天的骚乱之后，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共和党人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下令出动国民卫队镇压了警察罢工引发的骚乱，并支持时任波士顿警察局局长柯蒂斯(Edwin Upton Curtis，24年前即当选过波士顿市长，行事风格颇为保守、独裁)解雇了全部涉事警察。尤为讽刺的是，这一连串行为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柯立芝借此成为了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明星，一年后获得了共和党副总统提名。柯立芝最终在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病逝后继任总统。借此事件，我们亦可略窥警察在当时社会中的尴尬地位及其建立工会之困难。

情势的转机出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出于经济复兴的目的，“新政”对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做出了让步。而在随后的二战中，美国国内各界因战争团结起来。工人领袖以“更广泛地团结公务部门雇员”的名义摈弃了之前对警察组建正式工会的反对立场。同时，警察集团通过1950年代开始的的“专业化”运动(professionalization movement)变得更加军事化和组织化。此外，进入1960年代，面对因种族和反战问题导致犯罪率翻倍增长的窘境，上层精英及广大白人劳动阶级开始倚重警察集团来弹压各类社会运动、恢复他们习惯的社会秩序。在此形势下，警察集团已然有了与原来的“老板们”讨价还价的资本并顺利地工会化。例如1964年，纽约市警察慈善协会(Police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1892年成立)就正式成为了资格完备的工会组织。在各地警察不断罢工的争取下，70年代早期美国各主要城市的警察组织在都完成了工会化。这为美国警察在国内政治参与上开启了新的阶段。

与那些作为政治仆从的前辈相比，工会化后的美国警察集团的政治话语权开始暴增。其参与政治游戏的手法也日渐高明，借各种政治浪潮之力，形成了一个力量强大的的金钱政治集团，并与各层级政客勾连形成了更加庞大复杂的“政警复合体”。自林登•约翰逊1965年开始实行“向犯罪宣战”(War on Crimes)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地方警察系统拨款以来，尼克松总统的“法律与秩序”运动、老布什总统的“向毒品宣战”(War on Drugs)以及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开展的的“社区导向治安项目”(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 Services Program)均向警察系统提供和数字惊人的拨款。同时，各美国主要城市的警察组织都在70年代通过政府达成集体谈判协议,为警察争取更稳固的工作职位和更好的薪金待遇。而收入提高的警察也乐于通过为工会出钱出力支持来影响地方以及联邦层面的政治走向。由此，警察工会逐渐拥有了庞大的政治活动资金和人力资源。

关于警察工会如何影响地方政治，媒体的调查揭示了惊人的金钱政治关系。《卫报》根据可获得的信息统计，过去二十年中，洛杉矶警察工会在政治游说和影响选举上的投入超过6400万美元。这些政治资金中的相当部分流向了该市与警察集团密切相关的关键政治人物：市警察改革专门委员会主席赫伯•韦森(Herb Wesson Jr)获得至少75万美元、市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莫妮卡•罗德里格斯(Monica Rodriguez)至少11万美元、两位现任市议会警察监督委员会成员共130万美元。掌管“钱袋子”的市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克雷科里安(Paul Krekorian)则在今年帮助通过为洛杉矶警局增加7%预算的提案后立即收到了警察工会2.5万美元的政治捐献。而在洛杉矶所在的加州，警察工会花费超过200万美元支持亲警察工会的地区检察官杰基•拉西(Jackie Lacey)，同时为有立法能力的州众议院执法委员会成员们提供超过75万美元的捐献。这种“钞能力”令警察工会在加州州、市两级的政治-法律游戏中—在关键部门扶植亲工会的官员、通过有利的涉警提案、阻碍“不利”的涉警法律(通常与警务改革有关)—都能如鱼得水。

而在更复杂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游戏中，警察工会的影响力也十分突出。在行政系统方面，仅2017年以来，六个较大的警察组织就花费了超过290万美元用以游说特朗普政府，直接影响了前任司法部长杰夫·赛辛斯(Jeff Sessions)、现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及特朗普总统本人在涉警议题上的政策走向。在立法系统方面，自有记录的1994年以来，警察工会每年都为国会议员中的资深人物提供政治捐献。现任国会议员中，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Amy Klobuchar)、佛蒙特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 (Patrick Leahy)、俄亥俄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舍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政客都长期接受警察工会的政治资金。这些资金在单笔数字上不大(数百至千余美元)，但这种稳定的捐赠关系代表了国会政客与工会稳固的政治联盟。在一些具体事例中，这种联盟发挥出了惊人的影响力。譬如工会在2014年旨在阻止改革1033计划(1033 program，旨在通过国防部将军事装备提供给美国联邦和地方执法机构)的行动中，工会就联系上了“80%的参议员以及半个众议院”，并最终成功抵制了该项改革。

