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初，CSIS和布鲁金斯的中国研究学者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探讨在中美短期内不可能改变战争竞争模式的情况下，如何在竞争中开展某些领域的合作。报告写道，“本报告的目标正是为中美如何在不是出于友好、也不是出于提升双边关系的崇高愿景，而是出于冷静务实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协调努力，提供新的思路与讨论基础。”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历史上的大国在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仍旧在跨国性问题上开展合作，中美也应如此。《中美印象》将报告的部分内容翻译出来，供读者思考中美如何在竞争状态下合作这个核心议题。阅读英语全文，请点击。】
核心议题
美中摩擦持续升级，但即便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对手也曾基于国家利益在共同有挑战的领域开展合作。2022年11月，CSIS弗里曼中国研究与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联合启动专项研究，探索两国非政府机构在关键议题上开展安全有效合作的方法。本简报提炼了研究核心发现，包括冷战时期合作的历史案例分析、中美专家研讨会，以及为验证初步结论而设计的”气候智慧型农业”二轨对话。
第一部分：界定挑战
美中关系可追溯至十九世纪——确切说是1844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两国签署首个外交协议《望厦条约》。近两百年间，双边关系在密切交往与疏远对抗间反复摇摆，既有共同御敌与携手并进的阶段，也不乏朝鲜战争等兵戎相见的敌对时期。
当前两国竞争态势持续强化，任何一方都不满足于现状。这场全面竞争涵盖军事、经济、科技、外交、意识形态及全球治理领域。现阶段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缺乏能够缓冲冲击、增强韧性的共同战略目标。
美中竞争激化之际，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加速失效。欧洲和中东战事、经济全球化退潮、民粹主义抬头，叠加粮食能源危机与环境冲击，持续冲击现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作为全球最具实力的两个国家，美中均无意整合资源共同应对跨国挑战。美国持续强化与G7等发达民主国家联盟的协调机制，中国则通过扩大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投资、塑造发展中国家领导者形象予以制衡。北京在国内推行”威权韧性”战略，加强经济管控与社会治理，持续增加国内外安全投入。两国政策的综合效应导致近年分歧持续扩大，这一趋势恐将持续。
美国对华认知的演变轨迹，清晰体现于三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表述：2015年奥巴马政府称”美中合作规模空前”，同时警惕中国军事现代化；2017年特朗普政府警告”中俄正侵蚀美国安全与繁荣”；2022年拜登政府认定”中国有意愿且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为其）谋利”，但强调要”负责任管控竞争”。
这种幻灭感也在美国公众中得到了共鸣。过去八年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日益负面。2024年5月，有8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一数字创下了自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高纪录。这种对中国看法趋于负面的趋势，在全球其他许多国家也有类似表现。
随着美中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在应对共同挑战方面与中国协调的意愿也在减弱。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追求与中国的协调是一种陷阱。根据这种逻辑，与中国进行协调的尝试会把关系中的筹码交到北京手中，因为中国往往会利用美国希望中国做出贡献的意愿，来迫使华盛顿在其他竞争性议题上让步。另一些美国官员和专家则担心，若在共同挑战上与中国加强合作，可能会削弱美国容忍与中国发生摩擦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担心美中合作会让华盛顿在采取对抗中国野心（如在台湾问题或出口管制等方面）的竞争性行动时变得犹豫不决。
北京方面也似乎出现了类似的动态。尽管在协调问题上通常是被动反应而非主动提出，但近年来北京的态度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几乎没有近期证据显示北京主动提出与美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倡议。
由于双方都不太信任对方的承诺或言辞，在两国首都，“用实力来说话”的政策理念正在获得一定支持。因此，就像1940年代末美苏冷战初期的情形一样，如今“只有实力才能让对方听懂”的观念占据上风。即使是外交接触，也最多只能起到缓冲作用，难以真正缓解摩擦的根源或为双边合作打开空间。
