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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回应美国财政部所谓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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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香港中联办

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骆惠宁就美国财政部对他个人的所谓制裁发表谈话:

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恰说明我为国家、为香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资产,搞“制裁”不是白费劲吗?当然,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100美元,以供其冻结之用。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8

旧文章ID:22605

中美将有热战吗?关键时刻中美顶尖智库专家展开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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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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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了对华为的制裁,限制中国赴美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签证,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并由此引发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准备启动所谓“清洁网络计划”。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期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全面否定中美关系历史,极力渲染中国威胁,炮制出“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8月5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开展坦率有效的沟通,准备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中方随时可以与美方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而“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近日撰文重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2020年8月6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了一场以“中美关系路在何方:末日决战还是可控竞争?”为主题的线上闭门研讨会。会上,来自美国的右翼保守派智库专家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特里米勒(Terry Miller),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Walter Lohman),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与CCG主任王辉耀,CCG 副主任高志凯,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前院长霍建国以及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四位中国智库专家就中美如何看待双方竞争的实质、如何评估中美“脱钩”的后果、中美贸易谈判走向、美国单边政策的可行性等话题展开研讨。本次会议由CCG主任王辉耀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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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CCG主任

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重启与美国在不同层级、关于任何话题的对话。CCG举办这次线上闭门研讨会是中国智库专家与美国顶尖智库的交流对话,希望成为进一步沟通中美智库的有效交流渠道。希望美方能够更加了解中方的立场,构建双方高层次的“二轨外交”。他希望中美两国的智库能够发挥各自的智慧,为降低冲突,减少摩擦与误判,增强对话的渠道做出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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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Pillsbury(白邦瑞),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

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华盛顿的顶尖保守派智库,是美国白宫的“官方智囊团”之一。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伊(Christopher Wray)近日在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活动中声称,中国正不断“渗透”美国、“中国正想方设法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哈德逊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肯尼斯·韦恩斯坦(Kenneth R.Weinstein)在2018年9月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白宫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ACTPN)成员。哈德逊智库在CCG这场中美智库线上研讨会举办当天在其官网发布了报告A Guide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Statements,报告收集了近200个关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分析。该报告由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主编,白邦瑞是美国极具影响力的战略家,是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鹰派人士。白邦瑞作为特朗普的中国方面的顾问,被特朗普称为是中国研究最为权威的人士。此次线上闭门研讨会是今年哈德逊研究所与中国智库所进行的第一次对话,也是继2018年CCG与哈德逊智库在其美国总部联合举办“中美经贸关系40年回顾与展望及政策建议”智库研讨会之后的首次对话。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认为,贸易和全球化问题是更大的国家安全问题的一部分,全球化是建立在国际局势较为缓和、相互信任程度较高的基础上的。他建议,CCG可以与中国其他智库展开合作,将全球化与安全问题相结合进行联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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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Miller(特里米勒),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传统基金会是对特朗普有重大影响力的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政策研究智库,已为特朗普政府输送了70多位内阁成员和相关人员。传统基金会曾连续举办了针对台湾、香港、南海等有关中国议题的研讨会,对于特朗普的决策有相当的影响力,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即是其听取了传统基金会的建议。 其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主任特里米勒(Terry Miller)曾担任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大使及美国副国务卿等要职。 特里米勒表示,他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他并不支持实施关税、限额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 。 他认为,贸易其实是中美继续对话并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之一。 中美两国的贸易官员磋商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而协议的履行是至关重要的。 当两国很难谈论其他问题时,能继续讨论贸易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对话的非常重要的方式,这将是中美在未来重建信任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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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Lohman (沃尔特罗曼),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Walter Lohman)也指出,现在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其实不是由于对中国的担心引起的,而是由于对更普遍性的贸易问题的担忧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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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Kennedy(甘思德),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现在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表示,“脱钩”对美国经济不利。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在这方面做过计算,也没有计算过贸易战或者“脱钩”的经济成本。他还表示,“脱钩”也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尽管很多类似的行为是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的。一些因素表明,与中国保持联通实际上对美国国家安全更有好处,而减少这种联通性将会以各种方式损害美国的利益。他建议,中美应该从互联互通中寻求降低风险的方法,一起制定高标准,与其他国家合作,降低风险并执行这些标准。甘思德还建议,如果想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就要用他们从未想过的方式来震惊美国。在中国公司在美发展频频受到打压的情况下,允许Facebook和谷歌能在中国正常运营就是方法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互惠,而是让大家相信中国遵守崇尚自由贸易,相信中国的公司在社交媒体和搜索领域能与这些公司正面竞争。否则,则与美国制裁抖音国际版TikTok、百度、微信在美国运营的做法如出一辙。他认为,中国应该对其产业和人民表现出更多的自信,开放这些领域,这将向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发出一个巨大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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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凯,CCG 副主任

CCG 副主任高志凯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是一种“冬妮娅哈丁综合症”,即滑冰运动员因担心输掉比赛、竞争失利,而采取棒击对手膝盖骨的不齿行为。美国正希望以此方式让中国无法参与商业与地缘政治竞争,确保美国永远是赢家。他认为,对于中美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去理解对方相较于自己的优势,明确在双边关系中彼此的地位,而非将对方当作一个会“超过我”的竞争对手去“摧毁”。他表示,中国的经济腾飞是有更根本原因的,若不知道根本动力是什么,美国则永远无法做出正确的应对中国的政策。抖音国际版TikTok只有几年的历史就在美国获得了如此成功,美国想了解这成功背后的原因,就需要对中国本质的研究,而非冬妮娅哈丁式的攻击。高志凯不认为中美会完全“脱钩”,如果中美彻底“脱钩”,可能不止是产生新冷战,而会是一场热战开始的信号,因此他坚信这不应该是中美政策制定者理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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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国,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前院长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前院长霍建国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已下滑进入“自由落体”状态,正如王毅外长指出的位于“十字路口”。他认为,美国在推动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的“脱钩”,政治上的“脱钩”在美国的推动下可能会很快,而经济上的“脱钩”将会困难很多。现在越来越多的智库专家认为中美处在冷战边缘,但他认为冷战要符合:意识形态对立;军备竞赛;双方构建自己的军事同盟这三个条件。而中国则不追求冷战的爆发,因此要中美都达成这三个条件会比较困难,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能不会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冷战。他认为,特朗普和他的政策团队已经出现了政策分歧,特朗普更追求在贸易上与中国达成协议,而白宫的很多政客似乎更追求在他们的任期结束前实现对华地缘政治上的抱负,这也是美国现在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看起来莫名其妙、甚至自相矛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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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中国的敌意,源自十余年来中美关系上的累积,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而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两国以贸易战为核心的竞争加剧。特朗普政府实行“美国优先”主义,而同时中国政府加大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退,中国进,双方地缘政治冲突如此爆发。他认为,中美持续“脱钩”、中美战略竞争在可见的将来都是不可避免的,但热性冲突可以、也必须被避免,这符合中美以及世界的最高利益。CCG主任王辉耀在会末总结道,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线上闭门交流会很有价值,双方都找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方案,我们要汇集成果,扩大共识,减少摩擦,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做出自己的努力。

作为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CCG与美国主流智库建立了长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是唯一能够多次去到美国国会举办活动的中国社会智库。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CCG高度关注其“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对华经贸政策的影响,积极发挥智库官、产、学跨界交流和国际化的特殊优势,“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与美方经贸领域的官、产、学界搭建沟通桥梁。在中美关系紧张胶着,不确定增强的关键时刻,CCG举办本次线上闭门研讨会,成为自疫情暴发以来与美国右翼智库对话的首个中国智库。本次研讨会通过和对特朗普有着重要影响的几个关键智库展开交流,加强沟通,促进了中美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了中美民间的对话,旨在为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建言献策。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7

旧文章ID:22604

1979年1月1日:​当代中国命运的一处细节

作者:龙马  来源:风灵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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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就此历时多年的沟通与谈判中,重中之重是关于台湾的议题。

美国方面的意见是,与台北“断交”、撤军,只保留民间往来,等等,并没有障碍,哪怕还需要就具体事宜多作些沟通。但美国最关心的则是,中国应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北京则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由中国自己决定。

建交谈判因为这个关键分歧,以及其他事宜的还价、兑现等等,久拖不决。

根据亲历事件的老一代外交官、后来的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回忆,在1978年下半年,卡特政府表示希望在任期内以及国会选举前解决建交问题,以免再生枝节。卡特建议双方抓住时机,加快进程。邓小平表示赞同这个建议。

随后的事情,一方面,是普及型文章所广泛阐述的,美国对台北“断交、撤军、废约”;此外,美国还同意了中国的进一步建议,在双方联合声明中加入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这句话是说给苏联听的。

另一方面,中国自主发布了《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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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于前;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6日通过《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于后。同时,Message 的正文中有如下文字:

“……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

可见,从形式上,Message 与“中美建交”是前后关系。但是,回顾中美建交时期的“艰辛历程”“艰苦交涉”,却不难理解,若不是美国坚持,恐怕就未必有这份1979年以来影响到中国和平发展大局的奠基性文件了。美国方面满口答应中国的要求,自然也会希望它所关心的问题得到回答。

《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公告天下,事关大陆台湾、全球华人、中国美国与东亚各国、世界各国,是北京在传达信息的公告文件中的巅峰上乘之作。“和平””统一”,同时强调两种并行的大义,各方都可以得到所需的答案。

总之,《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的和平宣示,夯实了中美关系的基础。这也是高考和考研试题中“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什么”,其答案不是“贸易逆差”,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台湾问题”的由来。因为就美国而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双边对立状态,是与台海和平相关联的。

当然,和平环境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提,与台湾、台商的“三通”也是大陆几十年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总之,《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的和平宣告,对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有根基性意义。有一处此前未引起人注意的细节值得一提——在《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中有如下陈述: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在一些普通读者看来,这里的“决心”指的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就中文语法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统一大业”后面应该是句号或者分号。然后补充,“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在全句都是逗号,最后才是句号时,从语法上,“决心”指的是“统一大业”与“尊重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的一致、并列关系。“和平”“统一”不可分割。中国官方给出了这份历史文件的英文版本,如官方权威网站公示,关于这一段,其英文是:

“Our state leaders have firmly declared that they will take present realities into account in accomplishing the great cause of reunifying the motherland and respect the status quo on Taiwan and the opinions of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there and adopt reasonable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settling the question of reunification so as not to cause the people of Taiwan any losses.”

从英文版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是“决心”的基本内容,是所陈述信息的实质,并不只是“完成统一大业”时可考虑的附带目标。

以上的分析和回顾,应该可以帮助人们厘清,当代中国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5/24

旧文章ID:22603

潘光:新冷战思潮抬头,想起曾和亨廷顿讨论“文明冲突是不是伪命题”

作者:朱敏洁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新冠疫情暴发后,进一步加速国际秩序转型,各类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之争被裹挟在疫情、经济等各要素中,推上台面;挑衅的言论、行动也时有发生。这让人们想起曾经的那些国际理论大师们的观点,民主威权、文明冲突、全球化等等,在当今时代有何表现与印证? C,国家反恐办软科学专家潘光教授曾提出“纯粹的文明冲突是伪命题”这一观点,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采访了潘教授,以下为采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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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疫情以来,国际秩序动荡变化,未来走势颇受关注。民主威权、文明冲突、全球化等等,各类思想理论之争又被推上台面,当然其中不乏反思的声音,您对这些争论有何看法?

