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五道口金融科技文化

编者按

“中美对抗、科技封锁、举国体制的背景下，我们将迎来中国史上最大的科技泡沫。”

日前，在基石资本举办的“基石大家课堂——华为管理之道”上，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提出了如上论断。

张维回顾了纳斯达克科技股泡沫的历史，指出，1999年-2001年间上市的科技公司，存续率仅有6.8%，但活下来的那些伟大企业，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全人类的生活福祉。

他表示，客观上，泡沫对推动技术革命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近代历史上，真正的繁荣往往都在泡沫破灭之后到来，一定程度上，泡沫是我们前进的方式。

张维建议，既然泡沫不可避免，监管层应该正视、重视泡沫，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改革，并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以期尽可能引导、利用泡沫积极的一面，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时，降低泡沫的不良影响，保护投资者利益。

他还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及早提高警惕，拒绝跟风投资、追逐热点。

一、纳斯达克泡沫巅峰期IPO的企业，存活率仅7%，泡沫的意义何在？

1995年初至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指数从743点上涨到了峰值5132点，涨幅达590%。这期间，平均每年有200家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虽然大部分质量很差，但依然备受追捧，平均首日涨幅达50%。在泡沫的巅峰，1999这短短一年内，美国新创造了250位亿万富翁和成千上万的新百万富翁。

之后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19个月下跌了78%，见底于1108点;网络股指数的跌幅超过了95%。亚马逊、苹果、奈飞、英特尔等巨头无一幸免，最多的甚至跌去了9成市值。

到2002年底，在1995-2000年上市的公司中，有50%已经消失，72%股价低于IPO价格。到2019年底，1999年-2001年间上市的899家科技公司中，只有61家仍然存续，存续率仅6.8%。

泡沫过后，绝大多数公司都死了，泡沫的意义何在？

3个公司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网景。

网景的上市是纳斯达克科技财富神话的开端。

1995年8月9日，网景在纳斯达克IPO，当天股价从28美元涨到了58.25美元，公司市值达到了21亿美元。网景创始人吉姆·克拉克的股份在IPO当天价值6.63亿美元;另一位创始人马克·安德森身价也达到了5800万美元，当时他年仅24岁，刚大学毕业没多久;网景的早期员工身价也达到数百万美元。1995年12月，网景的股价达到每股171美元，六倍于IPO发行价。

网景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来源：《时代周刊》

这并不是纳斯达克第一次上演财富传奇，比尔·盖茨们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财富偶像，但网景的故事是全新的。

一是它的成长速度惊人，从成立到上市，它只花了16个月，而微软花了11年。《华尔街日报》也感慨：“通用动力公司花了43年的时间才成为一家市值27亿美元的公司，网景只花了大约一分钟。”

二是网景当时还未实现盈利，成立以来累计亏损1278万美元。按照以往的成功经验，一家新科技公司最好在至少连续四个季度盈利后再考虑IPO，但网景的成功颠覆了华尔街的想象。

所以网景的上市真正点燃了“硅谷梦”。就像网景的CEO吉姆·巴克斯代尔说的那样，“网景的上市带动了很多事情。技术人员开始对这些新科技感兴趣，商人因这些技术可以带来的利润而激动。这些年轻新贵的出现让其他人也开始跟风，他们想，‘如果这些毛头小伙都可以赚到大钱，我也可以’”。

为了一夜暴富的梦想，大量的人才和风险投资涌入硅谷。1995-2000年，硅谷大约创造了17.2万个高科技岗位。1994年，美国的风险投资仅为384.3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053%;到2000年达到峰值时是990.976亿美元，占GDP的0.97%。其中，投资到互联网领域的风投金额由7.07亿美元增长到了769.84亿美元，增加了100多倍;投资到硅谷的金额则由9.98亿增加到了317.55亿美元，增加了30倍。如此庞大的人才和资金，其力量可想而知!

