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信基金会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发展，这场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机，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对香港而言，置身大变局，如何化解风险与挑战，为自身把握和创造机遇，也是需要深刻思考的话题。7月31日，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黄平做客第六十七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剖析疫情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探讨香港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越艰巨，

越将意识到合作才是唯一出路

“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化的动力，哪些是变化的后果，现在来讲或许为时过早。它将持续多久，最终又将演变成怎样的新格局、新秩序，都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黄平说。

对各国而言，防控疫情和维持经济发展，是需要同时翻越的两座大山。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8月4日20时左右，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突破1800万，死亡病例超过69万。“抗疫防疫的任务还很重，这场仗不但我们自己要打好，也要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合作，建设国际卫生健康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恢复生产，经济不能完全停滞。整个社会该如何维持正常运转，甚至运转得更好?”

在黄平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牢牢把握大变局之下的不变之道。随着东亚崛起，全球发展及权力的中心先后由西欧转移到北美，再逐渐显露出移往东亚的的迹象。随之而来的，则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与诸多待解的老问题。“过去的一百年见证了战争，见证了大萧条，见证了冷战，却没有见过今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黄平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但即便如此，和平与发展仍是不变的主题。尤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越大，各个国家便越能强烈意识到，彼此是进退与共的共同体，此时再来谈零和博弈和丛林法则，都是不切实际的。“在最大的生与死面前，在发展还是不发展、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大家会发现，全世界其实都在同一艘船上。面对惊涛骇浪，首先要保证航行的方向正确，同时行稳才能致远。”

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应摒弃丛林法则，坚定拥抱全球化，拥抱合作。不可置否，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广泛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均衡，仅靠联合国体系已无法化解。“我们该如何与时俱进，让全球化更加公平?这也是百年未见大变局提出的新问题。”

“一个国家也好，城市也好，都是在时代的大盘子里，中国一路走到今天，又进入这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是重要的一份子，既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塑造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之一。”黄平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需要形成全新的发展理念，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一国两制”是香港谋发展的基石

找准立足点才能拥有更多机会

变局之下的香港，同样也不平静。7月3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鉴于目前香港严峻的疫情形势已对选举造成重大影响，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将推迟一年举行。

“这一决定是实事求是的，是理性和务实的。先一心一意来防疫，才能确保立法会的选举更符合规则，更顺利。”同时黄平指出，香港未来面临的挑战还充满未知，“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算起，23年的时间可以说长，但其实也很短暂。下一步会遇到什么新挑战，都有待观察和研究。”

谈及香港未来的发展图景，黄平强调，“一国两制”始终是其谋发展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创造自身特色，追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把香港的定位与发展纳入‘一国两制’的框架中，才能找到实实在在的立脚点和出发点，才能拥有更多机会。”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调整适应的过程。例如，如何增强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感?“这需要通过文化和教育逐渐来实现，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付出时间和智慧，一代一代坚持去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面对大变局中的危与机，黄平指出，中国始终坚持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道路。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中国的合作精神有目共睹。“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验、智慧以及能力，都不会让我们掉入冷战陷阱，将自己置于孤立状态。”他指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做好各类风险和危机管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求发展，在发展中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不管风吹浪打，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能胜似闲庭信步。”

以下为本次讲座文字实录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很荣幸也受我们中信大讲堂的邀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疫情下看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以及我们“一国两制”在香港将要面临的新挑战。这个题目的三个关键词，“疫情下”、”百年未有大变局”和“香港‘一国两制’面临的挑战”，三个都还是正在进行时。

疫情，我们当然现在是第一仗打得很成功，现在一个是防输入，一个是防反复。目前在香港、新疆，还有大连，有一些反弹，但是从全世界来看，疫情还在高峰之中，很多国家第一波还没过去，一些很大的国家、人口大国或者是别方面的大国、美国、印度、巴西等，长时间以来每天都是以数万人为单位的新发案例。还有很多国家或者是上万，或者是以千、以百为单位，我们看以百为单位的就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个疫情可以说世界范围还在第一波的高潮中，那么讲“疫情下”其实，因为这个事正在发生中，还不知道将持续多久，带来多大的冲击、影响，那么这会儿来讲疫情下的其实就是一个初步的观察、个人的观察，究竟下一步怎么走，那么要和大家一块来看，不但是研究，甚至是参与，来抗疫、防疫。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现在也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过程当中。我们国家做这个大的判断，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整个世界层面，2018年做这个判断，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就是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18正好是100年，那么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百年，这次是没有见过的一个世界大变局。这是狭义的讲的，广义汉语里我们讲百年也可以是一个复数，两百年来、三百年来，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近代以来，在世界层面自从有了近现代，有了我们讲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最早在西欧，后来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百年或者数百年来，今天这么大的一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过去也是没见过，且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局的动力，哪些是变局的后果，现在也可以讲是为时过早，所以我们也身处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也要经历这个变化。包括这个变局要持续多长时间，才能变出一个新格局、新秩序，也不确定。三年、五年、十年，乃至于更长。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我们“‘一国两制’面临的挑战”，“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要确保它在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既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也行稳致远、繁荣稳定，还要在“一国两制”之下，融入到国家的大发展格局之中，它也是还在一个过程当中。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算，到现在是23年，可以说长，但是其实也是很短，那么下一步还要遇到什么新挑战，包括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当年的“香港占中”、去年以来的“香港之乱”，刚刚两会通过颁布实施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和相应的机制机构的设置并且开始实施，下一个阶段，至少还有二十七年，“一国两制”还会遇到什么挑战，也会一个有待观察、有待研究、有待努力，现在要讲也还是一个可以说未知数。

所以，这三个未知数加在一块，今儿我来和大家分享的，就只能是很肤浅、很个人的观察，挂一漏万的观察，乃至于不准确、不周到、不全面的观察，以及一些个人的思考，只是借这个机会来和大家探讨。

01

疫情防控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先讲疫情，我们都身在疫情之中，而这个疫情第一整个地说正在疫情的大氛围下，第二抗疫、防疫的任务还很重，第三还不能就把其他一切工作都停下来。所以一方面抗疫防疫要坚持，打持久战，还要越防越好，越抗越胜利，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下来，不但我们自己要打好，也要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好。因为这个病毒的确从天而降，可以说飞来横祸，近年最大的黑天鹅，但它是我们人类的共同敌人，而且是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

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恢复生产，恢复生活，恢复社会的秩序、正常的交往，那也不只是说经济层面的不能完全停下来，如果完全停下来，那带来的另一个意义上的损失也将是很大的，还有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人的正常生活、交往，一个社会要在疫情下怎么正常运转，甚至还要运转得更好，我们原来的任务也要完成得更好。在世界层面、国际层面，现在提出了还要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抗疫防疫。

02

透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萧条、革命、发展

回到百年大变局。观察这个大变局我认为可以两个角度，一个是时间，百年嘛，首先是时间的角度，另一个是空间的角度。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大变局，所以它也是个空间概念。时间上说，说得短，就是狭义的这一百年，在世界层面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不清，地方性的事也数不清，而世界层面的大的事，二十世纪可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甚至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当然也是个发展的世纪。

时间维度

进入二十世纪，从我们这儿来说，我们国家发生了辛亥革命，这也是几千年来的天大的事。那世界层面呢，整个二十世纪一直到1945年，就几乎整整前半个世纪，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欧洲，首先它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十九、十八世纪欧洲也是战争不断，局部战争、国与国的战争，但是世界大战，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才发生，进入二十世纪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现在我们都也回忆起，以前也知道但没有足够重视，其实一战同时也发生了一次世界大瘟疫。

一战结束不久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在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大萧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走衰、经济危机，而是大萧条，严重的失业、大批企业纷纷倒闭、社会严重动乱，与此同时也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前前后后，当然个别的并不是由于一战，比如推翻满清，但是在世界层面，好几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都没了，整个世界结束了帝国的时代，以战争的方式打掉了若干个帝国，进入了今天讲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国际秩序、国际关系。

第二件大事也是一战的期间，一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在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一战以及接踵而至的大萧条，以及萧条以后很快，世界居然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卷进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一战主要还是在欧洲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我们这儿发生，当时叫东方战场，而且我们从“九一八”算起，抗日战争可以说拉开了序幕，整个世界就这样在战争与革命的交织过程当中，走过了几乎二十世纪的前半段。

到1945年战争结束，世界层面发生了两个最大的事，一个是有了联合国，而且联合国从1945年建立，直到今天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当然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五大国，就自然成为了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本身的产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方面的成果。

第二是二战结束，或者前前后后随着二战结束，有两件大事在世界层面发生。一战期间，一战结束，或者即将结束，有了刚才我说了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二战结束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中最重要的在亚洲、在东方，那就是中国革命，诞生了新中国，70余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此同时，二战以后出现了过去西方殖民主义者用殖民主义侵略、占领、掠夺的方式占领的殖民地国家，人民纷纷走向了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在联合国180多个国家，一些是原来的老牌国家，原有的民族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以前叫列强，另外一些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就是从殖民主义下面争取到独立、新建立的国家，也叫发展中国家，当时也叫不结盟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很多都是原来的西方的殖民地。这是过去这一百年，它也不是平静地走过来的，一直到1945年，接近半个世纪，前半个世纪风起云涌、惊涛骇浪，世界大战、大萧条、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独立，才有了20世纪的以联合国为框架与制度的世界秩序。

但是这个秩序，五常以及整个联合国秩序，它本身既是战争的产物，也是为了不再发生像一战、二战这样的可以说是灾难而建立的。但是1945年建立，很快世界又进入了“冷战”，今天美国有人要发动“新冷战”，我们要防止掉进“新冷战”，前几年讲的是要防止掉进“修昔底德陷阱”，但20世纪世界实实在在的从丘吉尔的所谓“铁幕讲话”，1947年就掀开了苏美两个大国为代表的两个阵营的“冷战”，资本主义阵营以美国为代表，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代表，东西方世界经历了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遇到了百年未有大变局，过去的秩序也不只是1945年的秩序，它也包括冷战这个架构下的秩序。一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才结束了这样一个冷战格局与秩序。虽然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没有像前半个世纪那么血腥，两场世界大战，中间加一个大萧条，但后面这个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有人也把它叫“冷和平”，虽没发生一战、二战那样的热战，但是地区战争、局部战争几乎没有断过，包括我们自己的周围，我们1949年建国接着就发生朝鲜战争，我们抗美援朝，后来在我们旁边也有越南战争，甚至一直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

但是1945年二战结束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没有发生像一战、二战那么大的世界性如此血腥，死如此多的人的大战，即使苏美之间冷战、冷和平，后来又用叫“核恐怖平衡”，那两个国家都有足够多的、足够强的核武器，足以不止把对方，而且把世界整个毁灭掉若干次。

这样一个二十世纪，当然也是发展的世纪。很多国家在19世纪的时候，无论是用经济的指标、收入的指标、健康的指标、识字的指标、综合的国力，19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界发达的或者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那就是西欧那几个，人口也很少，地域也不大，当然也加上美国。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个什么格局呢?不但西欧、不但北美或者西欧、北欧主要的欧美国家或者地区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就是东亚，从日本到“四小龙”，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进行了二十年。