除了整体关系氛围日益恶化之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实际障碍，进一步限制了美中在共同挑战上的协调。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推高了美中关系的政治敏感度，从而压缩了探索合作可能性的政治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领导人更倾向于展示强硬和决心，而不愿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软弱或妥协的对华举动。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领导人变得更加谨慎，不愿轻易给予中国领导人高规格礼遇，甚至要求中方在获得这些外交排场前，先在一些符合美国利益的实质性事务上作出承诺。在当前的氛围下，几乎难以想象美国领导人会为中国领导人举行国事访问。这种谨慎减少了美方以“形式换取实质”的外交空间——而这种做法在过去曾经发挥过作用。
2020年和2023年，美国总统拜登曾公开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和“恶棍”。中国同行回应称，拜登的言论违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因为中国期望外界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给予公开尊重。
在过去的一些时期，两国的前官员和专家曾通过“二轨”对话（非官方渠道）提出和测试新想法，然后再将其带入正式外交渠道进行讨论。然而，即便是在这些非官方、风险较低的场合，近年来美中合作也面临种种障碍。
中美双方参与“二轨”对话的人员现在都越来越谨慎，不愿前往对方国家。许多中国前官员和专家表示，他们对去美国感到忧虑，担心会在入境时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拦截，并被盘问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同样地，美国的前官员和专家也越来越不愿意前往中国，他们担心人身安全，尤其是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非法拘押之后，以及一些美国公民被禁止离开中国的情况。这种相互猜疑影响了双方的“二轨”互动，导致许多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或转至第三国举行。
部分由于新冠疫情期间的旅行限制，以及前文提到的官方与非官方互动渠道减少，整体来看，美中双方高层之间的私交已远不及2017年前的水平。当然也有例外。例如，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中国前副总理刘鹤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谈判期间花了大量时间在一起建立关系，并于2020年1月签署了协议。在某种程度上，莱特希泽与刘鹤的关系正是“例外验证规则”的案例。过去45年中，凡是能够达成实质性成果的重大双边谈判，几乎都是由那些有实权、并花时间建立个人关系的官员主导进行的。他们努力理解对方的背景、动机与政治约束。但截至2025年，能满足这一标准的官员或专家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稀少。
此外，美中“二轨”对话的参与者还表示，两国政府对探索新思路、应对挑战或打开合作空间的兴趣明显减弱。尤其是在中国，如果官方对改善关系缺乏兴趣，个人在提出新想法时就可能面临政治风险，担心这些想法会被视为偏离中共官方路线。
中国的专家和前官员表示，部分由于潜在风险，他们正将更多时间和精力转向与其他国家对口人士进行“二轨”对话，这些国家被北京视为在推动关系发展方面更具潜力。随着北京将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及“金砖+”集团国家的关系作为优先事项，许多中国前官员和专家也在将关注重点调整为配合政府的努力方向。
需要明确的是，北京依然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并认为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阻碍中国实现国家雄心的国家。尽管北京越来越以防御性和竞争性的视角看待这一关系，但它对中美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预期正逐渐减少。这种立场部分源于北京的分析：中美关系紧张的核心原因在于权力格局的变化，具体而言，中国认为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崛起，以维持自身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特权地位。
这些合作障碍并非大国关系中的新问题，许多障碍也将是长期存在的。因此，等待中美关系回到某个较为平和的阶段，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战略。如果双方希望真正应对日益严峻的跨国挑战，如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就必须重新思考各自的政策路径。如果无法找到打破协调障碍的办法，或至少在某些具体领域实现合作的方式，结果将是疾病无法被治愈、环境灾难不断恶化、粮食系统面临更大压力、人口迁移更加频繁，最终，全球范围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显著上升。
