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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当前:揭秘特朗普竞选团队内的派系斗争

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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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网站截图

图片来源: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article/donald-trump-reelection-campaign-2020.html

大选当前,揭秘特朗普竞选团队内的派系斗争

作者:奥利维亚·纳齐(Olivia Nuzzi)

译者:王允文

法意导言

特朗普竞选团队在美国总统大选临近时的人员变动引发了广泛关注。《纽约杂志》政治记者奥利维亚·纳齐(Olivia Nuzzi)于2020年8月16日在《纽约杂志》上撰文。纳齐对超过30位2020年大选和2016年大选的关系人士进行了采访,结合她自身的走访,对比尔·斯特皮恩取代布拉德·帕斯卡尔成为特朗普竞选团队经理的内幕进行了披露,对比尔·斯特皮恩的从政经历进行了回顾,也对特朗普连任竞选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纳齐认为,特朗普连任竞选的前景并不乐观,临阵换将可能并不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在他任职的两年半中,布拉德·帕斯卡尔(Brad Parscale)的身影在弗吉尼亚州罗斯林的特朗普竞选总部难得一见。帕斯卡尔身高六英尺八英寸,匕首似的一把络腮胡和尖尖的耳朵让他的脑袋看起来像是中世纪的钉头锤,呈尖刺棍状,所以你很难不注意他。但“有时布拉德可能连续2、3周都不来”,一名竞选负责人告诉我,“如果他不是去见总统或者在见总统的路上,你就不会看到他。他只会做些高调的、名流似的事情。”

“他从不去那里,”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他会从自己在佛罗里达的房子里打电话来吹嘘说自己在泳池旁边。就是因为他从不去那里,竞选办公室里的人们下午四点就走了。”(特朗普竞选团队中的一位高级顾问杰森·米勒(Jason Miller)告诉我,“我从没和他视频通话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和我通话的时候在干什么。”)

随着他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大,今夏早些时候,帕斯卡尔开始更经常地去总部。对于一些人而言,这是即将到来的惨淡前景的征兆。民意调查?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以两位数的差距落后于他几乎见不到人的挑战者,而且在大多数摇摆州,差距都相当显著。宣传?好吧,你试图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描述过去六个月,但十六万美国人在此期间死去,而至少五百多万人被你最初说是不必担心的一种病毒感染。在这六个月里,你连任的最佳理由——世界上最好的经济状况——也被摧毁殆尽。反击?特朗普甚至不能给乔·拜登(Joe Biden)起个确定的外号。他究竟是“瞌睡虫乔”(Sleepy Joe)、“诡异的乔”(Creepy Joe)还是“北京拜登”(Beijing Biden)?帕斯卡尔在塔尔萨所组织的小型集会在接下来的几周中被大肆炒作,随之而来的还有这一城市的激增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据当地官员称,这很可能是这场集会所导致的。集会的嘉宾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也于不久后过世。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也存在着特朗普无力控制的民众骚乱——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就是从在各媒体上提出所谓“出生论”(birtherism)的种族阴谋论开始的。但是一种无知而自以为是的态度使得帕斯卡尔将竞选团队比作“死星”,准备好发射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接下来是什么?蝗灾?情况能怎么变得更糟?竞选已经被拖入了实际上是历史性的深渊——在角逐的此刻,赤字不仅比历届任职者所解决的要高,还高于历届任职者所曾面对的。

甚至连特朗普本人都发现越来越难以相信一切都好的假象,并且越来越容易发现一种与邮政服务开战的虚无主义智慧,这将一方面削弱民主党通过邮寄选票获得的优势,一方面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得整个选举失去合法性。他最亲近的顾问现在告诉他,糟糕的数据和评论不是“假新闻”或者深层政府骗局的成果,而是11月会发生什么的真实反映。尽管他花了一段时间来接受。总统最近让另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在看完拜登的演讲后评价他的表现。“我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输给这个家伙,我们真的很可悲。’”这位官员告诉我,“总统对我说,‘我不会输给乔·拜登。’我说,‘你正在输给乔·拜登。’”

按照这位官员的说法,7月之后,他才“第一次发现”自己可能被击败。他并不责怪自己。他归咎于冷酷的世界、更加冷酷的媒体,以及“死星”没能成功使他免于二者的攻击。“他们觉得他们在参加这样一场竞选活动:这位为我们带来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状况的总统让我们稳步发展,所有的宣传都由此引出。我们在和哪个社会主义者竞争?罢,罢,罢。一切都改变了,但他们没有应变,”这位白宫高级官员说,“总统开始讨厌宣传。他讨厌‘北京拜登’——这个名字不是他提出的。”

在白宫西翼,官员们整理了有关这位竞选经历的流言蜚语和不利数据,就像起草一份档案一样。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当帕斯卡尔的公司网络被报道出在总统就职日和大流行病之春之间收入3800万美元之时,这一说法就广为流传了。尽管帕斯卡尔谢绝透露他个人工资占竞选开支的比例,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3月报道称特朗普为帕斯卡尔设定的最高工资在70万美元和80万美元之间——这足以使他在中年成为豪车和海滨不动产收藏家,至少媒体的夸张描述如此。但不仅仅是帕斯卡尔在自己身上的花销使他的一些同事感到担忧,帕斯卡尔在其他所有事情上的花销也是一样,例如他每月付给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的女友金佰利·盖佛尔(Kimberly Guilfoyle)和埃里克·特朗普(Eric Trump)的妻子劳拉·特朗普(Lara Trump)1.5万美元,让她们都作为竞选代理人往返于全国各地。

“竞选团队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蠢事上。布拉德的行当一直在赚钱,”第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我,“每个人都在想,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他只是在从第一家庭捞钱,基本上。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贾里德和他们一家能够受得了。这是一直以来的话题。为什么?为什么是布拉德?他不是什么天才。我想人们只能得到这个结论,好吧,还有谁能成为竞选团队经理呢?我们有点摆脱不了这家伙了。”

帕斯卡尔此前就遭受过批评。这是由工作带来的——2016年的竞选活动一片混乱,而在这次,除了要更多钱之外,看起来没有人想要做点事。但随着竞选活动开始变糟,特朗普不再只落后一点点,而是落后很多,帕斯卡尔就成了批评指向的靶子。“林肯计划”(The Lincoln Project)(这一组织由一些自称“决不选特朗普”的保守主义者组成,其成员曾是共和党建制派,例如约翰·韦弗(John Weaver)、史蒂夫·施密特(Steve Schmidt)和总统顾问凯莉安的丈夫乔治·康威(George Conway)。)在华盛顿购买了播放时间,意在强迫总统观看一则48秒的攻击性宣传广告,该宣传广告围绕帕斯卡尔自从上次竞选为总统服务以来的四年中积攒的私人财富展开。特朗普的确看到了这则宣传广告,而且,他后来问帕斯卡尔为什么里面有“打屁股”的片段。

“总统想要知道谁真正忠诚于他、谁不忠诚于他,以及谁在靠他发财,”乔治·康威告诉我,按他的观点解释道,“引发特朗普的多疑症”是击败他的一种途径。“谁是特朗普号的船长并不重要,因为特朗普本人会在最后让船撞上冰山。如果能再混乱一些,那就更好了。我们试图引发特朗普骨子里的混乱因子。”

尽管竞选团队的代表坚称新闻界有关帕斯卡尔将要被解雇的报道是错误的,但竞选负责人说:“凡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人都明白这只是时间问题。”另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补充道,“塔尔萨集会后三周,布拉德特战队就会被炒鱿鱼。他们在说,‘布拉德的职位很稳固!布拉德是家庭的一员!’没人会问,‘总统的职位是否稳固?’但是总统开始问这个问题了。”

总统也开始问其他类型的问题了。“有人说丹·斯卡维诺(Dan Scavino)一年挣的钱只够布拉德的一辆车的价格,这确实激怒了他,”第二位白宫高级官员说。斯卡维诺是为特朗普服务最久的助理之一,作为白宫社交媒体负责人,他的政府工资为18.3万美元(也是西翼助理的最高工资)。而正如“林肯计划”在他们的宣传广告中有效指出的那样,帕斯卡尔拥有一辆起价9万美元的路虎揽胜和一辆起价20万美元的法拉利。“对于总统而言,这是个直观的说明。”第二位白宫高级官员说道。

7月15日晚上,特朗普宣布了他的决定。帕斯卡尔将被降职,取代他成为竞选团队经理的是比尔·斯特皮恩(Bill Stepien),也是他的前白宫政治主管。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多位工作人员都对我将斯特皮恩描述为一位只关心如何赢得选举的专业人士——好像一位在乎胜利的竞选团队经理的到来对于一场正在走向失败的竞选活动而言是个显著的进步似的。“开始有了更多对上下班的共同期待,”一位与竞选活动和白宫关系密切的人士告诉我,“一夜之间,人们的期待就改变了。前一周,人们还因为新冠病毒而待在家里,到了下一周,就变成了,‘早上七点上班!’很多人刚开始觉得这过于严苛了。”

在决定做出后的清晨,帕斯卡尔来到了特朗普竞选总部。看到工作人员围绕在他身旁,他不由得回想起了竞选早期的时光,据他所说,那时只有他和另外五个人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地下室工作。帕斯卡尔的情绪变得激动,按照一位竞选官员的说法,他“哽咽起来”,环顾着满屋的面孔,这些人都是他曾雇来组织他曾引以为傲的活动的。他说他知道斯特皮恩会带领团队越过终点线,但无论媒体如何报道,他都不会去任何别的地方。

“然后他就径直走出门去了。”竞选负责人大笑着说。

有人听说他直接去了机场——他确实去了机场并回到了弗罗里达的家。这既是保持理智的努力,也是对斯特皮恩的一种礼貌,他担心如果自己仍然待在斯特皮恩身边并压在他头上,后者就无法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几个小时后,他在推特上发布了《圣经》中的一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竞选负责人说,“我们之前也很少见到他。但现在我们完全见不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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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前竞选团队经理布拉德·帕斯卡尔

图片来源:原文配图

“只能把布拉德的降职也看作是对贾里德的打压。”白宫高级官员说。(本文对竞选活动的描述基于对超过30位2020年竞选和2016年竞选的消息人士的采访,包括政坛和各级政府中的共和党人以及特朗普政府的高层。)

在特朗普世界,任何掌权或对掌权有明显野心的人都必然有敌人。帕斯卡尔与总统女婿的密切关系意味着他会成为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众多嫉恨者的靶子。站在帕斯卡尔的角度来看,表面上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看起来在花费每天、每小时、每秒激动地蔑视与重要人士关系密切并存在真正影响力的人——例如他本人。帕斯卡尔经常与总统交谈并把他视作朋友,按照他的理解,这招来了嫉恨。秉持着善恶终有报的信念,他试图不参与他觉得肮脏的斗争——那些声称自己将清理污垢的人们制造的泥淖。

在一些人看来,帕斯卡尔的价值不在于它能为竞选活动做些什么,而在于他能为库什纳做些什么。“无论贾里德说什么,布拉德都愿意照做,并对它们守口如瓶。他宁愿承受总统的怒吼,也不会告诉总统‘唔,实际上,这是贾里德的决定,’”第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正因为布拉德对贾里德言听计从,贾里德才能进行远程遥控。作为回报,布拉德赚了好一大笔钱,能够住在弗罗里达的泳池边。这几乎像是奇怪的相互合作,无论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种思维方式无处不在,有的时候,当我过着糟糕的一天,我会想这是不是贾里德·库什纳的错。在竞选连任中,特朗普世界的最高层爆发了一场像是摔角狂热大赛似的内战,最高层内部的反库什纳派系立刻围绕西翼与竞选总部库什纳利益的代表对峙,以争夺11月之前重启竞选的最后机会。这场大戏既耗费精力又自给自足。帕斯卡尔和斯特皮恩都被视作库什纳的盟友,尽管如此,权力结构变动仍然被认为是库什纳地位变动在某些方面的体现——尽管他所掌管的职责一如既往。库什纳的影响力是如此全面,以至于当他的代理人被解除职务时,作为替代的也是另一位代理人。毕竟,如果你不是“库什纳的人”(Kushner guy)(对被认为是贯彻他意志的官员的蔑称),你还能是什么人呢?

对库什纳进行苏联政体式的解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竞选团队中有如此之多的人在描述这一事件的时候,都很关注有关帕斯卡尔被解雇时的在场者的不同说法——尽管实际上,可能,它之所以能起到帮助仅仅是因为,你可能觉得,相比于连任竞选的实际状况和竞选团队所认为的为了成功连任而需要做的事情,人际关系的细节在根本上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办公室流言。取决于你询问的人的不同,特朗普决定让斯特皮恩来工作的会议或者是向库什纳保密的,即他在决定做出后才知道这件事,或者是由库什纳精心操纵的,即他从一开始就敦促总统做出这个决定。(两位消息人士分别主动告诉我库什纳不在那个特朗普和斯特皮恩所在的房间,而另两位消息人士一起告诉我他在场。所有向《纽约杂志》(New York)提供有关这场会见信息的匿名人士都不会与他们匿名的同事公开争论,也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们有关这一微小细节的匿名说法。所有这些人都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关系密切。你是否感到惊讶?)

