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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布对制裁美国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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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司坤  来源:环球时报

在当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提问称,7月9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分别宣布根据美国内法对一家中国新疆政府机构和4名官员实施制裁。中方对此表示,将对在涉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的有关美国机构和个人采取对等措施。请问你是否有进一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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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宗教自耦无所任大使布朗巴克)

对此,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方上述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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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针对美方的错误行径,中方决定自即日起对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以及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科鲁兹,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实施相应制裁。”华春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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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参议员科鲁兹)

华春莹称,必须指出,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没有权力、没有资格横加干涉。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打击暴恐势力、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新疆事务和中国内政的决心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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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众议院斯密斯)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错误决定,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言行。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反应。”
美国对台军售,中方制裁美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
  外交部网站
  7月14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7月9日,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提供爱国者3型导弹重新认证的设备和技术,总价值6.2亿美元,主要承包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此次军售案的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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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7/13   发布时间:2020/7/13

旧文章ID:22295

被踢出美元交易有什么后果,谁会为谁买单?!

作者:求是大牛哥  来源:头牛关注

受到一些新闻事件影响,不少人开始关注SWIFT银行结算系统。有人说,SWIFT是美元霸权。也有人说,应该趁早主动脱离SWIFT,走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更有人说,停用SWIFT正好可以堵住资本外流,主动扩大内需。

今天就聊聊这个神秘的SWIFT。

SWIFT是什么?

SWIFT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简称。它是一个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超过1.1万家金融机构的银行间跨境相互通信与结算系统。该系统成立于1973年5月,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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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名义上是一个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的国际合作组织,实质上是由多家金融机构共同拥有的私营股份公司,按比利时的法律登记注册,并由董事会进行日常管理。董事会设有25个席位,每个席位每隔三年会轮换一次。美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各拥有两个董事席位,其他会员国最多仅有一个董事席位,大部分国家甚至没有董事席位。

简单来说,SWIFT就是制定了一个银行间电子汇款的规范,优点是快速、准确、简明、可靠。中国银行于1983年加入SWIFT,是SWIFT组织的第1034家成员行,并于1985年5月正式开通使用。从此,我国终于实现与国际金融标准接轨。这是改革开放的里程碑式成果!之后,我们的各国有商业银行及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也先后加入SWIFT。更多信息建议度娘一下,在此不过多重复。

SWIFT里面有美国的“霸权”吗?

如果你非要那么认为,那就是有啦!前面说过,SWIFT的实质上是一家股份公司。凡事都要董事会说了算,这事儿没毛病。而董事会里面,自然也是大股东控盘。目前,美国的CHIPS(美元大额清算系统)是SWIFT的最重要组成部分。CHIPS由21家美国银行持股的清算支付公司运营,日处理交易28.5万笔,金额1.5万亿美元,平均每笔金额5百万美元。但如果认为SWIFT仅仅就是美元交易系统,那只能说明你对其确实缺乏了解。应该说,美元是SWIFT中的主要支付结算货币,而不是唯一结算货币。参与结算的还包括加元、英镑、人民币、港元,日元等一共18种世界主要货币。之所以美元会占据绝对主流,是因为美元的国际地位决定的。

目前为止,全球大部分美元跨境支付都是由美元大额清算系统完成。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比超过六成。在2001年的巅峰时期,美元曾占全球储备的72.7%。这一切,都来源于美元的信用。对于全球货币而言,可靠性最关键的。谁也不愿意看到手里的货币一夜之间就莫名其妙的减少了四个“0”。作为全球首要货币,很难看到美元有多大的单边贬值。

这种基于信任建立起的银行间关系并非没有遇到过挑战。2018年,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尤利纳(Elvira Nabiullina)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使用SWIFT网络存在风险。因此,自2014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开发自己的系统,包括支付系统。在俄罗斯,我们建立了一个类似SWIFT的金融数据传输系统。"

那么问题来了:其他国家会用俄罗斯的系统吗?哪怕是俄罗斯卖给中国那么多高价石油。作为直接邻国,俄要的依然是美元。俄罗斯卖给印度武器装备也要美元。或许,什么时候朝鲜领导人敢于把家族海外资产存在俄罗斯银行的时候,卢布才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

除了俄罗斯,欧盟也推出了自己的instex系统。这是一套绕过SWIFT的交易系统。初衷是为了规避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系统仅相当于,先统计一下欧盟这边要进口的商品和要出口的商品,然后让进口商把钱付给出口商。伊朗那边接着也做同样的统计,做同样的操作。实际上还属于以物易物的现代翻版。这里面固然有不愿意触怒SWIFT的原因,也有对伊朗主权货币不信任的因素。

美国动辄就用SWIFT欺负别国?

答案是否定的!比方说你和几个小伙伴建了一个群。后来加进来的朋友越来越多,捣乱的人也越来越多。有光抢红包从来不发的,有天天装B挑战群主的,还有背地里搞小动作占便宜的,甚至还有人企图搞死群主和群管自立为王。这时候群主能做的就是,大不了不带你玩了,把捣乱分子踢出去了事。但即便是群主,也不能随随便便踢人。第一要有充分的理由,第二要照顾好全体群友的情绪。

在SWIFT体系里面,美国一家独大不假。但这毕竟不是美国一家的买卖。美国之所以敢于动用长臂管辖,根本原因不仅是其有着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更在于美国有着最强大的盟友体系。手举大棒,看谁不顺眼就来一下子,那叫黑社会!只能招致盟友反感,最终让自己众叛亲离。所以,制裁这种手段,总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出。而且前提一定不能“看心情”,而是要以法律为依据,让大多数盟友都能接受才行。否则,不用什么外部压力,美国内的反对党就能把政府班子捅下来。很多自媒体天天制造的“SWIFT威胁论”,不外乎是受迫害妄想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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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是被制裁的倒霉鬼?

最早的通过SWIFT系统实施制裁,是在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总统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授权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可以从SWIFT调取“与恐怖活动有关的”金融交易和资金流通信息。目的是美国可以使用SWIFT数据来了解和打击恐怖组织的资金往来。让恐怖组织很难成功汇出或接受汇款。这一举措使得美国在2001年之后再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因为SWIFT的制裁可以限制被制裁对象通过国际清算通道进行国际支付。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经济制裁,它可以更加直接、快速的切断目标对象的国际金融通道。使其被国际金融体系抛弃,面对极大的经济压力。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俄罗斯,以及一些组织或个人都曾被实施制裁。

以对朝鲜的制裁为例。因为金家炫耀核武屡教不改,对世界安全造成威胁,朝鲜被从SWIFT中除名,连国家代码都被删除了。这使得朝鲜无法与国外银行进行支付往来。而国际贸易中,大部分结算都是银行间账目结算。所以朝鲜很难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

在对伊朗的制裁中,美国禁止了与伊朗金融机构进行重大金融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包括外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金融机构)在美国开立或维持账户。这就切断了与伊朗之间的支付结算通道,彻底隔绝了伊朗同他国的金融往来。致使伊朗经济遭受重创。

唯有相向而行才能融入世界!

今天这篇文章,估计会遭到不少粉蛆的攻击,指责我的屁股坐歪了。他们会想,反正我这辈子也没有机会花美元,索性不使用SWIFT对我也没有影响。但恰恰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脱钩行为都会对中国的未来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让我们回过头看一看,中国真正的社会大发展是在2002年以后。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在这一刻集中显现出来了吗?还是因为此前的中国人缺少劳动积极性?真相是,中国此时加入了WTO,西方向我们开放了市场。我们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可以通过工厂变成产品,卖到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换成了硬通货,再回流到中国。中国经济才得以发展起来。相反的例子是朝鲜。同样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因为西方不对其开放市场,劳动力换不成财富。

目前的中国,GDP虽然成为全球第二大,但也仅仅只是美国GDP的58%。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5%。距离真正的发达国家还相去甚远。像金叫兽,叼盘,带鱼之流,天天说什么“中国蹲下都比日本高”“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其实是典型的军阀思维。别人不出招就耀武扬威,一出招就翻白眼。他们以及追随者,在国际外交事务上常以“战狼”自居。每每寻到机会,则“打”声一片。他们表面上斗志昂扬,骨子里却自私猥琐得要命。这种货色,放在义和团里连个大师兄都当不了。他们只不过是打着爱国旗号的嘴炮贩子。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误国不浅。我们在防火防盗防病毒的同时,也要防蠢货!

任何与世界经济的脱钩都可以将上百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以香港为例。港币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通用兑换货币,是因为香港目前实施的联系汇率制度。该制度将港元兑美元的汇价定在7.8港元兑1美元,但汇价可在7.75至7.85港元之间浮动。港元实质上是美元的影子货币。如果港元被踢出SWIFT银行结算系统,外国投资者将无法自由兑换港元,而美元的流入也将停止。港元与美元之间长期的联系汇率制度将脱钩。港元会在一夜之间崩溃。而同时失去的,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经济学家张曙光曾说,中国到了择邻而居的时候了。相向而行才能融入世界,否则就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循环。朝鲜、伊朗就是一面镜子。

别当下一个倒霉蛋!

