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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病了,美国2020大选更加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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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刁大明  来源:澎湃新闻

9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共同为美国人奉献了一场灾难级的电视辩论。即便如此,这场一地鸡毛的骂战还是浪费了7310万观众的时间,收视率在美国总统电视辩论的历史上仅仅排在2016年特朗普与希拉里的首辩(8400万)、1980年卡特对里根的唯一一辩(8060万)之后,可见特朗普仍然是收视率的最大保障。

在辩论之后,舆论的最大关注点在于到底谁是赢家。但如果对总统政治稍微熟悉的观察者都会心知肚明,如今的电视辩论早已违背初衷:不但让候选人的形象与表现力强于了政策比拼本身,而且由于基本被安排在极为临近选举即大多数选民已有判断之际,候选人在辩论中也更为注意不要出现“热搜”级别的错误,进而变为了比不出错、甚至互相攻击希望对方犯错的吐槽大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和拜登在形象上早已相对固化,很难想象会通过一场辩论彻底颠覆。如果回忆这场辩论的话,特朗普与拜登的人设基本都在线,没看到什么意外。在出错的问题上,除了双方都对彼此抹黑更为感兴趣之外,拜登的控制力的确比预期更强,特别是面对特朗普纠缠时直接面对镜头、呼吁选民的做法体现出了他的老练。

因而,一场没有意外的辩论,大概就没有赢家,或者不同支持者心中都有各自的赢家。有观点认为,这场辩论虽然未必有赢家,但美国选民却成为了最大的输家。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民意作为输家的历史也一定不是从9月29日才开始的。

当舆论还在就特朗普73次打断拜登的得与失争吵之时,一个预示10月15日总统电视辩论大概率无法如期举行的突发消息爆出:今年3月重返白宫的总统顾问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于10月1日确诊新冠肺炎,特朗普当晚先宣布已进行测试、并将与第一夫人一起隔离观察,随后不到三个小时就又通过社交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与第一夫人双双确诊。此外,由于与希克斯或者特朗普等相关人的接触情况仍不明确,副总统彭斯能否顺利出席原定10月7日在盐湖城举行的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于是,一个很多人此前或早有思考的问题终于走到了世界面前:如果在选举如此临近之际,特朗普病了,选情走向会怎么样?这难道才是最大的“十月惊奇”?

到底对谁有利?

距离选举还有32天,任何变数都备受关注,更何况是在任总统身体状况这样的最关键因素。可以肯定的是,虽然消息称特朗普夫妇目前“无不适症状”,但其行动也必然要接受医学安排,从而10月15日的电视辩论甚至10月22日的电视辩论都极大概率将无法如期举行。与此同时,由于竞选一方因为不可抗力而无法正常竞选,2020年总统竞选的两党活动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调门,甚至偃旗息鼓。换言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政治的焦点已经从“未来总统是谁”快速转移至少是分散到“现任总统安危”上,特朗普再度以所有话题聚焦的主角而占据头条、主导议程。

从选情意义上考虑,特朗普安危与否很显然都无法改变两党选民两极对峙的固化结构,民主党人绝对不会因为在任总统的患病而放弃拜登,但特朗普唤起的“同情心”是否可以进一步最大化动员本党选民,甚至是一些因其防控疫情不力而略有微词的中间选民,都是很值得观察的方向。如果说有效把握住选举的主题是制胜的关键的话——比如奥巴马充分引领了2008年的“变革”、特朗普成功驾驭了2016年的“愤怒”——2020年的“同情心”原本属于拜登,而特朗普只是自己制造出了稳住基本盘的“恐惧”,而如果这个制造“恐惧”的在任总统也开始收获某些“同情心”的话,选举的结果的确更为难以预料。

如果对比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确诊之后民调均出现上扬的事实,“同情心”至少应该不会给特朗普减分,但的确也缺乏证据认为这将彻底帮助其反超并锁定胜局。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拜登阵营乃至多数民主党人都未在第一时间对特朗普确诊的消息做任何回应。最大的解释可能是时至深夜,但也可能是的确不太容易设置对自身有利的舆论议程。关于电视辩论极可能无法如期举行,拜登阵营或许也没有什么损失,毕竟他们也不需要通过辩论加分,而少了两次可能减分的机会也不是坏事。与此同时,拜登阵营未来最可能的调整即最大限度减少攻击特朗普的负面竞选,而选择较为正面的自我宣传。因为前者不但可能导致更为强烈的反动员效果,而且也夹带着诋毁自己要谋求的总统职位基本尊严的意味,其中分寸的拿捏必然考验拜登半个世纪以来的经验。

选战或进入程序迷宫

当然,一切事态发展的关键还是特朗普本人的病情程度如何。其一,如果持续如目前白宫透露给外界的所谓“无症状感染”的病情,特朗普的主动性将更大一些,因为即便被隔离,他也仍旧可以保持正常履职。比如,未来数周坚持治疗,绕开电视辩论,持续通过社交媒体动员选民,甚至在极其临近11月3日选举投票日宣布基本甚至完全康复,从而提振本党乃至中间选民的关切度与支持度,这完全就成了可行的剧本。

其二,如果未来病情恶化,导致了暂时(而非彻底)无法履职,则会按照联邦宪法第二十修正案第三款以及1947年《总统继任法》等规定由副总统彭斯、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国会参议院临时主席格拉斯利、国务卿蓬佩奥等人顺序接任,所以至少彭斯、佩洛西等人的风险情况届时就极为关键了。但即便如此,特朗普仍将以202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在选票上,“同情心”仍可能发挥一些作用。

其三,如果最终出现病故或终身失去履职能力等极端情况,虽然还可以按照联邦宪法第二十修正案第三款或第二十五修正案第四款以及《总统继任法》的规定由相关人延续目前总统任期,但2020年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就大概率就需要重新确定。按照目前已知的规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组织全美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五个海外属地各派出的三位代表、共168位代表开会,但每个州或地区的三位代表掌握的却是该州在今年共和党代表大会时的代表票数(比如加州三位代表,但却可以决定172个代表的票数),最终讨论选举出新的总统人选。当然,届时彭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是否被更换,也要由新总统提名人和168位代表组成的临时会议协调决定。

不过,这种不得已的“临阵换将”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实施阻力:即按照各州州法早已过了改动选票上候选人名字的时间。以往如果有规定的州也大概最迟是9月份,更何况今年因“邮寄投票”而更早发出的选票。于是,共和党选民就必须在选票上继续投那个再无法履职的人选,这也将潜移默化地降低投票热情,甚至在后续计票、州议会确定选举人等环节中还会引发更多司法争议,从而导致大选日程彻底进入迷宫。

面对特朗普如此重大的突发情况,选举日是否会推迟呢?联邦宪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赋予了国会确定总统选举的时间,因而从目前的态势看,恐怕除非拜登也出现了状况,否则佩洛西应该不会同意特朗普阵营已多次提出的推迟建议。

无论如何,刚刚步入10月,惊奇就如约而至。“十月惊奇”(October Surprise)是美国的一个政治术语,指在11月大选到来前的最后一个月里意外发生的、或由两党故意制造的一些足以影响选情的事件。

虽然从历史上看,“十月惊奇”只会在两党候选人选情极为胶着时以给对手减分的负面竞选方式才有过一些效果,比如2016年选前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针对“邮件门”重启调查,但今年如此围绕总统性命展开叙事的“惊奇”到底会带来什么,没有任何剧透,这比还算有剧本、有解决机制的计票争议更加诡异。

来源时间:2020/10/2   发布时间:20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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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报告揭示未来民主共和两党强硬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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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美国众议院在过去一周先后公布了两份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主导针对中国的研究报告,让外界窥视了美国在大选过后可能采取的对华策略。

美国共和党主导的中国工作小组发表的报告全盘审视了面对中国的威胁,形容过往假设扩大美中经济关系会促使中共发生变化的策略已经失败,提出几百项政策建议,建议美国和台湾展开自贸谈判,争取台湾在国际组织有更大的参与,通过一些容许美台更多官方交流的法案,并向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居民提供安全的“避风港”。

美国民主党所主导的报告则针对政府的情报机关,认为仍有需要进行改革,促进情报部门与譬如财政部、商务部和卫生与灾难管理机构等非国防相关部门合作,加入和培训更多中国分析人员,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分析,应对中国的“软威胁”。

两份报告内容是什么?

美国共和党在5月成立了中国工作小组,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和另外14名共和党议员组成,经过多月的调研,他们在周三(9月30日)发表了这份全长141页的报告。

报告详细列出美中关系在各领域的竞争与变化,认为中国并没有如西方民主世界所预期般进入国际体系后成为负责任的成员,并称美国以前假设美中扩大经济关系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促使中共产生变化。但报告说,这种接触战略导致以往常对中共“侵犯人权”、“经济恶行”、“扩张主义侵略”等视而不见。

报告列举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中印边境对峙、新冠疫情等事件上的作法,指这些都是一连串的提醒,揭示了中共意识形态正削弱国际系统的核心原则,威胁美国人的安全和繁荣。

报告列出了详细的建议,包括美方应针对中国军队将美国国防预算增长至少3至5%、阻止中国军工产业获得所需支持、制定措施应对中国利用“谎言和恶性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阻止中共影响联合国和世卫、支援民主斗士的数字安全、减少产业链上对中国的依赖、审视中共可能对5G网络带来的风险、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支持任何中共支持的国营企业。

针对台湾问题,报告建议把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与台湾展开贸易谈判,呼吁通过《台湾保证法案》和《台湾主权象征法案》等多个法案,容许美台之间有更多官方访问,争取让台湾成为世卫观察员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更大参与,不再阻止台湾在官方活动中展示台湾旗帜。

针对香港问题,工作小组的报告建议要全面执行回应香港镇压的制裁法律,并促请美国国会通过《香港如水法案》(Hong Kong Be Water Act),授权行政部门制裁打压香港言论集会自由的中国及香港政府官员,支持美国为香港被打压的人士提供避风港,并着手研究相关法律,为香港有需要受保护的异见人士提供人道援助。

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形容,中共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将会是“世代挑战”,“这份报告是世代文件,它将为国会未来多年政策指引方向”。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则说,这份报告是“一份全面应对中国威胁的真实蓝图”,里面的建议是“大胆、可实现的”,“要确保未来一个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

另一份由美国民主党主导的报告,是对美国情报工作为期两年的检讨总结。这份星期三(9月30日)公布的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报告认为,美国情报机关未适应中国崛起所塑造出不断改变的地缘和科技环境,以及国际卫生、经济安全等非军事跨国威胁。报告警告华府若不作出重大改革,美国将难以与中国竞争。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未有如西方国家所期待的那样走向自由化,并似乎想改变国际秩序,推进自己的策略利益而打击西方国家,报告认为中国透过不公平优势及窃取知识产权,试图支配全球市场,继而把全球经济及投资转移到中国,亦透过军事化南海及东海、以胁迫手段尝试控制印太地区。

报告认为美国情报机关要更准确地评估中国的动机和行为,如果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美国领袖们要知道美中双方日后所作的决定可能会有第二、三层次更深远的影响。

中港台方面的回应

台湾外交部回应美国共和党中国工作小组的报告时感谢相关美国议员的关注和支持,强调会继续与美国行政部门及国会友人积极联系,深化台美友好关系。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报导形容,美国共和党的中国工作小组报告令台湾不止成为“美国的棋子”,而是所谓“以台制中”手段下的牺牲品,质疑这些政客用"中国威胁"这样的话题来强化他们本身的政治地位,帮助特朗普在选举中获得优势。

身在英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表示,两份报告均强调对华强硬,表明不论哪一方在大选后上任,都会延续目前誓要遏止中共威权的方向,可以预期中美对峙局势将会持续一段非常长的昤间,香港抗争必须适应新的局面,从中获得空间争取民主。

来源时间:2020/10/2   发布时间:20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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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与美国右翼的反科学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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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里·舒尔曼(Ari Schulman)  来源:法意读书

译者:江宛铮、查雯

法意导言

本文主要探讨了美国国内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过程中,专家和政客们就口罩的防疫功能发表的意见与政策的反转以及引发的巨大争论,反思当今美国政治、文化对待科学的错误认识和态度。作者批评到,由于过去政策制定者一直傲慢地将民众视作心智不成熟的幼童,联合主流媒体,含糊其辞地塑造科学家的类神形象来为自己的政策合理性加码。在此次大流行中,专家意见于短短几周之内发生根本性转向,科学家的公众信誉受损。进步主义政治和科学的如此亲缘关系、现代大学体系愈发强烈的排斥保守派和右翼知识分子的倾向、气候变化的争端,这些都促成了右翼党派与当今科学的彻底决裂,特朗普式右翼盛行并走向了培植右翼知识分子支持己方政策,产生了如今科学沦为政党争斗中的舆论造势工具的局面。作者详细探讨了三种右翼科学专家在此次大流行中的表现,指出尽管对科学的质疑是必要的,他们运用的方法也不失科学性,但是当今右翼无根基地运用判断力的方式对改善美国国内科学和政治的关系没有帮助。作者还在本文中澄清了普通民众对科学的误解,指出鉴于科学证据的缺失与破碎,判断力在专家意见形成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科学家并不是对客观研究结果的中立解读者,科学也并不能终极地解答人们应当如何与同伴、与家人、与未来的世代以及自然界相处的根本问题。

本文《新型冠状病毒与右翼的科学反革命》(The Coronavirus and the Right’s Scientific Counterrevolution)由《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杂志编辑阿里·舒尔曼(Ari Schulman)于2020年6月15日发表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

如果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的政府当作现代保守主义(modern conservatism)的体现,那么在他们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应中,很容易看到右翼与科学和专业知识的最终剥离。有报道称,总统几个月来无视自己的情报专家之警告,即该病毒威胁到美国的国土。有个正在发生的麻烦在于特朗普是否会解雇自1984年以来一直领导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还有总统每天充满热情的“演出”——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他站在科学家旁边,这些科学家在他推测死亡人数被夸大,身体内的阳光可能会杀死病毒时,脸色惨白。

总统和他的盟友对病毒的反应更令人好奇的是,他们对科学专业知识的接受程度很高。为了对抗声称超过200万美国人可能死亡的模型,怀疑论者提出了相反的模型,声称伤亡要低得多,也反对普遍估计的1到 2%的感染死亡率。斯坦福大学流行病学家约翰·奥尼迪斯(John Ioannidis)的一系列研究中,声称伴随着季节性流感,实际几率可能低于大约 0.1%。福克斯新闻主持人们被硅谷企业家在Medium网站上发表的以同样方式论证的病毒文章给迷住。最臭名昭著的是,迪迪埃·拉乌尔特(Didier Raoult),一位无赖的法国研究人员,当他声称提供证据证明羟氯喹和阿奇霉素这两种广泛使用的药物可能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方面非常有效时,一夜之间成名的原因——导致总统宣布这种治疗方式可能是一种“奇迹般”的治愈。

这种大流行揭示了共和党人听从专家意见的严重失败的说法也因危机的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专家们对于流行病的许多了解都有严重的错误。这是一个可悲的讽刺,也是专业知识政治功能失调的一个有用的简略表达方式,特朗普怀疑论者标榜的大多数谈话要点—它不像流感那样危险,没有证据表明口罩或检疫或旅行限制有效,取消活动和留在家里并佩戴个人防护设备(PPE)只能是非理性歇斯底里的产物——在几周前曾是许多专家和他们的新闻解释者的常规智慧。

新冠病毒危机是关于分裂、冲突和混乱的故事

这场危机的故事并不完全是那些知道答案的科学家和一个不愿听从他们意见的政党的故事。相反,它是一个关于分裂的故事——包括冲突和混乱,专家不被信任,每一方都在培养自己的专家阶层以完全击败另一方之专家阶层。这也是讲述一群自诩为讲真话的局外人是如何使科学的神话与机构产生对立之反常故事,将其从对抗病毒的工具扭曲成攻击机构工具。

大流行期间政治和科学关系之不正常,在口罩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一月份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官员就向公众建议,没有必要用口罩来保护健康的人免受病毒侵害。2月和3月,美国外科医生声称,口罩“实际上可以增加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因为戴口罩的人可能会更频繁地接触他们的脸。主要新闻机构普遍赞同口罩不会减缓传播的说法。

随着疫情的加剧,要求改变这一指导意见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学家齐娜普·图菲西(Zeynep Tufekci)在3月的《纽约时报》评论文章中指出,口罩可以保护医护人员,但不能保护公众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表现良好的亚洲国家,由于经历了SARS,已经将口罩的使用规范化。4月初,疾控中心终于改弦更张,引用了它声称的“新证据”。世卫组织也在6月初跟进。

从头条新闻和官员在口罩问题上的态度反转,很容易让人觉得科学已经完成任务,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对一个关键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并随着口罩有效性的新证据出现而否定了旧的共识。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引用的“新证据”实际上是关于病毒本身的症状前传播—调查人员推测的可能性,并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初始阶段暂时收集了背后的证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所引用的一些研究在发布建议时已经过六个星期了。

至于广泛使用口罩对延缓呼吸道病毒传播的有效性,实际上自疫情开始以来,这个证据没有任何变化。现在的证据仍然是当时的情况:部分的和有条件的。它来自于理想化的实验室条件,或者是过去不可能进行随机对照的其他病毒之爆发。在像目前这种大流行病迅速变化的危机中,甚至连建立一般的相关性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确定因果关系了。换句话说,美国口罩咨询意见的改变并不是因为证据明确规定了什么,而是因为专家对现有证据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判断本身主要不是科学的——它是对证据应如何指导行动的审慎评估。但当时的主要报道表明,科学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专家们仍然扮演着他们熟悉的中立证据解释者的角色。

即使事后看来,最初的判断也可能是有道理的。面对个人防护设备的严重短缺,医护人员需要优先考虑,而这意味着公众将不得不等待。但卫生官员和一些记者并没有诚实地传达此信息,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模棱两可的说法。世卫组织说,没有证据表明“健康人戴口罩……可以防止他们感染呼吸道病毒”,并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口罩使用“可能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美国沃克斯传媒旗下的新闻评论网站Vox问道:“为什么人们会恐慌性地购买口罩?”并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警告说,口罩不能保护健康人,可能会显得“过于危言耸听”。

科学界权威和公众之间坦诚沟通的差距

这些迟缓的公告篡改了核心问题,即口罩是保护佩戴者免受他人伤害,还是保护他人免受佩戴者伤害。他们将公众视为等式中的一种输入——一方面,他们是病毒传播的可疑且可训练的载体,他们无法弄清如何正确佩戴口罩,另一方面,他们是信息的鲁莽处理者,他们可能会过度自信,承担太多风险。很少看到主管政策的专家将公民视为有能力的成年人,可以教育他们如何正确使用口罩,或者可以期望他们以公民责任为由适应新的口罩制度。(有人可能会说,科学权威和公众之间坦诚沟通的这种差距,造成了特朗普本人非常乐意填补的真空。)

正如图菲西指出的那样,官员们本可以向公众提供他们自己理解的真实情况。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说,他们还不能绝对确定口罩是否能作为遏制病毒的手段。他们可能会进一步阐述他们没有立即提供口罩咨询的真正原因:口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传播,也许相当多,但由于该国未能制造足够的口罩,他们需要首先向医护人员提供。官员们并未如此行动,反而给予公众傲慢的态度。

当公共卫生当局以及那些坚持简单地服从他们的人,最终做了一个改变,他们破坏了他们的信誉,侵蚀了公众的信任。他们的做法隐含着一种家长制的做法,很容易被解释为对立的:他们将公众视为自身福祉的障碍,并愿意在空前的危机中轻描淡写地回避,以保护公众免受其害。

这个问题很难说是脱离于口罩问题。确实很难想象最近的任何一场危机,而且以专家权威的名义做出的声明如此迅速地受到质疑。

在一定程度上,专家智慧的不断逆转是由这一流行病的前所未有的性质和规模直接造成的。但在其他方面,迅速动员起来的专家共识显示出明显的傲慢迹象。例如,当这种病毒首次在中国出现时,世卫组织就左顾右盼,说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几个月来,世卫组织官员坚持认为,它缺乏可靠的证据来建议广泛使用口罩,部分原因是公众无法正确佩戴口罩。有名声的记者们,甚至一些公共卫生机构在1月和2月时也对疫情的真实情况做出了类似的根本性误读,并造成巨大的后果。例如,纽约市公立医院院长米谢尔·卡茨(Mitchell Katz)敦促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让该市经济全速运转到3月,并给他的老板发邮件说,“没有证据表明停业封闭有助于阻止传播”,即使像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疫情早发地区已经采用封闭作为平缓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手段。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卡茨更担心公众的心态,而不是健康,他对德布拉西奥说:“取消大型集会会让人们对这种疾病产生错误的印象。”

当经挑选和过滤的说法进入更广泛的媒体上时,这些说法往往伴随着影射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不良动机。《新调查》(The New Inquiry)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隔离检疫、关闭边境和旅行限制——这些现在都是全球应对的核心工具——或多或少地被科学证明了,相反地,它们的启动动机是“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分离”的愿望。一系列似乎没完没了的头条新闻警告说,“真正的传染病”是恐惧、恐慌、误导或耻辱。甚至在2月下旬,微调专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还在思索 "让我们对冠状病毒感到恐慌的认知偏差"。(桑斯坦解释说,这种可悲的危言耸听心态之原因是一种叫做“概率忽视”的东西。)

短短几周之内,由于对专家共识的不合理蔑视而引起的众多观点实际上变成了专家共识,这表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如何谈论专业知识。问题主要不在于专家们错了——那是可以预期的。而是我们的领导机构和公共信息渠道不断地将专家的保证视为对既定科学的中立解释,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而这些专家的建议被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话语,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艰难的判断,即如何针对一种新的、鲜为人知的威胁采取行动,而是作为一种借口,来控制礼貌性意见的界限,嘲笑持不同意见者。

美国需要重新审视美国文化如何谈论专业知识

这个问题在包括埃博拉和SARS在内的传染病爆发中有着长期而麻烦的历史。风险传播研究者彼得·桑德曼(Peter Sandman)将这种模式描述为 "不要吓唬孩子"。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劳拉·H·卡恩(Laura H. Kahn)在她的指导性著作《谁是负责人》(Who’s in Charge? )中认为,那些借助科学专业知识权威的政治和知识领袖们,常年把传染区的成年公民当成不听话的孩子。把政治判断当作对专业知识的中立解释,其不正当的结果是,它实际上破坏了判断的合法性,损害了专家的信誉。

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疾病的爆发,而是渗透到我们关于科学的讨论中。在一系列非常广泛的问题上——核电、转基因食品、疫苗、气候变化、教育、新兴生物技术的伦理影响——公众得到了一种描述科学专业知识能够裁决最困难的政治问题的说法。这就是不幸的“为科学游行”的主旨,也是奥巴马总统承诺将科学置于政治之上的主旨。这也是难怪公众对科学专业知识的信任度下降的原因吗?

