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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中国将制裁访台的美国高官和他们的关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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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2020

作者：胡锡进来源：胡锡进微博

　　近日有台湾媒体放风称，台将与美成立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机制，并可能重启“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谈判。据称，台湾当局正积极推动美商务部长罗斯访台，并可能邀请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赴台。台湾当局推动上述活动用意很清楚，不外乎是挟洋自重，贴靠美国。这能给台湾民进党当局带来安全吗?美国能成为台湾的靠山吗?答案是否定的。台湾只不过是美国人手里的一个小棋子而已。一旦形势变化，台湾当局会竹篮打水，输的很惨。50年前的历史难道忘了吗?

　　对于准备去台湾的美国官员而言，你们也要三思。你们应该了解台湾问题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对于胆敢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的美国人，中国人民会记你一辈子。你们今后不要来中国了，不欢迎你们。你们自己和关联的企业也不要和中国做生意了，会受到制裁。你们的下场也不会好的。

来源时间：2020/9/8 发布时间：20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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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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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2020

作者：梁建章来源：新浪财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近几年，经济学界常有这样的辩论：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为了提高辩论的效率，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命题更加明确和具体化。我把这个命题变为：哪些中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可以总结成为经验或者是中国模式。

　　首先是要看哪些是中国的独特经济和社会政策，有些争论的政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例如产业政策，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或者其他新兴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中国的所谓产业政策大都是指导性的，力度相对于中国的整体规模也不比其他国家更有力度。还有对外开放政策，其他国家都有对外开放的政策，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在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是很高的，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处于中等水平，在金融，互联网，移民和旅游签证方面的开放程度是相对很低的。至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是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

　　所以我们要讲中国模式，就必须把真正独特的政策找出来：中国的确有很多独特的政策，这些独特的政策使得中国成为经济政策的实验场，其中的一些经验很值得总结和研究，让全世界分享。但是绝对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所有政策都是万无一失，肯定有些政策也是走过弯路的。如果把正确的经验总结出来，就是中国模式，如果把错误的政策当作经验来总结，那就可能误导其他国家，也会误导今后的政策制定。

　　我觉得最大的独特政策有以下几个，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

　　1、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是世界上基建投入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基建占GDP比例高达8%到9%，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如欧美国家的2.5%和全球平均的3.5%。而且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土地所有制，极大地促进了这种投入的效率。例如中国的高铁，从零到世界领先只用了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公路交通现在已经覆盖了中国的几乎所有自然村，中国二线城市的市容也几乎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媲美。中国在基建方面的独特性是毋庸置疑的。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个独特性都是正面评价的。我觉得中国基础建设综合正面效应是远超过财务回报。这个可能是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经验。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有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奇迹，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培育众多世界级的民营企业，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就是依托在超好的物流和通讯的基础设施之上的。还有中国超常的基础设施也缓解了中国城乡的贫富差距。中国的山区里面的公路是世界上建造最好的，甚至比发达国家都要好，这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的提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企改革和苏联东欧的休克模式有所不同，中国并没有全盘私有化，保留了国有企业在金融，电信，交通等行业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转型策略政策是相对独特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提升了整体经济的运行的稳定性。

　　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缺乏竞争的压力，经营效率效率普遍不如民营企业。但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完善的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使得这些国有企业有一定的提升效率的动力。虽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不如民营企业，但是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也不会太影响整体行业的创新。比如支付宝就在国有企业控制的金融行业，做出了领先世界的移动支付的创新。推动整个金融行业的电子化和移动化。所以总的来说国企改革方面的政策效果是偏正面的。

　　3、土地和户籍政策

　　中国独特土地政策的独特性之一是全国城市的土地以及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这种独特的所有制使得政府在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特别高。这个对中国经济整体的正面作用是巨大的。

　　另外一个独特性是禁止农村宅基地流通和城乡两元的户籍制度。虽然很多农民已经虽然进城务工，但是无法把农村的宅基地变现，彻底成为市民。另外，中国的住宅用地供应占比特别少。中国的大城市的一个奇特的风景是在近郊还有大量的农田。2016年住宅用地占总体城镇用地比例只有30%，而一般国家这个比例在50到60%。住宅用地供应偏少，导致中国大城市的房价世界最高(相对于市民收入)，这阻碍了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总的来说中国独特的土地政策，虽然历史上有正面的作用，但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4、人口政策

　　中国是唯一一个还在限制生育的低生育率国家。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1至1.2，也就是平均一个妇女只生1.1至1.2个小孩，在全世界国家中几乎垫底(只有韩国新加坡比中国更低)。但是更加独特的是，其他低生育率国家都在鼓励生育，只有中国还在限制生育。这是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惯性思维在作怪。

　　现在普遍经济学家的共识，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财富。中国应该尽快开放生育并鼓励生育，如果还不及时调整政策，中国将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人口和人才的超大规模—也将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要反思中国现有独特的人口政策。

　　总之，要搞清中国模式，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真正的独特的政策。这些独特的政策体现在基建、土地、国企改革和人口政策几个方面，中国最大成功经验就是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和极其高效的执行力，这得益于中国高效的政治体制。最值得我们反思的独特政策是人口政策，近几年越南的经济发展迅速，很多经济政策都在模仿中国，唯独在人口政策方面，非但不学中国，而是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来源时间：2020/9/8 发布时间：202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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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玉成：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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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2020

作者：乐玉成来源：人民日报

中美建交40多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令人遗憾的是，近来美国一些政客倒行逆施、挑起争端，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全盘否定中美关系历史，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遏制，百般阻挠中美各领域的交往，竭力破坏中美合作大局。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局面。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威胁、新挑战，中美关系的巨轮能否继续保持正确航向，不仅与两国人民利益密切相关，也关乎世界前途与命运。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推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一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虽历经起伏，但总体保持向前发展。回顾40多年的中美关系，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不冲突不对抗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首要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22年的隔绝对抗后，中美打开了接触、建交的大门，开启了两国和平共处、共谋繁荣之路。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既惠及中美，也造福世界。实践证明，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对抗冲突没有未来。

不同社会制度求同存异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近半个世纪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双方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等差异，不应成为阻碍双方交流的鸿沟，更不应成为美国一些政客妄图打压和改变中国、逆转中美关系的借口，中美理应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相互借鉴、彼此合作、共同进步。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方核心利益和关切。中方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没有妥协空间，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美建交以来的历史表明，这些问题处理得比较好的时候，中美关系发展往往比较顺畅、稳定；反之，两国关系就会出现紧张甚至倒退。

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动力之源。建交40多年来，两国都从彼此合作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双边贸易额较建交之初增长了200多倍，双向投资从几乎为零攀升到近2400亿美元。互利共赢的合作为两国经济也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持续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机遇。

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深厚根基。中美人员往来从每年几千人次增长到500万人次，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超过40万人。两国建立了50对友好省州关系和227对姐妹城市。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美两国各界相互驰援。中方向美方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医疗物资，美国人均得到90只来自中国的口罩。中美两国各界的交流与往来，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强大民意支持。

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二战期间，中美携手抗击法西斯主义。新世纪以来，双方在反恐和防扩散领域加强协调合作。为世界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两国均作出了关键贡献。2014年，两国向非洲派出医疗队，与多国合作成功阻遏埃博拉病毒蔓延。2016年，两国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达成《巴黎协定》。实践表明，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性意义和影响。

二

当前，美国有一小撮政客出于一己私利，歪曲历史，否定历史，散布各种谬论诋毁中国，把中美关系推到危险境地。我们要本着对历史、对人类前途命运负责的态度正本清源，决不允许谎言和妄语混淆视听、蛊惑人心。

美国一些政客声称，过去40多年“盲目的接触政策”没能改变中国，已经失败。美国与中国并非盲目接触，当年美国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所谓“对华接触失败”的论调重拾冷战思维，是对中美关系历史的否定，是对过去40多年中美交往成就的否定，是对两国各界人士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付出的努力和心血的否定。

美国一些政客声称，美中关系长期不公平、不对等，美方是“吃亏”一方。事实是，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基础上。据统计，中美贸易关系支撑美国国内260万个就业岗位，超过7.25万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获益颇丰。中美通过经贸合作，形成相互交融的利益共同体。

美国一些政客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把中美分歧上升为“自由”和“专制”的矛盾，鼓吹成立新的“自由民主联盟”应对中国。这是企图在21世纪复活冷战，重拾“麦卡锡主义”。中国共产党得到14亿中国人民的坚定拥护和支持，任何割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血肉联系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我们不输出意识形态，也无意搞制度竞争。美国一些政客企图用意识形态对抗定义中美关系，悖潮流、逆大势、违民意，是行不通的。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频频打压一些中国企业，试图在经贸科技领域制造中美“脱钩”。这于法于理都说不通，对谁都没有好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相互联系已深入到“毛细血管”。近期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340亿美元，仅6月一个月就突破500亿美元。调查显示，大量美国企业不愿撤离中国，愿意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

美国一些政客为掩盖自身抗疫不力，对中国搞“甩锅”“追责”操作。这是荒唐的政治闹剧。首先是于法无据。国际上没有哪条法律支持向首先报告疫情的国家追责，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其次是于理不通。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为全球抗疫积累了重要经验、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该得到公正评价而不是责难。美国一些政客试图向中国“甩锅”不可能得逞，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美国一些政客提出，从新闻媒体到外交机构、人员，都要同中国讲“对等”，甚至以此为借口蛮横采取单边措施。这是对相关国际法原则的蓄意曲解和滥用。对等的原意是双方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绝不是只在己方关切问题上强行要求数字等同。

三

美国一些政客对中美关系的误读与曲解，根源在于其世界观和时代观出了问题，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新威胁、新挑战最有力的武器。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在国际上搞分裂和对抗，不仅违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背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当前，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致力于战胜疫情、拯救生命、恢复经济，搞意识形态对抗、鼓动“新冷战”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反感和批评。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专心致志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让14亿人民过上好日子，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和成果，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军事扩张，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时，中国也决不接受欺压、霸凌，决不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中国不会咄咄逼人，更不会仗势欺人。中华文化强调“和为贵”，有谦和礼让的传统。中国从不主动挑起争端。当前中美之间的纷争完全是美方挑起的，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中美合作大局。

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公平正义与霸权强权之争、天下为公与美国优先之争。中国历来对谋霸争霸不感兴趣，而是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与公平正义。中国坚信，在21世纪任何谋求霸权的道路都行不通。中国将始终站在国际道义的一边，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一边。

四

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政策立场没有变化，保持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同时，中国坚决反对美国的霸凌行径和强权政治，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维护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赢得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

