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马主义  来源：灼识新维度

如果中美之间爆发严重冲突，在美国的华人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有人可能会奇怪，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呢?

因为最近有一个移居美国的熟人，不停的在微信圈里发言，预言中美之间摆脱不了修昔底德陷阱，最终难免一战，然后他觉得自己已经站在胜利的一方，可以笑看春花秋月，享受蓝天白云，过得悠哉悠哉，至于留在国内的朋友们，那就只有自求多福了，那么他这个说法正确吗?

客观的讲，他实在是太天真了一点，如果他多读过一点历史，他应该知道，他事实上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从美国以往的表现来看，一旦美国和某个国家发生严重的冲突，它对来自这个国家的侨民，绝对是全方位的打压，毫不手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裔美国人的痛苦回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裔美国人的悲惨的遭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德国移民和德侨，在几十万美国的“朝阳大妈”和美国的“”红卫兵”的监管之下，享受了一次彻彻底底的美式“人民民主专政”，被当做美国的走资派和黑五类，在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对他们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这些负责监督德国移民的美国“爱国群众”，都是隶属于美国1909年成立的美国调查局下辖的一个组织，名叫“美国保护联盟”的官方机构，大约有25万成员，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监视周围的德裔美国人家庭，是否在依然在使用德语，有没有偷看德语书籍，甚至和德国人通信?

他们可以随意的翻拆这些人的信件，闯入这些人的家庭进行搜查，对那些他们认为可疑的德裔美国人，他们会把他们全家扭送到“公安”机关，进行审查，其中“罪行”严重的，甚至会被关进集中营，那么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做呢?

1917年在北卡罗莱纳温泉城德国拘留营内的营房

根据大卫.M.肯尼迪《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社会》这本书里的说法，美国政府为了能毫无约束的彻底修理德裔美国人，先后通过了《间谍法》和《煽动叛乱法》，规定任何人，一旦对美国政府、国旗以及宪法，发表不忠，亵渎或者侮辱性言论，都是非法行为，那么为什么有了这两个法案，美国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呢?

因为这两个法案充满了模糊的边界，对于什么叫做“不忠”?什么叫做“亵渎”?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完全可以任意发挥，因此说德语就变成了对美国的不忠，看德文书自然就是对美国的亵渎，甚至在家里炖个德国猪肘子，都有可能是意图颠覆美国，招来一群美国的“爱国群众”或者“红卫兵”们，对德语移民的拳打脚踢，进行一场触及心灵的再教育。

1918年，一群人聚在威斯康辛州的Baraboo高中集中起德语书籍准备焚烧

当时美国调查局成立了上百个辅助机构，对德裔美国人进行监控，根据拉塞尔.卡扎尔所写的伤痕纪实，《成为旧人：德裔美国人认同的悖论》一书里的介绍，甚至比较大一点的美国私人公司里，都有专门监控德裔美国人的机构，然后通过这些机构，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迫害德裔美国人，这种迫害究竟达到了多大的规模呢?

同样是根据这本书的记载，仅仅只是费城一地，在美国参战的短短一年里，就发现了18.725个“坏分子”;根据弗雷德里克.C.吕贝克的《忠诚盟约：德裔美国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里的记载，单单在新泽西州，就有6481个“危险分子”，被送进了格罗塞斯特城的集中营，至于全美国有多少德裔美国人被关押，今天已经无据可靠，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这些人中间，99.99%都是无辜者。

不仅仅官方对德裔美国人毫不手软，美国的民间社会也处于狂躁之中，当时如果有人敢在公共场合说德语的话，就会招致“爱国群众”的毒打，1918年4月，一名叫做罗伯特.普拉格的德裔矿工，因为不会说英语，被一群暴徒当街吊死，事后没有一人受到追责。

罗伯特.普拉格

如果你觉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德裔美国人的处境够糟糕了，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裔美国人更是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直接就被关进了集中营，惨到了极点，珍妮.W.休斯顿的著名小说《别了, 曼扎那》里，就记载了美国当局给日裔美国人所带来的深深伤害，让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重大的创伤，在战后很多年都不能得到平复。

当然，对于这些黑历史，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故意选择性的遗忘，所以普通的中国人，又或者在美国的华人移民，自然也更是闻所未闻了，因此他们以为美国一向都是岁月静好，只有中国才有苦难岁月，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人可能会说，好吧，就算你说的是事实，美国历史上确实迫害过敌国侨民，但是华人却不一样，首先他们的成分很复杂，既有从清朝就去了美国的大清子民，也有内战后逃亡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既有改革开放后的大陆移民，也有港台的商人，即便是将来历史重演，美国政府肯定会分别对待吧?

更何况这里头还有所谓的“民运人士”，某某功的邪教成员，他们本身就是美国政府的走狗，难道他们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吗?

将来他们需不需要担心，说实话我也不是神仙，但是回看美国的历史，事实上当年的德国移民和日本移民，同样也是成分复杂，但是当美国和他们的母国开战的时候，他们全部被一视同仁，受到了无差别的对待。

我们就以德国移民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一点，德国是1870年才成立的，但是最早的“德裔”美国人，早在1620年，就已经来到了当时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后来的纽约城，比美国建国还早，在北美爆发独立战争之前，就已经有了30万“德国”移民，这些人和100多年以后才成立的德国，其实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谈不上任何认同感，毕竟他们当时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属民。

其次来美国的“德国”人中间，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政治难民，宗教难民，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在内的大德意志地区，都爆发了反对专制的革命，后来被残酷镇压，失败后有大量的“德国”人逃到了美国，这些人都是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从内到外都对后来的德国没有一点好感，反而对美国充满了认同感。

所以要比成分复杂，华人怎么可能和德裔美国人相比呢?

但是当1917年美国参加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说德语的或者出生于德国地区的美国人，全都受到了无差别的对待!要知道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区别是很小的，他们都是新教徒，又都是白种人，他们之间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华人的了解，既然他们都能对“德国”人一刀切，又怎么可能对华人区别对待呢?