正如特朗普总统所展示的那样,信任度下降的地方,揭穿者比比皆是。尽管由专家管理的现代科学之功能失调声称有明显左倾的价位和谱系,但它最近发现美国右翼是一个义务的宿主有机体。正如《科学和科技问题》(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编辑丹尼尔·萨维茨(Daniel Sarewitz)干脆地对我说的那样,“我没看到共和党人拒绝接受专业知识,尽管他们在相信哪些专家方面确实有一些难以解释的想法”。

新冠病毒怀疑论者组成的专家小组提供了一个案例。在主流舆论迅速趋于平坦化的情况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却对群体免疫策略大唱赞歌,这一观点在美国的许多怀疑论者中继续保持着影响力。特朗普右翼将口罩视为暴政的象征,声称获得了公共卫生权威机构的信任,因为记者亚历克斯·贝伦森(Alex Berenson)引用了最初在口罩问题上的分歧意见,认为这是缺乏证据的表现。同样地,在大流行初期,客气的意见认为病毒不像流感那么严重,而特朗普怀疑论者则将这一言论作为所有已被证实的科学来回应,正如他们也试图淡化大流行的高死亡率,将大量未被发现、无症状的病例理论化——这将意味着社会已经接近获得群体免疫力。

这些观点中的每一种都有对证据的精心解释作为支撑,并由一批科学家和自封的流行病学家提出。而这些人物反过来在右翼成为名人,成为歇斯底里的正统派、勇敢的真理代言人。

新冠病毒的反专家们分为几种明显的知识分子风格。一种类型体现在理查德·艾普斯坦(Richard Epstein)和亚伦·金恩(Aaron Ginn)身上。爱普斯坦是一位法律学者,在3月中旬嘲笑了对病毒的“恐慌”,并提供了他自己对美国500人死亡的预测,如果是严重错误的估计,据说在特朗普政府对危机的审议中没有赚多少钱。(艾普斯坦后来将他最初的预测上调了。)硅谷企业家金恩在Medium上发表了一篇详细的论文,声称病毒的危险性被彻底夸大了。这篇文章在保守派媒体上进行了病毒式传播,最终被Medium撤下。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物描述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权威代表,长期以来被尊为商业思想右翼的文化英雄:幕后专家,自学成才的引导者,他们声称要穿透胡言乱语,告诉大众这一切到底有多简单。幕后专家通过网络为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治理模式提供动力:我将召集几个人,我们将在周末梳理并解决问题。与幕后专家密切相关的是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技术专家,其新型冠状病毒化身是亿万富翁硅谷风云人物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和法国羟氯喹预言家迪迪埃·拉乌尔特(Didier Raoult)。马斯克早期将病毒视为过度炒作,后来又轻描淡写地保证只有在需要的情况下才会将特斯拉工厂转为生产人工呼吸机,他还堂而皇之地藐视阿拉米达郡的封闭令,让他的主要特斯拉工厂继续运转,体现了建设者和实干家们的“停止恐慌且我们已经有信心”的思想。

拉乌尔(Raoult)基于一个只有36名病人作为受试者的研究便推测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具备疗效。然而他和格雷戈里·里加诺(Gregory Rigano)一起非常积极地推广该药物,后者的真实职业是律师,却错误地将自己展现为医学研究员。紧接着在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节目中,里加诺(Rigano)就告诉观众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已经被证明“对新冠病毒有百分百的治愈率”。这个故事在福克斯旗下媒体上发酵渲染,并且很快引起特朗普总统注意,拉乌尔(Raoult)本人随后出现在奥兹医生秀(the Dr. Oz Show)。据《纽约时报》报道,拉乌尔(Raoult)曾经写道:“我相信想法和理论就像流行病,如果质量优良就会在人群中扎根。”

最后一种右翼反专家人士的主要做派是指出官方知识的谬误,尽管其有时会把阴谋论理论作为依据。斯坦福研究员约翰·伊奥尼迪斯(John Ioannidis)即属此类,他曾警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封锁措施,并声称事实上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可能与季节性流感相同。尽管有时类比是不可靠的,伊奥尼迪斯(Ioannidis)已经称得上运用诠释学方法质疑专家建议的人群中严肃的一派,朱迪·米科维奇(Judy Mikovits)是这一严肃派中的极端分子。她曾是一名病毒研究员,在纪录片《人祸》(Plandemic)中担纲主角。米科维奇(Mikovits)宣称,之所以频繁出现新冠病毒致死案例,就是因为数十年疫苗种植削弱了我们的免疫能力,以及戴口罩会“激活”病毒。

任何一个试图适应2019冠状病毒问题上不断变化的专家共识的人,都容易至少在广义上捍卫“共和党人对科学宣战”的说法,认为右翼新兴的一批反专家人士仅仅是一帮科学怪人。但是,右翼反专家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真正的专家,尽管并不都是在他们发表意见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善于巧妙纯熟地借鉴科学探索的方法论与理性主义言论。

粗疏派专家与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开创的启蒙运动的怀疑主义探究模式不仅仅只在表面上相似——(二者都)大胆拒绝因袭的智慧,追求在严格遵循第一原理的条件下通达真相。艾珀斯坦(Epstein)和Ginn(吉恩)的追随者可能会振振有词地把二位当成科学界的浪子:他们清除繁杂的无用之物,将恼人的议题拆分为基本的模块进行思考,是自信的理论学家。假定专著和宣言之间存在一个明显差异,它绝不是方法论层面上微不足道的或单单表面上的那种。即便是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的作者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晚年也以炼金术(Alchemy)为主题写出了长篇巨著。

右翼反专家主义为何盛行,这个问题在我们面对明显、或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科学界成员的新冠病毒怀疑论者时变得更加复杂。伊奥尼迪斯(Ioannidis)和拉乌尔(Raoult)都有着卓越的科学界成就,赢得了开拓者的美誉,并至少在大流行初期仍保有广泛的声望。米科维奇(Mikovits)尽管如今已声名狼藉,也曾是一名有前途的病毒研究员。

这三位还有一个共同点:均与当今科学界存在着对立关系。米科维奇(Mikovits)曾经拥有光明的前途,直到其在业内权威杂志《自然》(Science)发表一篇显然具备重大突破性的(内容是宣称发现感染某种病毒会引发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但是后来被她撤回的文章。在此次事件中她被指控不端行为和操纵数据,被实验室开除(她本人否认上述指控,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伊奥尼迪斯(Ioannidis)对揭露可复现性危机有重大贡献——他们的研究表明,许多心理学、社会学与医学领域的颇受赞誉的研究结果仅仅是侥幸得出的。拉乌尔(Raoult)证明了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他的一位研究导师操纵了证据,目的是使得研究结果符合一个当时主流、但后来很快被拉乌尔(Raoult)证伪的观点“南欧斑疹热 (Marseilles fever)不具有致命性”。拉乌尔(Raoult)把一位批评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研究的人称作“女巫猎人(witch hunter)”,把那些支持他正致力于推翻的具备众多试验基础的研究结论的人贬称为“骗子(cheaters)”。这些人物都以用科学屠宰神圣之牛为乐——尤其是科学界的圣物。

关于新冠病毒,他们很有可能像早年间取得关键性的科研成就一样,也做出了一些有用的评论,得到了部分真相。伊奥尼迪斯(Ioannidis)认为能证明封锁措施有效性的证据是有限的——该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他还提出未被检测出的无症状感染者人数是确诊病患数目的许多倍——这也有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倍数可能不如他所宣称的那么多)。截至本文写作时(2020年6月15日,译者注),拉乌尔(Raoult)关于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有效性的研究可能会被部分证成,因为有证据表明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可能对遭受“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的2019冠状病毒病重症患者具有疗效,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会引诱患者自身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患者自己的身体。

米科维奇(Mikovits)是新冠病毒怀疑论者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祸》(Plandemic)将她描述为勇于对抗腐败的科学并遭受迫害的真相讲述者(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影片和米科维奇(Mikovits)有关病毒的反专家理论中是关键的反派人物)。她的书《腐败的瘟疫:在科学的承诺中恢复信仰》(Plague of Corruption: Restoring Faith in the Promise of Science)在四月份出版,题词是传说中伽利略在被斥为异教徒后对天主教审讯者说的一句话“地球还是在转啊(Eppur.si muove(And yet it moves))”。该书的前言由反疫苗人士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撰写,他在其中宣称米科维奇(Mikovits)和伽利略(Galileo)的相似点不止题词展现的,将前者描述为被建制派未经正当程序武断扼杀的“殉道者”,提供“经审查的‘危险的’科学”的“革命者”。右翼新冠病毒怀疑论者——尤其是反建制派专家自己,热切地将反建制派专家刻画成烈士、对抗建制派审判(Inquisition)的英雄。

想象一个聪敏富有求知欲的学生,醉心于学术明星梦但因进步主义而失望祛魅。(这样的学生有很多)。在学生受到适量的英雄主义神话浸染后,包括伽利略(Galileo)、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苏格拉底(Socrates)和休谟(Hume),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程师在记事本上勾勒出登月任务蓝图,不难想象他们可能会认为围绕新冠病毒的争论遵循同样动力坐标——并能从公开宣称希望的怀疑论者那里汲取比预言末日的专家更大的启发。

假定我们将特朗普式右翼与科学的关系类比为一个过分热切的大学二年级工科学生、已逝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S.弗雷德·辛格(S. Fred Singer)一类的科学牛虻与科学的关系,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这样的关系如何以及为什么发展。

特朗普支持者和古典保守主义的关系紧张动荡,但是如今右翼的主张中清楚地浮现出保守主义运动中久已有之的对纯粹科学治理的警惕。我们长久以来坚持警惕专家过分自大,防范科学演化出宏大的社会实验,防止科学成为专制的正当化依据,这非常正确。保守主义固有对用科学理性为技术和政治力量赋权的警惕。

上述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众多实例:优生运动(eugenics movement)在美国诞生发展而后被德国采纳;苏维埃理性计划造成的恐怖;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兴起的技术型官僚乐观主义(technocratic optimism);直到今天,运用生物科技手段消灭弱点和弱势群体的呼声仍然存在。

过去半个世纪同样见证了保守派和重要科学机构缓慢而彻底的决裂。近期的研究显示,政治界对几门科学学科的认定存在许多分歧——尤其是保守派占据极小块地盘的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

我们不可能简要概述出一个不涉及文化之争的决裂史。但是可以说,现代大学体系的自我理解有所改变并导致它和保守派之间的相互猜忌愈发深刻。右翼知识分子愈发倾向于表现的像是引领负责公开调查的机构的局外人,并且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然就是。观念和事实互相促进与加强。

但是在特朗普派右翼和伽利略派右翼的崛起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国内政治中越来越重视诉诸于科学的倾向。自然科学学者沙尔维茨(Sarewitz)认为,关于科学与政治正确关系的传统看法——即科学能裁断普通的党派争端——起源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当时科学不仅揭露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而且被自由左派(the liberal-left)援引,用来证明他们对上述问题对策的合理性。

后续有关气候变化的争端进一步增强了科学与进步主义政治的亲缘关系,加速了科学与右翼的决裂。数十年来“能否通过使能源更昂贵来降低风险的科学和政治问题上所有争论毫无结果”,沙尔维茨(Sarewitz)写到,“这已经彻底地将保守派与气候变化隔绝开来,以至于曾经引起人们兴趣无数的能源创新项目…其风险之高在如今的右翼看来可与特洛伊木马比肩。”这种动向被一系列的辩论所强化——主题包括胚胎干细胞研究,人工流产,医生协助自杀以及克隆——其间自由派的党派人士宣称他们的观点是符合科学的。

上述动向并未导向我们通常预计中的共和党排斥科学本身,相反的,共和党依旧认可科学的方法论、了解世界知识的热忱、掌控自然的野心、理性探寻和研究中展现出优秀,只是采取了现有科学建制——它的特定机构,以及它所认同的专家班子——的局外人视角。

目前反建制派远未堕落腐化,它囊括了许多哲学、政治理论和业余文艺领域扎实的工作,旨在复兴当下不受重视的一种西方思想传统,即科学不是决定政治的唯一要素,也并非完全脱离政治。更严肃详尽的批判由右翼人士针对不加批判地尊崇专业知识的做法提出,该观点试图让科学研究的功能属性尽可能地偏向锻炼人类能力,而非宇宙对人类事务决策之侵扰。

但是反建制派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文化之争。保守派很清楚“这是科学支持的观点”这句口号的政治力量——事实证明,对一些人来说,这句话强大到他们无力抗衡。一些保守派思想家试图明确颠覆这种说法,那些反对核能、反对转基因生物(GMO),吃有机食物,相信新时代灵修(New Age spiritualism),反对疫苗的反科学人士是真正的进步主义者。但更常见的是,这场科学文化战争中右翼的反专家人士为了散布怀疑的风气,尤其在气候变化领域已经开始收集建立一套相反的证据,力图运用科学的方法打败科学。

上述趋势由来已久。而特朗普时代偏偏没有阻止右翼采纳伽利略式态度。也许这是无法避免的:尽管伽利略式态度与历史的关系紧张脆弱,但是它具备我们文化的科学神话里最为清楚明了的模型——在那个神话中,伽利略是其时科学界的异议分子,自视受到了一个腐败权威的迫害并认为自己有充分理由取而代之。伴随着长久以来层出不穷的科学异见者,伽利略神话仍在继续——这些异见人士自视以实际行动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怀疑式探索的遗产:现有机构与制度在他们看来只是真实科学世界里被哈哈镜扭曲后呈现的样态,是他们彻底地将个人从压迫中解放。但是我们如今发展的问题是,伽利略模型不仅经常引发反建制式的探索,还会导致糟糕的科学研究。在其产生之时,伽利略探索科学的态度是对真正排挤和迫害的反抗——但如今这种质疑姿态因为过于轻松易用而泛滥,模糊了真正的价值。

关键是要认识到,后世的伽利略式揭穿科学的风格如何背离了早期反对科学权威的模式。尽管这些模式——或坚决有力、或愤世嫉俗——都在试图建立一套对抗性的科学体制,伽利略模式的实质是缺乏固定立场的反建制派(anti-institutionalism)。套用一句老话,即存在狗追车的困境——它努力奔走追逐却从不对成功后的行动有所规划。

狗追上车后的情况会有多糟糕,大流行期间特朗普总统与科学界的关系为我们上了严肃的一课。即便是如今,他们手握权力,能够掌控科学体制的关键要素,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除去扮演被排挤的局外人角色,根本无法理解科学。

我们可以用总统本人对那些科学家的戏剧般的心路历程很好地解释这一点。除去零星的例外,他似乎对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受他掌管的专家们只有两种态度:督促他们竭力奉承与顺从,或者(在他被顾问劝阻,不要采取他偏好的捉摸不定的行事方式的时候)冲他们发火。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是最值得关注的被卷进这场争端的公共卫生专家,不仅仅因为他专业能力卓越,还因为大流行期间,总统对他的态度几乎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一天一变地摇摆。

开除福奇运动的右翼领导人显然向特朗普学习了言辞话术。和特朗普一样,它们不认可任何稳定可靠的事实,只承认能够在当时被用于反对腐败专家的事实。他们在抗议时并不考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总统或许能够不把福奇(Fauci)当作非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一样遵从,福奇(Fauci)只是因为经验丰富所以能在总统独立决策时提供帮助的建言者。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会议室热情洋溢地“出演真人秀”。

以及,尽管现在看来这些争议对特朗普的地位构不成影响,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他)与某些专家的恩怨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与当今右翼的政府和统治阶级有着更深层次矛盾的一个动态。

在大流行到来之前,根据《华盛顿邮报》2018年1月份的一篇报道:美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派出的一队科学家外交官员曾反复地造访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他们向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发电报时,对实验室松懈的安全标准表达了严重担忧——还特别警告存在着源自蝙蝠的冠状病毒导致一场新的类似非典的大流行的风险。该报道称,“大使馆官员曾呼吁美国政府给予这个实验室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来帮助它解决问题。”

显然,政府当局并没有给实验室提供帮助,也没有采取其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一预警反应的问题。反而,在大流行爆发后,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撤销了曾和武汉实验室进行过合作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拥有的受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资格。

这个撤销本身充分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对科学的敌意。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失败似乎不仅仅是没有根据大流行前的警告采取行动,还包括没有充分利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学家与他们中国研究伙伴的关系——关于是否进行外交官们建议的制度性帮助,更深入了解实验室正在进行的工作的安全状况,或施加压力要求实验室提高安全标准乃至转变其研究方向,不再研究更致命的病毒。如果当时他们能运用这些方法,其时就能有充分的理由把威胁终止资助作为终极施压手段——并成功起到在当时就消灭病毒威胁的作用。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特朗普政府跳过了上述步骤,选择了在大流行病已经发酵之际直接停止资助。

从特朗普政府极端的态度来看,它对待科学研究机构,只知忽略而不具备以其他方式认真处理相关事务的能力。在情势逼人之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没有认真直面那些联邦科研机构,径直选择了忽视。一旦情形真的紧迫到必须直面这些联邦科研机构,政府当局似乎只会粗暴地接管。牛虻会引发科学本身的恼怒——并且对于科学而言,为了不囿于自满和下意识地期望文化与政治服从自身的自我认识,这种刺激有时是必要的。但是一旦牛虻占据主要地位,它会不知所措,显示其缺乏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制度的能力和远见,更别提制度革新了。

我的同事布伦丹·福特(Brendan Foht)评论说,在大流行期间我们的文化主要把科学当作管理舆论意见,而非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就像投资者查看股票市场一样查看譬如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Worldometer)这类追踪病毒数据的网站;我们热切地分享能够证明我方观点具备科学性而对方观点是情绪化产物的最新研究。

特朗普派右翼指派组成了早期专家团队,他们对新冠病毒病的严重性质疑不断,说辞有:科学证明该病毒还没有流感致命,正在侵袭人们的是恐惧。具备讽刺意味的不仅仅是这一点,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特朗普派右翼越来越多地援引科学作为维持本派民众支持率的工具。主要由于这一点,右翼非常痴迷于就该病毒的致死率讨论争辩。正如福特(Foht)所写,弄清楚致死率到底是1%抑或是0.5%,对我们弄清楚应何时重开餐馆或如何安全地重开餐馆没有丝毫帮助。这种争论只可能告诉我们这场危机是虚假的——就像多年前的地球中心说支持者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之所以觉得危机是真的,不过是一叶障目。

关于科学的这些具备腐蚀性的、肤浅的、永无休止的争论中,唯独遗漏了对“判断力(judgment)”的讨论。抛开判断力,我们不可能理解科学家提出建议、领袖合理运用建议的过程。尽管判断力的重要性貌似显而易见,但它已然被将科学视作中立、类神的客观真相发现者的普遍心理遮蔽。真正地理解判断力在专业知识中发挥的作用,将会给我们带来如下好处:“追随科学”这种恭敬的语言不再必要;我们无须再遭受别人傲慢的“谆谆教诲”——你不同意专家观点,是因为你有认知偏见;在专家们出错的时候,不必再当作惊天动地的丑闻。

鉴于此次大流行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判断力应当在科学中扮演何种角色,我们无需进行认知革命就能理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流行相关模型包含了多重假设,创造和运用这些模型均须运用自由裁量。并且,尽管许多州长都宣称自己遵从科学行事,任何观察者都应该轻易地发现了,依据支离破碎的证据和相互矛盾的专家意见作出决策需要相当的谨慎。明智和灾难性的领导之间,关键的分野在于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而不是对科学的遵从或反抗程度。

我们的政治事务长期以来被一个神话迷惑,认为科学是神使,能解答我们关于自身应当如何与同伴、与家人、与未来的世代以及自然界相处的根本问题。根据这个传说,我们应当对专业知识采取的态度无非两种:服从或揭穿其虚假。因此,在他人援引科学时,我们要么觉得对方在自鸣得意地企图控制我们,要么是野蛮地否定明显正确的事实。

此次大流行已经表明,以科学为耻的观念非常危险。但揭露科学虚假性的态度也许造成了更凶险的危机:自诩信奉伽利略的右翼(the Galilean right)不无理由地认为援引科学常常只是为了遮掩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正在起决定性作用的真相。问题就是,右翼的科学牛虻们只是决意夺取这种对科学的把控权,并不打算把和科学的关系提升到更人道的状态。这些伽利略信徒以为自己击败了对待科学采取奴隶式姿态的群体观念并高兴地不能自拔,变得更容易被操纵和盲目相信。

在一篇发表于2013年的充满洞见的论文中,安东尼· 米尔斯(M. Anthony Mills)援引G·K·切斯特顿 (G.K. Chesterton)的观点,提出把阴谋论者视作推理论证能力有缺陷的人的想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如果与反疫苗人士(anti-vaxxer)或坚称新冠病毒病只是流感的人士交流,你或许会惊诧狼狈地发现,他们对现有研究的掌握程度比你还好,会坚持回答你的问题或充满技巧地躲闪腾挪直到你筋疲力竭地先行停下。他甚至能通过给所有能观察到的事实提供一个解释来“给他人保留颜面”。米尔斯(Mills)写到,“他们的判断力并没有缺陷,问题出在他们的判断是没有根基的。‘丧失判断力的人并不是疯子,疯子是除了判断力一无所有的人。’”

自诩信奉伽利略的右翼(the Galilean right)所犯的错误,并非丧失判断力——他们的判断力恰恰朝着反常荒谬的方向富足太过——而是在和科学权威的斗争中丧失了理智。判断力让位于技术,解构打破了体系自洽,整体图景被撕裂成熟练的涂鸦。在被科学界驱逐以后,摇摇晃晃头晕目眩的他们以为自己被科学界赋予了炸毁现有建制的力量。


文章来源:

Ari Schulman ,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Right’s Scientific Counterrevolution, New Republic, June 15, 2020.

