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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拜登竞选搭档卡玛拉·哈里斯，你应该知道的五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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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GGIE ASTOR, SYDNEY EMB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周二，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宣布他的副总统人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后者将成为被主要政党提名担任国家政府官职的首位黑人女性和首位印度裔人士。哈里斯是一位务实的温和派，也是拜登此前在总统竞选中的对手之一。在2016年当选参议员之前，她曾是一名冲破障碍的检察官。

现年55岁的哈里斯出生于加州奥克兰市，曾任加州总检察长和旧金山地区检察官。

在2019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生日那天宣布竞选总统时，她把自己定位为创造历史的候选人，并向第一位寻求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女性、纽约众议员雪莉·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致敬。

检察官背景

哈里斯于2004年至2011年担任旧金山地区检察官，于2011年至2017年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担任检察官的经历是她总统竞选中的重要主题，几乎肯定会在大选中被拿来讨论，特别是考虑到自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以来，全国对警察暴力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抗议。

哈里斯称自己为“进步检察官”，她认为，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可以直面刑事司法体系的严重不平等。她曾说，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检察官，是因为她相信自己能够从内部对司法体系做出最好的改变，这样的信息成为她作为总统候选人宣传的一个关键部分：选民可以相信她能彻底改革司法体系，因为她对司法体系有着“全面彻底的”了解。

但她的某些记录一直受到批评，尤其是来自左翼。

担任总检察长期间，她很少起诉杀死平民的警察，不过她离任时已对警察部门展开了一些审查。她还因拒绝允许进行先进的DNA检测而受到批评，而这种检测本可能为被判死刑的黑人凯文·库珀(Kevin Cooper)洗脱罪名，她还曾因对检方的不当行为指控做出辩护而受到批评。

她是死刑的反对者，2004年旧金山一名警察被杀时，她拒绝寻求死刑判决——该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抗议，但她指出，这是她致力于建立更公平的刑事司法体系的例子。但10年后，当一名法官宣布加州的死刑违宪时，她提出了上诉，称自己作为州检察长有义务这么做。

她在总统竞选期间公布的刑事司法计划中，包含了一些她在早期职业生涯中反对过的进步主义政策。

参议院生涯

哈里斯于2016年当选参议员，是十多年来首位进入参议院的黑人女性。在担任加州资浅参议员的那段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她以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和提名人发起严厉质询闻名，包括在最高法院确认听证会上对布雷特·M·卡瓦诺(Brett M. Kavanaugh)的质询，以及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听证会上对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的质询。

近年来，她试图更多与民主党左翼结盟，最初支持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全民医保”法案，后来在总统竞选期间改变了立场。她还支持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以及修改美国保释制度的提议。

作为对弗洛伊德被杀事件的回应，哈里斯一直公开支持种族公正立法，支持改革警察制度，以及将私刑定为联邦罪的提议。

她是参议院几个重要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情报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

总统竞选

去年年底，由于资金短缺，哈里斯退出了总统竞选。在第一场激烈的辩论后，她的民调支持率迅速上升，但随后下滑，人气再也没能显著回升。

但在她1月份参加竞选时，她被视为领先的候选人之一，对竞选的早期轨迹产生了影响。

她的部分影响力来自意识形态：例如，她是第一个建议州堕胎限制需先得到联邦批准的候选人，这一立场后来得到了大多数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

在去年6月的第一场辩论中，她曾有过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时她就拜登在种族问题上的记录向他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场对话开启的方式也引人注目：主持人没有点名哈里斯，但她明确表示，“作为台上唯一的黑人，我想谈谈种族问题。”

这种互动体现了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努力渲染的一种品质，就像他们努力渲染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尖锐提问一样。她的团队的论点是，她可以控制任何辩论舞台，包括与特朗普总统针锋相对的时候，而且她不会被特朗普恃强凌弱的政治风格吓倒。

然而，总的来说，她似乎缺乏一种指导性的政治思想，有时难以提出一个有凝聚力的纲领，最突出的是在卫生保健方面。在一个广为宣传的例子中，她在“全民医保”是否意味着消除私人保险的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

和拜登的关系

在许多政治观察人士看来，哈里斯和拜登之间的关系可能令人担忧。毕竟，在第一场辩论中，哈里斯质疑拜登，称他过去反对将校车作为公立学校种族融合的手段，这可能是整个初选活动中对竞争对手最有力也最令人难忘的攻击。

她说，听到拜登积极地谈论与主张种族隔离的参议员合作，感觉很“伤人”，因为“加州有个小女孩，她是种族融合的公立学校的第二批学生，她每天都要坐校车去上学，那个小女孩就是我”。

在拜登的一些顾问中，她在辩论阶段的攻击引发了挥之不去的怨恨——甚至在几周前还是如此。在今年3月的一场筹款活动上，前第二夫人吉尔·拜登(Jill Biden)称哈里斯在辩论台上的言论是“当胸一拳”。

但或许是为了避免人们怀疑他们能否和睦相处，拜登的竞选团队在周二旋即发布了一份关于哈里斯的文件，其中包括两名政治人物之间的“伙伴关系”，里面指出，在她担任加州检察总长期间，拜登的儿子博(Beau)是特拉华州的检察总长。

“两人在对抗银行业的过程中亲近起来，”文档中的一个要点写道。“通过与博的友谊，她认识了乔·拜登。”

选民会如何看待选她为竞选搭档

在竞选总统期间，哈里斯尤其吸引较为温和的民主党人，以及那些被她的经历所打动的人。她可以增强拜登对黑人女性和郊区女性的吸引力，以及各种渴望看到自己在国家领导层中得到反映的普通女性。

哈里斯还有一个潜在的秘密武器：她与阿尔法·卡巴·阿尔法女大学生联谊会(Alpha Kappa Alpha)的联系。她在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上本科时加入了这个联谊会，该联谊会约有30万名成员，拥有数以百万计美元的预算，可以帮助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筹款和组织力量。

但包括桑德斯的一些支持者在内的进步左派，很可能会对哈里斯的当选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她更支持渐进式变革，而不是他们拥护的那种广泛的、革命性的提议。她在执法部门的长期职业生涯可能会让一些选民反感，尤其是年轻选民，他们渴望看到一场得到白宫无条件支持的警察改革运动。


Maggie Astor是《纽约时报》驻纽约政治记者。此前她曾是时报的一般任务记者和文字编辑，她还曾在新泽西为《The Record》担任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MaggieAstor。

Sydney Ember是驻纽约政治记者。她此前曾是一名商业记者，负责报道纸质和数字媒体。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melbournecoal。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2

旧文章ID：22679

薛倩 杨大巍：乔治·凯南—冷战之父

杨大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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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倩 杨大巍  来源：印象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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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签署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1948年，美国开始对欧洲实施 “马歇尔计划” 。这个被称作 “欧洲复兴计划”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的经济援助，在欧洲战后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如天雨惠风，润泽也见证了渐渐苏醒的欧洲。

马歇尔计划实施于1948年至1951年。在这之前的欧洲，经济低迴，始终无法回到战前水平。直到1947年，欧洲农业生产只是1938年水平的83%，工业生产为88%，出口总额则仅为59%。凋敝，贫穷和饥饿，是战后的欧洲持续了数年的状态。

实施 “马歇尔计划” 的四年，欧洲经济迅速恢复。这期间，欧洲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战后前几年的贫穷和饥饿不复存在，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

有一本文艺小册子【查令十字路84号】(84. Charing Cross Road)，恰好记载到了欧洲在这一段时期发生的变化。1949年，美国作家海伦·汉芙书信结缘伦敦古旧书商弗兰克。其时欧洲正处饥饿岁月。海伦购书同时，常常寄去鸡蛋，火腿，白糖和面粉，每每让弗兰克一家和书店的职员幸福感恩如坠梦中，餐桌上的一份蛋糕，一份火腿，让人快乐得犹如过节。到了1953年，弗兰克和书店告知海伦不需再寄食品，因为彼时欧洲已经开始富足。一段贫穷的岁月，在大洋两岸的文学佳话之中，平添暖色，至今打动人心。

马歇尔计划揭开了欧洲战后走向繁荣的序幕，美国和欧洲在世界的舞台，上演了一场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剧目，不仅轮廓清晰，而且场景严肃凝重。然而这幅巨大的历史画卷，却是由一个更多学者气息的中级外交文官起笔，实为史上罕见。而这位外交家，就是乔治·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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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凯南1904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的一个普通人家，2005年在普林斯顿谢世，享年101岁。他的外交生涯在他22岁时即已开始。1926年，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一年以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外交部。

1933年，美国同苏联正式开始外交，凯南随美国大使威廉·布利特前往莫斯科，成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创建成员之一。在这之前的1929年到1931年之间，凯南还曾在柏林的东方大学学习文化，政治，历史和俄语等课程。他喜欢历史，喜欢文学，因为学习俄语的缘故，也喜欢俄国文学。

凯南到达莫斯科之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结束。苏联的工业实力经过五年计划的实施，上升迅速，国家在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许多媒体，包括纽约时报，都对苏联的繁荣景象进行过真诚赞美的报导。而其时美国则遇经济大萧条，有大约十万多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在那段时期从美国申请移居苏联。世界对苏联充满好奇，对这个新兴的制度充满热情和好感。怀着这样的印象，踏上苏联领土的凯南开始了对其近现代史的研究。凯南很快了解到斯大林的种种清洗政策，了解到1932年至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更大程度上源于苏联对乌克兰进行的种族大清洗，是一场人道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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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三巨头各有所思

随着接触更多的资料，并在民间进行更多的了解，凯南对苏联的政体产生了非同寻常的认识。在苏联的所阅所见，不仅深深震惊了凯南，也影响了他一生对苏联及其政权的看法。回到美国，凯南开始向华盛顿阐述他关于苏联的认知和观点，但是权轻位低，凯南的言论未能得到认可和反响。

1944年，凯南再次被派往苏联，出任美国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副团长。回到苏联的凯南，清醒理智，比以往更清晰地看到了苏联政权的无情残酷，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与苏联进行合作的想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毫无实现的可能。其时美苏尚处于战后的蜜月期，尽管凯南一再申述其观点，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始终是未予重视。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竞选讲话，指出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在于苏维埃的领导。同时，他的讲话也示意了东西方的合作已经结束，而以西欧为首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苏联则具有永久威胁。斯大林认为整个国家必须快速发展军工企业，对西方则应保持永久敌对甚至是永久的战争状态。斯大林的讲话，为苏联的国家政策进行了定位，在西方则引起巨大的震动。

凯南深信自己的判断正确而重要。2月22日，恰值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回国，莫斯科大使馆接到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让其为财政部撰写一份关于苏联的报告，以助其理解苏联拒绝支持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行为。

凯南所期待的契机终于到来。接到通知，他立刻动笔，洋洋洒洒写了一份5000多字的电报，发送至华盛顿，史上称之为【长电报】(Long Telegram)。凯南在电报中讲述了苏联的历史和民族特性，解释为什么西方难以和苏联进行合作，并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再对苏联存有幻想，要放弃东欧和柏林，并在西部欧洲增进力量，以抗衡苏联在那里的势力。

电报发送正当其时。虽然罗斯福总统在生前与斯大林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对苏联也抱有好感和希望，并且通过建立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将苏联纳入其中，以期联合苏联，共同维持世界政治经济的秩序与和平，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现在已经隐隐感到了苏联的威胁。斯大林在2月的演讲，普遍加深了人们对于苏联强硬和扩张的担忧。电报对杜鲁门和华盛顿影响巨大，其后一系列政策的变化也由此而产生。

凯南受到了华盛顿的重视，并在1947年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1947年的2月，凯南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苏联研究的结论，以及美国所应采取的政策。

长电报和“X”文章

关于斯大林政权，凯南在他的长电报中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克里姆林宫对于世界事务神经质的看法，源于俄罗斯传统中本能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在俄国革命之后，又掺入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东方的神秘主义及阴谋论”。

这一理论首先基于凯南对俄罗斯历史的理解。俄罗斯虽然地域极其广大，但在其西部，由于没有地理上的天然屏障，外族入侵容易，所以历史上屡屡遭受侵犯。故而，俄罗斯对于外族和外界始终怀有恐惧和不信任。另一方面，苏联又极具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对弱小民族不仅歧视，而且残酷压榨和镇压，正如30年代初对乌克兰的清洗和压榨。凯南通过对斯大林大清洗的研究得出结论，苏联与美国及西方，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不相兼容，在文化与文明方面也有冲突;西方与苏联的合作永远也不可能达成。

鉴于苏联传统中那种天生的不安全感，凯南建议美军从欧洲撤出，以此消除苏联的紧张和戒心，并缓和苏联人因此而不断增长的对东欧地区的控制欲。与此同时，西方应该加强本身的力量，从而当苏联政权在日后成熟之时，西方也会变得更为强大和不可战胜。

凯南的观点，在丘吉尔那里得到回响。不同于罗斯福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倾斜，丘吉尔对苏联的认知非常理性，他清醒地意识到西方与苏联政权不可调和。1946年2月斯大林的竞选演讲之后，丘吉尔更加确定了他的观点。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的讲话中声称，铁幕已经落下。他的讲话既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将欧洲的东西两个部分，在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划分。

一年之后，凯南提出了他的“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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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铁幕讲话

1947年7月，凯南在他著名的 “X” 文章中，再次阐述了他在长电报中的所表述的观点。不过此时他对苏联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并且发生了变化。凯南不再强调 “俄罗斯传统中本能的不安全感” ，而是明确地指出斯大林的政策是结合了马列主义而形成的。斯大林用马列主义来论证西方资本主义的邪恶和敌对，用苏联被 “资本主义包围” 的理论，使他对苏联社会的控制合法化，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与此同时，斯大林主张用革命来战胜外部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

这是斯大林政权的特质和秘密：为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斯大林必须树立永久的敌人，使得民众因为感到强大敌人时刻都会来临，而自觉自愿地听从政府。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战争的惨酷性与毁灭性深深植入人们的记忆，因而民众仍然处于恐惧和戒备之中。所以在关于西方世界的宣传方面，苏联政府呈现给民众的，永远是负面和充满敌意。这永具敌意的世界，使得斯大林的政权成为一种必要，而这个政权的任何行动，包括清洗，肃反，镇压等等，都是可以得到合理合法的解释。以此民众将与斯大林的政权保持一致，并且始终听命于斯大林。

为了维持其政权的稳固，斯大林显然是不会、也不可能能表露出放弃或减弱推翻西方政府的决心，虽然这种决心，也许只是产生于假定之上。

不过斯大林的政权也具有弱点。斯大林在二战中固然是英勇顽强，但他对权力的掌控欲望也是前所未有。斯大林领导的政权之内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而斯大林就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尖。他的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使得下属在他面前，只敢于陈述他所喜欢听到的一切。无论是关于苏联的内部，还是关于外部世界，斯大林所获得的信息，不会也不可能是全面和准确的。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不断强调外部的敌人，并且同时在野心勃勃地向外扩张，苏联的宣传与国家的实力是不相匹配的。这种状况下，在外部，苏联对于西方的实力实际上内心有所忌惮;而在国内，民众由于不满而产生的任何动荡，都让政府万分敏感。同时，苏联对外的不断扩张，对东欧的控制，造成其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耗损，从而使国家变得日益的虚弱。

凯南认为苏联不会遵从理性逻辑，但是却会在在外界的强力面前，敏感和并且表现脆弱。也因此，凯南得出结论，虽然西方世界无法通过理性使苏联政府接受合作要求或发生改变，苏联却不会主动寻求战争，尤其不会去寻求热战。

有鉴于这一切，美国不应再对苏联绥靖，而是必须采取遏制政策，其主要内容则是长期、耐心但坚定和警惕地遏制俄罗斯的扩张趋势。凯南认为，这种遏制如果能够在不损害西方和美国自身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进行，苏联这个帝国，在经历一段巨大的紧张时期之后将最终解体。

凯南也许没有料想到，他的“遏制“政策最终成为主宰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外交政策。"遏制"一词从此风行国际政坛，成为美国在针对与其意识形态相异的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的专用词汇，直到苏联90年代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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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电文

长电报和“X”文章对战后历史的影响

凯南的报告和文章揭示了美国和西方对苏联所感不安的原因，引发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并使得欧洲版图上随之而生成了许多历史性事件。

1947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讲话，承诺美国将遏制希腊和土耳其的共产主义起义。1948年杜鲁门进一步说明其观点，表示美国不会以直接的军事力量参与两国政治，但是美国国会将会拨款，以经济形式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一讲话标志着杜鲁门主义的形成，也意味着美国将支持其他被认为受到了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杜鲁门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标志着美国冷战政策的开始，其影响一直持续到艾森豪威尔和里根总统的对苏外交。

1948年，美国开始对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凯南参与了提出和策划这一计划。在1948年到1951年期间，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提供了120亿美元(相当于2020年的129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美国获取了各种形式的援助，包括金融，技术和设备等方面。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西欧从战后初期的财政拮据，以及由于物资紧缺而引发的限量配给局面中摆脱出来，稳定了人心，稳定了政治局势。

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苏联对柏林进行封锁，意欲迫使西方同意苏联独家控制柏林的食物供应和燃料供应，从而达到在实际上掌控整个柏林的企望。针对封锁，英美向柏林进行空运，许多西方国家的空军都参加了空运，所投物资甚至超过原来的陆路运输。苏联封锁最后失败，但是柏林在封锁结束的时候，分裂成东西两个德国，世界两大阵营更加分明。

1949年，美英法等12个国家，为实现国家防卫，在华盛顿签署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后，陆续又有希腊，土耳其，西德和西班牙加入其间。北约拥有大量武器和常规军队，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军事上实现战略同盟的标志。

