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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宣布10月初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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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71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在自己的推特上宣布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即将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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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于下个月初卸下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职位。

能在过去三年多来代表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我感到格外荣幸。我们正在重新平衡美中关系,以使其公平、对等,并能在两国都推动积极增长。这一努力会继续。

离任之时,我和到任时一样乐观。我在中国遇到了非常多了不起的人。我太太Chris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热情好客。

上周,布兰斯塔德大使给《人民日报》投稿被退稿后引发中美新的一轮嘴仗【点击这里查看相关信息】。

布兰斯塔德2017年5月到任。特朗普总统提名他出任驻华大使主要原因有二:一、他是共和党内部在很早就宣布支持特朗普的地方官员,他儿子是特朗普在艾奥瓦州竞选委员会的主席;二、他对中国比较了解,早在80年代中期就与去艾奥瓦“学农”的习近平认识。蓬佩奥在宣布布兰斯塔德离职的推特里说,特朗普总统让他出任驻华大使是因为他与中国打交道几十年的经历使得他成为代表美国利益和捍卫美国理想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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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斯塔德大使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务实,能干,可以在白宫说上话,希望中美关系能朝着更加互惠的方向发展。他是美国出任州长时间最长(20年)的官员,艾奥瓦州与中国河北作为友好省州为中美地方合作树立了榜样,他坚决反对白宫一些人提出的对所有中国留学生关闭大门的建议。美国媒体报道说,如果不是因为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坚决反对,特朗普移民问题高级顾问米勒(Stephen Miller)提出的禁止所有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建议就可能被特朗普采纳。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2019年他西藏考察后曾呼吁北京与达兰萨拉开展对话。今年六月,在特朗普总统签署美国国会通过的涉港法案后,中国外交部曾把他传唤到部里,呵斥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特朗普政府在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换将”极为不同寻常,特别是在驻华大使这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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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判断布兰斯塔德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国务院最近出台的一系列与中国脱钩的政策跟蓬佩奥团队意见相左而主动辞职或被迫离职。特朗普最爱通过推特宣布某一个重要官员被解职,这次由蓬佩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布兰斯塔德离职也十分蹊跷。美国一位美中关系学者在得知这一新闻后评论说,“Ominous(不祥之兆)。”中国独立国际关系观察家丁咚在评论布兰斯塔德离职的新闻时说,“布兰斯塔德的离任具有震撼性,我在此前有关中美还有机会的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强劲的现实挑战。他的回国,将为两国关系蒙上更深的阴影,并使改善的希望愈加稀薄。”【点击这里查看丁咚的时评“美驻华大使决心离任,美中关系前景再蒙阴影。”
    艾奥瓦本地一家广播电台说,特朗普在一次竞选活动中说,埃里克(Eric Branstad,布兰斯塔德的儿子)干得不错。你们知道吗,他父亲也要从中国回来了,他想(帮助我)竞选。从这个角度看,布兰斯塔德大使是应召反美,参加特朗普与拜登的最后拼搏。

布兰斯塔德今年73岁,他将在10月初离开北京。出任大使需要总统提名和参议院批准,因为美国进入大选最后冲刺,美国驻华大使的位置可能会一直空缺到明年年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算是刁大明教授所指的双边关系“软降级”。

本站将对此事继续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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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VOA今天就布兰斯塔德离职采访了夏伟和美国国务院一位没有提供姓名的官员。他们的解读为读者了解此事提供的新的信息。
VOA (2020年9月14日)

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已死的又一迹象”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在接受VOA采访时说。他还说:“布兰斯塔德去北京就任大使是带着希望去的,甚至川普总统也希望,他们能跟北京达成某种突破。布兰斯塔德确实是很好的人选,因为他认识习近平。但是一切都没有成功。我要说的是,这完完全全是被恶化的双边关系所破坏的,而且我认为他一定感到无法在那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福克斯新闻周一报道,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为了回美国参加川普总统连任的助选活动,“预期他会利用回到美国土地上来的机会帮助川普总统赢得2020大选”。

川普总统暗示,布兰斯塔德将在他的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发挥作用。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尼·恩斯特在社交媒体上说,川普总统在电话上告诉她,“埃里克的父亲将从中国归来,因为他想为他助选。”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儿子埃里克·布兰斯塔德已经投入了川普阵营的竞选活动。

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把路都堵绝了,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在华外交的存在它已经限制了很多,所以,(布兰斯塔德)大使待不待在那里基本上已经无所谓了。”

被问到这一卸任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在进一步脱钩时,这位官员说,美中间脱钩不脱钩主要看中国政府。“美中之间问题很多,关系不好,原因非常清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去改变这些问题,这是脱钩不脱钩的一个很关键因素。所以说,这跟一个大使走或去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中国没有意愿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防止跟美国脱钩,是否可以说中国并不在乎跟美国脱钩?这位官员说,中国并不想跟美国脱钩,“因为想继续占便宜”。

“中国不想脱钩又不愿意改变导致要脱钩倾向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个非常矛盾的东西。他想两面讨好,两面占便宜,这个是美中关系不对等的很重要因素。但是反过来说,中国政府也不敢真正达到对等。所以说,蓬佩奥国务卿说的非常清楚,美中之间就是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别。”

这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必须破解中国政府自尼克松政府以来一直采取的一种所谓 “求同存异”的政策。

“这个‘求同存异’听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但却是非常危险的东西,所谓‘同’就是利益,所谓‘异’就是政治上、价值观上根本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这样就导致了到现在为止美中关系停滞不前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有些分歧是必须要解决的,比方说,中国政府不能坚持当下的新疆政策而希望美国政府一句话不说;它也不能希望长久地让美国的公司强制性地转让技术而让美国政府一句话不说。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价值观、对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最严峻的挑战。”


来源时间:2020/9/14   发布时间:2020/9/14

旧文章ID:22977

比较中美合作“清单”,寻找合作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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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71期
      自7
月以来,中国三位外交高官,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部长王毅和副部长乐玉成,频繁喊话,提出拒绝中美脱钩,反对冷战,并就中美可能合作的领域做了论述。【点击这里查看“中国外交高官眼中的中美关系”】与此同时,美国的四位高官,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司法部长巴尔和联邦调查局长雷上演“四重奏”,对中国大加批评,指出美中关系已进入绝对竞争、甚至是敌对的状态。不过,722日,美国副国务卿比尔根(Stephen Biegun)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详细介绍了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比尔根虽然也批评了中国,但他出人意料地谈到了美中可以继续合作的领域。从中美两国高官提出的合作“清单”中,我们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契合点吗?(点击这里查看比尔根在美国国会就美中关系作证的证词)

中国外交高官谈合作

乐玉成在78日的讲话里提到的具体合作议程为,“下一步,中美在信息通讯、人工智能、线上教育、远程医疗等领域将有更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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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97日发表的文章里对中美合作内容有了更多的描述:

一,抗疫合作:“中方向美方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医疗物资,美国人均得到90只来自中国的口罩”;

二、金融合作:“为世界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两国均作出了关键贡献”;

三、发展合作:“2014年,两国向非洲派出医疗队,与多国合作成功阻遏埃博拉病毒蔓延;

四、气候合作:”2016年,两国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达成《巴黎协定》;

五、经贸合作:“近期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340亿美元,仅6月一个月就突破500亿美元;

六、两军交流:”在军事安全等领域开展专业对话,防止战略误判。

他特别提出,中美可以“在气候变化、反恐、人道主义救援、全球公共卫生、防止核扩散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在朝核、中东、阿富汗等热点问题上扩大协调合作,使中美关系更好惠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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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在79日的讲话里提到了“三个清单”,但在具体合作方面只强调了抗疫合作:“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没有什么比救人更紧迫。”

在85日的专访种,王毅提到了南海问题,应该说是对美国盯住不放的一个重要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回应:“当前形势下,中方建议排除一切干扰,尽快重启“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争取早日达成这一有利于维护南海长治久安的地区规则。同时,中国也愿继续同沿岸国加强海上合作,深化安全互信,推动共同开发,真正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其次,他说,“中方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愿秉持平等开放态度同美方沟通交流,恢复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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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在87日发表的文章里对中美合作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一、人文交流:“中美人员往来从每年几千人次增长到超过500万人次,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超过40万人。两国建立了50对友好省州关系和227对姐妹城市”;

二、人道主义救援:“从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到2008年汶川重大地震灾害,中美两国人民感同身受,纷纷向对方施以援手”;

三、抗疫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美两国各界相互驰援。中国有关省市、企业和机构向美方受疫情影响的州市、社区和民众捐赠口罩、防护服等医用设备,并向美方供应了大批抗疫物资”;

四、区域和安合作:“双方在朝鲜半岛、阿富汗、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了密切沟通协调,与相关国家一道推动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五、应对全球挑战合作:“中美在反恐、防扩散、禁毒、疾病防控、减贫、维和、打击芬太尼滥用走私活动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六、国际金融合作:“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和各国合力应对,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七、气候合作:“在中美等国携手推动下,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得以签署,为促进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提供重要动力”;

八、发展援助合作:“中美双方还在东帝汶开展粮食安全三方合作,联合培训阿富汗外交官,在非洲联手抗击埃博拉疫情,成为两国协助第三国加强能力建设的范例”。

杨洁篪还说,“双方要拓展能源、执法、禁毒、地方、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中美两军应加强接触交往,用好互信机制,使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因素。双方还应就朝鲜半岛、阿富汗、中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国际地区问题继续开展协调合作,让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从中美及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得到更多利益。

美国外交高官谈合作

比尔根说美国的对华外交包括五个主要领域:一、使用包括外交接触、公共外交、国际援助、商业外交、贸易法、执法、出口控制、制裁和军事威慑在内所有的外交工具;二、在有争议和竞争的领域,采用持续的压力抵制中国试图改变或取代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三、中国如何对待美国的机构美国就以透明和对等的方式同样对待中国的机构;四、加强美国所有涉华利益攸关机制的合作,包括两党协作、立法与行政部门的合作、专家与智库、学术届、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合作;五、加强与盟国和伙伴国,特别是印太区域的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共同应对CCP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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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美国希望看到一个与自己的人民和邻国和平相处的、繁荣富强的中国。

比尔根说,尽管美中官方的互动近来出现了不少困难,美中在以下领域还有磋商:

一、核武器的能力和使用的战略稳定

二、对新冠病毒起源和传播的调查

三、朝鲜半岛无核化及之后的和平与发展

四、和平重建阿富汗

五、打击毒品的国际生产和贩运

六、寻找和归还美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越战中阵亡或失踪的官兵的遗体

七、平衡和对等的经济政策

比尔根在作证时告诉议员,他非常同意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的优化与中国合作的清单,并希望在这方面获得国会的反馈。之后,他列出了美国愿与中国在三个方面展开合作的具体内容:

