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央通讯社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華府對北京戰略轉向，最近更將中共政權和中國人民區別看待。美媒披露，出身中國、親歷文革的余茂春是川普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推手，深受國務卿龐蓬佩奧的倚重。

美國「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稍早前獨家專訪了余茂春（Miles Yu），並披露這位學者出身的智囊對中共政權的觀點是如何受到川普政府的重視。

報導說，57歲的余茂春是蓬佩奧（Mike Pompeo）的首席對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是美國國務院7樓那些充滿傳奇的政策規劃人士其中重要一員，也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頂層人物，距彭佩奧的辦公室僅幾步之遙。

蓬佩奧讚揚余茂春「是我團隊的核心。在面對中共挑戰時，這個團隊對我提出建議，以及如何保障我們的自由」。

據報導，過去3年，余茂春一直是川普政府重塑美國對華政策的幕後強大力量，其中將中國重新定義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對手。對於華府的對華新政，余茂春稱為「原則性現實主義」。

除了蓬佩奧，被歸為對華鷹派的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也對余茂春推崇備至，讚揚「余茂春先生是國寶」，並說「他了解民主與專制統治之間的區別，並且能比我認識的任何人更好地解釋它」。

白宮方面，低調但在對華政策上深具影響力的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則說余茂春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團隊的「寶貴資源」。

博明說：「在極權主義下成長的經驗，使他成為極權最有力的敵人之一」。

曾親歷文化大革命的余茂春1980年代赴美求學。據指當年是因為私下聽到美國之音（VOA）播放前總統雷根的演說而受到啟發，並留學美國。

余茂春曾就讀賓州史瓦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1994年從柏克萊獲得博士學位後，成為美國海軍學院的教授，為數百名未來的海軍軍官教授中國和軍事歷史。他以前的一些學生目前在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擔任與中國事務有關的職務，仍尊稱他為「余教授」。

他告訴華盛頓時報，「教導美國自由和民主的捍衛者既是榮幸又是特權」，「它完全滿足了我在1980年代初受隆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啟發的思想追求。」

報導引述余茂春說，美國政府自1970年代與北京建立關係以來，華府對影響兩國關係方向的能力顯得過分自信。

冷戰時期的美國決策者讚揚打「中國牌」的策略，這個策略使華府親近北京藉以打壓蘇聯。但余茂春認為，在現實中，是打「美國牌」的中國為自身謀取好處並損害了美國利益。

他並提到，美國高層官員在聲明中經常提到「中國人」，而未區分清楚中國人民和共產黨專政的政權。

余茂春還表示，美國對華另個重大缺陷是政治和政策菁英未能正確衡量北京的弱點和脆弱性，並採取相應合理政策。

他說，「實際上，中共政權的核心是脆弱而軟弱的，它害怕自己的人民，偏執地臆想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抗」。

報導引述分析人士說，余茂春對中國堅定、現實的評估，目前終於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得到應有的重視。

美國「紐約時報」日前報導，美國正考慮對中共黨員祭出旅行禁令。旅美異議人士胡平接受中央社訪問時分析，無論具體能落實多少，美國政府如此做，就是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加以區分，與近來美國高層的言論一致。

華時對余茂春的介紹近日引起中國方面的注意，經常對涉外事務發表看法的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形容他是「在美國制定惡毒的對華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華裔學者」。

来源时间：2020/7/21   发布时间：2020/7/20

旧文章ID：22402

作者：卫泱  来源：台海论坛

综合：胡锡进微博、占豪

原标题：美国制定的恶毒对华政策，据说很多是出自这名华裔

最近，美国对中国的对抗空前加强，以前只是经济上制裁，现在却发展到了军事上。

在众多制裁中，有一个中国人被媒体曝光了。它叫余茂春，一名在美国的华裔学者。

美媒报道说，余茂春是1985年20岁出头时从大陆前往美国留学并定居的，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海军学院教书，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担任和中国有关的职务，仍然管他叫“余教授”。

报道还说，余茂春现在是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他的办公室离蓬佩奥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美国有人称余茂春是美国的“国宝”，他对中国有百科全书般的认识，是“极权主义最有力的敌人之一”。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该校教书，是该校“东亚和军事史教授”，同时兼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

这个以他为班底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团队，负责给蓬佩奥提供针对中国的政策建议。由于他的特殊角色，他事实上成了特朗普政府鼓吹敌视中国的“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再加上他的立场和态度符合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立场，所以他的建议更能获得采纳。在特朗普政府内，他在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扮演角色。

历史告诉我们，“汉奸”狠起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会比敌人更狠，历史上这种情况我们见多了。在这位身上，实际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政府现在的对华政策，可以说是新中国以来最畸形、最变态的对华政策，这种政策果然出自中国人之手。

美国政府如此仇视中共，且能把那么变态的政策进行讨论作为选项，其目的是想分化中国执政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从而找到颠覆中国政权的空间。在看来，美国这种天真幼稚的政策也的确更像出自中国人之手，一个对自己的母国心态畸形的人。

美国政府受余茂春的影响有多深？

我们可以来看看美国防长埃斯珀最近的表态，他在上周六也明确将矛头对准了中共，他说“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让美国领导人担忧，但一个在中共统治下崛起的中国就让美国担忧”，他还明确指出中国对美国威胁比俄罗斯更大，原因是中国有足够多的人口和足够强的经济实力来取代美国。

说白了，他的意思就是，美国能够控制的中国才是美国想要的中国，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不受美国控制，所以他才作上述表述。这也是为什么余茂春给美国政府建议把矛头更尖锐地对准中共的原因，他浅薄地认为，这样可能分化中国执政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从而促使中国内乱。

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真正的坏人就是蓬佩奥和余茂春，他俩合谋把中美关系推到了断交的边缘。

坦率说，一个三十多年前到美国的人，已经对现代中国基本没什么实质性了解了，他根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人的状态，也不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态，他是在以1980年代时的心理状态看待中国。

今天中国人的心态，一方面是对美国极度不信任，这是美国政府过去几年极度敌视中国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通过这两三年与美国的斗争中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美国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中国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弱小。这两件事决定了，美国政府这种小儿科的手段，压根就没几个中国人会相信他们，而且只会让更多中国人更加敌视美国。

虽然，美国千方百计想打压中国，但美国自己真的做好与中国决裂的准备了吗？想过和中国决裂的后果吗？如果没想清楚，如此草率地把中美关系推到断交乃至“新冷战”的地步，甚至用美国的国运来赌博，那是非常愚蠢的选择。接下来，美国政客拍拍屁股走了，那么美国人民承受得起吗？

当然，美国的心美国人自己操，我们只需要做好最坏打算，做好一切准备就可以了。就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美国一定要打压中国，一定要把中国作为对手，那中国就奉陪到底，做一个合格的对手给你看！

来源时间：2020/7/21   发布时间：20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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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俊杰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就在2020年特朗普等美国政要鉴于国庆节期间疫情积重难返而被迫低调走秀之际，《华盛顿时报》刊文爆料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及其内容实际上主要是由其国务院的一个以华裔学者为关键角色的“中国班”制定的，担任这个关键角色的曾经的中国人是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期间赴美留学后担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的余茂春（英文名Miles YU），1962年生于重庆，197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据他自己称，他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有几个美国“富布莱特学者”（“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是美国与150多个国家的学术交流计划，始于二战尾声，但一直没正式登上台面。2006年美国务院举行“大学校长会议”，美国副国务卿休斯宣布计划将是美国2007财年预算中“科学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该计划由参议员富布莱特提出，1946年通过富布赖特法案，以后又因通过1961年教育文化交流法而得以加强，富布赖特奖学金的申请者须有学士学位并提交一年内能完成的学习计划或项目报告）在南开大学交流教学，彼时里根鼓吹的“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促成了他去美国寻找“新生活”的决心。
余茂春1983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求学，198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现任该校“东亚和军事史教授”并兼任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特朗普班底鼓吹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首席中国问题专家”。 余茂春曾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组建由“对中国理解深刻的现实主义学者”组成的“中国班”，其中包括在香港出生的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教授蒋濛等华裔。余茂春是这个班底中的关键人物，帮助蓬佩奥与史迪威制定乃至实施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对华强硬政策的华裔智囊“一把手”。