综上所述，美国警察及警察工会在发展中建立了与美国各层级的政治精英共谋分肥的利益联盟。因此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特朗普与警察兄弟会的联合符合美国“政警复合体”中政客与警察集团彼此需要、相互联合的大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次警察集团与特朗普的联合是平平无奇或无足轻重的。相反，从维护“老板”们政商利益的仆从工具到财力充足、触角广泛的政治势力，工会化的美国警察集团已经成长为可以影响美国最高级选举—总统大选—走向的、值得认真分析的强力政治集团。为什么警察集团会押注特朗普?这其中反映了美国政治的什么趋势和变化?接下来本文将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特-警”联合：保守主义文化下的天作之合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媒体对“特-警”联合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相比《科学美国人》杂志175年来罕见的政治站队，警察兄弟会为总统候选人背书并非什么新鲜事，且特朗普也不是这些候选人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早在1968年，警察兄弟会就为时任阿拉巴马州州长、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背书。事情的有趣之处在于警察兄弟会愿意为之背书的候选人类型及其背后原因。

要获得警察兄弟会的背书并不简单。兄弟会在决定是否为某位总统候选人背书时，会向候选人发放一份摸底问卷(questionnaire)，用于了解候选人在涉警问题上的政治取向。候选人对问卷的回答向兄弟会全国委员会公开并付诸表决，根据表决中支持数是否超过三分之二来决定是否为该候选人背书。从实际结果上看，自1972年的尼克松算起，警察兄弟明显更热衷于为共和党籍的总统候选人背书。近几次大选中，最近一个受兄弟会支持的民主党候选人还是1996年的克林顿。而民主党籍的奥巴马虽然在两次大选中都积极填写警察兄弟会发来的问卷，但这种争取近乎徒劳，其最好的效果也只是在2012年时让警察兄弟会做到了两不相帮—这还是由于彼时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本身具有“重大缺陷”，即反对公共部门的雇员拥有集体谈判权，触碰了工会的生存底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一边倒”的偏好?更细致的观察发现，这种对共和党人选偏好的根源在于警察集团与美式保守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相互认同。

从传统观点来看，这对搭配显得颇为吊诡：作为政府的暴力部门，为什么警察集团会与提倡限制政府权力的美式保守主义?答案非常简单：植根于白人族群的美式保守主义文化群体非常认同和尊重同样根植于白人族群的警察集团。在美式保守主义的世界观中，政府和警察的含义并非一致。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代表潜在的强权和干涉，而警察则代表了社会秩序—让政治、经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群体感到舒适的秩序。这一论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佐证。其一，从警察集团的主导族群方面看，虽然相当数量的少数族裔已经进入了警察部门，但是全国非拉美裔的白人占比仍高达65.5%。而在警察兄弟会，这种白人主导的现象则更严重：白人会员占比达70%、垄断了全国委员会的全部席位。甚至在某些会员以黑人为主的地方分会，白人仍然占据领导位置。其二，从不同族裔和政见群体对警察的感官来看，2017年皮尤研究中的调查显示：74%的非拉美裔白人对警察印象良好，而黑人则仅有30%对警察有正面印象，68%为负面印象(30%为极为负面)。支持保守主义的共和党群体对警察的正面评价率高达惊人的90%(77%为非常正面)，而在持保守主义观点的民主党人中这种正面评价也高达58%(41%为非常正面)。结合警察的人口构成，这种不同群体对警察感官的巨大差异很清楚地表明警察究竟是谁家的“自己人”以及保守主义文化(或者说信奉此文化的人群)对警察的推崇。

