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陶陶  来源：王陶陶

摘要: 本文写于2019年9月13日。当众人最恐慌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转折已到，且快的超乎想象。

两位乘客与一位司机坐在一辆老破车上行驶。其中一位乘客天性偏好冒险(鹰派)，主张司机尽可能快地行驶，另一位乘客生性谨慎柔和(鸽派)，主张乘车很破败了，容易出事故，希望司机慢慢缓行。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司机会怎样回应两个人的意见呢?

如果汽车行驶稳定，那么鸽派所言之“事故”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幻影，鹰派的意见就会占上风;但是，如果突然间汽车嘎吱一声巨响晃动，车身巨震震惊了车上之人，那么鸽派所描述的“事故”就会变成车上之人眼里清晰可见的梦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最冒险车手也会冷静下来，缓缓而行。

所谓的大戏就是这样，鹰派之所以是鹰派，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鸽派的忧虑不会成为现实，但是，一旦鸽派忧虑有落地的征兆，并变成清晰可见的魔影，那么鹰派就会迅速消退，缄口不言。

所以，当幻想中的灾难变得似乎咫尺之间时，当可怖的魔鸣清晰可闻之时，那么从政治角度看，你根本无需悲观，因为这就不是什么破裂之境，而是局势正面发展的最大推力。

即当众人最恐慌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转折已到，且快的超乎想象。

弓满回抽，即是如此。

这就是1905年摩洛哥第一次危机、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等真真正正惊涛骇浪中所发生的使世人恐惧、震惊及错愕的往事之逻辑，同时，也将是此轮风暴即将展现的逻辑。

总之，历史的经验表明，局势就像一张首次被拉到极限的弓，不但不会持续紧绷，反而会迅速回抽，但这种极限拉升也会对弓本身造成致命损伤，再拉几次，就会真正崩裂。

我相信，黎塞留政治学的伟大，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必将再次证明。

来源时间：2020/7/20   发布时间：2019/10/11

旧文章ID：22391

作者：  来源：中新网

中新社华盛顿7月19日消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华盛顿表示，中美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好分歧，而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崔天凯是在18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作上述表示的。他指出，中美作为对自身和世界都肩负重责的世界大国，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中存在共同利益，要因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共同期望，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崔天凯称，对美国而言，根本性问题是美国是否准备好或者愿意同另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应对众多且仍在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这是一个必须作出的根本性选择。”

崔天凯表示，中方愿同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对此持开放态度。对中国来说，特朗普总统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因此，中方愿同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开展合作，致力于在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稳定、强健的关系。

崔天凯说，任何一届美国领导人和政府都致力于维护本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亦是如此。关键在于要找到两国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开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更广泛利益的合作。同时，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好分歧。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策。

崔天凯称，中华文明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人民仍在坚持不懈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不论是在过去的70年还是在过去的7年，这一点从没改变过，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中国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权利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驻美使馆网站发布的CNN采访文字

7月18日，崔天凯大使在华盛顿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GPS节目主持人扎卡里亚连线采访，就中美关系、新冠疫情、香港国安法、南海问题等回答了提问。有关采访已于7月19日播出。全文实录如下：

扎卡里亚：这里是我对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独家采访。崔大使，很高兴采访您。

崔大使：早上好，很高兴再次同你对话。

扎卡里亚：我想先问一个宏观的问题。我观察华盛顿现在的辩论，发现共和和民主两党都有同感，认为正面对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国近几年来变得更加强硬、更具扩张色彩并咄咄逼人，这就需要美国以有别于以往几十年政策的方式加以应对。您对此有何回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崔大使：我认为大家对当今世界的现实要有全面的认知。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历史长达5000年，比美国历史要长得多。中华文明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人民仍在坚持不懈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不论是在过去的70年还是在过去的7年，这一点从没改变过，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我们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权利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对美国而言，根本性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是否准备好或者说愿意同另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应对众多且仍在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这是一个必须作出的根本性选择。

扎卡里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论在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人们对中国的信心都有所下降。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政府，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对世界和世界卫生组织有所隐瞒。即使现在，中国也在审查关于新冠病毒的学术文章，以确保不会给政府惹麻烦。疫情影响了全世界，这难道不说明了中方本应更加透明吗?