来源时间:2020/7/13   发布时间:20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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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全球热门移动应用收入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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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Sensor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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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Tower 商店情报数据显示,2020年6月抖音及海外版TikTok在全球App Store和Google Play吸金超过9070万美元,是去年6月的8.3倍,再次蝉联全球移动应用(非游戏)收入榜冠军。其中,大约89%的收入来自中国版本抖音;美国市场排名第二,贡献了6%的收入。全球热门移动应用(非游戏)收入Top10完整榜单请见上文图表。

YouTube以近7300万美元的收入,位列榜单第二名,较去年同期增长48%。美国用户贡献了收入的56%,其次为日本用户,占12%。

榜单前五名另外三款应用为Tinder,腾讯视频和爱奇艺。

注:Sensor Tower的收入预估不包括应用内广告,或者网约车,订餐,网购等通过第三方支付渠道产生的收入;税收和退款不在预估数据中体现。数据也不包括中国和其他地区第三方安卓市场。

来源时间:2020/7/13   发布时间:2020/7/13

旧文章ID:22293

邓聿文:中美新冷战会滑向热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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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今年以来,围绕着疫情的争端和最近的香港国安法问题,美中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坠超出了多数观察人士的预期。许多人认为美中已进入新冷战状态。不过在我看来,美中当下的对抗无论从程度还是范围看,要超出当年的美苏冷战,若持续下去,甚至有可能要滑向准战争状态。

这不是危言耸听。对此外界要有清醒的认识,把基于人类已有认知认为不可能的事想得再严重点,其实,将美中的冲突证之于人类历史上的大国竞争和冲突,是没有先例的,故而人们用新冷战来比拟,但它和美苏的冷战性质很不一样,对抗的剧烈程度也不相同。

美苏冷战主要是双方阵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之战,并由此形成了东西两个敌对阵营的地缘战略对抗。就美苏各自而言,由于双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在所属阵营循环,基本没有交集,因此相互的伤害并不严重,也就不大可能引发双方直接的军事对峙乃至武力冲突,而是以代理人战争的形式出现。只有古巴导弹危机差点引爆美苏核战,但鉴于核战争很可能没有赢家,双方在最后关头达成妥协,由此双方也认识到政治对话的重要,建立了相关管道,虽然这种管道对化解彼此的政治敌意并未起到实质作用,然而它至少对摸清双方底牌,在关键时期避免一方误判而导致战争发生是有用的。

今天的美中对抗不但范围是全方位的,且由于双方都没有盟国可以发起代理人战争的这个护栏,也表现为美中之间的直接对抗。美中虽然政治和意识形态各异,但经济文化科技及人员往来密切,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缠绕。尤其是,经济过去被中方看作美中关系的压舱石,至少在贸易战前,无人想到有朝一日两者居然在经济领域脱钩,压舱石压不了舱。一旦这些原来被认为能够稳定美中关系的因素也是可以打破的,它们反而会变成加剧两国不稳定的因素,使得两国对抗螺旋式升级。当下的美中对抗,早已越出政治领域,呈现全面性,对抗程度也更剧烈。虽然中美建交以来保持比较常态化的外交,即使近两年贸易战当中一直进行谈判,但现在因为疫情这些管道基本停了,即使来往,也是各说各话,尤其中方,不大可能授权某个官方或半官方人士背负斡旋中美关系的秘密使命。

美中对抗的前述特征,在双方体量都非常庞大的情况下,势必成为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双方的主观意图,还是长期对抗的偶然失误或者耐心被消耗,极易导致军事对抗,并引发战争。事实上,美中的军事冲突不再是假设,而是现实的可能性。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几年前就出版过一本《美中开战的起点》(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2015年),设想和探讨同中国开战的多种情形。

"去年在北京阅兵期间,东风-41洲际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广场。"

去年在北京阅兵期间,东风-41洲际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广场。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美中关系的极速恶化同特朗普幕僚团队的鹰派有直接关系,似乎是在后者的影响和建议下,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突变和激化。美国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最近在凤凰城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就突出地显示美中关系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不仅仅基于利益,更基于意识形态。基于利益的对抗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交换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则难有回旋余地,奥氏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把中共称为列宁式政党,习近平是暴君斯大林的继承人,毫不掩饰对中共和习近平的敌视,反映了历经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两国争端之后的特朗普政府/白宫决策层对中共/中国的厌恶态度。

白宫今年5月发布的对华战略报告,以及彭斯2018年10月哈德逊智库的演讲,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中是两份重要的文件。它们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即从过去40年的接触和遏制以接触为主的政策转向竞争和遏制政策。但两份文件又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如果彭斯的演讲还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自我改良,希望中共回到邓小平路线上来,美中两国还能建立建设性关系,那么,白宫对华战略报告则抛弃了对中共的这最后丁点幻想。虽然它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持与中国开放的沟通渠道,但又指出,美方不会迎合中方要求创造合适的对话“氛围”和“条件”,不会容忍北京削弱“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国际秩序”的行为,美国的目标是提高其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弹性,以战胜中国提出的挑战。报告为此特别提出,白宫对中国采取了竞争性的应对方式,愿意承受更大的双边摩擦。

当年拉开冷战铁幕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正是基于对斯大林的苏联扩张主义的判断而提出应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从上述三份文件来看,华盛顿方面同样判断习近平的中国是一个扩张的政权,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已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挑战,美国也必须用“全政府”的方式阻遏中共扩张,打败中共,由此显示出,美国对中国实行的竞争/遏制战略很可能导向双方的军事摊牌这种结局。

就北京而言,念念不忘的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尽管北京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不会这么写,但这是支配北京外交行为的真实动机。过去在中国国力不强时,北京更多的是通过防御来实现这一点,现在自我感觉实力强大,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那么就转而通过主动的、进取的、进攻的方式,将国家利益的边界往外推,以确保中共统治的稳固。北京这样做,还在于它认为这并非华盛顿眼中的扩张,而是让国际秩序变得对中国有利而已,现行的国际秩序过于照顾美国利益,中国不过是拿回它应得的部分。它还认为,华盛顿对中国的疯狂打压和围堵,证明美国口口声声不寻求遏制中国崛起的虚伪,从而印证了北京方面根深蒂固的美帝亡中之心不死的成见。

在双方绝不后退的意志较量中(某些看起来后退的行为只是一种战术考虑),发生对撞和冲突势使难免,将会是经常出现的现象。我们看到,双方这种全面和系统的对抗已在政治、经济、人权、科技、人文交流、新闻、金融、台湾、西藏、新疆、香港以及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展开。博弈理论中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指某方为防止对手达到某一目的而提前采取某种行动,该行动传达的意向信号被对手接受而后果真按照该意图采取反制手段,从而被前者认为证实之前的预判。比如在关于港区国安法的较量中,美中双方都预判对方会颁行国安法和出台制裁措施,从而证实各自行动之必要。美中的战略博弈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双方都不肯让步,谁先让步会被世人看作胆小鬼,这样矛盾和成见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最后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

事实上,美中发生战争的触媒和引爆点不是没有,台湾、南海自由航行、朝核问题都可能引爆战争。暂且不论北京是否有统一台湾的计划,双方其实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做准备。美军在新冠疫情有所好转后三艘航母开赴西太平洋,最近在南海举行双航母军演,军舰更不时出现在台湾海峡,进入南海中国占领岛礁12里内,美军机在台湾领空飞行以及日前曝出的美特种部队在台湾岛内受训,可见美台的军事合作正在紧密进行。中国除了在南海军演,最近也加强了军机绕台飞行,还改变了预备役体制,由原来的军队和地方共管变成由中央军委直管。

"4月,美国两栖攻击舰在南海与澳大利亚和美国海军舰艇进行了演习。"

4月,美国两栖攻击舰在南海与澳大利亚和美国海军舰艇进行了演习。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DEFENCE, VIA REUTERS

这些频繁的军事行动由于没有像冷战时期美苏军队的直接联系渠道,或者两军高层现有的联系渠道被搁置,时间长了很可能在误判或双方的习以为常中而走火,爆发武装冲突。特别在台海问题上,双方应该都做好了军事准备,都在等对方打第一枪。

除双方的军事部署有可能引发战争,双方的经济和金融对抗亦有可能爆发战争。如果美国的疫情索赔用没收万亿美元中国美债来抵偿,或者美国现有的遏制手段不足以摧毁中国的经济进而切断对中国的美元支付系统,这些措施基本相当于经济和金融核战,事情到这一步,完全不排除从经济核战变成热战。

可能一些人会问,事情发展下去,是否真的有这么严重?目前双方的官员和学者之间,已经有人在讨论这种可能性。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最近在一个论坛上就提出,美元支付体系安全令人担忧,中国必须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他看来,中国长期依赖美元交易令美国有手段压制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用他的话说,“我们也不得不及早地预防,做好真正的应对准备,而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应对准备”。美国日前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授权美国政府对为受美国制裁的中港两地官员提供金融服务的中资银行实行二级制裁,这里的二级制裁很可能是冻结这些银行在美国的资产或者切断它们的美元支付。可以说,假如美中对抗变成长期的“新冷战”,前述的金融手段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在此需要澄清一个认识,即核大国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该结论是根据美苏冷战经验得出的,原因在于核战争的代价谁都承受不起。这在冷战时期是对的,一方面,冷战距“二战”结束不久,“二战”死伤人数之多让世人对这场战争还记忆犹新,国民有一种心理的反战情绪制约着两国领导人;另一方面,美苏不是全面的利益对抗,可以通过代理人战争来化解双方的地缘政治冲突。此外,冷战时期的核武器都是大当量的战略核武,核战对人类自身的毁灭会约束双方恢复理性,慎重以战争方式来解决分歧。然而,即使这样,美苏两国也多次在战争边缘徘徊。

美中冲突的性质和美苏有很大不同,其全面性和对抗性是后者不能比的,加之“二战”也已过去70多年,人类对战争的记忆都是不够长的,否则世界历史就不会频繁发生战争。现在的核武器又都精确化、小当量,对人类的威胁减少,特别是中国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统一的大国,它和周边的多数国家都有领土争议。两国也不大可能打代理人战争,因此,不管主动还是被动,美国卷入战争的机会都很高,中国就更不用讲了。

"2013年,时任美国前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2013年,时任美国前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下台上,认为11月大选特朗普选败,拜登上台,美中可能会恢复已有的对华渠道,关系不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特朗普下台或许有助于恢复美中之间的稳定和理智,然而,白宫对华战略报告提出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遏制政策并非只是美国鹰派的构想,相当程度上它是两党共识,在中国已成美国头号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即使双方对话恢复,恐怕和上月美国务卿庞皮欧和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的夏威夷会谈结果差不多。何况,民主党对人权和意识形态的坚守要超过共和党。很多摩擦和矛盾是在互信极度稀缺的状态下发生的,在美国两党比赛不能向中国示弱的制约下,拜登时期的美中关系恐怕比现在不会好多少。

