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ederica Russo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

导读

本文同时考察美国“清洁网络”计划和最新的中国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试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将如何定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立情绪。

正文

(一)美国的“清洁网络” 计划

今年8月，美国国务卿宣布“清洁网络”的扩张计划，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敏感信息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遭渗透——尤其是免遭中国技术的渗透。该计划最近增加了5条新路线:

●清洁运营商，确保中国运营商不染指美国电信网络，理由是国家安全。

●清洁商店，通过从移动应用商店删除不可信的应用程序来保护个人和公司，理由是担心数据盗窃和利用，这与TikTok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呼应。TikTok是中国公司开发的通讯工具，有人指责TikTok将数据传输给了中国政府。目前，TikTok正在与一家合作伙伴合作，为其美国业务寻找解决方案——特别是可能涉及软件制造商甲骨文(Oracle)和零售巨头沃尔玛(Walmart)。

●清洁应用程序，针对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防止他们在自己的应用程序商店中预装某些应用程序。

●清洁云，避免存储与企业知识产权相关的关键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有利于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

●清洁电缆，海底电缆可能是情报收集的载体。华为在2019年采取措施消除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担忧，正式出售了其海底电缆子公司华为Marine。

除了上述几点，5G网络的清洁路径包括不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的新要求，就像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去年4月特别强调的那样。美国还在呼吁其盟友和企业加入这一倡议，以应对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全球扩张。例如，一些选择跟随美国不将华为纳入下一代网络的国家包括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捷克共和国，以及最近的英国。

尽管美国意图如此，同时得到了一批盟友的支持。我们仍然很难相信，将中国科技公司排除在外是一个可行和理性的解决方案。当然，如果中国决定通过打击在其国境内运作的西方实体来坚决报复的话，这并不是一个不意味着后果的选择。此外，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虽有起伏，但合作程度并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

(二)中国启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为了对美国的行动做出回应，中国在9月份宣布了新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数据是数字技术的支柱，是推动各国发展的最重要引擎之一，北京邀请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及企业共同努力，加快推进建设性对话和有益合作，塑造网络空间的规范。中国的倡议包括:

●维护开放、安全、稳定的全球ICT产品和服务链。

●针对窃取数据或采取破坏其他国家国家安全措施的国家采取共同行动。

●反对针对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监控和未经授权收集个人信息。

●鼓励企业遵守经营所在国的法律。

●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数据治理模式。

●避免在ICT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中安装后门。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数字治理研讨会上介绍了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国最近的行动是这一新倡议背后的驱动力。尽管如此，他通常指的是“某个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和指责”，这可能会以安全为借口来打压竞争对手。就像美国拉拢盟友一样，中国也呼吁其他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携手努力，完善数据安全的国际协议和规则。它的目的还在于反驳美国的说法，并宣扬中国是一个想要捍卫多边主义的参与者的观点。

中美战略对抗的深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强硬，促使技术民族主义崛起。技术民族主义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国家是创新和传播技术使用的主要单位，因此国家应实施一种重商主义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当他们被认为是受到特定的外国行动者的威胁时。

这将转化为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更大介入，反过来，当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被要求采取有利于某一方的立场时，可能会进一步造成两极分化。再加上去全球化趋势的加速，这种态度是危险的，从长远来看没有赢家。

来源时间：2020/10/7   发布时间：2020/10/6

旧文章ID：23152

作者：马国川 文贯中  来源：思想也是市场

本文原题为：世界呼唤“良性全球化”

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疫，经济学家纷纷预测这次大疫对于世界的影响。身处美国疫情震中纽约市的文贯中，却从人类未来福祉的角度，深入思考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这次大疫意味着，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无法再以现有的国际治理框架继续下去”，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在接受专访时说，“疫情竟能迅速全球化，使主要经济大国都措手不及，遭受生命和财产的极大损失，说明疫情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乃至地缘政治必定发生深刻影响。”

文贯中出生于上海，1983年负笈美国，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后，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并一直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在文贯中看来，虽然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不会导致长期的“大萧条”，但是为全球化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突破制度性瓶颈，那么逆经济全球化的抬头无法抵挡。世界可能重新走上恶性全球化的道路。”

文贯中指出，全球化有“良性”和“恶性”之分。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主要掌握在中美两国手中。假如两国不能积极协调，经济全球化将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局面。

“现在全球化处于关键时刻，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很有限了”，文贯中说，“中国应该抓住时间窗口，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以阻止经济全球化发生蜕变和倒退，否则，中国百年未遇的发展机遇必然消失，1978年以来比较顺利的现代化进程将因此中断，乃至逆转。”

疫情不会必然导致1929年式的“大萧条”

马国川：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经济的华人经济学家，您认为这次大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文贯中：中国以‘封省“和”封城“的手段，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将疫情置于控制之下，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第一季度中国产能供给不足，汽车、通信设备、电子、机械等多个行业减产明显，部分行业甚至一度停摆。这对欧、美、日三大块经济形成强烈冲击。随着这些发达国家相继陷入严重的疫情，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大量减少，进而影响其他配套企业。这说明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马国川：虽然中国以及东亚地区正在走出病毒阴影，但是欧洲和北美各国却步入疫情的高发阶段，使得世界经济前景非常暗淡。

文贯中：确实。现在许多发达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居家令的形式，要求非必要的生产和服务人员不要离家外出，以减缓病毒传播速度，导致经济几乎进入停摆状态。以美国为例，美国“三产”中服务业占比高达80%以上，受停摆影响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一部门。以美国类推经济结构相似的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便可知疫情对它们的经济打击会有多么严重。这些国家股市一泻千里，失业率不断攀升，很多城市一夜之间几乎沦为鬼城。