1955年，苏联，东德，波兰等八个国家，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立合约，建立了以抗衡北约为主旨的政治军事同盟。冷战的格局越来越清晰分明，气氛更加凝重，直到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

与凯南所设想的相反，国际社会的军事及军备上的竞赛的日益严重。尽管凯南在日后一再辩解和强调，他所说的强力并不是指军事力量，事情却只是朝着他所不曾设想，不曾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多少是人类悲哀却又不能抗拒的命运。

凯南在世上生活了足够长的岁月，亲眼目睹各种战争的发端，发生，发展和结果。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竟然是由他的一份激情而作的文字报告而起，一定使他唏嘘感叹。人类还算是幸运，五十多年之后，战争大致和平解决，东西方并无太过激烈的动荡。

乔治·凯南的人文气质

1952年9月，凯南在柏林答记者问时，将他在驻莫斯科使馆的经历和感受，比作他早期在柏林遭受囚禁的经历，这使得苏联政府认为，这是在暗示苏联犹如纳粹德国。苏联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他再次踏入苏联国土。凯南的外交官生涯暂时告一段落。

在1963年结束南斯拉夫外交官的短暂任期以后，凯南彻底告别职业外交生涯，开始了他专心致志的学术生命。他一生写了17本关于国际关系的书，并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除此，他还获得过国家非小说类图书奖和其它许许多多的个人奖项。他也是一个罕见的历史学家，记录并且改变了他仍在世的一段历史。

凯南在2005年去世之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刊文纪念。凯南被认为“在塑造美国政策方面，他是比同时代任何一位特使都做得更多的外交官“;亨利·基辛格认为，凯南几乎创造了他那个时代的外交理论;而科林·鲍威尔则称凯南为“处理21世纪外交政策问题的最佳导师”。

如果不做外交官，凯南会是一个以另一种形式留名的历史学家。凯南自认为本来更应该成为诗人或是文学家，他的个性和思维深处，也无疑更加具有人文气质。凯南最为偏爱的英国作家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六卷册【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作者，第一位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学家，花费十九年的时间，撰写出后世之人景仰的作品。吉朋的著作，无论是写作风格，辛辣犀利的评论，还是其严谨的史料考证，都让世界为之赞叹。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曾对吉朋的史书大加赞赏，他将阅读吉朋当成是一种灵魂的遨游，并且常常以吉朋的著作为写作楷模。凯南一定也是从吉朋的书中获取了大量的灵感，并产生出对世界、对历史独特而有见地的看法。在了解罗马帝国历史过程中所获得的深刻、敏锐和广阔的视野，使得凯南能够迅速地洞察苏联这个庞大而具强力的政权，并且清晰地看到其本质、弱点和最后的归宿。

凯南的人文气质，使得他在离开外交领域后，能够一如既往地运用其观察力和思索能力，关注世界的局势，并且不吝于批评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的过失和过错。他在青年时代评论苏联，认为其过长的势力伸展，国力和军力的巨大损耗，致使苏联变得脆弱;他在他的后半生，则开始批评美国，批评越战，批评美国的军事扩张。他尤其反对各种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的发展，认为这将是人类的灾难。

历史给后世以明鉴。帝国过于庞大，势力在外部世界的不断伸展，也许会成为一种宿命的征兆。作为历史学家，在辉煌的罗马帝国、庞大的苏联政权和强盛的美国之间，凯南也许是看到了某种相似。而作为一个人文气质的学者，在危险的军备竞赛和核爆炸中，凯南应该更是感得了一种不安和担虑。他的视角透过了整个人类和整个文明，因而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洞察力，并且在历史不经意的一个瞬间，掀开了沉重而意义深远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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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普利策奖的“乔治·凯南传记”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3

旧文章ID：22678

《纽约客》何伟：中国如何控制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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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在四季旅行

这是《纽约客》杂志将在2020年8月17日刊登的文章，英文原标题为“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Coronavirus-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Sichuan during the pandemic.”，作者是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1997年曾在涪陵担任教师。他因著有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而在中国小资白领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本文用软件直译，真人做了微小的修改调整，仅供读者研究，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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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回到四川大学课堂教学的前几天，我骑车穿过一片荒芜的校园，遇到了一个机器人。这台块状的机器大约有胸口高，四个轮子，没有高尔夫球车那么长。前面是一个T形装置，似乎是某种传感器。机器人从我身边滚过，它的电动马达嗡嗡作响。我转过身去，在15英尺的距离上尾随那东西。

今天是5月27日，距离我上次去位于中国西南部成都郊区的大学江安校区已经三个多月了。2月下旬，当春季学期即将开始时，我曾匆匆来到校园，从办公室取回一些材料。当时我们为应对冠状病毒，在成都以东约七百里的武汉市开始了近一个月的全国性封锁。学校通知教职工，至少在学期初，所有课程都要上网。

在那个年代，离开中国似乎还能躲过病魔的侵袭，大学里的一些外教已经离开了。在美国使领馆，非必要的工作人员已经撤离，留下来的外交官的配偶和子女也已经撤离。整个2月，我回复了在美国的朋友和亲戚发来的电子邮件。我向他们保证，我的家人都很好，并告诉他们，我们决定留在成都，尽管至少在那个特殊的时刻，疫情数字看起来很可怕。2月20日，当我参观校园时，疫情死亡人数达到了2236人。

从那时起，这个学期一直在爬行，因为大家对疾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上课的第三周，疫情正式成为流行病;到第六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那一周，中国的边境对外国人关闭，撤离的方向也发生了逆转——在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公民，其中很多是学生，都在拼命地回国。中国是最早经历这场大疫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疫情蔓延并进入现在被认为是正常生活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复课;第十三周，我第一次登上了后冠状病毒时代的飞机。而现在，在5月27日——第十四周，我终于回到了校园。

我跟着机器人，直到它停在一条两旁是宿舍的街道上。一个电子声音叫道："到达站点!" 街上空无一人，因为大部分本科生还没有回来。有一项新政策是，学生进入校园后不能离开，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大学的每一个大门都安装了面部识别扫描仪，这些扫描仪都是经过校准的，可以用口罩遮住脸。那天早些时候，当我到达时，一名警卫告诉我，在被扫描时要戴上口罩。我的名字在屏幕上弹出，还有我的体温和我的大学身份证号码。作为一名教师，我可以从两个方向通过大门。

现在，我和机器人一起等待着，看着四周寂静的宿舍。终于，三个学生从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他们蒙着脸，拿着手机。他们每个人都在机器人后面的触摸屏上输入了一个密码，一个隔层弹开，露出了里面的一个包裹。

其中一名学生告诉我，她的包裹是通过中国最大的电商公司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订购的。在疫情发生前，学生们在由菜鸟网络管理的校园仓库取回包裹，菜鸟网络是另一家主要由阿里巴巴拥有的公司，但现在机器人也在送货。学生说，机器在接近她的宿舍时，曾给她打过电话和发过短信。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一直跟着机器人，以为它最终会带我去找它的主人。每当我骑车走得太近，就会响起喇叭声;如果我在前面转弯，机器人就会停下来。当我试着对它大喊大叫时，它没有任何反应。偶尔，机器会停下来–"到达站点! "–戴着口罩的学生出现了，拿着手机，朝我的方向走来。在寂静的校园里，感觉就像恐怖片里的场景。

终于，机器人停在了校园远处一角的采苗仓库前。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的工人走出来，开始给它装包裹。"我们现在有三个这样的机器人。"他说。他解释说，菜鸟的员工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房子，所以机器人是减少与学生互动的一种方式。

我重新骑上自行车，前往办公室。一路上，我经过了一系列标有 "中国疾控 "字样的白色帐篷。在其中一个帐篷里，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两个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体温计。她告诉我，如果有人在检查站显示体温偏高，这个人就会被送到一个帐篷里进行更仔细的检查。下一步，如果有必要，就到校园诊所去做拭子测试。我继续来到办公室，一个包裹正等在我的办公桌上。里面装着学校为我重返课堂提供的一些工具：五个手术口罩，一副橡胶手套，一盒酒精棉。虽然离开了三个月，但办公室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有人或什么东西一直在给我的植物浇水。

我去年8月来到四川大学，教授非小说写作和大一新生的英语写作。我和家人搬到了四川省省会成都，部分原因是1996年至1998年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担任大学教员的地区。那时候，四川比较穷，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教过书了，这种缺席基本上跨越了一代人二十一年的时间。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重新与中国教育结缘，我期待着在课堂上与年轻人见面。但是，当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关在成都市中心的家里，试图弄清楚如何使用一个由匆匆准备的网络平台。近三千万大学生正在接受网络教育，还有估计有一亿八千万的中国学童。从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开始，这些用户就开始登录平台，而这些平台有时会因为网络学期的流量增加而不堪重负。很多小学并没有尝试互动课堂。我的女儿Ariel和Natasha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上三年级，他们的老师发布了短视频课程。

美国式的Zoom课程，每个人都会出现在屏幕上，但我在中国认识的老师都没有使用过这个软件。我们的学生是看不见的：如果打开了摄像头，就只能看到老师，尽管即使这样也会有问题。在我的非虚构类课程的早期，我曾尝试直播一个讲座，但系统多次崩溃，我放弃了。之后，我就避免了视频。每周，我都会准备低分辨率的照片、地图和文档在屏幕上分享，我和学生通过音频和文字进行交流。

在三个班级里，我教了大约六十名学生，其中只有一个人我见过。我经常叫某个学生打开话筒，慢慢地我开始把声音和名字联系起来。中国学生经常给自己起英文名字，在与外界接触不多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我的教室里曾出现过很多狄更斯式的人物：一个高大的男孩叫Daisy，一个漂亮的女孩叫Coconut。二十年后，我还保留着长着雀斑的Lazy和戴着线框眼镜的Yellow，以及瘦得像四川稻草人的House的照片。那时候，中国农村人拍照很认真——他们站的姿势很正式，很少笑。

现在我看不到学生的脸，学生的英文名字也似乎进入了一个更传统的时代。我的大一写作班里有艾格尼丝、弗洛伦斯、詹姆斯、大卫、安迪、查尔斯、史蒂夫和布莱恩。每当这些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我就会想起在密苏里州中部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们——1980年，我和三个布赖恩一起上五年级。现在美国人已经不给孩子起这个名字了。但如今中国人在重庆取名布赖恩(Brian)。大多数四川大学的学生来自该国的新中产阶级，我想通过英文名字来追踪中国的崛起——假如有一天，中国人开始取凯特琳、艾登、麦迪逊这些名字，就说明开始衰退了。

我很高兴在我的非虚拟写作课上有一个叫Sisyphos的高年级学生。还有一些不寻常的名字，尽管现在它们常常反映出复杂性。我有一个叫Curry的体育迷和一个叫Rakim的说唱迷。Curry总是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在网络课上摆弄着他的牙套(至少在我的脑海里是这样)，他写了一篇犀利的论文，讲述了中国国足项目的问题。Rakim分析了一档名为 "中国新说唱 "的真人秀节目，不知道为什么，这档节目禁止任何留着脏辫的中国选手参加。尽管生活在湖南东部，Rakim还是知道美国族群的适当资本化。他写道："在我看来，这个规则不仅是对黑人文化的侮辱，也是对参赛者应有权利的冒犯。"

他们的声音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年来，像四川大学这样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大的改进的一部分，区域性稳步降低。我经常给学生做调查，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分散在十五个以上的省市，从最西南的云南到朝鲜边境的吉林。但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学期开始时的情况实际上都是一样的。第一周，我询问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回答说，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走出过自己的住房院落。

中国的封锁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要严格。作为最基层组织的居委会强制执行这些规定，在许多地方，他们限制家庭每两三天派一个人到外面购买生活必需品。如果有家庭被怀疑接触了病毒，在进行检测和接触追踪的时候，封门闭户也不是没有听说过。九十年代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发来一张照片，她所在社区的一扇门被盖上了两枚公章。她写道："我出生后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但上了年纪的人一定对这样的场景有一定的记忆。"

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可以看到对我的女儿们的负面影响，她们非常渴望与其他孩子交流。但也确实，中国严格的措施，再加上边境封锁和联系追踪，已经杜绝了病毒在大多数社区的传播。2月20日，也就是我去校园封锁的那一天，竟然是成都当局报告疫情的最后一天，从社区传播中发现了一例有症状的病例。这个城市大约有一千六百万人口，但自二月下旬以来，只有七十一个症状病例，全部是输入性病例。几乎每一个病例都涉及到乘坐国际航班抵达的中国公民，从机场直接进入治疗和检疫。成都的成功在中国是典型的。在我的一项调查中，我问学生们是否亲自认识任何被感染的人。没有一个人。

在第六周的时候，我问："你目前是否被允许在你的社区里外出?你的行动有什么限制吗?" 回答又是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们现在都可以流动了。我决定派他们出去做一些报道。

我唯一见过面的学生叫Serena。她住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四线城市，父母在那里打着小工。每当我在课堂上叫上Serena的时候，我就会听到交通声：引擎声、喇叭声、声音。学期后期，她解释说，她的楼房结构很差，墙体很薄，外面有一条繁忙的马路。Serena是独生子女，和几乎所有的同学一样，但她似乎缺乏一些他们对未来的信心。有一次，我问我的学生，是否期望自己的生活会比父母那一代更好，在五十二个受访者中，只有Serena和另外两个人认为自己的生活会和父母一样，或者更糟。

Serena第一次报考我的非虚构类课程时，我就拒绝了她。在我准备搬到中国的时候，为了限制学生的数量，我曾要求申请者提交写作样本。秋季学期的第一天，Serena还是来了，然后她发来邮件问我是否可以旁听。我本来不接受旁听，但她邮件中的一些文字让我再次考虑。我告诉Serena，她可以修学分。

从一开始，她就脱颖而出。她写得很漂亮——她主修英语，她的报道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她身材矮小、害羞、不引人注目，但她似乎明白这些特质可以让人感到轻松。秋天，我让学生们开展研究项目，Serena嵌入了一群有魅力的四川天主教徒，他们组织静修会，用神的力量祈祷和哭泣。为了下一个项目，她在成都的一家同性恋酒吧混迹。这个转变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突然，因为成都以其基督教和同性恋社区而闻名。在美国，这样的配对是违背逻辑的——旧金山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终于在一起了。但中国的基督徒和同性恋者都代表着边缘社区，他们更有可能在成都这样远离北京、以宽容著称的地方蓬勃发展。

Serena的报告是我在秋季注意到的趋势的一部分;即许多学生擅长于此。四川大学在中国大学中排名前三十，但我的学生中很少有主修媒体研究的。即使在那个系里，本科生也很少做实地工作，因为中国的新闻课强调理论。起初，我并不确定自学项目是否适合我的学生，尤其是刚参加完高考的新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对高考的准备工作不断加强，部分原因是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存在，他们往往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教育上。因此，高考备考已经成为一种残酷的苦差事，高中生很少有机会发展创造力和独立性。

但我很快了解到，尽管高考有种种缺陷，但它培养了勤奋的研究者。学生们对无聊有极高的耐受力，这也是有效的新闻工作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当我向他们解释细节的重要性——数字、标志、口号、名言、表情时，他们就会据此收集数据。我的大一作文班全部由工科学生组成，按理说没有理由给他们安排新闻项目，但没有人抱怨。即使在这些独生子女中，似乎也没有什么权利意识。秋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当Serena在天主教徒和同性恋酒吧里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没有给她正确地注册这门课程。管理部门通知我，为时已晚：她不能获得学分。先是被拒绝，然后又不给学分，Serena对此事的反应是礼貌地询问，她是否可以完成这个学期的作业，然后在下学期重新注册一次以获得学分。这是一个不变的传统：在中国，学生总是尊重老师，即使老师是个白痴。

当我们从封锁中走出来时，我要求学生们写一个正在处理疫情影响的人或组织。在南京附近，Andy的家人认识一个开呼吸机厂的人，于是他参观了工厂，得知产量增加了十多倍。在遥远的东北辽宁，Momo调研了一家国有烟草公司，这家公司的销量急剧下降。在美国，有报道称封锁期间烟草使用量增加。但中国人吸烟通常是社交活动——人们在宴会和晚宴上抽烟，而且他们会把烟作为礼物赠送。一位会计告诉Momo，该公司在禁烟后的策略之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新的公共卫生愿景——就是向购买香烟的零售商赠送口罩和消毒剂。

我喜欢这些来自各地的生活掠影。在西安，Elaine参观了一家女同性恋酒吧，她注意到老板将一些啤酒保温，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冷饮对女性有害。Sisyphos介绍了一位药剂师，他概述了如何规避政府关于掩饰价格的规定，尽管他的责任感使他无法自己去做。Hongyi跟随成都一家国有银行的贷款经理。一个新的项目向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提供延期贷款，Hongyi报告说，有370人给经理打电话询问这个项目。银行批准了二十二人的延期贷款。而在另一家分行，每个申请人都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经济方面，个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自己。在各地，工资被削减，工人被解雇。4月，中国出现了自1976年以来的首次经济收缩。但刺激政策依然温和：中国政府没有向许多公民提供美国式的现金支付，而是倾向于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在成都，市政府官员允许小贩在街上摆摊。这样的摊贩在九十年代很常见，那时还没有发起让城市更有秩序的运动。现在，这些摊位一下子又出现了，傍晚时分附近的人群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成都的感觉。

许多摊贩告诉我，他们已经从工厂和其他企业的低级工作中被解雇。但是，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人，也经常发现自己的工资被降低。5月，当我飞往杭州时，一位国航的空姐解释说，她和她的同事们是按照飞行时间来计算工资的，现在她只拿到最低的工资——也就是正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飞行员来说，减薪可能更严重：一位在海南航空飞行的人告诉我，两个月来他拿到的工资不到平时的百分之十。我有很多这样的对话，但人们通常都说他们没事，因为他们有存款。

他们对稳定的期望值也很低。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很新潮，不会感到自满，这也是他们保存那么多现金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政策或环境的突然转变。在河北省，一位名叫Cathy的学生介绍了一位姓成的企业家，他拥有一家原本经销白酒的小企业。2012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腐运动，禁止用公款办酒席和其他娱乐活动，陈先生的销售额直线下降。

为此，陈先生转而经营一种跟腐败无关的商品：牛奶。他成功地将自己重新定义为牛奶经销商，但后来，当冠状病毒到来时，一切又都崩溃了。陈先生开始了两个月每天十小时的骑行，和他的送货员一起，与沿途每家店的老板交谈。他制定了一系列巧妙的促销活动，到5月初，他的销售额已经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我非常感谢这场流行病。"他告诉Cathy。"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和售货员一起去商店了。" 在所有的事情中，他都没有改变自己公司的名字–它仍然含有 "酒 "字。Cathy问，对于一个经销牛奶的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不看你的名字，"陈说。"他们看的是你做的事情。"

虽然官员们似乎对公民的经济机智有信心，但对公共卫生的做法却完全不同。留给个人选择或责任的东西很少。封锁已经被严格执行，任何感染者都会被立即从家中带走，并被隔离在政府诊所中。到4月初，所有从国外入境的旅客，无论国籍，都必须在国家批准的设施中接受为期两周的严格监控隔离。

我偶尔在官方通知上看到中文的 "社交疏远 "一词——"安全距离"，但我从未听到有人真正说过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没有在公共场合实行过。封锁结束后，地铁、公交车、火车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的时候，坐的是空客A321.一百八十五个座位全部被占用。当我采访从事商业或外交工作的人时，我们握手就像2019年一样。行人仍然在街上吐痰。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戴口罩仍然是强制性的，但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几乎没有改变。

我女儿的三年级班级有五十五名学生，这个数字在复课时减少到了五十四名——一个女孩和家人一起滞留在塞浦路斯度假。曾经有人试图把课桌分开，但是，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有这么多人，任何的距离都是寸步难行。学生们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隧道进入学校。走廊上的牌子上列出了一首新歌的歌词。

回到学校，我们能做什么?