正如比尔·盖茨在1999年就当时的泡沫问题答记者问时所说，“它们当然是泡沫，但你们没有问到点子上。泡沫给网络行业带来了很多新资本，这必将更快地推动创新”。

网景之后，资本市场接受了新的估值模式，它基于企业长期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短期利润的最大化。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也随之改变，“快速成长”、无视甚至追求亏损，成为互联网公司的圣经。

第二个，亚马逊。

现在被公认为伟大企业的亚马逊，在当时被视为互联网泡沫的典型代表。

亚马逊于1995年成立，2年后在纳斯达克上市，但一直未实现盈利，1999年亏损7.2亿美元，2000年亏得更多，14.1亿美元，累计债务达到20亿美元。

如果从产业的角度看，没有泡沫，亚马逊早就该破产了。当时主流观点也是这么想的，《纽约时报》说“亚马逊是一家建立在一层薄得不能再薄的泡沫上的市值200亿美元、有2100名员工的公司”，《巴伦周刊》将亚马逊评为“市场上股票被高估最多的公司”。他们认为Barnes&Noble(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会把亚马逊彻底摧毁，将亚马逊嘲讽为“Amazon.toast” “Amazon.bomb” “Amazon.org”(亚马逊永远也无法盈利，应该用非盈利域名)。

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泡沫破灭时，亚马逊一度跌去了90%以上的市值。毕竟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亚马逊会发明电子阅读器 Kindle、推出Prime会员计划、开创云计算平台AWS、制作原创电视和电影节目……

但因为泡沫，贝佐斯得以“基于长期市场领导地位，而非短期盈利和华尔街的短期反应做出投资决策”，亚马逊得以通过“烧钱”迅速建设基础设施、抢占市场份额。即使泡沫破灭后，泡沫顶峰时的融资也让亚马逊在2000年末还拥有11亿美元的现金，保证其在最低谷也能坚持一直以来的战略，继续推动创新。

1999年和2009年的《巴伦周刊》，从“亚马逊炸弹”到“世界最佳零售商”，需要10年， 来源：《巴伦周刊》

第三个，特斯拉。

特斯拉比亚马逊还能烧钱，成立17年亏了17年，一共亏70多亿美元。但就是这样一家从未实现过年度盈利的公司，无论上市前后，都得到资本市场的高度支持，最近市值还超过2500亿美元，跻身纳斯达克市值前十名了。

所以马斯克自己也很感激，说“只想对客户和投资人说声谢谢，你们给了特斯拉一个穿越漫漫长夜的机会，没有你们我们走不到今天”。没有资本市场对从0到1创新的高度认可，特斯拉走不到今天。

所以仅从这3个公司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泡沫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才和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不会产生“这个星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合法的财富创造活动”，亚马逊和特斯拉这样伟大的公司将很难出现，就算没有“中道崩殂”，也不可能成长得这么快。

去年央视的一位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说创业板现在10周年了，创业板出现了乐视和暴风影音这样欺骗性的上市公司，你认为创业板的意义何在?

我说你要顺过来看，而不是倒过来看。顺过来看，市值最大的公司是什么？迈瑞医疗和温氏股份。这两家公司具备了伟大公司的雏形，而如果没有创业板的政策，它们上不了市。这些公司才是创业板的意义所在，而不是倒过来看见的那些欺诈公司，“虽然泡沫会刺激许多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但是它们带来的高速增长本身是道德的”。

所以泡沫的意义何在呢?

大多数公司在泡沫中消失了，但是留下来的那些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今天纳斯达克市值前十名的公司大约占到了总市值的四成，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谷歌、英特尔、英伟达、ADOBE、PAYPAL、特斯拉，

纳斯达克市值前10的企业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了全人类的福祉，并引领人类社会完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二、无泡沫，不繁荣

科技股泡沫并非孤例，事实上，近现代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巨大的金融泡沫，工业革命期间有运河热，蒸汽和铁路时代有铁路热，都是在这些泡沫及其引起的衰退过后，才迎来了真正的大繁荣。

五次技术革命都出现过金融泡沫期

来源：Carlota Perez,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基石资本

为什么呢?

