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宗  来源：观察者网

编者按：9月10日，恒隆集团发布了2020年的中期报告，其中有一篇“董事长致股东函”。陈启宗先生在文中不仅介绍了恒隆集团今年的营业情况，还指出并分析了国际局势与香港的现状。在他看来，香港回归后的二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政府对香港多有优待，但香港的教育界很大程度被所谓的反政府泛民主派主导。他们巧妙而蓄意地将年轻一代洗脑，令青少年反对北京，并宣扬分离香港和祖国的思想。

去年反修例风波开始后，观察者网总编辑金仲伟曾前往香港，在恒隆集团总部采访了陈启宗先生。当时他指出香港一部分人“从回归第一天开始，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时隔一年，随着《香港国安法》的通过，陈启宗先生也对香港未来充满希望，期待此法能够扭转社会气氛，让香港有机会回归理性，重上正途。观察者网以《陈启宗：现今世界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危险》为名刊载此函，略有删改，供读者参考。

业务回顾

本人在六个月前的致股东函中，提到我们正面对两大威胁——香港社会动荡及中美关系恶化。如今，我们有第三大威胁：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上述威胁严重影响我们的业务，本人认为有必要在此函用大部分的篇幅来讨论有关情况，希望股东能对我们业务所在的宏观环境有确切的了解。要面对其中一种已经够困难了，更何况三者同时发生。

请容本人先简要地概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当香港街头恢复平静，部分是由于疫情带来的威胁，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香港颁布《香港国安法》。虽然本人认为这对香港来说是必要的举措，但随之确实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本来已经恶劣的中美关系已到了危急关头。至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这确实是个难题，但不是新问题。2003年，我们经历了“沙士”(SARS)，但其对经济的影响远比现在的疫情小。上述三大威胁都在影响我们的业务：香港业务受三者打击，而内地业务则从中受益。

这三项重大事件为何会打击我们的香港业务不难理解，但为何我们在内地的业务反而从中受益呢?毕竟，其中两者(不计影响只限本地的香港骚乱)一直困扰并将继续困扰全球。疫情令内地民众的海外奢侈品消费全部回流，以往他们购买奢侈品的交易中，在境内进行的不足30%。本来他们要在境外购买奢侈品，香港是最近、最方便的地方，但香港骚乱发生后，情况已不再如前。最后，中美关系恶化，中国会比以往更锐意推动其本地市场增长，包括个人消费。

请容本人再阐述一下对这三大威胁的看法，以及其对我们业务已造成的影响。更详细的讨论可参阅本函下一节——展望。

人类从前也经历过大流行病。过去几时年中，每隔数年便有疫症在世界某角落出现。其中有些像目前的2019冠状病毒病般，部分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病毒却在不知不觉间散播开去。2019冠状病毒病不算特别致命，感染者的死亡率约为4%。根据已公布的数据，2003年SARS的死亡率为10%，而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则为35%。埃博拉病毒自1976年便一直与人类共存，感染者中有半数因之死去。

然而，与过去任何一次疫情比较，2019冠状病毒将会更大程度上改变世界。上一次全球大流行病是2009年的猪流感(H1N1甲型流感)，首先在美国发现，扩散到逾214个国家和地区。虽然到目前为止以感染人数来说，当年的猪流感远比2019冠状病毒病多，但后者的死亡人数几乎是前者的三倍。这次，更多国家采取了严厉的防疫措施，例如全面或局部封城，所以全球有更多人感受到痛楚。H1N1甲型流感大流行时情况并非如此，所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要小得多;但这次国际交通往来几乎完全停顿。美国是现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在第二季度的跌幅为73年来最大。全球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幸免。

此外，这次疫情刚好遇上近年“去全球化”的势头，因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大大加速了这发展趋势。美国利用疫情作借口，加剧了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因而加速回到冷战时期。经济脱钩会令全球供应链重组。这一切都与中美关系恶化息息相关，是上述三项影响我们业务的重大事件中的第二项。

短期内，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我们各地的零售租赁业务不利。租户大多数产品的销售额已大幅下降，售卖食品杂货等日用必需品的除外。在香港，疫情带来的影响比2019年的街头骚乱更为严重。幸而，尽管有些病毒可能会像埃博拉病毒一样于数年后重临，但流行病与疫症终究会消失。一旦病毒消失，业务会迅速恢复。有时，“报复式消费”甚或会令某些业务回到从前水平。因此，这类公共卫生威胁的负面影响预计会是短暂的。

即使香港的街头骚乱影响了所有零售业务，但对某些业务的打击更大。我们的物业虽然也受到影响，但影响并非最严重。社会动荡至少在三方面令零售商蒙受损失：第一，许多香港市民如非必要都不敢离家;第二，这些暴徒破坏了某些商店及设施;第三，内地旅客不再访港，这是最严重且具有长远影响的。香港实在有太多针对普通话人士(例如从内地来的)的仇恨行为。

香港警队站在维护法治的第一线，但是遭到暴徒疯狂袭击(图源：大公网)

2018年，访港旅客总数超过6500万人次，其中约80%来自中国内地。去年的数字主要因社会动荡而下跌逾14%。一般下半年的旅客人数会较多，而所有有跌幅记录的月份都在下半年。在六个月的骚乱期间，与2018年同期相比，访港旅客减少近40%，而与这相比，今年上半年因疫情关系，旅客减少了90%。2019年受社会动荡影响的六个月，香港零售销售额按年下跌20%。今年，疫情令销售额较2019年下跌约三分之一。

今年2月和3月的两个月，内地的情况一样差。我们的九个购物商场中，有两个跟城中其他店铺一样，被地方政府勒令停业，只有售卖日用杂货的(如有的话)除外。天津恒隆广场关闭了36天，至3月11日才重开;无锡恒隆广场在2月也停业了13天。这些影响已反映在我们的业绩上。然而，无锡恒隆广场的零售销售额在过去六个月仍取得13%的增长，可见自4月起复苏强劲，本人会在本文稍后就此详述。

正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措施，病毒的传播很快便受控。至4月，我们在上海的购物商场的零售销售额已超越去年同期。假如把我们把昆明的新购物商场的零售销售额计算在内，上海以外的购物商场的销售总额与去年同期相若;即使不把其计算在内，差不多6月的时候，销售总额也几乎与去年同期相同。

在第二季度，或时至近日，各地购物商场的表现不一。我们的次高端购物商场——沈阳皇城恒隆广场、天津恒隆广场和济南恒隆广场——正在缓缓恢复，但高端购物商场的表现已经遥遥领先，包括上海恒隆广场、上海港汇恒隆广场、无锡恒隆广场、昆明恒隆广场，和某程度上算得上的沈阳市府恒隆广场。在第一季度，次高端购物商场组别的零售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近50%;在第二季度，零售销售额下降20%，虽然有大幅改善，但仍未完全恢复过来。另一方面，高端购物商场组别首三个月的零售销售额跌幅少于25%;在第二季度，若撇除取得7%增长的沈阳市府恒隆广场，零售销售额平均飙升50%。

其中两个物业目前状态独特，值得在此一提。大连恒隆广场正从四星级购物商场升级至五星级，这可从其近期表现中反映，正好介乎我们的次高端购物商场与高端购物商场之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38%，但第二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仅跌16%。两家顶级品牌已于今年进驻，另有九家已签约，将于明年开业。明年下半年，大连恒隆广场将会是市内第一大高端购物商场。

这是我们2009年购置土地时的发展策略，惟物业于2015年开业时，经济正深陷熊市，奢侈品牌的总部均不允许分店搬迁，我们只好按兵不动，暂作次高端购物商场。当市场于2018年年初回暖，我们随即向顶级品牌招手。由于我们硬件优越，购物商场现时正在转型升级。无锡恒隆广场则更早一点朝这方向发展。本人预期我们的组合里会有更多购物商场转型升级。

昆明恒隆广场于2019年8月开幕，因此并无同比数据。简而言之，该购物商场已是市内独一无二的Home to Luxury。去年，购物商场只有四家顶级品牌，现已达至17家，并已全数开业，年底前将再有四家进驻。值得注意的是，13家奢侈品牌于今年上半年开业时正值疫情肆虐期间。

国际顶级奢侈品牌几乎全部来自欧洲，这些品牌都强烈意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因此各大品牌都再次迅速扩充。就大多数一线及二线品牌而言，中国市场已占其全球销售额约30%至40%，该数字很可能会继续上升。这些品牌希望在繁荣的城市里，进驻最佳的购物商场，占据优质的铺位。正因如此，我们与他们建立业主与租户的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我们的策略与购物商场是他们的不二之选。

这就是为何尽管疫情肆虐，今年我们仍然取得丰硕成绩。计及去年和明年，我们已经与多家国际顶级奢侈品牌签订或将会签订超过70宗租约。大多数计划年内开业的商户现时已经进驻，然而今年仅仅过了一半。这个数字还未包括数家仍在磋商的商户，而本人当然希望其中大部分会于未来12个月内签约。

迄今为止，在我们的物业中，受益最大的是昆明恒隆广场，其次是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大连恒隆广场、无锡恒隆广场，以及还未开幕的武汉恒隆广场。那些尚未落实的租约主要是与武汉恒隆广场相关，此项目预期将于第四季度竣工，并会于2021年上半年开业。

现在让本人转而讨论影响我们业务的三项重大事件中的第二项——中美关系恶化。本人在下一节会进一步阐述，但简而言之，就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速度比本人预期的要快得多。这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一样，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影响远及至少未来一两代人。此外，本人怀疑，即使11月美国民主党入主白宫，局势会否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关系恶化不可能严重损害香港的经济，因为第三项重大事件(去年的社会动荡及其余波)已经令香港经济严重受损，本人将在本文稍后再谈。美国的离谱行径可令香港的情况变得更糟，但对美国利益的伤害可能更大。华府必须谨慎行事。

如本人早前所说，中美关系风雨如磐，也许对我们的内地零售租赁业务相当有利。当如贸易等外部经济联系有实际及潜在问题时，内地庞大的本地市场必须扩大并提高效率，这对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关键。本地消费必须扩大，相关系统也必须进一步完善。从个人层面看，大部分主要西方国家不再欢迎内地消费者，他们便会留在本地购买奢侈品。这些对我们的业务都有利。

第三项亦是最后一项影响我们营运的重大事件是始于2019年6月的香港街头暴力，事件一直持续至今年1月底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为止。六个月前，在本集团主要附属公司恒隆地产有限公司(恒隆地产)之年终致股东函中，本人已就此详尽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事件其后的重大发展是北京为香港制定《香港国安法》。

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23年，北京在实施《基本法》这部管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上，一直过于宽松，加上香港及北京的某些失误，使得有外国势力支持的少数激进派找到机会在香港制造事端。最终，情况已经发展到香港变得难以管治。反对派甚至公开宣称其计划是要摧毁香港，从而损害北京，这也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港独”思潮已植根香港，这座城市已成为北京的最大忧虑——一个试图推翻中国政权的基地。

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香港应自行立法制定自己的国家安全法。碍于反对派，香港在这23年无法自行立法，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做到。事实上，本地政治氛围已恶化得令香港无法管治，而这正是反对派想要的结果。他们的目标可能并非要损害经济，但这个结果是避免不了的。

接着是去年的街头骚乱，这无疑获外部势力支持。骚乱是随着2014年“占领中环”行动而来的，但更加暴力。香港政府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但情况已完全超出其能力范围。例如，去年秋季骚乱最激烈之时，香港警队已处于崩溃边缘。这个局面需要改变。

请容本人在此稍为岔开，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香港局势是如何变得如此严重失控?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反对香港政府、抗衡中央政府的行为几乎无需付出代价，反而得益不少。

23年来，北京处理香港事务时过于温和。每当反对者步步进迫，北京几乎总会让步;还有善意的不干预政策。例如，当有人不遵守或公然违反立法机关(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北京不发一言。当暴徒与警察冲突，香港司法机关总是从宽处理。坦白说，情况已变得荒谬。反政府的行动获外国势力壮胆，受由西方主导的媒体鼓吹，必然可赢得本地及国际关注。甚至在金钱方面，许多人玩政治把戏比做他们以往的工作可赚取更多，何乐而不为呢?他们的行径越极端，获得的利益就越大。这就是香港过去23年的历史。

然后北京就颁布了《香港国安法》。过去一年多，华府公开宣称中国为它的头号敌人。从前，北京处理香港事务时都会格外谨慎，以免不必要地惹怒美国。现在，这种克制已经不再是北京最重视的了，《香港国安法》随之面世。此举震惊香港，尤其是反对派。

此事就连不反对北京的阵营也不知如何反应。正如本人早前撰述，1997年以前，英国殖民宗主成功在香港孕育了一群缺乏国民身份认同的中国人。过去23年，无论是北京抑或是香港，都没有做任何事以纠正这种情况，换来的是一群缺乏国家情怀的人，这些人自然不在意国家安全的需要。他们上一次考虑过国家安全也许是在2003年，当时他们反对二十三条并上街抗议。难怪近月社会上有关《香港国安法》的讨论都颇为荒谬，无知显而易见。