  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一个重大不足是其建制派精英没能正确评估北京的弱点或脆弱性何在，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通过基于预估中共对美国的愤怒程度而不是以什么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来制定的，这就导致美国建制派经常会屈服于“中共的虚张声势”，美国的此类做法是对中国策略的根本误解，因为中共最擅长于将国内舆论的愤怒程度推高到顶天水平，然后看美国如何反应，不幸的是美国经常被中共的策略牵着鼻子走，直至通过调整对华政策安抚中共的“虚假愤怒”，进而避免与中共展开“想象中的、夸大的直接对抗”，但美国没能意识到其对中国的重大影响与现实优势，其实中国是害怕来自美国的对抗反华强硬声浪的！
      余茂春在特朗普外交团队中的关键地位是美国调整对华“绥靖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蓬佩奥主导的美国外交政策能让一个后入籍的中国学者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承担如此重要关键的角色，至少足以证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正在向更深的层次与领域推进。当年骆家辉作为第一位华裔美国驻华大使曾靠一张华人的脸蒙蔽了不少中国公知，误以为美国的华裔政客会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美籍华裔“中国末日学者”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在中国大陆早已臭名昭著，误导了美国对华政策二十多年而效果乏善可陈。现在横空出世的余茂春对中美关系的危害性较之于上述两位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未来他还将对美国的很多对华政策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美国对华步步紧逼的挑衅套路本该是出自声名显赫的班农、纳瓦罗、蓬佩奥与博尔顿之流，但让中美关系空前风雨飘摇的其实反而是余茂春式美籍华裔“中国通”！反特朗普的美国建制派暗中操盘的《华盛顿邮报》不惜“家丑外扬”，让中国恢复高考后被“天之骄子”一般无比重视培养的留学生余茂春原形毕露。追根溯源，美籍反华智囊余茂春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辜负祖国培养。1979年，17岁少年余茂春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后赴美求学（那个年代大部分属于公派），先后获得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硕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任教之余兼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在美国的高校里任教的科研人员对那个年代的出国留学生来说并不意外，但余茂春的特殊之处至少有两点。一是美国海军学院属于军方院校，除非特别原因不会让中国大陆留学生留人教职，因为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军方的院校任教职很容易触及军方的机密信息；二是美国军方院校的教职意味着务须参与涉及军事的课题研究，包括针对“敌对国家”的情报分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美国制造新自由主义信徒的大本营，曾被其豢养的盘踞印尼长达四十年的“伯克利黑帮”与贻害拉美的“芝加哥兄弟”都是美国为培植买办代理人的策源地，南开大学历史系呢？余茂春不是主攻经济学的博士，但在伯克利分校那样的氛围中也耳濡目染了某种特殊癖好，这也是他被美国军方大学看重的缘由，被中国“名校”公派留学后留美并从政反华，现在中国的有关部门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中国的少数“名校”会否及时“止损”？
      第二，赴美绝非心血来潮。余茂春自称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受到几位美国“富布莱特学者”与里根鼓吹的“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的影响，可见他赴美追求“新生活”绝非一时冲动。据美国建制派操盘的很多媒体报道，余茂春早就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但一直没能得到美国往届政府的重视。特朗普上台后以民粹主义手段推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识，余茂春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措施建议终于与美国的鹰派官僚沆瀣一气了。特朗普将中国重新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蓬佩奥曾任中情局局长，抹黑造谣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原来还有这么个“内行”，余茂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到底是南开大学的什么样的“历史学”教育让余茂春如此丧心病狂地辱华反华？
      第三，若干反华诡计。蓬佩奥搭建的鹰犬班子里不止余茂春一个华裔，此类华裔干过的专门危害祖国的勾当何等无耻！美国参议院、美国众议院、美国国务院都有专门针对中国的“工作小组”，尤其是美国国防部竟然早在2019年就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副助理部长。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邀请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参加的202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听证会上，二人蓄意夸大中国的国防预算而渲染中国的“军力威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各部每周都要召开例行会议协调涉及中国的行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曾公开表示，余茂春是美国国务院定期战略会议的关键人物。

余茂春对美国下列对华政策有过重大影响：

一是导致美方限制中美人文交流。余茂春竟然妄言中共通过利用美国的民主开放与政治交流争取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精英通过资本或智囊的游说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事实上，美国数以百计的基金会（包括“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渗入中国，有的甚至嚣张到公然与中国官方机构联合发布“学术”报告的程度。
    二是渲染或企图制造中共与中国人民的离心离德。余茂春曾扬言美国政府最大的错误是没能区分或充分表达中国人民与中共的差异，谎称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狂热追求与政治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漠不关心早已是普遍现象。事实上，美国的政策文化精英经常将此类狂热追求与马列主义教条混淆起来，尤其是蓬佩奥在最近的讲话中特别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别开来，认为中共而非中国人民才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
     三是贩卖美式自由主义。蓬佩奥将余茂春视为其团队政策制定的核心成员，认为他在如何应对中共挑战以保护美国特色自由主义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回国后很多人身居要职而改变了很多传统外交的理念与行为，不可能只是影响自然科学农业医学等领域，中美两国到底是谁在影响谁？
     四是煽动美国肆意挑衅或强硬对抗中国。余茂春认为中国是害怕来自美国的对抗声浪的，因此竭力鼓吹美国反华肆无忌惮。事实上，中国自中美建交以来从未主动挑衅美国的利益，更无任何取而代之或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余茂春这种荒诞的贼喊捉贼伎俩不可不谓用心险恶。
     五是捏造或虚构所谓的中国盗窃行为。余茂春一直警告中国有系统地对美商业盗窃乃至科技诈骗，导致蓬佩奥在公开讲话中渲染中国的所谓网络攻击、盗窃知识产权，蓬佩奥本身就以撒谎欺骗为能事，余茂春这种小人在背后的扇阴风点鬼火更是“居功至伟”！

事实上，二者是典型的一丘之貉臭味相投，美国的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格甚至称赞余茂春是一个对冷战与美中苏关系有清醒认识的华裔学者，能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战略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
    余茂春煽动美国对培养自己的祖国如此痛下杀手，不是华人败类还能是什么？煽动美国污蔑抹黑妖魔化自己祖国同胞的美籍华裔学者算什么东西？章家敦之流喊“中国崩溃论”二十多年的确给了美国政客不少聊以自慰的安慰剂，用金灿荣教授的话说则是无意中成就了中国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骆家辉阴谋败露后不得不提前终止大使任期，成天撒狗粮秀恩爱的“美满家庭”刚回到美国就离婚散伙了。余茂春式汉奸的危害渲染要远远大于其他两个恶棍，其阴谋诡计贻害的不仅是自己的祖国，误导其美国主子之后也迟早会人走茶凉而晚节不保！

通过南开大学教授任东来的《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一文不难推断余茂春“师承”何人：

“在杨生茂的直接帮助和推荐下，他在80年代培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王心扬、余茂春和徐国琦先后赴美留学，并在90年代分别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成为最早的一批从美国名校历史系毕业的中国大陆研究生。”

