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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业亮:民主党能否夺回美国参议院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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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业亮  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17期

  2020年美国大选已进入冲刺阶段。民主党本次选举的目标是赢得白宫、巩固其在众议院的控制权并取得参议院多数。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特别是今年5月以来,民主党在关键州战胜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的可能性增大,加大了民主党夺回参议院主导权的机率,也加剧了两党对参议院主导权的争夺。参议院究竟花落谁家,成为本次大选关注的焦点之一。

  参议院选举的特点

  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53席比47席的多数。民主党要重掌参议院,在拜登胜选的情况下需要净赢得3个议席;如果特朗普赢得连任的话,则需要净赢得4个议席。一般来说,除了选举时的政治环境,如社会、经济的状况外,两党改选的参议院席位数量、总统的民调支持率和选民投票行为的变化等都是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此外,美国参议院的选举特点也对选举结果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总统选举的“衣摆效应”(coattail effects)即为其中之一。在美国政治中,国会选举与总统选举、总统声望有密切的关联。作为党的领袖,一个深孚众望的总统能够使支持总统党参议员候选人的选民人数增加;相反,总统声望下降则有可能使本党的参议员候选人受总统政策失误的牵连而导致选举失败。对选民投票行为的研究发现,在国会选举中,多数选民把国家现状与总统治理国家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以此惩罚或奖励总统党的国会候选人。当选民对总统政绩感到满意时,就会支持总统党的国会候选人,反之则会支持反对党的国会候选人。

  除“衣摆效应”外,参议院选举的另一个特点是近年来出现的“参议院选举的全国化”现象。在美国的公职选举中,只有总统(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选举出来的官员,参议员由州选出,众议员由国会选区选出,这就使得在国会选举的议题上,“地方性的问题在总统选举年显得更为重要”,“选民更可能基于议员为所在的选区做了什么而决定投谁的票,而不是根据华盛顿发生了什么来投票”。但近十多年来,全国性的议题在国会的选举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受两党政治极化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参议院选举日益与总统政治联系在一起,即选民在参议院选举的投票决定日益受在职总统支持率的影响。这些特点使得一党能否保住参议院的多数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白宫。

  选举形势不利于共和党

  从当前的形势看,2020年参议院的竞选形势总体上对共和党不利。

  首先,参议院改选的议席数量共和党居多。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参议院议席1/3。2014年参议院选举是共和党大获全胜的一年,故在今年改选的35个议席中,共和党高达23席,民主党只有12席。更为重要的是,在共和党改选的议席中,有5个在战场州,其中还有两个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输掉的州(缅因州和科罗拉多州);而在民主党改选的议席中只有一个是在共和党占据优势、极端保守的阿拉巴马州。因此,从改选的议席数量和形势看,共和党失去议席的机率较大。

  其次,受特朗普民调支持率低迷的影响,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的竞选连任更加艰困。今年3月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由于特朗普政府应对不力,造成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持续高居全球榜首,同时疫情蔓延造成国内经济下滑、失业人数剧增,导致特朗普无论是在全国性民调还是在关键战场州的民调都落后于民主党竞争对手拜登。由于许多总统选举的关键州也是参议院选举的战场州,特朗普民调支持率低迷也给关键州共和党参议员的竞选连任带来挑战。此外,一些民主党人和独立派人士还把对特朗普的反感直接转移到参议院共和党竞选人身上,迫使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竞选人在一些关键议题上不得不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他们的选情。

  再次,中西部一些关键战场州人口构成的变化给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带来不利影响。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基础选民是蓝领工人和白人,特别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2016年大选以来,共和党巩固了其在中西部工人阶层和乡村白人中的优势。但近年来,由于主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和拉美裔的大量涌入,该地区选民的构成开始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即倾向于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投民主党候选人票的人数增多,特别是在丹佛、凤凰城和拉斯维加斯等大都市区。在2020年大选中,中西部摇摆州是特朗普能否赢得连任的关键,也是决定此次共和党参议院选举的关键,但该地区人口构成的上述变化,将给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竞选连任带来不利影响。

  最后,共和党还面临参议院民主党竞选人在竞选资金上的挑战。“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在美国选举政治中尤其如此。在竞选资金的筹措上,共和党面临的形势也不如民主党。今年1~3月,亚利桑那、科罗拉多、缅因、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蒙大拿等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募集的竞选资金都超过了其共和党竞争对手。仅今年上半年,民主党“参议院多数政治行动委员会”就募集了8700万美元资金,这使得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有充足的资金在关键州投放广告,进行竞选活动,以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民主党在四个共和党州占据优势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几个月来,参议院选情变得对民主党有利。今年4月发表的“库克政治报告”把8个共和党参议院议席列为竞争性议席,其中4个(亚利桑那、科罗拉多、缅因和北卡罗来纳)列为“胜负未定”,另外4个(佐治亚、艾奥瓦、堪萨斯和蒙大拿)列为“倾向共和党”;而民主党被列为竞争性的议席只有2个。在离大选日100天时,被“库克政治报告”评为“稳固的共和党席位”从13个下降到10个。

  从实际竞选情况来看,目前民主党在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缅因州这4个共和党占据参议员议席的州占据优势,共和党要想保住这4个议席前景渺茫。在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托姆·蒂里斯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在40%的低点徘徊,低于其民主党竞争对手、前州参议员凯尔·卡林罕姆;在亚利桑那州,前宇航员、民主党挑战者马克·凯利在民调和筹款上持续领先共和党在任参议员玛莎·麦克沙利;在科罗拉多州,民主党挑战者、前州长约翰·希肯鲁珀领先于共和党在任参议员考利·加德勒;在缅因州,民主党候选人莎拉·吉登在民调中一直领先共和党资深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如果民主党赢得所有这四个席位的话,将对夺回参议院主导权非常有利。

  共和党仍可能保持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

  但从目前的形势看,还不能下结论称民主党一定能够赢得参议院多数。

  一是从选民方面来看,特朗普在共和党基础选民中仍很受欢迎,虽然在关键州特朗普的民调落后于拜登,但他在基础选民中的支持率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尽管一些共和党温和派参议员出于竞选连任的需要,声称在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上,包括经济刺激法案、学校何时开学等问题,与特朗普主张不同,但多数共和党参议员竞选人仍紧紧追随特朗普,特朗普标签仍是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与基础选民联系的一个关键。

  二是与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要捍卫的席位多于共和党不同,今年的参议院改选的议席大多是在投特朗普票的州以及共和党捍卫议席的州。其中,堪萨斯州是传统的红色州,该州在过去的近90年中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党人当选参议员,本次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芭芭拉·波利尔的获胜机率极低。肯塔基州参议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内尔在民调中优势明显,连任几乎不成问题。艾奥瓦州的选举倒向共和党在任参议员乔尼·恩斯特,民主党挑战者特蕾莎·格林非尔德几乎没有优势。共和党在佐治亚州参议员选举中也占据优势,自1992年以来,民主党还没有在总统选举中赢得佐治亚州。共和党在任参议员在其他三个传统的红色州——阿拉斯加、南卡罗来纳和得克萨斯的参议员选举中也占有优势,民主党获胜机率很小。这表明共和党今年改选的议席虽多,但除了少数几个州外,基本盘能够保住。

  共和党除了加强防守以保住现有改选的议席外,还把进攻的重点放在阿拉巴马州和密歇根州两个民主党参议员议席上。在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选举中,共和党挑战者托米·塔伯维尔大幅领先民主党在任参议员道格·琼斯;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募集的竞选资金屡次被共和党挑战者约翰·詹姆斯超过,该州是投特朗普票的摇摆州,共和党有可能赢得阿拉巴马和密歇根两个州民主党参议员的议席。

  三是特朗普和拜登在一些关键州的民调差距正在缩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8月2日的民调显示,拜登和特朗普在佐治亚州的支持率分别为46%和45%,难分伯仲。目前在美国经济止跌回升、首次申报失业人数下降等共和党利好因素的作用下,参议院选情可能会向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在政治环境的变化下,民主党在今年11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可能会赢得亚利桑那、北卡罗来纳、科罗拉多、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的议席,但同时也会失去阿拉巴马州、甚至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的议席。因此,不管拜登是否当选,共和党将可能会以1~2个议席的微弱多数保持其在参议院的控制权。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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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一周热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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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美国内政

  为美国而战——选民们必须制止这种无政府状态

  是时候为美国而战,与激进左翼有害的思想意识作斗争了。激进左翼的思想可能会毁掉美国几代人。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壁垒是信息灵通和充满活力的公民。为美国而战的最好方式就是为美国投票。如果你对我们国家的状况感到恐慌,如果你相信美国,现在就是为美国而战的时候了。

  2020.8.27 THF (黄静 译)

  https://www.heritage.org/conservatism/commentary/fight-america-voters-must-do-stop-socialism-and-anarchy

  2020年共和党新党纲:“我即国家”

  前一段时间,共和党官网上公布的“关于共和党党纲的决议”中宣布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休会,但直到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不会通过新的党纲。制定党纲是一个努力处理不同利益和优先事项的过程,虽然民主党完成了党纲的制定,但是共和党以2019冠状病毒改变了2020年政治会议性质为由,没有制定出新的党纲。但这也是有理可循,共和党没有努力解决我们当前的国家危机,因此也不会有前瞻性的议程来定义该党所代表的东西。

  2020.8.27 Brookings (吴泽坤 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0/08/25/the-2020-republican-party-platform-letat-cest-moi/

  共和党能否守住参议院?

  随着大选的迫近,民主共和两党对参议院的争夺和对未来执政的影响浮出水面。如果拜登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将使副总统哈里斯成为参议院的决胜票,民主党需要净获得3个席位才能占据多数席位。由于参议员道格·琼斯(Doug Jones)有可能输给汤米·塔伯维尔(Tommy Tuberville),因此很可能要有四名共和党现任议员失利,才能翻盘控制参议院。

  2020.8.27 Brookings(吴泽坤 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20/08/26/can-republicans-hold-the-senate/

  美国对国家安全部门改革的支持

  改革安全部门可以在防止暴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也可能带来破坏稳定的影响。决策者应该了解安全行为和体制的脆弱性本质的关系,并相应地调整改革措施。

  2020.8.27 CSIS (徐一凡 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ype=publication&field_publication_type%5B1%5D=781

  乔·拜登——工会领袖

  在冠状病毒引发的混乱和竞选季的喧嚣中,拜登想要明确一件事:他致力于帮助中产阶级,尤其是工会工人。“中产阶级”希望通过确保“未来是由美国塑造的”,以从疫情中“更好地重建”,而这一目标尤其是由获得新权力的工会来实现的。他支持工会的决心十分真诚,但奇怪的是,他选择了很可能给工会带来灾难的政策——至少在私营企业的角度看是这样。

  2020.8.30 Brookings (钟乐容 译)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341-joe-biden-union-buster

  加利福尼亚的政客们在抹杀政府收入来源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导致全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现在是决策者消除收入障碍的时候了。由于受限的业务和选择性的封锁使得雇主和雇员都难以开展业务活动,尤其是那些有孩子在家或有其他义务的员工,因而提高员工的灵活性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加利福尼亚的立法者正采取相反的方法,推动一项限制收入机会和员工灵活性的法律。从来没有一个好时机去赶走灵活的就业机会,或者剥夺可获得的和负担得起的服务,但现在是这样做的最坏时机。加利福尼亚的决策者应该把重点放在促进灵活性和为所有美国人打开工作机会之门的政策上。

  2020.9.01 CATO (黄静 译)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d-labor/commentary/politicians-seek-drive-out-income-opportunities-california

  民主党背后的危机

  民主党最近一直宣传:除非您为拜登投票,否则暴力将会继续蔓延下去。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威胁。看上去这有理有据,但是其实选民对人身威胁的反应并不总是很好,民主党不应该这样做。

  2020.9.01 AEI (杨泽宇 译)

  https://www.aei.org/op-eds/dangers-for-democrats/

  美国外交

  美国对委内瑞拉提供临时身份保护政策

  美国致力于帮助委内瑞拉人恢复民主。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符合国家和地区利益。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危机目前面临新冠疫情的额外影响,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恶化,还看不到政治解决方案。尽管美国领导了向马杜罗政权施压的国际努力,但在帮助本国境内的委内瑞拉移民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作为一项更全面、两党合作的战略的一部分,有两种选择来应对这场危机,以帮助所有委内瑞拉人,包括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约484,450人。一个有效的选择是给予委内瑞拉人“临时保护身份”(TPS)。或者,美国政府可以发布总统政策公告,给予委内瑞拉人在美国合法居留和工作的临时特别许可。

  2020.8.30 CSIS (徐一凡 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ps-vital-element-us-foreign-policy-toward-venezuela

  终止疫情甩锅游戏:重新考虑中国在疫情中的作用

  中国在最初的疫情爆发中确实有处理不当的方面。但根据我们现在对2019冠状病毒早期无症状传播和许多国家应对不力的了解,不清楚在最初几周提高透明度是否能防止其在海外蔓延。鉴于这种不确定性,以及2019冠状病毒是自二战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美国和中国应该结束对这一流行病的指责游戏,合作战胜它,并为更有效地处理未来的爆发奠定基础。

  2020.8.20 Brookings (吴泽坤 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8/19/lets-end-the-covid-19-blame-game-reconsidering-chinas-role-in-the-pandemic/

  朝鲜面临着经济压力的风暴

  朝鲜正同时遭受着国际制裁、为避免冠状病毒而自己规定的贸易限制,以及破坏农业中心地带的毁灭性的季风性降雨。2020年7月,朝鲜政府终于承认该国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但称其原因是外国人。金正恩(Kim Jong-un)拒绝外国援助,破坏了国际社会利用接触来影响政权行为的努力。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应与盟国韩国和日本协调,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解决冠状病毒的健康问题和洪水灾害。

  2020.8.27 THF (黄静 译)

  https://www.heritage.org/europe/report/how-the-us-government-should-respond-the-protests-belarus

  特朗普主义会永久改变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吗?