在此指出美中可能濒临战争边缘是要警告世人,一旦大趋势形成,要扭转它短期内就比较困难,故而不管最后是否真会发生战争,我们都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对美中关系的自由落体不能无感或推波助澜,否则,将无法面对后人诘问,当初为什么不阻止。

邓聿文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胡赵基金会秘书长,时政评论家。

来源时间:2020/7/13   发布时间:2020/7/13

旧文章ID:22292

重新认识特朗普:对特朗普的十个想不到和十点认知

作者:  来源:新华裔

四年前的选举夜,当特朗普拿下胜选的决定性一票时,许多人睁大眼睛、难以置信,朋友圈震惊的表情历历在目。

当特朗普2017年踏进白宫时,一些人认为其只是昙花一现,最终将被强大的反特力量赶下舞台;一些人则认为,不管他连任与否,其留下的印记难以抹去。

四年过去了,特朗普不仅给新时代的美国、而且给新世纪的世界打下了深刻的个人印记。他做出了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今后还会做出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将长时间缠绕着这个世界。

回故过去四年,我总结了对特朗普的九个想不到……

第一个没想到,特朗普上台后,竟然一一兑现竞选承诺,让人们大跌眼界,颠覆了人们对美国政治人物、对美国大选的传统认知。

一般来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口号、言论都是为了迎合选民口味,都比较激进、强硬,而大选过后,很快恢复政治常态。外界对此司空见惯,都不太认真对待。人们最初也是这么看待特朗普的。没想到他入主白宫当天就开始兑现竞选时的承诺,签署意向声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随后一系列毁约、退群,而后采取一系列反移民政策措施,十分认真而执拗地一一兑现竞选时提出的主张,让美国内外都蒙圈,傻了眼。

特朗普自己说信奉里根。虽然里根也是一个强硬派,但是其当选后也很快调整策略,而特朗普没有学里根。他说他要超过任何一位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有人说,特朗普像胡佛,得意忘形而狂妄。胡佛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商人总统,他要追求的是“完美的”美国制度,创造“美国繁荣”,结果很快被1929危机击垮,成为一个短命的总统。

实际上,特朗普既有着里根的强硬,也有着胡佛的商人味道,但他更叛逆,他就是一个逆天者!

第二个没想到,特朗普公开支持种族主义,毫无顾忌推行反移民政策,建立集中营管制非法移民,甚至发出美国黑人示威者都是像新冠病毒一样的"低等生物"的极端种族主义言论。

谁都知道,所谓“美国第一”,在美国国内就是“白人第一”;所谓“美国优先”实际就是白人优先。这就是地地道道的种族主义口号。特朗普就是地地道道的种族主义者,而且他自己从来不掩饰这一点。

弗吉尼亚2017年8月白人和少数族裔的种族冲突爆发后,当共和、民主两党一致谴责“白人种族主义”时,特朗普发表讲话,回避导致冲突激化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并对事件中的“双方”都提出谴责,各打五十大板。这场冲突是因夏洛茨维尔市决定移除市中心美南北战争南方将军罗伯特·李的雕像,引发白人民族主义者不满而发生,特朗普在回应闹事白人是否种族主义者时,竟然说出“华盛顿也是奴隶主你们要拆他的雕像吗?”引发舆论哗然。

谁都知道,在美国批评华盛顿是犯忌讳的,除了特朗普敢撕破这件“皇帝的外衣”,谁还敢?

由于特朗普的态度,在美国频频出现“滚回你的国家”、“非美国出生者,马上回到你归属的地方!”“摘下口罩,滚出我的国家”诸如此类的种族主义言论…… 这些都是全世界公认的种族主义者攻击性语句。

特别是,疫情期间种族歧视加剧,辱骂、袭击亚裔的事件频频发生。甚至出现纽约华裔女子被人泼硫酸和CNN华裔记者戴口罩采访时被指责、辱骂、驱赶的恶性事件。

疫情之下,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示威抗议,发展成种族暴力冲突,见证了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全面回归,并且这次回归夹杂着更多的愤怒和暴力,波及面更广。特朗普威胁如果各州不能平息示威,将动用军队“平暴”。他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喊话,称美国黑人示威者都是像新冠病毒一样的"低等生物",甚至发推文"打砸开始,射击开始",引爆舆论场。

第三个没想到,特朗普真的把“美国第一”发挥到极致,挥舞关税大棒打向全球主要经济体、甚至盟友,丝毫不讲情面。

特朗普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者在商业交易方面不择手段,恶名昭著。他一直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吃了亏”,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上台后,美国贸易政策从“多边”转向“双边”,重谈或修订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贸易协定。为此,向全球挥舞关税大棒,逼迫对手就范,连盟友也不放过。

所谓“双边”即一对一谈判,以美国的绝对优势实力,再加上极限施压手段,居高临下逼迫谈判对象屈服。于是,他首先废除北美贸易协议,逼迫加拿大、墨西重新谈判,在美加墨三国陷入谈判僵局情况下,果断与墨西哥先行展开一对一谈判,抓住墨西哥对美国贸易依存度超过80%的“软肋”,利用汽车关税、边境墙、遣返移民等问题强硬施压,迫使墨西哥在争端解决机制、汽车原产地原则、劳工标准、日落条款等关键贸易问题上让步。如此先易后难、各个击破。加拿大面临孤独作战,只有结城下之盟,由此达成对美国绝对有利的新贸易协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这被特朗普称之为“美国历来达成的最重要贸易协议”。

接着充分利用韩国对美国在朝核与地区安全问题的严重依赖心理,迫使韩国在汽车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医药保护政策等方面大幅让步,又下一城,正式签署“升级版”美韩自由贸易协定(FTA)。

在策略上,特朗普始终把重谈NAFTA、升级美韩FTA等作为贸易优先议程,希望扭转贸易失衡,实现“让美获益”贸易。得手后,凭借钢铝、汽车“232调查”对日、欧施压,但多“点到为止”。特朗普希望三方在WTO改革、应对新兴市场所谓的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强迫技术转移等问题协调立场、采取一致行动。

而后集中力量跟中国较量 ……

第四个没想到,特朗普上台就把矛头对准全球化,真敢毁约退群,颠覆二战以来美国自己建立的国际秩序。

二战后,美国领头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签署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以主导国际秩序和平衡国际关系。特朗普根据自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继续这些国际合作的价值不大,一改美国往日作风,重新回到二战前的孤立主义的状态。

特朗普上台后,接连毁约PPT、NAFTA、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全球移民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甚至不顾欧盟的战略安全,宣布退出美俄签署的“中导协议”、不续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最近又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谁都知道,该两项是欧洲军事安全的两大支柱,美国此举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将欧洲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利用欧洲恐俄心理而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很多国际组织里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特朗普上台后纷纷从各个国际组织中退出来,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最近,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不按照其意志调查、追责中国,他宣布推出世卫组织;他说G7“是一个非常过时的国家集团”,表示邀请更多的国家参加会议——这是要颠覆G7格局;他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世贸组织、联合国…… 谁不知道下一步他还会作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看起来,由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二战秩序正在被特朗普毁掉,而新的世界秩序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世界恐将陷入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和不均衡的非稳定状态。

特朗普为减轻美国负担,不惜放弃大国责任,既表现出唯利是图、不讲信用一面,又表现出敢说、敢做、敢冒险的性格,为了美国利益他什么都敢做,不惜采取极端做法。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和警惕。

第五个没有想到,特朗普不想当世界警察,竟然放弃欧洲安全承诺和中东势力范围,放任俄罗斯填补权力真空,集中力量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

自从近代地缘战略理论的鼻祖英国人麦金德提出世界地缘政治的“陆心说”之后,欧亚大陆就一直是英美的战略重心。因为中东石油的出现,中东成为战略争夺的重心。后来这一地缘战略被美国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发挥到了极致,他指出欧亚大陆这一世界的中心大陆,包括了世界的大部分人口、土地和财富,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

按照这一地缘战略,欧洲至中东始中是战略重点地区,不可放弃的势力范围,由此形成了美苏对峙-之后的欧俄对立,以及中东纷争的局面。

这一战略态势因为911所引发的两伊战争和中国的快速崛起而改变。特朗普认为,美军在中东打了十几年仗,花费了数万亿美元,除了死亡和破坏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在他眼里,这是一场“不划算”的战争。由此类推,他认为美军在全世界服务,军费居高不下,盟国占了便宜。背后的暗语是美国已经承担不起全球军事存在。

所以,特朗普多此表示:“美国不能继续担任世界警察了,所有负担都由我们来扛,这不公平”。最近,他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将结束无休止战争的时代”,美国军队将不再重建其它国家和“决定别人的冲突”。他指出,美国正让其军队回归“基础原则”,强调“保护美国切身重要利益的明确观点已归位”,美国军队没有义务去“从未被听说的遥远国度”解决那里长久以来的冲突或恢复其他国家。虽然当美国人民受到威胁时美军会毫不犹豫战斗,但美国“不是这个世界的警察”,因为解决外国冲突不是美军的职责。”

按照特朗普的性格,说到就做到。他不顾盟友反对,断然下令撤出叙利亚;接着跟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历史性停战协议,准备结束持续18年之久的混乱战争。在中东留下个烂摊子,谁爱谁去收拾。

与此同时,威逼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大幅提高军费,否则就撤出。特朗普放话,要我保护,请交保护费。他针对韩国说:“位于非常危险的地区,又不太喜欢美国的一个国家”,“需要交纳更多的防卫费”;他以退出北约相威胁,逼迫北约成员的防务支出提高到2%至4%;因德国不从,他最近就宣布从德国大幅撤军。

如果不是美国国会的反对声,按照特朗普的观念和做派,他真的会退出北约。实际上,他基本上不管欧洲的麻烦事情,除非对美国有利。

第六个没想到,特朗普如此仇恨中国,视中国为最大威胁、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为此置最重要的美中关系不顾,对中国痛下杀手。

首先是不管不顾毁掉美中关系“压舱石”。特朗普频频对进口中国的商品提高关税,施压中国。由此导致中美贸易出现大幅下降。2019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下降15.3%,其中占美国自中国进口半壁江上的机电产品下降了19.0%,下降幅度之大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所未有。可以预料,疫情之下美中双边贸易的数据可能会很难看。

可以预见到,在贸易战、脱钩和新冠疫情叠加影响下,不出5年,美中双边贸易可能下降到对彼此都无关紧要的程度。

特朗普政府更是将中国界定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视中国为“最大威胁”,全方位遏制中国。新冠疫情爆发后,出重手对中国由污名化到恶名化,威胁调查追责中国,推动对华脱钩,举国家之力封杀华为,将几十家中国企业和个人列为制裁黑名单,调查、逮捕、起诉大批华裔科学家,限制中国留学生选读美理工科大学专业并收紧签证…… 甚至扬言切断整个美中关系。其出手之快捷、之凶狠前所未见,容不得任何谈判商讨余地。。

更有甚者,美国多次出台有关台湾议题法案,特朗普政府堂而皇之公开以官方名义跟台湾当局接触,在国际场合支持台湾当局。香港问题亦是如此。当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特朗普暴跳如雷,公开宣布取消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随后美国会通过《香港自治法》实施制裁。

难不成特朗普想毁掉42年来之不易的美中关系?