杨生茂又是“何方神圣”？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等。1917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7岁入私塾，11岁入高级小学，1931年入宣化初中，1934年入北平高级中学，1938年至1941年就读于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学习，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41-1944年）、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硕士，1944-1946年）读书，1946年回国，1947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61年晋升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1949-1950)、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历史系副主任(1962-1964)、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等，兼任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主任(1985-1988)、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1985-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992-2010）、《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历史教学》编委（1951-2010）、《博览群书》编委（2003-2010）、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与顾问、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等。1959年起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1978年起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被认定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据说杨生茂曾“支撑着当前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半壁江山”，所获奖励有天津市总工会劳动模范（1961年）、天津市总工会“七五”立功奖章、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4年、1991年）、天津市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1987年）、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年、1991年）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等等。学术观点主要是：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但相对主义是与绝对主义相通的；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才是优秀著作；优秀著作应吸收中外已往的优秀研究成果，应答当前社会提出的问题，启发对未来的思考；对外来文化应鉴别吸收，“全盘吸收”观念同“固步自封、”“妄自菲薄”观念一样都是蒙昧的表现；尽管外交决策受到种种易变因素的影响甚至左右，但经济因素是决定国际关系的终极因素；经济是外交决策的基础，政治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外交策略口号服务于政治要求；外交政策实质上是内政政策的延伸；只要国家这一现象存在，外交政策总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一意追求损人利己的沙文主义对外政策会无视权力的极限，陷入霸道主义强权政治的自我损毁的深渊。他曾与张芝联、程秋原合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美国历史百科词典》，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等。如此学富五车载誉而归且“桃李满天下（主要在美国）”，尤其是教出余茂春这样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其他“名校”师生当如何看待此类同行？！

至于鼓吹杨生茂的南开大学教授任东来，1961年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1985年、1988年先后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与世界史博士学位，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起任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0年被评为副教授，1998年晋升教授。1999年获得南京大学首届华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出国访问进修奖，2002年起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200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1992年起以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身份先后前往美国、挪威、意大利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访学。除了在《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历史》、《抗日战争研究》、《欧洲》、《战略与管理》等刊物发表一系列外交史或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论文，任东来还曾以“东来”的笔名在《书林》、《读书》、《博览群书》、《南方周末》、《学术界》、《社会科学报》、《世界知识》、《联合早报》（新加坡）等报刊发表学术评论或国际评论，2002年起为《南方都市报》撰写每周一期的国际评论专栏。其公开出版的著作有《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小视角下的大历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美国对外政策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拔出萝卜带出泥”，从任东来到杨生茂再到余茂春，中国“名校”的“名师”是怎样发迹的？物以类聚使然！

看看南开大学“优秀”毕业生余茂春的“历史学著作”何等雷人吧：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Security (Routledge Pub， UK， June 2015），ed， with Lowell Dittmer

New Interpretations in Naval History：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eenth Naval History Symposium (The Naval Institute Press， April 2009)，ed.

The Dragon’s War：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The Naval Institute Press， August 2006）

美国间谍在中国——美国档案馆绝密档案（香港、纽约：明镜出版社，1999年7 月）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997）

余茂春早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就认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历史叙述”是浪费时间，在美国任教后曾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自称经历了“疯狂的文革时代”，尤其是“激进革命的暴力荒谬和意识形态上的尖叫，对生命、社会信任和公共道德的破坏以及对任何西方或资产阶级的仇恨”颠覆了他的“童年最纯真的认知”。蓬佩奥认为，余茂春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理解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并在这一点上比任何人都能更好的进行解释。”

余茂春本人对美中两国的学说的确也有深刻的了解，从学术乃至政策实践的角度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史迪威甚至将余茂春视为美国的“国宝”、特朗普外交团队的“宝贵资源”。由于余茂春之类的美籍华裔反华学者变本加厉的摇唇鼓舌，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将会给中国的外部环境造成更多障碍，中国对美外交也必须及时根据这种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反制策略。 多年读史的经验告诉我，读史一旦钻进牛角尖就会用显微镜看待“历史遗留问题”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尤其是会对历史虚无主义那一套小资产阶级历史观失去免疫力。当然，在这个领域有免疫力护体的才有可能是真正有强大气场的国之重器。比如同样是历史系本科出身的钱三强，1936年大学毕业时抗日战争已在眼前，他觉得学理工科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更有可能精忠报国，于是改学物理学专业留洋深造而直至跻身于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列。

回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国家视角，哪个国家诞生之初不曾猥琐发育野蛮成长？包括现在被街头暴乱推倒雕像的美国开国元勋们，哪一个不曾有过难逃历史局限性的“不当”（其实只是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才显得过时了）言行？更毋庸说普通人的莘莘学子历程了，玩世不恭未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寒窗苦读心路历程，但至少青春叛逆都是不同程度地绕不过去的。谁会因为自己当年的少不更事而对自己中老年高深莫测的“蜕变”全盘否定？更毋庸说大到一个国家的草创乃至开疆拓土了，何况是经过战争或革命而凤凰涅槃的全新国家？对一个人吹毛求疵并不难，对一个国家吹毛求疵就更容易“罄竹难书”了，但国仇大于家恨，吃里扒外的秦桧、汪精卫式政客无论怎样被公知翻案都挣不脱历史的耻辱柱，这才是货真价实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当年汉朝太监中行说帮匈奴单于设计的细菌战害死了一代名将霍去病，古今中外的历史教科书对其汉奸角色的盖棺定论罕有歧见，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更有戈兰伐甘式“铜头蛇”被盖棺定论为“美奸”，余茂春乃至杨生茂、任东来之类的“历史学家”当如何提前为自己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盖棺定论“量身定做”？无论革命还是割据，无论内战还是国际战争，胳膊肘往外拐调炮往里揍的内奸都是不可能衣锦还乡的，除非中国这种昔日的半殖民地甘心被殖民。

来源时间：2020/7/21   发布时间：2020/7/20

旧文章ID：22389

作者：王勇  来源：《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

当前中美关系处在更加关键的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关系。疫情可以说是今年飞出的一只最大的“黑天鹅”，人们在年初展望2020年形势时是无论如何无法想象到的。

笔者认为，在观察当前中美关系形势与今后一个时期走向时仍需持谨慎观察的态度，主要是总体形势发展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可以看出未来形势发展的一些明显的趋向性。

一、中美全面竞争格局形成，走向“新冷战”趋势加快

第一，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过去以合作为主的关系格局，转向以冲突、竞争甚至战略竞争为主的关系模式。多年以来，笔者每年都有机会访问美国，就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问题进行专题调研，走访机构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主要智库、产业界，也包括找机会与普通民众进行交流。总的看法是，中美关系的性质确实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美国发动贸易战，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争夺世界新科技制高点。中美战略竞争表现出类似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关系格局，而此次疫情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的格局，疫情期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竞争的特色更加明显。

第二，美国推动中美全面竞争的对华新战略。

特朗普上台以后经过开始一段时间的混乱，对华政策的方向与决策的框架越来越清晰，即推动形成一个“全政府”“全社会”的应对中国的战略。所谓“全政府”指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加强两党对华政策上的协调;“全社会”指动员媒体、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安全鹰派认为，中国这一可怕的对手恰恰具有“全政府-全社会”动员能力、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尽管美国受到体制限制真正做到“全政府-全社会”并不容易，但是，一旦认定中国为敌人，它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就像当年对付前苏联一样。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实际上“冻结”了过去对付苏联的体制、工具、资源等冷战工具，在当前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美国的冷战体制正在复活，美政府正动员资源，加紧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思想文化战、意识形态战。

第三，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形成“新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气氛，中美关系处于“新冷战”前夜。

当前美国对华关系上出现了“三派”合流的局面。一是贸易鹰派，他们不满意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认为中国在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二是安全鹰派，他们完全把中国当成美国中长期最大的威胁，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打压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三是人权鹰派，他们利用香港、新疆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压制人权，对外推行美国模式与美国价值观。安全鹰派主要由共和党右翼、极右翼组成，人权鹰派则主要来自民主党。在几乎所有国内问题上，左派和右派之间都存在巨大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两派共识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