潘光:从当前整体局势来看,西方大国的经济是在走下坡路,而新兴国家在上升。美国、欧洲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日本安倍经济学也难以推行,面临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等等。

从思想文化领域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思想领域出现两极化趋势,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左翼势力表现突出,比如资本论再次走红,声称资本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发起“占领华尔街”行动,同时中东很多国家在剧变后尝试走西方模式,但结果都失败了,显然西方模式不可照搬,这也是“新左翼”力量迅速上升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右翼力量发展也很明显,一是失业率上升,二是贫富两极分化,三是外来移民、难民的冲击,导致很多欧美国家极右思潮高涨。所以,最近这一波波的现象其实是2008年以后整体趋势的延续,但这次“左的更左、右的更右”。

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这种现象最突出;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两极分化严重,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虽然现我们身处中国没有太大感受,但中国年轻人的思想也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我们观察当前美国国内状况,仿佛开始“文化革命”一般,旧的东西都要摧毁,雕像都要推翻,甚至有人喊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口号。同时,右翼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甚至新纳粹(主要在欧洲)情绪高涨,两极分化更加明显,社会进一步分裂。

特朗普现象就是两极分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奇怪,特朗普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总统呢?因为他迎合了白人至上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单边主义的思潮,但是现在这些情况也在变化。不久前,全美掀起反种族歧视浪潮,原来支持特朗普的白人工薪阶层也在分化,其中有些人站到反种族歧视这边,还有一些人则更极端,他们觉得你要摧毁我的一切,所以我要保护我的一切。当然新左翼思潮里面也有很多错误。2008年重读资本论、再提马克思主义等等,更多体现在思想层面,现在则是付诸行动,甚至有些打砸抢烧的行为已经走歪。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复杂性。

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2008年可以作为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十几年,新左翼在发展,右翼极端主义也在发展。这里面经常会提到一个问题,即中国模式,实际上中国梦和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道路,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我们也不强求别人按照中国模式走,我们强调中国梦就是实现小康社会,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但是,有一些左翼外国人士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抬得很高,这类吹捧有的是好意,有的是恶意,比如声称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等。所以,我们现在既反对右翼种族歧视、极端主义,也不是很赞成新左翼,对于新左翼的很多观点要分析辨别。

观察者网:您曾提出过一个观点“纯粹的文明冲突是伪命题”,能否具体解释一下?这一观点对当下国际关系及未来局势发展,有什么意义?

潘光:这个观点特别需要强调“纯粹的”文明冲突,就是指没有政治、经济等因素干扰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文明之间发生冲突是有可能的,但背后一定都有政治经济根源,最终用文明形式表现出来而已;排除了政治经济根源的纯粹的文明冲突,我觉得是不存在的。

首先,很多国际间的冲突跟文明并不相关,比如两次世界大战,起初都是从文明内部发展起来,欧洲国家英、法、德、俄,包括美国,都是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在战争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将全世界卷入。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源于文明内部的冲突,再蔓延到文明之外。其次,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德国分裂和中国台海两岸为例,这些就更不是文明冲突,甚至冲突双方就是同文同种、同一个民族,双方主要矛盾就是意识形态。

去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希腊时讲了一句话,“真正的文明之间是不会发生冲突的”。这一说法对我过去的文章观点是有冲击的,因为我原来着重解释了许多冲突是文明内部的冲突而非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还有一些冲突是文明之外的,和文明没有关系。所以,习主席提出的这个观点,让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思考,当时我们恰好在办一个小型研讨会,我就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存在真正的文明和伪文明之分?大家都被问住了,那么哪个是真正的文明,哪个是伪文明?后来我们讨论认为,不能从这个角度切入,如果说中华文明是真正的文明,那么谁是伪文明,没法解释。所以,我们考虑应该反过来思考,即挑起冲突、制造隔阂的不是真正的文明。

在此基础上,我就进一步归纳了“三个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三个主义都打着文明的幌子。

第一,文化霸权主义目前的典型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它们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于一切,要以自己文明和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这就可能制造冲突;但它们宣扬的这些并不是真正的文明,本质上是霸权主义,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

第二,文化孤立主义,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一种封建的、闭关的思想,比如排斥一切异己的文化、宗教,当然在经济层面也会有。

第三,文化极端主义,消灭一切异端,比如阿富汗塔利班摧毁巴米扬佛像,他们当时宣称摧毁一切异教极端文化。当然西方也不干净,纳粹屠杀犹太人,南斯拉夫境内种族清洗,非洲种族清洗,西方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等等,实际上就是文化极端主义的表现。现在还有一个名词叫“文化恐怖主义”,经常在反恐中使用,就是指利用文化为借口,杀人放火,搞恐怖袭击。

由此可以发现几个情况,一是文明本身都涵盖了政治经济因素,比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根源都在经济政治,但爆发以后就被误认为文明冲突,因为冲突的一方是基督教强国,另一方是伊斯兰国家或组织。第二,最近几年更突出的现象是,很多冲突都在伊斯兰内部发生,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等地经常出现什叶派、逊尼派的冲突。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虽然都是伊斯兰内部的冲突,但背后也往往有欧美列强插手。

比如,美国经常搞强权政治干预,如强行发动伊拉克战争,除掉萨达姆,导致这个国家至今动乱不休,表面看起来这导致伊斯兰民众对西方的抵抗和不满,也被理解成文明冲突,但实际上根本原因不在文明。

观察者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影响国际社会至今。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是否对“文明冲突论”有所误解,你就此问题拜访过亨廷顿本人,可否谈谈亨廷顿是如何对你解释自己的文明理论的?

潘光: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美苏两极斗争走向终结,出现许多国家、民族、宗教的分裂情况,苏联分解成15个国家,南斯拉夫划分为6个国家,还有捷克与斯洛伐克“协议离婚”等等,种种迹象都给人一种国家民族冲突、文明冲突的感觉。正是基于这些情况,美国知名学者亨廷顿写了几本文明问题专著,书的内容很丰富,但最后大家归结成一点,亨廷顿支持并提出文明冲突论,称其为“文明冲突论之父”。

但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不同看法。举个例子,亨廷顿的观点在理论上有很多站不住脚的地方,甚至漏洞百出,从历史学角度而言,他的历史、地理、政治标准往往被任意替换,讲这个问题时,用这个标准,但讲另一个问题时,又用了另一个标准,同样一个名词在两个问题中的内涵就被替换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也有很多人抓住这一点质疑他,而且他本人的观点也变来变去。比如,2001年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亨廷顿已经晚年,很多人称这是文明冲突,但他说不是。

亨廷顿2007年去世,在此之前几年,我在哈佛做讲座时顺道拜访过他。当时我在纽约,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邀请我去波士顿做讲座。裴宜理教授是知名的中国史学者,经常到中国来。所以,我也是请她帮忙联系了亨廷顿。和亨廷顿约时间很困难,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好不容易约了时间,聊了半个多小时,用英语交谈,他的学术水平很高,有时使用的英语词汇也比较艰涩难懂。我记得,碰面前,我的好朋友、斯坦福大学的约翰·路易斯教授跟我说,亨廷顿的思想非常怪,他会提出很多独特见解,但有时候提出的观点很荒谬,比如他曾在越南战争时说过,美国轰炸越南有利于越南实现现代化。路易斯教授说完,我们都禁不住笑了。当然,亨廷顿本人可能早就忘了自己说过的事了。

见面后,先是随意聊,他问我在哈佛干什么,我说做一个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的讲座,他说这题目好,我有兴趣,但是我不是犹太人,哈佛有很多教授是犹太人;接着聊到伊拉克战争、中东局势、对小布什的看法等等。后来我大胆问他,现在大家都称您是文明冲突论的创立者;他马上回答说,我不主张文明冲突论,我也从来没主张过文明冲突论,我的观点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非常重要,冷战结束后这一因素的作用就下降了,世界各地都出现民族宗教因素上升的现象,我认为后冷战时期将民族宗教归纳起来就是文明因素,文明因素会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我的观点,但我并没有强调冲突,你可以看看我这本书最后的结论。

后来我去查了,确实是这么回事,他在书中的结论是“未来将是一个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处”。

所以,我试着将他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在后冷战时期,两极对抗和意识形态冲突逐渐为民族宗教冲突所取代,第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文明因素在国际关系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必须予以重视和研究,第三,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文明之间会发生竞争性冲突,但又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共同体,这其实跟我们提出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不矛盾。按照这三点分析,如果把亨廷顿的观点简单归结成文明冲突论,确实是片面的。

观察者网:如果说“纯粹的文明冲突是伪命题”,那么该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仍存在大量恐怖极端活动,这些活动大多以宗教、文明为理由?

潘光:就当前的极端恐怖活动看,确实往往是打着宗教的幌子的。我有一位朋友,历史学者,学阿拉伯语,有一次我们在卡塔尔多哈机场办登机手续,队伍排得很长,再等下去飞机就要起飞了,这位朋友走到队伍最前面跟检票人员用阿拉伯语说了一句话,那个人就马上让他过去办手续。我问他说了什么,他说就是阿拉伯语的“真主至上”,这句话来自古兰经,阿拉伯人用这句话互相鼓励或问候,但后来经常被恐怖、极端分子借用,甚至有人在搞恐怖活动时也高呼“真主至上”。

所以,我的观点是,很多行为是不同文明、不同宗教里面的极端分子的冲突,而不是不同宗教、不同文明里面人民大众之间的冲突。比如,印度有近10亿多印度教徒,还有2亿多穆斯林,克什米尔争端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吗?不是,而是印度教极端分子和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冲突。本拉登不能代表伊斯兰教,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杀害穆斯林的布雷顿·塔伦特也不能代表基督教世界。

我们所说的“文明”,其实包括了民族、国家、宗教等多层次,“文明”和“文化”的差异,有时候是宗教差异,有的属于民族差异,有的则是国家间矛盾冲突,严格来说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能完全归到文明里面,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当然与文明有联系。

现代国家也会把国家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包装在文明外衣里面。当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很难调动老百姓的情绪时,当权者有时就会利用宗教、民族等因素来挑动民意,印巴冲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观察者网:说到这种宗教冲突,近日,埃尔多安宣布将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引发巨大争议。教皇方济各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心痛。您对埃尔多安的这一做法有何评价,是否会为未来的地区不稳埋下伏笔?

潘光:现存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公元6世纪前叶,曾是东正教世界的主要教堂和精神中心,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苏丹改为清真寺。1935年,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凯末尔决定将其改建为国家博物馆,体现其引领国家走世俗化、多元化道路的决心。埃尔多安率正发党执政后,迎合国内高涨的伊斯兰思潮,一直极力推进伊斯兰化,也借此表达对欧盟拒绝其入盟的强烈不满,这次将大教堂改为清真寺便集中体现了他的政策。

目前反对这一举措的力量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国际基督教界,欧美基督教国家政府,主张各宗教、文明和谐相处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相关组织,土耳其国内支持世俗化的人士。不过埃尔多安态度强硬,声称他的行动获得了人民的支持,绝无退让的可能。这确实为未来的地区不稳埋下了伏笔。

这里想到了一位奥地利朋友讲的故事,他说小时候哭闹时,奶奶总要吓他:“土耳其人来了!”可见欧洲人对土耳其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同时,土耳其人也对欧洲列强争夺、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行径耿耿于怀。一位土耳其人对我说:“我们永远进不了欧盟,因为那是一个基督教大家庭,而我们是穆斯林。”可见,教堂之争只是表面现象,宗教矛盾和文化冲突才是根源。我个人的观点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世俗化、包容性政策是正确之道。非常遗憾的是,尽管他的画像仍到处可见, 但他的影响却日渐衰退。

观察者网:其实,当前对西方思想理论框架的质疑声不少,比如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包括上述提到的几类国际关系理论。这些质疑声来自东方、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也有西方内部的自我怀疑,比如今年慕尼黑峰会主题“西方缺失”,您对这类理论争论和挑战有什么看法,尤其是站在中国立场上?

潘光:我主要讲讲西方缺失吧。前段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北约脑死亡”,其实和“西方缺失”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总体就是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表达不满和愤怒,两者都是一种“气话”,因为内心还是希望西方强大、北约强大。只要特朗普还在台上,西方内部的争论和自我怀疑就会越来越严重,如果特朗普下台了,形势也许会有些改变,因为美国历任总统都非常注重西方联盟。

这类理论和前面说的思想理论斗争还是有所区别的,这类理论和看法有的是相对短期的战术性提法,并不是一种长远的战略思维,要结合具体问题讨论。

观察者网: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中国文化和儒家学说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和世界和平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可否介绍一下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提名您担任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时是如何阐述儒家文化的作用的,你对此这一评价有什么看法?