马国川：经济学家们纷纷预测这次大疫对于世界的影响，最悲观的预测是将导致1929年式的“大萧条”。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文贯中：我认为不会必然发生1929年式的“大萧条”，取决于人们的对策。现在和1929年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了。当时各国经济的基本面确实存在严峻问题，表现为严重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现在发达国家民众普遍有较高的收入，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以美国为例，自己生产的东西无法满足民众的强大需求，不得不大量进口。这表明经济有强大动力，基本面没有大问题，经济停摆是由病毒引起，因而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危机。中国和东亚的事实证明，新冠状肺炎病毒并非所向无敌。采取正确的社交疏离，个人卫生措施，加上对高龄人群的特殊保护，是可以大大减低病毒的传播速度，减少生命的损失的。其中，东亚的南韩和日本在没有封省和封城，因而经济损失较小的情况下，疫情同样获得显著好转，令人宽慰，增强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类似的其他国家的信心。

1929大萧条

另外，人类拥有的克服危机的工具不一样了。加剧“大萧条”的一个原因是，面对经济下滑，各国反而紧缩银根，并竞相搞贸易保护主义，以邻为壑，导致全球化崩溃，各国迟迟走不出萧条。现在各国都已知道，越有经济危机，越要放松银根，因而纷纷推出货币和财政紧急刺激措施。

马国川：看来，您对世界经济的前景并不悲观?

文贯中：目前的疫情当然极为严峻。不过，目前欧美和中国的科学家都在夜以继日地研究疫苗，同时积极探索利用现有的药物减轻疫情。可以相信，肆虐于发达国家的病毒将逐步受到抑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可望在今年下半年逐步恢复。令人更为担忧的，倒是不发达国家。如果它们集中爆发疫情，由于那里的公共卫生体系落后，人道后果会更加可怕。但是，那些地方对全球经济来说，毕竟只有较小的影响。

其实，对就业和民生来说，我更担心今后服务业的走向。上面提到，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服务业在发达经济中已占压倒性的份额。全球经济结构和就业分布越来越向服务业倾斜，而服务业的分布则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这是因为服务业一般需要人群的聚集，才有气氛和情趣，也才有规模报酬递增。心有余悸的顾客今后如何克服人群聚集必然带来的病毒风险，使各国服务业尽速走上正轨，将是十分棘手的挑战。看来，除非病毒像萨斯那样奇迹般地自动消失，全球服务业的恢复将主要取决于人类何时找到疫苗。由于服务业创造了最大的就业，因而代表了总需求的最大部分。如果对服务的需求萎缩，就业将极大萎缩，从而影响到对制造业的需求。所以，不仅要关注制造业，更要关注服务业。

“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动力”

马国川：假如没有全球化，这次危机不会如此迅速的蔓延到全世界。因此许多人都在思考，人类为什么要搞经济全球化?究竟有什么好处?

文贯中：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几百年里，两大动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一个是比较优势：即使在最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也可基于比较优势，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而互相获利。这是个门槛很低，各国都可以加入而大获其益的游戏;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如果生产要素和产品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即使小国也能借助国际分工，克服本国狭小市场，大规模地生产某些产品，通过自由销往全球市场，使自己和全球获得巨大的经济增益。

马国川：既然全球化有这么大的好处，各国都能够受益，为什么还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呢?

文贯中：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虽然全球化的两大动力既有经济学理论的依托，又是实践证明的真理，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早期，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全球化要成为一个良性过程，必须有相应的全球性的制度安排。由于全球性制度的缺乏，经济全球化成为一个各国出于私利和无根据的信仰而相互竞争和博弈的过程。后来即使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却存在严重的内在漏洞。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英国主导全球化将近百年，却不愿意带头废弃殖民主义，又没有能力抑制某些后发国家的崛起。这段时期之前和之中涌现出诸如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幼生工业论、中央计划经济等等思潮和制度。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各国的恶性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德国、日本借助国家主义的经济理论取得跳跃式的增长，同时采取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方式 “弯道超车”，走上了对抗世界体系的道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教训，人们意识到，全球化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等诸多领域反省战前的政策和制度。

马国川：战后，殖民主义被废除，国际竞争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国家不需要抢夺资源，同样可以富国富民。因此，所有的强国没有理由再因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开战。

文贯中：是的，二次大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对英帝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最大修正，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殖民主义，力图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将各国从战场上的争夺转移到商场上的和平竞争。这样，国家再小，也能和最强、最大的国家一样，依赖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比闭关自守多得多的财富。因此，无论大国，小国，都不再需要追求更大的地理空间，或奉行排他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基于这种新的国际秩序设想，美国和国际组织一起重新推动全球化。1947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目标就是要搞成今日的WTO，在全世界推进自由贸易。但是1949年冷战开始后，苏联带了一大帮社会主义国家“退群”，另外组织了“经互会”，形成两个阵营对峙，使全球化失去完整性。

马国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以后，全球化的局部性被打破了。

文贯中：从此世界自由市场体系大大扩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以及漫长的冷战带来的苦难深深教育了全人类，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正确方向。经互会的最大经验教训是，成员国都奉行计划经济，无法通过市场上的竞争自然确定自己的分工角色，只能由经互会中最强大的国家苏联予以指定。这就使很多成员国很不服气，形成的分工体系也是无效的，最后分崩离析。对比发达国家自由经济体系的成功和经互会的惨败，绝大部分国家认识到，基于开放和自由竞争之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将经济全球化引向良性的道路。其他理论不是使人类退回闭关自守的蛮荒时代，就是再度以邻为壑，恶性竞争，迟早将人类再度引上恶性全球化的覆辙。

因而，从1990年代初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得以将关贸总协定升级为WTO，并把原来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很多国家都包括进来，2001年中国也正式入世，使全球化真正涵盖全球。

马国川：正是在这一轮前所未有的全球化高潮中，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文贯中：假如没有全球化，假如没有入世，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更深层的问题”

马国川：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受病毒冲击的程度似乎也越重。东亚、欧洲和北美这些经济重镇无一例外先后成为疫情肆虐之地。因此有很多人担心，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会削弱全球化的动力，加速“逆全球化”的趋势。

