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浩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五期

摘 要：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在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开展。在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爆发这一大选年黑天鹅事件的短期巨大冲击下，疫情危机、经济就业和族群矛盾成为 2020 年美 国总统大选的三大热点议题，关键摇摆州的民意走向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在疫情造成的短期 冲击之外，影响美国政治中长期演化的深层变量为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东北部 “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忠诚度 的下降。“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并加深美国的社会 裂痕、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关键词：美国政治;政治极化;政党重组;认同政治;2020 年总统大选;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简介：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获得者。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美国政治转型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 (19YJCGJW012)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开展。与以往主要由传统的经济、社会议题——税收、就业、医保、移民等常规因素左右大选不同，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爆发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济、社会影响冲击，疫情这一非常规因素成为最大焦点。此外，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加剧，使种族冲突的烈度持续上升、关键摇摆州对大选的意义更为突出。二者共同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值得关注的政治新趋势，并与疫情形成了叠加效应。概言之，相互交织的四大因素——疫情危机、经济就业下行、族群矛盾和关键摇摆州民意，成为影响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变量，而疫情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在选情与疫情的叠加作用下，近年来美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以极化和分裂为代表的一系列深层矛盾正持续发酵。其背后的中长期逻辑植根于当前美国政治正在浮现的两种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趋势[1]，即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忠诚度的下降。这一趋势意味着“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而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美国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加强了研究：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在近几十年的最显著变化之一[2];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极化突出地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关研究开始讨论制约美国疫情防控成效的治理困境：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尤其是党派政治斗争严重阻碍美国抗击疫情[4]，美国应对疫情失利与联邦制运转紊乱失序以及自身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有关[5]。但是，相关研究尚未充分地把疫情和选情因素关联起来，探析美国政治的最新演化及其折射出的治理困境。因而，本文从选情与疫情叠加视角探析美国政治及其治理现象。反观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美国政治的情势及反映出的西方国家治理困境，有利于坚持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选情与疫情叠加：影响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四大因素

(一)疫情危机：从“聚旗效应”到“连任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短时间内在美国的大规模爆发甚至失控，无疑成了美国大选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与历史上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类似，美国民众在疫情爆发初期表现出了对总统的支持，形成了所谓“聚 旗效应(the 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①。在近年来美国政治、社会高度极化和分裂的背景下，特朗普的执政满意度到2020年3月中旬一度创下了其执政后新高(49%)。然而，与珍珠港事件和九一一事件后总统的民调支持率持续走高不同，随着疫情不断发酵和特朗普政府在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增多，民众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从3月下旬开始迅速上升。多家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到5月底时超过80%的受调查者称不会因疫情应对支持特朗普连任。相应地，特朗普的执政满意度到6月中旬时迅速跌至42%，达到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②。

对美国总统而言，重大危机事件在政治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在“聚旗效应”的推动下成为执政者强化政治资本的契机，也可能成为执政者政治生的“终结者”，结局如何取决于执政者的应对。历史上罗斯福和约翰逊在二战与越战期间的相反表现即为案例。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爆发后，特朗普支持率的先升后降表明，他没有有效应对此次危机，不仅未能使之转化为自身的政治资本，反而对其竞选连任也一度造成不利影响。在此过程中，政治经验和治理能力缺位、党派利益和资本利益至上、推诿懈怠甚于承担责任等事实和行为纷纷暴露在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面前，使疫情危机可能成为其“连任挑战”。如果美国国内疫情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继续出现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扩散，其支持率可能出现复杂的波动。

(二)经济冲击：从“首要政绩”到“最大拖累”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美国经济于2019年实现了2.3%的增长，失业率则保持在3.5%的低水平，资本市场连创新高。之前，经济的亮眼表现成为特朗普一再标榜的“首要政绩”，也是其竞选连任的最大筹码。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美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美国经济和就业中服务业占比均超过80%，在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下，美国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负增长超过 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美国经济的萎缩程度会比此前预计的更严重。与经济衰退相关，美国国内失业率在短期内迅速飙升，到5月下旬时已超过15%[6]。尽管6月开始至8月，美国国内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仍持续维持在多年来少有的 10%以上高位[7]。

尽管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出台刺激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但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民众对其经济领域的执政满意度从2020年年初的任内最高点60%骤降到了6月初的47%。虽然这一指标近期有所反弹，但仍低于50%的半数门槛。这表明经济已逐步从特朗普连任的首要政绩转变为负面因素。如果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在大选前无法实现根本逆转，经济恐将成为特朗普连任的“最大拖累”。按照历史统计数据，几乎没有在经济衰退背景下成功实现连任的美国在任总统。

(三)族群矛盾：把握政治动员边界是两党共同挑战

种族矛盾是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深层政治、社会问题。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美国的兴起尤其是白人至上思潮及其引发的政治反弹，加剧了美国的种族矛盾，并进一步演化为种族冲突。这一变化反映到政治社会层面，便是2017年的夏洛茨威尔事件和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大规模骚乱。弗洛伊德事件的持续发酵和大范围影响在于叠加了种族矛盾、疫情恐慌和经济衰退、失业飙升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并在美国大选年这一特殊节点集中爆发。在美国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总统候选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各自政治站队，以此更好动员其基本盘。就特朗普而言，赢得 2016 年大选的主要政治基础在于白人本土主义及其反移民、反多元主义立场，因而种族矛盾的上升有利于提升其在白人选民尤其是福音派新教徒等极端保守群体中的政治支持度。但另一方面，打种族牌也有边界，因为特朗普的任何过度举动都可能刺激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投票率的上升，从而有利于拜登的选情。特朗普选择避开纪念奴隶解放的“六月节”而推迟举行其在疫情爆发后的首场线下竞选集会，就是为了避免种族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有超过60%的美国民众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处理种族矛盾的方式，因此其行为的适当节制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拜登而言，现实的挑战在于如何一方面利用种族矛盾的激化提升少数族裔对民主党的投票率，另一方面避免过于激进的主张疏远中间选民尤其是摇摆州的白人温和群体，以免民主党在该群体中流失选票。

(四)关键摇摆州民意：特朗普一度较大落后

摇摆州一般指“蓝州”(对民主党有较为稳定的党派忠诚)和“红州”(对共和党有较为稳定的党派忠诚)之外的“紫州”。摇摆州的党派归属难以被清晰界定，任何一个政党都很难取得稳定的相对多数地位。在美国“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下，摇摆州选举人票的最终归属具有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加剧尤其是民主、共和两党势均力敌局面的出现，使摇摆州在影响总统大选结果方面的作用迅速上升，甚至出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即少数关键摇摆州的几十张甚至十几张选举人票能够最终决定白宫的党派归属。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正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少数“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的不足 50 张选举人票，将特朗普送进了白宫。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在这些州获得的选民票相较于希拉里的领先优势均不足1%(最少的只有区区几千张票)，却在“胜者全得”制度下将这些州的选举人票全部收入囊中，最终在全国选民票少于希拉里的情况下赢得大选。不难看出，在当前美国政治高度极化和选举制度设计的双重作用下，少数关键摇摆州民意的微观变化可能会产生选举意义上的重大影响，分析这些州的民意走向及其深层动因对观察美国大选形势变得日益重要。

根据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调查数据，3月中旬以来，拜登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等白人蓝领选民集中的“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较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加速扩大。在密歇根，3月中下旬时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 44%与41%，到5月中旬时两者支持率则变为49%与41%，拜登领先优势从3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在宾夕法尼亚，拜登领先优势从3月底的6%扩大到 4月下旬的8%。在威斯康星，3月中旬以来拜登不仅逆转了此前的民调劣势，而且到5月初已开始领先特朗普3个百分点;福克斯新闻的最新民调更是显示到6月3日，拜登在威斯康星已经领先特朗普9个百分点①。随着当前疫情变化和选情发展，拜登对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领先优势缩小。但是，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一度较大落后，客观反映了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的新演化。

首先，疫情大爆发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力引发关键摇摆州选民的不满。据福克斯新闻6月初的民调，拜登在威斯康星的领先优势大幅扩大，主要因为民众对病毒的恐惧和对特朗普应对不力的不满。在调查样本中，受访者认为拜登更有能力应对疫情的比例较特朗普高14个百分点;同时，拜登支持者的投票积极性比特朗普的支持者高出8个百分点。

其次，疫情导致的美国经济短期衰退和失业率飙升在制造业集中的“铁锈地带”体现得更为明显。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截至5月底，美国平均失业率超过15%，这一数字创下大萧条以来新高。在制造业领域，失业率达到四分之一，不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大萧条的历史高点。因对经济前景的普遍担忧和对失业问题的深度焦虑，这些州的白人蓝领选民对特朗普政府产生不满。