潘光:联合国组织建立文明联盟的起因是2005年丹麦漫画事件,漫画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导致全球伊斯兰教徒起来示威游行,甚至打砸抢。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提议成立一个联合国文明联盟。可能在中国人听起来,这个说法不太符合语法,为什么叫文明联盟,所以有些地方就称之为“不同文明联盟”,但其实没必要,既然是联盟肯定是不同文明,同一文明就没有联盟的问题了。

安南当时提出,可以组织专家深入研究,向联合国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和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为此提名20个人组成一个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名人小组。安南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是到2006年底,2007年潘基文担任秘书长以后就把这20人都任命为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是一个名誉职位,有活动的时候就去参加,平时没有活动,也没有工资。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事,后来才听说在美国有不少人推荐了我,结果就有人打电话过来,说秘书长注意到了你,接着问了一些有关文明、宗教的问题,同时也了解到我的研究领域是犹太人和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当然,打电话过来也是想看看英文水平怎么样。谈完以后,对方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汇报,并正式任命了。

其实,我是20人小组中最后被任命的。后来,安南秘书长向我解释:为了解决伊斯兰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冲突,任命的20人里面绝大多数来自穆斯林国家和欧美国家,比如伊朗前总统,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摩洛哥国王顾问,卡塔尔王后(现为王太后),还有美国犹太教拉比,法国前外长,英国著名作家、南非图图大主教等等,但为什么还要任命我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学者?

安南说,我们希望有一个来自基督教和伊斯兰之间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因为儒家文化是最具包容性的,当时有人推荐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港台地区的学者等等,这些学者基本研究儒家文化的,但最后决定邀请我有两个原因,一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美、法、俄都有任命的人了,所以中国也要有人,二是儒家文化的根源在中国,比日本、韩国、新加坡更有代表性。

2006年那年,我们一共开了四次会议,分别在美国、卡塔尔、塞内加尔等地召开。根据我的建议,在会议最后的报告中加了一段话,就是从安南秘书长的这段话来看儒家文化的包容性特征。联合国文明联盟领导人每隔四年换届,现任领导人是西班牙前外交大臣莫拉蒂诺斯。

现在国外很多人会把儒家称为一种宗教,比如印度尼西亚就正式将儒家确定为宗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具有同等地位,当然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印尼华人。但是,儒家在包括中国的大多数国家内部,只是被作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文化,在中国有信佛教、基督教等等,但没有信儒教的。

习主席曾经这样话概括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的交流互见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历史上佛教东传,伊儒汇通,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这些理念和观点在我们的对外交往中都贯彻始终,比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本质上都与包容开放的儒家文化密切联系。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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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国对话傅高义:中美关系处于冰点,但希望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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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聚焦

导读

“太平洋对话”是中美聚焦的最新尝试,让太平洋两岸的思想领袖在这个艰难时刻继续进行坦率而直接的网上对话。

政治上,中美关系正处在建交以来最低点。双方都需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以重建信任。中美竞争不好避免,但需要建立一个框架来遏制对抗。

以下是本次“太平洋对话”的重点内容,对话双方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教授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

对话于2020年7月28日进行,由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主持。

周柳建成:我是周柳建成,您正在收看的是《太平洋对话》节目,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实况内容。本周我十分高兴,我要向两位曾经在工作和生活中为塑造世界和人类做出贡献的人致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教授。你们在北京,在波士顿,而我在香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又是怎样的呢?外交部长王毅说,中美建交大概40年,现在两国关系正处在“最低点”。贾庆国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贾庆国至少是最低点之一吧,要看你怎么衡量。我认为从政治上讲,两国关系已经到了最低点。但如果你说经济关系、社会联系,我想我们是进步的。所以,我认为是政治关系处在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周柳建成:傅高义教授,您见证了这段关系以许多美好而复杂的方式开启、发展、演变。一些人说它到了最低点。大概一年半以前,吉米·卡特警告说,我们正走向一场“现代冷战”。这些只是说说而已,还是如今已经完全成为现实了呢?

傅高义我和贾庆国的看法一样,在政治上,也许我们是处在最低点。正像你知道的,蓬佩奥前几天有一个演讲,我们所有认为中美关系很重要的人,都觉得这个演讲糟透了,对他这个演讲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我认为,从政治上说,有关冠状病毒的讨论,每个国家都指责对方,领导人指责对方国家,说一些夸大的不实之词,这是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的。我同意,从政治上说已经是最坏了。但同时,我们仍然有很多联系,甚至是在医疗领域。我们两国的人民在共同努力。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商界人士在合作,学者们在一起工作。所以,现在并不像1973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接触。

周柳建成:您说到疫情,当然,除了政治代价以外,还有人的生命代价。每天都有人感染,有人死亡。我们一会儿再谈疫情,如果可以的话也会谈到您早先在1973年的经历。但是傅高义教授,您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最新文章,让我们想起您几十年来教过许许多多中国的学生。您说他们现在左右为难,一方面是对自己国家的忠诚,这是一种真正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对美国的喜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把美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平衡两边的利益,同两边做朋友,在现在的二元世界里是不是做不到?

傅高义他们和我的感觉一样,我想爱国,但我也想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美国生活得很愉快。美国人不假思索地批评时,他们批评所有共产党员,好像他们千人一面,好像他们都恨美国,这不是事实。很多在这里的人,他们想爱中国,想帮助自己的国家,但又想与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研究、他们在美国共事的学者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他们左右为难。我认识的很多人都爱国,想帮助国家,当然他们也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与此同时,他们明白,美国还是有很多好人,虽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充满恶意,特朗普和蓬佩奥说了一些不靠谱的话,但他们知道,很多美国人仍然准备做他们的好朋友,准备和他们一起工作。

周柳建成:我们说的这一段,傅高义教授已经写在《华盛顿邮报》上,相信贾庆国教授您也看到了。那么贾教授,他所说的,以及他在有关美国政策的重头文章中所写的这些,正在推动对中国友好的人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您怎么阻止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呢?您在自己国家看到了,在成都,就是这一两天,美国领事馆关闭了。几天前我们看到,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团,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也关闭了。你们管这种“停止”叫什么,暂停?如果我们不能前进,没关系,但我们怎样暂停,怎样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呢?

贾庆国:眼下很难,我觉得特朗普政府看来下决心要挑起某种危机,以提高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争取连任。所以很难阻止。此外,中国也有国内的政治因素,所以,当美国关闭休斯敦领事馆时,中国觉得它必须关闭成都领事馆。如果美国决定采取其他措施,中国政府也会觉得有必要采取其他措施。因此,我们的关系仍在滑坡,在恶化。我只希望双方能冷静下来,用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很难,但我认为各方人士都应做一些努力。

周柳建成:傅高义教授怎么看呢?

傅高义:我想告诉你们这两三天里美国发生的一些新闻,我认为它们使事情有了新的苗头。那就是,在蓬佩奥发表演讲之后,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非常强烈。很多以前不发声的人现在都发声了。过去三天,除了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外,还有几篇批评蓬佩奥的重要文章,比过去多了很多。一篇是在昨天《纽约时报》的社论版,整个社论都在批评蓬佩奥,说我们不能走那么远,我们必须与中国共处,必须找到与他们合作的途径。其次是,在《国家利益》上有篇文章,作者是保罗·希尔,他曾经当过七八年的亚洲地区国家情报官员。他的批评很严厉,而且十分详尽地指出了那篇演讲存在的问题。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刚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我们处理华为的方式是错的。保持所有渠道开放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即使是我们的半导体行业,也需要销售给许多其他国家,这样才能保持现在的超群地位。所以,在过去的三四天里,我在美国感觉到,蓬佩奥的演讲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对,这让我充满希望。当然,特朗普在大选之前恐怕不会有什么改变,他们会说很多话,我担心许多民主党候选人也会说一些不利于促进中美良好关系的话。但是我觉得,现在正形成这样一群人,他们更多地表达自己,开始说出“我们走得太远了”。这让我觉得更有希望,如果我们在明年1月有一位新总统,我们就可以开始努力把两国关系拉回到更好的状态。

周柳建成:显然还有一些因素在发挥作用,而且正如傅高义教授观察入微地指出的,在这一切之中仍包含着某些可能。

傅高义:当然。

周柳建成:但直到实际上变得甚至更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回到您这里,贾教授,因为您最近和《中参馆》(ChinaFile)进行了一次对话。在这次对话中,您说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过去是一致的,这是否暗示,或者说认为,在那段时间里,其实是美方在对华关系上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还是这本身只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提法?

贾庆国:我的意思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方面没有太大变化。中国仍然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才能完成国内改革,实现经济发展。中国仍然坚持反对外国干涉的主权原则。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太大的转变。但是在风格和姿态上,它是改变了很多,行事更加积极主动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外交政策变了。我认为,在实质层面,这种变化并没有那么显著。不过当然,中国的崛起伴随着能力的提升,所以,很多以前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事情,现在人们都重视起来。我们的情况不同了嘛。

周柳建成:作为这个对话的局外人,看到人们对待世界用不同的态度,我感到非常难过。与过去几十年相比,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更多了,这种方式有时会被看成威胁传统西方大国的民主。美国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退出了巴黎协议,退出了联合国的部分协议。傅高义教授,您谈到过富布赖特项目,说通过富布赖特项目送到中国的美国人,他们为建立学术关系和重要联系做了了不起的工作,但现在这也受到了威胁。不过,我想谈的是更大范围的教育问题,因为许多学生,你们自己的学生,会担心今年秋天他们去哪里,不仅是中国学生,还有外国学生,全体国际学生。当然了,还有不知几个星期后是不是该背上行李返校的美国学生。我的意思是,您会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情况仍然很不稳定。我们的谈话是在7月28日,过去几天的情况也是变化无常。您会对学生们说什么呢?

傅高义:首先,我现在没有学生了,因为我退休了。但我告诉我做学生的朋友们,现在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况,即使没有外国学生问题,新冠疫情的情况也是非常不确定的。我们是否真能让学生一起上课,小班课能不能上,大班课能不能上,还是尽管事情非常不确定,但一切都可能通过Zoom来完成。所以,对外国学生来说,问题变得非常复杂,甚至目前在国外的美国学生,他们能回国吗?还是能通过Zoom继续接受教育?所有这些都悬而未决,很不确定。我告诉学生们,尽管我们国家采取了非常糟糕的政策,但幸运的是,我们教育界非常团结。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很快就想办法,阻止这种让外国学生更难前来上学的做法。他们得到了美国各大学的大力支持。当然,部分原因是财政方面的。中国学生交很多学费,是很有帮助的。其中很多人对研究实验室来说也非常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因为我们主张教育国际化。我们以为,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对我们国家是有好处的。他们就各式各样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我们对此持欢迎态度,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好处,对世界有好处。所以我觉得,我想对来自中国的学生说的是,请他们放心,即使政府内有一些疯狂的人,大学里有某些疯狂的人,但绝大多数美国人是欢迎他们的,是希望我们的大学对中国学生有吸引力的。

周柳建成:贾教授,我们再看看你们北京那边的情况。就像我们说的,您是世界领先的教育机构之一——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疫情不是美国的问题,它是人类的问题,而且也深深影响了中国人民。中国重新出现了病例,这是无法保证的,这种情况很可能在未来几周或者几个月内再次出现,和在世界各地一样。我的意思是,您的学生们,就算他们没有去国外,他们呆在中国国内,现在他们都在什么地方呢?

贾庆国:最后这个学期,我们的大部分学生基本上都是呆在家里。他们在网上上课,甚至在网上做论文答辩。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在网上完成的。不过也许下个学期,如果情况有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当堂授课了。但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新冠疫情什么时候能解决。我们希望能有疫苗出来,可是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中国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然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疫情还在不断蔓延的世界,而且就在最近几个月,中国各地也出现了新冠疫情的零星暴发。所以,生活还是很不容易的,但这里的情况在改善。说到交流,我认为我们也会在网上做一些事情。每年,我们都会送很多学生到海外去学习,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比如半年到一年。但我想下个学期,或者明年,我想有些学生可能不得不上网课,而不能亲身去他们本来要去的国家。

周柳建成:所以我想请教您,作为中美关系重要支柱之一的教育交流,是不是会成为昨日黄花呢?或者是在中美关系当中变成不那么重要。但您不是说,在线交流可能会取代或弥补一些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交流现在受到限制,因为我们不能旅行,我们还在等待疫苗,还在实施遏制疫情暴发的其他公共卫生措施。

贾庆国:我想,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这是我们继续交流的最有效方式。但在这之后,我们仍然需要送学生出国和接收海外的学生,建立一种面对面的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非常、非常重要。我自己就是这种交流的产物。我1981年去的美国,在那里读完博士,和那里的很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我对美国有更好的了解,就是因为我亲身在那里。如果我只是上网课,可能就达不到这种了解水平。所以我觉得,面对面的交流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美国当前不鼓励外国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的政策,在将来能够改变。我相信,继续进行这种交流符合我们这两个伟大国家的最大利益。

周柳建成:你们都是在对方国家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来到这个国家的。傅高义教授,您提到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好是在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的一年之后。1973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傅高义:很穷,很封闭,人们害怕和美国人交谈,几乎没有汽车,每件事都经过精心的安排。但是我能感觉到,在与我们会面的中国学者当中,存在着开始交流的渴望和期盼。1973年的时候,有些人,像北大的周培源,他30年代在美国呆过。你还有联系,可以感觉到他们渴望开始做一些事情。在美国的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代表团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来自国家科学院,与一些中国学者有过接触,他们非常渴望恢复同对方的联系。这对国际科学很有好处,对友谊很有好处,不幸的是他们做不到这些。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到1973年的时候能真正开始开放,但实际上,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两国关系才真正开始放开,变化才真正开始出现。不过人们可以感觉到,对于很多有机会在另一个国家学习并彼此了解的人来说,这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周柳建成:正如您所说的,1978年中国才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不久,贾教授您就第一次前往美国学习。也就是说,您是中国大陆经过十年动乱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我的意思是,您在机场下飞机后有什么发现?您到的是哪个机场?哪个城市?