西方尤其美国的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数个国家已经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这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美国现在已向中国全面宣战。香港这颗棋子方便好用，所以香港任何被美国视为对其不利的改变，都不会受欢迎。换句话说，外部势力正在利用香港对付北京。第二，《香港国安法》必然会限制外国在香港的秘密活动。毕竟，这些活动活跃于香港至少已有一个世纪。可以肯定地假设，最近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的国家，从前在香港的活动定必非常活跃。

部分外国势力可能事前已告诫他们在香港的反政府“朋友”。《香港国安法》颁布后，有反对派阵营的成员马上开始退下来，《香港国安法》明显在他们意料之外。过去23年，他们一直在香港非常活跃，这是个不受任何国家安全法律规管的地方，世上罕见。同时，他们有种错觉，认为北京会避免与美国冲突，所以只要他们靠拢美国，就会成功。现在，他们被本来为他们撑腰的美国抛弃了。美国把中国逼得太紧，耗尽了中国对美国仅余的容忍，再加上反对派在香港步步进迫，迫使北京走这一步。

今年6月，在《香港国安法》公布之前“乱港四人帮”之一的李柱铭突然改口，表示自己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捍卫者(图源：《环球时报》)

最后得到的，就是各方皆输的局面。中国现在拥有的是一个经济受损的香港。所有香港人都受苦，并会继续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很多反对派会被卷入法网，有些人要逃亡，回不了香港，要回来就得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对西方国家而言，在《香港国安法》下，他们失去了香港这个让他们对中国兴风作浪的地方。

反对派的领袖全都是成年人，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有13至15岁的青少年因去年骚乱时所做的行为而被检控。他们不少向警察投掷汽油弹，有些则藏有攻击性武器。是什么让这些青少年如此愤怒?是谁煽动他们?那些恶意利用这些青少年心智的成人，毁了他们的前途，难道不应该负责吗?那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不为道德所容的。

《香港国安法》将如何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至少目前看来，该法的本意似乎达到了，街头总算平静下来。然而，恐怕我们的经济已千疮百孔，要恢复不是一件易事。“东方之珠”的光芒现已差不多消逝。乐见香港落得如此田地的是伪善的英国人。1997年前，在英国铁腕管治之下，香港发展蓬勃。现在的北京，远比这前殖民宗主温和，却给世界不能好好管治香港的印象。虽然当时英国以铁腕管治香港，但其余的西方世界成员皆视之为盟友;反之他们却视中国为敌人。美国当时对英国在港的铁腕政策没吭一声，但现在却对北京所做的几乎都加以指摘。

与香港其他的购物商场业主一样，我们的零售租赁业务遭受打击，可能需要10年才能使租金回到2018年的水平。毕竟，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我们花了11年，直至2007年租金才回复到1996年的水平。当时我们的经济量受损，但这次是量及质皆受伤害。

对我们而言，眼前的危机尚有一丝曙光。内地人在香港购买奢侈品的好景不再，但我们在香港并没有这类店铺。由于疫情的关系，内地人要购买奢侈品只能在内地，我们在内地的许多购物商场必然会因而受惠。值得庆幸的是，过去近20年，我们都没有扩充香港的租赁物业组合。反之自2005年起，我们几乎只投资内地，而且态度进取，尤其集中于高端购物商场。在现时的情势下，最有利的正是这个市场。

请让本人转而谈谈我们的业务表现。虽然我们内地各购物商场的客流量仍比去年同月低，但租户的奢侈品销售额已带头猛增，其他商品的销售额复苏则仍然落后。这个差异的合理因由，本人已于恒隆地产的致股东函内详述。最终，所有零售物业的客流量都会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有些日常必需品的销售可能从此转至电子商贸。至于五星级购物商场里售卖的高价商品，正如本人过往所详述，转向电子商贸这情况不大可能会发生。

过去六个月，我们零售物业的表现有两个差异：一是香港与内地，二是内地的高端购物商场与次高端购物商场。各处的办公楼均表现疲弱，但至今仍然可控。

在香港和内地，我们都要向零售租户提供租金宽免。在香港，我们会视乎情况，按个别情况评估;而在内地，我们有三个星期向租户只收取基本租金的50%。在两地，宽免的金额均占各自总租金收入的数个百分点。为保持更高的租出率，我们一直回应市场需求。实际上，香港和上海的空置率轻微下降，但其他城市的则稍稍上升。办公楼的租金收入和租出率略有下降，但在上海以外的城市，租户质素有所提高。

物业租赁是我们的主要业务，香港的租金收入下降6%。以人民币计值，内地的租金收入上升8%。撇除新物业的租金收入，租金收入上涨2%。我们上海物业的租金收入上升6%，而在上海以外，租金收入则减少6%。在这期间，人民币兑港元贬值了4.5%，所以内地的总收入只增长了3%，而不是前述的8%。

除了售出我们于香港其中一个发展项目浪澄湾的最后一个复式单位，我们没有出售任何物业。边际利润相当理想，有关收入及收益已于本月(即今年下半年)入账。

市场环境受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影响，与去年同期取得的重估收益相比，今年得到了相当的重估亏损。金额占我们整个投资物业组合约2.5%，香港的数字是3.6%，内地的是1.9%。因此，本公司第一次遇到股东应占净亏损。撇除重估的影响，股东应占基本纯利较去年同期下降43%，而股东应占基本租赁纯利则只下降8%。

展望

没有公司可以独善其身。所有公司都会受其所处地方的外围环境影响，诸如行业、市场、经济和政治。本人从事房地产逾40年，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时期。本人所指的当然是上文提到的三项重大事件，分别是全球疫情、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以及倒退中的香港。任何行政人员遇上其中一项，已够棘手，更何况正如早前本人所述，我们要同时应对三者。

当然，全球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止这些。本人能想出十数项会影响我们每一位的问题，而这对我们的业务或许是福，但更大可能是祸。因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不幸的是，三者中的每一项都完全超出我们控制的范围。我们充其量只能准备得较周全，以防其中一项或多项演变成实质的麻烦。毕竟，生活于一个环环紧扣的世界，千里之外的事一夜间便可成为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想想阿拉伯之春如何扩散至各地，一切皆因2010年12月突尼西亚一名男子自焚身亡而起。

在十几个问题中，本人只挑选一件事讨论——去全球化。这将影响我们的业务，并与三项重大事件中的两项有关——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及由美国主导的中美脱钩。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在过去数千年，见证过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起起伏伏。丝绸之路西连中东，东接中国以至日本，是全球化的先例。但时至今日，这些地区可算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低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正针对这个问题，如果成功，这会是再全球化的一例。

香港作为转口港，得益于全球化，发展蓬勃，亦能设法在经济上从局部去全球化的过程中受惠。1950年代至1970年代，当内地与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经济体隔绝时，仍是一个小城市的香港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世界将会减少往来，各自为政，香港还能保持其经济成就吗?香港得发掘自己能扮演的角色，要对其服务的大经济体有利，尤其是中国内地。

由于中国幅员广、人口多、经济规模大，去全球化对中国内地的影响，比对全球其他地方的影响要大得多。过去40年，中国经济起飞主要靠出口主导的制造业带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对中国的成功至关重要。但若世界反向而行，去全球化成为长期趋势，会怎么样?中国的经济会怎么样?可以肯定的是，必须做出许多内部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被迫踏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加上当时感知到的苏联的威胁，世界大多数国家开展了一段漫长的全球化进程。只有共产阵营被排除在外，而所谓的自由世界为自己创造了庞大的财富，香港从中得益不少，。

中国本应可看清形势，但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在十五世纪初的明朝，中国选择与外界隔绝，因而开始慢慢衰落。此后对外开放的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如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改革。内战不断，加上日本侵华，使这个国家步上厄运。1940年代末，毛主席尝试与美国交往却遭拒绝。

到了19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的协助下，中国有了重新与世界接轨的机会。当然美国也是出于其自身需要——遏制苏联扩张才与中国修好。但无论如何，中国欣然接受。这也为中国于1978年对外开放打好基础，随之带来了40年的繁荣。

与此同时，苏联于1990年代初解体，出乎世界意料之外。而这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因为从前用于军事的科技，现在可用于商业。现代化登上了前所未见的高峰。单是看看智能电话如何改变世界便会明白。

自1945年二战结束至今，全球化已经进行了四分之三世纪，苏联解体亦已将近30年。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的长波周期不是该要来了吗?

现在整个世界正步入去全球化的阶段。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是人性使然。全球化与几乎所有事物一样，以周期循环更替。引致情况逆转的原因或会有异，但逆转是必然的。对于我们这些一生都活在全球化环境下的人，可能会觉得逆转难以置信。但只要回顾历史，完全不足为奇。再者，如此的系统性改变不会轻易发生。逆转可能会持续许多年，甚至数十年。不过这次的脱钩会极不寻常，本人下文再述。

首先，影响我们现时业务的两项重大事件——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和中美关系恶化——是直接导致即将到来的去全球化的原因。一个是有意的，另一个则是无意的。无论正确与否，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为21.4万亿美元的国家，正选择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为14.3万亿美元的中国脱钩。两国加起来共占全球经济超过40%。过去数十年，单单中国便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逾30%。这确实是一次“大逆转”。

其次，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猛然提醒世界，或许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假设世界80%的外科口罩都在中国这一个国家生产，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世界都需要口罩，那怎么办?如果全球贸易没有断裂，尤其是两大经济体之间，情况未必会太坏。但美国现在针对的是中国。美国人感到忧虑是可以理解的。

对本人而言，导致今天去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美国想要几乎全方位遏制中国。虽然特朗普总统认为，全球贸易体系数十年来一直对美国不公，但经济及贸易不是主要原因。因为若然经济是主要原因，只要协商一纸对美国更有利的贸易协议就可以了。特朗普政府一直与其他国家打贸易战，不论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还是非洲小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远比其他国家大，美国从中国身上取得很大的优惠。如果美国以同等方式对待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全球贸易体系以及全球化将得以保存下来。然而，华府正试图在其他领域遏制中国，贸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正如本人早前撰述，贸易是这两国之间的第三层冲突。科技领先地位带来的军事霸权，以及货币主导地位对美国而言才是至关重要。美国感到在这些领域受到威胁，便不欲让中国进一步崛起。美国为何会找华为麻烦?因为这可能是历史上首次，美国在关键科技领域——5G技术以至人工智能输给另一个国家，要让出领导地位。这个后果，美国的精英在军事上及心理上均难以承受。

美国政策圈在1990年代初便有声音指出要遏制中国，当中某些人士现在后悔没有在20年前采取行动，认为当时会容易得多。他们相信今次是最后机会。从美国人的角度出发，他们自二战起便称霸世界。他们认为苏联是个真正的威胁，所以击溃了苏联政权。从那天起，便再也没有国家能在任何重要领域如科学和技术上挑战美国的地位。美国还没有心理准备接受一个与它实力如此相近的国家。

这时中国出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出乎西方国家的意料。更糟的是，其处事作风异于西方。由于文化根源不同，中国的价值观与西方的也不相同。在不少美国精英心中，这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美国不可能与这样的国家共存。美国不知道该如何与另一个同样强大的国家和平共处。虽然北京数十年来多次寻求与华府合作，但屡屡受挫。中国与美国和平相处，美国却丝毫不受这一套。就美国而言，只有你死我活。

本人相信这就是现今去全球化的根源。当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公开宣布第二大经济体是敌人，后者能做什么?现今世界因贸易和科技而互相联系，两国因此数十年来在经济上密不可分。那么，脱钩将会如何进行，最终的形式又会怎样?真的可以完全脱钩吗?

目前，美国政府似乎希望彻底分离。针对中国公司的行动只会招致报复，而中国是有能力报复的。既然美国公司在华利益比中国公司在美利益只会多不会少，谁会损失更多?美国的商界领袖对此有何看法?他们愿意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吗?没有中国市场，硅谷的公司会如何承担用于研发高科技产品的支出?

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全球供应链将会进行一些结构调整。疫情过后也必须这样。美国想这样做，既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损害中国，它还强迫着日本等一些盟友跟随其做法。

虽然北京不愿意看到此事发生，但对中国来说结果可能不会太坏。例如，在10多年前，中国开始把劳工密集、污染严重的制造厂迁出珠三角这个世界第一供应链枢纽，以许多高科技公司取代这些低增值产业。这些公司现在都聚集于香港边境以北的深圳。此外，中国近年来在多方面都缺乏劳动力，外界的压力只会令中国加速往高增值方向发展。

不过，现时的全球供应链非常依赖中国，而且历时30多年建成，能否被完全取代实属未知数。在中国，珠三角并不是唯一的枢纽，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规模几乎不遑多让。要在其他地方重建这些枢纽，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假如受美国所迫，当然可以重建，但会大大降低全球经济效率。世界上根本没有另一个大国可以做中国所做到的事情。把供应链分拆成多个部分，在不同国家重组，也得花上数十年时间。想想建设基础设施、训练本地劳工、重建贸易关系和网络，以及协调各地的分工等等。当中牵涉的资金极为庞大，谁来全数承担这笔费用?