文贯中：贸易战好容易告一段落，新冠状肺炎病毒又突然横空出世，使全球的经济和生命遭殃。疫情肆虐的程度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之间，确实有高度的正相关性。所以，疫情对全球化无疑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突破制度性瓶颈，那么逆经济全球化的抬头无法抵挡。世界可能重新走上恶性全球化的道路。

马国川：虽然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人类福祉不断提升。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帆风顺。

文贯中：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全球化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关税、贸易壁垒和各国给予本国企业各种补贴这三大障碍的过程。也因此，WTO一直将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以下简称“三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推动各国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减少关税，壁垒和补贴。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能够和衷共济，接受这一终极目标，并采取有力的行动，带头向“三零”目标前进，各国经济就将真正融为一体，不但全球变得更加安全，而且全球福利也将因此得到极大的提升。

因为在“三零”政策之下，每个大国虽然仍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这一市场所具有的规模报酬递增潜力不再为本国企业垄断，而是由各国企业共同分享。这就排除了这些国家以本国市场为手段，实施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谋取霸权的机会。显然，这是一种最安全的经济全球化局面。如果真的实现这样的目标，经济全球化必定向良性发展，各个民族变得更加水乳交融，因而更加互相依赖。

马国川：遗憾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现状离“三零”的理想境界仍然很遥远。

文贯中：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问题，在于残存的关税、壁垒和补贴，使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阶层和地域之间，在分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益的时候，存在严重的扭曲。例如，美国东西海岸在全球化中受益很多，但是 “锈带”地区的民众利益受损，工作机会外流。这些不满的民众把特朗普推上了总统的位置。

再如，如果某些大国可以通过残存的各种关税和壁垒，排斥国外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并通过对本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重点补贴，让它们在保护之下扩大生产，降低平均成本，就可以到世界上用低价通吃各国的同类企业，实现“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马国川：这种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国开放各自市场的好处，却不愿开放自己市场的做法，必然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引起其他大国的不满，甚至迫使它们争相模仿。

文贯中：其实，除了人们熟知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之外，对信息的控制也可以视作一种壁垒。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及时分享具有全球后果的信息，就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疫情信息就是一例。虽然疫病爆发于一国之内，涉及疫情的信息似乎属于一国的主权，但其实这种信息本身具有全球影响，对经济全球化的稳定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这种信息的流动遇到壁垒，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必然遭遇重挫。

新冠肺炎病毒去年12月已经爆发，八个武汉医生对此及时发出警告。假如他们没有受到压制，政府和民众能更早地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就可能把传染病控制在萌芽状态。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受到惩戒。掩盖真相的结果，疫情控制被耽误整整二十多天，不但中国经济和生命受损，而且演变成全球性灾难。

马国川：钟南山团队发表的论文指出，如果干预措施比原来提前5天，病例数也会大大减少。

文贯中：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关于疫情的信息不能有半点耽误。希望惨痛的教训让各国认清，信息管理的国家主权和信息的全球后果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这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又一个急迫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概括地说，有两类信息：一类信息有全球后果，需要尽快打破壁垒，允许其自由流动。最典型的就是有关病毒和疫情的信息，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立即无偿地分享，才能及时动员起全球力量，尽速将灾难扼杀于萌芽之中。另一类信息需要获得产权的保护，以防被人剽窃。主要是各种专利，否则发明者和创造者的积极性会日益受挫，最终损害全球科技进步，减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马国川：两种不同的信息，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共同之处是它们都会影响全球化。

文贯中：对。对于有全球后果的信息，各国必须建立互信，同意让渡部分主权，放松对本国网络的管治，以便让有关病毒和疫情的信息自由流动，及时动员全球的防疫力量，防止灾难的蔓延;对涉及知识产权的信息，则必须加强管制。对利用相对开放的网络，截取别国的知识产权，降低发明、创造的成本的人和企业，施以重罚。这两者都涉及对信息的协调和管治。无论是今日的科技强国，还是崛起中的明日科技强国，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严峻而迫切的课题，也是经济全球化能否深化的严峻考验。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及时分享具有全球后果的信息，就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疫情信息就是一例。虽然疫病爆发于一国之内，涉及疫情的信息似乎属于一国的主权，但其实这种信息本身具有全球影响，对经济全球化的稳定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这种信息的流动遇到壁垒，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必然遭遇重挫。

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

马国川：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重新兴起，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对于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文贯中：意味着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面临终结，因为在现有的国际框架下已无法继续深化下去。从眼前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封城”“封国”，全球化事实上已经停摆。从长远来说，这次疫情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乃至地缘政治必定发生深刻影响。世界经济从本来的“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各自为政的冷战格局，发展为今天的跨越地域、跨越政治制度、涵盖几乎所有国家的巨大而统一的分工体系，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成果。可是，这次全球性的疫情将这种各国深度分工，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内在脆弱性暴露无遗。

马国川：全球经济结构内在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

文贯中：可以归结到各国对“三零”目标的严重分歧之上。拒绝“三零”政策的国家显然想利用关税、壁垒和补贴，使本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继续得到单边保护，以避免彻底市场化，实际上是拒绝彻底融入世界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日之间最近几年一边打贸易战，一边多次发表联合声明，除拒绝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地位外，还多次表示，它们愿意共同接受“三零”原则，尽快去除关税、壁垒(当然包括信息自由流动的障碍)和补贴(当然包括对国营企业的补贴)。所以，今后以欧美日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一方，以中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为另一方的泾渭分明已经形成。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强调对等原则。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实际上奉行了一条单边开放原则，以有容为大的态度，在不要求被战争重创的西欧和日本马上同等开放的前提下，与它们一起推动世界性的自由市场体系。但是，欧日经济恢复后，并没有在市场开放程度上跟上美国的步伐。为此，川普决定以对等为原则，美国对他国的开放程度视对方的开放程度而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为了杜绝后门，专门规定，如果两国允许非市场经济体的商品自由进出，则美国有权中止执行与它们的协定，以防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自由绕道进入美国。以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为蓝本，可以预料，非市场经济国家今后将无法根据目前WTO对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以自动跟进为理由，一边享受别国的“三零”政策的好处，一边拒绝自己实施“三零”政策。

马国川：这次疫情，无论是经济损失还是生命损失，各国付出的代价都非常惨重，教训非常惨痛。

文贯中：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发达国家会加快重新整合。如果一些发展中大国仍然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出于捍卫主权的需要，要求继续保留较高的关税、壁垒和补贴，那么世界各国就可能要开始“归纳同类项”了。

马国川：您是说各国重新站队吗?