空间维度

所以，第二个理解百年未有大变局的维度就是空间的维度。空间意义上呢?十九世纪末，最发达的是西欧，加上经济意义上已经起来了的美国，要讲发达，那会儿就这么两块地方变了。从十九世纪末的西欧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以英国为首，到1945年战争结束，这个权力棒就从英国的手中交到了美国的手中。所以二十世纪空间意义上发生了一次世界强权的转移、权力的转移，从西欧到了北美。

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后期，已经开始发生的另外一个大变化，就是苏联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一，所以长达半个世纪中，它能和美国进行角逐、较量，形成了世界的一大维度、一大集团，实际上20世纪已经不只是西方在支配世界、统治世界，像十九世纪乃至于再早一点，工业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到美国革命，主要是西方。但是到二十世纪冷战期间，这个权力从空间意义上其实以苏联为中心形成了另外一个势力集团，它已经也是一个高度工业化、高度现代化、高度军事化和科技化的一个国家。

空间意义上的第三件事，其实也和冷战有关，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之一——日本，它由于战败，被美国打败、被美军接管，在美国之下产生了1945年宪法，又称“和平宪法”，就是今天还有日本人想改，尤其其第九条。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又成了冷战中在亚洲美国最重要的同盟。它因为是战败国，所以从宪法上，第九条规定它不能发展自己的国防、军事、军队，不能有它自己的常规军，只有一个自卫队，而且自卫队只能在它的本土，这样，客观上它又成了冷战中能够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发展起来的西方式国家。日本战败却成了非西方国家第一个起飞，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强国。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长达四十多年时间，它居然是西方世界中(虽然它本身并非身在西方!)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到80年代，日本就已经在很多方面跃跃欲试，既加入到七国集团，成为西方世界中的非西方人的国家。当然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同盟关系，它不再是原来意义上那个亚洲国家，而术语欧美西方集团之一员。而且它它还是西方国家的第二强，长期处于亚洲经济意义上的第一位置。

就是最近几天，我们很多媒体都报道，写《邓小平传》的傅高义最近对美国现在当局企图单方面对中国发动新冷战发表了他的见解，而他最早成名是写了《日本第一》的书，在日本成了畅销书，一直到几年以前日本还因此授予他荣誉称号。日本第一，那就是日本要超美国。日本也有学者写了《日本可以说不》。当时日本，一直到80年代、90年代广场协议以前，经济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也很明显，日本文化、文化电子产品，日本影响，世界各地无处不在，家家户户用日本的家电，旅游者都挎着日本的相机，连欧洲那些最重要的文物，从法国的凯旋门，到英国的大笨钟，日本都提出要买下来，当时这个国家的兜里有钱了，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想做。

日本这个现象到了八九十年代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单一现象，继日本之后，在东亚又出现了“四小龙”，其中有两个是我们中国的部分，一个台湾、一个香港，加上华裔人为多数的新加坡，还有南韩，继日本之后也跟着起来了，再后来还有“五小虎”，泰国、马来西亚等。

我们国家也从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一结束，我们已经改革了二十年，到了世纪末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发展势头，也已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整个亚洲或者东亚，当时的美国的不只是经济学家，不只是像傅高义这样的看好日本的学者，连当时搞外交、搞战略、搞军事的，已经在当时谈论乃至担心“权力东移”，历史上曾经有过从英国移到美国，那到二十世纪末美国已经有人在担心权力转移。

我们今天新世纪又已经二十年了，1978年我们改革之初，畅想的是二十世纪末，就是那个是当时叫到世纪末，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现在实际上我们到2018年讲百年未有大变局，已经是个什么格局呢?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经济第二，因为日本稳坐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有四十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体量在速度上的可持续性，也有人中国刚超过日本时很担心能否持久。但是到2017、2018年，我们连续几年下来，稳居世界经济第二，甚至像世界银行这种国际组织，它实际上是美国用于发展的一个国际机构，但是它测量时用了人均购买力评价指数，是从世界各国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找出50种通用的商品、日用品，然后根据实际对这50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实际购买力去衡量，而不是用汇率去折算，这样算下来世界银行甚至认为我们也超过了美国，当然我们不那么算，因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整个经济的综合实力还是两个概念。

但是从空间的意义上说，进入二十世纪后期，这二十年所谓东移，那东亚就不只是一个日本加“四小龙”现象了，未必时西方担心的权力转移，但是出现了整个东亚的兴起与发展。今天我们讲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一个是冷战格局已经没有了，一个是1945年以来的秩序还灵不灵、代表性怎么样?联合国还在，还是最合法的，但是光凭原有的联合国能不能解决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非传统的，既包括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也包括非传统的问题，如气候变化和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各种传染病，新冠肺炎只是传染病中的一种，也包括非典、埃博拉以来看到的世界层面的各类传染病，这种非传统的问题也危及到所有社会、所有国家、所有人，包括他们的健康乃至于生命，再这些问题面前，原有秩序还灵不灵、够不够?当然世界卫生组织就像联合国组织,也仍然是最合法、最重要和最需要的，不但要支持、参与，还要加强。

但是毕竟进入新世纪以后，其实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格局之始。美国在苏东解体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哪怕再回到1945年以前西方列强主导，或者西方七国集团主导，显然已经不能主导了。不能主导有两方面，一个是一些非西方国家起来了，最典型的是金砖国家，还有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不只是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新兴经济体还包括南韩、阿根廷、墨西哥，中等规模、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不在狭义的西方俱乐部里，至少不在七国集团里。

为什么2007、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要搞20国集团，就是因为七国集团不能主导，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一个层面就是世界的行为者、主体，也包括规则制定者，原有的那些强国列强不够了。第二个层面是世界上那些事，包括我刚才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保证下要发展。我们改革之初，小平同志讲，和平与发展，和平当时就是要解决东西方的冲突，发展要解决南北的差距，这是时代两大主题，直到现在仍然是这两大主题。我们别看世界上有那么多事，突发的事、意外的事或有些人捣乱的事，包括今天有些美国人要拿中国来做文章来找刺的事，整个时代的还要解决的最大的事一是传统的和平与发展，第二就是新的非传统的但又对我们共同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疾病与健康，传统的甚至都没把它们列为重大议题，现在却成了威胁我们、挑战我们的风险，处理不好就成为危机。

全球化：从“丛林法则”到“共同发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进入新世纪后发生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没有过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要害的华尔街发生了金融风暴，一开始也就是经济高度虚拟和泡沫化，但是由于两房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倒台，居然引发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它的力度、性质，比在此之前的几次都更甚，比如说1997年我们也有亚洲金融风暴，亚洲金融风暴正好在我们香港回归，所以我们第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一上来就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我们中央政府和内地出力来保香港，有效抗御了这个金融风暴，但97年这个以及拉美的金融危机与2007、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还不可等量齐观，华尔街金融风暴那可是在最核心、最发达、最要害的地方和领域发生的,而且它也影响到欧洲，影响到亚洲，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很多地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过去。

这两年有的人也在担心新的金融风暴是不是又要来临，在这次疫情之前，人们讨论得多的，包括金融界、经济学界、银行、政府，担心的是新的金融风暴要来，那一轮都没完全过去，新的是不是又要来?来了会在哪爆发?结果，爆发了大疫情。

第三就是“9·11”，那是美国建国以来没有过的，也是个非传统的安全挑战，就是用非传统、非国家的形式，以这样一个恐怖主义极端方式来挑战西方最强的国家，然后用光天化日之下比好莱坞还要好莱坞的刺激把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给炸掉。

这样，“9、11”，2007-08的金融风暴，以及这次席卷几乎所有国家还这么快的速度在蔓延的病毒。所以，我们是处在高度的不确定之中，使我们有了新的安全观。2007、2008的金融风暴至少把一个原来很学术的词，现在变成了大众的词、通用的词、常用的词，新闻媒体做标题的词，就是“不确定性”。当然与它相关还有风险、危机，都成了我们挂在嘴上每天可见可闻可说的话里的常用字，前两年一个最流行的话就是“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这至少从新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来看气候变化、病毒带来的疫情，而且是以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快的速度蔓延，这么多的人感染，美国、印度、巴西，都是很大人口的国家，每天这么多人被感染，统计出来都是以万为单位，而且不是一万、两万，高的时候美国一天就达到八万，连续很多天每天都在五万以上，一方面有赖于科学家团队集体攻关、协作攻关，然也需要国家支持、社会支持，但是也显示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所以，和平与发展，气候与病毒，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国家还有我们稳步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从今年2020全面脱贫，明年是建党第一个百年，这是我们今明年的目标，各个国家也有各个国家的蓝图。但是就是这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挑战、新的风险，也带来新的机会。因为，越是大的挑战，越是共同的挑战，人类越会意识到咱们其实是在同一条船上，利益、安全、健康、保障，如果回到丛林，回到你死我活，回到冷战，其实都不现实，反而不现实。在国际关系里有一个叫现实主义的，即使在经济领域，也觉得市场就那么大，社会机会就那么多，利润就那么些，你多了我就少了，于是咱们就斗、就干吧，最后就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

其实呢，在这种共同的挑战面前，包括金融风暴这样的挑战，气候变化这样的挑战，疾病健康、传染病、病毒这样的挑战，也包括恐怖主义这样的挑战，广大的国家、社会、人民、不同的团体，在最大的生与死面前，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反而都在一个船上，只能同舟共济，外面是惊涛骇浪、波涛汹涌，不知道哪有大漩涡，这艘船首先要保证方向对，第二还要保证行得稳。反而是20世纪前面那半个世纪，两场世界大战打死了很多人，也打醒了很多人，我们是几十年革命和战争，用人民革命换来新中国，流了无数的血，我们才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就求和平求发展，改革以后更是如此，一路在和平环境下发展起来。

欧洲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打了几百年仗，到了二十世纪两场世界大战，打得自己真的是要么一败涂地，要么遍体鳞伤。所以从联合国这个机制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战争不再是他们的首选。当然任何时代都有狂人、疯子和为一己之利，以为可以通过发动对外战争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侵略也没断过，局部战争也没断过，甚至是单方面的轰炸，更别说政变、政权更迭，还有什么颜色革命，也没断过。但是总体来说，现在我们讲百年未有大变局，时间上说这100年，过去那100年是不平凡的，充满了风险、斗争、战争、胜利。新的世纪，世界面临的新挑战多了、风险大了、不确定性强了，而旧有秩序不灵了，原有格局不够了。

第二个现象，就是使这个所谓的发展的中心、“权力的中心”从西欧到了北美，然后发展的中心来到我们东亚，东亚一开始还不是我们，当然现在中国的发展又成了非西方国家里最重要的一个案例。但是新世纪也不只是我们在发展，很多非西方国家，1945年以后，尤其进入60年代，是各个原来的老殖民地国家独立、解放，反帝反殖，建立自己的国家。进入新世纪，实际上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件事就开始了，苏东解体以后，今天有人把它叫做全球化，各个国家已经不只是求生存，而也求发展，其中当然也包括贸易自由化、商品流通、劳动力的流通、技术的分享、共享、普及，还有服务业，我们看到的教育、科技、文化、旅游，都在大面积、大规模、高频率，甚至是跨国跨地区发生，全球化也不是现在才有，18世纪19世纪也有，有的人要把它追溯到更早，没有民族国家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是不是完全封闭的，但至少现代社会以来，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它就对外扩张，对外殖民，对外侵略了，包括对外战争，那也是一种全球化。我们的两次鸦片战争不就是它坚船利炮打上门来吗?用枪炮敲开你的门，“自由贸易”背后是枪炮，或者用枪炮开道，让你打开通商的大门，那也是一种全球化。但冷战结束以后进入21世纪这个全球化，也不是今天突然发生，就像新的世界格局，也不是突然变化，时间上、空间上，以及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显得好像是权力从西欧到了北美，现在是不是要来亚洲，包括中国，看上去好像是权力转移，有的人用霸权转移，但我们是不称霸，发展起来也也不当霸权国家，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的国家。