在中国内地形成强大的供应链枢纽之前，供应链由香港、台湾、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区组成，散布整个东亚。这些地区都跟中国合作了数十年，其中部分经济体由华裔商人主导，彼此文化相似，地理上靠近中国。许多制造商发觉本地成本过高时，很容易便会转移阵地。坦白说，他们别无选择。整合供应链网络对各种小型部件的制造商也有益处。中国不仅成本低，而且质量好。中国的工厂工人手巧又勤奋，那何乐而不为呢?30至40年后的今天，离开中国是否会同样顺利?本人对此怀疑。

差不多10年前，有些人提出，美国很可能因3D打印和机械人技术等科技而再度成为制造业中心。这可能会是新供应链的一部分，但绝对没可能完全取代现有系统。

本人猜想供应链最终不会完全脱钩。电讯、某些医疗设备和药品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以及真正的高科技产业，将会由最终使用有关产品并拥有相关知识产权的国家负责制造。某项研究显示，欧洲此类产业比例可能约占10%，其余的仍然可以在其他地方生产，例如中国。

然而，本人真正担忧的并非经济本身，因为经济是理性的。尽管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能会很混乱，而结果也可能效率低下且部分人无法接受，但通常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法。本人真正担忧的是政治。美国为求达到遏制中国这目的，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与经济问题相比，政治问题的风险严重得多，而且结果难料。事情很大机会失控，又或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只要看看华府最近的举动就会明白;这些举动简直疯狂。两个核武大国发生军事冲突，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但现在至少有可能成真，更不用说可能出现的误判和意外。

此外，总可能有人会为了国内的政治理由而精心策划国际事端，一个人或数个人的私利可能会危害世界和平及许多人的性命。美国总统大选将于11月举行，未来数个月可能最令人不安。由此种种可见，现今的世界几乎比本人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危险得多，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确实非常严重。

自二战结束以来，全世界基本上都很和平，军事冲突虽然难免，但主要局限于朝鲜半岛、越南、阿富汗或中东等特定地区。现在，人类很可能正进入整体上都更动荡的时代。

如今，世界第一大国正在努力组建一个遏制中国的联盟，成员主要是西方国家。美国甚至公开表明，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联盟的敌人。中国于是别无选择，只能与除美国和自身以外唯一的军事强国俄罗斯合作。两国联手就有竞争的本钱，这对西方国家怎会有好处?英国人最擅长分而取之，只要看看他们以往如何统治面积比自己大得多、人口约3亿的印度达200年就知道。伦敦必定已经把这行之有效的伎俩告诉了华府，但可悲的是，曾经强大的小岛国不再举足轻重，已无力说服老大。

美国现今举动的另一愚昧之处，就是它所做的只会令中国更强大。美国应该问问自己：我能打败中国，使其屈服吗?大多数人(包括不少美国人)都认为，除非玉石俱焚，否则时机已过。这样的话，与其针对中国，倒不如与中国合作，这会有利得多。

看看美国最近的举动，荒谬的、严重的一应俱全。先谈荒谬的。特朗普总统想起诉中国，要中国为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赔偿，唯一的原因就是要掩饰他自己在国内处理疫情的失败。事实上，最新的报道显示，美国官员在病毒的问题上蓄意散播谎言。要转移视线，有什么方法比指责中国说谎更好?孰真孰假无关重要。在国际媒体的支持下，这会置你的敌人于被动。可悲的是，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信以为真，因为这是源自白宫的。但这就使他们的话成为事实吗?难矣。

然而，美国领导人是否有仔细思考这个问题?那2009年首先在美国发现的H1N1甲型流感疫情呢?世界其他国家应该向华府要求赔偿吗?其感染病例比迄今的2019冠状病毒病病例多34倍。坦白说，如果提出起诉中国的是其他人，全世界都会认为那人是疯子而不加理会。这说明了什么?今天的美国是彻头彻尾的不负责任。

现在谈谈那些影响严重的举动。其中一个是，美国对有意对到该国读书或正在该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施加限制。就像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时期的政治迫害手段。很多美籍华裔顶尖科学家觉得在美国工作不再安全，其中很多人被迫返回中国。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已经忘记，帮助中国研发很多先进军事设备的，正是麦卡锡时期被迫害而回流中国的华裔科学家。本人恐怕美国正重蹈覆辙，这对美国不会有好处。

美国政策圈中有很多人都曾经认为，当中国富裕起来而中产阶级人数众多时，中国就会变得更像美国。中国人民会接受西方价值观，要求建立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政治体制。中国现时的中产阶级，人数之多在世上名列前茅，但预期的社会改变并未发生。

因此，上述美国政界精英中有些人现在认为，他们可以出重拳迫使中国向美国屈服。可用的伎俩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在中国内部挑起事端。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前，香港正是被利用行此伎俩。这些人大概不会得逞，他们应该读读历史。中华民族对朋友非常友善——只要看看尼克松总统受全世界唾弃时北京如何对待他就知道了，但也会团结一致对抗敌人。这数十年来，本人认识很多中国人无知地对美国存有好感，但过去一年，他们心灰意冷了。美国令他们变得更爱祖国。

据说特朗普总统完全没有战略思维方面的能力，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为了达成短期目标的战术。此外，围绕他身边的都是行事鲁莽的人，这些人打从心底里讨厌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并无实际认知和充分论证支持。因此，做决定时显然没有考虑过后果，甚至没有考虑是否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当领导者凭直觉做决定，而身边的人凭感觉给意见，结果怎会令人满意?这令人不禁要问：有谁用脑袋思考?

显然，似乎没有人考虑有关决定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美国企业是否准备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美国是否像香港某些人一样愚昧，要拒绝每年数以千万计、人均消费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中国旅客?中国学生不再来，那美国众多私立大学会怎样?似乎所有的经济考虑都被抛诸脑后，这对美国有好处吗?

事实上，相对中国，本人最近更为美国担忧。中国是经历过数千年磨难的古国，这次也会安然渡过。但美国这个年轻强国会怎样?现在美国仍然远比其他国家强大，除了美国自己，没有国家能打倒美国。本人担心美国正为此加倍努力!

以全球对美元的信心为例，我们都不应该视之为理所当然。尽管现在美元看来很强势，但可能实际上比大家所想的要脆弱得多。数十年来，美国都位列全球财政上最不负责任的主要国家之中，美国人民生活入不敷出很久了，美元已经不能再单靠美国的经济实力支撑。

对美元的信心，多少也应该来自美国在二战期间及之后那无人能及的道德领导地位和所赢得的信誉。毕竟，美国从纳粹手中拯救了欧洲，又从日本帝国手中拯救了亚洲。此后，美国成为了全球重要的经济火车头。然而可悲的是，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在世界许多地方做出不明智的举动，逐渐削弱了其声望。美国现在是否正在中国问题上犯下最大的错误?二战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出，美国需要不断维持、维护其来之不易的国际信誉。这对其自身和整个世界都会有利，它却选择去破坏这信誉。

因此，连亲密的盟友现在都视这个昔日的英雄为恶霸，他们不禁要问：美国仍是可靠的盟友吗?本人只好希望，有相当多的美国人可以头脑冷静，无论是敌是友，都虚心听取其意见并作出改变，否则美国很可能会重创自己，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摧毁世界对其货币，即美元的信心。

正如本人过去撰述，西方的金融体系容易发生周期性危机。受惠于科技发展，现今资本市场的基本理念是越快、越大、越自由就越好。这很危险，因为凡事要适可而止。然而，如今的市场就像没有剎车系统的卡车。金融危机一个接一个发生，规模一个比一个大，破坏力一个比一个强，危机于是越闹越大。2008年的金融海啸很糟糕，几乎危害了全球经济(中国和马来西亚明显例外，因为两国此前拒绝听从美国的建议，即进一步开放各自的国内市场)。本人担心12年前的灾难不是最严重的，更坏的尚未到来。金融本来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现在倒过来主宰经济，本人担心有一天这会毁了经济体系。现在显然有这个可能。

鉴于现在的超低利率环境，各种债务不断堆积，很多经济体长期大量印钞。而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出现，印制更多钞票是合理的，但也令问题大大加剧。在日本和中国等亚洲主要国家，公共债务工具主要由国民持有。美国与此不同，美国国库债券人人都持有。对美国和美元的信心一旦受动摇(或许由华府的不当举动引起)，后果将会极为严重。届时人人都会受害，但美国将会受害最深。

利率现在仍然很低，部分原因是大家对整个体系和美国政府仍然抱有信心。但众所周知，信心是容易动摇的，而全球经济、尤其是其金融体系，却完全靠信心支撑。美元也许并没有大家所想那么强，因为美元的强弱全凭信心决定。

本人担心的是，旨在压制中国的政治狂潮很容易令美国出错，对某人生气时要保持头脑冷静并非易事。破坏可以是无法计算的，特别是对美国自身的破坏。美国若需要让自身恢复元气，可能会重拾孤立主义。毕竟，这个年轻国家是以孤立主义立国的，美国历史上很多事件都证明了这点：十九世纪的门罗主义、天定命运论;上世纪初的罗斯福推论、拒绝加入国际联盟、1920年代的贸易壁垒等等。直到二战后，美国终肯在国际舞台上挑起大梁。但即使如此，美国仍经常拖欠联合国的费用，最近又退出了多个多边组织，最新的事例是在全球疫情下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需要的是领导能力，而不是无理取闹。

在这段历史背景下，美国退守孤立主义并非新鲜事，实在不足为奇。再者，没有国家能孤立美国，除了它自己，而美国正这样做。本人认为，这对世界或者美国自己都不会有好处。

当地时间7月7日，美国宣布将退出世卫组织(图源：观察者网视频)

那么中国可能会怎样?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会一如以往专注于内部发展。毕竟，中国要继续强大就不能再依赖国际社会。当然，中国不会闭关锁国，因为中国知道自己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不过即使有机会，北京也不会主动在国际舞台上担当要角，除非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美国害怕中国会崛起成为恶霸，就像美国一直以来那样。本人认为中国不会，但也知道要说服西方朋友跟我想法一样是不可能的。本人为此努力了30年但都失败，现在是放弃的时候了。

如果本人对中国的分析离事实不远，那么中国的社会可能仍然相对和平，内部经济也会缓缓增长。中国的市场对投资者来说会比较具吸引力。幸运的是，在中国继续迈向消费带动型经济的过程中，本公司有优势能从中受惠。我们有很多世界级购物商场坐落于中国内地一些发展最蓬勃的城市的市中心，所以未来应该会一片光明。

可悲的是，香港的情况是另一回事，我们的业务将会受到极大影响!香港自己造成的乱局令经济前景变得黯淡。坦白说，如果香港市民在1997年后明智一点，那么我们的经济可能会发展得非常蓬勃。如果我们没有染指政治，或者至少没有凡事都挑战北京，那么北京这20多年来发起的一些跨国金融和政策机构，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其总部可能会设立在香港。试想像香港本来会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和声誉效益。这些机构本可进一步提升我们作为邻近地区无可争议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事实相反，小部分市民(即激进人士)严重损害了经济发展。

然而，多亏内地企业，我们应该能保持顶尖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之外，本人想不到有其他具规模的重要产业能为香港带来大量财富。经济过度集中于单一产业，显然不及拥有数个强大产业理想。例如，香港历史上有四大经济支柱，就是贸易、旅游、金融和房地产，这些产业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当稳健且多元的经济体系。但是情况已经大大改变。

目前，香港的旅游业几乎一片死寂，这不仅仅是因为疫情。疫情早晚会结束，更大的问题是难以想象大量内地旅客会在短期内重临，只有在港营商的商务人士仍会定期来港。对于《香港国安法》，世界其他地区的旅客都会在一段时间内变得谨慎，不论这考虑正确与否。香港的旅游业不会彻底消失，但不会像去年骚乱之前那样兴旺。复原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由于不同原因，香港经济的另外两个支柱都已萎缩。全球贸易预计会放缓，加上很多内地港口现在都直接与外国交易，香港作为转口港的传统角色会不如以往般重要。

房地产是另一回事。由于受反对政府的人士阻挠，土地供应无法增加，该行业因此一直未能全力运作、尽善发展，从而引致楼价因供应短缺而高企。这种情况并不理想，是政治干预制定合适经济政策的典型例子。政治问题需要以政治方法解决。否则，本人预计住宅市场不会稳健发展。

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贸易减少，房地产的运作又欠理想，香港的经济状况非常严峻。以往的四大支柱现已大不如前。要是有新兴产业能取代救不回或疲弱的产业，那么我们可能仍会安然渡过。但本人认为这机会不大，希望这个预判是错的吧。