有人可能又会有疑问了，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主要军届将领，包括艾森豪威尔、尼米兹等等，都是德裔美国人，他们不仅仅没有受到迫害，反而变成了美国的栋梁，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要搞清楚这个现象，我们一切都要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谈起，也就是二战时，另外一个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叔叔，在美国的政坛主力里，有不少都是政治世家，就像后来的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一样。

根据威廉.H.哈波所著的《西奥多.罗斯福》里的说法，美国在20世纪初的时候，曾经遇到了一次空前的挑战，就是德语文化对英语文化的挑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面我们提到了，“德国”人很早就开始移民美国，虽然他们来的时候几乎都是两手空空，但是“德国”人非常能吃苦耐劳，而且又做事认真，所以他们总能最快的聚集起财富，而且他们特别喜欢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很快美国大部分中西部的农场，都变成了德国人的产业。

因此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德国”移民都是中产阶级以上，而且这些相对刻板的人，也更愿意遵守秩序，所以他们是美国社会中犯罪率最低的人一群人，因此是美国的模范公民，受到了美国社会的敬重，有点像今天的华裔在美国。

不仅仅如此，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德语地区开始在文化和科技上领先，出现了诸如黑格尔，康德等等著名的哲学家，海涅、巴赫、贝多芬这样的文学家和音乐家，爱因斯坦，普朗克、伦琴等等著名的科学家，特别是在德国统一以后，德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一跃变成世界第二，因此德国文化开始在美国流行。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有四百五十种德文报纸，每年有50万人学习德语，形成了对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盎克鲁撒克逊英语文化的挑战，这让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非常紧张，他觉得再这样发展下去，美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就会分裂，就会变天，那他该怎么办呢?

于是“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运动就登场了，按照西奥多.罗斯福的说法:"我们有权让外来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成为纯粹的美国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纯粹的美国人呢?在他看来，那就是必须说美国人的语言，吃美国人吃的饭，看美国人写的书，想美国人想的问题，完全的和母国脱离一切联系，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美国人。

不过虽然以西奥多.罗斯福为首的美国主流社会发起了这场运动，但是却收效寥寥，因为他们要改造的主要对象，德裔美国人并不买他们的帐，因为毕竟当时最酷的革命书是马克思写的，最牛逼的哲学思想是黑格尔创造的，最神奇的科学理论是爱因斯坦发明的，最好听的音乐是贝多芬谱写的，这些都是德国人，所以你要让德裔美国人放弃德语和德国文化，根本就从逻辑上站不住脚，更何况德国人是最喜欢讲逻辑的。

所以虽然美国的主流社会磨破了嘴，可是德裔美国人却依然我行我素，而且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西奥多罗斯福终于想明白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总是温情默默，必须要发动一场彻彻底底的文化大革命，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可是想虽然这样想，但是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因为美国毕竟是民主社会，强调的是人人自由，别人说什么语言，喜欢什么样的文化，喝不喝黑啤酒，吃不吃炖猪肘子，那不是美国总统能管得着的事，所以虽然以西奥多罗斯福为首的美国主流社会很着急，可是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他们看到了机会，如果美国能加入协约国一边，对德国开战的话，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让美国走上正轨。

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和西奥多罗斯福完全相同，他们要借着这场战争的机会，塑造一个纯粹的美国民族，创造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所有的美国人，不管他来自任何地区，都必须百分之百的信仰美国主义。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就必须成立一个“中央文革小组”，这就是由著名的扒粪记者，乔治.科瑞尔领衔的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要确保美国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要让所有的人认识到，德国和德国文化是整个世界的公害，美国必须要去扮演超级英雄，维护世界正义。

于是在乔治.科瑞尔的领导下，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开始耙德国人的粪，把他们放在放大镜下检视，不惜夸大甚至捏造德国人的罪行，为美国参战创造舆论基础，就连当时刚刚兴起的好莱坞，也主动加入了这场舆论大会战，他们很自觉的确保每一部电影里最坏的坏蛋，一定是一个德国人。

与此同时，对那些不配合或者持中立态度的媒体 美国政府开始了各种打压，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指示，如果给你讲道理你不听，那我们就只有给你上手段。于是大量的媒体被关停，根据《波士顿环球日报》的报道，仅仅在1915年2月26日当天，全国50家最有影响的德文报纸，就被政府以各种理由强制关闭。

如果安心要找机会，那机会总会是有的，当德国宣布进入无限制潜艇战以后，美国立刻就迫不及待的参战了，既然参战了，那改造美国社会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可以开始了。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两部法律，说德语、看德国书、学习德国文化，都被歪曲成对美国的不忠，根据蒂娜.斯图亚特.布莱克贝尔《从“德国日”到“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一书里的记载，在美国宣布参战的当天，全美各地的德裔美国人都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收到了来自老板或者当地爱国组织的警告：“说英语，不准讲德语，否则我们就把你扔出去!”

接下来就开始了破四旧，美国各地都开始了大规模烧德语书的活动，然后就是关停德语学校，更改用德语命名的地名，把原来很多叫柏林的城镇，现在都改名叫做林肯，不准德国人聚集的教区，用德语布道，乐队也不在演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乐章。

焚烧德语书

再接下来就是发动群众，成立“美国保护联盟”，让朝阳大妈们去监视德裔美国人的一举一动，让红卫兵小将们用拳头去触及他们的灵魂，对那些死不改悔的家伙们，直接就关进集中营，让他们知道美国式“民主专政”的厉害。

虽然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完全达到了效果，仅仅在美国参战一年之后，基本上德语和德国文化就在美国绝迹了，虽然不久之后，美国主流社会觉得已经达到了目的，就对这些“极左”的行为进行了纠正，但是留在德裔美国人心中的阴影实在是太深了，从此以后，绝大多数人都“自觉自愿”的和德国划清界限。

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时间已经又过了20多年，所有的德国痕迹早就被消灭的一干二净，美国已经没有了“德裔”美国人，只剩下了那些长着“日耳曼面孔”的美国人，就像今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他也是一个德裔美国人，但他最喜欢的是喝可口可乐，吃汉堡包，打高尔夫，除了一头的金发，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德国文化的影子，美国对德裔美国人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

而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发明人西奥多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上评价极高，被公认为现代美国民族的缔造者，他的思想被传承到了今天，所以他和华盛顿、杰弗逊、林肯一起被刻在美国的总统山上，不过在他构思的这个美国民族里，是没有华人的一席之地的，1902年，他取消了排华法案的时间期限，想把华人永远排除在美国民族之外。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又会产生个疑问，那就是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发动了一场对德裔美国人的空前迫害，是为了捍卫盎克鲁萨克森文化的绝对领导权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又要把日裔美国人全都关进集中营呢?