比如说金砖国家，我们亚洲或者准亚洲就占了三，亚洲国家，中国、印度，还有俄罗斯，它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横跨欧亚大陆。这样一个变化，说是百年未见，就是过去那100年见了战争，见了大萧条，见了冷战，却没有见今天这样一个既是全球化又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原有的秩序不灵，规则也不够，连联合国，至少也要与时俱进，至少要改革，至少要把新的议题纳入，从气候变化到防疫和健康，再到共同发展，走出丛林法则，让世界既是全球化的，又是更公平的。全球化在发生中，但是客观上从财富到分配，从机会到福祉，从安全到健康，它不是均衡的，不是公平的，那怎么改变它?这是新的百年未见大变局中的变局中的应有之义、需解之题。

03

大变局正在重塑世界秩序

过程和结果都充满未知

什么叫大变局?不只是说变化，社会变迁永远都在发生，问题也也永远都有。2007、2008那么大的不确定性，这次疫情这么大的风险，实实在在的挑战，挑战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社区以及每一个人，包括行为上不改变、不调整、不适应、不配合，那就可能已经摁住了的疫情还会反弹。所以，大变局一个方面是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非西方的发展，这是20世纪一战以来没有过的。

从结构上讲，现代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就外溢，背后其实是资本外溢、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个什么东西?原来在这儿投资、生产，如英国的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都是重工业城市，是在这生产的，机械，纺织，化工，等等。而资本有一个本性，要不断追求利润，甚至超额利润，如果另一些地方，比如说劳动力成本，土地的成本，或者投资建厂的成本更低，利润更高，回报更快，限制更少，那资本就要往这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的转移，在欧洲也发生过好几次，从意大利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都是因为资本和制造业转移。而随着制造业外移，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金融，留下的是银行、股票、债券等等，这使得金融资本成了资本的主要形态，这个其实是至少是最重要的解释之一，包括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直到现在还挥舞着大棒不断来指责甚至甩锅我们，恰好是在把我们当替罪羊，或者找错了对象，今天美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他的前任的政策所致，而是结构性的变化导致的。

所以，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深层次的实际上是结构性的问题。再一个问题是全球化客观上造成了不止是商品和资本流动，技术、服务、信息等，也大规模、高速度、横向流动。

核心的问题是一个金融帝国如果没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支撑，那这个霸权地位怎么维持呢?而霸权地位除了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人均收入这些其实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包括它的科技是不是继续处于最前沿，还能支配垄断高科技技术，包括以专利的形式、知识产权的形式去垄断。

回到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把它作为一个客观发生的事，事实上过去一百年那个秩序、那个框架和那个基本结构正在改变，越来越不灵了，新的秩序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型构之中、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有多少曲折，有多少陷井、风险、挑战、危机，不确定性，因此也要经历多长时间，包括这个突发其来的疫情，就是本来就百年未见大变局这种又一个大变数，平添一个大变数。

04

只有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香港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这样一个变局下，我们的“一国两制”，我们的和平发展，我们的民族复兴，祖国的最终统一，也是面临很多新的挑战、新的不确定性，也是要有经历一个一个伟大的斗争，新的时代的确不是敲锣打鼓，更不是由于已经指日可待，那我们就躺着睡大觉，哼着小曲就能到达了。

其中现在的看得到的一个斗争，也揪着我们大家的心的，就是去年香港修例风波以来发生的反中乱港暴力事件。我们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23年了，从1997年7月1日起收回了主权和治权，到现在23年了，在还发生这么大的挑战国家主权与安全、挑战中央和特区权威、挑战“一国两制”的情况，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这样才由我们全国人大出面，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并且最后通过颁发《香港国家安全法》，再到香港来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开始实施，这样实际上是“一国两制”下三个基本的国家大法和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家安全法》来保证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证“一国两制”的全面贯彻实施，保证本地的稳定与繁荣，也保证香港成为一国下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国家总体发展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在下一步发展中继续还保留自己特色，甚至还有更大的作为，更大的发展空间。

回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有秩序或者西方主导的、西方主宰的那个时代、那个秩序不灵了，正在改变，需要改变，也应该改变。再就是非西方的力量的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中国和整个亚洲，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东移， 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不是用那个零和的、丛林的、掠夺的、殖民的、侵略的或者强加给别的国家和地区和人民的方式，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互利合作共赢的方式，在世界上同舟共济，携手面对共同的挑战，建立命运共同体，疫情面前建立健康共同体。

其中一个考验就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做得怎么样。客观的说，澳门做得不错的，澳门也回归20年了，这20年走的，至少香港出现的很多问题澳门没出现，不但没出现，它的国家认同、国家安全这些方面主动地做、积极地做，也能够见效。而香港比澳门要先回归两年，当然可以说它大得多了，原来也就很复杂，现在也很复杂，回归以后确实也是个国际化的大城市，方方面面它都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非常开放的城市，优势也很明显，但是现在遇到在新的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面前，那么多的不确定风险面前，香港的定位、香港的发展，以及它和内地和中央的关系，不处理好“一国两制”没有保障，繁荣稳定没基础。

纳入到更大的盘子，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一国两制”下的行稳致远也不只是要落到硬的方面，落实国家安全法的方面，它也得落到那些软的方面，教育、文化、舆论、国家的认同，新的身份的建立，在确保主权、安全的前提下，找到实实在在发展的立脚点、出发点，找到新的定位，哪怕也有一个适应过程。首先是一个学习过程，然后有个适应过程，不只是个人，整个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也要提高，既适应新时代新形势，也发挥自己的特有功能、自己的独特作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伟大复兴还有一些什么风险，还有一些什么不确定性，那句老话说得对，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既保持定力和底线思维，也千里之行始于脚下，稳中求进，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果断干脆地解决问题。

问答环节 Q&A

主持人：非常感谢黄教授的精彩演讲。我们在评论区有几个问题，然后来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林郑月娥宣布，因疫情严重，香港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香港的疫情也一直备受关注，想问您一下，如何看待香港的疫情防控形势，这将如何影响香港的发展?

黄平：这次疫情，我觉得说现在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很严峻的突如其来的大的挑战、新挑战，以前的知识、防疫系统、公共卫生系统，以及人们包括行为方式，对这个事没有准备。那么从香港本身来说，这一波，现在这一波是自从有疫情以来，香港最严重的，已经连续不止七天、八天了，不止一周了，每天几乎都三位数吧，从一百小出头，到一百几十这么一个架式，所以它影响到了香港的正常的生产生活，也包括原来计划的9月的立法会的选举。因此，特区政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甚至每天更严峻，现在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是冷静的，务实的， 实事求是的，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推迟以后，先一心一意防疫，也确保一年后立法会的选举顺利。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黄老师，最近不少专家都表达了，对逆全球化和新冷战的担忧。您如何看待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黄平：这个全球化是一个简单的说吧，商品、服务、贸易、资本、信息、技术，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使用。它确实也可能带来人们不适应，带来机会的新的不平等，造成我们一再讲的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就是世界层面的不公正、不平等也在发生。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遇到新的挑战不确定性、风险、危机，甚至带来新的麻烦的时候，是回到冷战、回到丛林，回到零和游戏呢?还是更加需要合作，首先是交流，交流信息、交流经验，共享，然后通过交流找到合作的机会。还是回到那个1947年以后，就是丘吉尔所谓铁幕讲话以后，美国为一方、苏联一方，那个所谓冷战格局，冷战就是没有热战起来，但是是互相为敌、互相孤立、互相对峙、互相仇视?

我觉得今天和当年那个时代不一样，中国早就是世界中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已经在世界里面，它就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要再把它孤立出去、踢出去、分出去，另外自己再高一套，把中国排斥在外，怎么排斥呢?我们中国是走互利合作共赢道路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验、智慧、能力，我们不会掉进冷战的陷井、冷战的圈套，然后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乃至于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一直是本着互利合作、共赢共享，包括这次抗疫的工作，中国自己还在抗疫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和大家在合作，既把我们的经验分享，也甚至提供力所能及的口罩、呼吸机、防护服，还有经验、做法，乃至于派出一些人员，合作。就算有些人一心一意要想打新“冷战”，既不现实，也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于对整个世界没好处。如果世界真正又陷入当年那样一个冷战，那对所有人都是灾难。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各种风险危机和危机管控和必要的，就是为了原则底线要坚持的，要做好各种方案、各种准备，这是必须的，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求得发展，在发展中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的回答，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说到疫情下的全球大变局，中美关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黄老师，您如何看待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呢?

黄平：中美关系磕磕碰碰，要说话长就很长了，1945年战争结束，到我们建国，建国以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然后70年代初吧，毛主席周总理与基辛格、尼克松会谈，发表上海公报，一直到1979年建交，建交以后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有一些磕磕碰碰，也有一些原则分歧，也有一些必要的斗争。但总的说来，从1972年上海公报、1979年建交以来，一直到最近，这40多年来，中美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大盘子，而且这个大盘子不但维护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使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在一个和平的大环境下来谋发展的。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中美关系处理就不像冷战中的苏美关系，所以我们有交往、有合作、有摩擦、有分歧，是这么一个40多年这个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是明确提出要在新时代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就是首先像过去一样，要确保不冲突、不对抗，因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这两个国家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是确保不但我们两国之间能够在一个和平和安全环境下来发展和发展两国关系，也确保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的周边和相关国家和地区，不进入当年那样一个冷战，或者为敌或者被迫选边站队，或者孤立隔绝状态。

第二就是互相尊重，因为两国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支撑这套制度的价值意识形态不同，那我们是本着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相互尊重，承认差别但互相尊重。没有互相尊重，无法真正和平共处。

第三，合作共赢，就是能合作的领域，经济也好，贸易也好，科技也好，乃至于非传统安全，新的这些像气候变化这些，包括这次疾病等等，通过合作求得共赢。

至于能不能达到，达到了多少，要花多长时间，是否是本届美国政府就能有所缓解，这个不是我们一方能决定的，我们还是尽最大努力确保一个基本的国际环境、国际关系的稳定。因此也保证我们有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不至于从大的方面打乱、打破我们的规划、蓝图、发展步骤，民族复兴、祖国统一和最后世界和平做出中国的贡献，那是从我们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的。至于美国，从来就有一些人要与中国为敌，最近的高官更是咄咄逼人，还不断出台“法案”和行政命令等。但是我们不会被他设定的圈套拖进陷阱里。反过来说，我们该坚持的原则，该坚持的底线、该坚持的还必须坚持，要保证主权安全和独立、发展的路径模式、道路，支撑我们这套制度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这些东西即使是在中美关系过去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那我们也是绝不能放弃的。

客观上，美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继续认准自己就是世界老大，为世界制定规则，就要当霸权国家，还是在新的百年未见大变局下、新的国际关系、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做其中的一员，也不强加给中国或别的国家自己的东西，这个其实是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关键，从美国方面说，真的是到了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时候了。