崔大使：这是很大的误解。事实是，在疫情发生初期，人们对这种全新的病毒、对它的严重程度和传播途径等几乎一无所知。全世界都对这场新的疫情知之甚少。因此，这是一个不断发现和了解病毒并努力优化应对的过程。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实际上从一开始，也就是在今年一月的最初几天，我们就已经向世卫组织报告了当时称之为“不明原因肺炎”的一些病例，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定义这种新病毒。几天之后，我们对其了解多了一些，就与世卫组织和各国分享了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早在1月4日，中美两国疾控中心已就这一新病毒进行了沟通。

这是一个不断加强全球合作、加深认识、加大各国间协调应对的过程。世卫组织2月中旬就已派专家赴华。在今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中国与其他140多个国家共同通过了加强疫情应对全球合作的决议。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大幅增加对世卫组织的资助。当然，也有国家当时已在考虑退出世卫组织，我们则加强了对其支持。疫情仍在发展，我们正与世卫组织和各国科学家开展科研、科技合作,以追溯病毒的起源,更好了解其传播途径,研究如何遏制疫情发展、治病救人以及研发疫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才是事实。时间线非常清楚。

扎卡里亚:但是大使先生，美联社等媒体曾报道过，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中方已确定该病毒具有较强传染性，但中方在一周后才告诉全世界。对其他国家来说，一周的等待时间实在太长了。

崔大使：我们最早向世界卫生组织上报疫情是1月3日，比你提到的会议早得多。

扎卡里亚：但当时中国没有提供疫情是由病毒引起、通过呼吸系统传播等信息。

崔大使：当时还只是疫情暴发初期，几乎没有人对这种新病毒有任何了解。我们当时在努力研究了解它，一有进展就同世界分享了信息。你可以看看《柳叶刀》等科学刊物，这些刊物早在1月就刊发了很多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家的论文，比其他国家都要早。

扎卡里亚：我再问问别的话题，想采访您的内容太多了，大使。南海问题上，蓬佩奥国务卿发表了相关声明。（关于南海）其实已有国际裁决，认定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中国会作出改变，承认其在南海行动违反国际法吗？

崔大使：我要告诉你的是，那次仲裁是（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的。中方一开始就表明不接受、不参与。我们认为仲裁是不对的，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一点，但有人还执意这么做。仲裁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

同时，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我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坚定。尽管如此，中方仍愿同其他声索国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多年前，我本人参与过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相关工作，现在我们正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已取得重要进展。事实上，没有外界干预的话，地区局势正在缓和并总体保持稳定。遗憾的是，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千方百计想要插手，在该地区派遣军力，强化军事存在，强度、频度都非常高。而颇具讽刺的是，美国至今还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这一点。

扎卡里亚：我想问问关于香港的问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出台意味着中国政府实质上是将大陆法律强加于香港。许多西方企业表达担忧，担心他们去香港的话可能会被中国政府以此法为依据拘禁起来，就像那两名加拿大人被逮捕并被挟为人质一样。如果那些诬蔑中国的人踏足香港，中方就会像这部法律允许的那样逮捕他们吗？

崔大使：我想先强调一点，中国治港的指导方针仍然是“一国两制”，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一国”的应有之义。在“一国”框架下，在“一国”安全稳定的基础上，“两制”才会共同繁荣。这是“一国两制”的内涵所在。

新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使香港更加稳定，香港居民也好，外国投资者也好，人人都享有安全。这样人们在香港投资兴业就会有更稳定、更可预期的环境。这就是立法的真正目的。

根据香港基本法，一些全国性法律确实适用香港，如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统一等，这也是必须的，否则“一国”就不存在了。如果“一国”的基础被动摇或破坏，“两制”也就无从说起。因此，破坏“一国”就是破坏“两制”。

扎卡里亚: 但是大使先生，我还是想问，法律规定得比较宽泛，现在我可能因诋毁中国而违反这部法律，那么中国政府可以将我逮捕并带回北京吗？因为该法有关规定适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崔大使：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有6章、66条，如果仔细阅读全文就会发现法律对于适用的罪行、所禁止的行为和活动都有非常清晰的定义，不存在所谓的宽泛解释。因此，如果不涉及这些行为，就没什么可担心的。老实说，中国人也很担心去其他地方比如温哥华旅行时，可能会无缘无故被拘留，而且拘留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

