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平章  来源：美国之音

上周五去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思·拜德·金斯伯格的灵柩正摆放于最高法院的前阶之上，前来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

本周五，这位传奇大法官的灵柩将被转移至美国国会大厦的国家雕像厅接受公众吊唁。她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享此哀荣的女性。

而在哀恸肃穆的告别气氛背后，一场有关其继任者的“争夺战”正擂鼓切切。金斯伯格身后留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空席不仅为临近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增添了变数，更深刻影响着美国长远的未来。

特朗普周六宣布提名人选 参议院将展开确认

特朗普总统将于本周六宣布提名谁来填补这个席位。尽管一些幕僚建议他更早这么做，以便给参议院留出足够多的时间来确认他的提名，但特朗普选择等到金斯伯格的追思仪式结束后再做出宣布，“以示尊重”。目前具体人选尚不确定，但可以肯定会是一位保守派女性大法官。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参议院的了。只要参议院能在明年1月20日新一届国会上台之前完成对特朗普所提名的大法官的确认，那么不管今年11月的大选结果如何，由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都将呈现出6位保守派大法官对3位自由派大法官的局面。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承诺，将在今年内对特朗普总统的提名人进行确认投票。尽管目前已有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不会投赞成票，但鉴于参议院共和党对民主党的席位优势是53对47，即便有两位共和党人跑票也对大局无碍。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周一晚间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透露，共和党已经有了足够的票数来通过特朗普总统的大法官提名。

民主党强烈不满 要求选后再由新总统提名

这样的局面引发民主党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现在距离11月3日的总统大选已如此之近，甚至很多选民已经提早投票，也就是说“选举已经开始了”，那么提名大法官这样影响深远的权利就不应交由现任总统，而是应该等到大选之后，由新总统接手，这是对选民意愿的尊重。

更令民主党人气愤的是，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曾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为奥巴马提名的大法官举行确认听证会，使得一个原本会由自由派大法官填补的席位落入了保守派大法官之手。他们指责共和党的做法是“双重标准”，但又很难在程序上找到阻止的办法。

大法官补位战 可能激发两党选民投票热情

艾克隆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科恩(David Cohen)认为，这种愤怒会提振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热情。

“选民会觉得非常气愤，觉得共和党偷走了不仅一个大法官席位，而是偷走了两个。”科恩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会有很多民主党人对共和党的这种虚伪感到愤怒，这将激励他们给拜登投票。”

科恩教授还认为，最高法院的势力进一步向保守派倾斜首先威胁到的就是“奥巴马医保”的存留，而这个议题是民主党左翼进步派最为关心的议题，所以左翼进步派会更为愤怒，这使得一些原本支持桑德斯而对拜登兴趣缺缺的进步派选民有了投票给拜登的热情。

科恩教授同时指出，如果共和党在总统大选前强行让大法官一事尘埃落定，民主党选民会更有动力在大选中夺回白宫和参议院，因为他们想以此来平衡最高法院的影响力。

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共和党这么做，民主党赢得了白宫和参议院，他们将扩大最高法院，增加至少两个席位，或者是四个席位。他们还会废除国会里面用冗长演讲来阻止议事的做法，从而使民主党的议程能在国会推动。”

不过，这场大法官补位之争调动起的显然不仅仅是民主党一方的投票热情，共和党选民的热情也被点燃。

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在特朗普总统的竞选集会上立刻就有支持者打出“补上这个席位”的标语。特朗普总统快速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并获得参议院的通力配合，这大大增加了保守派选民对他的忠诚度。

有分析认为，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许多原本对特朗普的言行并不满意的保守派选民，就因为特朗普承诺会将保守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而选择了支持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他也将借着提名保守派大法官的势头，让政治图谱上的整个右翼更满怀热情地团结在他周围，并转移人们对于新冠疫情、种族冲突等问题的关注。

大选若现争议，最高法院可能决定选举结果

根据POLITICOL和清晨咨询公司的联合民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大选议题之一。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前，共和党选民对这个问题的热情度高于民主党选民。在金斯伯格去世后，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对于他们的投票决定“非常重要”的选民比例从47%上升至56%。相比而言，这一比例在民主党选民中上升幅度更大，从此前的48%飙升至60%;在共和党选民中，这一比例从此前的50%上升至54%;而在独立选民中的比例则从42%上升至51%。

最高法院的“补位战”对于大选的意义还在于：如果接下来特朗普和拜登在选举程序、计票结果等问题上出现争议，诉诸法律，或将由最高法院来最终裁决，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很有可能会决定选举结果。