截至2018年的八年间，本地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不足3%。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过后，恢复正常时的增长率会有多少?如果我们未来平均达到2%，本人会很高兴。市民现在对政治的兴趣比经济大，很多青少年被误导，对进修或通过其他途径提升自我缺乏兴趣。我们失去了一代人。同样棘手的问题是，一种病态的特权感已经悄悄形成。很多人不再自食其力，反而要求政府给予。这类人通常也把所有事情都归咎政府，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似乎已失去理性思考和自我反省的能力。这种人对社会没有建树，反而成了社会的负担。

怎样才能令香港再现光芒?本人只想到一个方法，就是靠北京帮助。1997年至今，本人从不喜欢向北京求助，因为觉得应该尽可能自力更生。但鉴于香港现在的状况，而国际社会的整体环境又瀰漫敌对气氛，这次别无选择。就个人而言，本人相信祖国仍然乐意相助，但彼此之间的基本尊重在任何关系里都是必需的。毫无疑问，北京在这23年来充分释出善意。

在香港，大多数人虽然通常保持沉默，但都接受北京对香港行使主权，并愿意与北京和平相处。不过，有少数人直言不讳，公开宣称要推翻北京政府或主张香港独立。这是北京当局、内地14亿中国人和大多数香港市民都绝不能接受的。中国不久前才终于摆脱屈辱和痛苦的殖民主义，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加上最激烈的暴行，特别惹人讨厌。(澳门在香港回归后两年的1999年回归中国，是最后一个前殖民地。)

本人来解释一下，香港的情况已变得何等荒谬。这20年来，教育界很大程度被所谓的反政府泛民主派主导，他们巧妙而蓄意地将年轻一代洗脑，令青少年反对北京，并宣扬分离香港和祖国的思想。他们的目标是“去中国化”。

最近有一宗事例，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有题目问及，日本在上世纪上半叶为中国带来的利是否多于弊，引起轩然大波。这无异于要美国高中生讨论，其白人祖先为受他们奴役的人带来的利是否多于弊，又或者要我们的学生讨论，强奸为受害者带来的利是否多于弊。单单提出这样的观点已是冒犯。

最近有报道说，孩子们因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而在家网上学习，有家长发现老师对其孩子说，英国在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使中国人脱离鸦片瘾。这跟日本人在二战时所说的如出一辙：侵略中国是为了使中国人脱离落后。

这并非个别事件，现今老师故意蒙骗学生的例子很多。如果白变黑、黑变白，那真理何在?我们的年轻人究竟被灌输了(或者缺乏了)什么样的道德观?他们的是非观念已在学校里被精心毁掉。这解释了去年骚乱期间的暴行。

我们的孩子不断被老师去中国化，难怪这么多13至15岁的青少年憎恨北京及香港政府。很多被捕的人在1997年后多年才出世，而期间北京一直格外厚待香港。一些成年人，包括骚乱领袖，必定是有系统地荼毒他们。以政治改革为名(你觉得15岁的青少年会明白政治改革是什么吗?)，刑事罪行都变得理直气壮。在这方面，某份报纸也是荼毒青少年心灵的一大主力。这种人道德破产，今天却备受西方领袖及其媒体称赞。众所周知，政治难容道德。

面对泛民主派在学校如此有系统地去中国化，北京当局会怎么想?今天，内地民众已经受够了一些香港人扭曲的行为，难怪他们不再想来旅游了。谁能责怪他们?

直至一个月前，本人还没看到有何方法纠误返正。现在《香港国安法》可能足以扭转社会气氛，让社会有机会回归理性，重上正途。

自《香港国安法》通过以来，本人已觉察到一丝希望。香港人始终是沉默的居多，无论他们是否喜欢北京，他们都总会接受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看到香港特区政府犯了许多错误，但不认同极端行为。去年的骚乱和反对派的许多去中国化策略令这些香港人感到悲伤，甚至恶心。现在《香港国安法》让社会重现一点和平与理性，他们为之高兴。他们之所以没有发声，是因为当泛民主派掌权时——泛民的确掌权，他们几乎瘫痪了政府，坦白说发声是有危险的。现在他们松了一口气，其中一些人开始出来了。

不管怎样，香港人必须站出来，从至少三方面改变自己。政治方面，不要再对抗北京。无论喜欢与否，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喜欢的话可以离开，但为何不留下来共同建设美好香港?现在我们必须经历“去政治化”的过程，而公务员必须参与其中。除职级非常高的官员外，其他人都应该得以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工作。

第二，我们的社会必须恢复足够的凝聚力。《香港国安法》奠定了基础，但全体市民必须在这基础上严格遵守《基本法》。西方那套“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会产生对立。据本人所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小城市能在这制度下保持成功。本人相信，《基本法》所订立的制度要好得多，我们都应该大力支持。

6月30日，香港市民在铜锣湾街头支持实施《香港国安法》(新华社记者 王申摄)

第三，整个香港社会必须尽可能纠正所有错误，例如修正教育制度，改善司法系统，以及将骚乱中做出令人发指行为的肇事者绳之以法等。还有很多很多。

北京方面必须保护《基本法》，所以必须严格遵守《基本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过分放任。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府有责任确保适当的法律得以妥善执行。

正如本人反复论述过，香港这23年来的根本问题是政治而非经济。最近，北京首次承认了这点。只要解决政治问题，经济便可以顺利运作。

本人会在此谈谈香港的土地供应。有些人不明白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宣称土地供应不足引致楼价高企是香港的根本问题。这完全不符事实。正如本人去年所撰述，泛民主派纯粹出于政治原因，自1997年以来不断阻挠土地出售(他们只有一次做得对，就是在2000年代中期鼓励当时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出售土地)。除了公然的行动外，他们还令政府官员过度恐惧，因害怕被指控与发展商勾结，在应该出售土地时不敢为之。政府官员和大家一样是普通人，不能因为他们不作为而加以怪罪;不做事就不会有事情成为怪罪的理由。如果他们出售土地，泛民主派必然会吹毛求疵，这同样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这就是为何以前的“勾地机制”失败了。

1997年前，政治活动在英殖香港社会是不允许的。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公务员出色地执行殖民统治者的决定。1997年后，一切都变得政治化，政府官员再也无法好好办事。本人不会责怪他们，因为局势有变，如果易地而处，本人可能也会如此。现在有了《香港国安法》，希望比较理性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能够重现，以便公职人员重新履行职责。如果能这样，效率应该便会回升，经济会从中受惠。在许多好处中，其中一个会是充足的土地供应。

在这合理的期望下，我们这植根香港的企业应该做什么?本人深信，熊市通常蕴藏机会，即使不算极为吸引，但也应该不俗，所以我们会加以发掘。有理由相信，在去年年底社会动荡期间招标的一幅香港地块，我们出价第二高。我们如果以该价钱投得地块会很高兴，但将来总会有其他机会。

根据这30年来的记录显示，我们可算是“熊市股”。我们通常是逆周期的，市场兴旺时，我们的股价表现往往落后于大市，但熊市时则经常表现出色。现在熊市再临，我们会一如以往有亮丽表现吗?有可能。毕竟，今年到目前为止，在本地交易所，我们的股价表现是房地产同侪中第二佳，而最佳的是我们的主要附属公司恒隆地产。我们的股价表现和第三佳的差距相当大。

此时谈谈我们的股价表现大概也合适。我们的策略是为股东创造长远的财富，因此往往吸引到以价值为本的股东，他们很多都像我们的主要股东，即本公司的创始家族那样，不介意长期持有我们的股票。

从历史可见，我们(以及恒隆地产)的股价似乎多少会遵循一个长周期。我们的内地拓展策略始于1992年，和1999年至2000年在香港的审慎土地收购互相配合，潜力直到2002年左右才得到公认。在那时之前，我们的股价在1990年代一直表现欠佳。之后，在2011年或2012年之前的10年里，我们的表现几乎比所有其他房地产股都要出色。资产净值折让最低，有时甚至以溢价交易。在股东总回报方面，我们在一、三或五年期中经常位列最佳表现股票。第二阶段的内地拓展策略始于2005年，必定也引起了机构投资者的注意。

之后在2011年或2012年左右，内地零售业务及相关的公司受熊市冲击。环顾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尤其是走高端路线的，哪家公司最首当其冲、遭受的打击最大?是恒隆，所以当时股价受挫。零售市道直到2018年初才复甦，我们的表现再一次开始领先，但在那六、七年的艰苦日子里，我们资产净值折让的幅度最大，这情况甚至持续至今。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必定有些明智的长线资金发现或重新发现了我们。即使在去年社会动荡期间，恒隆地产的股价仍然上升。在行内，我们的表现为全年第二佳，险胜我们的那家公司当时在实行某些企业操作，必定影响了其股价。我们股价的表现属于中游水平。

有两个观察到的现象应该谈谈。恒隆地产的股价变动总在恒隆集团之前，因为我们的主要附属公司恒隆地产是营运实体，而且巿值大得多，大多数机构投资者喜欢这两个因素。但如果可以借古鉴今，那么我们的股价总会跟上。2000年代的情况就是这样，本人相信未来数年会再发生。此外，只要细心观察，不难发现我们的股价走势往往较不平坦。我们的股价会落后于恒隆地产，直到市场发现差距，然后会在较短时间内上调很多。这会再发生吗?有可能。

为了释疑，本人不止一次告诉股东，管理层不是为股价而工作，而是为经营业务。老实说，我们不大关心股价。本人暂且以主要股东代表的身份发言：我们家族会长期持有。

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我们的香港业务仍然乏善可陈，可能需要提供更多租金宽减，这对我们的收入和纯利都会有长期影响，但我们能做的并不多。在发展方面，我们在未来两三年应可从两个项目中获利，就是毗邻我们牛头角区租赁物业淘大商场的住宅项目，以及位于港岛东电气道的办公楼。前者由恒隆地产全资拥有，而后者则因为历史原因与恒隆地产共同拥有。

另一方面，我们的内地业务应该会继续表现理想。收成期始于2018年，预计将会全面取得丰硕成果。现在看来相当肯定，武汉恒隆广场会在2021年上半年开幕，届时会有很多全球顶级奢侈品牌进驻;工程预期在今年年底竣工。跟去年开业的昆明恒隆广场一样，武汉恒隆广场开幕后即会成为该市最重要的五星级购物商场。本人对杭州恒隆广场亦有同样期许，该项目预计在2024年左右启用。然而，这类购物商场开业后确实需要两至三年，业务才会稳定下来。不过这天始终会到来，届时应该会对纯利有贡献。

董事长

陈启宗

香港，2020年7月30日

来源时间：2020/9/27   发布时间：20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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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陌上美国

当上帝关闭一扇门时，他会为你开启另一扇窗。300多年前当欧洲大陆千年反犹主义持续肆虐遍地的时候，北美这扇新的大门向犹太人敞开，但是犹太人惊异地发现他们在到达美国之后遭遇却是歧视和贫困交加，他们期待的新生活并没发生。这些犹太人当年的遭遇与近年到美国的华人境遇差十万八千里。但是经过300多年的不断努力和自我扬弃，犹太人深刻地改变了自己，进入了主流社会，同时他们也改变着美国和世界。

犹太人很早就踏上美洲大陆。大家都熟悉哥伦布探险发现美洲大陆的事儿，很多看过《1492征服天堂》大片的人都对哥伦布率船队登陆美洲大陆壮观场景记忆犹新，特别是对现代电子音乐之父希腊人范吉利斯(Vangelis)给该片写的那个主题曲《征服天堂》的恢弘，悲壮，辉煌，和壮丽的史诗般旋律不会忘怀。

中国人在很多影视作品里使用了《征服天堂》旋律，比如《士兵突击队》插曲，还有陈君天导演的大型抗战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后改名《国殇》片尾曲。很多大型活动也借用了这个音乐。不过很少人知道哥伦布船队中有一位犹太人名字叫路易斯·德托雷斯。这是犹太人到达北美的最早记录。1654年，23位葡萄牙犹太人为躲避宗教迫害来到当时北美荷兰人控制的新阿姆斯特丹，成为移民美国的先驱。到1776年美国独立时，全美共有大约3000犹太人。

19世纪中叶欧洲犹太人尽力适应居住国文化，尽管他们在语言服饰及观念上尽量向当地人靠拢，与主体民族差别越来越小，但是全欧洲传统反犹观念依然盛行，它以阻碍犹太人进入主流社会为目的。欧洲人反犹的根本原因是宗教。犹太教不承认基督耶稣是救世主，而泛基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东正教)甚至回教(承认亚伯拉罕为祖先，承认部分旧约圣经)都与犹太人为敌。犹太人方面，崇尚自由，具有平等理想的犹太思想家们(拉比)一直对人类进步抱有高度自信，他们认为科学与理性的发展终将荡涤一切反犹情绪。但是欧洲一波接一波的反犹狂潮不断上演，让当时的犹太人彻底失望，最终选择到遥远的美国去发展。