  上周,包括两名特朗普政府官员在内的70多名共和党外交官员签署了一封支持乔·拜登竞选总统的信件。还有数十名共和党外交政策专家早前签署了谴责唐纳德·特朗普的信件。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希望,如果特朗普输了——正如目前的民调所显示的那样——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将恢复到他当选前的状态,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生动地展示了共和党已经蜕变成了特朗普的党,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里不得不与特朗普主义打交道。

  2020.8.30 Brookings (吴泽坤 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8/29/will-trumpism-change-republican-foreign-policy-permanently/

  美日“特殊关系”的下一步是什么?

  最近,美国国防部长迈克·埃斯珀(Mike Esper)和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Taro Kono)将在关岛会晤,美日之间计划强化“特殊关系”,以应对地区安全威胁。日本和美国的安全利益从未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相似,比如中国日益强大的威胁。双方都直言不讳地表示要使联盟更强大、更积极主动。

  2020.9.01 Hudson (钟乐容 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ump-and-putins-pandemic-duet-trumps-america-far-more-out-tune

  现在就要开始与台湾进行贸易谈判了

  8月底,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过单方面放松对美国牛肉和猪肉的进口限制,为贸易谈判奠定了抵触。但是不能单靠台湾消除贸易谈判中的过往不良好的记录。但这是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TA)或类似协定的可喜机会,这将在经济和战略上对美国有所帮助。不做出进一步的举动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实际上,与台湾达成准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了,比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USMCA)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对开放贸易持怀疑态度,但美军不仅成功地进行了谈判,还由两党通过了国会的审核。这一重要的政治成就为与台湾(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提供了模板。

  2020.9.01 Rand (杨泽宇 译)

  https://www.aei.org/foreign-and-defense-policy/start-trade-talks-with-taiwan-now/

  美国社会

  在市场监管和反垄断、网络仇恨方面,特朗普/彭斯该做些什么?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言论,以及关于特朗普-彭斯纲领的有限信息,使得很难预测唐纳德·特朗普和迈克·彭斯第二任期内技术政策的具体内容。尽管如此,根据第一任期的行动、公开演讲和政策声明,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高层次的倾向。一般来说,人们可以预期会有更多的放松管制、选择性的反垄断执法、降低税收、加大在全球人工智能(AI)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努力、支持5G网络的第二轮基础设施法案,但是几乎没有努力对抗网络仇恨、容忍外国对美国民主的干涉、对临时工的劳动保护有限、以及对中国进行持续施压。

  2020.8.30 Brookings(吴泽坤 译)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8/24/securing-united-states-from-online-disinformation-whole-of-society-approach-pub-82549

  抗议和投票一样重要

  上周日,雅各布·布莱克成为美国黑人遭受国家暴力机器的最新受害者,他被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的一名警察在背后连开七枪。虽然布雷克在枪击中幸存下来,但据报道他现在已经瘫痪。随后举行的示威活动在5月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事件的推动下加入了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专家和立法者表示,投票——而不是抗议——才是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真正办法。

  2020.8.30 Brookings(吴泽坤 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he-avenue/2020/08/28/protesting-is-as-important-as-voting/

  美国个人主义是美国大范围佩戴口罩的障碍

  除了种族和党派因素对口罩使用的重要影响,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的核心原则也是美国人不戴口罩的重要理由,而这正在导致整个国家的重大健康后果。调查发现,有40%不戴口罩的美国人说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不戴口罩是他们的权利”。这对于公共卫生宣传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个人潜在的个人自主意识很难通过改善或加强信息传递来对抗。

  2020.9.01 Brookings (吴泽坤 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0/08/31/american-individualism-is-an-obstacle-to-wider-mask-wearing-in-the-us/

  美国经济

  拜登议程:拜登政府将会在贸易方面会做些什么?

  政治预测是出了名的困难;预测拜登入主白宫的贸易政策就更是如此了。总的来说,开放贸易和全球贸易体系的支持者应该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改善做好准备,而不是特朗普总统自2017年以来提出的贸易政策,但差异是否会像希望的那样大,还远不能确定。

  2020.5.6 CATO (黄静 译)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biden-agenda-what-would-biden-administration-do-trade

  美国科技

  美国禁用抖音和微信意味着什么?

  继针对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之后,特朗普政府最近对抖音和微信采取的行动,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所谓的国家安全担忧。在短期内,中国很可能会与美国发生技术争端。长期来看,美国宣布禁用中国的应用软件抖音和微信只是这个宏大而复杂的故事中最新一章。数字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正在颠覆有关国家安全的旧观念,并且引发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2020.8.30 Carnegie(钟乐容 译)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8/25/what-is-u.s.-ban-on-tiktok-and-wechat-all-about-pub-82566

  数据加密:保险与安全考量

  加密是保护敏感信息、防止网络犯罪和数字欺诈以及验证数字交易的关键工具。然而,全球加密政策格局正在破裂,不同国家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寻求不同的加密方式。随着全球威权主义的抬头,有关加密政策的辩论已不只是关于保护数据。不同国家如何解决加密问题将影响全球企业构建产品的方式。这将对世界各地的用户产生重大影响。

  2020.9.01 CSIS(徐一凡 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pectrum-encryption-safety-and-security-considerations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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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国香港政策的53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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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丹宁编译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67期

据美国媒体Axios报道,近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就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会议宣读了两份针锋相对的声明,“揭示了远超出该机构范畴的地缘政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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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上,有53个国家支持中国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相比之下,仅有27个国家反对该法律,认为“该法对界定模糊的政治犯罪实施严厉的惩罚,并被广泛认视为是香港自治的丧钟”。

在这些国家中,古巴支持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而英国则是批评该法的代表。英国首相约翰逊指责中国“严重违反”了1997年中英香港政权交接的条件,他说英国将向符合条件的香港人提供居住权和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Axios认为,哪些国家正在挑战崛起中的超级大国(至少在人权方面)?又有哪些国家紧随其后?迄今为止,这是最明显的迹象之一。

据这篇文章分析,中国的批评者主要集中在欧洲,也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主要民主国家。这27个国家在自由之家的全球民主评级中都被列为“自由”国家。中国的支持者多为各类“不自由”或“部分自由”国家,包括朝鲜、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三个被列为“自由”的小国支持北京,分别是: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和苏里南(合计人口约70万);这三个国家,以及近40个其他签约国,都已经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上签字;与此同时,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衰退的情况下,许多非洲签约国正在试图重新协商对华债务的支付。
     
Axios的另外一位记者指出,中国的大规模投资正见成效,“北京有效地利用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认可,转而支持与其创立初衷相悖的活动”。美国一度就该法律对中国持高度批评的态度,但其在2018年便已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有哪些曾属中国阵营的国家没有列入名单?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她说,随着一系列类似的争端在国际论坛上展开,对中国的支持“已经停滞不前”,更多的国家倾向于提出批评。例如,印度虽未加入英国的声明,但发表声明对中国在香港就国安立法“表示关注”,表明其与中国对峙的意愿日益增强。

以下为支持国和反对国的名单:

支持国:中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巴林,白俄罗斯,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科摩罗,刚果(布),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索,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老挝,黎巴嫩,莱索托,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朝鲜,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南苏丹,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多哥,阿联酋,委内瑞拉,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伯利兹,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德国,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绍尔群岛,荷兰,新西兰,挪威,帕劳,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英国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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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发布中国在美政治影响力行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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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鸿雁编译  来源:Axios

《中美印象》第266期
   【编者按:2020年6月10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RSC)发布题为“提高美国防范全球威胁能力”(Strengthening America and Countering Global Threats)的报告。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共统战部通过起属下的各个部门如何在美国从事影响力活动。该报告将董建华先生创办的中美交流基金会和孔子学院等都列为中共统战部的工作,显然表明他们对中共机构设置和分工的一知半解。以下是美国新型媒体Axios对这一报告的报道。附件包括《华盛顿邮报》对此事的报道RSC的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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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政治影响力行动——试图暗中影响外国的舆论和政策的尝试——在美国正受到密切关注。


重要原因:分析人士认为,严格的审查将有效提升活动的透明度,这是打击威权主义影响的关键。

起因:6月10日,由大约150名保守派共和党成员组成的众议院党团共和研究委员会(RSC)呼吁制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的高级官员。统战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施加政治影响,主管统一战线工作。这些高级官员的任务是协调中国再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行动。

•众议院党团共和研究委员会(RSC)在报告中称,中共统战部及其附属机构在美国培育了对华友好的舆论环境,“塑造了公众的看法” ,创造了一种“对中国有利的叙事”。“中国通过在高等院校、智库、媒体和商界建立影响力来实现其目标。”

•该委员会还在报告中呼吁,大学的外方资助应当有更严格的披露要求。

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由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Tung Chee-Hwa)领导的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一直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环境,使其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根据2011年《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FARA)所发布的信息,CUSEF 每月向公共关系公司 Brown Lloyd James 支付2万美元,安排各类公关活动,旨在塑造对华更加友好的美国信息环境。

这些活动包括:

•安排美国的新闻专业学生访问中国,为他们“积极地看待中国的成就”提供机会 ,使得“下一代美国记者在职业训练的初期就深入了解中国和中美关系。”

•策划一个“短期至中期的项目,影响关键选民(政界人士、学者和专家)以及公众关于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与真实意图的看法”,包括分析“美国四大高中教科书”中对西藏和中国的描述,然后提出“对抗公共话语浪潮”的建议。

•安排前美国政府官员访问中国,并且帮助这些“第三方支持者”在国内媒体上撰写“关于中国的正面评论文章”。

大局: 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影响力战略的标志性方法和目标。

•但是,在2018年之前,FARA 的文件从未披露董建华长期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副主席这一情况。政协是一个政治咨询机构,由统战部间接控制,在实现统战部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变化: CUSEF 在2017年末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当时它在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设立了一个中国研究教授职位,并慷慨资助了美国智库中许多与中国相关的项目。

•媒体的报道公布了董建华的职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以及该咨询机构与统战部之间的联系。

结果: 随后, FARA 的文件也披露了董建华在政协的领导地位。这是 FARA 文件首次提到统一战线下属组织。

看点: 过去,美国国会议员支持了许多旨在提高由北京赞助的活动的透明度法案草案,但迄今为止,其中只有少数被采纳。


来源时间:2020/9/7   发布时间:2020/6/12

旧文章ID:22896

贾康:关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认识

作者:贾康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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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我只是谈一个战略框架层面的认识。当下中国通观的国际环境,应该讲是相当复杂严峻的,这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这一点其实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原来已经有时间表的现代化战略和策略的组合,必须做出调整。美国全面打压中国,它的战略安排已经非常明朗;欧洲这方面虽然不会跟美国完全同步,但是它的意识形态方面动或不动跟美国是一致性非常高的;日本方面也会注意它怎么样把自己实际的利益最大化,机会主义特征难免;新加坡等等这些地方,虽然现在表态不愿意选边站,但我觉得逼到一定的火候,这种中间的摇摆着或者说尽量保持中立的这些经济体,他们其实不得不选的时候,更可能还是选美国这一边。

  在这个形势之下,我认同前面专家的一个基本判断,现在的抗衡中间中国是取守势的,这是无法否认的。至于什么时候攻守转换,我觉得还要有相当长时间的思想准备。那么怎么办呢?基点就是我始终认为的,要全力防止中美关系滑入冷战或者局部热战,这是中华民族最大利益之所在,就是要继续争取与美国斗而不破,和平崛起,哪怕时间表做调整。那么策略上,一定要重温过去毛主席强调过的切忌四面出击,现在对外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态度,更要注意求同存异,绵里藏针为上,不要动不动威胁某一个对象说是怎么样付出代价。比如最近的一个例子,看着是欧洲小国,但是它扯到的是一个连锁反应。这种事情上,我们要尽量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至少中间派搞得多一些。我们要尽量不扯意识形态,多讲多做互惠互利的经贸和人文交流的事情,这样才有利于中国处理现在所谓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谋求我们的根本利益。而且在这个复杂性必然内外交织的情况之下,还要注意国内现在客观存在的舆论场撕裂以后,很多的非理性因素它多少也会影响我们一些环节上的人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总体的战略策略想清楚以后,做出必要的调整中,仍然必须坚持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这个现代化战略大方向,这可应当是首选。哪怕时间表上要做出一些调整,可以相对从容地放在以后再去表述这些调整内容。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谢谢!

  贾康介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来源时间:2020/9/6   发布时间:2020/9/6

旧文章ID:22902

钱颖一:莫以为只要经济强大了,世界就会尊重你

作者:  来源:经济学杂谈

  作者:钱颖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胡舒立(财新传媒社长)
  来源:本文来自《中国改革》2010年第6期


  本文为胡舒立与钱颖一教授的对话,纵论中国改革开放。钱颖一既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也对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的差距有着清醒估量,“还应继续改革”。基于此,钱颖一教授提出,要“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他提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文中提出的关于改革开放的判断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994年9月,当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首次遇到钱颖一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留美经济学者的骄傲了:清华出身,上过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哈佛博士,而且在斯坦福经济系任教。一系列的一流背景组合在一起,在当时,对中国人是太少了也太难了。

  我们那时就成了朋友,常交谈,记得我回国前,他还专门请我去当地最好的中餐馆吃饭。交谈得多了,我受益不小。但对他做事有些过于认真的方式有些不解——我记得自己约过多次稿,颖一却从不答应,称不愿意轻易写文章。我问为什么,并且举了克鲁格曼的例子,颖一说,那他是成精了呀。我还差得远呢,我只能写想清楚了并且能讲清楚的事情,不敢随便写,所以无法答应我。我只能遗憾——这么成功的人,怎么还这么认真呢?

