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瑞·达利欧（Ray Dalio) 来源：投资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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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评论Institutional Investor Review：记录最杰出的投资人物与事件
翻译：投资山海经
本周一，IIR分享了达利欧先生有关中国大周期的最新分析文章(见文后推荐的关联文章)。
9月25日，瑞·达利欧如约发布了《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这是The 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最新更新。本文从贸易、经济、技术、地缘政治、资本、军事、文化、自我的丰富维度，解读了双方视角下两国的关系与矛盾，IIR继续推荐此文，以期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从业人员有所启发。
全文近三万字，时间有限的朋友可重点查看斜体字及粗体字部分。
前言
在这一章中，我将探讨中美两国目前所处的立场，以及这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中美两国目前在很多领域都是对手，处于“冲突”甚至“战争”之中，我们将逐一研究这些领域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将看到的只不过是传统冲突的新版本(例如，经典技术战换成了新技术，经典军事战换上了新武器等)，我们能够从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事情中学到普遍的原则，用来看待新的问题。我也将研究我们面对的各种可能性，但此时我还不会深入探讨未来的样子，而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未来”中这样做。在这一章中，我将不仅仅传达事实，而会分享观点(不确定的猜测)。(注：我们重新排列了本系列中的章节编号，使原本是第2章附录的内容成为独立的章节。因此，本章是继9月11日的观察报告“第5章：中国及其货币的大周期”之后的下一期，编号为第7章。)
与其他各章一样，如果你想快速阅读本章，可以阅读粗体字;如果你想阅读我即将阐述的原理，则可阅读 斜体字。
正文
我将首先介绍我的关于与所有关系(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等)有关的关系的三个原则，包括中美关系。像我的其他任何原则一样，你可以接受或随意保留它们。这些正是我观察到的真实事实，并为我工作。如果你不感兴趣，请随时跳过它们。
我认为与中美关系有关的关系的主要原则是：
•关系中的双方都可以选择是建立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还是双输的相互威胁关系，尽管双方都需要就哪种类型的关系达成一致。如果他们选择建立主要的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他们将考虑对对方真正重要的东西，并试图给予对方以回报。在这种双赢的关系中，他们可以在尊重和考虑下进行艰难的谈判，就像在集贸市场上的两个友好商人或在奥运会上的两个友好团队一样竞争。如果他们选择建立双输互为威胁的关系，他们将首先考虑如何伤害对方，以期迫使对方陷入恐惧的境地，以便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这种类型的双输关系中，他们将比生产性交往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历史表明，小规模战争可以超越任何人的控制，而演变成大战争，甚至比选择这条道路的领导人都糟糕得多，因此几乎所有各方都希望他们选择第一条道路。任何一方都可以迫使第二条路径在另一条路径上，而双方都需要遵循第一条路径。在各方的心中，无论他们选择哪种方式，都应将其作为相对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当事方应意识到另一方可以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东西，并且在不太冲动的情况下欣赏交流的质量，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当事方应意识到权力将由承受痛苦的相对能力来定义。以及施加它的相对能力。当它不是 不能确切地确定双方要奖励和惩罚对方的力量，第一种方法是比较安全的方法，因为双方在如何伤害对方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第二条道路肯定会清楚地表明战争结束后，哪一方占主导地位，哪一方必须服从，这就引出了我的主要权力原则。
关于权力的主要原则是：
•拥有权力，尊重权力并明智地使用权力。拥有权力是件好事，因为权力会一直战胜协议，规则和法律。这是因为，当压力来临时，那些既有权执行对规则和法律的解释，又有权推翻规则和法律的人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使用权力的顺序如下：当出现分歧时，不同意的一方将首先尝试在不诉诸规则/法律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并试图就自己该怎么做达成一致。如果这不起作用，他们将尝试使用他们同意遵守的协议/规则/法律。如果这不起作用，那些想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尊重规则的人会诉诸于使用他们的权力。当一方诉诸权力，而争端中的另一方没有足够的威慑去屈服，就会有一场战争。战争是对相对权力的考验。战争可以是全面的，也可以是可以遏制的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都将是决定谁得到什么的任何必要条件。战争通常会确立一方的至高无上地位，随后将是和平，因为没有人愿意与明显最强大的实体作战，直到这个实体不再是最强大的实体。那时，这一动态将再次开始。尊重权力很重要，因为打一场将要失败的战争并不明智;最好是商定最佳解决方案(除非一个人想成为烈士，这通常是出于愚蠢的自我原因，而不是出于明智的战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权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强迫他人提供你想要的东西，即 欺负他们。它包括认识到，慷慨和信任是产生双赢关系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关系比双输关系的回报高得多。换句话说，通常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硬实力”不是最佳途径，而使用自己的“软实力”更可取。[1] 如果一个人处于两败俱伤的关系，则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摆脱困境，最好是通过分离，尽管可能是通过战争。为了明智地处理自己的权力，通常最好不要表现出来，因为它通常会使他人感到受到威胁并建立自己的反威胁能力，这将导致相互威胁的关系。通常，最好将权力像一把隐藏的刀一样处理，在战斗时可以将其带出。但是有时候，在必须采取行动时，展示自己的力量并威胁使用它，对于改善自己的谈判地位和防止争斗是最有效的。了解对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是什么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他们愿意和不愿意为之奋斗，以及他们将如何抗争。这一点最好是通过观察他们过去的关系类型和他们使用权力的方式，通过想象他们在追求什么，并通过反复试验来测试，可以最好地发现这一点。但有时相互测试也会导致针锋相对的升级，使双方陷入艰难的境地，不得不在战斗和虚张声势之间做出选择。针锋相对的战争不断升级，往往使冲突超出双方合乎逻辑的要求。知道力量平衡在哪里，即 知道在战斗中谁会赢什么，而谁输了什么，应该牢记在心，因为在考虑解决争端的“公平”方法时，当事方始终保持头脑中的平衡水平，例如在考虑谈判协议的条款时，应考虑战斗会导致什么结果。虽然拥有权力通常是可取的，但不拥有不需要的权力也是可取的。那是因为维持权力也要消耗资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时间和金钱。权力带来的是责任的负担。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拥有大量权力是最好的，但我经常被权力较弱的人相对于更有权力的人是多么幸福感到震惊。在考虑如何明智地使用权力时，考虑何时达成协议和何时战斗也很重要。为此，重要的是想象一个人的能力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当一个人的权力最大时，使用自己的权力来谈判协议、执行协议或打一场战争都是可取的。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相对能力下降，则应尽早战斗，而如果它的相对能力下降，则应稍后战斗。当然，有时候战争是合乎逻辑的，对于保持或获得人们所需要的东西所必要的。这使我了解了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
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是：
•当两个相互竞争的实体具有旗鼓相当的权力，其中包括摧毁对方的权力时，除非双方高度信任，自己不会受到对方不可挽回的伤害或杀害，否则战争致死的风险很高。想象一下，你面对的是一个既可以与你合作，也可以杀死你的人，你既可以与他们合作，也可以杀死他们，但你们都不确定对方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即使你和你的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合作，但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在被对方杀死之前先杀了对方，那是因为生存至关重要，你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杀死你，而且你也清楚在他们被杀之前杀死你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在博弈论中处于这种位置的现象称为“囚徒困境”。因此，为避免致命的战争，有必要建立相互保证的保护措施，以防对手对彼此造成的生存伤害。建立利益和依赖关系的交换，使人们无法忍受进一步的损失，这巩固了良好的关系。因为a)大多数战争是在不清楚哪一方最强大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结果不确定，b)战争的代价巨大，c)输掉战争是毁灭性的，它们是极其危险的，只有在你有信心不会遭受不可接受的损失的情况下，才必须加入，所以你必须认真考虑你到底要为什么而战。
虽然在本章中我主要关注中美关系，但我们和全球决策者正在玩的游戏就像一场多维棋局，需要每个棋手考虑许多同样在博弈的关键参与者(即国家)的许多立场和可能的举措，其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广泛的他们必须权衡的一系列因素(经济、政治、军事等)，以使他们的行动顺利进行。例如，现在在这场多维博弈中的相关其他参与者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其他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他们都有许多考虑因素和组成部分会决定他们的行动。从我玩的游戏中(即全球宏观投资)——我知道为了做出成功的决定而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是多么复杂。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情并不比掌权者做的事情复杂，而且我知道我无法获得像他们所掌握的那样好的信息，所以我认为这很自大我比他们更了解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最好地处理它。因此，如果我认为我比他们更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最好地处理这件事，那就太傲慢了。基于这些原因，我谦虚地提出我的观点。带着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我将坦诚的告诉你们，我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