经济学家Carlota Perez写了一本书，叫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研究技术革命和金融泡沫的关系，发现金融泡沫是技术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对于技术革命推广意义重大。

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它意味着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取代了旧的“技术-经济范式”，比如工业革命时代确立了工业生产、机械化等范式，信息技术革命则确立了信息密集型经济、知识经济、全球化等范式，而当火车产生，马车就淘汰了，当纺织厂建立起来，土布就淘汰了。

然而众所周知，旧的范式是根深蒂固的，没有足够的力量，根本无法撼动它。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狂热的金融泡沫就充当了这一关键角色，它用巨大的财富效应，将全社会的资源都吸引过来，汇聚成创新的海啸，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场革命。

例如，最典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泡沫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足够的资金，为基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创新铺平了道路，所以泡沫过后才能迎来全面的大繁荣。

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英国出现了铁路热，1844-1847年间，得到批准的铁路总里程达到了9500英里，资金预算达2.5亿英镑，1847年铁路投资占到了GDP的6.7%。作为参考，英国1845年的GDP只有5900万英镑，今日的铁路里程不过1.1万英里。这些铁路当然没有都建成，40年代最终共修建了4600英里，但它们至今还是英国铁路网络的骨干。

互联网泡沫也一样。1996-2001年间，电信公司在美国铺设了8020万英里的光缆，是2001年实际需求的20倍。2004年时，带宽成本下降了90%以上。廉价、充足的宽带网络，为互联网的普及铺平了道路。1995年，美国只有14%的成年人上网，到2013年，这一比例达到了85%。这也为之后互联网企业蓬勃发展培育了土壤，特别是像YouTube、Facebook这些需要大量带宽的流媒体网站和社交网站，如果按部就班往前走，还要晚很多年才能出现。

和人们对新技术的理解一样，新基础设施的作用和意义是当时人们无法想象的，毕竟“一个新生的婴儿有什么作用呢”?人们一开始修建铁路仅仅是为了运送煤炭，并没有想到它后面会在运输旅客和货物中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刚诞生的时候，人们仅指望用它收发邮件，也不会想到它会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泡沫引起的过度投资和人才聚集，毕百年之功于朝夕，大大加速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三、泡沫是我们前进的方式

最后回到中国。

这两年中美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可以说是到了尼克松访华之后的最低谷，中美由合作转变为对抗，科技封锁也必将愈演愈烈。

所以，面对中美竞争，中国做出了响应，其中最重要的对策就是资本市场的变革，也就是推出科创板。这个响应会迎来巨大的投资狂潮。

这其实也是在“师夷长技”——美日贸易战中美国的大获全胜，纳斯达克居功至伟。广场协议只是遏制了日本的发展，真正让美国将日本彻底甩在身后的是90年代以信息技术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的繁荣，而纳斯达克对此起到了关键作用。

△1995年，日本的GDP还是美国的71%，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但到了2001年，日本的GDP就只有美国的41%了。

纳斯达克将资本引入高科技领域，为科技类企业打开了直接融资的渠道。纳斯达克通过制度设计吸引科技企业的上市，科技企业获得融资后加快了发展的步伐，让投资者的信心增强，从而增加对纳斯达克上市企业及初创企业的投资，科技企业在资金的支持下继续向前发展……循环往复，财富效应越来越大，融资越来越简单，科技企业发展越来越快……最后资本市场产生了泡沫，但泡沫破灭后，留下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先进的科技技术以及各个领域领先全球的龙头科技公司。这就是纳斯达克与美国科技企业发展的逻辑关系。

所以说，科创板及注册制的推出，是中国“不对称竞争”的伟大实践。科创板的推出在制度层面重复了2000-2010年间中国政府选择性支持国内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商做大做强的思路，重点支持国内硬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发展，帮助这些企业缓解发展早期资金匮乏的问题，争取到持续成长的机会。