我们希望美方一些人顺应时代潮流和普遍民意，采取建设性态度，摒弃冲突对抗思维，走对话合作之路，不搞“脱钩”、多促交融，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和两国政府达成的共识，让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

本着相互尊重原则，不断积累政治互信。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彼此领土主权、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秉持互利共赢理念，聚焦和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抗疫合作是当务之急。两国可以就防控信息、抗疫经验、防疫物资等开展合作，积极推进两国在经贸、执法、禁毒、地方等领域务实合作，挖掘在新能源、机器人、人工智能、线上教育、远程医疗等领域合作潜力。

基于平等开放态度，开展坦诚有效的对话。尽快恢复和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把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谈。鼓励两国智库媒体等各界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探讨制定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对话、合作、管控分歧的清单。在军事安全等领域开展专业对话，防止战略误判。通过建立各种有效机制，切实管控风险，确保中美关系不失控、不脱轨。

发扬同舟共济精神，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共同推动抗疫多边合作，及早就如何减少疫情对两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冲击开展宏观政策协调沟通。在气候变化、反恐、人道主义救援、全球公共卫生、防止核扩散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在朝核、中东、阿富汗等热点问题上扩大协调合作，使中美关系更好惠及世界。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决不能重蹈冷战覆辙，不能掉入冲突陷阱。美方应顺应时代潮流，肩负起大国应有的历史担当与国际责任，与中方相向而行，让中美关系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为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取更多福祉。

（乐玉成作者为外交部副部长）

来源时间：2020/9/8 发布时间：20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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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与法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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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2020

作者：季卫东来源：中美印象

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与法制创新

(根据纽约聊斋第12期云沙龙记录整理，2020年8月29日)

主讲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季卫东教授

与谈人：康奈爾大學法學院於興中教授

點評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教授洪朝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

季卫东教授：很高兴有机会到纽约聊斋来与各界朋友交流。这个名称以及“聊斋志异”的故事似乎暗示我在这里应该讲点什么类似鬼狐仙灵的奇异主题。恰巧新闻报道马斯克的最新发明是把人工智能的芯片嵌入动物乃至人的大脑中，通过脑机接口和算法来让动物或人能够随心所欲。近些年人工智能成为社会热点，在各方面的应用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日新月异，给人类带来很多冲击、兴奋以及不安。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世界，就像狐狸精悄悄溜进人们的书斋、琴房以及市井。所以，我决定选择关于数字化、数据驱动、人工智能的治理以及法制创新的话题。这也是我这些年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携手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成立全国第一个“人工智能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今年7月10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上举行了揭牌仪式，由我担任负责人，也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我们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目标。

（季卫东教授）

从自己的专业法社会学以及数字化的信息沟通技术（ICT）导致的法律制度创新的角度切入，我在这里简单论述以下四个问题：1.人工智能引起的法与社会变迁；2.自动驾驶的权利、责任以及伦理；3.数据里的经济价值和人格尊严；4.智能网络的平台治理与代码支配。

（一）人工智能引起的法与社会变迁

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数字覆盖：特别是在2016年AlphaGo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顶尖选手之后，人工智能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使人工智能发生质变，进化后的人工智能又使人类社会发生质变。人工智能引起的社会变化主要有哪些方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数字覆盖，使世界具有实体和虚拟双重结构，使我们越来越普遍地生活在电脑空间里。

在中国，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数字化速度非常快，覆盖面也非常广。到现在大部分日本人还是倾向于用现金在实体店购买商品。2009年我回国后才知道中国的年轻人那时已经很习惯在淘宝网购物，价格实惠，也很省事和节约时间。在淘宝网购物使用支付宝，是数字货币的一种形态。后来又有微信支付，现在上海的地下车库都采取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的方式扫码付费。在餐厅、早点摊位以及农贸市场人们也广泛采取移动支付方式。快递和外卖也特别流行，尤其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有利于在保持社交距离的状态下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还有交通一卡通，包括车辆电子保险的普及等等。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到，中国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数字化，几乎被数字全覆盖了。

这次疫情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个数字覆盖过程，如群体的体温检测、健康码、人脸识别验证，结果导致整个社会被数字化技术全面覆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数字全覆盖的社会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了电子复制版，所有的活动痕迹可以记录下来，转变成大数据。这样就可以在非常广泛的领域采用人工智能对大数据进行分析，进行预测。在这里，数据的规模越大、质量越好，人工智能的功能也就越强、可预测程度也就越高。总之，这就是当今社会、尤其是中国发生的一种非常本质性的变化：无所不在的数字覆盖和智能跃进。

经济活动的重点对象从资源到数据：在数字覆盖和智能跃进的背景下，数据的经济价值就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例如淘宝网，可以根据消费场景的行踪，分析购买人的经济状况、行为方式、目前的需求、偏好，再根据这些信息和演算结果推送出相应的商品广告、确定生产计划以及营销模式。也就是说，在数字覆盖的背景下，企业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对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揭示个人的隐私、推断社会的发展趋势，获得竞争的优势以及盈利的机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数据是有经济价值的。马云曾经说过：数据就是21世纪的石油。数据就是人工智能社会的生产资料。数字化的经济就是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驱动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联结、交错、互动，会构成智能网络化社会。通过智能技术收集数据、应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决定社会运作方式，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数据驱动的社会。

在这里，数据不仅具有经济价值，甚至还成为沟通的媒介、交易的通货。显而易见，中国在数据的收集和利用方面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在中国，大约70%的优质数据由国家掌握，没有很强的隐私意识和排他性的权利设置来构成数据的壁垒，这就使各个领域的数据更容易汇集到一起进行处理。也就是说，数据空间没有被过于强势的数据主体格局、没有形成小国寡民的碎片化状态。在这样的状况下，数据规模与人工智能功能的正比例关系法则就会更加强有力。数据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人工智能的算法和算力就会越发达，数据的经济价值也就越高。所以，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是非常惊人的。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还是不能忽视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不足等问题。应该找到一种兼顾数字经济发展与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的制度安排。

为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隐私以及数据权利，为了促进网络交易平台的发展，欧盟曾经做过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尝试。在1996年，欧盟制定了一个严格保护数据库权利的规定，试图赋予数据以排他性的所有权，试图通过绝对所有权的观念来确保数据的收集和利用限定在法治的轨道上，防止滥用数据的事态发生。但是，这个法律规定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在欧盟，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像中国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美国GAFAM（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微软）那样的数字科技交易平台巨头。因为数据或者信息本身具有流动性，如果赋予排他性的数据库权利以及数据所有权，就会牺牲流动性，压抑数字经济以及网络交易平台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作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因为这样会摧毁自由的基础。关键是如何在功利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防止或减少我们为数字覆盖付出的隐私代价。

市场交易的形态从物品到服务：市场交易的形态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之前的影碟、光盘，是影视和音乐发烧友的重要财产，大家都会设法通过购买来收藏。但到了现在，可以直接在网上下载收看和收听，只需临时购买网络服务，而不需要拥有实体的产品。还有轿车，也曾经是个人的重要财产乃至身份的象征，但是现在网约车盛行，是否拥有一辆漂亮的轿车并不那么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出行的座驾也由实体的物件转化成临时购买的交通服务形态。既有的现代法律体系都强调所有权，强调以物品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的保障。在智能网络化社会，当市场交易的主要形态从物品转向服务时，光碟就消失了，人们觉得买车不如租车，消费者对物品的占有欲望势必减弱。与此相应，以物权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也势必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商场监管的方式同样也会与过去大不相同。例如阿里巴巴的平台战略促使大量厂商、供应商都到这个巨型平台上来营销，这就会带来法律规制的新问题。为了避免阿里巴巴自己的商誉被透支、滥用，为了保障服务的规格和质量，杜绝假冒伪劣商品，这个平台就必须肩负起监管的职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交易平台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代替政府发挥监管的作用，这也是行政服务民营化、市场化的一种方式。当然，与此同时政府还要对巨型的交易平台进行监督和管理，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社会系统变化的三个基本特征：由于物联网（特别是5G物联网）的发达、人工智能广泛的应用，导致了不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发生密切的关系，互相作用，导致了智能网络化的趋势。人工智能系统各自的目标不同，有可能会发生冲突，它们的互动关系有可能导致的出乎意料的后果。本来人工智能是要进行预测的，但是在人工智能网络化、人工智能可以深度学习的情况下，不可预测性、不可解释性的问题反倒频繁发生。在有些场合，人工智能越发达，复杂化程度越高，达到的结果精确性越强，人们反倒很难准确地说明这到底是怎样实现的。这就是所谓算法黑箱化。从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希望算法是透明的、可以解释的，但实际上却很难解释清楚算法的原理和机制，因果关系无法验证。这就使得问责原则很难落实。所以算法黑箱化是我们要关注的社会系统实质性变化的第二个方面。深度学习使得人工智能超出人类预设的计划和程序，能够自己归纳出新的行为模式，并根据这样的模式进行运作。在这里，自然而然会导致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发展的一个忧虑，即失控。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系统的观察、学习、思考、判断、行动能力提高之后，就有可能产生自我意识和独立性，机器自主化了，人类无法对人工智能进行有效的控制。机器人还有可能造反，转而伤害人们。社会系统的上述三种变化，都会影响到制度安排，对法律体系构成严峻的挑战。

在很多方面似乎代码取代法律：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规格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时候，代码可能使法律中现有的权利不能按规定实施，要进行改变。代码的框架有可能使得原来的法律制度安排不得不发生一些变化。在有些场合，事实已经先行，使得法律与现实脱节的问题凸显出来。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当中去的时候，算法本身就决定了很多事物的运行方式。有一种说法叫做算法独裁，就是指人工智能的算法、软件、代码框架支配一切的事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体系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包括区块链对密码资产通过网络共识的方法进行管理，这也是与过去所设想的法律支配是不一样的。