别怕，听我说。

戴上口罩，好好学习

既可以保护我，也可以保护你。

起初，戴口罩的热情很高。第一天上音乐课时，我的女儿们被示范如何戴着口罩吹奏木笛–她们掀开下摆，把乐器塞进去。在学校接人的时候，我看到老师们把口罩装上了外置的麦克风，连接到臀部的便携式音箱上。但是，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果学生在低风险区域，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我们学校就放宽了规定。一些老师不再戴口罩，不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一直戴着口罩。他们在午餐时发现了废弃口罩的用途：他们把口罩倒过来，像小袋子一样，里面装满了骨头和其他食物，然后扔掉。

学校安排了定时洗手的时间，每天下午对讲机里都会响起广播。"体温测量时间到了!" 每天，我的女儿们至少要测5次体温。这个程序从早上6点半开始，班级的微信家长群里搞了一个叫 "接龙 "的东西。一位家长会发起#接龙#的标签，并列出自己孩子的姓名、学号、体温(摄氏度)，以及 "身体健康 "的字样。其他家长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来–"36.5.身体很健康"——每一条龙的链接都会拉长名单。我的账号通常每天都有六十条左右的这样的信息。八点过后，没接龙的家长会收到不耐烦的信息："某某的父亲，请快接龙!"

我生活在对接龙的恐惧中。我的早晨是乱七八糟地摆弄着应用程序，其中有一张大学的日常表格，我在上面列出了自己的体温、位置，以及在过去十四天里是否与湖北(包含武汉在内的省份)的任何人有过联系。如果我错过了中午的截止日期，精疲力尽的管理员就会轻描淡写地发来被动的提醒。(4月11日中午12点11分："海斯勒老师，您好，今天过得怎么样?")此外，每天早上还要为我的每个女儿扫描一个带有健康报告的二维码。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更何况还有些奇怪：在接龙的第一个月，我收到了1146条微信，上面列出了三年级学生的体温。

我在想，这其中有多少是敷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体温检查虽然有用，但代表的是一种粗糙的工具，他们普遍认为，社交疏远比使用口罩更有效。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人们应该戴上口罩，但他指出，作为公共政策，目前还没有有效程度的数据，因为使用口罩也会影响行为。而且，虽然中国官方从封锁开始就要求公民戴口罩，但实际上并不怎么依赖口罩。中国从不允许居民在病毒传播严重的社区自由活动，希望口罩、社会距离和良好的判断力能减少感染。

相反，策略是实施封锁，直到病毒被消除。这所小学从未采取更有效但具有破坏性的政策——减少班级人数、改造设施、建立户外学习——因为病毒没有在成都传播。而且，虽然政府一直不信任人们在封锁期间制定自己的行为条款，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为各种抗击疫情的组织努力工作。

我的一些学生，包括Serena在内，都对家乡的居委会进行了调研。Serena采取了她一贯的执着方法–在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每周有两三天时间与当地的居委会合作。她告訴我，在大流行之前，她甚至不知道有这些组织存在。它们就像古老的生物体，已经进入休眠状态。2012年以来，居委会的作用被强化。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Serena和其他学生观察到这些组织在他们的社区中迅速发展。有了新的政府资金，居委会雇用了合同工，其中一些是被迫关闭的当地店主。邻里小组挨家挨户地发放资料，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危地区，并帮助追查联系人。有时他们会犯错。1月底，Serena介绍的一名官员被派到一个有1136个单位的大院。两天来，这位官员和一些分包商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午夜，爬楼梯，敲门。但他们错过了一个公寓：当没有人回答时，他们没有留下一张纸条，他们没有回去进行第二次检查。

很快，这种错误就不再犯了。在Serena与委员会成员相处的时间里，她观察到他们变得更加专业。他们开始了解自己的角色，以及这场大流行病的利害关系。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有53名居委会成员在控制病毒的工作中殉职。其他人则因为最小的错误而被解雇或受到责难。这就是Serena家乡那位错过公寓的官员的遭遇——他被迫写了一份检讨。结果公寓里有居民区唯一的冠状病毒病例，他告诉Serena。居委会成员敲门时，住户——我姑且称他为刘先生——正在洗澡。

在一周前的一次聚会上，刘先生曾与一位DJ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来得知，这位DJ是被湖北人感染的。刘先生三十五岁，单身，精力旺盛。在市政府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列出了他接触病例后的详细行踪。在中国，这样的行踪史作为当地居民的资源，经常可以看到。刘先生的病例记录显示，在他不知不觉被感染后的前三天，他去了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店、三家加油站和六家餐馆。刘某的口味不拘一格，从煎饼店到青蛙鱼头店，应有尽有。他接了一个姓黄的朋友，他去看望年迈的父母。他去上班。他发烧了。发烧后，刘先生又辗转去了几家药店，然后他继续走：他接了一个姓李的朋友;他又去看望父母;他又去参加一个聚会。在微信公布的行踪上，刘先生就是四川的Liupold Bloom(小说《尤利西斯》的人物)，他的每一步城市探险都记录得惊心动魄。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这样细致的病例记录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指导下工作的接触者追踪者编写的。中国疾控中心大约有三千多个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大概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尽管人数众多，但中国疾控中心和中国的公共卫生一样，历来经费不足。

大约有一万名接触者在武汉工作，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死亡病例都发生在武汉。流行病学家告诉我，追踪者被分成五到七人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受过正规公共卫生培训的人领导。其他小组成员可能没有卫生背景，但他们来自培养我的学生的那个注重细节的国家教育体系，而且他们往往具有当地的知识。许多追踪者在社区委员会或其他政府组织工作，包括警察。随着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追踪小组，疾控中心也招募了其他有技术专长的人。

在上海，一个叫蒋锡麟(音译)的24岁青年被签约为疾控中心和盖茨基金会从事各种项目的工作。蒋在牛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研究基因组医学和统计学。他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后，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3月初，蒋担心英国最初对冠状病毒的反应沾沾自喜，他向导师们请求允许他回中国远程学习。"他们都认为我当时想回去是疯了。"他告诉我。

在上海，蒋帮助疾控中心做模型、电脑编程、写提案。"第一个周末，我在周日晚上12点接到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没有人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他们只会问，’你把那个提案做完了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需要在中午之前完成那份报告’。" 他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要求。蒋还了解到，如果一个深夜的电话没有声音，往往意味着电话那头的人已经累得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学生等都要回家了。如果能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那就很有用了，所以蒋写了一份提案，要求微信的所属公司腾讯提供海归的IP登录信息。"腾讯拒绝了我，因为数据隐私问题。"他说。他被告知，腾讯公司坚决反对其数据被以这种方式使用。

有一次，我和蒋先生在上海见面吃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如何通过蓝牙自动感应对方。这样的数据可以用来计算出谁曾经接近过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的工作会议上，蒋的一位同事建议使用这个工具。但她的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他们说，’这违反了数据保护。我们不能这样做，’"蒋解释说。"这让我很惊讶。"

这也让我很惊讶——鉴于许多封锁政策的强硬手段，我曾以为政府会使用任何可用的工具。但似乎有一些来自知名科技公司的阻力。腾讯和阿里巴巴帮助政府开发了 "健康码 "应用程序，协助监测和控制病毒在公民中的传播，但这些工具远不如韩国和新加坡使用的程序复杂。在欧洲，基于谷歌和苹果公司开发的软件的病毒警报应用已经有数百万用户下载，这些应用依靠蓝牙信号来检测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健康码应用程序主要通过手动数据传输来记录用户位置的变化：例如，如果用户在机场用他的身份证登记，或者如果他的车牌在收费站被记录。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中国一个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曾委托开发一种更好的工具，它将GPS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提醒任何接近感染者的人。"但那个系统从来没有实施过，即使在那个城市，"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流行病学家说。"因为数据隐私问题，它无法获得政府系统某处的批准。" 他指出，虽然一些应用程序通过手机信号塔追踪位置，但它们并没有使用更精确的GPS数据。

"可以说，对疫情最有用的是旧科学，"他继续说道。"方法论是五十年或七十年前的。它没有改变。" 蒋告诉我，当使用自动数据收集的建议被拒绝时，其他疾控中心研究人员抱怨。但后来，他们还是继续做着电话和面对面访谈的艰苦工作。疾控中心的政策是，只要有新的病例出现，就会立即打电话给联络追踪员，哪怕是在半夜。他们有八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追查工作。

6月，在北京连续五十六天没有报告本地传播的病例后，一个叫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突然爆发了疫情。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个地方管理得很好：需要戴口罩，任何人进入都要出示健康代码并测量体温。即便如此，还是有三百多人被感染，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早期发现。第一次预警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感到不舒服，到医院要求检查。这又是一个老科学的例子：有效的公众沟通。该男子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前往医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他人。之后，政府锁定了北京部分地区，一个月内，近1200万居民接受了拭子检测。该市每天有能力检测四十万人。

"最近在数周没有确诊病例记录的地方爆发的疫情表明，这种病毒很难被彻底消灭，"香港大学医学院长梁告诉我。"冠状病毒往往聚集在超级传播事件中。它可能会突然爆发爆发性事件。"

它也可以无所作为。四川东北部的刘先生，其肆无忌惮地横穿自己的城市持续了8天，但是并没有感染别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刘某所在城市的一名居委会成员因此被处分，就像北京的疫情导致6名官员被处分一样。刘本人从来没有得过大病。他在冠状病毒病房隔离了一周，感觉还不错，检测结果为阴性。然后，又在宾馆里严格隔离了近两周，他的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又回到医院禁闭。等到刘先生终于被释放到药店、加油站、蛙鱼头餐厅的世界时，他已经在医疗隔离中度过了六十五天。Serena通过电话要求采访，但一位居委会成员说，这段经历让刘的心理变脆弱了。

第九周，也就是四月下旬，我和一个大一的班级一起批改一些学生的写作。在课程结束时，我问大家对作文有没有什么问题。停顿了很久，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输入："你能谈谈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整个学期，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笼罩在我们的交往中。第三周，一名中国官员在Twitter上声称，美军可能将病毒带到了武汉;第四周，唐纳德-特朗普开始提及 "中国病毒"。在美国人的死亡人数超过中国之后，第六周，美国的数字爆发了：到第十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十倍，到第十五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二十倍。在第十六周，我的非虚构类课程讨论了《泰晤士报》驻北京作家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的一本书节选，我告诉他们，约翰逊的签证早在第四周就被撤销了。这是两国政府之间针锋相对的交流的一部分，两国政府轮流驱逐对方的记者。

这学期后期，有些学生的作文提到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Freud)之死，起初我很困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学生读到关于乔治-弗鲁依德(Floyd)的中文新闻报道后，把这个名字通过机器翻译回英文的结果。即使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距离还是很重要，在这样的时期，我渴望面对面的交流。我尽最大努力谈论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事情，但学生们对通过音频和文字发表自己的意见持谨慎态度。我记得在90年代，我是多么依赖视觉线索。

如今，在更加繁华的成都，人们在当面交谈时，少了些敏感，少了些拘谨。他们笑谈特朗普——在很多人眼里，他并不值得重视。随着春天的到来，谈话中常常包含一个标准结论：疫情表明，中国人重视生命而非自由，而美国人则采取相反的做法。我不喜欢这种简单化的说法。我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目前美国的失败并不狭隘地反映出民族性格或价值观，而是一种制度的崩溃：领导力和制度结构的危机。

而中国战略的许多方面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被采用。隔离测试阳性的个人的严格政策也适用于儿童，即使他们没有症状，他们也会与父母分开。6月，一名一岁的巴基斯坦人乘飞机抵达美国，检测结果呈阳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名婴儿被扣留接受医学观察。

这种戏剧性的例子往往分散了中国方法中更有用的内容。在上海的中国流行病学家也曾在美国工作多年，我问美国人是否有什么可以从中国现实中学习的。"社区参与。"他马上说。"我们在美国没有居委会的结构，但找到一些替代方案很重要。" 他指出，如果美国的系统有适当的资金支持，公共卫生服务或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Jennifer Nuzzo告诉我，在美国，接触追踪是一种失传的艺术。"我们对2019年的麻疹爆发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在做最少的接触追踪，"她说。"它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源导向，而公共卫生已经被破坏了。"

从我的角度来看，也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涉及到灌输，但这个系统也教会人们尊重科学。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不知为何，社会变得更加繁荣而不失优势。近四分之一世纪前，我教过的年轻人都是被摆脱贫困的愿望所驱使的;如今，我的中产阶级学生似乎至少也要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的环境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这样的特质非常适合抗击流行病，至少在政府结构有效引导的情况下是如此。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反应往往显得很被动–即使是开明的公民似乎也认为，遵守封锁命令，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就足够了。但任何控制病毒的尝试都需要积极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指导。

相反，张牙舞爪的美国领导层似乎对寻找替罪羊更感兴趣，有时还带有种族色彩——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整个春天，中国政府不时地对美国和其他外国进行抨击，但这样的紧张局势对我在成都的生活影响不大。日常交往依然友好，人们经常特意告诉我，政府之间的问题与我们的私人关系无关。

但我担心我的女儿们，她们是这所拥有两千多名学生的学校里唯一的西方人。整个春天，我们的孤独感增加了：我的大部分美国熟人都离开了，在街上很少能看到一个老外。五月底，我的两个女儿告诉我，她们班上的一个男孩发表了一些反美言论，但我们没有对老师说什么。实际上，所有同学都对我的女儿们很热情。毕竟，新闻上什么都有，似乎难免会有零星的反美情绪。那一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美国因冠状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已经接近十万。

不过，老师的反应很快。下周一，她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讲了一个故事，用中国人的方式，强调科学、教育和努力。她谈到了埃隆-马斯克，她描述了他位于加州的公司如何在上周末成功地将一枚载人火箭发射到太空。在故事的最后，她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强项和弱项。"

在第十六周，我终于进入了四川大学的教室。一个多月来，一直有传言说本科生会回来，其他一些省份也是如此。但最终的决定权总是留给地方官员，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一旦爆发，他们才是被惩罚的对象。在四川大学，管理者似乎决定，这不值得冒这个险。高年级学生被叫回参加期末考试，还有其他提出特殊要求的学生，但大多数年轻的本科生被鼓励留在家里。我很失望，我本来希望能最终见到大家。我的一年级学生没有一个人回到校园。

最后，学校引进了发烧门诊帐篷、送货机器人和面部识别扫描仪，但我感觉到，管理者主要是在测试系统，为秋季做准备。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他们担心第二波感染的可能性。尽管该国目前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似乎从未感到满意。"没有长期计划，"上海一位流行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一个国家有长期计划。" 另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社会疏导的缺失表示担忧，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使用比封锁更不积极但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告诉我。"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些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回来的第一个星期，只有四个学生来上我的非虚构写作课。Serena, Emmy, Fenton和Sisyphos. 这就像有一个演播室的听众——我们五个人来回交谈，但我们用耳机和麦克风与其他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联系。每个返校人员都有回来的理由。Emmy是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和Serena一样，她已经厌倦了在一个又吵又挤的家里生活。Fenton需要在大学医院治疗他的牙。而Sisyphos作为大四学生，需要回来参加考试。

他来时戴着口罩，但他看到其他人都没有戴口罩，就把口罩摘了下来。他个子很高，头发微微卷曲，他说秋天他去上海读经济学的研究生。看来大部分大四学生都要读研了，政府为了减轻就业市场的压力，扩大了学历招生计划。

即使在网上，我也感觉到Sisyphos很害羞，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名字。但现在我这样做了，他微微红了脸。他解释说，他是高中时选的，因为他喜欢希腊神话。

"那现在石头在哪里?" 我问道。"是高还是低?"