原因很简单，财富！

日本向美国大规模移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明治维新时期到甲午战争之前，当时日本虽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但是经济发展的一直很缓慢，人口压力也很大，所以从1868年开始，日本开始有计划的向外移民，主要分为官方组织的向夏威夷移民，以及民间自发的向美国本土移民，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一带。

不过第一阶段的移民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因为美国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在限制华工进入美国的同时，也开始限制日本人的进入。由于这时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气氛越来越浓，已经在美国的日本人，也备受排挤，这个情况直到一九零五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才有所好转。

日裔美国人家庭在日裔美国人社团大会堂的平民调度站外排成长队，听候处理

但是这场战争日本人虽然赢了面子，却输了里子，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日本倾尽了举国之力，花费了天文数字的战争经费，但却没有能够获得战争赔款，这让日本的经济频临崩溃，为了缓解国内的矛盾，日本再次加大了向海外移民的力度，特别是向南美洲移民，比如秘鲁曾经有一个总统叫做滕森，就是日本移民的后代。

为了避免其他国家模仿美国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日本开始和美国谈判，要求对方放弃限制日本人入境，对已经入境的日本人要保障他们的权利。

但是日本提出的这个条件让美国很为难，考虑到日本已经晋升到强国行列，美国不能不给面子，但是碍于国内压力，空前的种族歧视氛围，美国又不可能允许日本人移民。

面对这个两难的局面，双方竟然开了一个脑洞，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决定签一个君子协议，表面上美国废除对日本的移民限制，但是日本政府要暗中控制前往美国的人数，每年不能超过200人。

但是日本人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个协议，他们通过一个叫做照片新娘的办法，利用婚介所，把照片寄给早年去美国的那些日本光棍，通过结婚的方式，让大量的日本女性进入了美国，这造成了日本人在美国的数量大增，引起了美国种族主义者的不满，一九二四年又通过了一个移民法案，彻底禁止亚洲人移民美国。

日本人进入美国以后，最初也是做一些重体力活，但是亚洲人毕竟能吃苦耐劳，所以很快他们就挣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就按照亚洲人的习惯，开始在美国买地，当起了农民，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干，日本人成功的在干燥缺水的犹他州，加利福尼亚州发展起了甜菜种植和水果种植。

日裔美国人农场工人

根据张建伟的《1885年至1929年日本人移居美国的历程及原因》里的说法，在1909年，日本人在美国西部各州，拥有2277家商业场所，在1913年，日本人在爱达荷华州，拥有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在犹他州有种植面积的十分之一。

今天加利福尼亚最有名的柑橘，就是日裔美国人开发的，日裔美国人一度拥有了加利福尼亚1/3的农田，这引起了美国白人农场主的极度眼红，而且由于他们经营的好，所以总能出更高的价钱去买地，这更是把白人农民给气坏了。

所以为了遏制来自日裔美国人的竞争，西部的这些白人农民就到处游行闹事，然后给议员施压，于是在一九一三年，加州议会通过了《外籍人士土地法》，禁止日侨继续买地，接着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原因是日侨已经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裔美国人手里拥有的大量农庄和土地，一直让西部各州的白人财团垂涎三尺，他们很想直接抢劫这些财产，但是当时日本毕竟是世界五强之一，美国还不是世界老大，所以他们还有所顾虑，不敢直接下手。

等到日本军国主义袭击了珍珠港以后，西部各州的参议员们，立刻怂恿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这些日裔美国人下狠手，有些州强迫他们在24小时之内，有些州强迫他们在48小时之内，必须把手里的所有财产都要卖完，然后去集中营报到，当然，这就是赤裸裸的明抢。

华盛顿州bainbridge岛，一名日裔农民和他的女儿看着他们不得不丢下的草莓农场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点，事实上移民美国的日本人，都是日本最下层的贫苦农民，因为在日本活不下去了，才移民美国的，这些人对日本没有任何好感，反而非常的热爱美国，而日本的所谓军国主义分子，大都是武士阶层，是既得利益者，基本上都留在国内，和这些人没有一分钱的关系，美国人其实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为了掠夺这些人的资产，他们依然给这些人罗织罪名。

今天去加州旅游的朋友，很多会去各种酒庄参观葡萄种植和酿酒过程，顺便小酌几杯，然后听那些金发碧眼的庄主，拍着胸脯向你保证，这些都是他们祖上的基业，传承了上百年的文化，但这大概率都是谎话，真实的情况是，这是他们的祖上，用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的价格，从那些日裔美国人手里强买走的。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政府后来不是纠错了吗?的确，1948年的时候，总计赔偿了他们财产损失3,400万美元，但是光是在加州的日裔美国人，就有22万英亩土地和5135个农场，这些农场每年的产值就达到了3000~3,500万美元，真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个数据来自于邓蜀生的《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

还有人可能会说，里根总统不是在1988年，又给活着的每个人发了2万美元吗?美国还是不错的吗!唉，怎么说呢，抢走了你一头牛，40年以后还给你一只鸡蛋，还要让你感激涕零，这大概就是美国式的公正吧!

有人可能也许会说，你说的都是陈年旧谷子的往事了，现在的美国已经走向多元化了，黑人都当了总统，这些事应该绝对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即便是今天中国和美国再发生可怕的冲突，在美国的华人肯定也能岁月静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不错，美国确实是在进步，但是它的进步方向，却是让人充满了疑虑的，它正在由一个靠精英统治的民主共和社会，走向乌合之众的民粹社会，特朗普的上台就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精英统治充满了阴谋和算计，但它至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如果民主遇上了民粹，那就离暴民政治不远了，谁也不知道它会做出什么事。

希特勒当年就是靠煽动民粹，利用民主选举上台的，然后他就把德国变成了暴民的天堂，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这种丧尽天良之举，只有在民粹社会里才做得出来，暴民政治是没有底线的。

所以相对于过去的“老”美国，我更担心现在的“新”美国，想想特朗普只是喊出了一句“中国病毒”，美国的街头就有多少黄皮肤的人挨打，如果中美之间真的发生冲突，在美国的华人们，难道真会处处“春暖花开”?别太天真了!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诅咒谁，嘲笑谁，而是为了让大家多了解点历史，好更全面的思考问题，事实上当我们被打上了中国人这个标记以后，我们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有祖国强大，世界和平，我们才能真正的岁月静好!