此外，警察群体对社会认可和政治支持的追求也极大地推动了了其对保守主义文化的接纳。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过去1993年以来，美国的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政府和民众对警察的硬需求下降，也因此变得更“挑剔”，即对警察执法暴力程度的容忍度下降。这表现在在近两个总统大选周期中，因暴力执法议题的不断发酵，自由派主导的对警察和警察工会的抨击开始逐渐升级。这种自由派主导的政治“围剿”不但威胁到警察的实际利益，还令警察很难在认同自由派社观点的群体中获得价值认可和政治支持，因此警察也就多少顺理成章地倒向了保守主义。《国会山报》曾注意到的一个小细节是，在2016年8月决定为特朗普背书之前，警察兄弟会曾试图通过希拉里的下属与希拉里方面沟通，但彼时寻求自由派支持的希拉里方面根本不予回应，并在更早时候将被警察枪杀人员的亲属搬上了当年7月的民主党全国大会。而警察兄弟会对希拉里的“冷落和怠慢”表示“震惊和失望”。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成为了警察工会眼中“最可爱的人”。出身典型的白人上层社会，思想保守、有白人族群中心主义(如果不是种族主义)倾向，强调“法律与秩序”—即一定会倚重警察集团。而事实上从2016年大选起，特朗普对警察工会也的确颇多优容。2016年8月，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就在特朗普大厦接见了警察兄弟会的高层，在互相吹捧赞美之后，特朗普还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为警察谋求更安全和公平待遇的政治许诺。而今年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总统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备受非议的警察集团。例如在6月8日针对“停止资助警察”(Defund the Police)的呼声，特朗普表示警察们干得“非常棒”(fantastic)，且不会削减对警察的支持;以及在8月14日亲自参加纽约警察工会集会并发表支持警察的讲话。

(8月14日特朗普参加纽约警察工会集会，来源：AFP)

有趣的是，在政治实践中，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至少在经费方面—对警察集团有多少优待。2019年计划中，特朗普政府将用于帮助招募地方警察项目(COPS Hiring Program)的资金削减了50%。在2021财年预算提案中，特朗普政府削减了约5.15亿美元的设警拨款，涉及超过75个不同项目。反观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6月提出3亿美元的拨款用于支持警察社区化，但依然没有得到警察工会的支持。这种政治实践层面的对比更显示出警察与特朗普的支持并非简单基于物质利益的钱多钱少，而是基于更深层次的观念认同。

“特-警”联合与总统大选：毒苹果变强心针?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特朗普和警察工会的联合并非是仓促间吞掉“毒苹果”的昏招，而是符合美国政治规律和双方政治文化认同的必然联合。那么，这种联合对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会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又会通过什么方式实现?本文认为，通过与警察工会的联合，特朗普可以获得警察工会社会网络的强大群众动员(mass mobilization)能力并证明自己拥有落实“法律与秩序”的能力，在当前美国政治气候下重整保守派阵营、吸引民众的支持，为其当前的不利选情打下一剂“强心针”。

警察工会具有强大的的动员能力。首先，这种动员能力基于其庞大的会员数量。以警察兄弟会为例，美国全国80余万警察中，超过33万都是其会员。算上会员的家庭成员，这个数字则更为惊人。在2004年为小布什总统竞选背书时，警察兄弟会总会就借此发起了全国规模的“投票动员”(get–out-the-vote campaign)。其次，由于警察之间共享的在压力环境下工作的“警察文化”(police culture)，警察工会拥有比一般社会组织更团结、更有组织，面对外部压力也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分析合作国会选举研究(Cooperative Congressional Election Study，CCES)采集的样本数据可以发现：在警察暴力成为热门议题的2016年大选中，警察的政治参与度(包含做为竞选活动志愿者和为竞选活动提供捐款)两倍于一般大众。最后，警察职业的一些特殊属性也是警察工会动员能力的基础。以警察工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县镇警长(sheriff)为例，在美国的46个州中，这些警长由选民直接选出，与当地主体群体(通常是白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当这些“民选警察”—被委以维护治安重任的受信赖之人—开始为特朗普背书时，其对该地区主体族群政治倾向的影响不容小视。

量化研究也发现了这种政治动员能力的强大和有效。迈克尔•佐洛布(Michael Zoorob)在其2019年4月的论文中就发现：对比2012年大选(未支持任何候选人)和2016年大选(支持书特朗普)，警察兄弟会分会分会的密度上升与该地区改投共和党密切相关。而进一步研究“如果没有兄弟会的支持特朗普的得票情况”的反事实推论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发现，警察兄弟会的支持构成了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胜负手”。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在今年大选的政治氛围中，被充分“激活”的警察工会所提供的强大动员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特朗普扭转其民众支持上的颓势。