Sisyphos把他的手与胸口持平。"它在中间。"他说。(在希腊神话中，Sisyphos被惩罚永无止境地反复推石头上山)

我经常想知道春天的经历对这年轻一代孩子们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而且我实际上是在报道它，"Serena在她最后的一次作业中写道。"我想我从现在开始要开始记笔记了。" 她说，与居委会相处，看到官员和警察在抗击疫情，也让她对上一学期的研究有所思考。她意识到，过去这样尽心尽力、勤勤恳恳工作的居委会官员，却被天主教徒和同性恋社区等群体所反对。"他们都是好人，"她写道。"他们只是碰巧在不同的地方，有时还处于冲突的情况下。"

整个学期，我一直试图与耳机里的声音联系起来，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困难。有不少学生放弃了出国留学或去美国读研究生的计划。7月，在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后，中方作出回应，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损害必然是长期的，无论如何，国家经验已经出现了分歧。在我交出期末成绩的时候，也就是7月初，美国每两天记录的病例比中国人在整个流行病期间报告的病例还要多。

而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从这场危机中得到的教训，很可能与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截然不同。在我的学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许多人表示对他们的政府有了新的信心。从牛津大学逃到上海的罗德学者蒋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了来自复旦大学精英阶层的同龄人的变化。"即使是我最反政府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产生了信任。"他说。在我最后一次调查中，我让学生们对未来的感受进行评分，评分标准是1到10.其中1是最悲观的。在发生了一切——中美关系的崩溃、大流行病的爆发、全球50万人的死亡——之后，平均评分为7.1分。

最后的非虚拟写作课，在第十七周，只有三个学生来参加。Sisyphos走了：像所有的高年级学生一样，他提前离校了。不知怎的，Serena、Emmy, Fenton知道了我的生日在前一天，他们举办了一个惊喜派对。机器人给带来了气球、彩纸和生日牌的信，他们还让人把蛋糕和一种叫冒菜的四川辣菜送到了门口。Serena把远方同学的留言和照片打印装订成册。用中国人的方式，这些留言是自嘲的。"谢谢你看了我的陋文(对你来说相当折磨)。"一个学生写道。

四个月来，我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文字和他们的项目中认识了他们。现在，在书页中，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面孔。Cathy，她在河北调查了先是卖酒后来卖牛奶的人;Elaine，她在西安的女同性恋酒吧呆过;Hongyi，她跟在成都银行经理后面。细节很重要，我们一学期都在强调。Patrick戴着眼镜，Dawn留着齐肩长发，Meredith带着一只狗站在沙滩上。所有的学生都面带微笑，姿势自然，不像以前的照片。我希望我能见到他们，但我也很高兴知道，他们就在某个地方。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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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建群：美对华市场依赖很大 完全“脱钩”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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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晶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紧张升级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未来何去何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在由人民网强国论坛部举办的“当前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走向”线上研讨会上表示，美国确有酝酿“脱钩”的迹象，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还是很大，很难完全剥离，中美不太可能走向“新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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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

以下是访谈全文：

记者：近日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中方已做出对等反制，关闭美驻成都总领馆。在您看来，美国为何突然做出这一蓄意破坏中美关系的举动?未来美方会不会采取下一步动作?

滕建群：美国最近几个月对我们发起全面打压和围攻，源于两种认知的叠加。一是选举的需要;二是包括蓬佩奥在内的一些政客在为自己的2024年谋位积累资本。

对于美方关闭我驻休斯敦领事馆的蛮横无理做法，中国做出反制是有理、有据和有力的。对此，美方称不排除关闭更多中国驻美外交机构的威胁，我相信未来我们的反制工具箱里还有各种工具能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挑战。

记者：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所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有媒体称“两国关系已跌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有人担心中美关系会走向“新冷战”，您认为未来中美关系是否会“脱钩”?

滕建群： 美国正在按照自己的意图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是政治层面。归根到底，美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和所谓的自由世界对立起来。二是美国切断中美之间人文层面的交流。三是技术层面，美国对华为等在信息技术和数码技术方面的优势感到恐惧。四是军事层面，美国提出要把台湾邀请到环太平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多个迹象表明，美国确有酝酿“脱钩”的迹象，但我觉得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还是很大，很难完全剥离，中美不太可能走向“新冷战”。

记者：近日，美方在印太地区举行多场针对性极强的军事演习，并不断加大同台湾地区的军事联系，推动对台售武，炒作美台协训，对此，您有何评论?

滕建群：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政治打压、外交孤立、军事施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个人认为，南海打起来的可能性并不大，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不大，这只是美国施压的手段和策略。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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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蓬佩奥的演讲和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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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博树  来源：中美印象

【这是作者2020年8月2日在纽约思想者俱乐部、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共同主办“中美关系：断交还是外交”ZOOM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发言原标题为“研究红色帝国的三个视角：兼评蓬佩奥讲演和中国民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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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演讲《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民运界的朋友一片喝彩，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共檄文，是自由世界吹响的号角。我的判断不是这样。虽然蓬的讲演使用了大量冷战意识形态语言，我也不否认美国政界确有一批人持坚定的反共立场，但这个讲演有深刻的美国国内政治背景，相当程度上是在配合川普竞选连任，特别是在疫情仍然猖獗、川普民意持续走低的情形下，这一点不可不察。此外，蓬的讲演对中国形势特别是当下中国民意做出重大误判，如果真的据此制定美国对华政策，将导致非常危险的结果。

为了比较充分地论证以上观点，我想从我本人一直使用的“红色帝国”概念的再梳理谈起。今天这个会的主题不是“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么？对“红色帝国”概念的梳理也算扣住这个主题吧。

从三个不同视角看红色帝国

大家知道，红色帝国的概念最早由李伟东于2013年秋提出，我比伟东稍晚，是2013年11月。就个人而言，在下曾先后在三个不同视角上理解、分析红色帝国。第一个视角是国内改革者的视角。2012年秋十八大后，很多自由派人士对新的领导层抱有期待，认为他们或许会重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主化创造条件。经过近一年的观察，我否定了这种期待，而提出观察中国需要另外一种框架，即红色帝国框架，基本意思是北京要干的，绝非走向民主，而是坚持共产党的千秋万代，为此它在内政方面力图实现党国中兴，外交方面要实现红色帝国崛起，具体口号是“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外交政策层面也更多主动出击而非韬光养晦。这是2013年到2014年我的主要强调点。第二个视角是世界公民的视角，主要体现在我于2015年到2018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强调要点：中国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党国政体，在很多场合，党国政体绑架了民族国家而成为北京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嘴上讲“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通过带有威权特点的“中国模式”的输出对自由民主体制构成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世界应该抵制红色帝国的威胁，中国民主化的实现也将有助于维护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原则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以上观点我至今仍然认为是对的，应该坚持。第三个视角则是历史研究者的视角，对我本人来说，这个视角的凸显是2018年以来的事情，因为写作《从五四到六四》第二卷而深入研究并重新梳理了1500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深感我们这个国家从前现代皇权制度和天朝体系、中经可怕的衰落而走向现代的艰难。本人最近在不同场合反复指出，百年来，现代中国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建设一个自立、富足、强大的国家以终结“百年国耻”，再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以实现制度现代化意义上的文明转换，二者本来应该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器物现代化要求制度的现代化，反过来，制度的现代化又有助于器物现代化的更好发展。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往往以其内部的民主化为前提，民族国家建设应该和宪政民主建设并辔而行。在晚清和民国两大历史时段，我们的先贤曾坚信这个道理并勉力而为，可惜总的说失败多于成功。袁世凯、蒋介石都有过在权威主义转型框架内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机会，但都由于内部遭遇挑战、外部环境严苛、加上转型行动者自身的种种弱点而功亏一篑。早期民国的南北分裂造成典型的“失败国家”，中央政府竟靠借债度日，既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失败，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败。国民党党国以党治为手段，宪政为目的，架构本来不错，又逢外敌入侵、内乱不断、胜利后自身变腐而到底败给了共产党。共产党也经历过折腾，这里不细讲，但到底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如今，共产党执政已经70余年，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的民主事业依旧艰难，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却获得长足发展，国力有了巨大增长，4亿人进入中产群体，GDP已经是世界第二。无论人们怎样解释这个事实（比如，70年的国内和平无内战，40年的改革开放，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快车，相对友善的国际环境，甚至中共体制的某种“优点”，等等），[1] 中国40年来的经济成功本身都使我们面临以下三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民主化本应助力于民族国家建设，是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条件，现实却是中国崛起于专制的党国框架内，它正在成为党国拒绝民主化的理由，甚至为所谓“中国特色”或非民主发展模式提供了根据。

第二个悖论：国民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和人民向往民主本不矛盾，但在“百年国耻”背景和党国框架内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功，又让很多国人（包括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出洋留过学的青年人）自觉或非自觉地偏向民族主义立场，甚至怀疑民主的价值。

第三个悖论：作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者，我们固然反对党国用统治集团利益绑架民族国家，甚至号召民主世界抵制红色帝国的威胁，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今中国民族国家的成就是百年来无数先贤的企盼，是亿万中国劳动者汗水和智慧的结晶，而且，在当今这个新丛林世界里，中国有其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需要捍卫，我们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

以上三点，是红色帝国第三个研究视角带给我们的思考。我承认，它颇具挑战性，甚至让我很纠结。

美国：民主灯塔还是新丛林斗士？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美国曾经是民主灯塔，尤其在冷战年代。当然，即便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也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考量，这一点不必讳言，只不过冷战年代两者的冲突并不明显，这得益于当时美国的超强实力，也得益于那一代美国政治家的睿智、清晰的民主价值观和对世界的责任感。冷战后的30年，美国遇到新的挑战，由反恐引发的中东一系列战事把美国拖入阿富汗、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泥潭中，面对崛起的中国和重燃大国梦的俄国，相对实力在下降的美国开始有力不从心之感。更麻烦的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他的无知、自私加上任性，已经对美国造成重创，而国会、白宫行政团队、最高法院对现任总统的制约乏力，则充分暴露了美国宪政体制的弱点和美国民主的倒退。川普对新闻界毫不掩饰的打压，在一个民主国家是闻所未闻的；川普用各种手段收买、施压国会议员，最终让共和党臣服于这个反建制的“素人”总统，导致“通俄门调查”无果、弹劾案失败、国会对总统的制衡彻底失灵，是坍塌中的美国民主惊心动魄的一幕；川普对极右翼白人种族主义的偏袒、对移民问题的偏持，已经造成美国大众的深度分裂；在国际场合，川普基于狭隘的（而且在很多方面并不正确的）国家利益考量不断“退群”，向盟友收取“保护费”，无原则地吹捧普京、习近平、金正恩等独裁者，在气候变化、新冠抗疫等重大公共安全领域放弃美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总之，川普治下的美国不再是世界的民主灯塔，倒更像一个新丛林的斗士，而且还是个很蹩脚的斗士，以商人式的小聪明和对手斤斤计较，无论对手是传统盟友，还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考虑到这一切，人们会质疑蓬佩奥的讲演是否真的代表川普本人的立场？还是说，美国官场中的鹰派正在利用新冠疫情蔓延、经济下滑、国内矛盾凸显、川普选情岌岌可危之际，挟持这个本无价值关怀的总统走上反共的轨道？或是说，川普也认定向中共/中国宣战是一种不错的选战策略，而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局部热战？而无论是以上设想中的哪一种，这个演讲都不值得认真对待。不是说蓬佩奥不应对北京极权体制提出批评，也不是说川普政府自身的作为让这种批评充满反讽，而是说，这个演讲推出的背景不对。美国有超过400万人染疫、15万人死亡，1000多万人失业，国内反种族歧视运动依然汹涌。大选在即，美国政客放着这些重大内政不去处理，却偏要在这个时间向另一个国家/政体宣战，意欲何为？蓬佩奥半鹰派、半川普式的表述，尤其令人倒胃口。

北京的“底气”

难怪北京不会太在乎蓬佩奥的歇斯底里，它甚至会在暗中叫好，庆幸美国政客在帮中南海的忙。在很多民运人士看来，蓬佩奥讲演的一个“亮点”是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蓬佩奥自己也讲，“我们还必须与中国人民进行接触，并赋予他们力量，—他们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我在冷战时期长大并在陆军服役，如果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共产党人几乎总是撒谎，他们撒的最大的一个谎言是，要认为他们是在为14亿被监视、压迫和恐吓得不敢说出真相的人民说话”。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可以把这理解为美国反共人士的善意，但至少他们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们并不了解今天的中国人，以为中国人只是“被监视、压迫和恐吓得不敢说出真相”的一群。中国有没有“被监视、压迫和恐吓”的问题？当然有，否则它就不是极权国家了。但如果认为共产党除了压迫别的什么都没做，那就是对共产党统治极大的误解。事实上，从毛时代的世界革命到今天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这是中共合法性基础和民众动员形式的重要转换，虽然根本上讲出于统治者维护自身权力的需要，但这个合法性转换总的说是成功的。当权者完全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十八大之后的这些年，固然强力打压自由知识分子，但在强力反贪腐、减少官民冲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同样不遗余力。尊重市场原则意味着人们可以致富发财，只要你不反党，挣多少钱都没人管你，这和毛泽东年代已经是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中共成功地抓住了“百年国耻”这个重要遗产，反复宣导“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国复兴逻辑，无论对中国的精英层还是老百姓，这个逻辑都是奏效的，因为爱国爱自己的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情感，中国人也不例外，更何况40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普通百姓生活的改善都在证明“富起来”、“强起来”是一个事实。官宣刻意刻画的“美帝国主义”形象和美国霸权形象又从反面强化着这种效果。这种刻画曾经充斥谎言（比如“抗美援朝战争”的缘起），但如今川普政府的不少作为正在坐实北京对美国的霸权指控。当美国的飞机、军舰不断抵近中国海岸侦查甚至不足100公里时，当美国刻意打压华为、不允许世界上任何使用美国产品（哪怕只是一颗螺钉）的厂商向华为供货时，当美国疫情泛滥而众多美国政客（包括蓬佩奥）要把这一切“甩锅”给中国、向中国“追责”时，你想想普通中国民众会是什么反应？如果真的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对法广7月26日的一则报道感到意外，当时正值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被关（此乃北京政府对美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报复），法广报道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成都人扎堆围观美领馆，警方阻止人们‘看上去太高兴’”。

这就是北京的“底气”，它知道在民族主义意义上，自己拥有民意。所以面对美方的一再挑衅，北京显得很有“定力”，他不会随着川普或蓬佩奥起舞。内心里，北京巴不得川普再次胜选，当然也在做川普选情危及而狗急跳墙的准备。总之，北京不会主动刺激华盛顿而尽量克制，过了11月大选再说。北京也意识到中美战略对抗将是今后的长期趋势，这一点不管谁当美国总统都不会变，所以其长期战略布局一刻也不会放松，最近《纽约时报》披露的中国和伊朗的未来25年4000亿美元交易就是例证之一。

中国民众的双重性

关于民意，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做些补充，否则不完整。

我们看到，如果把蓬佩奥的演讲视为一个严肃作品，那么他对自尼克松以来50年美国对华接触政策通通以失败论，是错误的，经不住推敲的。且不说尼克松1972年打开中国国门时美方有自己的战略需求，那就是联华制苏，即便1989年后美国继续与中共保持交往，也不能说是完全错的，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除了“接触”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可以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美国对华政策“长期绥靖”是缺乏基本历史感。蓬佩奥说，“我们一直在追寻的接触政策没有在中国境内带来尼克松总统所希望引导的那种改变”，其实，中国已经改变了太多。严格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众具有双重性：有民族主义高昂的一面，也有民主化潜能积累的一面，否则就不会有1980年代的自由化运动，就不会有1989年学生市民的抗争，就不会有零八宪章，就不会有维权运动和新公民运动。今天的共产党当权者也并非不知这一点。当香港200万人上街，以和平方式反修例、争取双普选时，官媒严禁报道，一个字也看不到，为什么呢？它怕唤起内地对香港民众的同情，导致关于民主的共振效应。北京一定要等到出现了勇武派、打砸抢和“香港独立”标语，才全力出击，排山倒海般地“反港独”，攻击“颜色革命”。必须承认，北京的文宣这次又是成功的，它再次利用了内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而遮蔽、歪曲了香港的民主诉求。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内地民众和不少海外留学生站在政府立场上批评香港的“闹事”和“港独分子”。这当然也构成了某种“民意”，而且，就其反映大陆民众一般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言，这个“民意”是真实的。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北京政府惧怕民众知道香港争自由、争民主的真相，故意引导舆论避开这个层面，又证明官方自己也清楚民主、自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制内外的强劲诉求，是同样强有力的“民意”，虽多次打击而生生不息。在某些场合，官方甚至不得不重视、承认、乃至部分回应这样的民意，比如，在“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事件和“发哨人”艾芬医生事件引发的两次网络风暴中，民众的愤怒像火山般爆发，官方并没有采用强力阻止的愚蠢手段，而是用了相对柔软的疏导办法，显然他们也知道在疫情泛滥、人命关天的特殊时刻，民意是不可欺的。