一、美国欢迎北京加入军控谈判:为了防止新的军备竞赛,世界上三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应该就此展开外交往来和对话。美国期待与中方就此举行面对面的沟通。美国的军控特使马歇尔·比灵斯雷(Marshall Billingslea)已经邀请中方派出代表参加在维也纳的谈判。美方还建议中俄代表及早见面,就军控谈判的步骤拿出方案。各国见解不同,目的各异,谈判中出现分歧理所当然,但三个主要核武器国家一旦沟通有误,那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二、美中可以在朝鲜问题上继续深化合作。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对两国共同关注的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巨大威胁。中国认为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半岛的无核化。中国已经大幅度减少了与朝鲜的贸易,并督促平壤与美国接触,通过外交方式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在贯彻制裁和防止逃避制裁方面还可以更有作为,美国也会继续就此事与北京协调。

三、美国继续与北京在控制美国吸食鸦片危机方面展开合作。北京2019年通过的限制芬太尼的出口和对一个贩运芬太尼犯罪团伙的审判大大减少了中国芬太尼进入美国的数量,但目前还是有不少用于制造毒品的化学原料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美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完善对化学原料和医药原料出口的法律法规。

寻找合作契合点

最近以来,美方在谈到如何管控和管理双边关系时使用频率最高得三个词是:透明(transparency)、对等(reciprocal)和看结果(results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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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2019年中美两军在南京举行人道主义救灾演习)

如果我们对比双方提出的合作“清单”,重叠的有四个,即:

一、朝鲜半岛无核化及之后的和平与发展

二、和平重建阿富汗

三、打击毒品的国际生产和贩运

四、平衡和对等的经济政策

在这四个领域,美国非常感激中国在禁止芬太尼出口领域做出的贡献,并希望中国能继续增加力度,减少中国不法商人把制造毒品的化学和医药原料运入美国,中国为控制美国鸦片危机“铲草除根”可以大有作为。

在协调经济政策领域,中国一直在履行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各项条款,进展还算顺利。

中国为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日的两次峰会提供了巨大帮助,今后应该可以更密切地与美国协调,通过外交方式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和平重建阿富汗对美国至关重要,那个被它打烂的国家需要回归正常。一个和平和稳定的阿富汗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中国可以考虑把阿富汗纳入“一带一路”,以中国的特长,参与重建阿富汗大有“用武之地”。

其实,帮助美国寻找和归还在二战、朝鲜战争和越战中阵亡或失踪的官兵的遗体对中国来说并不难。

中国已经支持并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源头和传播的调查,无需赘言。

中国参加美俄军控谈判算是对中国在国际军控领域地位之重要的一个认可,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参与的理由。只有参与才能成为规则制定的一部分,只有参与才能更加有效地防止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只有参与才能彰显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口号。

中方高官提到的中美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合作,直到2019年11月两军还在南京举行过演习,中国驻吉布提的基地错过了马拉维、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洪灾之后与美军协调救援的机会。

如果白宫大选后换人,中美在抑制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将会机会满满。

来源时间:2020/9/14   发布时间:2020/9/14

旧文章ID:22976

急速退步的美国,已不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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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纪思道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这应该是一个警钟:新数据表明,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正在倒退的国家之一。

  在周四上午正式发布之前,我得到了最新的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该指数发现,在全世界接受评估的163个国家中,只有美国、巴西和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比2011年该指数创建时更糟糕,而巴西和匈牙利的下降幅度小于美国。

  “这些数据描绘了我们国家令人震惊的状况,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行动的号召,”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顾问团主席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告诉我, “我们就像一个发展中国家。”

  该指数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启发,收集营养、安全、自由、环境、健康、教育等50项幸福指数来衡量生活质量。在2020年版中,挪威高居榜首,其次是丹麦、芬兰和新西兰。南苏丹垫底,排在它前面的是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

  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但其排名从2011年的第19位下滑至第28位。该指数现在把美国排在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塞浦路斯和希腊等明显更为贫穷的国家之后。

  “我们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国家,”波特说。

  美国在大学质量方面排名世界第一,但在获得优质基础教育方面排名第91位。美国在医疗技术方面领先世界,但在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方面排名第97位。

  社会进步指数发现,美国人的健康统计数据与智利、约旦和阿尔巴尼亚人不相上下,而美国孩子所受的教育与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孩子所受的教育大致相当。大多数国家的凶杀率比美国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的交通死亡率比美国低,卫生条件比美国好,互联网接入条件也比美国好。

  美国早婚率很高——大多数州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允许童婚——而且在所有公民平等分享政治权力方面也很落后。在对少数族裔的歧视问题上,美国可耻地排在第100位。

  最新指数的数据收集是在新冠病毒之前,新冠病毒对美国的影响非常大,似乎有可能加剧美国排名的下滑。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抑郁症状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增加了三倍,而心理健康状况不佳与其他影响幸福感的风险因素有关。

  发布社会进步指数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指出,新冠病毒将影响健康、寿命和教育,对美国和巴西的影响尤其大。他说,该指数所衡量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似乎有助于保护社会免受病毒侵害。

  “包容、宽容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能够更好地控制疫情,”格林说。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在该指数上的下滑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提醒我们,美国人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它们在特朗普总统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来自两党的领导人使其不断恶化。特朗普是这个大问题的一个症状,也是这种问题加速的一个原因。

  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戴维·G·布兰奇弗劳尔(David G. Blanchflower)的最新研究表明,认为自己的每天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不良状态的美国人,在过去25年里增加了一倍。“不断上升的痛苦和绝望主要是美国的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观察到,”布兰奇弗劳尔告诉我。

  对我来说,这种下降是极为个人化的:正如我写过的,在俄勒冈农村地区,我以前坐的6号校车上,现在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所谓的“绝望之死”。今年春天,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海洛因过量去世,而我被关进监狱的朋友都已经数不清了。由于一些家庭的功能失调,这些问题正在下一代身上自我复制。

  你们是纳税人,你们支付巨额费用来监禁我的老朋友们;如果把这些钱投资在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或者治疗他们的毒瘾上,效果会好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选举类似1932年的那一次。就在那一年,美国选民果断地拒绝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消极态度,并通过选举向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授权——包括参议院的翻转——这为新政和现代中产阶级奠定了基础。但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现实,我们走错了路。

  我们美国人喜欢说“我们是第一”。但新的数据表明,我们应该高呼:“我们是第28!而且还在下降!”

  醒醒吧,因为我们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国家。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成为时报专栏作家。他曾因对中国及达尔富尔的报道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欢迎注册他两周一次的免费新闻电邮,并且在Instagram、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20/9/13   发布时间:20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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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人团制度将毁掉美国

作者:JESSE WEGMA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上周,民调分析师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张图表,阐释乔·拜登(Joe Biden)如果在11月赢得多数选票,成为总统的几率会有多大。

  这个“如果”可能是不必要的。很难有人对拜登将赢得最多选票的说法提出异议。这不是自由派的幻想。前不久,在四名资深共和党竞选经理的小组讨论中,一人承认,“我们将失去普选。”另一人回答说:“哦,肯定的。”真正的问题是,相较于特朗普总统,拜登是否能赢得足够多的选票,以克服今年选举人团中的偏差。

  西尔弗的分析令人振奋。如果拜登以五个百分点或更高的优势胜出,如果他以超过700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那么他将会稳操胜券。如果他比总统多赢得450万张选票,他仍然有四分之三的机会成为总统。

  但如果不是这样,拜登的胜算就会一落千丈。假如拜登仅以300万张选票获胜,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就会陡然增大。如果拜登的优势下降到150万张选票——大约是罗得岛州和怀俄明州人口的总和——那就别想了。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当选总统的几率不到十分之一。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这让我很生气。是的,我知道美国从来没有通过直接普选选出它的总统;我为此写了一整本关于这方面的书。我仍然无法理解,在一个基于所有选票平等原则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中,为什么赢得最多选票的人可以——而且确实是一再地——输掉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选举。

  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她赢得的选票比唐纳德·特朗普多出近300万张,差距超过两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在三个州的选票不足8万张而落败。距离选举日还有两个月,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的几率高到令人不安。这是一件坏事。总统是唯一一个必须平等代表所有美国人的职位,无论他们住在哪里。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从全国各地的所有美国人那里赢得最多的选票。

  当今的选举人团制度运作情况尤为鲜明地提醒人们,我们的民主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具有代表性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使用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有充分理由的。正如特朗普会说的那样——尽管不是出于正确的理由——选举受到操纵。

  如今,选举人团制度的主要问题并非如其支持者和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它赋予小州的权力过大。这些州的权力确实从手中参议院的两张选举人票中得到了提升,但与真正的罪魁祸首——全州赢家通吃的法律相比,这种好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法律是建国初期各州为获得政治优势而通过的,尽管制宪者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各州将所有选民的选票都授予在本州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其结果是抹杀了该州所有未投票给领先候选人的选民。

  如今,有48个州采用赢家通吃的办法。因此,大多数州都被认为是“安全的”,也就是说,一方或另一方可以轻松获胜。再多的竞选活动也无法改变。唯一对双方都有影响的州是那些“战场”州,尤其是像佛罗里达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大州,在这些州,几千张甚至几百张选票的摇摆,就能使整个选举人团票从一个候选人转向另一个候选人。

  这一制度的害处并非只是现在才引起注意。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对各州赢家通吃的规则也感到非常不安,他认为这是选举人团制度在19世纪初形成时的主要缺陷之一。

  正如麦迪逊在1823年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采用赢家通吃规则的州“就像一串珠子”,并不能反映其公民真正的政治多样性。他非常不喜欢这种做法,并呼吁通过宪法修正案禁止它。

  不仅仅是自由派明白赢者通吃的问题。1950年,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艾德·戈赛特(Ed Gossett)在国会发表演讲,抨击不公平的选举制度——这个制度令一些选民仅仅因为自己的居住地,就能在选举中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当时,纽约是美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摇摆州,决定其摇摆方向的选民是大城市地区的少数种族和民族。

  “那么,请理解我不反对在哈莱姆区的黑人投票,也不反对他的选票被计数,”戈赛特说,“但我确实不喜欢两党都会花一百倍的金钱去争取他的选票,而且他的选票在国家政治的天平上,价值是得克萨斯州一个白人的选票的一百倍。”

  “仅仅因为他们(少数种族和族裔)恰好位于两三个大的工业枢纽州,就如此重视他们的几千张选票,这是否公平,是否诚实,是否民主,是否符合任何人的最大利益?”他还说。

  在詹姆斯·麦迪逊那封信发表200年后,一州赢家通吃的规则仍在削弱我们的政治,人为地分裂我们。每隔四年,在真正的总统选举开始前,数千万美国人的选票就已经神奇地消失了——大约在选举日的六周后,538名选举人聚集在全国各地的州首府投票选举总统。“蓝州”把他们所有的选举人票都给予民主党人,不管有多少共和党人投给他们的候选人;“红州”则正相反。

  鉴于种种原因,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目前还不在讨论范围内,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像麦迪逊在两个多世纪前试图做的那样:废除各州层面赢家通吃的法律。这可以通过《全国普选州际协定》(National Popular Vote Interstate Compact)来实现,该协定是各州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规定将自己的选举人团选票投给全国(而不是各州境内)赢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当代表多数选举人票的州加入时,该协议就将生效,这会使得所有美国人的选票都与彼此有关,而且每个人的选票都是平等的。得票最多的人将自动成为总统。

  如果你认为这是心怀怨恨的民主党人为了获胜而策划的阴谋,那么试想得克萨斯州将会变成蓝色。也许今年不会,也许到2024年也不会。但它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当它成为蓝色时,共和党人将面临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在得州赢得了大约450万张选票。一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赢得更多选票,所有这些共和党选民就会突然消失,共和党候选人入主白宫的希望渺茫。正如艾德·戈赛特所问,这怎么公平?