美国对华舆论环境的收紧体现在主流媒体、政治人物攻击中国大行其道，而实事求是发出不同声音的人越来越少。最近两年，在与美国朋友交流时，笔者发现，他们一些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上的“新麦卡锡主义”正在抬头，大家不敢说话。其中一些长期主张对华“接触”的人对中国近些年的变化也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对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政治变化感到不满意，这也是导致其中不少人不愿站出来为中美关系说话的原因。2019年5月，中美贸易战升级后美国100名前政要与重要学者发表联署信，被认为力图改变对华舆论简单划一的现况，试图冲破“白色恐怖”的舆论氛围。

美国当前对华不利舆论氛围的形成，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即来自美国跨国公司、华尔街的全球化精英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声音受到了民粹主义以及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的压制。全球化精英不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替中国说话，不敢公开“挺”中国，因为他们本身也成为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攻击的对象，因而在美国国内遭到“清算”与攻击，他们不愿意在中国问题上发声过多，从而引发特朗普的“铁粉”们将矛头指向他们。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势力认为，全球化分子是导致美国衰落的主要推手。在中美贸易战的紧张时刻，来自华尔街的全球化精英只能在幕后发挥作用，但是这也招致特朗普执政团队成员的尖锐批评。比如，2018年11月，就在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参加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见面之前，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顾问纳瓦罗在公开讲话中直接批评华尔街投资机构负责人，指责他们是“充满铜臭、不请自来的说客”。我们看到，华尔街在幕后做工作是能够起到一定缓和紧张关系作用的，当然他们的要求是中国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

二、疫情与选举加剧中美全面竞争关系

第一，中美疫情处理、应对方式与效果差异大，引发美国强硬派恐慌心理。

美国舆论与精英人士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是最好的，科技实力最强，为什么疫情造成的灾难使得美国更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或如美国媒体所讲是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表现。

应对疫情举措与结果加剧了中美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竞争，美国对华鹰派将中国的国际抗疫援助与国际合作“政治化”“妖魔化”。与此同时，他们利用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影响力扩大的担心，试图组建一个对华意识形态联盟。

第二，美国政府发动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宣传战，转嫁疫情责任。

为了掩盖疫情处置失当，同时也为了阻止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强硬派、特朗普本人大力宣扬“中国病毒论”“中国实验室泄露论”“中国疫情掩盖论”“中国赔偿论”“中共世界威胁论”等，这些论调经由美国媒体与其控制的国际媒体的宣传，传播至世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了本应有的国际抗疫团结。可以说，美国对华鹰派动员起旧有的冷战体系与资源，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宣传战。

第三，大选与两党竞争使对华舆情进一步恶化。

美国大选、两党竞争在疫情下进一步恶化了对华舆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所特有的两党竞争模式，加剧了对中国污名化，使得中美竞争更加复杂。美国国内政治社会严重分离，近年来政治“极化”严重恶化，左右两派势均力敌，民主、共和两党权力斗争加剧。

特朗普为了转嫁抗疫不力的责任，大打“中国责任”牌，极力“甩锅”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撇清与中国的关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现在正试图与中国拉开距离，甚至批评特朗普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不够强硬，表示当选之后将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两党竞争的结果是彼此争相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姿态，对涉华舆情、两国关系气氛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污名化中国致使对华关系的舆论与民意基础严重恶化，目前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美国公众比例攀升至66%，达到相关调查历史最高点。

受到竞选利益的推动与个人政治野心的影响，最近十年崛起的少壮派保守政客通过污名化中国，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共和党参议员柯顿(Tom Cotton)任参议员四年时间，第一任尚未做满，年纪轻，拥有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位与从军的经历，觊觎四年之后的美国总统大位。他在美国政客中最早炒作“武汉实验室病毒论”博取了很大名声，污名化中国助其成为少壮派右派野心政客的“领跑者”。

美国强硬派在“甩锅”中国方面加强了对于美国舆论的操控。据2020年3月17日美国《野兽日报》(Daily Beast)的报道，特朗普、彭斯在今年2月底就已启动掩盖疫情失当的宣传战工作，副总统彭斯亲自为体制外的保守自媒体代表人物进行吹风，布置任务。在这个方面，特朗普前政治策略顾问班农主持的网络直播战新冠“战情室”，制造种种谣言，极力推动“武汉实验室泄漏论”“中共世界威胁论”等论调，同时借助保守媒体福克斯电视台发声，对毒化美国涉华舆论起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加之媒体披露的共和党竞选宣传纲领指示嫁祸于中国，帮助掩盖共和党政府抗疫的无能等，都是特朗普政府与共和党相互配合，操纵美国舆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表现。

此外，美国政治中破坏中美关系成为一种生意。美国政治其实是一个“政治市场”，华盛顿的律师、学习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从业者围绕着这些政客构成一个庞大的政治市场。

第四，疫情期间三股反华势力活动与议程有所调整出现分化。

贸易鹰派暂时“停歇”活动。他们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感到暂时满意，但是担心疫情使得中国无法履约，兑现采购美国货的金额。贸易鹰派代表人物是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很少看到其露面。对华温和派代表美国财政部部长因疫情问题受到安全鹰派的攻击。他们是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牵头人，在幕后推动两国继续执行第一阶段协议。

温和派现在遭到安全强硬派的攻击，安全鹰派除了配合特朗普“甩锅”中国外，还要将抗疫不力的责任嫁祸于温和派，试图瓦解对华温和派对他们推行极端政策的抵制。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向美国媒体透露，他是白宫内部最早主张对中国采取停止与中国来往航班政策的人，而对华温和派则怀疑他的动机。

安全鹰派抓住疫情的机会推动中美“新冷战”。安全鹰派推动“新冷战”的图谋越来越明显，以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所谓“深层政府”(deep state)，主要由美国情报部门、国防部门和军工复合体构成，他们主张利用疫情断绝与中国的全面往来，推动升级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同时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推动建立美国主导的排除中国的“经济繁荣伙伴联盟”。

人权鹰派在过去炒作中国的人权问题，在抗疫期间将武汉封城称为违反人权，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抗疫中的运用，强化中国是所谓“监控国家”等形象。但是，他们的势头在疫情冲击之下大为减弱，同时对美国的体制反思增加。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在疫情问题上过于集中于中国，将帮助特朗普“甩锅”中国，从而不利于民主党的选举。

三、中美全面竞争形势下加强对美沟通工作的对策

疫情延续并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的局面，受到疫情、美国大选与安全鹰派的操弄，中美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中美正加速滑向全面对抗的“新冷战”格局。面临这一形势，建议从以下方面做工作，争取改善中美沟通。

第一，面临中美“新冷战”以及“去全球化”的威胁，我们还是要高高举起开放发展、改革发展的大旗，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扩大对外交往。面临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要更自信，更勇敢地扩大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号召力是很强的。

第二，推动中美两国再次确认双方的共同利益，防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对宣传与社交媒体的影响。之所以需要再次确认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因为在当前高度竞争的情况下，两国更容易忘记诸多实际的共同利益。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实际上就是再次确认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比如中美可以共同应对国际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越来越严重的全球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根据相关研究，随着气候变化，类似于新冠肺炎的疫情可能会不断增多，全球威胁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中美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必须合作。

第三，警惕美国安全鹰派继续强化推动中美“脱钩”特别是教育、人文交流的“脱钩”。经济“脱钩”是需要时间的，疫情后公共卫生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正推动药品、医疗与防护装备等相关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但这是需要时间的。教育和人文“脱钩”对中美特别是对中国损害最大。美国强力部门最近几年利用手中的权力，威胁恐吓与中国相关机构交流合作的专家，哈佛大学化学系系主任被起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应对美方的“脱钩”，我们的总原则应当是扩大深化交流渠道，“挂钩”“再挂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头脑发热加剧对立。