扎卡里亚：接下来我问一个关于新疆维吾尔族的问题。您应该知道，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曾表示，根据可靠报告，中国实际上正在新疆强制推行包括绝育和堕胎在内的计划生育，这一行为完全符合种族灭绝罪的法律定义。您如何回应？

崔大使：基于来源可疑的报道就轻下判断和结论，这是非常遗憾的。我要给你一个真实的数字，过去40多年来，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从增长率来看，较之全国人口和汉族人口都要高很多。我不知道（你提到的）那些错误数据从何而来，实际情况是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口是40多年前的两倍多。

扎卡里亚：那么，您是否完全否认中国实施了诸如“绝育”等试图控制维吾尔族人口数量的措施？

崔大使：我不知道还会有比这更加荒谬的捏造吗？

扎卡里亚：这意味着你否认（这些指控）吗？

崔大使：当然。

扎卡里亚：最后一个问题，大使您参加过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许多会谈，也一直和本届美国政府高层打交道。您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中国的朋友，还是对手？因为他本人目前对华表态很强硬，但今年一、二月也曾大力称赞习近平主席。对中国而言，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特朗普？

崔大使：对中国来说，特朗普总统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因此，中方愿同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开展合作，致力于在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稳定、强健的关系。当然，任何一届美国领导人和政府都致力于维护本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亦是如此。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两国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开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更广泛利益的合作。同时，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好分歧。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策。

扎卡里亚：您对特朗普总统近期（对华）公开表态的转变感到惊讶吗？

崔大使：中方愿同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对此持开放态度。特别是，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善意依旧充满信心，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也抱有同样的善意。我认为，中美作为对自身和世界都肩负重责的世界大国，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中存在共同利益，要因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共同期望，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扎卡里亚：崔大使，非常荣幸能请您上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您的到来。

崔大使：我们可以随时继续对话。

来源时间：2020/7/20   发布时间：2020/7/20

旧文章ID：22386

作者：胡锡进  来源：环球时报

作为全政府对华攻击的一部分，美国防部长埃斯珀又在星期六将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他宣称，“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让美国领导人担忧，但一个在中共统治下崛起的中国就让美国担忧”。但他又同时说，中国比俄罗斯对美国构成了更大威胁，“因为中国有足够多的人口和足够大的经济体来取代美国”。

看来，华盛顿怕的还是“中国”，而不仅仅是“中共”。（点击这里查看介绍余茂春教授的文章）

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聚焦是前所未有的，据说一个叫余茂春的华裔学者中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媒报道说，余茂春是1985年20岁出头时从大陆前往美国留学并定居的，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海军学院教书，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担任和中国有关的职务，仍然管他叫“余教授”。

▲《华盛顿时报》报道截图

报道还说，余茂春现在是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他的办公室离蓬佩奥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美国有人称余茂春是美国的“国宝”，他对中国有百科全书般的认识，是“极权主义最有力的敌人之一”。

老胡想说的是，一个人22岁就离开中国了，而1985年之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它经历了政治动荡和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反复洗礼，余茂春显然对中国国家道路形成之不易、对共产党越来越深地融入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与人民休戚与共缺少现实的感受。他离开中国太早了，那个时候中国还太弱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满脑子对西方全是崇拜，缺少后来逐渐形成的辨别力。

另外，大家都知道，“我可以爱国但不爱党”，鼓吹把党、政府、国家进行政治拆分，这是前几年随着社交媒体兴盛在中国互联网上一些人散布的观点，它们常常被用来为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言行进行辩解。但因这一两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这种言论遭到广大网民的怒斥，其诡辩效果和蛊惑力大减。

老胡很怀疑，余茂春受到了网上一些极端声音的误导，他以为那些极端声音就是中国民间受到压抑的真正呼喊。

如果连中共与西方执政党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中共早已深度嵌入、融入中国社会、从外部打击中共就是打击中国都搞不清楚，这样的人就是伪学者、政治投机分子。