  每当最新的总统大选全国民调公布后,随之而来的都是异口同声的回应:谁在乎呢,全国普选毫无意义。好吧,我在乎。还有几千万美国人也在乎。

  唐纳德·特朗普也在乎。“选举人团制度是民主制度的灾难,”他在2012年大选之夜发推说。为什么?因为当时他相信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会赢得普选,输掉选举人团票数。他不仅从未删除这条推文,还继续声称自己在2016年赢得了普选。除非他内心和我们其他人一样,相信获得最多选票的人应该获胜,否则他为什么这么在意地提出这个问题?


  Jesse Wegman是社论版成员,自2013年,他一直撰写关于最高法院、国家法律事务方面的文章。他著有《Let the People Pick the President: The Case for Abolishing the Electoral College》一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jessewegman。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20/9/13   发布时间:2020/9/10

旧文章ID:22974

气炸!中国留学生宿舍门被写“间谍”二字!想在美国读个书怎么这么难??

作者:鸦雀  来源:INSIGHT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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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利用留学生进行间谍活动」,恐怕是最近美国政客们针对中国最常说的话之一了。

  前天,美国国务院刚刚宣布,为了防止美国敏感研究成果被窃取或挪用,已有10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F1签证遭到吊销。

  今天,微博上就有爆料称莱斯大学中国留学生公寓门上被写上了巨大的“SPY”!

  谁能料到,我们这些只想安心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再次被恶劣的骚扰和歧视袭击……

  中国留学生门上被涂“SPY”

  作为留学生的我们,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类似事件,也应当了解针对亚裔的歧视在美国并不罕见。

  最为耳熟能详的“都市传说”,或许就是——又有谁谁谁在街上被吼了“滚回中国去”。

  这种明目张胆的歧视已经足够恶劣,万万没想到,更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根据海外资讯博主 @寰亚SYHP 的爆料,一名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莱斯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在早上出门时,突然发现了自己家公寓门上,被马克笔写上了巨大的“SPY(间谍、密探、特务)”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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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门上硕大无比的英文单词,门徽上也被贴上了写着“SPY”字样的小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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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一大早刚要出门,就遭遇了赤裸裸的歧视和威胁,第一反应绝对是恐惧和无助。

  这名中国留学生也是一样,从来没有经历过种族歧视和人身攻击的TA,瞬间就被自己门口巨大的“SPY”吓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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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从当事人入住这栋公寓以来,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和谐的邻里关系问题,但这种恶劣的歧视事件,依然发生了。

  而且在当事人看来,如果不是有人注意到了有中国人住在那个房间,那就不可能在川普政府频频指责「中国利用留学生进行间谍活动」的时候,在他家门口涂写“SPY”字样。

  目前,当事人已经告知了公寓物业,并准备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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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的是,虽然当事人已经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公寓楼物业,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但物业却表示楼内没有安装监控,无能为力。

  而由于当事人并没有和美国警察打交道的经历,因此也并不知道这种歧视案件是否会被受理。

  即使,假设警察会负责任地抓出歧视的罪魁祸首,但除了给予歧视者警告之外,似乎也无法进行其他的处罚。

  另外,事后是否会遭遇到歧视者的报复也成为了当事人担心的问题。

  最终结果,或许只有搬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在这则爆料的评论区,也有不少留学生表示自己在美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歧视。

  有人被外国舍友欺负歧视,不得不搬离合租房间,重新租了单人间,但要同时交着两份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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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发现自己家公寓楼内,不知道哪个邻居把wifi名称改成了“it’s chinese virus”,深得懂王川普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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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总总的歧视现象屡见不鲜,但对于遭到歧视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

  出境海关:紧盯中国留学生

  不仅仅生活中被敌对,这段时间,中国留学生在出入海关时也频频遭遇严苛的态度。

  港媒《南华早报》早前报道称,美国海关人员在2019年对中国籍公民进行了1100次搜查,比前一年大幅增加了66%。

  在陡增的数据量背后,确实是一项美国司法部从2018年11月开始实行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该计划目标是反制其所认为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

  而且这一数据,或许将在2020年再创新高。

  七月底,就有一位公派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留学的营养学联合培养博士(以下简称A),在出境美国时被海关及FBI刁难盘问。

  提前6小时到达机场,并完成了值机托运和安检的A,在距离登机仅仅两个小时的时候,突然被机场工作人员叫去了登机口。

  等待他的,是六名拿着记录本和电脑的海关人员,和一名F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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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A不得不接受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盘问。

  在详细地问过个人基本信息之后,海关人员征得A的同意,打开了行李箱,一件一件的仔细搜查A的行李。

  连A自己整理的文献记录本也被翻出来查看,A只得解释那是自己亲自看文献一点一点写下来的,所以不舍得扔掉。

  紧接着,盘问就进入到了关键性的「赴美留学且打算回国」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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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人员反复使用具有引导性的话术,认为A赴美留学是在美国学习了先进的技术,现在回国是为了跟国内做汇报。

  而A的公派留学生身份,也让海关工作人员提出了:“国家给你那么多钱在这边学习,是不是回去要报效祖国?”的质问。

  即使美国海关工作人员十分强势,A也回答得不卑不亢:“我觉得所有留学生都想要报效祖国,不止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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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海关人员又围绕着“是否是解放军” “是否是党员” “是否向中国汇报工作” “回国后是否和美国有项目合作”等问题反复纠缠A。

  甚至,连A的所有微信聊天记录,都被海关人员以“解放军、军、兵”等字眼搜索过,仿佛希望通过聊天记录来证明A就是一名解放军。

  最终,漫长的盘问过程以及所有电子设备都被没收的结果,让A错过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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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的经历被曝光后,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听闻过相似的遭遇,理工科专业学生更是被海关盘问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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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据9月5日英媒BBC的报道,美国布朗大学心理学系访学一年的博士生Keith Zhang也在出境美国时遭遇了海关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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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机场广播让他去登机口时,Keith Zhang还以为会面对一次简单的登机问询,实际却事与愿违。

  在整个盘问过程中,那些执法人员“带了预设立场,即该中国留学生一定是来窃取技术的”,并且多次指责留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撒谎”,给对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然而,这一切在Keith Zhang看来,反而更像一次“骚扰”,毕竟“真要盗窃的话,云端发过去就好了”。

  不仅仅是Keith Zhang,更多的中国学生、研究员都在在准备离开美国时遭到了执法人员的盘问,他们中有些人的电脑、手机、游戏机等电子设备也被扣下,至今仍未归还。

  总而言之,美国近期对中国留学生的出境检查,正在变得越发严格。

  被美国妖魔化的中国

  无论是在美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歧视,还是暴增的美国海关对中国留学生的盘问次数,实际上,都是川普政府不遗余力妖魔化中国的结果。

  在美国国内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激增的情况时,川普为了转移矛盾,疯狂甩锅中国,明里暗里地将新冠病毒称为“Chinese Virus”,将疫情政治化,将中国妖魔化。

  于是乎,当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们顶着被新冠病毒传染的风险走出家门时,不少人都遭遇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在纽约Grand St. 地铁站,一名华人女子坐在地铁站楼道边上,不小心挡住了上楼的黑人男子。该男子看到华人女子佩戴了口罩之后,便破口大骂“diseased bitch(有病的婊子)”。

  一开始,华人女子还不予理睬,但这却让对方更加来劲,并在离开站台前狠狠地击打了她的头部。

  这一幕,这一旁的目击者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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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在纽约地铁,还有一起性质更为严重的袭击事件,一名戴着口罩的台湾女生被人推进地铁轨道,导致一条腿受了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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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人心寒的是,能够被报道出来的恶性歧视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在美国各地,乃至全世界,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情况都在不断上演。

  有华人家长收到了小孩同学家长发送的「请让你的孩子待在家里,因为你们亚洲人都是“Virus Spreaders”(病毒传播者)」的邮件。

  有人出门时被当地人骂成“corona virus(冠状病毒)”。

  有人只因为在餐厅吃饭时呛得咳嗽,而被邻桌的客人指责:“你不要坐在我旁边,你会传染给我。”

  甚至,还有人开着airdrop的手机,莫名其妙地收到了歧视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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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到一个中国老兄在机场打喷嚏”

  那段时间,俨然成为了华人旅居海外生活的“最危险时刻”……

  如今,为了赢得大选成功连任的川普,将自己塑造了一副“打压中国急先锋”的模样,频繁颁布针对中国的行政令。

  而占据了美国国际生很大比例的中国留学生,也成为了川普的一枚“棋子”。

  在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蓬佩奥多次渲染「中国利用留学生进行间谍活动」之后,就有了中国留学生家门上被写“SPY”的遭遇……

  如果川普还将继续对中国留学生实施制裁,并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那么必然还将会有更多中国留学生遭遇类似的歧视。

  最后,对于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正在面临歧视的中国人,主页君想说的是:

  不要用歧视去回应歧视,那样即便胜利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要做好自己,面对歧视的时候,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勇敢站出来,通过发声或是报警的办法纠正他们的无知行为。

  消灭歧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f:

  https://www.bbc.com/news/amp/world-us-canada-54016278

  https://m.weibo.cn/5393135816/4547791306884533

  观察者网:《中国留学生在美机场遭盘查:他们认为我是来窃取技术的,这纯粹是骚扰!》

来源时间:2020/9/13   发布时间:2020/9/11

旧文章ID:22973

追踪曾外祖父康有为的海外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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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雪培  来源:《世纪》杂志2020年第4期

  康雪培:康有为曾外孙女,现居美国

  一段儿时的记忆

  我出生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从小在阿婆(外祖母)岑德静家长大。童年时,我知道母亲的爷爷康有为是历史名人,家里有些陈旧而又珍贵的东西与其有关,仅此而已。记得上世纪50年代,母亲在虹口区的一条老式里弄里有个小阁楼间,曾带我去过几次。用上海方言发音,那地方叫“同和里”,我根据谐音称其为“狐狸洞”,觉得我的编造很贴切,因为我讨厌去那个脏兮兮的小房间。在我朦胧的记忆里,房间很小,屋里满满地堆放着积满灰尘的书卷字画和陈旧家什,屋内光线昏暗,空气滞闷。母亲进屋后就没有空间了,我只有站在门口等候。房子里没有煤卫设备,地段又偏远,母亲从没在那屋里居住过。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条里弄名叫“同和里”。根据相关研究资料得知,康有为1913年结束海外逃亡生涯后,回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居住, 最后迁居青岛。“同和里”阁楼间堆放的那些旧物的主人应该就是我的先祖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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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康有为(1858-1927)