假如你同意我这个观点，或者在你的朋友中也有类似的疑惑，可以把我的观点分享给他们，仅供他们参考，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0/8/21   发布时间：2020/8/19

旧文章ID：22762

作者：胡泽曦  来源：人民日报

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资料图

人民日报8月21日消息，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当前美中关系面临困难，但双方仍应维持对话沟通渠道，努力找到彼此能够合作的领域，并在分歧出现时保持相互尊重。

鲍卡斯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久前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讲话，质疑当初尼克松总统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美国应“停止与中国的合作”，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只会带来更多对立，制造更多问题。就所谓“对华接触失败论”，鲍卡斯认为，一些美国人假定美中接触会让中国变得更像美国，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假定。“中国不会变得像美国。中国就是中国，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鲍卡斯如是强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制度不同，只能尝试与对方合作。”鲍卡斯说，“双方应将更多时间花在寻找能达成共识的地方，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在我们难以达成一致的领域，我们也必须相互尊重，因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鲍卡斯认为，目前美国一些人希望打造所谓国际联盟来“孤立中国”，这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政策。“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我非常尊重中国人民强烈的使命感。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不可能阻止中国发展。相反，美国应该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我们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找到共识。”

针对美国国内一些鼓吹美中经济“脱钩”的声音，鲍卡斯指出，“推动‘脱钩’的人显然忘记，美中两国经济是紧密相连、相互依赖的，难以割裂。”

鲍卡斯曾长期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他表示，早在担任参议员期间，自己就曾多次率代表团访华，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将持续快速发展，“我们除了与中国合作，没有其他选项”。

鲍卡斯指出，如今美国一些政客试图通过刺激公众舆论来为竞选服务，从长远来看，这很令人担忧。他认为，即使在美中关系面临较多困难的当下，双方仍需维持对话沟通渠道，双方仍需要加强相互了解。

来源时间：2020/8/21   发布时间：2020/8/21

旧文章ID：22760

作者：孙澜  来源：多维新闻

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的“新铁幕演说”，到美国海空力量逼近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乃至美国卫生部长赴台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面对特朗普（Trump Donald）政府在美国大选前的凌厉攻势，北京的反应相对平静，并没有给人以针锋相对式的激烈反击，而是试图通过理性和克制，甚至是隐忍，来管控中美紧张的关系。这是很多观察家的直观感受。

8月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中国官媒新华社的专访，针对蓬佩奥发表“新铁幕演说”，企图将中美拉入“新冷战”等话题进行正式回应，并就中国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作出表态。多维新闻在《王毅最新访谈柔中带刚 北京对美喊话的言外之意》指出，从王毅的专访内容来看，几乎没有激烈措辞，保持了最基本的理性和克制，“从中也很难看到敌对国家的硝烟味”。

北京对中美紧张关系的管控，还体现在中国在美国关停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以及美国制裁11名香港官员的应对上，中国的做法是，保持克制，低调跟进，对等制裁，呈现防守的姿态，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激化。作为美国关停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回应，北京关停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针对美国8月7日宣布制裁与香港有关的11名官员一事，北京对等反制宣布制裁11名涉港美国官员。

观察人士指出，北京针对近期美国极限施压的应对，给人以愈发理性、克制和从容有度，有种“应对自如”的感觉。当然，没有作出激烈的反应，这并非是北京的软弱或者作出妥协，某种程度是隐忍，是应对策略上所作的调整——北京以更为柔软的姿态，“打太极拳”的方式，来化解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大选前针对中国的攻势。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可谓“无招胜有招”。

首先，如此应对可以让美国“重拳打在棉花上”，无处着力。无论是美国强硬鹰派蓬佩奥的激进言论，还是打破惯例的美国卫生部长台湾之行，抑或是美国海空军事力量在南海的咄咄相逼，如果北京针锋相对的回应，甚至歇斯底里式的进行激烈反击，无疑就陷入美国的节奏，正中美国极端鹰派的下怀。

比如，王毅时隔两周之后以访谈的方式，柔中带刚式的回应，让蓬佩奥“新铁幕演说”的进攻消解于无形。如果王毅在蓬佩奥讲话之后就针锋相对进行反击，中美之间的口水战只会愈演愈烈。

多维新闻此前就曾指出，王毅的对美喊话，是北京方面就中美关系基本立场和态度进行的全方位的阐述，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时代北京对华盛顿发出的《告美国书》。其意就是在明确底线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避免对抗，拒绝脱钩，保持合作，放弃零和，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性动作，来处理中美关系。这是北京对美国抛出的“橄榄枝”，管控中美紧张的关系的意图明显。

“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当年的苏联，我们更无意去做第二个美国。”王毅的言外之意是，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也不会跟美国进入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模式。王毅类似的表述还有，中国“无意同任何国家进行制度竞争，无意同任何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这表明，北京不会跟着美国的节奏起舞，来一场意识形态对抗的新冷战。

其次，北京显然不希望为特朗普大选“造势”。在当前美国政界反华情绪浓厚的背景下，北京自然不会进一步挑起事端，为特朗普再次冲击总统之位助攻。过去三十年来，渲染“中国威胁论”是美国大选中反复上演的戏码，今年尤甚于往年。特朗普与其最大竞争对手拜登（Joe Biden），今年4月份就通过竞选广告，隔空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的交锋。

特朗普和拜登竞选团队均表示，中国正在支持对方。特朗普通过竞选广告，抨击代表民主党出战大选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称他为“北京拜登”、“替中国站台”。拜登竞选阵营随即还以颜色，发表近2分钟长、标题为“准备不足”的广告，批评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力、过于信赖北京，指其在1、2月至少15次称赞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

诸多迹象显示，北京当局已有心理准备，面对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更多的风暴。在美国大选之前，北京必然会避免成为特朗普“助选工具”。路透社报道，虽然一些中国政府及军方鹰派人士认为，如果让特朗普连任再当4年，将是加速中国崛起的机会。但据六名中国官员和与中国领导层有关系的人士说，除了对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及其对关税的偏好感到愤怒，以及对华盛顿在多方面的敌意保持警惕外，人们也越来越担心两国可能出现更激烈的对抗。

因此，北京并不乐见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就幻想拜登胜选就能够扭转华府对中国的看法。事实上，北京对两国关系恢复到昔日美好时光已不抱幻想，“但新总统上台至少会提供一个重新设定两国关系的机会”，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称。“毕竟，再没有比现在的关系更加糟糕的了”，他说。

“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2013年7月15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次重要的军事工作会议，讲了这样一番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引用毛泽东概括于国共战争时期的战争谋略。习近平对此推崇备至，称之为“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面对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动作，北京不再反应强烈，平静以对，呈现出的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姿态，暗合习近平所推出的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被毛泽东称为“各打各的”的谋略。

观察人士指出，在美国大选前是未来几个月，北京整体做法大概率会继续采用上述的方式，设法管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并只会在必要时进行有限度的报复，以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最后疯狂”。一如王毅所说：“以冷静理智面对美国的冲动和焦躁”。

在美国卫生部长阿扎（Alex Azar）访问台湾问题上，北京的应对也是如此。阿扎是继2014年时任美国环保署署长麦卡锡（Gina McCarthy）访台后，首位造访台湾的美国内阁部长级官员。即便如此，也并未在中国朝野掀起太大的风浪，中国外交部以及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台办，也仅仅是例行公事的进行回应。