主持人：好，再次感谢黄教授的精彩演讲和解答，也感谢您从香港与我们连线，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我们的讲座预告会在中信基金会微信公众号中推出，谢谢大家，再见。

“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主办，是面向社会的公益性讲座，旨在探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传播践行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目前已举办67期。

来源时间：2020/8/12   发布时间：2020/8/12

旧文章ID：22670

作者：沈逸  来源：观察者网

近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应邀出席2020年阿斯本安全论坛期间就当前的中美关系与阿斯彭战略小组执行主任尼古拉斯·伯恩斯以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外政策首席记者安德利亚·米歇尔进行在线对话。崔大使指出：“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今天的抉择将塑造世界的未来”。

就这场谈话中中方所释放出的重大信息，沈逸老师进行了解读。点击观看视频：中美进入“关键时刻”，请注意崔天凯大使表态中的重大信号

来源时间：2020/8/12   发布时间：2020/8/11

旧文章ID：22669

作者：  来源：香港号-凤凰新闻大风号

核心提示：

1、美国在所有重大操作方面要有法律依据，如果没有的话，受到影响的个人、公司和团体可以提出抗诉，这样就会影响行政部门的落实速度和力度。宣布是一回事，签署行政命令是一回事，一步一步落实中还有一个时间差。

2、应对中美冲突要分三类问题：一是中国绝对不会让步的;二是有选择的脱钩，互相之间都要得到好处;三是万一发生严重情况要有多个备用方案。这三管齐下，不是争取最好的结果，而是避免最坏的结果，取得一个中间状态，这是比较现实的考虑。

3、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全球化重大的重新计划和重新安排已经在有些国家地区一步一步落实。

4、告别全球化和促进内循环不能划等号。如果能通过调整过的全球化来获得发展机会就尽量要利用，只是在利用不到这些机会的情况之下，通过内循环来做替代，但内循环不管怎么做，替代不了全球化。

5、经济利益、商业利益要从中方的角度考虑，尽量回避会引起对方从国家安全角度而发出的担忧以及防备措施。一旦接触到了国家安全方面的要点，谈判往往不起作用了。

6、中美最坏的结果就是对方脱钩的措施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下手越来越快，越来越重。但是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较小，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后果是全世界都要避免的。

凤凰网香港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笺。这两天我们看到在美国方面CleanNetwork清洁网络的行动，对中国在海外的科技企业打击十分沉重。但是这个行政指令是不是马上会落地呢?中间还有怎样的契机?疫情之后全球的供应链会出现些什么样的变化?中美关系怎样避免掉入深渊?相关话题，今天节目时间陈笺为大家请到的是知名社会学家丁学良教授一起来探讨一下。

1、清洁网络行政指令 落地尚需法律依据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丁教授您好！我们看到从蓬佩奥宣布Clean Network清洁网络到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也在不断升级，您认为此举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丁学良：现在影响的那些区域，有些方面美国已经做了比较长时间的准备，但还有一些方面，现在只是宣布。因为美国要把这些事情一步一步地做下去的话，在所有重大操作方面，还要有一些法律依据。如果没有法律依据的话，受到影响的个人公司和团体产业部门可以进法庭提出抗诉，提出抗诉以后就会影响行政部门的落实速度和力度。

当然总的方向是不利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宣布是一回事，签署行政命令是一回事，然后一步一步落实中间还是有一个时间差。而且也经常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落实到第一步走完了，第二步刚刚抬起来的时候就走不下去，然后又开始延期又调整，这种事情都会发生的。

2、美方多年前可能已把中国视为威胁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所以说您认为发布行政指令到落地，中间还要有法律依据和程序。我知道您在99年的时候就撰文预测说中美关系会出现问题，您有没有想到说会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当时您是怎样的考量呢？

丁学良：当时的考量主要是依据几次在美国的不对外公开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是从93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地开，开到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精英分子中间的比较强硬派，叫Neocon新保守主义，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在苏联解体以后，未来对美国最大的危险源头是在哪儿?当时用的词是possible(可能)，而不是说一定的。在可能的“威胁”中间，第一位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当时依据的主要是4个要素，第一个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体的经济体量在快速地上升，就是综合国力。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方面也在快速地上升。前一个是量，后面一个是质。第三，非常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费也在持续快速地上升。然后第四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体制是一个他们很难影响的体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体制不像日本，不像韩国，更不像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的体制，美国可以通过被下令的公开的施加压力也好，给好处也好，或者是互让一步也好，能够影响对方的整个决策机制。

第四点在他们看起来是最使他们感到威胁的，就是说我们决策体制是他很难应付的。所以当时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1999年的12月份，是应运为21世纪前30年、40年，对重大的几个国际问题写的，到现在网上还在流传。

3、中方应对“三管齐下”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当时您写这篇文章预测中美关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是太悲观了。但这一年来我们看到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从贸易摩擦、冲突，上升到企业的强买强卖。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说虽然美国政府有行政指令，但是要落地中间还是会出现一些变数。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中方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丁学良：中国方面的回应，现在在我看来对有些基本面恐怕也不能存太好的指望。因为那些基本面我们也是被要求或者被建议做出重要改变的，那么经过综合的权衡以后，我们都拒绝了这些请求、这些要求或者这些压力。

但是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的问题，中国还是应该考虑到有比现在更好的、更稳妥的思路以及应对措施。哪两方面?一方面是美国方面即使有一小部分人赞成美国跟中国尽快地完全地脱钩，但是我不认为会完全脱钩，我认为脱钩最多能做到有选择的脱钩。那么中方就要看看，在有选择脱钩的哪些领域里面，我们现在可以让对方感觉到中方也让对方得到了足够多的实惠。这个实惠不是口头上的，是能够度量的。因为有一点很清楚，美国方面只要有产业部门、有公司、有部门、有机构得到了实质的好处，他们是可以拿出来讲的，他们不会提不上来，他们不会住嘴。我讲是第二类的，有选择的脱钩的领域，要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权衡。

那么第三个毫无疑问，中方已经在很多年以前、从9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做准备了。万一发生了最坏状况的时候，中方在哪些方面要有备案，而且备案还不是第二，还有第三的备案。

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中方在内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最可怕的是马六甲海峡。后来我本人参与过最早的调研，当然我那时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参与调研的是作为国际研究团队。为什么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战略经济安全那么重要?在90年代，中国进口的石油能源从中东过来的80%经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不管是发生了战争，还是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影响面极其巨大，而当时中国预测的是到了21世纪初期的时候，我们就会严重依赖于进口能源，所以当时就开始做一些备案。

我认为至少有三种问题，第一种是中国绝对不会让步的；第二种是有选择的脱钩，跟对方好好商量，要互相之间都要得到好处，但是你不要把好处完全给一方；第三种就是要做好万一发生了严重情况，要有第二个第三个备用方案。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刚才丁教授您就说到，中美关系应该有三种可能性结局。一种是中方妥协是不可能的。第二点就是双方继续谈判，相互让利，不要利益由一方去获得，不是零和游戏。第三，中国其实很早就做好准备，就是万一最坏的情况发生，中方也要有第二第三预案。目前这个阶段，怎么让这三个可能性中，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局呢？

丁学良：我认为最好的结果是不大可能。因为最好的结果已经过去了。我还再强调一下，我不是讲中美关系，是美中关系，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讲美中关系是从美国的角度，不是站在美国的利益，而是说美国为什么会对中国采取这样的那样的政策的带动。美中之间的关系回到最好的时候，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大可能，不管特朗普选举的结果如何，我们要想办法避免最坏的结果。刚才我讲三管齐下，不是争取最好的结果，而是避免最坏的结果，取得一个中间状态，我看这就是比较现实的考虑。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最坏的结局怎么样去避免？

丁学良：最坏的状况现在看起来有几点是容易出现爆发性后果的。第一个毫无疑问就是台湾海峡，因为台湾海峡的局势不是任何一方百分之百掌控之中的，我讲任何一方是我们中国大陆或者台湾本土，或者是美方，还要是加上日本周边(国家)都不是任何一方百分之百可以掌控的。那么这个互动、博弈中间变数会非常之多。第二个就是南海纠纷。但是这两者之间是因为大家都在谈，所以我还觉得避免擦枪走火的机会大于擦枪走火。

除了这两者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如果美国方面在高等技术和高等人才这两个能影响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两条腿”上越来越收缩，对中国开放的窗口要关闭、要缩小、要提高门槛，那么中国就应该考虑到，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自己来弥补美国对你不开放带来的损失。换句话说，我们以前讲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我看现在我们要转向对内要开放。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正如您所说，我们只有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避免最坏结果的出现，所谓防患于未然。近期，我们看到国内舆论纷纷说我们现在开始备战了。这个备战的概念是说我们要防止最坏可能性发生来做准备呢？还是说只是常规军演，擦枪走火的几率并不高呢？

丁学良：备战在国际关系上它具有多重的含义，首要的是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备战本身就是在发送一种信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所以为什么备战有时候大张旗鼓使对方知道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经有所准备，我们并不是毫无准备。所以如果在这些方面对方出手太厉害的话，那么对方也要承受由此而带来的对方不愿意承受的那些后果，这是符号、这是信息。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化的战争不仅仅在于你有多少兵员，有多少硬件，在这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是进步相当快了。更重要的就是“三个C”，在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成为全球最先进的军队改革方向。“三个C”就是通讯、指挥和协调。像“三个C”的话，除非像美国一样每年都打仗，才能够不断的改进。如果不是每年都在打仗的话，那“三个C”的改进只能通过实战的演习，而且这个演习不能是表演。有些国家是表演，我参观过的，比如说最早的时候菲律宾军队演习，他说南海有争端，我们菲律宾军队也不是那么差，所以就开始演习。他们把大树砍到以后把叶子砍掉以后，然后涂上漆，人家看起来是海岸大炮，那就是表演。

4、疫情使得全球化重新安排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自从2001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以来，这一路走来中国也是享尽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但最近我们看到一股反全球化的思潮。我知道您认为全球化并没有终结，那么疫情之后全球化的格局会作出怎样的调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呢？

丁学良：全球化本身在每发展到一个更高程度和广度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的群体可能是一个产业，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区域，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大陆，比如说非洲大陆等等，所以这种反弹的事情总归是有的。不过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反弹，中间有一部分在几年以前研究人员具体的报告中也提出警告。比如说最发达的经济体中间那些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往外转移，带来了最发达经济体中间那些蓝领工人失业，他们那些区域(附加值较低的产业)经过整体衰落，一定会在这些国家的定期选举中，通过选票的形式来改变他们的决策、改变他们的法律。

疫情对以前全球化中的另外一些基本参数提出了重大的影响和挑战。因为全球化以前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还是从产业的具体的算账，也都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全球化至少包括第一是资本的更自由的流通，第二技术更自由的流动，第三人员更自由的流通，当然在这之前产品已经在自由的流通了。这三者每一个更自由的流通就会带来相对的成本的下降，所以相对成本的下降才是最基本的一个参数。疫情对这一点有重大的冲击。