第四，改善与美国传统媒体、新媒体（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的关系，做到温和耐心，实事求是，讲好中国故事，帮助他们去除对华偏见。沟通交流总比不做工作好，要更好地、实事求是地全面介绍中国的情况。讲好中国的故事，减少对方的偏见与误解，需要我们提高沟通本领，拓宽新闻传播渠道，比如在发挥官媒主渠道的同时扩大市场化媒体运营的空间，信息获得的多样性有助于美国与西方公众对中方传播信息的接受度。

第五，继续做好美国工商企业界的工作，再次确认互利双赢良性的互动关系模式。2008年以来，这种关系模式有越来越弱化的趋势。笔者通过与中国美国商会、上海美国商会、美国总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负责人的沟通发现，他们了解关心中美关系发展，愿意延续互利合作，但是在中美两国都面临较大的压力，他们与中美两国政府部门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最大的牌还是中国市场牌，要加强有关中国产业政策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相符的研究与审查，对于产业补贴等政策要做更多的解释工作。应当鼓励更多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兴业发展，为它们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

第六，加强、改进与美国重要智库的沟通交流工作，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重要智库对于塑造对华舆论环境、影响美国涉华决策起着较大的作用。最近几年随着中美双边关系紧张程度日益上升，智库交流明显减少。要继续做好美国智库的工作，多交流、多对话，特别是提供更多的旅行和工作的便利，比如改进签证待遇等。通过扩大深化与智库人员的交往，借助他们重新塑造客观公正对华友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还是有做工作的空间。

第七，继续做好大学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工作，保证教育交流、扩大对话的渠道。美国大学学者相对来说更独立客观，比智库和媒体更客观。美国特有的“旋转门”制度为大学学者、智库专家提供了参政的渠道。

第八，要继续做好美国地方的工作，加强中美地方交流工作。美国安全鹰派企图破坏中美地方交流。比如，他们注意到，中国民间智库发表的美国地方政府对华倾向性的研究报告，蓬佩奥在州长会议上即点名威胁被认为对中国友好的州长。当然，我们在做美国工作时要特别小心，说话要谨慎，内外有别很重要。

我们在扩大中美交流时，继续确保做工作和斗争揭露两手都要硬。要揭露对华强硬派破坏两国关系和平稳定、推动“新冷战”的图谋，通过斗争揭露压制其嚣张气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平衡，抑制强硬派制造对华舆论“白色恐怖”气氛。

最后，在做好外宣、对外沟通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强内部沟通，做好国内共识塑造工作。要做好有关我国国内体制、重大政策问题的国内沟通工作，创造对外沟通的良好国内生态环境。从中美贸易战到抗击疫情，均能看到各种意见分歧，国内的分歧也会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特别是美国精英人士对中国的认知。内部沟通工作要更加细致人性化，以帮助国内知识界、舆论界紧跟时代与世界的变化，提高认知水平。当前国内外形势交织在一起，情况十分复杂，专家们往往更了解本领域的问题，但对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国际斗争的严重程度缺乏足够的认知。建议加强相关问题的沟通工作，包括高层领导人对重要的专家学者直接做沟通工作。

来源时间：2020/7/20   发布时间：2020/7/12

旧文章ID：22398

作者：马丁•迪克森  来源：FT中文网

“也给他上米饭!”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命令自助餐柜台后的服务员。米饭?我可没说要米饭呀。我更爱吃土豆，我刚从展示柜中点了它，用以配自己点的酿焗鸡。但既然唐纳德也想让我来点米饭，再拒绝就显得失礼。毕竟Trump Grill是他自己名下的餐馆，Trump Grill餐馆就设在特朗普大楼(Trump Tower)的地下美食广场，它是用木质板材单独围起来的会所式区域，专供美式餐饮，特朗普大楼是唐纳德在曼哈顿名气最响的建筑。

说句心里话，我倒真希望能从Grill餐馆的套餐内自选——若作为游客的话，自己想来份“王牌烧烤汉堡”(Trump Grill Burger)，随后再来份“特朗普冰淇淋”(Trump’s Ice Cream)——但这位亿万富翁地产商明确表示吃自助餐方为上上策，他对我说这在“全纽约城最好的(the best in New York)”。

但看来这家全纽约最棒的自助餐厅生意也并非那么红火。事实上，我和特朗普是仅有的两位用餐者，但如今正值隆冬，属于淡季，而非旅游旺季，特朗普一直坚持说旅游旺季时吃饭队伍排得甭提有多长。

66岁的特朗普身高体壮、站姿笔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来得精神，虽说他的蓬松头发已经渐趋花白，也不如想象中那样富有弹性，而皱纹也开始爬上他柔顺光滑的脸庞。他穿着一身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行头——灰西装、白衬衣、普通丝领带(今天则换成了鲜红色)。

他帮我挑选鸡肉。“那块看来最合适!”他说，并用手指着整个鸡身上最肥美、最金褐色的那部分。他自己则点了青灰色牛肉三明治与土豆。回到桌子坐定后，我诧异的是即使最司空见惯的东西，只要与特朗普本人有关联，他都是极尽溢美之词。把一切说得天花乱坠似乎早已根深蒂固，应该用个形容词来称呼：也许用特朗普式的玄乎(trumptastic)挺合适。

但特朗普(纽约小报讥讽他是“吹牛皮富豪”)挖空心思，坚持不懈进行自我推销，并创建了全世界最知名的特朗普品牌：他著作等身，用的都是《跟亿万富翁学思考》(Think Like a Billionaire)这种催人奋进的书名;他还是电视圈的常客，而他自己主持的热门节目《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如今则被重新包装成《名人学徒》(Celebrity Apprentice))马上将在美国播出第十三季节目;从政治(他认为奥巴马再次当选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与歪曲”)到商业哲学及高尔夫，他都会热情洋溢地向200万追随者兜售自己的理念。“我夺过很多次高尔夫俱乐部锦标赛，”他告诉我——实则只有两次。

我希望在“与FT共进午餐”的宽松访谈氛围中，能够透过其张扬的外表，直入其内心世界，但就餐环境似乎很不适合。自助餐意味着我俩不可能在点菜上花费太多时间。喝着健怡可乐(Diet Coke)等菜时，我就主动问他的饮食口味(“各种风味都行——意大利面、牛排……”他对我说)以及为何滴酒不沾。

他向前倾了倾身子，用记者招待会那套方式矜持地回答我，说话声音很柔和(这点很出人意料)。“这么多年来，我亲眼目睹了有多少人由于酗酒而自毁生活……本人既有优良品质，也有不良品质，但我从不谈论自己的不良品质。”我打趣说这可以稍后再聊，但他脸上并未显露高兴神情。

看来我非但没能打破尴尬，似乎适得其反。于是我就转向房地产这个稳妥话题，并对他说我俩还很有缘：因为我自己的住所就在滨江大道(Riverside Boulevard)————这些位于哈德逊河畔(Hudson river)的新建住宅楼群就由特朗普开发，足足占了曼哈顿上西城(Upper West Side)10个街区的地方。

他的神情不再僵硬，而是又变得眉飞色舞起来。我如释重负，但对此并不感意外：尽管在娱乐圈如鱼得水，但房地产是他的发迹起点，目前仍是他的主业。

他父亲是一位在纽约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区(boroughs of Queens and Brooklyn)靠自力更生发家致富的地产商，他本人则被老父亲送到军校，接受严格训练。他后来入读沃顿商学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毕业后则与父亲一起打拼——作为监工，他干得异常卖力，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决定置之不理父亲的忠告，转而把目光投向了繁华喧嚣的曼哈顿。年纪轻轻的他挑选地段眼光独到，是自我推销的天才，而且又表现得非常自信，因此1983年、当时他30多岁就建成了特朗普大厦。