第七个没想到,特朗普即使对亲密盟友,也居高临下,十分嚣张、霸凌,丝毫不留情面。

最初,大家都担忧特朗普按照家族式管理方式管理白宫,他是董事长或总裁,说一不二,无需讨论,下属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确如此,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管理他的团队,政府重要阁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 白宫高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幕僚长,一言不合就炒鱿鱼,让你滚蛋。

久而久之,大家这些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但是,大家怎么也想不到特朗普对待盟国首脑也十分霸凌,可以居高临下、肆无忌惮地对待他们-除了不能让他们下课。

最近,被他炒掉了的那个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爆了很多的料。其中就将特朗普霸凌盟国首脑的事儿给抖了出来:

——面对女性领导人,言语粗鲁,大骂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愚蠢”,指责后者“入了俄罗斯人的圈套”。博尔顿爆料,特朗普和这两位女性交谈时表现得近乎像一个“施虐狂”。

——面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教”时,嫌弃后者“烦”。这是因为马克龙次数主动与其通话,试图说服其改变他在处理环境和安全政策议题上的态度,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以及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等问题。

——批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双面人”,当面指责特鲁多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向北约提供2%的军费。据称是因为特鲁多与出席北约峰会的其他领袖聊天时,被记者拍到他拿特朗普的记者会开玩笑。

综合媒体曾报道,特朗普因跟盟友谈不拢,甩手就走。如去年12月的伦敦北约峰会,特朗普面对盟友的不配合而非常不开心,突然取消了原定的新闻发布会。他在“推特”上说,“我们不会在北约闭幕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因为过去两天我们已经开了太多次了。”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情绪化而缺乏外交修养的美国总统。当然,不仅仅如此,更主要他把美国式霸权当成自己的私人的霸凌权力,肆意挥霍。从而出现博尔顿所描述的,特朗普在盟国领导人交谈时的“侵略性”和“敌意”,甚至可以和他与本国州长交谈时的态度相当。

第八个没想到,特朗普这个被美国政治精英所排挤的非传统政治人物,竟然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共和党的共主,得到共和党大佬和议员一边倒支持。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过去瞧不起特朗普的美国共和党精英们就一边倒支持他。那些自视清高的共和党议员,过去都不把特朗普当回事儿,但是在2018年中期选举时,特朗普却成为共和党最大票房来源,几乎所有共和党议员参选人都希望得到特朗普的支持,都要他站台拉票,否则可能落后甚至落选。

可能没人能够料到,盖洛普多此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达到惊人的90%以上。这是除911事件后的小布什总统外,当代美国总统中最高的党内支持率。

美国精英阶层都没有想到,共和党出现特朗普化迹象,反特朗普就等于与本土票仓做割裂,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几乎所有重要的参众议院席位的共和党参选人,都在千方百计向特朗普表忠心,向选民传达自己作为挺特派的形象,并攻击对手表里不一。结果就是,反对或与特朗普有所疏远的共和党参选人几乎没有赢得提名。

尽管共和党高层不太认同特朗普本人及其部分政策,但特朗普仍然是选举的决定性因素。共和党被迫认识到特朗普在党内的高支持率以及强基本盘的影响力,希望尽可能发挥特朗普的正面效应,使其成为吸引选民的最大王牌。所以他无异议成为共和党2020大选候选人。

现在,共和党议员们都要看、都在看特朗普的眼色表态、行事,特朗普说“中国病毒”、要调查、追责,他表示要跟中国脱钩,立即会有共和党议员跟进,造舆论、提议案,不遗余力,唯恐落后。特朗普成为了共和党的旗帜、不二共主。

也许这些因素使得特朗普有底气敢作任何他想干的事情,甚至敢于践踏美国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提出任何挑战现存制度和秩序的议题并付之行动。

这不仅对于美国,而且对于当今世界是极其危险的现象!

第九个没想到,特朗普能够抗住美国民主党精英、主流媒体的一次又一次联合进攻,从“通俄门”、“弹劾门”中脱身,面对抗疫不力的批评声浪也无所惧,依然我行我素,没人能奈何他。

在美国历史上,像特朗普这样敢于针尖对麦芒跟在野党硬干,敢于公开斥责主流媒体的报道是“假新闻”,在记者会上要记者“滚出去”,拒绝不喜欢的记者进入白宫的政治人物,恐怕只有特朗普一人。

从“通俄门”调查到进入弹劾程序,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几乎深陷麻烦之中,美国国会紧紧抓住不放,美国主流媒体火力全开,没想到特朗普真能抗,他照样怒斥民主党是“政治迫害”,“主流媒体真的是全民公敌和真正的反对党!”甚至怒怼特别检察官和司法部长。他最终脱身,让外界惊讶不已。

不止如此,就个人而言,特朗普还有税务问题-这在美国也是大问题,他硬是拒绝配合,拒不提供税务账单,也没有人把他怎样。

就国家而言,他一系列重大政策遭到强大反对,依然我行我素,没有任何顾忌,硬干到底,同样没人能够把他咋的。

实际上,特朗普参政之前,作为一个商人,不是欠债不还,就是税务被查,加上他主动找事,以至于长期官司缠身。从他的履历来看,这人是个不怕惹事、还专找别麻烦的主,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死缠乱打。可是,令外界不解的是,他总能够从麻烦中脱身。

究竟是特朗普没有问题,还是制度性缺陷让其有空子可钻?谁说得清?

第十个没想到,特朗普疯疯癫癫,在人们眼中实为大逆不道,为美国精英阶层不能接受,为西方主流媒体不能接受,但是民意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

尽管满世界都认为特朗普特不靠谱,认为他逆天而行,大逆不道,但是始终动摇不了他的基本盘,其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尽管时有波动,但一般都维持在40%以上。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即使在疫情之下,特朗普的表现差强人意,他说了很多不靠谱的疯话,比如新冠病毒疫情就是一场流感,言行举止之间,似乎并没有将此次疫情放在眼里;他极力推荐用羟氯奎宁治疗新冠病毒,甚至在疫情通报会上发出“注射消毒剂”杀死病毒的言论…… 他还毫无顾忌地排斥CDC及其专家的作用,疫情没有控制住却情形要求复工复市,在高尔夫俱乐部与高尔夫球作伴…… 虽然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派,也引起相当多的民众与官员的怒视与抨击,也一次次惹出风波,遭受各方质疑和批评,甚至引爆国际舆论,但最终也没有改变他的基本盘。

尽管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总统特朗普处理新冠疫情的表现表示质疑,他的支持率出现了下滑,但是最新的主要民调(调取平均值)显示,特朗普总的支持率仍然为45.2%。其中路透社和易普索(Reuters/Ipsos)4月份发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施政满意度过去一周增加5个百分点,45%美国成年人满意特朗普的施政表现,48%认同他处理疫情的方式。而亲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4月份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稍有上升至49%。

即使在最近美国因警察暴力执法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甚至骚乱,美国政坛陷入跪与不跪的分裂之中,就在很多人以为特朗普会因为这次骚乱和大选无缘时,美国一家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据外媒6月13号最新报道,特朗普的民调结果要比拜登高出很多,原因是一些没有参加示威游行的、被称之为“沉默者”,全部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这些沉默者既包括特朗普的白人支持者,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少数族裔。他们之所以把希望放在特朗普身上,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没有下跪。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因为自己的过失道歉甚至赔偿,但绝对不能失去尊严,民主党和众议院下跪就是典型的尊严丧失!再加上被跪杀的弗洛伊德罪名昭著,已经先后进了好几次监狱,甚至还有过威胁白人妇女生命安全的情况发生!所以当时的警察虽然做法存在过失,但在面对惯犯的时候,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残忍,但也并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有人将上述现象归结为“危机总统”的民调表现。但在美国,对于特朗普,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这是铁定的事实。支持他的粉丝都是铁杆。

这些都是难以让人相信的!

不管是否愿意,这个世界都可能不得不继续跟特朗普打交道!

来源时间:2020/7/13   发布时间:2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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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Diamond on Covid-19, China’s Influence, and Francis Fuku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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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uxuan Chen, Zhang Juan  来源:中美印象

【Larry Diamond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nd at the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His latest edited book,China’s Influence and American Interests(Hoover Press, 2019), focuses on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of China’s ambitions as a glob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er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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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itor’s Yuxuan Chen recently had a Zoom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iamond. They discussed a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his assessment of the report on China’s influence, democracy and Covid-19 and among other issues. 】

Chen: It’s been almost two years since the release of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 how do you assess the impact of this report? In which areas do you think the report gets it right? And in which area you think this report has caused harm, if there is? 