在平时要以相对成本作为最基本的考虑，就是产业、工厂、供应链、基地、原料从哪儿来…以前会经常把一些附加值不那么高的重大的产业链、生产基地、供应链转到成本更低的地方，那么疫情对这一点起到了最重大的挑战。这个会涉及很多产品，因为在正常情况之下，这些事情不是一个社会最专业的问题。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看到供应链的建设把世界各地每个国家都连接在了一起。可以说你中有我中有你，唇齿相依。但是美国发现了一个问题：疫情爆发，他们连生产口罩的能力都没有了，因为都放在了中国或者其它成本更低的国家，所以开始忧虑。那么疫情过后，供应链会发生怎么样的改变？世界国与国的合作关系会作出怎么样的调整呢？

丁学良：我想根据我们在内地的调研，以及我们在国际上其他地方合作方的调研，可以看出来疫情使得全球化重新安排(re-arrangement)，当然这个事情还要先要做计划(replanning)，有些已经是重新计划进入了重新安排的阶段了。很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万一发生非正常状况，包括像大型流行病，大型的天灾人祸，比如说地震、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引起的重大变化。

所以现在，他的供应链、生产基地以及重要原料的供应基地必须要在发生非正常情况的时候能够以最短的时间能够拿到，然后在对方不能够最快地提供最大量的情况之下，能够立刻找到二第三的供应商或者是生产基地，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生产基地和所有的供应链环节都放在本国。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中国在疫情之后的世界格局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何部署呢？

丁学良：疫情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全球化的重大的重新计划和重新安排已经在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一步一步落实了。

那么很显然中国现在要考虑几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的重新调整。我不认为全球化会终止，我也不认为美国会中国完全脱钩，也不认为其他的一些主要经济体会像美国一样大部分脱钩。但是我认为中方包括政府，尤其是产业部门、企业部门、国际贸易部门恐怕现在要首先想一想，在过去的7个月中间，那些对(因为)生产基地或供应链在中国大陆而产生的最大忧虑是由哪几件事情引起的?同意不同意对方的判断是一回事，但是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从对方考虑他为什么对几件事情担忧。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欧洲疫情的最危机的时候，中国大量出口或赠送口罩，以及其他的防护措施，但是很快有好几个国家经过检验说不符合他们的标准。那么中方后来的解释是，因为有些商家没有获得中国政府正式检验就开始抓住商机。像这些事情一定要找具体的案例去分析，对方是因为哪些事情刺激而担忧，担忧以后在他们的体制之下就会重新计划，重新计划以后以后他就会重新安排。这就是现在疫情之下全球化最重要的调整阶段，以后还会有中期的调整。

5、“经济内循环”替代不了全球化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丁教授，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您习惯作一些前瞻性的预判，在维护本国的立场之外，我们也要知道对方的思维模式，可以做出更好的应对。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样一个的地步，处理不好的话可能更会恶化，甚至破裂。但是有些人说我们不用担心，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中国没有了国际舞台的话，我们是不是照样可以独善其身呢？对于经济内循环您又是如何解读的？

丁学良：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告别全球化是一回事，促进内循环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是量还是质上，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就像我所讲的，无论是通过世界银行的还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几个研究性大学的研究报告，都证明自从90年代初期，新一步的全球化以来，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制中，得益最大的是中国，这是客观事实。所以说如果你想全球化没了，对咱们影响不大，讲这种话的人，如果他是很真诚的话，他是在自欺;如果他讲话他不真诚，就是他在欺人，我们不能上当。

根据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于全球化的重大调整阶段，要从好几个层面去考虑。出现最不利的是哪些，就不要再去天天想最好的情况了，要准备次好的和不那么太坏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回旋余地，这就是内循环的意思。如果我们还是能通过调整过的全球化来获得那些发展的机会，包括量和质的，我们就尽量要利用这些机会，只是在利用不到这些机会的情况之下，我们通过内循环来做替代，但内循环不管怎么做，替代不了全球化。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刚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国家有优势的地方先放一放，把短板要赶紧补上，做好准备。那对于中国是不是在国际舞台上还要扮演一个全球化旗手这样的一个期许？对于这种观点您又怎么看呢？

丁学良：我想当旗手是很光荣的，但是当旗手的代价是非常之巨大的。因为一遇到情况人们让棋手先上，你看以前打仗的时候，部队前面举军旗的人是最早被对方机关枪扫死的，所以要做全球化的旗手，我建议最好多要几个国家或者经济体跟我们一道在第一排当集体旗手中间的一员，而不要当唯一的旗手。这个事情你做的比较好，那么你当这个领域里面的旗手，那个方面我做的比你好，我当那个领域的旗手。就是最好是在第一排有好几个旗手往前走，而不是唯一的一个旗手。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所以要有一个团队是吧?

丁学良：要有一个国际性的团队。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两国合作也好，博弈也罢，知己知彼尤为重要。我们不想看到中美关系能够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破裂。那我们自身应该做些什么准备来面对即将到来的疫情之后的新挑战呢？

丁学良：我想应该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所谓经验角度就是说这次的疫情会延续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感到幸运的就是2003年香港的SARS我人在香港参加了全程的抗疫，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写过研究报告，也比较了两岸三地的应对措施中间各自的问题和各自的改进的方式。实际上我从去年年底就知道武汉那边所谓的有类似SARS的情况，即便我有这个背景，即便做好了那么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情况像如此拖到这么长，到现在为止可以讲是没有一个句号，现在只是一个逗号，可以说情况是有时候顿号，有时候是省略号，因为下一步会怎么样不知道。

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还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7个月中间，凡是涉及到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那些最重要的环节、产业或者是技术等等，哪些方面经历了接受了7个月的考验(还坚挺的)，哪些方面没有坚持过7个月考验的，哪些方面的第一步做的不好以后却很快有了改进，还有哪些方面在这第一步被袭击以后，没有及时的检讨、没有及时改进。在那些没有及时检讨和改进的方面，我们要花最大的力气。

6、中美小型冲突可能性较大需以史为鉴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要避免中美关系跌入悬崖，最智慧的做法是什么呢？

丁学良：智慧的话，我想还是应该从几个重大的国际危机中间吸取经验教训。哪几个重大的国际危机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两三年，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两大块，一个是欧洲战场，一个是太平洋战场，包括中国。在那两三年中间，实际上当时最看到战争危险性那些人是极少数派，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大部分人都不认为那些事情会发生。正是因为大部分人认为那个事情不会发生结果却发生了。

然后第二个重大的危机，就是1961年柏林危机，我们小时候是听到一点点，到美国以后再看到大量的解密档案，讲二战结束以后，最大的一次危机就是柏林危机。那么柏林危机还好后来受到控制了，因为那时双方美苏双方都做好了用核武器的最坏准备，但没有发生，很幸运的。为什么没有发生?我们要研究那个危机。

然后第三个非常重大的危机，中东两次海湾战争，也是中东的那几个国家，好几个国家都不认为美国会动用那么大的力量，冒那么大的风险。在越南战争悲惨的收场以后，竟然到中东去。只有从重大的危机中间吸取哪些危机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才能够在应付新的危机的时候，有足够的参照系。

我在香港和澳大利亚教书的时候，经常拿这些危机出来说，我们人类学习很多东西的时候最好从经验的案例出发，无论是商学院、法学院，还是外交学院，我希望这个方式能够在中国大陆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成为非常好的课程。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我们都要学会以史为鉴，发现危机、化解危机。我知道教授您对于中国和美国都非常的熟悉了解，您觉得两国之间有没有战争的可能性？

丁学良：我觉得小型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大，包括事故性的，比如说两国之间的战机，频繁的逼近，他们(美方)的飞机老在中国大陆周边跑来跑去的。因为现在南海局势紧张，钓鱼岛东海的危机也没有完全解决。以前美国的军舰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军舰进入中国的这些区域附近的时候，很少遇到中国军舰的正面的抵抗，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发生这种正面抵抗。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就会导致小型的武装冲突。

因为第一线的指挥员操作中有个程序，一旦自己这一方的武器也好，尤其是人员也好，遇到重大威胁的时候，他必须要采取应急措施，应急措施就是要打仗，但这个并不等于是全面战争，这种事情我觉得肯定相当大。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呢?

丁学良：双方之间要进行24小时的沟通。因为当时美苏之间发生了好几起类似事件以后，才导致了美苏之间的战略安全对立的情况出现。双方最高层都知道这种事情并不是哪一方拍板而导致的，而是第一线的人员按照程序操作。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第一线的人员，有时候情绪太激动，或者说是违反程序操作，这种事情也发生过。比如说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现在解密档案已经证明并不是东京下令让他们怎么干的，是前面的几个中下级军官干起来，然后导致那么大的全面战争，所以要沟通。

7、维护中方商业利益尽量不要引起对方国家安全担忧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对！温故而知新。确实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当中，中国得到的红利是最多的。我们国家的利益一定要去维护它，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利益。我们看中国科技企业在海外纷纷受到了美国的打压和制裁。我知到您现在也在深圳做一个课题研究，就是关于中国海外利益的。您觉得这部分中国企业、中国的商业利益应该怎么样来维护呢？

丁学良：经济利益、商业利益要从中方的角度，尽量回避会引起对方从国家安全角度而发出的担忧以及防备措施。因为如果纯粹属于经济利益之间纠纷，市场上之间你多得一点好处我也多得一点好处，你出招我出一个反招，这些事情都是都可以通过让一点利益讨价还价，或者说最好的状况之下，比如你拿50%我拿50%你发财我也发财。要用上海人的话来讲，你多发一点财，我少发一点财，但是不会让你破产。像这样这些层面的事情我觉得倒不是太担心。

最担心的就是说中方不管是公司也好，还是产业部门、研究部门也好，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远离最能引起对方国家安全担忧的那些要点。因为接触到那些要点，谈判往往不起作用了。国家安全就是要尽量要远离，如果你想做生意做下去。因为那个领域里面有可能会给你带来非常快的回报，但是它风险极高，一旦进入那个领域，对方不太会给你协商解决。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今天已经从商业的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了，那么现在还有没有可能让它去政治化？

丁学良：不大可能。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觉得我们中美关系能不能回到以前最好的阶段，或者说是回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最理想的呢？

丁学良：没有不可能，只能避免最坏。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会脱钩吗？

丁学良：最坏就是对方脱钩的措施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下手越来越快，越来越重。但是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仍然是较小，因为这两个都是核大国，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后果是全世界都要避免的，包括两个国家之间，因为自从有了核武器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发生过两个核大国，因为核武器对抗，所以每天这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但我们要坚信这样带着这种可能，绝对不能接近于这个红线。

谢谢丁教授给我们详尽地分析中美关系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地步的原因，也提出了避免中美关系掉进深渊的建议。确实无论两个国家间的合作也好，博弈也罢，知己知彼尤为重要。还要有对危机的预测能力，这样才能够化险为夷。谢谢您丁教授。

来源时间：2020/8/12   发布时间：2020/8/10

旧文章ID：22668

作者：王冰汝  来源：冰汝看美国

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经过无数个星期的猜测后，拜登在11日下午终于揭晓了自己的竞选搭档人选：55岁的加州参议员哈里斯(Kamala Harris)，打败了10位竞争者，即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族裔(非裔+亚裔)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她还有一个中文名，叫做贺锦丽。

拜登竞选网站的照片已经更新为两位搭档的亲密互动

拜登在写给支持的信中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决定的

“美国总统需要做很多重要的决定，但是第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挑选副总统。我认为哈里斯是能够帮我击败特朗普和彭斯的最佳人选，并且从2021年1月开始领导这个国家。

美国现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时代，我们第一次同时面临三场历史性危机：100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还有要求种族平等最强烈的呼喊。我们现在的总统既没有领导我们战胜疫情，还助长了仇恨和分裂的火焰。

我需要一个人能够和我一起工作，这个人既要聪明，强硬，又要有领导力。哈里斯就是这个人。哈里斯作为加州参议员，代表着美国最大的州，她是参议院两个最重要的委员会(情报和司法)最强硬，最有效的参议员之一。在情报委员会，她处理美国最敏感的威胁;在司法委员会她追责特朗普政府的腐败，并且对于有争议的提名人她会发出强大的声音。她在刑事司法和婚姻平等方面，都是领导者。作为曾经的加州总检察长，她领导了美国最大的法律部门之一，她大力倡导对大银行采取行动，保护妇女和儿童免受虐待。她向消费者提供数十亿的和解金，对大公司的欺诈，滥用权力提出起诉。

我第一次认识哈里斯是通过我的儿子博·拜登，他们那时都是检察长。博非常尊重哈里斯和她的工作。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我反复思考。没有人的建议比博对我来说更具价值。我很荣幸哈里斯能够加入我的团队。”

民主党大佬们纷纷送来祝福，前总统克林顿说哈里斯是一个绝佳选择.