但随后他遭遇了沉重打击。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与楼市极度不景气重挫了他的生意——尤其是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举债经营的赌场与酒店。特朗普名下的产业好几次根据美国破产法案第11章(Chapter 11)申请破产保护。但关键是特朗普个人从未破产，而且他成功地东山再起，创建了一个横跨房地产(通过众多打着特朗普品牌的资产)及娱乐业的庞大商业帝国。他不但合伙拥有《飞黄腾达》(如今成了全球连锁经营节目)，而且又是“环球小姐”(Miss Universe)选美比赛的合伙老板。

他选定与我共进午餐的特朗普大厦仍是他商业帝国的中心。青铜色的玻璃幕墙和独特的锯齿外形设计历经岁月依然显得那么迷人，特朗普大厦地处第五大道(Fifth Avenue)、紧临蒂芙尼公司(Tiffany & Co)，这样的黄金地段是购物者魂牵梦萦之地。特朗普如今就与自己的第三任妻子梅拉尼亚(Melania)在大厦顶层工作与生活。当过模特的梅拉尼亚出生于斯洛文尼亚，比唐纳德足足小了24岁。他们居住的豪宅是洛可可风格，外表全部镀黄金，从楼上眺望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美景一览无遗，这也是所有血气方刚男孩梦寐以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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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曼哈顿上西城的故事则显得更为现实：100英亩的土地原先是废弃的铁路站场。当时只有20多岁的特朗普就意识到这是曼哈顿未曾开发的黄金地块。但前前后后花了大约30年，在经历了经济的跌宕起伏以及政府规划的纷争后，他最终在当地华人的支持下成功开发了该地块。他原先的设想是开发兴建一座电视台以及全球最高建筑，然而预期不断降低，最终建成的是一排普通的住宅楼——从此以后，畅销不已。

特朗普问我住哪幢楼。“很理想，”他说，“你要知足，这个地段很棒。你知道是我开发了这个地段;它给我带来了滚滚财源……住户都喜欢这个住宅区!”

我说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这是老生常谈，永远别放弃。但我最终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在纽约城中建了另外一个城……住户们都很喜欢这个住宅区，他们绝对喜欢，所以这很给力!(People love it. They absolutely love it. So that’s great)”他恭喜我对房产眼光犀利，我也顺势对其物业公司所雇大楼员工的素质大加赞赏。原先的尴尬烟消云散。

我们点的菜端上来了。我的盘子里有鸡肉与米饭，但没有土豆。不过没关系。特朗普指着他盘子里的土豆对我说：“味道没得说!是想来点土豆还是米饭?”

“我要了米饭，”我说，急于想避免再次把时间耽搁在这些不必要的事情上。

我于是问他如今在忙些啥，他则把话题转到了苏格兰以及他在阿伯丁(Aberdeen)海岸边兴建的高尔夫球场，球场已于去年夏天正式启用。

“球场档次非常非常高(It is very, very highly rated)，高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大家都说这是全球最好的球场。”这种说法又表现出特朗普式的玄乎，但该球场确实得到了顶级高尔夫选手的啧啧称赞。

我说他仍然遭遇了强大阻力：土地开发尽管得到了政客与商界领袖的支持，但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当地居民的一致谴责，他们愤怒的是：这个被沙丘环绕的地块原先是用来兴建特殊科学研究的场址，但政府却仍然通过了兴建高尔夫球场的规划。

“您知道，”特朗普说，“做任何大事都会遭遇反对意见。”他马上列举了自己在全球各地(纽约、芝加哥以及苏格兰)引发抗议的很多开发项目。“我开发的很多项目争议不断。但大家只要一看到结果，就欲罢不能地喜欢上了!”他还补充说，勿庸置疑，苏格兰高尔夫球场所遭遇的反对声也是提升自己知名度的绝佳手段，它们让该球场名声大噪。

我俩的谈话停了下来，因为这时有个年轻人恰巧经过桌子并向他问好。是他的老三埃里克(Eric，唐纳德共有五个孩子)。与他的哥哥小唐纳德(Donald Jr)与姐姐伊万卡(Ivanka)一样，埃里克也在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sation)工作，他刚才就在Grill餐厅吃午饭。

埃里克走了，但几乎同时，另外有两人也向他问好。是小唐纳德与伊万卡，他们也都在Grill餐厅吃午饭，庆祝老爸刚给他们搞拈的“一桩大买卖”。

“这可是纽约市中心最好的餐馆，”伊万卡主动说，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我们都心知肚明，因为我们一直就在这儿吃午饭!”小唐纳德插话说道。

凭借自己在珠宝与香水界的打拼，伊万卡功成名就——这是特朗普品牌活生生的代际传承与延伸。Grill餐厅甚至有一款沙拉以她的名字命名。或许我该点这道沙拉?

他俩走后，我内心思量特朗普式的玄乎是否会遗传。“与孩子们一起奋斗，这种感觉很爽，”特朗普说，“他们能力都很强(They are very capable).”能力很强?他这么评价自己的孩子，我突然感觉太过谦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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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几分钟时间，说自己在“这些巨大的沙丘、苏格兰巨型沙丘、全球最大的沙丘堆中”成功兴建高尔夫球场，对实质问题压根不提：他如今正与亚历克斯•萨尔蒙德(Alex Salmond)的苏格兰政府当局周旋较量，因为担心政府会批准在海上兴建一排排风力发电场，而它们就在特朗普已建的高尔夫球场与待建的第二座球场的视野范围内。

我主动提及这个话题。“我觉得不该兴建风力发电场，”他说。“我建了一座举世无双的高尔夫球场，我不希望风力发电场破坏它。如果不阻止兴建风力发电场，它们就会彻底毁了英格兰与苏格兰。风力发电场正在不断蚕食破坏英国的乡村美景。”

他继续变本加厉地发挥：“我有大功于苏格兰，甚至英国……在居民房附近兴建风力发电场，房屋被推倒，价值观被摧毁，很多人在情感上就彻底垮了。但过去他们默不作声，如今有人替他们大声疾呼：那都是我。我也支持他们起来抗争，老百姓已经起来反对兴建这些奇丑无比的怪家伙。”

竟然由唐纳德特朗普支持当地人起来反对兴建风力发电场，这真是个巨大的讽刺，但这样的讽刺似乎对他本人没起啥作用。我问他：如果风力发电场利用绿色阳光来发电呢?“我将去法院起诉，我觉得这将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哎对了，鸡肉味道如何?”

“不错，”我壮着胆子回答道。

“特别棒吧?”他说。“要知道这是全纽约生意最火的餐馆。”我环顾四周，但生意似乎依然很冷清，肯定是冬季的缘故。

服务员过来清理盘子。“瞧瞧记者同志的空盘子，”特朗普大声说道。“我觉得咱们的客人很喜欢!一般体重者竟然吃完了整只鸡，太给力了!好，干得不错，伙计们!(I think he liked it! For a non-heavy guy to wipe out a whole chicken, that’s pretty good! OK, good job, fellows!)”他对服务员这样说。

我的脑海中立马呈现的又是“特朗普式的玄乎”。没错!对于我这样的“一般体重者”(说得更直白些，本人是个子矮小者)竟然吃光了整只鸡，活生活地证明了我胃口惊人、菜味上乘。但此念头转瞬即逝，我突然记起自己并没有吃掉整只鸡，而仅仅只是鸡大腿罢了，我的全部热量摄入可能和平时大同小异。然而，我觉得始终沉湎于这种自我陶醉、自我迷惑的成就感中，也未尝不是快事!