“如果无法找到打破协调障碍的办法……结果将是疾病无法治愈，环境灾难愈演愈烈，粮食系统压力增大，人口迁移加剧，并最终导致全球冲突的可能性上升。”
本报告接下来的部分将聚焦于如何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推动符合双方利益的实际协调建议。这些建议的制定，并非为了让双边关系更和谐，而是以美国的核心利益为出发点，目标是建设一个对美国公民而言更公平、安全、繁荣和健康的世界。
第二部分：案例研究与“二轨”对话的关键启示
2022年1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布鲁金斯学会启动了一项联合项目，旨在探索在战略竞争时代背景下，如何在更安全、更有效的条件下推动中美之间，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该项目咨询委员会主席史蒂夫·戴维斯用一句话总结了这一项目的前提假设：“健康、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领域实现重大社会影响的机会近在咫尺，但这将取决于能否建立新的机制与话语体系，使中美合作在具备战略敏感性、信息透明和智慧管理的前提下得以推进。”
该项目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是识别出实现这种合作的可行机制。我们首先回顾了历史，委托开展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探讨历史上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是如何在共同挑战面前实现协调的。
在第一项案例研究中，资深记者、美国全球健康政策专家内莉·布里斯托尔研究了冷战期间美苏如何在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仍能合作推进天花的根除工作。
著名冷战史学者梅尔·莱弗勒则分析了美苏如何在最尖锐对峙时期，在战略武器控制以及全球卫生等领域实现有限合作。
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唐讲席教授、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副教授黄志环 （Jennifer Bouey）研究了2000年代初中美在艾滋病预防和缓解方面的合作。
最后，美国前国际开发署署长、ONE公益组织前首席执行官盖尔·史密斯详细描述了2010年代中期，美国与中国如何共同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传播。
每项案例研究都阐明了在激烈对抗的背景下，美国政策制定者或非国家行为体（如科学家、医生和基金会）如何找到政治空间，共同应对共同挑战，并详述了他们成功合作的具体机制。随后，我们于2024年3月在意大利贝拉焦举办了一场“气候智慧型农业”主题的“二轨”对话，作为一次“现场”案例研究，探讨中美在该领域的合作可能性。
每项研究都阐明了，在激烈对抗背景下，美国政策制定者或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找到政治空间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以及他们成功合作的具体机制。
选择“气候智慧型农业”作为研究主题的逻辑十分简单：近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表达了在该领域推动双边合作的兴趣。但即便如此，这一领域的合作并不轻松。中国在美国农业用地上的投资日益受到美国国会的审查，而北京方面则决心降低对美国农产品进口的依赖，以确保自身的粮食安全。因此，“气候智慧型农业”成为一个难度适中但足够复杂的议题，适合用来检验我们对在战略竞争时期开展合作机制的初步结论。
此次“二轨”对话的与会者包括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贸易代表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农业部、国务院、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前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全球营养改善联盟的前高层人员；以及来自中美多家智库、高校和私营机构的研究人员。这场对话本身就是一次重要倡议，推动了在一个全球关键议题上的实际合作。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以检验在战略对抗背景下，优化合作机制的相关假设。结合这次会议、历史案例研究，以及我们与中美专家和实务人士所开展的额外研讨，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观察。
观察一：整体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非国家行为体开展合作的空间。