前总统奥巴马说，哈里斯非常胜任这份工作，她一生都致力于捍卫美国宪法，为争取公平的人们而战。今天对我们国家是美好的一天。让我们赢得大选!

连对手苏珊赖斯都发来热烈祝福，说相信拜登+哈里斯一定会赢。 赖斯将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获胜。

哈里斯是个“恶毒”女人

而对于哈里斯，特朗普当然没有一句好话。他已经给“拜登+哈里斯”组合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做Slow Joe and Phony Kamala(缓慢拜登和骗子哈里斯)。

特朗普说自己对拜登选择哈里斯感到惊讶，因为哈里斯在民主党初选的时候表现平平，这已经说明了问题。而更令特朗普对哈里斯耿耿于怀的是哈里斯在听证会上对特朗普的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严刑拷问”。特朗普今天不下三次在记者会上说哈里斯是一个“恶毒的女人”,  “极为恶毒”。（nasty woman，extraordinarily nasty)

而且特朗普还为拜登“打抱不平”，他指控哈里斯在民主党总统辩论中，对拜登下狠手，他都看不下去了!特朗普说哈里斯不仅恶毒，还非常不尊重拜登。

在去年6月27日的民主党内的第一轮初选辩论上，发生了这样的经典一幕。哈里斯翻出了拜登早年“黑料”，对拜登在1970与80年代初期反对“校车政策”(busing， 又名“消除种族隔离的巴士”)的立场提出质疑。哈里斯在辩论现场带着哭腔说：“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被视为二等公民的小女孩，她每天乘校车去上学，只为促进种族融合。那个小女孩就是我。”而拜登早年在特拉华州担任参议员时，曾经因为反对校车言论而引发争议。

求桑德斯爷爷心里阴影面积

狼狈不已的拜登随后在芝加哥的一处竞选活动中表示，他会倾听并尊重哈里斯的立场。在就校车的问题上，拜登为自己辩解说：“在竞选辩论中的30秒不能也不会掩盖我一生在公民权利上做出的贡献。我从未反对过各州自愿发起的校车计划，但是我无法接受联邦政府对该计划加上 “强制”二字，两者有明显的区别。我知道自己因为曾经承诺这个国家的团结却没有做到而饱受批评，但是我不会接受现状，这就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

虽然后来拜登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计较哈里斯对他的攻击。但是拜登全家一定是很在意的。拜登的夫人吉尔在一次公开活动上说她对哈里斯的攻击感到震惊和反感。博在世的时候对哈里斯赞赏有加，而如今哈里斯为了竞选这样对待博的父亲，让人措手不及。

2016年有记者曾问哈里斯，如果拜登请你担任尽管搭档你觉得如何？心高气傲的哈里斯回答说，他当我的副手还差不多。

谁是哈里斯?

哈里斯1964年出生于加州的奥克兰市，出身书香门第。她的母亲是印度移民，是一位研究乳腺癌的科学家，她的父亲则是牙买加裔的经济学教授，现在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哈里斯还有一个妹妹Maya，比她小两岁。

哈里斯从小就认为自己是非裔美国人，会去黑人教堂与印度教寺庙，母亲也多次带着她与妹妹回印度的老家金奈。

哈里斯的童年在加州度过，伯克利和奥克兰记录了她的童年时光。但无论是伯克利的幼儿园，还是千橡树小学，哈里斯的成长道路上，身边几乎都是白人小孩。哈里斯的父母离婚后，她选择了和母亲一同生活，并经历了数次搬迁，先后在美国中西部与加拿大生活，她在蒙特利尔读完了中学。

高中毕业的哈里斯选择了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学习，在那里她取得了政治科学与经济学的双学位，大学期间，她是学校里的经济学会主席以及辩论小组的队长，并在加州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的办公室担任文员。

大学时期的哈里斯

哈里斯之后回到加州，于1989年在旧金山的黑斯廷法律学院里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通过了司法考试，并于1990年拿到了加州的律师资格证。

哈里斯在阿拉梅达郡(Alameda County)的地方检察办公厅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之后她被聘为旧金山地区的地方检察官，很快她就升级为旧金山市检察官。2003年时，哈里斯当选为旧金山第27区检察官，在这个岗位上她工作了8年，一直到2010年卸任。

女大十八变，有木有

2016前从未输过竞选

从2010年开始，哈里斯经历了两次州检察长选举，一次参议员选举，都是一路绿灯，让她成为了民主党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2010年她以微弱的优势被选为加州总检察长，并且在2014年成功连任。哈里斯在其任内遇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她在担任加州总检查长时，奉行严厉的犯罪惩罚政策。

2016年11月，哈里斯在参议员选举中击败了洛蕾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接过了参议员芭芭拉·伯克斯(Barbara Boxer)的席位。哈里斯也正式成为了美国参议院第二位非裔女性参议员。

作为参议员，哈里斯支持医疗改革以及联邦的大麻合法化，同时她支持童年抵美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Dream Act。此外哈里斯支持禁止攻击性武器，并且在税收政策上进行逐步改革。

《纽约时报》形容哈里斯是一位务实的温和派，对于民主党建制派来说她是一位可靠的盟友，灵活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拜登的立场。在她看来，政策必须要具有现实意义，她施政的指导原则是：是否与现实问题相关?

不过共和党这边已经磨刀霍霍，要把拜登的竞选搭档贴上左翼的标签。而特朗普在11号已经表示，哈里斯当拜登的竞选搭档真是太好了!特朗普的策略将是攻击哈里斯在医疗保健上，支持全民医保;在税收政策上她支持增税。总之，特朗普要把她刻画为一名超自由主义者。

为什么选哈里斯?

拜登曾在11位女性中进行权衡

第一，拜登竞选搭档会是一位女性，这是拜登在3月15号的时候公开作出的承诺。

第二，在拜登考虑的十几位女性潜在候选人中，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的可能性要大于白人女性。因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正值美国的一个历史性时期，非裔平权运动在全美爆发，至今都还没有结束。虽然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非裔选民可能只有10%， 另外90%都支持希拉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年的选举中，非裔选民就会支持拜登。特别是拜登在种族问题上屡次说错话。比如最近一次，他说非裔没有西班牙裔多元化;不久前他还声称如果非裔不支持他就不算是非裔。这些言论都得罪了很多的非裔选民。所以哈里斯的出现，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拜登争取到非裔的支持。

第三，硬伤少。在众多潜在候选人中，拜登需要权衡的是他的竞选搭档被共和党攻击的硬伤越少越好。哈里斯虽然不完美，但和前白宫国安顾问苏珊.赖斯以及加州众议院巴斯相比，哈里斯是最安全的选择。赖斯担任前美国国安顾问时期，对于班加西事件的处理会成为特朗普阵营的箭靶;呼声一度很高的巴斯在古巴问题上曾经发表过亲古巴的言论也会成为攻击的焦点。

第四，要够“狠”！在未来90天的时间里，美国总统大选将会进入白热化的争斗。一切黑料都会被对手挖出来，放大，诋毁。作为拜登的副手，不仅需要能够抵御特朗普阵营的攻势，还要能够反击。而哈里斯在与拜登的民主党辩论中，就展现出了她”狠“的一面，

第五，个人关系要融洽。作为奥巴马曾经的竞选搭档，拜登深知总统与副总统之间个人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与自己搭档是不是有和谐的关系，和极高的忠诚度也是拜登考量副手人选的关键。另外，在个人关系这个层面，哈里斯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她与拜登过世的长子博.拜登的关系，两人以前是并肩作战的同事。而拜登参与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完成博.拜登的遗愿。（关于拜登的个人故事，请戳历史文章👉拜登的承诺：家，国与信仰）

拜登2016年不参选，2020年参选的决定都与大儿子博的死有关

不过说到底，谁当副手并没有那么重要。正如特朗普今天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副总统人选对于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实质性影响，因为选民并不是选择副总统。2016年谁是因为支持彭斯而不是希拉里的副手凯恩，最终决定投票给特朗普的?终究，这场选举仍然是拜登与特朗普两人之间的较量。

来源时间：2020/8/12   发布时间：2020/8/12

旧文章ID：22666

作者：周德武  来源：公评世界

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只有82天，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终于抛出了一枚“炸弹”，让相对平静的民主党竞选舞台多了些色彩和冲击力。

当地时间8月11日，拜登在千挑万选、犹犹豫豫中，选择了来自加州的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中文译名 :贺锦丽，美国亲台的华人团体负责人给她取的名字，以吸引华裔选民)作为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希望为民主党重返白宫提供助力。

谁担任拜登竞选拍档一直是近来媒体争相猜测的焦点。提名哈里斯无疑创造了美国历史， 1984年第一位女性费拉罗(Geraldine Anne Ferraro)众议员与蒙代尔组成搭档挑战里根与老布什;2008年，来自阿拉斯加的女州长佩林(Sarah Palin)被麦凯恩挑为搭挡，但都没有冲顶成功。如果哈里斯如愿以偿，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位最高的女性，同时也是第一位有色人种占据美国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

拜登这次“选秀”饱受各界批评，名单迟迟不公布，引发了拜登决策犹豫不决、难以胜任总统大位的疑虑。为保险起见，拜登的竞选团队不得不格外小心，防止副总统过分复杂的背景会吸引太多的注意力，而冲淡了对拜登的关注度。其把握的原则是：不应让外界感到太意外；能与拜登形成优势互补；三是能够成为架起多元社会联系的桥梁。

拜登在当日的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很荣幸宣布哈里斯将成为我的竞选搭档。她是无畏的斗士，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公职人员之一。我们一起将战胜特朗普。”

哈里斯随后发文回应称，“很荣幸成为拜登的竞选搭档，他会是一位“将美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总统”。前总统奥巴马称，哈里斯“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前总统克林顿表示，拜登和哈里斯会组成“强大的团队”;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文称，拜登选择哈里斯，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

拜登将推特账号的封面换成了与哈里斯的双人照

哈里斯于1964年出生于加州，其父亲是牙买加裔，仍然健在，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母亲是印度裔，泰米尔人，其家族背景在印度当地也是名门望族。她的母亲于2009去世。哈里斯称，她以前几乎每年都回印度感受那里的文化。