经济和社会全面的数字化迫使法律采取应对举措：目前中国及其他国家，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数字经济似乎处于野蛮生长的阶段。然而如果过早地进行法律规制，采取强制性措施管理大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开发，就有可能压制科技以及数字经济。另一方面，人们也会抱有深深的忧虑，因为人工智能的高歌猛进，很有可能把人类社会锁进一个特定的路径相关，将来想退也退不出来，或者退出时花费的成本太大。因此，我们应该及时对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治理和制度设计进行思考和讨论，采取软硬兼施的适当对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应对方式就是强调人工智能开发的伦理、原则、政策以及法律的综合治理。如果片面采取法律的规制措施，有可能限制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相关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在现阶段软法比硬法更重要。我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更好地适应目前既要保护人工智能发展，又要对其进行适当限制、防止野蛮生长的社会需要。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聚焦算料（大数据）、算法以及算力中的伦理与法理关系问题，试图构建相应的知识图谱，推动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创新。国内法学界以及相关业界都非常关注这方面的进展。最近上海的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和北京的旷视科技有限公司等来与我们洽谈在人工智能的治理和数据法律等方面开展合作。另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到法律适用的过程之中，特别在司法领域推进迅猛，包括电子法院、智慧司法、基于大数据的文书自动生成等等。人工智能作为法律决策辅助系统的尝试各国都在积极行动。人工智能直接用于法律决策的情况更复杂一些，涉及很多技术上、价值上的障碍，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在摸索之中。

（二）自动驾驶的权利、责任以及伦理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再来探讨一些具体的问题，先看自动驾驶。今年6月27日，上海开始启动滴滴自动驾驶网约车的服务。之前长沙试行自动驾驶网约车遭到出租车司机的集体抵制，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自动驾驶车辆引起人身事故后各国的态度变得更加慎重。无论如何，自动驾驶普及之前还有很多法律问题有待解决。首先要考虑共享乘车服务提供者的资质和信用。目前BAT都在提供自动驾驶领域的服务，它们的战略会影响到自动驾驶的服务状况，也会影响权利义务的设置。其次，现有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规定驾驶者的资格要件，人工智能是否也需要获得驾驶执照？第三，如何界定自动驾驶车辆的智能化级别与法律的关系？一旦导入人工智能，开始只是发挥辅助性作用，或者部分操作自动化；但到了附条件自动驾驶或者完全自动驾驶，软件系统本身就成为责任主体。如果出了问题，是找汽车厂商、程序开发商，还是数据提供商追究赔偿责任？这个责任如何认定？如何分配？第四，人工智能的利用者具有不同的类型，但无论是消费利用还是商务利用，就法律而言，似乎都应该采取利用者免责的原则。

对于自动驾驶而言，利用者基于合同接受服务。这时交易的对象不是车辆，而是移动服务，车辆只是人们移动而提供的一种服务形态。自动驾驶汽车的主要特征是使用了人工智能软件。如果车辆在抵达目的地前抛锚了，意味着服务终结还是换乘其他出租车？在交易对象是车辆时由买主承担后来的风险，但在交易对象是服务时是不是由卖主永远承担后续风险？法律上缺乏明文规定。按理应该把硬件和软件相区分。如果问题出在软件，你就不能追究汽车厂商的产品责任。但是，嵌入车辆的软件的更新责任又在谁呢？是汽车厂商、还是软件供应商？在车辆故障或因自动驾驶软件瑕疵引起的事故时，会引起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还有，自动驾驶的人类监控和介入如何进行？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突然由自动改为手动时也会出现混乱，在这种场合责任如何追究？既然上海已经有自动驾驶网约车上路了，这些问题就会迫在眉睫，需要有关机关及时调研和立法，制定自动驾驶的交通安全制度的设计方案。

（三）数据里的经济价值和人格尊严

再看数据的法律问题光谱带。不言而喻，人工智能离不开数据。人工智能的应用、进一步发展、预测能力的提高都有赖于数据。数据和人工智能之间存在一种正比例的关系。数据的法律问题光谱带包括两端：一端涉及财产权（数据的经济价值、数据处理模型和算法等等的知识产权），另一端涉及个人信息安全、隐私的保障。在现阶段的中国，人口规模大约十四亿、网民人数大约八亿，每天都会产生大约900兆字节的海量数据。

根据2018年的统计，中国大数据产业相关人才的规模全球第一，占比59.5%，比第二位的美国高出37.1个百分点。更值得留意的是，中国数据的公有化程度极高，大约70%以上的优质数据资源由国家掌控。这种状况有利于打破各种局部疆界充分调动数据资源来发展产业经济，也势必促进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和法律制度运作方面的广泛应用，但也把个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呈现出来。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铁三角”，在某些场合很可能剥夺公民对个人信息的自我处分权（隐私权）、人格尊严以及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例如常见的电商和网络平外把个人消费信息作为学习数据使用，分析行为样式并发布对标广告，这是否已经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是需要认真考虑的。特别是遗传信息包含那些与生俱来的特性，一旦由人工智能进行解读和外泄就很容易影响个人入学、就业以及加入商业保险，大幅度减少某些公民的人生机遇和选择空间。

在上述两端之间，还存在着数据经济价值的实现和利益分配问题。巨型的网络交易平台利用数据产生利润，但数据主体是谁？因数据而产生的利润的分配是否公正？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关于人工智能引起收入悬殊的问题，有人建议通过向机器人征税，但中国更强调的是通过财政部门来实施合理的、精准的社会二次分配。在这里，制度设计不得不面对某种两难困境：注重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就有可能妨碍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方面的产业发展，注重数据驱动的经济效益却又容易侵害个人尊严和隐私，甚至引发信息安全问题。要兼顾这两个方面，就需要认真对待制度设计问题。

值得深入探讨的一种对策是：中国应该考虑设立数据托管机构，对寄存个人数据的主体给予适当的积分奖励。数据托管机构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企业可以在通过资质审查后采取缴纳使用费的方式来获得和处理数据，而数据主体也可以适当分享数据产业的利益。在日本，已经出现了设立复数信息银行的构想，个人可以像存款那样把信息储蓄到银行，企业向信息银行借贷个人信息。在中国，也许公共性质的数据托管机构更适合国情。

（四）智能网络的平台治理与代码支配

美国学者劳伦斯·莱斯格教授在1999年提出一个命题：Code is law,代码就是法律。如今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为了保护电视节目的著作权，规定所有的DVD制作按某个技术标准只能复制一次，不能再复制到其他DVD上，以防不法者盈利。但这样也会妨害正常的学习和欣赏。无论如何，这种现象说明技术规格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法律来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目前上海实行的“一网管通”上有政府机关的几乎所有服务项目，健康码成为一个非常方便的应用场景。然而有关信息收集、数据处理的权限和程序却并没有明确，所依据的法律根据也不清楚，并且可以瞬间改变。实际上，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数字化治理以及经济活动，各种服务关系很难用法律来明确界定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技术规格和数据的安全分级标准的制定工作已经迫在眉睫，立法也必须及时跟上。在这种背景下，也许将出现“代码与法律并行”的局面。中国存在“礼法并行”的文化传统，还有现代的“法律与政策并行”实践经验，对于代码与法律并行的治理方式也许不会产生抵触。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治理方式创新的契机或者切入点。

众所周知，现代法治特别强调的是自由、个人权利的保障。在这里，自由是以隐私和个人财产权为基础。为此需要分权制衡的机制设计，对权力行使进行监督和限制。由于人工智能的高效性，我们要通过人工来对人工智能进行制衡是有困难的。当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政治决策和法律决策，当算法黑箱化，对权力的监控和问责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人工智能来对人工智能进行制衡，用技术来对技术进行制衡也许就是一个合理的选项，这样的分权制衡机制或许今后将变得非常重要。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数字化信息沟通技术是区块链。区块链最初是与比特币、数字通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中国已经把区块链协议用于社区治理，包括信息登记、体温检测、口罩发放等。从人工智能时代防止对个人隐私的侵犯、通过制衡机制设计解决法律问题的角度来看，区块链可能会发挥关键的作用。简单来说，区块链协议的本质在于使隐私黑箱化，并使系统中枢工作完全自动化。通过挖矿方式，为人们利用区块链提供诱因，并通过区块链达成网络共识。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具体的智能合约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黑箱化，区块链技术的隐私黑箱化，两者形成相反相成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格局，会对今后的社会治理和法律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结论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是一个规则嵌入系统，它可促使法律的规范严格执行，形成硬法。但是，在智能网络化的情况下，不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频繁而复杂，单凭硬法不免有些简单粗暴，必须借助软法来补充和协调，需要加强沟通和程序公正。另外，在算法黑箱化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系统越复杂出现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就越大，问责也变得越困难。如果让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制造者为算法失误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就会妨碍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了使这种责任有限化，为了确保智能合约的违约责任能够依法追究，有必要承认机器人的主体资格。实际上，只有当机器人有主体资格时，以人工智能来制衡人工智能的构想才能落到实处。

最后，再梳理一下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分为装置、网络、数据、算法、服务等五个方面进行探讨。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引起的法律范式创新有什么呢？一是从物权到服务评价的权利观念变化；二是从法律到代码的规范形态变化；三是承认机器人权，以便追究智能合同的违约责任并使人工智能开发者、生产者的责任有限化。显然，我们面对的法律体系与过去大不相同的。进入2020年以来，我们在不断见证历史的巨变。让我们也一同见证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制巨变吧。谢谢！

（於兴中教授）

於兴中教授：季教授的讲座题目叫做“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与法制创新”。我的理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时代、算法或者数据的时代等等。季教授的讲座大致涵盖了这些不同的说法。这里的治理，我的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利用人工智能来治理社会、治理国家；二是人工智能本身也需要治理。这两层意思都包含在季教授的演讲之中。我很喜欢季教授用的词“法制”，而不是“法治”。他的讲座从宏观把握，高屋建瓴讲了四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四个领域，是人工智能要研究的几个主要的领域，这几个领域与法律也有很大的关系。季教授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我们做了一个提纲挈领的阐释，理论结合实际，内容翔实，信息量非常大。提出了很多问题，也作出了回答，重点强调人工智能对法制创新的重要作用和可能性。