特朗普总统周三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认为这届大选可能出现民主党所策划的“骗局”，而共和党势必会以诉讼回击，官司可能会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如果那时最高法院只有8名大法官，将有可能出现4对4的僵持局面，因此应在大选前将最高法院补齐至九人。

分析人士也认为2020年大选出现法律纠纷的风险较高，最高法院的职能更显重要。

俄亥俄北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亚历山大(Robert Alexander)对美国之音说：“在任总统常常谈起选举被操纵了，他对选民说’他们要从你那里偷走选举’。此外，我们可能会见到历史上最多的一次以缺席投票或者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数。你知道，人们第一次做某件事的时候都更容易犯错。而且，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在邮寄选票的问题上做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裁决。在2016年，宾州的选举结果是由不到1%的差距决定的，今年民调也显示两位候选人在宾州的支持率很接近，宾州可能会是决定选举结果的一个关键州。如果他们无法在宾州解决争议，官司就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可能性，但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

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小布什与戈尔对佛罗里达州的计票结果产生分歧，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小布什的裁决，锁定了小布什的胜局。

这场大法官补位之争还将影响到参议院的选情。《华尔街日报》华盛顿事务主编杰拉尔德·赛博9月22日撰文写道：尤其是三位共和党参议员的竞选连任会因此增添变数，他们分别是负责提名工作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已经表示不支持在大选前确认特朗普大法官提名的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参议员米切尔·麦康奈尔。此外，民主党副总统提名人哈里斯也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她在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的确认听证会上会有怎样的表现也颇受关注。

赛博还指出，参议院的选情跟总统选情之间有显著的联动关系，“在过去的十年里，选民们比以前更倾向于投票给同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他们所在州的参议员席位”。

大法官人选牵动美国重要议题未来走向

这场最高法院补位之争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对2020年大选的影响。

在金斯伯格去世之前，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由5位保守派大法官和4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但其中一位保守派大法官，也就是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有时会跟着自由派投票。

如果最高法院里保守派对自由派的领先优势扩大到6比3，这将进一步确保最高法院的保守倾向，使最高法院未来在堕胎、同性恋权益、持枪权、移民等问题上做出更受保守派欢迎的裁决，此前既有的判例也有可能被推翻。

在这些议题中，“奥巴马医保”或将首当其冲。最高法院已定于今年11月10日就“奥巴马医保”是否违反美国宪法听取口头辩论，如果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在此之前上任，“奥巴马医保”或面临废止。

基于权力制衡的原则，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在设立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同时设立了最高法院，其作用在于确保总统和国会制定的法律不能跟宪法相冲突。为了保证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大法官实行终身制。所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甚至能比总统在更长时期内左右美国的方向。

宪法制定者们将提名大法官的权力给了总统，将确认提名的权力给了参议院。除此之外，宪法制定者并没有对最高法院的具体形态做出明确规定，而是将这个权力留给了总统和国会。美国第一届国会在1789年组建了第一届最高法院，由6位大法官组成。在此后的岁月里，国会多次改变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从最少5人到最多10人不等。

因此，有民主党议员提议，如果最高法院再添一名保守派大法官一事无法避免，那么民主党能做的就是通过国会再次修改法律，增加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席位，以稀释保守派法官的影响力。

艾克隆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科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出现了无休止的相互报复，“对美国未来的政治体系和稳定性来说都是不利的”。

在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临近大选最高法院出现席位空缺的情况，仅有一次发生在1864年，当时距离总统选举还有27天，首席大法官罗杰·塔尼去世。当时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推迟了对大法官的提名，直到他赢得连任之后。

特朗普总统在他的任期内已提名了两位保守派大法官，并均获得了参议院的确认。目前对于他的第三位提名人选呼声最高的两位分别是他在2017年任命的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和他在2019年任命的第11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芭芭拉·拉戈阿(Barbara Lagoa)。除此之外，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琼·拉森(Joan Larsen)、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埃里森·琼斯·拉辛(Allison Jones Rushing)、白宫副律师凯特·科默福德·托德(Kate Comerford Todd)也在可能的人选名单之上。

来源时间：2020/9/25   发布时间：2020/9/25

旧文章ID：23072

作者：  来源：世界新知周刊

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

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中国经济走势与政策取向》节选

文 |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员

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01 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几个误区

1、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反思两点。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2、脱钩无所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但这种观点实际上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经济学讲的不是你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3、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说，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说他是现实主义者，就是说他已经转移阵地了，把以往的意识形态之上变成了国家利益之上，所谓“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就是要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于是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原来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那么，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来挖我们的墙角，强化他的阵营，以便重新达成新的“平衡”，实际上就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鲜，其次是拉台湾，最近又是香港。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4、特朗普是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