哈里斯于2017年起担任联邦参议员，致力于推进种族平等、女性平权等议题。哈里斯曾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一度被认为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后因资金筹措遇到了困难而不得不于2019年12月退出大选。

拜登于2020年3月表示，一定会选择一位女性搭档，以打破美国长期以来的“玻璃天花板”。哈里斯、沃伦、众议员达明斯、亚特兰大市长巴顿斯、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等都曾在名单之内。

据美国主流媒体分析，哈里斯的非裔背景、政治资历是拜登选择其担任副总统候选人的重要原因。自今年5月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而死、全美掀起“黑人命贵运动”(BLM)以来，种族问题成为美国民众最关心议题之一。选择一位非裔(兼亚裔)竞选搭档将帮助拜登获得更多非裔选民的支持。哈里斯作为前加州司法部长(或译总检察长)、联邦参议员的政治资历，使其具备了治国理政的能力。毕竟加州是美国最大的州，在其担任加州司法部长期间，注重司法改革，主张对初犯予以宽大处理。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这项改革不够彻底”。

当地时间8月12日拜登将与哈里斯在特拉华州联合发表讲话，两人将在下周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奥巴马、克林顿、佩洛西以及参议员桑德斯、沃伦等都将出席并发言，以显示民主党的空前团结。而此前，桑德斯、沃伦一直倡导激进的左翼政策，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年轻选民的支持。如何争取这部分选民团结到拜登的麾下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而桑德斯和沃伦的出席无疑会起到提振士气的作用。

反移民、岐视女性、白人至上一直是特朗普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而哈里斯恰恰兼具上述身份于一体，明显戳到了特朗普的软肋。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有点慌乱，开始寻找哈里斯的弱点。特朗普已经把哈里斯形容为“恶毒的女人”，过分强势，冷酷无情。拜登曾在7月底“不经意”间，把对哈利斯的评价透过美联社的相机泄露出来，以测试社会的接受程度。

此后，民主党内的确出现了一些反对声音，认为她“过于野心勃勃，可能会在上任的第一天开始就准备下一届的总统竞选”，不会全力辅佐拜登，为人不够忠诚，有投机主义倾向。特别是她在初选阶段对拜登的攻击毫无悔意。不过，拜登对她的评价是，“才华横溢，经验丰富，不记仇，令人尊重”。拜登多次表示，“哈里斯有能力成为任何角色”。她和已故的拜登儿子博·拜登都曾担任州检察官，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拜登前不久公布的80页竞选政纲，对特朗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否定。文件称，特朗普一直在说“美国优先”，但是这种“美国优先”却让美国被孤立，美国的声誉和影响力被彻底破坏，我们的国家更不安全，我们的经济更加脆弱，我们的价值观岌岌可危，“特朗普彻底掏空美国的外交资源”。在经济方面，特朗普与对手展开没有硝烟的战争，却惩罚了美国的工人，疏远了美国盟友，将俄罗斯视为伙伴而不是敌手;在伊朗问题上，将美国推向战争，有必要恢复奥巴马时代的伊核协议。在内政方面，拜登很明显吸收了桑德斯和沃伦的观点，这也成为特朗普攻击的主要目标。特朗普称，拜登成为“激进左翼政策”的支持者，包括提高税收、特赦非法移民以及削减警察经费。“支持禁枪就是反上帝、反圣经”，“支持加税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特朗普还暗示，桑德斯实际上是民主党真正旗手，拜登被操纵，他别无选择地把桑德斯的理念带进白宫，将给美国带来真正的灾难。特朗普发言人蒂姆·默托(Tim Murtaugh)称，“拜登是一个特洛伊木马”，是一个“载着激进左翼疯狂政策清单的空船”，“将把美国变成一个完全无法辨认的国家。”而副总统彭斯称，“拜登–桑德斯议程将使美国走上社会主义和衰落的道路。”

共和党竞选团队称，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不允许拜登继续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和蔼、温和的祖父”，“任何有助于系统性地攻击、界定和推动他离开温和形象的做法都是明智和有益的。” 而对哈里斯的攻击也将集中于在加州当司法部长的经历。为了取悦民主党的反警察的势力，哈里斯开始软化对打击犯罪的立场，其政治表现太过虚伪。现在还不知道这段经历对拜登的竞选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2020年的大选，民主与共和两党势均力敌，目前总体处于胶着状态。表面上看，特朗普的支持率落后于拜登9个百分点，但是特朗普善于后发制人，接下来将会采取一系列手段，制造“十月惊奇”。纳斯达克指数早已超过万点，道指正重回历史的高点;如果疫苗真如特朗普所愿，在大选之前正式推出，都会对选民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将是特朗普大吹特吹的资本。福克斯电视台的评论认为，拜登选择哈里斯走的是一步险棋，因为种族主义和性别岐视在美国根深蒂固。媒体宣传是一回事，但在白人主导的世界里，有些人的心思未必表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的真正考验还在后头。

来源时间：2020/8/12   发布时间：2020/8/12

旧文章ID：22664

作者：拾遗君  来源：拾遗（ID：shiyi201633）

01

这两天，骂字节跳动的人很多：

“不硬气，没骨头”，

同意剥离TIKTOK(抖音国际版)美国业务。

这其实也不能苛责，

为了避免美国找麻烦，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

字节跳动也做了很多：

●把服务器放在了美国;

●把备份放在了新加坡;

●聘请美国团队管理TIKTOK;

●与抖音不互通，不沿用大陆审查标准。

为了走出中国，

字节跳动都妥协到这个份上了，

但特朗普还是要禁TIKTOK。

这实在怪不得字节跳动。

02

华为也这样妥协过，

大疆也这样妥协过，

科大讯飞也这样妥协过，

…………

但是最终，

它们都遭到了美国的封杀。

这两年，特别是最近一年来，

很多公知都抱持这样一种想法：

“中美矛盾不可调和的原因，

在于中国改变了韬光养晦的策略。

只要我们不跟美国搞对抗，

只要我们身段够软说话够软，

只要我们低调再低调点，

就可以避免大部分冲突和矛盾。”

意思就是：

只要我们多给美国下点跪，

只要我们低声下气忍辱偷生，

美国就会良心发现放过我们。

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但TIKTOK、华为等企业被封杀的例子告诉我们：

就算我们以身饲虎，

也感动不了美国。

03

我讲一个段子吧：

兔子在街上走着，迎面碰上老虎。

老虎伸手就给兔子一个大嘴巴：

“让你丫不戴帽子。”

兔子很郁闷，弄了一顶帽子戴着。

第二天上街，兔子又碰上了老虎，

老虎又伸手给兔子一个大嘴巴：

“让你丫戴帽子。”

狐狸知道这事后，跟老虎说：

“你这样蛮横打兔子，

在动物界影响不好。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兔子了。”

老虎问：“什么主意。”

狐狸这样跟老虎说：

“你见着兔子就说：

给我弄点洗衣服的来。

他拿肥皂，你打他一顿，

说我要的是洗衣粉。

他拿洗衣粉，你打他一顿，

说我要的是肥皂。

要不然你跟他说：

去，给我找个女人来。

他给你找个胖的，

你打他一顿，说我要瘦的。

他给你找个瘦的，

你打他一顿，说我要胖的。”

过了几天，兔子又撞上了老虎。

老虎说：“去，给我找点洗衣服的来。”

兔子问：“你要洗衣粉还是要肥皂?”

老虎一听，嗯?有一手啊!

于是又说：“去，给我找个女人来。”

兔子说：“你是要胖的还是瘦的?”

老虎见此招无效，勃然大怒，

伸手就给兔子一个大嘴巴：

“让你丫不戴帽子!”

这头毫不讲理的老虎，就是美国，

这只一再忍让的兔子，就是中国。

现在美国奉行的就是强盗规则：

“当规则对他们有利时，

他们就强调规则。

当规则对他们无利时，

他们就抛弃规则。

当规则和事实都对他们不利时，

他们就大耍流氓，

把整个池子的水搅浑。”

美国整天说这个流氓、那个流氓，

其实他们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

上海交大教授窦令成说过一句话：

“现在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主要是来源于有那么一拨人，

惯于用圣人的标准衡量别人，

用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这句话改一改也成立：

“现在国和国之间的矛盾，

主要是来源于有那么一些国家，

惯于用圣人的标准衡量别人，

用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尤其是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双标婊”。

在华为、TIKTOK等企业被美国封杀后，

我觉得以后国内的公知，

就不要再发表什么自由市场的言论了。

美国就是这样：

它能掌控局面的时候，

就强调自由市场民主办事;

它不能掌控局面的时候，

就会采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4

美国一直有“敌人”情节。

1987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格奥尔基，

对美国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们正在做一件对你们来说真正可怕的事情——我们正在让你们失去敌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格奥尔基太了解美国了：

“美国是一个需要不断制造敌人的国家。”

这是由美国特性决定的。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国内矛盾十分复杂，

为了维护联邦内部的和谐稳定，

美国当权者需要一个符号化的外在敌人，

来加强州与联邦之间的团结，

来加强州与州之间的团结，

来加强国民之间的团结。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说：

“美国国内存在着民族和种族的分裂，

它比大多数国家，

更需要以反对别人来维持它的团结。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美国在外部世界如果没有敌人，

内部的巨大差异性可能会毁了美国。

所以，美国不仅在寻找敌人、塑造敌人，

甚至还迫使他人成为自己的敌人。”

正因如此，二战结束后，

美国一直在寻找敌人、塑造敌人。

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

美国失去了世界上最强劲的敌人。

没有了强大的敌人，

美国国内矛盾就凸显了出来。

所以，美国当权者开始寻找其他敌人，

于是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家，

就成了美国的重点打击对象。

但这些敌人太弱小了，

美国很快就失去了对手。

2001这一年，

911事件的爆发，

终于又让美国找到了敌人，

这个敌人就是恐怖主义。

于是之后十几年里，

美国发动了多次反恐战争。

打了十几年反恐战争后，

美国人回过头来一看，

中国这只小蚂蚁，

居然悄悄变成了一头大象。

美国当年之所以跟中国建交，

之所以在诸方面宽容中国，

是为了拉拢中国遏制前苏联。

前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也没把中国当成真正的敌人，

一是因为那时的中国太弱小了;

二是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中国配合，

无论是反恐还是防止核扩散，

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所以中国才有机会“韬光养晦谋发展”。

05

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呢?

我其实就是想说：

这几年中美之间发生的冲突和矛盾，

并不是中国改变了韬光养晦的政策。

中国倒是想低调，

但美国不愿意啊。

中国倒是想韬光养晦，

但美国不愿意啊。

中美矛盾的本质不在于中国的态度，

而在于美国改变了过去40年的对华战略。

因为在美国跟其他敌人缠斗的时候，

中国偷偷地崛起了，

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

都成了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

便开始把中国当成最大的敌人，

全面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崛起。

政治学中有一句名言：

“你把谁当敌人，谁就会成为你的敌人。”

那些说中国偏离韬光养晦政策的人，

根本就没想明白一个道理：

中国的体量已经到了今天这个水平，

美国怎么可能容忍中国好好发展呢?

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

“你能想象一只大象躲在蚂蚁后面吗?

韬什么光，养什么晦，

我们已经看见你了!”