最后，或许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与警察工会的联合使特朗普更容易“证明”自己拥有落实“法律与秩序”的能力。随着美国国内疫情和社会动荡的持续，两个关键问题毫无疑问地会主导今年的大选走向：谁造成了现在的一切?谁能结束这一切?在第一个问题上，由于问题的不断发酵，现任总统特朗普应对不力的问题日益突出。这表现在皮尤研究中心8月的调查中：3月至8月，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应对疫情的满意度下降了十个百分点。面对关键基本盘的分裂和流失，特朗普非常需要找到凝聚人心、吸引支持的办法。更关键的是第二个问题，谁能结束这一切?YouGov在8月披露的调查数据显示：持续的、大范围的疫情和社会动荡已令七成的美国人认为情况已经脱出常轨。乱久思治的民众希望能有领导人出面收拾局面。然而受调查的登记选民中54%认为特朗普是软弱领导人，高于拜登的48%。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收拾人心，标榜自己是“法律与秩序”总统的特朗普必须证明自己可以“定乱安民”。而在短期内当前问题复杂到近乎无解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操作比赢得代表“警察”、代表“秩序”的警察工会的支持更具有象征意义、更立竿见影。既然“秩序”与特朗普同在，那么渴望秩序的人会与谁同在呢?

结语：“强心针”非“不死药”

前文的分析显示，通过联合维护保守主义文化、代表“秩序”的警察工会，特朗普获得了一剂提振不利选情的药剂。但该药剂的生效前提是：人们相信警察、相信可以通过动用警察来使局面变得更好。但是，今年乱局的特殊性在于，警察本身就是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再考虑到民众对美国警察的认可较四年前下降了超过10%(皮尤研究中心)，因此传统意义上警察代表的“秩序”形象在今年还剩多少说服力业已存疑。因此这剂药物的作用时间和作用效果已注定不如人意。因此，特朗普总统很可能获得的只是一剂救急用的“强心针”，而非一颗保质期内的“不死药”。

面对今年美国国内的乱局—疫情、种族抗议、党争，单纯的暴力机器弹压已被证明失效。这种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矛盾的在特殊时期的集中爆发也很难说是一人一派之过。然而作为一个标榜“法律与秩序”、拥抱秩序化身(警察工会)的领导人，特朗普总统在处理乱局时的行为，特别是近日将民主党人治下的纽约、西雅图、波特兰列为“无政府主义管辖区”加以“惩罚”的行为，表现出其沉湎于无底线政斗、缺乏国家领导人担当和事实上并不在意“法律与秩序”的一面。因此，其人虽然为了选举胜利，极力打扮成美国民众(特别是保守派群体)所希望和支持的“法律与秩序”总统形象，但终归是“白骨疑象，碔砆类玉”，似是而非而已。选出这样一位领导人且有可能继续选出这位的领导人的这一情况本身或许就是对美国政治文化中“法律与秩序”精神的最大嘲笑。

作者：陈红州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10/11   发布时间：2020/10/9

旧文章ID：23193

作者：王缉思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中美关系惊涛汹涌，已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经济变化的极重因素。除了官方和传媒所呈现的情况外，中美民众如何看待对方，以及如何认识两国关系?这是判断两国关系走向的基础性因素。基于《中国公众对美印象调查》《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调查》《美国华盛顿专家对华态度调查》三份最新报告，王缉思先生指出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一)中国民众对美有好感的占21%，但专家对美好感(32%)比公众高很多。虽然多数人都对美提出批判，但仍有77%专家和56.7%民众认为美国文化对中国影响积极。值得注意的是，专家群体中54.3%的教研领域人士对美印象积极，而党政机关仅16%，差异明显。

(二)与2015年同类调查相比，美民众对华好感度没变化，但美专家对的好感从16%降至9%，而不良印象从61%升至76%，高达82%的专家认为中国“富有侵略性”。值得注意的是，美民众一面对华好感明显高于美专家，另一面对特朗普的认可远高于美专家。

(三)关于中美关系现状，只有14%中国民众认为还不错，只有15%美民众和2%美专家持正面评价。对未来中美关系预期，持乐观的中国民众是持乐观的美民众的1.75倍，中方对美期待仍较高;而美方的预期较负面，预示着短期内两国关系难好转。

作者指出，尽管认知差异很大，但两国调查对象都不认为双方是零和博弈，都表达了增强合作、避免冲突的愿望，中方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不宜丧失耐心和信心。

本文摘自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上)》，转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中美两国公众相互认知调查报告综述

说明：2020年2月，在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指导和赞助下，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完成了《中国公众对美印象调查(2019年)》。这项民意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设计和执行，邀请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周文重、中国日报社前总编辑朱英璜、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担任顾问。问卷设计咨询了几位美国对华关系专家的意见。调查时间是2019年6月10日至7月6日。在中美交流基金会的赞助下，由美国民调机构Prime Group编写的《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调查》和《美国华盛顿专家对华态度调查》于2019年6月10日至20日在华盛顿完成，收到的公众合格问卷为2401份，专家的合格问卷为200份。此外，双方机构还存有2015年由Prime Group所做的同样内容的调查，可资比较。同美方报告相似的是，中方报告的调查对象也区分为“一般公众”和“北京专家”两类。“一般公众”(下文称“中国公众”)调查对象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0个城市的居民，共收到3216份合格问卷;“北京专家”包括单位地址在北京的党政机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与美国有贸易、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合作交流的管理人员，共收到200份合格问卷。