理解中国民众、中国民意的这种双重性，对思考中国未来、设计中国转型战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当然，近年来，要求自由民主的民意由于中国模式的某种“成功”和美国民主自身的倒退、特别是这次中美抗疫不同结果的比较，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尤其受过中高等教育的青年）产生某些惶惑，而似有衰退之势，这并不奇怪，恰恰可以解释何以民族主义（甚至狭隘的新国家主义）在新一代中国青年中有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美国政治家对中国民意的这种变化也不可不察。如果他们以为中国14亿人或至少大多数人都像这两位受邀出席蓬佩奥演讲的两位民运人士一样骨子里是反共的，并且据此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那就大错特错了。

总结

红色帝国乃是一个历史纵深感极强且充满张力的概念。红色帝国内含的党国专制一面固然要否定，但在红色帝国框架下实现的中国崛起却又是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士必须承认的现实，并且把它当做未来民主中国应该接纳的正面遗产加以发扬。毕竟，未来的民主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民族国家，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要捍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是有民族情怀的民主事业追求者，否则，他就不可能和14亿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话也不会在中国民众那里获得响应。讲得更具体些，今日中国崛起从历史角度看，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它与红色帝国属性的相互缠绕是一种历史生成的结果，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立场，有其历史的尴尬成分在。这个红色帝国靠外力是消灭不了的，外力的新丛林式打压，只会有助于当政者用民族主义动员14亿国民。只有内部变化，才是中国改变的唯一可能。中国的宪政自由主义不能自外于民族主义，而应该倡导能让14亿人信服的、更加宽广的、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相结合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将克服仅仅立基于“雪耻”的狭隘性，克服党国赋予它的种种阴暗，而拥有更加博大的情怀。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只能建立在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双赢的基础上。自由主义要想真正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也必须同时高举民族复兴与民主化两面旗帜。

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主追求者又必须拥有世界眼光。蓬佩奥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站在美国人立场，这话本身并不错。我甚至要说，这也正是中国民主化的世界意义之所在。从本文关于现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的立论出发，中国民主化的意义就在于：在已有的民族国家建设成就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和重构，从而最终实现现代中国两大历史使命的统一，这是就中国国内意义而言。在国际层面，中国民主化的成功，将彻底终结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为建设全球民主共同体创造基础。另外，面对这个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征的新丛林世界，未来民主中国应该和其他民主国家一起，各自克服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有限性，承担起建设人类地球村的更多职责，用黑格尔式语言，这是在建构现代国家理性的同时建构世界理性。

回到当下，就美国对华政策而言，我以为蓬佩奥目前宣布的“不信任加核查”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过去的历届美国政府在理解北京政权意识形态的坚韧和顽固方面，确实有天真之处，所以我才在《红色帝国的逻辑》一书序言中表扬了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进展和战略转变。但，清楚意识到红色帝国对民主世界的威胁不等于要放弃和它的接触，因为不接触就等于放弃了影响它的机会。更何况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高度互溶互动的世界，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世界。如果世界真的因中美对抗而彻底一分为二，绝非这个地球所能承受，弄不好将是文明的末日。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给未来美国的政治家和决策者提出下列建议：继续在人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批评北京政府，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领域与中共公开论辩、竞争，在经济交往领域迫使北京遵守规则，与此同时，尊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发展的权利，理解中国作为资源输入国家在海外战略资源安全等方面的合理关切，在世界公共事务上继续与北京对话、合作。要意识到，与中国完全“脱钩”，打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做不到的，更何况以新丛林为出发点的打压本身就缺乏道义根据。就政治层面言，在不同制度的共存中实现对专制体制的改变仍然是世界民主共同体的艰巨任务，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今后还会持续相当一个时期。改变以保持接触为前提，以和中国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的合作为前提，也以西方民主体制自身的反省和不断进步为前提。另外，要学会谦逊，像“我们这些世界上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引导中国做出改变”或“我们必须以更具创造性而且更为强势的方式引导中国做出改变”之类的话语就显得过于直白了些，即便出于好意，“引导”这样的词也会让接受者产生不愉快的联想，尤其对于一个正在提升“民族自信”的群体（不管你如何解释这种“自信”）。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是现代人类或迟或早都要经历的过程，先行者可以也应该帮助后来者，但自己把自己放在“引导者”的位置上却极可能让自己犯错误。当年的马歇尔就是前鉴。

[1] 中共体制在中国经济成功方面是否有贡献？毛式动员型极权体制和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曾极大压抑了生产增长，在这个意义上，邓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认可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同时意味着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是市场原则，是市场原则驱动下亿万普通中国民众的辛勤创造，共产党的贡献只在于终于承认了它。当然，中央集权型的行政体制在动员力和行政效能上有其优点，运用适当也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中国的非民主体制压抑创造性也是事实，尽管这种效应往往是隐性的，很难量化衡量。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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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8月1日-8月10日）

张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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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61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24)

（8月1日-8月10日）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日19时35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2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733897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突破500万，死亡病例超过16万。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确诊病例也已经超过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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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卫生部长访问台湾，这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政府内阁成员。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及企业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微信母公司腾讯进行任何交易。美国宣布建立 “清洁网络” （Clean Network）的五大措施，点名7家中国科技公司。

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中国也宣布对11名美国官员施加制裁。香港警方拘捕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多人（两天后均得以保释）引发美国政要关注。 “五眼联盟” 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政府取消部分立法会参选人资格并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表示 “严重关切” ，法国中止批准与香港间引渡条约的程序，瑞士表达了对香港国安法的关切。

近日，杨洁篪、王毅、崔天凯分别以不同方式对中美关系发表了看法，杨洁篪提出要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王毅继提出“三份清单”之后，又提出“四点框架”。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通电话，敦促双方加强海上风险管控，避免局势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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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

——美国微软公司在官网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寻求收购TikTok在美业务，这是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和总统特朗普讨论后作出的决定。英国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同意给字节跳动45天时间协商向微软出售TikTok事宜。消息人士表示，字节跳动和微软之间的谈判将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监督，该委员会有权阻止达成任何协议。

——瑞士外交部长凯西斯（Ignazio Cassis）向周报《星期展望》（SonntagsBlick）表示，中国正在偏离开放道路，侵犯人权的情况在增加，并对香港国安法表达了关切。 还说中国若依然故我， 西方国家将更加果断地做出回应。

——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罗特在《镜报》上发表文章称，欧洲国家应该通过选择华为以外的国内5G供应商来维护安全。

——中印第五轮军长级会谈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的中方一侧举行。报道称，到目前为止，中印双方已于6月6日、22日、30日及7月14日举行了四轮会谈，以完成在加勒万河谷、戈格拉-温泉地区以及空喀山口及班公湖沿岸地区脱离接触。

——印度外长苏杰生接受专访时表示，印中关系对两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应准确理解彼此关切和利益。在保持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情况下逐步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是印度历届政府对华政策基础。边境地区状况与双边关系不可分割。实现对华均衡并非易事，印方必须坚持自身立场，关键是让中方更看重我们。

8月3日

——法国正式宣布，将中止批准与香港间引渡条约的程序。法国成为继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德国之后，又一个表态的西方国家。

8月4日

——崔天凯出席2020年阿斯彭安全论坛，就中美关系有关问题与阿斯彭战略小组执行主任尼古拉斯·伯恩斯等在线对话。崔天凯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抉择，不仅将真正决定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将塑造世界的未来。因此，必须基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的长远利益作出正确抉择。

8月5日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新华社专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强调面对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的最复杂局面，我们有必要为中美关系树立清晰框架。他提出的四点框架包括：明确底线，避免对抗；畅通渠道，坦诚对话；拒绝脱钩，保持合作；放弃零和，共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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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以视频的方式参加了今年的阿斯彭安全论坛并发表讲话。随后，当被问及澳洲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近日拟文称，美中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自韩战后再现的观点时，莫里森回应指，尽管澳方的国防政策更新对此有不同的描述，但承认在之前此类不可想象的结果被考虑的背景有所改变。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出席阿斯彭论坛时称，我不认为中国现在是不可避免的威胁，也不认为美国会和他们打一仗，无论情况如何。但我们必须要竞争，在外交、情报、军事、政治等所有领域都须更加有力竞争。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建立“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的五大措施，并点名包括华为、中国移动、百度在内的7家中国科技公司，以禁止更多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进一步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的云端系统。“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包括：清洁承运商(Clean carrier)、清洁商店(Clean store)、清洁应用程序（软件）(Clean apps)、清洁云端(Clean cloud)和清洁电缆(Clean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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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台协会” （AIT）宣布，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近日将率团访问台湾，是从1979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内阁成员。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此前应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8月6日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通电话。双方就中美两国两军关係、下阶段两军交往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魏凤和敦促美方加强海上风险管控，避免采取可能使局势升温的危险举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签署两项行政命令，宣布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及企业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禁止美国个人及企业与腾讯公司进行与微信有关的任何交易。

——一批中国驻美记者的美国签证在8月6日到期。中方指，目前尚未有人获知签证延期申请结果，并警告将对美国进行报复。

8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发表署名文章《尊重历史 面向未来 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事关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当下与未来，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绝不能任由美国一小撮政客出于一己私利，把中美关系推到十分危险的境地。

——《路透》独家报导指出，美研商军售台湾至少4架大型先进无人侦察机。预计将军售的军机类型，涵盖领先世界的无人机「海上卫士」（Sea Guardian），其机体可加装武器，续航力更达1.11万公里，比台湾现役无人机约250公里的航程高出44倍。报导指出，4架先进无人机、地面站、备用零件、培训和支援等等费用，总要价约6亿美元（约新台币176亿元）。

——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华盛顿指，这批官员损害香港的自治及香港人表达、集会的自由。特首林郑月娥在制裁名单上首当其冲。美国财政部谴责她在去年试图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在近期推动香港《国安法》中扮演关键角色，“施行北京打压自由和民主程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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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表示，惊悉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不幸逝世，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谨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同时写道，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并一直坚定支持、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特朗普签署了4项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将 提供每周4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据悉，民主党和白宫此前未能就失业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签署的其他三项措施包括 为年收入低于100,000美元的美国人免除薪资税、延迟学生贷款的期限和暂停驱逐。

8月9日

——“五眼联盟” 外长周日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政府取消部分立法会参选人资格并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表示 “严重关切” ，声明呼吁香港政府尽快组织立法会选举。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Alex Azar) 率团抵达台湾。美国称阿扎尔此行是为了在经济与公共卫生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合作，并支持台湾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所发挥国际作用。中国则谴责阿扎尔的访台并向美国提出抗议。

8月10日

——港区国安法实施1个月后，警方国安处8月10日在香港拘捕了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多人。近200名警员搜查了壹传媒大楼。罪名是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拘捕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引发了美国社会的高度关注。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内的多名政要对此发表了看法。

——中国宣布对11名美国官员施加制裁。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克鲁兹、霍利、科顿、图米，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以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米德伟、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人权观察执行主席罗斯、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每年一度的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CPAC）上表示，特朗普总统改变了美国以往的对华绥靖政策，并要确保下一个世纪不是由中国这样的威权政权来管治。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3

旧文章ID：22674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7月21日-7月31日）

张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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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60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23)

（7月21日-7月31日）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31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450万，日均确诊超过6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5万。

7月22日，东北沿海城市大连出现首例本地确诊病例。目前东北另外两省吉林与黑龙江，福建省与北京市均已相继报告发现大连关联病例或从大连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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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互相关闭驻休斯敦和成都领事馆，双方矛盾再度升级。社交媒体应用程序TikTok在美国又成为关注焦点，参议院提议禁止联邦雇员使用，特朗普则表示将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继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长雷、司法部长巴尔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对华政策专题演讲。美国指控多名中国学者签证欺诈、盗窃机密，参议院推出法案加强对研究人员境外合作关系的监督审查力度。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香港问题还在发酵，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立法会选举推后一年。继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之后，新西兰、德国也决定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与此同时，中方决定暂停香港特区 港加、港澳、港英《移交逃犯协定》。欧盟正式就《港区国安法》向香港实施制裁。

美国与澳大利亚外长及国防部长举行会谈，澳大利亚政府反对中国的海洋主张，菲律宾声称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中国开通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欧举行第八次经贸高层对话，中国还计划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于新冠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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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新冠疫情简报会上就美国疫情走势、佩戴口罩等发表看法。这是四月末以来特朗普首次出席白宫疫情简报会。

——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一名因隐瞒与中国解放军关系、涉嫌签证欺诈的中国研究人员，目前藏身在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美国检控方向旧金山一所联邦法庭提交的文件显示，被告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生物学研究员唐娟。文件称，唐娟持J-1访问学者签证入境美国，签证申请表说从未在中国军队服役。报告还提到，最近两名中国学者因隐瞒与中国军方关系，在加州被捕。其中一名前斯坦福大学神经学研究员宋晨（音译）也因签证诈欺被拘押，检方反对批准其假释。

——美国司法部起诉两名中国公民，34岁的李晓宇（Li Xiaoyu，音译）与33岁的董家智（Dong Jiazhi，音译），指其盗窃了高科技公司的大量数据，并企图盗窃新冠病毒疫苗机密。起诉书称，李晓宇与董家智受雇于中国国家安全部，隶属广东的国安部门。他们攻击世界各国的电脑设备历时超过十年，盗窃贸易机密、武器设计、军事系统及其他信息，造成“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

——美国政府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得克萨斯州城市休斯敦（Houston）的总领事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Morgan Ortagus）说，这是 “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这是美国单方面作出的决定，中国对此表示 “强烈谴责” 。中国敦促美国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否则，中国 “必将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7月23日发表声明，美国单方面要求中方限时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是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蓄意破坏中美关系。

7月22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是因为持续存在的北京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被记者问到此事时说，他不排除关闭更多使领馆的可能性。

——墨西哥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计划提供10亿美元贷款，使其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可用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中国是在一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举行的部长虚拟会议上做出这一承诺。墨西哥外交部长Marcelo Ebrard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了此次活动，各国在会议上讨论了加强合作应对疫情影响。

——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批准了一项争议法案的修改草案，该法案旨在加强对研究人员境外合作关系的监督审查力度。该法案初步定名为《美国创新保护法案 (Safeguarding American Innovation Act, S. 3997) 》。这项法案此前遭到许多高校及组织的反对。

——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无异议通过了一项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提出的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提供的电子设备上使用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TikTok。

7月23日

——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俄美两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特殊责任，普京与特朗普详细讨论了战略稳定与军控问题。两国总统确认迫切需要就包括《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内的相关问题举行双边磋商。

——澳大利亚向联合国提交声明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反对任何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相抵触的中国主权主张，特别是不遵守公约对基线、海事区域及特征分类规定的海洋主张。

——蓬佩奥在位于加州约巴·林达的尼克松图书馆暨博物馆发表主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对华政策专题演讲，就特朗普政府以意识形态划界，试图组成“理念相近国家的民主联盟”，来对抗中国做出政策宣示。这是继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长雷、司法部长巴尔之后，特朗普政府近期针对中国的第四个专题演讲，也是最综合的一次政策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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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

——中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华使馆，中方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具体要求。7月27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在上午10时闭馆。

7月27日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菲将继续奉行独立外交政策，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不会同意美重返菲军事基地，在南海问题上不会同中国对抗。他还表示希望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成功后优先向菲方提供。

7月28日

——中方决定香港特区暂停港加、港澳、港英《移交逃犯协定》，同时决定，香港特区暂停港加、港澳、港英《刑事司法互助协定》。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Winston Peters)表示，有鉴于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新西兰决定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新西兰是继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之后，宣布暂停与香港引渡协议的五眼联盟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终止对香港的优惠待遇。

——美国与澳大利亚外长及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举行高层会谈，法新社称，美澳两国将“加强军事合作，组成坚不可摧的同盟，应对中国的挑战”。两国并重申台湾在印太区域 “扮演重要角色” ，承诺将持续与台湾维系强健关系，并支持台湾国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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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正式就《港区国安法》向香港实施制裁，限制向香港出口用于镇压及监控的设备，27个成员国同时会审视对香港人的签证措施，包括在发出签证、奖学金及学术交流等方面给予港人便利。 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ss）表示，在有关出口问题上，欧盟会视香港为中国其中一部分，不会享有特殊待遇。

7月29日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 Esper)表示，美军计划将其主要欧洲总部迁至比利时，并向意大利派遣F-16战斗机。特朗普称此举旨在惩罚德国，他宣称德国在国防方面的支出不足。埃斯珀表示，这项将从德国撤离近1.2万士兵并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计划目的是升级威慑俄罗斯侵略行动的努力。

——韩正副总理、刘鹤副总理分别同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视频会见、共同主持召开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7月30日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下跌9.5%, 按年率计算下降32.9%，创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劳工部报告，截至7月25日当周，失业救济申请人数连续第二次攀升，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143.4万人，续请失业救济人数 1701.8万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努力已经奏效，国际社会在觉醒，“潮流正在转向”。他还警告说，美国计划针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更多的措施。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美国《政治报》网站发表题为《站到历史正确一边，推动中美关系重返正轨》的署名文章。他呼吁，中方仍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希望美方能重回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轨。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7月30日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持续恶化。目前，有73%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这一比例自2018年以来上升了26个百分点，而仅自今年3月，该比例增加了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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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将在京举行。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向全球提供公共服务的重大空间基础设施，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范围内有能力提供全球导航定位服务的四大实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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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宣布引用《紧急法》，把原订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推后一年。她强调此举 “完全没有政治考虑” ，又指获中央政府支持，议会真空问题将由人大决定。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表示，德国将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德国是继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之后又一中止与香港引渡协议的国家。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公布了制裁一个中国实体和两名官员的清单。这个政府实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两名官员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任政委和该兵团现任司令员兼副政委。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专机“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他将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字节跳动已同意完全剥离TikTok的美国业务，并提议由微软或另一公司接管。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3