  15年过去了,钱颖一更为成功了。他成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终身教授,接任前任总理朱镕基当了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在国内外发表了更多的论文,并且出版了更多的专业学术著作。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或说较真,不轻易接受采访高谈阔论,很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国和世界重大经济问题进行思考,而且常有振聋发聩之语。他的“出声率”不高,但每出声便引人注目,令我深思。几个月前看到颖一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的讲话,不长,但意味深长,很震动。我明白因为时间限制,他没能展开地谈,更明白他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念缺失时期的中国发展,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终于找到一个周末,我请《比较》杂志执行编辑肖梦“助战”,和颖一有了这次对话。

  想说明,在我曾经采访过的许多人中,颖一是罕有的、非常喜欢说“这事我不知道答案”的人。那种决绝有时让提问者失望。不过,他谈“知道答案”的事,总是谈得很清楚。正因为此,在这个刚刚经历了金融海啸、人们多少有些茫然的时代,我觉得他谈中国、谈世界,谈发展方向,许多见解是值得体味的。

  一、路径、目标、价值

  胡舒立:我们认为,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而言之,无非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界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发生了不少争议和分歧。你怎么看?

  钱颖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最突出,但这三个目标都还没有达到,还有很艰巨的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都是制度安排,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或价值。人类的终极价值,是诸如自由、福利、正义等最终目的。这些制度安排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机制。历史经验表明,正是在这些制度之下,人可以享受到最大范围的自由,发挥最大程度的创造性,生产力得到最大的提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可预见的规则缓和与调解,人有尊严,社会有公正。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受到广泛认可,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实现人的这些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各国在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方式上和路径选择上可以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各国历史和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改革就有中国特色,它反映在中国的改革路径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

  胡舒立:是的,中国距离社会发展的目标还比较远,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那么,在你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钱颖一:中国30多年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从与这之前30年对比中就可以发现,是简单的三条: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再简单一点,可以概括为“放开”和“开放”两方面:前两条是“放开”,后一条是“开放”。当然,改革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我们问,哪些是与改革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改革成功的最关键因素?那我的回答就是这三条。

  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作为中国人,我们深感自豪。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与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距离,还应继续改革。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应该承认,对于建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我们经验很少,还需要虚心学习。

  我看了今年第4期《中国改革》上你的“对话”专栏。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先生提出,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展有“四大不协调”:一是改革滞后于开放,二是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他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在于政府改革。他的观察是客观的,他的判断也是中肯的。目前,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关键就在于政府改革不到位。具体说就是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中,政府权力过大,缺乏约束和监督,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受到阻碍,而政府改革不到位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足。

  二、冷静认识自己

  胡舒立: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钱颖一: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表现突出,经济的相对实力大大提高,受到举世关注,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沾沾自喜。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几乎没有悬念。现在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

  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5万亿美元(按照1美元等于6.8元人民币计算),美国是14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35%。未来十几年内,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以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比率三项之和,其年均值不低于7个百分点的话(比如中国增长速度为8%,美国为3%,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人民币每年相对与美元升值2%),就需要16年,即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如果不用名义汇率而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8年GDP则是美国的57%。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平均为6个百分点的话,那么需要10年,即到2018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在十年前,当我给出这些预测数字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如果说在十年前这种预测实现的概率为10%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概率就可能成为90%了。但是,先决条件是:中国必须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持续保持上述增长速度。

  胡舒立:那经济总量大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

  钱颖一:经济总量大是有意义的。总量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关,与公司经营时考虑的市场规模有关,甚至如奥运会金牌总数,也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有关。更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总量大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说话分量就不同,更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

  但总量大也有大的难处。比如加入WTO时,正是因为中国的总量大,入世条件就更为苛刻。同时,经济总量大,国际各方面对中国的预期也不一样,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总量大还会带来一些问题。国家的规模也是一种资源。我们国内的通信业、银行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确实受惠于国内市场的规模。但是正如”资源诅咒”一样,规模大也会有不利一面。在国家层面,大往往会促使搞产业政策、制定自己标准的冲动。在企业层面,因为国内市场大,“走出去”的动力就不足。这些事情在小国,比如新加坡,就不大可能发生,它们更自然地遵从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所以也不容易犯错误。

  胡舒立:那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中国的发展可以“休整”一下吗?有些人说,“发展不是硬道理”了。

  钱颖一: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道路还很长远。30年前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现在算是低中等收入国家,还没到达中等收入阶段。尽管中国现在遇到了很多问题,但还是要力求在发展中解决。我们不应被总量所误导。如果今年我们的GDP总额超过日本,由于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0倍还多,所以人均收入仍然不足日本的十分之一。即使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时候,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5倍,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是美国的4.5分之一。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高速增长30年之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依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世界排名中仍在100名左右。在大国中,中国人均GDP虽然高于印度,但是低于巴西。

  胡舒立: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否也增强呢?

  钱颖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幸福感的关系比想象的要复杂。研究表明,陷于贫困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但非常富有的人未必幸福。从跨国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大致与幸福感有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在同一收入水平组之中,情况就微妙了。我看到的民意调查表明,欧洲各国中幸福感最低的是法国人,幸福感最高的是荷兰人;而在亚洲,幸福感最高的是印度人,最低的是中国人。就中国人而言,农村人的幸福感普遍比城市人高,尽管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农村人高出三倍多。

  我曾经请教过卡尼曼这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他说这一点都不奇怪,通常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偏低,因为人们不满足现状,期望更好。城市的幸福感比农村要低,是因为城市人觉得,周围的人都比他更富有,而在农村,这种比较就不那么经常。他说这些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

  胡舒立:如果拿中国与外国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发展并不均衡。与国际上比较,城市差不多,但一旦离开了城市繁华地带,不但是农村,即使是城郊,差别都特别大。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钱颖一: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相当繁华,大都是在过去一二十年建设的。一些国内旅游者到了发达国家,发现它们的机场、基础设施、高楼大厦还没有我们的新,没有我们的现代化,于是就忽然觉得中国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全面比较两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比较城市的繁华地带,更加客观的是比较“中间值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就是把所有人的收入从少到多按序排开,看位居中间的那个人的生活水平。

  就“中间值收入者”而言,中国的这个人目前还生活在农村,而在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这个人早已经居住在城市了。解决发展不均衡的惟一办法就是城市化,使“中间值收入者”和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

  三、客观看待世界

  胡舒立:谈这一切,特别是谈如何认识今天的中国,是离不开现在的全球经济大背景的。这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对中国、对世界,方方面面都有重大冲击。你怎么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钱颖一:过去二三十年中,比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但这次金融危机跟过去二三十年中的危机都不一样,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先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后来演变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最近又蔓延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目前日本的主权债务也很高,经济很脆弱。有意思的是,不仅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多少直接的伤害,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多少伤害。事实上,亚洲、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表现都不错。所以,这次危机根本就是发达国家的“病”,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病”。

  这显然与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中的缺陷有关,也同发达国家的政府不负责任的举债支出有关。相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本来就不发达,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汲取了过去的教训,不再靠通货膨胀来弥补财政赤字,并且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大量增加外汇储备以防范风险。所以这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胡舒立:对,这是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灾祸——成人病吧,但这使市场弊端暴露得比较清楚,也必然引起人们对市场体制的反思。

  钱颖一:发达国家应该认真总结教训,我们也应该历史地看问题。这并不是发达国家第一次经历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我想追溯一下80年前的一段历史。那是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我们现在对“老上海”的记忆,就是那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抗日战争之前的十年。那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在美国,1929年股市崩盘,1930年代银行大量倒闭,随后是经济大萧条,失业率高达25%。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情况类似。而恰恰在同时,苏联终结了实施若干年的“新经济政策”,于1928年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接着又在1933年至1937年期间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计划经济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暴露,一般人也看不到,而市场经济的弊端,反而看得清楚。但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在西方学术界出现过一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争论。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哈耶克发展出了他的关于比较经济制度的思想。他认为,评判经济制度好坏的标准是看哪个体制能更有效地运用信息。哈耶克所指的信息,并不是指专家所掌握的“专家信息”,而是指分散在市场的各个“角落”中的“本地信息”,而这些信息浩如烟海。计划经济体制依靠层层上报,最后把信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再由政府层层下达计划指令。哈耶克认为这种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方式成本极高,而且信息扭曲,所以计划经济的效率一定是低的。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分散决策,决策者可以就地及时地使用“本地信息”。市场最奇妙的地方是交易产生市场价格,正是市场价格累加了分散的信息,价格机制是最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

  当哈耶克批评计划经济体制并提倡市场经济时,不少经济学家都反对他。但在他1992年去世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计划经济国家都决定走市场经济之路了。他终于活到了共识形成,看到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

  几乎是同时,同是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活力的根本,是在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之外,在于创新,在于“创造性毁灭”,在于那种颠覆现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创新。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是创业和“企业家精神”。今天,我们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提到很高的地位,甚至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这一思想要追溯到熊彼特。熊彼特是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经济的优势的,他最担忧的是越来越强的政府官僚体制会扼杀创新,抑制市场经济的活力。

  回过头来看,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这两大优势:有效地运用分散的信息进行资源配置,和分散决策引发的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是在今天,在又一次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减弱。

  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哈耶克和熊彼特的观点并没有受到很大重视。倒是凯恩斯的观点受到重视。凯恩斯开出的药方,政府容易操作,短期内也能见效,因此就受到很大关注。显然,就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哈耶克和熊彼特对市场经济的观点更为深刻。

  四、两种情结

  胡舒立:现在处在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中国看上去躲过了危机,而且对缓解危机贡献巨大,“4万亿”受到肯定。在国内,也有人开始热烈谈论“中国模式”,我感觉其中有不少混乱的认识。

  钱颖一:我曾跟欧美学者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你们的伤害都在面上,是看得清楚的。而中国经过这次危机相对地位上升了,是受益了,但这不是全部。因为我强烈地感到,如果这种受益使得我们不能冷静地认识自己,不能客观地看待世界,那么我们就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就会走入误区,那对中国未来的伤害就会很大。这种伤害源于误读正在发生的事情,源于认识的混乱。认识的混乱会误导决策。

  这种误读由于中国人从上到下的、普遍的两种情结而变得加重:一种是“大国情结”,另一种是“复兴情结”。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事实。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之一,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上领先,后来落后了。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回到历史上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下中华民族在“复兴”,这也是事实。这两种情结单独来看,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两种情结会互相影响、互相加强,不断膨胀,则容易走向偏激。

  如果我们以“大国崛起”固步自封,时时用“民族复兴”压倒一切,那就容易蜕变为狭隘民族主义。这既不利于中国融入文明世界,也不利于中国自身的长远发展。

  胡舒立:中国还有些聪明人,希望抑制这种自大情绪。但是,这种“复兴情结”其实挺重的。

  钱颖一:伴随着“大国情结”和“复兴情结”的是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只要中国经济强大了,世界就会尊重你。这是搞混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经济不强大,别人肯定不会尊重你。但是,仅仅是经济强大了,也未必能受到别人的尊重。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只是中间产品,并不代表终极价值。

  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是否能够再上一个“新台阶”,关键在于自己。只有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戒骄戒躁,才能确保中国改革的事业,以及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步伐不倒退、不停滞、继续前进。

来源时间:2020/9/6   发布时间:2020/9/6

旧文章ID:22901

特朗普要下什么大棋之一——竭力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论

作者:洪庆教书匠  来源:今日头条–洪庆教书匠

  特朗普最近谈到,"我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对于特朗普在大选前的五十多天里想做什么?他要下什么"大棋"?以下我从"竭力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论、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制造中美军事冲突、拿联合国开刀、全力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等五个方面,分别进行预测、判断和评述。这次的话题是–竭力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论。

  美国国防部9月1日向国会提交了2020年度《中国军力报告》,9月2日,美军向太平洋再次发射了"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在《中国军力报告》中,他们重点谈了三个问题:一是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说中国海军拥有350艘舰艇,而美国海军仅有293艘;二是称2019年中国已经拥有超过300枚核弹头,说10年后数量将增加一倍,甚至还提到2049年的发展目标,称中国正在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将部署更多机动式及发射井式洲际弹道导弹;三是称中国的目标是在2050年打造"世界级的军队"。

  我没有在海军服役过。通过请教海军专家,我知道,虽然看起来中国海军舰艇数量比美国海军多,但衡量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标志并不在于此。在实际中,美国海军的舰艇更大、总体吨位更加领先;特别是美军具有11艘排水量达到10万吨以上的航空母舰,而中国现役只有2艘;从总体上看,美国海军的总体实力要远远优于中国。

  关于中国核武器,世人皆知,中方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做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的庄严承诺;同时认为,拥有最多核武器的国家,在核裁军方面负有特殊、优先责任。中国政府在2019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中指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根本目标;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鲜明特征;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战略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发展路径。中国军队忠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

  美国在该报告中提出的中国核武器数量及10年后数量翻倍、特别还说到2049年的发展目标,这些信息不知从何而来?这种毫无根据的主观想象和无端揣测实在不值一驳。我认为,这只是他们制造"中国威胁论"伎俩的再次表演,只是为今后一个时期为彻底退出相关核军控条约、进行新的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制造的理由和借口。美国虽然对外公布的核武器数量为2千多枚,但众所周知,他们近万个核弹头一个都没有销毁,只是从待发状态、高戒备状态转入了低戒备状态或贮存状态,一旦需要,可以很快拿出来使用。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并没有形成"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世界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才具有这样的核作战能力,而且美国的核打击能力正在从战略层次向战术打击能力发展,从而使之具有更强的实用性,也使核门槛进一步降低。这些,对于世界核安全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最后,该《报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成为"世界级的军队",这个发展目标也是美军强加给我们的。中国奉行的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作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我们需要的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而不会到处发动战争,到处侵城掠地,更不会去和大国军队比什么数量规模。我们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是指这支军队必须具备"攻必克、战必胜"的特征。

  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对美国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也是多年的老套路,只是在近年程度加剧了、速度加快了。对此,我们仍将拭目以待,密切关注并将有效应对美国下步更加拙劣的表演!