Diamond: I think the report has had a very constructive impact in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the multiple dangers of China’s effort to subvert the integrit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to inappropriately influence democratic debates and dialogues.

It has contributed to policy change in a largely positive direction: to create more vigilance and more monitoring of what China is doing, to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inappropriately and illegally transfer or capture America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igh technology, and to monitor partnerships more closely whether through the talent program,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which is something we are working on right now), and in the corporate world, where massive technology thefts have been hap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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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ee concerns raised abou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bout the Chinese Student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s and their efforts to suppress free speech on college campuses. I think people are more ready to raise immediate concerns when we have incidents like the one very recently: a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was arrested in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and sentenced to six months in prison for tweets he posted while a studen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 kind of stuff we are looking at: efforts to suppress and intimidate freedom of speech, even on American soil.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have been launched to try to strengthen oversight of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to plug the holes i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o monitor more closely the work of Chinese media agencies such as Xinhua News Agency and the efforts of Huawei to impose their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on municipalities and foreign countries, with the dangerous potential that has to comprise the privacy of conversations and ultimately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ur report has contributed to a policy movement for greater vigilance and legislative action both to strengthen monitoring and to insist on greater vigilance with respect to the potential inten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partn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efforts.

Your question had another dimension though, about the negative side. We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is potential negative fallout in our report, in the preface to the book version of our report, and repeatedly in conversations with policy makers and in public commentaries. In brief, we worry about the danger that vigilance could flip over into discrimination and mistreatment of both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and visiting scholars as well as Americans of Chinese descent. We have to be extremely vigilant against such discrimination and xenophobia.

I have made clear personally that I don’t support broad visa bans. Our view is that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be carefully vetted before they come here. In particular, we need to vet them for ties to the PRC’s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the major People’s Liberation Army-linked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centers (the so-called “Seven Sons”), and other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linke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raining centers.

In my view, people should not be coming from military-linked universities in China to get PhDs with leading American institutions, to join in research projects in leading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o work on high-tech applied research that has direct applicabilit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

As an American citizen, I just can’t support or condone research collaboration or graduate student training that has as its undeclared, covert, and repeated purpose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However, once people are vetted and they come here, we should welcome them, we should treat them fairly and we should encourage them to stay here after they get their Ph.D.’s or other graduate degrees.  They should be free to work in our industries and become full members of our society. And of courses that should apply to a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 in other fields.

Chen: The report calls on the US avoid overreacting while enhanc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China’s influence. Do you think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s at a stage of overreaction or just about right?

Diamond: I think both are true. I think there have been elements of response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have been appropriately vigilant in terms of alerting universities to the vulnerabilities in the talent program and to the behaviors of some professor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PRC’s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without adequate disclosure.  And as I mentioned, there has been increased attention to the need for adequate monitoring of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grants that support cooperation o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scholars, where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Chinese researchers’ ties to China’s military-industrial-scientific complex)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disclosed.

I think there are other respects in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President Trump personally have not been vigilant or forthright enough,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the crackdown on freedom and autonomy on Hong Kong, which has been an incredibly tragic betrayal of China’s obligations under the 1984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nd Hong Kong’s 1997 Basic Law. China is violating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with regard to Hong Kong, and now increasingly blatantly so with the imposi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I wish President Trump would be more outspoken about that.

In addition, there are some respects in which the President, some members of his administration, and some members of Congress have not been careful enough in the way they characterize all of this.  We need to make careful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minority of Chinese visitors, businessmen, student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ers who may be serving an agenda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and the much larger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visitors, and businessmen in the US who are just trying to serve their own purposes and have the potential to do a lot of good in bringing our two countries together.

What most concerns me is when the President descends into racist stereotypes or gross ethnocentric characterizations by mispronouncing the word “China” or talking about the “Kung flu” order to whip up ethnic or nationalistic hostilities towards China. Take for example Trump’s response to CBS White House reporter Weijia Jiang, who is of Chinese descent, when she asked a totally fair and reasonable question about why he was framing virus testing capacity as a “global competition.” Trump blew it off with the inflammatory reply, “Why don’t you ask CHINA that question?” His comment was purely calculated to stir up nationalistic resentment of China, and implicitly to question Jiang’s loyalty to the U.S., as a Chinese-American. This is very dangerous and I denounce it.

So, there been elements of overreaction, irresponsible handling of US-China relations, and discriminatory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and Chinese Americans, which are embedded in a long history America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ese immigrants. Even as we press a necessary campaign to raise vigilance, engage in proper monitoring, and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of our supply chains to PRC pressure, we need to keep reminding ourselves of the danger of simulating prejudice. We need to always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that runs China and the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on the (along with the 50-60 million overseas Chinese).

Chen: There’s definitely a need to balance between American openness and the efforts to confront potential threats coming from China. But it is really difficult to do that in face of this mutual mistrust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each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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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 Right. I’d say some of the competition is unavoidable and some of the mistrust has been earned by PRC leaders because of their covert, coercive and corrupt activities to project sharp power. But there is burden on all of us—whether in policy positions or academia or think tanks—to be very careful with our language, to keep making these distinctions, and to keep trying to reach out to the PRC to find common ground where we can cooperate and not just paint it with one common brush.

We can’t afford to have a pervasively competitive and hosti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too much business to do together, to work to reduce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o try to restrain North Korea’s destabilizing nuclear program,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to combat the COVID-19 virus. We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together as the world’s two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so I don’t want any more competition or confrontation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I favor undertaking every possible effort to reach out to the PRC to seek cooperation on major international problems such as the pandemic, the global economy,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climate change.   

Chen: Speaking of Coronavirus, do you think that the Coronavirus ramp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flected any defects of the democratic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s it more abo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roblematic emergency response to the virus instead of democracy itself?

Diamond: We need to make three distinctions. There is the abstract level of democracy as a general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re is the level of our democratic system and society in the US; and then there is the level of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leadership.

With respect to democracy in general, one cannot claim, as PRC leaders are trying to do,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trinsically wrong with democracy, that authoritarianism provides a superior means of confronting the virus. China’s communist leaders conveniently avoid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nother Chinese society that has done an even better job tha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done at managing the virus, and that has the lowest infection rate and the lowest death rate of any economically developed society, and that of course is Taiwan. Korea, Japan and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after their tough initial encounter with the virus, have managed to contain it pretty well for now.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like Greece and Norway, did a very strong initial job of containing the virus. And many of the democracies of the world are among the countries with the lowest rates of infections and deaths, so it can’t be that there is an intrinsic flaw in democracy as a system of government that makes it impossible to control a pandemic.

Hence, we need to look more into specific features of governance that determine whether a country or a society is successful at managing the virus. These include whether there is a strong public health bureaucracy that has the authority to lead the national response and to coordinate and speak for the government, and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effective in persuading or compelling people to wear masks, to shelter place, and to engage in testing and contact tracing.

Secondly, whether the country has been efficient, vigilant and far-sighted enough to order or manufacture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both th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hospital workers and the masks and tests and medicines and treatment machines for the population.

Some countries very early required their people to wear masks when they go out in public and launched very comprehensive testing of the public and contact tracing of anybody who was found to test positive so they could have alert people who had been in contact to quarantine for two weeks. These countries have had success in controlling the virus.  It is not coincidental that many of them are in East Asia because they experienced the SARS epidemic around 2003 and that gave them experience in managing a pandemic and so left them better prepared to deal with COVID-19.

China was slow to address COVID-19, and the authorities in Wuhan initially tried to suppress the evidence of it.  It was precisely the fear,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highly rigid top-down information flows of an extremely authoritarian state that led to the viru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initially and escape to Europe and the US. I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d been a democracy with rapid transmissions of information in a decentralized way and rewards rather than penalties for delivering news of danger in a timely fashion, then this horrible disease might never have become a global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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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what you have is very bad, incompetent leadership that has not paid attention to the lessons of other countries, that has persistently denie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virus, that has failed to organize the public to wear masks, that has not put the necessary testing infrastructure in place, and that has not implemented systematic contact tracing.  So the virus is out of control in these two democracies, because of the utterly incompetent presidents, Donald Trump and Jair Bolsonaro.

Chen: Do you think this inefficient way of combating COVID 19 will impact President Trump’s election later this year?

Diamond: He is going to be punished severely in this election for causing the unnecessary deaths of over a hundred thousand Americans and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merican economy, through his failure to manage the virus.  

Chen: You recently gave a speech at Hoover Virtual Policy Briefing, in which you talked about Covid-19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vid-19’s response and the level of democracy?

Diamond: To repeat: there is no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me type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virus. It really comes down to governance: Do you have a good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place and are you listening to your public health leadership? Are you spreading the news rapidly in educating your citizens? Are you requiring your people to wear masks? Are you engaging in comprehensive testing and contact tracing and so on.

It is the case that autocra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using the virus as an excuse to clamp down on freedom and transparency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s to try to punish critics and roll back freedom. And you just see a number of autocrats seizing on the opportunity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o adopt emergency rule that further contracts freedom and elevates and enlarges the power of the ruler and ruling party.

This is just an excuse that they are seizing upon to try and get more power. We have seen from the examples of democracies I cited earlier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t and better way to manage the virus while preserving civil liberties and accountability.

Chen: Many China experts tend to explain the current state of US-China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iled engagement policy, e.g. China has not lived up with its promises and that it has not headed to a more open direction. Have you thought about whether the two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are the ultimate contributor to the difficult bilater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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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 Yes, I have. I think the fact that China is ruled by a communist party that reigns supreme over everything, not only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universities, business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media, civil society, plays a big role.

Looking into communist state, the first thing to understand abou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at the word “People” is in there for a reason. It is not because they value democracy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They are communist party-state that is still run by principles in which the party is supreme over everything and has the right to command anything.  Inevitably, if China doesn’t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and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and greater accountability, then periodically, elements of Chinese society are going to rise up to demand these things, as happened during the great poster campaigns,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and in the work and advocacy of Liu Xiaobo and the more recent courageous work of human rights lawyers in China.