网络链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8058/coronavirus-conservative-experts-scientific-counterrevolution

译者介绍:

江宛铮,2018级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查雯,中国政法大学17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尝试站在更高点观察这世界,愿能理解之,最终深爱之。

来源时间:2020/10/2   发布时间:202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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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钱”的竞选广告为何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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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兆音  来源:BBC中文网

美国大选首场辩论刚刚落幕,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在政治营销中举足轻重的竞选广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今年大选中,民主党人拜登阵营的广告总支出目前领先现任总统特朗普阵营。

8月,拜登阵营在电视广告上支出6550万美元。相较之下,特朗普阵营只投入了1870万美元。然而,特朗普一方在网络广告上投放力度更大。

同样在8月,特朗普阵营仅在总统的脸书账号广告上,就支出了440万美元;在8月的两个星期内,还投放了1300万美元的谷歌广告。

华盛顿州立大学政府与政策教授查韦斯·里得奥(Travis Ridout)分析称:“正面的信号是,特朗普阵营精准地投放广告给某些选民,那些一定会在投票日支持他们的人。负面的信号是他们发放了大量筹款信息,因为他们急需经费来买电视广告。”

今年9月公布的竞选财务数据显示,拜登阵营目前坐拥4.66亿美元竞选资金,比特朗普阵营多出1.4亿。

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后,民主党的政治捐款井喷,仅仅一个周末就收到超过1亿美元捐款。

而且,曾参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的亿万富翁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日前宣布捐款1亿美元,用于拜登阵营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竞选捐款。

美国大选开销浩大,经费对竞选至关重要。尽管如此,募款数高者并非一定获胜。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就募款了4.97亿美元,远高于特朗普的2.47亿,但与白宫宝座失之交臂。

美国政治广告达历史新高

从2019年至今,美国电视上播放了近500万条政治广告,占据了价值23亿美元的全国和地方电视播报时间。其中除了总统大选的广告,还有参众两院、州长等其他公职竞选的内容。

美国的政治广告数量达到历史新高,而在今年大选的竞选广告中,新冠疫情是首当其冲的头号议题。

美国缅恩州鲍登学院政府与法律研究教授迈克尔·法兰斯(Michael Franz )表示: “对于想要夺回参议院和白宫的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议题。”

双方阵营广告支出增加,背后原因亦与新冠疫情息息相关。

一方面是,大型的拉票集会纷纷取消,竞选阵营没有别处可以花钱了。

另一方面,选民有更多时间待在家里,看电视或上网消磨时间。“他们晚上不能去泡吧了,就留在家里看电视。政治广告是一个触及选民的好办法,”里得奥说。

由于美国大选的选举人票制度,某些州份被认为是决定大选结果的战场州。比如说,一个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很可能因为每天看见数十条竞选广告而不胜其扰。

但在一些被认为战局已定的多个州份,例如路易斯安那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共和、民主党两方都几乎没有投放广告。

电视vs 网络

在政治广告投放中,电视一直是份额占比最多的媒介。这是由于电视的观众广泛,包括政见相对中立、可被说服的选民。

“(在电视广告中),竞选阵营可能会谈论每个人都关心的‘面包和黄油’的议题,例如经济,”里得奥表示。

在网络上,选民则会看到更多有党派倾向的广告。“网络广告会更为极化,比起电视广告有更多党派色彩。”

网络广告在2010年仅占竞选广告支出的1%,到2020年,这一份额已激增到27%。截止至今年9月初,各方在谷歌和脸书上投放的政治广告,达到5亿美元。

网络广告增长的一大原因是,如今年轻人已不通过电视来获取信息了。

“如果竞选团队想要与年轻人对话,他们不能只依赖电视广告,这是为何你看到网络广告的飞速增长,”法兰斯表示。

同时,在网络上流传的错误信息日益猖獗,可能误导选民。社交媒体公司脸书日前宣布,在11月3月大选日之前一周停止接受新的政治广告投放,减少错误信息和选举干扰的风险。

随着竞选广告总量增加,其中的负面广告份额也持续攀升。负面竞选广告是将焦点放在竞争对手上的攻击型广告。反之,在正面竞选广告中,竞选阵营主要宣传自家候选人的优点。

研究发现,负面广告份额从1960年起持续攀升,到2018年后稍微回落,但仍处在历史高位。本届美国总统选举广告中约一半是负面广告。

围绕中国的大选广告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与拜登的第一场关于中国的交锋,就是通过负面竞选广告进行的。

今年四月,特朗普阵营在广告中抨击预料将代表民主党出战大选的前副总统拜登,称他为“北京拜登”。这个历时约一分钟的竞选广告引用了拜登在去年5月的发言:“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得了吧。”

特朗普阵营还发布了多则持续数十秒的广告,展示拜登称中国“不是坏蛋(bad folks)”的过往发言,攻击他在40多年的从政生涯中屡屡向中国低头。

拜登竞选阵营随即还以颜色,发表近2分钟长、标题为“准备不足”的广告,批评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力、过于信赖北京,在1、2月至少15次称赞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

通过竞选广告互相批评对方的对华往绩多个月后,拜登与特朗普在9月底的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将就中国政策展开面对面交锋。

来源时间:2020/10/2   发布时间:2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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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激烈空前的大法官“补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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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大巍 薛倩  来源:经济观察报

这不仅仅是因为两党之争。金斯伯格逝于文化上的一个非常时期,她的离世将更多地标志了西方世界某种转折。民主党来日方长,然而最高法院是美国保守主义最后一方领土,而这一年,这一时刻,也许属于共和党。 


导读

壹 || 金斯伯格在法律领域的成就和声誉,为她赢得了生命中的至高荣誉。1993年,克林顿总统任命金斯伯格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使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女性大法官。
  贰 ||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终身任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法律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美国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在相当一定时期内的走向。
  叁 || 民主党对能否赢得大选和拿下参议院多数没有把握,共和党也没有,但是共和党有把握再推一名大法官,并且这一成功近在咫尺,共和党不会放过这一时机。
  肆 || 中间选民向来独立,未必会愿意看到最高法院出现党派的大幅度倾斜。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中间派会在反复斟酌之后将投票给哪一方,实在是难以预料。

大选之年,2020年的10月惊诧提前到来。

离大选之日只有45天的9月1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民主党人露丝·贝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gsburg,RBG),在与多种疾病抗争许久之后,告别了这个世界。金斯伯格曾经怀着坚强的信念,坚信她病弱的躯体无论如何能够撑过特朗普的这一任任期。然而在大选前夕,金斯伯格的生命之火终于渐渐熄灭,她心中的不甘,让人们在怜惜之余深为感叹。

01 第一位犹太裔女性大法官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犹太家庭出生并长大的金斯伯格,在她任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后,渐渐成为民主党的一个偶像人物。她以替妇女争取权益著称,支持堕胎及同性恋。金斯伯格的出色和天赋显而易见。但与其才华相比,她的坚毅和顽强更加让人惊叹。她在14个月时,失去了姐姐;在高中毕业的前一天,失去了母亲。尽管生活殊多不易,她还是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并在两年之后,考入哈佛法学院,成为哈佛当时500名法学院学生中,仅有的9名女生之一。金斯伯格在哈佛的日子归纳起来是学习,照料刚出生的女儿,照料不幸患癌的丈夫,替丈夫打文稿,同时还为“哈佛法律评论”写稿撰文。

其后不久,金斯伯格跟随丈夫搬至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又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尽管学业出色,手握哈佛和哥大教授强有力的推荐信,她还是因为女性之故,在求职过程中屡屡遭拒,直到推荐她的哥大教授威胁说,若不接受,今后将不再推荐学生。

金斯伯格以她的才华证明了她的推荐人独具慧眼。她在法律领域的成就和声誉,最终为她赢得了生命中的至高荣誉。1993年,克林顿总统任命金斯伯格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使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第一位犹太裔女性大法官。

金斯伯格在60岁以后健康出现了危机。从1999年起,金斯伯格5次罹患癌症,但她坚强的个性使她无所畏惧地度过了难关。她在1999年因患肠癌而进行化疗和放射治疗,在这期间,竟然一次也未缺席过法院的庭审。2009年,她又因胰腺癌入院治疗。出院4天以后,她已经又出现在法院进行辩论。

从其年岁和身体状况来看,金斯伯格本来应该在奥巴马的任上离职,这样奥巴马可以再任命一名民主党的法官。然而作为一名终生为女性谋求平等权益的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特别有一种美好且颇有自豪感的期待,期待她将在美国第一位女总统希拉里的任上卸职,并由希拉里来任命下一位女性大法官。如果不出意外,这一光辉灿烂的时刻将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对于世界各地的女性,亦将是意义非凡。

金斯伯格的美好愿望,产生于媒体当年的集体亢奋。2016年的下半年,希拉里声望日高,风光无限,几乎是即刻就要进入书写历史的状态。而媒体镜头下的特朗普,其存在则如同一则笑话。记得当时佩洛西被问及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她的回答既轻描淡写又不无蔑视:“他不会成为总统的,OK?他不会成为总统。”神态和语气,就像是被问到了世间最为可笑、也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和大多数人一样,金斯伯格完全未料到特朗普的上台。2016年以后,金斯伯格的身体每况愈下,多数的情况下,她其实已经不能胜任其职。她甚至无法坐直身子,总是脑袋低垂,经常处于瞌睡状态。这种情况下坚守法官职位,实在是迫不得已。金斯伯格不希望卸任时的总统,由希拉里变成了特朗普;而民主党则不能承受最高法院中民主党大法官的日趋减少。特朗普上任之际,由9名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空缺了一名大法官,最高法院内两党人数之比是民主党4人,共和党4人。特朗普上任后随即提名共和党大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法院人数之比成为共和党5人,民主党4人。金斯伯格之后,如若再失一人,民主党将处于绝对少数。

02 联邦大法官的重要性

对于美国的政治来说,联邦大法官的重要性,实际上要大于总统。总统的任期最多8年,大法官却是终身制。比如金斯伯格,自1993年被克林顿任命大法官到2020年逝于任职,她整整做了27年的大法官,见证了4位总统的来来往往,见证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来回更替。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终身任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法律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美国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在相当一定时期内的走向。

在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个权力部门中,法案必须获得国会的通过方可以执行;但是总统可以越过国会发布总统令;而联邦法官,即使不是最高法院的、而只是地区的联邦法官,则有权叫停总统令。2019年1月,宾州一位鲜有人知的联邦法官,叫停了取消堕胎医疗福利的总统令;2020年的1月,马里兰州的一名地区联邦法官则叫停了允许州及地方政府拒绝安置难民的总统令。叫停的例子不胜枚举,重要的是,叫停总统令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事实上等于废除了总统令。所以联邦大法官的任命,对总统和两党来说,尤为重要。

目前的美国,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内,共有870个第三条款联邦法官职位(ArticleIII Judge Seats),这些职位的法官如果行为无瑕,皆可以终身任职。上任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得益于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特朗普成功任命了216名联邦法官。而根据预测,到选举之日,特朗普可能会再任命16名联邦法官,使其总数达到230名,从而创下一任之内任命联邦法官人数的历史之最。同时,特朗普所任命的法官之中,有四分之一为女性法官。

这样一种速度和态势,无疑令民主党惊慌失措。民主党将尽一切可能,阻止特朗普再次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金斯伯格辞世不到48个小时,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就敦促特朗普尽快提名下一位大法官,而特朗普随后也表示已有几名候选人。特朗普在周六9月26日,正式提名了艾米·科尼·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接替金斯伯格,出任下一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03 民主党的反应

民主党的反应空前绝后。金斯伯格去世的消息甫一出现,推特上就有人威胁要进行纵火和暴力,以阻止共和党在大选前提名金斯伯格的替代者。9月21日,示威群众开始骚扰共和党的参议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赛·葛兰姆(Lindsey Graham)南卡的住宅前,在夜间聚集了大声喧哗的抗议人群,灯光,喇叭,彻夜不息;而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肯塔基的住宅前,抗议者更是蜂拥而至。日间,“杀掉”麦康奈尔的威胁已经充斥了推特,以至于几十名警察不得不前往守护保卫。

推特上自由派人士的抗议威胁一如以往,仇恨之深,言辞之烈,让人心惊。好莱坞演员鲁斯·坦布林在推特上写道:“若敢现在就任命大法官,必定会惹来一场战争”。《育儿指南》的作者亚伦·古维娅写道:“F-K,不行。把国会全烧了”。威斯康星州伦理委员会成员斯科特·罗斯写道:“如果不能关闭议会,就把它烧掉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副教授埃米特·麦克法兰写道:“在特朗普试图任命任何大法官前,先烧毁了国会”。《华盛顿邮报》自由撰稿人劳拉·巴塞特警告说:“如果麦康奈尔进行大法官提名投票,那将会有骚乱,更多、更大的骚乱。”

不唯如此,民主党的高层人士也出面呼喊。年轻议员 AOC 有大批年轻的追随者,她在自媒体视频上号召人们,“让这一时刻鼓励你们的激进行动。我需要你们做好准备。我们能够也必须斗争。”前总统奥巴马也宣称,金斯伯格在临亡之际留下指示:特朗普不能任命法官填补她的缺位;希拉里也敦促道,如果共和党试图提名,民主党应该激烈对应。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示意,民主党将再次弹劾特朗普……

04 大法官的提名之争

现在的参议院100个席位之中,共和党占据了53位。在共和党掌握着多数席位的情况下,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有很大几率能够得到批准。民主党唯一可寄予的希望,是共和党53位议员之中,能够有4位成员投反对票。

目前的状况是:两位女参议员,阿拉斯加的丽萨·穆考斯基(Lisa Murkowsky)和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Susan Collins)虽然很快宣布她们将不支持在大选之前任命大法官,共和党内“NeverTrump”的领导者、犹太州参议院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却迟迟不作发声。罗姆尼在过去屡次与特朗普唱反调,但是这一次,在衡量了种种利弊之后,罗姆尼最终表态将支持特朗普提名大法官。这样的局势,基本上超出了民主党的意愿范围。

翻看昨日历史,民主党有一千个理由阻止特朗普提名。

2016年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共和党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病逝于其位。奥巴马提名民主党法官迈瑞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接替斯卡利亚的职位,但是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始终不给予听证,大法官的职位因此空缺整整10个月。直到第二年特朗普上任,任命共和党法官戈萨奇以后,才填补了这一缺位。共和党当时的反对理由是,总统选举年不应该进行提名。时隔4年,共和党处在了当年民主党所在的位置。然而不同的是,奥巴马时期,民主党没有掌控参议院,而今日,共和党则正好相反。

民主党指责共和党虚伪和双重标准,林赛·葛兰姆则辩护说,当年要是民主党处于共和党今日的位置,也一定会这么做。麦康奈尔更为坦率:因为共和党今日是参议院的多数党。政治无情若此,正如奥巴马上任时所说:选举的结果意义深远(Election has consquences)。HBO的主持人比尔·马(Bill Maher)看待政治十分透彻:拥有权力才拥有话语权,失败者只能退出(Power talks and losers walk)。可谓一语道尽政治的江湖规则。

这种情形下,一些激进的民主党参议员宣称,如果民主党获胜,他们将要增加最高法院的人数(pack the court),以使两党影响在最高法院达到平衡。这样的做法,历史上有过失败的先例。上个世纪30年代罗斯福执政,因为他的“新政”屡遭法院裁定违宪,罗斯福考虑并提议要将最高法院的人数增至15人。罗斯福想要通过此举增加民主党在最高法院的比重。然而,即使那一时期正是罗斯福的执政高峰,即使民主党当时手握参议院多数,罗斯福的愿望却未能实现。事实上,罗斯福的建议遭到了副总统和民主党内人士的反对,人们认为罗斯福此举有操纵政治之嫌。

时过境迁,上个世纪的政治家似乎还有相当的正义感和操守,而今日政治派系之争激进如此,我们大概无法以此类推政治上的风云变幻。

民主党希望掌控最高法院的心愿与其几项政治打算有关:2016年希拉里在赢得多数选票的情况下,依然输掉了选举,原因在于其输掉了选举人票。民主党对此耿耿于怀,一心想要废除选举人票,而直接计算选票。同时,民主党也不断示意要增加波多黎各和华盛顿特区这两个州,并将加州分成3个州,以此来确保民主党选民的绝对优势。这一些计划,因为触及了美国的宪法,而唯有在民主党掌控了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宪法实行修正而得以实现。

民主党对能否赢得大选和拿下参议院多数没有把握,共和党也没有,但是共和党有把握再推一名大法官,并且这一成功近在咫尺,共和党不会放过这一时机。

05 大法官候选人芭瑞特

48岁的艾米·科尼·芭瑞特(Amy Coney Barret)被提名为候选人毫不出人意外。作为一名保守的天主教徒,芭瑞特法官几乎堪称完美:女性,完美的学历和履历,幸福和满的家庭。总体来说,今日的美国,女性因为被认为是弱者,在公众的审视中反而略占优势。2018年特朗普提名卡瓦纳(Brett Kavanaugh)出任大法官,性侵事件闹得举国沸腾,卡瓦纳可以说是受尽了羞辱。这也是男性法官可能面临的挑战。芭瑞特自然不存在类似的困扰。

芭瑞特可以说是特朗普的秘密武器。原先提名卡瓦纳的时候,特朗普也曾考虑提名芭瑞特,但是考虑到芭瑞特过于年轻,经历尚显单薄,最后还是提名卡瓦纳。但是芭瑞特在那一年经过了特朗普政府的背景调查,干干净净的生平,显然可以经受各种考验。所以今次提名芭瑞特,特朗普完全不必担心芭瑞特会被人发掘出什么黑历史。

芭瑞特有7个孩子,其中2个是领养的海地黑人孩子。她自己所生的5个孩子中间,最小的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她家庭活动的相片或是影像中,孩子们快乐而活跃,可以看出是个美满的家庭。以此折射出来的芭瑞特,人格上实在无可挑剔。

当然也还是有人出来评论,芭瑞特领养黑人孩子之举不过是为了作秀,但这即刻被民主党叫停。这样的指责未免显得恶劣,很可能会引起众怒。

芭瑞特原是圣母大学法学院的教授,2017年特朗普提名她为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联邦法官。同为女性法官,当芭瑞特和金斯伯格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有些正好背道而驰。金斯伯格是第一个为同性恋者举行婚礼的联邦法官,芭瑞特则反对同性婚姻;金斯伯格赞成妇女堕胎权益,芭瑞特则反对堕胎。芭瑞特的这些观点基于她的天主教信仰。也所以在被提名为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联邦法官听证会上,加州民主党女参议员范恩斯坦,反反复复地质疑其保守的天主教信仰是否会妨碍她做出没有倾向性的决策。

面对范恩斯坦的质疑,芭瑞特强调她在法庭上,将会忠实地遵循最高法院的判例,她永远不会将个人的信仰置于法律之上,无论是基于宗教信仰还是其他的理念。范恩斯坦的质疑在宗教界引起不满,特别是天主教协会。根据美国的宪法,任何公职和公共机构,都不可以将求职人员的宗教评测作为资格认证的条件。范恩斯坦的做法有违宪法,并且明显具有反天主教的倾向。

美国天主教徒人数众多,成人教徒5000多万,是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努力争取天主教选民。天主教在两党的分布大概各占一半,所以两个党派都不愿意得罪天主教。民主党在2017年的教训,大概也会使得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收敛或者减少对芭瑞特的指责和攻击。

不同于当年对待卡瓦纳,民主党攻击芭瑞特的选项甚少,甚至民主党最时髦的同性恋及堕胎的话题也需审慎。唯一可以利用的是,芭瑞特曾经有过反对奥巴马医疗健保的记录,而民主党正是通过宣扬奥巴马健保,赢得了2008年的大选。所以民主党很可能以反对奥巴马健康保险作为话题,对芭瑞特进行抨击。

民主党今日的艰难处境,在某种意义上,是由民主党自身造成。2013年时,参议院多数党的民主党,由于无法获取60票赞成票而通过他们的议案,由当时民主党领袖哈瑞·里德(Harry Reid)提出了Nuclear Option,即参议院只要获得简单多数,而不是传统中的60票赞成票,就能通过法案。由于两党的强烈对抗与不合作,特朗普上台以来,屡屡运用Nuclear Option,成功推行了共和党的多项议案。

提名芭瑞特做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共和党必定再次运用简单大多数法则,即获取51票的赞成票。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共和党不难获得51票。

特朗普在任命法官这件事上硕果累累,其成功的原因首先归功于共和党拥有参议院的多数,唯其如此,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才有可能获得批准。特朗普的幸运更在于,他在任上遇到了数次难得的空缺。很少有总统在任上能够连续任命三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而特朗普居然在一届之内遇到这些机会,不可不谓幸运。特朗普还有一位出色的合作者麦康奈尔。作为娴熟的政治家,麦康奈尔与特朗普心照不宣,合作默契。他为人低调,人缘甚好,是熟练的政治推手,擅长沟通与说服。参议院历次关键的投票,皆得益于由麦康奈尔在背后的努力。不过特朗普习惯于自我表功,麦康奈尔的努力常常被人忽视。

很难判断如此匆忙地任命大法官,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大选中是否会有益处。芭瑞特法官自是无可挑剔,而选举之年任命大法官也没有违反宪法。不仅如此,历史上还有许多先例可循。但是如果芭瑞特的提名获得通过,共和党就会在最高法院中占到绝对多数。过于倾斜的最高法院,对于那些理性的选民来说,是否合理,却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中间选民向来独立,未必会愿意看到最高法院出现党派的大幅度倾斜,甚至还有可能对此有所警觉。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中间派会在反复斟酌之后将投票给哪一方,实在是难以预料。