本综述旨在梳理中美各自报告中引人注目的发现，分析对比中美公众关于对方国家的感受和对双边关系的观察，解读其中部分感受和观点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在此基础上，本综述对中国人应当如何更好地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提出一些思路。

▍中美相互形象

(一)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

1. 主要发现

问卷调查了中国人对美国的一般印象。在对美国的感受上，中国公众和北京专家之间有一些显著的差别。公众对美国有好感的比例为21%。专家对美国的好感(32%)比公众高很多。公众对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好感率是17%;而专家对特朗普的形象好感度是5%。

与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相比，公众对美国领导人的好感度下降了19%，而专家对美领导人的好感度下降幅度更大(84%)。

在问到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美国和美国人时，公众和专家选择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军事强大”“富有侵略性”“傲慢”“有创造力”，而很少有人认为美国和美国人“爱好和平”“遵守国际规则”，或“对中国友好”。如95.7%的教学研究者和80.6%的企事业单位人员认可美国有“强大的军事”;90%的教学研究者和63.3%的企事业单位人员认可美国“富有创造力”。

虽然多数的中国专家和公众都对美国及其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批判，对当下的美国对华政策十分不满，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也十分敏感，但是，仍有77%的北京专家和56.7%的中国公众认为，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

就同一个问题，不仅公众与专家的态度有所差别，而且这两个群体内部也有不同的对美态度群体。以专家集体为例，党政机关和教学研究事业单位人员这两个群体在一些认知上就有较显著区别。例如，认为美国“富有侵略性”的党政机关人员的比例是90%，教学研究者是79.7%。认为美国“宽容”的党政机关人员比例为6%，教学研究者是33.3%;认可“美国是朋友”的教学研究界人士比例为13%，而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仅为4%;8.6%的教学研究界人士认可美国“爱好和平”，而党政机关仅为4%;54.3%的教学研究界人士对美整体印象积极，而党政机关仅为16%。

2. 解读

一般而言，专家比公众更有机会亲身接触外国人和出国访问，因此他们对外国的印象不像公众那样容易受到国内媒体的影响。专家对美国的印象不像公众那样负面，说明中国公众同美国增加社会接触，应当有利于他们更加全面地评价美国。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给中国公众和专家的印象甚至比美国在中国的总体形象还差。

与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相比，中国公众和专家对美国领导人的好感度显著下降，这说明他们认为最近几年中美关系经历的一些波折，主要是美决策层的变化所致。我们进一步看到，相对于中国公众，北京专家对美领导人的态度转向负面的幅度更大(84%)。

中国公众和专家对美既有批判，也在一些方面存在好感，这体现了公众和专家对美态度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反映了中美关系史的跌宕起伏，又凸显了现阶段中美关系在相互依存中进行战略博弈的复杂性。

(二)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1. 主要发现

美方的调查报告了解了美国公众和在华盛顿的专家对中国的印象。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为21%;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是9%。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和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一样，都是21%。而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认知(好感度为9%)却比北京专家对美国的认知(好感度为32%)负面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中美关系明显下滑，但同2015年的同一项调查相比，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没有变化。美方调查报告显示，“千禧一代”(millennials)和“90后”(Gen Z)的青年人对中国的好感(31%)高于上一代美国人。

但是，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好感从2015年的16%下降到了2019年的9%，而不良印象从2015年的61%上升到2019年的76%。这一转变显然同中美关系的恶化有关。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的支持度是32%。华盛顿专家对特朗普的好感度只有22%。

关于形容中国和中国人特点的词语，美国公众选择最多的几项依次是“军事强大”“富有侵略性”“勤奋”“有创造力”，而美国公众里认为中国“对美国友好”“爱好和平”“遵守国际规则”“宽容”“诚实”“对生态环境负责”的都少于20%。华盛顿专家对上述词语的选择，比公众还要负面得多。居然有高达82%的华盛顿专家认为中国“富有侵略性”;专家中只有3%认为中国“对生态环境负责”，2%认为中国人“宽容”，1%认为中国“遵守国际规则”，1%认为中国人“诚实”。