贾庆国: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对,那是一种经历。我到了那儿,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因为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之前,没有中国学生去过那里,没有中国学生从美国的大学毕业。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挺担心的。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人们对我很好,而且我觉得这次学习让我大开眼界,我发现人们在好奇心,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所以,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当然了,当时的物质生活,拿生活水平来说,住的、吃的,几乎所有东西,美国都要好得多。不过从那以后,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了上来,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类,我们仍然有共同点,这些没有改变。

周柳建成:我之所以要询问你们二位最早的经历,是因为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它不是学术讨论,它是一种关系,影响了你们自己、你们的家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学生以及他们所有人。所以,这也是一个感性的讨论。如果和傅高义谈1978年,贾庆国也有详细的叙述,那么在那个时期,中美之间的技术和科学关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吉米·卡特也推动中国在这些方面提升自己。而现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几十年也不是太长,我们有了华为,有了抖音,它成为竞争的支柱,也几乎像武器一样,成为一方或另一方可能挥舞的棍棒。现在发生了什么呢?因为很明显,它在经济实用主义和安全敏感之间创造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现在发生了什么?这里面会有哪些决策过程呢?

傅高义:就美国来说,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在美国国内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我们没有处理好(分配)平等问题,一些人非常富有,但也有很多人被取代了,因为他们是产业工人,没有地方工作。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能带给他们信心、收入和自尊的像样工作。当我们有来自外部的竞争时,就非常可怕。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想指责中国干扰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觉得,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技术,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地发明东西,要花很多时间才提出一个新想法,才开发出一项新技术。有时候,中国人是通过公开的研究报告把这些学到手,这我们不能抱怨,我们得佩服。但是有的时候,一些中国人会偷偷摸摸地这么做,不遵守规则。所以,对于那些对不平等或失业等其他事情感到失望的人们,这些案例成为了焦点。我想,为了在未来10年或20年里改善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公平的收入分配,需要实现全民医保,需要建立一个教育体系,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与顶层一样的机会。所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功课要做。我们美国人还觉得,中国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有必要更加谨慎,要尊重知识产权。我们现在非常担心,中国一些新的电子设备有可能被用来获取隐私信息,因为我们看到,华为的产品在中国被用来跟踪别人做什么。我们的一些人担心他们的人权和保护问题,担心这些有可能被秘密地利用。所以说,我们美国人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与中国人一起解决,以缓和紧张的局势。

周柳建成:贾教授,您听到了傅高义教授说的美国功课,他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您认为这是第一步吗?我知道,对于一些活动是否成问题,或者一些技术是否是威胁,目前可能还没有任何共识,但让我们从一个基本点开始。您以为,中国人,或者广义上的整个中国,是不是可以开始治愈创伤,通过更多的分享,来采取措施修复两国关系?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大谈国际社会,您认为需要更多分享吗?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表现,那么是否应当做得更多一些呢,就把它当成一根橄榄枝?

贾庆国:我觉得,目前的问题是有很多原因的。美国和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做法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他们认同不一样的假设。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假设,当一个大国崛起时,它会扩张,会挑战现有的大国,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然了,还有一些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的政策是要把中国改变成像美国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而他们对于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期望做出改变感到非常失望。在特朗普政府眼里,中国是敌人,是对手,这无疑令气氛进一步被毒化。中国是小偷,是罪犯,是一个不遵守法律的国家,是侵略者,诸如此类。所以我认为,在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是不信任的。这个问题在5G或高科技方面特别突出。基本上,就像汤姆·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在5G时代,由于互联网,由于信息的高速传播,有关系的国家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信任。你需要某种信任来维持这段关系。基本上,我认为中美两国正在受信任赤字的困扰。结果就是,特朗普政府可以推动与中国技术脱钩的政策。当然了,中国能做的是努力修复,更好地解释它所做的事情,从南海到新疆,再到香港。我想,中国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它的行动,为什么要这样做,情况是什么,要邀请人们去看看这些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可以做的另外一件事是,你知道,华为已经提出开放其部分软件的源代码,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其他人不会担心自己放在软件里的任何内容。所以从基本上说,在技术方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也可以互相给对方保证。我想,美国人也有责任向中国保证,微软和谷歌不会损害中国所说的国家安全。双方必须在这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以重建某些信任,重建某种程度的信任,好让两国关系继续保持下去。但在目前,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不相信特朗普政府会这么做。期待下届政府能做到这一点。

周柳建成:您用了“信任”这个词,这让我想到一个新的调查,我想是几个小时之前出来的,是爱德曼公司(Edelman)做的调查。它显示,95%的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政府。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暴发了全球疫情,在这个时代,对政治领导层的信任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有差异,但我们大家肯定都会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我们不信任我们的政府和机构,对现状总是感到悲哀,对未来总是感到陌生。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两国之间发生什么,中美关系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最后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你们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不管有没有大选,假如我们去掉这个因素,您认为会发生什么呢,傅高义教授?

傅高义:我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大选,因为我觉得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无法指望有太大的改善。人们发表各种疯狂的言论,这不是一个重视外交的、拥有长期战略的组织良好的政府。我认为,在我们这边,最大的希望是到明年1月,双方的工作小组开始会面,商讨如何建立双方的信任。美国人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是,中国市场对美国公司真的公平吗?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抱怨说,他们的产品如何被使用、被拿走,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偏袒中国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当中国还很弱的时候,这没有多大关系,但是现在中国公司很强大,中国人很有竞争力,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我们也非常关注像南海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中国的飞机和船只开始有所行动,这让人们对中国的意图有很大的怀疑,让信任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简单说就是,明年1月,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政府,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会晤,假如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全力支持,我们双方有很多人都能很好地进行这些讨论。我认为,最高领导人必须介入重建信任和改善关系的进程。不过我希望,我们可以从应对新冠疫情和全球变暖这类问题上入手,开始建立一些合作项目,然后扩大到安全领域,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新建立一定的信任。我想我们会成为竞争对手,但你要知道,球队都是很强大的竞争对手,但它们是在一个框架内运作的,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来遏制对抗,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努力,建立真正对双方都有利的友好关系。

周柳建成:贾庆国教授,这里我得请教您了,您说中国可能需要在沟通方面做得更好,在将来把自我表达做得更好。事情将会怎么发展呢?现在的情况是,新疆是个问题,西藏问题反复出现,我所在的香港是新的话题。当然,你们有一个应用程序,世界各地数百万青少年在用它跳舞,用自己的手机录下自己,但现在这些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此外还有“第二阶段”贸易协议,还有南海问题。您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贾庆国:我想我同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种关系不可能得到改善。也许下届政府上台之后,我们有机会改善两国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消失了,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我认为,中国应该做得更好,更透明,更清楚地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行动和行为,同时邀请别人过来,亲眼看看情况是怎样的。中国一直在说:“啊,不,你说的是错的,是一派胡言。”但是,你需要证明你所说的是对的。在这方面,我想中国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同时,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为市场竞争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很多人说我们会有一种竞争关系,或者竞赛关系,我不反对竞争或竞赛,但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良性竞争。良性竞争对两国都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中国或许可以在美国做得好的地方向它学到很多东西,而美国可以在中国做得好的地方向中国学很多东西。例如,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就做得很好,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而美国在更好地保护个人权利方面做得很好。所以,如果我们能更好地让对方学习,我们就是在为对方、也是在为世界做贡献。我想这种竞赛或竞争,世界其他国家和各国人民是非常欢迎的。

周柳建成:就是这样。我想说的是,这个功课不仅中国人和美国人要做,所有国家的人都要做,包括我自己这代人,还有现在正在使用抖音的那些人,因为这显然是一种影响每一个人的动态关系。非常感谢二位对我们敞开心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些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无论我们今天身处地球上的哪个地方。傅高义教授,贾庆国教授,非常感谢!疫情当前,祝你们健康、安全,保重。

傅高义:非常感谢。

原文标题《太平洋对话:中美关系处于冰点》。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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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美国外交家逝世,为何得到中国使馆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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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潇清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 当地时间8月7日在自己家中安详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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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  资料图

《纽约时报》8月7日在报道中称斯考克罗夫特为一名“杰出的外交政策专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帮助美国形成在国际事务以及战略问题上的决策。斯考克罗夫特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特别军事助理,并先后于1975至1977年、1989年至1993年在前总统福特和老布什任内两次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被认为创立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斯考克罗夫特模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7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斯考克罗夫特生前是他父亲极为重要的顾问和朋友。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8日表示,惊悉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不幸逝世,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谨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

为何一位美国外交家的逝世能够得到中国使馆的哀悼?

在中美关系打开大门时扮演重要角色

斯考克罗夫特和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一道,作为不同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美国外交历史上最富有智慧的三位“战略家”,三人也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8月8日写道,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并一直坚定支持、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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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都知道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然而就在这次访问5个月之后,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先遣团的重要成员被派到中国,负责落实尼克松访华细节。据新华社此前报道,斯考克罗夫特之后回忆道,“我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和中国人都不知道怎样与对方打交道,那时美中之间没有商业,没有接触,什么都没有。”

谈到尼克松随后的“破冰之旅”,斯考克罗夫特认为,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尼克松首次访华是中美“向对方伸出手”,且双方“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和非常仔细”。

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作为特别代表

除了在中美关系建立伊始时发挥重要作用之外,斯考克罗夫特还在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时刻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8月8日写道,维护和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一定能够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回到正确发展轨道,这将是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最好的纪念。

据《纽约时报》1989年12月19日报道,斯考克罗夫特曾经先后于当年7月和12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

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后来在撰写的《外交十记》一书中,也披露了这段内情,“1989年6月21日,布什总统秘密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小平同志进行完全坦率的谈话。”

书中写到,美方决定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名秘书,不带警卫和其他人员。斯考克罗夫特抵京后,不同美国驻华大使馆发生任何联系。在美国国内,除布什总统外,只有国务卿贝克知道这件事。至于选择7月1日抵达北京,美方也有考虑。这一天,临近美国国庆日,斯考克罗夫特此时离开华盛顿不会引人注目。同时,美国在通讯和专机问题上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斯考克罗夫特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通讯设备,而是自带两名报务人员;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外部经过伪装,涂掉了标记,使其看起来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运输飞机。在宽大的机舱内,临时吊装了一个载人的客舱,里面设施齐全,舒适方便。飞机连续飞行22个小时,空中加油,中途不在任何地方着陆,以免引起地勤人员注意。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程度之高,超过了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80年代末,中美关系的复杂与敏感,从中可窥见一斑。

从钱其琛的回忆中不难看出中美老一辈外交家为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努力,也体现出今天两国关系的来之不易。斯考克罗夫特2015年谈及中美关系时曾经指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意义超越双边范围,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美中合作有很多优势,两国都有积极为亚太及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愿望。

眼下,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受到严重干扰。老布热津斯基之子马克·布热津斯基8月4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此前在美国,外交政策‘带节奏的’都是什么人啊?!是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奥尔布赖特等等这样的外交大家!而如今呢?金钱和票仓,成了政治的唯一逻辑,投机者大批混进政府。现在美国的外交圈:机会主义者当道,搞专业的人靠边儿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8月7日发表署名文章谈中美关系时表示,回顾41年的中美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历史启迪:一是要始终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全人类前途命运出发考虑和处理两国关系,为中美两国好,也为世界各国好。二是要始终坚持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牢牢把握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三是要始终建设性管控分歧,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和精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四是要始终致力于扩大中美合作,遵循合作共赢原则,为两国和世界带来更多福祉。这些有益经验过去管用,现在管用,今后也管用。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8

旧文章ID:22600

斯人已逝 难道中美要回50年前?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政坛元老、福特和老布什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6日病逝,享年95岁。

  斯考克罗夫特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一道,作为不同的两党美国总统的国安顾问,在中美恢复正常关系的进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被视为对中美关系做出重要贡献的“三剑客”。以往每次中国领导人来访,通常都会与这三大政坛元老会面。

  如今,布热津斯基与斯考克罗夫特先后逝去,而基辛格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似乎也在消逝。此刻,中美关系正陷入50年来的最糟糕状况。特朗普政府对华重拳连连,一天一出,不仅令关心两国关系的人们忧心忡忡,更让希望和平的人们胆战心惊–正走向“新冷战”的美中两国会否滑向“热战”?