文贯中：是的，经济全球化将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局面。具体来说，一个阵营将由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组成，实现包括信息要素在内的所有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三零”原则的引导下，各国企业独自通过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找到自己在分工链上的位置，以此不断加深和延伸这条分工链;另一个阵营则以奉行混合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组成。这一阵营因拒绝“三零”原则，又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只能依靠国家出面，以 “一带一路”或经互会的之类形式推进国家层面上的分工合作。总之，世界将以接受“三零”原则与否划界，形成两个阵营。欠发达的中小国为了生存，被迫“选边站”，于是形成“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格局。

马国川：这不就是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翻版吗?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完全“脱钩”?

文贯中：我想，不会简单重复冷战格局。冷战时代，苏联、中国跟西方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往来。现在中美两国经济都高度依赖对方，很难完全脱钩。中国经济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不但供货效率高，而且在价格上有极强的竞争性。美国经济则在世界总需求中占相当大的份额，又是高科技和高端产品的主要来源。所以，两国会在最有军民两用意义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品生产上开始互相切割，表现为美国在中国现存的工厂逐渐转移，并不再追加新的投资，以在战略上减少依赖对方。同时，在低附加值而又没有军民两用意义的的低层次产业上，双方会继续互通有无。即使这部分产业，美国没有比较优势，因而无法转移到美国本土，但会尽量分散到其他国家，例如东南亚和印度。欧日会跟进，全球产业分布会有新的调整，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所以，国际分工在两个阵营内部，以及两个阵营各自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仍会继续深化和延伸。

如何避免“恶性全球化”

马国川：您描述的这种前景令人担忧，因为20世纪的历史警告人们，两个阵营的对立可能导致战争等各种人类悲剧。

文贯中：是的，冷战极有可能重新发生。两个阵营会互相指责对方的制度的弊病，渲染自己制度的优越。如果两大阵营仅仅是和平地互相竞争，即使相互对峙，结果还不算坏，最多民众就看最终哪一个阵营能胜出。最坏的是两大阵营发生军事摩擦。不过，我不相信摩擦会上升为全球性冲突，毕竟两边的大国都有核武器。

当然，这种悲剧性的前景并不是必然的。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主要掌握在中美两国的手中，毕竟两国分别握有世界第一大经济和第二大经济的实力。尽管两国之间存在一系列的分歧，但是如果两国鉴于这次疫情的惨烈，无法承受再来一次的后果，愿意放弃某些分歧，共同接受“三零”原则，包括对信息主权的部分让渡，以便加强经济全球化的全球性协调和管治，那么在疫情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会获得新的动力。

马国川：让渡部分对信息主权是很难得，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这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国家制度。

文贯中：如果对自己的制度有自信，让渡部分信息主权有什么不好呢?现在越南所有的网络都向世界开放，信息自由流动，并没有影响其基本的政治结构。越南共产党仍然是执政党。这说明，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各国交往更加自由，民众就没有理由一定要推翻执政党。反之，民众肯定会抱怨，社会反而更不稳定。

马国川：如果中美两国无法求同存异，世界分化为两个阵营，就意味着中美脱钩了。

文贯中：如果中美无法求同存异，全球化确实难以再进一步深化，世界会再一次堕入“恶性全球化”的歧路。由于目前已经形成的国际分工链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所以两个阵营的脱钩需要相当的时间。双方在作割舍时会十分痛苦，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

马国川：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坏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应该怎么做呢?

文贯中：经济全球化要避免走入恶性险径，走上良性大道，对现有的协调和管治机制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回顾历史，经济全球化遇到挫折都是因为各国无法精诚合作，不愿让渡部分主权。关贸总协定以及其后的WTO代表了人类在为经济全球化设计协调和管治制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味着各国与时俱进，愿意放弃某些主权，以换取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增益。然而，这次疫情的突然爆发及其迅速传播，深刻暴露了现有WTO框架的局限性。如果各国能够冲破陈旧的主权概念，愿意在资本、土地、劳动三大要素之外，将信息这一要素也纳入WTO的协调和管治之下的话，那么世界就会进入“良性全球化”轨道。

良性全球化意味着，各国对边界和主权作新的解释，不再狭隘地执着于所谓的“民族荣光”和“国家权威”，而愿意真心接受“三零”原则。每一个国家的私人企业在没有政府压力，也没有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基于动态比较优势，自由地在国际分工体系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对中国来说，有机会进入这条国际分工链的各个层次，包括高科技产业。随着这条国际分工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各个民族的互相依赖性会越来越大，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则会越来越小。

马国川：这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不过现实很冷峻。现在各个国家仍然各自为战，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解决公共卫生危机。这次危机之后也许存在另一种趋势，就是一些国家更加追求主权、边界，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文贯中：短期内各国会对自己的边界、主权更加敏感。但是毕竟全球化的两大内在动因仍在，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十分巨大，各国不会完全退回去，而是迅速寻找自己的同类项，抱团取暖。所以，阵营化的可能性极大。

马国川：像川普这样的人能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吗?在抗击大疫时，川普还是以美国为中心，而不是团结盟友。