而更多引起关注的却是阿扎在讲话中将蔡英文称为“Presiden Xi”的插曲。当然，北京也并非没有针对性动作。台湾国防部8月10日证实，解放军歼-11、歼-10等型战斗机，在8月10日上午9时许陆续短暂飞越海峡中线。这无疑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此外，面对美军在南海的接连挑衅行为——进入7月以来，美国军事力量频频现身南海，继7月初与7月中的双航母南海军演后，近期美国海空同时派出多架次侦察机、反潜机靠近广东沿岸，最近的时候大约为52海里（约96公里）。中国方面则以军事演习进行回应，但两军并没有发生摩擦，局势依然在有限升级和可控范围之内。

8月15日中美将就协议执行半年的状况召开首次审查会议，与会者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会议料以视频形式进行。

中美之间将如何继续过招，还需拭目以待。

来源时间：2020/8/21   发布时间：2020/8/21

旧文章ID：22756

作者：龙永图  来源：全球经济研判预测

崛起为我们带来了烦恼

我这辈子也算是搞了几件事，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在搞国际关系。不管是参与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好，还是出任博鳌论坛秘书长也好，主要搞的就是国际关系。

最近，中国的对外关系好像让大家有点“烦”。虽然谈不上什么四面楚歌，但始终让人觉得中国的日子不是特别好过，也没有太多朋友，不但美国、欧盟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更不要说日本直接和我们叫板，就连像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国家也跟在后面叫唤，而且像朝鲜这些小兄弟也不听话。所以，大家都觉得挺“烦”的，中国的国际关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我想这就是“大国崛起的烦恼”。

我们中国的崛起确实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就像是舞台上的一个新演员，本来这个演员似乎是三流、四流的，突然这家伙一下子成了一个一流的演员，而且站在舞台的正中央，长得也挺漂亮，演技也不错。于是，老演员就不高兴了，而其他一些新演员也会嫉妒，所以中国的崛起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烦恼。

总结一下，中国的崛起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崛起得实在是太快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以来，从经济总量上把英国、法国 德国、日本全部甩在了后面，现在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第二，我们中国的崛起和其他大国的崛起还不太一样，中国坚守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这就和其他大国不太一样，所以容易使其他国家用一种有色眼镜来看我们中国的崛起。

第三，我们中国崛起的这些年，正好是其他一些大国日子不好过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如果这些年像美国、欧盟这些主要的大国和地区的日子能够好过一些，那么即使中国发展得快一点，人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惊讶、质疑和仇恨。

再加上我们中国虽然崛起了，但不是一下子就成为老大，我们现在还是老二，前面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美国。所以，我们中国如今在全球的格局当中还是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二把手是最难当的，是挺尴尬的一个角色。老大每天盯着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会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着你这个老二。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会比较艰难呢?主要是老二难当，二把手难当。

所以，现在该怎样来解决这样一种“大国的烦恼”呢?怎么样处理和老大的关系呢?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解决大国的烦恼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确实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处理好和一把手的关系。和一把手的关系处理好了，你的日子就好过，这跟在一个单位中的情况类似，二把手和一把手的关系处坏了，不仅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离你远远的，如果大家知道你和一把手关系不好的话，连司机都敢欺负你。所以，咱们和一把手的关系，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应该是我们处理整个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

那么，对这个一把手，我们要怎么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来看待美国这个一把手，不要用一种冷战的思维，不要用一种刻板的思维或者一种惯性的思维，把美国看成一个霸权主义的世界警察，不要说他们是坏蛋。如果认定这个一把手是不好的，如果这样看一把手，那么我们这个二把手是很难当的。

我在美国待了很多年，我个人对美国还是有好感的，实际上我们看看美国那么多年也没怎么欺负过我们中国人，前几年我还陪着美国前总统卡特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到了怀化，到了芷江，因为当年美国飞虎队二战的时候在那儿有一个基地，最后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也是在芷江签字的。所以，为了纪念陈纳德将军，我们中国人给陈纳德将军塑了一个很高的雕像，那天是雕像落成仪式。当时，我们把陈纳德将军的女儿请去了，卡特总统夫妇也去了。

所以，从我心里真实的感受来讲，我对美国还是有一点好感的。而且说老实话，实际上我们的领导人对美国也有点好感，至少我亲自接触过的几个领导人，对美国人的态度并不坏。

在当年我们中国那么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利用乒乓外交的机会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记得在和美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以后，毛主席讲了一段话，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就像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还有，邓小平对美国也是有好感的。1979年1月，距离他在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还没多久，他就访问了美国。我最近看了一篇回忆录，里面记载：在邓小平飞往美国的飞机上，我们中国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中美问题的专家问邓小平：“你刚刚提出改革开放，为什么就那么急着要访问美国呢?”邓小平想了想说：“我观察了很多年，得出一个结论，在过去几十年里，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是我看到的回忆录中所讲的原话。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就是要让中国走向小康，让中国富起来。他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他的外交战略、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和“奔小康、让老百姓富起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不建立友好的关系呢?邓小平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领导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后来像江泽民、朱镕基等，我和他们都有很多亲身的接触，我觉得他们对美国也是很有好感的。我认为，现在想要处理好我们的国际关系，还是要和美国搞好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美国的关系搞好了是一好百好，和美国的关系搞糟了则是一坏百坏，这是我多年来的感觉。

我如何跟美国人打交道

我和美国人打了很多年的交道，包括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谈判，我觉得美国人还是比较好对付的。当我和美国人谈判的时候，美国人经常换谈判代表。所以，平常有些人就会问起我：“你觉得什么样的美国谈判代表最难谈?”我就说，最难谈的就是那些中国通，特别了解中国，如果他找了一个中国老婆，那就更难谈啦，因为他对中国太了解了。

但是，后来从谈判的结果来看，由了解中国的那些中国通和我们谈，虽然有时候很难，但是能切实地解决问题。比如，当时我们谈判对手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典型的中国通，中文讲得很漂亮，在中国当过外交官，也做过生意，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可能比我们很多人去过的地方都多，特别了解中国。因为了解中国，他常常能够切中你的要害，你想糊弄他都糊弄不了。

谈判是不能糊弄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喜欢自作聪明，以为人家不知道，就喜欢糊弄人家。这一点连江泽民都很清楚，我记得在我们最后一次和美国人谈判之前，江泽民把我们叫到他办公室，专门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龙永图，你这次要认认真真和美国人谈。美国人不是傻瓜，你别糊弄他。”