再次，拜登的竞选策略较希拉里更突出了对白人蓝领群体的关切。经历 2016年大选的失利后，民主党精英尤其是建制派调整了2020年大选的竞选策略，其中的一大亮点即对白人蓝领群体利益的重视。在拜登的竞选纲领中，重建强大工会成为其吸引蓝领选票的重要主张，与工会团体保持密切互动、在疫情背景下攻击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利于中下层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构想等，都使拜登在这一区域的支持率上升。

与“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的选举政治意义植根于经济因素不同，南方关键摇摆州的观察点是人口因素。其主要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年轻化趋势愈发显著。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国内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现象成为潮流，南方的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到 2016年，亚利桑那和佐治亚常住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已分别从1990年的 36.4 岁和36.8岁下降至32.5和33.4岁②。人口年轻化使民主党以多元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在南方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对共和党基本盘形成侵蚀。二是人口结构的族裔多元化趋势日益加速。佐治亚的白人常住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 71%下降到2015年的56%，同期黑人占比则从27%上升到32%③。在亚利桑那，拉美裔选民人数正在经历迅速增长，到2016年，该州选民的党派认同首次出现了共和、民主两党势均力敌的状态(各占三分之一)，由此成为选举政治意义上的摇摆州。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亚利桑那更是选出了近几十年来的第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加深了其作为摇摆州的“成色”。

上述两州选民结构趋向政治“临界点”的变化，引发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的高度关注。拜登和特朗普纷纷将其作为大选积极争取的关键摇摆州进行布局。拜登团队疫情期间通过云视频方式在亚利桑那举行了三场集会。特朗普则将疫情期间的首次出访选择在亚利桑那。

综上，在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为主线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疫情、经济、种族矛盾和摇摆州民意的动向表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选举情势极易出现波动。

二、美国政治的中长期走向：两大政党重组趋势与极化分裂的加剧

在选情和疫情叠加的当下，美国政治中以极化和分裂为代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在短时间内集中突显，表明其国家治理已经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如果我们跳出当前的具体现象，运用更长时段的历史和政治逻辑进行观察，可以通过对政党重组趋势的分析透视美国政治极化分裂的根源，进而更好地把握其影响。概言之，当前有两大政党重组的趋势正在重塑着未来中长期美国政治的走向。

(一)美国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

美国政党重组的第一个重要趋势是，2016年大选集中反映出的五大湖区“铁锈地带”由“蓝”变“红”。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传统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了重大分裂。一直以来，这一联盟主要是由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中大西洋(Middle Atlantic)与五大湖区“铁锈带”三部分构 成，但以白人蓝领群体为主体、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铁锈带”各州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几乎全部倒向共和党并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进而推动形成“特朗普现象”[1]。

在“铁锈地带”，俄亥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印第安纳等全部变成了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票仓，只有伊利诺伊州支持民主党。通过系统研究美国政治史可以发现，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疏远并非一种晚近的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民主党的认同度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高收入白人对民主党的认同度从1980年起一直低于共和党，而中低收入白人(政治学定义的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认同度——相对于共和党——则由 1980 年的+20%骤降至 2004 年的+5%[8] 。

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趋势，我们可以发现：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先是由于其中基于种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集中在美国南方)瓦解了罗斯福缔造的“新政联合体”，使美国南方彻底倒向了共和党。此后，由于经济、就业和移民等问题，“铁锈地带”的白人蓝领阶层作为身处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体系失意一端的人群，开始表现出一种日益激进的反对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西海岸精英和外来移民的本土主义思潮。民主党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基本取向(包括移民和“政治正确”理念)加剧了白人蓝领阶层的不满，这种不满在 2016 年大选中演化为一 种政治上的反弹。美国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在研究中惊讶地发现，虽然共和党及其施政理念在美国不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民主党治下的美国则一直致力于通过强化政治平等从而弱化经济不平等，但共和党却在白人蓝领阶层中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8]。这表明，白人蓝领选民对于民主党的疏远是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发展总体趋势使然，并非政治上的突变现象。基于白人身份及其两种主要价值观——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身份—认同”因素，已经超越“经济—阶层”而成为白人蓝领选民政治倾向的决定因素。尽管这一群体在当前疫情与经济就业危机叠加的背景下表达 了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但历史趋势和逻辑表明，民主党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这一群体。

(二)美国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的忠诚度下降

美国政党重组的第二个重要趋势是，2008年以来，位于美国南方“阳光地带”部分州，包括亚利桑那、内华达、佐治亚和新墨西哥，正在人口和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呈现出明显的自由化倾向，有望成为民主党新的政治根据地。在2018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了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的两个参议院席位;在州长选举中，新墨西哥和内华达的共和党人同样败于民主党手中。总的来看，这一变动延续了20世纪 70年代以来民主党政治联盟演化的趋势：在日趋保守和民族主义化的传统支持者白人蓝领阶层，与日趋激进和全球化的白领、年轻人与外来移民之间，民主党逐渐将其政治重心决定性地向后者倾斜，进而使该党的对外政策理念具有愈益浓厚的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色彩。就这两大选民群体的外交利益诉求而言，一方面，冷战后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衰落与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持续发展，使白人蓝领选民成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主张政府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应对国内经济、社会问题而非全球治理;希望扭转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创造更多制造业就业岗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东西海岸与西南部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及白领阶层这一民主党更为倚重的群体，更加认同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外交政策取向。可以说，与白人的“身份—认同”逻辑相同，以少数族裔和年轻 选民为主体的南方“阳光地带”部分州，正在成为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进而越来越 表现出对民主党的偏好。

以上两大中长期意义的政党重组趋势及其背后的根本逻辑表明，“身份—认同”因素已经超越“经济—阶层”因素成为当前和未来美国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变量。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社会裂痕与政党极化，使不同社会群体以及分别代表其利益的两党政治精英在几乎所有内政、外交议题中的共识和妥协空间进一步缩小，从而带来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究其根源，价值观差异引发利益交换难度更大，观念分歧与对立产生的矛盾更难调和，美国的极化和分裂的程度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 加深。

三、极化与分裂的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政治断层与治理困境

美国政治的两大政党重组趋势及其带来的以“身份—认同”为导向的政治结构，在实践中导致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政治形成了以选民结构、意识形态及文化-价值观为主体的三大“断层线”。选民结构断层线指基于“身份—认同”的两大政党—选民联盟分化。意识形态断层线指由选民结构断层线引发的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化加剧的现象，民主党正变得更左、共和党正变得更右。文化-价值观断层线指白人主体性与多元文化之间日益明显的张力，甚至有可能引发美国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战争”。三大“断层线”不仅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而且使两党及其代表的选民联盟彼此对立，几无妥协与对话可能[9-10]。政治断层给美国的国家治理带来深层困境。

首先，政治断层使美国两党斗争进一步升级，政治生态前所未有地恶化。从 2019 年初民主党重新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第116届美国国会开幕至今，两党之间的恶斗便已导致美国政府出现了史上最长时间停摆(长达35天)、民主党围绕特朗普“通话门”发起弹劾，以及 2020 年总统国情咨文期间佩洛西手撕国情咨文文件等事件。这些事件表明，当前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断层已经使政治精英完全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进而对美国民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其结果是，美国政治已经陷入“两党斗争升级—政策难产甚至失效—国家治理失能—社会矛盾加剧—两党斗争进一步升级”的恶性循环。否决政治的形成，意味着美国国内治理的低效、民主政治的退化成 为常态。

其次，政治断层扩大了美国两党意识形态鸿沟、重塑了其结构，加剧了双方的意识形态对立，使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党派色彩更为浓厚。以经济议题为例，“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成为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民主党支持全球主义的势头，很可能使其在这一轮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后彻底失去白人蓝领的支持。考虑到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开放态度，这一趋势将变得不可阻挡[11]。最终结果是，民主党政治联盟将在此轮政党重组后转化为由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少数族裔及城市人口组成的具有全球主义倾向的群体。另一方面，白人蓝领倒向共和党的原因在于经济和就业考量。特朗普关于重振制造业、“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本土主义解决方案，使这一社会阶层看到了有别于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解决自身最为关切的就业问题的前景。如果这些经济政策成为共和党的主流，共和党就有望将白人作为一个整体巩固为其核心政治联盟。“特朗普现象”反映出今后共和党可能会成为代表白人蓝领阶层与南方连同农村地 区白人保守派的本土主义政党。