  (作者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教授,博导)

来源时间:2020/9/6   发布时间:2020/9/6

旧文章ID:22900

特朗普要下什么大棋之二——可能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作者:洪庆教书匠  来源:今日头条–洪庆教书匠

  特朗普最近谈到,"我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对于特朗普在大选前的五十多天里想做什么?他要下什么"大棋"?以下我从五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判断和评述。这次的话题是第二部分——美国有可能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根据美国目前的政策和做法,他们完全有可能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迹象表明,还极有可能在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原址上设立台湾总领馆,为下步全面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做铺垫、探底线、做准备。

  2020年以来,围绕美台关系,美国做出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做法,不断挑战着中国的核心利益底线。

  在美国大选前,美国当局有可能安排与台湾领导人的互访,甚至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曾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参加了签署联合国宪章。该宪章第23条中写道,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是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直到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了中华民国的席位,美国最初承认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朗普已经在准备以此理由把历史退回到1971年之前。

  看看美国近百年来六次战略大转变的轨迹,能够清晰看出美国的战略走向,也能够看清美国为什么必然打压中国的历史渊源:

  美国的第一次战略转变,是从西半球转向两洋,当时分化、肢解了西班牙,使美国走向了太平洋;

  第二次转变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成果,从欧洲登陆,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

  第三次转变是向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延伸,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颠覆了当时欧洲的政治构架;

  第四次转变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致使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肢解了美国的战略对手;

  第五次转变是通过军事手段,特别是海湾战争,极大消弱了中东和伊斯兰势力的整体实力;

  第六次转变是"重返亚洲"战略,该战略从奥巴马时期提出,虽然特朗普两年多前宣布放弃,但其核心三要素并没有改变,就是–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强化盟国关系和遏制中国等,其中包括利用台湾问题来不断刺激、打压并最终肢解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的国家诚信正在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中美先后达成的三个联合公报,他们已经逐步单方背弃,完全丧失了一个主权国家最基本的诚信和承诺。特朗普当局多次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政治上,美国把台湾作为制衡中国的棋子,不断以此刺激我国核心利益底线;外交上,美国派出了在任高官访台,公然把台湾看作独立国家对待;军事上,美国多次违背白纸黑字的国家承诺,一再向台湾当局出售先进战机、舰艇、防空导弹、侦察手段等,不断向台湾当局发出"以武拒统"的错误信息;经济上,以巨额高价向台湾出售并不先进的武器装备,而台湾当局一次又一次当着"冤大头"而不思悔改。

  美国一旦贸然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势必迫使我们提出与美国断交,使两国更加敌视和仇视,让世界和平充满更大的不确定性并增大变数,使中美关系大幅倒退,这个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对于美国的肆意妄为和倒行逆施,对于台湾当局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甘当美国棋子及炮灰的行径,我们只有坦然面对。并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和预定方案,适时果断实现两岸统一,同时做好行动前的缜密准备、确定行动最佳方式、安排统一后的综合治理,让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如意算盘变为虚幻泡影和一枕黄粱!

  (作者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教授,博导)

来源时间:2020/9/6   发布时间:20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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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孟晚舟被引渡至美 中加关系会发生什么事?陆慷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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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外网

  原标题: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陆慷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专访

  【9月3日,美大司司长陆慷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驻京分社社长万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的英文专访。中译文如下:】

  万德山:今年是中国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我想知道,回顾过去,你认为中加关系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加拿大对中国有哪些贡献?

  陆慷:今年不仅是中加建交50周年,也是中加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回顾过去50年,我认为大多数时间里双方在中加关系的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比如,政治领域,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两国高层交往密切,甚至是定期性的。双方建立了30多个高级别政府间合作机制,涵盖两国间大多数合作领域。经贸领域,中国一直稳居加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地位,中加双边货物贸易额比建交时增长了400多倍,这是很重要的成就。

  同样,两国人员往来规模也比建交时显著扩大,疫情前两国双向人员往来每年超过150万人次,有近100万加公民来华。这些都是两国关系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双方能够找到推动中加关系发展的一种行为模式或者说方式,那就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一点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5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中加各自国内形势也在不断变化,中加关系仍然能取得快速发展,并为两国人民带来广泛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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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陆慷

  万德山:本届加拿大政府上台时曾寻求同中国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两国启动了双边自贸协定探索性讨论,并在科研等诸多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我想知道,中国政府是否仍然认为上述目标值得推进,或者说已被搁置?

  陆慷:四、五年前,当中加政府开始规划两国合作的美好未来,包括你刚才提及的那些领域,我们相信这些合作对两国人民和各界都是有益的。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现在的情况依旧如此,中加合作依然十分重要。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两国都面临新的挑战,面临确保经济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任务。我们应确保各自人民能够在疫情后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尽管我们面临挑战,但也拥有很好的机遇去落实双方曾经达成的共识。但坦率地说,所有合作都需要一个合适的氛围。我们需要跨越我们面临的障碍。这一障碍就是加拿大政府在孟晚舟事件上所犯的错误,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万德山:现在,你是否认为孟晚舟案阻碍了所有其他(加中)双边事务,或者双方仍有可能就其他双边事务开展合作?

  陆慷: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受到不公正对待,这激起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我们希望加拿大政府真正严肃地妥善处理此事,为确保两国合作顺利推进创造条件。

  万德山:在孟晚舟仍然滞留加拿大的情况下,(加中)是否有可能开展其他合作?

  陆慷:两年来,中加两国政府在不同层级保持着外交渠道沟通。同时,从促进两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双方开展了一些合作。但我要指出,孟晚舟事件会对加拿大政府以及中加双边关系带来更多机会成本。正如我此前所说,如果没有发生孟晚舟事件,中加双方在很多领域都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有很多机遇值得把握,然而孟晚舟事件使得双方推进合作失去了合适的氛围。

  万德山:加拿大同美国引渡条约始于1971年,有近50年的历史。在此背景下,美国请求加拿大在某个特定人士抵加时对其予以逮捕,这是一个合法请求。根据加美引渡条约,加方需要采取行动。在你看来,加拿大政府应该怎么做?加拿大政府如果不像已经发生的那样采取行动,在其法律制度下又该如何处理上述引渡请求?因为,在人们看来,这并不像是一个政治阴谋,而是加拿大政府依法办事。

  陆慷:你知道美国政府同多少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吗?

  万德山:很多。

  陆慷:非常多,有111个国家。你知道在加拿大政府之前,美国政府向多少个国家的政府提出过引渡孟晚舟女士的请求吗?有数十个。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加政府官员公开表示,加方受到加美双边引渡条约的法律约束。但是,我认为,这其中至少有三个真相,加拿大政府应该向加拿大人民告知。

  首先,当加拿大政府决定拘押一位无辜的中国公民孟晚舟时,她究竟违反了加拿大哪一条法律?时至今日,她被拘押一年多来,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加方的回答,无论是公开渠道还是双边渠道。

  其次,正如我所说,美国同111个国家签有双边引渡条约,同时美方也向数十个其他国家政府提出拘押孟晚舟的要求。但其他国家的政府没有理会这个荒谬想法,直到孟晚舟女士踏足加拿大,为什么加拿大政府成了这唯一的一个?

  第三,尽管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司法问题,而是一起政治事件,但我们尊重孟晚舟女士和华为公司希望通过走加拿大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的愿望。针对案件可能涉及滥用程序问题,孟女士的律师团队要求披露一些必要的文件,但却被加拿大政府和加联邦法院拒绝。我认为,加拿大政府应该向加民众清楚告知整个事件的全貌,而不是误导他们。我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就上述三个问题作出回答。

  万德山:我知道,孟晚舟在去加拿大前曾到访过其他一些同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而她在当地并没有被捕。但我不了解,美国曾向你所说的数十个国家提出过引渡请求,包括孟晚舟去过的一些国家。

  陆慷:是的,包括孟晚舟去过的一些国家。当然,这是因为美国人知道孟晚舟会去那些国家,其中有一些是美国盟友,而且同美国签有双边引渡条约。

  万德山:这一点之前没有被披露过。你能告诉我这一信息的来源吗?

  陆慷:这就是我刚才所说,加拿大政府应向加民众告知事件的全貌。

  万德山:我认为,当其他国家,尤其是长期同中国打交道的加拿大人在观察加中关系时,他们可能会想到:加拿大多年前在中国需要的时候对华出口小麦,也曾帮助中国培训法官、政府官员等,但是中国却因为一件事就抛弃了同加拿大50年来总体良好的双边关系。为什么中国政府愿意并且快速放弃了这么多年来(加拿大)的善意?

  陆慷:首先,我不同意你关于中国抛弃了同加拿大人民之间长期友谊的说法。你也许注意到,去年在我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历史上首次向外籍人士集中颁发友谊勋章,当时只有六位外籍人士获此殊荣。这些外籍人士都是我们熟知的好朋友,其中就包括一位加拿大公民。

  万德山: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

  陆慷:是的,她是一位加拿大公民。我不知道你当时是否感到有些意外,我的一些朋友的确向我表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当时所有人都知道中加关系因孟晚舟事件正处于低谷。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主席还是向一位加拿大公民颁授如此珍贵的勋章。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没有离弃加拿大人民。因此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们仍然珍视中加传统友谊。今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回顾当年历史,我们同加拿大也有过很好的合作,得到加拿大的宝贵支持。在中国,人们谈到加拿大时都会忆及白求恩大夫,这是植根于我们记忆中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要指出的是,本届加拿大政府在孟晚舟事件上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破坏了中加两国深化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所需的必要氛围。

  万德山:让我们先把政府放一放,谈谈两国人文和商业交往。假设你现在是一名加拿大旅行者,除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明显的阻碍,如果人们发现一起政治事件就可能对两国贸易,甚至是对在华生活的加拿大人的人身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加商界人士怎么会有信心在华经商或是同中国打交道?这不仅是加拿大遇到的问题,澳大利亚面临同样的处境,其他国家同中国也存在一些政治争端。在中国经常针对政治问题采取经济报复措施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商界人士如何相信中国会成为他们的可靠伙伴?

  陆慷:我注意到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其他人也提出过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注意观察(中加)双边贸易总体发展情况,我想人们就不需要担心了。当然,在两国经济关系中,双方都可能牵扯到一些争端。这时候,就可以依照世贸组织(WTO)规则处理, 看看对方是否违反了其世贸组织义务或承诺。如果没有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那可能就是某种商业或贸易纠纷,可以按照适当的程序加以处理。我也不认为,外国来华人士需要担心其人身安全问题。正如我说的,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每年有近100万加拿大人来华。我并没有听说,他们在中国旅行期间担心自身安全。我注意到,一些媒体报道对中国提出各种指控,但这些报道并没有向加拿大民众提供真实的情况,而是有选择地突出某些问题,试图捏造故事、无中生有。我想告诉你,并通过你向加拿大民众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奉行开放的发展战略。过去40年来,我们从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获得巨大收益,中国没有理由改变这一道路。我们依然认为,这不仅符合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万德山:过去五六年间,加拿大曾两次逮捕中国公民,因为美国向有关中国公民发出了逮捕令,并向加方提出引渡请求。在这两起引渡案中,均有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方逮捕,引起广泛关注。这被称为“人质外交”,遭到广泛渲染和批评。“人质外交”要达到什么目标?中国为什么会这么做?

  陆慷:我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时,曾多次回答这一问题。你可以查阅有关记者会记录。至于你提到的加拿大公民,我理解你指的是康明凯(Michael Kovrig)、迈克尔(Michael Spavor)。

  万德山:是的,还包括此前的凯文·高夫妇(Kevin & Julia Garrat)。

  陆慷:中方已经公开讲明他们违反了中国的哪一条法律,一切都是公开的、透明的。但关于孟晚舟事件,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孟晚舟女士究竟违反了加拿大哪一条法律?没有。所以你不能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一方面,有关加拿大公民违反了中国法律。另一方面,孟晚舟女士是无辜的。加方也无法解释孟女士违反了哪一条法律。我认为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是不公正的,更不必说所谓“人质外交”。

  万德山:但康明凯、迈克尔的确被扣为人质了。孟晚舟于2018年12月1日被加方逮捕,康明凯、迈克尔于12月10日在中国两座城市被分别逮捕。难道这纯属巧合?

  陆慷: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中国有关部门也已表明,拘押康明凯、迈克尔的所有程序都是透明的。

  万德山:但有个时间问题。如果他们不是人质,为什么他们在孟晚舟事件后不久就被捕了呢?