金斯伯格离世48个小时之内,民主党获得了1亿美元的捐款。这意味着大法官之争,将使大选变得史无前例地激烈。

06 民主党来日方长

金斯伯格有着非同寻常的励志人生。即使是特朗普,也不得不对她报以尊重。当被问及金斯伯格离世的消息时,特朗普答道,她是一个非凡的女性,值得人们的尊重。不过金斯伯格人生的终曲有些令人唏嘘。她的死亡所引起的愤怒、喧嚣和混乱,远远多过于她所应获得的、由敬意而产生的痛悼之情。

这不仅仅是因为两党之争。金斯伯格逝于文化上的一个非常时期,她的离世将更多地标志了西方世界某种转折。而作为一名女性法律精英,她在日后被人忆起的时候,她生命末年这种略显荒诞的一个个瞬间,亦将湮没她87年人生所取得的个人成就。

金斯伯格的个人经历和人格魅力不容置疑,但是她在历史中的意义何在,今日总结也许为时过早。在这个变幻动荡的时代,人们所看到并为之争执或奋斗的一切,皆需置于百年框架之下来看待。

美国用了30年的时间,塑造了装满自由主义美好理念的下一代,我们也无须并且无法对此作出评判。美国的保守主义已经全面失守;在教育,在媒体,在娱乐界,在精英界,更早已是一大片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蔚蓝河山。的确,民主党来日方长,然而的最高法院是美国保守主义最后一方领土,而这一年,这一时刻,也许属于共和党。

对于特朗普来说,2020年的形式似乎要大大地好于四年以前。他有足够多的政治业绩,如果不是疫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他所取得的一切,都足够他长久地迷恋和炫耀。不过无论怎样,即使特朗普再一次当选,美国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毕竟还会朝向民主党的意愿发展,就如同今日理想的人文主义所流泛的欧洲。这一左转的趋势无可阻挡,而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小小地曲折一下这个大的趋势。西方的英雄主义已是末日挽歌,而不久的将来,美国也许将既不能谈论南方昔日的繁华和家园的弃毁,也不会再见西进时期残酷而壮烈的英雄主义。在民主党激进派所追寻的人类祥和声之中,西方的文明或许终将渐渐随风飘逝。

(作者系美国财税专家,现居美国亚特兰大市)

来源时间:2020/10/2   发布时间:2020/10/2

旧文章ID:23112

线上讲座: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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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面面观”第二讲: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和现状
线上讲座时间:北京时间10月17日(周六)晚9点到11点
点击这里注册获得Zoom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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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大学沙龙》、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China Research Center) 和美国中文同学会(American Mandarin Society)从2020年10月10日起推出“美国面面观”系列线上中文讲座,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社会、外交、民间组织和种族关系等。美国的“龙鹰卫视”是本系列讲座的战略伙伴,每次演讲都会成为“龙鹰卫视”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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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1783年9月3日,美利坚合众国经过7年抗战与英国在巴黎签署和平协议,美国获得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人民翘首以待的歌舞升平的日子终于到来了。然而,事与愿违,因为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行政部门,独立后不久的美国开始走向混乱。这时,曾为独立呕心沥血的建国之父们又力挽狂澜,出山重新设计美国的治国理政制度。经过近四个月的“争吵”,美国宪法在1787年9月17日出台。又经过更多的“争吵”,次年6月21日,新罕布什成为第13个通过宪法的州,一群凡人通过并不平凡的辩论和妥协精心设计的国家建设的制度安排终于成了现实。根据宪法规定,美国在1788年12月15日和1789年1月10日之间举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华盛顿全票当选。美国的国父们在协商如何治国理政时争议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在防止出现政治专制的同时防止民众的暴政,于是他们设计了一种他们认为政治上万无一失的选举制度—选民投票和选举人投票结合的总统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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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种当初看似完美无缺的总统选举制度设计后来给美国带来了几次巨大的政治危机。18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第一次出现“党争”,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博尔(Aaron Burr)都得了73张选举人票,最后只好由众议院议员投票决定谁是总统。1824年,美国联邦党(Federalist)灰飞湮灭,几位总统候选人都来自民主共和党,尽管杰克逊(Andrew Jackson)获得的选民选票(153,544)最多,但在众议院的选举中他输给了得票(108,740)少他很多的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杰克逊一气之下建立了新的政党,今天民主党的前身。总统候选人获得选民选票多但却输了大选的事后来又发生了四次,分别为1876、1888、2000和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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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盛顿1788年竞选总统到今天,美国的民主实验已经持续了232年,先贤的制度设计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和威胁。2020年11月3日的总统选举结果和因这个结果可能引发的事态将见证美国这个世界上民主选举国家领导人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会不会又一次滑向宪政危机。

本次线上讨论在简短回顾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后将聚焦2020年不同凡响的美国大选、美国党争和选民的两极分化、当下的选情和选后可能发生的变故。主讲人《中美印象》主编刘亚伟,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主持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孙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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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介绍】点击这里查看作者专栏

刘亚伟博士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美国外交学会会员,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的兼职教授。刘亚伟1982年在西安外国语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89年在夏威夷大学获得美国历史硕士学位,1996年在埃默里大学获得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他1998年进入卡特中心工作,2008年出任中国项目主任。由刘亚伟策划和组织的中美关系高层论坛从2012年起已经举办了八届。中美印象网站(cn3.uscnpm.org)创办于2014年9月,是全球唯一专门关注中美关系的中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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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人介绍】点击这里查看作者专栏

刁大明,管理学博士、国际关系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曾先后在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一项,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公开出版专著三部、译著一部,公开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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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介绍】点击这里查看作者专栏
  孙太一博士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Christopher Newport University)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终身教职轨),美国精英学者协会(Phi Beta Kappa)会员,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北美地区联络协调员,并担任由世界各地逾百位华人教授学者共同参与的多媒体智库《海外看世界》的执行主编(微信公众号ID: haiwaikanshijie)。曾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系讲师,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工作坊负责人。已发表和待发表的论文、书章所属期刊、出版社包括:《政治学与政治》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中国国情》China Information, 《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日本研究》Japan Studies,《国际服务》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罗德里奇Routledg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ANU Press等。现任即将由美国政治学会(APSA)出版的《Teaching Civic Engagement Globally》一书的编委,并同时担任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等十多家政治科学和中国研究领域的同行评审。研究领域包含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政治和公共政策。他获美国瑞鹏学院政府系与工商管理系双学位学士,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硕士,波士顿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


来源时间:2020/10/2   发布时间:2020/10/2

旧文章ID:23111

任军锋:寻找“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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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军锋  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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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奥瓦州民主党正式党团会

任军锋 | 寻找“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党团会观摩日记

法意导言

2020年1月,任军锋教授应友人戴维之邀来到艾奥瓦州的首府得梅因。这是他第一次亲自感受和参与美国总统候选人党团会举办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并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自己一周的真实见闻:体育馆外支持特朗普,衣着随意、体型走样的大多数;站在汽车前盖上,举着高音喇叭发表演讲的13岁女孩;就读于斯坦福和伯克利,连珠炮似地抨击中国的老美;民主党总统预选候选人造势活动中,默默抹泪的老奶奶……

通过这些具体而微、生动可感的日常政治生活,我们似乎看到了两个彼此缠绕的美国,而“政治美国”正以不可阻遏之势规训着“文化美国”;在中美之间摩擦日益频繁,关系渐趋紧张的当下,透过任军锋老师的文字,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更具象的更真切的美国,进而触碰美国政治形势变化背后的一个个微小而确实的驱动因素。

本文原载于《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三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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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任军锋老师

引子

一年前(2019年),友人戴维就来信说,若可能,明年(2020年)来得梅因(Des Moines)观摩民主党党团会预选。戴维是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每次见面,彼此无话不谈。他知道我一直对美国地方政治以及社区组织颇有兴趣,戴维还在信中信誓旦旦:“我敢保证,这会是你平生难得的一次经历(one time in a lifetime)。”

从来信中,我不难感受到戴维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兴奋和自豪。我知道,2016年特朗普当选,对戴维精神打击很大,2018年我们在上海见面,他显得格外沮丧,作为美国一所还算不错的私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特朗普的言谈和举动可以说与戴维向来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戴维这次信里之所以有些小兴奋,想必他是看到通过2020年大选终结他个人心中“特朗普噩梦”的一丝希望。我猜,在戴维的内心深处,这次大选,应该是他在我——这位中国友人面前为自己的祖国挽回些颜面的“关键一役”!

得梅因是艾奥瓦州首府,人口20万左右,是美国中西部著名的农业州,该州传统上是民主党选民占据多数。2008年,我首次访问这里,当时正值奥巴马当选总统,我依然清晰记得,包括戴维一家在内当地人们的欣慰和兴奋。记得当时在一家教堂周末礼拜仪式上,牧师特地为奥巴马当选准备了一份热情洋溢的祷词,还提议大家为新总统和美利坚国家的美好明天真诚祈祷。

然而,就在八年后的2016年,艾奥瓦州多数选民却戏剧性地转向支持共和党和特朗普。2020年,在首次访问这里12年后,我再次造访这里,感觉情形真有些“冰火两重天”。从与当地人接触过程中,隐隐觉察人们不再如先前那么直率,而是虚与委蛇,刻意遮掩或回避着什么,表面轻松的谈话氛围中,总能感受到某种难以名状的不适和紧张。由于政见的不和,单位同事之间、社区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趋微妙,特朗普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彼此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形同水火,渐成对峙之势。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艾奥瓦州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这里一直沿用地方党团会(Caucus)模式。进入新世纪,随着公共事务日益被职业化的官僚机器垄断,与新英格兰乡镇自治的命运类似,党团会日趋成为美国“草根政治”的最后孑遗,也是借以观察美利坚“古风”遗存的屈指可数的“窗口”。

党团会是各政党在当地的志愿组织,既然是“会议”,那肯定是面对面召开的,即志愿者预先深入街道社区,动员选民支持,候选人造势集会,正式党团会议现场计票,并决定最终结果。

虽然整个艾奥瓦州人口不足全美人口的1/100,但由于这里的预选是整个大选进程的第一站,其实际的影响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展示候选人竞选的势头(momentum),也是考验各个竞选团队组织能力、候选人的感召力等等方面的“热身场所”。为此,从候选人到媒体,均格外关注。

从上海出发到得梅因,中间需要在芝加哥转机,整个行程十八个小时左右。到得梅因机场等候大厅,已是当地晚上十点,扶梯上远远就看见戴维在向我招手。

老友见面,自然格外热络,我拿出手机,两人一起拍个合照。“华为!为何不是苹果?”戴维半开玩笑,语带惊讶。

“你懂的!”我笑着说,外表轻松,内心却不无尴尬。

戴维刚换了新车,出于环保,这是一部电动车,虽然马力和续航能力明显下降,但在得梅因和艾奥瓦,已然够用。得梅因刚下过一场大雪,不过路上积雪已清理干净,车子行驶中不时出现颠簸,戴维有些尴尬地向我解释说:“这边的公路和街道年久失修,多年不曾维护,老旧得要命!”接着还不忘自嘲一句:“不过,这样也好,避免超速驾驶,减少事故!”

说话间,便到了戴维家,这是一座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居,独院,两层小阁楼。戴维的两个女儿均已成家立业,如今戴维夫妻独立生活,旁边有车库,屋后有一处小花园。

戴维的爱人莎琳一直在等我们,她家养了一只狗和两只猫,都是莎琳从亡故的邻居家收养的。莎琳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与戴维在同一所大学供职,从事行政工作,工作之余还经常去社区教堂做义工。戴维自己对宗教无感,他说自己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不过算得上一位无神论者。莎琳待人和善,处处为他人着想,是托克维尔笔下所推崇的典型的美国妇女。每次在我面前,戴维对莎琳总是赞不绝口,两人是中学同学,可谓青梅竹马。据戴维说,当年莎琳可是他们班里著名的“学霸”,而自己当时在班里的学习成绩才勉强中等。

二十多年前,戴维曾携家带口,在南京一所中美合作教育机构任教,加之戴维一直跟踪研究中美关系,正是由于与中国的这段渊源,莎琳一度与得梅因当地华人社区来往密切,经常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不过,如今双方不再有来往,莎琳一提起他们就直摇头,笑而不语。

01 “我相信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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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选举造势集会

1月30日,上午

上午戴维有课,莎琳上班。我本想去他们学校图书馆看书,走到图书馆门口,发现那里新设了门禁,探问究竟,说今天有位重要人物来,公共场所均加强了安保。网上一检索,原来是特朗普当天晚上要在该大学体育馆举行大型选举造势集会,这应该是艾奥瓦州与民主党并行的共和党党团会的一部分,当然,由于共和党候选人在事实上已然确定,自然非特朗普莫属,所以共和党这边的党团会只是走走程序。不过,特朗普竞选团队自然不会错过这一难得的“出镜”机会,这无疑是共和党趁势宣传并巩固本党选民基础的重要契机。

这么巧!心里一时间不免有些小兴奋。随后我便跟着导航,步行一刻钟便到了体育馆附近。

造势活动正式开始时间是晚上7点半,可这时才早上9点左右,体育馆大门外早已集聚了很多人。体育馆大门紧闭,偶尔有黑衣保安进出,警惕地望着四周。

场外临时搭建的超大电子显示屏上,反复播放着特朗普的竞选宣传短片和相关评论,其中大意是:曾几何时,奥巴马、拜登、克林顿等一干人等认为我特朗普永远不可能做总统,如今他们被重重地打了脸。那些人曾国柄在手,却将初心抛诸脑后,高高在上,不恤民生。他们迷恋于所谓“软实力”的自鸣得意、所谓“全球公民”的虚幻梦呓,陶醉于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敌人的恭维,慷美国之慨,结他国之欢。如今,我特朗普在你们的支持下入主白宫,你们的声音重新被听到,你们不再沉默,从此翻身做主人,我要把这个国家重新交还到你们手中,而这个国家本来就属于你们的!接着是福克斯新闻台女主持人采访一位黑人嘉宾的专题节目,这位嘉宾声称,“特朗普做总统以来,我家如今吃穿不愁,他若能再做四年总统,我们家的生活条件一定会更好……”

时值隆冬,体育馆外早早便排起了长队,显然,来这里等候的人们都是特朗普的拥趸。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举着特朗普的竞选标语牌,上书“Keep America Great!”、“Women for Trump”,……有的喊着口号,挥舞彩旗,在等候入场的人们排成的长龙边来回奔走,时不时传出几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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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的特朗普夫妇等身模型

路边一位中年黑人正在用乐高搭建特朗普夫妇等身肖像,主体已基本完成,据说这是他专门为此次造势集会做的,必须在黄昏之前完工。用细碎的乐高组件完成这么两件巨大的写真作品,而且要借助组件颜色将总统夫妇神情勾勒得惟妙惟肖,无疑需要强烈的创作热情和充分的时间精力作保证。在旁边驻足良久的我,看着这位黑人兄弟专心致志地工作,不由打心底里佩服他过人的热情和杰出的才华。

路边移动餐车旁,时不时有人从服务生手里接过一纸盘薯条和烤翅或烤鸡腿,辅助些番茄汁,权做早餐。还有不少卖纪念品的移动小摊位,摊主大部分都是黑人,围巾、帽子、短袖衫、冰箱贴等等,应有尽有。许多冰箱贴上的图案不堪入目,对克林顿、奥巴马、希拉里、拜登等人大加丑化,肆意攻击。

一位黑人青年小伙子向我兜售印有特朗竞选口号字样的红色长檐帽和围巾。

“你挺特朗普吗?”我好奇地问。

黑人青年笑眯眯地回答到,“哪儿呀!我挺资本主义!你看,这些小玩意儿是能卖钱的!”

或许猜出我来自中国,小伙子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这些都是从中国来的,感谢中国!”

我在排队长龙边上漫步好几个来回,观察着这里人们,偶尔捕捉他们彼此间的闲谈。一位看上去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上身穿一件污渍斑斑的迷彩夹克,手举扩音喇叭,不断向人群呐喊:“特朗普阵营的都是好人(good guys),另一边的都是坏人(bad guys)。”他同时提醒大家:“今晚集会可能会有许多坏人来现场捣乱起哄,大家绅士一些,不必对那些人动粗!”

不时看到好几撮人围拢一处,那是各路媒体正在现场采访。

路边遇到一对中年夫妻,手拿热饮,衣着很旧,显得风尘仆仆,目光相撞,我便主动上前与他们攀谈。夫妻俩来自艾奥瓦西北部一个偏远农村,他们说自己先前属于中间派,2008年还投票支持过奥巴马,可令他们深感失望的是,奥巴马执政八年,他们的医疗开支节节攀升,生活处境每况愈下。丈夫说着说着手中的热饮杯有些抖动,我能感觉得到他心中充满怨愤。2016年大选,夫妻俩便毫不犹豫地转而投票支持特朗普了,如今,他们俨然特朗普的“死忠粉”。

“那特朗普执政以来,你们的处境可有改善?”我紧接着问。

丈夫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以肯定的口吻说:

“总体上说,这个国家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比先前好多了!而且,我相信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会一如既往,力挺他连任。”

离开那对夫妻,我继续在人群中漫步,排队候场的人也越来越多,目测已有上千人之多。他们绝大多数衣着随意。由于营养失衡,许多人体型肥胖,有的甚至因过于肥胖导致体型走样,他们打开自带的露营用的马扎椅,三三两两围坐一处,目测许多人是全家出动,有些年长者还坐着轮椅……

这里的人们无疑属于美国社会的下层,也就是特朗普所宣示的被美国权贵们无视甚至鄙视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冒着严寒在这里候场一整天,有的甚至提前一天从外地远道而来,在车子里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开始排队等候晚上入场。这需要具有多么强烈的精神驱动,才会有如此自觉的举动!

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不断传来特朗普极其煽情的演讲,我打量着显示屏下排成长龙耐心候场的人们,一个虚拟,一个现实,两者居然形成了某种耐人寻味的精神共振。在这个以民主富强文明著称于世、世界各地移民趋之若鹜的国度,这些被遗忘间或遭羞辱的人们,终在他们的领袖特朗普身上找到了尊严和安全,在特朗普直奔主题、直击要害的政治言辞中,他们找到了暂时的心灵归宿和精神慰藉,这应该是这些“本土的陌生人”心中真正的“深层叙事”(deep story),而这种“叙事”远非媒体和学者们喜欢颠来倒去的所谓“民粹主义”所能触及的!

晚饭时刻,我本想与戴维分享白天的见闻,但一提及,戴维顿时一脸不快,并随口跟了一句,说民主党这边当晚会组织一波人去抗议。但第二天一早,戴维说据报道昨晚只去了十来号人,他们在大门口喊了几句口号就匆匆撤走了。对此,戴维很是沮丧!

02 “两个女儿令我们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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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的两个女儿

1月30日,下午

和戴维一起用过午饭,我们便驱车前往得梅因美术馆。

戴维的大女婿杰夫是该美术馆的策展和布展人。杰夫幼年丧父,成长于单亲家庭,曾经入伍,做排雷兵。

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两年后,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杰夫被派往伊拉克战场服役。残酷的战争场面,使杰夫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据戴维说,刚刚退伍那几年,杰夫一直与战争落下的精神疾病作斗争,晚上经常做噩梦,情绪时常失控,状态一度很糟糕。

听戴维说,杰夫的状况属于较轻微的一种,据说杰夫当年的许多战友,如今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这让我不由得想起《阿甘正传》中的“邓中尉”,顿时在真实生活中找到活生生的对应。

在政客们的政治修辞中,战争往往被描绘为某种充满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而落在每个活生生的前线军人以及他们家人身上,要么是丧失至亲的至痛,要么是困扰退伍军人那无尽的精神折磨。

后来,杰夫与戴维女儿索尼娅恋爱,两人曾作为志愿者,前往柬埔寨、越南、缅甸等地。杰夫参与排除当地战争留下的地雷,索尼娅负责当地儿童扶贫。

之后,他们返回美国,正式登记结婚。杰夫开始帮助得梅因当地美术馆布展,索尼娅从事当地社区组织工作,2018年,两人还添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

索尼娅如今是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的重要负责人,而杰夫在当地美术馆忙得不亦乐乎。听戴维说,杰夫在奥巴马当选那年,很喜欢谈论政治。而从2016年之后,杰夫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如今他对政治避而不谈。我临走前一天晚上,戴维邀请几位好友在家聚餐,我们几位讨论选情,不亦乐乎,而杰夫坐在那里只是静静地吃东西,始终一语未发,吃完就到客厅陪孩子玩耍去了。

到了美术馆,见到正忙着布展的杰夫,他带我们参观了一遍美术馆的主要展厅,杰夫还特意将他们入藏不久的一幅艾未未肖像画指给我看,并向我介绍了馆内收藏的几件艾未未的作品,据说已经成为美术馆正厅的固定展品。参观结束,杰夫便匆匆赶回去继续赶工作了。

戴维和我接着去了索尼娅供职的非政府组织,一见面,戴维便有些神秘地向索尼娅透露说,军锋今天上午去过特朗普造势活动现场,还与那些人有聊天。索尼娅一听直摇头。

索尼娅的办公室布置得井井有条,办公桌上摆放着戴维全家的合照,还有一张索尼娅与奥巴马总统的合照。戴维拿起索尼娅与奥巴马的那张照片,耐心地给我介绍这张合照的来龙去脉。

索尼娅带我一一参观该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办公室和活动场所,并向我介绍了许多他们机构的工作细节。该机构的一部分资金来自政府的服务外包,另一部分则要靠机构自行筹措,索尼娅最近几年专门负责为该组织筹措资金。据说该机构近期的工作重心是帮助单亲妈妈看顾未成年孩子。

索尼亚最近刚刚为机构筹到一大笔资金,此事戴维向我提起过好几次。据戴维说,按照索尼亚的资历和能力,不久前本来有机会晋升为该机构的“一把手”,但最终未能如愿,女儿一度情绪低落。

戴维的小女儿莎拉在一家特殊儿童学校教绘画,这所学校的孩子都是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的所谓“问题儿童”。戴维说,小女儿如今工作得心应手,能够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再加上满满的爱心,帮助这些孩子们部分地摆脱困境,给他们的未来增添些希望,实在是意义非凡。莎拉还一有空便给戴维打来电话:“爸爸,你和妈妈若得空,我想陪你们散散步!”小女婿曾是一家星级饭店的高级厨师,如今自己出来单干,生意兴隆。

每次在我面前,戴维都会不遗余力夸赞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戴维说自己小时候家境清寒,所以对于弱势群体的困境和挣扎感同身受。如今两个女儿都有各自热爱的工作,而且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予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切实的帮助,这真是他这个做父亲的巨大福分。每次,念及于此,戴维发自内心的自豪感总是溢于言表,最后总不忘加上一句:“两个女儿令我们深感自豪!”