黄志环 （Jennifer Bouey）关于2000年代初中美在艾滋病防治合作的研究表明，当时美国对华“战略接触”政策为两国在全球挑战上的协调打下了基础，其中包括将艾滋病防治合作作为提升美国软实力、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工具。中美高层官员的参与至关重要，包括中国卫生部长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他们共同推动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医生、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定下基调。
盖尔·史密斯回忆说，在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曾亲自指示其幕僚动员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提供切实支持。总统本人投入了大量精力，与其他国家元首进行沟通协调。
历史学家梅尔·莱弗勒则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领导层决策为在特定领域推进合作铺平了道路。
观察二：在地缘政治紧张时期，非国家行为体只有在中美两国都能从合作中明确获得对国家利益有好处的领域，合作才最安全且最具成效。
案例研究强调，大国竞争对手之间的历史性合作并非出于理想主义动机，而是出于国内与地缘政治利益的权衡。例如，天花根除符合美苏双方的国家利益：苏联经常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输入病例，美国则在高成本使用一种有严重副作用的疫苗。
此外，积极参与全球天花根除工作也为美苏双方带来了地缘政治利益：美国可借此挽回越战带来的国际声誉，苏联则可展示其在疾病控制上的成就，作为其科学与医疗实力的象征。
莱弗勒进一步指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总统都在官方与非官方框架下寻求与苏联的合作，只要符合美国利益。例如，美苏合作旨在避免热战、延缓中国的核计划、维持战后德国的分裂状态，以及遏制核武器在日益多极化世界中的进一步扩散。
中美过去的合作实例也直接服务于两国政府的国家优先事项。黄志环指出，SARS 疫情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中存在的明显漏洞，这使得北京方面更加愿意与美国的公共和私营机构在生物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合作。反过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机构也向传染病应对的科研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推动了中国治疗覆盖范围的显著扩大。
这对美国本身也不是没有好处。黄志环 的研究显示，美国医生和专业人士成功说服中国官员向边缘群体提供服务，例如 LGBTQ 群体和性工作者，从而推动了包括普世人权在内的美国价值观的传播。此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获得了大量研究数据，这些数据在美国本土难以收集，从而推动了美国在 HIV 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类似地，盖尔·史密斯指出，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推动中国参与全球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努力，并非出于对华政策的考量，而是为了展示美国在全球领导力方面的作用，迅速且有效地控制疫情。美方也认识到，这一目标离不开中国的资源与支持。
在这些案例中，美国之所以愿意合作，是基于其国内需求和地缘政治的考量。这对今天的合作项目具有启示意义。希望在当前更具争议的环境下与中美同行安全、有效合作的非国家行为体，应该能够向政策制定者明确阐述其工作的国家利益理由。
在本项目的贝拉焦“二轨”对话中，我们要求与会专家在探讨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潜在合作领域时，始终将中美两国的国内优先事项置于核心位置。
因此，会议讨论聚焦于几个可以明确证明合作符合中美国家利益的领域，包括：
- 在水资源紧张的农业地区推动可持续农业生产：这一目标对两国都至关重要；
- 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这一领域中美最近都已设定了国内目标；
- 就农业气候影响建立双方认可的统一评估标准：中美技术专家可通过合作建立基于证据的正式标准；
- 加快动物饲料和人类食用替代蛋白的投资。
观察三：在战略竞争时代，第二轨对话需要新的方法。
在我们的研讨会中，中美专家都强调，多日会议可以促进更融洽和放松的交流。这一点也得到了案例研究的支持。例如，内莉·布里斯托指出，世界卫生组织（WHO）为国际卫生专业人员之间的日常非正式互动提供了平台，使他们能够建立融洽关系，并在不受过多宏观政治力量干扰的情况下朝着共同目标努力。
在贝拉焦，我们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我们的会议持续了四天，比通常的一到两天的第二轨会议更长。议程中安排了小组讨论、散步以及参观周边小镇的活动，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氛围，使得关于会议议题的讨论更加轻松自然。社交活动的安排加深了与会者之间的个人联系，多日活动所提供的反复接触机会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联系的建立。