其实，特朗普虽然是过去40年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但很可能是今后40年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现在在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两党共识、政企共识和官民共识。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这是我想澄清的几个误区。

02 中美之间的三个层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

表层博弈：贸易之争

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到预期，影响到进出口贸易。日本专家曾经说过，打贸易战就是一种美国病，美国的慢性病。因为美国的竞争力在下降，但又要维持他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是谁露头就打谁。当年日本露头就打日本，现在日本缩下去了，中国露头了，所以就打中国。所以，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我们一定要做好打持续战的思想准备，正确应对。其中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参考：

(1)要拉美国的朋友来对付美国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中美之间打贸易战会严重影响到日本经济，因为我们的一部国产手机中有60%的零部件是从日本进口的。所以，如果我们拉日本、拉欧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们也会有积极性，对美国影响也更大。

(2)要用美国的方式来对付美国

案例一，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时，美国曾经向日本、西德等5个主要发达国家施压，要他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来扩大内需。

当美国压日本的时候，由于日本的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所以美国一压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压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调到2.5%的历史最低水平，于是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银行因物价开始上涨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连续5次上调利率，结果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资产，金融机构纷纷倒闭，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机，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当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压德国的时候，德国的政府官员对美国人说，不行，我德国中央银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投票表决，政府官员不能干预，最重要的是：这套做法是你美国教我的!结果用一个“软钉子”把美国人给顶回去了。德国中央银行于1988年果断上调利率。结果，虽然同样是本币大幅升值，但是德国就没有出现泡沫经济。

第二个案例就是日本的农产品市场。

战后日本，连国防都交给了美国，但是农产品市场却寸步不让。每一轮日美贸易谈判，美国一定卡在汽车上，而日本一定卡在农产品市场上。

日本为了保护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神学、科学、政治学一起上，就是要保护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但是国际舆论压力太大时，他也要做做样子，于是就把各国的粮食参展商请来举办粮食博览会。但是，就在开幕式的头一天，在电视镜头下，日本卫生部门的政府官员就找到美国的2个参展商，跟他们说，你们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卫生标准，迫使美国的2个参展商夹着展品气哼哼地走出展厅，据说回去就去找美国总统，但是，找谁也没有用，这是美国人认可的国际规则。

再有，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你看欧洲人，从来都是用反垄断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

所以，一定要用美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人。

(3)日本对美关系的经验教训

战前教训：千万不要刺激美国人民。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是孤立主义情绪，美国人民既不想参加欧洲战场也不想参加亚洲战场，罗斯福总统看到了日本的威胁想对日本宣战但没有借口，于是就按兵不动，等着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

战后经验：用“线”换“绳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牺牲整个纤维产业(“线”)为代价，换来了冲绳岛(“绳子”)的回归，所以称之为“用线换绳子”。因为当时日本的纤维产品物美价廉，出口到美国以后，美国的企业破产了，工人失业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对美国的纤维产品出口。于是，日本放弃了整个纤维产业，不仅换来了冲绳岛的“回归”，而且还倒逼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倒逼出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现在，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开放汽车市场，如果放开汽车市场，美国的汽车根本没有办法和日本的汽车业抗衡。

(4)80年代台湾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

所以，对美贸易战的正确对策应当是以退为进，倒逼自己产业结构升级，并把中美博弈尽可能地拖在贸易博弈的层面上。

中层博弈：老大之争

所谓“老大之争”，就是指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美国就会想方设法来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对我们会非常不利。

究竟应对如何对待中美关系，我认为，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

2、中间境界

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进境界

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深层博弈：体制之争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参加决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过书的，出过书就意味着他对中美关系的某一领域做过系统性研究，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让参与决策的人，能够听到真话，掌握真实情况，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时纠错。

03 反思与出路

1、对方的失误≠自己的实力

日本当年为什么敢偷袭珍珠港?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前面两次侥幸胜利的之后出现了自我膨胀：一次是甲午海战意外地打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第二次是意外的打败了俄罗斯的舰队。于是，在许多高层军官明明知道跟美国开战是打不赢的，但在举国狂热的氛围下，只有去偷袭珍珠港，结果导致惨败。