“我真觉得人们为了美化自己而丑化布拉德的尝试十分卑劣,”这位和白宫以及竞选活动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称,“我们应该都在一个团队里。”他补充道,“这一直是心照不宣的事。每个人都知道话是谁说的、事是谁做的。这真的很不正直。不要在媒体上捣鬼。不要做懦夫。但最终,这些人暴露了他们的本性,而因果报应根本作不得准。”帕斯卡尔和喜欢他的人觉得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是最想让他离开的人。在2016年大选中,康威毫不掩饰她对帕斯卡尔的恼怒,一则是因为他向外界宣称自己对政治所知不多的土气习惯,一则是因为他确实对政治所知不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此前从未涉足过政界是一件好事,”她有一次对他说,“但为他工作的人之前从没从政过可不是。”帕斯卡尔认为康威想要控制2020年的竞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需要向总统证明库什纳把一切都搞砸了,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需要蓄意为他制造障碍。特朗普知道帕斯卡尔这样看待康威,但是特朗普看起来也惧怕康威,并从未冒险介入。出于某些帕斯卡尔只能猜测的原因,康威的职位稳如磐石。(康威认为这一指控十分荒谬,并认为如果布拉德像他关注不存在的内讧一样关注密歇根和宣传工作,事情或许会略有不同。在她看来,帕斯卡尔的降职是在他试图否认总统亲眼目睹的事实之后发生的——塔尔萨的人群规模,恣意挥霍的开支,以及显示拜登领先的民调。)

根据一位白宫高级官员的说法,正是库什纳试图使他的岳父在塔尔萨灾难之后冷静下来,尽管他几周以来一直在推进集会的举办,以重启竞选活动。库什纳告诉特朗普事情“会好起来的”,并认为这场危机“没什么大不了”,这位官员如是说,“直到塔尔萨集会之前,贾里德都在推进这些集会,然后,突然间,这就变成了布拉德的错。”

但是库什纳的意图和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性质经常被只能观察到他与总统有限的一部分互动的工作人员故意曲解,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总统一直想要举办集会,他不需要别人的鼓动。”这位人士称,他继而提出正是库什纳去劝说总统,以这样一席话对总统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还没有职业体育联盟举办大型赛事,竞选活动是否能举办也需要斟酌。

回过头来看,帕斯卡尔希望他阻止了塔尔萨集会的举办(这被普遍认为是他的方案),来告诉总统这是个糟糕的主意。但是要说服特朗普并不容易。大流行病限制了特朗普,没有定期的集会意味着没有与民众的定期接触,也意味着他没有办法确定他的感觉。比起依靠内部或外部的数字,他更多地依靠他的直觉,一种勉强的第六感——不是依靠脉搏、而是直指跳动的心脏来了解情况,在这种直觉让他成为总统之前,它先让他成为了一个表演艺术家。在2016年,一位竞选负责人告诉我决定是以这样开头的命令做出的,“我感觉这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向。我在哪里听到了它。让我们这么做吧。”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米勒说,他在选举日临近的时候与特朗普保持持续的联系,最有可信度的特朗普询问的事情之一就是“支持者们在做什么,全国内有什么样的活动,关于竞选进展的当下感觉又怎么样——特别注意,这是与公众对竞选进展的看法相提并论的”。帕斯卡尔对于给他想要的答复感到有压力,米勒亦然。

帕克斯顿教堂路上的购物商场里空无一人。普利亚兄弟(正宗意大利香肠),Enviro-Master服务(杀菌,保护你的生意!),运动天堂(团购折扣价),O.C.画布工作室(油画印刷·照片打印·艺术印刷·定制印刷),贝果爱好者(咖啡厅),还有小猫头鹰针织店都关门了。这里只有两个小小的生活迹象:一是格蕾丝按摩店昏暗的门前闪烁着的霓虹灯(有点拿性暗示做宣传)和道芬县共和党委员会总部窗前贴满竞选标语的荧光灯。

这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我在那里寻找基层政治活动。你听说过吗?竞选团队声称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基层政治活动。你可能无法通过被操纵的民意调查看到人们对总统的热情,但当你和他生活在真正的美国的支持者对话时,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事实上,在他们口中,这些关于热情的调查不只是比真正的民意调查更可靠,他们就是民意调查本身——好像那些传统的类型简直不存在或者无关紧要一样。我上个月驾车去了全国各地,而全程中我只看到了两个乔·拜登的标牌。这是否能够说明问题?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希望如此。在宾夕法尼亚州,在140万名志愿者的支持下,他们每周上百万次地联络、拜访选民。宾夕法尼亚州具有独一无二地重要性。在上次选举中,农村地区的选民帮助特朗普以少于1%的微弱优势赢得了这个州。但是这一次,特朗普落后于拜登很多。为了缩小差距,竞选团队表示他们将在这里举办数十场竞选活动——比在其他州都多。不过,但愿你们能找到这些活动。

时值7月23日晚上7点,特朗普团队为该地区的竞选活动志愿者安排了培训课。在我到达之前,我一直担心自己会面临病毒的威胁。在我想象的场景中,一边是当地政党总部,另一边是反对隔离的抗议者。我想见了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他们没带口罩,彼此之间近距离就坐,对靠过来记录他们评论的记者喘着粗气。但是办公室里非常安静。我穿过了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莎拉·佩林(Sarah Palin)、安·库尔特(Ann Coulter)、格林·贝克(Glenn Beck)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等右翼名人们的书拱,经过了老布什(George H.W. Bush)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画像以及宾夕法尼亚州选区的地图,但我没看到任何人。

在后面的一间蓝色房间里,悬挂着一面美国国旗,白色的条纹间印刷着大写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国旗之下,一位女士独自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她不是来参加志愿者培训的,她是来做志愿者培训的。那里一个志愿者都没有。

当她刚开始以为我可能是一个的时候,她表现得很友好。她为我倒了杯咖啡并请我坐下。她说,有两个人报名参加了“特朗普领导倡议”(Trump Leadership Initiative)的培训,但是他们后来又都取消了,一个说是耳朵感染,一个说是过敏。当她得知我是媒体工作人员时,她的脸沉了下来。她把目光转回自己的电脑,并告诉我她不被允许和媒体讲话。

五十英里之外,共和党位于兰卡斯特的总部定于第二天晚上6点举办另一场活动。在我抵达之时,当地的现场主管杰森正在和一位老人交谈。“先生,感谢您的支持,”他说,“哦,当然。我认为这场选举比1864年的还要重要。当时,我们会失去国家的一半。而这次我们可能会失去整个国家。”特朗普-彭斯的地区现场主管尼克问我是为了食品募捐活动——他说,这是竞选团队“拉丁裔外展努力”的一部分——还是为了志愿者培训而前来的。老人离开了房门,现在办公室里只剩下在那里工作的两位了。“到场人数真少。”尼克说。但是不用担心,杰森说,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

几天之后的7月30日,竞选团队在匹兹堡天佑大道的共餐咖啡烘焙安排了两场选民联系培训课。晚上的培训原定于19:00开始,但在我17:30就早早到达的时候,这家店已经关门半个小时了。一个在里面打扫的姑娘走出来和我攀谈。(就算在营业的时候,和许多这样的场所一样,有关流行病的规定也只适用于外卖。)她说她没听说闭店2个小时后在她工作的地方有任何竞选团队安排了任何形式的集会。不过她早上,也就是第一场集会安排的时候并没当值,所以她发短信问了一位上了早班的同事。他告诉她有几个人来商店询问特朗普竞选集会的情况,但是他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也没能帮到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搞没搞清楚。”她说。

我在那里又呆了一个小时,直到八点。我想看看究竟有没有人来。没有。

十分钟的车程之外,在县共和党委员会二楼的办公室中,几位工作人员——两名年轻女性和两名年轻男性——坐着盯着他们的电脑。在他们身后是特朗普脸色阴沉的巨大肖像。

“什么活动?”阿勒格尼县的共和党官员凯文·塔图里安(Kevin Tatulyan)一边说一边招手让我进来。

“什么活动?”特朗普-彭斯地区现场主管达拉斯·麦克林托克(Dallas McClintock)问道。

留着淡紫色头发的一位女性突然转向麦克林托克。

“这是你的邮件!”她指着我提到过的宣传广告对他说。

“我的邮件?”麦克林托克难以置信地说道。

“是的!”她说。

他皱起了脸。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几个工作人员试图理顺,在距离大选不到100天的时候,他们怎么会无意中向全国最重要的摇摆州的潜在竞选志愿者宣传了本不存在的官方竞选活动。

他们眯起眼睛看着屏幕,问了些问题。

“什么时候?”

“你在哪里知道的?”

“地址是哪?”

第二场活动的街道名称有一个明显的拼写错误,这个细节让那个有着淡紫色头发的女孩笑了出来。

“听起来是对的。”她不动声色地打趣说。

“我很抱歉!”另一位女士说,她看起来是认真的。“如果您愿意给我们留张名片,我们一定会邀请您参与我们之后的活动!”

在成为总统的竞选团队经理的那一晚,比尔·斯特皮恩没怎么睡觉。有的人涉足政坛是因为他们是一项事业又或一位候选人的忠实信徒。有的人则是出于对权威人士孩童式的遵从,或者出于被其接纳的需要。还有人则是为了这项工作带来的地位,在政治舞台周边的办公空间工作就好像沾上了政治舞台一样。斯特皮恩没有这么复杂。他只想赢得胜利。

通向胜利的道路十分艰难,为了获胜,他需要让足够多的美国人相信特朗普“做出了很多很好的决策”——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其反面,就像总统今春疫情高峰期间在玫瑰花园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我说的那样。(“的确,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但你应该看看初步预测的死亡人数是220万,而我们可能把它降到6万、7万。”自那时起,至少有10万更多的美国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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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竞选团队经理比尔·斯特皮恩

图片来源:原文配图

斯特皮恩能做到吗?斯特皮恩有着浅褐色的头发,面色苍白,他看起来太年轻了,恐怕只有在童子军里能算是老兵。(在他获得提拔后,福克斯新闻的格雷格·古特菲尔德(Greg Gutfeld)开玩笑地祝贺特朗普团队雇佣青少年。)但尽管只有42岁,他却已经在政坛中度过了大半的生命。

认识斯特皮恩的人往往会使用“非常不爱交流”和“难以理解”这样的话来形容他。他与布拉德·帕斯卡尔截然不同,和两个人都共事过的官员们如是说。他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而非散漫的,他深思熟虑而不感情用事。最重要的是,他并不享受聚光灯下的生活。帕斯卡尔似乎在追求公共荣誉,即使他没在为杂志照相或者和作者交谈,他也被指责试图通过匿名消息影响有关他的媒体报道。“布拉德之流身高六英尺八英寸,还留着胡子,”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我,“他们十分引人注目。”比起来,身高五英尺八英寸的斯特皮恩少占据了世上整整一英尺的的空间。

在任何人看来,比尔·斯特皮恩的人生经历都是一个在即将高升时被丑闻阻挡的天才政治人员的故事。斯特皮恩在2002年第一次组织了竞选活动,那是一场党内大会中为了地方职务的竞选。他的候选人失败了。他第二次组织竞选活动是在2003年,为了他在竞争激烈的第14选区参与新泽西州众议员选举的朋友比尔·巴罗尼(Bill Baroni)。在选举之夜,随着选票的公布,胜利对于斯特皮恩的候选人而言似乎已成定局。但他在为巴罗尼的竞选伙伴,也就是前记者席徳纳·米切尔(Sidna Mitchell)计票时出现了计算错误。“比尔·斯特皮恩把票数搞错了,”一位在新泽西政坛和他共事过的人透露,“斯特皮恩认为席德纳以50万9百票领先,大概这样。他让席德纳去宣布胜利了。”米切尔现在已经79岁了,但她仍然记得2003年的那个晚上。“他们告诉我我赢了,大概赢了500票,并让我去发表胜选演说。”米切尔告诉我。第二天,斯特皮恩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候选人她其实并没有获胜。但是州议会竞选就是那样,没人对此过多关心,斯特皮恩也继续步步高升——先是2004年的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然后去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接着是2008年的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再是约翰·麦凯恩,尽管并不成功。2009年,他负责了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的州长竞选,以及他随后的连任竞选活动。

共和党人常说“鲍勃·弗兰克斯政治学派”(the Bob Franks school of politics),至少在新泽西州是这样。弗兰克斯曾是一位众议员,在他2000年不成功的参议员竞选期间,斯特皮恩是他的司机。“比尔·斯特皮恩从鲍勃·弗兰克斯那里学到了政治,”一位曾与斯特皮恩在新泽西州的竞选活动中共事的人士告诉我,“鲍勃有这样的规矩:‘面向什么选民群体的什么宣传能让你赢得50%之外的1%?’比尔就是这样学习政治的。”

斯特皮恩曾是罗格斯大学红衣骑士队的前锋,兼职整冰,他觉得竞选活动很有趣,就像一项运动。“他的冰球打得很不错。”现在的蒙特克莱尔市市长肖恩·斯皮勒尚能回忆起和斯特皮恩一起赢得的一场锦标赛。另一位和新泽西州和他共事过的人说,这段经历意想不到地教给他如何找到最好的特工,“雇佣冰球运动员就好了,他们会狠狠地揍不认识的人,只因为这是比赛的一部分。”

他的看法并不局限于此:“他不在乎整个州的共和党人是不是都输了,只要他的人赢了就行。他成为共和党人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他相当蔑视右派。我会说他很可以算是中间派——但他不是被意识形态驱使的。他从不这样。政治对他而言是一项运动。如果他最开始的机会是为民主党人工作,他就会成为一个民主党人。”

不过,尽管用斯特皮恩取代帕斯卡尔看似是一次重启,但在战略层面上,并没有,也不太可能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变。考虑到如今全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状态,在被问及竞选活动会如何传递出一贯的信息时,高级顾问杰森·米勒说,“这很直截了当:特朗普总统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状况,他会再一次做到的。”

但是民意调查又如何解释?“我之后再谈,”米勒说,“比起你能接触到的数据,我的数据更及时、更准确。在过去四周里,情况已经改善了。在过去两周,情况肯定是改善了。我们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

“比起2016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在2020年的情况要好得多。当时,大家在讨论吉泽尔·汗(Khizr Khan)(2004年在伊拉克牺牲的美军上尉胡马雍·汗(Humayun Khan)的父亲,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指责特朗普)、阿莉西亚·马查多(Alicia Machado)(特朗普嘲讽这位前环球小姐体重增加)和居里埃尔法官(由于他是墨西哥人的后裔,特朗普声称这位法官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我感觉现在要好得多。”米勒说。

在当天的第三个或第四个采访中,一位特朗普的竞选负责人听起来十分真诚地争辩道,民意调查不仅仅是错误的——它们之所以出错,是因为主要的民调机构和与他们合作的主流媒体渠道的刻意歪曲——实际上,它们根本不重要,因为美国选民中有着害怕告诉调查者真正想法的沉默的大多数,也因为2016年的民意调查就是错误的(尽管它们并没有错:和全国民意调查有相关性的是全国选民投票,而不是选举人团投票,克林顿以300万票的优势赢得了普选,这正是在民意调查中所体现出的优势,无论数据新闻工作者所使用的是何种预测模型),你开始怀疑,比起某种阴谋论的受害者,你更像是遭到了恶作剧。

斯特皮恩是否参与其中尚不清楚。自从他上任以来,所有的变化都是表面的、管理性的,好像这个工作比起首席战略官更像是办公室主管。他审查了竞选活动的支出,他暂停了几天的电视广告宣传来确定它们是否在正确的地方发表,诸如此类。当被问及现在有什么改变的时候,竞选负责人们使用了奇怪的术语,开始提到“组织结构图”、“建立中间管理层”,以及最重要的“结构”等等。“结构”是他们使用最多的词汇。现在的结构更复杂了,诸如此类。这应该是件好事,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一些参与过2016年竞选的资深人员很怀念那种让他们在逆境中获得胜利的美好的混乱。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对此保持诚实,因为这也是对选民的一种宣传。

“我们已经整顿好了。我不想提及2016年的混乱。但我们当时十分匆忙。如果你当时说,‘我想载一些选民在全国进行巴士环行。’他们会说‘没问题!’现在,这背后肯定存在某种策略。”一位竞选负责人告诉我。

斯特皮恩曾在帕斯卡尔手下做竞选副经理,他近距离观察了这些活动,并有办法让事情变得稍微好一些。他把显示选举倒计时天数的时钟移到了电梯前,这样,当工作人员前来上班的时候,他们就能第一眼看到它。在他的政治顾问麦克·杜海姆的启发下,他决定颁发一个“每周最佳员工”奖,前者在2008年为朱利安尼组织竞选活动的时候就向自己的团队颁发奖项。斯特皮恩的第一位“每周最佳员工”得到了一顶有唐纳德·特朗普亲笔签名的MAGA帽子,这位员工被这份荣誉感动得哭了出来。