一头大象不可能韬光养晦，

即便主动下跪，

即便以身饲虎，

也不可能避免经济战争，

除非中国放弃发展，放弃大国崛起。

06

很多人觉得，

如果特朗普不能连任，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

会不会“放过”中国。

我想说：就不要抱这种幻想了。

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

“即使美国换了总统，

中美继续对抗的大局也难扭转。

中美之间的矛盾，

这不是换党执政就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国内一致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

两党在这点上取得的共识相当惊人。”

美国决定把中国当成最大的敌人，

这已经是不可扭转的事实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想继续保持韬光养晦，

想让美国看不见“房间里的大象”，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丢掉幻想吧，

中美关系真的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尽一切可能避免经济战争，

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战争，

但在做好尽力避免的同时，

也要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

如果有一天，

我们实在躲不过了，

那就勇敢地好好反击一下，

让他也尝尝“疼痛”的滋味。

07

看过一个故事：

“一群猴子，被猎人关进笼子里。

猎人隔几天就抓走一只杀掉。

所以，每当猎人来抓取猴子时，

猴子们都很紧张。

由于害怕引起猎人的注意而被主人抓走，

所以每只猴子都不敢有异乎寻常的举动。

一旦发现猎人盯上其中一只猴子时，

其它猴子就眼巴巴地盼着猎人赶快决定。

当那只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反抗时，

其余的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观看，

暗自庆幸即将逃过一劫，

而不是一起冲出牢笼——

就这样，猴子们被一只一只全杀光了。”

我们是需要隐忍，

我们是需要妥协，

但不能无底线的隐忍，

不能无底线的妥协，

无底线的隐忍和妥协，

最后我们都会成为被宰掉的猴子。

我们要热爱和平，

但不能害怕冲突。

因为当你“害怕冲突”的时候，

你就在不知不觉中，

一次又一次地和“不害怕冲突”的人，

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知乎上有一个提问：

你是怎么从校园霸凌中解脱出来的?

“三多余”回答说：

我上初中的时候，个头矮，

有几个同学老是欺负我，

我一直忍气吞声。

结果这几个人越来越猖狂，

后来竟然天天找我要钱，

弄得我连午饭都吃不上了。

有一天，我找了一块砖头放在书包里。

放学后，他们在校门外拦住我，又找我要钱。

我掏出砖头，

照着他们的头就是一顿砸，

领头那个男生，脑袋缝了20多针。

我家赔了医药费。

不过从此以后，他们再不敢找我了。

从校园霸凌中解脱出来的例子有很多，

但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特点——最后都是通过绝地反击，才赢得了天下太平。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味忍让解决不了问题。

有些人，你越是忍让，

他越是觉得你好欺负，

你越是忍让，

他越会骑到你脖子上拉屎。

减少霸凌的唯一方法，

是勇敢地奋力反击，

而不是寄希望于恶霸的良心发现。

对于那些得寸进尺的恶霸，

我们只有狠狠地绝地反击，

让他也尝尝被痛揍的滋味，

我们才能从此迎来天下太平。

08

很多人觉得中国会输得很惨。

这让我想起了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本军队对外宣称：

“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日军为什么这样狂傲呢?

因为当时中国跟日本相比，

显得实在是太落后了：

日本已是工业国，中国还是农业国。

日本一年能产钢600万吨，而中国只有4万吨。

日本一年能生产600架飞机，而中国一架也生产不出来。

日本一年能生产300辆坦克，而中国一辆也生产不出来。

日本一年能生产30艘军舰，而中国一辆也生产不出来。

再加上中国内地军阀混战，

各大派系之间勾心斗角。

所以，日军在《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说：

“三个月内取得决定性胜利毋庸置疑。”

结果呢?

这一战一打就是八年，

日本最后还铩羽而归。

日军侵华战争为什么会失败呢？

因为日本严重低估了中华民族。

《明朝那些事儿》里有这么一段话：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

所谓两河流域，

所谓印度，所谓埃及，

在历史长河里，被人灭掉了N次，

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

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

文化更是谈不上。

只有中国做到了，

虽然有变化、有冲突，

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

一直延续了下来，

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

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

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

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

她的潜力，

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

也无法计算。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

仅仅一夜之间，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军阀可以团结一致，

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

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

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

因为所有的一切，

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

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

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现在，我们也可以用这段话忠告美国：

有些伟大的民族，你永远不能低估。

来源时间：2020/8/12   发布时间：2020/8/5

旧文章ID：22660

作者：Blackjack  来源：中美印象

這陣子和統、武統論戰再起，源頭是章念馳於7月13日在台灣的中國時報發表《找出兩岸關係新出路》（註1），之後武統學者李毅發表《不能向台湾社会传递错误信息——评章念驰《找出两岸关系新出路》文》（註2）痛批，隨後也是大陸的學者陳孔立教授投書中評社《章念馳何罪之有？》（註3）支持章，最新的一篇文章則是素來強調「一中屋頂」的黃年於聯合報發表《章念馳的預言應驗了》（註4）一文，這場堪稱「亂鬥」的論戰，雖然不會有什麼結果，但由於相關人等皆具相當代表性，值得重視。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次和統武統論戰與喬良之前引發的論戰，差別在於他們主要討論的是「中華民國」因素，本文藉此也略為論述一番。

（图片说明：章念驰）

簡單來說，章念馳的文章主旨在呼籲對台灣與「中華民國」多一點理解，這包括對台灣現況與「未來」的部分，李毅文章是「不用說了，打！」，並對大陸涉台研究做出嚴厲批判，陳孔立則批判李毅「胡說八道、走極端」，並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黨的基本方針。而黃年聲援章念馳，並指出章念馳當年「『中華民國』會被『台獨』繼承過去」的預言，即將或已經「成真」。

以喬良將軍的思維來看，他認為和統無望，武統「繞不開美國」，章念馳等人認為若要和統，那繞不開「中華民國」，黃年更由章念馳的話指出，北京的兩岸政策已是一敗塗地，並且是「咎由自取」，本文也轉錄其「金句」如下：

（图片说明：李毅）

「我們今天不是消滅中華民國的歷史時期了，中華民國一切成就和今日台灣，是我們必須繼承的一筆歷史遺產，而不是我們的包袱…廣大台灣同胞認同『中華民國』不是要『台獨』，更不是要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要求得一合理身分，作為統一前他是中華民國國民，希望得到尊重。」
   「如果我們不能接受這份『遺產』，『台獨』就會把它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來對抗大陸，反而成了『台獨』的一份資產。」

「如果我們不能正視『中華民國』問題，『中華民國』會被『台獨』繼承過去，那麼兩岸之間的法理連結點就會蕩然無存，危機就會爆發，我們會付出慘重代價。因此我們必須以高度智慧來處理『中華民國』問題。」

（图片说明：陈孔立）

其實，若看待中共在1949年以後的歷史，多年以來建構「中華民國已經滅亡」及「台灣是叛離的一省」的相關論述，也不是說推翻就能推翻，雖然章念馳從「理解」的角度要中共中央省思，但這種「大破大立」的新思維，在中共同時面對美國與台獨等分離勢力下，應該很難以做到。

若就台灣的民主進程來看，「中華民國」對台灣來說，一直是「外來政權」。就算有選舉，那也是地方性質及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層級，並未觸及「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統治權源，這種情形直到1996年台灣的「總統直選」才改變。

推動總統直選的李登輝對「中華民國」與台灣連結「居功厥偉」，但這究竟是「中華民國新生」或「中華民國台灣化」，也不能一言道盡。從蔡英文在去年「國慶」表示「中華民國已經在台灣屹立超過七十年」的談話來看，現在民進黨已經把蔣介石「外來政權」的歷史「內化」而沒有「重新開始、切斷」，這對素來強調兩蔣統治台灣沒有正當性、「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的民進黨或台獨論述來說，無疑是一種倒退，甚或給予中共「消滅叛離的一省」的口實。

因此，固然中共將李登輝「定性為台獨」，但若他在1996年宣布台獨，他以選票的「民主正當性」推翻「外來政權」，那就是「中華民國」的終結了。換言之，在台灣主政者真正邁向「法理台獨」之前，「中華民國」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第一道關卡與「枷鎖」，大陸認為「中華民國」棘不棘手，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然而，在大陸官方或人民想要「解決台灣問題」時，台灣人民的意願、要採取的手段是否「文明」，也攸關於中國立足於世界將要扮演的角色。正如大陸近來指責美國不文明、以商逼政、干預網路自由，難道大陸沒有用類似手法對別人？或對台灣？

（图片说明：黄年）

另一方面，對「大一統」毫無概念的台灣人越來越多。在一九九一年，台灣教授曾祥鐸出席北京的兩岸學術研討會，提出一篇兩萬多字的論文：《從中國歷史上九次大一統，看兩岸未來的統一》，認為過去九次都是以武力完成統一的，兩岸未來的統一，也將難逃「民族慣性」（註5）。中國的民族主義在「民族慣性」影響下，認為「武統」才是「正道」的人必然越來越多，但若大陸以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就算如李毅所言「武統台灣，不會戰死3300萬人，不會有330萬人，不會有33萬人，可能在33000人以下…武統台灣，中華民族，犧牲不起？」，但這種「以力服人」的姿態，及後來治理台灣必然帶來的動亂，世人那時難道還會認為中國「愛好和平」，外人又怎能理解什麼是「大一統」？

中國武力統一台灣的「代價」，當然不只是「幾萬人的死傷」那麼簡單。

最後，從歷史上來看，艾奇遜(Dean Acheson)於1949年接任美國國務卿，據說是他說的笑話是：「一進辦公室，有一個人就倒在他身上，那人就是蔣介石」。這樣鄙視蔣的人，所以建議杜魯門「等待塵埃落定」，那時的美國根本不在乎台灣及台灣土地上人們的命運。而剛過世的李登輝雖自比摩西，但真正如同摩西過紅海出埃及的卻是蔣介石，他帶著百萬軍民越過台灣海峽來到「寶島」，蔣介石這個「現代摩西」並沒有在台灣「建立以色列」，往後的「約書亞」李登輝、蔡英文反而把台灣與「中華民國」綁的更緊密！

是故，所有人該面對的是，「中華民國」的新樣態將如何走下去，台灣人會不會繼續戴著「中華民國」的「面具」，大陸何時會從現在對美國與「中華民國」的「不耐煩」轉為「攤牌」？

從現實看，雖然美國「反共」台面化，但要出現像1949年那樣支持蔣介石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也不可能，中國與美國的軍力差距更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對中共與大陸來說，即使是離「目標」更近，但也該思考：

大陸如果最終使用武力手段讓「中華民國」在歷史「退場」，離「大國崛起」更近或更遠？用武力完成「統一大業」後，世人不再相信中國「愛好和平」，中共帶領的中國又要在未來的人類歷史中扮演什麼角色？

正如許多人所講過的，大陸未來如何對待「中華民國」的態度，決定了其他人看待中國的方式，無論「和統、武統」都繞不開美國與「中華民國」之外，也決定了中國未來的道路。

附註：

註1：章念馳，找出兩岸關係新出路，中國時報，2020/7/13。

註2：李毅，不能向台湾社会传递错误信息——评章念驰《找出两岸关系新出路，烏有之鄉，2020/7/19。

註3：陳孔立，章念馳何罪之有？，中評社，2020/7/21。

註4：黃年，章念馳的預言應驗了，聯合報，2020/8/9。

来源时间：2020/8/12   发布时间：20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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