中美的处境
在我看来，命运及其大周期的表现，使这两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处于现在的地位，他们带领美国经历了相互促进的大循环成功，这导致了过剩的后果，导致了许多领域疲软，同样，它们也导致中国经历了周期性的大衰退，导致了无法容忍的恶劣环境，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导致了它现在所处的相互促进的上升。
例如，命运和巨额债务周期导致美国现在陷入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在该阶段，美国债务过多，需要更多的发债，它不能用硬通货来偿还债务，因此它必须以经典的后期印钞方式将债务货币化，以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资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统上处于这种不利地位是美国成功导致这些过分行径的结果。例如，正是由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巨大成就，美元才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这使美国人可以从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从中国)过度借贷，这使美国处于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很多钱的脆弱状态，并使这些其他国家处于持有债务的脆弱状态。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的债务正在迅速增加并通过其货币化，并向持有债务的国家支付了显着的负实际利率。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经典的储备货币周期，中国想在世界储备货币中节省很多，这导致它向想要借入这么多钱的美国人提供了如此多的贷款，这使中美两国陷入了困境。当这些战争在进行中时，笨拙的债务人-债权人关系就变得尴尬了。
命运和财富周期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导致了激励机制和资源的到位，促使美国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财富，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些差距正在引发冲突，威胁着国内秩序，并威胁到美国保持强大实力所需要的生产力。在传统的中国经济衰退周期中，由于由于债务和资金薄弱，内部冲突以及与外国大国的冲突，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衰退，正是这些可怕条件的极端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激励机制和市场/资本主义方法的产生，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巨大的财富，以及中国日益关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的，命运和全球权力循环的运作方式也让美国陷入了一个不幸的境地：要么为捍卫自己的地位和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战，要么选择撤退。例如，正是因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太平洋战争，所以也是它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不得不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一是保卫台湾，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它在世界上的何处，也无法拼出它的名字;二是因为这样的命运和全球权力循环，美国现在在70多个国家建有军事基地，以捍卫其世界秩序，尽管它是这样这样做是不经济的。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取决于维持不断增强的力量，而不产生导致其衰败的过度行为。能够维持200-300已实属不易，但也没有国家能一直持续壮大下去。
到目前为止，在本书中，我们着眼于过去500年的历史，尤其着眼于荷兰，英国和美国储备货币帝国的兴衰周期以及中国历代的1400年，这使我们进入了当下。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放在让我们来到这里的大背景下，并查看事物运行方式的因果关系模式，以便我们可以将自己置于更好的角度。现在我们需要下来，更详细地看看我们所处的位置，希望不要忽视这一大局。当我们往下看时， TikTok，华为，香港制裁，关闭领事馆，移动战舰，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政治斗争，社会冲突等许多细微的事物将开始变得显著，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暴风眼中。每件事情都能展开再写一章，在这里我不打算这样做，但我会谈谈主要的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种主要的战争类型：1)贸易/经济战争;2)技术战争;3)地缘政治战争;4)资本战争;5)军事战争。尽管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战争”不会发生而是继续合作，但我们必须切实认识到它们的存在，我们应该利用过去的历史案例和我们对实际发展的理解来思考下一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妥善处理。我们看到它们在不同程度的游戏中发生。不应将它们误认为是个别冲突，而应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冲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冲突的延伸。在观察这些冲突发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观察并尝试理解双方的战略目标，例如，他们是否在试图加快冲突(一些美国人认为这对美国最有利，因为时间在中国一边，因为中国正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还是他们试图缓解冲突(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战争，情况会更好)?为了防止这些冲突升级失控，对于两国领导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红线”和“绊线”是什么标志着冲突严重性的变化。现在，我们结合历史经验和他们提供的原则来审视这些战争。他们是在试图加速冲突(某些美国人认为这对美国最有利，因为时间在中国这边，因为中国的实力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或者他们是否试图缓和冲突(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不发生战争，他们的生活会更好)?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失控，两国领导人必须弄清楚“红线”和“跳闸线”是什么，这标志着冲突的严重性发生变化。现在让我们结合历史教训和它们提供的原则来看看这些战争。
贸易&经济战争
像所有战争一样，贸易战可能会从摩擦演变为威胁生死的对抗，具体取决于战斗方希望达到的程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美贸易战过于严重，它只包含经典的关税和进口限制，这使我们想起了我们在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看到的那些关税(例如，《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 of 1930))。我们已经看到贸易谈判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反映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该协定正处于初期阶段，目前正在初步实施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谈判”是为了测试彼此的力量，而不是求助于全球法律和法官(就像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如何通过这些力量的考验，将会决定战争将如何进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力量考验将会多深入，将采取何种形式。
除贸易争端外，美国对中国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还有三大经济方面的批评：
1. 中国政府奉行一系列不断发展的干预主义政策和做法，旨在限制进口商品，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从而通过制造不公平的做法来保护国内产业。
2. 中国政府为中国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指导、资源和监管支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包括旨在从外国公司获取先进技术的政策，尤其是在敏感行业。
3. 中国人正在窃取知识产权，其中一些被认为是国家资助的，而另一些则被认为在政府的间接控制之下。
总体而言，美国对这些事情做出了反应，既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例如，让他们向美国人开放市场)，也做出自己的干预(对美国封闭中国市场) 。中国人不会承认做这些事，因为承认做这些事的公关成本太高，所有的领导人都想表现得像一支为正义而战的军队的领袖，反对做坏事的邪恶军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双方指责对方做坏事，而不披露他们所做的类似事情的原因。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保持道德高地是很容易的。然而，当斗争变得激烈时，就更容易为之前被认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尽管比称其为不道德的行为更道德)。当斗争变得更激烈时，在对所要做的事情的理想主义描述(对国家内部的公共关系有好处)与为赢得胜利而进行的实际事情之间出现了二分法。那是因为在战争中领导人希望说服其选民“我们是善的，他们是邪恶的”，因为这是集会人民支持的最有效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愿意为此而死或丧命。
关于贸易战，我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好的贸易协定，而且这场战争恶化的风险大于它可能会改善的可能性，而且，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所有的贸易谈判都将被搁置，我们不会看到任何条约或关税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获胜以及他们将如何处理这场冲突。这将对美国人和中国人如何应对正在展开的大周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两个政党都同意的一件事，也许是唯一的一件事，是对中国鹰派。现在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强硬派有多硬，以及这种强硬态度是如何表达和反应的。
这场战争怎么会恶化?