当时一位颇有影响的波希米亚犹太作家把和许多犹太人一样把希望寄托于1848年革命，当希望破灭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走向美国》，呼吁犹太人移民美国躲避新的灾难。从1840年到1860年犹太人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等国举家移民美国。全美犹太人口从1.5万增长到25万。他们的足迹遍布美国东部，并开始向西北迁移。

1881年，俄国开始公开反犹，每一次暴力行动之后都把一批新的移民赶出国境。犹太人把美国视为理想的避难所，在他们心目中大洋彼岸那片新土地没有暴力，没有歧视，没有眼泪，只有平等的机会和成功的条件。似乎 “那里每一条街道都是金子铺成的”。估计19世纪末叶每3个东欧犹太人中就有一个人定居美国。从1881年到1924年，大约有250万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

那么等待这些犹太新移民的是什么呢?当早期的犹太人满怀欣喜地踏上美国新大陆的时候，这里的生存环境，文化习俗都让犹太人备感陌生。美国大众对犹太人的偏见与仇视同样存在，反犹的言论，行为及限制性措施也时常出现。由于文化的差异较大，新来的犹太人对美国社会了解甚少，很多人不懂英语，大多数人一贫如洗。初来咋到，只能依赖犹太组织及慈善机构救济生活，或者暂住同乡家中成为寄宿者。绝大多数犹太人选择大城市生活，许多人留在纽约，因为那里是全美最大的工业中心。

生活在底层的犹太移民深刻感受到美国城市的冷酷无情，等待他们的不是他们向往的光鲜工作的机会。他们只能背起背包，开始沿街叫卖，所卖的商品从鱼，面包，水果牛奶，青铜器，小玩具等无所不包;有的做了搬运工，建筑工，印刷工，玻璃工等;也有到制造业当工人的，比如制衣业，家具制造业，烟草生产，皮革加工等业。

19世纪80年代，当大批犹太人移民而来的时候，正值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发展很快的东部和中部各州出现大批的“血汗工厂”，别无选择的第一代东欧移民不得不充当“血汗工厂”的劳力。在这些工厂里，每周的工作时间是60小时，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更可悲的是，辛苦工作换来的只是微薄的收入。

贫穷，饥饿以及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是犹太社区笼罩在一种失望沉闷的气氛之中。犹太作家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纽约下东区犹太社团的生活情况：“一个有公寓楼房组成的灰暗的石头世界，在那里，即使是美妙的春日也见不到青青的草叶……街道被笼罩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气氛之中。连空气也仿佛散发着历经千年流亡的犹太人所持有的悲哀和痛苦……整个移民社区正受着血汗工厂的煎熬，奄奄一息。”

在血汗工厂里工作了整整10年的莫里森·罗森菲尔，后来成为著名诗人。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生活全部凝结在那脍炙人口的诗句中，他写道：

面对吵杂的街道，拥挤的住房，你推我桑的匆忙人群，加上经常的独居生活压力，许多人出现心理错位。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0世纪初，不少犹太人出现了心理疾病，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如打劫，入室内盗窃，少年堕胎十分普遍。纽约下东区的贫困，拥挤状况助长了许多青少年流落街头，成为“浪子”，从事各种犯罪活动。1906年，纽约的希伯来青年会主席福尔克杨格在一份报告里写道纽约少管所接受管教的儿童中，犹太人占20-30%。

本民族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中在犹太家庭中体现尤为突出，在新旧观念冲突之下，家庭往往成为最先爆发冲突的地方。传统犹太文化家庭中，父亲具有权威，是家庭生活及履行宗教礼仪的核心。“父亲就是一家之主，受到敬畏和尊重。不能轻易对他讲话，也不能谈论他。他代表古老的文明。” 但是在美国新生活影响下，传统家庭价值观出现危机。当时有人曾将这一时期的犹太家庭形容为“受挫折的爱情，破裂的家庭，痛苦的婚姻”。

沉重的生活压力与外界社会的诱惑，使许多丈夫失去了责任感，遗弃家庭成为普遍现象。《前进报》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意第绪语言的报纸专门开辟了“失踪丈夫专栏”，刊登弃家不归者照片及与家人联络方式。希伯来慈善联合会当时年度财务报告显示，10%的救济金申请是来自被丈夫遗弃的妇女。许多犹太女子由原来的目不识丁变成可以看书写字，脱离传统的主妇角色进入工厂去挣钱，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变，他们对婚姻生活的要求提高了，当丈夫的实际状况与她们的期望值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的时候，就造成家庭解体的不安定因素也随之增加。当时的意第绪语报纸收到很多来信，诉说自己的妻子如何与外人混在一起。

犹太人面对艰苦的困境和歧视，没有自暴自弃。比起他们欧洲的“故乡”，美国一面是象征工业发展的大烟囱，一面是纸醉金迷，灯火烂漫的喧嚣世界。他们意识到他们常年固守的种种宗教礼仪以及行为规范在新大陆“不合时宜”。他们在入乡随俗的过程中逐步扬弃了自己的传统。先期到达的德国犹太移民以亲身经历告诫后来者要丢弃旧世界传统，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美国人。一个年轻人曾经比喻道：我们如同烈马被征服一般，不分青红皂白地憎恨和蔑视传统，因为它们是横在我们所追求目标前面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美国这个陌生的新环境，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都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阶段，以至于相当一部分人心情很快从最初的欣喜转为失望。美国客观现实使不少犹太人认识到，单单追求道德以及理性意义上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惊叹眼前的世界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金钱，金钱，还是金钱。这里需要知识和学问。人们学习的首要动机变成了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提高，其次才是精神的升华或灵魂净化。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也在与时俱进，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变化。从社会大背景看，到了20世纪初，美国经济结构面临重要的调整，企业纷纷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者流入服务，流通，管理等领域中。这一时期犹太人顺应潮流，抓住机会，大批犹太人离开血汗工厂。就犹太个人来说，他们大多数人已经适应了美国生活，掌握了英语以及其他生产与生活知识，可供选择的职业越拉越多，特别是他们尤为重视教育，教育被视为犹太人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

不同时期来到美国的犹太移民都把教育放在了极其高的位置。他们认为，教育是犹太青年提高社会地位和事业地位的主要手段，是通向成功的捷径。犹太人求知的热情在美国更加蔚然成风。根据美国工业委员会资料，在20世纪前后，美国犹太母亲的就业率低于其他民族，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要操持家务，以便更好地照顾孩子包括接送孩子上学。“在小学，犹太儿童因为聪敏听话和行为良好，很受老师喜欢。“

20世纪以来，美国犹太人对高等教育极为热衷，尽管20年代一些大学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入学名额还有一定限制，但犹太子女还是会千方百计去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美国学者对10个城市中的医学院进行调查发现，犹太学生增长速度十分惊人：1881-1885年为25人;1891-1895年为153人;1901-1905年为460人;1906-1990年为716人;1916-1920年为1273人，35年间增长55倍。1937-1938年的《美国犹太年鉴》统计表明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3.5%，但是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犹太学生却占9.1%。1970年代时，长春藤盟校中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中犹太本科生比例达到25%。2001年一项调查显示，58%的犹太人拥有大学文凭，而其他族裔为22%。

犹太人知识分子的增多促使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各行各业的精英中，犹太人比例逐渐上升，在新闻传播和影视领域更是异军突起，创造了一个传媒帝国。

美国现代新闻之父约瑟夫-普利策是犹太人，他所设立的普利策奖被誉为是新闻界的最高荣誉。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媒体集团—新闻集团—的总裁默克多也是犹太人，他旗下的《泰晤士报》二十世纪福克斯等都是享誉全球的大品牌。《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多家电视网中都有相当大的犹太人股份， 美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精英媒体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员工是犹太人。

在好莱坞，华纳兄弟的创始人是波兰裔犹太人，美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就是华纳兄弟公司与1927年拍摄的。梦工厂，米高梅等著名电影公司的大股东也是犹太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好莱坞几乎半数的导演和演员都是犹太人。

在科技领域中，犹太人同样如鱼得水。爱因斯坦，冯·纽曼等犹太科学家将美国带入了核时代。截至20世界8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100多名美国学者中近半数具有犹太血统。

在法律界中更是长期流传这样的名言：“不精通摩西律法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地道的律师。“ “去请一个犹太律师，他会帮你解决一切。”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每5名律师中就有一个犹太人。

实业方面，涌现出许多对美国社会做出极大贡献的著名犹太企业。如：美国铜工业之父古根海姆，美国银行创建人安迪·格鲁夫，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甲骨文公司创始人劳伦斯·爱丽森，戴尔创建人迈克尔·戴尔。华尔街许多著名的金融公司都是犹太人创建的，如高盛，雷曼，所罗门兄弟。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12年的富豪排行榜显示，前40名富豪中有21人是犹太人。

犹太人成功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利维·施特劳斯的发迹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利维·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1870年，他随一批年轻人飘扬过海来到旧金山，投入到淘金的热潮之中。当许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闪闪发光的金子上的时候，利维却妒忌慧眼们把发财梦寄托在经营牙膏，肥皂，香烟，饼干，毛巾等小商品上。利维是很少的自己办起了自己的小店的人，与其一同而来的年轻人曾不断地嘲讽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发财，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赚不回来。然而，事实证明，利维的生意非常好，业务不断扩大。一天，利维听到一个淘金工人说：棉线所做的衣服很不耐磨，如果能用帆布做成裤子一定很耐用。独具慧眼的利维从这句话中发现了商机，他制作了几条帆布裤子，销路果然很好，之后他将这种裤子批量生产，样式也在不断改进，口袋由原来的缝制改为金属钉制，在不同的部位缝制了一些口袋，方便携带物品。利维·施特劳斯成为牛仔裤的创始人，也成就了他的淘金梦。牛仔裤由于简单，帅气，流行于各行各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流行的服饰之一。如今Levi’s牌牛仔裤依旧享誉全球。

在经济地位提高的同时，犹太人还在政治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社会地位的提升需要经济能力的辅助，也需要政治权威的支持和保障。在历史上犹太人长期处于无权地位，这让他们深刻认识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自由，多元的社会文化也促使各个群体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造成犹太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快速融入主流社会。二次大战中，大屠杀悲剧的发生让更多的美国犹太人充分认识到，参与政治上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也是避免反犹迫害的政治手段。

美国总统选举中， 犹太人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犹太人的政治参与程度非常高，投票率高达80%以上，而美国选民平均投票率约为50%。美国犹太聚集非常集中，主要分布在纽约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由于犹太社团的凝聚力，他们投票目标相对集中，常常对选举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犹太参政很大一部分活动是政治捐款。犹太人大约70%支持民主党，30%支持共和党。两党都从犹太族群获得相当多的资金。

同时，犹太人也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美国各级政府部门随处可见犹太人身影，如知名外交家基辛格，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和现任参议员桑德斯(参加了民主党角逐2020年总统候选人竞选)等。

在美国，犹太人还成立了大量民间组织以“为犹太人和以色列谋取利益”为宗旨，经常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施加压力，导致很多议案或政策无法通过实施。这些组织被称为是美国国会之外的院外集团，即“院外游说集团”，在美国政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是美国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制衡力量，他们还会出版印刷一些材料，宣传以色列的正面形象，在加上犹太人在舆论媒体中的控制力，以至于在设计犹太人礼仪的时候，美国两院要先咨询或优先考虑犹太院外集团的意见。因此，美国犹太人同时成为是“关键少数”。

他们取得了举世举目的成就，美国犹太人也被称为美国最成功的移民。正如阿瑟。郝茨伯格所说：“在2000年的了历程中，犹太人在世界各地与其他民族，宗教及种族群体共存。在美国，犹太人不仅仅是与其他民族一起在一块陌生土地上共存，相反，我们是缔造者，是这块土地的子孙。我们虽然可以写一部关于伦敦犹太人的漫长历史但是没有这些犹太人的内容，伦敦的历史完全可以照写;然而没有犹太人这一笔，就无法写出纽约的历史，是犹太人和其他许多民族一起，铸造了这个国家一级大城市的气质与必要品质。只有当你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纽约不仅仅是爱尔兰人的，意大利人的，波多黎各人的城市，同时是一个伟大的犹太城市，那么你才能理解美国以及纽约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

进入20世纪后，大多数犹太人逐步适应了美国社会，同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许多犹太会堂的礼仪已经非常世俗化，英语布道也非常普遍。会堂逐渐由宗教场所变为了社会，道德教育的场地。由于英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到20年代，意第绪语的出版物减少了一半，一些意第绪语文化机构如图书馆，剧院等也受到冷落。

犹太人融入美国的过程就是同化于美国文化的过程，也是许多犹太人丧失民族认同的过程，即由原来的美国犹太人转变为犹裔美国人。美国犹太人的同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宗教意识的淡化和异族通婚的加剧。