美国对华政策在严重误判的基础上搭建起高高的危楼，反映了从画第一张草图开始，每一步都充满错误和浅薄。老胡相信，时间将让美国因为这些错误和浅薄付出代价。

来源：胡锡进观察

来源时间：2020/7/19   发布时间：2020/7/19

旧文章ID：22384

作者：  来源：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2020年7月15日，刘晓明大使在使馆与英国智库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欧洲改革中心举行“‘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在线座谈会，并发表题为《携手贡献正能量，共同开创新未来》的主旨演讲。英国货币金融官方机构论坛主席马什、顾问委员会主席德赛，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格兰特，英中贸协主席古沛勤爵士以及两家智库会员、来自英国和欧洲、北美、大洋洲、拉美等地区的经济、金融、学术界人士等共约100人参加。英国广播公司(BBC)、天空新闻台、路透社、《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卫报》、《独立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中英两国媒体，以及美联社、彭博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法新社、保加利亚电视台等14家中外媒体派记者参加。BBC、天空新闻台对刘大使主旨演讲和部分答问进行了直播，并在当天重要时段对座谈会滚动报道。刘大使演讲与答问实录如下：

刘大使：尊敬的英国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主席马什先生，尊敬的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格兰特先生，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与大家座谈。我们今天座谈的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的中欧关系”。

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交45周年。近半个世纪以来，中欧关系日趋全面、成熟和稳定，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李克强总理同两位欧盟领导人共同主持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为“后疫情时代”的中欧关系指明方向。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深刻改变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这场百年未遇的疫情凸显国际社会面临四大赤字：

一是健康赤字。疫情已波及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70多亿人口，近1300万人感染，56万多人病亡。这场疫情成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构成严峻挑战，需要中欧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

二是发展赤字。疫情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经合组织预计，欧洲可能是今年受到经济冲击最严重的地区。疫情阻碍跨境人员流动、影响各国经贸往来，冲击全球产业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和5.2%。如何复苏和提振经济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艰巨任务。

三是和平赤字。在疫情背景下，世界和平和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猖獗，人道主义危机严重，不少国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

四是治理赤字。此次疫情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不足和短板，亟需完善提升。疫情下，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个别国家将疫情政治化、把病毒标签化，损害国际团结和抗疫合作，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面临严峻考验。

此次疫情使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甩锅”、“诿责”解决不了问题，更挽救不了生命，团结合作才是战胜疫情的唯一正确选择。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更应携手合作，共同为全球抗疫、恢复经济、完善治理、破解赤字贡献力量：

一是共守人类健康安全。中国高度重视同包括欧洲在内的国际社会开展抗疫合作。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宣布今后两年内中国将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等重要举措。中方积极参与欧盟发起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认捐大会和英国主办的全球疫苗峰会视频会议。中欧要继续加强抗疫经验交流，深化疫苗和药物研发合作，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地区的支持，积极探讨开展中欧非三方抗疫合作，筑牢守卫人类健康的坚固防线，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二是共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国与欧盟面积占世界十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2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应当发挥关键作用。中欧应加强战略对话，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沟通。中欧应继续支持以和平手段，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类热点问题和地区冲突;坚守国际防扩散体制，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支持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标本兼治，遏制极端思潮的蔓延。

三是共促国际发展繁荣。越是面临疫情挑战，越是要坚持开放合作。中欧作为两大经济体应该发挥世界经济“双引擎”作用，共同拉动世界经济复苏，推动有序复工复产，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双方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大幅增长，累计开行5122列，同比增长36%，成为确保中欧贸易畅通的重要通道。中欧还应拓展互联互通、绿色发展、生态环保、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领域的互利合作，保持相互市场开放，争取年内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达成一项全面、平衡、高水平的投资协定。

四是共建全球治理体系。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中欧都坚决维护多边主义，都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卫组织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中欧在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绿色科技、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有共同利益，在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共同维护自由贸易等方面有广泛共识，完全可以加强沟通协作，进一步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