  陆慷:事情确实发生了,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你不能把所有事情都联系到一起。中加之间每天都在发生一些事情。如果你试图把所有事情都联系到一起,当然会有一些所谓的发现

  万德山:王毅国务委员和商鹏飞外长日前在罗马会晤,我们从加方听到一些信息,但并没有从中方听到。所以我想了解,加中双方是否就康明凯、迈克尔领事探视问题达成共识?加方领事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就未能对康、迈进行领事探视,他们的领事探视何时能够恢复?中方同意作出什么安排?

  陆慷:两国外长确实就上述问题交换了意见。我不知道为什么加拿大政府没有告诉公众或媒体中方的答复。实际上,中国外交部和加驻华使馆在北京也多次讨论过这一问题。加驻华使馆对现实非常清楚。康明凯、迈克尔的合法正当权益从被拘押伊始就得到了保障,包括加驻华使馆对二人进行领事探视的权利。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疫情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为保障监狱设施安全和在押人员健康,我们采取了一些额外防疫措施,这是暂停领事探视的确切原因,并非针对康、迈或加拿大公民,而是针对所有涉及此类案件的在押人员。

  万德山:曾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 工作的澳大利亚籍公民成蕾近日已被中方拘押,澳大利亚政府对她进行了领事探视。为什么加拿大政府不能对加公民进行领事探视?

  陆慷:你可以去向加拿大政府核实。中方不仅给予康明凯、迈克尔额外的待遇,而且作出特殊努力照顾了康、迈家人的请求和关切,比如确保康、迈同其家人的联系。中方尽最大努力做出许多安排,有些甚至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这些安排。比如,当中方了解到康明凯的父亲健康状况恶化后,作了特殊努力,破例安排康同他的父亲通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加方对这件事只字不提。

  万德山:加政府没有宣传,但是《环球邮报》报道了此事。我曾同他们的家人谈起过这次通话。在前不久加中外长会晤期间,中国外长是否同意恢复加方对有关加公民进行领事探视?

  陆慷:首先,王毅国务委员阐述了中方在有关领事探视问题上的立场。其次,王毅国务委员指出,我们两国政府的领事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可以开展相关对话。

  万德山:你认为领事探视何时能够恢复?加方注意到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我们看到中国本土已经很多天没有新增病例。在此背景下,加民众很难理解为什么加领事官员仍然无法对康明凯和迈克尔进行探视。

  陆慷:必须指出,狱管场所环境特殊,承受不起任何一点意外或者一起病例。为了做好防护,你知道需要花费多少资源和努力?军事基地以及其他特殊场所同样也是如此。这不是普通的公众场所。

  万德山:我理解,但最近连学校都开学了。

  陆慷:是的,但也要采取特殊安排和防控措施。

  万德山:我认为加拿大政府也愿意考虑其他探视选项。

  陆慷:中方从未说过拒绝加方的领事探视申请。中方始终表示,即便在疫情期间,我们仍从人道主义出发,全力保障两位加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和需求,保障加方有关合法权利。相信加方也能理解,疫情期间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比如在加拿大,即便你们的病例数不多,但生活也远未恢复正常。

  万德山:是的,我们和美国的边界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过去一年来,加拿大和中国可以开展合作的一个领域是在加拿大试验中国康希诺公司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同康希诺公司签署了在加开展试验的协议,加方也已批准相关合作。但是康希诺公司未能获得向加出口疫苗的许可。为什么没有获得许可?

  陆慷:疫苗研发和使用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十分重要。如你所知,中国政府从最高层面已承诺致力于开展疫苗研发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本人宣布,中方致力于疫苗研发的国际合作,将为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也许你也注意到康希诺公司前不久发布了声明。我不太了解问题的具体细节。如你所知,中国政府同域内外国家都开展了疫苗国际合作。因此,必须进一步了解康希诺公司和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探讨合作的具体情况。目前只是合作尚未取得实际进展,这不应引起大家的担心或进行政治化炒作。

  万德山:这是对加拿大的惩罚吗?目前加中关系正处于困难时期,而疫苗试验合作未能实施。加国内自然会认为这是中方对加方的又一次惩罚。

  陆慷:中加两国企业之间的合作或潜在合作每天都在进行。如果真如加政府或加国内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中方通过有意阻拦两国在所有领域的合作来对加方进行所谓惩罚的话,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在今年一季度非常困难的时刻收到了来自加政府和社会宝贵的医疗物资支持。当中方度过最艰难时刻,而加方亟需帮助时,中方向加方提供了双倍的医疗物资援助。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中方在惩罚加拿大的话,你如何解释中方没有停止这些抗疫合作呢?我可以告诉你的另一件事是,就在一两个月前,也是在疫情期间,中国、加拿大和欧盟仍然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部长级合作。因此,我希望加拿大政府向加拿大社会展示中加关系的全貌。

  万德山:但是这些疫苗无法被出口到加拿大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陆慷:正如我所说,这只是一个中国企业和一个加拿大机构之间开展合作的一次尝试,不论成功与否,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万德山:刚才我们讨论了孟晚舟事件。她在加拿大的引渡程序正在进行。你问她犯了加拿大的什么罪。她并未被指控在加拿大犯罪,而是被指控在美国犯罪。加拿大法院审理了孟晚舟案“双重犯罪”问题,驳回了孟晚舟的抗辩理由,同意引渡程序继续进行。是否引渡实际上是由加拿大法院考虑的。引渡程序在加拿大可能旷日持久。也许会提出上诉。引渡程序可能需要数年。历史上,美方向加方提出引渡请求的案件中,有80%至90%的被请求引渡人均会完成引渡程序,最终被引渡至美国。如果孟晚舟被引渡至美国,中国将会对加拿大作何反应?

  陆慷:我们已经跟加方讲得很清楚了,孟晚舟事件不是司法案件,而是政治事件。美国政府利用其国家力量打压那些成功、有竞争力的公司。这是阿尔斯通公司有关经历的翻版。不幸的是,在这场肮脏的游戏中,加拿大政府是美国政府的唯一帮凶。孟晚舟事件当然成了中加两国之间的严重障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当然有权以任何形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正当权益。

  万德山:加中关系恶化已经两年了。如果孟晚舟被引渡至美国,(加中关系)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陆慷:我不会就此作出预断,我们强烈希望事情不要走到那一步。

  万德山:我们注意到加中关系正在经历困难时期。我们注意到中澳关系也在经历困难。这个星期我们注意到王毅国务委员对捷克发表了威胁言论,称捷克参议长将会为其访台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让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吗?

  陆慷:这绝不是我们的(外交)政策。这也不是中国外交的全部图景。我认为人们需要记住,如果你想领略中国外交的真正图景,你需要记住谁是国际社会的大多数。你需要记住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请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少数国家身上。即使回顾中国同这些少数国家的关系,可能双边关系中存在一些个案。但中国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的最重要驱动力,是双方是否坚持了相互尊重的基本准则,是否严格遵守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精神。这是最重要的。我知道,聚焦每一起具体个案时,可能会显得双边关系遇到了困难,但你需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的真正反应。

  万德山:中国同其他国家存在一系列争端。比如,中国同日本关于领土的争端,中国同挪威关于诺贝尔奖的争端,中国同韩国关于萨德导弹系统的争端,中国同澳大利亚涉及澳方呼吁就新冠肺炎病毒开展独立审议等问题的争端,以及中加之间的孟晚舟事件。但是,萨德系统还是安装了,诺贝尔奖颁给了刘晓波,日本没有改变其在领土争议问题上的立场,澳大利亚继续推动开展独立审议以及一些其他措施。就加拿大而言,孟晚舟继续接受引渡程序。在上面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而改变其行动。那么,为什么中国继续采取这种看上去并无效果的策略?

  陆慷:首先,我要指出,不单单是中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国家都牵扯到同其他国家这样或那样的争端。这是普遍存在的。其次,我认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各国都有权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涉及自身核心正当权益的问题。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不要指望中国会在诸如台湾、领土完整等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包括中国。

  万德山:采取行动是为了达成某种目标。在前面提到的例子中,中国的行动均没有取得效果。如果禁止加拿大对华农产品出口不能对加产生影响,中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陆慷:总体而言,中国外交为国家发展和国际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当然,我们也希望一切都是完美的,所有国家总是和谐共处。当今世界的现实并非如此,但我们仍在争取实现这种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外交坚持通过双边渠道开展真诚对话。同时,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对象,他们不愿开展对话,而是诉诸“麦克风外交”,中加之间的情况就是这样。中方一贯认为,建设性对话是解决争端和悬而未决问题的一种更有效途径,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万德山:你认为,其他国家应该如何看待加中之间过去两年来的争端?你是否认为他们应该将其视作对采取激怒中国行动的一种警告?他们应该从中就同中国打交道汲取什么经验?

  陆慷:不要帮助错误的人做错误的事!这是他们应该首先汲取的经验。正如我此前说的,加拿大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孟晚舟事件上接受、同意并执行美方要求的国家。

  万德山:我记得孟晚舟曾到访过法国、德国、新加坡等一些国家。

  陆慷:我告诉过你,有数十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很多是美国的盟友。他们中大多数同美国签有双边引渡条约,他们都有所谓法律上的对美引渡义务。

  万德山:你指的是孟晚舟在2018年12月1日之前两、三个月期间的旅行?美国向这些国家提出过引渡请求?

  陆慷:实际上,美国针对华为和孟晚舟女士本人的政治阴谋并非是在那两、三个月内制定的。美国向其很多盟友都提出过引渡请求,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接受这个肮脏的交易。

  万德山:你说的是,当孟晚舟到处旅行时,美国向她曾经到访的国家提出过引渡请求,对吗?

  陆慷:对。

  万德山:这些国家并没有对引渡请求作出回应?

  陆慷:对。

  万德山:只有加拿大做了?

  陆慷:对。

  万德山:我想再谈谈康明凯和迈克尔。为什么不干脆释放二人?对中方而言,释放二人难道不是更有利吗?

  陆慷:你提到的两人是在中国法律制度下被依法逮捕的。中国同样是法治国家。你不能说,法律制度是灵活的。即便加拿大是这样,中国也不是这样。

  万德山:如果孟晚舟被加拿大法院释放。

  陆慷:我们希望这会很快发生,越早越好。

  万德山:如果是这样,康明凯和迈克尔会发生什么?

  陆慷:正如我说过的,他们会在中国法律框架下得到妥善处理。

  万德山:所以,即使孟晚舟在加拿大获释,也无法保证康明凯、迈克尔会在中国获释?

  陆慷:中方从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告诉加拿大民众,这两件事性质完全不同,没有理由将二者联系起来。

  万德山:这并不是加拿大政府所理解的。

  陆慷:这就是加拿大政府没有告知加拿大民众的情况。

  万德山:加拿大政府一直就此欺骗加拿大民众?

  陆慷:这是你说的。

  万德山:我想问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我们正在进入“新冷战”吗?

  陆慷:我们不喜欢这个词。

  万德山:那你会用什么词?

  陆慷:世界正在发生巨变。中方坚信,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不愿重回冷战。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持续发展,几乎所有国家和人民都从中受益良多,国际合作仍有很大潜力。我们为什么要重回冷战或重拾冷战思维?那样只会造成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对立。这也许符合一小撮政客的利益,但却以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为代价。

  万德山:难道中方没有在准备冷战吗?中国政府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中国标准2035》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发展战略都旨在增加自主程度。中方是否也在采取脱钩战略以应对冷战?

  陆慷:任何国家,尤其是像美国、加拿大这样大国的政府,都会为促进本国产业和经济的未来发展制定一些规划。中方也是如此。如果你认真阅读刚才提到的那些政策文件,你会发现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章节写到中国限制开展国际合作。这些文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不仅适用于外国企业,对中国本土企业同样适用。中方也许在发布这些文件时已经尽力向外界作了解释和说明,但更重要的是,真正关心中国发展和政策的人应该认真读一读这些文件,而不是人云亦云。

  万德山:对其他更小一点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来说,当他们看到中国的发展战略更加内顾和致力于自给自足时,他们会质疑是否有必要制定扩大同中国贸易和商业往来的政策。

  陆慷:你如何得出中国的政策致力于自给自足这一结论?

  万德山:很显然,《中国制造2025》战略旨在提高部分领域的自主化程度,这也是“双循环”战略的一部分。

  陆慷:你能给我举个例子说明《中国制造2025》中的哪一个条款让你得出中国致力于自给自足的结论?

  万德山:我只是听到有这样的讨论提到在一些重要科技产品中,中国的供应商要达到一定的比例。

  陆慷:如果你仔细看其他国家发布的政策,其中都会有对重点产业支持的内容。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措施是否违反该国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作出的承诺。如果违反这些承诺,就构成了重大的政策改变。如果没有违反这些承诺,那就只是该国政府对其国内重点市场或产业发展的支持,仅此而已。

  万德山:我想问另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对多边机构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世界卫生组织采取了激进的措施。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世界带来巨变。你认为这次疫情会如何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陆慷:我无法替其他国家发表(关于中国作用的)评论。就中方而言,我们坚定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框架,维护《联合国宪章》这一获得国际社会最广泛支持的国际协议。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其他成员都如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展更多国际合作。当然,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愿在后疫情时代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万德山:过去一年半来,加拿大国内涉华民意越来越负面。不仅在加拿大,在中国的其他重要贸易伙伴国也是如此。我们注意到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国内的民调显示,这些国家民众的对华好感度急剧下降。中国政府是否认为这是个问题?是否愿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

  陆慷:从中国自身对外开放40多年来的经验来讲,我们始终认真倾听外界的意见。现在依然如此。如果是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中国政府随时愿意听取。这有助于我们更好服务中国人民,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开展国际合作。这没有问题。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民意调查的不同设计和结构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意见和结果。比如,一份关于各国政府获得国民支持的外国民调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的支持率最高。我们欢迎建设性意见。回顾过去40多年,虽然中国的发展道路同其他国家不同,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挑战甚至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总体上这是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它帮助绝大多数中国人过得更好,让中国得以参与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经济。当然,我们并不完美,愿随时听取建设性意见,帮助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交往中都做得更好。

  万德山:我认为,民意就是民众的看法,是会产生实际影响的。它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在中国贸易、投资等问题上的态度,所以它是重要的,是吗?