我就这几个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汇报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关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对法律制度会有多大的影响，取决于人工智能能走多远。人工智能是人的智能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外来的东西，是人本身的智能显现投射出来的。想要了解人工智能，首先要了解人的智能。什么是人的智能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有些人退而求其次，不去定义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只是对其进行分类。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Gardner教授，提出过一种“多元的智能理论”，也就是一种复合性的智能理论。他把智能分为8类，如语言的智能、数理逻辑的智能、空间的智能、肢体感觉的智能、音乐的智能、内心的智能等等。还有更多其他的可能分类。从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来看，好像只是反映出了数理和逻辑的概念，至于肢体感觉的智能、空间的智能、音乐的智能、内心的智能还是比较复杂、比较难的，人工智能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从这个意义来说，人工智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前走，走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好预测，也许在某个节点上面，就会停下来。而且据我的观察，最近一段时间，人工智能可能又会像以前一样进入另一个冬天，那就是说目前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方面、深度学习方面好像没有太大的进展，而现在炒得比较红火的，基本上还是在应用方面。未来人工智能到底对法制产生多大的影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现在可能还比较难说。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的是，自动驾驶和自动驾驶车的权利和义务。目前来看，有三种办法来对待它。一种是产品责任法，这个用的比较多。车是一个产品，出了问题按照产品责任法分配责任。第二个是侵权法，这两种比较容易以现有的法律来衡量。第三种比较麻烦，就是，对机器人或自动驾驶车辆赋予人格的权利，这可以分为独立和非独立两类，就像成年人和小孩。这种做法会有很多问题：道德上的难题，哲学上的难题，以及如何理解生命，如何理解权利主体等等。有一种说法是，机器人或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产生自己的意识。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如何，意识出现后会不会出现自由意志，能不能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决定，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些都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有学者著书立说，专门探讨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指出要想了解人工智能会不会有意识，首先必须了解人的意识。但截至目前，我们对人的意识问题一筹莫展。甚至连人的意识到底在mind, brain还是在heart里，我们自己还没搞清楚。侈谈人工智能的意识，就更困难了。比较乐观的人会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后人类中心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权利观、对生命、对世界万物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了，我们给动物、山川草木赋予权利，我们也可以给机器人赋予权利。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后人类中心主义时代的说法。

第三个问题，如何对待数据。数据一面是人权，另一面是财产权，他们之间是一个矛盾。从人权的角度看，数据是不能买卖的，但从财产的角度看，则可以。可能有些人觉得财产权也是人权，但在人权研究领域里，一般不包括财产权。欧盟对数据的态度很有意思。在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里，规定了所谓数据的主体权（data subject rights）。这个概念包含执行权、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不受自动化抉择的权利等等，主要是一种人权。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新的欧洲数据处理的策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新政策认为数据是一种重要的、可以共享的资产，而且共享数据是公民的义务。从保护个人隐私，到促进数据共享成为公民义务，反映了数据的两重性在欧盟的法律中的体现。如何对待数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季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了信托的办法。欧盟现在采取了信托的办法，有些国家在试用，信托的办法有可能会成功。

第四个问题，法律与代码问题。自从莱斯各（Lawrence Lessig）1999年写了Code and other laws这本书以后，法律与代码的问题日渐引起人们注意。但是，代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法律，法律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看做代码，是需要仔细探讨的。很有可能，代码并不像莱斯各说的那么重要。2006年，Code2.0这本书出版后，书名中的“and other laws”被删掉了。这大概也反映一种认识上的变化。现在代码虽然已经在有些领域广泛使用，比如在区块链、便捷合约（smart contract），加密货币，以及自我规制、程式等方面，但从这还看不出代码的重要性及分量。而季教授指出的代码在技术治理方面的作用，显然更加重要。用科技的手段进一步去执行法律，此时，科技手段就是一种代码。比如，可以把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法律条文直接变成代码，运用于监管场景。算法监管也是属于技术治理的内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代码是不可小觑的，代码就是法律；法律就是代码。但代码是否能够取代法律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不过，季教授最后指出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法律和代码这两种规范并存并不难接受，因为中国治理文化中就有“礼法结合”的传统。我赞成这种观点，我之前将这种做法称之为规范二元论，即法律与道德这两种规范系统并存，双管齐下。当然，法律与代码并存的意义可能在形式上更重要。

（洪朝辉教授）

洪朝辉教授：我想侧重分析一下人工智能对人我们人类思想的挑战。

第一，人工智能有可能抑制和弱化人的思想。AI不仅不能代替人的思想，有可能抑制思想。首先，AI有可能弱化人的三种行为：情、意、灵，有感情、会意念、出灵感的能力。其次，机器无法取代人的三大皇道：主观审美力（Aesthetic）；思想创造力（Creation)；道德同理心（Empathy)；ACE:皇道。再次，机器像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像机器，但更可怕的是人分不清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区别；人机趋同。

第二，长期使用和依赖AI，可能导致人的思想功能退化、异化。直立行走，是猿变人的关键；如今，人类低头、埋首电子产品，很少站立仰望，是否可能再度退化到猿人的视野和境界？成为新一代的变相“类人猿”？

第三，AI有可能控制人类思想、解构社会。当初智人能够战胜强大的尼安德特人之一大原因是智人善于合作的威力，因为智人善于制造想象的事实、虚无的承诺和法律的虚拟(legal fiction)。他们主要善于讲故事，尤其是使人相信的故事。这样，只要改变故事的内容，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如今，AI能够更有效地改写故事和理想，因为现代人类的合作意愿和能力日益退化。过去

人类主要靠“三师” （巫师、牧师、导师）来建立理想、取得合作，但如今人类已经很难相信被无数事实证伪的理想、故事、宗教、领袖和主义，巫师、牧师、导师的“三师”效用急剧递减。於是，为了重建信任，强化合作，需要借助机器，而AI就更善于帮助“三师”虚构理想、发展想象、重讲故事。这样，AI就能更有效地改变人类的合作模式，控制人类的行为。

第四，AI有可能促使人类更不平等。首先，数字的落差将导致新的阶级分化，目前全世界70亿人口，至少一半没有互联网，这样，更多人群将成为数字的新奴隶，数字贫困将导致经济贫困（poverty of data、poverty of information, poverty of access)。另外，AI设计出来的教育产品，可能忽略少数弱势群体的需求。不是说MOOC的主人不能满足多元需求，而是满足这些弱小、个别、穷困的受众，不值得。尤其是，大数据模型存在种族偏见、经济剥削、弱势歧视。Cathy O’Neil的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对此现象作了触目惊心地描写。

第五，AI有助于科技创新，但难以推动、甚至阻碍科学发现。科学是发现，科技是发明（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Vs. Scientific Discovery）。AI只是一种科技，而不是科学，这是一种术与学、器与道的区别。“李约瑟之谜”指出：中国自汉朝以来，出现了不少伟大的科技，但少有传世的科学。中国的四大发明不是科学发现，而是科技创新而已。多数中国人善于掌握已知的能力强，但探索未知能力和兴趣比较弱。

第六，危机可能变转机。首先，AI可能导致重大社会危机，因为人类正在面临“六失”：安全失控、法律失准、道德失范、伦理失常、隐私失密、思想失却。可怕的是，人类将在AI时代出现新的“双人记”（自然人VS智能人），类似《双城记》的悲剧：A Tale of Two “Men”（双人记）。

但是，AI也有正面的人文效用。让AI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因为当AI主导人类生活之时，将是文史哲再度复兴、再度辉煌之日。届时，人类将负责思想、人文、情感和灵感，AI则负责运算、模仿和执行。未来的人类将更多地在精神世界寻找满足、探索更深层的生命寄托和意义。必须记住，未来的时代，生产力不再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思想才是第一生产力。

（沈岿教授）

沈岿教授：我想补充的是，从法理层面看，无论历史上对“法律是什么”有多少个不同的学说，目前主导和影响我们人类思维的关于法律的观念，把法律和主权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讨论AI或智能网络时代对法律的影响，也可以从主权国家角度切入。我们通常认为，主权国家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领土、人民和政权。但是，在AI或智能网络时代，这三个方面都有极大变化。

首先，领土在网络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在网络世界中，我们是站在云上，不是站在领土上；我们是站在数据流上，不是站在土地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跨国界。与主权国家对应的是“公民”概念（citizen），而与网络世界对应的则是“网民”概念（netizen）。我们在进行这样的讲座的时候，不再是公民，而是网民。我们很大程度上不再受中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法律非常直接的影响，更多地是受到交流媒介平台（Zoom等）的规则限制。领土也与实体世界紧密相关。过去，我们更多地是生活在实体世界里，在古代或近代以前由于交通的不便，由于其他方面的限制，人们虽然可能知道有不同于自己生活的世界的其他实体世界的存在，但很难真正生活在多维世界中。现在，我们不仅可以时不时地在多维实体世界里穿行，还能经常穿行于实体世界和虚拟世界中。这就带来一系列问题：约束我们行为的法律或规则的制定者是谁？国家还是网络平台还是算法设计者？法律还只是主权者的意志，由主权国家的强制力实施的“硬法”？还是会更多地包括季老师所说的“软法”？我们在不同世界中接受的法律或规则发生冲突会怎么办？

其次，关于人，我对未来世界的人口结构有一种担忧。我认为存在一种人格的非人化趋势。人格这一概念原来是建立在自然人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机器人或智能人的基础上的，但当我们试图把人格赋予机器人、智能人的时候，不管是洪教授所说的“双人记”还是於教授所说的把人格赋予机器人，我觉得就是把本来的人格概念变得非人化了。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尤其是法律问题？我同意前面几位老师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我再补充一点。有些问题也许是我们以前想都不会想的。比如说，我们的确对AI的深度学习能力了解不多，对算法的未来发展也了解不多，但是，一种可能的想象是：对某些人来说，他们非常希望智能人成为他们的伴侣，他们会爱上智能人，还会希望跟智能人结婚，因为他们觉得同一个复杂的自然人相处、结婚是很难受的。也许，他们还会想，同智能人结婚以后再领养一个人，不管领养的是自然人还是智能人。这就会导致家庭的整个结构的剧烈变化，而家庭是伦理、道德、法律体系的基本单位，难免会形成连锁的法律难题。进而，是不是要满足这部分自然人的需求，又会涉及到人权观念。未来会变得很复杂、很具有挑战性。

第三，涉及到政权，如果我们在一个没有领土的网络里，政权看上去对我们的影响就弱了很多，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面临更多的权威以及更多的全能权威。未来会面临智能权威化和权威全能化的情况。培根说的Knowledge is power，过去一种常见的翻译是，知识就是力量。但是，这同样可以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随着AI的发展，享有或者控制智能的个人或组织的权威会变得越来越大。比如，强大如淘宝、亚马逊等平台对数以亿计的商家和消费者的治理，就是建立在代码和智能的基础上。这些新的权威正在宣告和展示他们对某些多维世界的主宰。同时，我们传统的政权也会利用这种智能，增强其能力。我们以前总说，没有一个政府是万能的，没有一个像万能上帝存在的政府。然而，如果马斯克的芯片可以植入到猪脑、人脑，进入到人脑以后又能感受到人的活动神经。又如果政府可以利用诸如此类我们现在想象不到、但未来完全可能出现的AI技术，那么，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就似乎会变得无所不能，就会比哈维尔笔下的老大哥更为全能。未来的法律必须要很好地应对“多权威”的存在以及“全能权威”的存在。总之，与法律有着密切关联的主权国家三个基本要素——领土、人口、政权——都会发生巨大变化，法律体系也必然会随之面临巨大挑战和变化。