  斯考克罗夫特曾经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军事助理,参与了尼克松1972年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的“破冰之旅”;1989年夏天,在美中关系陷于低谷之际,斯考克罗夫特作为老布什总统的特使,秘密访京,会见邓小平,修补美中关系。

  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斯考克罗夫特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中评社记者最后一次采访斯考克罗夫特是在2014年夏天。当时处于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戒心已经越来越重,中方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美方拒绝接茬,因为美方不少人认为,承认中方的“新型大国关系”,等于认同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

  中美大国关系紧张初起之时,斯考克罗夫特对中评社记者说,美中双方都有利益与能力,相互调动起来,处理两国面临的问题和紧张,这应是一种和平相处并避免真正危机的利益占主导地位的关系。他说:“我们已经听到阳光之乡(习奥会)谈我们应有新型关系,但我们还没有看到证据,那会是怎样的关系?那正是需要双方合作致力解决的事情。”

  斯考克罗夫特说这话时,中美虽然有摩擦,但双方对话机制健全,高层互访热络。再往前推两年,斯考克罗夫特在美国和平研究所2012年3月7日举办的“尼克松访华40周年研讨会”上,说起当年随尼克松访华的心情:“对于我来说,当时的中国是如此遥远,难以理解。飞机即将降落时,我的心里忐忑不安,此行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怎样?有什么结果?这完全是两个分割的世界,仿佛是火星人与地球人的对话,对于没有沟通的双方来说,完全是外星人的感觉。”

  当时,全场来自美中两国的嘉宾听老前辈讲故事,会心地笑着。他们也许都想象不到,仅仅7年之后,当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华盛顿智库连一场像样的纪念研讨会都没有了。他们或许更想像不到,8年多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在尼克松故居暨图书馆宣告美国跨越两党8位总统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

  48年前,曾以反共着称的尼克松在参观长城时说:“不管是实体墙还是意识形态之墙都不会把我们隔开。”48年后,特朗普政府正致力于重建意识形态之墙,建立“清洁网络堡垒”,将美中两国人民隔离开来。

  斯人已逝,今夕何夕。难道中美关系真要回到比50年前还不如的状态吗?难道中美两国又要回到火星人碰见地球人的割裂状态?

  中评社记者回顾了对斯考克罗夫特的几次采访记录。2012年11月,斯考克罗夫特指出,美中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世界观,双方无法自动就同一问题达成同样的结论,需要双方真正的合作。他说,如果美中两国能保持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避免美中之间的遏制与反制,才能有富有成果的关系,双方必须努力去做。

  至于美国外交学界广泛认为美中关系竞争大于合作,斯考克罗夫特表示,美中关系已经不同于刚破冰的前20年,那时两国关系很简单,就是为了联手对付苏联,而现在两国关系要复杂得多。他说,随着中国发展,美中在世界不同地方、不同环境下,遭遇不同问题,双方产生对立的机会加大。正因如此,需要双方更加谨慎地努力处理。

  2013年6月,斯考克罗夫特对中评社指出,“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是双方认知共同利益所在,虽然大国未必冲突,但显然目前两国相互了解不够,有必要调和两国对未来的认知;这个世界麻烦够多,需要两国领导人坐下来,好好谈世界发生了什么,有无可能进行政策协调。

  现如今,特朗普政府肯定会认为斯考克罗夫特的这些“老生常谈”过时失败,但不要忘了,斯考克罗夫特曾参与冷战前后的决策圈,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40年。而这40年,正是美国在世界舞台最风光的40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斯人虽逝,言之谆谆,意之殷殷,但听者藐藐,执意抗华的特朗普政府要把美中关系带向何方?地球人都在看着。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8

旧文章ID:22599

美媒终止与《中国日报》合作 纽时清除网站上残留中共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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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雨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纽约时报》日前删除了网站上所有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刊登过的付费宣传。在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大外宣”提高警惕并采取措施之际,包括纽时在内的多家西方媒体表示,已终止与《中国日报》的合作。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首先报道了纽时下架并删除所有《中国日报》付费广告的消息。报道的作者角古优一郎(Yuichiro Kakutani)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本周发现此前保存的链接已无法访问。

  他说:“纽时把网站上所有《中国日报》的新闻式广告都删除了。导航到《中国观察》(China Watch)内容的链接不再有效,所有提及《中国观察》的地方都已删除。”

  过去十多年来,中共官媒《中国日报》以插页形式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海外主流媒体上做广告。这些广告被冠以《中国观察》的名称,里面的内容看起来更像是记者的新闻报道,用以宣传中国政府的政策以及美化中国和中共形象。

  长期追踪此事的角古优一郎说,2017年后,《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的合作方式主要是网络。他在互联网备份网站“网络时光机”(Wayback Machine)存档的链接显示,《纽约时报》网站曾在广告付费栏刊登来自《中国日报》的新闻内容,其中2019年的一个宣传视频将在中国压迫政策下的维吾尔人描绘成“安居乐业”。这些广告版面还可将观众引导至《中国日报》英文版官网,但未明确说明《中国日报》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

  《纽约时报》未对删除《中国日报》内容一事置评。发言人艾琳·墨菲(Eileen Murphy)在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今年年初做出决定,停止接受国家媒体的品牌广告(那些新闻形式的广告),包括《中国日报》。” 不过她也表示,来自国家媒体其他形式的广告,如果符合纽时广告标准,也会接受。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对纽时终止与《中国日报》合作的做法表示欢迎。他在推特上说:“《纽约时报》对有关中共在新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暴行做了详细报道。很高兴终于对内产生了效果,他们不再支持《中国日报》的政治宣传。其他媒体机构,也应该效仿,并将美国价值观置于中共贿赂之上。”

  《纽约时报》不是唯一一家与《中国日报》终止合作的媒体。《华盛顿邮报》发言人乔治·沙尼(George Shani)对美国之音表示,该报去年已停止来自《中国日报》的广告,并表示在网站上没有《中国日报》的数字内容存档。

  据报道,位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也终止了与《中国日报》的合作。不过,三家媒体都没有解释终止合作的原因。

  长期观察中国媒体的自由之家资深政策分析师莎拉·库克说,中共在有关新疆维吾尔人以及新冠疫情等方面的报道,以及美国国会议员要求《中国日报》披露财务明细,对这些美国媒体形成的更多审视和压力,可能是他们做出终止合作决定的原因。

  她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显示出,详细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申报内容带来的透明度的提升,如何促使新闻机构决定不再继续刊登中国政府的宣传。”

  今年早些时候,在班克斯众议员带领国会参众两院34名共和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司法部要求对《中国日报》展开调查之后,《中国日报》于6月份向美国司法部补交了一份更为详细的在美财务明细。1983年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中国日报》每年都向美国司法部提交在美运营的财务情况,但是议员们说,这家中国官媒未按《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相关要求详细披露财务信息,包括向美国各大媒体支付的广告费用。

  《中国日报》6月提交的这份文件显示,在2016年11月至2020年4月间,《中国日报》向美国媒体支付了共1900多万美元印刷费和广告费,其中向《纽约时报》支付广告费5万美元、《华盛顿邮报》近460万美元、《华尔街日报》约600万美元。

  不过,并不是所有美国媒体都已终止与《中国日报》的合作。根据披露文件,《中国日报》2019年11月以后已没有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支付任何费用,但截至2020年4月,仍与《华尔街日报》和《外交政策》网站有资金往来。

  《华尔街日报》和《外交政策》网站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华尔街日报》目前在其网站的付费广告页面仍有刊登《中国观察》的内容。

  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终止与中国官媒的合作之际,美国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对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活动加强审视,封堵中共对美国社会的宣传渗透。

  今年2月以来,美国国务院已陆续将包括《中国日报》发行公司、新华社、CCTV、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内的九家中国官媒认定为外国使团,将这些媒体机构视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8

旧文章ID:22598

美国两道封杀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作者:郑峻  来源:新浪科技

  今天美国白宫发布了两份行政命令,宣布封杀两家中国互联网巨头。这两份“国家安全理由”的行政封杀令,背后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层层升级的施压手段,而最终目的都是打压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国际化进程。

  再次动用紧急状态

  第一个禁令是针对字节跳动,在45天之后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与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第二个禁令是针对腾讯微信,在45天以后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与腾讯发生与微信业务相关的任何交易。

  两个禁令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只是靴子最终落地而已,因为美国国务卿蓬皮奥早就多次宣布将封杀TikTok和微信,封杀理由都是以中国公司可能收集美国用户数据,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两项封杀都是通过总统宣布紧急状态来实施的。911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爱国者法令》,给了总统很大的行政应对权力,可以在不需要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对外国企业在美资产采取紧急措施,只要总统觉得存在威胁,就可以果断采取行动。

  换句话说,白宫觉得谁有威胁,就可以封杀其在美资产,这符合美国法律。即便遭到打压者在美国起诉联邦政府,那也毫无意义。2019年3月,特朗普也是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来彻底将华为彻底踢出美国市场。华为随后宣布起诉,但被联邦法官以“政府有权这么做”驳回。

  美国网友在推特上不无讽刺地评论,美国已经有近16万民众因新冠疫情死亡,总统都没有宣布紧急状态,但为了打压两个中国互联网公司倒是干脆利落地启用了“紧急状态”。字节跳动和腾讯享受到了之前华为的待遇。

  回到禁令本身。第一个禁令有两层意思。浅层意思是迫使字节在9月15日之前出售TikTok美国,否则就会对字节采取封杀措施。字节和微软正在逐步推进出售谈判,白宫现在是以行政命令,再次督促字节与微软赶紧达成协议。但深层意思却是进一步施压字节出售TikTok全球业务。

  打压级别不断提升

  这实际上就是特朗普号称上周六要发的那个禁令。上周五特朗普在从佛罗里达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声称,自己周六就要发紧急状态令彻底封杀TikTok,不准美国公司收购TikTok。他还强调自己完全有权力这么做。但第二天特朗普却去高尔夫球场打球了,并没有如约发封杀令。

  当然这不是他改变主意或者打球忘了,本来就是一个施压手段。在总统明确宣布要封杀TikTok之后,字节和微软暂停了出售谈判。微软CEO纳德拉周日亲自和特朗普通话之后,特朗普周一又宣布批准这一交易。双方具体谈了什么,只有当事人知道。

  但字节和微软的谈判条款却改变了:字节必须出售TikTok美国全部股权,不能保留任何股权,字节的美国投资者可以保留TikTok美国的少数股权;微软除了TikTok美国业务,还想收购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业务;微软必须给美国财政部交一笔金额不菲的好处费。

  特朗普周一得意地表示,没有美国政府就没有这笔交易,所以必须给一笔Key Money(地产行业租房者给房东的看房费)。微软的声明则耐人寻味:是白宫逼迫TikTok出售之后,微软才去接洽字节的。言下之意,微软只是一个接盘的,不是打劫的。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特朗普周一还非常赤裸地表示,自己觉得只出售30%太麻烦,建议微软吞掉整个TikTok全球业务。就在今天,英国《金融时报》放出消息,微软觉得没法单独收购TikTok四个市场业务,没法和全球其他市场的服务分开,打算全盘收购TikTok全球业务。