文贯中：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只是现在还不像是出罗斯福、丘吉尔的时候。不过，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已经进行了几百年，所以不会取决于某个人的态度。只要条件成熟，具有历史前瞻性的人物又会出来，倡导对今天已经千疮百孔的WTO和WHO的制度的改革，使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所需要的全球性协调和管治完善。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告诉我们，为了提升福利，人们不会放弃对潜在利益的穷尽。

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川普本人扮演了在世界经济中重新洗牌者的角色。他跟欧洲、日本重新谈判贸易协定，确实影响了美国与它们的原有关系。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欧日也清楚，美国市场已有的开放程度显著高于它们各自的国家。这是为何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反而纷纷同意将“三零”作为它们共同努力的总目标。所以，川普实际上起的作用是迫使这些国家提高各自的市场开放度，因而更接近了“三零”目标。

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状肺炎病毒触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所有发达国家一开始确实表现得手忙脚乱，这是因为民主社会的特点就是不能用简单生硬的行政命令，而要借助公民基于共识之上的自觉配合，而共识的达成需要时间，需要反复的讨论。但是，一旦达成共识，整个社会就会爆发惊人的力量。相信疫情一定会被抑制下去。

马国川：看来，这次大疫确实是全球化的危机，“危”可能大于“机”，至少机会的窗口期会很短暂。

文贯中：经济全球化确实处于关键时刻，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很有限。欧美现在处于疫情最困难时期，中国国内却涌动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乐观主义，认为中国又是最大的赢家。这种情绪对中国发展是有害无益的。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也如此。中国应清醒地看到，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后，发达国家会自行抱团，另组阵营，推行“三零”原则。中国只有抓住目前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加速推进各项市场导向的改革，尽快形成要素市场，允许有全球性后果的信息自由流动，使自己成为推行三零目标的表率。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市场经济体系所排斥，被迫与它们逐渐脱钩。否则，经济全球化必然发生蜕变和倒退，中国因此会丧失发展机遇，1978年以来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也就因此而中断。

来源时间：2020/10/7   发布时间：2020/4/12

旧文章ID：21287

作者：夏春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新冠确诊，美国大选的“十月惊奇”提前出现，令大选结果充满悬念，接下来可能出现更多意外。不过，我们最终需要关心的是接下来四年，美国经济的表现如何?特朗普和拜登，到底谁是美国经济更好的“大统领”?

尽管拜登的民调支持率一直高于特朗普，但更多人认为特朗普在经济治理上的优势要大于拜登，无论是2016年还是今年的竞选，特朗普都反复强调自己是商人、更懂经济。而共和党给人根深蒂固的印象是亲近商界，强调效率，应该更擅长把经济这块饼做大，而民主党强调公平，更擅长分饼。因此，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或共和党治理下的美国经济表现更好。

民主党总统任期，主要经济指标显著更好

然而，这种印象与事实严重不符。特朗普算不算成功商人见仁见智，他曾经多次濒临破产，媒体发现他的企业集团在过去15年严重亏损，个人所得税一度低到750美元，比我在美国读书期间交税还低。

更难以让人相信的是，二战后共和党治理下的主要经济指标，都要显著差于民主党。这一事实在90年代初期就广为人知，并一直持续至今。2014年，Alan Blinder和Mark Watson两位教授将这一事实挖掘得更深。

美国季度GDP数据开始于1947年，从杜鲁门第二任期到奥巴马的第一任期结束，美国实际GDP年增长率平均值为3.33%，在七个民主党和九个共和党总统任期内分别为4.33%和2.54%，前者明显好于后者。

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出现总统宝座的政党交替，那么共和党上任，经济就变差，而民主党总统上任，经济就变好，在杜鲁门到奥巴马期间无一例外。

表面的例外发生在特朗普上任的前三年，实际GDP平均增长率2.58%，好于奥巴马的第二任期的2.19%。但算上今年美国预期的-3.2%的经济增长率，特朗普任内4年的平均GDP增速就只有1.13%，不如奥巴马的第二任期。

截止到奥巴马第一任期，相对共和党，民主党总统任期内，平均失业率低0.38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年平均增长率高出0.87个百分点;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0.35个百分点;衡量技术贡献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高出1.05个百分点。此外，工业和非农商业产量、企业雇佣时间、每小时产出、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等指标都是民主党总统成绩更好。在资本市场上，标普500指数在民主党总统期间年均收益率高达8.35%，而共和党总统期间只有2.7%。这些指标差异大部分是统计显著的。

在新冠疫情出现前，特朗普经常夸耀自己任内的经济表现是史上最佳。实际上，他在多数经济指标上输给了奥巴马。美国新闻媒体不得不反复进行事实验证，指出特朗普的自我表彰不符合事实。

以股市表现为例，奥巴马8年任期内，标普年平均收益率是12.43%，第二任期为12.45%。而特朗普前3年任期内标普的年平均收益率14.02%虽然更高，但算上今年截止到目前3.64%收益率，就无法跑赢奥巴马。

再来看看经济衰退持续的时期。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第一任期一共256个季度，一共出现49个季度的经济衰退，民主党总统占了8个，共和党总统占了41个。算上奥巴马第二任期和特朗普这四年，民主党的衰退季度不变，共和党变成了43个，到年底会再增加1个。

这个差距明显到可以说美国经济衰退几乎总是发生在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除了今年因为疫情引发的衰退，大家记忆最鲜明的应该就是2008-2009年的大衰退，而这是由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当时的总统是共和党的小布什。

回到1947年之前，经济史学家估算了1875到1947年，一共72年288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执政期分别是119和169个季度，对应的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是5.15%和3.91%，民主党再次取胜。在这段时期内，经济在133个季度里处于衰退，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分别贡献了39个和94个。

不过，这两个成绩主要得益于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1945年长达12年任期内的经济增长，先是通过新政走出大萧条，接着受益于二战带来的经济刺激。顺便提一句，类似的不同政党治理下的显著经济差距，在加拿大也存在，但在英法德却不明显。