最后，政治断层在社会文化领域打破了近年来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导态势，引发了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极端社会思潮的强烈反弹，使美国的社会矛盾和族群冲突进一步激化。从20 世纪 70 年代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在当代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美国社会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文化-价值观冲突虽一直存在，但始终处于潜伏状态。然而，以经济危机和多元文化主义走到“政治正确”的极端为转折点，以“特朗普现象”的兴起为催化剂，近年来美 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冲突呈现出井喷式爆发的态势。以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种族暴力事件和 2020年5月的弗洛伊德事件为标志，美国的两党及其背后两大政治联盟间以文化-价 值观为断层线的对峙和冲突，达到一个新的高点。这一趋势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损害了美国国家认同，使美国国内社会的“部落化”特征日益明显。这种撕裂和损伤对美国以“合众为一”为根本历史经验的社会发展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

四、结语

当代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是美国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疫情危机、经济就业下行、族群冲突和关键摇摆州选民倾向，成为观察此次选举的四个重要分析变量。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呈现出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在聚焦上述热点议题的同时，我们还需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和更深的政治逻辑发现美国政治演化的规律。

当前影响美国政治走向的中长期逻辑在于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的忠诚度下降。这一趋势意味着“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而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加深美国的社会裂痕、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来源时间：2020/10/9   发布时间：2020/10/7

旧文章ID：23177

作者：张家栋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作者：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

来源：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与对外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9JZD055)阶段性成果;人民论坛;复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摘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主要成员，在言行及政策实施中表现出明显的文明冲突论特征。特朗普当局的两大政策目标，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维护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大致都可以用文明冲突论来界定。特朗普当局偏爱文明冲突论的简单易懂，实用主义地、有选择地使用其中的一些元素。

文明本来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战争和竞争双方或各方之间都不是以文明来划界的。在通常状态下，各国的外交决策层更关注的是国家安全、利益、地位和价值观等要素。文明特征及其相互间关系，虽然经常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大多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上。与此相比，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恐怖组织，在讨论和实施一些非常规暴力活动，如恐怖活动时，往往会强调文明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开始变化。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间冲突将取代主权国家间冲突，将成为冲突的主要形态。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注脚。文明冲突论从理论向政策方向蔓延的动力也不断增强。但是，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后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都采取了明确措施来回避文明冲突论，压制文明冲突论转化为外交政策的冲动。这两位美国总统之所以压制文明冲突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一理论的态度，而是因为他们显然认为：文明冲突论对美国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是不利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在文明观念和对待文明冲突论的态度方面，显然没有其前任们那样谨慎。

特朗普团队表现出显著的文明冲突论形象

在一开始，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文明冲突论调，主要是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早在2015年时，特朗普就呼吁要“完全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2016年11月，特朗普告诉CNN记者，“我认为伊斯兰教仇恨我们”。他任命的相应官员，如弗林(Michael Flynn)、班农(Steve Bannon)、篷佩奥(Mike Pompeo)和博尔顿(John Bolton)等，在这一问题上都与他立场相近，认为“美国正处于与极端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文明战争之中”。弗林在其书中称，“一些文明在道德上与美国社会不对等”(not “morally equivalent”)，并鼓吹要实施一套军事战略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去攻击伊斯兰主义者”。2016年8月，弗林称“伊斯兰主义这个地球上17亿人心中的一个邪恶的癌症”。班农早在2014年时就称，“我们正处于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全球战略的开始阶段”。弗林还称，“我们正处于世界大战之中，但只有很少的美国人认识到这一点，也只有很少的美国人知道如何记得胜利。” 2017年1月20日上台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只等待了一周时间就通过了“禁穆令”(全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

但是，随着特朗普逐渐进入工作角色，特朗普团队把文明冲突的范围也逐渐放大了，逐渐把冲突的对象扩大到非穆斯林群体身上。2017年7月6日，特朗普在华沙的演讲中称，“为了家庭，为了自由，为了国家，为了上帝”，“我们的价值将会占优势，我们的人民将会繁荣，我们的文明将会胜利”。他不再像是在宣战，而是已经像一位战时总统那样发言了。弗林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反美国、反西方的联盟，包括基地组织、真主党和伊斯兰国等组织，以及中国、俄罗斯、叙利亚、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在一次采访时称，美国与中国之间进行的一次“长期的战争”，是一场“长期的竞争”，并且还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同样引人关注的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因此，至少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及其团队主要成员，表现出清晰的文明冲突论特征。

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

从目前材料来看，特朗普的文明观念，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竞争，轻视合作;二是强调特性，轻视共性;三是强调等级，轻视平等;四是重视物质成果，轻视精神和制度成果;五是以个人为中心，并非真正地以文明为中心，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与此相对应，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按照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的话说，有四根支柱，分别是国家主权、对等(reciprocity)、责任分担和地区伙伴关系。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强调美国自身利益，轻视国际合作和国际机构。美国总统一定会维持美国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与其前任们并无区别。以前的美国总统，也曾不时对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表达过不满和失望。但是，以前的美国总统还是在实践和话语层面，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方面努力追求一种平衡。特朗普则对这种平衡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背叛或虚伪。

二是强调经济利益，轻视战略和政治利益。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并且主要集中在能够产生大量中低端工作机会的制造业领域。所以，特朗普非常重视商品贸易不平衡问题。这种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过度强调，甚至突破了传统的盟友与对手之间的界限。在特朗普看来，很多传统的盟友，在贸易问题上要么是美国的对手，要么是美国对手的帮手，如日本和德国等。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又非常地不讲“文明”。

三是重视身份和认同政治，轻视价值观外交。特朗普非常重视认同政治，重视种族、宗教等能够把人们相互区别开来的要素，而轻视民主、人权等非认同型、普世性价值观。特朗普在欧洲之行期间强调，移民“对欧洲很不利，正在改变那里的文化”。这个文化指的就是种族和宗教。白人种族，是特朗普及其执政核心团队中最重要的元素。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掩盖不了白人至上主义的真面目。甚至特朗普对很多国际事务包括海外军事行动不感兴趣，真实原因不是因为他爱好和平，而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认为那些地方不值得消耗美国的财富和生命。

四是重个人独裁，轻民主协商。现代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导致政治模式的迅速演变：一方面，民众有了直接表达政治诉求的能力，从而导致大众民主和民粹主义同时崛起;另一方面，政治家、尤其是非常规政治家也有了借助大众媒体而迅速崛起的机会。2015年6月，从无政治经验的特朗普正式参加总统大选，一年半后就成为美国总统，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这使得他有机会走出自己的一条政治道路，而不是遵循传统的政党政治模式。与他相比，传统型的政治家则面临强大的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长久以来代表着西方民主政治的最优模式，她的持续执政保证了德国政策的连贯性，并且让德国保持着欧洲领导者地位。在她14年多总理任期内，德国GDP持续增长，2017年经济成长率2.2%，德国失业率从她接任时的11.7%，下降到2017年的5.7%。但是，在反对外来移民的民粹主义浪潮冲击下，她所领导的基民盟选情如山倒，一些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则迅速崛起。

总体来看，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与美国当前状况、国际形势及其个人的政治经历息息相关。他本人并不一定遵循某种特定的理论与逻辑。

特朗普团队偏爱文明冲突论的简单易懂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把世界文明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7-8大类，并认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最大。所谓文明观，就涉及对这些文明群体间关系的认识。具体来看，涉及到以下问题：一是不同文明群体之间是和平的，还是冲突甚至是战争的?二是不同文明群体之间是平等的，还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三是文明是独特的，文明群体之间是相互孤立的、各自发展的，还是文明是普世的，相互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其实，特朗普阵营对文明冲突论，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本身并无明确的文明观念。

特朗普团队之所以呈现文明冲突论的特征，主要是因为文明冲突论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理论，本身并不追求理论的周延和完备。例如，文明冲突论并不能解释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矛盾，也不能解释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理论缺陷并不能掩盖文明冲突论的魅力。越是简单化的理论，观点就越鲜明，就越易为民粹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所接受。其实，特朗普团队喜欢的是文明冲突论中的差异、矛盾、竞争等概念。

特朗普当局的两大政策目标，大致都可以用文明冲突论来界定：一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美国要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进行竞争。中华文明恰好与美国所处的西方文明是明显不同的。美国拉拢印度，既是国家战略利益所需，也与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文明差异，有一定的联系。二是要维护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要排斥其他族群的移民和难民。多数移民和难民，与美国白人是分处于不同文明类型的。但尽管如此，特朗普当局仍然只是选择性使用文明冲突论，并非严格遵守这一理论的相关定义。例如，尽管特朗普认为自己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同属于一个文明阵营，但由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差异，照样对这些国家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在欧洲很多国家看来，特朗普反对的不一定是西方文明群体，反而可能是在挑战西方文明的内核。