  今天的行政禁令也暴露了真实意图。如果美国想逼迫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美国业务,直接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施压就可以了,因为这就是CFIUS的管辖范围。为了避免更大业务损失,字节最终也同意了出售TikTok美国业务。

  但现在美国政府却是在用行政命令威胁封杀字节,意图显然是吞下TikTok全球业务。这已经触碰到全球经济公平竞争的底线了。过去几年字节跳动投入巨大资源的国际化业务,不可能就这样在美国政府的打压下,拱手让给美国企业。

  字节宣布公开抗争

  字节跳动随后发布了一份措施强硬的声明,抗议目标直指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新颁布的行政命令没有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震惊。……美国政府罔顾事实,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擅自决定决议条款,甚至试图干涉私营企业之间的协商。……如果美国政府不能给予我们公正的对待,我们将付诸美国法院。”

  被迫出售TikTok美国业务,是因为美国政府拥有直接管辖权,确实是无可奈何。但TikTok还在拉美、中东、亚洲、欧洲各地拥有数亿用户,美国政府并没有管辖权利,更没有权利迫使字节跳动出售。字节跳动完全有合理理由去抗拒美国政府的这一无理要求。

  去年年底美国政府责成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TikTok展开调查之后,字节跳动一直在积极配合调查,公布了审核政策和算法源代码,希望证明TikTok并没有滥用美国用户数据,也不会向中国政府提供用户数据。

  字节的努力或许是徒劳的,因为美国政府调查的最终目的就是逼迫TikTok出售。就在几个月前,字节的美国机构投资者督促张一鸣出售TikTok美国多数股权。毕竟控股权易主对美国投资者没有损失,他们更担心TikTok遭到封杀,影响他们的投资回报。但张一鸣却不肯放手TikTok美国控制权,一直僵持不下。

  直到进入7月,CFIUS出马威胁封杀,一切打压落地且加速,张一鸣才最终选择出售多数股权,但希望保留TikTok美国的少数股权。当时美国财政部长努钦(CFIUS的主席)认为可以接受。字节同意出售TikTok美国业务之后,先是和美国基金组成的财团谈,后来是微软闻讯而来洽购。TikTok的首席法律顾问曾经在微软工作25年,和微软总裁是多年工作好友。

  等到三方就这个方案也达成一致了,美国总统又发话要彻底封杀TikTok,以此来施压字节放弃TikTok美国的全部股权,一点股权都不能留;而且不仅是美国业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业务也要出售。字节和微软还在谈判中,特朗普就公开建议微软直接吞掉TikTok全球业务,这显然是字节跳动不可接受的。

  美国想要腾讯什么?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第二个禁令,此前美国可能封杀微信的消息已经传了快一个月时间。但这个禁令本身并没有直接封杀微信,而是封杀微信相关的所有交易。具体封杀哪些交易,白宫则责成美国商务部来详细规定,也就是说解释权归美国政府。

  长达45天的封杀决定时间,形势还可能发生很多变化,以美国政府目前的行事风格,到时候具体会怎样,真的说不清楚。美国到底会不会彻底封杀微信,比如说在谷歌苹果商店下架微信,或者迫使微信主动放弃美国业务,也很难说。

  白宫到底想要什么呢,想要微信退出美国市场吗?就像是层层施压字节跳动一样,我觉得不仅于此。和TikTok在美国拥有几千万月活用户不同,微信在美国其实限于美国华人市场,根本不影响到美国主流网民的数据安全。白宫封杀微信更像是一个施压手段,就像是之前联邦政府持续施压字节的一样。

  腾讯有什么是让美国感兴趣的?显然不是腾讯自己打造的美国华人社交应用微信,而是腾讯覆盖全球的庞大投资组合,尤其是在美国的投资资产。今年年初腾讯总裁刘炽平介绍,腾讯已经投资了800多家企业,其中70多家已经上市,160多家成为独角兽,有6家公司创造投资回报50亿美元,一家公司创造投资回报超过100亿美元。

  单是在美国市场,腾讯就投资了特斯拉、Snapchat、动视暴雪、Glu Mobile等十多家公司,在美国组建了一个投资矩阵。这些非常诱人的资产或许才是美国的最终目的,他们不愿意看到腾讯如此深入涉足美国互联网和游戏行业。我其实更担心腾讯为了保全投资资产,而放弃微信美国市场,就像印度市场所发生的。

  后言

  随着美国政府对字节跳动的打压手段不断升级,所提出的要求越来越过分,字节的立场也开始从理性撤退转为公开抗争。无论抗争结果如何,字节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全球业务和美国业务是两回事,绝不会轻易放弃TikTok的全球业务。

  两年时间里,美国政府三次启用“紧急状态”来行政封杀中国科技企业,不断加码施压制裁力度,本身就说明了这三家中国科技企业国际化道路的成功。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7

旧文章ID:22597

周力:中美关系恶化会影响中俄关系发展吗?

作者:周力  来源:《人民画报》

  作者周力系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问题的提出

  美国执政当局近来在接二连三采取各种措施打压中国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逼迫世界各国选边站队,拉建“反华联盟”,肆意挑拨各种关系,包括离间中俄,以求最大限度孤立中国。很多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这次是作足了功夫。在特朗普的授意下,一贯冲在反俄第一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等高官近日先后就中国问题发表讲话,以意识形态划线,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制度,要求世界各国向美国靠拢、“看齐”。 蓬佩奥和奥布莱恩还一反常态地放下身段,向俄罗斯开出“和解”的条件,诱导俄罗斯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联盟”。

  7月23日,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主义的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制度、中国经济发展、军队建设、人权和香港问题等等进行全面的肆无忌惮地抹黑、攻击和诋毁,声称"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的中国,那么共产主义的中国必定会改变我们”;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同时,必须以“不信任且核查”的方式进行;呼吁打造抗击中国发展的“民主国家联盟”,吸收俄罗斯参与其中,“如果华盛顿和莫斯科能一起应对中国这一重大战略挑战,世界就可以变得更加安全”。

  8月2日,奥布莱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对俄罗斯再一次伸出橄榄枝。奥说,“同里根一样,特朗普总统努力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所有国家都不应怀疑特朗普保卫美国和我们盟友的决心。”“考虑到俄罗斯的行为威胁到美国和美国的盟友,针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是非常必要的。”尽管如此,美俄关系还是可以在几个领域发展的,比如关于《美俄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延期的会谈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对话。总之,“总统正在寻求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发展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只要俄罗斯不再在国外搞侵略,就可以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友好伙伴。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也就没有必要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我们两国的贸易也会蓬勃发展起来。无论是俄国人,还是美国人,亦或是全世界,都将从这样的关系中受益”。

  在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打压中国、向世界各国摊牌、积极推动建立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的立场和态度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国际社会同时也都在关注,俄罗斯究竟会持何种立场?是接受美国的“邀请”入盟,还是与中国“并肩战斗”,亦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答案不言自明

  对特朗普政府公开分化中俄关系,并对俄罗斯打出“免战牌”的做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代表俄方第一时间作出了正式回应。她说,“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尽管我们已经很熟悉美国外交政策包含的那些词汇,但这一次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甚至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表现出的粗鲁的挑衅语气,着实让我们感到吃惊。由华盛顿一手挑起的同北京关系紧张的局势,不仅有损于美国和中国,而且使整个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与五常任理事国的其他成员一道,对维护全球稳定负有特殊的责任。”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认为,“蓬佩奥有关吸收莫斯科加入美国反华联盟的声明,不过是往俄中友好关系里‘打楔子’、搞破坏的又一次很幼稚的尝试罢了。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并将此视为稳定世界局势最重要的因素。”

  7月23日,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八次会议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普京总统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堪称当今世界国家间协作的典范。双方在解决地区和全球现实问题上协同努力,共同推动维护国际安全和稳定。俄中执政党对话一直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议通过的《共识》强调,双方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坚决反对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等行径。双方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任何争端,维护国际秩序。

  7月24日,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明确拒绝了美方邀俄“入盟”的要求。他说,“俄罗斯从来不会加入针对哪个国家的联盟;我们愿意发展睦邻和互利关系,无论它是一体化的联合还是政治上的联合,但都不针对某个具体的国家。”不仅如此,佩还特别强调,“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和伙伴,是与莫斯科有特殊伙伴性质的国家”。

  7月28日,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发表了俄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中俄关系的长篇声明。声明揭露了特朗普政府疯狂反共、仇俄和反华的帝国主义本质,重申俄共支持俄中友好与战略协作,明确表示俄绝不会上美国人的当。声明要点如下:

  1)长期以来,美国的战略家们把精力集中在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削弱中国经济上,但在谋求搞乱新疆、西藏、澳门和香港等一系列问题上一直未能如愿。在当前世界危机加剧、疫情肆虐、总统大选日益逼近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极尽手段地推行阻遏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政策。他们将中国共产党列为美国的“主要威胁之一”,违反世贸组织原则对中国实行高关税,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实施歧视性制裁等等,最近又采取种种更加疯狂的举动,以此破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2)美国正在用原先对付苏联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不惜挑衅和冒险,对中国发起“十字军东征”,图谋将世界拽入新冷战。蓬佩奥声称,"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的中国,那么共产主义的中国必定会改变我们”;“如果华盛顿和莫斯科一起应对中国这一重大战略挑战,世界就可以变得更安全"。这一言论无异于丘吉尔当年的富尔顿演说,极具破坏性。它将使国际紧张形势升级,加剧军备竞赛,并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打下楔子。美国倡议组建全球反华联盟,证明它无力独自搞掉中国。北约的松散结构也不适合完成此类任务。很多欧洲国家同中国都有密切的经贸联系,他们深知跟北京交恶于已不利。显然,如不拉俄入伙,美国无法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

  3)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建设社会主义且相当成功。它满怀信心地战胜了新冠肺炎疫情。与其他大国不同,中国经济今年完全可以实现正增长。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展现了她是如何消除极端贫困、发展高新技术的。北京有一切可能在经济、科技发展、创新等领域居于世界领先位置。在引领国家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核心作用。它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对各种挑战和威胁作出了正确的评估,并实施令人信服的应对之策。

  4)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各国人民为了共同福祉而开展平等合作的思想,有助于消除全球化造成的非常强烈的不平等、日益增长的对抗、世界性的新殖民主义扩张等恶劣现象。这种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因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中国提出的世界文明发展之路,不是对各国人民的威胁,而是对帝国主义者、强盗和剥削者的威胁。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反共、仇俄、遏华的真实面目及其奉行的进攻性政策日益显现。他们连番对中国进行攻击、诋毁、打贸易战,不遗余力煽动分裂,离间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为达到自身的险恶目的,美国的战略家们还赋予俄罗斯特别的作用,许俄以利益,企图分化俄中关系。

  5)俄共支持俄中两国发展友好和密切的合作。俄共坚信,同所有向往和平与社会进步的力量巩固战略关系,才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所在。俄不需要美西方的施舍。对我们而言,同中国发展友好和伙伴关系,意味着赶上经济和技术跃升的境遇,意味着迎来战胜任何威胁和平、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机遇。俄中战略协作关系基于两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并拥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将进一步提升并将维护各自的主权和发展。俄共对此深信不疑。

  6)美国战略家们妄图将俄罗斯拉入反华民主联盟,为此他们可以向俄作出从取消制裁到分享红利的种种许诺。俄共坚信华盛顿甜言蜜语般的承诺背后包藏着祸心,只等俄中两国翻脸后好逐个击破。对渴望永远维持全球霸权的精英们而言,俄中两国无疑是他们的主要障碍。他们谋求削弱俄的军事实力,觊觎俄的丰富资源。他们希望扫除中国这个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竞争对手。美国资本为达到自己的垄断和获取利润,不择手段,不惜在中亚、中东甚至远东挑起事端。在俄高层和政治经济金融及大众传媒等领域,亲西方者大有人在。俄共担心俄罗斯的寡头们会为之所动。正是这些对美西方俯首帖耳的人,口头上说着“转向东方”,实际依然向往西方的天堂。特朗普选择蓬佩奥发表反华言论之际与普京通话,可以说是居心叵测。

  7)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表明,对大洋彼岸的承诺是不能相信的。这些空头支票与俄同中国、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合作的不断加深及欧亚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俄罗斯而言,屈服于美国的诱劝,不啻出卖自己的利益。这也正是“第五纵队”的目的所在。俄罗斯不应重蹈覆辙,也不能沦为美国地缘政治游戏中的筹码。俄罗斯、中国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权沿着自身主权发展的道路前行,提出目标并实现各自发展的愿景。俄中两国人民的未来植根于友好和全面合作!