我们以前糊弄过人家，或者有意，或者无意。比如当时美国人压我们一定要开放中国的零售业，那时候零售业有很大的利益，所以当时我们想开又不想开，最后想出来一个谈判方案，比如第一年开放20个零售的合资企业，第二年开放40个，第三年开放60个，拿出这个方案和美国人谈。如果不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一看，就会觉得不错，总算走出了第一步。但是，这位中国通说，“我觉得你谈的不符合实际”。他说：“龙先生，如果你现在到上海的南京路去看一看，就知道有多少家中外合资的零售企业，已经远远超过了你们提出的20个、30个、40个。”他很了解中国。后来，我们真的派人到南京路去看了，确实有好几十个。当我们的谈判方案拿出一个东西来的时候，事实早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早就做到了。

所以，后来领导们就跟我们讲：以后你们谈判，凡是我们已经做到的就承诺，做不到的就不承诺;第二，凡是我们准备做的，我们也可以承诺;只有一条，我们永远不想做的就不要承诺。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我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拿着本来已经做到的事还在跟人家兜圈子，还拿出来作为一个筹码跟人家谈判，所以人家就不干了。因为，有很多美国人了解我们，这种谈判对手是很难糊弄的。

当时，美国人非常注重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所以中美谈判当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小麦的出口问题、水果的出口问题，还有肉类的出口问题。当时，我们和美国谈判的一个焦点就是肉类质量的检疫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美国人也是很单纯的，同样是这位谈判代表，他很直率地说：“我们美国对肉类的检验标准是很高很高的，人命关天，我们在美国是非常注意这个问题的。所以，凡是符合我们美国检验标准的肉，我看你们中国人最好能够接受。你们不要再折腾了，你们的检验机构效率很低，所以在我们美国的检疫机构出具了证明，认为这个肉已经经过了美国检验机构的检疫而且符合标准的时候，我看你们就可以进口了。”

我们一听，当然不干了!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符合你美国标准的肉到中国来就不要检验了，那要我们的商品检验干吗呢?我们当然不同意。所以，我和美国的这位中国通就吵起来了：这是不行的，我们中国还是要检疫的。

这位美国通突然说：“我希望你能够到你们中国的菜市场去看一看你们的肉类质量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他还讲了某年某月某日的《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中国的很多肉都是注水肉，这些情况在美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而你们还在这儿讲你们的肉类标准。这一下，讲得我们脸都红了，他太了解中国了。这些中国通确实击中了我们的软肋，让我们知道在谈判当中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糊弄人家，就像江泽民所讲的那样，不要以为人家都是傻子。

当然，另一种难打交道的是纯老美，因为他们对中国什么都不知道。有几次，我们面对的谈判代表团的美方团长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不太了解，对中国文化就更不了解了。和这些人打交道，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容易在于好糊弄，难点则在于容易发生冲突。

比如，我在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谈判当中唯一一次发脾气发得最大的，就是和美国一个纯老美的谈判代表团团长谈判，也是谈猪肉的问题，因为他同样始终坚持一条，就是美国人检疫过的符合美国检疫标准的就应该放行。我说这点不行，他就急了。他说，你们现在市场里的那些肉要是拿到我们美国去，狗都不吃。这一听，我立刻就火了，跟他拍了桌子。我说：“请你收回这句话，如果你不收回这句话，请你马上离开我的谈判桌。”

当时，他脸涨得通红，他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我。我说：“你收不收回这句话?”他不表态。我说，那么现在请你一一我没有说，滚，一一走出我的办公室。走出谈判间，我拿着我的文件夹就走。后来，这位纯老美谈判对手说：“你怎么发那么大脾气呢?”我说：“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不要侮辱我们。”他很惊：“怎么就侮辱你了呢?”我说：“你说中国的肉在美国连狗都不吃，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这才知道自己讲错话了，因为在中国，狗令人嫌，有很多贬义的词语，比如“走狗”。但是在美国，狗和家庭成员是一样的。

很多年以后，他退休了，来到北京。我对他说：“当年很抱歉，当时我拍了桌子，而且让你滚出谈判办公室，我对美国文化不太了解，而你对我们中国文化也不太了解。”所以，在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当中，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话说出来，他认为讲得不是很重，但是我们觉得很重;有时候，我们讲了一句话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他就觉得很重。所以，现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误判，这种文化的差异，会导致很大的矛盾。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一些外国人说，可能有时候我们之间的矛盾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由于文化的差异，有时候我们产生了问题，可能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更大或更小一点。我如今想起来，关于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确实有很多要避免误判的地方。

克服惯性思维，走向互利共赢

美国人是最讲利益的。我和美国人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知道美国人是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的。所以，我和美国人谈了10年，没有请美国人吃过一顿饭，我知道请美国人吃饭是没有用的，不像咱们哥们饭一吃、酒一喝，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美国人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跟美国人讲某个条款，就要讲接受这个条款对你们美国或者对美国公司有哪些好处，他回去一分析，没有糊弄他，他第二天就会来找你说可以。但如果你没有跟他讲清楚，就算你叫他爷爷，跪在他面前都不行。

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所以跟美国人打交道很容易，只需找到共同利益。你只需要讲这么做对我们有什么利益就好办。所以和美国关系搞好，就要形成利益共同体，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叫“互利共赢”的原因。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中有相当多的误判。比如现在报纸上经常讲的“美国人重返亚洲”，我是不太同意这个提法的。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在朝鲜打了一仗，越南打了一仗，然后是伊拉克、阿富汗。既然美国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所以也就谈不上重返亚洲的问题，只不过美国现在把战略重点、军事重点放在了亚洲，而且，我们很多的媒体就讲，美国人之所以重返亚洲，把战略重点、军事重点放在亚洲，是针对中国的。我也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是为了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遏制中国，如果是真正有什么要遏制中国的话，也绝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我觉得现在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不要产生误判，产生误判容易造成两国关系之间的一些重要的分歧。

所以，现在习近平提出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而所谓“新型的大国关系”就是要平等、要互信、要包容、要共赢，我觉得这是可能的。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如果真正地打破过去的惯例一一以前凡是老大、老二肯定要打架，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过去惯常的这样一个规律，老大、老二能够和平共处，那么对全世界今后10年、20年、30年、50年来说都是好消息。所以，我们还是要花最大的力气和美国实现新型的大国关系，这是可能的。这样就能够像当年我们和美国谈判时一样，使得在美国人当中有很多中国通，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也有很多美国通，这样两国之间就能避免很多的矛盾，避免很多的误解。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是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的人都要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们的媒体始终还是在用一些惯性思维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和国外打交道的时候要克服几种思维。其中之一就是在过去“文化大革命”时期长期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中国的入世谈判当中我们就打破了这个悖论。当时，看到美国人提出的方案、欧洲人提出的方案，我们马上就会去想这个方案后面到底有什么阴谋，而不是想我们接受这个方案之后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能说这个方案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我们就要反对，或者这个方案是欧洲人提出来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这样的话，国际上永远没有什么谈判的基础。但是克服这点是很难很难的。