除了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来的时候,总部中从来没有过全体员工在一起召开的会议。斯特皮恩注意到了这一点。你可以说,他是那种喜欢开会的人。他计划在竞选接下来的时间里每周都举办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就选定在他的晋升被公布的第二天早上。他整晚都在构思他要对全体工作人员说些什么,并选定了如下内容:每个人每分钟做的每件事都应该是为了赢得选票。他们应该把从现在到选举日的每一天都想象成“一系列独立的竞选活动”,并且“每天都要赢”。他说他不能容忍拜登的竞选团队“工作得更努力”。“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有才能、比我们看起来更好,”斯特皮恩说,但他们不会比我们工作得更努力。

“这很混乱吗?是的,由于有了新领导,每个人都手足无措,”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但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现在都在一条破船上!各位,我们一定得行。’”

“如果我半夜把你叫醒,告诉你一位深深卷入桥门丑闻(Bridgegate)的人现在自称为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经理,你不会说‘你在开玩笑吗?我震惊了。这怎么可能?’”斯图亚特·史蒂文斯(Stuart Stevens)笑着说。你会说,当然了。

史蒂文斯对共和党的总统竞选经验丰富,他的最新著作《弥天大谎》(It Was All a Lie)讲述了他在67岁的时候的最新认识:他毕生的工作都是个错误。在他看来,特朗普有一种“管理哲学”,这将他从特朗普集团引向了2016年通向白宫的竞选,在现在,则将他引向了连任的竞选活动。“特朗普所做的就是接纳最多只能算是平庸的人才,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特朗普,他们永远不会获得现在的职位,这让他们立刻产生了对特朗普的忠诚。你看特朗普世界,都是一些没参与过总统竞选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参与,而是因为没有人雇佣他们。这不像是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某天醒来说,‘我觉得我要参与竞选了!’科里·莱万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这些人也不会。这就是最后只有布拉德·帕斯卡尔的原因。顶尖的专家不会为你工作。”

比尔·斯特皮恩一直想要参与总统竞选——但这本来会是克里斯·克里斯蒂的总统竞选。然而,在阿斯伯里公园和特朗普大厦的两个竞选之夜间的三年中,事情并没有按照这位上司和他的经纪人的计划发展。现在这看起来很蠢,如果他们住在霍镇,这就像是高蒂家族的故事,克里斯蒂被指控下令关闭通向乔治·华盛顿大桥的车道,以精准报复一位不支持他的民主党市长,这成了一个大新闻,以至于获得了“某门”的称呼。

为了保全自身,克里斯蒂不得不解雇了一些人员,其中就包括斯特皮恩。在媒体得到的信息中,他将李堡市市长称作“白痴”,而大部分对他的立场有所了解的人都怀疑他知道这一阴谋。克里斯蒂宣布他对斯特皮恩表现出的“冷漠的语气、举止和态度深感不安”,而看到这些信息后,“我对于比尔的判断丧失了信心。”仅仅在两天前,他才提名斯特皮恩担任新泽西州共和党主席。而现在,他说斯特皮恩已经要求不再将自己纳入考量,并停止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提供咨询。“如果我不再相信他的判断,我就不会要求别人相信,昨天披露的邮件表明他欠缺判断力,因此我也不会让他领导我的政治活动。”

但克里斯蒂没有就此放过斯特皮恩。在接下来的一周,克里斯蒂聘请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对他的政府部门在车道关闭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启动了内部调查。在吉布森律师事务所位于花园大道的办公室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中,克里斯蒂的律师、朱利安尼的门徒兰迪·马斯特洛(Randy Mastro)用一份360页的报告公布了他的发现:他的客户是无辜的,桥门丑闻出自大卫·怀尔德斯坦(David Wildstein)和布里奇特·安妮·凯莉(Bridget Anne Kelly)的过错。前者是一位匿名政治博主,由克里斯蒂委任至港务局;后者则是克里斯蒂的副幕僚长。这份报告也包含了一些无谓的披露:在共事的时候,凯莉和斯特皮恩的“私人关系变得密切”,但是到了关闭车道的时候,“他们的私人关系冷却了下来,这显然是出于斯特皮恩的选择,他们也基本上不再交谈。”

“被人踢到一边并被告知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这种羞辱伤害了他,”一位和克里斯蒂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告诉我,“克里斯蒂不仅仅是他的上司,他还是一位朋友。如果你十分轻信,而人们伤害了你,那就好像你已经习惯了一样。但如果你不敞开心扉,我觉得他们伤害你的时候情况会更糟。在试图收拾烂摊子、不留下任何痕迹的过程中,克里斯蒂把他身后的所有隐患都扼杀了。”

根据第二位政府的关系人士的说法,克里斯蒂相信他愚蠢的员工使他浪费了通向白宫的努力,于是他“竭尽全力阻止他们再就业”,以确保他们在被解雇之后断绝政治生涯。“我不会因为他为特朗普工作而责备他。他需要谋生。这真是讽刺,不是吗?他最后还是参与了总统竞选。”特朗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当库什纳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第一次试图雇佣斯特皮恩担任地区主管的时候,当时的竞选团队经理科里·莱万多夫斯基告诉了克里斯蒂,他当时仍然在为自己争取提名。克里斯蒂帮助莱万多夫斯基说服特朗普雇佣斯特皮恩是个坏主意,并推翻了库什纳的决定。只有莱万多夫斯基被解雇、克里斯蒂退出竞选并支持特朗普之后,库什纳才得以雇佣斯特皮恩。(莱万多夫斯基不承认这件事,另一个参与谈话的消息人士称克里斯蒂从没说过斯特皮恩的坏话,也从没试图组织他被其他竞选团队雇佣;但是了解该对话的第三个消息来源证实这位高级官员的说法“百分百”真实。)

“当他把比尔踢到一边并碾过所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以为比尔已经完蛋了,”第一位与克里斯蒂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称,“贾里德在请来比尔和信任比尔的事情上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仅仅是因为他也讨厌克里斯蒂。”

克里斯蒂没有解雇过库什纳,又或者通过公布他性生活的私人细节来羞辱过他——比这更糟,克里斯蒂曾经羞辱过库什纳的父亲。在2004年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期间,克里斯蒂对查理·库什纳(Charlie Kushner)这位有权势的房地产开发商和民主党捐助人开展了一项调查,使他家庭破裂。库什纳承认了18项指控,包括非法提供政治献金、逃税以及恫吓证人等罪名。(为了报复配合调查人员的姐夫,他雇佣了一位妓女去引诱他,录下了这段幽会并把录音带送给了他姐姐。要我说这真是又复杂又精彩。查理,如果你在看这篇文章,我很乐意带你出去吃午饭。)他被判处两年监禁,并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服刑了14个月。贾里德当时是纽约大学的学生,他每周末都飞过去看他,在他出狱多年之后,据称贾里德还在使用他父亲在狱中给他做的一个钱包。

“让比尔在2016年进入特朗普的圈子是给克里斯·克里斯蒂的一记耳光,”克里斯蒂政府的关系人士之一说,“就像是这种感觉:‘好啊,克里斯蒂,你无关紧要,我非要选择你不要的人。’”

“如果他们死后碰到一起——尽管我很有自信他们不会去同一个地方——比尔·斯特皮恩还是会缠着克里斯·克里斯蒂,”克里斯蒂政府的某个关系人士说,“如果克里斯蒂觉得斯特皮恩有朝一日会原谅他,他就太不了解斯特皮恩了。他从不遗忘。他从不原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被你的报道引述。”

竞选团队中的人们说他们相信——他们必须相信——总有前路。如果他们刚好赢得了北卡罗来纳(特朗普平均领先1至2个百分点)、弗罗里达(拜登领先5个百分点)和亚利桑那(拜登领先2个百分点)这些特朗普在2016年赢下的州,那么他们就只需要再赢下所谓“蓝墙”(blue wall)的宾夕法尼亚(拜登领先6至7个百分点)、威斯康星(拜登领先7个百分点)和密歇根(拜登领先7至8个百分点)中的一个。自1992年至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以共7.7万张选票的劣势输掉这三个州为止,它们在每次总统大选中都支持民主党。工作人员认为特朗普已经锁定了俄亥俄州,尽管拜登在那里也以平均超过2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

“我不认为我们会输掉这场竞选,”特朗普2016年的俄亥俄州主管,也是2020年竞选的高级顾问鲍勃·帕德奇克(Bob Paduchik)说,“我不认为我们正在输掉这场选举。”他告诉我民调平均值没有表明拜登将要赢下俄亥俄州。我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好吧,帕德奇克说,“真正透明政治”(RealClearPolitics)的平均值没有表明拜登将要获胜。我告诉他事实同样并非如此——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刚好在看这个网站。就连特朗普青睐的拉斯穆森民调机构也认为特朗普落后5个百分点,我指出。“不”,帕德奇克说,拉斯穆森没有这样的民意调查。当我说这样的民调肯定存在,因为我正在看它的时候,帕德奇克说他不能就此发表意见,因为他自己还没有看过它。他说,无论如何,民调都是愚蠢的,因为它们预设人们会像大选当天那样投票。“但大选不在今天!”他说,“我们还没有举行辩论、召开大会。这只是一种幻想式的猜测。”

看到特朗普连任的前景就不是幻想了。如果大流行病消退,如果在辩论中使挑战者受挫,如果民调差距缩小一点,隐藏的特朗普选民(如果有这种人存在)和选举人团的制度设计或许就可以使特朗普成功连任。如果情况变得稍微不那么糟,如果总统养成了稍微不那么经常把事情弄糟的习惯,如果他再一次得到一点运气,他就能再一次成功。或许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或者对官方选举结果的质疑,或者对邮寄投票的攻讦,又或者针对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出生论”都是特朗普需要的竞选策略。

不过,尽管斯特皮恩将8月的广告支出集中在进行提前投票的几个竞争激烈的州,有效地做出了拉长竞选节奏、等待国家局势出现变化的尝试,但他所组织的活动一点都没有考虑到战略,更不足以促成总统需要的奇迹。相反,他们看起来觉得,既然他们上一次足够走运,并证明了普遍看法的错误,或许他们就能再走运一次。

特朗普的确相信运气——他当然相信。“总统很迷信,”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我,向我解释为什么很多2016年大选的特点看起来会在2020年大选的最后阶段突然重现,“我觉得人们忽略的一点是,他比看起来更有耐心。”

翻译文章:

Olivia Nuzzi, The Most Tremendous Reelection Campaign in American History Ever: Inside the chaotic, desperate, last-minute Trump 2020 reboot, New York, August 16, 2020.

网络链接: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article/donald-trump-reelection-campaign-2020.html

译者介绍

王允文: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0/10/8   发布时间:2020/10/6

旧文章ID:23166

美国明确共产党员移民禁令,重现冷战意识形态对抗

作者:斯影  来源:BBC中文网

美国近期将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移民政策再次搬出,明确强调针对共产党员的移民禁令。虽然没有提到针对哪个国家,但鉴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以致出现冷战特征,许多观察者认为,该政策意图强化两国意识形态对抗,并剑指有中国共产党背景的移民。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10月2日发出针对《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新的政策指引,明确指出,“一般而言,除非另有豁免,否则国内外共产党或其他极权政党(或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的成员,或与之紧密关联(affiliated with)的人,在申请移民时将不获受理。”

美国克拉斯科移民律师事务所(Klasko Immigration Law Partners, LLP)的管理合伙人和专职移民事务的律师罗纳德·克拉斯科(Ronald Klasko)对BBC中文说,该指引没有对现有法律有所增减, 改变在于美国领事馆(尤其是驻广州领事馆)将如何诠释法律。不过,他说,看上去,这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我还不了解政府当局向广州领事馆发出了什么指示, 但它似乎与当局加大对中国领导层的限制,以及针对中国人的移民限制相吻合,”他说。

华盛顿近期的制裁目标不仅包括政府高官,还有中国重点企业和机构人员。今年7月,美国财政部以涉及侵犯人权为由,对包括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在内的4名官员实施制裁,禁止入境并冻结资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月还表示,将对被指打压人权的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员工实施签证限制,并点名批评华为。

克拉斯科强调,“过去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调查很少。现在看来,尤其是在中国,这一问题正在接受调查。”

美国“最动态的法律”

美国移民局的新政策表示,共产党员和其他极权政党成员所秉持的观念,与申请效忠美国的誓言不相符合,包括承诺“支持和捍卫美国的宪法及法律”。

此次出台新政策似乎并非空穴来风。美国《纽约时报》今年7月报道,白宫考虑推出针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禁令。该报道称,禁令将阻止这些人访问美国,并可能驱逐一些已经居住在美国的中共党员。

该报道引发巨大的舆论波澜。中国据估有超过9000万党员,如果禁令推出,影响范围相当大。但由于普通党员的身份难以核实,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美国移民局近期推出的新政策针对移民人士,意味着非移民党员仍然可以进出美国,因此与此前预计相比,看上去并不那么严重。

不过,旅美学者、原美国律师协会法治项目中国主任虞平告诉BBC中文,移民法是美国所有法律中“最动态的法律”,制定条文时“粗线条”,执行时则依据移民局的实时政策调整和具体指引。

“如果严格执行,共产党员以及外围组织的人士可能都不能移民美国。” 虞平说。

他认为,最新的政策可能要求官员主动调查申请人的背景。“从审理角度来说,会尽最大努力就合理的怀疑空间去调查。”

冷战时建立的移民审查制度

美国国会为处理对国家安全威胁而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这次政策指引依据的是其中一部分。

该政策的法律基础可以追溯到1918年的《移民法》(Immigration Act),当时主要针对无政府主义的外籍人士。

二战后,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崛起,尤其是前苏联间谍活动带来的恐慌,美国国会在1950年通过了《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也被称为“麦卡伦法案”),增加了对共产主义或极权政党以及附属机构的驱逐理由。该法还对归化成为美国公民添加了新的限制。

两年后,国会在此基础上又通过了《移民与国籍法》,该法首次授权可以驱逐共产党员和其他极权政党成员的外籍人士,包括移民和非移民。其中部分条文与当前的法律条文相似。

移民局的新政策并没有改变相关法律条文,但如果加强实施,意味着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被强化。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东亚系副教授马钊说,新政策的政治信号是很明显,“就是要强化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同时也改变两国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共识,转而回到1972年之前由意识形态引领的冷战对抗。”

近几个月以来,美国逮捕了多名被指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研究员,称他们涉嫌签证诈欺,在申请美国签证时谎报与军方的关系。美国还对离境的中国研究员进行检查,以此打击技术盗窃行为。除此之外,美国还在军事、科技、网络安全等方面围堵中国。两国关系降至冰点。

影响范围有多大?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在2018年,美国共有将近110万人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其中出生地是中国的移民占了6.5万人。不过,每年申请移民以及排队等候审批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法律学者虞平认为,由于新政策意味着移民申请门坎提高了,可能影响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

新政策可能重点打击政府官员和技术人才;而涉及的政党组织可能涵盖共青团、工商业联合会、文化教育团体等——这些大多由中共党员领导,被认为具有推动某一政治议程的任务。

虞平说,新政策指引“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对于在中国有案可稽的党员,特别是有公开党员身份的政府高官和技术人才来说,比较容易被移民局查证。

而普通基层党员由于难以查证,可能更倾向于隐瞒党员身份。不过,虞平提醒,隐瞒身份有可能触犯伪证罪,以致撤销绿卡。

马钊认为,新政策“将增加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复杂性,特别是中国精英阶层,他们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和共产党有密切关系,或者配偶和直系亲属中有关系。”

什么人能得到豁免?