  但在那个时代,康有为并不是家人的话题。阿婆岑德静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与外公康同篯(1908-1961)离异,之后即与康家后人不相往来。阿婆出身显贵,是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四女。岑春煊(1861-1933)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政治风云人物,能文能武,性情耿直刚烈。他支持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引进西方的现代文明,曾与戊戌赴京维新派人士诸多往来,并多次上书大清王朝条陈变法事宜。维新失败后,康岑两人在政见上分道扬镳。岑春煊1900 年护驾皇室西逃,之后成为晚清重臣。阿婆天生聪颖美丽,倍受父亲宠爱,自小便具有反叛意识,不接受裹足。阿婆在教会学校长大,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会弹钢琴,讲得一口流利英语,是当时极为少见的新时代知识女性。她与康有为之子康同篯结缘,也算是门当户对。阿婆是在康有为1927年去世后嫁到康家的, 所以没有见过公公。康家的一切由康有为精明强干的第二任夫人梁随觉掌管,母亲和阿婆都称她阿妈。

  阿婆和阿公生有二女一子,但由于家庭背景政见相悖及两人性格不合,于1934年离婚。分手后阿公康同篯带着他母亲梁随觉、儿子康保延去了台湾定居,阿婆和女儿康保庄(我母亲)和康保娥留在大陆生活,这一别就是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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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康有为的儿媳岑德静和其女康保庄

  1987年,阿婆终于在香港与别离几十年的儿子保延和儿媳田良玉会面。两岸往来开放之后,保延舅舅夫妻也来过上海姐姐家小住,与亲人团聚。阿婆高寿,为人低调,“文革”期间,已退休在家的阿婆被召回她原工作的化工厂劳动改造。她每天穿上褪了色的蓝布褂,挤公交车到厂,洗刷没完没了的化工用瓶。从小娇生惯养的阿婆成了洗瓶工,她不以为苦,反为之自豪,说自己是工人了,还经常把她的工作证给人看。“文革”后期,阿婆因胃大出血数次,不再被要求到厂里洗瓶,身体才渐渐好起来。因为她是历史名人岑春煊的后代,电视台曾联系采访她,但阿婆以年事高为由婉言谢绝了。阿婆于2009年辞世,享年98岁。

  康有为的后人众多,分散在世界各地。留在国内的,大多默默无闻,生活平淡清苦,与世无争。在我记忆里,母亲的四叔康同凝 (康有为三夫人何旃理之子),妻子庞莲(生前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编者),妻妹大毛(小名),生前同住康定路的一条弄堂房子里。亭子间住的是别人家,独身的大毛阿婆住二楼正房,四叔公和叔婆俩蜗居在不到十平米的阁楼间。楼梯过道的板架上堆满了旧书、字卷、文稿等物,占据了本来就狭窄的楼梯的三分之一空间,老人们上下侧着身子,很不方便。白天大家均在大毛阿婆明亮的大房间里度过。三个老人都已退休,膝下无小,相依为命。家里有一个很忠心的保姆照顾他们。“文革”期间,他们也被抄家。由于他们的低调为人,没有遭受批斗。上世纪80年代叔公病逝后,叔婆庞莲将家藏文物全部捐赠给了青岛康有为故居。作为条件,他们选择青岛康有为墓园为他们夫妇的葬身之地,以永久陪伴孤寂的父亲康有为。

  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和妹妹保娥阿姨商量,决定将爷爷的遗物捐赠给国家。她们联名捐赠的文物有:康有为的《大同书》遗稿、《政见书》《戊戌奏稿》等手稿,以及旧抄稿、电稿、函札、账册、章程、电码、山水轴、书卷、碑帖、画册、照片等。博物馆捐赠清单列有几百号的文物编数。这样一来,“同和里”的小阁楼就给清空了,母亲也随之放弃了那间小屋的所有权。她们这一捐赠举动后来被证明是十分明智和及时的,否则在几年后的“文革”中,康有为的书卷字画必然会作为“四旧”被付之一炬,其他家什古董等遗物也难逃厄运,母亲自己也难免遭受因收藏“四旧”而带来的灾祸。

  康有为的遗物分别于1961年8月和12月、1962年1月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因此在“文革”中安然无恙。在上海博物馆大厅的正门大理石墙上,有几处刻有捐赠者母亲和阿姨的名字。康有为的另小部分遗物由母亲陆续捐赠给了青岛故居和南海博物馆。1997年,《康有为手书真迹》由母亲和保延舅舅、保娥阿姨联名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一部电影开启寻踪之旅

  我随母亲姓康。以前,我对先祖康有为的了解仅限于“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等一些历史名词上。虽然上海家的书橱里摆满了研究康有为的书籍,床底下还有本硕大的《大同书》,因没有古文功底,对历史也无兴趣,我从未想过要翻书研读。“文革”初期,我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或在收音机里听到批判康有为的消息,心里便十分紧张,生怕哪天那名字会连累我和我家,因此我心门紧闭,从不敢向任何人提及先祖康有为。上世纪80年代末我来到美国留学,后定居休斯敦,二三十年来我也一直保持这个沉默习惯。

  但一部电影改变了我。2013年3月,儿子告诉我,美国休斯敦RICE大学将放映一场有关康有为的电影。儿子沈康达从小在美国长大,不识中文,对中国近代史一无所知。康有为对他来说,仅是个名字而已。但这个名字很响亮,提之会有反响,让他觉得先祖是个不凡人物。

  电影放映那天,我和儿子同去观看。香港陈耀成导演的历史纪录片《大同——康有为在瑞典》让我耳目一新,影片将康有为和伴随他流亡的次女康同璧表现得有血有肉,富有感染力。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成了清廷的头号钦犯,在英国友人的帮助下,逃往香港,辗转日本,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1899年7月,他联合华商在维多利亚创立了中国维新派的政党——保皇会,并担任会长,保皇会发展迅速,一度在海外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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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同——康有为在瑞典》电影海报

  因为是康有为的晚辈,我看得极为认真,泪流不止。我不时地关注儿子,他也看得十分投入。虽然听不懂粤语,但通过英语字幕,他能看懂情节。影片使他对先祖康有为有了基本的感性认识,特别是看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康有为,他很激动,对先祖更是肃然起敬。

  电影结束后,我们顺便参观了RICE大学的FONDERN图书馆,在馆内一面墙上看到挂有康有为的真迹对联,十分惊讶。经我们了解,这副对联是该校Richard Smith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出访中国时,从北京的一家古董店购得,颇费了一番功夫。这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Smith教授将此事写成一篇文章刊登在报上,可见康有为在北美地区的影响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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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2015年,康雪培(左)和谭精意摄于康有为纪念馆门前

  1894年,中美签订有效期十年的《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1904年4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称,过去所有排华法令永远有效,激发了1905年中国各地和海外华侨反美爱国的抵制美货运动,时已在洛杉矶的康有为心系祖国,向保皇会发了一封公开电,美国各埠保皇会接到此函电后,鼓舞华侨联名上书清廷,恳请勿与美国续签禁约,并号召国人和各地华侨抵制美货和该条约。6月15日,康有为晋见罗斯福总统,当面要求美国废止限制与排斥华工的法律与条约,力陈华人移民有利于美国社会的繁荣和经济发展。6月24日,罗斯福总统再次接见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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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康有为面见美国总统的新闻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两次接见康有为的事实鲜为人知,我也是第一次从影片里看到,令我深有感触。由于早期的地域限制和信息闭塞,康有为在海外的经历鲜见于之前国内康有为研究书籍。康有为的青岛故居、南海故居博物馆的陈展也都是以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康有为出逃海外而匆匆结尾。国画大师吴昌硕曾给康有为制一方章,印文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印文精确地概括了康有为十六年的流亡经历。然而那高度概括的文字下必有众多故事,是我很想要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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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吴昌硕赠康有为方章,印文为“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有幸的是,因为电影结识了陈耀成导演之后,相继认识了几位重要的北美学者。其中一位独立学者谭精意(Jane Leung Larson),她外祖父谭良(Tom Leung)曾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洛杉矶“保皇会”的创办人。谭精意对来自母亲方面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外祖父谭良与康有为的密切关系十分骄傲珍惜,促使了她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进行康有为在北美和“保皇会”的研究工作。目前她正和几位北美著名学者Robert Worden博士、陈忠平教授、DeHart Hu Evelyn 教授联手著书《流亡海外的中国改革家:康有为和北美保皇会1899-1909》。此著书工作已进入尾声,我相信,它的问世将会填补国内学术界在康有为海外(主要是北美地区)经历研究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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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Port Townsend的邮局海关大楼,康有为1905年在此处出入境美国

  无独有偶,我还有幸结识了分别在北京和温哥华居住的张启祯、张启礽两位学者。兄弟俩是知名学者张沧江教授的儿子。张沧江教授曾是康同璧朝夕相伴的文书挚友,多年帮助整理康有为的未刊遗稿。1969年康同璧逝世时,张沧江仍因冤案在关押之中,康同璧嘱托将她重要遗物交托给张。获释后的张沧江移居温哥华,献其余生继续进行文稿整理研究。张沧江百年之后,启祯、启礽两兄弟联手继承了父亲未能完成的工作。启礽居住的温哥华是“保皇会”的发源地,这为他四处寻找史料提供了便利。2017年,张启祯、张启礽联手出版了《康有为在海外》一书,为康有为研究工作开拓了新的篇章。

  2018年8月,我去温哥华开会,正好有机会去看先祖在加拿大留下的印迹。在学者张启礽先生的陪同下,我们来到在温哥华中国城的保皇会会馆旧址。会馆保存完好,现作它用,里面宽敞的会议室可容纳四五百人。大门一侧是很窄长的楼梯,楼梯墙上有块陶瓷挂牌,上书“剪发所”“洗身房”“大中华”等字样。张启礽先生告知,保皇会旧址原已经疮痍满目,那陶瓷挂牌的字已经很难辨认,是2017年由加拿大政府出资修复一新的。康有为曾号召华人洁身自好,持有仪表尊严。望着这块挂牌,一幅画面呈现在我眼前:保皇会会员在窄楼梯里上上下下,脏兮兮地上去,容光焕发地下来,带着华人的尊严。

  离开温哥华,我和朋友一行来到维多利亚,参观了英属不列颠省的议会大厦,那也是先祖曾涉足之地。当年康有为的访问由省财政部长Carter Cotton先生亲自接待。当地报纸对这位尊贵的东方客人的参观访问有详细记录和报道。在美国,康有为走了很多地方,学习美国的先进的政治和教育制度,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以待有朝一日可以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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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康同璧居住过的地方

  离开维多利亚,在回美国的途中,我们开车绕道去了Port Townsend,为的是去寻找先祖一个多世纪前曾留下的足迹。康有为1905年2月11日从温哥华经过美加边境进入美国后,再从Port Townsend的海关通关。康同璧是1903年8月从维多利亚乘渡轮到达Port Townsend入境美国的。他们在那里通关时,那楼还是个全新的建筑。一个多世纪后,这个古老的建筑仍然完好无损,一楼的邮局照常营业。海关那部分后来由于船只往来和移民人数增长的需要,已在1913年迁移到西雅图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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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青岛康有为故居博物馆