女士们、先生们，

中欧建交45年来，互利共赢始终是中欧关系的主旋律。面对疫情带来的新挑战，中欧关系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一些人对中国的猜忌和疑虑增多，称中国是“制度性对手”，还有人视中国为“潜在敌对国家”，扬言对华关系不会回到从前。如何看待疫情后的中欧关系，如何维护好中欧关系发展大局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课题。我认为，做到“四个坚持”至关重要：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反对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欧关系45年的发展经验表明，只要这些原则得到遵守，中欧关系就能向前发展，反之就遭受挫折，甚至倒退。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坚决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

最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巨大风险，审议通过香港国安法，目的是防范、制止和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四类罪行。香港国安法弥补了香港的国家安全漏洞，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不改变香港的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有利于保障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有利于保护外国投资者在港正当权益。因此，香港国安法受到香港居民普遍欢迎，近300万市民签名支持。国际上，70多个国家表态支持香港国安法，其中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然而，一些欧洲政要却对该法说三道四，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我想强调的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我们希望欧盟方面客观、理性、公正看待香港国安法，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第二，坚持互为伙伴，摒弃“冷战思维”。中欧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建设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与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始终把欧洲作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之间不存在地缘政治矛盾，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中欧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多于分歧。

那些把中国看成是“制度性对手”，甚至是“潜在敌对国家”的人，是找错了对象，看错了方向。中国最关心的是提高本国人民福祉，最重视的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最期待的是世界和平稳定。中欧应通过平等对话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通过建设性沟通妥善处理分歧。中欧关系应是相互成就的正循环，而不是你输我赢的淘汰赛。

第三，坚持互为机遇，反对零和博弈。中国的发展对欧洲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市场，经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互补性强。疫情下，“宅经济”、“云办公”、智能制造、生命健康、公共卫生等领域呈现出巨大发展活力和潜力，为中欧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新空间。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欧合作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我相信，中欧互利合作将不仅给双方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而且将为我们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第四，坚持互学互鉴，共促文明进步。中欧作为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都有灿烂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欧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应是相互交往的障碍，而应是互学互鉴的动力。中国主张“和而不同”，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的发展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从不要求别人复制中国的模式。欧盟也强调“多元一体”，促进平等、包容和多元。中欧应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相互成就。中欧作为推进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应共同努力，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共同促进人类文明之花竞相开放。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古人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不仅是人与人相处之道，也是国与国共处之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开放才能进步，包容才能交融，合作才能共赢。让我们携起手来，不断为中欧合作贡献正能量，共同为中欧关系在疫情后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开创新未来!

谢谢!

现在，我愿回答大家的提问。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主席马什：有人认为，中国应把欧洲团结到自己这一边，促使欧洲与美国保持距离。刘大使你对此有何看法?

刘大使：外界对中国立场存在不少误解。中国无意在美欧之间打入楔子，我们知道美欧是盟友。中国愿同所有国家做朋友，包括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我曾两次在美国常驻，45年外交生涯有一半时间从事对美工作。我们始终认为，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但中美保持良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基础上。西方人讲，“探戈需要两个人跳”;中国人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希望与美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关于中欧关系，我刚才在演讲中已经讲过，我们始终把欧洲作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应该视彼此为机遇。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什：我再问一个与电信相关的问题，这与英国有关，对欧洲国家也可能有影响。昨天英国政府决定不再与华为合作。英国政府知道过去几年华为对英国5G建设的贡献，以及该决定造成的经济损失，但还是这样做了。刘大使，你认为英国宣布的这一决定将对中英合作产生什么具体影响?

刘大使：我认为，这个决定损害了两国之间的互信。众所周知，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是建立任何关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昨天我在推特上说：“英国对华为的决定是令人失望的，是错误的。”今天，我要加上一句，这个决定不仅令人失望，“更令人寒心”。华为是一家好公司，他们在英国经营20年，不仅对英国投资了30多亿英镑，还为当地解决了2.6万个就业岗位，创造了大量税收，为英国电信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令人寒心的是，华为的贡献被某些英国政客和媒体歪曲成“伤害”英国。而事实恰恰相反，华为才真正收到伤害，其他中国企业也正密切关注英国如何对待华为。当相互信任遭到破坏时，中资企业将很难在这里进行更多投资。因此，这个问题不需要政府来回答，我认为工商界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中英之间的信任、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以及中资企业对投资英国的信任，都受到严重损害。

马什：英中关系“黄金时代”是将延续下去，还是会某种程度上失去光泽?