传统上，贸易/经济战争中最危险的部分是各国切断另一方的基本进口(例如，中国切断美国生产大量高科技产品、汽车发动机和国防系统所需的稀土元素，美国切断中国的基本技术和从其他国家进口基本产品(例如，美国切断中国从台湾进口半导体、从中东或俄罗斯进口原油，或是澳大利亚的金属))——就像美国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一样，这是随后军事战争的一个短期先行指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动向。我并不是说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但我确实想明确一点切断任何一方重要进口的举措都将标志着一场重大规模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那没有发生，那么发展将遵循其正常路线，因此国际收支平衡将主要基于每个国家不断发展的竞争力而演变。
为这些原因两国，尤其是中国，都在转向更多的国内生产和“脱钩”[2]正如习主席所说，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的变化”，“在当前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过去40年，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能力，未来五年，我们应该看到两国之间的相互独立程度会越来越高，很明显，在未来的5-10年中，中国可以减少的依赖减少的比率将比美国大得多。
技术战争
技术战争比贸易战争要严重得多，因为谁赢了技术战，谁就可能赢得经济战和军事战。
美国和中国现在是世界大型科技领域的主导者，这些大型科技领域是未来的产业。中国的科技行业在国内迅速发展，为中国在中国服务，并成为世界市场的竞争对手。同时，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地区(例如台湾的半导体芯片)的技术。这使美国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发展和竞争的影响，并使中国人容易与美国或非美国必不可少的技术隔绝。
美国现在似乎总体上具有更大的技术能力，尽管它因技术类型而异，但美国也正在失去领先地位。例如，尽管美国在先进的AI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在5G方面却落后。作为对这一领先优势的不完美反映，美国科技公司的总市值约为中国的两倍，而中国所占份额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所占份额。这一计算低估了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不包括一些大型私营公司(如华为和蚂蚁金服)和非公司(即国企)的技术发展，它们在中国的规模比在美国要大。如今，最大的中国上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和第七大科技公司，仅次于一些美国最大的“ FAAMG”股票。一些最重要的技术领域正由中国人领导。例如，现在全球40%的最大民用超级计算机都在中国，中国在5G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它在AI /大数据竞赛的某些方面和量子计算/加密/通信竞赛的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其他技术中也存在类似的领先优势，例如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和移动支付的金额是世界上最高的，远超美国。当然，有些技术，甚至是我们最知情的情报机构，都不知道它们在秘密开发。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提高其技术和其支持的决策质量。大数据+大AI +大计算=卓越的决策能力。中国人每人收集的数据远远超过美国(他们的人数是美国的四倍多)，他们在人工智能和大计算方面投入巨资，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投入到这些技术领域和其他技术领域的资源数量远远超过美国。至于提供资金，VC和政府都在向中国开发者提供几乎无限量的资金。在提供人才方面，中国大学和从事科技职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生的数量约为美国的八倍。尽管美国在整体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在某些领域处于落后地位)，当然也有一些新创新的大中心，特别是在顶尖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但美国并没有脱离竞争，它的相对地位正在下降，因为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提高。请记住，中国是一个36年前领导人对我给他们的掌上计算器感到惊叹的国家，想象一下他们36年后会在哪里，这并不遥远。
为了应对技术威胁，美国正在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公司(例如华为，TikTok和微信)在美国使用，试图破坏其在国际上的使用，并可能通过制裁措施阻止它们获得生存权，从而损害其生存能力，阻止它们获得生产所需的物品。 美国这样做是因为a)中国利用这些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进行间谍活动，b)因为美国担心它们和其他中国技术公司更具竞争力， c)为报复中国人不允许美国科技公司免费进入中国市场吗?尽管这值得商榷，但毫无疑问，这些公司和其他中国公司正在迅速提高竞争力。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威胁，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遏制或杀死威胁中的科技公司。有趣的是，尽管美国正在采取措施，遏制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竞争，这无疑是一种威胁，因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但不久前，中国已经开始对美国做同样的事情，由于中国的知识产权在许多方面都在不断完善，因此美国将受到越来越大的伤害。从惊叹于廉价计算器开始，它们已经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步。
关于技术窃取，尽管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2019年CNBC全球CFO理事会(CNBC Global CFO Council)的一项调查中称五分之一的北美公司声称其知识产权被中国公司窃取了[3])，但确实存在没有完全说明针对中国科技公司采取的行动。如果一家公司在一个国家(例如，华为在美国)内违反法律，人们会希望看到这种犯罪行为被合法起诉，这样就可以看到证据显示技术中嵌入了间谍设备。但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对竞争力增长的担忧是中国科技公司遭受攻击的诱因，但我们不能指望政策制定者这么说，美国领导人不能承认美国技术的竞争力正在下滑，也不能反对允许美国人民自由竞争，，而美国人民早已被教育认为，竞争既是公平的，也是产生最佳结果的最佳过程。作为一个实际问题，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就一直存在，而且一直很难防止。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的，英国人对荷兰人和美国人对英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偷窃”意味着违反法律。当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就没有法律，法官或陪审团来解决争端，而且做出决定的真正原因并不总是会被作出决定的人透露。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暗示美国采取侵略行动的原因不是很好的理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我只是说它们可能与所陈述的不完全相同。保护主义政策长期存在，以保护公司免受外国竞争。华为的技术肯定是有威胁的，因为它比美国的技术好。看看阿里巴巴和腾讯，并将它们与美国同类公司进行比较。美国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公司没有在美国竞争。出于同样的原因，亚马逊和许多其他美国科技公司没有在中国自由竞争。在任何情况下，正在进行技术脱钩，这是中美之间更大脱钩的一部分，这将对五年后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科技战争的恶化会是什么样?