（听众问答略）

来源时间：2020/9/8 发布时间：20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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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是怎么追上拜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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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2020

作者：嘉南•加内什来源：FT中文网

　　在发表了无数次讲话的半个世纪的公共生活中，乔•拜登(Joe Biden)从未为自己的当选提出过如此简洁的理由。

　　“问问你们自己，”他周一(8月31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说，“我看起来像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对暴乱分子情有独钟吗?真的吗?”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用16个词——说最后一个词时带着戏剧般的皱眉——概括了自己漫长的温和派政治人物生涯。共和党朋友。正统的外交政策。侧重于建造监狱的治安法案。民主党内没有比他更不可信的雅各宾派(Jacobin，支持激进主义的左翼派别——译者注)了。

　　事实上，这句话一切都很完美——唯独它的必要性除外。离选举还有两个月之际，一个候选人不应该有必要同政治暴力撇清关系。尽管拜登说得很精辟，但华盛顿的一句老话——“如果你解释，那你已经输了”——感觉既贴切又危险。

　　应该困扰拜登的不是他相对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民调领先差距最近逐渐缩小。随着选举的临近，一些差距缩小是自然的。更不祥的征兆是国家议论的变化。

　　就在今年5月，拜登对抗议者和警察的态度一点也不殷切。细想一下，除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外，他对其他议题的态度都谈不上殷切。他现在必须明确与暴乱分子撇清关系的事实表明，在整个夏天期间，政治上的“贸易条件”已经转向对他不利。曾经预期的单一议题选举——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方式的全民公投——已经扩展到了美国人更熟悉的犯罪和种族等主题。当下的最主要议题与其说是公共卫生，不如说是公共秩序。就此而言，本来喘不过气来的总统还有一条生命线。

　　当然，这是一条磨损和不牢靠的生命线。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拜登在初选以及的全国民调中都出奇地遥遥领先。怀疑他的人必须考虑他是政治高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和平的维护者，特朗普总统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作为政府体制外的人士谴责街头骚乱——像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68年所做的那样——是一回事。作为共和国最有权力的人谴责街头骚乱，则是我认为的所谓“骂自己”。

　　然而，我们越是分析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的记录，就越少讨论新冠疫情。数字已经失去了震撼的力量。美国约占世界人口的4%，目前占世界确诊COVID-19病例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在14个被调查国家中，英国是唯一另一个民众认为其政府搞砸抗疫工作的富裕国家。除了世界大战和大萧条(Depression)，没有一个在世的美国人经历过比这更重大的历史事件。尽管如此，此次美国大选还是日益关乎其他事情。

　　也就是说，拜登正在勇敢地战斗，但却是在错误的战场作战。只要新冠疫情挤掉了其他主题，特朗普就不仅仅是脆弱的。在新冠危机上，民主党人是团结一致的。该党几乎所有人都将这场危机视为推动自己的政见的理由：全民医保、劳工保护以及民粹主义者所诽谤的“行政国家”。

　　然而，在一系列我们可以归类为“身份认同”的议题上，民主党不像是一个政党或运动。它是两个派系达成的一个不稳定的休战协议：一方是老派的自由主义者，设想一个不分肤色的共和国，另一方是认为这只是结构性种族主义幌子的较年轻群体。贯穿美国校园和精英报纸等民主党据点的断层线，总是会像该党本身的青筋一样凸起。8月的民主党大会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尝试，旨在避免冒犯该党的温和派或左翼活动人士。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演讲是迎合前者的更明确尝试。

　　不管怎样，仅仅是谈到这个主题，就构成了民主党的战略失手。按照共和党人梦想的竞选格局，拜登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解释说，“砍掉警察经费”(defund the police)的呼声实际上是更微妙的想法，“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只是一个口号，而不是威胁;而且这两句口号都不是民主党的政策。自3月实际上获得提名以来，拜登首次处于守势。同时，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失去了对公众辩论的垄断。

　　选举往往被理解为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解决办法之间的较量——经典的问题是，“谁会是经济的最佳管理者?”但实际上，这是一场设定问题的角力。拜登希望选民问，“谁将会战胜新冠疫情?”特朗普希望他们思考谁将会保护他们的城市。更紧迫的问题面临疑问，这个事实证明了总统的势头。

　　译者/裴伴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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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台海红线在哪里? 华盛顿政策圈激辩战略模糊VS.战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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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2020

作者：钟辰芳来源：VOA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与日俱增，解放军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越过台海中线、在台海周边演习的次数更加频繁，有美国学者发出警告说，解放军武统台湾的姿态并非虚张声势，在华盛顿政策圈，要求美国改变战略模糊政策、明确表态一旦中国对台动武美国会协防台湾的呼声正在加大。不过也有反对意见认为，美国不应该踩中国的红线，让北京当局有借口对台湾使用武力。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ss)及该协会研究员萨克斯(David Sacks)9月2日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的文章说，40多年来美国历任政府不分党派，都避免对台湾一旦遭受中国攻击美国是否协防台湾的问题作出答复，让台海两岸都摸不清底细，以免双方轻举妄动。

　　战略模糊走到尽头

　　不过文章说，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如今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推进其利益上更有自信，在南中国海、中印边界、新疆、台海周边和香港的作为，都显示美国不能不严肃看待中国武统台湾的可能性，更何况连隶属主张独立的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处理两岸关系时都小心翼翼，避免采取可能跨越北京红线的举措，防止台湾宣布独立已不再是美国的主要关切。

　　因此，这篇“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必须毫不模糊”的文章说，是时候美国改弦更张，采取战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的政策了，因为 “等到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再决定是否介入，是一个制造灾难的药方。”

　　两位作者建议白宫，以总统声明和行政命令的方式重申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但同时“毫不含糊地表明，一旦台湾遭到中国的武装攻击，美国必定会有所回应”，不过声明也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以防止台湾试图利用美国这个新政策。

　　“战略清晰不涉及美国承认台北或升级与台湾的关系”，文章说，也不涉及共同防御条约或任何与台湾签署的文件，因为这些举措“必定会迫使习近平有所反应。”相反的，声明要强调美国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那就是美国“会持续避免对台海两岸分歧的最终解决采取立场，只坚持解决方式必须和平并得到双方同意。”简而言之，美国政策目标不变，可能改变的是手段。

　　在习近平对香港快速采取行动后，文章说，如果美国发布声明表示会对任何武装攻击台湾的行动做出反应，并以实际作为让这种宣示更加可信，那么习近平在武统台湾并引发与美国冲突的问题上就会有所顾虑。

　　防止中国战略误判

　　前五角大楼中国主管事务官员博斯科(Joseph Bosco) 长期以来不断在华盛顿政策圈及媒体上倡议美国采取战略清晰政策，并且经常为此和主张战略模糊派的人士辩论。

　　博斯科告诉美国之音，“我认为，绝对有必要让中国毫无疑问地知道，如果他们攻击台湾就是在和美国作战。我不认为中国有自杀倾向，我也不认为他们很笨。我认为如果他们真的理解到那就是现实，他们就会有所收敛并停止对台湾的冒进和侵略性作为。”

　　他说，中国还没有完全得到那个信息，“因为乔·奈伊1995年宣示的政策仍然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

　　1995年夏天，中国对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做出强烈反应而在台海试射导弹，1996年3月台湾总统直选前，解放军又在台湾周边海域试射导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称导弹试射的目的是要打击李登辉的台独气焰，并对美国试图分裂中国的霸权主义思想发出警告。作为回应，美国总统克林顿派尼米兹及独立号2艘航母群到台湾周边海域，尼米兹号及其战斗群还航经台湾海峡。

　　当年11月，时任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乔·奈伊(Joseph Nye)在访问北京时被中国官员问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会有何反应时答复说，“没有人知道。那必须视情况而定。”12月，奈伊在亚洲协会的演说中重复这个说法，表示美国在北京与台北的冲突中会有何反应“没有人知道”。

　　博斯科认为，特朗普政府至今在对台政策上采取了极佳的做法，对台湾和美国的国家安全都是有利的，但美国仍然没有完全宣示将会协防台湾，而且美国智库及学术界偶尔还有人在说，“这太疯狂了，我们不会为台湾而战，那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8千里还是5千里外的事情。”

　　博斯科说，当中国听到那些声音，会以为那些人可能很有影响力，可以防止特朗普政府和之后的其他政府协防台湾，因此“我们必须排除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清楚表态，否则中国会做出危险的战略误判，他们会想，我们真的可以没有后果，那我们就去做吧。突然，就像韩战爆发一样，美国突然起来去协防韩国，但现在的例子是台湾，那么我们将会陷于一个主要对抗的困境。我们应该能够以战略清晰来避免那种困境。”

　　战略清晰不利台湾安全

　　不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反对美国在是否防卫台湾的问题上做明确的表态。

　　贝德告诉专门报道华盛顿政策圈内幕的《尼尔森报道》，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基石，“提供台湾一个坚定的安全保证将放弃一个(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前提。”

　　他说，这么做将强化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的强硬派及解放军的论点，那就是美国不只是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一个“敌人”，那么“不仅会加速美中关系的自由落下，中国也会发展并采取新的灰色及深灰带手段来骚扰并挤压台湾，台湾的安全会受到危害而不是强化。”

　　对于贝德的观点，已退休的前美国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亚洲安全事务研究员简淑贤(Shirley Kan)有不同看法。

　　简淑贤在任职美国国会研究处时长期追踪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立场，针对《台湾关系法》、美国的一中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写过多篇研究报告，为国会议员提供立法参考。

　　台湾关系法是唯一政策指引

　　简淑贤(Shirley Ka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家法律(law of the land)，它是唯一重要文件。如果我们必须做选择，它是唯一指引美国政策的文件。它比1982年里根总统给台湾的蒋经国总统的“六项保证”还要重要，而且《台湾关系法》也比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的任何公报还要重要。”

　　也因为《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唯一的对台政策指引，简淑贤说，要确定的是，任何关于协助台湾自我防御的宣示性声明是否符合或偏离《台湾关系法》，这才是重要的问题，“而不是看它是否偏离对(美中关系)正常化时的理解。”

　　随着台海紧张加剧，华盛顿和北京对于是否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是什么?彼此的红线在哪里?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也提案要求美国终结战略模糊政策，在台海对北京清楚划下红线。但是美国在什么情况下会协防台湾?美国在台海议题上究竟应该采取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的政策?