9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先后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我们一些人开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认为中国不会爆发金融危机，等等。但是，对方的失误并不等于我们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其实，我们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都不小，现在消费在降级、服务在降级，经济下行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要认真吸取别人的教训，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2、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反思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专家分析原因时，都认为是由于中美经济之间的“镜像关系”导致了这场危机，于是就提出所谓的“脱钩论”。记得有一位外国专家就提醒过，说中美脱钩的结果，很可能将会导致战争。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现在看来这种风险在增大。

3、决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恶情形——中美脱钩

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来源时间：2020/9/24   发布时间：2020/9/23

旧文章ID：23067

作者：陈刚  来源：联合早报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前最受人瞩目的大国关系。在冠病疫情暴发之前，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就展开了“贸易战”和“科技战”。美国不仅绕开世界贸易组织，直接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施加额外贸易关税，而且在科技领域也针对“中国制造2025”等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中兴通讯等均位列制裁名单。

今年开始的全球疫情蔓延更是雪上加霜，美中之间围绕病毒起源、信息披露、世界卫生组织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台湾、南中国海、印太等地缘政治问题也随之不断升温。一些观察家甚至提出了美中之间已经陷入全面“脱钩”或“新冷战”的论断，人们开始担心亚太一些国家，是否面临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棘手问题。

然而，如果回顾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四年来美中贸易战、科技战的走向，不难发现，虽然美中之间近年来在这些领域的对抗程度十分激烈，但双方交锋是有底线的。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使得贸易战、科技战很难演化为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全面脱钩。伴随美国大选的临近，中美关系可能面临新一次“窗口期”。

特朗普在上次大选竞选期间，就提出了将对中国打“贸易牌”的想法，认为美国长期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不公平贸易所带来的，造成了美国的失业和财政困难。特朗普上台之后立刻兑现承诺，不仅雇用了像纳瓦罗这样的对华鹰派经济学家，而且与中国领导人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贸易谈判。

谈判气氛日趋紧张，最终导致美国于2018年，开始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中国立刻采取加税的报复手段，贸易战正式爆发。此后，两国最高领导人曾一度达成共识，但两国在2019年的关税战却愈演愈烈，直到今年初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贸易战暂告一段落。

从贸易战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虽然美中交锋非常激烈，双方分歧很大，但两国经贸领域的巨大互补性，使得双方能够最终签署协议。尽管协议的落实，今年来受到冠病疫情的挑战，但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仍然处于高位，双方互为对方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投资领域，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对华投资在疫情肆虐的今年上半年，出现了6%的正增长，这与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以及中国不断对外开放和改善外资环境有很大关系。

目前，美国并没有在贸易领域继续大规模对华加征关税，贸易战虽然没有正式结束，但也没有恶化下去。同时，特朗普并没有实现通过打贸易战，而缩小对华贸易赤字的目的，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贸易赤字在特朗普任期内还在不断扩大，中国今年8月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居然高达20%。眼看特朗普第一任期就要结束，贸易战长期持续下去的可能性不大。

在科技战领域，虽然围绕华为、抖音(TikTok)、微信以及中国在美留学和研究人员的争议不断，但是美国至今仍然没有彻底封杀这些产品或服务在美国的存在，也仍然有数十万来自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停留在美国学习和访问。

美国政府多次暂缓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措施，有时则采取一些变通措施减缓冲击。最近的例子是特朗普在最后一刻突然改变主意，批准让TikTok继续在美国营运，而美国政府对微信的禁令也遭遇宪法上的质疑而被延后。美国教育界、科学界等领域的代表人物不断发声，认为过度的限制和审查阻碍了两国正常的科研交流，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从效果来看，这种科技战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在美国的不断打压中，华为2020年第二季度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反而在全球市场首次超越三星夺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美在经贸与科技领域的相互依赖，制约了贸易战、科技战向纵深发展的空间。这种政策取向不仅不能取得预期目的，而且脱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两国经贸及科技联系的基本面，所以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最大变数，来自地缘政治领域而非经贸或科技领域。在美国总统大选再次临近的关口，人们普遍关注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会否改变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但真正须要关注的，不是这种执政风格上可能出现的变化，而是拜登如果当选，是否仍然会像特朗普那样，选择经贸和科技领域对华施压，还是会改变策略，转向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对华强硬。如果后者发生，则情况会比贸易战或科技战更加复杂，对中国的挑战更大。毕竟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他本人并没有在军事、安全或人权等领域对华施加过多压力。拜登则不同，长期作为民主党内重量级政治人物，他对人权、地缘政治等问题更为敏感。

因此，如果拜登当选，他可能会逐步淡化贸易战和科技战，转而选择在地缘、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对华施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助理所长)

来源时间：2020/9/24   发布时间：2020/9/24

旧文章ID：23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