科创板定位支持的多数科技领域都是中国与西方差距巨大的传统科技领域，比如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这些中西差距巨大的传统硬科技领域，以往都过的很艰难：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规模较小没有形成规模性利润无法在国内上市，导致多数投资机构不愿积极投资;一旦去境外上市，由于与成熟市场的对手相比规模差距巨大，无法获得境外资本市场的认可，没有估值溢价也没有流动性，几乎无法真正形成融资。所以科创板让这些企业如获甘霖。

科创板就是“举国体制”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举措。一个例子就足以体现：中芯国际回A股，从受理到过会仅18天，新上市后市值是此前的15倍。我们看到，科创板一周年，体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包容性，亏损的企业可以上市了，红筹的企业可以上市了，同股不同权的企业也可以上市了。这是中国市场伟大的变革，资本市场这么几十年，终于走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

当然，我们绝对不是在鼓吹泡沫，而是既然泡沫非来不可，我们只能选择更好地应对它，就如巴曙松所说，“既然泡沫已经成为现实市场运行中经常出现的局部或者全局状况，与其回避泡沫、敌视泡沫，还不如正视泡沫，分析泡沫经济运作的客观规律，促使泡沫为技术和经济增长做出积极的贡献，为锻炼投资者的市场阅历和提高监管水平做出积极贡献”。既然泡沫注定产生，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就要及早提高警惕，拒绝跟风投资、追逐热点。同时，有更大能力的监管层，还要肩负起更多的使命。

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国内监管层积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改革，特别是利用资本市场以更有效的直接融资的方式，支持我们的企业通过长期积累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一定要实行更为严格的退市制度，加强信息披露，严厉地打击那些弄虚作假的人，要用雷霆之威将那些害群之马驱逐出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让资本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试想一下，假设我们没有科创板，你是一个马斯克级别的企业家，创立了一个特斯拉那样的企业，你会发现，至少成立17年内，你的企业都是不可能上市的。那对你来说，与其搞硬科技17年在破产边缘挣扎，为什么不去搞房地产呢?如果你是投资人，为什么不去搞房地产呢?如果你是顶尖人才，为什么不去搞房地产呢?事实上，我们过去二十年，很多科技企业就是搞房地产去了。马斯克如果只想赚钱，他可能也搞房地产去了。

当然今天的大势我们都能够看明白，聪明人的钱一定会选择投向硬科技，投向医疗健康，投向大消费，投向这些代表中国未来方向的产业和企业。没那么聪明的人晚一点看到聪明人赚了钱，也会加入这个行列。但优质资产终究是有限的，所以泡沫不可避免。

让市场去投票，让市场去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泡沫，但参天大树往往是从大火的灰烬中生长起来的。

所以，中美对抗、科技封锁、举国体制的背景下，我们将迎来中国史上最大的科技泡沫，但——

泡沫是我们前进的方式。

来源时间：2020/8/11   发布时间：20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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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纪霖  来源：友朋说

摘要：基辛格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了解未必比美国少。他承认，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对方都是一个难以通约的“例外”：“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不刻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每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

基辛格提出了一个世界秩序三要素理论：力量、克制和合法性。他认为：“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已经拥有了青春期的肌肉与力量，也具备了中年人的隐忍与克制，独独缺少的，是关于世界秩序想象的合法性价值。

不要以为合法性价值不重要，那是世界领导权的核心所在。世界霸主的巅峰对决，最终不是实力的较量，而是价值观的比试。谁赢得了全球普遍的人心，谁就把握了世界文明的未来。

读懂基辛格，就读懂了世界

文 | 许纪霖

文章原载于：腾讯大家，2015年8月

基辛格是一个传奇。这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创造了20世纪世界政治多个标志性事件。他的前半生与哈佛结缘，后半生在白宫度过。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哈佛与白宫游走自如，既是一个大师级学者，又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国际政客。

基辛格在哈佛的本科毕业论文，长达377页，导师看了前100页，便情不自禁提笔批了“最优”。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哈佛因此制定了“基辛格规则”，限定大学生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著名的基氏均势理论就此奠基。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理论，哈佛因此聘用他，成为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家。12年之后，基辛格弃学从政，在尼克松总统赏识之下，在国际舞台上大展宏图，中美关系破冰、缓和中东局势、结束越南战争，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卡尔·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是一个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变世界的历史伟人，基辛格也属这样的豪杰。