　　对于这些问题，简淑贤说，她认为在关于所谓红线议题上讨论必须极为小心，因为它可能是“有不同意涵的问题”(loaded questions)，虽然战略清晰或战略模糊的辩论“从抽象的层次”来说很有意思，不过她认为在现实上，美国会在有需要清晰时清晰，而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在“需要有弹性时保持模糊”。

　　她举例说，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克林顿总统派遣不只一艘，而是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附近海域，“那是为了发出信号说，美国不想看到中国在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前破坏亚洲的和平稳定。在其他时候我们也曾经模糊过，而那种模糊有一部分其实是来自《台湾关系法》本身。”

　　为何《台湾关系法》会有模糊之处?简淑贤说，直到2019年她都还曾经数度询问当初立法时的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沃尔夫(Lester Wolff)关于《台湾关系法》的立法意图。

　　根据沃尔夫的说法，简淑贤说，国会不明确规范美国在何种情况下、会或不会协防台湾，其设想是国会“不想限制任何未来关于战争的决定，而且国会意图要让任何未来关于战争的决定取决于国会的行动，而不只是由总统来决定。”

　　无论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军售、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蓬佩奥等高层官员祝贺蔡英文总统连任等，这些都被外界视为是特朗普政府近来一系列作为表明美国支持台湾的立场。

　　解密电报与战略清晰

　　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8月31日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的对台政策讲话，更进一步宣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清晰度。

　　在关于美国40年来的对台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里根总统1982年提供给台北的“六项保证”的段落，其副标题就是“长期战略清晰”(Longstanding Strategic Clairity)。

　　就在这个段落里，史达伟宣布解密“六项保证”与美国在《八一七公报》中对台军售立场的两个电报，文件已公布在美国在台协会网站上，而美国在台协会在公布两个解密电报的声明中指出，“‘六项保证’始终是美国对台及对中政策的根本要素” ，这也让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的立场更加明确。

　　对于美国为何在此时解密这两个重要电报，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Julian Ku)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香港情势发生变化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关注更为增加，许多人对台湾的脆弱感到担忧，“国会中和行政当局都有呼声要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给台湾更多保护和支持。”

　　其次，古举伦说，持平而论，美中关系目前处于糟糕的局面，双方在许多领域上都在较劲，因此已经没有那种要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不要冒犯中国的顾虑，也无需考虑中国是否以贸易行为来报复美国，因为双方贸易关系已经十分困难，“由于美中关系已经如此糟糕，这或许是为什么美国官员可以发表这种以往可能不会发的声明。”

　　对于美国公开这两个机密电报的后续影响，古举伦说，明显的是美台关系将进一步深化和强化，美台之间的往来也会更加公开，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一些重要的接触只是在台面下进行，“问题在于，中国将会有何反应?在美中关系已经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不确定它们还可能如何更糟，因为它们已经够糟糕了。”

　　不过他说，对美台关系而言，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更清晰对双方都是好事，“因为如果他们都能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那可以去除一些不确定性，让中国不会以为采取一些行动不会引发美国的反应，所以这么做可以在这个议题上提供有用的清晰度。”

　　美对台清晰因中国冲击台海安全

　　对于美国解密两个涉台文件，台湾总统蔡英文9月2日在民进党中常会前受访时说，这是美国首次公开“六项保证”的内容，美方还强调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础，这次美方的公布和宣示，“其实意味美国对台政策上更清晰、更明确。”

　　她说，特别是中国近来在台海或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已冲击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所以这个宣示代表美国政府长期对台海稳定与台湾安全的重视，“尤其是美方支持台海现状不受破坏的政策立场。”

　　不过中国政府仍然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拒绝承认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史达伟在传统基金会上关于美国对台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的说法表示，美国“当年单方面制定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以及美方所谓对台‘六项保证’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完全错误‘非法、无效的，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

　　她说，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而不是什么‘与台湾关系法’或‘六项保证’”，她敦促美国停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及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停止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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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记者签证拉锯战：中国暂停为多家美国媒体驻华记者续签记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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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2020

作者：赵婉成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没有为多家美国媒体驻华记者续发记者证，其中一名受影响的美国记者说，中国外交部官员告诉他这是中国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待中国驻美记者的“对等举措”。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的记者签证角力还在持续。

　　纽约时报星期一(9月7日)报道，有六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已经暂停为在华美国媒体的外国记者续发记者证，并暗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对在美的中国媒体雇员采取进一步行动，中国也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纽约时报说，上星期几家美国媒体的驻华记者到外交部续签记者证，但是被告知不能办理。这种记者证通常有效期为一年。外国记者只有获得更新的记者证后才能获得新的中国居留证，在中国合法居住和工作。

　　立即受到影响的美国媒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华尔街日报以及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几位知情人表示，总共有4家机构的至少5名记者受到影响。

　　目前在美国的中国记者仍在等待他们的工作签证延期申请获得批准。不过华尔街日报的英国籍记者裴杰( Jeremy Page)， CNN 的美国记者卡尔弗(David Culver) 收到了允许他们继续用过期的记者证在中国工作的信件。

　　CNN报道说，卡尔弗被告知，他的签证问题与他的报道无关，而是回应特朗普政府对待中国记者的“对等举措”。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当局暗示续发签证取决于中国驻美记者在美国的情况而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发推说“如果中国记者在美国受到公平对待，我们会很高兴继续与美国记者保持良好的合作。”

　　美国国务院星期天透露，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最近被告知中国不给美国驻华记者续签记者证。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美国当然对这些拟议行动感到不安，这将使中国的报道环境恶化。她说，北京的行动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害怕独立和调查性的媒体报道，这些报道只会更好的扩大和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目前美中关系跌到低点，两国在贸易、人权、科技、台湾、香港、南中国海以及中国对待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等众多问题上争执不休。北京与华盛顿也在有关记者签证方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拉锯战。

　　今年2月，美国把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人民日报等中国5家官媒列为中国的外交使团，接着在3月对这些机构的在美人员人数设定上限，从原先总共的160人削减到100人，并限期这些机构在3月中旬履行新的人数限制规定。

　　有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是报复今年2月中国驱逐3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北京指责该报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冒犯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一直拒绝正式公开道歉。

　　中国政府则紧接着于3月17日宣布反制措施，要求美国之音等5家媒体申报人员和财产，并且驱逐三家美国大报的美籍记者。

　　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此举对两国关系构成负面影响和损害，美国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的“歧视和政治打压”。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保留做出反应和采取措施的权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示，美国对中国宣传机构的限制与中国打压美国自由媒体没有可比性，北京任何限制美国媒体记者的做法都将得到华盛顿的“对等”回应。蓬佩奥说“我们敦促中国政府立即信守其尊重言论自由包括新闻业者言论自由的国际义务。”

　　美国政府准许中国记者有留在美国90天的宽限期，宽限期将在11月初结束。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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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标志着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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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2020

作者：詹宁斯来源：美国之音

　　台北 — 分析人士说，美国首次对一批据信帮助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屿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标志着华盛顿对中国这个超级大国海上扩张的行动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24家中国公司添加到了制裁名单中，用来限制可能损害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物品的出口、再出口和国内转让。

　　美国商务部8月26日的一份声明表示，这些公司之所以入榜是因为它们帮助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建设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人工岛并使它们的用途军事化”。许多小岛是填海造地而成的，上面建造了飞机库、雷达设施，并居住着少量平民。

　　台湾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Andrew Yang)说，制裁不会伤害到目标公司，但表明美国将长期坚持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强硬立场。

　　华盛顿没有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但希望它保持开放以供国际使用。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对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90%水域的主张有异议或部分有异议，该水域的价值在于渔业和能源储量。扩张岛礁使得中国比其他政府拥有军事优势。

　　杨念祖说：“这很有象征意义。” “我认为‘商业上的’影响微不足道。这确实象征着美国正在大幅改变其南中国海政策。”

　　新加坡国际事务学院资深研究员胡逸山说，制裁源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七月份的声明。蓬佩奥当时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多数主张都是非法的，华盛顿将支持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其它国家。

　　中国外交部8月27日谴责这项制裁，并“敦促美国纠正错误，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官方新华社援引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

　　但是学者们几乎预见不到制裁有任何的商业影响。被制裁的公司，包括国营巨头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很少。相反，它们在东南亚甚至在中国的海上竞争对手中也很受欢迎。

　　胡逸山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公司，它们仍然很乐于作为建筑项目的承包商，例如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它们报价低且效率高。因此，它们被广泛使用。”

　　中国在东南亚投资活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防止海上争端的爆发。

　　例如，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菲律宾合作伙伴去年赢得了一个在马尼拉郊外建设一个耗资100亿美元机场的竞标。菲律宾政府四年前赢得了针对中国的国际仲裁。自那时以来，北京就已向马尼拉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

　　位于华盛顿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面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负责人格雷戈里·波林说：“美国必须做些事情表明他们是严肃的。”

　　波林补充说，目标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实际制裁，而华盛顿却忽略了其它仍活跃在争议海域的中国公司。他说，这24家目标公司已经没有一家建造小岛了，因为四年前中国就结束了岛屿疏浚，两年前停止了建设。

　　制裁使中国的近海石油公司幸免，后者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作业而激怒了越南。

　　波林说，制裁“本身不能减轻对该地区的担忧，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伤害到相关公司，而且它一开始打击的就是错误的公司。”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9/7

旧文章ID：22909

金灿荣：我们哪里真的要美国芯片，只是懒得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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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2020

作者：来源：美好江苏

前段时间，华为被断供芯片，据说是因为违反了贸易协定。然后新闻上就炸锅了，但是有一位经常上电视讲话的教授却出来说了一个句很提士气的话：我们哪里真的要美国提供芯片，我们只是懒得去生产! 话音未落，全场一片叫好。

此人名叫金灿荣。

在互联网上，金灿荣的地位跟张维为、陈平不相上下，都是指点江山的大手子。

金灿荣的履历十分光鲜，是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博导，而且还享受着国家特殊福利津贴。

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由于十分高产，所以每年都有新书出版。

由于经常上电视节目，很活跃很积极，所以在网络上有不少粉丝。

虽然我认为学者就该老老实实躲起来搞学问，但是不敢多说，怕被人说我酸。

看金灿荣的视频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是开了金手指，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根本拦不住了。

比如他在视频中说：

美国的高端芯片出口，基本上都在我们这儿。美国的芯片卖到欧洲，欧洲有荷兰;卖到日本，日本能自给自足;就算是送给非洲兄弟，人家也不会用啊!高通7成的芯片都卖给中国，如果有一天不卖了，就会有大批芯片厂倒闭。到时候连带着科技股崩盘，华尔街最后也得倒霉。

台上的金灿荣讲的意气风发，台下的观众听得热血沸腾，连连鼓掌。

可是金灿荣有几点没搞明白，最起码芯片股票在美股中的占比就很小。

而且美股最多跌到50%，也没有见华尔街消失啊!