尽管如此，美国仍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尽管它正在迅速缩小)。因此，截至目前，中国对美国和美国可以影响的非美国来源的进口技术的依赖性很大。这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脆弱性，为美国创造了强大的武器。最明显的是它存在于先进的半导体中，尽管它也存在于其他技术中。与世界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的合作关系是众多值得关注的动态之一，该公司向中国和世界提供了所需的芯片，并且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影响。对中国的福祉至关重要的此类中国技术进口有很多，而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从中国进口则太少了。如果美国切断中国对基本技术的获取，这将标志着战争风险的重大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事态继续如火如荼地发生，那么中国将在5到10年内比美国在技术上更加独立，而且地位将比美国强得多，届时我们将看到这些技术更加脱钩。
地缘政治战争
主权，特别是涉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海的主权，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百年屈辱”时期以及在此期间外国“野蛮人”的入侵，使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至今有充分的理由：a)在其境内拥有完全的主权;b)收回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中国部分地区(如台湾和香港);c)永远不要软弱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被外国势力摆布。 中国渴望主权并维持其独特的做事方式(即其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拒绝美国要求他们改变中国内部政策(例如，变得更加民主，以不同方式对待藏族和维吾尔族，以决定中国与香港和台湾的往来等)。一些中国人私下指出，他们并没有规定美国应如何对待其境内的人民。他们还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倾向于传教，即将他人的价值观，犹太教-基督教信仰，道德和经营方式强加于人，以及他们的运作方式和这种倾向在几千年后形成的，从十字军东征前开始，对他们来说，主权风险和劝说风险构成了一个危险的组合，可能威胁到中国采取它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实现它的能力。中国人认为，他们拥有主权和处理他们认为的事情的能力是最好的在主权问题上，他们也指出，他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会推翻他们的政府，即中国共产党，如果可以的话，这也是不可容忍的。[4]这些是最大的生存威胁，我相信中国人会死而复生，美国要想防止热战，就必须小心对待中国，对于不涉及主权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人希望通过战争以非暴力的方式影响他们，但要避免热战。
很难想象和平解决台湾的主权问题可能是最困难的。 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将永远不会兑现其暗示的承诺，除非被迫，否则不会允许台湾和中国统一。他们指出，当美国出售台湾的F-16和其他武器系统时，美国看起来并不是在促进实现和平的既定目标中国的统一。因此，他们认为，要保证中国的安全和统一，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有反对美国的力量，希望美国在面对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大国时，能明智地默认。我的理解是，中国现在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更强。同样，中国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变得更加强大。所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如果我们看到一场新的主权之争，尤其是如果我们看到“第四次台海危机”，我将非常担心。美国不参战将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也是美国的一大耻辱。这将标志着美国帝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衰落，就像英国失去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和其他地区的终结一样。其影响将扩大远远超过了损失。例如，在英国的情况下，这标志着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终结。美国为捍卫台湾所做的努力越多，失败的战争或撤退就越受屈辱。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在捍卫台湾方面表现出相当大的优势，而命运似乎正在使这一现实更加接近现实。如果美国真的打仗，我相信一场以牺牲美国人生命为代价的台湾战争在美国将是非常不受欢迎的，美国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最大的问题是这是否会导致一场更广泛的战争，这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希望对那场伟大战争的恐惧和它将产生的破坏，就像对相互保证的毁灭的恐惧一样，能够阻止它。
同时，从我的讨论中，我相信，中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不想与美国发生热战，也不想强行控制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希望尽其所能并影响其地区内的国家不同)我知道，中国领导人知道热战有多可怕，也担心无意间陷入一战的泥潭。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更希望建立合作关系，我怀疑，他们很乐意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但他们仍然有自己的“红线”(即，如果越过红线，就会导致一场热战)，他们预计未来会有更具挑战性的时期。例如，正如习主席在2019年新年讲话中所说的“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充满信心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5]
关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有一些领域是各自认为最重要的，主要是基于邻近性(他们最关心的是离他们最近的国家和地区)和/或获得必需品(例如，他们最关心的是不被切断必要的矿物和技术)，以及其次是他们的出口市场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领域是第一他们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其边境(如中国海)和关键供应通道(如“一带一路”国家)或主要进口产品供应商的国家，以及对同盟具有经济或战略重要性的其他第三国。
近年来，中国在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活动得到了显著扩展，这些活动是经济性的，通过增加对目标国家的投资(如贷款、购买资产、修建道路和体育场等基础设施，以及向国家领导人提供军事和其他支持)，而这些活动都是经济活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认真考虑其允许中国人在其境内购买资产的政策。
一般来说，中国人似乎希望与大多数非敌对国家建立类似朝贡的关系，尽管这些国家离中国越近，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力就越大，他们正在努力解决与美国或中国结盟是否更好的问题，而最接近的国家则需要对这个问题给予最多的考虑。在与世界不同地区的领导人的讨论中，我反复听到有两个压倒一切的因素：经济和军事。他们几乎都说，如果要根据经济来选择，他们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对他们更重要，如果他们在军事支持的基础上做出选择，美国有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当他们需要保护时，美国是否会在军事上保护他们。大多数人怀疑美国会为他们而战，而亚太地区的一些人则质疑，如果美国愿意，美国是否有能力获胜。
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济意义重大，其运作方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主要国家提供经济利益以帮助确保理想关系的方式大致相似。美国的影响力相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消失。几年前，美国没有重要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很容易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发现大多数国家会遵守;唯一的敌对国家是苏联(它不是什么竞争对手)，它的盟友以及一些不是经济对手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而美国的影响力却在下降。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法院等多边组织中也是如此，其中大多是美国在世界秩序建立之初设立的，随着美国的不断退出，这些组织逐渐弱化，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5-10年中，除了 在其他领域存在脱钩[3]之外，我们还将看到哪些国家与这些领先大国保持一致。除了金钱和军事实力，中美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即，他们如何利用其软实力)将影响这些联盟的建立方式，即风格和价值至关重要。例如，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听说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将两国领导人描述为“残酷的”，这使人们越来越担心，如果他们不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意愿去做，就会受到惩罚，他们也不喜欢被逼入对方的怀抱。看看这些联盟会是什么样子是很重要的，因为纵观历史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实力较弱的国家的联盟所击败，而这些国家的联合体又是共同强大的。或许最值得关注的关系是中俄关系。自1945年新世界秩序开始以来，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者中有两个结盟，共同制衡或制衡第三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各自有很多对方需要的东西(例如，来自俄罗斯的对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军事装备以及来自中国的对俄罗斯的融资)。另外，由于俄罗斯军事实力强大，因此它将是一个很好的军事盟友。通过观察这些国家是否在与美国或中国的问题上保持一致(例如是否允许华为进入)，我们可以开始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除了国际政治风险和机遇外，两国当然还有很大的国内政治风险和机遇。那是因为有不同的派别在争夺对两国政府的控制权，领导人的更迭必然会带来政策上的艰难变化或者不可能预料到。虽然几乎不可能预料到，这些变化并不是完全不可能预料到的，因为无论谁掌权，都将面临现在存在的挑战，这些挑战正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大周期方式展开。因为所有的领导者(以及包括我们所有人在内的这些进化周期的所有其他参与者)都会在这些挑战的不同部分上下功夫周期，他们(和我们)都有一系列可能遇到的情况。由于历史上其他人在过去的周期中都有相同的经历，通过研究这些人在类似阶段遇到了什么，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遭遇，并运用一些逻辑，我们无法完全想象各种可能性。
资本战争
资本战争的两个主要风险是被资本拒之门外(对中国而言，这比对美国的风险更大)，以及丧失储备货币的地位(对美国而言，对中国的风险更大)。
在第5章中，我回顾了经典的资本战争动作。这些都是中美冲突中的可能性。这些举动的现代术语是“制裁”。目的是将敌人从所需的资本中切断，因为没有钱就没有权力。制裁有多种形式，其大类包括金融，经济，外交和军事。在每个类别下都有许多版本和应用程序。截至2019年，美国针对个人，公司和政府实施了约8,000项制裁措施。[7] 我将不深入研究各种版本和目标，因为这太离题了。要知道的主要是美国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制裁手段。最重要的是，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最大，并且拥有世界领先的储备货币。通过阻止金融机构通过威胁与目标实体打交道的财务指示与全球金融市场隔离，防止金融机构与他们进行交易，从而使大多数实体无法从中获得金钱和信贷。这些制裁绝不是完美的或无所不包的，但通常是有效的。