  一个世纪后的纪念

  1913年年底,康有为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他积极为民国初期的共和体制出谋划策,洋洋洒洒写了六万多字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表于他独自创办并以他为唯一撰稿人的《不忍》杂志。可惜历史的演进淡化了他共和立宪的建议和影响,他拟的草案成了一纸空文。然而,后来的很多历史事件,如因立宪失败而出现的南北分裂、军阀混战、列强侵略都应验了康有为的早年分析和预测。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为庆贺康有为七十之华诞,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率各部门政要拜寿并撰书十二屏字幅,以诗文歌颂康有为的传奇人生。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先祖康有为安息在青岛的青山绿树中,但他的传奇并没有止息。如今,南海和青岛两地的康有为故居博物馆,都是众人参观敬仰之地。在他的家乡广东佛山南海,总投资2.5亿、历时5年,于2018年落成的“康园”——康有为博物馆,对原康有为故居进行了较大的改造和提升。博物馆展陈以康有为生平事迹为线索,基本涵盖了他的一生,包括了他和次女康同璧在海外的岁月,表彰了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我相信,二期、三期工程完工后,“康园”必将成为中国文化旅游的重要新地标, 康有为的名字将名垂青史。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变法为第一章。先祖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对于他的评论和认识必须基于他完整的一生、完整的思想体系、完整的救国业绩以及对当今社会完整的意义。可喜的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正朝这个方向努力前行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

来源时间:2020/9/13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972

美海军研究院:解放军将在总统交接期对台动武 3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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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网

近日,美国海军研究院期刊《议事录》8月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该文预测称,解放军将在2021年1月19日至21日美国总统交接期的三天内,对台湾“动武”以解决两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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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参联会副主席、退役上将詹姆斯·温尼菲尔德,图源:美联社

期刊官网显示,该文名为《从未有过的战争?》,作者为美国前参联会副主席、退役上将詹姆斯·温尼菲尔德,以及前中情局副局长麦克·莫雷尔。该文从军事、情报、外交等方面,对中国收复台湾做出了“推演”。

该文预测所谓“攻台日期”会是2021年1月19日至21日,是因为作者觉得,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较为复杂,来年的总统交接时期将比以往“更加脆弱”。因此,作者称中国会将这一时间视作“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

文章推演称,在军事上,中国官方将在12月中开始“有意加剧两岸紧张关系”,随后宣布于1月初在东海举行大规模军演,以掩护大规模对台军事调动。

对于解放军攻台的军事策略,文章分析称,解放军海军舰艇、潜艇部队会对周围海域实施航路封锁,并在台湾东部部署兵力以应对美国第七舰队的反扑。另一方面,解放军两栖部队会将地面部队投送到台湾西岸,并做好登陆准备。此外,解放军的导弹将对准岛上关键设施。

文章称,除了上述的军事部署,大陆还会相应地在岛内展开情报战,如控制电力、网络、媒体等关键设施,向台湾当局进一步施压。随后,此前以参与东海演习集结的部队,会迅速夺取金门、马祖和澎湖等地。

不过,除了大段描述解放军“行动果决”外,该文的推演对美国的评价却显得“不太自信”。

文章称,由于解放军长期在相关区域进行演习,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类似军演很可能会麻痹大意,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很可能对美国政坛产生强烈的震荡,此外还有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

文章称,这些因素加起来,将大大分散了美国决策层的注意力,导致没人认为解放军会在此时出手。

除了军事外,该文也推演了中国外交部门可能的动态。文章称,中国官方会在一系列的行动后采取“战狼外交”。

不过,作者似乎不太清楚“战狼”一词的含义,因为文章认为中国将向外界摆出“胡萝卜加大棒”,试图获取各国支持或默认,这一表述显然和“战狼”一词的普遍意思相去甚远。

文章特别提到,中国将对日本喊话,要求日本停止对美军进行任何形式的支援,否则将被视为对中国的敌对行动。

文章对美国的“不自信”,还体现在其对美国决策层可能存在严重分歧的推测。该文推演称,中国驻美大使会在1月19日美国总统交接当天,就与美方进行沟通,并警告美国不要干涉。

在交接完成后,按照推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召开紧急会议。但作者判断,美国决策层关于是否出兵援助台湾将会产生巨大分歧,因此不太可能作出实质性的出兵决定。

随后,美国及台湾当局将意识到,美国出兵已经“远水难救近火”,双方都将接受“两岸统一”这一既定事实。而对于美国在台海耗资巨大、苦心经营的各种遏制中国战略,文章认为,这些投资将在中国的行动开始时彻底“打水漂”。

本文两位作者并未明确阐明该文各种推演的依据,也没有解释这轮推演的目的。但从文章接近结尾处看,二人似乎在暗讽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建议加大对包括台湾在内的美国盟友进行援助。

在文末,这个推演还给未来的美国当局加了一个“反思”:“到那时,中情局局长会说,我们这20年忙着反恐、镇压暴乱,却忽视盟友的利益,现在终于自食其果了。”

来源时间:2020/9/13   发布时间:2020/8/17

旧文章ID:22971

丁学良:越是世界剧变时,越要走出国门求知于寰宇

作者:王昉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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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冠疫情、中美交恶,让封锁、脱钩成为常态,也让中国年轻人的出国留学之路在骤然之间平添了曲折与未知。

  在病毒还在持续蔓延、美国的一些大学与学科对中国学子关上大门,甚至连国人高度依赖的社交媒体也可能在国外遭到封禁之际,出国留学还有必要吗?如能去到国外,年轻人应该如何自处,如何“向寰宇求知识”,又该以怎样的心态与外部世界沟通?

  我们为此采访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出国留学生、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教授。丁教授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研究生,1982年在复旦大学获得哲学史硕士学位,1984年赴美,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1992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他长期执教香港科技大学,并在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内地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或客座教授。他研究方向众多,包括共产运动、比较现代化、国家竞争等,尤其对大学教育与人才流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有过精深研究,最近的出版的书籍包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在访谈中,丁学良结合自己多年的海外学习与生活经历,畅谈不同代际的中国留学生之比较,疫情为何让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变得更为重要,留学生如何才能走突破由语言、身份和社交媒体围成的小圈子,以及如何才是更理性的爱国。由于访谈较长,我们将其分为四个部分。

  01 往未见之地,向寰宇求知

  四十年前走出国门的丁学良,在哈佛的课堂之外,还会去到美国的教堂、兵营、警察局、法庭和议会,抱持着谦恭而热忱的好奇心,寻求对自身认知的超越。四十年来,国力日渐强盛,但国人的好奇心和心态的开放度似乎却并未随之增长。丁学良说,19世纪末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向寰宇求知识”的刺激,今天的国人应当重拾这种精神。

  02 在外留学,要跳出令你过于舒适的话语和圈子

  丁学良说,在他的留学时代,因为贫穷,中国留学生们喜欢抱团取暖。如今中国学子条件优渥,英文流利,原本有更大优势融入当地社会,但很多人照旧一起“窝”在密不透风的小圈子里。他分析了三个原因:因为有个中国胃,因为想说中国话,也因为受困于一种习惯了的、不愿被冒犯的话语和认知体系。

  03 爱国要理性,不要玻璃心

  当我们说“爱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诚挚朴素的爱国情感,如何不轻易蜕变为“玻璃心”?作为现代世界的公民,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基于血统,抑或文化,还是公民权利?以理性爱国的心态,海外留学生可以如何与外国友人讨论这场疫情?

  04 世界的封闭与倒退不会是永久的

  在丁学良看来,新冠疫情、中美关系造成的封闭与隔绝,既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永久和不可逆转的。当美国暂时关门时,还有其它很多国家的大门对中国学子敞开。他建议,打算留学的年轻人在专业选择上不要过于局限于以往经验,因为疫后世界,人类的知识、生产、生活,人类对待生命的态度,都会跟以前不一样。

来源时间:2020/9/13   发布时间:20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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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如何应对中美博弈的新格局 —— 中美关系的新思考 下篇

作者:萧功秦  来源:萧功秦论评

  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的上篇(《萧功秦:中美两国应避免恶性互动》)里,我分析了美国误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红色帝国”,从而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在形成恶性互动。

  在中篇 (《萧功秦:解析美国战略文化的特点》)里,我指出,根据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美国在判断战略敌人时,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本位主义”与“基督教道德理想主义”两种动机的叠加,只要对方体量足够大,被美国人视为挑战了该国的重大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符合“两条件论”,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对于战略敌人,美国人一旦出手,往往是没有分寸的。

  中篇还指出,无论是直接发生中美战争,还是中美之间陷入长期柔性冷战,对双方都不是合理的选择。中国与美国不能赌国运,我们必须理性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本篇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就是要如何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避免中国的比较劣势。在我看来,中国人必须考虑到处理中美关系的五个大的原则。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策略问题。仅就这些比较大的原则,提出一些个人初浅的看法。

  一、理性地对待美强中弱的客观态势

  在审视中美博弈大格局时,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从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来看问题,这个先立其大,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美强中弱。第二个要点是,美国不是铁块一块。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四十年以前,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仅300美元的、几乎处于完全闭关锁国状态的后发展国家,中国的起步基础就是很薄弱的,虽然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很大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国力上的差距已经缩短,但在中美博弈中,无论从基本国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话语力)、资源动员能力、军事力、国际统筹力等诸多方面,对方都是强势方,我们是弱势方。

  对这种强弱对比的认识,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任何有点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奋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万不可让虚骄民族主义与“厉害了国”的浅薄的大言高论,来模糊了这一基本认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点。

  第二个要点是,应该看到,美国内部并不是铁块一块的。这就让中国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有相当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高层层面来看,美国虽然有极端反华的超级鹰派,并且现在正执掌了一些关键部门的权力,有着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与极端强硬派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朗普对于极端保守派军方,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公开发表言论说,“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喜欢我,军队高官只想发动战争,让军火商谋利”。“他们满脑子只想打仗,让那此制造炸弹飞机的公司都保持快乐。”

  特朗普说这些话决非偶然,因为特朗普并不希望被军方的好战派绑架,他作为一个务实的商人政治家,与固执于保守意识形态的军方并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识到中美极端恶性互动与两败具伤,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只是他在极端施压时,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这一点。

  其次,虽然美国反华派确实想孤立并斗垮中国,但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各自的比较优势的不同,具有极大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效应。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构成的对华理性温和派。

  就以美国芯片产业而论,中国是美国芯片业的最大的买家,如果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大用户,以高投入为特点的芯片产业就得不到高回报,这一产业就难以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美国高科技产业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来,中美贸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撑了美国260万个就业机会。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在赢利。中美经济不可分的密切利益与互补关系,这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希望与中国关系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这些都是支撑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下,在美国现在的反华气氛中,这些理性温和派不便站出来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客观理性的言论,因为他们感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二年前,我参加一个中美双方学者都参加的讨论会,一位美国朋友当时就告诉我,本来美国有许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都答应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后来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们担心会在美国被视为亲中国的“美奸”。这种现象表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国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一旦中美关系有缓和的气氛,经过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动,他们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制衡极端保守的反华派。