2. 解读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明显高于华盛顿专家，显示出公众对美国主流媒体和智库“抹黑”中国的舆论接受程度并不太高;二是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的认可程度远远高于华盛顿专家，后者对特朗普的印象普遍很差。正如后文将要显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人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态度。

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比美国公众更多，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我们通常以为，美国人对中国存有偏见和误解，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了解不够深入。其实，美国人跟中国人的接触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增加，未必会对中国人和中国产生更多好感，反而可能因熟悉而产生更大的怀疑甚至负面判断。在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美国专家中尤其如此。

▍对双边关系现状的认知

(一)中国人眼中的中美关系

1. 主要发现

关于中美关系现状的总体评价，56%的中国公众持负面看法，只有14%的公众认为中美关系还不错。北京专家对中美关系持负面看法的高达72%，正面评价的只有3%。

在问及中方对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的主要关切时，77%的公众和90%的专家提到贸易摩擦，65%的公众和56.5%的专家关心网络安全问题，22%的公众和24.5%的专家关心美国对朝鲜的政策，22%的公众和21.5%的专家关注美欧关系，23%的公众和21%的专家关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枪支管制，15%的公众和27%的专家关心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只有18%的公众和11%的专家关注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至于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的熟悉程度，79%的公众和91%的专家回答他们熟悉双边贸易摩擦，60%以上的公众和专家知晓美国和朝鲜领导人的双边会晤、美国国内关于枪支管控问题的争论、中美网络安全问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问题，等等。51%的专家熟悉或比较熟悉美国对朝核问题的立场。

关于哪个国家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负更大的责任，80%的公众和75%的专家指向美国，3%的公众和专家认为中国应负主要责任，13%的公众和14%的专家认为双方应负同等责任。

至于哪个国家从中美贸易额增加中获益更多，31%的公众和22%的专家认为中国获益多，18%的公众和16%的专家认为美国获益多，34%的公众和38%的专家认为双方的获益是均等的。

近半数的中国公众(40%)和专家(43%)相信美国经济增长对中国有利，近四分之一的公众(24%)和极少数专家(8%)认为有害，49%的专家则持中间立场。67%的公众和72%的专家认为中美共同利益将双边关系推向合作，28%的公众和17%的专家认为中美利益竞争将导向冲突。

绝大部分公众(87%)和专家(84%)赞成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只有9%的公众和7%的专家表示不赞成或不大赞成。只有20%的公众和5%的专家表示信任美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处理，不信任美国领导人的公众和专家分别是52%和63%。

2. 解读

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和北京专家观察中美关系的角度和立场，同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绝大部分受访者都相信，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对双方都有好处，美国是中美贸易战的始作俑者，美国领导人处理对华关系的态度是不可信任的，而中国的对美政策符合中国利益。

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出，中国公众比专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更偏向乐观，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信任度也比专家高。我们对这一微妙差别的解释是公众和专家的信息来源有差别。至少在2019年6月以前，中国主流媒体不愿多放送消极信息，给人们的感觉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只是暂时的”，主流媒体更不愿直接批评美国主要领导人。但是，专家可以通过直接接触美国人和美国媒体，了解中美关系的真实现状，因此相对悲观。这同上文指出的华盛顿专家比美国公众对中国所持反感更多，有着类似的原因。

在此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由于在执行调查时(2019年6月至7月)，中美贸易摩擦处在激化状态，而美国对华政策涉及的某些其他问题，如中国香港、新疆、台湾地区、人权等问题，尚未充分显露，中美“技术脱钩”等问题也还没有被炒热，因此问卷设计没有包括上述议题。如果今天重新设计问卷并重新调查，受访者的反应可能会同本次调查结果有所差别，多半会更为激烈地批评美国。

(二)美国人眼中的双边关系

1. 主要发现

关于中美关系现状，只有15%的美国公众和2%的华盛顿专家做出了正面评价，专家的正面评价比2015年的同一项调查结果下跌了30个百分点;35%的公众和42%的专家没有给出确定回答。

在问及美方对双边关系和中国问题的主要关切时，53%的公众和69%的专家指向贸易摩擦，41%的公众和58%的专家指向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分歧，34%的公众和35%的专家关切中国环境污染，17%的公众和42%的专家关切知识产权保护。公众和专家不那么关切的中国事务包括同邻国的边界纠纷、新疆、网络管控、台湾、腐败等问题。一半的公众担心中国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青年一代公众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关切仅次于贸易摩擦而高于其他问题。

至于对中美关系和中国政治问题的熟悉程度，57%的公众宣称他们了解贸易摩擦，其次熟悉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49%)、网络监管(47%)、同中国的网络安全纷争(44%)、台海形势紧张(37%)，等等。