  对奥布莱恩8月2日的文章,俄罗斯政界和学界的代表连日来也都表达了明确反对的立场。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叶莲娜•帕尼娜说,美国应该反思其对外政策,放弃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不再污称他国有“侵略行为”。

  俄科学院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斯坦丁•布洛欣指出,美国试图离间俄中关系,但他们竭尽全力拿到的结果,却可能是俄中加强了以反美为基础的合作。“我们不会上这种当了。莫斯科不会妥协。我们不会亲手把自己的战略伙伴 ——中国,变成敌人”。

  俄科学院美加军事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符拉基米尔•巴久科认为,奥布莱恩的公开喊话,就是要求俄罗斯无条件向美国投降;奥作出在不确定的未来取消华盛顿对莫斯科制裁的承诺,背后是美国严密运筹的外交策略。克里姆林宫不会上这个圈套。

  政治学家尤里•斯韦托夫评论说,奥布莱恩代表特朗普所作的承诺,成本“几乎为零”。“这类话我们听得多了,但几年来结果却都是一样的,即俄美关系始终处于最低的水平。”“美国人忽悠我们:一切都取决于俄罗斯能否华丽转身、成为美国与中国开战的盟友。他们不断向我们抛出诱饵,但我希望我们永远也不要上钩。”

  俄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谢尔盖•卢科宁认为,美国担心俄罗斯和中国迟早会成为100%的军事政治盟友,并签署相关的条约作为保证。因此,美国人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俄中结成盟友。于是,他们开始行动了。美国人就是想把俄罗斯和中国分开来。可如果美国真对我们好的话,完全可以解除对我们的制裁。所有这些好听的话语,不过是卖弄风情而已。这样的“友谊”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圣彼得堡欧洲大学教授伊万•库里洛指出,尽管奥布莱恩声称有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不能指望这会发生在未来几年之内。华盛顿不把俄罗斯当作敌人,对俄当然是有利的,但要加入美国“反华联盟”,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如果以大幅改变对华政策作为解除制裁的代价,俄罗斯领导人未必会同意。但克里姆林宫可以从各大国的严重对抗中得到好处,把自己变为‘第三力量’,即华盛顿和北京的中间人。”

  未来还需努力

  在可预见的中美关系持续吃紧的若干年内,中俄关系会怎样继续发展?我在这里暂先不作评论。让我们先看看俄罗斯学者给出了哪些答案。

  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已经打造出一种新的关系品质。两国原先是友好国家,现在成了半个盟友。这种半盟友“可以彼此独立,但永不相互为敌”。俄罗斯在中国拥有了不断扩大的外部资本、技术来源和商品(能源、原料和日益增多的农产品)销售市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有了安全的东部边界。俄还帮助中国建设导弹袭击的早期预警系统,以巩固双方安全,强化对美的战略威慑。“中国在抵御美国压力时可以依靠俄罗斯的战略实力,俄罗斯则可以仰仗中国的经济实力。不要忘了,在俄罗斯与西方发生冲突最尖锐的时候,是中国提供了可以无限期使用的贷款。”俄罗斯在军事和政治上是独立自主的,但在经济、技术和数字方面需要外部市场和伙伴。总之,“在中美角逐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俄罗斯不会‘出卖’中国。”

  俄罗斯汉学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写道,在美国对中俄持续打压的情况下,中俄关系有“惯性”和“突破性”两种发展的版本可以选择。前者意味着两国在贸易、科技、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合作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后者则是指将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所有关键性领域都提升到更高的轨道上。这首先包括:建立中俄或中国-欧亚经济联盟的宏观经济区域;两国贸易结算系统实现直接的对接;对2021年7月到期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行修订,即使修订后的条约不规定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也完全可以提高两国应对新挑战的合作水平。例如,在双方任何一方遭到核攻击时可发起联合反击;中俄两军协调互动、共同确保两国在陆地、大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安全等等。

  俄高等经济学校东方学院院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美国对中国施压力度持续加大,双方未来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大大削弱和减少,这无疑增加了俄中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机会。比如,在能源和农产品的出口上;在建立联合科技实验室方面;在中国开设俄罗斯大学,等等,都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而现在正是从理论探讨转向实际推进俄中双方合作的好时机。

  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瓦西里•卡申说,世界进入大国对抗的新时期,这一次的主角是美国和中国。对抗的结果将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许多国家已经将此作为自己战略规划的考虑因素,希望在世界两大势力中心中间随机而变,从两虎相争中牟利。但我认为,“北京只要不犯明显的重大错误,坐等敌人自我毁灭,就能取得胜利。”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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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玲:未雨绸缪,防范美国“金融脱钩”

作者:张燕玲  来源:人大重阳

  作者张燕玲系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本文删减版刊于8月5日《环球时报》,以下为全文。

  时至今日,新冠疫情,中美控制两重天的巨大差距,早已说明美国落入甩锅无果,造谣无效的窘地。不料近日竟然在南海问题上连出大招,宣称不承认九段线并炸毁我国岛礁建设,挑战我国主权合法性,摆出困兽犹斗,垂死一战的架势。那我们就得接他这一话柄,并希望引起全世界警觉。

  一,吸取“三反”经验,被迫保护好钱袋子

  对中国强硬已成为特朗普的品牌,既然美国要对中国发动战争,中国必须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特别是金融资产的货币和有价证券。躲避其迫害、远离其长臂管辖。这是应对战争必要准备。

  在谈中美贸易摩擦时,人们谈冷战比较多,谈中美建交后这40多年的各种期更多。但在新中国还在襁褓之中时,美国就率14国军队和我们打了一场真实的战争却谈及很少。1949年11月,美国为挽救对华政策失败,纠集北大西洋公约15个成员国成立了“巴黎输出管制统治委员会”,简称“巴统”,从1950年1月1日起,对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战略物资实行禁运。最初禁运商品500种。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美国开始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并于12月16日正式发布了冻结令,公布了《冻结中朝资产条例》,在美国胁迫下,共有45个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禁运。“巴统”成员国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委员会》,制定了“中国禁单”,禁运商品范围超过1万种。这些给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外汇造成巨大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政务院于1950年12月28日发布了《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根据命令,中国银行与有关部门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处理冻结美国资金办法》、《关于预收美元出口贷款收货人系美籍或美国地区之处理办法》、《接收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救急机关宗教团体外来汇款管理办法》,并启动了三反(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工作。

  仅以反冻结为例,首先检查账户是否安全,其次立即停止与美国及其辖区银行往来,再次将美元头寸转存或套成瑞士法郎转存瑞士银行。同时要求海外各行协助外贸部门驻当地机构设法抢运物资和解救资金。

  中国银行从1950年12月不再发布人民币兑美元牌价。此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使用英镑,基本占到我国对西方贸易的50%,其它用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等13种货币,汇率用英镑来套算(直到1964年英镑出现危机后,中国对外贸易改用人民币计价)。对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主要用卢布结算。

  中美金融解冻工作直到1979年5月11日,中美两国财长代表各自政府在北京签署《中美两国政府解冻资产的协议》后,两国的金融、外贸、外交部门开始认真严肃的谈判,制定工作政策,最后中国向美国支付了8050万美元,收回了1.12亿美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30年的利息所得。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于1980年3月将冻结的1134万美元存款和应补偿中方29年的利息退给了中国银行。

  二,抓住难得窗口期,做好我们的事

  抓住今年年底到明年第1季度之前的难得窗口期,把我们的事情做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特朗普政府做的糗事之一,就是挖自己的墙角,和中国玩脱钩,第1招经贸脱钩,同时玩科技脱钩,美国暂时占了上风,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现在又提出金融脱钩,“把中国踢出美元支付系统,美元与中国脱钩,停掉香港的Swift等”,这与美国政府无底线的量化宽松,让全世界替美元买单,是相互矛盾的。美元、美债的安全、生息和流动性三大优势已经快丧失殆尽。美联储准备随时翻盘,但苦于美国经济复苏不到位,而且不可控因素太多,只好维持其洪荒之力的救市安排来刺激经济。

  北京时间7月30日凌晨,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于0~0.25%之间,7月28日美联储还宣布了将3月份以来推出的9项紧急贷款便利工具中的其中8项延长三个月至2020年底,另外一项工具,即商业融资便利工具将於2021年3月17日到期。这说明美国经济形势下行风险依然很大,美国将自顾不暇,我们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做好自己的事儿。

  三,建议

  (一)揭露美元霸权的虚伪。尽管它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确定的,但从1971年尼克松宣布关闭美金窗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已不是美金,使美元由资产货币变为债务货币。不可再任意发行,向全球收取铸币税。目前美债已高达26万亿美元,其中国外投资者占30%。今年仅6月一个月,美国财政赤字8630亿美元,显然美国正在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来帮助度过当前的困境。揭开美国、美元、美债的神秘面纱,会使美国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对美国的打击比战争还管用。中国学者智库应该多组织一些论坛,从法理上,实践上,讲透美元的霸权属性,及给全球使用者造成的侵害。但是我们也要给世界资金找出路,跨境人民币就是选择之一。

  (二)跨境业务使用美元计价结算、统计的做法应改革

  近年来,人民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上月外管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升到2.02%,创历史新高。但是在国际结算方面与我国跨境贸易和投资的数量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按SWIFT定期发布的数字一般都不到2%。我们在海外的EPC项目使用人民币比重不高,使用美元、欧元和当地货币的还很多,我们“一带一路”投资和对外贸易量都以美元来统计,各自贸区的账户使用美元也占很大比重,这些都是惯例,然而是时候应该改革了!

  回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西方经济、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元为中心的西方货币十分动荡,64年11月中旬英镑出现危机,65年1月中国出口收汇就改用5~7种货币,以瑞士法郎和德国马克交易量最大。67年11月18日,英国正式宣布英镑贬值14.3%,含金量由2.48828克改为2.13281克,对美元比价由一英镑兑2.8美元改为2.4美元。当时正是广交会第3天,几万种商品要重新调整标价,不得不立即停止成交。为保证贸易继续进行,又要减少风险,采取以下几种保值措施:

  1.按英镑贬值14.3的幅度及时调整,英镑折合人民币汇价由原来的一英镑对6.893调低为5.908元;

  2.对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出口,拟定了人民币保值条款,要求进口方按开证日的人民币排价折成港币金额开证,并以开证日汇率保值至开证行付款日;

  3.对香港澳门出口的鲜活商品,争取收现汇;

  4.出口商品以英镑报价时需在原货币基础上加上16.67%,即让人民币升值16.67%,或以英镑计价,要求进口国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付款。

  英镑大幅贬值引起连锁反应,约30个国家和地区货币随同贬值,当时中国出口收汇大,都在英镑区面对西方货币危机,为减少外汇风险,1968年春季广交会开始对港澳地区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同年秋交会开始扩大试点,69年春交会扩大到西欧。当时有商人反对而丢掉业务。西方通讯社散布,中国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等言论,企图影响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推行。在周总理的领导、支持、关心指示下,外贸和银行排除干扰,使试点工作逐步扩大。周总理“对外贸易使用人民币好”的意见,增强了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信心。1968年12月,周恩来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时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一片混乱,而中国金融货币的稳定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人民币的信用很高。”

  人民币计价结算从试点推行到1976年,整整9个年头,遍及五大洲国家银行。在当时的条件下,避免和减少了外汇风险,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誉,人民币虽然是不可自由兑换货币,但取得外商、侨商的信任,能为其接受,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具有特殊意义。但美国人没有参与这段历史。

  (三)企业使用跨境人民币计价结算应提上日程

  人民币国际化加速的最根本条件是交易使用量的提升,欧盟和日本的投资和贸易基本都用本币结算。东南亚各国也正在鼓励跨境贸易使用本币结算。人民银行也参与推动此项工作。

  动员企业为人民币国际化作出贡献,在签合同时使用跨境人民币计价结算。作为卖方市场的出口方和买方市场的进口商,项目投资方在计价结算货币选择上都有主导权,所以应要求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起带头作用,促进更多项目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达到一定比例的可给予相应奖励。