旧文章ID：22673

白莉娟：美中之间的对话必须开诚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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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莉娟：美中之间的对话必须开诚布公

作者：白丽娟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8月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美国卡特中心共同举办中美民间外交视频对话会。林松添会长、卡特中心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以及来自中美两国学界、企业界、媒体界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了会议。美国前总统卡特向对话会发了贺信。以下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白莉娟（Jan Berris）的总结发言，由本站赵丹宁根据录音整理和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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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亚伟先生，感谢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和卡特中心中国项目，感谢你们能够邀请到这些富有思想、且有趣的美中朋友欢聚一堂。只是，让我们聚在一起的原因并非是一些让人欣喜的事件，更多的是令人深思的痛苦。

我觉得我是参加今天会议中最年长的人。因此，我可能也是从事中美关系最长的一位——从1969年开始工作，当时我还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最年轻的外交官。在随后的五十一年里，我一直从事中美关系的工作，先是在美国政府，然后在美中关系委员会工作了四十九年。这期间都是致力于增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并且努力促进中美两国之间建立牢固稳定的关系。这段旅程并非一帆风顺，一路上遇到许多坎坷和障碍。但是我之前提到的痛苦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的关系处于五十年中的最低点，我担心这种关系会在变得更好之前进一步恶化。

先前的发言者讨论了我们如何走到目前这个状态，我基本都同意这些观点。我认同大家所说的双方必须共同承担中美关系发展至此的责任。目前两国关系的状态，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战争。

在过去三年中，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正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这种紧张关系的加剧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的情况使得世界，尤其是中国相信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欧洲）不再是世界的领导力量。不仅如此，中国迅速的经济复苏使得美国感到信心不足，而中国的自信心却与日俱增。毫不奇怪，中国在很多领域表现的更加强势，而这个时候美国对应对一个更加富强、自信和崛起的中国感到越来越没有信心。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美国能将这方面所花掉的精力、金钱和时间，投入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上，我们就无需担心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复兴和崛起。

遗憾的是，事已至此，目前没有一个良策可以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修复中美关系，将其带回到接近五年或十年前的轨道上。

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做一些事情慢慢重建两国关系。

首先，我们都需要认识到我们两个体制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美国必须尽我们所能来保护我们的创新优势，但有其他更有成效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而不是通过发表笼统的针对间谍和叛徒（通常毫无根据）的声明。同样，中国不能否认确实发生了对美国开放社会和制度的欺诈和滥用，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在这些问题上进行自我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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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努力致力于这对关系的人，正如薛澜教授所说的“前浪”，必须要站出来，捍卫过去五十年两国交往给中美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接触”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太平洋两岸的人们都从中受益匪浅。我们这些更熟悉情况的人，参加此次会议的人，需要大声疾呼（接触政策的好处），尤其是过去几年对该政策的表述越来越错误的情况下（更应该如此）。

第三，我想要重申傅成玉董事长和何立强（John Holden）先生都认同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中美两方在美国大选期间或（2021年1月20日）之前都应该保持极大的耐心，不采取会使双边关系恶化的轻率举动。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竞选时试图用中国话题攻击对方。我们在座的各位对于中美关系是充分了解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必须要能够强有力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即使我们双方的政府和媒体也许试图影响我们的声音。我并不仅仅指的是美国人。我们的中国同事，受益于这对关系的人或明白鲁莽的“脱钩”行为的危险性的人都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这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有可能导致战争。

中美之间存在着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关于香港、新疆、南海、知识产权、网络安全，以及对学界、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压制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不会自动消失。但是，退缩或者针对对方进行煽动性的行为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像今天晚上所做的这样，继续彼此交流，互相对话，我们必须开诚布公，不仅仅是听对方在说什么，而是要做到心胸开阔，听到对方在说什么。

目前在美国，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种族的全国性对话。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对话，也是一个非常痛苦而艰难的对话。我们才刚刚开始，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我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所应该达到的目标。我认为中美之间也需要类似的对话。艰苦而痛苦的对话只有在我们彼此坦诚相处时才会有效。话虽如此，我需要很痛苦地坦率指出，我们的一些中国同事只愿意在闭门的情况下、在没有别人耳目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开诚布公。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当时的情况与今天的时代截然不同——两国之间存在着恐惧和不信任，两国关系也被两国领导层所政治化。我们——这些关心这对关系的人，也就是薛澜所说的“前浪”——必须要利用诸如此类的机会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因此，我期待着（今天会议上）演讲之后所进行的讨论：我希望这一讨论能够相互尊重，还要做到毫不遮掩地诚实——因为这是我们取得任何进展的唯一途径。

【来源：《中美印象》原创，文章不代表本站观点，转发请注明出处。2020年8月13日】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3

旧文章ID：22672

美军有在南海以民航飞机为掩护实施对华侦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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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丹宁整理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66期
     【编者按：昨天香港的《南华早报》爆料，一名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他们，美军拥有多款以商用飞机为基础研发的侦察机，当它们接近中国领空的时候通常会跟随民航飞机飞行作为掩护。这条消息随后被中国的《环球时报》等在网上转发。报道引用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员宋忠平的话说，使用以民航飞机为基础研发的军用侦察机平台不仅节省了成本，还有助于开展侦察任务。“几乎所有改装自大型客机的侦察机都不携带武器，但它们将收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可能对解放军造成直接威胁。”“美国飞机于夜间在南海开展行动，旨在侦察解放军最新的武器和部队部署。”观察网随后发出质疑，认为美军侦察机的航线等都上传到飞行线路网上，谈不上什么伪装。也有人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与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通电话就是警告美军不要投机取巧，两军应该建立通报机制，防止误判和檫枪走火。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在美国因疫情和选情不得不加强对中国的攻击和挑衅之时，中国方面应该更加保持定力，不随美国起舞。1999年美军战机炸毁中国驻贝尔格拉德使馆和2001年中国战机与美军侦察机相撞的事件都是前车之鉴。本站特整理相关报道，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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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媒体报道的乔装成民航班机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的美国E-8C侦察机。）

     港媒：美军在南海以民航飞机为掩护实施对华侦察让客机面临风险

2020-08-12 11:34 徐璐明

【环球网报道记者 徐璐明】美国近期频繁派机在南海开展针对中国大陆的抵近侦察活动，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最新的报道称，美军侦察机在南海上空还以民航客机作为掩护，这给民航飞行增加了风险。

据《南华早报》8月12日报道，一名中国军方的消息人士和多名观察人士警告称，美国空军在中国海岸附近执行的抵近侦察行动给在南海上空飞行的客机带来了风险。报道称，一名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南华早报》，美军拥有多款以商用飞机为基础研发的侦察机，当它们接近中国领空的时候通常会跟随民航飞机飞行作为掩护。

据悉，美国最近几周加强了其在中国大陆南部海岸附近的侦察活动。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8月5日发布的消息，8月5日晚21时许，美国空军一架E-8C“联合星”空地监视飞机再次现身南海，朝着广东方向飞行，一度飞行至距离广东沿岸领海基线59.27海里(约109.77公里)的位置。这是近期首次在夜间发现美军E-8C飞机抵近中国大陆海岸。

这名消息人士称，这架E-8C空地监视飞机最初被位于广州南部的空中控制雷达系统识别为一架商业客机，该机在南海上空的飞行高度超过9000米。消息人士还表示，直到该机飞近广东海岸时，才被确认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这名消息人士说：“在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可能会造成事故或误判。”“使用民用客机作为掩护是美国及以色列的常见手段，但南海上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空域之一，这可能会让民用飞机面临风险。”

报道提及了今年1月7日发生的伊朗误击乌克兰客机事故，当晚一架乌克兰的波音737客机从德黑兰起飞后不久就被伊朗军队击落，机上17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伊朗表示，这架飞机是在“人为失误”的情况被误认为是“敌方目标”。另外在1983年9月1日，韩国的一架波音747客机在从纽约飞往首尔的途中被苏联的苏-15战斗机拦截击落，机上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苏联称这架客机是“入侵的美国间谍飞机”。

新加坡防务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科林表示，所有的军用和民用空中管制部门在世界各地使用雷达的“敌我识别信号”来核验飞机，如果军用飞机与民用飞机保持足够的距离，则无需担心安全问题。科林说：“由于E-8C本身也是一架大型飞机，机组人员除了完成任务之外，也会关注安全问题。”

美国空军装备的E-8C“联合星”飞机是一款空地监视飞机。该机型全称为“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ointSTARS)，搭载有美军最先进的机载对地监视、目标搜索和战场管理系统，堪称美军空地一体作战的“中枢神经”。该机可以在防区外对地面目标进行探测、识别、分类，并实时将数据传递给后方指挥所。“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称，该机重点在于监视和研制对手的地面雷达系统，此番前来意在搜集地面雷达系统数据，并可能进行电磁压制。

香港军事专家宋忠平对此表示，使用以民航飞机为基础研发的军用侦察机平台不仅节省了成本，还有助于开展侦察任务。他说：“几乎所有改装自大型客机的侦察机都不携带武器，但它们将收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可能对解放军造成直接威胁。”“美国飞机于夜间在南海开展行动，旨在侦察解放军最新的武器和部队部署。”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6日在推特上发文，谴责美侦察机近期在南海频繁活动、甚至一度抵近广东海岸的行为，并称这与所谓的“航行自由”无关，而是“纯粹的军事挑衅、军事施压和军事胁迫”。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公开报道，今年上半年，美军机在南海活动多达2000多次。汪文斌还表示，本月15日至28日，美军机已连续12天抵近南海侦察。军事专家李杰此前表示，通行飞机数量和危险程度是成正比的，飞机架次数量越多，危险度越高，发生碰撞的几率大为增加，美军半年之内2000架次飞行行动毫无疑问破坏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3zR6Mcml4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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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1999年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投放穿甲弹的美国B2战略轰炸机）

美军侦察机伪装民航抵近我国海岸？真相是这样的

2020-08-12 16:43

【文/观察者网王世纯】近半年来，美军侦察机抵近我国海岸实时航空侦察的频率愈发增高，双方的空中对峙也引发外界关注。

8月12日，港媒爆料称，一架美军E-8C“联合星”战场监视与指挥飞机将应答机伪装成民航，抵近我广东海岸进行侦查。消息人士称，我军随后发现了这架伪装成民航的侦察机。

经观察者网查询航空跟踪网站“FlightAware.com”后发现，这架E-8C在8月5日的行动中，全程实时将高度、航向、编号等信息上传到Flight Aware等航空信息追踪网站，可以通过公开手段查询，并不存在“将应答机信号伪装成民航”的情况。

《南华早报》8月12日报道称，本月5日，一架美军E-8C“联合星”战场监视与指挥飞机在南海上空以“民航客机”代码作为掩护，抵近我海岸侦察时被我军发现伪装。报道称，这给民航飞行增加了风险。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架E-8C空地监视飞机最初被位于广州南部的空中控制雷达系统识别为一架商业客机，该机在南海上空的飞行高度超过9000米。

消息人士还表示，直到该机飞近广东海岸时，才被确认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这名消息人士说：“在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可能会造成事故或误判。使用民用客机作为掩护是美国及以色列的常见手段，但南海上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空域之一，这可能会让民用飞机面临风险。”

和其他侦察机不同的是，美军E-8C“联合星”侦察机采用波音707-300客机改装而来，在雷达特征上确实有能力伪装成民用航班。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观察者网查询航空跟踪网站“FlightAware.com”后发现，这架编号为96-0042的E-8C战场监视与指挥飞机隶属于美国国民警卫队空军，已经在日本冲绳嘉手纳基地部署长达8个月。这架E-8C从8月5日19点15分从日本冲绳嘉手纳基地起飞，20点55分以飞行高度30500英尺飞越巴士海峡前往南海开展侦察行动，一度飞行至距离广东沿岸领海基线59.27海里（约109.77公里）的位置。

该机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将位置、高度和编号等信息实时到上传FlightAware网站。观察者网在查询该机8月5日的飞行记录时发现，该机上传的航班号为RONIN32，上传的编号为96-0042，为该机一直以来的军用编号，均可以被“FlightAware.com”查询，并不存在“将应答机信号伪装成民航”这一情况。

航空安全专家告诉观察者网，尽管军用飞机伪装民航并不违反包括蒙特利尔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但这种做法明显是一种不道德的事情，会威胁到正常民航机安全，尤其是容易引起误击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公开报道，今年上半年，美军机在南海活动多达2000多次。汪文斌还表示，本月15日至28日，美军机已连续12天抵近南海侦察。军事专家李杰此前表示，通行飞机数量和危险程度是成正比的，飞机架次数量越多，危险度越高，发生碰撞的几率大为增加，美军半年之内2000架次飞行行动毫无疑问破坏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20_08_12_5611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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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被美军战机炸毁的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

US spy planes in South China Sea ‘creating risk’ for civilian aircraft

South China Moring Post

Minnie Chan

Published: 8:00am, 12 Aug, 2020

American reconnaissance craft initially identified as commercial airliner until it flew near Guangdong last week, source says

Cases of mistaken identity have led to passenger planes being shot down in the past, observers warn

The US Air Force is creating risks for passenger flight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its close-in reconnaissance missions near the Chinese coast, a Chinese military source and observers have warned.

The US military has several types of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developed on commercial aero plane platforms, and they usually follow civil aviation flights as cover when approaching China’s airspace, a source close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US has reportedly stepped up its reconnaissance activities near the southern Chinese coast in recent weeks, with a night operation by an E-8C plane on August 5 prompting Chinese Defence Minister Wei Fenghe to initiate a 90-minute phone call with his American counterpart Mark Esper.

The source said the E-8C Joint Surveillance Target Attack Radar System aircraft was initially identified by the air control radar system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zhou as a commercial airliner, flying at more than 9,000 meters (29,500 feet)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t was only when it flew close to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Guangdong that the plane was identified as an American military aircraft,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due to the sensitiv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possible to cause accidents or misjudgments amid the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US militaries,” the source said. “Using civil aircraft as cover is a common operation for the Americans and their close ally Israel. Bu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one of the world’s busiest international airspaces, which may put civil aircraft at risk.”

Lu Li-shih, a former instructor at Taiwan’s Naval Academy in Kaohsiung, said many navies and air forces played tricks to cover up their military activities, which may cause safety problems to civilian airlines and vessels if ground-based military operators failed to make repeated verifications.

“War allows deceit. There have been some accidents that happened when ground-based missile defence troops failed to carefully verify intruding aircraft,” Lu said.

On January 7 this year a Ukrainian Boeing 737 passenger plane was shot down by Iranian forces soon after take-off from Tehran, killing all 176 passengers and crew. Iran said the aircraft had been mistaken for a “hostile target” in a case of “human error”.

A similar accident happened on September 1, 1983 when a Korean Air Lines Boeing 747 was shot down by a Soviet Su-15 interceptor on its way from New York to Seoul. All 269 passengers and crew were killed in the incident, which happened because the Soviet air force responded to the airliner as “an intruding US spy jet”.

Collin Koh, a research fellow at Singapore’s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said all military and civilian air traffic control departments around the world used the radar-based “identification of friend or foe” (IFF) signals to verify aircraft, and safety issues should not be a concern if military aircraft kept a safe distance from civilian flights.

“Because the E-8C itself is also a large plane, the aircrew will be concerned about safety, besides accomplishing their mission successfully,” Koh said.

Hong Kong-based military expert Song Zhongping said the use of civil aviation airframes as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platforms not only saved costs, but also facilitated spying missions. “Fortunately, almost all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modified from big passenger [planes] do not carry weapons, but they will collect valuable military information that may caus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PLA,” Song said.

“The night operation conducted by US aircraf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imed at spying on the PLA’s recent weapon and troop deployments, because military mobilisations are usually arranged for the night.”

The E-8C – the US Air Force’s main platform for battle management and tracking of ground targets – uses a modified 707-200 commercial airliner airframe. Other US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reported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past two months have included the RC-135, also based on the Boeing series airframe, and the EP-3E.

In 2001, a PLA pilot died when his J-8II fighter jet collided with an American EP-3E which was conducting close-in reconnaissance near China’s southernmost island province of Hainan.

The military source said that, to prevent future accidents, the PLA had demanded its US counterpart establish a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similar to the one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militaries which covers several levels of command.