特朗普团队只是实用主义地利用文明冲突论

不同的文明观与不同的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相关联。大致来看，文明观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相信文明是普世的，不同文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合作的;第二大类相信文明是独特的，不同文明群体的关系是等级制的、矛盾冲突的。国际政治中延续最久的两种政治理论就基于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合作，强调国际机制和共同利益，以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为主要标志;另一种则强调竞争，强调国家甚至是文明群体间的竞争与矛盾，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主要标志。

但事实上，文明观念与政治理论和具体政策的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单线条的。普世的文明观，并不一定导致平等与合作，反而有可能导致冲突与战争。独特性文明观念也不一定就会导致冲突与战争，如中国人经常强调的和而不同。事实上，基于普世文明观的理想主义，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破坏，往往要比强调独特性文明观的现实主义要大的多。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不少由于强调文明间的独特性与不平等所造成的损害，如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催生了种族屠杀和世界大战。但普世的文明观也可能会对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严重的破坏。基督教文明群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与侵略，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长期对抗，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特朗普所强调的文明，其实更像是身份，并不包括价值观等重要的文明要素。因此，从身份政治的角度，他的文明界线仿佛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他的文明界线又是模糊的。他攻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西方文明的内核，或者是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从1215年的《大宪章》(the Magna Carta)开始，西方用了800年历史发展出来的宪政文明成果，似乎正是受到特朗普主义的冲击。这已经不仅是文明间冲突，更像是文明内部的冲突了。

更重要的是，享廷顿虽然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是他本人其实并不喜欢文明间的冲突，也没有真正地鼓吹文明间冲突，反而对文明间冲突非常恐惧，致力于让美国免于与其他文明群体的可能冲突之中。享廷顿虽然一方面主张北约东扩，但是同时又强调，“在一个多元文明世界中，西方干涉也许是全球不稳定和潜在冲突的最大单一来源”。这与特朗普团队正在做的和说的，有相当大的差异。特朗普团队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很多人，相信美国已经处于与其他文明的战争状态之中，而不是致力于防止这种全球性冲突的出现可能。(注释略)

来源时间：2020/10/9   发布时间：2020/10/7

旧文章ID：23176

作者：丁晓东  来源：文化纵横

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导读】近期，特朗普感染新冠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副总统这个第一顺位继任者的关注，而刚结束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也因气氛激烈，再次激起关于美国副总统的讨论：不是常说副总统是有名无实的备胎吗，为什么感觉又很重要?这一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真实权力有多大?

本文分析了美国副总统职位的宪法身份以及权力扩张问题。这个平日存在感似弱的角色，事实上在过去200年逐渐从以立法为主演变为以行政为主的职位，并且顺势实现了权力扩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新政和战争危机等因素使美国政治更加中央集权化，总统权的扩张使得党派政治和地方政治衰落，副总统逐渐向总统靠拢;另一方面，两位副总统——蒙代尔和戈尔——的政治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这个职位。因此，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总统的健康和死亡似乎决定了副总统命运的轻与重，但在现代政治中，这种不确定性被大大降低：因为副总统并不仅仅通过继承而问鼎总统宝座，副总统本身愈来愈成为一个积累政治人脉和资本，通向未来总统的重要跳板。

本文原发表于《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转自“雅理读书”公众号，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宪法与政治实践视野下的美国副总统制

▍引论：权力膨胀与身份模糊的副总统职位

对于美国副总统这一职位，以研究副总统制而闻名的乔·歌德斯坦(JoelK.Goldstein)曾经在书中引用一个笑谈来描绘这个职位曾经的贫乏。这个笑谈是这样说的：“从前有两个兄弟，有一个出海去了，还有一个成为了副总统，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过他们的消息。”

与总统这一职位的名声显赫截然相反，副总统这一职位在美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冷宫”，担任副总统意味着未来四年的无所事事。对于这一点，首任美国副总统亚当斯有着切身的体会，他说：“这个国家以她的智慧为我发明了超过人类想象力极限的最无足轻重的职位。我既不能为善，也无法作恶，我只能为他人所驱使，认了这个职位的命。”比亚当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任副总统杰斐逊由于和总统亚当斯政治立场相左，任职期间几乎不怎么参与行政部门的各种活动，也无力阻止联邦党人在国会通过各种立法。在亚当斯和杰斐逊之后，随着副总统弱势地位逐渐清晰，这一职位在其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开始受到政客们的冷落，成为名副其实的“鸡肋”。在20世纪前的副总统中，除了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和马丁·布伦(Martin Van Buren)之外，其余的副总统大都不是优秀的政治人物;而有的则更是在担任副总统之前名不见经传：切斯特·亚瑟(Chester A. Arthur)在担任副总统之前，只在纽约港做过七年的税务官;加列特·霍巴特(Garret A. Hobart)在担任副总统之前，最高职位仅仅是新泽西州的议员。

反观当代的副总统，其位之高，其权之重与百年前的副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卡特总统在评价其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时候，将其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程度：“蒙代尔对我的重要性，和我的亲密程度，以及他执行任务的能力，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他相比。”戈尔(Al Gore)副总统的地位也不遑多让，由于在克林顿任职期间负责一系列重要事务，他和克林顿总统的任期经常被人称为是共同总统制(co-presidency)。而在小布什任期，切尼(Dick Cheney)则将这一职位的权力推向了巅峰，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副总统”。切尼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人将“帝制”这一小施莱辛格用来形容总统的定语按在了副总统职位的头上，称切尼的副总统职位为“帝制副总统”(The ImperialVice Presidency)。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副总统权力的历史性变迁?

分析美国宪法条文，可以看到副总统似乎具有多重属性。美国《宪法》第1条是关于国会的条款，在这一条款中规定副总统的职责，似乎意味着宪法将副总统视为立法分支的一部分。而在关于总统权的第2条中，则又似乎暗示副总统和总统一样，都属于行政分支的一部分。最后，宪法原文及其修正案关于总统和副总统继承问题的规定，则又赋予了副总统以一个类似备胎的接班人身份，时刻准备着接替总统大位。宪法文本里不仅没有总统权力变迁的直接答案，而且增加了另一个理论问题：副总统职位的身份是什么，它属于立法分支，行政分支还是其他?

副总统权力的扩张和其身份的模糊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自“二战”以来，总统的权力已经让不少宪法学者担心，总统权力的扩张屡屡突破宪法政治的边界，在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酷刑备忘录等事件中总统一再违反宪法和国会所制定的法律。现在，副总统这一职位又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如何确保副总统能够按照宪法政治所设定的政治框架运行?比起总统，副总统的身份更加微妙，更有可能通过各种暗箱操作逃避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一个例子是，著名的酷刑备忘录事件就是副总统切尼通过其幕僚和首席法律顾问大卫·阿丁顿(David Addington)等人一手主导的。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对副总统的宪制身份问题进行研究，在第一、二、三部分，我将分别从作为立法分支的副总统、作为行政分支的副总统、作为总统继承者的副总统这三个角度切入，分析宪法及其实践所导致的副总统身份的历史定位和历史变迁。其次，在第四、五部分，我将转向对副总统权力扩张问题的研究，从社会背景和政治实践者这两个角度研究为何副总统权力会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实现扩张。

通过前五部分的研究，我将在第六部分作出简单的总结：副总统职位在历史上发生了转变，从一个以立法身份为主的职位逐渐转变为一个以行政身份为主的职位。同时，这种身份的转变为副总统权力的扩张奠定了基础。而导致这种身份转变和权力扩张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形态的变化，总统权的扩张使得党派政治和地方政治衰落，副总统逐渐向总统靠拢;另一方面，两位副总统—蒙代尔和戈尔—的政治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这个职位。

▍作为立法分支的副总统

在小布什政府任职的最后两年里，国会成立了调查小组，要求切尼副总统按照行政命令的要求，向国会提交他的幕僚在持有机密文件方面的信息。对此，切尼以副总统职位并不属于行政分支的理由而断然拒绝。切尼声称：“按照宪法，我拥有立法责任。我的薪水事实上是参议院，而不是行政分支所支付的。我在参议院的身份是参议院主席，主持参议院。我在参议院票数僵持的情况下投票。”而切尼的助理们则进一步声称，既然切尼是参议院的主席，那么切尼就是立法分支的一部分。