  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广泛阶层,这是中国在博弈中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有利条件必须在中国不被认为是“红色帝国”的前提下,在双方并非剑拔弩张的气氛,并保持足够缓和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进入硬碰硬恶性互动,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会使美国内部的务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极端派压制,这种有利于中美良性关系的美国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会失去其影响力。

  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态政治淡出的情况下,会按商人的逻辑,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地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与协商,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样,他甚至会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称赞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但在意识形态冲突强化的条件下,他会摇身一变,扮演成反对“红色帝国”的美国“英雄”,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明他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美经济与文化、社会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国都有着巨大受益群体,中美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结构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进、鼓励、加强结构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

  二、以柔克则,以静制动,发挥"水"的柔性智慧

  基于对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强中弱与美国多元性的判断,中国方面合理的对策,只能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理性内敛,而不是以牙还牙的硬碰硬对决。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在强弱双方的对峙处于白热化的危机状态下,弱势方以柔克刚的好处是,在保护本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对方,引起强势对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过度反应。

  原因很简单,强者一旦作出强烈反弹,由于它掌握更强大的资源与动员能量,足以利用其优势,产生对弱势方不利的效果。重则伤国本,轻则不得不被对方拖着走,中了对方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圈套。

  在这种情势下,弱势方的中国,尤其是要避免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因为这会为对方反华派提供强烈的、无分寸的反弹的借口。

  当然,以柔克刚,决不是放弃斗争,而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上,坚持原则,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谈到。

  所谓以静制动,就是要忍辱负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调稳健,据理力争,对于对方的挑衅,不必事事作出对等性反弹。

  因为对等性反弹,反而会落入对方强迫中国与世界“脱钩”的陷阱。“养锋锐以和平,戢嚣张于坚定”,争取在时机成熟时,来促使局势峰回路转。

  从目前大趋势来看,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特朗普继续连任,选票因素不再存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通过刺激美国国内“爱国主义”的方式,来挣取选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过与中国合作来振兴美国经济,对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美关系仍然有着转圜的机会。但关键条件是,此前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可逆转恶性事件。

  在美国大选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是中美关系充满危机的时期,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与智慧,以博大坚毅的襟怀,防止高度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

  三、淡化意识形态对峙,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

  正如上篇与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恶性互动的根本原因,是从奥巴马后期到特朗普执政期,美国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判,触动了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主义,形成这两大动机之间的相互强化效应。

  正因为如此,解决矛盾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不要把中美矛盾简单地上纲到“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峙与冲突。要就事论事,“在商言商”,用常识说话,避免用高调的意识形态思维,来处理复杂错综的具体矛盾。不可让对方借此强化“中国是红色帝国”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识形态来对抗“反革命”意识形态。

  其次,用传统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中美冲突,从逻辑上说,那就一定会让一些人顺理成章地要在国内找“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找国内的“第五纵队”与“亲美派”。

  文革时代的极左民粹主义,就会在社会上被重新激活,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华侨、留学生,有海外亲属者,都会成为被打击对象与“亲美嫌疑”,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与连锁反应,将会导致全社会政治生态失序与社会失控,反改革开放的极左民粹主义思潮,就会乘势如虎添翼地恶性膨胀。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文革式的的历史倒退。

  如果我们沿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来解读中美博弈,美国则会认定中国是在动员全世界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国际帝国主义”,这样的双方恶性互动,会变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国保守反华派则如鱼得水,会以此来“证明”中国是“复活了的红色帝国。”

  即使从博弈论的从成本与效益核算出发,这样做的“性价比”也实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

  正因为如此,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原则,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识,如果双方都能用常识理性来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能在常识领域,找到彼此的同类项与公约数,就会发现通过彼此的妥协,实现合作共赢,才是最有利的选择。

  只有晓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对分歧时,双方都要尽量避免使用骂街式的、恶化彼此情绪的攻击性语言。中国人只有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才能化解畛域,争取到广大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要警惕在受到比较大的压力时,本能地陷入“刺猬式的自我退缩性的反应”。

  所谓“自我退缩性反应”,就是在外部强大压力下,弱势一方本能地因紧张而退缩,如刺猬一样,进入封闭的状态,以此来获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美国的对抗压力下,中国采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闭,并强化左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宣传,以此来作为自我防御的手段与对策。

  “自我退缩性的防御反应”所导致的自我封闭,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国的全面“脱钩”,正好是美国反华保守派所希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层对此都有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中国决策层提出,“要用高层次的开放,来促进深层次的改革。”中国领导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是十分正确与有远见的智慧之举。只有高屋建瓴,阔视远想,才能击败反华派迫使中国世界脱钩的图谋。

  四、用新的政治话语来消解西方“红色帝国论”的误解,向世界展示中国博大宽容与开明的形象

  中美关系恶化的关键,是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定中国正在走向“红色帝国化”,要消除西方对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可以通过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话语。

  这种政治话语,一方面,要表达中国与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国并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异类”,中国与世界各国追求并共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另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本民族追求现代化与人民幸福目标的重要性。

  应该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是西方人误以为的“红色帝国”,所谓的红色帝国,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指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即通过世界革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统制经济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革命体制。

  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对外开放,以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并拥抱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取代了过时的教条主义。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中,创造未来,中国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战时代的“红色帝国”了。

  中国决非西方人误解的“红色帝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共领导人的重大理论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篇由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的隆重大会讲话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执政党人对世界的看法。

  这篇讲话充满了新时代的精神,在整篇讲话中,超越了“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论”与浪漫的“世界革命论”。

  讲话中还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述,还论述了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大趋势不可阻挡,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各国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里,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这是何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达了中国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决心与意志。

  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处理意识形态与外交与国际事务的关系,化解国外对中国正在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的误解与担忧,为重塑中美关系,提供指导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误解是,把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体制,视为“极权体制”(Totalitarian regime),这个概念把列宁主义、斯大林、法西斯主义,都用“一党政治”来概括,并将它们混同为同一类体制,从世界政治学领域来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识谱系中,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党领导体制,都被理解为“极权体制”。这种观念在西方政治学与意识形态中是一种主流观念。必须对此有中国人的回应。

  如何化解西方人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误解?可以向全世界说明,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转变为一种“发展型体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权威,以保证转变时代的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邓小平以来,通过执政党的铁腕,通过解决八九风波与邓小平南方讲话,先后让体制内的极左派与社会上的极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并迎来了经济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的成功,正是这种“发展型体制”的成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种体制是中国人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产物,却在国际政治学中,尚没有予以充分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会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经验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将来的中国也决不会变得和西方一样,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体量的、有着厚重的本国文明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它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当然有着本国的特色。其中也包含着革命时代积淀下来的新文化特质。

  至于未来中国民主采取什么形态,这是中国人在探索过程中集体经验的结晶,这一切还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但肯定包含着人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经验的结合。

  更具体地说,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行体制,就是一种在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尊重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识理性为基础的“发展型体制”。(在中国民间,也有学者包括作者本人,称之为新权威主义。)

  当中国人用“发展型体制”的话语,而不是用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话语,来应对西方挑战,并处理中美关系时,就会有几个显著的优势。

  ——首先,它强调政府保持强大集中性权威,是为了超大型国家经济整合与社会发展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组织需要。这种权威是一种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旨在于引导与整合资源的权威。

  这种话语思路比较能够得到西方社会大众的理解,让他们摆脱反华保守派意识形态的煽动。几年前,一位西方记者在电话采访作者本人时,作者提到新权威主义的这一优势,这位记者说,你这样说,我们美国人就能听懂了。这表明这种论述,在西方社会是可以被理解与可接受的。

  ——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这种民主方向,并不以西方式的民主为归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西方简单的一人一票大选式的民主,很难避免广场民粹主义,中国的民主,是一种旨在于集思益中形成的集体经验。

  这样,中国就不是世界是的异类,而是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兄弟。中国民主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处于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物。

  —— 第三,这样的表述,淡化了意识形态对峙。对消除西方人的“红色帝国”的迷思(Myth),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型体制,强调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又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在在实现民族富强的现代化目标这一阶段的历史必要性,这就一方面赋予中国“发展型体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国政治的特色的同时,又满足了全世界对中国未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国将被世界更好的理解。

  中国决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岛,中国将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双方理解,也会以成为中美重塑新关系的桥梁。

  要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维护者,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中美之间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通过坦诚谦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骂街式的对抗,与美国与世界各国对话,持之以理,感以至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够化解轸域,别开生面。重塑中美之间的新关系。

  退而言之,这样的话语表述,并不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由此消失,但至少这种利益冲突不再与意识形态冲突叠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这种对立的剧烈性将大为减弱。

  五、柔中有刚,保持定力

  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不能高调,也不应自我妄自菲薄。首先,中国已经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以前的那个老大弱国,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与社会凝聚力,来应对外来挑战。中国入选全球500强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国国力已经可以与美国相比,而在于,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只要中国不要因战争而中断自己的进步趋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将持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间在中国一边。

  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有望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具有世界上唯一齐全的产业门类,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的社会动员力量,政府的组织力量与军事力量,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让世界印象深刻。这些都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体现。

  其次,如果已经成为敌对方。一旦向美国示弱,一味退让,反而会让美国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反华派也会更没有分寸感。这将与事无补,

  第三,美国本身也有其严重的内部矛盾与困境。美国的民主也确实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平等主义之间的严重价值冲突危机之中,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是前几十年所没有的。

  其次,大选前的美国正面临一场宪政危机,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说,特朗普一旦败选后,将会拒绝交权,拜登则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运用军队把特朗普送出白宫。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高是个未知数,但美国本身的危机也使这个国家并不如我们看上去那么强大。这与当年罗斯福总统应对日本帝国时的美国内部团结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国的极端反华派竭力想与中国脱钩,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脱钩主义是两败俱伤之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所需要的工业品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的农产品与高科技产品也无法卖给中国,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质得不到高回报,也无法支撑。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必须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沉着应对,柔中有刚,不主动刺激对方,又在对方主动出击时,表现出自信与勇气。

  西方有一句俗语,“刺刀碰到石头,也会缩一缩”。在双方博弈中,处于暂时的弱势方,也应具有这样的态度。

  以柔克刚,体现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并不在其柔弱,而在于水滴石穿中体现的持续的“时间优势”。

  以柔克刚,与柔中有刚,如何刚柔并济,两者如何统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写在书写历史的时刻:保持信心,走向美好的未来

  有朋友问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的回答是,总结两千年帝制文明史,两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与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国应该走低调的、务实的、开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导向的发展之路。更具体地说,那就是尊重社会多元,尊重常识理性,摆脱陈旧意识形态干扰,超越文革式的极左老路,超越西式极右的邯郸学步之路,超越高调的、好大喜功的虚骄的民族主义。通过中道理性,出走中国富强之路。

  这样的路,相信能够凝聚中国社会最广大的社会共识,避免社会分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为基础的社会撕裂。

  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极端,在尊重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应该是我们铭记在心的古老的中国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规模的后进大国,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融合世界,确实还处于漫长的学习阶段。

  中国人爱好和平,勤劳刻苦,通情达理,有足够智慧的民族,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赢。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走向美好的未来。

来源时间:2020/9/13   发布时间:202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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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中国保住对美市场尤为重要,万万不可丢弃国际市场!