根据学者弥尔顿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有20%的犹太人虔诚信仰宗教，正常参加会堂的礼仪;40%的犹太人只在犹太节日时参加与会活动，并以此作为犹太身份的象征;30%的犹太人对宗教礼仪持无所谓态度;10%的犹太人不信宗教。

到20世纪末，美国犹太青年中已经有一半左右的人公开宣称不信仰犹太教，他们大多接受纯粹美国式的西方教育。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是犹太人，仅仅因为出身于犹太家庭或者习惯于某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并非一定要严格遵守犹太教的清规戒律。他们声称：“我们是犹太人，但是我们首先是美国人，美国是我们的祖国。” 对美国文化的认可改变了犹太人的行为模式，促成了对美国思想及风俗习惯的模仿，许多犹太知识分子把繁荣世俗文化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人生目标。

随着人口的不断流动，犹太人分布越来越散，通婚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统计，1900年前后，98.92%的犹太人不予外族通婚，1900-1920年间，美国犹太人与外族通婚比例仅为2%，1940年这一比例为3%，1956年为17.4%，到1970年后增加到31%。如今犹太人与外族通婚比例已经超过50%。

与异族通婚向来被认为是犹太社会最大的威胁，凡与外族通婚的夫妇则不在犹太会堂举行婚礼，这样拉比对新婚夫妇就是失去了宗教意义的指导，其子女所接受的犹太传统教育及熏染也就极为有限。一些犹太人指出，这些与外族通婚的人除了还承认自己的犹太血统之外，正在一步一步地失去文化与宗教特征。不少美国犹太人如同行走在有去无回的单行道上，离自身的宗教传统与民族归属感渐行渐远。

在通婚现象越来越普遍的同时，美国犹太人口停止增长。埃利奥特·阿布拉莫斯在其1977年出版的《信仰越恐惧》一书中描述了美国犹太人社团所遭到的“人口灾难”：通婚家庭出生的孩子中只有28%是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来抚养的。预计在今后两代人时间内，美国犹太人口将缩减100万。

然而，乐观主义者却认为，认同与同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美国犹太人历史上的永恒主题。一方面渴望遵循美国标准而成为美国人;另一方面又担心个性的消失，而这一问题也是美国所有少数民族共同的境遇。上自罗马，下抵今日的欧洲，犹太人始终都在主流文化与民族认同之间寻找着这种与妥协，美国犹太社团在其300多年存在历程中，创造了犹太人散居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它在美国文化，经济及社会中发挥了与自身人口不成比例的独特贡献。尽管做一个完整的犹太人还是一个完整的美国人有时候会导致一种迷茫与困顿的心理，但是他们也会因为这种共同的情感而团结，而凝聚，而激发创造力。美国著名犹太历史学家乔纳森·萨那于2010年4月在南京大学讲演时这样描述520万美国犹太人的未来：

尽管美国的犹太历史学家有时对未来冷眼悲观，但犹太历史本身却让人有充分理由乐观——更糟的情况犹太人都已经克服过来了。事实上，多年来犹太人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灾难。我们相信，他们之所以能熬过了，是因为他们每一次都能自行分析他们面对的问题，并能够改变策略，创办新的机构及恢复古老的理想来着手解决问题。关于未来，我依据过去的经验告诉你们的是，它其实将由那些有愿景和毅力去塑造未来的人决定。让我们希望未来会塑造得更好。

本文为书摘和读后感。参考原著：《犹太人千年史》—张倩红，张少华著。北京出版社2016年8月版，2017年4月第四次印刷。

来源时间：2020/9/27   发布时间：2020/8/30

旧文章ID：23095

作者：思想游击队员  来源：北大飞

最近一直关心选情，但没有写什么东西，原因是不想增加自己的精神负担，轻松一些。但金斯堡法官去世，是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想结合2016年大选前后到今天的美国政局进行一些简单的评述和展望。

关于金斯堡大法官。在2011年时很多人就劝她退休。2013年奥巴马亲自劝过她。但她都没听。然后2014年民主党丧失参院多数，2016年输掉大选。在2016年希拉里选情开始出现问题时，她显然已经知道自己mess up了，所以甚至违反常规的公开攻击川普。但那已经太晚了。然后她果然没有撑过去。她的遗言是：我极其强烈的希望能由下一任总统来任命新的大法官。死不瞑目。但我仍然对她很不满意。因为她还应该留下这么一句话：2013年我做错了，后人以我为戒。

再回头说说2016大选。很多人说今天局面是因为自由派不够团结，有人没有重视起来大法官问题，保守派要更重视一些，等等。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毕竟16年共和党预选时一大堆候选人你争我抢大家都看到了。而其实正是因为这些人不团结和互相攻击，川普才得以上位。

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希拉里在中西部就输了一点点，所以如果自由派选民对大法官问题比保守派更重视一些，多几个人出来投票，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窘境。但希拉里之所以输，各种因素按影响派个先后，这一点是排在很靠后的。

首先，川普能在中西部把奥巴马时代对民主党的较大差距拉到这么近，不是因为保守派有多团结，而是因为他歪打正着，开发出了新的票源：(更多的)锈带白人低学历蓝领。他做法的关键是：抛弃了体面直接煽动仇恨，所以很多这部分人听懂了，一下子就被吸引。而之前共和党搞种族主义，靠的是遮遮掩掩的狗哨战略，这部分选民觉得模模糊糊非常隔阂。

而他这种做法也不是没有风险。首先这些地区的白人蓝领本来已经大多数支持共和党，谁知道还有多少潜力。然后，共和党之前搞狗哨也不是没有理由：从里根时代开始，他们用这种办法拉拢的票源其实是学历相对高的郊区白人中产。这部分人出于white flight的记忆有种族主义思维，但因为教育程度相对高又讲究一些体面。故狗哨对他们是个合适的战略。到了小布什年代，这种战略越来越捉襟见肘，毕竟美国人口在逐渐多元化。而当奥巴马提高了少数族裔和年轻人投票热情后，就异常轻松的连赢两次大选。所以川普的做法面临更大风险是：哪怕多找出来一部分白人蓝领票，会不会在郊区又损失原有的票源。

川普走运的是，至少在2016年，这两部分一加一减刚刚正好让他过线。比如在宾州，希拉里在费城优势仅仅略低于奥巴马，并在费城和匹兹堡郊区确实将奥巴马的优势扩大了不少，只是这些抵不过川普在宾州矿区和农村新找到的票，就差一点点。之所以为何就差一点点，就是另外那些原因了：包括自由派一些人对大法官问题重视不够。更直接的因素可能是Comey的搅局，比尔克林顿上司法部长飞机的昏招，俄国黑客，等等。

但川普这做法从长远来看对共和党也很不利。首先无学历白人蓝领是个越来越小的群体。比如今年在中西部，如果川普仅仅保持2016年在该群体的优势，就已经不够了。然后川普上台后确实引发了郊区受过高等教育白人群体(尤其是妇女)大规模转投民主党，这在2018年看的非常明显，之前认为如果高院不干涉gerrymandering问题民主党就永远不可能拿回的众院多数，一下子就拿到了。特别醒目的是亚利桑那和得克萨斯在迅速变蓝。得州变蓝的速度之快，使得中期中西部各州继续变红很可能都不再是个问题。

共和党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到了川普这一步，就已经是过河卒子没法回头。因此他们指望的早已不再是通过赢得更多选票来执政，而是靠拼命任命极端意识形态法官，占领高法和各级法院，破坏民主制度本身来实现少数统治多数。随着新的极端保守分子被任命，这一战略暂时成功了。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长远之计。最基本的，越来越少的少数，统治越来越多的多数，不可能长期维持稳定。而且变化还可能来得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原因是：这些保守派要推行的极端主义政策并不得人心。在美国绝大部分民众支持合法堕胎权，支持公共医保。现在哪怕是川普和红区共和党，都要一边要求法院推翻奥巴马医保一边撒谎说自己支持医保覆盖pre-existing condition。毕竟，现在是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的2020年，不是保守主义文化高潮的80年代，更不是罗伊韦德案的70年代。所以一帮高院保守派要在美国重新推行50年前的政策，可能一时成功，但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反抗。

2004年，小布什为抬升自己选情，采取一系列反同操作提高宗教保守分子投票率。比如在各摇摆州，大选同时进行禁止同性婚姻的修改州宪法公投，结果自己有惊无险的当选，很多州的反同公投也确实通过了。但这样一来，反而将本来在美国社会文化议程上相对靠后的LGBT平权问题推到了前台，一时间风起云涌。10年之后，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化。

10年是个很短暂的时间。

美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来自于几百年来结构性问题的不断积累。在2016年后爆发，是必然中的偶然。就好像我们生活在地震带上，具体什么时候震是偶然的，但也是迟早的。所以面对目前的局面，我本人并没有感到什么绝望。毕竟，我们是多数，这些极端分子是少数。他们的做法不得人心。

我们所需要的是不断的工作和付出。最终击败他们。

和朋友们共勉。

来源时间：2020/9/27   发布时间：2020/9/27

旧文章ID：23094

作者：李毅  来源：天涯社区

两岸学术界一直有一个疑问：大陆武统台湾看起来确实很容易，但统一台湾之后大陆怎样治理台湾?我两次去台湾，很多台湾朋友也问我，统一之后，你们大陆究竟要怎样治理台湾，二、三十年没有听到你们大陆讲这个事情了。对这个问题，我2016年1月在《李毅台湾观选总结》一文(见互联网)中，做了回答。这里引用如下，抛砖引玉，请大家批判指教。

9、与军事攻取台湾同样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战后治理台湾。要吸取香港工作的教训，对战后治理台湾，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战后治理台湾，并不困难。台湾经济的现代化程度，远高于二战前的德国与日本，而且，大都是节能型、环保型产业，战后恢复经济非常容易。台湾民主是好东西，要爱护，要保护，要发扬。台湾的各级选举，可全部保留，各级公务员可全部留用，只需把总统选举改为省长选举，把立法院选举改为省议会选举。这要感谢李登辉。两蒋时代，台湾有一个庞大的台湾省政府，在台中市，治理台湾省日常事务;另有一个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代表全中国。李登辉为了台独，冻结了台中市的台湾省政府，把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全面降格行使台湾省政府的职能。所以现在很好办，大军上岛后，只需把现在台北行使台湾省政府职能的中华民国政府，改名为台湾省政府，把各部改为各厅，就一切都解决了，教育部改为省教育厅，交通部改为省交通厅，等等等等，即可。只需撤销外交部和国防部，改为台湾省外办，和台湾省军区。台北现政府，部下面就是处，处下面就是科，没有司局，刚好部改厅。把在香港立法会没有通过的对候选人的限制条例，拿来放在台湾用。相信台湾人民，依靠台湾人民，首任省长之后的台湾省长，台湾人民选上谁，就是谁，垂范香港。

10、台湾现有三大政党，重组之后，都可以继续竞选参政。无非是中国现有八个民主党派，再加上三个。中国国民党。民进党，改名中国民主进步党，全力动员全体原民进党员反正加入。时代力量党，改名中国青年党，动员全体原时代力量党员反正加入。爱国不分先后，一个都不能少。三党修改一下党章的头一段或头几段就可以。无非是在第一段加上：热爱祖国，坚决拥护统一，坚决反对台独。治理战后台湾初期，在公检法等相关部门，可以多用中国国民党的人，在民生部门，可以多用中国民进党的人。三大政党领袖人物，可以参照其他八个民主党派的办法，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安排。中央对台办政党局，现在就可以修订这三个政党的新党章、新党纲，筹划三党有关人事安排。

11、中央对台办研究局，可尽快全面修订台湾现行大中小学历史、地理教材，及一切相关学科的教材。坚决剔除一切去中国化、仇中反中、反对统一、鼓吹台独的内容。大军上岛之后，要立即颁行新教材。要坚决取缔一切鼓吹台独的报纸、电视台、电台，让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媒体完全占领台湾的报纸、电视、电台等所有媒体阵地。要在全台湾收缴销毁一切鼓吹台独的教材、图书，事先要做好台独图书的详细书单。中央对台办法规局，可尽快全面修订台湾现行所有法律，特别是经济法规与行政法规，把中华民国某某法，改为中国台湾省某某法，大军上岛后，立即颁行。