  陆慷:是的。

  万德山:中国的一些政策,包括对待其他国家的方式,甚至是中国处理国内问题的政策,因为在很多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对内政策,不论是新疆还是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存在关切的。中国是否担心,这些政策导致自己在国境外的行动面临一个更加困难的环境?

  陆慷:我必须先纠正你。并不是很多国家就你所提到的新疆等中国内政问题表达关切。如果你关注(国际社会)在日内瓦或纽约的投票情况,就会发现只有一小撮国家表达了他们所谓的关切。你提的问题很好。那么,有没有中国通过倾听或与外界互动,以改进和完善中国国内政策的情况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那就是中国提出的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你所知,当初中方提出这个倡议时,实际上很多国家只是十分好奇,并没有加入其中。我们也听到一些声音,包括其中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应该更多注重绿色发展,保持对环境友好。如果你仔细阅读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的有关声明,就会发现这些层面的建设性意见已经被纳入我们的政策。这只是中国始终愿意倾听外界意见并不断自我完善的一个例证,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

  万德山:过去几年间,一直有一些议题让其他国家不得不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队。比如在华为5G问题上,美国的态度非常坚决,中国也是如此。现在类似的情况又出现在抖音国际版(TikTok) 等其他一些问题上。我想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对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来说,当面对5G问题时,如果加方担心中方将来会再次因为政治争端而给加制造经济问题的话,那么加方有什么理由来选择中方?

  陆慷:中方的政策是,我们从不强迫其他国家在中国和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之间选边站队。同时,我们认为,每个主权国家政府都有权依据自身政策作出独立决定。我无法替其他国家表态,但我认为这样的选择并不难做,理应选择《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选择站在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边,选择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多边机制下的投票结果清楚展示了这一点,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并不难。

  万德山:你是说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都投票支持中国?

  陆慷:他们投票支持的是坚持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万德山:在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有人正在讨论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中国将两名加拿大公民扣为人质的情况下,为什么加拿大不能抵制北京冬奥会?为什么加拿大运动员还要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

  陆慷:正如我刚才所讲,国与国之间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困难时期前,每年有近100万加拿大公民来华。既然有近100万加拿大公民都不担心自身安全,你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关于北京冬奥会,加拿大是冰雪运动强国,我很高兴看到中加正在探讨就此开展合作。关于你提到的抵制北京冬奥会,事实上我并没有听到太多类似的言论。杂音总是会有的,但我认为这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主流。我认为这也不符合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

  万德山:为什么不抵制呢?

  陆慷:为什么抵制呢?你应该给我一个抵制北京冬奥会的理由。

  万德山:我的意思是,如果人们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中国正在以他们无法认同的方式行事,人们就应以抵制冬奥会作为回应。

  陆慷:每个国家总有其他国家不喜欢的方面。在疫情发生前,每年不仅有近100万加拿大公民来华,你知道还有多少其他人来华吗?在中美之间,每天有超过1.5万人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他们为什么就不担心呢?仅仅是个别政客在鼓噪。希望媒体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

  万德山:今年早些时候,一些中国外交官,尤其是在欧洲工作的,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这些声明有时招致驻在国的批评。有很多关于中国“战狼外交”的议论。但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并未看到太多这种情况。王毅国务委员刚刚访问欧洲,我们注意到中国似乎正试图同其他国家保持更加缓和的关系。请问“战狼外交”是错误的政策吗?

  陆慷: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正如我刚才所讲,中国外交的目标是为中国同其他国家交往营造友善环境。但一旦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比如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等,中国有权坚定发声,维护自身合法正当权益。我认为加拿大或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

  万德山:但是“坚定发声”有不同的方式。以一种可能被其他国家视作侮辱的方式“坚定发声”,你认为这是不是错误的政策?

  陆慷:请你举个例子,说明中国外交官试图侮辱驻在国或者驻在国人民?

  万德山:在法国,中国外交官针对法国应对疫情的方式发表评论,给人的感觉是有关评论侮辱了法国所采取的措施。

  陆慷:你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些?

  万德山:我认为是关于法国抛弃了老年人的评论。

  陆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件事情。中国外交官发表了一份声明,一些法国人认为其中有个单词使用得不恰当。我认为其中包含对这个单词的解释,且是由于翻译的原因(导致了误解)。这对中国外交官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不仅在国外,即使在中国国内,在会见我们的同行,或者是像你这样的外国记者,也总是不得不讲外语。

  万德山:的确如此,我对此十分感激。

  陆慷:但是你的汉语说得很流利。

  万德山:你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讨论拓展民主国家联盟,美国和澳大利亚还提及民主国家之间应建立更强纽带,日本在考虑加入“五眼联盟”。你是否认为这是由中国的政策引起的?比如,常设仲裁法院认定中国在南海的活动违反国际法。中国的政策是否导致其他国家更加抱团?

  陆慷:显然是美国的政策,而不是中国的政策想导致这些情况。我刚才谈到,中国坚守在所有多边框架内的承诺,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你提到的所谓“仲裁”,只有不到20个国家认为这是国际仲裁。然而事实上,这从一开始就不是。这个仲裁庭是在现有国际机制之外设立的,其运行资金是由当时某政府提供的。这绝不是什么国际仲裁。你不能只看一些支持所谓“仲裁”的国家,却看不到其他70多个国家支持中方。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至于中方是否担心美国采取的一些行动会导致中国被孤立。首先,我们并不认同这些行动。中方仍然认为当今世界应聚焦合作和彼此开放。但我们也不害怕,正如我所说,我们坚信过去40多年探索出的发展道路是成功的,这不仅是对中国自身发展而言,对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合作也是如此。第二,我并不认为这些行动会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支持,甚至美国的盟友也不都支持,就连华盛顿的一些政客也认识到其中一些倡议没有得到美国自己盟友的支持,不管这些盟友是在亚洲还是欧洲。

  万德山:你应该听过在欧洲有“系统性风险”这个词。现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都在审视本国对华政策。当然,他们讨论的一些文件来自于其他国家。你怎么看“系统性风险”这个概念?关于中国模式,中方曾表示我们找到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也许在其他国家也能行得通。

  陆慷:我们什么时候这样说过?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我们找到了一个模式而你们应该效仿?

  万德山:不是应该效仿。我理解的意思是,中国有一种模式,并被展示为一种潜在的成功模式,即以发展为中心、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等等。

  陆慷:你对中国如此熟悉,这不应该是你对中国政策的理解方式。我们始终认为,我们探索出的发展模式当然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从没有说过这也必然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不论其国家大小,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没有这样说过。因为我们始终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国情,各国都应该寻找更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我们从没说过,任何国家都应该照搬你所说的中国模式。

  万德山:中国对其他国家来说是“系统性风险”吗?

  陆慷:我们不这么认为。如我所说,你提到的所谓中国同其他国家间的矛盾和问题,在所有国家间都可能发生。当然,我们始终愿意倾听伙伴的意见,包括他们的关切、担忧、问题以及对双方探讨开展更多合作的想法。我们始终鼓励开展更多合作,提倡以更好的、更有效的方式处理困难和争端。我们从不认为,事情会发展成你提到的所谓“系统性风险”.

  万德山:跟大多数民主国家一样,加拿大有一个反对党(保守党)最近刚刚选举产生了新任党领袖。这位党领袖主张加拿大应该改变对华政策,采取强硬立场。他将中国的政治制度称之为对加拿大利益的一个“威胁”,要求加拿大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在国际组织等方面支持台湾,提议加拿大对中国公民以及从事敏感研究的中国学者实施更多审查,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寻求同中国部分脱钩。鉴于过去两年来中国对加拿大所采取的相当有敌意的立场,我想很多加拿大人会说,为什么加拿大不对中国采取更具敌意的政策?

  陆慷:我认为,对所有政治人物来说,把其选民的真正利益记在心里是十分重要的。人们总是听到政治人物到处发表公开讲话,但对加拿大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府应根据他们的利益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非常相信,所有政治人物对其选民的真实愿望和真正利益所在都有自己的辨别力。比如,关于你提到的加拿大政治人物,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不同看法。我想指出的是,50年前加政府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他们就知道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没有发生改变。所以,中加政治制度的不同并没有阻碍两国人民沟通,没有阻碍两国商界开展共赢合作,更没有阻碍历届加政府同中方在国际舞台上就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开展合作,比如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等。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改变?就中方而言,我们无意这样做。当然,这需要由加拿大人民来决定,他们所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是否应该改变这些?

  万德山:如果一届新的加拿大政府决定改变对华政策,这会导致哪些后果?

  陆慷:首先,我们仍然愿意同加方探讨拓展合作,以造福两国人民。当然,这需要合适的氛围,加方仍然要妥善处理孟晚舟事件。其次,中方一贯认为,在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方有权维护自身权益。

  万德山:谈到后果,我想再回到之前的一个问题。如果加拿大最终将孟晚舟引渡至美国,我这么说是因为从历史数据看这很可能发生,中方是否会对加拿大采取更多措施?

  陆慷:既然你重复了你的问题,我也愿重复我的回答。实际上,我不会预断任何事,但我们真不愿意看到发生那样的情况。

  万德山: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回答,但我还是提出下一个问题。北京和华盛顿特别是白宫之间,发生了许多摩擦,尤其是在过去六个月。中国是否认为,如果拜登当选下届美国总统,中国会同一位更加理智的总统打交道?

  陆慷:我和接替我的外交部发言人都曾多次表示,我们对美国的内部事务尤其是总统大选没有兴趣。我们强烈相信,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他们都应基于对美国民众真正利益的判断来规划他们的政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希望无论谁入主椭圆形办公室,将会奉行有助于中美继续在两国人民之间开展双赢合作的政策。

  万德山:我们讨论了康明凯、迈克尔。还有四名加拿大公民在过去两年被中方判处死刑。

  陆慷:是因为毒品犯罪吧?

  万德山:是的,是关于毒品的指控。我的意思是,其中一些案件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宣传。其中一起案件,当事人被判处死刑时,外媒被邀请旁听宣判,这在中国并不常见。在另一起案件中,关于死刑的判决由中国媒体公之于众。中国是否有意将判处加拿大公民死刑作为政治争端的一部分?

  陆慷:这不是政治事件。你十分了解中国,应该知道毒品犯罪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毒品还曾经给中国人民留下痛苦回忆。毒品犯罪不仅是中国司法机关依据中国法律体系严格处理的,也是中国民众广泛关注的。关于死刑,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体系,对死刑也有不同的政策。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保留死刑,同时遵照国际人权公约严格适用死刑。这一点没有问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优先事项,不同民众对死刑也有不同的看法。尊重其他国家的司法体系和司法主权是十分重要的。

  万德山: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加拿大人应该怎么看待中国?你希望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有怎样的印象或观点?

  陆慷:在你的帮助下,在加拿大媒体帮助下,我希望加拿大民众能够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中国有一个完整的认知。过去40年,中国取得飞速的发展,这是事实。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事实。我们并不完美。我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我们知道我们还面临很多挑战。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将对内致力于深化改革,但改革正在啃硬骨头的时候,会面临很多挑战,甚至有时候会付出代价。但总的看,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40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已从对外开放和合作中获益良多。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这么做。坦率地讲,我们希望所有加拿大人看待中国时不要再受西方政客给中国贴标签的影响。

  万德山:你指的是(把中国视作)威胁?

  陆慷:这是一种情况。现在那些华盛顿的政客在几乎所有领域试图攻击中国,因为他们试图挑起意识形态对抗,他们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我想请你告诉加拿大民众: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的发展成就,中国在过去40年同国际社会保持朋友和伙伴关系,就是中国领导人在本国政治制度框架下领导我们实现的。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问题。现在,中国仍然愿意同国际伙伴开展合作。同时,我想对那些真正希望了解中国的人说,中国随时欢迎他们来中国走一走、亲眼看一看。

  万德山:谢谢你接受我的专访。

  陆慷:谢谢。

来源时间:2020/9/6   发布时间:2020/9/5

旧文章ID:22898

中印之间,还可能会发生什么不测事件?