刘大使：“黄金时代”意味着中英双方要共同付出努力。“黄金时代”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英国事访问时，由英国领导人倡议提出的。我们认为“黄金时代”体现了中英关系的发展水平、符合两国利益，因此赞同这一倡议，与英方共同打造“黄金时代”。今年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五周年，本应是值得庆祝的年份。现在中英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责任不在中方。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会员博格斯：当前各国似乎更加注重双边关系，这无助于多边贸易和多边合作。我们应如何在多边主义与双边关系之间重新找回平衡?

刘大使：中方一贯坚持多边主义。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认真履行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中国从来不寻求“本国优先”，也没有退出任何国际条约。中国已签署了500多个多边条约，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向世卫组织提供了捐款。与欧洲国家一样，中国不赞成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中国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尽管这一体系并不完美，但仍是无法代替的。

高盛公司多永：中欧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合作?

刘大使：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并签署了《巴黎协定》，将继续认真履行《巴黎协定》。今年本应是中英环境保护合作之年,中英分别计划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COP15)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受疫情影响，两个会议都被推迟了，但双方仍就两次会议保持密切沟通。最近我与英国外交部COP26区域大使布里斯托爵士进行了很好的会谈。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使两次会议都取得成功。中英可将气候变化打造为双方合作的新亮点，共同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

德国英国商会哈特曼：中欧对双方投资合作期待不同，中国在增加对欧洲的投资，也希望吸引欧洲国家投资，但欧盟正在出台政策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你如何看待双方在投资问题上的不同诉求?

刘大使：中欧贸易与投资合作机遇巨大。但重要的是，中欧双方如何看待对方，是将彼此视为伙伴和机遇，还是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或“潜在敌对国家”?英国如何看待华为，实际上不仅是对待一家中国民营企业的问题，而是关乎英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显然，英国对华为的决定受到“对华鹰派”和“反华势力”的压力。这些人把中国视为“敌对”或“潜在敌对国家”，他们不信任中国，所以不信任中国企业。中方不希望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但现在英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了，加入了美国制裁中国企业的行列。当一个国家把中国视为“潜在敌对国家”的时候，试问，我们怎么能与其正常做生意?

马什：请问，刘大使讲的意思是，外界不信任中国，中国难道没有任何责任吗?还是为了赢得更多信任，中国本可以做得更好?面对外界的不信任，中国该怎么做?

刘大使：那么好，我们就以华为为例谈信任问题。有人不信任华为，说其存在安全风险。华为主动斥资建立“网络安全评估中心”，该中心完全由英国人管理运营，华为没有派任何人。英方运营团队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华为产品安全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今年初英国政府决定允许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的原因，尽管英方为华为设定了35%的市场份额上限。华为还采取措施不断改进技术，以增强产品的安全性能，努力确保英国5G网络设施更安全、更具韧性。华为已竭尽所能，我看不到对华为还应有什么抱怨的地方。

摩根斯坦利莫戈达姆：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你提到欧洲和中国都支持WTO，但目前WTO面临僵局，你如何看待WTO改革问题?第二，你刚才提到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规模很大，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还不够多。你对如何扩大中欧服务贸易有何看法?

刘大使：关于WTO，中国支持以WTO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对WTO进行必要改革。同时，中欧在有关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希望欧洲正确看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历时15年，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我们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矢志不渝融入国际秩序和多边机制。关于服务贸易，欧洲包括英国在内有自己的优势，中国有广阔市场，中欧经济互补性很强。我们欢迎更多欧洲企业对华拓展服务贸易合作。今年初，中国《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中国在开放服务业方面出台了很多新政策，外商投资服务业的许多限制被取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短，我们还取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中国将面临更大商机。

非洲发展银行卡巴佐：新冠肺炎疫情将使非洲遭受2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是否愿意在非洲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提供帮助，包括减免有关债务?