从程序上讲,美国政府在移民签证申请表中会询问申请人是否是共产党员。不过,据信许多中国人在填写时隐瞒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虞平根据他去年参与的案例说,一位中国大型国企的高管在申请移民的表格中填上党员身份,遭到移民局质疑。后来以“为升职而入党”有由作为特例情况,成功移民。而该申请人的主管曾隐瞒党员身份,也成功移民。

根据法律,美国国会为外籍人士提供了两种例外情况:非自愿加入和已经退出党派的成员。

如果申请者非自愿加入党派,加入时未满16岁,通过法律自动执行,或者加入是为了获得工作、食物、衣服、住房、教育等生活必需品时,可以此说明。

如果在申请时已经退出党派,也可以予以说明。根据法律,如果申请者来自控制外国政府的集权专政一方,需要从申请日起至少5年前终止身份。如果并非来自该方,则需要至少在2年前终止身份。

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如家庭团聚或涉及公共利益等,可申请豁免,比如申请人是美国公民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

不管是申请例外还是豁免,都要证明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移民局会因此考虑是否涉及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颠覆、公共安全、知识产权风险、资讯保安风险、选举安全风险和对公众健康的风险。

证明手续繁琐,且耗时长,或许令更多有移民美国倾向的中国人退出党组织。

美国著名的中国法学专家、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表示认同。不过,他说这也将带来许多问题。比如放弃党员身份的人需要向移民局提供什么证据,来表明已经退党?需要出示党组织的确认书或退出许可吗?移民局是否会就退党的诚意及其原因进行调查?

“出于许多原因,这样的禁令荒谬而无益”,孔杰荣说,“显然,尽管有禁止存在,党员依然可以出于非移民目的进入美国。 ”他在Twitter上评论。

从历史来看,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移民审查制度是否成功阻止了共产主义颠覆分子进入美国,学界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实。但这种制度帮助建立了高度动员的反共产主义游说团体,在冷战初期推动针对苏联的强硬政策。

对于目前再次明确这种制度是否将产生同样的效果,马钊认为,“这个做法可以聚集美国国内共和党内的‘反共’势力,也是目前美国为数不多的‘多边主义’外交的举措,即希望利用政治形态聚集亚太地区的盟友,以形成对华包围与遏制。”

来源时间:2020/10/8   发布时间:2020/10/7

旧文章ID:23164

分析:彭斯与贺锦丽就特朗普抗疫努力发生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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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伦•费多尔 , 柯特妮•韦弗  来源:FT中文网

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贺锦丽(Kamala Harris)周三在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就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新冠疫情的回应发生激烈争论,民主党候选人指责现任总统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失败的一位”。

与上周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混乱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副总统彭斯和加州参议员贺锦丽避免了相互谩骂。相反,在盐湖城举行的这场辩论中,两位候选人经常回避问题,社交媒体评论员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只在彭斯头上停留了两分钟的苍蝇上。

贺锦丽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参加美国总统或副总统辩论的黑人女性。但这场辩论不太可能改变竞选的总体轮廓,即特朗普在11月3日大选前的民调中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

在90分钟的辩论开始时,疫情的幽灵显而易见,两位候选人的座位相距12英尺(约3.66米),并被有机玻璃隔板隔开。就在两天前,特朗普离开接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治疗的军队医院。

在被问及特朗普政府应对危机的情况时,贺锦丽表示:“美国人民目睹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失败的一位总统。”

她指责特朗普政府试图向美国人民隐瞒新冠疫情的真相。“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却不告诉你,”她指出,“他们了解(真相),但他们掩盖了(真相)。”

担任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主席的彭斯反驳了贺锦丽的批评,称卫生专家早就警告行政当局,即使采取最好的预防措施,这种病毒也可能导致逾20万美国人死亡。

他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行旅行限制的决定进行了辩护,并指责拜登竞选团队在自己的计划中抄袭特朗普政府新冠疫情复苏计划中的细节。

“这看起来有点像抄袭,乔•拜登对此应该有所了解,”彭斯表示,他指的是,拜登在198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中被指责剽窃时任英国工党领导人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演讲的部分内容。

彭斯宣称,新冠疫苗将在“不到一年”之内问世,并指责贺锦丽对疫苗的潜在效力表示怀疑是“拿人们的生命在玩弄政治”。

贺锦丽说:“如果公共卫生专家,如果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医生,如果医生们告诉我们应该接种疫苗,我绝对会第一个接种。但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告诉我们应该接种,那我不会。”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10/8   发布时间:2020/10/8

旧文章ID:23161

美国著名医学杂志呼吁选民罢免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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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网络

美国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周三发表了一篇编辑撰写的社论,谴责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病毒肺炎流感大流行,并呼吁投票罢免美国现任领导层,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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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总编辑埃里克·鲁宾。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官网。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这篇新社论主笔之一埃里克·鲁宾(Eric Rubin)博士说:“我们很少发表由所有编辑签名的社论。”。

这篇题为“濒死于权力真空”(Dying in a Leadership Vacuum)的社论,在第一段开宗明义指出:“新冠病毒已在全球制造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产生一场领导能力考验。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来对抗这个新病毒的情况下,各国在如何反应上被迫做出艰难抉择。而在美国,我们的领袖未能通过考验,他们把一场危机变成一出悲剧。”

文章引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首先爆发疫情的中国大陆,一开虽延误处置,但之后以严格隔离及封城等措施控制疫情传播,病故率约百万分之三。相较之下,美国的病故率高达百万分之五百以上。

文中指出:“任何以这种方式轻率草菅人命及挥霍金钱的人,将承认法律上的后果。我们的领袖声称自己的行为大多数都没错,但这场选举给我们下判断的权力。当谈到应对我们时代中最大的公卫危机时,我们现在的政治领导人表现出他们不胜任到危险的程度。我们不该放任他们,允许他们留在位子上,而让数以千计的更多美国民众死去。”

鲁宾博士说,这篇社论是8月份起草的,其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在新冠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方面中,如何位居世界前列的事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750多万人被诊断出患有新冠病毒肺炎,超过21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肺炎。

“这场疫情危机对领导力进行了考验。由于没有好的方法来对抗新型病原体,各国被迫在如何应对方面,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但在美国,我们的领导人未能通过这种考验。他们把疫情危机变成了一场悲剧。”社论说。

这篇社论但对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社论指出:“任何人如果以这种方式肆无忌惮地挥霍生命和金钱,都将遭受法律的后果。我们的领导人基本上都声称他们的行为享有豁免权的。但是,这次总统选举给了我们做出判断的权力。”

社论还说:“在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我们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已经表明,他们是危险的无能为力。我们不应该教唆他们,让他们继续保住工作,从而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亡。”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于1812年开始出版。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以前只有四篇社论是由其编辑集体签名的:2014年一篇关于避孕的文章;同年一位前总编辑的;当年有关的社论和2019年有关的社论。

这是美国出版界第一次为总统选举发声。

鲁宾表示:“我们从来没有发表过关于选举的社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政治期刊。我也不认为我们想成为一个政治期刊——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围绕事实,而不是围绕意见。”

鲁宾还说:“例如,佩戴口罩所起的作用。社会疏远距离要求。检疫隔离和隔离工作。他们不是意见。决定不使用它们可能是一项政治决定,但试图暗示它们不是真实的,则是虚构和危险的。我们没有合适的领导人来应对这种新冠疫情流行病。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好的领导人。”

社论亦引用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文章,但文中未背书支持任何候选人。

在新冠疫情流感大流行期间和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之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并不是唯一一份发表政治立场的医学或科学出版物。

今年9月,《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宣布支持前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并且批评否定科学的特朗总统。这一声明标志着该杂志175年来首次认可支持了一位总统候选人。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

出版方:美国马萨诸塞州医学会(the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MMS)。

美国马萨诸塞州医学会(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拥有18,500多名医生和学生会员,致力于为马萨诸塞州的患者和医生提供教育与支持。该协会出版全球领先的医学杂志之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涵盖11大专业的专业通讯系列《Journal Watch》以及《AIDS Clinical Care》。该协会还是马塞诸塞州面向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供持续医学教育的领导者,为医生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举办各种医学教育项目。该协会成立于1781年,是美国持续运作历史最悠久的医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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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ing in a Leadership Vacuum

Covid-19 has created a crisi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is crisis has produced a test of leadership. With no good options to combat a novel pathogen, countries were forced to make hard choices about how to respon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leaders have failed that test. They have taken a crisis and turned it into a tragedy.

The magnitude of this failure is astonishing. According to th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1 the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in Covid-19 cases and in deaths due to the disease, far exceeding the numbers in much larg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The death rate in this country is more than double that of Canada, exceeds that of Japan, a country with a vulnerable and elderly population, by a factor of almost 50, and even dwarfs the rates in low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by a factor of almost 2000. Covid-19 is an overwhelming challenge, and many factors contribute to its severity. But the one we can control is how we behav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consistently behaved poorly.

We know that we could have done better. China, faced with the first outbreak, chose strict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after an initial delay. These measures were severe but effective, essentially eliminating transmission at the point where the outbreak began and reducing the death rate to a reported 3 per million, as compared with more than 500 per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ntries that had far more exchange with China, such as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 began intensive testing early, along with aggressive contact tracing and appropriate isolation, and have had relatively small outbreaks. And New Zealand has used these same measures, together with its geographic advantages, to come close to eliminating the disease, something that has allowed that country to limit the time of closure and to largely reopen society to a prepandemic level. In general, not only have many democracies done bet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y have also outperformed us by orders of magnitude.


Why has the United States handled this pandemic so badly? We have failed at almost every step. We had ample warning, but when the disease first arrived, we were incapable of testing effectively and couldn’t provide even the most basic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to health care wor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nd we continue to be way behind the curve in testing. While the absolute numbers of tests have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the more useful metric is the number of tests performed per infected person, a rate that puts us far down the international list, below such places as Kazakhstan, Zimbabwe, and Ethiopia, countries that cannot boast the biomedical infrastructure or th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that we have.2 Moreover, a lack of emphasis on developing capacity has meant that U.S. test results are often long delayed, rendering the results useless for disease control.


Although we tend to focus on technology, most of the interventions that have large effects are not complicated.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d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measures late and inconsistently, often without any effort to enforce them, after the disease had spread substantially in many communities. Our rules on social distancing have in many places been lackadaisical at best, with loosening of restrictions long before adequate disease control had been achieved. And in much of the country, people simply don’t wear masks, largely because our leaders have stated outright that masks are political tools rather than effective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has appropriately invested heavily in vaccine development, but its rhetoric has politici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led to growing public distrust.


The United States came into this crisis with enormous advantages. Along with tremendous manufacturing capacity, we have a biomedical research system that is the envy of the world. We have enormous expertise in public health, health policy, and basic biology and have consistently been able to turn that expertise into new therapie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much of that national expertise resides i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Yet our leaders have largely chosen to ignore and even denigrate experts.


The response of our nation’s leaders has been consistently inadequat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largely abandoned disease control to the states. Governors have varied in their responses, not so much by party as by competence. But whatever their competence, governors do not have the tools that Washington controls. Instead of using those tool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undermined the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hich was the world’s leading disease response organization, has been eviscerated and has suffered dramatic testing and policy failures.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vaccine development but have been excluded from much crucial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shamefully politicized,3 appearing to respond to pressure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rather than scientific evidence. Our current leaders have undercut trust in science and in government,4 causing damage that will certainly outlast them. Instead of relying on expertis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urned to uninformed “opinion leaders” and charlatans who obscure the truth and facilitate the promulgation of outright lies.


Let’s be clear about the cost of not taking even simple measures. An outbreak that has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communities of color has exacerbated the tensions associated with inequality. Many of our children are missing school at critical times in their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e hard work of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who have put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has not been used wisely. Our current leadership takes pride in the economy, but while most of the world has opened up to some extent,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suffers from disease rates that have prevented many businesses from reopening, with a resultant loss of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millions of jobs. And more than 200,000 Americans have died. Some deaths from Covid-19 were unavoidable. But, al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project the precise number of additional American lives lost because of weak and inappropriate government policies, it is at least in the tens of thousands in a pandemic that has already killed more Americans than any conflict since World War II.


Anyone else who recklessly squandered lives and money in this way would be suffering legal consequences. Our leaders have largely claimed immunity for their actions. But this election gives us the power to render judgment. Reasonable people will certainly disagree about the many political positions taken by candidates. But truth is neither liberal nor conservative. When it comes to the response to the largest public health crisis of our time, our current political leader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y are dangerously incompetent. We should not abet them and enable the deaths of thousands more Americans by allowing them to keep their jobs.