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在中国出版，在读书界风靡一时，我与许多学界朋友都视该书为经典，没有一个美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的当代政治与国家领袖了。今年，这位92岁的老人，又出版了他的封笔之作《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中文版，我放下正在研究的课题，先睹为快，顷读之下，不由拍案叫绝。基辛格，不愧为全球国际关系第一老法师，他有独家的均势理论，又梳理出以自家理论为骨架的历史演化脉络，兼以无人可比的从政经验，使得《世界秩序》成为他本人、乃至国际关系领域的巅峰之作。

中国已经崛起，以世界老二的姿态，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关于世界秩序的知识储备配得上自己的经济实力吗?想改变和颠覆现存世界秩序的大有人在，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现代的世界秩序究竟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读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就会豁然开朗，让糊涂者清醒，让清醒者更清醒——除非糊涂者不想清醒，清醒者以为自己最清醒。

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众所周知，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天主教与新教的尖锐对立，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三十年战争”，日耳曼诸邦国60%的人口被消灭，交战各方不分上下，打得筋疲力尽之后，最后终于现实理性占了上风，交战诸国坐到谈判桌前，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各国相互承认主权、领土完整，从此基督教神权世界宣告结束，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新世界来临。

基辛格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意义源自它的程序性特征，即在价值观上是中立的。它的规则适用于任何国家：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享有主权，鼓励遵守国际法。”以往中世纪的战争都是以上帝为名的战争，各国为争夺神的恩宠、为占据宗教的正统而厮杀，那是价值的纷争，不可和解、无所让步，每一方的内心都充满了神圣的正义感，都自以为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哪怕血流成河，尸骨遍野，也在所不惜，那些死难者不过是上帝意志在人间展现过程中被碾压的无足轻重的小草。

自16世纪新教改革之后，欧洲逐渐进入了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时代，一个共同的神消失了，每个国家、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所供奉的上帝。“三十年战争”是一场上帝之争，但没有一个国家有实力能够将自己的上帝强加于他国，于是，一种程序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实质性的价值理性，主宰国际关系的基本法不再是自以为是的神圣价值，而是工具性的主权承认;正义不再体现为究竟谁代表上帝，而是遵循普遍的程序性原则。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所在，因而它适应不同的宗教、文明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国家间交往，它是世界祛魅的世俗化产物，难怪今日的世界依然处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延长线上——除此之外，你想不出更好的解决跨宗教、跨文明、跨文化的国家之间纷争的有效方式。

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维系和平的秘密不再是共同信奉的上帝，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均势。价值祛魅的世界必定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丛林世界要有和平，必须有各种力量之间的均衡，让每个国家都明白，合作要比不合作好，霸权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两百年，欧洲避免了类似“三十年战争”的多国混战，首先是英国纵横捭阖，守护了欧洲大陆的整体均势，其次是法国操纵了中欧的均势，严防统一后的德国作为头号强国崛起。

然而，基辛格认为，均势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拿破仑大帝的出现是前一种挑战，但很快为联合起来的欧洲强国所镇压，重新回到维也纳体系的新均势。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作为野心勃勃的后发达强国则是后一种挑战，也最终归于失败。

巴黎沦陷后，德军进行阅兵

德国之后，再无挑战者?其实，世界的均势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意识形态所激发的野心、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会不断地产生对世界均势的挑战者。之所以如此，基辛格如此分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弱点是其长处的反面。尽管这个体系有饱经战乱的国家设计，但它并没有提供一种方向感，它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假如要实现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在利益的交易和实力的均衡之外，依然要寻找一种更高的普世价值——这一价值当今世界，不必是高度分裂的宗教信仰，而是世俗性的人文价值。毕竟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世俗的人文价值奠定了全球基础，而且已经在世界各大轴心文明和民族文化之中获得回应。哈佛大学政治学巨擘约翰·罗尔斯在世时写的《万民法》，试图从不同的宗教和文明传统中发掘当今世界的普遍人权法则，就是继承康德壮志未酬的遗志，为世界秩序寻找新的合法性价值。