更重要的是，许多与会者彼此之间早已相识，曾在以往的会议中见过面，因此对彼此已有了解，这表明在讨论复杂议题时，持续性的会议安排非常有用。一些中美与会者曾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或其他多边机构共事，另一些则通过智库和大学的交流项目相识。这些个人联系有助于以共同的经历为基础展开对话，并激发一种共同使命感。
会议的灵活性也是其富有成效的关键。会议期间，我们多次临时调整原定议程，以抓住美中代表自然交流中出现的积极势头——特别是在第三天和第四天。例如，虽然我们会前预设了三大议题：中美在第三国的粮食安全合作、农业技术共享的边界问题，以及在食品安全与质量领域提升国际标准的合作，但鼓励与会者自由提出这些议题之外的想法，反而使讨论和建议变得更加具体和有意义。
我们还发现，会议地点也可能产生影响，但影响方式颇为复杂。我们选择2024年的会议在意大利贝拉焦召开，部分原因是为了验证“中立”地点是否更适合在中美关系紧张、双向出行变得更加敏感（尤其涉及人身安全顾虑）的背景下召开会议。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发现并不完全一致。大多数中美与会者认为，新加坡或意大利等“中立”地点的确有助于促进更开放的对话，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新加坡地理上距离中国较近，而意大利则对中国公民要求签证，但美国人可以免签。
第三部分：在战略竞争时代推动合作的具体建议
呼吁中美在共同挑战上加强合作的声音很多，但很少有报告真正深入探讨在当前持续的大国竞争格局下，双边协调应通过哪些机制、采用哪些最佳实践来推进。指望中美关系回到一个更温和的时代，并以此为前提开展合作，不是一种现实的策略。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方法，来释放中美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协调潜力。
本项目第一阶段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以下几个要素可望帮助推动中美在共同挑战上的更大协调：
建议一：将“竞争中协调”这一概念常态化。
中美在共同挑战上的协调，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要放弃为保护国家安全或维护长期国家竞争力而采取的竞争性行动。这种协调也不是出于一种“皆大欢喜”的努力，试图在两国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之间寻求弥合。中美在具体且现实的共同挑战上的协调，纯粹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的行为，旨在提升各自人民的安全、福祉和健康。
这种协调是一种互利合作，借助对方的能力和资源，减轻各自独自应对挑战的负担，并在理想情况下加速在治愈疾病、保护环境、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作为全球领导者，中美两国有责任共同推动应对超越国界的挑战的解决方案，尽管在某些哲学理念上存在激烈竞争，在某些利益领域存在冲突。
建议二：明确优先事项，争取高层支持，并将峰会作为推动行动的契机。
在当前两国的政治环境下，中美在跨国议题上的协调往往遭到怀疑，甚至是公开反对。然而，由于双方对彼此口头承诺和理解缺乏信任，中美在事实层面展开对话的动能正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双边协调不太可能自下而上自然发展。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两国领导人需在政策上开辟合作空间，指示各自政府围绕具体的共同挑战展开合作。
要实现这一点，双方领导人必须确定优先事项，并持续推进这些议题。若这些优先事项能在美国国内获得跨党派支持，就更具持续性与权威性。例如，2023年至2024年间，中美为遏制芬太尼前体物流开展协调就是一例。2023年10月，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跨党派国会代表团访华，直接向习近平主席提出将打击芬太尼前体流动作为优先事项。这种跨党派的有力呼吁为一个月后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同意加强中美执法合作奠定了基础。一年后，两国领导人在2024年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再次会面，并共同审视了中美执法合作的进展与问题。尽管成效尚不完美，但这段合作过程确实挽救了美国人的生命，美国芬太尼过量死亡数量出现下降。
这一案例说明，只要双方领导人将合作列为优先事项，并通过峰会推动下属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就有可能取得进展。领导人会根据对方承诺的可信度来评估彼此，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被视为无法兑现承诺。因此，两国应善用这种动态机制，在事关两国人民健康、安全与福祉的挑战上解锁基于自身利益的协调空间。
建议三：识别协调的平台。
在某些特定的双边问题上，中美存在通过协调来解决问题的空间，例如中国通过墨西哥向美国流动的芬太尼及其前体问题。然而，在大多数跨国性挑战上，华盛顿和北京必须发挥创造力，寻找适宜的协调平台。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华盛顿通常不愿支持中国主导的倡议，北京也不愿背书美国主导的跨国议题。两国都希望主导自身的事务，而不是成为对方计划的资助者或配角。