来源时间:2020/10/8   发布时间:2020/10/8

旧文章ID:23160

中国有多少公司在美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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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边亦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73期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缩写:USCC)10月2日发布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清单。【点击这里下载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集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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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C指出,截至10月2日,中国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NASDAQ,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and NYSE American)交易集资的公司一共有217家,总市值达2.2万亿美元。

在这217家中国企业中,有13家国企。这13家国企分别为(括弧内数字为市值排名):中国人寿(2)、中国移动(3)、中石油(5)、中石化(8)、中海油(12)、中国电信(16)、中国联通(20)、中国南航(28)、华能(30)、中国东航(31)、中国铝业(38)、中国石化上海(44)和广深铁路(55)。

中国在美上市公司按市值排在前二十的企业分别为:

1、阿里巴巴

2、中国人寿

3、中国移动

4、京东

5、中石油

6、拼多多

7、雪球(链家、贝壳)

8、中石化

9、网易

10、好未来

11、百度

12、中海油

13、蔚来

14、中通快递

15、腾讯音乐

16、中国电信

17、新东方

18、跟谁学

19、百胜中国

20、中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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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其他官员不断表示,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如果财务不符合美国的审计标准,将在2021年底之前被“赶出”美国股市,截至8月13日,2020年已有18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集资总额超过52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中过上市公司在美国集资仅仅不到25亿美元。8月26日,小鹏汽车又在美国上市。平安陆金年底之前也会在美国上市。一位投资专家说,他还十分看好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唯一让他担心的是美国政府禁止各大退休基金购买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股票或中美发生武装冲突。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于2000年10月通过美国国会授权设立,以负责监督和调查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国家安全和贸易问题的机构。成员由两党国会议员所任命,每年发布年度报告,被认为是美国国会、白宫,决定美中政策的重要指南。

来源时间:2020/10/8   发布时间:2020/10/8

旧文章ID:23159

为国家的灵魂而战:拜登葛底斯堡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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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约客  来源:纽约时间

1863年7月1日至3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Gettysburg),美国内战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持续了整整三天,两军伤亡5万,葛底斯堡战役也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代价最高昂的一次战争。

1863年11月19日下午,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士兵国家公墓的落成典礼上,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发表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葛底斯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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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天至秋天,新冠病毒攻击美国,由于总统刻意淡化疫情,以政治干扰科学防疫,迄今已造成超过21万美国人死亡,与当年葛底斯堡战役传付出的高昂代价高出数倍,而死亡人数还将增加,预计到明年1月1日死亡人数还将翻倍。

与此同时,美国的分裂几乎达到了当年美国内战时的程度。

昨日,2020年10月6日,在葛底斯堡战役一个半世纪后,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乔·拜登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发表了22分钟的户外演讲,呼吁国家团结。他重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所言,我们的国家已成“自相纷争”之屋。拜登说,这个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信任消失殆尽,希望愈发渺茫。党争不休,彼此视若仇敌。他呼吁:“这一切必须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全部22分钟的演讲中,拜登对川普一个字都没有提及。

拜登的葛底斯堡演讲一经发表,已经在美国朝野上下引起热烈的回响。《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拜登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次演讲。川普政府前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伊丽莎白·诺伊曼(Elizabeth Neumann)说,拜登的演讲“完美地体现了我们所需要的”。《纽约时报》也在昨晚正式表态支持拜登担任总统,称“在无情的混乱中,拜登正在为一个焦虑,疲惫的国家提供一些超出政策或意识形态的东西。” 这也正是拜登这篇为人激赏的演讲的核心信息。

以下为这篇演讲的全文翻译。

谢谢大家的到来。谢谢你们。我很感激你们能在这美好的一天来到这里,在一个宏伟壮丽的环境中,直到你们想到所有在这里失去的生命。请大家坐下来。
1863年7月4日,美国人醒来时,看到的也许是美国土地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的遗迹。它就发生在葛底斯堡这片土地上;三天的暴力,三天的屠杀,五万人伤亡。在这三天的战争中,有人受伤,有人被俘,有人失踪,有人死亡。当太阳在那个独立日升起时,李将军会撤退,战争还将持续近两年,而南方联盟的后防线已经破裂,联邦将被拯救。奴隶制将被废除,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将不会从地球上消失,自由将在我们的土地上重新诞生。

没有比今天在葛底斯堡更合适的地方来讨论分裂的代价了。关于美国过去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关于我们现在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关于我为什么相信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国家团结起来。对林肯总统来说,内战是最伟大的事业,是奴隶制的终结,平等的扩大,对正义的追求、机会的创造以及自由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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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语将永远流传。他的话语在我们脑海中盘旋,在我们心底里回响。当我们在黑暗中寻求希望时,我们就想到这些话语;“八十七年以前,我们的先辈在这片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亚伯拉罕·林肯,重新塑造了美国本身。就是在这里,一位美国总统谈到了分裂的代价,和牺牲的意义。

他相信联邦的拯救、救赎和重新奉献。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不仅有严重的分裂,而且存在着广泛死亡的时代,一个充斥着结构性不平等的时代,一个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的时代。他告诉我们,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这是一个伟大而永恒的真理。今天,我们又一次成为自相纷争的一家,但我的朋友们不能再这样了。我们面临着太多的危机。我们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我们的未来如此光明,不可让它在愤怒、仇恨和分裂的浅滩上遇难。

在葛底斯堡战役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应该再次考虑,当平等的正义被剥夺,当愤怒、暴力和分裂被放任,会发生什么。今天,我环顾整个美国,忧心忡忡。这个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彼此的信任正在消失殆尽,而希望愈发渺茫。太多的美国人已不把我们的公共生活看作调解我们的分歧的舞台,反而把它视为一个全面,无情,党争的场合。

我们已不把对方的政党当成反对党,而是把他们当成敌人。这一切必须结束。我们需要在这个国家恢复两党合作的精神。一种能够相互协作的精神。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说了两年了,有人指责我太天真。他们告诉我,“也许这就是过去的工作方式,乔,但他们不再那样工作了。”好吧,我在这里要告诉你,如果我们想有所作为,他们就必须这么做。

我自豪地以一个民主党人身份来参选,但我施政时,则是以美国总统的身份。我将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我会为那些不支持我的人工作,就像为支持我的人工作一样努力。这是一个总统的职责所在,有责任关心每一个人。当年很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互相合作,并不是因为某种我们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这是一个决定。这是我们做出的选择。

如果我们可以决定不合作,那我们也可以决定合作。这是我作为总统要做出的选择。但在这个国家,有比我们支离破碎的政治更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更黑暗,更危险的事情。我说的不是普通的意见分歧,竞争性的观点给我们的民主带来活力和生机。不,我说的是不同的,更深层的东西。太多的美国人所寻求的,不是克服我们的分歧,而是加深分歧。我们必须寻求的,不是建造城墙,而是搭建桥梁;我们必须寻求的,不是握紧拳头,而是张开双臂;我们必须寻求的,不是互相撕裂,而是走到一起。你不必在所有事情上都同意我的观点,甚至不必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同意我的观点,你也会发现,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既不好也不正常。

我在夏洛茨维尔事件后,决定竞选总统。闭目回想你曾目睹的一切: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三K党举着火把,从他们的领地走出来,血脉贲张,高喊着与30年代欧洲各地同样的反犹太主义口号。这是仇恨在游行,在示众,在美国。仇恨不会消失,它只是隐藏。而一旦它被给予氧气,被给予机会传播,被视为正常和可接受的行为,我们就在这个国家打开了一扇必须赶紧关闭的门。作为总统,这正是我要做的。我要向整个国家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美国没有仇恨的容身之处。

它将不会得到任何许可,不会得到氧气,也不会有安全港。最近几周和几个月,这个国家被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事件所激怒,被痛彻心扉的种族不公正事件和毫无必要、毫无意义的生命失丧所激怒,被和平的抗议者,被要求正义的呼声所激怒,被不能容忍的暴力、抢劫和焚烧所激怒。我相信法律和秩序,我从不支持取消对警察的资助。

但我相信不公正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历史的产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当黑人男子,妇女和儿童第一次被铐在枷锁中带到这里的那个时刻。我不相信我们必须在法律与秩序,和美国的种族正义之间做出选择。我不相信我们不能两者兼顾。这个国家足够强大,它既强大到能诚实面对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也强大到能为在劫掠和焚烧中首当其冲的我们的家庭和小企业提供安全的街道。

我们不需要武装民兵在美国的街道上游荡,我们不应该容忍极端主义的白人至上组织威胁我们的社区。如果你跟我一样认为,“我们应该相信美国的执法当局能够做好这项工作”,那么就让他们在没有极端组织充当治安维持会的情况下做好自己的工作吧。如果你说“我们没有必要面对这个国家的种族不公”,那你还没睁开眼睛看清美国的真相。

最近几周和几个月来,我们听到了正义强有力的声音。我见到乔治·弗洛伊德六岁的女儿时,她望着我,用她小孩子的声音说:“爸爸改变了世界。”还有雅各布·布莱克的母亲的声音。她说:“暴力不能反映她的儿子,这个国家需要疗愈。”还有篮球教练多克·里弗斯的声音,他在哽咽流泪中说道:“是我们,一直被杀;是我们,一直被枪击;是我们,一直被吊死;我们始终爱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却不爱回我们,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在想那些。我在想让一个黑人爱美国的那些事物。那是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爱。这样的爱太久不为人所知。我们需要引领美国的人,能够寻求缓和紧张局势,打开沟通渠道,让我们走到一起,去疗愈,去希望。作为总统,这正是我要做的。听任这个国家的深刻分歧影响我们如何处理新冠状病毒的方式,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1万美国人死亡,数字还在不断攀升。据估计,到今年年底,还有近21万美国人可能将会失去生命;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让我们把党争放在一边,让我们结束政治,遵循科学。

戴口罩不是一种政治声明,这是一个科学建议;社交疏远不是一种政治声明。这是一个科学建议;检测,追踪,开发以及所有的批准和分发疫苗,都不是政治声明,而是基于科学的决定。我们无法挽回已经做过的事情。我们回不去了。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制定一项国家战略,把政治放在一边,拯救生命。

我们可以制定一项国家战略,让我们的学校和企业安全开放成为可能。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反映这个国家真正价值观的国家战略。这种流行病不是红州或蓝州的问题。这种病毒不管你住在哪里,你属于哪个政党,它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它将夺走任何人的生命。这是一种病毒,不是政治武器。

美国还有一个持久的分裂,我们也要必须结束,那就是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分裂。它只给少数特权阶层机会,而美国必须是一个流动性的国家。它必须是这样一种国家,一个来自遥远边疆的孩子,亚伯拉罕·林肯,可以登上这片土地的最高职位。美国,必须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国家。

繁荣的可能性,不能只给少数特权阶层,而要给许多人,我们所有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孩子应该得到机会。林肯知道这一点。让我引用他的话,国家必须给人们“一个开放的领域和一个公平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要做的。我们要共同建造。为了确保一个能够实现人人平等的承诺的联邦,我们打了一场内战。

虽时有中断,但我们的更好天使又一次战胜了我们最坏的冲动,让我们得以建立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国家。现在,那些更好天使可以再次胜利。现在,他们必须再次获胜。在林肯葛底斯堡演讲100年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曾来到这里,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的国家在葛底斯堡的这片土地上建立了灵魂和荣誉,现在,我们不能在仇恨的战场上耻辱地失去我们的灵魂。”今天,我们再次投入到为国家的灵魂而战的战斗中。黑暗的力量,分裂的力量,昨天的力量正在把我们分开,压制我们,拦阻我们。我们必须摆脱它们,解放出来。作为总统,我将拥抱希望,而不是恐惧;和平,而不是暴力;慷慨,而不是贪婪。光明,而不是黑暗。我将成为一个这样的总统,去唤起我们最好的,而不是最坏的那一部分。

我将成为一个推动未来的总统,而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总统。我已经准备好每天为你们和我们的国家而战,毫无例外,毫无保留,全心全意。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极端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颠覆林肯和哈里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美国著名女性废奴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曾为奴隶。译者注),以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美国著名社会改革家,废奴主义者,演说家,作家和政治家。曾为奴隶,译者注)的美国,颠覆这个欢迎来自遥远海岸的移民的美国,颠覆这个一直是每个人——不论他们的背景——的避风港和家园的美国。

从塞内卡瀑布镇(Seneca Falls,美国妇女权利运动的发源地。译者注)到塞尔玛(Selma,以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大游行而闻名。译者注),再到石墙(Stonewall,石墙暴乱发生地,同性恋民权运动的里程碑事件。译者注),当所有人都能得到美国的承诺时,我们才是最好的。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街头暴力威胁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不能也不会逃避我们的义务,最终面对种族和种族正义在这个国家遭遇破坏;我们不能也不会继续受到党派政治的打击,任由病毒蓬勃发展,而这个国家的公众健康却受到损害;

我们不能也不会接受只有利于那些已经成功的人的经济等式;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实现成功。同胞们,责任和历史呼吁总统们为公共利益服务,我会的。这并不容易。这不会是容易的。我们今天的分歧由来已久,经济和种族的不平等影响了我们几代人。但我向你们保证。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用这个国家的聪明才智和善意,把分裂变成联合,把我们带到一起,因为我认为人们正在寻找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在如何前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迈出第一步:开始于我们如何彼此善待,我们如何彼此交谈,我们如何彼此尊重。

在第二次就职典礼上,林肯说:“对任何人皆不怀恶意;对所有人都慈悲为怀;坚守真理正义,因为上帝让我们看见正义。让我们奋斗不懈,完成我们的任务,包扎国家的伤口。”现在,我们的工作是让美国重新联合,缝合我们国家的伤口,摆脱阴影和猜疑。因此,我们,你和我,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即使在现在。听完第二次就职演说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告诉林肯总统:“林肯先生,那是神圣的努力。”我们必须献身于我们自己神圣的事业。葛底斯堡的应许和自由的新生掌握在手中。


而危险已在。葛底斯堡之后的每一代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时刻,他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会允许在这里做出的牺牲归于徒劳,还是得以成全?现在是我们回答美国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时刻,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时代。我的回答是,在这个国家历经如此沧桑之后,在美国取得如此成就之后,在我们以灯塔之姿站在世界这么多年之后,绝不可以。

绝不可以,在2020年的此时此地,我们会任由这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毁灭这个地球。不可以,绝不可以。我们手中掌握着最终的力量。投票的权力。它是我们以和平和富有成效的方式表达我们意志的票据。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投票。我们要投票,不管我们的道路上有多少障碍,因为美国一投票,美国就会被听到。

林肯说:“这个国家值得我们为之奋斗。”过去如此,现在依然,作为上帝之下的国度,团结一起,不可分割。让我们携起手来,同不公正和不平等、仇恨和恐惧的共同敌人搏斗。让我们做出美国人的样子来,彼此相爱,爱我们的国家,不拆毁,去建造。这是我们对埋葬在葛底斯堡的逝者的责任。这是我们对生者的责任,也是对尚未出生的后代的责任。

你和我都是这一盟约的一部分,一个克服分歧、重燃希望的共同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各尽其责,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如果我们对过去和彼此怀有信心,那么我们时代的分歧必将让位于更光明、更美好未来的梦想。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承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可以结束这个分裂的时代。我们可以结束仇恨和恐惧。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谢谢你们,我们能行。


来源时间:2020/10/8   发布时间:2020/10/8

旧文章ID:23158

CGTN智库主办论坛分享中国经验,携手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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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蔺紫鸥 李 晓  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本文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线上研讨会综述。本次研讨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智库主办,联合美国卡特中心、德国席勒研究所、比利时中欧数字协会、法国桥智库、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俄罗斯文明对话研究所、罗高寿俄中关系分析中心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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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中国农业大学的26名留学生在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的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参加农业实践和学习。图为7月23日,来自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萨图宁(左一)和实验站工作人员在实验田里查看农作物长势。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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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吉铁路在疫情期间货运周转量实现增长,图为9月2日,在埃塞俄比亚英多得货场,中国和埃塞的工作人员监督集装箱装车作业。新华社发】

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消除贫困,实现人人共享和平与繁荣。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位前政要、国际组织和智库代表近日围绕“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展开线上研讨,分享减贫经验,携手改革合作,探索共同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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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消除贫困,实现人人共享和平与繁荣。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位前政要、国际组织和智库代表近日围绕“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展开线上研讨,分享减贫经验,携手改革合作,探索共同前进的道路。 