If crisis arise and reforms are not instituted, then you go back in the reverse direction, as is happening now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with his expansion of repression and centralized control and a situation where we still don’t know the full facts about the virus, and where a Nobel Prize winner dies in prison, decades before his time. And two million and more Muslims are put in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now you have the internationally codified legal autonomy of Hong Kong being sacrificed to the whims and paranoia of President Xi and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

How would you expect that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democracy, which is dedicated along with its democratic allies to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to a transpa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n open Pacific Ocean, inclu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would not respond to these problems? How would you expect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Yet, we’ve learned during the competi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that even when there is competition, even when there is ideological division, even when there are massiv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n the part of the communist super power, we live in one world and we still have to do business.

Some degree of conflict is inevitable. China has not lived up to its obligations and has now backed away from the potential to move in a more open, transparent, pluralistic direction, and to become what our former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Zoellick, called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e world. But we,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keep trying and reaching out and engag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ven with its repression and bad behavior, to nudge it in the direction of becoming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We need to negotiate. We don’t want armed conflict. We don’t want the world to fail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We certainly don’t want nuclear proliferation, or—God forbid—a nuclear war, or another explosion of another nuclear device, or any of the other possible disasters, including another pandemic getting out of control. However, my view is that the deepening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largely due to the semi-totalitarian n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and the much more ambitious and aggressive way the PRC has been behav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under President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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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Speaking of the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Sea problems, many experts have claimed that these are China’s domestic affairs 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n’t interfere with them.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is statement?

Diamond:Hong Kong is part of China, and that was part of the agreement that was codified with the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n the handover in 1997. I made clear to my friends and people I engage in Hong Kong that I do not support independence for Hong Kong. We need to acknowledge that Hong Kong is part of China and that it is a special autonomous region within China. But to repeat, China has not just a domestic but aninternationalobligation, under the terms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which clearly has the character of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to respect the autonomy of Hong Kong at least until 2047.

China has badly broken its obligations in that regard. So in contrast to Xinjiang, Hong Kong is not purely an internal matt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ven with regard to Xinjiang, and Tibet, China does not have the absolute righ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do whatever it wants, either with individual people that it claims to have violated its laws by speaking their consciences or with whole groups of people. It has obligations to all its citizens under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any other country has a right to offer its opinions and express its concerns about the violations of these rights within China.

With respec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here is a territorial dispute about who has exclusive sovereign rights to navigation, fishing, and minerals. If you look at a map, it is just an absurdity for China to claim that it has exclusive rights to control the mineral resources and navigation of virtually the entire South China Sea (that is, the portion within China’s so called nine-dash line). The PRC is claiming par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are obviously better recognized as within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f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and so on. So virtually nobody but China’s leadership recognizes the South China Sea as its exclusive domain. And for China to insist on this, and create military bases on dredged-up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region, amounts to territorial aggression.

The US, with its allies, has a moral and geopolitical obligation to ensure open navigation and peaceful commerce with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en: Your colleague Professor Fukuyama in his essay US against the world said: "Today,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o liberal democracy comes not so much from overtly authoritarian powers such as China, as from within". What is your opinion on this?

Diamond: I think my dear friend Frank Fukuyama is half right. We face really serious challenges to liberal democracy from the kind of illiberal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that has been gaining momentum in Europe, in Brazil, in the US an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In part, this is a response to the fact that liberal democracy has its internal challenges now with very serious issues of how to manage racial, ethnic, and other forms of diversity, how to manage the il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how to reduce rising inequality, and how to reform and reinvent itself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for a highly globalized world.

I say it is only half right because I think that there is also the great challenge to liberal democracy posed by its enemies, principall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ut also Iran, Saudi Arabia, Venezuela and others. These enemies are articulating their own normative and ideological claims for why authoritarian rule is a superior form of government.

You can find not very intellectually impressive arguments in this vei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President Xi. But you see various ag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some who represent it officially othes who are supposedly independent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making these claims that authoritarianism now is a superior way of doing business. And you have Russian and Chinese state propaganda—through organs like the Voice of China,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and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making these claims, and sometimes 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to advance them. The Chinese global propaganda system is placing stories and and other content i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newspapers, etc, all with the purpose of trying to shape the global narrative in a way that will elevate the PRC, trash liberal democracy, and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autocracy.

There is a global contest of information and argument underway between two systems of values, one that affirms freedom, individual rights,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other that believes in top-down state control, and the right to suppress individuals and minorities for the good of the collective, as judged by and narrow and unrepresentative semi-totalitarian leaders.

That’s a real challenge to liberal democracy that is not coming from within, but from without. The point of our report and the point of my book,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is that liberal democracy is now facing a dual challenge. One challenge is to improve our own democracies to make them fairer, more efficient, more governable, and more inclusive, and so to inoculate them against the periodic reversion to racism, ethnocentrism, and injustice. But we can’t ignore the real challenges we are facing from highly authoritarian competitors that would like to tear down the entire normative architec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hen: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 US will keep the containment on China until China becomes more open, transparent and more towards democracy according to the US’s standard and expectation?

Diamond: I prefer not to use the word “containment” because it evokes images of the Cold War, which I do not recommend that we return to. It has a lot of negative aspects to it. First of all, it almost ended with a nuclear war. Second of all, it led to our abandoning a lot of our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But I do think that “vigilance” is the right word. As long as China remains a communist party-state using United Front tactics to penetrate, subvert, and sway other socie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as long as the PRC is expanding its power in bullying fashion to try to claim dominance over a large portion of the Pacific Ocean and to intimidate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to following its policy lead, I do think we will need to be vigilant and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assure a proper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Yuxuan Chen is a student journalist at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at New York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an Zhang is the managing editor at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来源时间:2020/7/13   发布时间:2020/7/13

旧文章ID:22289

专访戴蒙德:中国影响力、新冠疫情与民主以及同事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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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语暄,张娟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55期
     【戴蒙德(Larry Diamond) 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FSI)的高级研究员。他与夏伟(Orville Schell)共同编辑的新书《中国的影响力和美国的利益》(胡佛出版社,2019年)呼吁对中国的全球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的雄心保持建设性的警惕。这本书是在其2018年11月发表的同名报告的基础上出版的。这份报告和书籍出版之后,有关中国影响力的问题在美国引起了极大关注。《中美印象》近日对戴蒙德教授进行了视频采访,就报告的影响力,不同的国家在应对新冠病毒的表现,以及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采访。采访是由《中美印象》的学生记者、纽约大学的陈语暄和《印象》执行主编张娟联合进行的。点击这里查看采访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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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语暄:您认为冠状病毒在美国的猖獗是否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 或者更多的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对病毒的迟缓反应? 

戴蒙德:我认为我们需要做三个区分:一是抽象的民主本身;一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水平;一是特朗普总统和他的领导水平。 

我认为,就民主本身而言,我们不能赞同中国领导层在这方面的观点,即抓住这场全球危机试图抨击民主本身有问题,威权主义能更能有效的应对病毒。(事实并非如此,)台湾,在应对病毒上处理地更好,拥有最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韩国、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艰难遭遇后,都设法控制住了病毒。一些欧洲国家,如希腊、挪威在遏制病毒方面做了非常有力的初步工作。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都是感染率和死亡率最低的国家。所以民主本身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可能存在无法控制流行病的缺陷。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领导者的具体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是否能够成功地管理病毒。这些特征包括这个国家是否有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公共卫生机构来响应和协调,代表政府要求人民戴口罩,安排庇护场所,完善测试等等。 

其次,该国是否有足够的效率、警惕性和远见,订购或制造必要的设备,特别是口罩和检测设备,以应对住院患者。 

我们知道的是,一些国家在(病毒爆发)早期就要求人们在公共外出时戴上口罩、展开全面测试、进行接触者追踪。一旦发现发现结果呈阳性,就可以提醒接触过潜在病患的人隔离两周。这些国家在控制病毒方面的成功并不是巧合,其中许多是在东亚,因为他们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他们以前应对大流行病的经验让他们这次能够更好的准备和防范新冠病毒。

相比之下,中国在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的反应其实较慢,还并曾经试图压制这方面的证据。正是因为恐惧、缺乏透明度以及威权制度下高度严格的自上而下的信息流最终导致病毒失控,从中国扩散到欧洲和美国。如果中国是民主的,以一种非集中管控的方式快速传播信息,并对及时发布危险消息的人给予奖励而不是惩罚,那么这种可怕的疾病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全球流行病。

对于美国和巴西,我认为他们有着非常糟糕、无能的领导。这两位领导都没有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并否认了病毒的严重性,未能组织公众戴口罩,未能生产防疫所需设备和展开接触者追踪。而且,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测试设施也没有到位。所以病毒在这两个民主国家已经失去控制。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民主本身的缺陷,而是两位非常无能的总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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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语暄:您认为特朗普总统这种对抗COVID-19的低效方式会影响他今年晚些时候的总统选举吗? 