民主党总统的“运气”更好

总统所属党派可以带来如此巨大的经济和市场表现差异，原因何在?如果不考虑任何关于总统经济政策和企业、家庭博弈的理论模型，只看数据之间的统计关系。研究显示大家通常想到的原因都无法解释这种差异。

首先，美国经济增长与国会多数党由谁掌控无关。其次，总统就职前的公众服务经历和其他个人特征对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影响(相反，企业家的经历和特征对企业和股价表现影响巨大)。第三，总统上任时经济发展趋势和初始条件，民主党并不占优势。第四，尽管民主党任期内军费开支的增速更高，但除民主党总统任期内的朝鲜战争外，其他战争开支无法解释经济表现差异。第五，两党在货币或财政政策上的差异也无法提供解释。总统并不能直接影响货币政策，虽然联储主席属于民主党时的经济增速更高，但任期内利率通常上升，与共和党主席任期内利率通常下降相反。同样，虽然共和党总统制定的财政政策更具扩张性，也带来更多赤字，但实际经济表现却更差。第六，金融市场动荡也解释不了经济表现的党派差异。

研究发现，民主党总统的经济治理能力未必更强，他们很可能只是“运气”更好!从解释力来看，这种运气依次体现在他们任期内石油价格较低，遇到生产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的机会，以及任期内国外经济表现更好。

首先，石油价格上涨时美国经济表现往往比较糟糕，尼克松、福特和小布什都撞上了高油价期。不过，这也可能是总统行动的结果，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直接导致了油价上涨。

其次，民主党总统任期内的技术生产率提高得更快。这既有运气成分，也与产业政策相关。比如，克林顿和奥巴马任期内分别出现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发展浪潮，大大提升了生产率。

第三，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无法单独解释两党经济差异。但民主党总统任期内，石油和生产率因素变得有利时，欧洲经济增长通常较快，这也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

即使这三个原因合起来，也只能大概解释两党经济表现差距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什么并不清楚。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耐用品消费和固定资本投资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明显更高，促进经济增长，这应该和消费者信心和商业信心更高有关，只不过现有的信心衡量方法并不能捕捉到这种差异。

如果大家相信“运气”理论，那么美国下一任总统，很可能赶上油价较低的时期;同时，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物联网，以及云服务、计算技术等代表的BASIC科技发展也可能到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时期，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拜登当选总统，他会致力化解美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紧张关系，这更有利于全球经济表现。

解释两党经济治理差异的“政治周期”理论

美国经济的党派差异在90年代初期已经非常明显，经济学家提出各种政党经济政策与企业和家庭互动的博弈模型来进行解释，统称为“政治周期”理论。简言之，共和党相信经济自由主义和放松监管带来经济增长，但实际上经济增长另有原因，过度自由和宽松的监管政策加大风险积累，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财政支出上，共和党总统任期的支出与民主党一样多，但却拒绝通过加税来弥补由此造成的预算赤字。

民主党的经济政策追求不同经济主体的平等，体现在对富人增税，对穷人减税，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在把饼分得更公平的时候，也让饼变得更大，因为贫富差距的减小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穷人的消费倾向更高)，并形成良性循环，结果就是民主党总统任期内有着更快的增长、更低的失业率和更强劲的股市。我认为贫富差距的缩小，带来的耐用品消费和固定资长投资增长，恰恰是“信心”理论未能捕捉到的重要驱动因素。

这样的结果在州政府层面也同样明显。不过，这些好处主要来自于民主党的税收和劳工政策，那些向低收入者提供福利待遇的政策可能会好心办坏事。最让人意外的是，研究发现不仅少数族裔和穷人，就连白人和收入最高5%的富人也在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受益更多。支持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因素如创业精神、社会向上流动性、社会资本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民主党治理下也更显著。

“政治周期”理论的提出者之一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教授最近撰文指出，与通常理解的相反，拜登的经济政策将更有利于美国经济和市场的表现。

首先，如果拜登胜选，任期内会提高企业和1%最富有家庭的边际税率。但研究显示，将企业平均所得税率从目前的21%提高到28%，只会对企业利润造成轻微冲击。虽然科技企业被普遍认为是征税的对象，但他们给拜登的选举捐款却是给特朗普的数倍。

从美国股市近半年的反弹来看，受益于拜登政策的股票组合表现优于特朗普组合，部分体现了市场并不太担心拜登成为总统。原因在于拜登当选后，不会立刻推动新的经济政策，即使加税也会等到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复苏后才进行。相反，通过堵住允许避税、将利润和生产转移到国外的漏洞，以及新的“美国制造”政策，将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利润和生产，新税收政策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将得到充分抵消。

其次，拜登提出了一套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针对有需要的家庭、工人和小企业、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设施加大支出，致力于教育和工人再培训，并支持产业创新，确保未来的竞争力。

第三，民主党呼吁提高最低工资，促进收入和消费。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将在贸易、移民、外交和环境保护政策上采取更加明智的政策，修复与盟友的伙伴关系，并以 “合作竞争”取代“两败俱伤”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些都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

尽管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前，市场存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形，但是我们应该对未来美国和全球经济保持信心。无论是“运气”理论，还是“政治周期”理论，美国都有可能继续“民主党总统治理下，经济和市场表现更好”的历史轨迹。在投资上，保持适度乐观，坚持做好长期投资，降低短期市场波动对资产配置的干扰，是投资者更佳的选择。

(注：作者系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6   发布时间：20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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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英良  来源：FT中文网