1月30日,晚上

内华达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狄智天(Austin Dean)讲座,主题是“美-中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狄智天的研究领域是晚清民国史,一位很有前途的青年学者,曾在南京大学教英文,后作为“美-中福布赖特访问学者”驻访中国人民大学一年。狄智天中文娴熟,其新著《中国、美国与银本位时代的终结》(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Silver Era, 1873-1937)即将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场活动算得上是得梅因当地开明士绅们的内部学习会,活动主办方“得梅因大区对外关系委员会”(Greater Des Moine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是当地一家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总部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s on Foreign Relations)。

狄智天首先自我介绍说,自己本科毕业于位于艾奥瓦的格林奈尔文理学院(Grinnell College),大三大四那两年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得梅因做志愿工作,所以对当地颇有感情。

狄智天讲了四十多分钟,列举了目前美国言论界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三类主张:应验论、吸纳论、威胁论。应验论者认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势所难免,双方的对抗只早不晚。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并不会带来预期的政治上的自由化,为此,他们主张给予台湾更多支持,对在新疆和香港问题上表现强硬的中共官员采取针对性的限制措施,动用军事力量确保南海航行自由。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曾担任前副总统切尼的政策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

吸纳论者认为,美国应采取有效措施,促使中国成为众多国际组织中负责任的利益牵涉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目前的对抗只能不断迫使中国“另起炉灶”,这恰恰与美国的目标背道而驰,这一派的代表是小布什政府内阁的重量级人物佐利克(Robert Zoelick)。

威胁论者主要是那些遭遇幻灭的民主党人(disillusioned Democrats),其中以前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为代表。狄智天还特别摘引了拉特纳本人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无论“胡萝卜”还是“大棒”,对中国都无济于事。外交和贸易均未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开放,军事手段和地区再平衡也无法阻止北京方面不断动摇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的核心架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并未有效约束中国的行为,中共始终我行我素,对美国的预期视若无睹。按自己的观察,狄智天说,实际上,威胁论与吸纳论在主张上有很多交集,许多人时常在这两种态度之间切换游移。而在民主党建制派中,1930和1940年代出生的政客要比1950和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对中国的态度强硬许多。

演讲最后,狄智天提出四个疑问供大家讨论:

第一,我们能否描绘出某种所谓对抗性的美-中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权力精英们的上述言论与美国社会舆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

第三,美国是否有可能形成某种总体性的对华战略?

第四,面对中方日趋明显的对美fighting while embracing [缠斗] 策略,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的行为选择?

03 “请投票给功能正常的成年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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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奥瓦州总统偏好卡

1月31日,上午

与戴维爱人莎琳聊天,她在自己所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心”工作,我们的话题自然围绕通识教育、大学招生、留学生管理,发现中美大学教育面临的很多问题规模虽有不同,性质却毫无二致。

国内疫情日趋严重,一时口罩紧张,所以准备在回国之前看能否囤些口罩,而此时的疫情对美国人来说,还只是来自遥远中国的新闻而已。于是莎琳带我前往附近药店。

得梅因雪后初晴,街道静谧。路上看到一家门前草坪上竖起一张类似竞选广告的牌子,上书Any Functioning Adult,一时不明其意,问莎琳,莎琳一看便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是在挖苦我们的总统呢!”

我顿时恍然大悟,敢情其中的意思应该是:“请投票给功能正常的成年男人!”而且后面应该还有“留白”,即“除了特朗普”,也就是说,特朗普根本就不正常。

听莎琳说,得梅因的冬天时常下雪,邻里之间经常互相帮忙,打扫房前屋后的积雪,尤其是许多独居老人,邻居便主动帮忙,这里没有类似我们的居委会,只有依靠邻里之间自觉自发地彼此照应。

说话间,到了药店,售货员翻箱倒柜,说只剩一只,索性送给了我。我牵着“气”,“气”是莎琳给那只从亡故的邻居家领养的宠物狗所取的名字(莎琳前些年热衷练习中国太极),“气”已经年老体衰,步履蹒跚,加之路上湿滑,“气”摔了一跤,满身是泥。莎琳沿途在一家店里借了一方浴巾,帮“气”擦干。我问莎琳店主怎么肯借,莎琳说地方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还说回家洗干净,改天再还回来。之后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用了午餐,咖啡馆人头攒动,气氛暖融融,与门外的静谧冷清不无反差。

1月31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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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什(Joe Walsh)与支持者见面会

共和党总统预选候选人沃尔什(Joe Walsh)与支持者见面会。事实上,本届共和党候选人自然非特朗普莫属,但依照法定程序,任何人均可挑战特朗普的候选人资格。此次参加共和党党团会试图挑战特朗普候选人资格的除沃尔什之外,还有马萨诸塞前州长威尔德(Bill Weld)。

沃尔什的这场活动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主办。会场设在市中心一间十几平米的会议室。

沃尔什来自伊利诺伊,2010年曾借助风头正劲的“茶党运动”,险胜民主党对手进入联邦众议院,不过,这老兄仅任一届即遭败选,之后便走穴,担任一家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据说有一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演讲,当时作为共和党议员的沃尔什,突然站起来高喊“ You Liar ”(你这个骗子),会场顿时一片哗然,沃尔什也因此暴得大名。

当天出席见面会的基本上全是白人,其中年长者居多。好几家地方媒体来现场采访,记者带着话筒,很有礼貌,坐在我旁边的戴维也是来者不拒,很严肃地评论这届党团会的走势以及各位候选人的具体表现。

我们旁边座位来了一位中年女性,自我介绍说是从华盛顿州特地驱车赶来,专门跟踪整个艾奥瓦党团会预选进程,她说自己服务于一家名为“共同目标”(Common Purpose)的非盈利跨党派组织,其主要目标旨在动员选民积极投票。

沃尔什六点准时到场,他一开场便向在座道歉说:

“各位同胞公民,在下这里首先要给大家说声对不起!三年前我投票支持特朗普,鉴于特朗普这几年的糟糕表现,我现在真是追悔莫及!兄弟实在对不住大家!不过还来得及,这次我要亲自参选……”

听口气,感觉这位老兄自视不是一般的高。沃尔什俨然以超人自诩,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其言辞背后的逻辑便是:解铃还得系铃人,是我当年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如今结束特朗普也得看我的。

沃尔什发言20分钟左右,之后是听众提问环节。沃尔什的表现欲极强,身体语言格外丰富,不失时机自我标榜,所谓的“意见领袖”想必正是这样的做派。不过令我有些惊奇的是,当晚到场的人听得都很专心,有的还连连点头称是。

活动没结束,我们便提前离场,因为当天晚些时候还有另一场更重要的活动等待去观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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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播客”(Political Podcast)主持人现场见面会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网”(NPR)旗下的“政治播客”(Political Podcast)主持人现场见面会,地点在当地一家被称为谢尔曼宫(Hoyt Sherman Place)的老剧院,剧院有两层,座无虚席,目测当晚到场的近2000余人。

见面会晚上7点半准时开始。出场的五位嘉宾都是负责政治时事采访和报道的记者兼播音主持,艾奥瓦党团会期间,每位主持人将负责特定候选人的跟踪和采访。

首先是五位嘉宾分别谈他们对候选人和选情的分析,看得出,五位嘉宾都是驾驭政治语词的高手,机智且不失幽默,不时引来台下听众会意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

嘉宾对党团会各位候选人的分析,重在向听众提示注意更多容易被忽略的信息,提供更多的观察角度,也许是出于职业人的素养,看不出他们个人的立场与偏好。

之后是听众提问环节,提问者中有在校大学生、律师、教师,其中一位提问结束后,在返回座位途中还与戴维击掌相庆。据戴维说,他系里的许多同事和学生都在跟踪这次党团会,毕竟,即便对美国人自己来说,四年一届的党团会无疑是他们了解自己国家政治运转的绝佳时机,也是向民众普及政治知识、实施公民教育的关键时刻。托克维尔曾说,美国人的政治知识并非来自书本的教条,而是具体而微、生动可感的日常政治生活实践,此论果然不虚!

2月1日,上午

得梅因当地一家匹萨店,民主党预选候选人媒体见面会。

候选人亿万富翁斯泰耶(Tom Steyer)最早到场,他的竞选口号是“为了下一代”(For Next Generation)。支持者中间青年选民居多,许多大学生模样的支持者排队,轮流与他合影,我也混入队伍。合影时我问他可曾到过中国,他说去过太多次,上海忒熟悉,还补了一句:“我爱中国!”

过了一会儿是拜登夫人吉尔(Jill Tracy Biden),由艾奥瓦州前州长夫妇陪同,吉尔当天似乎有些紧张,进入里间媒体见面会现场之前,竞选团队中的一位男士特意提醒她解开上衣下摆纽扣,保持轻松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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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彩色大巴

不一会儿,热门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坐着他专为竞选订制的彩色大巴驾到,进来时前呼后拥,引来许多人围观,人气果然不同凡响。桑德斯见过媒体后便径直离开,没有与现场支持者和围观者互动合影,便搭乘彩色大巴,匆匆赶往下一场活动。

三位候(助)选人都很识趣,进场离场时间正好错开,彼此相向而行,互不打扰。

04 “游行的意义或许仅仅在于游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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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奥瓦州“保护地球环境”大游行

2月1日,下午

艾奥瓦州“保护地球环境”大游行。

路上,戴维将车内音响调至NPR“政治播客”栏目,电台正在直播特朗普的弹劾审判,双方律师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这次弹劾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Zero!”戴维语气中有些无奈。

这一天风和日丽,到游行现场的估摸有3000余人,中老年人居多,人们个个兴高采烈。活动组织者据说是得梅因当地一家环保组织。美国人热衷结社,果然名不虚传。

集会游行以各个民间结社组织为单位,依次排列,其中,与戴维打招呼的熟人不少。据戴维说,这些民间组织五花八门,许多跟大学里的学生社团和兴趣小组差不多,有些社团纯粹是同道中人一起玩开心,尤其是老年人自发找事做,既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又能为社会做点贡献,感受些集体成就感和荣誉感,何乐而不为!

人们手中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牌:“气候危机,为啥媒体几乎只字不提”、“媒体对气候危机应如实报道”、“热爱你们的地球”、“这是得梅因,气候危机是这里的核心关切”、“拯救我们的家园”。

另有人还举着各种象征环境保护的模型,还有人穿着各种濒危动物形状的充气装,举着上书“紧急:地球在燃烧”、“我们即将遭灭绝”等字样的标语牌。

游行活动组织者还特地邀请到一群特殊嘉宾出席,据介绍,他们来自内布拉斯加州一个名叫维奈巴格族(The Winnebago Nation)的印第安人部落,该部落以狩猎为生,他们对环境恶化应该更为感同身受,他们拉着横幅,上书Colonial Capitalism =7th generation genocide(殖民资本主义=第七代种族灭绝),想必是在控诉美国白人的殖民政策和印第安人长期以来所遭遇种族灭绝。他们走在游行队伍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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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女孩在汽车前盖上演讲

队伍行进前,当地州参议员首先主旨发言,接着有三位年轻女孩依次演讲。她们站在汽车前盖上,手拿扩音喇叭。

第一位18岁左右,她首先感谢印第安部落代表的参与,声言原住民在美国长期遭受不公,他们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而主流媒体却对此闪烁其词,讳莫如深。美国的教科书充斥着种种冠冕堂皇的粉饰和不实的谎言,对少数族裔的迫害以及原住民部落遭遇的不公只字未提。

第二位发言者年龄约莫15岁,她自称出身印第安部落,发言主题围绕美国的种族主义,她痛陈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如何遭到破坏,说自己曾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则关于环境恶化的信息,立刻遭遇删帖。她义正词严,不时手舞足蹈,满腔怒火,偶尔也流露出无奈的惨笑。

第三位发言者年龄更小,13岁左右的样子,她发言的大意是说,作为年轻一代,面对环境不断恶化,自己和同辈人都感到未来前景一片迷茫,甚至感到恐惧。

鼓动演说之后,游行前导用高音喇叭向大家交代注意事项:诸如统一口号序次和节奏,Climate Crisis, Tell the World…Rise up, Rise up, Stop Climate Crisis Cover up,到达目的地州议会大厦(Capitol Hill)后的行动策略,等等。

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人们似乎都很是开心,没有丝毫痛心疾首、舍我其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念,严肃且活泼,大家有诉求,但没有丝毫苦大仇深的怨愤情绪。

此次集会的直接矛头针对的是媒体,组织者认为媒体无视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但当天的媒体并没有来几家,第二天只有得梅因当地一家报纸在一个非显要位置,轻描淡写地报道了此事,而且这则报道还说当天参与游行的人数最多200/300人左右。

我对戴维半开玩笑地说:“看来Fake News (假新闻)无处不在!”

戴维听了不无尴尬地笑出了声。

“这样的抗议会有效果吗?”我有些疑惑。

戴维折起手中的报纸,说道:“就看你怎么理解所谓的‘效果’了。这更多地是民众一种自我表达,引起共鸣,制造舆论氛围,提醒并教育公众,想必也会对决策者产生某种无形的压力。不过,更准确点说,游行的意义或许仅仅在于游行本身!”

2月1号,晚上

民主党总统预选候选人艾米·克洛布彻(Amy Klubarcha)的选举造势活动,会场在一所中学的室内篮球馆,当晚现场近1000人左右。

克洛布彻来自明尼苏达,是民主党现任联邦参议员。克氏本人做过执业律师,说话委婉平和,风格有些像当年刚出道的希拉里,演讲中缕述自己的中产阶级出身,作为一位职业女性,自己如何克服重重障碍,奋斗不息。讲到动情处,我无意间回头,看到站在我身后的一位老奶奶正在抹眼泪。

2月2号,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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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Elizabeth Warren)竞选造势集会

艾奥瓦州辛普森学院(Simpson College),沃伦(Elizabeth Warren)竞选造势集会。

沃沦在国内的曝光率颇高,这位前哈佛法学院教授也算是美国政坛的“老司机”。沃伦来自麻省,现任联邦国会参议员,本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之一。

会场设在二楼,我们到达时那里已经满座,只能在楼下大厅围观,大厅聚集了两百来号人。沃伦年过七十,依然能量满满。在二楼做完演讲,沃伦跑步进入楼下大厅,她站在大厅临时演讲台上慷慨陈词,内容基本上都是些宣示性的政策口号。

之后,依照惯例,是沃伦与支持者互动并自拍环节。沃伦显得很亲和,虽然有些刻意为之,但自始至终表现得格外耐心,支持者中年轻选民居多。活动结束,我们出来在附近一家咖啡馆小憩,碰到一群从波士顿爱默生中学(Emerson School)来的学生,他们是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专程来得梅因观摩这届党团会的,据说这是他们学校今年特别设立的教育专项之一。

05 “你们中国无非两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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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选举造势活动

2月2号,下午

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选举造势活动,地点在林肯初级中学(Lincoln Elementary School)室内体育馆。

布蒂吉格是1982年生人,2011年,29岁的布蒂吉格当选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South Bend)市长。2014年作为海军预备役中尉,曾在阿富汗服役,担任海军情报官,之后连任南本德市长。

布蒂吉格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之后被牛津大学遴选为“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PPE)专业硕士学位,是典型的“学霸级”人物。

在体育馆外排队等候进场时,碰到一位名唤约翰的老美,约莫六十来岁。据这位约翰自我介绍,他早年曾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在地情报官,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过三年,主讲国际关系,如今退休在家,他明言自己属于铁杆共和党,今天只是来看看热闹。

这位约翰学生时代曾就读于斯坦福和伯克利,主修国际政治。因为戴维早年也毕业于斯坦福,又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所以两人格外投缘,攀谈良久。

之后,这位老兄一听戴维介绍我来自中国,立刻又打开了话匣子,开始数落中国的一切,腔调与中国人格外熟悉的班农、纳瓦罗、蓬佩奥们如出一辙,从其言辞中很容易感受到他对中国满满的发自内心的憎恶:

“中国学生只知道向老师讨取所谓正确答案,他们从不会独立思考……你们中国无非两类人,要么是撒谎成性(liars),要么是欺骗成习(cheaters)……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美国想借助中国施压,完全是痴心妄想,简直愚蠢至极,中国和朝鲜明摆着是一伙儿!……美国对朝鲜的唯一战略只能是促使其发生‘颜色革命’(regime change),之后就应该对中国采取同样的策略……有些人说核战争没有胜利者,胡说!我们美国不正是用核武器打败了日本的吗?照我看来,印度与巴基斯坦完全可以来一场核战争!……你们中国那套体制绝对是反人类的,时时监控,处处设防,控制媒体,钳制言论,人脸识别,手机支付,人们毫无个人隐私,与奥维尔笔下的《1984》没什么两样!”

在他连珠炮似地自顾自陈述主张的空当儿,我忍不住弱弱地问了一句:“您不觉着手机支付很方便吗?”

这位约翰马上反驳道:“这种方便我们美国人宁肯不要,我们会继续使用现钞。”说着便掏出自己的钱夹,亮出里面的一叠美钞给我看。

作为中国人,这位约翰的数落要是搁在十年前,我想必会心里发毛。如今,听他侃侃而谈,我居然一时语塞,感到无力反驳,也无意反驳。事后回想,当时的我,甚至连丝毫受到冒犯的感觉都没有。我一直也没想明白,自己当时为何会如此无动于衷!

返程路上,戴维知道这位约翰的言辞有些“过分”,并试图安慰我。其实我当时非但没往心里去,反而觉得他直率得有些可爱。类似的数落,即便在我熟悉的中国学术圈,也并不罕见!他们提到自己国家时表现出的那种憎恨,甚至会使今天我们撞见的这位约翰相形见绌。

戴维立刻接过我的话茬:“我所认识的某些中国学者和研究生,满脑子都是对美国的虚幻想象,他们的那些想象甚至令我这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都感到有些不适和尴尬,看到他们眉飞色舞地如数家珍,我自己心里也不免打鼓,这还是我所生活的美国吗?我真怕有一天他们想象的泡沫一旦挥发掉,他们会如何自处!”

晚上,那位约翰居然给戴维发来电邮,大意是:我白天的坦率(bluntness)在你们眼里可能显得有些粗鲁(rudeness),为此特向来自中国的任教授致歉。不过我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显得有些刻薄(abrasively),但自始至终可以说真诚无欺(geniality)。

给我读完这封电邮,戴维似乎有些释然!