我又点了咖啡，而特朗普又点了杯健怡可乐。我俩于是转向政治话题，特朗普一向喜欢指手画脚，如此鲁莽行事招到了民主党的讥讽嘲笑，也让共和党阵营坐立不安。他的最新动作就是去年10月份承诺爆料可能改变总统选举进程的新闻。结果，他只是旧事重提了“奥巴马出生地”问题——他声称奥巴马总统并非出生于美国，并说如果奥巴马能拿出他的护照记录、大学申请及大学成绩档案，他将向总统指定的慈善机构捐赠500万美元。美国选民对此反应冷淡，奥巴马也成功得以连任。

我问他对此感到后悔吗?“不，很多人还因此对我有了好感，”他说，并声称自己曾经把捐赠金额提高到5000万美元。

我又把话题转到了他的年老问题：众所周知，他是个工作狂，但打算悠着点吗?“不会，我感觉良好……而且身体很健康——全托上帝保佑!”并用手敲了一下木板墙，甚至还当场称赞：“真是好木头!”

“如果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上班，是真喜欢，不是光动动嘴皮子，而是发自内心地真喜欢，那么就能永葆青春活力。我真的喜欢自己的工作。”话语之间，能感觉到他是真喜欢工作。

我问他将来如何处置自己的遗产?“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事业有成。我觉得自己也算是全球拥有巨额财富的富翁，我的个人财富超过80亿美元。”

在整顿午餐的客套话中，此时显得颇为微妙。他的公司并未上市，再加上特朗普品牌的资产不断出售以及不断特许经营，让外界很难单独评估出他的真实财富。我鼓足勇气说：据福布斯(Forbes)统计，你的净财富额接近30亿美元。

他马上否定了我的说法。“我不知道外界说啥。大家无法获知我的准确财富额，但我的个人财富总额超过80亿美元。”他还补充说自己打算竞选总统时，整理档案后，发现这个统计数据完全靠谱。他说，拥有巨额财富后，工作并不是为了赚钱。“我只是享受不断创造的乐趣。”

我问他会亲手把产业传给自己五个孩子吗?“没错，会在适当时候。”但他补充说地产商永远不会退休。“他们只会越来越老……有趣的是：我们只会对建筑进行‘整容手术’，而不会自己给自己下手，对吧?”

时间差不多了，该买单了。他感到逗的是《金融时报》还坚持在他自己开的餐厅里付账。“这太有趣了。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按照你们《金融时报》的惯例，我们抹抹嘴走人就成?

他把我送到特朗普大厦的粉红色大理石大厅中，两边都是货摊，卖的都是各种特朗普品牌的产品——图书、帽子、衬衣、领带、玩具熊、香水以及袖扣等。他询问员工生意如何。对方热情地对他说相当好，并说最畅销的当属《唐纳德的智慧》(The Donald’s wisdom)的一本袖珍书，并用玻璃纸把它与一块金巧克力包在一起，巧克力上标着“TRUMP”的字样。

然而生意似乎也并不咋样，我没有见到有其他顾客。肯定是冬季的缘故，一再对自己说。步上第五大道上时，我的身体因气候寒冷而麻木，大脑也被这些神乎其神的玄乎话麻痹了。

马丁•迪克森是《金融时报》美国站主编

特朗普Grill餐厅，纽约第五大道725号

725 5th Avenue, New York

Chicken Fresco $21.00

烤鸡肉：21美元

Steak Sandwich $21.00

牛肉三明治：21美元

Diet Coke x3 $12.00

3份健怡可乐：12美元

Coffee $3.00

咖啡：3美元

Total (incl service) $74.06

总计(含小费)：74.06美元

来源时间：2020/7/20   发布时间：2013/3/28

旧文章ID：22396

作者：王陶陶  来源：王陶陶

摘要：“让我的敌人骂我是一个侵略者，这是小事，但却不能让整个欧洲先联合起来对付我的国家”——腓特烈大帝

从2015年到现在，关注中美关系变化，已经差不多五年了，这五年来，我接触过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参加过不少专门的论坛，目睹过诸多重大的具体蜕变节点。凡此种种，说起来，感慨良多。

今天看到有篇文章说我鼓吹战争，其实是完全不理解我。我并不是什么激进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我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很多人可以拿我对疫情发展的不了解嘲讽我，但我又不是疫情专家，那种垃圾文章错了很正常。但要谈到对政治局势发展的理解，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能与我相匹敌的也没几个，这不是空口虚言，而是真实的政治判断力使然。

实际上，我之所以现在呼吁做好对美战争的准备，就是因为外交已经没有希望(外交只有存在模糊空间的情况下才有机会，现在没有任何模糊空间)，冷战确定无疑地即将形成，更糟糕的是，对美战争的风险已经迫在眉睫。

这不是我第一次被人认为是危言耸听。

记得2016年南海事件后，我深知中美关系从此将必然走向对抗，当时我专门撰文(链接：《航母耀兵的背后 走向对抗的中美关系》，试图以呼吁调整南海思维，否则对抗不可避免，但当时人们的评价无非是，“说得太严重了吧，中美怎么可能到那种程度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危言耸听。

记得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我呼吁国家必须做好贸易战是真实风险而非虚假恫吓的准备(链接：《2017 特朗普将给中国带来哪些风险？》，结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危言耸听，我常常回想，如果我们2017年就把贸易战当做真正的风险来对美交涉，是不是可以避免或减轻后来的风险?

记得2020年3月，当中美军人投病毒争端发酵后，我就呼吁国家与个人，都必须做好冷战的准备(链接：《冷战的风险：这不是一个幻象》，中美彻底决裂不可避免，当时这些文章，我不是写了一篇两篇，而是反复提，但在3-4月份，几乎没有人相信，都在说我危言耸听，但后来呢?

我并不是什么世界末日的鼓吹者，实际上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危急的时候，当所有人认为中美决裂不可避免，当所有人都认为特朗普所图甚大，中国不可能满足时，我却反复告诉国家和读者，特朗普索求者，不过是中国的农产品购买，他根本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谈判的转折就在一瞬之间(链接，《弓满急速回抽：转折并不遥远》，当时很多专家朋友都在斥责我太轻视美国了，我笑道，这说明你们不懂外交政策的微妙，后来事实如何?博尔顿的新书说了，特朗普只看重农产品购买，我所料何差?

熟悉我的人，都应该知道，对于中美局势的变化，我不仅仅是看对大方向那么简单，而是对每一个节点的逻辑都能够准确把握。不管是南海事件的长远冲击，还是贸易战的不可避免，亦或是农产品必然能够扭转中美谈判局势，甚至是美军投毒论必然带来选举冷战(链接：《重启反华铁幕：特朗普连任的唯一选择》，而香港的事态必然会彻底点爆中美关系，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后高论，而是事前的准确判断。

关于这些，我不想谈什么太长远的大论，实际上，早在2019年6月，当香港事态出现恶化苗头的时候，我正在会议室跟领导同事讨论市场变化，听到这个消息，我就不禁回头看了一下那些年轻同事们的脸，不禁哀叹他们的命运，“各位的职业生涯至少要活在冷战中了”，因为我知道，中美避免冷战的最后希望在那一刻完全破灭了。而今年四月份，当目睹中美疫情争端后，我就意识到香港将会点燃中美。

以上是4月份5月初，反复提醒付费读者HK的风险，这是一个重大地缘风险，我不知道国内立法进程，不知道美国政治内情，但凭借对政治逻辑的理解，我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决裂不可避免

所有的这些事前判断的逻辑，没有一个是偶然一篇文章故作高深地模棱两可叙述，而是以斩钉截铁地语气，不断地重复，反复说，说到我的读者们厌烦，并深深印刻到他们脑海里为止。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我说的是多么正确啊。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水平，这个毫无价值，我真正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并非危言耸听之人，如果你觉得我危言耸听，那只能证明你对政治理解有限——或者说，你是那种因为看见才相信的人，也就是只有灾难扑到你脸上，你才会相信这是真的。