作者:老C  来源:西西弗评论

1、

中印边境班公湖南岸,中印之间再次发生了一次冲突。关于这个冲突的文章网上已经不少,在这里不再赘述了。

外媒的报道中,我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一名印度特殊部队的成员,蕃人的后裔在这次冲突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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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透社的报道照片中,这个死亡士兵的灵柩上直接覆盖了那个狮子旗,明显是当时去国蕃人的后裔或者相关人士。据路透的报道,死者叫Tenzin Nyima,今年53岁,是印度特种部队( Special Frontier Force)的一员。这个部队基本上由去国蕃人组成。

无论吐蕃人多么适应高原,把一位53岁高龄的去国吐蕃人,推到4000-5000米高海拔的中印对峙的第一线,这很难说是一个纯从军事目的出发的选择。把蕃人后裔派到中印冲突的最前线,最终让一个蕃人后裔在冲突中丧生,肯定是有政治上的考虑。

同时,在中印冲突的背后,我们能看到世界头号强国或隐或现的身影。对美国来说,给中国周边找事,破坏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那是大赚特赚的事情。

2、

早在18年12月,我写了一篇文章《扒扒美国史,看看美国是如何对付敌人的》,里面讲述了美国历史上的几次战争,包括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二战,冷战。其中,总结了美国对付敌人的三招:除了没打赢的1812年美英战争,美国在后面几场战争有很多共性,一个共性是虽然美国都是进攻一方,但美国从来不先动手的(至少美国自称自己不是先动手的),而是用各种招数把对手逼到不得不动手的窘境

……

在上面三个案例中,美国运用了三个方法对付敌人:

1. 支持敌对国一个省份的事实独立,军事干预,逼敌对国为了领土完整而先动手。舆论上把敌对国描述成镇压独立力量的邪恶国家(美墨战争)

2. 支持敌对国的反政府力量,批评敌对国镇压少数民族或群众。舆论上把敌对国描述成镇压少数民族的邪恶国家(美西战争)

3. 通过禁运,摧毁敌对国的经济力量,打击其工业,最终逼对方动手或妥协。(太平洋战争)现在芯片和软件已经可以做到对特定公司特定用户的精准禁运了。海湾战争开创了轰炸的精确制导阶段。这次贸易战,就可能开创一个定点精确禁运时代。

对付中国,这三招现在已经都用上了。相信后面会更加激进的使用。

美国这个国家,在对付敌手之前,会用各种手段,有时是用很卑鄙的手段。

之前,我写了一篇描写美国对付古巴的秘密计划的文章《一窥美国面纱后的真面孔:Northwood行动文件》,里面写了因为肯尼迪被刺事件,被公开的一份没有来得及销毁的军方秘密文件中的美国抹黑古巴的计划,包括:

让穿着古巴军队制服的亲美古巴人(古奸)跨越栅栏攻击在古巴的美国基地。在关塔那摩湾炸掉一艘美国船,然后嫁祸给古巴。在迈阿密,佛罗里达,甚至在华盛顿,制造恐怖主义事件,然后嫁祸给共产主义古巴。用美国飞机伪装成古巴飞机去轰炸古巴的邻国,然后丢下苏联制造的燃烧弹残骸,以及共产主义传单,来嫁祸古巴。伪装成古巴政府的人,劫持一家民航班机或者民用船只。伪装成古巴政府的飞机,攻击并击落一家从美国飞往南美国家,途经古巴领空的民航包机。(假包机,里面没有乘客)

这些做法的目的是,制造一个“古巴的挑衅”来为美国的军事干预正名。同时抹黑古巴政府。



3、

某些国家在桌子底下干的事情,是非常肮脏而不择手段的。肮脏程度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最近的一则新闻,也很蹊跷。

8月20日,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在俄罗斯境内中毒。随后被送到柏林医治,德国方面宣称,此人中毒了。9月2日,德国政府证实纳瓦尔尼是遭到了军用级别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毒害。

据德国媒体报道,诺维乔克是前苏联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的一种神经毒剂。研发诺维乔克的科学家声称,这是他们所研发出的最厉害的神经毒剂,毒性可能为VX神经毒剂的5-8倍。毒剂的配方早就公开了,理论上其他国家也可以生产。

2018年,诺维乔克成为媒体热点。2018年3月4日,66岁的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其女儿在伦敦的一家商场内接触不明物质后当场倒下,生命垂危。据医院化验就是诺维乔克中毒。

其后,4月9日,二人均恢复意识。4月10日,其女儿尤利娅出院。2018年5月18日,斯克里帕尔出院。这次,纳瓦尔尼又是诺维乔克中毒。目前还在德国医院治疗中。

2018年事件,引发了俄英关系的重大危机。这次事件,也会引发俄国和德国,俄国和欧盟的重大外交危机,对德国和俄罗斯都至关重要的北溪二号天然气项目,也可能被取消。

北溪二号项目,19年底,美国威胁对参与“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企业实施制裁,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企业人员去美国旅行,以及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财产等。在美国制裁压力下,德国总理默克尔仍然坚定推进这个项目。但现在,在德国国内的反俄情绪高涨时,默克尔是不是还扛得住就不知道了。

当然,这次西方政府和媒体都说这个事情是俄国人下的毒手。

真相如何,我这样的吃瓜群众不知道。但我觉得,如果是俄国人下的毒手,俄国特工简直就是白痴呀。

这个神经毒剂,诺维乔克,已经深深打上了俄国的标签,只要发现就会被认定是俄国人的锅。

这个诺维乔克吹得很厉害,号称一小撮就能杀掉几千人。但18年那次,两个中毒的人,一个人1个月就出院了,第二个66岁的老人,两个月就出院了,都没死。估计用了假冒伪劣的毒剂。

这次,这个反对派领袖也没当场死亡,抵达德国在治疗中。

俄罗斯特工手里就没有其他的毒剂了?非要连续用一个已经打上俄罗斯标签的,又杀不死人的毒剂去毒人?当年传得神乎其神的克格勃已经变成了一帮白痴吗?

这个事情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反正美国制裁都没有终结掉的北溪2号项目,现在有可能被这个事件搅黄了。

4、

言归正传。站在美国的角度,一方面希望中国和印度的边境冲突愈演愈烈,一方面希望在中国内部挑拨离间,激发矛盾,各种搞事。

美国这个国家的情报机构,那水平也是相当的高,心肠也是相当的黑。劫机嫁祸古巴,伪装成古巴飞机轰炸邻国这种手段,也能写在国防部给总统提交的正式计划中。如果当时肯尼迪手一滑批准了,这些计划也就会付诸实施(当然如果付诸实施了,我们也永远看不到了)。然后否决这个计划的约翰.肯尼迪在1963年就被刺杀了。1968年,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也被刺杀了。

现在的中国,是真的不想搞事。因为中国相信,自己正正常常的发展下去,一定有超过美国的那一天。但美国要搞事,一定要搞事阻碍中国的发展。

美国要搞事,会从什么角度搞呢?中国周边,不外乎,印度、南海、台海、朝鲜四个地方。南海和台海,都得美国出手。朝鲜,金三胖可是不好对付。

印度在美国眼中,是制衡中国最好的棋子。在美国人心目中,死1个美国人事大,死1万个印度人没啥大不了的。

超级大国搞代理人战争,那是得心应手。台湾是美国的棋子,印度也是美国的棋子。

之前有一篇写台湾的文章,大家可以再看看。美国无疑也希望印度成为美国的棋子和炮灰。

台湾 – 这个美国手中的棋子和玩偶会最终成为中美之争的炮灰吗?

印度为了搞事,把一个53岁的流亡吐蕃人的后代,派到中印冲突的最前线,然后求仁得仁,在冲突中丧生了。

美国水平无疑更高。如果要搞事,采用的手段也许会更狠。

5、

61年前,有一批人,从吐蕃去了印度,这批人的领袖,Tenzin Gyatso(他的另一个称谓是我们更熟悉的), 今年7月,刚刚过了85岁生日。

这位老人在一次采访中说,在2014年的领导人访问印度时,这位老人曾经提出希望与领导人会面,领导人同意与老人见面。但印度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

印度政府拒绝这个要求并不奇怪。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印度政府就强行干预过类似的会面,用违反外交常规的做法故意激怒中方,让类似的事件胎死腹中。

美国想让印度当他的棋子和炮灰。印度也想让流亡吐蕃人当棋子和炮灰。

美国想利用印度搞事,美国和印度也都希望利用某些人搞事。

美国希望拉拢全世界一起反对中国,一定会挑拨离间中欧关系和中日关系。

这次的俄罗斯反对派中毒事件,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

在今天的环境下,如果美国和印度希望在中国的西部边境搞事,希望在中国内部搞事,希望抹黑中国,从这位老人身上下手,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做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在今天,中国求稳的大环境下,我衷心希望这位老人能健康长寿,至少能活到一百岁。

没有人希望当别人的棋子和炮灰。台湾人、印度人、流亡吐蕃人,都应该头脑清醒一点,不要被人利用。

在今天这个诡谲莫测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下,我真的很担心,在未来百天,这位老人身上会出现不测事件。如果真的发生,对中国是极端不利的。

今天的世界,和之前已经完全不同。我们将面对的和遭遇的,也将是前所未有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无论对中国的执政者和普通人来说,“每临大事有静气”,这七个字是我们所需要的。

冷静应对,负重前行,要以持久战的心态来应付一个个的挑战。

来源时间:2020/9/6   发布时间:2020/9/6

旧文章ID:22897

IPP专访郑永年:和平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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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写:张骏  来源:IPP评论

  无论是对个人、组织(企业),还是对国家和国际社会来说,2020年注定是一个百年不遇的特殊年份。世界地缘格局的稳定性不断受到动摇,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中美关系呈现出冷战以来最大的波动。

  国际政治的剧烈波动已经深刻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特别是那些工作或者生活与国际政治相关的企业家、科学家、国际政治研究人员和学者。即便个人不喜欢政治,政治也会找上门来;不想被卷入争端,但争端会找上你;不喜欢战争,但战争会向你走来。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两个对立阵营、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两种排他性宗教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是以“正义”之名斗得你死我活。每个阵营的人对被认为是对立阵营的人,即使口诛笔伐、恶意中伤、谣言惑众式攻击,甚至人身消灭行为,也是代表着正义。只要有了“正义”护身符,人类对同类的任何残酷行为都会得到美化。

  所以,才会有纳粹时期被灭杀的近600万犹太人、麦卡锡时期因政治见解不同而丧生的1500名科学家、“造反有理”旗帜下的两派对立和各种惨无人道的行径。鲁迅将中国历史归纳为“仁义道德”之下的“吃人”的历史,其实,又何止中国,翻看人类历史, “正义”、 “道德”名义下人类之间的残酷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历史的不断反复中,人类一边重复着残忍,一边进化着实施残忍行为的组织化手段以及美化着残忍的技术。汉娜・阿伦特所揭示的“平庸之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2020年9月4日,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接受微信公众号IPP评论的专访。郑永年在访谈中指出,当今世界格局大调整不仅在物质层面给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企业乃至个人构成冲击,更考验着人类最本质性的东西,即人性。

  郑永年认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两极化。一个愈发两极化的世界格局构成了人类分化的大危机,因为人们必须选边站队。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为了证明自己选边的合理性,往往会把自己过度道德化,而把对方妖魔化。

  人性之恶在民粹主义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个人或者团体,使用极恶的想象力制造各种故事,不遗余力地丑化和攻击对手。历史地看,这种对峙的结果必然是人类冲突。然而对峙乃至战争不会有真正的赢家。人类社会应当觉悟,节制自己的私欲,避免最终的自残。

  世界的两极化格局

  IPP评论:您如何评价当前地缘政治的大调整,以及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化?

  郑永年:今天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当年美苏冷战前夕的情景有很多相似点。世界最为重要的两股力量之间出现对峙,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一极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另一极。尽管中国选择了加入世界体系,但面对中国近年来的和平崛起,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美国,有一些人产生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焦虑,认为这是老牌帝国(美国)将要被新崛起的国家(中国)取代的节奏。

  所以美国国内的一些强硬势力开始利用贸易战、技术封锁、人身迫害等一系列手段打压中国。这一系列操作在世界范围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作用于中美双方,而是将整个世界秩序带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两极化危机中。

  在世界的两极化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持续地受到波及,而且程度会越来越重。到了一定程度,不可回避的残酷现实就是:维系生存是需要做出抉择的。对很多国家而言,跟谁站在一起,以什么姿态站,都可以是生死攸关的事。他们中的一些已经选择了美国;另一些选择美国的趋势已经越发明显;还有一些正在左右观望。

  庆幸的是,迄今为止,中国不仅没有说要走向对立,而且是一再强调要坚持开放。这不仅是为中国自己,也是在为更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也是在为美国争取最后一点回旋的空间。这也应当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待。

  自然,在两极化世界里以选择谋生存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的难题,实际上无论是国际组织、跨国企业这类超国家主体,还是一般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个人这些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依附于国家的主体,也都面临这样的压力。

  在仍然以主权国家为最主要活动单位的国际政治秩序中,以上这些主体往往被民族国家的纷争所裹挟,成为“牺牲品”。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我国大陆地区的企业华为、字节跳动等,我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台积电,都是如此。

  IPP评论:您能否详细谈一下当前地域政治剧烈变动的影响?