切尼对副总统的这一宪法定位瞬间引来了蜂拥而至的批评和嘲笑。《纽约时报》批评切尼对副总统的宪法解释完全是为了在宪法上为副总统扩张权力，这一解释将副总统从“一个华盛顿的安全和隐蔽的位置提升为一个在宪法上安全和隐蔽的位置”。以政治讽刺而闻名的自由派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hn Stewart，中国观众一般称其为囧司徒)则极尽嘲笑之能，认为将切尼看成立法分支的一部分就像是“纽约哈勒姆的杂耍玩家(Harlem Glo-betrotters)仅仅因为在闹鬼的娱乐公园偶尔出现过一次，就说他们是漫画斯库比帮派(Scooby and the Gang)中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帮派成员一样”。

的确，对于当代人来说，副总统的形象从来都是和总统绑在一起的，将副总统视为立法分支的一员，似乎和其在当代政治中的角色并不相符。副总统尽管是参议院的主席，但近代以来他们在参议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少。根据歌德斯坦(Joel K. Goldstein)的研究，尼克松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每天在参议院所花费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斯皮罗·阿格钮(Spiro Agnew)副总统亦是如此。蒙代尔副总统在担任副总统第一年的时间中，只主持了参议院19天总共18小时的时间。而且，副总统尽管名义上是参议院主席，但他们的权力其实很小，他们只能主持而不能参与辩论，而且主持也必须按照参议院的议事规则进行。副总统的投票权也很小，只有在极少数的票数僵持的情况下才能行使。而相比之下，当代副总统在协助总统处理行政事务方面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则要大得多。副总统要在宪法上为自己找到根据，将自己划入立法分支而非行政分支，这将不得不使人怀疑其目的是不是为了“逃避法律和行政命令的要求”。

切尼对于副总统的宪法定位或许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但从宪法解释的意义上说，这种定位却具有相当的文本依据和历史依据，并非完全信口开河。首先，从文本上说，赋予副总统权力的的确是关于国会的《宪法》第1条。关于总统的《宪法》第2条虽然规定了副总统的任期，但是其中并没有赋权副总统的条款;相反，在关于行政权的规定中，美国《宪法》明确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等于说，副总统并不和总统分享行政权。而且，《宪法》第1条第6款中的“不冲突条款”(The Incompatibility Clause)也从另一方面支持了副总统不属于行政分支的说法。该条款规定：“凡在合众国属下任职者，在继续任职期间不得担任任何一院的成员。”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说，宪法的制定者不可能自相矛盾，既然副总统已经是参议院的一员，这就说明他不是“合众国属下的任职者”。由于这些明显的宪法文本的支撑，早期的不少宪法专家都将副总统视为立法分支的一部分。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立法分支一部分的副总统也一直受到政治家和宪法专家的支持。杰斐逊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声称“在宪法意义上，我将自己的职位视为局限于立法功能，而且我不能参与任何的行政咨询，即使是在被请求的情况下”其后，不少副总统也延续了杰斐逊的传统，坚持自身属于立法分支而非属于行政分支。詹姆士·谢尔曼(James Sherman)拒绝了威廉·塔夫特总统要求他为了行政利益而介入立法事宜的建议，其理由是“我是副总统，而成为一个传信人并非副总统的职责之一”。而托马斯·马歇尔(ThomasMarshall)在接受威尔逊总统的邀请而主持会议的时候，他也一再强调这仅仅是“非正式的和个人性”的活动，他“并不行使任何官方性的职责或功能”。

即使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将副总统排除在行政分支的观点也依然受到不少人的支持。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副总统“并非行政分支的一名官员”;艾森豪威尔也坚信，副总统“在法律上说并非行政分支的一部分，而且也不受总统指令的指挥”。而1962年司法部下属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在一份备忘录中则认为，“副总统在立法分支中拥有独立的位置，宪法条文并没有表明他不在其中。事实上，从这个国家建立之初，副总统职位就被认为是在立法分支之中。”

▍作为行政分支的副总统

如果说副总统职位的立法身份是基于宪法文本和久远的宪制传统的话，那么，其行政身份则更多地得益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实践。正如阿希尔·阿马所说，没有总统或行政权力的支持，副总统将纯粹是一件“宪法上的奢侈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副总统由于得到总统行政权力越来越多的支持，开始变得日益重要，也日益成为行政分支的一部分。

首先，副总统日益成为总统的重要顾问和助手。在历史上，副总统和总统的关系并不一定融洽，亚当斯和杰斐逊这样政见完全相反的人也能搭档总统、副总统。而即使在政党政治兴起，总统、副总统同出一个政党的情况下，副总统也常常不是总统满意的人选。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总统候选人要么不愿意，要么不去决定副总统候选人。这就导致了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信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形同陌路。而在20世纪后半叶，副总统和总统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融洽，副总统逐渐成为总统的重要政策顾问。例如，尼克松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为艾森豪威尔提供了各个方面的咨询工作，约翰逊为肯尼迪在民权方面提供重要咨询，而蒙代尔则成为了卡特总统的“总顾问”，以至于卡特声称：“在我所有的责任中，没有任何一方面福瑞兹(蒙代尔)没有紧密参与的。他是我唯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知识和政治地位并且在重大任务上我可以求助的人。”蒙代尔副总统之后的老布什和丹·奎尔(DanQuay-le)或许不如蒙代尔那样和总统关系密切，但他们都获得了总统相当的信任。而戈尔副总统的角色和蒙代尔类似，他常常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给出直接而实质性的建议，而克林顿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也会和戈尔进行讨论。至于切尼则更不用说，他和小布什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强大到了几乎无人敢挑战的程度。

或许最能反映这种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关系转变的是，自福特总统和洛克菲勒副总统(NelsonRockefeller)的任期始，总统和副总统之间每周都会举行私人会晤，讨论各种重大问题。这一做法随后被后来的总统遵循，逐渐成为一个惯例。到了克林顿和小布什的任期，这种私人会晤发展到了每周多次。对于时间极其宝贵的总统来说，越能接近总统，和总统会晤的私人时间越多，意味着其影响总统决策的能力越大，其顾问身份越重要，其地位越受到白宫中其他人物的尊重。在电视剧《白宫风云》中，剧中的总统办公室首席幕僚曾厉声训斥副总统，凸显了副总统这一职位的低下和卑微。但至少在过去几十年的当代政治中，这一情景已经不再是现实的写照。切尼副总统曾将副总统设想为总统“实际上的首席幕僚，所有的事情都应当经过他的办公室”，在当代，副总统作为顾问和助手的分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切尼的设想几乎成为了现实。

其次，现代副总统不仅仅在私人意义上开始向总统和行政权靠拢，而且在制度上和公共政治上承担起更多的行政责任。很多副总统被总统任命为一些委员会的主席，对一些问题负起专门责任。例如，艾森豪威尔任命尼克松为政府合同委员会的主席，在那些与政府有合同的企业中消除种族歧视。肯尼迪任命约翰逊为平等雇佣机会总统委员会的主席，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尼克松任命阿格钮为政府之间关系办公室的主席。福特总统任命洛克菲勒为全国生产效率与质量委员会等委员会的主席。而蒙代尔、戈尔、切尼等这些更为强势的副总统则更是在一系列重要的委员会中担任主席。

除此之外，副总统不仅仅在国内行政事务中承担责任，而且在国际和外交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蒙代尔副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中美建交之后对中国的访问对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影响深远。切尼几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期间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反恐政策。而拜登则以丰富的外交经验深刻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

因此，从宪制实践上说，现代副总统尽管仍然担任参议院主席并主持参议院辩论，但其行政分支的角色和身份却越来越凸显。有一个细节形象地象征了副总统这一身份的转变：1961年，副总统将其办公室从国会山搬到了靠近白宫的老行政楼;1977年，副总统又将其办公室搬到了白宫西厅。在一个物理距离极具象征性的政治中心，办公室的搬迁不仅仅意味着办公地点的变化，更意味着副总统身份的转变。

副总统的这种行政身份不但被政治实践不断确证，而且也得到了宪法和宪法解释者的肯定。例如，1967年通过的《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进一步将总统和副总统联系起来。这条修正案不仅仅确定了副总统的继任权，明确了副总统继任之后的身份为正式总统。不少学者认为，《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代表了对于副总统职位的另一种宪制设想。通过进一步地将总统和副总统联系起来，这条修正案同时也使得副总统被进一步整合进行政权。同时，联邦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决意见中，也不断地将副总统视为行政权的一部分。例如，在2004年的切尼诉哥伦比亚特区法院案中，法院集中讨论了行政特权，并且将“副总统和行政分支的其他高级官员”同等对待，在性质上都将他们划入了行政分支的组成。