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携手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全球减贫事业最现实、最紧迫的挑战。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答案,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多边主义,加大国际合作力度,共创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与会中外人士认为,中国减贫实践的经验值得更多国家学习借鉴。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肯定了中国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上所取得的成功,认为这对全球目标的实现贡献巨大。他表示,未来中国继续发挥多边领导的作用力,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相信仍然可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成功消除贫困,为全人类打造更可持续、更繁荣和谐的世界。

比利时前首相伊夫·莱特姆认为,正是中国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全球实现大部分的千年发展目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表示,中国在消除贫困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过去的40年中,超过8亿中国人摆脱贫困,现在中国只有不到1%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从中国经验来看,根据国家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保持包容性与动态增长的秘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提出,中国脱贫人口占世界脱贫人口的四分之三,这是如何做到的?通过自下而上的针对性减贫方法以及在资源和人口素质方面的持续投资,中国努力消除农村极端贫困的实践取得了成功。卢旺达驻华大使詹姆斯·基莫尼奥介绍了中国与卢旺达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合作。他表示,在中国与南部非洲大陆的合作框架下,中国支持了许多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在努力建设知识型经济国家的背景下,中国也在教育领域作出了贡献。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认为,领导力的缺失,尤其是领导力在美国的缺失让情况更加复杂。疫情背景下,将资金用于高回报的投资至关重要。像“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可以通过将资金集中于高回报,特别是高社会回报的投资项目,作出巨大贡献。

为抗疫减贫开新局

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7位专家聚焦“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减贫”主题,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及降低全球贫困发生率把脉问诊。他们普遍表示,各国携手与共,以务实合作遏制疫情蔓延,是应对此次危机的关键之策。

从国家内部发展来看,不少嘉宾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新开发银行副行长、CFO莱斯利·马斯多普指出,中小企业关系国计民生,但疫情期间深受重创,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服务、财政支持等方式为其提供有利条件,并激发其内生动能。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例举河南新县扶贫经验,指出个人、社会、政府需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其中,政府要在解决个人就业、子女教育、享受公共资源等方面给予政策、资金支持。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执行所长菲拉内·姆特姆提出政府增强对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支持机制,切实提高其贸易水平,是实现减贫的重要途径。此外,还要突破社会福利制度的局限,以便人们享受更为广泛的福利保障。

论坛上,数字科技的重要性屡次被专家提及。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讲述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依托乡村旅游脱贫致富的故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地游客锐减、农民收入降低,因此,他们尝试直播带货,凭借数字经济寻求发展契机。马斯多普同样指出,数字经济的作用在疫情下得到凸显,其加速发展对增强经济韧性,缓解经济停摆具有现实意义。

从国际合作共促发展来看,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表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降低全球贫困发生率的当务之急是在全球范围内遏制病毒传播,需要在疫苗研发、医疗诊治等方面强化国际协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专业研究员伊恩·贝格鼓励全球性治理机构发挥作用,在机制、制度方面革故鼎新。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盘活更多可用资源,回应相关国际援助请求。罗高寿俄中关系分析中心主席谢尔盖·萨纳科耶夫提倡各国增进沟通、搭建桥梁,促进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从而转危为机,开创国际社会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为非洲可持续发展寻路径

在分论坛上,多位嘉宾聚焦非洲发展主题,围绕产业发展、国际协作等问题展开热议。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徐秀丽认为非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达成两个目标:一是摆脱贫困,二是消除饥荒。这些都与农业发展高度关联,所以推动以农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发展是其可尝试的一条发展路径。她提到,中国与坦桑尼亚在农业发展的民间互动方面合作密切,成为助力当地发展的重要外援。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西迪罗普洛斯认为在基础农业以外,还可发展农业加工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增进经济收入。

除了发展农业,不少嘉宾指出制造业、服务业、绿色能源开发甚至电子商务等都应被纳入产业体系,以此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为摆脱贫困注入动力源泉。西迪罗普洛斯举例,当地可发展建筑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半成品加工,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之中,便于贸易往来。当然,产业选择要把握“轻重缓急”,在非洲大陆发展的整体框架下系统考虑、稳妥抉择。中国非洲商会秘书长吉尔斯·德扬认为非洲需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吸取教训,建立完善的医疗机构和与之相关的产业十分必要。比如,涉及制药业、防护用品生产等可纳入筹建之中。

如果把产业发展作为自我造血的重要方式,那么增进国际协作则是激发其内生动力的强大支撑。南非前驻日本、西班牙等国大使格特·约翰斯·格罗布勒指出,非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像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峰会、南南合作等都为其发展注入动能。要完成非盟《2063年议程》中规划的目标,非洲需要向相关国家借鉴经验、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西迪罗普洛斯也指出,合作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非洲各国需要搭建解决共同问题的协作平台,完善相应制度机制和治理体系。

来源时间:2020/10/8   发布时间:2020/9/16

旧文章ID:23157

美国智库:美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 STEM 教育

作者:teafox  来源:茶狐看世界

亚瑟·赫尔曼(Arthur L. Herman)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前段时间,他忧心忡忡地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在American Affairs杂志上。

文章的题目是:America’s STEM Crisis Threatens Our National Security 美国的STEM危机正威胁着美国的安全

原文网址:https://americanaffairsjournal.org/2019/02/americas-stem-crisis-threatens-our-national-security/

所谓STEM ,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用中国的说法就是“理工科”。 先划重点。

首先,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科技水平的竞争,科技水平取决于理工科人才,而理工科人才来自教育体系。所以,归根到底,国家间的竞争是理工科教育体系的竞争。

其次,2016年中国有470万应届理工科毕业生,而美国只有56.8万,仅占中国的11%,更令美国忧心的是,即便在这区区56.8万毕业生中,还有一半是外国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美国一方面想限制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又发现如果少了中国留学生,美国的科技公司有可能招不到人,原因很简单,学理工科的美国人太少!

再次,当年和苏联冷战的时候,美国齐心协力,及时有效地拿出对策,加强理工科人才培养,效果很明显,最后科技方面超越苏联,并取得了冷战的胜利。而现如今,国内却陷入恶斗,政客只关心四年一次的选举,没有长远计划,比危机更为可怕的是,找不到解决危机的决心和手段。

最后,在文章结尾,我会说两个作者有意无意间忽略的问题。从冷冰冰的数字来推测,中美两国在理工科教育方面,竞争的趋势和未来的结果。

好,废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看作者的原文翻译。



美国的STEM危机威胁着我们美国的安全
Arthur L. Herman

1957年10月4日,一个排球大小的钢球在8分钟内绕地球一圈,它被苏联称为 "卫星-1 "或 "PS-1"(Prosteyshiy Sputnik-1),它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人把它发射到一个椭圆的低地球轨道上,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然后电池耗尽。接着,它又在轨道上持续了两个月,最后在大气层中烧毁。 于是,世界有了一个新词– Sputnik ,美国也有了新的使命:缩小与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差距。这种紧迫的使命感引发了美国教育的变革。这场变革不仅为了赢得太空竞赛,也是为了让一代美国年轻人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产生兴趣并接受教育。 从那时起,STEM就成为美国教育专家常年关注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对美国的STEM能力正在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经济和科学领导力的未来感到担忧。多份报告都指出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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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第一个人造卫星 Sputnik


然而,这种常年的手忙脚乱,以及国家科学基金所有拨款,似乎都没有什么效果。这种失败不仅体现在考试成绩不断下降,还体现在愿意投身于STEM学科的美国学生不断减少。自1985年以来,大学的学生总数增长了50%以上。但在数学和统计学方面,2009年只有15496名毕业生,和1985年的15009名几乎一样。学习视觉和表演艺术的学生,比学习“计算机科学、数学和化学工程”的学生加起来还要多。与此同时,一个争夺STEM领导力的新竞争者正在逼近,就像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那样——他就是中国。STEM领导力对我们的安全仍然同样重要——现在比Sputnik号发射时更加重要。 今天的顶尖专家都认为,美国未来的安全将依赖于人工智能、网络、量子、机器人、定向能源和高超音速武器,甚至是3D打印等先进技术。奥巴马在2014年开始指出这一现实,在一系列演讲中公布了它所称的 "第三次抵消战略 ",如果美国要保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的优势,上述所有技术都将至关重要。 量子计算技术尤其如此,甚至是最紧迫的。两者都建立在与经典计算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即量子物理学而非数学。正如我在早先的一篇《美国事务》文章中所写到的,量子的颠覆性,可能远超过二战以来的任何技术。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量子劳动力队伍,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研究人员队伍,我们将在这一关键技术上面临人才短缺,而种短缺将影响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内打赢战争的能力。 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将从哪里来?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国外。 此外,在美国大学许多STEM领域的研究生中,外国学生占了大多数——包括来自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大陆的学生。总的来说,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美国科学和工程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率一直在稳步上升,而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这些课程中的人数却在逐步下降。

美国STEM教育的现状

美国的STEM教育现状如何?衡量美国和全世界STEM能力的最重要基准之一是国际学生评估(PISA)。它每三年对众多国家的15岁青少年的阅读能力、数学和科学素养以及其他关键技能进行测量。

最新的PISA结果显示,美国的数学成绩在71个国家中排名第38,科学成绩排名第24。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5个成员中,美国的数学排第31,科学排名第19。

在2000年代初,面对这样的糟糕,忧心忡忡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出了一份报告 ,该报告认为,如果美国要在21世纪保持繁荣,加强科学和数学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糟糕的表现也迫使国会通过《美国竞争法》,授权为各种新项目提供资金,以改善科学和数学教育。

然而,尽管有了资金和全国性的呼吁,却很难找到改善的迹象。

衡量美国STEM状况的另一个标准是国家教育进步评估(NAEP)。2015年,在《美国竞争法》实施8年后,八年级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自1990年以来首次下降。在0到500分的范围内,四年级的NAEP数学平均分是240分–与2009年的水平相同。2015年八年级的平均分是282分,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分。那一年,NAEP显示,只有38%的四年级学生、34%的八年级学生,和22%的十二年级学生可以被认为是擅长科学。同时,24%的四年级学生、32%的八年级学生和40%的十二年级学生被评为 "低于基本水平"。

这些平庸的结果不会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惊讶。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只有29%的美国人将我们的STEM教育评价为高于平均水平。科学家们则更为挑剔。美国科学促进会成员的配套调查发现,只有16%的人称美国STEM教育是高于平均水平;相反,46%的人认为美国STEM教育低于平均水平。

在总结美国STEM现状时,特朗普的 "成功路线 "报告声称,"美国人的基本STEM技能在过去20年里有了适度的提高",但也承认我们 "继续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而且 "最近一项测试数据发现,只有20%的学生为STEM专业通常所需的课程做好了准备。"

另一方面,报告说,"在过去15年里,印度和中国在授予科学和工程(S&E)学士学位的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事实上,"这两个国家产生的学位数量几乎占到了总学位数量的一半。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双重悖论。虽然美国人在STEM学科上的表现远低于平均水平,但他们的学院和大学却继续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STEM课程。当美国人倾向于远离我们高校中的STEM专业时,外国学生却没有。


外国学生与美国STEM的未来

如今,美国仍然是最多国际学生的首选国家,在2017年全球460万注册留学生中,美国接纳了约110万名学生。截至2018年3月,大约有120万留学生在美国各地登记。

在2016-17学年,中国是国际学生的第一大来源国(35.1万),占总数的33%,其次是印度(17%);韩国和沙特阿拉伯(各占5%)和加拿大(3%)排在前五位。2016-17年,工程、商业管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是国际学生的前三大学习领域,占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国际招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总的来说,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美国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国际学生注册人数一直在稳步上升,而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注册人数,却在逐步下降。

国际研究生的比例甚至比本科生还要高。(2017年秋季,在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中,超过60%的学生就读于这些领域,而国际本科生中约有40%的学生就读于这些领域)。2017年,美国院校研究生项目中62%的国际学生就读于S&E领域–其中69%来自中国和印度。

事实上,根据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的数据,如果没有国际学生,许多美国大学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项目都无法维持。在电气工程专业的全日制研究生中,外国学生占81%,计算机科学占79%,工业工程占75%,统计学占69%,机械工程占63%,土木工程占59%,化学工程占57%。如果没有国际学生,在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和其他领域攻读研究生学位的 全日制学生的数量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将少得令人震惊。

此外,2015年,国际学生在工程、经济、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统计学领域获得了一半以上的博士学位;他们在S&E学位中的总体比例为34%。再次,中国学生占了很大的份额。1995年至2015年期间,持临时签证的国际学生获得的理工科博士学位中,28.8%颁给了中国公民。

当我们审视个别高校,尤其是那些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排名靠前的高校时,这些数字看起来更加惊人。例如,在哈佛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超过一半(53%)的学生是外国学生。在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的学生略少(43%),但电子工程系的学生占55%。

在普林斯顿和耶鲁,美国STEM的情况显得更加惨淡。在普林斯顿的计算机科学系,60%的学生是国际学生;在电子工程系,这个数字是70%。耶鲁大学的美国人参与计算机科学的比例不超过19%,电子工程的比例为12%。在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学生81%是外国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招收77%,普渡大学计算机科学系76%。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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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大顶级大学中国际STEM学生的比例


总的来说,持临时签证在美国学习STEM学科的国际博士级学生的比例在过去三十年里翻了一番。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2016年7月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20年,国际学生将占到美国STEM博士毕业生的一半。

这种趋势对美国的威胁有多严重?