  郑永年:地缘政治影响的体现,共有四个层面。第一个是民族国家层面;第二个是国际组织层面;第三个是跨国企业层面;第四个是个人层面。

  第一,就民族国家层面而言,我们要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对中国大搞“认同政治”,在妖魔化中国政治制度的同时强化西方民主认同。美国的强硬派和保守派政治精英,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会议员,把中美制度的不同视为中美冲突的根源,而且很多西方国家也积极加入其中,从而和美国结成认同政治的广泛统一战线。

  这种因为认同政治而引发的冲突即使在西方内部也引发着矛盾,因为即使是西方国家也并不只有强硬派和保守派,对西方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解决生活中的难处远比在两极化中站队重要的多。这种情形在非西方国家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大多非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来说,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是注定跟着美国跑,那些关切本身可持续发展的西方国家仍然具有很大的动力和中国交往。其二,并非发展中国家就会跟着中国跑。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常“见钱眼开”,为了一点利益,马上靠近西方。

  第二,二战以后,国际组织在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现在我们看到,国际组织在疫情期间影响力变弱,联合国几乎无所作为,本该在公共卫生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也受限明显,难以在国际社会抵抗疫情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种局面的造成归根结底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生态的恶化。国际组织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国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一旦大国之间有了分歧,无法达成共识,国际合作就成为不可能。

  第三,跨国企业的问题现在值得特别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超级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去“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但现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了,转而进入了有限全球化时代。

  随着中美政治关系的走低,全球的跨国企业们也被迫面临着选边站的危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加大了对中国入境投资的监督,特朗普政府还计划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今天,华为、Tiktok、腾讯等中国的跨国企业面临的困境,正是它们不得不承受的地缘政治剧烈变化带来的成本。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变动所造成的个人悲剧。华为的孟晚舟成为了美国地缘政治的“人质”。美国政府把很多有中国背景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成迫害对象,把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看成是潜在的间谍。

  从世界范围来看,认同政治正在解构多元主义和价值中立的价值观,在各国知识精英乃至大众群体之间制造出非此即彼的壁垒。站队和被站队成为了常态。对不同意见者的各种攻击,甚至群殴都时不时在发生。

  跨国公司的商业竞争可以牵扯到国家利益,企业家个人成为牺牲品;尽管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的国籍却有可能使其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牺牲品;学者,特别是那些研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更有可能因其学术观点被贴上标签而成为牺牲品。正常的学者间的互访以及学术交流也被非正常解读。

  这种影响甚至波及每一个远离政治的普通人。因为当你走出国门,你的国籍便被赋予了一种身份标签,想要挣脱这种标签,需要超常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另类忠诚表达也成为一个理性的选项。

  两极化的终结往往代价惊人

  IPP评论:您认为世界将会为中美两极化对抗付出什么代价?

  郑永年:两极化弊端众多且显见,但一旦陷入两极化局面,并不容易跳脱出来。从历史的经验看,两极化世界格局往往是在人类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才得以重构。或者说,和平是用战争的代价换来的。一战、二战和冷战,都是两极化世界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使得欧洲文明陷于毁灭的边缘。

  冷战又如何呢?表面上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但冷战却为之后单极化世界里的不稳定(如恐怖主义)创造了条件。更何况,俄罗斯并没有因为冷战而消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依然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及其所领导的北约构成了重大挑战,而且这种挑战还会继续下去。

  所以说,两极化的对抗没有善果,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以暴制暴”,因为在结束一场战争的过程中已经酝酿了下一场战争的因子。

  IPP评论:既然战争带来牺牲,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喜欢挑起战争?

  郑永年:托洛茨基曾经说过,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兴趣甚浓。人类数千年,战争无数,也产生了无数的有关战争的理论。但究其本质,战争便是人性恶的反映。

  很简单,有些人把战争和对抗看成一个机会,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是战争的赢家,这些人因为自大自私而遮蔽了理性。情绪到了疯狂点,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另一些人未必真欢迎战争与对抗,但是在战争和对抗风雨欲来时,以为自己足够聪明,认为自己会选择站在最终胜利者一边,这些人是用投机的精明来对抗世界的不确定。这样做实际上是助纣为虐,自己也卷入战争,最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这两类人造成的恶果就是不断压缩人类理性的回旋空间,让那些原本想极力避免冲突、愿意为最大多数主体的利益作长远打算的人别无选择。

  当原本祈望和平与安宁的人发现“你不对战争感兴趣,但战争对你感兴趣”时,他们最终只能选择应战,而且必将竭力而战。如习近平所说的“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就是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坚守底线思维的写照。

  说到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便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是人性之间的战争。

  两极化世界和个人的选择

  IPP评论:的确,战争是人选择的结果。世界正在加速滑向两极化格局,这是客观现实;两极化的终结往往代价惊人,这是历史经验。那么,有没有一些个人的选择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糟糕的局面呢?

  郑永年:如果大家秉持对和平与安宁的向往,选择是存在的。具体来说,这里存在着正向思考和反向思考两种同等重要的思维。

  就正向思维而言,如果我们能摆脱两极化对抗思维的束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真实情景而非意识形态上(如不自我道德化),就不难发现,其实从国家、社会、组织到企业、家庭、个人都可能拥有,也值得拥有更好的选项。

  在国际社会的真实情况中,对手、竞争者、合作者、伙伴都是一个连续光谱上的不同位置,很难精确地划定他们之间的分界点。一个主体对另外一个主体来说,在不同的领域,同时扮演着这几种不同角色也是常有的事。和平、友善的国际环境具有包容性,能更务实地为更多的人创造福祉。

  就反向思维而言,危机降临,地缘政治趋于两极化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对其他主体贴上过于单一的标签(妖魔化他人),把有来有往的博弈变成以牙还牙的报复。以史为鉴,如果要说彻底、凶狠,无论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还是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麦肯锡主义,哪一个都比如今的美国政府尺度大,但有哪一个得到了哪怕一点有益的结果呢?

  在多元价值的今天,不在冷战思维上悬崖勒马,硬要发动国家体制来针对意识形态战中的假想敌,最终只会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恶果。

  这里令人悲愤的是,在纷乱的国际形势下,投机之风越来越盛,一些人想要搭上地缘政治两极对抗的顺风车,用诬陷和污名化别人来实现一点私利,求得苟且的机会。在世界秩序和平、安宁的时候,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时候,这部分人是非常失落的,也是寂寞的。如今,这些人总算是有了 “表演的舞台”。

  然而,过往如此操作的,又有几个逃脱得了被利用又被抛弃的最终结局?实际上,那些做投机性选择的群体往往也是最先得到战争惩罚的。道理最简单不过了,战争是在敌我之间进行的,很少有人可以一脚在“敌”,一脚在“我”。投机者因此往往成为“敌”“我”竞相绞杀的对象。

  和平与安宁,平日里就像空气,日用而不觉;突然少了一些,倒是凸显其可贵,守护它们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宽容和耐心。大到中美,小到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如是。

  本文系IPP对郑永年教授的独家专访

  采写 | 张骏

来源时间:2020/9/6   发布时间:20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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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只有张教授的歪论才配得上陈教授的胡说

作者:于无声  来源: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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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左起张维为、陈平) 6亿多月入1000的国人,也不要太着急嘛,再努力努力,到月入2000,就过上幸福生活了啊。


  前段时间,网上疯传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讲话,说是他声称在中国的2000元人民币比在美国的3000元美金好用得多……听到这个说法,我下巴都快要惊愕掉了,为了保护自己的下巴,我特别搜索了下,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不久前,网络红人、自称“眉山剑客”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在清华大学国情讲坛上做了一场演讲,演讲中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一月2000块钱的工资,虽然不到1000美元,但比他们3000美元的工资活得舒服多了,所以美国人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里面,大家明白吗?”

  陈平在演讲中的原话是:

  “照我的计算,如果我一个月有2000块钱工资,美国还不到1000美元(注:实际上是不到300美元),活的比在美国有3000美元还要舒服得多。所以美国现在在水深火热里面你明白吗?非常简单,美国没有公共交通…你在美国没有地铁,怎么办?开汽车,开汽车你得花多少钱?保险什么你都算起来…所以美国现在才叫水深火热里面。”

  说真的,我不知道在台下听他演讲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天之骄子们是否能听明白?反正我是不明白的。

  我只能说他,吹牛都不用打草稿,说瞎话可不用眨眼睛。也算是绝活了。

  我接着去找了这个著名经济学家的资料,看看他是哪路神仙。陈平,毕业于中科大物理系,一直从事跟物理相关工作十几年后,于1980年到美国读理论物理研究生,在美国求学并工作几年后,回国后突然成为了著名经济学家,现如今更成为网络红人。有外号眉山剑客,和寂寞求错。真可谓眉山剑客显霸气,寂寞求错是无敌。一个半途从物理学改行并跨界到经济学届且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实力果然不凡啊。

  只可惜,这次他在清华关于国情的演讲中,他的这几句语惊四座的讲话,果然震得很多人坐不住了,有人开始跟他较真了。网上有一位良心自媒体作者就把自己在美国洛杉矶生活时了解到的当地各种生活类物质价格水平和其他生活服务价格水平跟他在广州生活的亲人同步提供的的物价水平做了对比,并且用心的把广州20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和美国洛杉矶3000元美金的购买力做了比较。结果发现,2000元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和3000元美金在美国购买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实在是差得太远。对比结果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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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住深圳,知道2000元在深圳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只能做什么。因为生意上的原因,也经常到美国很多城市出差,并且也在洛杉矶小住过一段时间,我在洛杉矶的生活经历可以让我负责任的说,以上这个自媒体作者关于中国2000元人民币和美国3000元美金购买力做的比较是真实可信的。广州是中国的一线城市,而洛杉矶也是美国的一线城市,用这两地来比较也是各情合理的。

  而据我所知,陈平先生在美国居住生活的时间应该也不少于5年,当年他作为留学生应该也拿到过差不多每月是3000元奖学金的,应该很清楚3000美金的购买力的,就算他现在年纪老了记忆力不好了,但听说他女儿目前还在美国生活的,他也很容易跟女儿取得沟通,轻轻松松就能搞清楚3000元的购买力水平的。我真不知道陈教授这一段胡说的根据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想,如果这个陈教授的中国2000元收入比美国3000美金收入舒服得多的蒙眼胡说,是为了安慰和稳定国内那9亿多月入2000元的人,让他们不要盲目攀比,老老实实在各自岗位上安心搬砖,那就情有可原了,毕竟他的屁股决定脑袋怎么想,也决定嘴巴怎么说。

  不是吗?你看看,我们每个月2000收入都比美国3000元收入都舒服得多了,3000元美金可是能折算20000多人民币啊,他们还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比他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呢?还有什么理由不安守本分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呢?至于那6亿多月入1000的国人,也不要太着急嘛,再努力努力,到月入2000,就过上幸福生活了啊。

  想到这里,我终于能明白为什么陈教授要在大学课堂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不,在全国人民对陈教授的信口胡说还在义愤填膺时,陈教授的同事,同样任职于复旦大学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张维为最近又在一个公开演讲中声称,在中国,只要月收入过了2083元,就是中产阶层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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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这个张教授的高论后,我还是忍不住去扒了下张教授的经历:当过工人的他,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来听说当过中央领导的翻译,然后留学瑞士,在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多家大学兼任教授,目前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同样是网络红人。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有人说他是在国外的野鸡大学拿的学位就否定他的优秀,人家也是很不容易半途出家,从外文专业出身跨界成为经济学家的。

  我们来看看什么人能叫中产阶层?

  根据《2019年新中产白皮书》显示,在一线城市,新中产家庭资产中位数大约是净资产371万。

  新一线、二线城市:净资产中位数345万元。

  三四线城市:净资产中位数273万元。

  一般来讲,我们对于中产阶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论断,那就是,他们至少在所在城市有一套房、夫妻有体面且收入不错的工作。……

  如果张教授说的是真的,月收入达到2083元以上就是中产阶层了,那么我们想问下,这些月收入2083元的人要多少年才能达标以上中产阶层定义呢?他们一年不吃不喝,所有收入全部存起来,最多也只能存2万多元不到吧?几时能在所在城市买房安家呢?几时能拥有几百万的资产呢?

  看起来,这个张教授的高论也就是一个十足的歪论罢了。

  可张教授的2083元就是中产阶层的这个歪论,虽然会让全国人民唾弃,但却配得上陈教授的胡说,也能让陈教授的胡说得到验证。大家思考下哈,如果月收入达到了2083元就是中产阶层了,那么这时我们就可跟美国的中产阶层对比了,试问,美国人一个月拿到3000美金收入,能成为中产吗?答案是,绝对不能。而我们一个月拿到2083元就是中产了,中产绝对是比小康更好的生活状态啊,不就验证了陈教授的中国月收入2000人民币比美国月收入3000美金要舒服得多吗?

  哈哈,果真是,同门师兄弟,歪论配胡说。

  我相信,只要是个人,只要他没有生活在山顶洞里,那么他一定知道,在中国,一个月2000元或2083元的收入意味着什么,过的是什么日子。

  一个知识分子,不懂常识,那么他再多的知识也无法让他成就伟大。而如果,明明知道这就是常识,偏偏为了某种目的去选择颠倒黑白,满嘴胡话,那么就是十足的流氓和人渣。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我觉得还要加一句,更怕流氓装模作样讲人话。

  中国自古以来,总有优秀的知识分子心系苍生,为民请命。无论他们是居庙堂之高,或是处江湖之远。他们明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们付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们悲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可如今的中国,也有像陈平,张维为,胡锡进,金灿荣等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心怀鬼胎,胡编乱造,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反智反常识,他们一脸有百变,他们满嘴跑火车,他们只管自己一时快活,不管别人洪水滔天……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开始多讲真话,多讲人话,不再言不由衷?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开始多做实事,多做好事,关爱底层百姓?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多包容像杜甫,范仲淹,鲁迅,方方这样的人?让他们能全力以赴,毫无后顾之忧的去为广大人民发声?

  少一些这样的陈教授张教授吧。

  多一些恪守良知,珍惜脸面的读书人。愿他们在风雨中坚持自我,把身躯站成伟岸,哪怕寂寞无人问。

  因为,知识分子理应是这个社会最后的良心!


  作者简介:

  于无声,一个喜欢文学的小企业主,一个永远有梦的老男人。

来源时间:2020/9/5   发布时间:20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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