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在联合国工作，当时我们还是很年轻的外交官。有个故事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好笑：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非常僵，而苏联在联合国最喜欢提出的口号就是“缓和”、“裁军”。所以，“缓和”、“裁军”成了当时苏联整个外交战略最重要的两个目标，凡是联合国的决议苏联代表都要把这两个东西塞进去。而我们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凡是看到“裁军”两个字，或者凡是看到“缓和”两个字，就要坚决打掉。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笑，“裁军”有什么不好，“缓和”有什么不好?但是在那个时候，既然是苏联人提出来的，就要坚决地把它打掉。

后来，我们在谈环保的时候，欧洲人、美国人一提环保咱们就反感，觉得你们已经发展了，污染了环境几十年、上百年，现在你们变成发达国家了，过好日子了，而我们中国人刚刚开始发展，刚刚开始建设，你们就提环保标准，要这个，要那个，不就是要阻止我们的发展，不就是要阻止第三世界的发展吗?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较劲。我过去也是一直在较这个劲，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没有道理。

直至北京出现了那么多雾霆天气以后，我的思想才开始转变。我就开始思考：我们中国人搞发展到底是为什么?就像我们的环保部长讲的，如果我们开着宝马车，却连新鲜的空气都不能呼吸，那还搞什么经济发展?所以，现在我的观点有点变化了，不能因为美国人、英国人提出了重视环保我们就反对。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目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从我们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能发展了半天，最后连清洁的空气也变成了一种奢侈品，这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对于我们的子子孙孙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克服过去的那种思维方式。

只要是我们认为是自己的对手、是自己的敌人提出来的通通反对，我觉得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要改变，还是要就事论事，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双方的利益出发，来考虑一些问题。而这点才是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个难解决的问题，过去的一些冷战的思维，过去冷战时候留下的一些东西还是影响了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我们中间相当一部分老一辈的人。所以，怎么样来克服过去那种惯性的思维，对于我们搞好整个国际关系、处理好我们大国崛起的这些烦恼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烦恼是自己找的，有些烦恼是由于错误的思维方式造成的。

淡定、真诚、平和

不管是公民也好、企业也好、官员也好，我觉得还是要提高本身的素质，使自己变成有文化、很理性、很慷慨、很淡定的人，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中国的报纸上也经常讲，我们现在非常浮躁。而我认为浮躁了就需要追求淡定，浮躁了就需要追求真诚，浮躁了就需要追求平和。文化需要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有文化体现在很多细节上。现在大家都挺时髦的，就说说喝红酒吧。西方人、欧洲人喜欢喝红酒，人家确实把喝红酒当成很有文化的一种标志。我相信，在十几、二十年前我们是一点都不懂得喝红酒的。当时，我们喝红酒的时候有人喝不惯，但是出于礼节要喝一点，就在红酒里面加可口可乐，甜甜地喝进去了。而且，也不知道红酒的好处。

我记得在有一年的春节前夕，吴仪一一她是非常开朗的人一一在开完春节前的最后一次部长办公会的时候说，“大家留下，我给大家每人发一瓶酒，一人一瓶红酒”。当时在座的部领导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红酒好在什么地方，好几个部长拿了，一出门碰到值班室的，就说“送给你吧”，有的则送给了司机。我那天特别忙，匆匆忙忙地就回到了办公室，把吴仪给我的那瓶酒放在桌子底下，没有送人。后来过完春节以后回来，开第一次部长办公会的时候，吴仪突然就问：“我那天发给你们的酒哪儿去了?找回来。”当然，这是她在跟我们开玩笑。她说：“你们知道那瓶酒要多少钱吗?”后来有高人指点，我知道了，那些是李嘉诚送给她的，那一瓶红酒贵得要命。

有一次到香港去，唐英年专门请我到很高级的香格里拉饭店吃饭。我听人说，他这个人是很懂酒的，他那天自己带了一瓶酒，我说：“你怎么自带酒?”他说：“他们这个酒不行，我这个酒好，咱们今天好好喝一下。”我也不懂，就倒进了杯子里。跟着我说：“服务员，拿一杯可乐来。”他说：“龙部长，我今天希望你不要掺，这瓶酒是好酒。”

确实，培养我们的文化，要从点滴做起，后来入世谈判的时候，法国人要求我们降低进口酒的关税，包括 XO 、葡萄酒，所以我到法国访问的时候，他们波尔多地区的企业家联合起来把我请到波尔多去，作为贵宾招待。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酒多么好，出口到你们中国去，只要你们把关税降下来，就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欣赏到我们的酒，而且减少酒的走私。

我记得那天几个董事长请我吃饭的时候，陪桌的是两位调酒师。连总经理、副总经理都没有出来作陪，而是勾兑酒的师傅作陪，这说明他们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很有文化的人。所以我就想，我们中国人现在应该要慢慢地从点点滴滴开始学习，不要像过去一样，把那么好的葡萄酒用可乐来兑。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白，我们现在干的很多事情还是很荒唐、很野蛮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中国人要学会淡定、真诚、平和。现在，有一些人当了官以后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些企业家挣了点钱以后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在某种意义上，人都异化了，不像个人了，架子摆得足足的，其实是缺乏自信。不淡定，就让人看不起。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在博鳌论坛当秘书长的时候，我邀请小布什来参加博鳌论坛，那时候我记得是2009年4月，小布什于2009年1月卸任总统，下台才3个月，之前当了8年美国总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接待他可能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哪知道小布什来了以后非常非常的简单。

小布什也是非常真诚的人，他来之前就派他的助手来见我。他的助手告诉我，小布什和老布什不一样，老布什讲话和回答都是一流的，但是我们这个小布什总统讲话还可以，但是回答问题就要放炮，经常放炮。他说：“你们博鳌论坛人又多，有伊朗的，又有伊拉克的，不知道会问些什么问题。要是问得不对，小布什一讲话、一放炮，你这个主席不就尴尬了吗?”