今天这场造势活动,布蒂吉格人气果然不同凡响,会场满满当当,足足有3000多人的规模。布蒂吉格团队组织活动很是用心且周到,支持者中间年轻人居多,朝气蓬勃,活力尽显。布蒂吉格演讲中很少批评甚至攻击对手,而是提请人们警惕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党争和内耗,号召人们克服分歧,寻找共识,不同阵营亟待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团结,这也是此次民主党诸位候选人竞选的主基调。

看得出,布蒂吉格无疑是美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虽然他的演讲还略显稚嫩,身上透露出些许当年奥巴马的气息,但随着政治经验的不断积累,竞选策略日趋成熟,加之竞选团队的有效组织,想必有机会在波谲云诡的美国政坛崭露头角。

06 “为美利坚民族的灵魂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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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总统拜登的造势活动

2月2号,晚上

前副总统拜登的造势活动,会场约1000人左右,中老年居多。

场外排队候场时碰到一位年近九十的老太太,由她的儿子搀扶着,老太太虽然有些耳背,但思路依然清晰,主动接受媒体采访,还给我分析拜登的竞选前景。

美国政坛“名宿”、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的约翰·克里(John Kerry),也来为拜登加势。

主持人首先播放了一段前总统奥巴马的推荐视频,足有15分钟之长。

本场造势活动的主持人是一位中学生,他首先讲述自己曾经为抑郁症困扰,拜登的竞选理念和精神如何打动了自己,讲述过程中几度哽咽,许多听者也颇为动容。

之后是当地议员、前州长发言,拜登夫人讲话……

等了半天,拜登仍未出场,我们一行便提前离场。

2月3号,下午

老友鲍勃如约从芝加哥来访。2010年我们曾一起在佛蒙特州几个乡镇现场观摩那里的乡镇公民大会(Town meeting),也是在那年回国前,我得到鲍勃邀请,第一次访问芝加哥,走访当地黑人社区。

关于艾奥瓦这届党团会,去年我曾在信中向鲍勃提起,鲍勃一听也来了兴致,为此,他特地从芝加哥驱车六个多小时,专程来得梅因一睹党团会的“真容”。而这次我们有机会一起观摩艾奥瓦党团会,鲍勃说也是我们十年友谊的一次见证。

鲍勃的父亲曾是新英格兰佛蒙特州参议员,单从名分上说,鲍勃也算是美国的“高干子弟”。鲍勃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英文系,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

如今,鲍勃偶尔受邀在芝加哥大学兼职授课,他的专职工作是担任一家名为“社区赋能机构”(Institute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的非政府组织执行主席。

鲍勃本人还是位托克维尔研究专家,有一部研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专著,这是他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补充成型的,为此他还曾在法国居住一年。该书业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书。剑桥大学出版社那套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关于西方经典思想家的“伴读”(Companion)系列,前些年出版了“托克维尔卷”,其中也收录有鲍勃的专论。

2011年,鲍勃夫妇曾应邀来复旦访问,那次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鲍勃一进门,便向莎琳和戴维如数家珍,讲述他十年前访问复旦和上海的美好经历,还将来之前预存在手机里当年访问时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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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奥瓦州民主党正式党团会

2月3号,晚上

艾奥瓦州民主党正式党团会,这是我此次访问的“重头戏”。

艾奥瓦州总共有1700多个选区(precinct),党团会以选区为单位在全州于同一时间举行。戴维和莎琳所在的选区属得梅因第四选区,会场设在附近一所中学的篮球馆内。

具体程序是这样的:篮球场四个角和两个边,六位候选人的支持者方阵分别集中于六个点。此次参加艾奥瓦党团会预选的六位民主党候选人分别是:桑德斯、沃伦、布蒂吉格、克洛布彻、拜登、杨安泽。

主持人首先宣布规则,接着统计到场总人数,再分别统计每位候选人支持者的人数,获得总人数的15%支持率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否则首轮即被淘汰。

第一轮拜登和杨安泽的票数最低,且未达到15%。依照规则,在第二轮角逐开始之前,进入第二轮的四位候选人各自的支持者,可以动员首轮遭淘汰候选人的支持者转而加入本方阵营,最终四位候选人按照所得选民票的比例分配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席位,而候选人获得的党代会席位的数量将决定谁获得本党最终总统候选人提名。

会场气氛热烈而融洽,鲍勃和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戴上印有“观察员”(Observer)字样的标示牌。体育馆最里面一角是布蒂吉格的支持者方阵,他们有节律地喊着口号,高举横幅,上书Caucus for Pete Buttigieg Here。

远远看见我们走过来,他们便纷纷向我们招手致意,其中一位身着印有布蒂吉格竞选标志体恤衫的小伙子,自我介绍说是布蒂吉格本场竞选志愿团的负责人,他主动走上前来与我们握手致意,估计他原以为我们是当地选民,想邀我们“入伙”。

几句寒暄之后,我问:“为什么支持布蒂吉格?”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布蒂吉格是美国的希望,他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理想。你没发现吗?在当今美国,共和党彻底抛弃了自己长期坚持的道德理想,如今的民主党俨然成为传统美国价值的持守者。”

这番洞见,让我一下子对这位小伙子刮目相看。布蒂吉格的竞选团队充满活力,行动策略和目的非常明确,看得出,他们当晚的主要目标是争取拜登选民,毕竟布蒂吉格与拜登在议题主张方面最为接近。拜登的支持者大多比较年长,旁边也没有志愿者帮助维持秩序,稳定队伍。而处在一旁的布蒂吉格团队成员主动上前动员他们加入本方阵营,其中的确有一部分拜登的支持者移步至布蒂吉格方阵,而其他则直接顺着座位平移至旁边的克洛布彻方阵。

从第四选区当晚的党团会结果看,桑德斯第一、布蒂吉格第二、沃伦第三、克洛布彻第四。而第三天公布的整个艾奥瓦民主党党团会预选结果是,布蒂吉格第一(26.2%)、桑德斯第二(26.1%)、沃伦第三(18.0%)、拜登第四(15.8%)。对了,当晚戴维支持的是沃伦,莎琳支持的是桑德斯。

从当晚党团会现场出来,莎琳带我们前往拜登和布蒂吉格预先准备的答谢会现场。在最终结果公布之前,各候选人想必已经知晓各自的得票情况,因为每个选区的代表席位是固定且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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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答谢会

拜登预先准备的答谢会场面很大,地点在戴维和莎琳所在大学的学生活动心二楼。演讲台悬挂大幅招贴标语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为美利坚民族的灵魂而战斗)。鲍勃在一旁提示我说,拜登今晚表现差强人意,想必他会选择提前出场,而一旦结果公布再出场,气氛将会非常尴尬。果然,不一会儿,拜登夫妇赶在结果公布之前出现在答谢会现场。拜登做了一个简短演讲,延续一贯咬牙切齿的风格,对特朗普大加挞伐的同时,誓言自己将努力捍卫美利坚民族的“灵魂”。演讲结束后,答谢会便草草收场。

接着我们前往布蒂吉格的答谢会现场,通往会场百米左右即能看到志愿者临时设立的引导标志牌,一进门便有年轻的志愿者笑脸相迎,问候并引导方向。

虽然结果尚未公布,布蒂吉格俨然胜券在握,他的支持者也兴奋异常。在支持者热烈的欢呼声中,布蒂吉格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答谢演讲。之后,布蒂吉格母亲和同性配偶一并亮相,布蒂吉格还不忘补上一句:“这是我亲爱的妈妈和我的挚爱即你们未来的the First Gentleman。”

顿时引来现场一片欢呼。

莎琳、鲍勃和我站在欢呼的人群最后,一时间,我们也不由地被现场的热烈气氛感染。这时,一位布蒂吉格的支持者冷不丁跑到莎琳面前,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原以为他是莎琳的同事或朋友,后来莎琳笑着向我解释,她根本不认识那个人。

07 “以‘政治美国’规训‘文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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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选举造势活动

2月4日,上午

与戴维和莎琳惜别。我如约与鲍勃一道返回芝加哥,并计划于第二天即从芝加哥乘机回国。

鲍勃开车路过加油站,给车子加满油,我们便开始了从得梅因到芝加哥六个多小时的车程。

小汽车很快驶上了80号州际公路,透蓝透蓝的天,朵朵白云悬挂半空,两边是空阔的田野,极目远眺,一望无际。

“终于明白你们为什么对高铁无感!”我脱口而出。

“若乘坐高铁,哪有我们驾车这样从心所欲,悠悠然放眼四顾,饱览沿途美景。下次你来之前选个好季节,我们一起走走66号公路,我敢保证你肯定会喜欢上这个国家!”鲍勃不无自豪地说道。

鲍勃打开车内音响,调至新闻台,我们都迫切想知道昨天党团会的最终结果,报道里说民主党的计票APP出了点技术故障,计票结果将择日公布。接着主持人专题访谈,特邀评论员便开始批评说民主党此次党团会组织如何如何混乱,效率如何如何低下,在其他州早已推行全州范围预选的情况下,艾奥瓦依然固守这种老旧的党团会,毫无必要且费时费力,是时候改革这种过时的做法了!

我们一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哪儿跟哪儿呀!我们亲眼目睹的场景非但不是像这位评论员所指责的那样,相反,可以说整个党团会组织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这就是媒体,它们不是在呈现真相,而是不断制造空洞的言辞,浮夸的判断,固化受众原有的立场和偏见。”

鲍勃语气中透露着些许无奈,他接着说:“总统选举本身更多的是一种媒体行为,是候选人透过媒体自我包装的行为艺术。表面上,各路候选人个个显得振振有词,提出所谓的议题主张、政策选项,然而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这些所谓的主张提供给选民的更多的是情感认同,而不是对具体问题针对性的揭示与回应。”

听鲍勃这么一说,我不由得想起第一天早上与特朗普支持者接触的场景,一下子似有茅塞顿开之感。我接着追问:“照你这么一说,无论是CNN还是FOX,还是NYT(纽约时报),还是Breibart(布莱巴特新闻),它们之间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政治立场,而作为媒体的本质并无不同。由于预设立场的分歧,决定了它们对事实的筛选和解释角度必然大异其趣?”

鲍勃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接过我的话头:“所以,作为长期与媒体有着深度交往之人,特朗普深谙其中曲折,他上任后便索性彻底抛开建制媒体,自己开推特。也就是说,特朗普通过这种新式自媒体,直接塑造其支持者的情感认同,这是典型的民众领袖(demagogue)做派。推特拉近了民众与领袖之间心理距离的同时,彻底放大了民众与领袖各自的想象空间,所谓超自然的魅力(charisma)权威,就是这么来的。如今,民主党寡头化越陷越深,被高度内卷化的逆淘汰机制宰制,这就使布蒂吉格这样的‘希望之星’很难脱颖而出。而眼下的共和党,却俨然一个‘骷髅’式的政治躯壳,之所以还强撑在那里,全赖特朗普这样的民众领袖。”

“你发现没有?如今的民主党,几乎完全丧失了设置政治议程的能力,你看此次民主党候选人所标举的众多议题,几乎都未越出特朗普业已设定的议程框架,只是他们没有自觉罢了。而在强调分权制衡的美国宪政体制中,总统经常四面楚歌,媒体虎视眈眈,总统时常被置于舆论沸点的中心,而特朗普又属于口无遮拦,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这对作为总统的他来说,其面临的挑战之巨,怎么想象也不过分!”

记得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我给鲍勃去了一封信,向他提出与《美国黑帮》开场男主人公同样的疑惑:What’s Wrong with America?(美国怎么了?)

鲍勃回信说:“我和许多人一样,对此也感到有些不安(upsetting)。”但他接着写道,“我相信美国制度的韧性和美国人的德性,能够防止特朗普为所欲为!”

趁这次见面谈兴正浓,我便再次试探性地问鲍勃,

“那么,你怎么看特朗普上任以来念兹在兹诸如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Keep America Great(让美国保持伟大)这样的宣示性主张?”

鲍勃并未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我一句:“你认为此处的America可有具体所指?”

“当然是指美国这个具体的国家喽!”我十分肯定地回答。

“也就是说,他这里强调的是‘政治美国’(political America)。既然强调美国作为政治性的国家,而国家必然是特殊的,有其具体所指,它丝毫不抽象,比如国家必然有自己的领土、疆界、主权范围等等,而这些正是特朗普竞选至上任以来最为强调的。”

“那么反对特朗普的势力所代表的就是‘文化美国’(cultural America)喽?”我顺着鲍勃的话头补充到。

“Exactly [毫无疑问],”鲍勃连连点头,“‘文化美国’所强调的正是美国所代表的一组观念信条,诸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言论结社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治者的正当性系得自被治者同意……我们美国人自己不仅将这些奉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而且认为这些观念应该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没有国家能够例外,质疑甚或公开抵制这些所谓‘普世价值’者将被视为美国的敌人,甚至被目为‘邪恶轴心’。拜登的竞选口号‘为美利坚民族的灵魂而战斗’,他强调的重心是‘灵魂’(soul),而不是‘民族’,可见他依然延续‘文化美国’的思维惯性,而这在特朗普们看来纯属本末倒置!”

“苏联解体后,美国知识界一度认为这一目标已经接近实现,历史,甚至在某些人看来,眼看着就要走向‘终结’。现在看来,当初这样的预期虽然显得有些幼稚,但它无疑是清教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所致。对于那些与这些观念隔膜甚或龃龉的民族,美国人的上策是通过和平演变,演变不成,甚至不惜通过对方国内所谓‘民运人士’助推颜色革命,制造内战,坐收渔利,乃至铤而走险,武力介入。”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从知识界到公共舆论,美国全国上下真是欢欣鼓舞,志得意满,许多美国人一时间顿觉舍我其谁,天下无敌,以为自己完全可以心想事成,甚至无所不能。正是在这种心理氛围中,普遍主义的‘文化美国’在无形之中开始‘绑架’特殊主义的‘政治美国’,而特朗普所猛烈抨击的‘政治正确’、‘身份政治’、‘激进左派’,等等,无不是这一‘绑架态势’在知识界和舆论界造成的文化后果。资本外流,工作机会流失,东、西两岸‘白领地带’的美国与‘铁锈地带’的美国,中产美国与劳工美国,等等,无一不是这种‘绑架态势’的伴生后果。”

“如今,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一系列‘退群’举措,所谓的‘逆(反)全球化’,无一不是针对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美国’对‘政治美国’形成的‘绑架态势’的反拨,无不是对这一愈演愈烈的趋势针锋相对的反动。目前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政争、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立,都可以放在这一背景下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

听到这里,我顿觉自己脑际闪过一道亮光,豁然开朗,随机便接过鲍勃的话头:“这样说来,如今许多人尤其是我们中国许多意见领袖和媒体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美国衰落论’,似乎只看到表象,实际上并未触及问题的真正核心。其实,所谓的‘衰落’所表征的只不过是后果,这种衰落论无形中掩盖了这一表象背后真正的动力因,这里的根本问题恰恰在于你所说的‘文化美国’与‘政治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因之导致的两难困境(dilemma)。”

说话间,已是午饭时刻,我们的路程也已经过半。鲍勃建议休息片刻,补充点能量。“这里有家小餐馆,你肯定喜欢!”说着鲍勃便将车子拐进了附近一座小镇。餐馆就在刚进小镇街角一处不怎么起眼的地方。进去厅堂仅有四、五张餐桌,此时并无其他顾客,室内一尘不染,窗明几净。窗外正对面是一处教堂,肃穆的报时钟声,更衬托出四周的静谧。

鲍勃轻车熟路,点了两份套餐,我们便继续刚才的话题。“那么,依照你的估计,目前这种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对峙会持续多久?”我问。

鲍勃呷了口咖啡,顿了顿:“估计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年底选情如何,‘政治美国’阵线的伸张,已成不可阻遏之势,与此相应,‘文化美国’的阵线将被迫自觉反省,继而主动收缩。美国人必须接受美国价值并非普世价值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亨廷顿早就提醒过的,尤其是在不断崛起且日趋自信的中国人面前。以‘政治美国’规训‘文化美国’,这一调整无疑会伴随着种种焦虑不安和激烈纷争。”

“特朗普执政团队之所以对中国敌意日深,根本上在于他们发现,共产党政权所标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遗余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等等,与美国国内的‘文化美国’阵线,形成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默契甚至共谋,他们均属于‘达沃斯资本主义俱乐部’的超级VIP会员,这些超级富豪权贵们悬浮于各自的国家之上,日趋团凑为‘全球化’这一高度‘政治正确’且冠冕堂皇旗帜下的特殊人类,这些人日趋内卷化为一个不受任何道德和国家法律约束的超级国际利益集团。”

“与此同时,与美国右翼政治意识强势回归相伴随的,是美国人历史意识的觉醒。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激进左派会不依不饶,揭露并控诉美国历史上的种种‘罪责’,诸如奴隶制、种族歧视、殖民扩张等。保守派则会极力淡化甚至回避这些历史污点,捍卫美利坚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正当性,进而通过各种手段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再神圣化,重建并强化‘公民宗教’认同。在我看来,目前文化左派对美国主流历史叙事框架的解构,非但无法增添他们所希冀的政治筹码,反而会进一步削弱自身的政治影响,也就是说,左翼势力在文化阵线上一系列反特朗普举动,在客观上反而极有可能帮助成就特朗普和特朗普时代:这一时代不再有世界帝国,只有民族/国家,世界帝国早已随着一战的隆隆炮火灰飞烟灭。而在21世纪,若依然有国家梦想着步世界帝国的后尘,注定自毁长城。”

“20世纪无论是德国和日本,还是苏联,都是帝国情结遭遇重挫的前车之鉴。九十年代之后的美国,本能地步其后尘,真可谓覆辙在前,殷鉴不远。好在如今的美国右翼大梦方醒,迷途知返,尚未为晚。20世纪留给新世纪美利坚人最为深刻启示或者教训在于:美国成不了世界,世界也成不了美国,美国只能保持美国,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Nation),不是普遍帝国。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的是,这个世界没有普遍的人类,只有特殊的人民,而所谓的‘地球村’,只不过是学者臆想、媒体包装出来的意识形态幻觉罢了!”

我正欲接着问,鲍勃拿起车钥匙说:“我们还是继续赶路,下午四点之前得赶回家,朱安(鲍勃爱人)今天上班忘记带钥匙。不过车上我们可以继续聊!”

午后,路上车子开始多起来,鲍勃放慢车速,车内音响传来美国乡村民谣歌手约翰·丹佛的《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乡村路带我回家》)。

望着两边广袤的田野,鲍勃沉吟片刻,慢条斯理地说:“冬季这里看上去一片荒凉,但一到夏秋季节,广袤无际的原野,各种农作物五颜六色,争奇斗妍,整个原野俨然一幅平展的画布,如同画家的调色板,美不胜收,真是巧夺天工(masterpiece),这正是这个国家格外打动我的地方!”

感觉这时的鲍勃似乎从先前的哲人一下子变成了诗人。但我的脑际依然萦绕着刚才的话题:“你知道吗?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始终有两个‘美国’萦绕于怀:一个是‘事实的美国’,一个是‘想象的美国’。两个美国,一真一幻,相互纠缠,随机切换。先前,我们脑海中‘想象的美国’比‘事实的美国’好,如今,我们‘想象的美国’比‘事实的美国’糟。先前的‘想象’令我们自卑,在那个‘想象的美国’面前,我们时时处处感到自惭形秽,而如今的‘想象’则令我们亢奋,在这个‘美国’面前,我们心中不知不觉平添了些许自鸣得意、舍我其谁的快意!”

鲍勃接过我的话茬,“其实,我们美国人的心目中,也有两个‘美国’,这两个‘美国’彼此缠绕,我们也时常为此深感纠结彷徨,甚至进退失据。自由民主的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两者之间经常呈现出显而易见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鸿沟。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美国人不仅说服不了别人,就连我们自己也经常感到自相矛盾,脸上无光,比如美国在国际上经常人前说一套,背后做一套,表里不一,双重标准。”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亨廷顿写过一本书,标题叫《美国政治:失和的承诺》(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1981)。他看得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正是贯穿美利坚国家成长经历的轴心。从美利坚立国至今,每六十年便会经历一轮‘信条激情期’(creedal passion period),即‘美利坚信条’的集中爆发,这种信条表现为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反政府、反权威的激情:从1770年代围绕革命建国方略的激烈论辩,到1830年代剑拔弩张的杰克逊式‘反建制’变革,从1900年代如火如荼的‘扒粪’式进步主义改革,到1960年代血雨腥风的民权运动。在历次危机中,美利坚人都不遗余力地将‘理想/制度间的鸿沟’转化为旨在改进现实的激情式行动。”

“从这一周期率出发,亨廷顿还进一步预见,美国下一个‘信条激情期’将在2020年前后爆发,这一过程将会持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记得在该书最后,亨廷顿有一段话令我格外印象深刻,他说:‘批评者会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它的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他们错了。美国不是谎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为它也是希望。’”

不知不觉,我们的车子已驶到鲍勃家门口。这是一座两层别墅,走进屋内,与十年前相比,已经大变样,房子重新装修一过,屋内挂件、窗帘、家具、地毯……朴素却精致,窗明几净,各种布置井井有条,餐桌上的蜡烛、摆盘,能明显感受到,其中的每个细节均出自主人的精心设计。鲍勃骄傲地对我说,“所有这些都是朱安的‘杰作’(masterpiece)!”

正说话间,门铃响了,是朱安,朱安在芝加哥当地一所大学教艺术史,上次朱安与鲍勃访问上海,转眼已近十年,见面寒暄良久,大家很是开心!想到我们风尘仆仆,肯定饥肠辘辘,朱安便着手为我们准备晚餐,而鲍勃和我在一旁向朱安“汇报”我们在党团会期间的种种见闻和趣事。

不一会儿,晚餐准备就绪,三人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朱安说自己班上有一半学生是非美国籍,他们聪明好学,上课提出的许多问题经常令她脑洞大开。讲到高兴处,朱安不由得手舞足蹈。

鲍勃说自己正准备写一本新书,主题是关于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ing)的,自己不想再就托克维尔写托克维尔了!正在筹备的这部新书,虽然与自己长期从事的实践工作有关,但他不希望写成工作手册,而是力图抽绎出某些一般性的学理。不过,新书尚未动笔,目前正在阅读相关文献,这应该是他博士论文出版十年后的第二部个人著作。

我说自己正在撰写一部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从希罗多德到韦伯,围绕经典文本,同时力图对中国现实作出针对性对回应,而且希望能够在文本选择、文本解释、写作体例以及文字表述等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将学术著作能够尽可能写得深入浅出,句子足够短,注释足够少,在自我表达的同时,有足够的“留白”,为那些有心的读者提供足够广阔的思考空间。百年来中国人对西方和美国显得很熟悉,实际却相当陌生,我将其称为一种“陌生的熟悉”。如今又被各种眼花缭乱的意见立场裹挟,有些人一时间无法自拔,有些人居然自鸣得意,陶醉不已。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写作,帮助中文读者克服这种陌生感。

饭后,鲍勃打开电视,回放当天特朗普总统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形式上是总统“政府工作报告”,但咨文本身更像是一篇美利坚国家的颂词。这里不妨引述其中的收尾段落:

“美利坚人民(Nation)就是展在我们面前的画布,美利坚国家(country)正是我们的杰作(masterpiece)。我们展望明天,无尽的未知正待我们揭示,最称奇的宝藏正待我们发现,最美妙的故事正待我们讲述,最伟大的前程正待我们涉足。美利坚人的时代,美利坚人的史诗,美利坚人的探险,才刚刚起步!我们的精神朝气蓬勃,太阳冉冉升起,上帝的恩典熠熠生辉。我的美利坚同胞,明天会更好,未来尤可期!感谢你们。神佑你们,神佑美利坚。”

演讲结束,依照程序,总统回头将演讲稿件夹交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许是故意无视对方已经伸出的手,总统拒绝与议长礼节性握手,想必刚刚结束的弹劾案阴霾未散。眼见自己遭到无视,佩洛西自然恼羞成怒,从文件夹中抽出演讲稿,咬紧牙关,将其拦腰撕成两半。

佩洛西此举迅速成为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至于这篇咨文本身,意见领袖们和公共舆论并不怎么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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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参与人群

尾声

2月5日,早上

朱安提前出门上班,我们用过早餐,鲍勃先送我去机场,然后去上班。

出门前,鲍勃用两片面包,中间放几片培根和些许蔬菜,用保鲜袋一装,权当午餐,说这不仅简便,而且省钱。鲍勃带我到当地药店终于买到了口罩,然后我们一路前往机场。

诺大的奥黑尔国际机场,飞往中国的航班这时已经寥寥可数,办票柜台前的乘客都是从国外赶着回家的中国人,都清一色地戴着口罩。通过安检,到达登机口,一边是和我一样不约而同地戴着口罩的中国同胞,另一边是路过登机口的其他国家的乘客,他们纷纷用各种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是不解?是同情?还是得意?我也说不清楚。

在这个我们曾充满期待的新世纪,中国人也许注定要被另眼相看!