塔列朗亲王看到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就知道伟大的军人皇帝不能避免被列强围捕;俾斯麦看到奥地利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对抗俄国，就知道奥地利的中欧霸权走向末日;币原喜重郎目睹日军进军印度支那南部，就看到了珍珠港不可避免地到来。所有的这些远见在常人眼中都是不可思议的危言耸听，但历史终将证明，塔列朗、俾斯麦和币原喜重郎是对的。

那些反感对美战争的人，无非基于两个幻想，那就是还有中美外交还有空间，美国不会选择战争，事实上，这说明这些人毫无政治判断力，他们身处黑暗森林的准战争时代，却还在和平时代的陈腐思维揣度现实。

第一，我完全可以告诉你，中美外交空间已经死亡，未来美国对华外交只存在怎么摧毁中国，而不存在是否摧毁的问题，不仅如此，中印、中日、中英外交也已经濒临死亡，包括中欧外交，默克尔的迟疑，带给我们的只有机会之窗，而非和平的生机。我希望无数的灾难能够让各位理解一个起码的常识，经贸在地缘政治面前影响稀薄。

第二，战争时机的选择。

未来，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和特朗普下台后美国退出孤立主义的恢复，美国对我们的打击力度和广度只会不断加强，而非减弱。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盟友的对华军备扩张会疯狂加剧。

当前，不仅仅是美国制定了针对中国的军备扩充计划，印度、澳大利亚、日本、英国也制定了针对中国的军备扩充计划，而且就在上周印美国防部长通话，双方协调了彼此在中印边境和南海的共同立场，军事同盟逐渐走向实质。将来，我们不仅仅要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且要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等进行军备竞赛。

现在，美国联盟和盟友调整还没有彻底形成，他的军事力量还没有更新完毕，最先进的技术还没有完全应用到对华战争准备中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特朗普的下台，美国庞大的反华联盟只会越来越巩固，美军及其联盟相比于中国的技术和军备优势只会越来越大，中国相比之下，没有力量承担这种竞赛，我们不可能赢得以一当十的军备竞争。

一旦美国及其联盟重新恢复对华军事优势，其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更加残酷无情地打击，凶残到迫使中国投入一场根本没有希望的战争，那就是英美当年对付日德的战略——就像1982年后，军备扩充完毕后，里根对付苏联那样。

相比之下，当前的美军虽然依然有优势，但优势却没有那么大，这是我们军备劣势最少的时代。这就是为何1914年的德国、1939年的德国、1941年的日本帝国会选择主动对英美开战的原因，阿道夫希特勒回忆战争失败原因的时候说得很好，“我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在1938年对西方开战，那时候德国拥有最大的军备优势”，从纯粹战争时机把握的角度看，他说的是多么正确啊，

有人会说，战争不是赌博吗?是啊，战争就是赌博，当年腓特烈大帝目睹法、奥、俄反普联盟的逐步建立，乃趁着优势尚存的瞬间发动了战争，就像他自己所言，“我绝不能因为害怕被视为侵略者，而使自己国家陷入被围捕的风险”，这就是真正的决断，当然，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赌赢了——普鲁士从此崛起。

腓特烈大帝说得何等正确，面对正在形成的庞大敌对联盟，既然只有一搏了，那为何不找战败可能性最小的时机出手呢?而等到敌人准备妥当再被敌人逼着出手，那绝不是腓特烈大帝的作为。

“让我的敌人骂我是一个侵略者，这是小事，但却不能让整个欧洲先联合起来对付我的国家。”

——菲特烈对他的姐姐曾这样说道，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来源时间：2020/7/20   发布时间：20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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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陶陶  来源：王陶陶

摘要：这个时候，跟这些美国政客讲再多的道理也没有意义了，踏踏实实做准备，迎接那凌冽的寒风即可。

这几天，我不断写中美走向决裂的文章，言辞之笃定，引起了很多朋友的疑问。前天，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何如此笃定。我想了想，不由叹道，“因为大选，与中国决裂，是特朗普赢得选举的唯一指望。”

众所周知，美国在这次疫情中死亡数万人，损失数万亿美元，所有的美国人都或多或少承受了失去事业、工作、健康、生命、亲人和自由的痛苦。这些人的内心不可能不饱含怨恨和报复心，当疫情的疾风暴雨逐渐消散之后，随着防疫紧迫性的降低，美国决策者不可能不面临声势浩大的追责。而这个责任是任何决策者都不能、也不敢承担的。

对于特朗普来说，面对必然而来的追责声，他肯定明白将责任推脱给四年前的奥巴马政府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将责任推给不执政的民主党政敌也是难以成功的;甚至把责任抛给国内的专家或者下级官员也是困难重重的，唯一的指望，就是趁着疫情期间中美外交官司摩擦下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敌意(77%以上美国人认为中国有责任)，将这滔天苦难的肇因扔给中国——这个在当前美国“人厌鬼憎”的国家，将会是特朗普摆脱追责的唯一希望。

这个政治抉择几乎不用多想，就可以确定下来。任何一个美国政客，只要处于这个位置，他就只有这条路可逃脱。唯一的不同就是，其他美国政客可能会略微顾忌国际影响以及自己的体面，但特朗普不同，作为一个毫无退路、输掉即入狱的赌徒政客，他只能最大程度地渲染利用这个话题，他必然会毫无底线，不择手段。

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当美国不再需要中国物资的时候，特朗普一定会做以下三种工作：

1、他会将美国疫情恶化的全部责任推卸给中国，并为此大肆宣传并制造声势。特朗普将有效利用美国社会在“美军起源”国际官司之后对中国的普遍极度怨恨情绪，迫使民主党赞同跟随自己的立场，从而最起码部分洗清自己在疫情问题上的责任。

考虑到西方社会当前的心态，这一点，他很可能取得成功，至少部分成功。

2、在“中国是美国灾难责任人”的大前提下，他将利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与中国的亲善关系，大举制造拜登背叛美国的话题，同时标榜自己的强硬。从而将疫情灾难与拜登无能勾连起来，顺理成章地服务于自己的选举事业，至少将拜登拉到和自己同样LOW的水平线上殴打。

如果特朗普做到第一点，那么他第二点没有理由不能取得一些进展，至少会迫使拜登展现出更强硬的对华姿态。

3、同样，在“中国是美国灾难责任人”的大前提下，特朗普将不得不大肆鼓动支持美国和世界各地民间对中国的索赔和清算——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将陷入无穷的麻烦，同时在一定时刻以政府的姿态联合其他国家施压，通过打击中国企业、海外资产来迎合选民的报复心态——就像罗斯福在二战中迎合民意冷酷无情地轰炸日本、德国一样，打击得越狠，越能满足仇恨的宣泄，越能捞取选票。

当然，这只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

总而言之，在当前情况下，今年的美国大选主题已经不再是关键摇摆州的农产品或者经济增长的问题了，而是疫情灾难的追责问题，即追不追责?追谁的责?特朗普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么他不但必然会败选，而且根本无法全身而退。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对美国的疫情实际上没有多少责任，无论从各方面来讲，中国都是无辜的，但历史就是这样，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国家，而那些政客，恐怕也没有什么经得起考验的正义观——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执政者都面临着与特朗普类似的政治需要。

实际上，情势发展到今天，特朗普的连任既没有经济成绩，又没有外交成绩，更没有安全成绩，只能打仇恨牌和爱国牌，否则他将一无是处。恰好拜登与中国关系又有点微妙，美国社会又因为疫情争吵而怀有对中国的极大怨怒，在这种情况下，不把对华敌视的牌用到极限，简直不是特朗普的作为。

说起来，中国只是特朗普摆脱灾难的选举道具，而中美关系将会是一个被利用的悲剧牺牲品，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毁灭你，与你何干”!

所以，这个时候，讲再多的道理也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当代史，踏踏实实地做准备，迎接那凌冽的寒风即可。

来源时间：2020/7/20   发布时间：202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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