▍作为总统继承者的副总统

副总统不仅仅具有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身份，而且还有一个独特的“备胎”身份：副总统是总统死亡或辞职后的继任者。对于这一点，1787年的《宪法》原文第2条第1款规定：“如遇总统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总统权力和责任的能力时，总统职务应移交副总统。”在几个版本的中文宪法翻译中，这一条文的含义似乎都很明确，但如果查看英文原文，却会发现并非如此。在英文原文中，使用的词汇并非是明确的“总统职务应移交副总统”，而是含糊其辞的“总统的所有应移交副总统”。到底是总统的权力和职责应移交给副总统，副总统代理总统权责，还是总统的职务本身移交给副总统，副总统成为正式总统，宪法本身并没有交代清楚。

在宪法文本留下疑问和解释空间的地方，宪制实践又再一次以政治行动作出了回答。1841年，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总统去世，时任副总统的约翰·泰勒(John Tyler)拒绝成为代理总统的建议，宣布自己接任哈里森成为正式总统。事实上，如果以制宪者的意图作为宪法解释的原则，泰勒的做法并不符合宪法的原意。根据一些学者的解释，制宪者在制定宪法时，仅仅希望副总统接任总统的“权力和责任”。但后来的副总统在接任总统职位时，都遵循了泰勒的这一做法。1933年，《宪法第二十条修正案》被批准，这一未成文的宪法惯例被宪法所正式确立。

副总统的继任身份初看上去并不那么重要，毕竟，在任总统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能力似乎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对于总统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即使小概率事件也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更何况，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上，副总统接任总统的频率之高，副总统因为继任而担任总统时间之长，使得其很难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美国的44任43位总统中，有9位副总统在总统死亡或辞职后成为总统，他们通过继承而非通过选举获得的任职时间合计长达26年。而这还不包括多次很有可能造成副总统继承的情况。例如，艾森豪威尔在担任总统时年岁已高，他和副总统尼克松之间曾经多次就可能出现的总统去世问题进行协商;而里根在担任总统时遭受的刺杀也使得副总统继位差点再次重演。

副总统的继任者身份似乎决定了其政治和不确定的运气(或总统的霉气)牢牢地绑在了一起。总统的健康和死亡似乎决定了副总统命运的轻与重。正如亚当斯所说：“我或许无足轻重，但我也可能举足轻重。”但在现代政治中，这种不确定性被大大降低了：因为副总统并不仅仅通过继承而问鼎总统宝座，副总统本身愈来愈成为一个积累政治人脉和资本，通向未来总统的跳板。

20世纪之前，这一跳板的功能尚不明显。除了美国建国之初的亚当斯和杰斐逊在担任副总统之后成功当选总统之外，就只有马丁·布伦(Martin Van Buren)在1829年成功竞选总统。而其余四位通过继任而担任总统的副总统，也都在竞选连任的选举中失败。与之相对应的是，20世纪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尼克松、老布什都从曾经的副总统最终走向了总统，而通过继任而担任总统的五位副总统，有四位成功连任总统，即使是连任失败的福特，也仅仅以微弱的劣势输掉了选举。因此，我们可以说相比20世纪之前，20世纪之后的副总统开始逐渐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总统继任者，其未来接班总统职位的概率大大增加。对此的可以佐证的历史事实是，1901年至1976年间的17位副总统中，13位后来都尝试成为或成为总统人选，而其余的4位如果不是因为身体或其他原因也会被考虑。事实上，自1956年以来，除了切尼之外，控制白宫的政党只提名总统或副总统参加下一任的总统选举，在下一任的总统选举中，副总统是寻求连任总统之外的头号候选人。

▍副总统身份转变和权力扩张的社会背景

通过上文对副总统身份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副总统具有多重身份，试图通过宪法和宪制实践的分析来准确定位其宪法意义上的身份并不现实。就像福特副总统所说：“副总统是一个宪法性的混合体。在其他联邦政府官员中，他非常独特地脚踏两只船：一只在立法分支，另一只在行政分支。”然而，尽管这种分析无法完全明确副总统的身份，它还是为我们大致勾勒了副总统身份的变迁：从美国建国到当代，副总统在现实政治中逐渐从立法性的角色演变为一个以行政角色为主、立法角色为辅的职位。而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副总统职位从一个闲职转变为权力巨大的要职。

20世纪美国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党派政治开始衰落，围绕着总统权力而组织起来的全国性政治形式开始崛起。在20世纪之前，美国是一个地方政治势力强大，政党政治占据主导的社会。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采取的新政改革，联邦政府的权力特别是总统的权力开始快速膨胀。以前，联邦政府如果要采取立法措施，必须赢得党内政治实力和地方实力派系的支持，但是现在随着新政和战争的介入，总统开始越过这些力量，直接诉诸个体选民。从一定程度上说，新政和战争为联邦政府和总统提供了介入地方政治，直接面对公民的理由。

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则为联邦政府和总统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新的交通形式的发展使得总统可以在全国进行大范围的活动，以前总统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从华盛顿赶往加州，而乘坐飞机则只需要若干小时的时间。新的通讯和媒体工具也改变了总统和选民沟通的方式，罗斯福总统著名的炉边谈话通过广播直接传送到了千家万户，而电视的发明则使得选民和总统之间建立起直接的情感联系。

政治组织形式的转变也使得总统候选人在选择其搭档方面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在政党政治和地方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时期，总统候选人很少具有主动选择搭档的权力。选择副总统候选人的权力一般掌握在政党领袖的手里。1920年，当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下定决心提名厄文·冷鲁特(Irwin Lenroot)为副总统候选人时，当时的政党机器还是决定由其他人出任其搭档，而哈丁也不得不接受这一决定。直到1940年，这种情况才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罗斯福在提名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为副总统的时候再次受到了阻挠，德高望重的罗斯福以退选作为要挟，终于如愿以偿地选择了自己的竞选搭档。自此以后，总统候选人在选择自身竞选搭档时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

可以想象，副总统的挑选方式对于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当政党机器为总统“包办搭档”时，其搭档更可能会对政党的实力派领袖效忠，而总统也必然不会将其搭档作为自己同心同德的政治盟友。相反，当总统开始占据挑选副总统的主导权时，他为自己选择副总统，即便会以竞选中的选票考量为基础，也会尽可能避开挑选那些公开或暗地里与自己为敌的政治人物。而副总统候选人也会更可能地向总统候选人靠拢，因为他是更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更有可能帮助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

除总统获取了挑选副总统的权力之外，1965年提出并于1967年得到批准的《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也促进了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信任。在此之前，宪法并没有规定总统的连任期限，罗斯福总统就曾经四度当选总统，《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对此加以限制，规定总统的连任期限不得超过两任。从性质上说，这本是一条限制总统权力增长的修正案，但是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这条修正案“对副总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潜在影响”。由于总统的连任期限不得超过两任，副总统被总统永久性压制的可能被彻底消除了，副总统也能够更加清晰地规划自己未来的政治生涯。这使得副总统更加倾向于将自己和总统捆绑在一条船上。因为在总统任期届满的时候，他将有很大机会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参加未来的总统选举。而当他参加未来的选举时，他的政绩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任副总统时期的政府政绩。如果那一届政府的民望颇高，那么他的声望也会水涨船高;相反，如果那一届政府不受欢迎，那么他也会随之受到牵连。副总统和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

这并不是说总统和副总统之间就不再存在紧张关系了，由于总统继任者这一特殊的身份，在总统和副总统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小施莱辛格所称的“敌意”。对此，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有过很好的描述。基辛格在阐述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关系时说，两者的关系“从来都不容易;毕竟，有一个人生野心取决于你死亡的人在你身旁总是令人不舒服的”。林登·约翰逊在回忆他副总统生涯时则这样描绘他见到肯尼迪时的感受：“每当我见到约翰·肯尼迪，我就感到有一只该死的乌鸦在他的肩上盘旋。”

但尽管这种尴尬的继承关系仍然存在，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合作和信任还是成为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主旋律。在很多方面，副总统开始成为总统的得力助手。例如，尼克松和共和党右翼关系良好，他成了艾森豪威尔和麦卡锡等右翼势力打交道的重要媒介。胡伯特·亨弗里(Hubert Humphrey)则由于和自由派的关系而能为约翰逊的越战代言。在美国政治社会发展转变的大背景下，副总统更多地受到总统的器重而非猜忌和防范，其身份逐渐向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靠近，其权力也开始日益扩张。

▍副总统身份转变和权力扩张中的政治行动者

如果说美国政治社会的变迁是造成副总统身份变迁和权力扩张的“大背景”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在美国宪法体制中的政治行动者，他们以自身的政治实践不断地改变和重塑副总统这个职位。离开了对这些政治行动者的分析，我们将无法全面地把握这个职位在宪法体系中的身份转变和权力扩张。