由于金融市场制裁是如此有效，它们自然会导致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其伤害的国家采取措施绕开它们(例如，通过开发替代支付系统)或破坏美国施加制裁的权力他们。例如，俄罗斯和中国都正在遭受这些制裁，而面临更多制裁的风险更大，它们现在都在发展并与对方合作开发替代性支付系统。中国的中央银行将很快成为第一个提出数字货币的主要中央银行，这将使其使用更具吸引力。使中国的货币成为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而以美元为代价所取得的任何进展将需要时间，并且应被视为未来五年中两国关系大脱钩阶段的一部分。
美国的最大力量来自能够印制世界货币(即拥有世界领先的储备货币)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操作能力(例如，对清算系统的影响)。与此相伴而生的是，美国有失去部分这种权力的风险，而中国有能力获得其中一些权力。那是因为购买和持有美元债券的愿望正在减少，原因是：a)外国人投资组合(最重要的是在政府控制的投资组合，例如中央银行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中)中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数额过大基于许多关于储备货币持有量应有的良好长期措施，[8] b)美国政府和美国中央银行正在以惊人的快速步伐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货币的数量，如果没有美联储将其大量货币化，将很难找到足够的需求量，c)持有该债务的财政激励措施没有吸引力，因为美国政府支付的名义收益率和名义实际收益率可忽略不计， d)并且在潜在的战争时期，将债务作为交换手段或作为财富储备持有是比和平时期更不可取。此外，中国持有的约1万亿美元债务(顺便说一下，仅相当于约27万亿美元未偿债务的4%)是相关风险。另外，由于其他国家意识到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也可以针对他们采取，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增加这些资产的其他持有人持有美元债务资产的风险，从而减少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另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在大多数国家之间自由兑换和运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其资金流动实行管制和/或以违背世界利益的方式实施货币政策，这使得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不那么受欢迎。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美元贬值的影响正在累积。同时，美元处于独特的强势地位，因为它被广泛使用，这使得它更有价值，更不容易被取代。
美国正在测试以下限制：a)可以同时产生多少美元计价的货币和债务;b)实际回报下降且为负; c)美元被用作武器(例如，通过资本管制加以限制)，以及d)法定货币体系。我们不知道极限是多少，也无法说到极限。到那时，修复为时已晚。从我对存在这些条件的过去历史极端案例的研究以及对美国货币和债务的当前和即将出现的供求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美联储，债券的购买者正在测试在不破坏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可以从储备货币中挤出多少货币和信贷的限度。从与世界上最有知识的人交谈，包括那些现在正在执行世界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人，以及那些在过去做过的人，没有一个我与之交谈过的一个人，当他出示证据时——即与当前案件相关的历史案例和当前美元计价货币和债务的供求状况——都不同意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领域，并在测试可能的极限。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美元的价值或作为储备货币将大幅贬值。美元和美元债务的情况与利率的情况类似(并与之相关)。如果几年前你问过是否会达到这些极限，即我们的名义和实际值是否为负长期利率，在资本市场上，债务和借款数额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没有实施资本管制来迫使这种情况发生——所有这些知识渊博的人都会说“难以置信”。这是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而且很难弄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持有人和买家债务将接受这笔交易，而不是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其他领域。人们会看到过去的极端情况，当时最大的预算赤字和债务货币化规模如此之大，而利率却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是战争年代，需要政府资本管制，利率目标明确)看看最通货紧缩和最萧条的经济时代，人们永远不会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所以“难以置信”是一个明智的评估，但事实就是如此。
现在，通过观察谁购买了什么原因的物品，我们可以了解原因。但是，这一经验教训与在市场上定期得到的教训是一样的，这就是说，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比人们预期的发生得更多。因此，尽管大多数人，最重要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都同意我们正在测试极限，但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肯定地说美元 将是 很快就会减少作为储备货币。但是，我们可以识别出它出现时的样子，并知道，如果它出现，它可能将无法停止。当债务持有人将资产转移到其他地方时，他们将出售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聪明的债务人将大量借入美元债务，这些债务人将利用廉价的资金来获得更高的回报，而这些举措将要求美联储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a)允许利率上升到不可接受的水平(因为这种上升会严重损害市场和经济)，以及b)印制钞票购买大量债务，这将进一步降低美元和美元的实际价值债务。如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述，它看起来像是经典的货币防御。如该章所述，面对这种选择时，中央银行几乎总是印钞，购买债务并使货币贬值，这变得自我强化，因为所收取的持有货币的利率不足以补偿货币的贬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货币和实际利率达到建立新的国际收支水平的水平为止，这是一种花哨的说法，直到有足够的强迫出售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以及美国人充分抑制购买这些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为止。他们可以用更少的债务来支付。
关于美元，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很好的替代货币来替代它，美国怎么会失去其储备货币地位?”因此，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储备货币资产及其在当前持有的外汇储备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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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和影响其相对吸引力的基本因素，这六种货币被用于这些数量。正如本研究前面的图表所解释和显示的那样，储备货币的使用就像一种语言的使用一样，由于货币的使用不容易改变，所以使用储备货币的根本原因要滞后很多年。目前使用最多的四种储备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是1945年后旧的主要帝国，尽管它们的基本吸引力有限。它们来自G5国家，与G5一样不合时宜。
至于每种货币的基本吸引力：
• 讨论了美元，所以我不再赘述。
• 欧元是一种结构薄弱的货币，这些国家是由货币联盟长期束缚在一起制造的，该货币联盟在大多数问题上高度分散，在经济和军事上处于弱势。
• 日元是一种在国际上没有被非日本人广泛使用的货币，它面临着许多与美元相同的问题，包括债务过多且增长迅速，货币化使其支付的利率不具吸引力。而日本只是一个中等强国，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是领导力量。
• 英镑是一种过时的货币，其基本面相对较弱，而在我们对一国的经济/地缘政治力量的大多数衡量中，该国相对较弱。
• 持有黄金是因为它在最长的时间内表现最好，并且像英镑一样，因为它是从过去的时间(即1971年之前，当时黄金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持有的。黄金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没有之前所说的法定货币被套印的弱点。同时，由于黄金市场规模有限，黄金的规模也有限。
• 人民币是唯一一种被选为储备货币的货币，因为它的基本面，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最大，经济大体上是最大的，它设法使其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以及商品和服务价格相对稳定，而且它的储备和其他优势都很大，而且它没有0%的利率，没有负的实际利率，也没有债务问题的印刷和货币化，尽管它有很多的国内债务需要重组，但它的缺点是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它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自由浮动，它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必须得到更好的发展，它的清算系统还不发达，它还没有建立起世界投资者的信任。
历史表明，每当不希望使用货币时，都会将其出售并贬值，并利用资本寻找其他投资(例如，黄金，白银，股票，房地产等)进行投资，因此一种货币的贬值不需要有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性外汇市场在没有其他货币储备的情况下，它可以看到另一种货币储备的减少。
如果美国不破坏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它们将有可能迅速发展，并与美国的货币和信贷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你不会一次看到所有这些，但是你会看到它在接下来的5-10年中以惊人的快速发展。如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案例所示，发展与事物的自然弧线是一致的。同样，如果中国人继续实行稳健的政策并良好地发展自己的市场，那么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资本市场，人民币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具有重要的增长潜力，因为相对于其基本面而言，投资不足。例如：
• 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国，两者约占全球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的13%，而人民币仅占世界贸易融资的2%，而美元则占50%以上。增加贸易融资在人民币中的比重很容易。
• 尽管中国约占世界GDP的19%[9] (并且其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并拥有约15%的全球股票市值，但在MSCI股票指数及其资产仅占投资组合中外国资产的2%。相比之下，虽然美国总体上占世界GDP的20%，并且增长速度较慢，但它现在在MSCI股票指数中的权重超过50%，在非美国货币中的比重约为48%。我的观点是，中国市场投资不足，因为投资落后于发展，特别是对外国投资者而言。
正如之前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帝国的发展中所解释和显示的那样，世界领先的资本市场以及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世界资本市场中心的发展是每个帝国发展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一步领先的帝国，传统上落后于中国的基本面，就像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上海作为金融中心(以及程度较小的香港和深圳)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一样。