刘大使：中国始终视非洲为好兄弟、好伙伴、好朋友。我曾两次常驻非洲，对非洲怀有深厚感情。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抗击疫情，克服经济困难。在今年5月举行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在不久前举行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中方还宣布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此外，中国还派出多支医疗队帮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分享抗疫经验，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和急需物资。最近我在使馆还同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共同主办非洲抗疫视频座谈会，就加强中英非三方抗疫合作深入交流。

马什：在减免债务方面，中国是否会加入“巴黎俱乐部”?

刘大使：中国不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中国已就债务减免问题加入多个多边安排。中国在通过双边渠道减免对外债务方面做了更多工作，因为这样做更有效、更直接。中国开展有关对外合作始终坚持平等开放透明，遵循市场规律和通行的国际规则，注重债务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专家努格：我想更多了解中国外交政策和处理国际关系方式的变化。过去30年，中国外交一直保持耐心，但现在似乎正在失去耐心，是什么让中国决定采取更加急迫的方式应对外部问题?

刘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没有改变。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和平深植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发展得益于和平的外部环境，我们坚信中国进一步发展仍然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什么要改变这一状况呢?实际上，不是中国变了，二而是有些国家对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必须作出应对。在中美关系上，中方愿与美国发展良好关系，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但美国却执意向中方施压、妖魔化中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政客频频污称“中国病毒”。究竟是谁变了?人们应该有客观判断。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大打“台湾牌”，扩大对台军售，企图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是美国想要改变现状，中国必须作出回应。在香港问题上，香港回归23年来，“一国两制”取得巨大成功。但去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反中乱港分子鼓吹“港独”、“自决”，公开挥舞英国、美国国旗，甚至邀请美军登陆香港、“解放香港”。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我们有充分理由采取必要果断措施，坚定维护“一国两制”。

英中贸协主席古沛勤爵士：中国与欧洲在相互了解上似乎存在巨大鸿沟。中国很了解欧洲，但欧洲包括英国似乎对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缺乏基本了解,尤其是欧洲决策者们似乎存在很大的对华“认知赤字”。请问刘大使，我们应该如何增加英国和欧洲的对华认知?

刘大使：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或许我下次演讲时可以再加上第五个赤字，即“认知赤字”。我同意你的看法。中欧之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确实需要加深了解。一些西方政客指责中国时总是说“中国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我对此指出，他们仅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一小部分，更谈不上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以香港国安法为例，国际上有7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但反对的只有支持中国的国家数量的三分之一。我认为，解决“认知赤字”的有效办法是加强接触交流。我们需要更多的相互“挂钩”而非相互“脱钩”。我们鼓励中国和欧洲年轻人多交往、多沟通。现在有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愿意到英国来学习。我希望英国能够继续保持开放，张开双臂欢迎中国留学生来英学习。

野村证券安德鲁：我非常尊重中国反对干涉内政的立场。但现实情况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对环境问题、生物多样性问题，英中都有共同关切。我们应如何理解不干涉问题?

刘大使：我认为中国人和英国人都有足够的智慧来区分，什么是干涉内政，什么是善意的建议。当外界关注中国环境问题时，我们欢迎有助于中国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质量的建设性建议。我们当然能够分清哪些是真心帮助中国的建议，哪些是企图蓄意改变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把西方意志和模式强加给中国的言行。正如中方多次重申的，我们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但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蒙特罗斯商务咨询公司麦克雷：刘大使，你讲到英国在华为问题上的决定将会损害双方互信。或许中国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重建信任，比如中方是否愿意让世卫组织专家调查武汉实验室、能否明确承认在南海航行自由原则、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是否继续坚持和平统一?

刘大使：关于抗疫问题，中国一直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中国是第一个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的国家，是第一个同国际社会分享病毒基因测序的国家。我们没有任何隐瞒，反而是有的国家借疫情对中国污名化。现在世卫组织已派遣专家赴华，与中国专家一起就新冠病毒溯源工作进行科学规划。但我们应该明确两点，一是病毒溯源工作应该以科学为基础，而不是政治操弄;二是评估要包括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中国。

关于南海航行自由，中方一贯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中国60%的石油供应经过南海，我们比任何国家都关心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正同域内国家共同落实《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继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现在南海形势总体平稳，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域外国家派遣军舰到南海挑战中国领土主权，破坏地区稳定。