戴蒙德:我认为他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他的无能和对病毒管理的失败导致了数十万多美国人不必要的死亡以及对美国经济的灾难性破坏。 

陈语暄:美国在维持开放和努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之间绝对有必要取得平衡。但面对现在与日俱增的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竞争,这真的很难做到。 

戴蒙德:没错。我想说一些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两国之间的一些不信任是因为中国通过秘密、胁迫的和腐败的活动造成的,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扩大中国的锐实力。然而,我们这些做政策顾问的人都有责任非常谨慎地使用语言、持续保持积极主动的区分、继续试图接触中国并找到可以合作的共同领域。

我们承担不起与中国建立普遍的竞争和敌对关系的代价。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一起做。例如,我们要一起努力处理棘手的亚太地区水资源的问题、要试图遏制朝鲜破坏稳定的核计划、要应对气候变化、要抗击COVID-19病毒等等。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美有很多工作要一起做,所以我们不应该进行不必要的竞争或对抗。 

我赞成尽一切努力与中国一道,在流行病,全球经济以及最重要的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寻求合作。

陈语暄:由您合著的报告《中国的影响力和美国利益》已经发布近两年了,您如何评价这份报告的影响? 您认为报告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 在哪些方面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有的话。

戴蒙德:我认为这份报告在提高人们对中国从多个途径试图破坏世界各地民主制度的价值以及不适当地影响民主的辩论和对话方面具有非常建设性的意义。

它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政策往正面发展:提高了对中国行为的警惕和审查;使中国很难非法转让或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高科技,密切监管各种合作项目,不管是通过人才计划还是通过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计划还是在公司企业界也就是经常发生大规模技术偷窃的地方。

我们看到人们对孔子学院、中国学生和学者联合会以及他们在美国大学压制言论自由的行动感到担忧。最近一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今年夏天回国时,因她在美国留学期间发布的推特而被逮捕。这就是我们关注的压制和恐吓甚至发生在美国国土上的言论自由的事情。

美国目前已经启动了一些计划:加强对联邦资助研究的监管,试图堵住技术转让的漏洞,更密切地监督新华社等中国媒体机构的工作,监督华为在美国一些地方和其他国家进行的技术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对用户谈话的隐私有潜在危险,最终对美国的安全有威胁。

(总之,)我认为这份报告促成了一场运动,促使美国更加警惕。通过立法政策方面的行动,即填补了我们社会在监管方面的漏洞,又提高了对与中国开展伙伴关系或合作努力方面所保持的警惕。

你的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即关于报告的消极一面。我们在报告中写道,在公开场合的讲座中也多次提到,这也包括我现在和你进行的采访——这就是我们担心这种警惕(针对中国行为的警惕)可能转变为对中国留学生、中国访问学者以及其他华裔美国人的歧视和不平等对待。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反对歧视和排外主义。 

我个人明确表示过,我不支持广泛的签证禁令。我们的观点是中国学者在来到美国之前应该经过仔细审查,特别是是否与军事工业有关,与人民解放军有联系的主要大学和研究中心(所谓的国防“七子”),以及其他与军事和情报有联系的研究机构和训练中心有联系。

在我看来,与中国军事相关的大学的人不应该就读于美国一流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学成之后开展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科技应用研究。我们从之前的研究中得知,这些学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我不支持或原谅来自中国的学者在美国开展未公开、隐蔽和以致力于中国军队能力建设为目标的研究合作或研究生培训。但是,一旦学者和学生经过审核来到美国之后,我们就应该欢迎他们,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他们。我们应该鼓励想要留在美国的学者在这里获得研究生或博士学位后留在这里工作,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成员。当然,这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中国留学生。因此,我强烈主张公平地对待和热情拥抱中国留学生和其他经过审查、没有显示与中国安全部门有联系的中国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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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语暄:您那份报告呼吁美国应避免过度反应,同时在应对中国影响力方面加强建设性的警惕。您认为现任政府的政策是反应过度还是刚刚正好?

戴蒙德:我认为两者都是对的。特朗普政府有适当的警惕,比方说在提醒大学注意千人计划的漏洞,提防有些参加了中国千人计划的教授,以及那些隐瞒披露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教授。

在其他方面上,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总统个人还不够警惕和坦率,特别是在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压制香港自由和自治问题上。香港的悲剧令人难以置信,它违背了中国在1997年的移交协议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中英联合声明中所承诺的义务。我认为中国在香港处理事务的方式和现在颁布的国安法上违反了中国的国际义务和以及与英国的协议。我希望特朗普总统本人能在这一点上更加直言不讳。

其次,我认为在有些方面上,特朗普政府以及一些国会议员在描述这些情况时还不够仔细,没有仔细区分少数的可能为中国国家议程服务的中国游客、商人、学生。我相信包括研究生在内的绝大部分在美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游客和商人都是为了个人的目标,并且有潜力为两国的合作做很多事情。

最让我担心的是,当特朗普总统错误地使用“中国”这个词时,这种描述会煽动美国针对华裔或来自美国民族主义方面的敌意。例如,当一位有着杰出履历的华裔白宫记者,问了总统一个完全公平合理并且重要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却说: “你为什么不去问中国呢?” 这种做法是故意煽动民族主义以及对中国的敌意,甚至仇恨。这是非常危险的,我强烈谴责这一点。

陈语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倾向于从失败的接触政策的角度来解释中美关系的现状,例如中国没有兑现承诺,没有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等。您是否想过,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导致两国关系目前如此艰难的根本原因?

戴蒙德:是的,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在已经在逐渐失去往更加开放、透明和多元的方向发展的潜力,也失去了我们的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所说的世界上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潜力。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二字的存在是有它的理由的。但这并不是因为统治者真正由此践行民主,而是以“人民”的名义施行一个政党统治凌驾一切的党国体制。如果中国无法在坚持经济开放、提高政府透明度、改革问责制度等方面做出改变的话,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周期性的政治运动来回应以上诉求:就像过去的大字报运动、天安门事件、刘晓波事件,以及近期中国人权律师所作的努力一样。
  如果任危机浮现而改革没有施行,那么我们将会见证社会的倒退 —— 习近平执政的今天,这一切正在发生。中国社会受到的压制不断增强,中央集权控制进一步扩大,在疫情期间公众无法获取病毒相关的准确信息,而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却在监狱中英年早逝。与此同时,两百多万的穆斯林信徒被关进集中营,而香港国际公认的自治地位也因习近平和中共政治精英的偏执怪想而受损。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政体,美国和它的盟友一直致力于保护人权和法治,也致力于创造透明公正的世界秩序、开放的太平洋水域(南中国海自然也是一部分);而正因此美国不会对中国的这些问题不闻不顾。正因此,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两个系统之间会自然地存在冲突。
 
  然而,我们从冷战的竞争中了解到即使存在竞争,即使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即使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仍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我们仍然必须合作。使中国存在很多不良行为,美国也必须继续努力主动接触和推动中国,使中国朝着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利益相关者的方向发展。

我们需要谈判。我们不想要武装冲突。我们不希望世界因气候变化而衰落。我们当然不希望核扩散,另一场核战争或另一种核装置的爆炸或所有其他国际危难,包括另一场失去控制的大流行病。 

总之,我的观点是,中美之间冲突不断加深的本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半极权主义性质以及它在国际舞台上更加雄心勃勃和咄咄逼人的表现方式。我倾向于采取所有可能的努力和中国建立友好的联系和共同合作的平台,来解决很多现有的重大国际问题,包括大流行病、全球经济管理、最迫切的气候变暖,接着试图找到方法来化解冲突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或印度太平洋地区在创建一个更和平的关系。

陈语暄:谈到香港和南海问题,很多专家都说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不应该干涉。您怎么看这一论述?

戴蒙德: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联合声明中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并于1997年完成了移交。我向我的朋友和我在香港工作的人说得很清楚,我不支持香港独立。我认为我们需要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与此同时,根据国际条约性质的《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中国不仅有国内义务,而且有国际义务尊重香港自治直至20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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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与新疆问题不同的是,香港问题不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即便是关于新疆和关于西藏,中国依照国际法也不能随意处理(辖区内的问题)。中国有义务根据国际法尊重公民的政治权利。任何其他国家都有权对中国境内侵犯这些权利的行为提出意见和表达关切。

至于南海问题,关于矿产资源的独占权和航行权造成了领土争端。然而如果你看地图你会发现,中国声称自己拥有控制矿产资源和航行的专有权,或者实际上是控制整个南海(即中国所谓的九段线范围内的部分)是荒谬的。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认为南海部分地区更属于其领土主权范围。所以实际上除了中国领导人,没有人认为南海是专属于谁的或是在九段线之内是中国的专属领土。我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在道义和地缘政治上都有义务确保南海在各个国家海岸以外的水域内自由航行。

陈语暄:您的同事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文章《美国对抗世界》中表示:“ 如今,与其说自由民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不如说是来自内部。”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戴蒙德:我认为这个论述有一半是对的。我们正面临着对自由民主的严峻挑战以及那种非自由的民粹主义和威权民粹主义崛起的挑战。这种民粹主义在欧洲、巴西、美国、菲律宾和印度正在发展壮大。民主国家的内部正受到严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应对多样化、如何应对全球化,如何在经济及政治上重新改造自己来应对高度全球化和高度多元化(在民族和区域等方面)的世界。

我认为福山教授的论述只说对了一半的原因是我觉得自由民主在世界上还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来自对手的挑战,这个阵营主要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主张威权政治是一种更好的政体形式。中国宣传系统渗透到世界各地,在中文媒体还有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报纸等都刊登信息和广告。

这是一个两个系统之间不同价值观的信息运动。一个强调自由、个人权利、民主、问责制、透明度、法治,而另一个主张根据狭窄的半极权主义管理,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以及抑制个人和少数团体的权利。这是对自由民主的真正挑战,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因此,我们的报告和我的书《疾风:从俄罗斯的愤怒,中国的野心和美国的自满中拯救民主》的观点着重于把民主从俄罗斯的愤怒、中国人的野心和美国人的自满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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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现在面临双重挑战:挑战之一是改善和改革自己国家的民主,特别是美国,使其变得更有效率、更可控制、更公平、更具包容性、预防其周期性回归到种族歧视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理念中。我们需要改进这些方面,从而发展更包容和多元种族的社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内部的问题而忽视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即我们拥有高度集权的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正想在个别国家破坏自由民主甚至拆除整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范结构。


陈语暄:您认为美国会继续对中国的遏制,直到中国变得更加符合美国开放、透明和民主的标准和期望吗?