在副总统这个职位上，蒙代尔是重塑这个职位的重要人物之一。在蒙代尔之前，尽管由于美国政治社会的变迁，副总统的权力不断增强，但从总体上说，其职位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小施莱辛格据此在1974年认为，副总统是一份“极其让人沮丧而且无可救药的工作”。但蒙代尔却将这份工作转变为极具影响力的职位，在其担任副总统职位期间，总统和副总统的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副总统的行政身份大大增强，其权力也史无前例地扩张。

这种转变来自于蒙代尔和卡特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蒙代尔是一位非常卓越的政治家，拥有非常高超的领导艺术。他不仅仅拥有很高的政治声望和良好的政治声誉，在国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也非常注意自身的副总统身份，注意和行政部门的其他重要人物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各种潜在的冲突。另一方面，卡特总统对蒙代尔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在重大问题上都将蒙代尔的意见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竞选成功之后，卡特对副总统这个职位进行了充分的设想，准备大大提升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并且将蒙代尔的一些亲信任命为自己的幕僚。而在其任职期间，他也总是告诫他的下属，必须极其尊重蒙代尔的意见。正是这些来自总统的前所未有的信任和支持，促使蒙代尔将副总统改造为一个处于行政权力中心地位的职位，并使得其自身权力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任副总统。

蒙代尔不仅仅重塑了自己的四年副总统任期，而且也给后来的副总统创造了可据遵循的先例。首先，蒙代尔之后的几位副总统在不少方面都遵循了他的做法。例如，副总统每周和总统的私人午餐，副总统所受到的总统在人事方面的支持，以及被允许接触和通告的各种文件信息，在这些方面后任的副总统都受到了同样的待遇。这些待遇不仅仅在实质上使得副总统可以接近权力的核心，而且在身份上也将副总统纳入了总统的核心圈子，使得副总统的身份变得更加受人尊重。在蒙代尔确立起这些先例后，后任的总统很难废弃这些做法，因为这不仅仅会实质性地削弱副总统的权力，打击副总统的积极性，而且也会在面子上使得副总统难堪。其次，蒙代尔不仅在具体做法上给后任留下了遗产和先例，而且他和卡特总统的相处模式也提高了未来副总统的期待，并且为他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板。或许，甚至难以说这种期待和模板创造了一种宪法政治惯例，但它对于未来政治实践的塑造的重大影响是肯定的：这种期待和模板使得未来的政治行动者将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从而重塑未来副总统职位的权力和宪制定位。

在蒙代尔之后，另一位对于副总统职位产生重大影响的副总统当属切尼。切尼将副总统的权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首先，他对总统具有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在小布什总统作出重大决策之前，他通常都必须咨询切尼的意见;而其他人的意见也往往必须经过切尼的筛选，才能到达小布什总统那里。在某些时候，切尼甚至是小布什总统唯一咨询的对象。例如，在“9·11事件”发生后，切尼说服小布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设置军事法庭审判外国的恐怖主义嫌疑犯。而负责对外政策的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以及国土安全顾问赖斯(Condoleezza Rice)竟然对此毫不知情。其后，在酷刑备忘录事件中，切尼又通过阿丁顿、约翰·柳(John Yoo)等人直接炮制了一份法律文件并说服小布什签署，允许美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对非美国公民的嫌疑犯使用某些酷刑手段。其次，切尼除对总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之外，他在小布什政府内的权势更是如日中天，对其他行政官员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曾经注意到，当切尼开始谈话的时候，“大家都得聆听”;而“当他一走进房间，大家都得起立”——一个只有小布什总统才能享受的待遇。在这样的权势地位下，几乎无人敢和切尼提出相左的意见。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曾试图尝试这一点，其结果是不久他就丢了工作。

切尼对副总统职位的改造或许和“9·11事件”有密切的关系，恐怖袭击使得切尼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更多地以保密的名义来施展他的小圈子政治。但是，早在“9·11事件”之前，切尼其实就已经对自己未来的副总统职位做了规划，而其中的规划之一就是扩大这一职位的权力。当前副总统丹奎尔告诉他这个职位所要承担的一般事务的时候，他笑着回答道：“对于和总统的关系我有不同的理解。”在切尼看来，副总统应当全权负责总统所有的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总统首席幕僚。

而成就切尼副总统超级权力的因素也来自副总统和总统两个方面。一方面，切尼本人拥有傲人的政治经历和资本，他对于各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曾经担任过福特总统的首席幕僚，熟悉白宫的政治生态;他被五次选为众议员并曾出任共和党的党鞭;他曾在老布什政府担任国防部长，负责过针对伊拉克的“沙漠之狐”行动。这些政治经历和经验使得他在政策辩论的时候常常能够占据上风。除此之外，切尼还有一个与以往所有的副总统都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切尼并没有未来竞选总统的野心。用歌德斯坦的话说，政客大都希望通过成为副总统而有朝一日成为总统，但切尼“却希望通过成为副总统而成为副总统”。切尼的这种心态使得其在行使政策建议和进行政策讨论时我行我素，对于其认准的政策会不择手段地加以追求。这种不顾民调、不择手段的政治风格使得其他政治对手不得不在其威势面前避让三分。

而另一方面，小布什本人也导致和放任了切尼这种一手遮天的权力。首先，小布什和切尼之间拥有不同寻常的个人关系，小布什和切尼相识已久，在选战过程中，他又委任切尼为他竞选团队的核心人物，对切尼给以无可置疑的信任。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关系使得小布什政府中的其他人很难在小布什面前“告状”，更不用说挑战切尼的权威地位。其次，小布什的领导风格也和切尼形成了密切的互补关系，这使得切尼往往能够通过政策设定发挥其影响力。作为一名较为著名的“神经比较大条”的总统，小布什更专注于所谓的“大战略”，而对具体的政策细节并不是很感兴趣。因此，在政策问题上，他常常依赖于切尼将纷繁复杂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选项以供其选择。但正如俗话所说的，魔鬼都在细节之处。在对细节进行归纳总结的时候，切尼也获得了筛选、取舍事实，添加自身意见的机会。

然而，尽管切尼获取了甚至超过蒙代尔的权力，但从宪法政治的角度来看，二者的意义却并不相同。如果说蒙代尔副总统是一个为副总统职位创设先例的政治行动者，那么切尼则更像是一个创设了一个例外的副总统。毕竟，没有多少政客会满足于副总统这个职位，没有多少政客会发展起与总统如此亲密的关系，也没有多少总统会放弃对政策细节的了解并将其全权委托给副总统。只有当各种因素汇聚在一起，才能成就类似切尼这样的超级副总统。最近的例子表明，在切尼之后，拜登副总统尽管也同样获得奥巴马的信任和赏识，但由于不具备切尼所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其权力相较切尼要相去甚远。可以预见，未来产生类似切尼这样的副总统的几率也不会很大。

▍结语

通过上文对副总统的宪法分析、政治社会学分析以及个案政治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再次总结本文所给出的答案。就副总统的身份来说，宪法原初的设计更倾向于将副总统视为立法分支的一部分，但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后期其行政分支的角色不断加重。从总体上说，如今的副总统已经演变为一个以行政角色为主、以立法角色为辅的职位。同时，随着副总统行政角色的不断增强，副总统的权力也开始不断膨胀。

而导致副总统行政角色增强和权力膨胀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新政和战争等社会背景使得美国政治变得更加中央集权化，总统将其权威建立在公民个体的基础之上，借此摆脱政党政治和地方政治的操控，这使得总统开始有权选择副总统，副总统也由此不断地向总统靠拢。另一方面，具体政治实践中的政治人物也使得副总统职位的权力发生了变化，蒙代尔使得副总统职位扩张成一个极具实权的职位并为后任创造了先例，而切尼则使得这个职位的权力在现有的宪法空间和政治空间里发挥到了极限。

因此，如果我们进行更加简洁的归纳，我们可以说副总统职位的变迁以及更广义的宪制变迁同时取决于宪法、社会和人这三个因素。这或许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结论。但是，它却可以再次提醒我们在进行宪法研究和法理研究时所采取的方法：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轻视宪法和法律，将其视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变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努力寻求法律之外的社会变量和人的变量。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意味着必须在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宪法解释学和权力分析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唯此，我们才可能既不简单地轻视宪法和法律，认为它们更多是权力的附庸，也不天真地认为宪法和法律可以成为规范政治行动的“万能药”，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

来源时间：2020/10/9   发布时间：20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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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瑾  来源：FT中文网

到2022年，中美建交就有半个世纪了。

从最开始的破冰，中间的波折，90年代之后的再接触，再到加入WTO以及反恐合作，中美关系达到蜜月期。这个阶段，双方定位是“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者“合作伙伴关系”，随后又有“负责任的战略相关方(stake holder)”，随后又有战略再定位、亚太再平衡等说法。

明显的是，随着特朗普的2016年上台，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不仅有贸易纠纷，甚至也有了冷战等说法。不少《徐瑾经济人》读者或许疑惑，这是因为领袖的个人因素，还是中美关系的必然结果?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可能觉得是前者，如果换个人或者某个党派，情况可能就会顿时好转;如果是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的答案是后者，无论谁在台上，中美或许不可避免“注定一战”。

不过，真实世界是复杂的，答案可能在二者之间。

一

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恰恰就是一个秉承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在他看来，美国秉承的自由主义外交，使得美国在世界推广自由主义支配权或者说霸权(Liberal Hegemony)，相信奉行民主的国家会避免战争。事实上，这是一种幻想，或许注定失败。

什么是自由主义霸权?