关于台湾问题，中国致力于和平统一，这一原则立场没有变。我推荐你读一读不久前我在《中国日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我们愿再次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一贯坚持和平统一政策。中国政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一进程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德塞：中国经济已在疫后迅速复苏，中国是否计划在近期内加强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刘大使：中国一直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去10年，我们在促进人民币贸易和投资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越来越多国家将人民币作为贸易和投资货币，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也在增强。我很高兴看到伦敦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伦敦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心、第二大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香港则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第二大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心。这两个城市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可以发挥互补优势。

西班牙对外银行里克尔梅：我想听听你对中国与拉美国家，特别是与墨西哥关系的看法。墨西哥与美国关系密切，这是否会对中国与墨西哥的关系造成影响?

刘大使：中国愿深化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建立了中拉论坛等合作机制。中墨关系发展良好，我们不会为墨西哥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而感到担忧，同时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干扰中国与拉美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首席执行官奥查德：你刚刚谈到了中欧关系。随着英国脱欧，英国在中国处理对欧关系和对美关系中将处于什么位置?

刘大使：这取决于英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我总是对英国朋友讲，首先，我们并不要求英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希望英国站在正确的一边。第二，英国只有拥有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列颠”才能成为真正的“大不列颠”，才不会被中国和世界看作是美国的“跟班”。看看英国如何对待华为，人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不需要我多费口舌。再看看美国领导人在英国政府作出决定后的表现，人们都会清楚英国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所以，当英国想要打造“全球化英国”的时候，应该认真思考究竟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要在国际舞台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当然希望与英国和欧盟都保持良好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

马什：感谢刘大使，期待今后有机会与你继续深入交流。

刘大使：谢谢，再见。

※ ※ ※

英国货币金融官方机构论坛成立于2010年，是英国知名经济金融论坛组织，主要为全球各国央行、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和主权财富基金等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欧洲改革中心是英国知名智库，成立于1996年，重点研究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并为欧洲各国政府、欧盟机构和商界人士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来源时间：2020/7/19   发布时间：20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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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佐治亚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于当地时间7月17日晚去世，终年80岁。他上个世纪60年代曾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一起游行，还差点被警察殴打致死。

约翰·刘易斯(1940-2020)

据美媒报道，刘易斯在2019年底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但誓言仍会以相同的热情与种族主义作斗争。这位非裔美国人一生都致力于结束歧视和种族不公正来改善美国民主所必需的抗争。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表示：“今天，美国哀悼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的逝世。”她将刘易斯描述为“民权运动的巨人”，“他的善良、信仰和勇敢改变了这个国家”。

刘易斯1940年2月21日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21岁成为“自由骑手”组织的创始成员。该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初反对美国交通系统的种族隔离，最终成为美国最有力的正义和平等发声者。

年轻时的刘易斯

刘易斯(右一)与马丁·路德·金(右三)一起游行

他是1963年华盛顿游行中最年轻的领导人。在游行中，金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刘易斯是华盛顿游行中在世的最后一位演讲者。

两年后的3月7日，刘易斯在带领数百名游行人士穿过阿拉巴马州塞尔马的埃德蒙·佩图斯大桥前往蒙哥马利进行和平游行时差点死亡。

1965年的游行中，刘易斯(前)被警察殴打

当时，警察试图恐吓那些为美国黑人投票权示威的人，并袭击了抗议者，史称“血腥星期日”。刘易斯头骨骨折。

2015年，他与美国首位非裔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手挽手走过埃德蒙·佩图斯大桥，纪念该游行50周年纪念日。

2011年2月15日，时任总统奥巴马向刘易斯颁发“总统自由勋章”

刘易斯于1986年首次进入国会，佩洛西称他为“国会的良知”。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对纷纷向刘易斯的去世致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参议员称赞刘易斯是“一位民权领袖先驱，他冒着生命危险与种族主义作斗争，促进平权，并使美国更符合其建国原则。”

近几个月来，刘易斯因接受癌症治疗而放弃了他的国会职责。但在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后，他于6月初回到华盛顿，加入抗议不公正的示威活动中来。

编译/采写：南都记者 史明磊

来源时间：2020/7/19   发布时间：20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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