一方面,大量外国学生在美国学习,甚至是中国学生的存在,本身不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没有任何理由采取排外的态度。同时,硅谷的许多公司会认为,如果没有外国公民,他们就无法填补队伍中的空缺。显然,全国各大高校的类似项目也无法维持。

另一方面,当五角大楼开始审查STEM毕业生时,他们会发现能够通过审查的美国国民严重短缺。

总之,一个令人震惊的趋势正在发展。美国维持关键技术研究的能力看起来很脆弱,而这些能力对我们的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

因为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美国公民的人才库正在缩小。而当美国在STEM领域的领导地位逐渐消失时,中国却在突飞猛进。

中国,内外交加的威胁

2017年6月19日,NextWeb刊登了一篇题为 "当美国STEM教育市场下滑时,中国却大举投资 "的文章。Rick Ye的文章要点是,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STEM教育的提供国,但 "全世界都在质疑美国学校系统中STEM教育的命运"。

美国STEM教育及其配套产业的缺口越来越大,导致微软等美国大公司在其他国家寻找人才,因为美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另一方面,文章指出,中国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在过去10年中增加了三倍,从2000年的670元上升到2015年的2381元。中国显然将科技教育投资视为其未来成为超级大国的优先事项,在政府没有进行投资的地方,中国普通家庭进行了投资。

如今,中国在STEM毕业生数量上居世界首位。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称,2016年中国有470万应届STEM毕业生,而美国只有56.8万。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系统,这并不奇怪。中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了九年义务教育,其中包括六年的小学和三年的初中。对于那些有幸通过高考的学生来说,近来可供选择的大学急剧增加。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的大学数量增加了768所。在2017年亚洲排名前20的大学中,有10所来自大中华地区,那里的重点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数量,还有质量。成立于1998年的 "985工程 "是中国为提高优秀大学的研究水平而制定的计划。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所谓的C9联盟,即全国最顶尖的九所大学,它们保证获得中国整个国家研究预算的10%。

其中之一是清华大学,它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它的科学教师中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另一所是北京大学,它与西方大学有广泛的学生交流项目。还有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毗邻正在建设的价值110亿美元的新量子研究中心,以确保中国的 "量子至上"。

这些顶尖学校的工作人员并不限于中国学者。中国也在外国学者中招募关键STEM领域的最优秀的人。在工资和研究支持方面,钱不是问题。这是一个强大的教育资源体系。

当然,中国高等STEM依然面临一些不足,中国解决这些不足的一个办法是,派遣学生去国外。美国大学的STEM学位在中国科学界有着特别的地位。因此,数十万中国STEM学生被美国顶尖大学录取,并在他们所选择的领域获得一流的教育。同时,这些大学也喜欢中国学生,因为他们毫无怨言地支付了高昂的学费。

这个数字有多大?每隔一年,移民局都会发布一份关于在美国的外国学生入学情况的报告。根据其最新报告《Sevis by the Numbers: 国际学生趋势半年报告》,在2018年4月发布的报告中,中国留学生(377,070人)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他们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印度(211,700人)。虽然报告没有披露有多少中国学生就读STEM课程,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超过一半的中国学生就读STEM课程。

但要看到真正的问题,需要一个更大的视角,这个问题不是大量的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STEM,而是越来越少的美国学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将需要一个更大更全面的改革方法,而不仅仅是对F-1或M-1签证进行限制。它需要一种更类似于60多年前Sputnik引发的方法,全面改变美国的教育体系。

Sputnik及其影响

1957年10月4日,Sputnik号发射。12月30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发表决议,要求对科学教师进行专门培训。1958年1月2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就针对STEM教育问题,向国会发表讲话。不到一年后,国会批准了《教育法》(1958年)的10亿美元资金申请,这涉及到美国教育系统从学校到大学的第一次联邦层面的全面改革。

在很短的时间内,艾森豪威尔总统设立了总统科学顾问的职位,参众两院重组了他们的委员会结构,把重点放在科学政策上。国会还成立了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以创建一个民用空间计划,并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增加了三倍,以改善科学教育。

是什么让联邦如此努力?实际上是一种“全民动员”的方法来提高美国作为科学领导者的地位。

首先,当然是担心Sputnik号标志着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输给了苏联,甚至担心苏联会利用像Sputnik号这样的卫星来监视美国。其次,人们感到尴尬的是,美国领导世界获得二战胜利,其工业实力在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但在下一次重要的战略未来竞赛中却以某种方式落后了。

最重要的是,Sputnik事件引发了一种担忧,即美国的问题来自于教育体系,而这种教育体系却不幸地与时代脱节。用历史学家保罗-迪克森的话说,"在公众眼中,科学教育成为赢得与苏联的科技竞赛的重要筹码。"

这些忧虑和对解决方案的探索,最终导致了1958年《教育法》(NDEA)的通过。它的目标是 "改进教育计划,以满足国家的关键需求"。该法案在4年内为8个项目名称拨出了10多亿美元。

Sputnik之后,美国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0年,大约有50万年轻人,勉强占到美国适龄青年的15%,在上大学。到了1960年,这个数字猛增到360万;到了1970年,这个数字又翻了一倍多,有750万美国人,也就是40%的大学适龄青年在上大学。

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Sputnik改革,就没有70年代的计算机创新,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创新。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IT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年轻人觉得科学技术很酷、很刺激,并投身到科学领域。

另一方面,当时没有大量在美国学习STEM科目的苏联学生,同样,美国大学也没有急切欢迎苏联学生进入他们的物理实验室。然而,这正是我们今天在与中国的STEM竞争中所面临的情况。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危机要比六十年前复杂得多。例如,中国的量子计算机可以穿透我们最脆弱的公共加密系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已经为时已晚,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荐言

2018年9月10日,在 "9-11 "事件17周年前夕,我写了一篇题为 "美国的高科技STEM危机 "的福布斯专栏。在那篇专栏中,我写到美国的STEM领导力正在下降。

我们正在快速接近另一个Sputnik时刻,我们不能忽视。我们的未来,都有赖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高科技公司、大学、白宫、教育体系,共同打造一个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高科技STEM教育战略。遗憾的是,我们依然缺少专门解决美国STEM危机的计划,尤其是与计算机工程和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量子和机器人等主题有关的问题。


此外,还必须认识到,这场危机不是要等市场来解决的。在危机中,市场是出了名的不善于配置资源,但尤其是教育资源,因为涉及到时间差和其他因素。比如,在2014年石油市场崩盘的时候,恰恰是石油工程专业让人趋之若鹜。 此外,有些人认为,目前对外国学生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是设计好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美国公司就可以获得廉价的科技人才。迄今为止,引起最多关注的是中国公民,包括博士后和教授,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情况十分复杂。 2018年6月,特朗普宣布限制中国研究生在某些科技领域的学习的时间,包括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从5年减少到1年。2018年12月2日,媒体报道。"美国考虑对中国学生进行新的限制。"

除了新的签证限制外,官员们还在考虑是否对在美国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进行额外的调查。路透社报道说,官员们希望检查学生的电话。他们还在考虑查看学生的社交媒体个人账户。 同样,中国学生的问题需要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待。更大的关注点应该是我们如何让更多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学习并对STEM学科产生兴趣,尤其是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高科技STEM学科。 一种方法是,将某些STEM学科,如人工智能,定义为“关键领域”,并提供奖学金和资金,鼓励更多的美国年轻人参与。 另一种方法是,直接与高科技企业协调,既要改善美国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又要推进关键的研究。美国企业实验室所做的工作是六十年前应对 "人造卫星 "的一个重要部分。今天,许多这样的实验室已经不复存在,但要应对当前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危机,就必须调动全社会的资源。不能继续局限于几个机构。 STEM教育太重要了,不能再由教育专家来决定。现在是白宫和五角大楼出面扭转局势的时刻。就像他们在Sputnik之后所做的那样,只有这样,美国的未来才不会悄无声息地落到外国人手中。 六十年前,美国为夺取全球STEM领导权所做的努力,将宇航员送上了月球。今天,谁能说夺回STEM领导权对我们不重要?谁又能说得清如果我们失败了会付出什么代价?

全文完。

最后我说两点作者有意无意没提的重要问题。

首先,智商问题。

如果用关键词 Race + IQ(种族+智商)搜索图片,得到的结果惊人得一致。在智商方面,东亚三国(中日韩)的平均智商超过105,对其他国家具备碾压性优势。而美国只有95。比非洲、中东、南美略胜一筹,但不如一些欧洲国家,更不要说和东亚国家比了。学理工科拼的就是智商,没有智商你怎么玩?以前中国落后,是因为自我封闭,如今民智已开,而且中国人的勤奋程度又遥遥领先,你美国以后怎么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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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商分布,颜色越深越高

其次,人口问题。

当年美苏冷战,美国的人口和苏联几乎一样,差不多2亿左右,可以说在人口上,美苏是一个平等的竞争。无论教育体系如何完善,人口都是一个捅不破的天花板。而目前,中国人口14亿,美国3.3亿,中国是美国的4.3倍。2016年中国有470万应届理工科毕业生,而美国只有56.8万,仅占中国的11%。十倍的差距,你怎么追?

总结,智商和人口基数都不如中国,美国要在理工科教育追上中国,我看,只能期待懂王力挽狂澜,发挥神力了!

来源时间:2020/10/7   发布时间:20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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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非常时期的道德事件与道德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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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荣剑  来源:网络

中国近10年来由知识人主导的道德事件可谓层出不穷,抄袭剽窃,学术造假,粗制滥造,谎报成果,盘剥学生,不伦之恋,贪污受贿,应有尽有,学术风气之败坏、学术道德之堕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充分体现出知识人前所未有的“精英之耻”。从我的观察角度来看,我更关注的是和政治相关的道德事件,因为它们涉及到公共道德领域,比个人私德会产生更大的影响。限于篇幅,我以三个道德事件为典型案例。  

事件一:新左学者集体奔向重庆事件。2012年,我写过一篇论文《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对于新左学者和一些著名大学、研究机构蜂拥奔向重庆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其中提到了这些人物:崔之元、李希光、王绍光、温铁军、张维为、黄宗智、张旭东、戚本禹、朱永嘉、张宏良、萧功秦、张木生、杨帆等,他们或者是新左学者,或者是毛左分子,或者是文革余孽,或者是“边缘学者”,身份虽有差别,但都对当时的“重庆模式”及其领导人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为此评论道:“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极大的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与此同时,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也纷纷前往重庆,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和书记,人民大学校长和书记,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和书记,都先后奔向重庆“朝圣”,和重庆签下市校合作协议。更有数十所大学聘任了重庆市当时如日中天的公安局长为兼职教授,最为荒诞的是,四川美术学院也聘请这位公安局长担任该校兼职教授——看起来真像是一个政治行为艺术。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学者和大学竞相奔向重庆,动机肯定是“司马昭之心”,都是冲着重庆当时的领导人去的,是去递投名状的。后来的结局就不用再说了,这个事件最典型地反映出知识人和政治权力之间极其扭曲的关系,学者基本的职业伦理和个人操守在现实政治中丧失殆尽。  

事件二:百名作家集体抄写“讲话”事件。作家出版社为纪念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70周年,曾经搞了一个“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讲话珍藏纪念册”,每位参与者抄写“讲话”中的一段话,然后结集出版,出版社向每位参与者支付稿酬人民币一千元。此项活动在社会上公开后,引发热议,我写了评论文章《价值一千元的灵魂》。我首先关注的是抄写者的名单,名单中既包括一些老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比如贺敬之、铁凝、高占祥、玛拉沁夫、周巍峙、刘大为、王昆、田华等,也包括王蒙、莫言、二月河、陈忠实、贾平凹、叶兆言、韩少功、麦家、张洁、周国平、池莉、苏童、叶延滨等,正是后面这批人也参与到抄写“讲话”的队伍中,让社会公众大跌眼镜,因为这些人所创作的作品,按照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明显地脱离了工农兵的火热生活,离开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是迷恋于色情描写追求低级趣味(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就是沉陷于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主义的泥坑(苏童、韩少功、莫言、叶兆言等),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义的歧路上(张洁等),至于像二月河、海岩、麦家这样的作家,占尽了市场的风光,写出来的畅销书和“讲话”有什么关系?大概正是因为社会热议鼎沸,叶兆言很后悔,感觉到丢人了,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另一个吃后悔药的是周国平,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成了他自责的理由,他认为,纪念讲话就是纪念自己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我在评论中对这些作家的质疑是:“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的文学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人民的心灵世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中国向世界呈现出何种文化精神面貌?作家们心里最清楚,如果始终按照讲话的精神来写作,请问王蒙、莫言、苏童、叶兆言、周国平,你们会有何种创作感受?作家是最珍惜心灵自由的人,你们真的愿意把讲话套在你们的心灵上吗?”   

事件三:北京大学教授范增等人写九首贺诗事件。2014年10月21日,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举行学习领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会上,教授们高度评价讲话是“振聋发聩”、“全面阐述”、“精辟论述”、“高屋建瓴”、“要言不繁”、“气宇轩昂”,新时代的文艺家,既要有上迫云天的鸿鹄之志,更要有脚踏实地的创造精神,爱人民要爱得深切、真挚。表现人民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要使中国当代文艺从“高原”走向“高峰”,北京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的重镇,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他们最后还意犹未尽,“限韵作诗为贺”。现摘录部分诗作为证:  范增诗云: 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隐佛香, 早觉神州辞厄运,欣迎大塊著文章。 龙吟昊宇当非昨,风择高枝胜往常, 妙笔丹青轮斫手,辉鞭电掣向康庄。  万俊人(清华大学伦理学教授)诗云:  金秋帝庙正高阳,领袖群贤话艺常。 十翼终能凌昊宇,百花竞放蕴幽香。 国中维命开新道,贞下起元换旧章。 一代天骄承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   周建忠诗云: 十月天高正艳阳,桂花流溢满城香。中兴可待承明主,艺苑还应别旧章。 诗礼传家宗国学,宅心为国岂寻常。 躬逢盛会临沧海,愿列门墙自肃庄。  朱彦民诗云: 博雅未名傲秋阳,叶黄木紫丹桂香。 躬逢赤县遵皇则,欣感艺坛谱锦章。七二贤能喻正道,三千文史阐纲常。 汉唐盛世期重见,大美通衢是彠庄。  读了这些诗,读者会做何感想?我相信大凡有点羞耻心的人多半会有不适的生理感觉,从突破文人底线而言,这些诗人肯定是超过郭沫若了。史上颂圣诗的确多了去了,历代历朝总是有些无耻文人愿意挑战人的生理和心理可以忍受的极限,和他们相比,当下这些诗人可能会创下一个纪录。从范教授的经历来看,他的节操变幻令人眼花缭乱,30几年前他大义凛然地写下“去国书”,像个慷慨就义之士,谁知不过几年,他终于熬不住国外的清苦日子,幡然悔悟写下“归国书”,像个迷途重返的羔羊。一个人生的投机客,以为能背诵屈原的离骚就可以粉饰其小人本色,那无异于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道德事故。那个清华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居然拜这样的人为“恩师”,不知他的伦理学是来自于哪个山门?如果他说是来自于马克思,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是对马克思的最大羞辱。   

上述三个道德事件,由不同的知识群体所主导,诉诸不同的表达方式——从政治到文学到诗歌,体现出来的是共同的“精英之耻”。从奔向重庆的这批学者们来看,他们在政治上选择特定的政治人物并期待通过这类人物来实现特定的政治理想,这是无可厚非的理性算计和选择,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这也是一种道德选择。道德选择就意味着,既然他们将一个政治领袖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那就必须为自己的领袖承担一种道义责任,有与领袖同甘共苦共进退的勇气和担当。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在“西南一柱”(司马南语)倒塌时,没有一个新左学者出来为他们昔日心目中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声张权利,相反,是弃之如敝履,在后来的时段里,他们从未为这位沦为阶下囚的人打抱不平。看看自由主义学者对胡赵始终如一的态度,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关注、理解、同情和发扬胡赵的政治品格与道德人格,就可以看出新左学者们的道德境界是多么的不堪,他们奔向重庆,不过就是政治投机行为。  从百名文学艺术家抄写“讲话”这一事件来看,那些从延安来的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和那些长期受惠于党的体制的作家们,出来干这个活,民间舆论不会有丝毫奇怪,因为他们的政治倾向和他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但是,那些先锋作家和通俗作家们出来为“讲话”背书,一定是人格分裂,因为他们内心很清楚,就像叶兆言所抱怨的那样,明知这是一个苍蝇还是把它吃进去了。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愿意吃这个苍蝇,上海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王安忆就拒绝参加这项活动。作出这个决定,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道德境界和良知,只要对历史经验稍微有点认知的作家,是不难对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关系作出准确判断。至于那几个吟诗唱和的诗人,已经不值得评论了,他们完全忘记了“行己有耻”的概念,自觉沦为宫廷拍马诗人,极尽谄媚之词,尽显阿谀之态,达到了顾炎武所说的“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程度。 