12、出于底线思维，准备最多移民台湾2500万人。在理论上，台独思想就像纳粹思想一样，大军上岛后就会烟消云散。当年同盟国曾经预备了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准备在消灭德军后，花费巨大精力消除希特勒灌输给德国人民的狂热纳粹思想，没有想到，德军投降之后，纳粹思想立即随风飘散，不见踪影。我认为，台独思想，与纳粹思想一样，完全建立在解放军没有能力或没有勇气登岛的思想基础之上，大军一上岛，就会烟消云散。但是，出于底线思维，要准备最多移民台湾2500万人。台湾面积虽然不大，但由于高度工业化、高度城市化、高度现代化，无论台北、台中、台南，都有巨量的空地。台北、台中、台南最堵车的时候，也比北上广深最不堵车的时候还通畅。大军速战速决上岛后，如果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各级选举能够迅速恢复，社会能够很快安定下来，可以不考虑大规模移民。但是，如果台独顽固分子，执迷不悟，继续捣乱，破坏社会稳定，就立即大规模移民。从大陆16个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移民。一律大专以上文化，或技校毕业生。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携带婴幼儿，全家移民。台湾22个市县，那里不安定，就往哪里移民，哪里越不安定，就往哪里多移民，如果全台不安定，就最多移民2500万。中央对台办可以成立接管台湾预备干部局，在大陆16个500万人以上大城市的台办，可以成立接管台湾预备干部处，尽快培训一批25岁到35岁的干部，要准备在全台不安定的形势下，举家移民到台湾，对口接收台湾22个市县。准备干部，准备移民，都不要考虑大陆讲闽南话、客家话的地区。现在台湾讲闽南话、客家话的人够多了，要从不会讲闽南话、客家话的地区准备干部，准备移民。

来源时间：2020/9/27   发布时间：2018/7/1

旧文章ID：23092

作者：程墨  来源：天眼视界

(两人对华政策狼狈为奸)

今日(9月27日)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和多家权威媒体不约而同地刊发了一则报道：《安倍自曝:特朗普还没上任时,我说服了他要对抗中国》。

报道援引《日本经济新闻》26日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一篇专访，安倍主动透露，他2016年11月访问美国时，曾与当时尚未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谈及在中国军事崛起的背景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主张美日携手共同对抗中国的威胁。安倍称，特朗普政府后来的对华政策，证明特朗普接受了他的观点。

安倍称，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曾表示要从远东撤军、修正日美同盟，这让日本外交面临十分紧张的局面，于是安倍在特朗普就任之前专门赴美国拜会特朗普。安倍认为，“特朗普与此前的美国总统类型截然不同。在他就任之前会见一下比较好。”

安倍表示，2016年11月17日，他与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进行会谈的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超出预定时间一倍。对于特朗普来说，安倍是他竞选总统成功之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首脑。安倍对特朗普说：“你打败(政治精英)获胜。我也曾以在野党的身份进行挑战，完成政党交替。”特朗普回答：“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他透露，自己拿出中国和东亚形势的图表来说服特朗普。特朗普问道：“中国从何时，以什么样的速度增加军费?”安倍回答：“中国近30年增加了约40倍军费。世界上没有以这样的速度增加(军费)的国家。”特朗普对此感到十分吃惊。

安倍还以中国的潜艇数量举例称，这些潜艇的“目标就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活动的美军第七舰队”。安倍称，这不仅是日本要面对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希望能保持美国的存在”。此后，日美共同主张“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并获得澳大利亚等国支持。

安倍还表示，在与特朗普的首次见面中，“与他约打高尔夫也是目的之一”。安倍任内共与特朗普进行5次“高尔夫外交”，正式会谈则有14次。安倍称，特朗普常对他说“短期来看朝鲜是问题，中长期来看，中国是问题”，这说明自己首次与他会面时的表态奏效。

老实说，虽然我长期跟踪中美、中日关系走向，就中美、中日关系演变过程中的每一件大事，3年来写了差不多200多篇原创评论，也对安倍的精明能干相当肯定，但看了上述报道，我还是相当吃惊。

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尚未正式就职，作为日本领导人的安倍即前往拜访，在美、日外交史上确实少有，尤其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发表对日“不友好”言论的情况下。

相对于希拉里倡导的“重返亚太”战略，特朗普当年参选美国总统时，大力宣扬其“美国优先”的政治纲领，正如安倍上述回忆中所说的，特朗普多次在竞选集会中公开表示，日本、韩国长期占美国便宜，不但只分摊很小的美国驻军费用，而且奉行对美国极不平等的贸易政策，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要与日本、韩国重开贸易协定谈判，不能让他们老占美国的便宜，如果他们拒绝公平贸易，那他就从日本、韩国撤军，修正同盟关系。

如果安倍是一位目光短浅的领导人，一定会被特朗普的反日言论气得吐血，至少要冷淡特朗普一段时间，让特朗普在美国政坛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再重修日美关系。就像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开始对特朗普不以为然，在朝鲜问题上跟特朗普不合拍一样——当然文在寅也不笨，初次见面被特朗普狠狠当面教训一通后，立马变得前倨后恭起来。

安倍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政治人物，没有半点传统政客的城府，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但往往能直击问题要害。这种人别听他话说得多难听，但往往基于共同利益，最容易打交道。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安倍为了日本利益，没有在意特朗普竞选中发表的“反日”言论，“不计前嫌”，在特朗普一当选还没有上任就主动前往拜会。

从安倍描述的两人首次见面情况来看，他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为了说明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他刻意渲染中国军力增长造成的威胁，对中国军费和现代军事装备的增长数据具体详实，而且随身携带了一些图表资料，让特朗普听了大为震惊。这样的交流，不但让特朗普觉得内容丰富、新颖，增长知识，而且印象深刻。因此，不但改变和影响了特朗普的政治立场，而且拉近了两人的情感距离，建立了两个大国领导人良好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因为两人相见甚欢，所以交流比约定时间增加了一倍，长达一个半小时。

相比而言，某中国首富同样是在特朗普刚刚当选而没有上任时前往拜会，由于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习惯于宏大叙事，夸夸其谈，虽然提出为美国增加100万个就业岗位的设想，正中特朗普扩大美国就业的下怀，但当特朗普追问有什么具体计划来落实这个伟大构想时，却只有天马行空大忽悠，根本提不出具体方案，结果原定30分钟的交流时间，不到10分钟特朗普即起身送客。可笑的是，特朗普礼貌地送下电梯后，我们这位首富还拉着特朗普招呼随行人员不断拍照。以至于特朗普后来访问北京时，举世瞩目的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居然没有邀请这位中国首富参加，可见那次拜会把特朗普恶心到了何种程度。

安倍在中美关系逆转中起了这样关键的临门一脚的坏作用，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安倍自然也是一个极其反动的“人类公敌”。但平心而论，安倍作为日本领导人，必定把日本的国家安全和日本国民的利益排在首位，正如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一样，他竭力推行联美抗中的外交政策无可厚非。

因为正是安倍任上，中国爆发了多次如火如荼的抗日活动，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抵制日货的打砸抢烧，“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的叫嚣响彻神州大地，两国关系一度降至冰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与强大的中国无法相提并论，在中国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日本如果不联美抗中，无异于自寻死路。平心而论，如果你是日本领导人，又该如何选择?

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当然有着非常深刻、不能明说的内在原因，包括美国主流民意认为长期对华接触政策失败，有必要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安倍充其量只在其中起了临门一脚的坏作用。但安倍此番对媒体的表白，仍然值得国内专家认真研究、深刻反思与高度警醒。

中国有句俗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是该冷静思考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和平相处了。我们若总以自我为中心，企图“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必定狼烟四起，四面楚歌。只有以平等之心待人，以开放的胸怀看世界，才能与各国、各民族和睦共处。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悄悄地告诉大家一个许多人不知道的信息：这几年被中国媒体高度赞赏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前两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领导人讲话中，发表了非常反动的反华言论，具体内容我就不复述了。可见，没有道义之交的酒肉朋友终究是靠不住。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期待我们与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相互取长补短，世代友好，从而造福于两国人民。

来源时间：2020/9/27   发布时间：2020/9/27

旧文章ID：23090

作者：二大爷  来源：微信公众号：二大爷Alex

艾米·科尼·巴雷特

美国时间9月26日，川建国在白宫宣布，提名现年48岁，拥有7个子女的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接替去世的金斯伯格，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建国的提名还需要通过参议院的投票表决。但本届参议院被建国所属的共和党控制了多数席位，而且此前参议院统领米奇·麦康奈尔早就亟不可待的表示，将会全力支持建国提名，争取在大选前搞定。所以，不出意外，赢得提名的巴雷特成为大法官已经是板上钉钉。

建国提拔巴雷特，可以说是“蓄谋已久”。上一次大法官出缺，建国提名卡瓦诺的时候，其实最早想到就是巴雷特。但是根据建国自己的表述，他当时就认为金斯伯格有可能挺不住，所以专门把巴雷特作为“储备”，留给金斯伯格这个空缺。

没想到，最恨建国，一直扬言要撑到大选后的金斯伯格，关键时刻没撑住，真的遂了建国所愿，有如神助。

这次大法官的出缺，可以说牵动了整个美国的眼球。因为正值美国大选前夕，选情目前仍属胶着的情况下，两党对涉及大选的邮寄选票、资格认定、政权交接等势同水火，极有可能出现2000年那种靠最高法院裁定决定总统宝座归属的极端情况，大法官的政治倾向就尤为关键。

更重要的是，建国执政以来，大打右转灯，同时他的运气也确实好到爆——在第一个4年任期中已经获得提名2个大法官的机会，使得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取得了5:4的优势地位。老天爷居然还嫌不够，居然在关键时刻又给了建国第3次提名机会，巴雷特就任后，保守派法官席位优势扩大到6:3。由于大法官的终身制，这不仅仅是影响2020美国大选的问题，而是将在未来20至30年影响整个美国政治走向。

那么关键时刻出现的关键位置，为什么会落到一个7个孩子的母亲头上，建国到底看中她什么呢?

美国是基督教新教徒建立的国家。但是巴雷特属于天主教，虽然都是基督教的分支，但是区别其实很大，天主教远比新教保守——最著名的教条就是堕胎和同性恋视为罪恶。部分天主教连避孕都不允许。众所周知，现在世界上的自由派或者左派政党，几乎无一例外的把支持妇女堕胎权和同性恋权益作为招牌，天主教在这方面很不讨喜。

但这恰好是川建国看中巴雷特的地方。

巴雷特1972年1月生于新奥尔良一个拥有7个子女的天主教大家庭，她是长女。大学学的是英语文学，后来进入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法学院——圣母大学学习法律，1997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巴雷特先从法官助理干起，先后担任过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劳伦斯·斯尔博曼，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的法律秘书，后在华盛顿执业从事律师。2002年，年仅30岁的巴雷特回到母校执教，因表现突出，三次被授予“年度杰出教授”。

正因为她的优异表现，尽管她从业方面的履历还略显薄弱，但仍然引起了川建国注意。建国2016年上任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后，就着力在法官提名方面大力右倾，专门提拔保守派法官。

2017年5月，建国力排众议，提名巴雷特为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巡回法官。在同年9月的国会提名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发难，质疑巴雷特保守的天主教信仰会影响司法判决。巴雷特则坚定回应：“如果你问我是否看重我的天主教信仰，那么我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的个人教会归属或宗教信仰，不会影响我作为法官的职责。”这也让巴雷特一夜之间成为宗教保守派的宠儿。

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法律条文只是规定那些行为有罪，但如何判定行为是否符合有罪推定，认定有罪后怎么量刑，这都是法官的职责。可以说法官的自由裁量度非常大。判断一个法官的立场倾向，不能看他的言，而要看他的具体表现，和以往的司法判决。

那么巴雷特被称为保守派，到底保守在什么地方呢?

 

她的7个孩子中，5个是自己生的，2个为领养的海地黑人孤儿。亲生的孩子中有一个在怀孕期间就查出唐氏综合症，但她和丈夫坚持孕育并产下有先天疾病婴儿，身体力行天主教禁止堕胎的教义。在司法践行上，她也曾在2018年提出类似的法律观点。

巴雷特也是宪法第二修正案(持枪权利)的坚定支持者，反对控枪。在2019年的威斯康辛州一个案中，一名男子因为涉及医疗保险欺诈，被剥夺了持枪权。巴雷特就此案写了反对意见，认为禁止持枪只能针对有危险的人，不是什么罪行都危险。

2019年在普渡大学一起校园性骚扰案件中，女方在语焉不详、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导致男方前程尽毁。巴雷特就认为不能谁弱谁正确，政治正确不能替代程序正义，没有严格的程序，不能毁掉一个人的清白。

在民主党力推的医改问题上，对奥巴马颁布的医保法案，她也是反对者。在移民问题上，她支持建国严格控制的政策，包括饱受争议的“公众负担条款”，反对享受政府救济的人获得绿卡等。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巴雷特在政治倾向上，确实完全符合建国对保守派的甄选标准，这一点建国没有看错。建国把48岁的她送进最高法院，不出意外干20到30年绝对没问题，这等于给自己的右转大业又加了一根定海神针。

在提名的新闻发布会上，出人意料的是，巴雷特在发言中居然只字不提事业、不表决心、不喊口号、也不感谢领导，反而是大谈自己的家庭……细想一下，这真是聪明人。

右转的美国，已经到来。

2020/9/26

来源时间：2020/9/27   发布时间：2020/9/27

旧文章ID：23089

作者：  来源：文化视界

要谈制造业是因为当前制造业还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们科学技术的基本载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体现在哪里?