二战之后的欧洲，意识到仅仅靠均势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法实现稳定的世界秩序，需要一个超越于均势之上的统一欧洲。法德之争是过去300年间欧洲每一场战争的渊源所在，在冷战的背景下，法国与西德实现了终极性的和解，开始携手合作。冷战结束之后，一个统一的欧洲诞生了，欧盟的出现，象征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摒弃，在民族国家之上，有了一个更高的、虽然是有限的价值与利益共同体。欧洲是多元的，也是同质的，这个同质不仅体现在多级世界中欧洲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乃是来自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和近代启蒙所奠定的欧洲价值观，这是欧盟合法性的精神支柱所在。

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始作俑者正在超越自身、致力于建构一个世界新秩序的时候，亚洲却成为了这个业已过时体系的忠诚继承者。基辛格说：“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如今在亚洲推行得最为得力，远强于欧洲，中东更是无法与亚洲相比。”历史上的亚洲与欧洲不同，并没有一个类似罗马帝国那样的共同帝国，也没有基督教那样的统一宗教。今日的亚洲各国，存在着各种宗教：中国的儒教，东亚的大乘佛教，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印尼、马来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还有韩国的基督教和菲律宾的天主教。亚洲成为了轴心文明最丰富、最齐全的地域。好在东方世界具有多神教传统，不像历史上一神教的欧洲和中东，为了一己之信仰而大打出手，发生宗教战争。不过，亚洲各国不同的宗教背景虽然不至于爆发战争，却是建立亚洲共同体难以跨越的屏障，因为超国家共同体的建立，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是否有合法性基础：共享的价值观。

基辛格发现，今日的亚洲各国，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政府基本按照19世纪欧洲的国家理性方式进行外交，国家利益至上，并不排除武力的选项。更要命的是，还缺乏欧洲式的均势。因为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利益即使不完全一致，也是相互兼容的。亚洲却没有这样的利益一致性，各大国为自己选定的重点就是明证，印度最担心中国，中国却认为与自己分量相当的竞争者是日本和美国。不过，这位老资格的国际关系权威也表达了谨慎的乐观：“现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均由有战略眼光的强势政府领导，虽然竞争可能加剧，但找到大胆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在欧盟式的超国家共同体远未露出曙光之前，亚洲各国只能暂时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维护脆弱的均势，美国是东亚均势的最重要砝码，日本与中国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再次出现一个共同的敌人——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中日短暂的蜜月期间，所依赖的共同敌人就是咄咄逼人的苏联。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新世界体系的主导者，两霸相争成为一霸独揽。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具有极端一神教传统的清教徒国家，早在1630年，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就在驶往马萨诸塞的移民船上宣布：我们要在新大陆建立一座上帝的“山巅之城”，其正义原则和榜样力量将激励整个世界。基辛格认为，近代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政教分离，将绝对的道德观与现实政治谨慎地分离，但美国的外交是传播美国价值观的工程，认为其他民族都应该渴望这套普世的价值观，复制美国的现代化道路。美国是一个矛盾的大国，既有盘算自己利益的孤立主义传统，又有理想主义的传教精神，其外交政策经常在二者之间震荡，试图找到平衡点。但作为清教徒的美国人之最终信念，还是相信自己担当着上帝赋予的“天命”，有责任拯救混乱和堕落的世界。“天命”意识在国家利益之上——仅就这点而言，美国与传统的中国倒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儒家士大夫相信天下主义，王朝之上还有天下：一个普遍的正义秩序——只是当下中国的一些国家主义者不懂美国，以为美国的所作所为皆出自其自私的国家利益。不了解竞争对手的精神之魂，只能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误判。