关于哪个国家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负更大的责任，在受访公众中，21%认为美国应负更大责任，23%认为中国应负更大责任，39%认为双方应负同等责任。在专家中，这三个数字分别为22%、35%、39%。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共和党专家(63%)和极少数民主党专家(9%)将贸易摩擦归咎于中国，而接近半数(46%)的民主党专家认为美国应为中美贸易摩擦负责。

至于哪方从中美贸易额增加中获益更多，认为美方获益更多的公众和专家分别占18%和22%，认为中方获益更多的分别占22%和35%，认为双方平等获益的分别占37%和39%。

有29%的公众相信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有利，19%认为有害，51%不持立场。39%的公众认为中美共同利益将双边关系推向合作，而32%的公众认为中美利益竞争将导向双方的冲突。

公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认可度只有37%，而专家的认可度低至27%;不赞成其对华政策的公众有44%，专家有71%(45%非常不赞成、26%比较不赞成)。其中67%的共和党专家认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99%的民主党专家和75%的独立人士不认可，表现出党派意见的严重对立。

对于已经出现的中美贸易战，只有17%的公众和8%的专家认为它会对中美贸易关系起促进作用，而高达50%的公众和84%的专家认为它会对贸易关系起破坏作用。

美国公众对中国领导人能处理好中美关系的信任度为15%，专家对此的信任度只有4%，认为不可信任的专家多达68%。

2. 解读

在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评估方面及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方面，华盛顿专家比美国公众的看法更为负面。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两份报告的发现是类似的，即专家比公众的观点更为尖锐。

这部分调查中，有三点发现给人以很大冲击。第一，大部分美国公众和专家都没有将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责任推给中方。有五分之一的公众和专家认为美方应负主要责任，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双方应负同等责任。这同中方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将贸易纠纷归咎于美方形成鲜明对照。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客观地说，贸易战确实是美方挑起、中方应战的;不过，认为中方应负主要责任和双方应负同等责任的美国人大概会争辩说，中方没有对等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不够等，导致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因此中方也是有责任的。

第二，美国公众和专家几乎一边倒地不赞成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做法，更不赞成同中国打贸易战。我们提供的解读是：首先，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公众中威信不高，在专家中声望更低，所以大家对他的对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自然会有严重的不同意见。其次，我们注意到，共和党同民主党的调查对象之间，态度差别很大，共和党人有相当多特朗普政府对华立场的支持者，而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正好相反。最后，反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方式的美国人，到底是认为它的对华立场太强硬，还是嫌它太软弱，在这个调查中并没有反映，可以推测两种偏向都存在。

第三，这一报告突出地反映出，无论是公众还是专家，美国人都高度关注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青年人的关切更为严重。相比之下，中方受调查者很少关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治理问题。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宣传中，这些问题也远远不及经济增长受到的关心多，反映了中美公众对所谓“后现代”问题的认知差异。

▍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期待和建议

(一)中方的期待和建议

2019年夏季的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中国公众认为中美关系在未来10年将会改善，有23.1%的公众认为中美关系将会恶化，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公众认为未来中美关系与现在差不多。北京专家的预测要悲观一些，35%的专家认为中美关系在未来10年将会改善，低于公众的预期;23.5%的专家认为将会恶化，还有近40%的专家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将维持现状。在回答是否担心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的问题时，68%的公众表示担心。

超过一半(54%)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应当保持与美国的接触与合作，40%的人认为应当限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59%的专家认为中国应当保持与美国的接触与合作，25%的人认为应当限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16%的人表示不确定。这表明专家比公众更希望保持中美合作而不是削弱美国的影响。

占压倒性多数的中国公众(69%)和北京专家(76%)认为中美在教育和技术领域发展或维持合作使双方都受益，因而应当加强，只有19%的公众和5%的专家认为中美教育科技交流对美国好处多于中国，所以应当削减。

对公众而言，支持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将导致两国走向合作的三条最重要理由是：(1)合作总比对抗对双方有好处;(2)合作有利于鼓励中国继续经济制度的现代化;(3)将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表明潜在对手国家能够避免对抗。

多数中国公众和北京专家认为，美国已经或者能够采取的最好行动是：(1)在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等议题上同中国合作;(2)投资于科学技术;(3)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二)美方的期待和建议

关于中美关系的预期，29%的公众和32%的专家相信10年后双边关系会得到改善，而43%的公众和32%的专家认为会比现在更糟。

34%的美国公众和37%的华盛顿专家希望对华教育和技术交流得到促进或保持现有水平，29%的公众和29%的专家觉得对华教育和技术交流对中国的好处更多，所以应当减少。