 

9月9日，以“新制造时代”为主题的“2020中国互联网制造峰会”在厦门召开。国家发改委产业司原司长年勇表示，美国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制造业。去年美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81%，但其中60%以上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目前中国制造业仍然显现出较多的不足。

以下为年勇的演讲速记，中制智库整理——

智能制造是一个特别大的题目，我讲点自己的认识，跟大家分享。按理说，今天要讲制造业，有人跟我说不太理解，说你还讲制造业，题目和内容都有点LOW。我说讲什么不LOW呢?讲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不LOW，但是我说你理解错了，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最大的误导就是制造业不行了，制造业落后了，要讲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量子计算之类，才跟得上形势，才与时俱进。这是当前社会最大的问题。

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

要谈制造业是因为当前制造业还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们科学技术的基本载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体现在哪里?唯一的标志就是制造业发不发达。这个是我们现在没人说的，不想说，不愿意说，我总结，人类的发展进步就是制造业的发展进步。人家会说我偏激，我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在于人可以制造工具。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美国是服务经济了，后工业社会，不搞制造业了，而中国制造业很发达。你知道美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可能不一定对，大家共同交流。

去年美国服务业的比重是81%，以此证明美国是后工业经济，是不要制造业的经济。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美国服务业的81%里头，美国制造业去年是2.36万亿，占经济总量的11%，服务业是81%。大家不知道81%背后的东西，背后是什么?美国的服务业里头60%以上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大体这些年占美国经济总量48%、49%、50%。什么意思?美国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占一半，就是说美国经济全部总量里有一半是为制造业服务。加上制造业本身就超过了60%。换句话说，可以说美国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总量超过60%。那美国其是一个制造业国家，还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直到今天。前天特朗普还说，美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的超级大国。中心意思是讲要摆脱中国的依赖，美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的超级大国。总之，如果我们中国对这个认识不清楚，天天忽悠新概念，我估计中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智能制造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第一，昨天。人类历史就是科学技术不断为制造业赋能的历史，我们不断发明新的科学技术，不断的应用在制造业上，促进制造业的发展进步。

今天之所以叫它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提出的时间不长，是1988年美国的怀特教授出的一本书《智能制造》，这里面首次提出来，提出来以后到现在也就32年，时间很短。实际上说起智能制造，往前追溯，应该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那个时候是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那个时候制造业开始比较快的进步。为什么工业革命是瓦特发明蒸汽机，是动力的进步，不用人去拉，人就可以解放出来，是机械化时代，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制造业的现代化进程。

又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以1821年法拉第发明电动机为标志，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电气化时代又上了一个台阶。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1946年发明电子计算开始，我们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时代还在持续，至于持续多长时间不知道。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自动化或者叫数字化，后来经历了网络化，近几年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新技术的出现，包括人工智能的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就认为是智能化时代。在过去200多年当中，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制造业，而且始终处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近年来，推进制造业的能力水平及各方面，发达国家从国家层面提出的很多的战略，也提出很多的支持措施，包括资金支持。他们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在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方面有很多的战略举措。

从国内来看，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紧跟发达国家的步伐，向他们学习，抓住全球产业大势，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传统的制造技术有机融合，这方面还是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取得了很多成就，这些成就就不一一列举。为什么有这个成就?一个原因是我们积极向别人学习借鉴，一个是我们自己不断努力的结果。

第二，今天。尽管过去30年我们在制造业取得很大成就，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制造体系(总规模)，制造业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距离发达国家差距还非常巨大，尽管块头不小，但是从技术、工艺、材料、水平能力上各个方面，比较高端这部分差距还是非常巨大。

当然，但是真正走工业化的时间还是比较短，实际上也就这40年，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取得成就实际上是我们用三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近300年的工业化道路。走过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一百年，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百年，又走过了第三次工业前三四十年，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急速的追赶，势必肯定缺失了很多东西，少了很多环节。

所以说，归纳起来比较突出有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基础十分薄弱。现在产业基础包括研究的基础、产业化的基础、应用的基础等等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对后面的应用至关重要。因为前面工业化时间很短这个客观现实，好多基础研究没有跟上，包括大学研究机构包括大企业的基础研究都很差。基础研究如果上不去，一百多年前美国有一个物理学家叫做亨利罗兰，他有一个演讲，他说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成功，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只满足科学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科学。到了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改的怎么样了?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我们重大的基础理论，重大的原创核心技术几乎是空白。到今天4G的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核心基础零部件等都严重依赖于国外。

目前我国高端的芯片，智能的工业机器人等等这些硬件我们几乎不能生产，我们原创的操作系统等这些关键软件也要依靠进口。打个比方说驱动电机，生产驱动电机一个小部件国内生产规模很大，全世界没有人可比，但是制造这个电机所需的高速精密轴承，耐电的材料，高精度的位置和温度的传感器，里面的电子开关IGBT等等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一件能生产。由于基础的研究差，导致了底层的硬件、底层的软件都要依赖别人，这是我们发达国家和美国最根本、最大的差距。就是因为我们基础研究差的原因。

第二个短板是产业生态上不去。制造业的整个产业链不完整，这个问题非常突出，有的环节是空白的。而且我们为智能制造服务的这些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还差得很远，比如说这两天讨论的工业互联网、5G，包括数据资源的体系、人才资源体系几乎没有什么健全。

第三，产业环境亟待提升。我归纳有三个偏差，一个偏差是不重视制造过程、制造经验的结果。这个积累非常重要，就是好大喜功，没有认识到工业1.0、2.0、3.0到4.0要一步一步走，为什么?因为工业化的进程可以缩短，不可以省略。省略了任何一个环节将来都要付出沉痛的代价，而且早晚还要补上。你想跳过，将来都要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非常沉痛。所以第一个偏差是认知偏差。第二，引导偏差，很多引导策略不系统、不完整，碎片化，没有办法执行，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差，重点也不突出。这种情况下怎么形成共识、形成合力。第三个偏差就是执行偏差，在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或者推进智能制造过程中，没有看见主导力量，各自为政，一片散沙，而且资本、人力、物力的投入都浪费掉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就是这么严峻。

第三，明天。明天面临什么?实际上很清楚，今天面临什么短板、瓶颈，那就是我们明天要努力的方向。这样说的话。

第一，是要夯实基础。当然有大学问题、研究机构问题、企业的问题，这些基础都要夯实，没有这个基础想飞是不可能。意思是，必须全社会有这个意识。大学在基础研究中承担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的经济起飞有两个引擎，一个是美国西部在加州的旧金山湾区，一个在美国的东部，在美国麻省的波斯顿，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特别活跃，创新成果层出不穷。西部有加州大学，有斯坦福大学这样一系列的著名大学。东部地区有哈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这些大学有雄厚的研究力量，有长期的积累，有源源不断的学生进来和出来，就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人才。美国这两个地方围绕着大学形成相当发育的产业，大学里头的发明创造提供产业化的一系列制造业。还有为制造业系统提供金融支持。

同时，这一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体系和发达的金融业体系就确保了美国从大学的基础研究出来的成果能够小试、中试、产业化，然后放大，最后就是很大的产业。工厂可以不放在美国，可以放在中国、欧洲。但是，它的原创成果在他的大学里，而且这些教授、实验室主任领着老师学生围绕着某一个细分领域，一个小领域持续研究。而且从前几代的实验室主任接过来这个接力棒。

曾经有一个中国小孩在那工作，我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就做研究，来了半天。我说我想知道你半年你的学习、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他说我的半年全部在实验室，早上起床吃点东西就到实验室，到晚上十一二点回去。他说也不是老师要求他这样子，从实验室主任到一帮的年轻老师到学生都是这样的状态，而且全是自愿的，每天的状态都非常激昂，觉得有意义。我说这就是美国强大的唯一原因，谁能做到一点谁就是最大最强的。

第二，健全生态。一个是健全智能制造产业链，把短板补上。一个是推进智能制造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工业互联网、5G。一个是人才体系的建设，没有人什么都干不成。

第三，完善环境。第一，提升认知水平。第二，加强引导，要破除引导策略的碎片化。我曾经牵头制定了一个《增强制造业核心技术三年行动计划》，每三年一次，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就是想集中少数重点领域，把各种资源、资金、人才都集中到这个领域，使这个领域尽快有所突破。现在已经执行到第二轮，支持了一大批项目，效果非常好。第三，推动实施。我们讲智能制造核其他重心还是制造，你不能想象你的制造不行，上面再加计算机，加个软件就行了，不是这样的，制造业需要积累，需要摸索，它有很多隐性知识，不是三天两天就学得来的。如果不熟悉制造过程、制造程序、制造工艺、制造经验，那后边的再多的数据都没有用，你根本不知道数据背后是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智能制造的推进可能需要一个制造业巨头来引领来主导，没有的话，这个事情就很难做。制造巨头才了解制造业，才明白制造工艺、制造的程序和掌握制造的核心技术，不掌握这个，你想引领也引领不了。国际上最典型就是GE，上百年的制造业制造经验，它对制造工艺、制造领域的理解比任何其他企业都深刻。同时又有巨大的实力来提升信息技术水平，掌握了大量信息技术的关键，这样，两方结合才可能引领智能制造的发展。制造业大企业要成起历史责任。

来源时间：2020/9/27   发布时间：2020/9/18

旧文章ID：23088

作者：  来源：美国在线

9月26日(周六)，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正式宣布了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正式获得提名成为最高法院下一任大法官。

特朗普曾毫不讳言的表示，自己“最大的事情就是任命法官，特别是任命最高法院法官，” “那将为美国确定未来4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基调。”

特朗普在周六称赞巴雷特“是美国最杰出的法律人才之一”，是一位“具有极高智慧”和“对宪法忠贞不渝”的女士。

毫无疑问，本届共和党人主导下的参议院将会迅速完成确认听证会的程序，正式任命巴雷特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她将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第六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也是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任命的第三位法官。前两位分别是特朗普在2017年指定的尼尔·卡苏齐(Neil McGill Gorsuch)和2018年指定的布雷特·卡瓦诺(Brett Michael Kavanaugh)。

参议院共和党人将在下周安排确认听证会，预计两周内可以完成相关程序，并在11月3日大选前举行全体参议院投票。从程序上，民主党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阻止这一切发生。

另外，从大选策略上来看，民主党人看起来也很难对巴雷特法官的任命进行杯葛。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巴雷特法官如果再次遭到民主党人的攻击，势必会严重影响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天主教选民投票的态度。在宾夕法尼亚州等关键摇摆州，天主教选民的投票被视为决定性因素。

巴雷特顺利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后，势必导致最高法院更加趋向保守派。在总统选举结果未定之前，锁定联邦最高司法机构的保守派倾向。

2017年，巴雷特法官在被任命为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听证会中，面对民主党人的质疑，她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不会影响自己在审判中的判断。

当时来自加州的参议员戴安娜·费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认为巴雷特虔诚的天主教背景“令人担忧”，因此在听证会上反复就同性婚姻、堕胎等法律纷争与天主教信仰之间的冲突提出质疑。

巴雷特则回应道：“我将在法庭上忠实的遵循最高法院的判例。” “作为法官，永远不应将个人信念强加于法律之上，无论是基于宗教信仰还是其它的任何理念。”

民主党议员费恩斯坦当时的反复质疑一度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弹，全美天主教主教大会后来指责民主党人引入宗教评价违反了《宪法》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美国任何公职和公共委托机构都不得要求将宗教虔诚度的评测作为资格认证的条件。”并严厉批评费恩斯坦反复质疑候选人的宗教背景是基于“偏执的反天主教立场”。

毫无疑问，如果此次获得大法官提名的巴雷特再次遭到类似的攻击，势必对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天主教徒甚至更广义基督教选民的倾向产生严重影响。

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现年48岁。是一名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同时也是原义解读宪法派的坚定支持者。

她在2017年被任命为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庭的法官。在此之前，她从30岁起就是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常年执教的法律教授。她和她的丈夫杰西·巴雷特(Jesse Barrett)都毕业于该校，两人共养育7个子女，其中包括两名从海地收养的孤儿和一名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如果最终获得任命，巴雷特将是目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唯一没有常青藤盟校背景的联邦大法官，目前的其它八位大法官都具有耶鲁或者哈佛大学的背景。

在巴雷特就任上诉法庭法官三年以来，大约有一百件判例和意见，她通常采取研究历史判例细节和考究原文原意的方式做出裁决。这也说明她倾向于严格解读宪法和法律原文和遵循先例的倾向根深蒂固。她今天在白宫中也重申忠于宪法原则。

她的就任令自由主义者感到担心，尤其是堕胎合法化这个困扰了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法律纷争，很可能因为巴雷特的加入为保守派增加决定性的砝码。

来源时间：2020/9/27   发布时间：2020/9/27

旧文章ID：23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