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自由主义主导的外交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即在全球扩展自由民主制度，促进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建立强大有效的国际制度。

自由是最容易被滥用的词。从学理而言，米尔斯海默所谈的自由主义，主要是进步自由主义(progressive liberalism)，这一理念不仅支持免于外部威胁的消极权利，也坚定支持平等等积极权利——而支持后者意味着，需要政府的介入才能实现，因此，进步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政府介入自由事物。

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投射在外交上，那就是将对自由的推广从国内衍生到国际。这种选择背后，其实也有理论支撑。

二

自由主义之所以会成为美国外交的主流，在于其三大支柱。首先，民主和平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或者说很少爆发战争。

其次是经济相互依赖理论，这一理论公号《徐瑾经济人》也介绍过，普遍认为经济关联越大，越不容易爆发战争，这一理论往往也被用来解释中国的和平崛起。最后是自由制度主义，这一理论将自由理论从个人衍生到国际机构，意味着，各国自愿建立国际机构，也遵守相关规定，如果有人带头破坏，原本的承诺约束会起到作用。

也正因此，美国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不仅仅出自理想主义或者虚伪，而是带着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盘算——本质是希望世界都变得民主自由，这样就会减少战争，带来和平。这看起来很美，但是却总在现实中遭遇挫折。1989年之后，美国每隔两三年就有一场战争，甚至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地区深陷泥淖，反而催生了伊斯兰国等组织的繁茂。

问题出在哪里?首先，自由主义的三大根基本身，并不牢靠。

在不同时段，三大支柱或独立或打包，共同构成了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理论根基。不过，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这三大支柱都存在根本缺陷。比如民主和平论，也许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会减少。更重要的，即使民主国家之间，事实上也爆发过战争，比如一战时期的德国，其实是个民主国家，再比如在19世纪末的布尔战争(1899—1902年)，交战双方是英国与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都是民主国家。

至于经济相互依存，《徐瑾经济人》曾经介绍过，不一定依存度越高，战争可能性更低，还取决于双方预期。米尔斯海默更是指出，在战争这样的事务上，政治考量往往大于经济考量。

再说自由制度主义，米尔斯海默指出，国家加入国际制度时都是自愿接受约束的，国际组组织本质上无法强迫各国遵守规则，更不是世界政府。结论是什么?国际体系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个结论可能会让联合国等机构感到脸面无光，但实际上，大国面对与自身利益相悖国际制度，往往会自行其是，甚至不被惩罚。

三

在现实主义的镜子之下，米尔斯海默可以说一一解构了自由主义的立足点。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对手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还有民族主义这一强大对手。

在真实世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三种视角始终都存在，在不同国家或许并存或许敌对，而美国执政者，往往低估民族主义的力量。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在于相信人可以自由选择权利，但是人不是孤立的人，人植根于社会与文化，受限于自身的出身、族群与国家等因素。也正因此，民族主义的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抗衡自由主义者所许诺的种种好处。

甚至，在美国出于自由主义理念，自认为带有救世主色彩插足某些国家事务的时候，投入金钱人力时间，最终却换来当地人民的反感。最典型的案例，某些国家挨遭遇经济制裁时候，这些国家可以承受巨大的惩罚，但仍不屈从于外部的要求，因为民族主义总会让这些国家人民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周围而不是反抗他们。比如，二战时候，对德国和日本的轰炸并没有激发内部反抗，而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制裁，看起来却使得民众继续支持普京。

米尔斯海默的结论是，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和均势政治，是现代国家体系背后的两大主要驱动力。曾经丰富多彩的政治形态，城邦、公国、帝国、诸侯国等等，已经被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消失，民族主义既是其后果也借此强大了自身。回望过去，不难看出，封建制孕育丰富，民族国家滋生单调。

四

当自由主义遭遇挫折，民族主义可能被操纵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求助现实主义?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现实主义始终关注生存，“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必须为自己的安全提供保障，因为国家身处于一个没有更高权威保护它们的世界之中。为了使它们的生存可能最大化，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争夺权力，这可能是残酷而又血腥的。现实主义并不激励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即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更好战，他们反而会更克制，因为他们往往会精心衡量战争得失，选择自己的战场。对比之下，自由主义虽然主张和平，但是往往更为好战，因为他们会要求在每个国家保护人权，推行自由，这可能导致适得其反作用。

米尔斯海默自我定位是顽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但是他自认比自由主义者更不可能主张战争。他认为，比如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失败的，美国不得不和破碎和失败的国家进行战斗。

原因在于，大国如果奉行现实主义，那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全球权力份额，结论反而是，大国会选择战争区域，这些区域必须要足够重要，要么是另一个大国，要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源所在地。具体到美国，西半球以外的三个地区如今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重要性：“欧洲和东亚，因为这是其他大国的所在地;波斯湾，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的主要产地。这意味着美国不应在非洲、中亚或波斯湾以外的中东地区打仗。”也正因此，在冷战时期，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争，比如越南战争，在现实主义眼中毫无意义。

从这个现实主义视角，其实也可以给予中美关系新的视角。如果我们反思一下，自由主义如果有那么多问题，为何还能在过去顺风顺水?

核心因素在于，过去有特殊环境，二战之后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极独大的格局，“在单极世界中，唯一大国不必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只因为它的生存得到了有效保障。它是如此安全，因为没有其他大国”。正是这种自信，造成了美国可以选择自由主义外交战略。

正是这一理念下，中美关系曾经有过蜜月。美国决策者相信，与一个崛起的中国保持和平关系是接触而不是遏制。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即随着与中国接触，中国会逐渐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被改造成美国理想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有助于维持与美国与世界的和平。

但是这一格局，有了变化。尤其从在2016左右，这并不是仅是领导人变化，更在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使得原本美国独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原本美国奉行的自由主义政策遭遇了新的挫折。米尔斯海默指出，处于两极或多极体系下的多个大国与处于单极体系下的唯一大国在行为方式上会存在根本差异，也就是说，“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下，大国没有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彼此之间展开安全竞争。它们的目标是以牺牲对手的利益为代价获取权力，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确保权力的天平不会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转变。”

由此可见，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自由主义战略环境不复存在，此刻美国的现实主义转型，符合美国利益，对于世界也许也有好处。

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民族主义滋长，以往的自由主义解释难以让民众尤其中国民众相信，美国不是在遏制中国发展。站在现实主义视角，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竞争，中国和平崛起不太可能，美国确实应该而且也在遏制中国发展。反过来说，这并不是说应该选择战争，而是说美国应该保持抛弃意识形态包袱，以更务实的态度来与世界乃至中国打交道，“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也应该奉行克制的外交政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理解这一基本启示，试图根据自己的意向塑造世界，都可能面临无休止的麻烦。”

当然，我们不能不反思，现实主义当然必要，但是理念如果如此虚弱，为何今天的世界格局，还是在威尔逊的自由主义格局之中?如果美国当年真的选择孤立主义，将欧洲让给纳粹，将亚洲让给苏联，今天的世界会是怎么样?历史没有假设，但是思想的探索没有尽头。

米尔斯海默是美国人，他的建议更多是从美国人视角出发，捍卫美国国家利益。他推崇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在国内反对自由，也不意味着对外发动战争，而是意味着更为务实地理解变动的世界。这种视角，不仅对于美国有意义，也许对于中国也有意义。

推荐书目：

《大幻想 : 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

译者：李泽 / 刘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1

来源时间：2020/10/8   发布时间：20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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