The US Seventh Fleet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night operation of E-8C, saying the aircraft was not from the n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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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2001年与王伟驾驶的海军航空兵战机相撞的美国EP-3侦察机）

美军机伪装成“客机”对华抵近侦察？专家：如属实将增加冲突风险会把客机裹挟进军事对抗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作者：郭媛丹

2020-08-12 21:58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郭媛丹】香港《南华早报》8月12日报道引述军方人士消息称，5日晚间美军一架E-8C空地监视飞机在南海执行抵近侦察时一度被识别为商业客机。多位专家认为，若该消息被确认属实，美军此行为将极大增加冲突风险。

该报道称，一位接近解放军的消息人士透露， 5日晚间美军一架E-8C空地监视飞机对华进行抵近侦察，该飞机最初被位于广州南部的空中控制雷达系统识别为一架商业客机，当时飞行高度超过9,000米，直至飞机飞近广东省省会时，才被确认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当晚近22点发布的消息称，该飞机一度飞行至距离广东沿岸领海基线约109.77公里的位置。

报道还称，美军拥有多款以商用飞机为基础研发的侦察机，当它们接近中国领空的时候通常会跟随民航飞机飞行作为掩护。

报道没有描述美军侦察机跟随民航飞机飞行时如何掩护的细节，也没有提及5日晚间该飞机在什么距离被甄别为军机，相关专家认为，这种行为如果属实，显而易见将是极具危险性的。

一位民航飞行员12日对《环球时报》表示，每个航班出发前都会报备相应的飞行计划，包括机型、航线、时间等等，每次航班在出发前都会分配到一个独属于本航班的应答机编码，管制员在雷达屏幕上看到的飞机信息，就是通过应答机发送的。这也意味着所有民航飞机的信息都掌握在民航系统手里。

《航空知识》主编王亚男表示，如果有民航飞机接近中国领空， 在进入管制区内，第一时间民航系统就会有雷达应答机的接收信号，知道这架飞机进入我的管制区，也就是说该飞机的信息早就在监控范围内。

此外，国际民航航线就像一个开放的马路，使用该航线的都是客机，军机并没有被禁止，但一般不会使用，因为会干扰到客机飞行。如果有军机混入其中会发生什么？王亚男认为：“如果军机使用民航航线，因为客机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出现，而军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飞机的雷达应答信号也对不上，所以军机身份很快会被识破。”

因此，王亚男认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中方就能识别出美军侦察机的真面目，美军机无法达到目的。王亚男也表示，报道中提及的空中控制雷达系统识别很大可能是民用系统。

国观智库副总裁兼国际军事行动法研究中心主任田士臣对《环球时报》表示，外国军用舰机在领海之外的专属经济区及其上空有国际法保障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美军用舰机对中国当面海空域的抵近侦察，只要是不进入中国的领海领空，很难说违反国际法——尽管沿海国确实可以从海洋科学研究、和平目的、保护环境等角度进行反驳。”

但王亚男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不管是美侦察机刻意伪装成民机，或是在雷达应答机上做手脚，主观上都对美军抵近侦察行动增加了风险性，会导致严重后果。比如军机的真实身份一旦被甄别，无法判断对方的防空火力会不会开火。另一位相关专业人士也对《环球时报》表示，采用这种行为很容易导致误判发生，美军面临的危险是“谁飞谁知道。”

此外，南海航线繁忙，在公海的国际航线上很多是过往航班，美国侦察机如果有意冒充客机进入民航航线上，或者是跟着某一架客机作为掩护都会增加客机的安全风险。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波12日则对《环球时报》表示，美军此举旨在掩护侦察，如果伪装成客机，被解放军警戒和拦截的概率可能要小很多，至少也能混淆下视听。但“军机和客机混在一起，会将客机裹挟进军事摩擦与对抗，甚至造成误伤。”  

不管美军机侦察花样如何翻新，本质上都是挑衅意识浓厚。 田士臣认为，国际法给予外国军用舰机的航行飞越权利是为了保障正常的航行飞越，但美国军用舰机以抵近侦察为目的年年来、月月来、天天来，明显是对这种合法权利的滥用，是充满敌意的挑衅，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3zRSh45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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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美军EP3迫降海南机场后被肢解）

美国在中国周边动作频频美航母和巡逻机同时现身东海南海

央视网 | 2020年08月11日 14:42

央视网消息：8月以来，美军在我国周边动作频频。5日至7日，美海、空军的多型电子侦察机前往广东附近空域进行抵近侦察。8日，美军航母和反潜巡逻机更是被曝同时出现在东海和南海。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发布的消息，8日，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现身东海开展行动。同一天，美海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现身台湾南部海域，向西北方向朝着中国大陆海岸飞行，一度飞行至距离中国大陆海岸67.19海里的位置后折返。

近期，“里根”号航母频繁出现在东海、南海。据报道，7月28日，卫星在奄美群岛西北方向的东海发现美海军“里根”号航母正向南航行。此前，“里根”号刚刚于7月4日、17日在南海参与了两次双航母演习，并在离开南海后与日本、澳大利亚在菲律宾海举行了三边军事演习。

http://news.cctv.com/2020/08/11/ARTISYPlGSv50gOerGvf2eGv200811.shtml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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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棘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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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明  来源：中美印象

【这是作者2020年8月2日在纽约思想者俱乐部、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共同主办“中美关系：断交还是外交”ZOOM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
      2020年盛夏，美中关系跌入冰窟。双方突然互关领事馆，而且美方川普总统还明示可能还有更多的“使领馆”会被关闭，这基本是断交的前奏、甚至是迈向开战的节奏。国际舆论的共识是，美中已经进入“新冷战”。人们还担忧的是，美中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走向热战。而且无论是从美国角度观察的南海，还是从中国角度盘算的台海，都是随时可能爆发热战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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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


因为今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在离投票日百天不到的时间里，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在所有的主流民调中（包括福克斯新闻）都落后于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对华政策自然成为川普可以操弄而不会付出代价的议题。尤其是新冠病毒让美国瘫痪几近半年而还没有看到解脱的希望，把新冠病毒政治化和种族化（称之为“中国病毒”、“功夫病毒”等），对激活川普的底盘选民还是有一定效果。人们自然要问，美国当下川普政策对华的强硬态度是否只是一时的选举操弄和权宜之计？如果是这样，即便川普总统获得连选，以人们对川普的决策多变和随意性的了解（博尔顿的回忆录《枢庭要务：白宫回忆录》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人们是否有理由猜测美国会在大选结束后改变对华政策？如果民主党的副总统拜登当选，考虑到他在任参议员和副总统期间与中国官员建立了广泛的私交，人们更有理由期盼，拜登总统会终止川普的对华政策，从而带来美中关系的全面恢复和重新和好，恢复到过去的“接触政策”甚至“中美G-2共治”。

在本文中，我要论述一个观点：美国当下对华强硬政策是多种结构性、战略性和制度性冲突矛盾累积数十年的结果。今天川普政府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甚至是敌对国家是建筑在广泛的外交、战略、情智、两党和朝野共识的基础上的。无论2020年11月总统大选后鹿死谁手，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都会显示出连续性和持序性。

借用一个机械结构设计的术语，我们可以说：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已经具有“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棘轮（ratchet），“定义为一种外缘或内缘上具有刚性齿形表面或摩擦表面的齿轮，是组成棘轮机构的重要构件。 由棘爪推动作步进运动，这种啮合运动的特点是棘轮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而不能倒转。” 在机器设计、山车推动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棘轮效应”，又称“制轮作用”。简单说来，这个词汇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决策领域被广泛运用，就是要强调有意或无意之间，许多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一旦启动，几乎没有退回的可能，而是会以惯性甚至加速往前走。从短期和中长期来看，这恐怕是美中关系的大趋势。

如果我们快速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中美关系，从“门户开放”政策起到庚子赔款，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要远远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尤其俄日）更友善的。在袁世凯顾问、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rank Goodnaw）眼中，中国就是一个希望现代化变革的学生。在赛珍珠（Pearl Buck）的笔下，中国典型形象是受到军阀和天灾双重折磨的弱者。在斯诺（Edgard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白求恩（Norman Bethune）等左翼人物的眼中，中国是一个追求独立和富强的革命国家。即便国共竞争、美国罗斯福政府许多官员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理想、朝气和清廉，但美国还是试图扶持中国成为二战后格局的五强大国之一。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中美疏远和仇恨。但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出于摆脱越战的困扰和对抗苏联的扩张，美国把中国纳入到了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在冷战两级格局下，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小伙伴。以后，在冷战结束之前，卡特和中国建立邦交关系，里根时期中美关系出现质的飞跃，美中战略关系强化。冷战结束后，即便美国已经摧毁了苏联成为一个超强的大国、以独霸的优势享受后冷战红利，也没有因意识形态把中国推向敌对，而是继续维持了战略合作。在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的三届总统的20多年，由于全球化把中国带入了全球生产链，中国被接纳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利益攸关者”，尽管中美关系还是不对等，但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受到重创的美国一度把中国看成G-2“中美共和国”/“美中共治” （Chimerica 或Americhina）的一个新兴超级大国。中国政府在2013年之后改变了过去“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开始追求“大国崛起”、“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以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已成定势，试图推销“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叙述”、“中国智慧”、“中国解决方案“，同时还追求制定规则的权力和推销中国“软实力”和“锐实力”。

面对中国的全球扩张，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已经开始制定“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政策（Pivot to Asia）和组建“跨太平洋伙伴”联盟（TPP）。但真正全方位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战略发生在川普担任总统后的2017年。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等的主导下，2017年推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推出了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尔后又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等推动下推出《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报告》；2020年在彭斯副总统、蓬佩奥等主导下又推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这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宣告美国认定过去六届政府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而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在美国认定的四个主要敌对国家中，中国位居榜首，紧跟着俄国、北朝鲜和伊朗。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把中国列为头号的竞争对手、挑战者、甚至敌对国家，标志着中美关系恶化是40年以来的最低点。如果我们考虑民间两国人民的态度，可以说，美中关系民间基础被破坏的程度是一百多年以来最严重的。

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当美中关系成为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时，却出现持续恶化并走到低谷？我下面从四个层面和五个角度来分析这项发展的大的结构性和决策者能动性等多项因素，而且论述这种转变的持久效应。这四个层面包括：国际战略大格局、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美中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美国国内决策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影响。

1.      国际大格局的新形势

我们都知道，1947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大格局是两极世界：美国组织的北约军事成员国和以他们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带领了一个“自由世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包括许多右翼专制军政权，也就是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克帕特里克所说的相对于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大恶”的“小恶”），并在布莱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议）下结成了一个市场经济共同秩序。与此对垒，苏联也建立了华沙军事条约和经互会组织。世界出现了不同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导致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不结盟运动”、“南南合作”、“77国集团”等也表现出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两大阵营之间寻求平衡空间，毛泽东也推出他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些努力不足以改变两极事实。

“冷战”以西方阵营胜利而告终结。美国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成为世界唯一超强大国（法国人称之为“Hyperpower”），克林顿政府力推的全球化以美国的价值观塑造着整个世界。如著名政治哲学家、后任职于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的《吉哈德对麦克世界》（Jihad vs. McWorld，1995）一书所预言，美国的跨国公司诸如微软（Microsoft）、麦当劳（McDonald’s）和通俗文化（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建造了一个全球主义的“麦克世界”，也刺激了部落主义、本土主义、传统主义（比如吉哈德圣战情结）的兴起。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宣布后冷战时代短暂平静的终结，西方世界将面临“绿色威胁”和另一股趁机而起的“红色威胁”。2008年在美国华尔街首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20年发源于中国的新冠状病毒大瘟疫强化了这一发展趋势。可以说当今世界格局既非两极世界，也非多级世界，而是一个美国继续占据塔尖、塔体急速变动和塔基高度不稳的等级秩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位居世界的领袖国家地位。尽管川普“特离普”的“美国优先”、退群的新孤立主义对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带来了冲击，但现在来看美国已经开始回复到加强美国的联盟国家关系和巩固民主国家联盟的政策。如果2020年11月总统大选由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得胜利，这一恢复全球主义、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的趋势还会加速。只要在政治上美国大选做出正确的选择、在科技上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能够率先研发出新冠病毒的疫苗和治疗药物（7月31号美国国会听证透露，迄今美国政府已经投资80亿美元，支持Pfizer、牛津、Moderna、Johnson & Johnson、Sanofi、Glaxosmithkline等公司的疫苗研发，可望在2020年年底或2021年初投入运用），美国将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并可能会迎来一场“新新政”，保证美国对21世纪的引领。

但是，美国的大国地位受到中国和俄国的挑战和破坏。中国在2012年后抛弃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开始追求“大国崛起”、“积极作为”，不仅在西太平洋地区和欧亚大陆扩展影响、挖美国墙角，而且还试图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多种方式制造自己的“跳上战车”的跟风效应（Bandwagon Effect），建立“中华秩序”或“天下秩序”。中国的“战狼宣传”和“战狼外交”不可避免地使得美国可能让步出现的G-2共治变成了一个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身处第二位的上升大国和霸权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美中冲突如川普和他的班底所认为的，接受“大国竞争”就是要通过经济战略来阻止一个专制大国的国际政治权力的崛起。

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竞争和俄国普京总统过去20多年玩弄的“权力均衡”外交不无关系。作为冷战中败落的大国，俄国不得不接受苏联的崩溃、十二个加盟共和国各奔东西，许多投奔西方阵营。在承受经济萎缩、生育率下降、人口和寿命锐减等羞辱后，俄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小于澳大利亚，被排挤出世界前十名。如果把公司与国家以经济实力（公司价值和政府收入相比较）排列在一起，沃尔玛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俄国（例如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数字）。全球化造就出了世界三大经济支柱（以生产、财富、进出口各项指标做参考）：以美国为首的北美贸易区、欧盟和东亚（日本、四小龙、小老虎、中国的经济成长，而后南亚虎印度崛起形成季风区亚洲）三足鼎立之势，把三不着边而被全球化边缘化的俄国晾在世界引力中心之外。普京以小搏大，成为世界政治“权力均衡”游戏的玩家（balancer）。欧盟的混乱和松动（包括英国脱欧）、美国选举受干扰、朝鲜危机搅动东亚局势，尤其是最后一项可能把世界前三位的经济强国带进一场互害而完成的自戕，都可以看到俄国的手脚。同时，普京在玩弄北京的同时，获得20年长期石油和天然气订货（今年的石油期货曾跌到负37美元，而俄国向中国出口的石油定价却在100美元以上），同时向美国明确表示，中国是俄美的共同敌人（可参考博尔顿的回忆录）。总之，俄国在制造混乱和猜疑并从中得利。世界要平安，美中关系要和谐，难度确实很大。

2.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强化美国强硬对华政策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俄国总统普京和俄国国防部长在和他的交谈中，明确无误地把中国看作美俄“共同的敌人”（见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第168页，第171页）。可能北京天真地认为普京是它与美国对抗的战略伙伴，但这只会是一个误判。而中国另外一个北部邻居蒙古开始民主化以后，与它的“第三个邻国”美国的关系紧密。

作为一个陆地海洋双栖国家，中国与东部、南部海洋邻国的关系也出现紧张。中国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就已经把“美日轴心”作为自己最大的战略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日本政治向右推，不仅要修改“和平宪法”、把日本建成一个正常国家，而且也和日本军国主义调情。安倍的右翼保守政策是以中国崛起为假想敌的，这也得到了日本的国民支持，所以安倍可以修改自民党党章而突破任期限制。尽管川普总统抛弃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但日本仍然努力构建没有美国、也没有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修正计划，目的就是防御中国的经济扩张。

川普总统代替奥巴马总统“亚洲再平衡”政策的是一项更具雄心的“印太战略”（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并构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国联盟”。美国作为一个大西洋文明逐渐强化太平洋文明的色彩（奥巴马是第一个出生在太平洋的美国总统），现在进一步把印度洋联系起来，三洋打通，对中国形成不利的包抄格局。与中国近年的急剧左转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大国普遍向右转。印度总理莫迪强调以印度教为文明基础的印度民族主义（Hindutva）、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与美国和俄国关系的靠近，对中国都不是好消息。在2019年12月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在问及中国经济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时，印度61%的回答者认为是坏事，只有 20%认为是好事。在问及来自中国的投资是好事还是坏事时，54% 认为是坏事，24%认为是好事。 2017年和2020年两国的边境冲突，尤其是最近的一次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以及在新冠疫情以后印度对中国产品和运用软件的抵制，都显示出两国关系的紧张。中印再次大规模的边界冲突不是不可能，尤其是中国军方有意见认为，强化对中国西部（包括西藏高原）的控制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

中国可能卷入热战的另一个热点是南中国海。如果是美国发动战争，中美冲突一定会在南海，因为不仅中国领导人2015年访美时曾经向美国承诺不会推行南海军事化，而事后中国建设人造岛礁、部署雷达导弹、建设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而且国际海牙法庭明确判定中国宣称的“九段线”不合符国际法。涉及这一纠纷的东南亚国家时常和中国产生摩擦。恰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皮尤中心2019年12月的一份民调报告显示：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相比，亚太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来自中国的外资，都抱有更多的负面态度。东盟国家时常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经济上靠近中国，战略上依赖美国。但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这些国家以及所有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对中国的怨恨和猜疑急剧增加。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在2020年4月也对中国发布的新冠疫情信息表示不信任，认为就是一个笑话。可以说，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染上新冠病毒，而且第三世界国家灾难深重，中国打造的“金砖联盟”（加上印度、俄国、巴西、南非）成员国无一不是怨声载道，甚至巴西总统都染疫。人们注意到，拉美过去对中国的积极态度正在被新冠病毒疫情所改变。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和肆虐造成的中国外交和形象全方位的危机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而中国要走出这个阴影恐怕至少还需要一、二十年。在美国、西方其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形成的向中国政府问责、寻求经济赔偿运动会进一步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

3.      美国民主体制决策特征

民主分权体制决定了它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经常是热得慢，但一旦热度上来就会持久，冷得更慢。美国的体制有人称之为“危机驱动”的体制，重大快速决策往往是要在危机发生以后才发生，例如珍珠港事件、9.11恐怖袭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给美国带来了生命健康、经济衰退、社会撕裂、政治动荡四重危机，使得美国的精英阶层更容易向人民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是造成生物病毒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病毒颠覆了美国的基本生活方式，逼迫美国全民思考与中国的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传统的“民主和平理论”也解释了美国民众没有太多意愿挑起对外的敌意和主动发起战争，因为战争带来的将是每一个公民自身的死亡，所以民主国家不愿意打仗。但是，一旦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生活方式、自由民主体制受到威胁，民主国家又不惜与专制国家对决，甚至决一死战。美国民主国家对外强硬政策决策特征是“后下手为强”。