而且如果不卖给我们芯片了，美国顶多损失几个芯片公司。但是国内的微信、淘宝、抖音怎么办?

芯片被人掐死了，智能机用不了了，那些app公司不得全都凉凉啊。

你让人抱着个笔记本电脑刷抖音，现实么?我们号称领先世界的“移动支付”，牛逼也没法再吹了。

可能金教授又掌握了什么领先于ASML光刻机制程工艺的新“弯道超车”的新技术，让中国“芯”带着华为如同凤凰涅槃一样，浴火重生!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9/7

旧文章ID：22908

郑永年：信号如此明显，为何还有人深信“仗”打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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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2020

作者：郑永年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当下，人们更愿意把中美竞争视为“新冷战”，并一度认为中美经济紧密勾连，所以发生政治乃至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低。事实上，经济可以遏制战争这一观点，伴随“互相依存理论”的兴起，在二战后被广泛宣扬，以至于人们深信，国家间经济高度依赖，加上政治民主化，使得战争可以远离人类，实现康德的“永久和平”。然而郑永年指出，现实中，经济关乎利益，利益分配不均就会导致战争，更何况战争很多时候是因政治因素而起。人们虽祈求战争不再发生，但也在赞美战争。直到今天，把自己道德化，把他者妖魔化，通过战争实现“文明”淘汰“野蛮”、“进步”取代“落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还深植于人性之中。

回到中美局势上来，为什么两国经贸依存度如此之高，美国却宁可承受巨大经济损失，也要对抗、打压中国?郑永年认为：两国的经贸交往越深，冲突越易发生，负面影响也越大，例如一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造成了从一国内部到各国之间的收入差异和分化，这为冲突埋下了种子，使得经济因素向战争转化。更令人担忧的是，充斥于当今世界的各种“认同政治”已变得毫无底线，如此下去，社会内部的冲突甚至内战，正如国家战争那样，也可能变得不可避免。

文章节选自郑永年《贸易与理性》，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为何经贸相互依存也可能会导向战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两大国关系，更会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和中美两大国都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关系，在中美关系平稳的时候，它们都可以从两边获得利益，但一旦两大国关系恶化，它们都会受到深度影响。一些国家可能在短期内可以获取一些利益(例如，从中国退出的产业和资本进入这些国家)，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也避免不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中美贸易摩擦能够产生如此广泛而负面的经济影响，这使得很多人很不了解中美两国所进行的贸易战。贸易战显然不是一场双赢游戏，而是两败俱伤，即人们所说的损人不利己，“损人一千，自损八百”;不仅如此，贸易战还波及很多其他国家，甚至是美国的盟友。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者“经济战”，就表明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竞争”的范畴，而进入“战争”状态。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并且经济竞争并非零和游戏，但战争则往往是零和游戏。这又使得很多人担心，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果不断升级，是否会导向另一类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

这种担忧不仅合理，而且也是必要的。人们可以把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视为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结果。两个互不交往的国家不会发展出任何经济关联，也无所谓贸易冲突。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越深，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负面影响也越大。历史地看，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确给参与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也不断地导向冲突甚至战争。

这些年来，人们总是把今天的状况，比喻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经贸的频繁往来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不仅发生在欧洲国家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欧洲国家和其他区域国家之间。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发生的。事后诸葛亮不少，但事先没有人认为战争会这么快就在这些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国家之间发生。

经济竞争导向零和游戏的战争

的确，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为什么非零和游戏的经济竞争，会导向零和游戏的战争。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关系来看，不难发现，冲突和战争也是国家之间的常态，正如它们之间的经济贸易一样。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大的战争往往招致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人类为什么还要战争呢?

德国社会和政治学家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论述国家的起源时，总结出了两种方法，即经济方法和政治方法，前者通过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交易”方法，或者“契约”方法，而后者则倚重“权力”和“力量”。奥本海默本人则倾向于政治方法，因为经验地看，从人类开始产生以来，政治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从原始部落到近代国家，暴力是国家起源和发展的永恒来源。

近代商业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化开始之后，人们对战争的根源和如何避免战争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其中，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为国家的发展寻找到了最有效的经济方法。斯密认为，国家通过“劳动分工”和贸易就可以致富和积累财富，而无须通过战争和掠夺。斯密之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则进一步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来论证经济方法的有效性。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最为典型，他认为近代以来的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简单说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结果。在一个社会内部，资本主义造就了阶级分化，导致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极端一些就是内战;在国际层面，资本主义导致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极端一些就是战争。

经济因素可以遏制和避免战争这一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传播。用经济史学家熊彼特的话来说，如果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可以预期，民族主义只是人类远古野蛮兽性的一种遗留物，终究会消失。经验地看，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是人们看到战争的残忍性和经济上的毫无理性。战争没有赢家，人人都是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第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经济整合。经济整合从欧洲“共同市场”概念开始，扩展到其他各个地区。西方各国市场的整合及其西方市场向其他非西方国家市场的延伸，有效地把有关国家连接在一起，促成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引发的新一波全球化，更是在很短时间里把一个广袤的世界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村”。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所能产生的正面效应，反映在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互相依存理论”上。

“互相依存理论”加上源自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理论，成为近年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人们深信，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加上政治上的民主化，战争就可以远离人类，实现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状态。

这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态度和方法。那就是，美国必须通过经济方法(开放、市场准入、整合等)，促成那些和美国具有经济关系的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和美国(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是有政治前提的。也很显然，这个政治前提充分反映在美国(西方)国家的贸易、投资、国际援助等方面。

国家之间关系冲突的本质

不过，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更多地反映了信仰者对世界的一种理想，而非对现实的反映。对西方的现实主义者来说，经济互相依赖的确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增加了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难度，但绝对没有改变国家之间关系的冲突本质。自由主义过度夸大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但大大低估或者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固有的负面影响。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必然造成两个结果：第一，一个社会内部的收入差异和分化;第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与分化。在一些国家，内部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经常导致不同社会阶级间的经济冲突，甚至演变成内战;在另一些国家，内部冲突外化成为国家间的冲突，即战争。当多个国家同时卷入时，就演变成为世界大战。

经济关乎利益，利益分配不公就会导致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就是说，经济因素的确可以导致战争。但如果人们仅仅从经济因素来理解战争，那还是过于简单。在大多数场合，政治因素甚至远较经济因素重要，人们既为利益(经济)而战，也为荣誉和恐惧而战，而荣誉和恐惧更多的是关乎政治。实际上，一旦涉及战争，政治逻辑就占据主导地位。近代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说过，“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无疑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

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几乎是永恒的。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企图超越经济因素而去寻找战争的根源。人们诅咒战争，祈求战争不再发生，但同时人们也在赞美战争。人的本性中存在一种倾向，把自己道德化，把他者妖魔化。即使是侵略，侵略者也总能找到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并为此而歌颂战争。从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战争总是成为人们讴歌的对象。

到了近代，战争具有了更高的道德性。法国大革命以后，基于主权国家理论之上的“民族主义”大旗，引导着人类进入毫无止境的战争。各种论证和颂扬战争的理论一一出炉。这尤其表现在近代浪漫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近代浪漫主义始于英国文学，当传播到德国时进入了政治哲学领域，歌颂战争和暴力，为了国家利益(无论是统一还是发展)，一切在所不惜。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战争不仅是“适者生存”的必然产物，也是检验人类品质的最高标准。

尽管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并没有明显的道德和进步观念，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进化”变成了“进步”和“文明”。所以，战争不仅仅是“适者生存”的手段，更是成为人类进化、“文明”淘汰“野蛮”、“进步”取代“落后”、优胜劣汰的工具。

整个帝国主义时代，人们深信“战争的胜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优劣”的有效手段，列强之间为战争乐此不疲。英国思想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说，人类大多都在投资于死亡而非生活，即人们把最多的投资用于战争武器，而非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情况到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确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了。如上所说，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国互相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在客观上大大增加了战争的难度和成本。同时，在话语方面，没有多少人公然宣扬战争了。不过，如果足够现实，人们也不难发现，这可能仅仅是表象，人类的本性依然没有发生变化。

和从前的全球化一样，这一波全球化依然产生着同样的问题，即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不平等，而极度的不平等随时可以导向内外部的冲突。从话语来说，人们只是用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把“优胜劣汰”的观念表达出来而已，包括“文明冲突论”和“民主价值同盟论”等。

再者，和人类的其他很多行为一样，自古至今，战争已经高度机构化和制度化了。对参与战争的主权国家来说，战争有开始的仪式，也有结束的仪式，战争过程更是充满各种仪式。战争因为主权国家而高度制度化，也因为主权国家而被“道德化”和“正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被彻底打败的德国对战争有反思之外，没有任何一国对战争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战败国如日本从未反思战争，而战胜国则依然为“战胜”沾沾自喜。

主权国家或者政府是战争的主体，但推动政府发动或者参与战争的，则是政府背后的各种利益集团。资本可以成为战争的根源，因为资本需要借助政府来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开拓世界市场，掠夺他国的资源，保护他们的海外利益。

但在更多的场合，其他利益集团甚至较之资本更可以直接从战争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例如，美国安全和军工系统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以至于很多美国人相信战争就是这个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战争的威胁，美国如何维持一个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

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化条件下极端“认同政治”的崛起。今天的“政治认同”已经变得毫无底线。不仅现存的不同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国家之间的认同差异在迅速扩大，甚至在这些单元的内部也在继续分化，人为地把同一个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国家分化成为不同的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国家。包括民族、国家、文明在内的所有“认同”都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如此下去，一个社会内部的冲突甚至内战，正如国家间的战争那样，正在变得不可避免。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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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对中美融合还是脱钩的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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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2020

作者：马彩霞来源：机工情报

近日，美国科技智库信息科技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报告《与中国竞争：战略框架》，系统分析了中美争端的复杂性。 ITIF是美国最权威的科技智库。其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参与该报告的撰写。此人曾供职于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在本届美国政府也频繁参加国会听证会，其观点在政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ITIF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

01　中美争端更为复杂

文章认为，很多人将中美争端与美苏冷战和美日贸易战相比，但是，中美争端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美苏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美日贸易战，日本在许多行业中成为非常强硬的竞争对手和重要的供应商，但对于大多数西方公司而言，日本从来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市场，且双方不是军事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前苏联和日本在经济上没有与美国形成深度融合，因此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例如，美国在与盟国的合作下，对苏联实施出口管制相对容易。而对中国这样做(实施出口管制)，对美国而言，将付出更大代价，且更具争议，而且会使美国与盟国的合作更为困难。在当年解决美日纠纷过程中，美国利用日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迫使日本在半导体、汽车、汇率调整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