10月2日下午，在结束首场竞选辩论后不久，特朗普宣布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当天傍晚在医疗团队的建议下，总统离开白宫进入华盛顿郊外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开始隔离治疗，直到10月5日返回白宫。特朗普是继摩纳哥亲王艾伯特二世、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后第三位确诊感染新冠的政要。同作为国家核心政治人物，特朗普患病不同于约翰逊。约翰逊不面对激烈的政治选举压力，而且约翰逊年轻加上英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人们对其健康的担心随着他的痊愈而消失。但特朗普不同，他正处于政治生命的“十字路口”，在关键岗位，敏感时刻，关键月份上“罹患”新冠。这一事件的后果不仅表现在全球股价应声下跌，给跨国公司和投资者带来账面损失，更表现在对美国内政与外交的影响上，形成相应的内外部政治后果。

内政上

表明特朗普执政能力不足。特朗普此前一直主打“经济牌”，力图用诸如减税、贸易战和大规模国际招商所形成的国内经济建设成就来号召选民继续支持，但新冠疫情在美的蔓延，重创了美国经济，这严重削弱了特朗普四年来的“政绩”。疫情在全美的蔓延以及政府低效的控制和高达21万的死亡人数，使得美国多数民众产生对特朗普的失望和怨恨，加大了选民对特朗普的政治不信任。由于宪法规定了联邦与州特殊的政治和财政关系，联邦政府在协助各州防疫上明显不力，疫苗研发推广滞后，特朗普的感染戳破了美国本土“安全”的神话，美国遭受了战争都难以导致的平民死亡，这场“人道主义灾难”实质性地暴露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政治精英执政能力的不足，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不可信。

从“侥幸”到“实锤”，特朗普及其团队不得不更改其原有的竞选计划，并表现出明显的“预防失败”倾向和焦躁情绪。相应地，拜登亦不得不调整竞选策略，回归到国内的疫情治理上。这一突发事件总体上对特朗普的竞选是消极的，除非有重大的利好事件扭转这一颓势，否则任何的“美化”和“语言艺术”都难以解释和掩饰这种“失败”以及特朗普自身执政能力的不足。

10月5日特朗普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返回白宫，继续“自我鼓励”，并极具蕴味地将口罩脱掉。总统医生肖恩•P•康利博士当天早些时候曾表示，总统还没有“脱离危险”。在依然没有痊愈的现实下，特朗普继续发推称“感觉真的很好!不要害怕新冠病毒，不要让它支配你的生活”。这显然是不顾事实，特朗普依然竭力为之前的“误判”和“大话”圆场。这又招来了民众的回怼，并质疑民众与政治精英用药的“公平性”和白宫防疫的重大失败。这都表明特朗普在治理上的失策所导致的民众不信任。

消极的信号可能暗示消极的政治命运。任何事情都会有一定的预兆。特朗普在制定攻讦对手的计划之际，却严重忽视了自身竞选的核心利益，即保障自身的生命健康安全。在这一点上，拜登比其做地更好，防护更加到位。即使在被确诊前一刻，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仍在质疑戴口罩的功效，并嘲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戴口罩。这一点并非是笑话，而是特朗普一直以来的“自负”和“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使然。即使特朗普在剩下的时间里能够痊愈，其“难以自保”的形象也很难摆脱民主党及支持其的媒体的攻击和指责。人们要求的并不是完美的总统，但在全球顶级的安全保卫级别和健康后勤保障下依然“罹患”新冠，那就代表总统的大意和失败。这种信号反映的是特朗普性格中致命的“自负”和“缺乏常识”，这一符号可能预示着特朗普随后的“政治滑铁卢”。

推动政治力量的重组和政策调适。特朗普“罹患”新冠大概率会是美国选举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因为疫情，特朗普不得不“转攻为守”，回归到像普通人一样的“治病”，不得不优先关注自身身体健康，而拜登可以“转守为攻”。由于新冠病毒在人体内繁衍、演化本身带有不确定性，科学界对其依然难以完全掌控，加上特朗普偏胖且年岁已高，能否痊愈以及是否会复发都是问题。即使痊愈后，白宫以及竞选工作怎么安排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行动能力受限，美国政界和社会掀起了对总统“意外”后情况的讨论，这包括了政权怎么交接，政策如何延续等。对“意外”的准备已经在微妙地改变美国政治精英的政治态度。为可能的“意外”做准备，作为“影子政府”的拜登及其民主党团队应该在拟定相应的“应急计划”。此外，既定计划的改变还包括蓬佩奥亚洲之行的匆匆结束、提前回国，佩洛西对“接班人”安排的不置可否等。特朗普的病情或许还将改变接下来的总统辩论的安排。对于11月3日的投票日是否会延期的问题，美国政治学教授大卫•瑞德罗斯科(David Redlawsk)教授表示“可能性几乎为零”。这将增加特朗普对选情的焦虑，也意味着特朗普必须在医院中或者痊愈后动用资源“猛补”相应的缺漏。核心政治人物行动的受限将导致竞选过程的改变，以及各政治派别的力量重组和政策调适。

改变美国竞选的主题和方式。要赢得选举必须要有长期的筹划和对优势要素的累积和运用。特朗普长期以来弱化新冠疫情风险，多次公开质疑最简单的诸如“戴口罩”等防疫措施的有效性。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深刻地明白防疫是其执政的“败笔”，最好的办法是回避。此前，由于金斯伯格大法官突然去世，选举焦点一度从新冠疫情转向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而特朗普快速提名了女性保守派法官巴雷特，并获得参议院的配合，这使他进一步集结起右翼的支持，带动了竞选的势头。特朗普的团队希望能借此势头，说服民众从新冠疫情中“翻篇”，把焦点转向经济等对特朗普更有利的议题上。犹如大卫•瑞德罗斯科所言：“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最近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翻过新冠疫情这一页，努力把竞选的重点放在其他问题上，就像他在辩论时试图做的那样”。但“人算不如天算”，特朗普的麻痹大意终究铸就了自身的被动，并抵消了其一贯宣扬的“经济”和“外交”成就。在特朗普确诊后，拜登迅速公布了“阴性”的检测结论，大谈“请热爱你的国家”， “现在不是你耍酷的时候，你应该尽自己的义务”，为自己正名。拜登较为敏感且迅速地转向“防疫”正题，呼吁人们坚持佩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拜登接受媒体采访时其妻子敏捷地将拜登拉至“安全距离”，这显然是有意安排，以表明拜登核心团队极强的疫情防范意识。