我想，对啊，万一讲出些什么擦边的事情，媒体一报道，我这个秘书长也不太好办。

对方的意思是，小布什不回答问题行不行?我说，“不回答问题总不太好吧，外国领导人来讲话，按照国际惯例都要回答问题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妥协，不回答问题，但是在小布什讲完话以后由我与他对话。我事先准备了一二十个问题给了小布什的助手，让小布什准备。所以，当小布什讲完话以后，我就过去和他对话。

我觉得虽然过去小布什的政治观点有很多我们不同意的地方，但是这个人实在很可爱、很真实、很真诚。当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问：“你不当总统以后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小布什说：“我最高兴的是我8年都没有带我的小狗出去遛了，而我现在可以上街遛狗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又问：“你不当总统最不高兴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最不高兴的事情就是，我的老婆劳拉经常叫我刷碗，我最讨厌刷碗。”他的回答非常真实。

你说他一点都不外交，他也很外交。比如，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在当总统的时候访问了亚洲那么多国家，你访问的那些国家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国家，最不喜欢哪个国家?”布什很诡秘地朝我笑了笑说：“用我们翻译的话说，你这个问题太不讲政治了。既然你提了这个不讲政治的问题，我就用一个外交辞令来回答，‘我都喜欢，我访问的亚洲国家都喜欢。’”他也是很会这一套的，但是也很真实。他先跟我讲了讲，他肯定有不太喜欢的，也有最喜欢的，但是说你这个问题太不讲政治了。所以，这个问题使我对他的印象特别好，那天的对话进行得非常顺利，大家一阵一阵地鼓掌。

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结束后他搂着我的肩说：“Mr. Long, we did it very well today。”他说，今天我们两个人干得不错。他又说，“你知道我现在特别缺钱，以后你们中国有这种活动就叫我，我一定来”。这样一位美国前任总统，真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现在要当一个大国，处理好大国关系，就要淡定、真诚、平和。当然，也不是说美国人都好，不是说美国政府、美国人干的事都那么漂亮。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很真实的，从总统到普通老百姓都是如此。美国人当了那么多年老大也算是有了一些积淀，我们确实应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或许看到我这番言论之后，网上会有很多人来骂我，但是我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现在要处理好大国的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还是要和老大把关系搞好，当然也必须是有底线、有原则的。只要不伤及我们的底线，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可能搞好关系的。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有基础的：我们中国发展了，能给美国人提供很大的市场，美国人没必要和我们过不去;如果我们国内经济搞得乱糟糟的，社会不稳定，那美国人就会认为和你搞好关系没有太大利益。所以，说到底还是要把我们国内的事情做好，让我们的朋友、让全世界的人民，包括美国，觉得和你搞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是有利益的，这样才行。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才能处理好国际关系，才能够解决好我们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些烦恼。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是“替政府交朋友”，这是我在博鳌论坛和经贸部工作多年的体会。替政府交朋友和自己交朋友不一样，为政府交朋友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来交朋友。这就要让人家觉得和你打交道也是有利的，交你这个朋友是值得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不管是个人去交朋友，还是代表政府去交朋友，都要真诚，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和美国人谈判10年，美国人换了五六个代表团团长，我们一直没有换。因为他们一会儿就要换届、换团长，而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对这五六个美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后来我们大家都见了面，都非常友好。后来，他们跟我讲了一句话，他们说，“龙先生，虽然你有的时候脾气不好，也拍过桌子，也骂过人，但是有一点我们觉得还是很喜欢你的，你从来没有说过谎”。我觉得能给外国人留下这个印象还是不错的。因为你骗人家也许你可以暂时得到点什么东西，但是人家最后不相信你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条美国人还是很实在的，你虽然有各种坏毛病，但是你没有说过谎，没有骗我们。

无论是代表政府也好、代表个人也好，去交朋友还是要真诚，你可以有自己的利益，你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你不要骗人。你可以骗人家一时，但是不可能骗人家永久。

中国仍需努力

有人问，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让别人承认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是这么难?

在这里我想把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觉得我们中国谈了15年的入世，现在又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求人家承认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你们当时谈了那么久，怎么谈出这样一个新问题来?但我可以非常客观地跟大家讲，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没有必要的！中国搞市场经济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人家承认呢?况且，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美国这个最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来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所以，我们当时在世贸谈判当中涉及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关于反倾销条款当中出现的词汇，而不是对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认知。就像美国人并没有叫我们承认他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一样，为什么要让他们来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呢?

美国、日本、欧洲，他们对农业有那么多补贴，严重扭曲了全球的农业贸易，让那么多生产粮食、棉花的国家的贸易受到了影响，这算什么市场经济?凭这一点，我们中国就可以不承认美国、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也可以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

因为我们当初谈判的这批人慢慢退休了，后面有些领导就误读了中国的反倾销协议。当时，我们在谈判当中讲，不能一股脑儿地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反倾销的时候就不能够使用世贸组织的条款，如果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能够证明他们在生产、销售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办的，你们就应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一般条款来对待他们，而不是用特殊条款来对待他们，只有不能证明自己是按照一般条款办事的才可以用那些特殊条款。所以，当时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指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是指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

我反而觉得，我们中国的经济要发展一定要把农业搞好。当时，我们在和美国人谈判的时候，美国的农业占国家整个GDP的2%到3%，而美国的农业人口也就2%到3%，但是美国的谈判代表谈的重中之重就是农业，就是农产品出口，这说明农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们中国的农业问题，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我觉得城市居民要以更大的容忍度来容忍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因为要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政府给一点补贴、给一点支持，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农民们生产的东西一一他们养的猪、鸡和他们生产的粮食越来越值钱。过去，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倒挂太厉害了，现在农产品价格一上升，城里面就闹哄哄的。农民们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但是城里面的消费者一讲话，领导就听见了，就要采取措施怎么样把猪肉价格压下去。我觉得在这方面，要让市场来慢慢起作用，大的趋势还是要让农产品越来越值钱。

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很小的收音机，像块砖头，托人带回国内，给了我弟弟。后来，我弟弟经济上有困难，就把这个砖头收音机卖了，他得到的钱可以买一卡车西红柿，而这个砖头收音机在美国只能买两个西红柿，这就能说明那时候美国和中国在农产品的价格方面相差多少。当然，我们农产品的价格也不能一下子贵起来。大家容忍度高一点，我们的农民才能更好地富起来。

第二，我是赞成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因为家庭农场可以使农村的发展真正集约化，走高质量、高水平的道路，而且又依托于一个家庭作为核心，而不是搞过去那种大农场。这种家庭农场，其实根据国外的经验证明是成功的，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多加探索，以使我们中国的农村形成一个以家庭农场为核心的多元化的发展模式。这样，我们的农业就会发展起来。

不管城镇化进展多快，我觉得农村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基础还是需要夯实的，唯有这样，我们中国的经济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一般的看法大概是再过10-15年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这当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大趋势，我也相信这一点。搞了一辈子经济，我确实也很盼望我们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一个国家，应该说这是我们搞经济的人或者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一个愿望。但是，我们也不要太看重经济总量，因为经济总量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真正的实力，国家真正的实力是多元的，是多方面的，经济总量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一方面要看到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可以超过美国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要全面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来源时间：2020/8/20   发布时间：2020/8/19

旧文章ID：22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