此时此刻,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许多人都巴望着拜登能够在年底的大选中击败特朗普。对于像戴维这样善良的美国人来说,他期待拜登能够使美国早回“正轨”,而对我周围许多善良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仅期望拜登当选,还期待这位据说更了解中国的前副总统能够力挽狂澜,使业已临近冰点的中美关系尽早“回暖”!

希望下次我再见到戴维时,这一切都能如其所愿……

来源时间:2020/10/1   发布时间:20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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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滥的Trump,及对美国总统竞选辩论的感想

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节前事情太多,导致写作进度有所放慢。白天,在各种“垃圾时间”间歇关注了一下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首场辩论。

晚上先陪小朋友观看了央视的中秋·国庆晚会节目,接受了满满的正能量。我的观点一直是,作为中国的家长,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必须给予孩子一定的爱国主义教育,让孩子形成对中国的强烈的国家/民族认同。这种认同最好在儿童时期(譬如初中以前)就牢牢建立。同步的,也要注意手段,一方面要培养爱国的情操,一方面也要注重培养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即在正面主旋律之外,也引导孩子思考,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国家和社会。譬如国庆晚上有一段关于扶贫的。及至很近的年代,安徽贫困的农村连路灯都没有。我们为这些村庄安装太阳能灯,修建水泥路,让他们走上改善生活的第一步。我认为这种内容和信息就非常富有正能量。

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经历了很多苦难,艰难历程,艰难探索,我们还在面对很多问题,但都在积极解决。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这种正面引导的爱国教育非常重要。

我认为香港社会就缺乏这种正能量教育,所以人们在国家认同和价值内核上是空虚的。美国是有大量爱国主义教育的,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学会热爱美国的宪法、核心价值观,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深深地烙在美国人身上。即便对美国制度和社会问题十分批判的进步白左,也仍然会为自己的国家骄傲。

我们的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会在后面人生中独自经历、接触到很多很多关于我们国家和社会不同的、负面的信息,但这时他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和基本盘早已形成,也有批判思维的底子,就能够有批判性地(critical)、建设性地(constructive)去接触、解读、消化各种信息。

我以为一个能够理性、客观看待,承认自己国家和社会存在的不足,并敢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这也是笔者一直以来坚持写作的原因。放到去写哪个具体的议题或事件,譬如香港,还是美国,都只是我们了解和认知世界的切入点。

现在再回到今天的主题——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辩论。

这一个半小时的辩论里是满满的负能量,主持人Chris Wallace 73岁;Joe Biden 77岁,Donald Trump 74岁。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台上喋喋不休的对吵(主要发生在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先是Trump不断的言语压迫Biden,到后来Biden也反击报复,然后很大一部分发生在Trump和Wallace之间,Trump要抢夺辩论的主导权,Wallace作为主持人要维护主导权)

对于美国人来说,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是空前的:新冠疫情,700万人感染,20多万人死亡;经济衰退;种族矛盾极度尖锐;社会暴力盛行;国家面临的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经济问题。美国人非常迷茫,他们都希望政治领袖们能对国家的现状做出解释,对未来指引道路。他们希望美国的制度能够体现优越性,帮助国家和社会前行。尤其是,放在当下,新冠疫情在美国如此之严重,又看不到解决的出路,美国人是需要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进行一场严肃、理性、智性的对话,拿出自己的观点、论据,列出自己的政策。

看完这场总统辩论后,美国观众肯定更加迷茫了,吸收了一箩筐的负能量,对国家的未来越发迷茫。

现在,大概只有少部分美国人有这样的智慧,但可能想说又不敢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宪法是两个多世纪前制定的。但创始人们无法预料到21世纪美国经济社会的复杂性。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种族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和分散化、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对社会共识的摧毁作用、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对就业机会的伤害。美国建国时的许多制度,包括赢者通吃的简单多数决(first-past-the-post)的投票机制、选举人投票机制(electoral votes)、最高法院终身任职制等,不仅仅带来了权力制衡,不仅仅防止了“多数人暴政”,还在损害基本的民主运行与国家社会治理。许多更加具体的问题更是创始人不可能预见的,譬如最高法院法官任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参议院出现的filibuster之类极度影响程序、公平和民主进程的“反动机制”。美国的制度是固化的,保守的,不利于变革的,创始人们拟定的一整套制度,使得美国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下极难通过大规模政治政策改革来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情况。

美国的政治制度正在加速国家的社会分裂,使得社会在矛盾中内爆。

按照中国人(或其他的正常现代国家)的思维,社会要与时俱进,未来人比现在的人要聪明(“我们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下一代可能比我们聪明,能够解决”),每一代人都要在自己的时代去寻找答案。美国是把宪法信仰化、宗教化、神权化的,认为两个多世纪前的创始人是“先知”,是最英明的,他们的智慧高于现代人,现代人必须回到经典,要在美国宪法文本中寻找解决答案。美国宪法框定的制度就是最好的,神圣的,不可改变。

而今天的美国选民,只要受到过一定的教育,有正常的人格,都应该能够感知美国政治和社会所处的危机,在这样的延续下去一定会有更大的内爆。美国政治需要大变革了。

而在2020年的总统辩论中,他们一定极度失望——不但不会有上面这些拷问国家灵魂的思索,而且连眼前的具体问题都无法讨论——看不到任何共识,找不到答案,甚至连正常的心平气和的对话都无法进行。观众看到的只有两派的分裂、对立、憎恶甚至仇恨,从辩论中得到的情绪只有厌烦、厌恶、困惑,迷茫——满满的负能量。有识之士会认为,这场辩论是一场令人遗憾的闹剧,是在国际上为美国丢丑。

但,既便如此,又有多少人能从制度层面反思美国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呢?比如说辩论中有这样的说法——Trump说,如果今年初是Biden当总统,那新冠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要过百万。Trump并且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俄罗斯、巴西、中国死了多少人,他们不会真实的披露死亡人数。

现任总统治下,美国新冠疫情死了20万人,全球之冠;他抨击自己的竞选对手的成绩只会更差。那么从外人看来就是,美国无论谁当总统,表现都将是全球最差。这就是一个全球传染病防控最差的国家,人们在这个社会得不到公共卫生保障。如笔者之前一再分析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使得,无论谁当总统,都很难有效控制COVID-19。所以,Biden上台成绩也不会很好。但美国人的认知是完全局限的:看不到政治制度和文化问题,只把原因归结到政客个人头上。并且他们不相信其他国家可能做得更好——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大国的数字都是假的。

这不就是愚民政策么?而那些不加批判思考,主动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不正是愚民本人么?另外,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主导的后共识后真相社会,信息自由化也没有任何作用,国民无法获得或辨识正确的信息。

实际上,到今天,没有哪个美国主流媒体敢出来高调的、明确的认可、肯定中国大陆巨大的抗疫成绩。他们唯一能够给予正面评价、作为正面样本的就是台湾。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包括精英)甚至连自由媒体都这样去看待问题,那么实在很难相信这样的国家在长久的、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有胜算。这是一个自大、自满、固步自封、狭隘、并且惊人的愚昧的国家。

美国病了,病的不轻,而且我觉得无药可治——这是一个只相信自家两百年前祖传灵丹妙药的人。


以下是笔者更进一步的一些具体点评。

一、Trump:战术错误——下作的流氓行为是会掉粉的

首先,这次大选里,Trump对Biden的策略是很清晰的:

其一,说Biden老年痴呆,反应迟钝,不能胜任;

其二,说Biden和美国进步左翼(Sanders/Warren之类社会主义者)勾结,或者随时被后者利用和摆布,是左派的特洛伊木马。这是因为Biden本身完全是一个居中派,距离进步左翼很远,对他本人的政治/政策很难进行攻击,只能说他和民主党左翼串联,硬给他扣激进左翼和社会主义的帽子;

其三,说Biden是老华盛顿精英和既得利益者(Deep State; Swamp)。Trump在贸易、外交问题(例如美中关系)包括儿子腐败上的所有问题的指控都和这一条相关。美国的选民厌恶政治,不喜欢华盛顿精英。

这是Trump对Biden的宏观的战略。

在辩论中,Trump的战术则是咄咄逼人,不停地进行打断、压迫,让对手气急败坏,乱掉阵脚。Trump一直认为Biden反应迟钝,老年健忘。大选期间Biden也极少露面讲话,更让Trump认为Biden现在精力脑力能力很差,一逼就会崩溃。所以今天辩论一上来,Trump就对Biden进行强击,完全不让对方把话说完。

以上完全符合Trump的人设。但即便和自己的风格相比,他在辩论中表现也完全失格:他对Biden表现了最大的不尊重,特别是在几个场合中对Biden的伤害令人发指,简直是反人伦。他对自己同意的辩论规则也完全不予遵守,不仅仅是不尊重辩论对方,对主持人、对观看辩论的美国观众都不尊重。

辩论之后,美国保守派/右翼希望帮助Trump上台,譬如Sean Hannity在Fox说这种激烈的辩论风格很好,也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共和党精英和Trump基本盘中的有识之士应该看到,Trump是处于失控状态的,完全按照自己的冲动行事,没有严格遵守原有的战术,也没有考虑辩论要达到的效果(争取未做出最终决定的中间派选民),许多言论会造成巨大的反效果。

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在对COVID-19的讨论里,Biden说:

“A lot of people died and a lot more are going to die unless he gets a lot smarter, a lot quicker”。(很多人已经死了,还有更多的人会死,除非Trump采用更加聪明、迅速的手段)。

Biden就这么一说,Trump马上恼羞成怒进行人身攻击,说:

“Did you use the word smart? “You said you went to Delaware State but you forget the name of your college. You didn’t go to Delaware State. You graduated either the lowest or almost the lowest in your class”, “Don’t ever use the word smart with me, don’t ever use the word. Because you know what? There’s nothing smart about you, Joe.”(你是不是用了smart这个词?你说你是Delaware州立大学毕业的,但你忘了你大学的名字。你没有上Delaware州立大学。你是你们那一级里毕业成绩最差的或几乎最差的。永远不要跟我用smart这个词,永远不要。你知道为啥么?因为你身上没有任何smart的地方,Joe。”

——Biden在批评Trump的COVID-19政策,Trump突然打断,对Biden进行赤裸裸的、极为低级、极度侮辱人的人身攻击。

(笔者注,实际情况是,Biden的大学是University of Delaware (in Newark),不是Delaware State。Biden本科成绩不好,平均分是C,在同级688个毕业生中排名506。此后,Biden还攻读了法学院(Syracuse University的法学院,获得JD学位)。Biden确实没有上常青藤级别的学校,本科时估计是不注意学业,但后来也在Syracuse法学院拿到了JD,教育背景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看到Trump的心胸狭窄、素质与修养差到什么程度。完全不把人放在眼里。

第二个场景是Biden提到自己的儿子。

Trump把军人当成自己的基本盘,其实内心深处对军人毫无尊重。他原来曾经讽刺过在政治对手麦卡恩(John McCain)。麦卡恩是美国的战争英雄,在越战中被俘,囚禁五年半,饱受折磨。Trump讽刺说:“他不是战争英雄。我喜欢没有被俘虏的人。”《大西洋月刊》在今年九月初报道,Trump在2018年拒绝在巴黎参观一个美国士兵的墓地,他当时说:“为什么我要到那个墓地去?墓地里都是losers、suckers。”

这个话题应该好好发挥,把Trump的伪善充分揭露。Biden引述了他的长子Beau Biden。

——Biden:“国家不能继续分裂。不能再这样。关于你评价军人的问题,你说军人是loser或sucker。我要说说我的儿子。我儿子在伊拉克呆了一年。他获得了铜星勋章。他获得了卓越服务勋章。他不是一个loser。他是一个爱国者。而在那里牺牲的人们是英雄。军人和牺牲者不是loser和sucker(笔者注:Beau Biden后光荣退伍。2015年不幸因病去世,是Biden家族经历的诸多悲剧之一)。

——Trump:你说的是Hunter么?(Biden的次子Hunter Biden)

——Biden:我再说我的儿子Beau Biden.

——Trump:我不知道Beau。我知道Hunter。Hunter被开除出军队。他被开除,因为吸食可卡因。直到你成为副总统时他都没有工作。

——Biden:这些都不是事实。(笔者注:Trump完全在胡说八道,Hunter Biden是1970年生人。1996年从法学院毕业后一直有工作,从企业到美国商务部到做华盛顿说客。他还被小布什聘请担任美国铁路公司(Amtrak)的董事。Hunter Biden是到2013年(43岁)才申请加入美国海军,确实在一个月之后因为尿检中查出可卡因成分而被开除。但Hunter Biden一直都有工作的)

——Trump:你成为副总统之后,他在乌克兰、中国和莫斯科还有很多其他地方赚了钱。之前他没有工作。

——Biden:(非常非常生气,扭头对准摄像机,直接对美国观众对话,感情激动)。这些根本不是真相。我的儿子,和许多人一样,和许多你们认识的人一样,有毒品问题。他已经克服了。他已经解决了。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为他感到骄傲。”

美国观众不是傻子,知道Beau Biden和Hunter Biden是两个人。Beau Biden是军人,获得过勋章,后来英年早逝。Joe Biden在抨击Trump看待军人的态度。Trump反过来攻击Joe Biden的次子。吸毒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不仅是家庭隐私。也是痛点。Trump在全世界观看的总统辩论里这样转移话题去攻击Joe Biden的儿子,极为下作。Joe Biden充满感情地应对,在全美乃至全球观众面前与大家分享自己儿子的问题,并力挺自己的儿子,这是他的高光时刻。尤其是他注视摄像头,直面美国观众深情表达。我认为这是可以打动选民的。

整个辩论中,Trump除了使劲抢话,言语压迫对方,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之外,就是睁眼说瞎话,满嘴跑火车,同时提不出任何对未来的愿景,提不出具体政策。但此人一直如此。这次辩论只是让人们重新刷新了对Trump下限的认知。这个人实在人品太过恶劣,太过丑陋了。流氓和小丑这样的词都不足以描绘。笔者忍不住想说的是:Trump就是一个人渣。

二、Biden

针对Trump的策略,Biden所要克服的也无外乎几条:

1、 要向人们证明自己不老,不是老年痴呆,不健忘。

今天的辩论让大家看到,Biden的宝刀未老。Biden的逻辑和思维是清晰的,没有健忘,也能够讲清楚他要表达的问题。而且他说话还经常第一、第二、第三的,很有逻辑,和Trump毫无逻辑的胡乱发散完全不同。

今天这场辩论让人们打消了这方面的疑虑。

尤其重要的是,在Trump的无理挑衅下,Biden仍然能够保持最大程度的理性和克制(虽然也做了反击,让Trump闭嘴,称Trump为小丑),但总体没有失态。他的情绪是健康、稳定的。而国家这个时候需要这样的领导人。

2、要向人们证明自己不是激进左翼(radical left)或社会主义者

美国今天这个分裂的环境里,一旦被划上左翼标签就会丢掉大批中间派选民。Biden的政治一直中规中矩,所以Trump阵营只能试图把Biden描绘为“极左”的“特洛伊木马”,一旦Biden上台,“极左”就借Biden进入华盛顿,把美国社会主义化。

今天的辩论,Biden明确表达了立场,例如:

——表示不接受Sanders的全民医疗(Medicare for All),而是主张在Obama医疗法案的基础上做加法,提供政府版本的医疗保险(public option);

——不同意Sanders等更加激进左派的绿色政策;

——明确表示反对减少对警察/执法队伍的减资(defunding the police),还要求对执法队伍增资、提供补充资源;同时说明大部分美国警察都是好同志,只有少数害群之马(bad apples)

——明确表示支持“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同时又强调执法必须做到种族公正;

——说我就是民主党(I am the Democratic Party)。意思是说这个平台是我的,我来决定,我所说的就是我上台以后的政策,不存在我被谁劫持和利用的问题。

这个辩论也可以让美国的进步左翼看看自己距离获得美国主流社会接受还有多远。非常非常远。眼下的政治气候里,没有Biden这样的中间派,民主党的激进左翼是不可能赢得大选。

Trump想给Biden贴极左的标签,是失败的。

3、要向人们说明自己不是华盛顿精英,是接地气的,能够知道老百姓所想的

这一点我认为Biden做得非常成功。

Biden出身普通中产,在城市郊区社区长大,一点一点干上来,很接地气。他说话风格非常朴实,平易近人,措辞也都是美国老百姓爱听、能听懂的大白话。这与希拉里、奥巴马之类的超级精英是完全不同的。摇摆州的中低层白人家庭看到Biden说话是有感觉的,是能与他发生联系,能对他产生信任。对他们来说,Biden是一个对Trump的替代选择。

相反,Trump是在纽约市出生长大的超级富豪,没有在普通美国人的成长环境里长大,是不接地气的。而Biden不断强调自己的平民身份,称自己是郊区长大,熟知那里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他呼吁Trump走出自己的庇护所和高尔夫球场,到一线看看。他抨击Trump作为富人想尽办法避税。

在辩论里,他一有机会就努力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直接对话:他知道选民而非Trump或主持人才是辩论的受众。他注视着摄像头,直接与观众对话。“你们需要什么什么”许多的话都触及观众所想,也能与观众发生直接的情感联系。

相反,Trump则一直陷在对Biden和主持人的言语角斗中。

三、辩论的根本目的是获得中间派选民的支持

到总统辩论时,绝大多数人已经做了投票选择了。但还有3~6%的人没有做最终决定。辩论时候选人的表现可能影响他们的选择。而这些人可能就是影响大选结果的人。所以,评价辩论的效果,不能看基本盘,主要还应当围绕这部分人的感受。

Trump的策略是有问题的,他主要都是围绕自己的基本盘,对基本盘喊话。在被逼问时,他甚至不惜为极端右翼/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组织Proud Boys站台。Trump确实有一个非常忠诚的基本盘,无论Trump做什么,这个基本盘都不会跑。但问题是,Trump的基本盘较2016年时是有萎缩的,尤其是郊区白人家庭的妇女群体,过去几年对Trump的支持率大大下降。Trump辩论的策略其实不用去照顾铁盘,而是做加法,去拉拢中间派,应该让自己尽可能显得比人们预想的更加亲和、可爱、理性一点,可能只需要温和一点点,让中间派觉得Trump至少是个正常人。

而Trump的表现,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幼稚、冲动、情绪不稳定的问题了,而是人品问题,是做人的基本问题。对于美国人,或有正常人伦观的人看来,Trump这个人的人品不好,他极度的rude(粗鲁)、mean(尖酸刻薄),indecent(不善),disrespectful(不尊重人)、condescending(高高在上)、selfish(自私)、伪善(hypocritical)、冷漠(lack of empathy)。其实很明显,Trump就是一个psychopath。

他的这种行为,自以为是的直男癌和“阿尔法男”(alpha male)的行为也很难获得女性欢迎,不能让他捞回这些年丢掉的女性支持者。

更甚的,我认为Trump所表现的极度恶劣的人品会让他的福音基督教基本盘也感到不适,自我灵魂拷问选择这个候选人到底是否合适。福音基督教确实非常关心堕胎之类的宗教议题,但他们也是有关于做人的基本三观的,也会关心候选人自己的道德和信仰,不会完全不顾总统个人的伦理和行为,不会只是机会主义的把总统作为实现政策的工具。Trump贵为美国总统,他的一言一行将影响到全美国社会包括自己孩子的成长:下一代眼中的美国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是不是一个道德楷模?