作者:陈德铭  来源:经济学家圈

  本文源自陈德铭于2020年9月8日全球化智库(CCG)和北京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的演讲实录陈德铭,商务部原部长,CCG名誉主席陈德铭出席并演讲。公开资料显示,陈德铭出生于1949年3月,上海市人,1974年9月入党,1969年4月参加工作,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

  他曾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等职,2007年11月任商务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当年12月开始担任商务部部长、党组书记。2013年,陈德铭从商务部卸任,开始担任海协会会长一职,直至2018年4月由当时刚刚卸任国台办主任的张志军接替他担任该职务。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在这金秋九月与大家相聚,共同探讨新形势下的世界格局变化和企业全球化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早在几千年前的区域性帝国已经出现了跨国贸易。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使商品交换的半径扩大到全球。二战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新自由主义的普遍盛行以及冷战结束后世界统一市场的出现,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凭借着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跨国公司完成了全球的投资和生产布局。贸易不再仅仅是商品的交易,70-80%的全球贸易额已是中间品贸易。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赚得盆满钵满,而其母国的就业和税收却收获甚微,结构转型和教育培训又未及时跟上,致使民粹思潮泛滥、单边主义横行,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当今的百年变局面临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美国保护主义引发的贸易和投资摩擦,尤其是违反多边规则的惩罚性关税和“实体清单”制度,不仅使中国、欧盟、日本等多国经济受到损害,美国自身也深受影响。二是新冠疫情肆虐已使全球超过2700万人感染,超过88万人失去生命。这个人传人的病毒潜伏期长,多靶点攻击器官,迄今还没有特效药物和足量疫苗加以遏制,主要采取隔离的方法加以防控。而隔离的“双刃剑”又迟滞了经济的增长,反过来使抗疫经费捉襟见肘。

  经济全球化的强大生产能力,各国医务工作者的团结坚守,科学技术领域的协作攻关,都已证明人类能够最终战胜疫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这个公共卫生资源最强大的经济体,何以一边“甩锅”世卫组织,一边加剧经贸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却白白浪费了抗疫的契机而蒙羞。好消息是全球已有十几种新冠疫苗进行到人体试验阶段,如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辉瑞与德国生物公司以及中国的几个品种的疫苗都已进入了临床三期。可以说,后疫情时代已经不远了!

  如果后疫情时代如古人所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那么未来二三十年全球化还将继续。只不过经历了抗疫的洗礼和反思,全球价值链会趋向短链化和区域化,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力将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智能社会将势不可挡。也许多边经贸组织和规则的改革短时间内难以达成,但“脱钩”和新冷战也绝不会得逞。违背历史潮流者痛定思痛后,还是要坐下来谈判的。

  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在经历了疫情的阵痛和恢复期的反弹后,会迎来一个困难和机遇并存的艰难探索期。迄今中国抗疫的成功决非偶然,不仅见证了体制和政策的成功,也折射出人民的坚守和创造。在双循环的推动下,国内消费市场成了企业开拓的主战场,但市场的成长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收入的增加、物价的稳定、资源的保障以及心理的预期等等都是重要因素。在线经济的运行模式以及服务业增长的大趋势更是企业家们不可或缺的支点。围绕新增长点的新基建亦将是“十四五”期间一个值得关注的投资热点。

  国际市场万万不可丢弃,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和欧洲市场,保住对美市场尤为重要。美国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内市场,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决定了“谁也离不开谁”。从长期看,尽管未来中美关系以竞争为主,但我们仍要努力在有规则竞争中创造合作,避免或减少严重对抗。自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对华产品平均关税逐渐加征到20%,但今年1-7月中国输美产品仍占美进口国别之首,美国的全球逆差以及美中贸易逆差纹丝不减,这是市场规律使然,后疫情时期的中国出口仍大有可为。奉劝白宫的先生们不要学做鸵鸟,埋头不见。

  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举办六届,成为国内聚焦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高端国际论坛之一。本届论坛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举行,汇集众多官产学研权威人士,相信大家定能为企业全球化发展多多建言献策,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陈德铭简历:

  陈德铭,1974年9月入党,1969年4月参加工作,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等。

  1985.10—1997.11 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1997.11—2002.05 江苏省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工业园区工委书记

  2002.05—2006.05 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2006.05—2013.0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商务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商务部部长、党组书记

  2013.03—2018.04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2011.11至今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来源时间:2020/9/13   发布时间:202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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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2010年的奇文: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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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晓光  来源:《环球财经》2010年第10期

  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一,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虽然届时中国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且综合国力弱于美国)而且,中国还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二,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仅仅在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弱。)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

  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三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唯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毛主席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三步曲: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一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的咄咄逼人。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十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十年后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布什——切尼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但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二 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三 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四 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四个误区: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一: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成为了“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做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三: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的幼稚)。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几乎所有大国都成了美国盟友——当然,按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的逻辑,那无非是“仆从”、“附庸”的代名词而已。

  九个紧迫课题: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地缘政治军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罗斯:极而言之,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同盟中,美国也根本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先于美国走向同中国的正面对抗。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欧元区在低碳新能源领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最大,与美国合作针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战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为欧元也是美元的攻击目标;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一方面,美国西方希望印度的发展能强于中国,否则印度作为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给美国西方的意识形态说教带来很大的难堪(国内某些自由派学者不顾基本事实,硬要论证印度的发展强于中国,这使他们成了公众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让印度经济腾飞成为第二个中国,美国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实将更难以承受。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象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辞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权益方面依然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中美对抗中,主动或被动支援美军是一回事,在美国居于幕后“隔岸观火”的情况下,走上同核大国、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全面对抗的第一线,对日本而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战略自杀。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二 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三 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意识形态传媒

  四 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五 “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象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腐败,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现在“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

  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洋奴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货币金融

  六 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七 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未来10~15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中国内政

  八 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的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美国内政

  九 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二是由于俄罗斯、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来源时间:2020/9/13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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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无为却大权独揽18年:闲话勃列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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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秀  来源:《百年潮》1998年第2期

  勃列日涅夫是一面镜子,是二十世纪以至人类历史上一面灰蒙蒙的镜子,一面可以照出因为坚持僵化、倒退、反对改革而终于导致国家完全崩溃的镜子。

  当一个国家民族处在既可以走向复兴,也可以走向崩溃的大转折时期,勃列日涅夫选择的是后者,于是历史也就毫不客气地把这个政权淘汰了。

  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的十八年,是一个很长的关键转折时期。在这个长时期内,把苏联变好、变坏的两种可能性都有。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小群走的是后者的道路。他们最终成了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制造者。

  任何改革者在这面历史镜子面前,都应当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是屈服于反对改革者,还是同反改革者斗争到底,走上复兴的道路。

  本文当然不可能去研究勃列日捏夫统治时期的种种重大问题,只是从一些零星现象来看看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的统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统治。

  赫鲁晓夫的十年做了一些改革,至少纠正了斯大林直到临终前两周还在继续制造的大恐怖政策。据莫洛托夫证实,政治人物中,副外长、前长期驻英大使、中央委员、老资格的著名外交家迈斯基被捕已开其端(见丘耶夫著《莫洛托夫访谈录》)。而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由他亲自主持逮捕的呻大批第一流医学家们,这时正在被加紧刑讯中(其中一个是从中国急调回去的,一进入苏联国门就被捕了。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斯大林本人的主治医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则已经在狱中被非刑逼供致死(见《莫洛托夫访谈录》)。而所谓“医生案件”,从来都是白日见鬼的事,从来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事。因为医生是不会故意“医”死人的,医生“谋害”人总是受他人指使的。因此,真正的镇压对象并不是这些医生,而是在借此搞出若干上层人物的“帝国主义间谍恐怖中心?来;这二次可能主要是莫洛托夫、米高扬,甚至贝利亚都在内(因为镇压医生事件未让贝利亚参与)。斯大林于逝世前三个月在苏共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就集中攻击了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而这两人这次采取的态度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辩诬而死,于是竟当场起来反驳斯大林。这可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大逆不道的巨变。中国俗话说,权力不可用尽。斯大林这回就是太把权力用尽了,没有想到他也会当众被人反驳的。(此事多书均有记载,而以《西蒙诺夫回忆录》记载最详,因为西氏本人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一句话,斯大林逝世前,一次可能是空前规模的大镇压的序幕已经揭开了。从那么多大医学家(多是克里姆林宫医生)的突然被捕,就可推测后文将是如何的不堪设想了。可是斯大林逝世了,医生们随即被全部释放,一个可能的空前大恐怖夭折了。

  赫鲁晓夫统治的十年,应该说,最大的改革就是停止了大恐怖政策。但赫鲁晓夫有不少政策和做法是心血来潮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胡来,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如果认真总结历史得失经验,痛改斯大林、赫鲁晓夫两朝的弊病,那么,原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扭转前朝的衰败,并使苏联逐步转入复兴轨道的。

  但是勃氏根本没有这么去做。除经济上作了一些非本质的改革外,他根本上实行的是大规模倒退的政策。十八年的专制、守旧、倒退的新斯大林主义或半斯大林主义统治,使国家处于外强中干的危险状态。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苏斯洛夫忙于搞的是绝对的思想专制,全国只需要有一个头脑,即勃列日涅夫、实际是苏斯洛夫的头脑就行了。举个典型例子看看:前述那本《莫洛托夫访谈录》的作者丘耶夫,是一个历史教授,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他在书中对莫洛托夫说(因莫洛托夫强调他做外交工作必须随机应变,临时答对,来不及请示等):“我在共青团中央全会上发言,发言稿要提前三个月送交党中央审查、修改……”。在勃列日涅夫一苏斯洛夫这样的思想专制下,不把全国的空气都凝成一块铁板才怪,还谈得上什么总结历史经验,什么开动脑筋,什么改革进步呢?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由他的主要依靠者和总顾问(其实已经是“国师”的地位了)苏斯洛夫等,炮制出了一套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欺骗理论。这表面上似乎比赫鲁晓夫的夸张后退了一些(赫鲁晓夫吹他在建设共产主义。其实这是个老提法,创自1939年春斯大林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后来却把它戴到赫鲁晓夫的头上了。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报告中是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日丹诺夫在这次大会上作关于修订党章的报告时一开始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制定了与苏联逐渐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任务相关联的伟大工作纲领”),但在实际上却是更荒唐。因为赫鲁晓夫是穷过渡、硬过渡,并未吹他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则硬吹已建成并在加强“发达社会主义”了。这在实际上不是比赫鲁晓夫更乱吹牛皮,更加不顾现实么?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的事可以介绍一下。有一个叫阿法纳西耶夫的人,当了20年《真理报》的正副总编辑,他写了一本近似20年回忆的小册子,中文把它译作《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这个人同时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文件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常在郊外一些豪华别墅制作文章(其中一处,勃列日涅夫也常去住,并在那里审阅文稿),可是就在这一批御用的高级翰林学士面前却没有一滴酒喝。有一次,这位总编辑和他的一位同事,不知怎么弄到了一瓶伏特加,粥少僧多,二人不得不跑到远远的一个大草堆里偷偷地把酒喝完才出来,因为一旦公开,那就一人一口也不够了。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一个写照!