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因此，美国政策制定者似乎有可能再次被迫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选择：a)通过对战争变得更具侵略性(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更具侵略性的资本战争)来破坏这一进化道路;b)接受进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变得相对更强大、更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以牺牲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为代价的挤压，尤其是在未来5-10年我们看到一些早期迹象表明，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限制美国人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并可能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些举措对中国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危害微乎其微，但同时也削弱了美国投资者和美国股票交易所的竞争力，这将支持中国和其他地方交易所的发展。例如，蚂蚁集团选择在香港和上海交易所上市，投资者可以选择投资这些中国交易所，也可以错过这些投资，在那里上市，而不是在其他交易所上市。
军事战争
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会与军事专家交谈，并且我会对此主题进行研究，以便我能沿用所提供的知识。服用或自担风险。
不可能想象下一场大战争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它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这是因为许多武器都是秘密研制出来的，而且自从上次使用最强大的武器并投入使用以来，各种形式的战争中，制造痛苦的创造力和能力都有了极大的增长，比任何人都知道的更多的武器系统。当然，核战争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但我听说生物、网络、化学、太空和其他类型的战争也有同样可怕的前景。其中许多都没有经过测试，因此它们将如何运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头条新闻是：a)美国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地缘政治战争在军事上升级，因为双方都在相互测试对方的极限，b)中国在军事上比美国在军事上更强大东海和南海，因此美国可能会在该地区输掉一场战争，而c)美国在全球和总体上更强大，并且可能“赢得”一场更大的战争，d)尽管一场更大的战争过于复杂，无法想象，因为有大量的未知因素，包括一些其他国家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秘密存在的技术。大多数知情人士都同意的唯一一点是战争将是难以想象的可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a)中国的军事力量改善速度，与其他改善速度一样，非常快，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中;b)未来的发展速度预计会更快，特别是如果其经济和技术进步继续超过美国。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在5-10年内获得广泛的军事优势。
至于潜在的军事冲突地点，台湾，东海和南海以及朝鲜是最大的热点，而印度和越南则是第二大热点(原因我将不赘述)。
就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场大热战而言，它将包括所有上述类型的战争，再加上最大程度地进行的战争，因为在为生存而战中，每一种战争都会像历史上其他国家那样，向对方倾尽所有，所以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致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致命得多，因为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可以互相伤害。
在考虑战争的时机时，我牢记一个原则当国家内部出现大混乱时，这是敌对国家积极利用其弱点的有利时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国家面临萧条和冲突的挑战时，日本采取了控制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行动，历史也告诉我们这一点当出现领导层过渡和/或领导力能力薄弱，同时出现重大内部冲突时，应认为敌人采取进攻行动的风险会增加。但是，中国更希望这一些晚些来临(例如，5-10年后，中国可能会更加自给自足和更加强大后，形势改善后再进行战争不迟)，而美国可能会更加希望早日发动战争。
我现在要添加其他两种类型的战争：1)文化战争，它将推动双方如何处理这些情况，包括他们宁愿死而不愿放弃的条件;2)与自己的战争，这它将决定我们的有效性，这将导致我们在我们之前探索的关键方式上的强弱。
文化战争
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是决定他们将如何处理共同面临的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将是决定他们如何相处的最大因素。美国人和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如何相处，这决定了他们在解决我们刚刚探讨过的冲突时将如何处理对方。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将为之奋斗并为之奋斗，因此，如果我们要和平解决分歧，双方就必须理解这些是什么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它们。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迫使其领导人和社会自上而下地做出大多数决定，要求高水平的文明，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发挥其作用，孝敬等级制度中的上级，他们还追求“以德治国”“无产阶级”，通俗地说，生产力创造的机会和成果的利益是广泛分配的。相反，美国文化迫使其领导人自下而上管理国家，要求高度的个人自由，偏爱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崇尚革命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他们所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类型。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差异中的大多数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明显。相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拥有的共同信念而言，它们通常并不十分重要，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有着众多的共同信仰，而且这些信仰并不是所有中国人或所有美国人都持有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得很自在，反之亦然例如，中国人在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其他领域的治理体系更像西方的民主制度这些文化差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件事，在发生重大冲突的时候，它们是决定双方是战斗还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定性分歧。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挑战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理解和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不允许对方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虽然两国的开放增加了两国之间的互动，两国日益共享的做法(例如，产生相似愿望、产品和结果的类似经济自由)使两国的环境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似，在方法上的差异仍然是显著的，它们经常反映在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互动，以及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在领导人到政策制定者的层面这些文化差异中有些是很小的，有些则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人会为之奋战至死、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不自由毋宁死”，而个人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像集体稳定那么重要。
这些差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差异上，比如说，中国政府更像家长，规定孩子玩什么样的电子游戏，每天可以玩多少小时，而在美国，他们不受政府监管，因为这被认为是父母个人的决定。有人可能会争论这两种方法的优点。中国的等级文化使得中国人很自然地接受政府的指示，而美国的非等级文化则让他们这样做对于美国人来说，在是否这样做的问题上与他们的政府抗争是可以接受的。同样不同的文化倾向影响着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被告知他们必须戴上面具来回应COVID-19的反应，这导致了二级后果，因为中国人遵守指令，而美国人不遵守——案件数量、死亡人数、经济影响等等。这些文化决定的处理方式差异影响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许多事情的不同反应，如信息隐私、言论自由，自由媒体，等等-这些加起来有很多不同的运作方式。
虽然这些不同的文化处理方式有利弊，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它们，但我确实想了解一下这一点使美国人成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差异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不是美国人换言之，人们不能指望中国人放弃他们深信的人们相处的正确和错误的方式。鉴于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记录及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中国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可能性，不比美国人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机会多试图迫使中国人和他们的制度更加美国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对他们最基本的信仰的征服，他们将为保护这些信仰而战斗到底。为了和平共处，美国人必须明白，中国人相信他们的价值观和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法是最好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美国价值观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
例如，人们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选择领导人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有能力，明智的领导人做出选择比让普通民众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做出选择更可取，因为他们认为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和能力都较低。大多数人认为，一般民众会根据自己的心血来潮和那些寻求当选的人会给予什么来选择领导人他们是为了购买他们的支持，而不是什么对他们最好的，例如，一般的投票人群会选择那些会给他们更多钱的人，而不在乎钱从哪里来。而且，他们相信柏拉图所相信的，就像在几千年来从民主政体转变为专制政体的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那样(最近发生在1930-45年期间)民主国家在非常糟糕的时期很容易陷入功能失调的无政府状态，而人们却为应该做什么而争吵，而不是支持强者，他们还相信，他们的领导人选拔制度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多代人的战略决策，因为任何一位领导人的任期都只是沿着这条发展路线前进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10]他们认为，对集体最有利，对国家最有利，最能由高层决定，他们的治理体系更像是大公司特别是多代公司的典型治理方式，因此，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制度遵循这种做法的基本原理，也很难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民主决策过程的挑战;我只是想说明双方都有争论，帮助美国人和中国人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明白，选择是在a)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对方做各自认为最好的事情的权利和b)让中国人和美国人战斗为了他们认为不可妥协的东西而死。