02　中美经济竞争的四个方面

文章作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维度已超过美苏冷战和美日贸易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市场、供应链、商业竞争、地缘政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电子产品、智能手机、钢铁和许多其他产品的市场;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供应国，约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5%;中国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中国被视为主要市场。对于苹果、波音、耐克、通用汽车、英特尔、好莱坞、麦当劳、NBA、宝洁、星巴克、高通、沃尔玛等许多公司而言，中国通常是其最大的非美国市场。离开这个市场不仅会减少这些公司的销售额，还会将市场份额让给中国公司或其他非美国公司，从而损害美国的长期经济竞争力。中国被视为主要供应国。从长远来看，沃尔玛、戴尔、惠普、耐克、主要的制药公司以及其他依赖中国制造的跨国公司，通常都支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是从短期来看，这些公司需要保持其供应链的运转。中国被视为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从事信息技术、电信设备、钢铁、太阳能电池板、玩具、纺织和其他行业的跨国公司，通常抱怨中国竞争方式是“不公平的”。中国被视为主要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对手。例如，从军事和地缘政治角度，美国国防部认为，先进制造业的自给自足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将中国视为主要市场或主要供应国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中美融合;而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公司，通常会支持中美脱钩。

03 美国多数行业倾向于中美融合，而非脱钩

　　ITIF指出，在美国，目前支持中美融合的行业领域比支持中美脱钩的行业要多得多，这是大多数政府和媒体讨论中都未充分认识到的基本现实。这意味着，短期商业利益超过了西方的长期战略利益。

绝大多数行业(10个)将中国视为主要市场，至少还有2个行业(银行;资本市场和保险)正在努力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此外，对于这10个行业中的5个行业而言，中国也是主要供应国。关于美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的规模，以下是几个典型案例： •在中国，星巴克有4100多家门店，麦当劳有2300家，沃尔玛有430家。•苹果在中国的收入超过400亿美元，英特尔为200亿美元，耐克为60亿美元。中国是NBA最大的国际市场。•通用汽车在中国每年生产300万辆汽车，中国占波音公司商业收入的20%以上。只有四个行业部门当前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包括传统制造业、IT、国防和美国政府。其中前三个涉及产品制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制造业是中美争端的一个焦点。

04 对中美融合的支持会使美国政策制定陷入困境

中美两国在市场、供应商、商业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四个领域的角力，会使美国政策制定陷入困境。例如，为了保护美国钢铁制造商免受中国“不公平”竞争而采取的征税等措施，会提高美国汽车、拖拉机和洗衣机制造商支付的钢材价格，从而使这些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下降。再如，对于许多美国最知名的公司(如苹果、沃尔玛和耐克)而言，将中国视为上述所有因素(即，作为主要市场、主要供应商和主要竞争对手)。在这种合作竞争的情况下，短期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很难显现。华为问题就是一个典型： 1.对于英特尔、博通和高通等半导体公司以及谷歌等软件提供商而言，华为是主要客户。2.对于许多国家的电信服务提供商而言，华为是主要的提供商。3.对于苹果和三星等智能手机制造商、戴尔等计算机提供商、爱立信和诺基亚等电信设备提供商而言，华为是主要竞争对手。4.对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而言，华为被视为主要的国家安全风险。但是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是他们最重要的债权人或贸易伙伴。要想制定一个使所有四个方面都满意的短期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谈论中国技术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却很少采取行动。不过，在华为问题上，国家安全和相关政治利益压倒了私营部门的利益。

05　与中国竞争的战略框架

ITIF提出了一个让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复兴的战略框架。该战略框架针对中美竞争的四个维度——市场、供应商、商业竞争、地缘政治，每个维度分别提出五个应对方案。

(一)市场维度——适应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五种方式

1. 扩大市场。ITIF提出，美洲内部的深度贸易一体化以及强有力的美印自由贸易协议将大有裨益。 2. 利用英语优势。讲英语的国家比中国的GDP更高，如果包括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数字会更高。语言优势在媒体、娱乐、软件、法律、教育和其他语言密集型领域创造了重大机遇。ITIF建议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务院做出更多努力，将这些国家联合起来。 3. 追求先进科技的应用。ITIF提出，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方面投资巨大，而大多数西方国家还没有相应的政策，特别是民众普遍对人脸识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先进技术的使用感到恐惧。 4. 重新审视互惠。在建立技术与市场准入互惠关系方面，ITIF建议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要坚持基本的互惠规则。 5. 集体发声。ITIF建议，企业可以通过商业圆桌会议、行业协会等形式联合起来集体发声以维护自身利益。ITIF还建议，各国应考虑修改反托拉斯法，让西方公司更有效、正式地开展合作。

(二)供应商维度——重新平衡供应链的五个步骤

1. 要求透明性。ITIF建议，应该要求美国和西方企业公布其在华业务规模的信息，包括收入、进口商品价值、技术转移活动、关键依赖、投资、合作伙伴关系等信息，这样既能提供透明度，又能提供可衡量的数据，以便随时跟踪变化。 2. 提供经济激励措施以减少依赖性。ITIF提出，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使生产多样化，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是直接赠款或税收减免等形式的直接经济激励措施，可能会加快从中国转出产能或外迁的进程。例如，日本在今年4月提出，为企业撤离中国提供一半以上的搬家费。 3. 利用消费者的力量。ITIF建议，让“中国制造”的标签更为突出，促使消费者做出自觉的选择;此外，可继续利用“公平贸易”(贸易救济措施)和“环境友好”(环保及技术性贸易措施等)对中国施压。 4. 推进重点领域的国内生产。ITIF提出，尽管供应链的自给性是复杂和代价高昂的，但随着人们逐渐吸取新冠疫情的教训，在这方面采取一些行动似乎是可能的。例如，美国政府最近提议向柯达提供7.5亿美元贷款，用于在美国生产更多的药品。ITIF建议，对于研发、技能和资本货物投资，各国政府应该提供“更慷慨”的税收优惠。ITIF认为，供应链的自给性未必都在美国本土，还可以与其他国家结盟，就像目前在稀土(与澳大利亚结盟)领域。 5. 谨慎使用有针对性的关税和本地含量措施。ITIF认为，这两种措施都很容易引发报复，而且往往具有难以预见的博弈效应。目前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影响存在很多争议，特别是对中间产品(例如半导体)而非最终产品征税，会提高投入成本，从而降低美国的整体竞争力。“买美国货”规定可能导致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三)商业竞争维度——确保西方保持更具吸引力的社会模式的五种方法

1. 尊重中国取得的成就。ITIF认为，必须承认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教育体系、企业家精神和政府计划的有效性。而且，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也证明，各国可以采取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 2. 政府(需求)应成为世界一流的用户。ITIF提出，美国在对技术行业的支持方面，通常缺少的是政府有效使用技术以满足其自身需求。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互联网。美国国防部最初是为了满足其自身对高弹性计算机网络功能的需求，而背后的技术迅速成为当今互联网的基础。 3. 保持对人才的吸引力。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自动驾驶汽车和量子计算等先进技术领域，一小部分人从事大多数开拓性工作。由于英语通常是他们的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因此许多高技能人士更愿意住在讲英语的国家。对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而言，这是巨大的天然优势。ITIF指出，这一优势必须加以培育和利用，以帮助将技术枢纽扩展到美国其他地区。 4. 与盟友合作。ITIF提出，在先进技术领域，西方国家应形成同盟，共同抵制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要求。 5. 争取时间。ITIF预计，中国人口将在未来几年内达到顶峰，然后趋于平稳和迅速老龄化。这意味着本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国实力的最高峰，而2040年代中国将出现重大的人口挑战。相比之下，届时美国和印度的人口将仍在增加并且相对年轻。

(四)地缘政治竞争维度——增强西方竞争力的五种方法

1. 优先考虑技术领导力。ITIF认为，需要确保美国公司、大学、政府机构和防务公司在关键领域的研发力量，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太空、生物技术、新材料、网络安全、半导体。美国最近已经通过其“美国制造”网络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了适度的措施。 2. 吸引一流的人才。ITIF提出，吸引和留住世界各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对美国的大学、公司和创业精神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是，确保STEM(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人才输送的成本很低，而回报非常高。ITIF认为，最棘手的问题是对中国学生的接纳该如何界定标准。 3. 与印度合作。ITIF认为，美国应与印度结成紧密联盟，以提供人才和市场规模，从长期来看可以赶上中国。通过结盟，许多美国公司可能会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 4. 降低美国的成本劣势。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降低劳动力成本;二是通过创新和自动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美国，显然后者更可取。ITIF认为，企业自动化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急剧加速，但还可以通过公私合作做更多事。首先要阻止目前过于普遍的对自动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妖魔化，并加大对投资于新资本设备的税收优惠力度。 5. 培养价值链思维。美国公司往往专注于从上到下的最终产品的交付和消费，而对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子系统、物流和相关生态系统的整个产业价值链关注不足。中国采取的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历史表明，在价值链中，向上移动要比向下移动容易。许多公司在整个价值链中更多关注了产品形态，而忽视了价值链中的知识和数据的战略性作用，忽视了数据收集和流程管理。ITIF呼吁，联邦经济和商业统计系统应尽快实现全面现代化，加强对数据和无形价值的管理。以上就是ITIF提出的与中国长期竞争的20个具体方案。ITIF认为，相对于硬脱钩，大多数美国公司都会支持这些方案。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上述方案中，有一些方案美国其实已经在考虑或正在推进，如，加强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5G通信的研发支持;推进重点领域的国内生产;强化印太战略;考虑为企业撤离中国提供激励措施;推动美洲内部的深度贸易一体化等。有一些方案，目前未见美国采取相关措施，但是这些方案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且成本不高，如，鼓励企业联合起来集体发声以维护自身利益;利用美国消费者的力量对中国施压;要求美国和西方企业公布其在华业务规模的信息;利用英语优势，把讲英语的国家联合起来等。报告中，ITIF也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并对美国科技政策作了反思。ITIF主张采取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战略，并建议修改反托拉斯法，让西方公司更有效地合作。 ITIF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使中美竞争从根本上是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ITIF认为，一个新的“伟大游戏”正在上演，但是谁(中美)发挥得最好?本世纪20年代可能是决定性的十年。

资料来源：ITIF

(机工智库研究员/马彩霞)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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