因此，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平台显得尤为重要。有些时候，可以借助联合国主导的倡议，例如中美共同为联合国维和能力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先例。在其他情况下，合作可以采取“并行贡献”的方式，共同参与应对跨国挑战的行动。例如，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中美互相指责，破坏了共同筹措资源、加速疫苗研发的努力。尽管如此，中美都对Gavi疫苗联盟提供了大量支持。虽然两国未能直接合作，但却都通过支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参与解决影响本国及全球民众的问题。
展望未来，面对如下一次大流行病等必须依靠全球两大科技与财政强国力量才能解决的挑战，中美必须展现灵活性与适应能力，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调平台。
建议四：通过“二轨对话”识别合作机会与解决障碍之道
中美政府间的正式对话主要用于让双方了解对方在各项议题上的官方立场，但这类对话很少深入探讨“为什么”双方会持有这些政策立场，也就是：双方如何评估新兴挑战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如何判断国际格局的趋势与可能演变。若能有效运用，来自两国的专家、学者与前官员之间的“二轨（非官方）对话”可以弥补这种理解上的缺口，也能对官方对话形成有益补充。非官方交流有助于发现潜在风险，帮助预判对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可能反应，并在官员因身份限制而无法畅所欲言的议题上，创造性地探索解决障碍的思路与方案。
要有效发挥作用，二轨对话必须与官方渠道中的讨论相联动。双方都需要相信，他们在二轨对话中的对手方，会将对话中获得的见解私下反馈到各自的政策讨论中，而不是将这类对话当作与对方“共赏问题”的沙龙。若双方都明确了解对方的参与者与各自政府保持联络，就能使这些非官方交流变得更具目标性与现实意义。在二轨场合中，保密性往往也是促进富有成效交流的重要因素。
此外，要提升成效，双方应在议程设计阶段就积极合作。在对话开展之前，就应在主要议题、关切与讨论目标方面达成共同理解。对话中还应为参与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预留充分时间，例如共进餐食、咖啡间歇，或以结伴散步、实地考察等形式进行结构化互动。二轨对话中的突破性进展，往往不是发生在会议桌上的正式发言中，而是在这些非正式互动之中诞生的。
会议的主持也对二轨对话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该次对话聚焦于公共卫生问题，主持人就应当在有人借发言时间对对方国家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或讨论与公共卫生无关的议题时及时制止。理想情况下，参与者应根据其专业知识、与对方专家的私交、审慎性以及专注于议题本身的能力来遴选，避免将讨论引向无关主题而影响整体进展。
此外，必须重视“口译”这一细节。如果整个对话仅用英文或中文进行，讨论内容可能会不自觉地偏向一方的关注重点与话语体系。因此应采用同声传译或耳语传译，以保持讨论的连贯性，避免对话沦为一轮轮预设发言与展示。
会场的选择也是二轨对话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尚未建立足够互信，确保与会人员可以毫无阻碍地前往彼此国家参与对话之前，许多二轨对话将需在中立第三国举行。若选址第三国，应考虑包括对中美双方的地理可达性、签证要求，以及第三国境内的交通与沟通便利程度等因素。
结语
归根结底，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深层互不信任，没有灵丹妙药可以迅速化解。中美两国已经步入战略竞争时代，且这一状态短期内难以结束，因为双方都不愿在未来全球或地区领导权问题上让步。除非出现大胆、富有创造力的新思维来推动创新、合作与协调行动，否则诸如疫情、粮食安全与环境恶化等跨国性挑战将持续恶化，使全球为之受害。本报告的目标正是为中美如何在不是出于友好、也不是出于提升双边关系的崇高愿景，而是出于冷静务实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协调努力，提供新的思路与讨论基础。历史上的大国竞争者，即便在激烈地缘政治博弈中，也曾找到在跨国性问题上展开合作的方法。今天的中美，也应该如此。
作者介绍：
何瑞恩（Ryan Hass）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台湾研究主任，以及亚洲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瑞安·麦克尔文（Ryan McElveen）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副主任。
莉莉·麦克尔维（Lily McElwee）是凤凰城外交关系委员会(Phoenix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弗里曼讲席的兼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