  (四)建议国家设立人民币支付基金

  为了培养国际社会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建议国家设立人民币支付基金,让各国使用基金从中国进口物资,特别是疫情当下进口医疗物资,使他们认识、习惯人民币支付渠道。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人民币公平、及时、准确、专业的清算及结算服务,包括开户、办理清算及结算、购、售、拆借,人民币汇款、转汇、人民币信用证、保函等业务。有了账户,熟悉了就有使用的积极性。

  美联储7月30日宣布将临时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和针对外国央行和其他货币当局的临时回购协议工具的时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

  美国当年推广美元使用时,也是设立了一笔130亿美元支付基金给欧洲国家使用。

  (五)加强对企业和个人的金融保护意识教育

  防特朗普狗急跳墙,铤而走险。要对非金融机构的企业和民众加强资产的保护教育,宣传三防:防美元资产损失、防冻结、防制裁。

  1.防美元资产损失:美债零利率、美元贬值。用美元作为贸易被付的资金,可转成其他可兑换货币,特别是人民币。进口商品可以用出口国的货币或人民币,尽量争取都用人民币,以减少汇率利率损失。

  2.防冻结:一旦战争打响,就会相互冻结对方资产,所以要把流动资产,特别是美元资产转移到第三方银行,最好是中国的银行。

  3.防制裁:企业和个人一旦被美国制裁,现金流就容易断裂,要保护好资产的流动性。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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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 TiKTok的困境与美国的《隐秘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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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界面新闻

  据财新和路透社消息,微软和字节跳动就收购TikTok北美及相关业务的交易,遭到白宫施压,交易仍存变数。一位接近交易人士称,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对TikTok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无论TikTok作何行动,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由美资控制TikTok。

  早在2019年11月,特朗普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CFIUS对字节跳动收购Musical.ly展开调查。CFIUS对“可能导致外国政府获取美国公民的敏感个人信息的交易”有明确管辖权。

  CFIUS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关于美国公民的敏感个人信息,《云法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隐秘战争》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背景。该书于在2019年出版,作者是法国人阿里·拉伊迪(Ali Laidi)。在他看来,美国早已打造了一个由政府机构、私营机构、外交官和智库等组成的、建立在强大的有域外管辖权的法律和情报监听基础上的“经济战”系统,而几乎没有任何企业可以逃过这种 “美国奥威尔式的集权主义”。

  本文摘选了书中涉及到特朗普任内CFIUS和信息战的部分章节:

  从里根到特朗普:经济战争的总指挥

  无论是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领导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监听市场信息。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优先事项就变为维持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从里根到奥巴马,所有的“白宫租客”都认同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观点:“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

  与比尔·克林顿1992年的竞选伎俩如出一辙,唐纳德·特朗普凭借复苏美国经济的口号,赢得了2016年美国大选。他上台后做出的头两个决定都是有关经济的:一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二是冻结与欧盟就大西洋贸易协定的谈判。唐纳德·特朗普既反对不受节制的自由贸易,也不相信多边贸易主义。他的信条是双边主义,即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在入主白宫几个月后,他动摇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稳定性。这个亿万富翁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很简单的目标,但为了实现它,他将实施一个并不简单的计划。他的目标是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他的计划是回归贸易保护主义。在2017年,美国人抱怨美国的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总额高达5670亿美元,其中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占了很大比重(3750亿美元)。然而,其实美国远没有到破产的边缘,而且美国的宏观经济一派向好: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左右,失业率维持在最低水平(4.1%)。所以,美国人民并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是唐纳德·特朗普嫉妒其合作伙伴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欧盟、德国,还有中国。

  特朗普认为美国公司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认为其竞争对手受到其国家的过多保护,甚至包括政府补贴。在他看来,外国公司是不遵守全球化规则的卑鄙小人。他在2018年3月1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7年度贸易报告》中提到了这些问题。“美国不会再对各种违法行为、欺诈行为与经济侵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贸易政策将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来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并加强我们的经济建设。”这份奠定美国贸易理念的官方文件指出,美国人将会采取一切措施来保障“美国制造”的地位,甚至包括单方面的行动。这是对他们的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以及敌人的警告:美国将加强立法,打击世界各地的经济欺诈和经济侵略行为。唐纳德·特朗普热衷于贸易战,而且他认为美国能轻易获胜。

  中国感到自己被特别针对不足为奇。由于特朗普政府惧怕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常常成为总统顾问的攻击对象,其中包括彼得·纳瓦罗,这个人是对华战略中“鹰派中的鹰派”。中国被指责利用多边贸易体系不公平地从美国手中夺走大量的市场份额。美国还指责中国过度保护其国内市场,甚至窃取美国公司的秘密技术。最终,特朗普于2018年3月正式向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宣布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监管机制。虽然这套新机制面向所有国家,但中国仍旧是其主要目标。该机制主要是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手段。该委员会负责监管外国投资事宜,若外国企业想要收购美国企业,就需要征得它的同意。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保护的公司都或多或少与国家安全相关——国防、能源、交通、电子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美国商务、能源、国防以及国土安全等部门。该委员会自1975年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处理过什么案子,也没有行使过否决权。但只要它表示对某项并购案有兴趣,就足以让潜在买家立刻打消收购念头。下面这个案例就证明了其强大的影响力。

  2017年,美国政府禁止中国投资莱迪斯半导体公司,2018年3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反对博通公司公开标价收购美国另一个半导体巨头高通公司,就因为博通公司总部位于新加坡!

  “离中国太近,这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特朗普在2018年3月12日发布的行政令中如此解释。34这是史无前例的奇闻,因为从未有一个国家在两家公司达成协议之前就介入交易并叫停收购协议的。

  尽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已经具有强大的效力,但美国议员35仍想给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多的权力。它希望扩大委员会在经济部门的监管权限,同时将合资企业和少数股东也纳入其监管范围。因此,2017年11月,《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被提上日程,并在2018年8月6日经特朗普总统签署正式生效。36它给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情报间谍更多调查案件的时间。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表示:“这是为应对中国前所未有的投资增速而做出的恰当反应。”2018年6月底,美国甚至想禁止中国人持股25%以上的公司投资美国的科技领域。

  “这项法律具有强大的和潜在的域外管辖效力,”说客帕斯卡尔·迪佩拉是战略领域的专家,他表示,“实际上,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干涉其盟友和经济合作伙伴的决定,迫使其也配置类似的监控机制,从而方便与美国机制间的相互协调。这还不算一种域外法权,但是从域外法权的历史沿革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其前奏。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将外国投资项目置于美国人的监管之下,甚至包括在美国境外实施的投资项目。”该法案的依据是爱思强收购案,美国立法者将它写入法律,使其具有普遍效力。爱思强是一家制造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德国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子公司。它发展的尖端科技可用于制造激光武器、天线和雷达。爱思强在2016年陷入困难时期,中国宏芯投资基金提出以6.7亿多欧元收购该公司。然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在2016年12月4日发布行政命令,禁止该公司收购爱思强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子公司。原本德国联邦经济部已经批准了这件商业并购案,但由于美国方面施压,德国人被迫放弃了这项并购计划。

  《云法案》:一部旨在获取数据信息的法案

  在美国参议员看来,为了巩固美国经济至上的地位,应做出另一个“恰当反应”——通过一项极具侵略性的法案,使美国人能够更便捷地跨境调取他国公司和个人的隐私数据。这项金融法案由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共同通过,规定美国司法部门可以直接访问美国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数据,无论数据是存储在美国境内,还是存储在海外任何角落。2018年3月23日,由唐纳德·特朗普签署并通过该法案,其全称为美国《澄清合法使用境外数据法案》,又称《云法案》。从那以后,美国当地警方以及联邦安全和情报部门能够访问微软、脸书、亚马逊、谷歌等公司服务器上的所有信息,而且是在没有通知主要当事人的情况下。

  奇怪的是,硅谷的科技公司竟然对《云法案》的出台表示很满意。在2018年2月6日寄给奥林·哈奇、林赛·格雷厄姆、克里斯托夫·孔斯和谢尔登·怀特豪斯等参议员的一封信中,谷歌、脸书、苹果和微软等公司表示支持这项法案,认为“其反映了保护全世界网络用户安全的重要共识。这项法案是迈向保护个人隐私权的重要一步”。这些互联网巨头关心的是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而这些参议员考虑的则是国家安全。

  美国《云法案》刚好填补了大数据领域的法律空白。2014年,微软拒绝向美国司法部提供存储在爱尔兰服务器上的电子邮件数据。它认为美国的法律在境外并不适用,因为美国司法部发出的搜查令只在美国境内有效。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存储通信法案》不适用于存储在海外服务器上的数据,因而有必要制定新的法案予以规定。于是,《云法案》应运而生,美国国会声称该法案的出台是为了“打击严重犯罪”。这个概念宽泛模糊,能作为任何入侵数据库行为的正当理由:打击恐怖主义及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打击黑手党和犯罪集团,以及打击欺诈和腐败。

  换言之,它打开了全方位监控的大门。这意味着如果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以及市场监督和监管等部门要求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提供信息,它们无权拒绝。它们甚至要在没有告知用户的情况下,将其数据提供给美国相关部门。除非其用户在与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的合同中加入一项特别条款要求它们在访问前提前告知。

  那么,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可以拒绝向美国当局提供数据吗?针对这种情况,美国《云法案》规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用户(个人或公司)必须是“非美国人”,也就是说与美国没有任何联系。第二,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信息违犯了用户所属国家的法律,而且该国必须是“合格的外国政府”,即已经与美国签署了“执行协议”的政府。截至2018年夏天,还没有一个国家与美国签署这样的协议。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前提条件交由一位负责解决云计算案件的法官来审议。奥利维尔·多尔冈律师称:“这授予法官很大的裁量权,他要自行评估美国利益风险处在哪种范围内,以及这个风险是否可以作为强制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执行美国司法部门命令的理由。”总而言之,美国人仍旧是游戏的主宰。

  一方面,《云法案》的通过意味着美国人违背了国际司法协助方面的承诺;另一方面,《云法案》又与欧洲旨在保护欧洲公民个人数据的法律相冲突。而这些背信弃义的行为对美国当局来说算不上什么。

  多尔冈律师表示:“这项法律是一个规避条约的新工具,确立了各国在刑事、民事与商业案件调查的范围内交换数据的框架。”它取代了美国与其合作伙伴签署的信息交换协议,因为美国人认为后者规定的程序太慢了。美国《云法案》通过后,他们能够直接访问跨国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库,而这触发了信息交换协议中规定的保留条款,譬如禁止提交可能会损害国家安全、主权或重要利益的信息。

  美国《云法案》同时还与《海牙公约》存在冲突。根据《海牙公约》的规定,各国可通过签发国际调查委托书交换贸易和经济信息,而且一国可以拒绝提交可能会损害其主权的信息。

  美国《云法案》根本没有把《海牙公约》放在眼里。它对1968年的《封锁法》同样不屑一顾,尽管该法令禁止任何人未经司法援助的法律程序就对外提交商业和经济信息。

  那么,欧盟最近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意味着什么呢?这部知名的欧洲法律在2018年5月25日正式生效,尽管其背后的推动者声称它是世界上最能保护欧洲公民个人数据的法律文本,但它却完全不能抵挡《云法案》的入侵。很多互联网巨头将其公司的数据存储在欧洲,认为这样就能避免受到美国的监控。它们真是大错特错。实际上,存储在美国服务器上的欧洲人的数据反而受到欧盟与美国《隐私保护协议》的保护。这份在2016年签署的协议取代了之前的《安全港协议》。奥地利的一位法律专业的学生马克斯·施雷姆斯,因为特别担心个人数据被非法使用而向有关部门提出诉讼,最终2015年欧洲联盟法院裁定《安全港协议》无效。欧盟法院发现,即使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监听计划,也无法保障欧洲公民的个人数据信息安全。《隐私保护协议》在美国《云法案》面前算得了什么呢?简直是螳臂当车。尤其是美国当局似乎也没有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因此欧洲议员在2018年6月中旬提议中止该协议。

  美国《云法案》与保护数据安全的整个欧洲法律框架背道而驰。欧盟承诺会对此做出回应。欧盟委员会拟制定一项有关获取刑事案件电子证据的新条例。它会借此机会与跨大西洋盟友彻底了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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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法]阿里·拉伊迪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副标题: 美国长臂管辖如何成为经济战的新武器

  译者: 法意

  出版年: 2019-8

来源时间:2020/8/8   发布时间:20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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