就两个国家的经济历史和经济手段而言，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历史和经济手段的不同，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历史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导致的，穷人、财富再分配等)，中国人称之为共产主义;2)典型的权利(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化，无论谁在制度上取得成功，以及更为有限的财富再分配)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存在，并且在所有社会都有波动，尤其是在中国，所以说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左倾还是右倾是不对的。在其有限的历史中，美国人的偏好也存在着类似的波动。我怀疑，如果美国历史更长，我们会看到更大的波动，就像我们在欧洲看到的历史悠久一样，因此，我们应该考虑更大范围的波动。基于这些原因，这些“左”与“右”的倾向似乎比核心价值观正在演变的趋势更大的周期性波动。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波动现在正在两国发生，所以说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右翼”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欢迎，反之亦然，与此相反，中国人自上而下的文化倾向和自下而上的、不分等级的文化倾向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政治制度中，美国人自下而上/不分等级的文化倾向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身上至于哪种方法最有效，最终会胜出，我将把它留给其他人来讨论，希望没有偏见，不过我要指出，大多数有见识的历史观察家都得出结论，认为这两种制度都不总是好是坏什么是最有效的取决于a)环境和b)人们使用这些系统的方式是不同的。没有一个系统可以持续地运行良好，事实上所有系统都会崩溃，如果a)系统中的个人对它的尊重不超过他们个人想要的;b)系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时代而不被破坏。
因此，现在，当我们想象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如何应对共同的挑战，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在这个共同的星球上发展，我试着想象他们强烈的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宁愿为之牺牲也不愿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将引导他们走向何方。
例如，大多数美国人和大多数西方人都会为a)拥有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能力而战斗到底;b)他们所在的组织没有权利和能力来阻止这种权利。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看重a)对权威的尊重，这体现在当事人的权力上，(b)要求集体组织对集体中个人的行为负责的责任。最近发生的这种文化冲突的例子发生在2019年10月，休斯敦火箭队(Daryl Morey)的总经理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图片，表示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运动很快就撤下了自己的微博，并解释说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球队的观点或NBA的观点，莫雷随后遭到美国方面(即媒体、政界人士和民众)的攻击，因为他们没有站出来支持言论自由，也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攻击，中国方面追究全联盟的责任，并对其进行处罚，从中国国家电视台撤下所有NBA比赛，从网上商店拉NBA商品销售，并要求联盟解雇莫雷，因为他表达了批评的政治观点。这种文化冲突的产生是因为言论自由对美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美国人认为个人所属的组织不应因个人的行为而受到惩罚。而中国人则认为这种有害的攻击需要受到惩罚，而个人所属的群体应该为其中的个人行为负责。人们可以想象，由于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存在差异，在更大的情况下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举个例子，中国人在上位的时候，往往希望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让处于从属地位的党知道自己处于从属地位，服从，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中国领导的文化倾向/作风，他们也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例如，当康涅狄格州州长在第一波COVID-19疾病和死亡的大浪潮中急于获得个人防护设备，却无法从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来源获得，我向我的中国朋友寻求帮助，他们提供了所需的，这是中国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很难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国的文化差异，但他们中的许多国家都很难达成共识走开。
我想最主要的是要认识到和接受中美两国的价值观不同，会为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美国人可能不喜欢中国人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中国人可能不喜欢美国人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因此，问题是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是应该与中国人战斗，把他们认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强加给他们，反之亦然，还是应该同意不干涉对方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a)强迫其他国家的人做他们强烈认为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太困难、不恰当，而且可能是不可能的;b)归根结底，美国有能力把事情强加给中国人，而中国能够把事情强加给美国，这将是我们亲戚的一个功能权力。
在思考我们可能达成一致的实际原则时，我想知道美国人、中国人和你我是否能就那些真实的原则达成一致(抛开我们是否希望这些原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够，这将有助于确定我们期望的前进道路。
•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的立场，而一个人的权力决定了自己的地位。如果有人质疑谁有什么权力，就会有一场冲突来解决这个问题。理想的情况是没有激烈的战争，但当不清楚和重要的时候，它通常不会和平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会弄清楚谁拥有什么权力，所以如果那些权力较小的人知道他们的权力较小，他们就应该溜进从属地位，这样权力和地位的改变就不会发生战斗，如果他们拒绝进入在从属地位上，会有争斗和对弱者的痛苦的打败，这就是权力交接如此痛苦的原因。
• 国际关系中唯一真正的规则是没有规则，这是因为国际上没有相互商定的法律，没有警察，没有法院，没有法官，没有其他的规则可以用来判断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惩罚那些不公平的，比个人力量更强大的人，最重要的是你是赢还是输。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当英国人排成一排准备战斗，美国革命者从树后向他们开枪，英国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革命党人获胜，认为英国人愚蠢，新兴的美国人做了正确的事。这就是事实。所以我们能不能同意，我们的领导人和我们应该停止抱怨对方的不公平行为，而应该专注于聪明地玩游戏来处理发生的事情?
•在那些最愚蠢的事情中，赢得金钱比失去生命更重要
•在国际关系中，除了那些最有权势的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规则外，没有其他规则(例如，关于战争中道德的规则)，但有不同的方法更有可能导致更好的结果。例如，有些方法更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双赢结果，有些方法更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双输结果，而那些更有可能导致双赢结果的方法则更好。为了获得更多的双赢结果，我们需要在考虑到对另一方和自己要知道如何交易这些好。[11], [12]
• 我太容易陷入愚蠢的战争(即，比任何理智的人都认为值得的战争)更容易陷入愚蠢的战争中，因为a)囚徒困境，b)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c)权力下降的代价，以及d)决策必须迅速时存在的误解。关于囚徒困境，想象一下，你面对的是一个既能与你合作，也能杀死你的人，你既可以与他们合作，也可以杀死他们，但你们都不确定对方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即使在对方杀了对方也是最重要的，但你也要知道自己是最重要的，尽管你知道在你杀死他们之前先杀了你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通常会陷入的情况;他们需要有办法确保对方没有办法杀死他们，以免走上试图先杀死他们的道路。愚蠢战争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要求每一方升级或失去敌人在最后一步行动中捕获的，并被认为是软弱。为了和平的胜利，双方都必须避免这些。与此相关的是，衰落的帝国倾向于与崛起的帝国作战，这是因为作战/撤退的计算往往会导致一个人更倾向于战斗，而不是仅仅根据预期的结果来进行战斗，因为撤退就是失败例如，尽管美国为保卫台湾而战似乎不合逻辑(例如，如果美国有70%的可能会失败)，如果美国不为盟友而战并赢得胜利，那么，如果中国不支持美国，那么如果美国不为其盟友而战并赢得胜利，那么这些国家的地位和权力就会大打折扣。此外，这样的失败会让领导人在本国民众面前显得软弱，从而失去他们继续执政所需的政治支持。当然，还有，当冲突迅速发生时，由于误解而造成的误判是危险的。所有这些动态都会产生对战争加速的强大吸引力，尽管这种相互毁灭的战争比以更和平的方式合作和竞争要糟糕得多。
•激怒人们的不真实和情绪化的诉求增加了愚蠢战争的危险，所以最好是a)让领导人如实、深思熟虑地解释形势以及他们如何应对(这在一个民众意见很重要的民主政体中尤其重要)或b)选出最好的领导人最糟糕的是，让领导人在与民众打交道时不诚实、情绪化。当民众被激怒并想打仗时，战争的风险就会超出逻辑范围。政治领导人通常会激怒民众，以获得政治支持。因为负面情绪需要时间来扭转，它可能会增加战争的危险。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发生，例如，在皮尤最近的一项调查中，7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73%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在中国促进人权，50%的人认为美国应该“让中国对它在COVID-19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负责”。[13]虽然我没有对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民意调查，但很多人告诉我，美国的情况已经恶化了，只要这些人要求加快冲突的速度，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打仗和赢得战争的最聪明的方法是在竞争中战胜对手，以便有实力与他们谈判。我们是否可以同意，a)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体制和能力的竞争中，b)双方不可避免地会遵循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体制，c)美国人在权力上稍有领先，但这种领先地位正在缩小，而且他们的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因素(如17我在第1章中指出，更重要的是，即使是人口较少的帝国，如果他们管理好自己，也会成为世界领先的强国?这一切都意味着，坚强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自己。