来源时间:2020/10/7   发布时间:20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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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内循环”的失败案例与成功前提

作者:杭子牙  来源:多维新闻-多维客

这个“十一”假期是属于中国人的。

我说这个意思,不单是指“十一”是新中国71周年国庆,更重要的是当世界其它多数国家都还深陷疫情与经济停滞的泥潭不能自拔的时候,唯有中国,不仅已经早早走出疫情危机,而且“内循环”经济也在这个“十一”假期开始全速启动。

电视与朋友圈上各旅游景点汹涌的人流,高速公路上拥堵的车流,告诉世界一个极度羡慕的事实——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回来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场疫情,国庆假期正是出国游的高峰,但是因为国际疫情迟迟无法得到控制,旅游者只能在国内出行,正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经济“内循环”试验。

不过,从长远看,经济“内循环”要长期运转下去,还需要更多前提条件。本文试图就这一必要前提,结合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

事实上,历史地看,“内循环”曾是世界经济主要运转模式之一,而且是最主要的模式。在漫长的人类经济史上,内循环模式主要集中在农业文明最发达的中国,南亚的印度等地。

在同样古老的地中海文明,商业交换与跨境流动是主要经济形态,对匈奴游牧部落和后来在北欧崛起的维京人来说,当海盗或掳掠抢劫才是主业。

即便是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农业文明时代,像中国这样一旦国力强盛了,也要走出去和外部进行经济交流,也就是搞外循环,丝绸之路就是这么来的。

后来,工业革命的到来与世界市场的形成,宣告了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历史终结。

在西方工业革命和重商主义驱使下,依靠炮舰外交与殖民地掠夺,资源开始在全球配置,国际市场逐渐形成,随着各个彼此独立的经济体被打通,经济内循环时代就结束了。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研究与论述,就是建立在这种以国际分工与交换为主的新经济形态之上,同时又为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后来冷战到来,将世界分割为以美苏为代表的两个高度对峙的国家集团。

冷战下的经济与科技,也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体系,除了非法的经济与科技间谍活动,这两个体系之间基本不存在经济与科技交流。

这两大体系的成员数量、经济体量、经济模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调控与管理理念都完全不同,经济活力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本质上,这两大体系都在在搞内循环,只不过,以美欧日等为代表的内循环是全球性循环,在本质上还是外循环,所以成功了。

而以苏联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内循环,虽然有前苏联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资源支撑,还有一群小伙伴捆绑在一起搞内循环,因为是封闭的内循环,所以失败了。

刚开始中国加入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内循环经济阵营,因为当时中国极度落后,和苏联存在着巨大发展落差。得益于中苏友好前提下,前苏联大规模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向中国这个发展洼地流动,建立了中国的工业经济基础。

但是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又没有改善,因此,在从1956到1978年之间,中国就只能在自己国内搞内循环。具体情况怎样,大家都很清楚,再多说就是在找不自在了。

1978年后,中国在邓小平推动下搞改革开放,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在经济与科技上,成功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与科技循环体系。

和西方相比,中国当时是经济洼地。得益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的低人工、土地成本等因素,资金、技术等源源不断地从西方流向中国这片洼地,和中国人民对财富的追求发生了化学反应。

就这样,在内循环下经济与社会活力已经快要枯竭的中国,又从美国主导的另一个开放式循环体系中引入了活水,获得了青春活力。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外循环速度,对比中国加入世贸后的进出口增速与GDP增长速度,就能发现这两条呈爆炸式增长的曲线高度吻合。

在此期间,苏东剧变,苏联倒台,原来以苏联为主导的内循环经济体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宣告彻底失败。

而中国,因为提前十年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主流体系,不仅避开了前苏联集团倒闭带来的巨大风险,还实现了40年高速发展,科技也同步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以说,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就是加入到世界主流经济体系,打通了内外两大循环的过程。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加入世界经济外循环的决断与勇气,有很大概率,中国今天就是另一个古巴或朝鲜,不仅在社会与思想上高度封闭,温饱问题恐怕都还未能解决。

所以,历史已经从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多次提醒,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是关起门来搞内循环,不管其要素资源有多丰富,底子有多厚,长期下去,都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已自成一体,有着庞大的内部需求和全产业链生产能力,可以关起门搞内循环的鼓吹,都是一些不学无术之辈在放屁!

片面鼓吹内循环者,不是蠢,就是坏!如果没有和外部世界的经济与科技联系,任何国家或经济体,最终都得是死路一条。连强大如苏联者也不能例外。

就算是美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最终也难逃一死。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为什么美国要推动和中国“全面脱钩”,而且主要是经济与科技脱钩,而且还要通过“共产中国和自由世界”的二元划分,鼓动甚至胁迫盟友把中国隔离出世界经济与科技循环体系。

因为这个互相隔绝的二元体系一旦建成,就等于抽空了中国继续发展崛起的氧气,也就宣告了中国社会经济繁荣与活力的结束。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不仅要“拒绝脱钩”,还要千方百计与美方加强经济联系。

两国虽然已经水火不容,经贸协议该执行,还是要继续执行下去,因为这样不仅为美国有利,对中国经济与开放更为有利。原商务部长陈德铭最近表示,国际市场万万不可丢弃,保住对美市场尤为重要,也是同样的意思。

不仅如此,对中国来说,在和美国博弈的同时,还要千方百计搞好与欧洲、日本等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因为未来,就算是被迫和美国脱钩了,还有欧洲、日本等可以进行经济交流与互动,能够通过和欧日等过进行外循环保持经济与科技活力,不至于完全陷入内循环的绝地。

所以,我经常说,在这场中美世纪争夺中,日本是中国要尽力争取的对象,欧洲是中美之间最关键的砝码,必须努力搞好与这两大西方经济体的外交关系。如果在和美国对抗的同时再和日本、欧洲等对杠,对中国来说,所导致的后果将会难以想象。

对中国人来说,一定要正确看待中国和日本、欧洲之间因为价值观与利益不同而产生的摩擦,要正确看待双方对同一事件从不同认知与利益角度的关切,千万不要被民粹战狼情绪支配,因为随意开炮而激化双方民间敌意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冲突。

我经常批战狼民粹误国,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国际战略视野,即不懂历史,也不知道四面树敌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认为光凭一腔热血,就能实现国家崛起。

请注意,中国现在提出的是“双循环”概念,而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内循环”,尽管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是和单纯的“内循环”还是存在本质不同。

而之所以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一方面是因为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已明显减弱,内需已成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阻断了世界经济与贸易流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新冷战”斗争,使得中国必须要做好“完全脱钩”后的最坏准备。

这里有主动的成分,更有被动的原因。

虽然如此,国际经济联通与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外开放,仍然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新发展格局应该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决不应该是关起门来搞内循环。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世界强国,必须更加主动、更加开放地融入世界经济外循环之中。无论如何,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光靠内循环驱动,都不可能维持经济繁荣与活力。

内循环想要成功,必须以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外循环作为前提。片面鼓吹内循环者,不是蠢,就是坏!

来源时间:2020/10/7   发布时间:2020/10/5

旧文章ID:23154

特朗普和拜登如何把研制新冠病毒疫苗变成政治角力

作者:彼得·马什 (Peter Marsh)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译者:杨颖而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How Donald Trump and Joe Biden have turned the hunt for a coronavirus vaccine into a political football

来源:ABC NEWS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美国是新冠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最为期待疫苗到来。然而,还未面世的疫苗却卷入特朗普和拜登的选举鏖战,成为美国两大党派要选边站的又一议题。

所有国家都在屏息以待,等候任何有关新冠病毒疫苗的消息。

美国更是如此。数据显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确诊病例比美国要多(超过600万例),死亡人数比美国要高(19万人)。

然而,美国正身陷总统特朗普和拜登的选举鏖战之中。

于是,即便是还未面世的疫苗,也无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竞争之中,成为美国两大党要选边站的又一议题。

本篇报道将简述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如何了成为一场政治角力。

特朗普对疫苗的承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八月初的时候,有人在一档电台节目中就疫苗进展向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回答道,疫苗“会在年末之前面世,也可能会比这更快。”

“在11月3号之前?”记者追问道。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会提前。不过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特朗普回答道。

在这之后,特朗普又在白宫被追问疫苗的成功研制是否会助力总统选举。

对此,特朗普回答道:“研制疫苗反正不会拖选举后腿。但是我并不是为了大选才推进疫苗研发;我希望我能救人们的命。”

两党大会

新冠疫情是最近两党大会中的主要议题。

先举行大会的民主党反复谴责特朗普对新冠疫情处置不力,导致许多美国人感染了病毒,许多人因此逝世。

奥巴马认为,特朗普应对不力的结果“十分严重”。他说:“17万美国人因此丧命。数百万的就业岗位一夜消失,身居高位的人赚的钱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是最糟糕的信号。”

拜登则指责他的竞争对手在“空等奇迹”。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一周之后的共和党大会中正面回击道:“拜登在一周前说不会有奇迹了。他显然不知道美国就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在年底将会拥有最安全、最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

特朗普在提名演讲中同样清楚地提到了新冠病毒疫苗研制的时间表。

“我们将在今年内生产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我们将击溃新冠病毒。”他说。

随着竞选进入倒计时60天,CNN采访贺锦丽,询问新冠病毒疫苗在大选之前能否通过审批并投入使用的问题,她的回答激起了一场论战。

她说:“我不会相信特朗普。或许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来确定这些消息的信度和效度。特朗普说的我是一个字都不会信的。”

她认为科研人员可能会因此受到言论管制,因为特朗普正把他自己的连任作为重点。

拜登也为贺锦丽撑腰,他指责特朗普“画了太多大饼”。

“我很担忧,即便我们现在真的有有效的疫苗,人们也会拒绝去接种。特朗普是在破坏公众的信任。”

“如果我们明天就能有疫苗的话,我就会想尽办法搞到它。如果要赢得选举才能获得疫苗,我就会争取获胜。我们需要疫苗,我们现在就需要疫苗。”

特朗普称贺锦丽的评论是“鲁莽、反疫苗,都是政客那一套”,并认为她的攻击是为了阻碍疫苗的快速研发。

“她在贬低疫苗;那么,人们就会觉得成功研制疫苗不是什么大成就了。”特朗普说。

特朗普又咬定他并没有说过疫苗会在十一月之前研制成功——尽管在当地时间9月4日,他还反复提起这一计划。

“我说的是在今年年底,不过我认为会在那之前。”他说道。

“可能会在十月,事实上,有可能在十一月之前。”

“他们将疫苗政治化了,他们什么都会说,这很危险。和所有的谎话正相反,疫苗将会非常安全,非常有效,而且它会在不久之后面世。”

“那将会是一个大惊喜。”

专家们怎么说?

福奇向CNN记者透露,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是疫苗大概率不会在十月获得使用允许。

福奇补充道,他“非常确定”,在确保疫苗安全、有效之前,都不会将其提供给美国公众。

白宫新闻秘书凯里·麦克纳尼(Kayleigh McEnany)作出保证,特朗普“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不安全的疫苗上市”。

美国五大药厂的高管们一致保证,在没有证据证明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即便是紧急用途,都不会批准任何冠状病毒的疫苗或疗法。

来源时间:2020/10/7   发布时间:2020/10/5

旧文章ID:23153

对美国“清洁网络”的回应——中国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作者:Federica Russo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

导读

本文同时考察美国“清洁网络”计划和最新的中国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试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将如何定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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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美国的“清洁网络” 计划

今年8月,美国国务卿宣布“清洁网络”的扩张计划,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敏感信息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遭渗透——尤其是免遭中国技术的渗透。该计划最近增加了5条新路线:

●清洁运营商,确保中国运营商不染指美国电信网络,理由是国家安全。

●清洁商店,通过从移动应用商店删除不可信的应用程序来保护个人和公司,理由是担心数据盗窃和利用,这与TikTok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呼应。TikTok是中国公司开发的通讯工具,有人指责TikTok将数据传输给了中国政府。目前,TikTok正在与一家合作伙伴合作,为其美国业务寻找解决方案——特别是可能涉及软件制造商甲骨文(Oracle)和零售巨头沃尔玛(Walmart)。

●清洁应用程序,针对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防止他们在自己的应用程序商店中预装某些应用程序。

●清洁云,避免存储与企业知识产权相关的关键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有利于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

●清洁电缆,海底电缆可能是情报收集的载体。华为在2019年采取措施消除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担忧,正式出售了其海底电缆子公司华为Marine。

除了上述几点,5G网络的清洁路径包括不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的新要求,就像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去年4月特别强调的那样。美国还在呼吁其盟友和企业加入这一倡议,以应对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全球扩张。例如,一些选择跟随美国不将华为纳入下一代网络的国家包括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捷克共和国,以及最近的英国。

尽管美国意图如此,同时得到了一批盟友的支持。我们仍然很难相信,将中国科技公司排除在外是一个可行和理性的解决方案。当然,如果中国决定通过打击在其国境内运作的西方实体来坚决报复的话,这并不是一个不意味着后果的选择。此外,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虽有起伏,但合作程度并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

(二)中国启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为了对美国的行动做出回应,中国在9月份宣布了新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数据是数字技术的支柱,是推动各国发展的最重要引擎之一,北京邀请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及企业共同努力,加快推进建设性对话和有益合作,塑造网络空间的规范。中国的倡议包括:

●维护开放、安全、稳定的全球ICT产品和服务链。

●针对窃取数据或采取破坏其他国家国家安全措施的国家采取共同行动。

●反对针对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监控和未经授权收集个人信息。

●鼓励企业遵守经营所在国的法律。

●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数据治理模式。

●避免在ICT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中安装后门。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数字治理研讨会上介绍了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国最近的行动是这一新倡议背后的驱动力。尽管如此,他通常指的是“某个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和指责”,这可能会以安全为借口来打压竞争对手。就像美国拉拢盟友一样,中国也呼吁其他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携手努力,完善数据安全的国际协议和规则。它的目的还在于反驳美国的说法,并宣扬中国是一个想要捍卫多边主义的参与者的观点。

中美战略对抗的深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强硬,促使技术民族主义崛起。技术民族主义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国家是创新和传播技术使用的主要单位,因此国家应实施一种重商主义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当他们被认为是受到特定的外国行动者的威胁时。

这将转化为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更大介入,反过来,当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被要求采取有利于某一方的立场时,可能会进一步造成两极分化。再加上去全球化趋势的加速,这种态度是危险的,从长远来看没有赢家。

来源时间:2020/10/7   发布时间:2020/10/6

旧文章ID:23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