美国外交决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法学家/律师的法理思维和做事风格。无论是克林顿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奥巴马总统等民主党人，还是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等共和党人，都有共同的法学院和律师背景。美国政治家喜欢一板一眼，看重信用。中国政府对待香港“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WTO协议、中美产权协议、南海非军事化等诸项法律承诺视如儿戏，美国政治家尤其感到过敏。例如，《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2020年5月20日）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兑现承诺，包括贸易和投资、言论和信仰自由、政治干预、航行和飞越自由、网络和其他形式的间谍和盗窃、武器扩散、环境保护和全球健康。与北京的协议必须包括严格的核查和执行机制。”

美国国会也是受到法学院/律师的思维方式影响的。比如2020年的第116届国会里，161位众议院议员（占总数的36.6%）和53位参议院（占53%）获得有法学院学位，是国会议员第一重要的教育背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演变也都表现在美国国会的立法里，例如最近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2018年）、《台湾旅行法》（2018）、《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19）、《新疆人权法案》（2020）等，针对香港和新疆美国还制定了一系列“对华制裁法案”。另外财政部、商务部针对中兴、华为、人民币操纵等等制定了各种制裁。一旦美中双边纠纷冲突进入到法律程序，就会失去灵活处置的空间。对行政部门来说，政治外交问题一旦转换为司法执行，要想再回转过来就更难。

美国作为一个民主体制对于公共舆论非常敏感，政治家的选举胜败和他们跟踪、解读和代表民意密不可分。不幸的是，在2020年，美国选民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继续飙升。2020年7月30日发布的皮尤研究报告显示：美国73%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从三月份的66% 上升；22%持正面看法，从三月份的26%下降。更重要的是，在18-29岁的年轻人里，56% 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与三月份的53%相比继续增加），36%持正面看法；这是皮尤调查设立18-29该项民调以来今年连续两次负面看法过半。民主党或倾向民主党党人中，78%认为促进中国人权优先于发展对华经济关系，20%认为发展对华经济关系优先于促进中国人权；民主党比共和党更注重人权优先，共和党的数据分别为70%和26%。所以我们很难肯定，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和夺得国会多数席位会软化对华强硬政策。其实，拜登和川普都在指责对方对华软弱，所以双方都在比狠。议长南希∙佩罗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也是以对华强硬著称。例如，舒默对博尔顿表示：在对华为强硬的立场上，“你们有民主党站在你们一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参议员华纳也表示：“用华为网络就不会有安全。如果为了贸易（取消对华为的惩罚而换取北京贸易上的让步），我们会在盟国中失去信誉。”在对待中国操纵人民币问题上，川普认定中国是一个货币操纵国，对此舒默也完全认同。可见在对待华为的强硬政策上，民主党并未表现出不同意见（见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第401页，第283页）。所以我们看到，两党在处理对华政策上，过去两年表现出了高度的共识。

4.      中国体制的固化

美国对中国政府/中共的失望在2008年前后即现端倪。著名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2007年的《中国虚幻》（The China Fantasy）一书反映了新闻界、知识界的情绪。该书的主要观点是美中接触30年，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人心目中的路线图朝着与美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上更接近的终点奔跑。恰恰相反，中国利用与美国的接触做大做强，在制度与价值观上与美国渐行渐远。美国人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其实只是一场虚幻。因此，美国必须痛改前非，放弃接触政策，遏制中国。否则，中国不但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更会让美国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和自由的世界的计划变成一枕黄粱。
     孟捷慕的观点在2007年并不被美国主流所接受，但在2013年之后，北京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都启动了前所未有的修正，印证了孟捷慕的观点。在美国眼中，对内，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在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市民社会等领域取得的所有进步开始被逐步瓦解；对外，出于操弄民族主义情绪所需，中国的“洋冒进”、“大撒币”外交和“战狼”外交甚嚣尘上。这样的内政外交变化自然给华盛顿要求改变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和证据。疫情的爆发为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改变提供了加速器。始于2018年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贸易争端到2020年夏季似乎已经变成了中国与美国的文明冲突。（本部分有删节—编辑）

5.      特殊利益集团的作用

美中关系的稳定需要一个强大的民间基础。重要的是，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否会把美中关系的稳定视作一个“公共产品”而去维护。或者即便主要利益集团都是在追求私利，他们是否认为维持美中关系的稳定符合他们的集团利益。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克林顿时期，在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是否进行人权与贸易挂钩等问题上；在2001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2018-19年川普对华贸易战等关键时刻，我们都会看到中国游说团体、代理人（例如基辛格和他的律师事务所）、侨团、中国政府和工商界采购团等的密集频繁活动，而且经常海外反共团体、民运力量也呈分裂状态。例如许多知名的海外民运人士都是反对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支持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

今天，认为四十年来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进攻性现实主义”应成为新政策似乎已经成为主流。无数活跃的团体力量正在促使美中全面脱钩、宣扬美国对华冷战甚至热战。政界和知识界已经热批对华“绥靖政策”，有人完全否定美中接触和合作给美国和中国带来的利好和进步作用。美国商界曾经是中国政府最靠得住的亲华游说力量，但北京的“国进民退”、做强做大国营企业、“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它带来的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等也已离异了西方的工商企业界。从中国撤离、把中国排挤出全球生产链也已经成为西方许多公司的选择。在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工商界明显的缺失或沉默。新冠病毒疫情在西方继续蔓延，尤其是美国成为和保持继续作为全球疫情的震中，不仅让中国游说活动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而且美国在这次疫情灾难中遭到的经济损失基本上吐出了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从中国拿到的利好。在这样的压力下，即便川普被博尔顿划分为的“熊猫拥抱派”和“屠龙派”拉扯，他认定的“熊猫拥抱派”人物（例如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川普女婿贾瑞德∙库什纳等）也被“屠龙派”（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商务部长罗斯、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总统经济顾问纳瓦罗等）的强势压倒。美国社会出现了对中国的厌倦甚至种族主义的敌视情绪。随着川普的当政，华人社区中出现了一个声音很大（未必人数占多数）的“川粉”群体。当中国人选择“宁左勿右”，而美国华人川粉选择“宁右勿左”，极端势力两相激化，美中双边关系的理性和稳定势必成为牺牲品。

在美国游说政治和舆论空间还存在着流亡藏人、新疆维吾尔人、台湾、香港、法轮功和若干苦共已久的各色人群和团体。所谓的民主运动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除了倡导中国民主化和中华民族自由理念的一些民运团体，还有诸夏分裂运动、仇华仇“支”（所谓支那人）、华人“牲人论”、高举福音书要“东征”的“十字军”等等。极端主义、狂热主义、虚无主义弥漫在许多团体或追随者之中。“反共”的“反”已经从手段变为目的，对许多人来说，建设性的思维和努力就变得“绥靖”了，美中两国友好当然必定是“通共手段”和反动目标，甚至两大国的工作关系似乎也没有维持的必要，生产的经济分工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也无需考虑了，大家关起门来、老死不相往来各过各的日子。

结语

美中双边关系已经陷入结构性的困境，而且两国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因素以及决策人因素还在朝着恶化这一情形的方向变动。可以说，美中关系已成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美国迈出妥协合作的第一步（也就是“接触政策”/“绥靖政策”，因你的立场决定你喜欢的用词），美国的担忧是：中国还将继续不遵守规则、甚至破坏规则和建立不公平的规则占美国的便宜，最终对美国“千刀万剐”（纳瓦罗就是这样说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在贸易、产业政策、国营企业、市场定位、金融开放等方面让步，是否会鼓励美国进一步渗透、搞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最后实现政体更换(regime change)？美国罗列的中国不守规则和信用的一长串记录让美国的担忧有根据。冷战的结局和“苏东波”的历史事实以及西方的“自由帝国”的传统也让北京相信自己看到了美国的潜在逻辑。

但作为一种双边关系，它不可能是由历史决定论或目的论所决定，而是由双方的利益需求决定的。目前的美中关系还不是一种对称的关系，当美国已经对中国的长期破坏国内和国际基本价值观做出了强烈的反映，并把中国/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切割开来，美国就把球踢进了中南海。套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而中国政府就是系铃人和解铃人。归根结底，中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必须做出一个历史选择：如何界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如何界定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如何界定有所谓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与自由民主和平普世价值的关系。这又回到了中国思想界讨论的核心挑战：“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是不是邓小平所说的一切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政治改革？繁荣、富强和民主是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民族宏愿。这样看起来，悲观主义者不会看到希望，中国的改革和中美关系在更坚实的制度与价值观基础上重整旗鼓的双重希望都会虚无缥缈。乐观主义者可能会看到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历史机会和中国历史大变局。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
【文章不代表本站观点。《中美印象》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2020年8月12日首发。】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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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吉·亚历山大：如何守护美中关系40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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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佩吉·亚历山大  来源：中美印象

【本文为卡特中心CEO佩吉·亚历山大2020年8月5日在由卡特中心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题为“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在线讨论会上上的发言。本站工作人员张金峰和赵丹宁根据录音整理、编译。《环球时报》在2020年8月12日刊发了这一讲话的部分内容。点击这里查看《环球时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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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使，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早上好，晚上好！

卡特总统和夫人让我向所有参加此次论坛的与会者致以最良好的问候，这次探讨中美关系现状与未来的论坛非常重要和及时。

我今年6月刚刚出任卡特中心首席执行官，但我知道卡特中心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有着长期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自2007年以来，你们是卡特总统多次访华的东道主。自2012年以来，我们共同举办了七次中美关系高层论坛，包括去年在卡特中心举办的纪念中美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论坛。

上周五，我在佐治亚州普莱恩斯见到了卡特总统。他非常关心目前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委托我与大家谈一谈双边关系，并希望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继续合作等改善这一关系。

在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前夕，卡特总统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如何修复中美关系，防止现代冷战》的专栏文章。在美国，我们听到了与中国进入冷张的战鼓。看到华盛顿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而北京则以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作为报复，我们感到万分失望。这样的行动和报复可能会使双边关系脱轨。在过去四十年中，这一双边关系关系一直是维护美中两国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稳定器。

我们需要回答一个影响两国关系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问题：为什么双方对过去40年接触（engagement）的看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习近平主席一再表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然而我们却看到双边关系在迅速恶化。

今天中美诸位仁人志士参与这一讨论讨论的目的就是要找出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卡特总统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写道："美国人需要明白，正如中国无权干涉美国内政，我们亦无权干涉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和领导人选拔方式。诚然，即使是关系密切的国家也会不时批评对方，但这种批评不应该成为指令或法令，而只应该是双向对话。”

虽然我们赞同卡特总统的观点，但我们也认为，对批评的不能容忍可能导致了目前美国对中国看法的恶化。

然而，我不想过多地谈论中美关系中出现问题的原因。相反，我想探讨应如何守护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的遗产，使中美关系有益于两国和世界的发展。7月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一个线上会议发表讲话时表示，中美两国都应该“守正不移，与时俱进，维护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王毅部长建议要修复双边关系，美中两国应梳理三个清单：一是合作领域的清单，一是需要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清单，一是需要妥善管控的问题清单。卡特中心和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所已组织了一次清单内容在线研讨。卡特中心的团队仍在撰写清单报告，但我想与你们分享一些初步的结果。

首先最容易确定的是需要管控的清单。台湾和南海问题最有可能触发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武装冲突，所以中美之间必须在这两个问题升级为战争之前就如何管控进行坦率和诚挚的磋商。

在对话清单中，我需要提及一个关键领域：人权。不久以前，中美两国曾就人权问题进行定期对话，现在需要做的是恢复这些对话。虽然北京方面表示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也应该同美国同行进行探讨，以便双方能够理解对方的核心关切，并达成谅解。提高透明度和愿意就这一问题进行信息分享将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这对改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认为对双边关系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合作清单。王毅部长说，“这份清单应该把中美在双边领域及全球事务中需要而且能够合作的事项明确下来，这份单子越长越好”。正如卡特总统在信中指出的那样，新冠疫情最初在中国爆发，美国现在是疫情的震中，两国不能就疫苗研发开展合作是一个悲剧。林松添大使或许可以告诉我们所有人，为遏制2014-16年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埃博拉疫情以及建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美两国的合作是多么一帆风顺。如果两国选择不合作，任何扭转气候变化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卡特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积极介入实现平壤无核化的努力。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卡特总统启动的这一努力将永远不会成功。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发动机。如果中美两国在金融、技术、制造业和贸易领域脱钩，世界经济将因此遭受重创，中国成绩巨大的扶贫事业也会受到挫折。最后，中国可以在与美国和其他国际伙伴一起在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和其他非洲国家和平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2012年12月，卡特总统访问中国，开启了卡特中心-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美关系论坛，那次会议的主题聚焦如何建立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应该继续关注这一主题，中美两国人民都能从这一关系中获益匪浅，试图分割这一关系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我想重复卡特总统在给你的信中的一句话："（美中）接触使得我们两国、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得以获得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许多投身改善中美关系的人认为，认识不到这一进步，不仅是反应了对历史的无知，也显示了意识形态的僵化，更透露了政治上的盲目。为了继续这种接触，我希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卡特中心举办的这种在线对话成为一个定期活动，以便我们更好地增进彼此了解，减少偏见。我还鼓励所有与会者访问我们关于中美关系的中文网站（中美印象，cn3.uscnpm.org），给网站投稿，进一步促进对话、加强交流。

卡特中心和卡特总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与中国开展联合项目与对话。 卡特中心愿为恢复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殚精竭虑。

我期待访问中国，拜会林大使和各位中国专家，同诸位一面为应对世界上一些最为紧迫的挑战寻找路径，一面为深化两国关系出谋划策。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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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伦斯：重构叙事，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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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伦斯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8月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美国卡特中心共同举办中美民间外交视频对话会。林松添会长、卡特中心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以及来自中美两国学界、企业界、媒体界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了会议。美国前总统卡特向对话会发了贺信。以下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ve Orlins）的总结发言，由本站汤杰和朱旭东根据录音整理和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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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早已过了我平时睡觉的时间，大家还在精神饱满地地讨论中美关系，我们的热情可见一斑。包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卡特中心在内的各个机构，都在想方设法遏制双边关系的剧烈下滑。我们在保持对话的同时，更要维护我们此前就已构成的良好且深入的关系。今天对话的主题是“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双边关系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在座的各位，我们的实际行动将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

我们这一代人体验过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我们知道它的至关重要。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下一代更深入地理解中美关系的性质。在亚太地区，中美已经持续合作了41年。而在过去50年中，有25万美国士兵在亚洲阵亡，亦有数百万亚洲人民在战火中丧生。鉴于新一代年轻人出生于和平时期，未经战火，我们有义务向告诉他们，在中美建交之前，双方有不少人死于战祸。重要的是，我们应有新的叙事方式。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感到历史的车轮在渐渐远去，当下的叙事方式正在丧失影响力，中美两国概莫能外。

不要认定这一切都必然发生。事在人为，我们能够做的还有很多。在接下来的90天，也就是从现在到美国大选日（11月3日），中美之间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预测、非常严重的事件。然而已经发生的，诸如休斯敦领事馆的关闭，都是可以挽回的。双方以牙还牙的一些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既就是特朗普连任，仍有可能看到休斯敦领事馆和成都领事馆的重新开放。不过近期，抖音有可能被微软或者其他公司收购，这种商业合同是无法逆转的。一个新的总统也无法改变已定的商业交易。

我希望能有更多像今天这样的对话和磋商。这样的对话多多益善。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一月之间，我不认为两国政府间的对话会大量增加，所以我们这样的民间对话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拟定一个对话与合作清单，包括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疫苗开发、朝核问题、维和行动等。今天还有谁在谈维和？有谁知道，苏丹达尔富尔的和平是中美在联合国框架下合作的结果。

1月20日之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只会有增无减。从现在开始的90天中会发生什么不得而知，我对此充满忧虑。今天参会的中国同事首先应该告诉中国政府官员，不要对美国的挑衅行为作出过激反应。我知道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冲动与鲁莽于事无补。美国卫生部长即将访台，这是我在国务院工作以来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访台。美国这样做很过分，但中国说说就好，不要做出过激反应。美国政府关闭休斯顿领事馆的做法显然是有的放矢，它知道北京肯定会报复。但是，像美国政府最近在南海区域行动的军演和自由航行巡逻，为防止事态升级，中国能不能视而不见？审慎与克制，不做过激反应，是这一时期最需要的政治品质。

习近平主席也一直在讲南海诸岛的国际化，让其造福全世界，这一建议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可以在很多领域采取主动，做出改变，比如改善与邻国关系，开放更多的商业领域，优化经营环境等。这些都不需要跟美国协调。如果中国能把这些做好，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叙事方式，那么当特朗普政权再无端谴责中国时，他会感到无地自容。

尽管民调显示，有高达73%的美国人民对中国持负面态度。但仍然有很多美国人相信，中美能够建立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并相信这种建设性的关系能造福美国的下一代。

我恳请各位给我们创造机会和素材去说服美国人民。比如，中国能不能解除对Facebook、YouTube、推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等媒体报刊的网络封锁？能不能请那些被驱逐的记者重返中国？

虽然在短期内我对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但从长计议，我对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是看好的，乐观的，因为美国人民的愿望与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脉相承的：遏制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发展、打击恐怖主义等。

毋庸置疑，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样的困境，不仅仅是美国政府所作所为使然，中国政府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像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那样的领袖，让美中关系重回正轨，造福两国。

鉴于两国政府间的沟通已经中断，我们这样的民间沟通就格外重要。



【编译、整理：汤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朱旭东，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硕士生】


来源时间：2020/8/13   发布时间：20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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