公众中的39%和专家中的36%认为应该促进双方在国际上的交流与合作，32%的公众和29%的专家认为应当设法降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

尽管双边关系发生了消极变化，美国公众和专家仍然将下述看法和建议，按照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排出了顺序：(1)美中两国应当在诸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反恐、防止朝鲜扩大核武能力等共同利益问题上寻求合作;(2)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国家，美中两国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要比从冲突中获得的好处大得多;(3)两国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有差异，但相互合作比相互为敌手更为重要。他们还普遍认为，美中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合作，将减少它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在问到中国已经或者可以采取的积极行动时，美国公众排列的重要性顺序是：(1)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防止朝鲜扩张其核武器计划;(2)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创造强大的消费市场，可以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和服务;(3)投资于科技，推动创新，造福整个世界;(4)在政治、经济、环保、文化领域同美国合作;(5)采取步骤使美国企业更自由公平地进入中国;(6)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采取步骤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华盛顿专家列出的顺序基本相同，但增加了“推行政治改革和扩大自由”。

(三)对双方期待和建议的解读

比较而言，中国公众对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期待值最高，而北京专家、美国公众、华盛顿专家相对悲观。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公众对本国实力发展的预期较好，而其他几类人群看到目前双边关系下滑的趋势难以在短期内逆转。这一发现也说明，无论特朗普2020年是否连任总统，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都可能延续，对此应当有思想准备。

中国公众和专家对于同美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特别是促进教育与科技交流)的热情很明显地高于美方。一方面，这一反差说明中方人士并未因美方近年来为双边合作制造的障碍而感到过分失望，仍然希望维护合作和交流;另一方面，美方对合作交流表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也提示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经济与技术“脱钩”的危险。

中美双方的问卷都涉及关于对方国家应采取何种积极行动以促进合作的建议。可以看到，中方的建议更多是原则性的，而美方的建议更加具体，聚焦于希望中方在朝核、环保、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响应美方的呼吁。

▍结论

我们认为，中美交流基金会主持的这项2019年中美关系民意调查，很有必要，恰逢其时，其调查结果对关心双边关系和两国外交的政府部门、智库、学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对现有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归纳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美双方在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上观点严重对立，战略互疑增加，相互好感减少。同中方相比，美方对双边关系现状的评估和未来发展的预期都较为负面，预示着短期内中美关系难以好转。

第二，对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预期，表示乐观的中国公众是表示乐观的美国公众的1.75倍，而持悲观态度的美国公众和专家的比例，远远超过持悲观态度的中国公众和专家的比例。在近年来美国对华态度越来越消极的趋势下，中方对美国的期待仍然较高。这种现象对中方来说可能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中方人士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对美政策保持稳定的必要性，因而支持中国政府对美政策立场;另一方面，由于对双边关系恶化的可能性及其消极后果估计不足，又可能缺乏相应的思想准备，一旦出现严重危机，中方可能应对失当。

第三，美方对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持较为强烈的批评态度，而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改善给美国带来机遇;美方的不满也集中于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等方面。中俄军事合作、南海、台湾、人权等地缘政治和中国国内敏感问题并未受到美方很大关注。这一结果说明，美方民间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同政府和国会是有区别的，他们更关心同本国利益有关的问题。因此，经贸合作仍可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对美国公众和企业界做工作方面，中方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第四，美方对中国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期待，集中于协助国际社会解决朝核问题、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参与气候变化治理。建议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同美方加强沟通，寻求更为紧密的政策协调。中方在同美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时候，不能只讲物质生活的进步，而更应强调中方在生态文明方面所付诸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中方应当真正重视气候变化议题，通过同世界各国合作，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引领作用。

第五，鉴于美国的中青年比上一代人对中国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尤其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技术进步等方面对中方有更高期待，中方应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努力同美国中青年增加接触。

第六，美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特朗普对华政策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态度差异明显。共和党人倾向于将贸易摩擦归咎于中国并更多支持特朗普的强硬对华立场。特朗普政府三年多来在对华关系中“开倒车”的态势，应使中方对当前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效应做出清醒估计，审慎评估2020年美国大选过程及其结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最后，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立场观点和观察角度差异很大，中美双方的调查对象都不认为双方的战略博弈是零和性质的，都赞同“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表达了增强合作、避免冲突的强烈愿望。中方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不能丧失耐心和信心。

来源时间：2020/10/11   发布时间：20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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