哪个关心基础教养的家庭希望看到自己对孩子尝试教育和灌输的所有社会成规、礼节和习俗被这样一个人品恶劣的美国总统所打破?如何给自己的孩子解释Trump在辩论时的种种恶劣行为?说话时可以随便打断人?可以随便地侮辱人?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小孩子说,美国总统都可以这么做,那为什么我不能效仿?家长们会惊恐地看到他在拉低全美的伦理水平,让这个社会向暴力和野蛮蜕化。

Trump在辩论里表现的行为,不符合基督教的人伦精神(unchristian),也远远低于社会常人所能接受的伦理和修养。

笔者相信,Trump下限的下作行为是会导致他在铁粉盘里掉粉的:有虔诚的基督教徒会默默地在心里给Trump打叉。他们不一定会出来支持Biden,但也许可能选择放弃投票——良心使得他们无法认同和支持这样的一个流氓。

相比之下,Biden的表现就非常出色了。虽然他也做了反击,称Trump为小丑,让Trump闭嘴,但换作任何人,被Trump这样的流氓式逼压早就爆发了。Biden能够保持最大的克制,最大的理性,耐心说理,在能够微笑的时候时保持微笑,并时刻不忘与美国观众直接对话,也充分说明了他的修养和人品。

我相信,看完这次辩论,美国人无论党派,内心深处都会认为,Trump是一个很mean、indecent的人。而Biden是一个好人(a decent man),一个绅士(a gentleman)。

Biden的一切都中规中矩,但47年的政治生涯就是为今天这个特殊的时机准备的。在流氓Trump面前,Biden的地位看似弱势,但他的克制和修养将能为他赢得中间派的同情、信任和支持。而这部分人的支持,将可能决定大选的结果。

所以,笔者的论断:

Biden将通过这次辩论打消一些人的顾虑,并圈来不少增量支持者,包括中间派/摇摆派及部分Trump的粉丝。

Trump的辩论非但不会帮他圈中间派的粉丝,而且可能在铁盘中掉粉。Trump基本盘中有强烈道德感、良知和良好教育的人会觉得与这样的人为伍是自己的耻辱,也是美国的耻辱。他们也许不会公然反对Trump,可能也不会转而支持Biden,但会默默放弃投票,成为“沉默的退出者”。

最后,许多人指出,无论如何,美国人民才是这次辩论的最大输家。但美国其实还没有走到制度的谷底,一切可能只是刚刚开始。最先出现的就是最高法院法官任命及大选合法性的问题:Trump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影响大选结果呢?即便输掉了投票数(popular vote),他仍然会设法留任。

与许多人的看法不同,笔者不认为美国制度有很强的自我纠正机制,相反,美国的宪法和政治建制使得其自我纠正机制特别弱,远远弱于一般的国家。未来几十年,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所要经历的可能是非常痛苦的相对衰退和内爆,而政治制度和文化是阻碍它变革的最大因素。

另外,笔者以为,美国奇葩的制度所提供的资源(包括教育、科技、医疗、金融)不仅仅为美国本土1%的精英服务,也为全球的精英服务。全球精英都应该感谢美国人民。是美国人民在为全球精英买单。全球普罗大众也应该感谢美国人民,因为美国人民努力接受美国精英所灌输的全球自由市场理念,努力适应、克服、接受美国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而且发自内心地认为只有允许不平等,只有允许弱肉强食,才能创造出财富和价值。所以,帮助中国、越南和墨西哥制造业工人,推动全球产业升级的,是支持全球资本主义、拥戴美国资本家减税政策、反对全民医疗、反对移民、反对堕胎、拥护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一千年不变的美国白人下岗或转业工人。

以上问题日后再探讨。

来源时间:2020/10/1   发布时间:2020/10/1

旧文章ID:23110

美国务卿蓬佩奥祝贺中国国庆: 祝愿中国人民健康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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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察者网  来源:大鱼号

10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微博同时发布文称,在中国双节期间,美国务卿蓬佩奥向中国人民致以国庆节问候及祝福。

蓬佩奥表示,“我代表美国人民,在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祝贺中国人民。美国祝愿中国人民未来一年里健康、繁荣、快乐和和平。”

去年9月27日,蓬佩奥曾通过美国务院网站向中国人民表示国庆节问候,并祝福中国人民“幸福、健康、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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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10/1   发布时间:2020/10/1

旧文章ID:23109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9月21日-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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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75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28)


(9月21日-9月30日)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9月25日,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突破700万,9月22日,死亡病例突破20万,到达一个新的里程碑。仍有23个州新增病例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是中心地带和中西部地区。

9月29日,全世界死于新冠病毒的人超过100万,许多地区的新感染人数仍在激增。美国、巴西和印度的死亡人数几乎占全球死亡总数的一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未来六个月内,将有1. 2亿份可负担的检测试剂被送往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全球约有240种潜在的疫苗处于早期开发阶段,其中40种正在临床试验中,有9种在最后的临床三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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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两天之内分别出台《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和《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中国召开了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美国众议院发布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公布了两份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主导针对中国的研究报告。美国国务院发布《中国破坏环境》事实清单,蓬佩奥指责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是中国在美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心。
  美国商务部对中芯国际实施出口限制,美国联邦法院阻止TikTok行政令,中国准备对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

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对南沙群岛实行军事化,杜特尔特重提海牙仲裁法庭的裁定,英国、德国和法国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事主张,美国表示欢迎。中国军方第二次在多个海域举行多场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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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针对新冠病毒起源、爆发过程、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应对和中国政府在疫情发生后的处置公布完整版的调查报告。内容列举多项证据和细节指控中国政府隐匿疫情和病毒威胁,并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未尽为全球健康把关的职责。

——9月21日,中印两军举行第六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围绕稳控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局势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一致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现地沟通联络,避免误解误判,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不单方面改变现地态势,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9月22日

——特朗普在一般性辩论演说中批评中国让“这场瘟疫肆虐全球”,称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散播与新冠病毒传染途径相关的假讯息,联合国必须要求中国对其行为负责。他还指责中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高速经济发展,称中国在全球过度捕捞丶将大量塑胶倒入海中,并排放比世界任何一国都多的有毒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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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重申中国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宣布中国将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5000万美元支持,中国将设立规模5000万美元的第三期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

——联合国第75届的一般性辩论揭开序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呼吁各国避免全世界陷入另一个冷战。此外,他表示希望各国能专注于对付新冠疫情。他说:“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防止世界陷入新冷战。现在全世界正朝着危险的方向前进,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未来在这个世界中制造严重分歧。”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这部法案将全面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供应链中没有强迫劳动,才可获准进口。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联合国发表的视频讲话中强调:"海牙仲裁法庭的裁定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这里没有讨价划价的余地,任何政府更迭都不能弱化或出卖这一裁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对英国、德国和法国在联合国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事主张表示欢迎。上述三国在9月16日提交给联合国的照会中做出上述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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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接受《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采访时表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是中国在美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心,并警告美国政府可能会调查更多为中国提供情报的人。"他们在从事一些活动,已经越过了正常外交活动的界线,更类似于间谍所做的事情"。北京回应称这是污蔑。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29票支持,187票反对通过《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Uyghur Forced Labor Disclosure Act),这是两天之内众议院针对北京强迫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劳动问题所通过的第二部法案。

9月25日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谈话,细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成果,表示中国“民族工作做得是成功的。并提出治疆方略8个坚持,要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中国破坏环境》事实清单,就温室气体排放、海洋垃圾、非法捕鱼、贩运野生动物等问题指责中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就有目共睹。

9月26日

——中国提出《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要求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美国商务部签发文件,美国对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实施出口限制,原因是该企业供应的设备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中芯国际及其供应商必须申请出口许可。这也令中芯国际成为继华为公司之后,第二家遭到美国贸易限制的顶尖中国科技企业。

9月27日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社交媒体TikTok做出的一项行政令即将在星期天(2020年9月27日)午夜生效前,美国联邦法院做出一项临时裁决,阻止了政府对这项行政令部分内容的执行。

9月28日

——访问韩国的美国负责军控事务的总统特使马歇尔·比林斯利表示,美方与韩方分享了有关中国导弹与核载具的情报。称过去33年来,中国一直自由发展各种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美将帮助韩国应对邻国导弹威胁,但发展和部署何种国防能力由韩决定。

——美国国国务院批评中国自食其言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实行军事化,称北京在该地区建立的设施是对周边国家进行“胁迫”的平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中国在自己领土上开展建设活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合情合理合法,与军事化无关。

——中国军方宣布开始在不同地点同时举行五场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在最近两个月内第二次举行这类同时在多个地点举行多场演习。上个月,中国在渤海、东中国海、黄海和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也同时举行了一次军演。中国军事专家称,这种安排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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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梵蒂冈,抗议教廷与中国即续签《中梵协议》,称这个协议将危及教廷道德权威。《中梵协议》给予梵蒂冈在任命天主教中国主教上有发言权。教宗方济各也承认了8位未经他批准而由北京任命的主教。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在与梵蒂冈协商后任命了两位新主教,这也是中国和梵蒂冈官员70年来首次公开会面。

——现任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健康保险、经济复苏、种族等国内事务上进行了首场面对面辩论。在如何应对新冠病毒问题上,两人集中提到了中国。《人民日报》以“美国大选不应滥用‘中国问题’做戏”为标题发表评论,声言美国总统候选人不应当在其竞选过程中大谈中国问题。

9月30日

——正在意大利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意大利注意中国的经济影响,防范中国对意大利的移动网络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意大利外长迪马约说,意大利了解美国对中国5G科技的担忧,“充分意识到每个国家对付安全问题的责任。”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中国准备对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对谷歌公司调查是因为华为去年指控谷歌利用其安卓(Android)移动操作系统来压制市场竞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将这个案件提交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后者正在对这个指控进行审议,最快将在10月份决定是否就此展开正式调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采矿业处于紧急状态,将在美国本土扩大对大多数制造业至关重要的稀土矿物的生产。特朗普签发的这项行政令指示相关部门应用《国防生产法》来加快矿山的开发。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在罗纳德·里根学院(Ronald Reagan Institute)的一次在线活动中表示,白宫为了反制中国在美收集情报和窃取技术,决定限制部分学生签证,但数量只占40万中国学生中的1%。他说:“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仍受美国欢迎”。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主导的中国工作小组发表中国研究报告。报告全盘审视了面对中国的威胁,形容过往假设扩大美中经济关系会促使中共发生变化的策略已经失败,提出几百项政策建议,建议美国和台湾展开自贸谈判,争取台湾在国际组织有更大的参与,通过一些容许美台更多官方交流的法案,并向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居民提供安全的“避风港”。
  ——美国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认为美国情报机关未适应中国崛起所塑造出不断改变的地缘和科技环境,以及国际卫生、经济安全等非军事跨国威胁。报告警告华府若不作出重大改革,美国将难以与中国竞争。

来源时间:2020/10/1   发布时间:2020/10/1

旧文章ID:23108

卡特总统和崔天凯大使互祝节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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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1周年,也刚好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中美驻美大使馆将主办主题招待会和音乐会。卡特总统为此专门给崔天凯大使发了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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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查看2019年“习近平主席致信祝卡特总统生日快乐”】

   卡特总统在信中说,

“罗莎琳和我祝你国庆和中秋节愉快。在眼下艰难的时刻,我们一起欢度节日,哪怕是线上,仍然十分重要。在我们继续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之时,主办这样的活动对协助改善美中关系万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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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天凯大使当天即给卡特总统回信。他对卡特总统发来贺信表示感谢,并祝卡特总统96岁生日愉快。卡特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一个生日。他常常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一个生日是我的福分,只是我比她大25岁。【你能对即将96岁的吉米·卡特说几句话吗?点击这里去祝卡特总统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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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大使在信中说,“在我们前行之际,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并珍惜你对中美关系的历史贡献和你为中美友好付出的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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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2013年,卡特中心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第二届美中关系高层论坛,卡特总统与崔天凯大使、李小林会长在开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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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2019年1月17日,卡特中心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第七届美中关系高层论坛暨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研讨会开幕式前,卡特总统在办公室与崔天凯大使和李小林会长攀谈。

来源时间:2020/10/1   发布时间:2020/10/1

旧文章ID:23106

特朗普还是拜登?摆在中国面前的“两个美国”

作者:陈岩  来源:BBC中文网

特朗普,还是拜登?这是个不仅摆在美国人面前的选择题,也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而中国尤其要面对。

大部分中国人的直觉是“肯定拜登好”,因为特朗普在贸易、华为、TikTok,以及疫情、香港、新疆等问题上,对中国极限施压,以至于舆论讨论从“冷战的可能”一再升温,已开始聚焦“热战的风险”。

另有一些精英人士则不以为然,抛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说预言,既有霸主面对新兴强权的挑战将败下阵来,因此中美对抗是系统性和历史性的,与谁是总统没有必然联系。特朗普或者拜登,对中国来说,殊途同归。

BBC中文采访多位专家,解析特朗普或者拜登当选究竟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中文读者提供观察美国大选的深度视角。

华盛顿共识存在吗?

之所以有“谁当选都一样”的观点,因为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没把中国当朋友。

“在美国国会,两党争斗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中国问题上,共和、民主两党却同仇敌忾。”关注中美关系的智库网站"中美印象"主编刘亚伟向BBC中文表示,最近国会出台一系列涉台、涉疆、涉港法案几乎都全票通过,很能体现这种情况。

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贸易首席分析师马志昂(Nick Marro)认为,当下美国,“对抗中国”是一个坚定的跨党派议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罕见地统一,这样跨党派议题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极少”。

两位专家都用了“唯一”一词,凸显出两党候选人对中国共同的负面姿态。激烈党争下,所有议题都是战场,仅仅在面对太平洋对岸中国的崛起时,才能携手对外。媒体借用一个经济界词汇来形容这种吊诡情形——“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如果存在,那么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见端倪。曾任特朗普外部顾问的前美国国防官员费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表示,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两年里,就制定了新的中国战略。而且对北京的立场比特朗普上任之初更为强硬。“很多人认为,这(对抗中国)是特朗普的发明,其实不然。”

彼时奥巴马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资源逐步转向亚洲,高调提出“亚太再平衡”;经济上则团结12个国家签订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孤立中国。

那两年间,拜登作为时任副总统八次会晤习近平,《纽约时报》援引拜登的对习近平的评语——“此人会让我们有得忙了”。1979年来构建起的中美关系,那时或已悄然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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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的最后两年,拜登作为时任副总统八次会晤习近平。图像来源,REUTERS

剥开共识 全是分歧

然而,“华盛顿共识”真的存在吗?

“我们当中许多人认为,以更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的‘华盛顿共识’是不存在。”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口中的“我们”是指一百多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这些人去年共同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

刘亚伟是签署者中极少数几位华人之一。他指出,两党对待中国的方式不尽相同——民主党人更愿意分清反中不是反华人,而共和党人则对“中国病毒”“功夫病毒”这样充满种族歧视的语言熟视无睹;民主党若执政,会“团结”更多盟国一起挤压中国,而不是“单挑”,经济上改变单靠加征关税迫使中国改革经贸结构的方式,而在气候变化甚至公共卫生问题上则会与中国合作。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认为,美国两党的共识停留在“与中国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遏制中国”。他将美国对华的政治谱系划分为三派:

  • “惩罚派”——以最强力手段全方位惩罚中国在贸易、南海、人权、新冠疫情等方面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失。
  • “脱钩派”——谋求在技术、医疗、金融、安全领域与中国脱钩,缩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重新确定美国在相关领域的领导地位。
  • “拯救派”——从务实的角度,他们承认中国依然是美国商品的重要出口市场,是国际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两国分歧明显,但不妨碍在某些领域有合作。虽然中美关系已经无法回到特朗普之前,但并非只有冲突一条选项。

马钊表示,目前“惩罚派”声音最响,“拯救派”最容易被忽视,三派都将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者”或“战略对手”,但是对竞争的方式和结果,尚未达成一致。

剥去“对抗中国”的一层共识,深挖下去,展露出更多的两党分歧,甚至连哪个国家是美国首要对手这个问题上上都不见得一样。

民调机构盖洛普刚刚发布一项调查揭示,民众眼中谁是美国“最大敌人”。受访共和党人中,31%认为是中国,仅9%认为是俄罗斯;民主党人中则完全反转,12%认为是中国,高达43%认为是俄罗斯。

换言之,拜登的选民看来,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不过俄罗斯是更大的敌人。盖洛普的报告据此分析,为了吸引各自选民,只要特朗普越多提及中国,拜登就有动力越多提及俄罗斯,以此塑造各自表述中的“美国利益威胁者”。

另一个有趣的佐证是,上个月美国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NCSC)主任威廉·埃瓦尼纳(William Evanina)发表声明说,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都在使用手段影响美国大选。而两个国家所谓的“选举偏好”恰好背道而驰——中国认为特朗普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希望他无法连任;俄罗斯认为拜登是“反俄‘建制派’”,因而“诋毁”拜登,抬高特朗普。

不过刘亚伟反驳认为,特朗普竞选团队指责中国希望拜登当选毫无根据,中国还在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使美国农民和企业获利,而这些人是特朗普的拥护者,若中国真的要支持拜登,完全可以放弃执行协议。

传统武术vs自由搏击

特朗普和拜登,除了都年届古稀,都是白人男性以外,几乎没用共同点。那两个人有何不同?

马钊给出一个中文读者熟悉的比喻,“拜登老谋深算,与他博弈就像传统武术套路比拼,有一定攻防手段与目标形式,成败在可预测和可控范围之内。特朗普则不可捉摸,与他竞技更像综合格斗搏击,无规则、难以控制轻重,后果有更多偶然性,风险更大。”

自由搏击没有禁忌,打起来双方都不好受。马钊梳理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坎坷,认为“中国应该觉得很疲劳与困惑,美国用组合拳、散打、打破现有共识的方式竞争,中国政府不了解美国的竞争意图,不明白美国的利益优选项、不清楚美国政策的底线,所以到目前为止完全放弃与特朗普政府沟通,以不变应万变。”

马志昂干脆把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总结为一个词——“飘忽不定”(erraticism),而“飘忽不定”的反面就是拜登的风格。“拜登上任后,一定程度上会将确定性重新注入国际环境,就此而言是个好事。”

刘亚伟也有类似的观察并认为:“特朗普是apprentice(学徒),还没‘出师’,敢做敢为,不计后果;拜登从参议员到副总统,跟中国打了几十年交道,是veteran(老手),有点瞻前顾后。”

“但考虑到与中国交恶的后果,瞻前顾后并不是坏事。”刘亚伟补充道,可以想象拜登的外交团队会更专业化,更注重政策评估及跨部门协商,更多征求各利益集团反馈,反应在对华政策上,决策过程可能较长,不会突如其来,但政策持续时间也更长。

虽然行事风格不同,一个“飘忽不定”,另一个“瞻前顾后”,但马志昂认为“根本上拜登还会在相同的议题上向中国施压”,同时拜登会加强与美国盟友的联系,启动一项更加协同的计划针对中国,这可能会让中国感觉被围攻。如果特朗普连任,估计看不到任何形式的“反华同盟”,对于中国的全球战略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马钊有相似的分析,但得出不同的结论。他同样认为,拜登更倾向于“多边主义”,会沿着奥巴马制定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着力联合盟国与利益关切国,打造对华竞争共识。“但中国经历过‘亚洲再平衡’战略,有一些应对的经验,对拜登回归传统外交路线有更多准备,经历了‘不可捉摸’的特朗普之后,中国更愿意和‘老谋深算’的拜登打交道。”

第二任期vs过渡总统

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后都面临一个不一样的四年任期。

特朗普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任期。根据以往经验,没有了连任压力,第二任期总统往往会放开手脚,积累更多政治遗产。

拜登则更特别。77岁的他竞逐总统,一旦当选,宣誓就职时就已满78岁,这将打破特朗普创下的70岁就任总统的“最老总统”纪录,第一任期后将成为美国首位八旬总统。如果再连任,他最终将以86岁高龄卸任,再次刷新纪录。

美国媒体Politico去年底援引四名拜登竞选团队人士表示,拜登在2024年竞选连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暗示他不会再连任。但事后,拜登出面澄清,“我还没有关于一个任期的计划,我甚至还没到那一步”,未确认也未否认连任计划。

此后,美国媒体经常把拜登视为过渡总统,因此,在其竞选伙伴的人选上倾注热情,因为后者很可能成为拜登卸任后的热门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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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参选搭档哈里斯。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就“过渡总统”拜登而言,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他会专注国内问题,而非中国。

“修复将成为拜登的执政核心。”马钊认为,当选后拜登面临的国内压力远大于来自于中国的挑战,因此将集中于修补特朗普任期内造成的国内分裂与国际动荡,对中国则有限“脱钩”与有限合作并存,为下任总统执政留出制定战略策略的时间。

刘亚伟也持相似看法。他表示,拜登当选后,中国并不是重中之重,要保证中美关系不再渐行渐远甚至滑向武装冲突,拜登政府需要重新评估过去四十年和四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为美中的互动和互惠提出新的框架。

但是至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会如何“放开手脚”,专家们意见则产生分歧。

一方认为,特朗普可能会学习他的偶像里根总统,创造被历史铭记的经济成就。“如果特朗普对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依然执着,连任后应该理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造福于美国工人阶级,让美国经济腾飞。”刘亚伟提醒,但特朗普想做到这点并非易事,需要全神贯注,不能像现在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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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REUTERS

另一方则认为,如果特朗普连任,这说明选民对其强硬对华政策的认可,而继续忽视外交惯例,将中美关系作为自身执政的辅助工具。

特朗普在入主白宫之前,曾在一档纪录片中接受采访,称他商界生涯的一大法宝就是市场越糟糕,牟利机会就越多,一个稳定的市场,是没有赚大钱的机会的。马钊据此估计,“特朗普会进一步充当中美关系中的搅局、颠覆、冲击者,在混乱和疑虑中谋求最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特朗普可能会感到胆儿更足了,对中国的政策也可能更激进。”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贸易首席分析师马志昂(Nick Marro)提醒,中美贸易战还没完呢,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不是因为中美解决了分歧,而是因为特朗普怕关税会拖累他的选情,威胁自己的连任。这份压力消失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施行更激进的政策。

“甚至他还会启动一些更离经叛道的计划,比如要求美国公司剥离在中国的投资,或者对更多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实施更广泛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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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超越大选:谁会改变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视线越过本次大选,马钊总结中美关系历史有个“周期率”——1900年“门户开放”,1949年中美对抗,1979年中美建交,2020年的中美竞争,短则30年,长则50年,总要震荡调整一次,而且每一次调整之后,都要持续几十年。

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极其不稳定”的阶段,刘亚伟建议,美中两国应坐下来梳理“剪不断、理还乱”的两国关系,确认合作领域,确定各自底线,确保通过协商和交流化解冲突,两国应该也必须找到和平共处和携手抗击全球挑战的路径。“这是美中关系今后十年和二十年的发展主轴,任何偏离都会给中美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灾难。”

站在中国的角度上,马志昂认为,长期来看美国将对华将保持敌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包括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反对声日益高涨。他建议,修复中美关系,最终取决于中国自身政策改变,不仅是在上述三个议题,还包括经济改革和“战狼”式外交等方面。

马钊的建议则大相径庭。他认为,从历史经验出发,中国的任何改变都源于中国内政的成功或失败,美国可以加速或阻碍这些改变,但是美国不可能根本地改变中国。同样的,真正能给美国造成危机的只有美国自己,中国的挑战不在于中国能替代美国,而是中国发展中的成功的一面恰恰彰显了美国自身制度的不足,侵蚀了美国“山巅之城”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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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代广场戴口罩的街头表演者。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8月27日,共和党代表大会之夜,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在介绍他出场时说,“华盛顿没有改变特朗普,特朗普改变了华盛顿”——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历史,观察当前的美国,这句话可能恰如其分。

但分析人士眼中的“改变”与伊万卡眼中的或许不同。

“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很可能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在中国脱钩问题上,他的做法留下的长长阴影将束缚他的继任者。”布勒哲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让·皮萨尼-费里撰文表示,尽管在特朗普当选前,双边紧张局势已时有显现,但两个国家经济金融上紧密融合,很少有人会谈“脱钩”。四年后,从贸易到技术再到投资,脱钩在多个领域已然开始。

白宫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夏德罗(Nadia Schadlow)则对其里程碑意义划分得更为明确,“特朗普的任期将作为世界从单极模式转向大国竞争模式的时刻而被铭记。”

来源时间:2020/9/30   发布时间:2020/9/30

旧文章ID:2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