  勃列日涅夫掌权时所遇到的困难,其实远不比中国在“文革”结束时所遇到的困难更为严重。但是勃列旧涅夫等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正视危机,一味盲目夸大成就,继续搞腐败专制统治,其结果就是:在走向复兴还是走向崩溃的交叉路口上,竟毫不迟疑地沿着崩溃的路走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本是赫鲁晓夫一手提起来的人。此人虽然庸愚,但于摘阴谋一事,看来却大有一套,他竟把老师赫鲁晓夫一口吃掉了。1964年10月中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批阴谋家们,在把一切特务力量布置妥当之后,即由苏斯洛夫在电话中强令赫鲁晓夫从南俄休养地立即飞回莫斯科。据赫氏自己的回忆录说,回到莫斯科机场时,只有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依一个人在“迎候”他,实即被捕。随即不由分说地被强载至主席团会场,接受长时间的批斗。赫氏明白一切都完了,回家后打电话给米高扬,接受自动“辞职”的决定。赫氏从此被废为庶人,至死处于被严密监视的状态。

  勃列日涅夫以一个庸材,一朝黄袍加身,竟然把个新沙皇宝座一屁股坐了十八年(1964—1982)。苏联后来把勃氏当政时期定名为“停滞的二十年”,事实上是停滞和倒退的十八年。同这一时期很多重要国家的空前迅速发展相对照,岂不是十八年的大退步么?在有些人看来,似乎苏联的崩溃,责任只在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两人身上。其实,勃列日涅夫的停滞,连莫洛托夫这样坚持三十年代完全正确和斯大林的一切重要观点不变的人,也充分认识到了。他说:“战后已过去40年,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使我们严重地停滞了。”(1986年4月30日对丘耶夫的谈话,见《莫洛托夫访谈录》第647页。)

  勃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恢复半斯大林主义或新斯大林主义的统治。特点是停止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现象;基本上停止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重新迫害文化人;对外大大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武力扩张政策(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为赫鲁晓夫时期的5倍;1968年占领捷克;1979年无故出兵占领阿富汗;操纵某国占领柬埔寨);更加集中力量搞扩军备战等等。出兵占领捷克,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四年时干的,从此以后,“改革”的话题就谈也不谈了。此外,在对内镇压方面,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明了一个“疯人院”政策,即把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很多人根本谈不到这个罪名,此处是借用旧词)纷纷加以变相监禁,用逮捕与绑架等方法把人捉进“疯人院”去。此法有时比无故监禁还更不人道,因为在“疯人院”里是要进行“治疗”的,而这所谓治疗,就是破坏人的正常神经功能,使之成为真的精神病(详情可见麦德维杰夫兄弟《谁是疯子?》一书)。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忙着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但是,这么一个庸愚的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崇拜的呢?然而,这种崇拜在那里已成为制度,谁上台谁就是上帝,人们就得崇拜这个人间的神。在这方面,勃氏的面皮之厚,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从下面一事可见一斑。

  在朱可夫回忆录中,有一篇书稿整理者的说明,它告诉我们,朱可夫的书早就排出清样送苏共中央去审查了(米高扬回忆录出了一个头即被硬砍,不准续出了)。最后的审查官就是意识形态总检察长、苏共中央的第二号掌权者苏斯洛夫。朱可夫书稿一去无回,回忆录出不了版。过了很久很久,总算暗示下来了:这书缺乏歌颂勃列日涅夫的内容,要增订后才能出版。这可难坏了朱可夫和编辑者,因为战时朱可夫实在不知道勃某其人,如何写他对战争的伟大贡献呢?但此关不过,书就休想出版。后来还是出版者方面想出了一条妙策:由朱可夫虚晃一枪。办法是:说某次朱到前线视察,路过某地遇某司令官,朱便问及勃某其人,说想见见他(勃在战时做过什么军事委员之职,官拜少将),回答是勃列日涅夫到前线去了,结果未能见着。说时迟,那时快,这“虚晃一枪”一报上去,当天或是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就来了,说是可以照修改稿付印了。勃氏及苏斯洛夫等人,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前述那个阿法纳西耶夫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中说,《真理报》上的每篇文章尤其是社论中,都必须有专门歌颂勃列日涅夫的段落。这是不成文宪法,一定得照办。有一次不知怎么忽略了,中央书记齐米亚宁(苏斯洛夫的助手)立即打来电话责问:为什么当天社论上没有歌颂勃氏的内容。这位总编辑只好检讨是出于偶然,并保证今后不再犯同样错误,才算了事。

  也是上述这位先生在同书中还讲了一个故事:勃列日涅夫爱打猎,尤好猎狼,但又怕鞍马劳顿,于是就在他常去的远郊区某豪华别墅附近,筑了一座御用狩猎台,台前开出一条御用兽道。平日由御林军们事先捕获一批野狼,将它们豢养起来以备御用。勃氏要打狼时,便移驾猎场,森严拱卫。一声令下,御林军将狼放出,直奔狩猎台前,于是勃氏便手起弹落,野狼应声倒地,百发百中,大获全胜。腐败至此,中外难寻,此而不亡,天理安在!

  勃氏干此类骄奢淫逸的事情,离开苏联最终自行崩溃还有十余年之久,但实际上这位最高统治者早已把国家弄到崩溃的临界了,谁还能挽救得过来?

  在上述书中,这位当年的《真理报》总编辑还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情况,即勃列日涅夫实际上自1977年即得重病,已不大能理事了。但他仍继续当了五年最高领袖。他们的制度保证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只要当权者一口气不断,就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一句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这怎么能够保证国家有一个生机勃勃的领导呢?

  也就是这个勃列日涅夫,离开了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他就一句话也不能讲,一个问题也不能回答。前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副外长、驻华大使费德林在他的回忆录(中文本)中对此事作了详细的介绍。一般替勃氏准备答问的文稿分量较多,要根据对方的问题选择回答,这都一一在打印稿上注明了的。无奈勃氏竟无此选择水平。一次勃氏在与尼克松对谈时,竟当着尼克松俄文翻译的面,问费德林等:下面这段还念不念?……这样昏庸老朽的人,竟掌握苏联权力十八年之久,请问:什么人能够改变得了这个国家的崩溃局面?

  勃列日涅夫当政开始的几年,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做了一些改革,生产也有些上升,这是事实。但是几年后,政府管理机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部长会议下属各部委的现职正副部长达800多人,一个钢铁工业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之多。试想想,如果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政府有800多个正副部长,那么这些政府还如何工作?当时苏联的高级官员尽管多如牛毛,却管理不了国家的大事。大事始终只能由一二个人决定。勃列日涅夫实行的就是个人和极少数人的寡头统治。例如,1979年无端出兵占领阿富汗,就是只有四个人参加做出的决定,这便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珂、乌斯季诺夫。后二人一是外交部长,一是国防部长,业务关系,不能不参加,所以真正做决定的其实就是这个统治体系的勃、苏二人。对于这样关系国家命运、出兵占领他国达十年之久的大事,竟由一二人就擅自决定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独裁?(以上资料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勃列日涅夫荒唐事的极峰,是把女婿丘尔巴诺夫从一个小军官硬派为上将、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此事在全苏联都成了臭不可闻的笑话。勃氏有一女名加列娜,已离过几次婚了(据说是四次),又待嫁闺中。勃氏给她配了一个克格勃校官(一说上尉)丘尔巴诺夫做警卫。两人于1971年结了婚,时公主41岁,驸马34岁。勃氏不顾一切,竟在1981年强升这位驸马爷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正式授予上将军衔。这位上将在战争时期才五岁。这位驸马爷身在内务部任高官,当然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随即仗势逐步在全国各地组成了一个贪污、盗窃、走私、投机的特大犯罪集团,成了苏联新权贵党的首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未敢轻易触动,拖了三四年,最后忍无可忍,才于1988年12月30日将这个无恶不作的新权贵判了十二年徒刑(要是普通人恐怕早处决了)。勃列日涅夫既能干出此等勾当,你就明白这位领袖是个什么人了。(此事资料来源多,不能一一注明,拙著《牵牛花蔓》书内《景升父子皆豚犬》一文曾详细开列有关资料。)

  勃列日涅夫又是个十足低级趣味的类似暴发户式的人物。他是有名的汽车狂,据说有外国车百来辆之多。勃氏掌权时,距战争结束已二十年,但他还是硬要当元帅,自然就当上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领袖们也没有这样做过。戴高乐死后遗嘱葬在偏僻小村爱女墓旁,无任何标志,瞻仰者每至落泪。“戴高乐将军”者,报刊习惯尊称之也,他好像没有正式做过将军。他的军衔终其身不过是他建立流亡政府时的老军衔——上校。

  勃氏还给自己颁发了无数最高级的勋章。所以苏联人在背后讲勃氏笑话时常说:苏联的军功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第一,因为他的勋章比朱可夫还多!莫洛托夫看来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好多倍的人.他赞成勃列日涅夫占领捷克,但他对勃列日涅夫有一小段却说得不错,他说:“勃列日涅夫的新肖像出来了。我看,他这是毁了自己,这是毁了他的事业和威望,这么多金星勋章,没法办了,只好夹在腋下……”(《莫洛托夫访谈录》第464页)。

  就是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庸材,竟然在苏联做了十八年的最高领袖。看来,这个党已经失去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和机制了;人民始终无丝毫权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垮台了事。

  有不少的书和文章都说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是个主张改革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掌权后不久,一次安德罗波夫陪他到东欧访问时,曾在火车上劝导他推行改革政策,但勃氏不听,不久便叫安德罗波夫去当了克格勃主席。这时的克格勃同斯大林时的克格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了,派安德罗波夫去任主席,乃是不让他在中央领导核心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意思。这个安德罗波夫有点文化,有点理性,有点世界眼光,并不大搞恐怖,所以他当了十五年克格勃主席,在国内外至今无大恶声,这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1982年初勃死后,安比较顺利地就上了台。无奈安德罗波夫是病人一个,在位一年零一个多月就死了。安死后,一个苏共中央的内掌柜、苏斯洛夫角色似的继承人、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的契尔年科上了台。此人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的工作经验还不如勃列日涅夫,又是一个重病人,上任不久即卧床不起,在任一年也就呜呼哀哉了。从1982年冬到1985年春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苏联连死了三个总书记,均是作为重病人相继死去的,堪称有史以来未有的奇闻。如果还有一个轮着该他上台的人,即使是重病人,也要上台执政的。而且这几个人之间还有这么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勃列日涅夫上台,是为了扼制赫鲁晓夫的改革倾向的,契尔年科上台则是为了制止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势头的。实在看不出那个寡头统治集团,还有任何自我完善的倾向和能力。

  勃列日涅夫确实是一面镜子。不过,它不是空空道人手里的“风月宝鉴”,而是现代历史巨人手里的一面“兴亡宝鉴”。

来源时间:2020/9/13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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