首场总统辩论分为六个环节，分别对应“人生经历”“新冠疫情”“最高法院”“种族歧视”“经济”“诚信选举”等六大主题。结合历史经验来看，首场总统辩论往往会吸引大量选民关注，尤其是还未做决定的摇摆选民。但事实上，首场辩论秀并未帮助特朗普和拜登形成有力的政治形象设计和竞选策略宣示。起初有优势的特朗普拘泥于愤怒回怼拜登，在剩下的30多天以及随后的两场辩论赛(如果顺利举行的话)中，特朗普和拜登预计会将政策重点转向“防疫”和“国民安全”。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法案”或将出现新的转机。

美国是选举社会，选举异常密集。传统的选举离不开演讲、游行、慰问选民、亲民秀、共餐和舞会等。这些都是“群聚性”活动，在疫情时代显然是不合理的。由于疫情，特朗普将不得不减少现场演讲、拉票的安排，尽管特朗普一直试图用传统方式来竞选，比如举行集会和公共活动。主要原因，一是特朗普喜欢以这种形式激励选民，二是向国民发出信号，即美国疫情正在好转，美国已经渡过了疫情困难时期。但这种模式随着他确诊都将改变。这将严重地抵消特朗普善于演讲和公开鼓噪的优势，这种熟练的感官行为模式改变所带来的差异，或将给特朗普带来不少适应性挑战。

外交上

美国政府宣布与国际各方合作抗疫是大概率事件。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完成抗疫。通过这一事件，包括特朗普和拜登在内的两党政治精英可能都会意识到加强国际抗疫合作的重要性，合作抗疫将会成为特朗普和拜登团队的共识以及辩论焦点之一。

美国政府可能会正视中国的抗疫经验和成绩。尽管特朗普力图通过展示对华强硬来突出自身的领导力和外交成果，但疫情暴露了美国的“脆弱性”。中国在“十一黄金周”展现的经济强劲复苏信号将使全球感受经济复兴的希望，中国领导人对特朗普在“恰当时机”的“祝福”也含蓄地暗示了中国值得美国在“抗疫”上学习经验。可以说，环顾全球，在所有人口大国中，中国是唯一有效控制疫情传播的国家，尽管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并一直遭受美国的怀疑和指责，但现在美国两党领导人再也不能对中国的抗疫成绩视而不见，再不能无根据地自负。承认中国抗疫成绩，正视美国的现实和不足，反而可以有效地成为政治加分项。

减少了特朗普可能通过“激进手段”转移国内矛盾的风险。进入选举季，中国政界和学界有声音担心特朗普在选情不利之际会采取投机“冒险政策”激化与中国的矛盾，而特朗普的确诊则降低了这一风险。特朗普的确诊将使美国政治精英认识到“抗疫”是美国当前最核心的任务，任何偏离这一核心任务的做法都是不切实际、不可原谅的，是对国家利益的违背。正视美国抗疫的不足，集中力量于国内疫情防控，对拜登或特朗普而言都是明智和不二的政治选择，也是聚拢选票的核心举措。

未来的变量

特朗普的健康走势

显然，10月5日即返回白宫工作的特朗普依然是病毒携带者，只不过是用先进药物暂时抑制了病毒的发作，其健康依然没有脱离“危险”。但特朗普为了自身的政治生命而不顾“自然生命”安全，显然是不愿意在竞选中因为身体因素而处于被动。美国国内有批评指出，特朗普在此时发表“不要害怕新冠”的言论，并不是负责任领袖该有的行为。此前，特朗普的医疗团队就总统病情发表了混乱且矛盾的信息，这也佐证了特朗普的健康并非其“自我标榜”的那么好;此外，有网友通过分析发现，特朗普在军事医疗中心的视频有“人为剪辑”的痕迹，这进一步增加了民众对其病情真实情况的疑虑。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的塞琳•冈德博士(Dr. Céline Gounder)更坦率地指出：“如果特朗普在白宫病情加重而不得不紧急转移，那将是灾难性的。”可以说，特朗普出人意料地突然回到白宫这一权力中心，更像是回归“阵地”，要与政敌拜登冲锋陷阵，其对病情的解释没有消除人们的疑惑，反而可能成竞选的减分项，出现负效应。

拜登及其核心团队的健康问题

看到特朗普的遭遇，美国民众更加明白总统健康对国家的重要性。此刻，美国民众同样关心拜登的健康。如果拜登在日后竞选过程中不幸被感染，那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将成为美民众历史上最艰难的选择。拜登如何以及能否利用好目前有利的“势”，很大程度也取决于其不能被新冠“相中”，只有保全“自然生命”才有可能谈及“政治生命”，否则其境遇一样堪忧。

网络投票的现实性与风险

今年的选举时间正是美国由秋天进入冬天的过渡阶段，气温普降，天气转冷，这极大地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和蔓延，疫情的蔓延与死亡人数恐将扩大。鉴于严峻的形势，网络投票并非不可能，只要联邦最高法院认可其合法性即可展开。但网络投票本身的技术漏洞以及可能受到的攻击，又将增加败选一方对胜选一方胜利“合法性”的质疑。由此导致的党争和政治泡沫恐将进一步加速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

可以说，特朗普确诊这只“蝴蝶”产生的“蝴蝶效应”将远超美国国内政治范畴，进而外溢到国外，形成诸多的“不确定”和“不可控”。特朗普这一“小球”转动的是全球事务的“大球”，这既是美国国力强大的“喜剧”，也是美国政党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的现实“悲剧”。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候选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6   发布时间：20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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