我们自己的战争
这使我想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后一场也是最重要的战争。
与我们自己的战争：敌人就是我们
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我们最能控制自己的强弱。因为很清楚是什么让国家强弱，而且这些强弱是可以衡量的，很容易看出每个国家的情况。第一章列出了这些因素，并用17个指数衡量。我将在这里简要回顾一下。然后在最后一章“未来”我将展示大多数国家的这些指数，并探讨其领先指标，以便我们对未来作出预测。
建立一个伟大帝国最重要的东西是：
• …足够强大和有能力为成功提供基本要素的领导能力,其中包括…
• …良好的教育我所说的强教育不仅仅指传授知识和技能，我还指教…
• …坚强的性格、礼貌和强烈的职业道德在家庭和学校里都有人教，这会提高礼貌，反映在诸如…
• …低腐败以及高度尊重规则，例如法治
•人们能够很好地一起工作，团结在一个共同的观点下，他们应该如何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当人们有知识、技能、良好的品行、有礼貌地一起工作时，还有…
• …良好的资源配置系统，这一点通过…
• …对最好的全球思维持开放态度,国家拥有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这会导致他们获得…
• …增强全球市场竞争力，带来的收入大于开支，这导致他们…
• …收入增长强劲，这样他们就可以
• …增加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教育系统和研发，这导致他们…
• …快速增长的生产力(每小时工作更具价值的产出)。提高生产力是增加财富和生产能力的手段。当他们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时，他们可以成为…
• …新技术 这些新技术对商业和军事都是有价值的。随着国家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具竞争力，它们自然会获得…
• …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这要求他们有…
• …强大的军队为了保护他们的贸易路线并影响那些对他们有重要意义的人…
• …强大、广泛使用的货币、股票和信贷市场自然，那些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货币被更多地用作首选的全球交换媒介和财富的首选储藏库，这导致他们的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并建立了
• …至少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吸引和分配资本，扩大全球贸易
正是通过在这些方面的相互加强和坚定不移的改进，各国才得以崛起并保持其实力
同时，这些优势的获得往往会播下周期性衰退的种子，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表现为…
• …竞争力下降因为…
• …成功和富有会让一个人被新兴竞争对手模仿导致…
• …不那么努力地工作，更悠闲地从事更少的生产活动尤其是…
• …新一代、不那么坚强的一代人从那些必须变得更强大、更努力工作以获得成功的人手中接过了缰绳，而且，成为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全球强国也会导致一个…
• …有储备货币的，这给了一个…
• …能借更多钱的“过高的特权”，这导致…
• …欠外国人的债越来越深它维持着他们超越基本面的力量，为维持帝国所需的国内过度消费以及军事和战争开支提供资金。当最富有的人通过向最贫穷的人借款而负债时，这是相对财富转移的一个非常早期的迹象
•债务和资本市场融资的经济成功既导致了金融泡沫，也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差距因为人们从中受益过多所以…
• …当经济压力很大时，贫富之间的冲突会更大，先是逐渐加剧，然后逐渐加剧，这导致…
• ……政治极端主义加剧，即左派(寻求重新分配财富的人，例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和右派(寻求将财富保持在富人手中的人，例如资本家)的民粹主义-这导致…
• ……富人担心他们的钱将被带走和/或受到敌对对待，这导致他们将钱和自己转移到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资产和/或货币中，如果允许的话，继续导致…
• ……相对于支出需求减少税收，这导致……
• ……更大的赤字和不断上升的税率，导致……
• ……在那些被征税，花钱和提供工作的人要离开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强化的空心化过程。导致…
• ……减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这使状况恶化，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进一步提高了税率和赤字，造成了更多的空心化。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央行为了尽可能刺激债务增长而压低利率，央行失去了用硬通货刺激债务和经济增长的能力所以…
• …当经济衰退时，a)更多的内部争夺货币，b)更多的中央银行印钞，最终使货币贬值。
•因为维持帝国的军费比维持帝国的财政收入要大得多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国家在财政上的主导地位，削弱了它在国外的势力。
•这些破坏性的条件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力，从而缩小了经济蛋糕，并引发了关于如何更好地分配日益萎缩的资源的更多冲突，这导致了更多的内部冲突，越来越多地导致双方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之间的争斗，他们想要控制局面以实现秩序。这是民主受到专制制度最大挑战的时候
•一个正在崛起的竞争性国家通常会获得足够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以便在其疲软时期挑战现有的主导力量。在国际上，新兴国家A)更有效地竞争，以赢得市场和领土影响;b)填补撤退国留下的空白
•其他外部冲击，如自然行为(例如，瘟疫、干旱或洪水)可能发生在脆弱性时期，一旦发生，就会增加自我强化的螺旋式下降的风险。
中美两国的内部战争和挑战比外部战争和挑战更为重要和更大。其中包括国家领导人内部和各级政府之间的政治战争，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例如，富人和穷人，农村和城市，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战争，民族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幸运的是，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是可以测量的，这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做得如何，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做出改变，使这些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我们会得到我们应得的。正如丘吉尔对英国人民说的：“值得胜利!”
在本书的下一章“内部秩序”中，我们将探讨国家内部秩序的形成和丧失的模式和过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试图展望未来。以下图表显示了我们对美国和中国八大最重要大国的指数。它们你自己说吧。我会每年更新一次，这样你就能看到事情的发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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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例如，尽管我一直拥有并保留着在桥水(Bridgewater)专制地做出决策的所有权，但我选择不使用这种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我创建并运行了一个理念-精英体系(在《原则》中对此进行了描述 )。在保持极高的标准的同时，我也选择对与我共事的人更加慷慨，因为我知道，这样做会产生我们所经历的令人惊叹的关系和结果，这比我更有力地运用我的“硬实力”要好得多。因此，重要的是要记住，良好的人际关系给予一个人巨大的力量，它们本身就是极好的回报。对个人和集体来说，没有什么比那些关心彼此、愿意付出一切的有能力的人的合作更强大和更有回报的了。
[2]建立自给自足的主要计划以“双循环”为名
[3]https://www.cnbc.com/2019/02/28/1-in-5-companies-say-china-stee-their-ip-within-the-last-year-cnbc.html
[4]人们普遍认为，“政权更迭”是美国管理世界秩序的常用手段。
[5]这番话是特别针对台湾统一问题发表的。
[6]脱钩虽然是必要的，但很难实现，而且会导致效率大幅降低。一位知识渊博的认识将其描述为条块分割而非基础广泛的脱钩，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7]参见：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9/05/why-united-states-uses-announces-so-much/588625/
[8]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所占的份额很大，这与a)国际投资者为平衡其投资组合而持有的资产配置比例，b)适合于满足贸易和资本流动资金需求的储备货币持有量，c)美国债务市场资本化的相对规模对于其他市场的资本化，以及d)美国经济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规模和重要性。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现在不成比例地庞大，因为美元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这使得它被视为比实际更安全的资产，而且，由于美元借款规模过大，现在，负责确定其在不同市场的持股比例的人，大多不倾向于根据将要出售的美国债券的数额增加股份，事实上，他们正在考虑减少在美国持有的股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需要美联储进行更大规模的购买。
[9]平价调整后的购买力。
[10]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解决美国政策和方向缺乏连续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他们选择代表哪些人来代表美国公众，这似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转变。
[11]举一个过于简单的双赢方法的例子，如果每个国家选出他们想得到或希望受到保护的前十项，，并在这些东西上加上100分来表达他们有多想要这些东西，他们就可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交易。例如，我预计，在中国的清单上，最重要的将是与台湾的统一，事实上，他们会为此而开战。我无法想象，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的清单上几乎是同样的高，而美国的清单上的东西会非常高，所以他们应该愿意用它来交换，让双方都高兴。
[12]虽然这听起来很幼稚，但我希望能够利用深思熟虑的分歧的力量来处理美中战争。例如，我想象如果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能够公开发表一系列深思熟虑的分歧，比如总统辩论，那将是多么美妙啊，我相信，这将使我们更加了解，更有同情心，并增加和平解决的机会。
[13]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7/30/americans-fault-china-for-its-role-in-the-spread-of-covid-19/
来源时间：2020/9/30 发布时间：2020/9/27
旧文章ID：2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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