就塑造世界秩序而言，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当属曾经做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对于他，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陌生，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最早论述了国际联盟的设想，以保障大小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威尔逊主义是超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理想与实践，可惜当年巴黎和会上如狼似虎的英国与法国，唯国家利益是图，视实力均势为唯一法宝，让威尔逊主义没有落地的空间，之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也只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空架子。

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成为西方的新盟主之后，威尔逊主义才有了实践的机会。基辛格说：威尔逊之所以伟大，乃是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的例外主义传统，每当爆发世界性的危机，美国都会以某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回归威尔逊主义。然而，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这个举足轻重大国的，只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美国之后的一系列国家错误皆与此有关。比如美国的中东政策，事实证明，以多元民主取代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要比推翻这个独裁者要困难得多，伊拉克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在美国式民主选举之下，演化为无法整合的宗教与民族冲突。而以埃及革命为中心的“阿拉伯之春”，最终被证明为不过是一场美国所不喜欢的“伊斯兰觉醒”。

向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公然挑战的，当属伊斯兰教。基辛格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伊斯兰教所想象的世界秩序，乃是一个没有祛魅的真主意志的世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者哈桑·班纳提出，要用伊斯兰的制度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他充满激情地号召穆斯林信徒：“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神圣和全能的安拉的话?我们将与异教徒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

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多个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从希特勒的纳粹种族主义、斯大林的东正教共产主义到第三世界革命，最后都归于失败，如今的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挑战，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是短暂的威胁，还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一神教之争?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其超越宗教、超越终极价值的程序性设计，为各民族国家的和平相处，提供了国际法的公共尺度。然而，正因为其背后价值合法性的不足，使得和平永远是战争之间的空隙，一旦国家间的均势被打破，就会有诱导战火的挑战者出现。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有10个最后走向了战争。

到了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正在崛起，从国家经济总量而言，十年之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头号GDP大国。中美之间，难道必有一战?基辛格对此并不悲观。

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了解未必比美国少。他承认，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对方都是一个难以通约的“例外”：“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不刻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每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

不管基辛格的对比是否正确，但中美之间因为价值观和文明传统的差异，的确隔着一层无法打破的钢化玻璃。

自从晚清备受列强欺凌之后，中国放弃了天下主义的雄心，守护的只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主权底线，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表现出一种东方式的孤立主义。虽然到了21世纪崛起于世界，但诚如李光耀所说：“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过去，苏联与美国抗衡以争夺全球主导权，现在，中国的行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对改变世界不感兴趣”。

不过，东方式的孤立主义能够维持多长的时间呢?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世界秩序，但作为一个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民族”，中国的一举一动，总是会在世界舞台发生超乎自己预期的影响。

基辛格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世界秩序三要素理论：力量、克制和合法性。他认为：“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已经拥有了青春期的肌肉与力量，也具备了中年人的隐忍与克制，独独缺少的，是关于世界秩序想象的合法性价值。

不要以为合法性价值不重要，那是世界领导权的核心所在。世界霸主的巅峰对决，最终不是实力的较量，而是价值观的比试。谁赢得了全球普遍的人心，谁就把握了世界文明的未来。在上个世纪，德国之所以两次挑战世界秩序失败，乃是其始终缺乏引导世界的新价值观和普世性建制。只有一己之民族利益和国家理性，是不会获得世界尊重的。

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时殷弘提出的这一观点，或许需要作个别的修正，问题不在于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全球核心价值的最终难免失败，而顺应普世文明又有所发展的，将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领导世界，成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

基辛格在书中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观察。你以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欧洲，真的是靠力量的均势维持了二百年的和平吗?不，基辛格说：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各方价值观一致。当年维护欧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宫廷的贵族，他们对诸如荣誉与责任这些抽象概念的理解毫无二致，他们代表了同一个精英社会，讲同样的语言(法语)，出入同样的沙龙。国家利益虽然不同，也各为其主，但对国际法规则有共同的认知，对世界秩序合法性有先照不宣的认知。

读懂了基辛格，就读懂了世界。

来源时间：2020/8/11   发布时间：202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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