戴蒙德: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用“遏制”一词,因为它使人想起冷战的情景。我不建议我们回到冷战时代,因为它有很多负面的方面。首先,冷战几乎以一场核战争结束。其次,它导致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了很多关于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我认为“警惕”是正确的描述。只要中国仍然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使用统一的外交原则以一个非透明的方式渗透世界其他国家,以一个压迫性的方式试图扩大其在太平洋一带的统治权利,恐吓其他亚洲国家以响应其政策从而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那么我认为我们就需要保持警惕以努力确保权力平衡。

陈语暄:您最近在“胡佛线上政策简报”上发表了关于新冠肺炎和世界民主的演讲。新冠肺炎的应对与民主程度的关系是什么?

戴蒙德:病毒的管理模式和政体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病毒的管控要归结到监管者的问题上: 他们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公共卫生系统;他们是否听取公共卫生部门的意见;他们是否迅速散布消息以教育民众;他们是否要求大众佩戴口罩;他们是否进行全面的测试和接触者追踪等。

事实上,世界上几个专制国家以病毒为借口压制自由、试图进一步扩大权利。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的民主国家成功抗击疫情的例子,比如韩国、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德国也是做得很好的一个例子。因此,维护民主的同时,以非常严格和积极的方式管理病毒是可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地的专制者在使用该病毒作为借口,以压制自由和透明度,试图惩罚政治反对派并削减自由。您会发现,许多专制者抓住了COVID-19大流行的机会,采取了紧急规则,以进一步收缩自由,并提高和扩大统治者和执政党的权力。

这只是他们抓住并试图获得更多权力的借口。从我之前引用的民主国家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在保持公民自由和问责制的同时,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应对该病毒。

【本采访为《中美印象》原创作品,版权所有。转发或者引用请注明来源。】

来源时间:2020/7/13   发布时间:2020/7/13

旧文章ID:22288

拜登正重拾“前廊式竞选”,这可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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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enry Olsen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拜登正重拾“前廊式竞选”,这可能奏效》

By

Henry Olsen

本期编译:雷思雨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巫   彤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Joe Biden is bringing back the front-porch campaign. It might work.

来源:The Washington Post

作者信息

Henry Olsen(亨利·奥尔森)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四处奔波或待在家中,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方式截然不同。拜登似乎正试图进行一场21世纪版本的标准19世纪“前廊式竞选”,不知不觉中,这成为了对麦金莱模式的一种致敬。而特朗普将以现代版布赖恩的竞选方式,试图诱使拜登走出地下室。

共和党人一直希望和期待着,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将不得不离开他的地下室,并在不久后开始竞选活动。不过,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要惊讶。拜登似乎正试图进行一场21世纪版本的标准19世纪“前廊式竞选”(front porch campaign)的——而且这可能会奏效。

在19世纪时,总统候选人很少积极竞选。在1850年之前,国家铁路系统建设的欠缺使得出行变得过于艰难。即使在那之后,火车在各大城市之间行驶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且除了党派报纸之外,没有任何大众传播手段这意味着所有候选人都是竭尽全力,但收效甚微,甚至毫无影响。因此,许多有抱负的总统都做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他们待在家里,让民众来到他们身边。

共和党的竞选团队很擅长执行这些计划。他们每天都像现在的顾问们一样,选择一群很大程度上对他们有利的听众,并设计一个演讲来表达一个与听众相关的观点。工人们会听到关税,而黑人选民会听到解放。记者们会在候选人的住处扎营,抄录他的言辞,拍照,并通过电报把他们的信件发给当地的报纸。就像现在的集会或合影一样,前廊的竞选者可以将目标明确、清晰的信息传达到全国。

这种方法在1896年的选举中达到了顶峰。狂热的民粹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36岁前民主党国会议员,他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黄金十字架”演讲,出人意料地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然后,他开始了当时前所未有的全国巡回竞选演讲,在数百个城市对数百万人发表讲话。与此同时,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留在俄亥俄州坎顿的家中,他资金雄厚的竞选活动为他赢得了选民。麦金莱赢得了自1872年以来所有候选人中最多的选票,并在选举团中以271比176的优势击败了布赖恩。

拜登的竞选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对麦金莱模式的一种致敬。拜登很少走出自己的地下室冒险,相反,他通过在社交媒体或互联网其他地方上精心策划的活动向支持者发表讲话。他传达了旨在与该群体的重点事项产生共鸣的信息,并接受了来自他支持者的简单问题。他偶尔会接受更广泛的媒体提问,或犀利的采访,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远离聚光灯,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白宫的民粹主义斗士身上。

这种“少即是多”的方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月11日,拜登以6.3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了特朗普。此前一天,拜登在6个州中的5个州击败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有效地锁定了提名。今天,拜登领先了8.7个百分点;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么成功的策略呢?

特朗普将以现代版布赖恩的竞选方式,试图诱使拜登走出地下室。他将乘飞机在全国各地穿梭,在任何他能召集起大量民众的地方发表演讲,这些民众给他带来了热情和动力。他可能倾向于大型的室内集会,在那里他可以发表他标志性的、半即兴的言论,但他可能更适合参加更多的户外活动,比如上周五在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举行的集会,那里的演讲都是照本宣科的,几乎没有即兴表演。如果他选择以美国历史捍卫者的身份竞选,那么他不会缺少演讲地点:想象一下总统在萨姆特堡(Fort Sumter)、福吉谷(Valley Forge)和其他众多圣地的演讲。他可能会吸引一大群人,包括那些厌倦了宅在家里的人,以及那些对觉醒的暴民亵渎美国名人而感到沮丧的共和党人。

然而,这些都不会动摇拜登,除非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开始下降。拜登几乎全年的民调支持率都在48%或以上,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6年3月底和4月的六周时间里才真正打破了这一水平,当时特朗普正在为赢得共和党的支持而战。特朗普可以通过拉拢一些温和派支持者回到自己的阵营,以缩小与拜登的差距,但如果拜登的支持率保持在48%以上,他的幕僚就有理由认为他们占了上风。没有理由冒着他们年迈的候选人健康的风险,或者冒着失态的风险,落入特朗普的圈套。

民主党人曾敦促杜鲁门说“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哈里!”今天他们将以同样的热情大喊:“呆在家里,乔!”希望他会感激地接受他们的建议吧。

来源时间:2020/7/12   发布时间:20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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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文:中美或已到冷战1.5时代,但还没到冷战2.0

作者:陆克文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7月9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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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澳大利亚原总理陆克文作主旨发言

陆克文:非常感谢,很高兴能够参与今天的论坛,而且也很荣幸能够在王毅国务委员和基辛格博士之后发言,我上次说了,我现在在管理智库,所以很努力地希望能够承担起学者的身份,刚才王毅国委非常精准地描述了中美关系经历的历程,中美关系的大船可以说当前在船体上存在很多的缺口和问题,但我感觉已经有人在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准备救生艇了。我们都认识到,确实中美关系来到了关键的时期,库尔特·坎贝尔和其他的发言人之前都在美国政府中承担过角色,他们都会贡献美方的视角。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我尝试带给大家一些其他观察,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观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希望能够探讨中美正确的方向,我非常理解中文概念的“正确道路的方向”,这当然取决于大家对于“正确”的定义是什么样的。中国和西方对于“正确”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作为澳大利亚人,有我们传统的文化。首先,我认为不仅仅要找到中美关系正确的未来,同时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的未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我们需要可持续的中美关系。什么是可持续的呢?意味着四点:

第一,可持续就是在中国国内政治上是“可持续”的。

第二,在美国国内政治上也是“可持续”的,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

第三,对于第三方与中美打交道的国家来说,中美关系是要“可持续”的。

第四,中美关系不能够失控,不应该有更多的冲突升级,不能有战争。

作为智库,我们要看到以上四个方面的重合,能找到重合点还是很难的,在中美关系当中要找到新的“中庸之道”,这是需要我们共同付出努力的。

现在的中美关系可以说处于这三十年中或者说是过去五十年以来的低点。当前我们看到三个方面的重大改变。

第一个变化是中美关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由于中国的崛起,中美双方权力的平衡在改变。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政策的改变。我比较关注中国,我这一生的工作都是高度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已经看到,2013年中国的党代会之后,中国在政策上进行了一些调整,中国变得更加的主动,包括在政治、人权、经济、战略方面,中国可能不再是以前韬光养晦的做法,中国有了更多的主张。

第三个结构性变化的因素,我们叫做“特朗普现象”。美国因为特朗普上台,我们看到有贸易战、国防方面的政策、技术的脱钩,而且也看到人权方面的争论和问题。结构上的问题虽然是跟特朗普息息相关的,但拜登上台也不可能发生180度的转变。

我的观察是:

第一,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永久化的竞争。美国愿意和中国一起合作,去应对全球的挑战,比如现在的疫情和全球治理协同化的问题。

第二,对于之前的战略框架,可能不再适应未来可持续的中美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以前的框架不适用了,并不是说要有一个所谓的“联合公报”,而是基于以前的联合公报,我们打造新的框架,适应未来的中美关系。我们要意识到现在的错误,更好地纠正这个错误,更好地引导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而且要有更多战略上的接触。

举例来讲,中国决定推出香港国安法,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主权的问题,1997年香港从英国回归到了中国。但美国并不这么看,他们并不认为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可以看到,西方一些国家也不是这么看的,很多人都会就这个问题有更多的反对声音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结构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必须要基于之前的联合公报之上打造新的框架。当然还有台湾问题,我们应该有新的战略框架、新的指引,去促进中美关系未来可持续发展。

最后一点,什么样的指导方针在未来是可行的?

第一,我们现在有战略的竞争,不应该有太多被框死的框架。我不太同意这一点,如果没有规则和指引方针、框架,那么中美关系会非常不稳定,而且是不可持续的两国关系的发展。

第二,我们要接受这样的竞争现实,而且要去同意。这样的战略竞争应该可以更好地管理起来,我们要有一个管理机制,能够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战略沟通和对话。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冷战2.0时代,但近期也看到一些外交方面的文章,也许我们已经到了冷战1.5时代了,如果不小心也许我们会进入冷战2.0时代。但我们还可以汲取一些苏联战争的经验教训。在双方内部沟通交流方面,应该非常清晰的互相理解和了解底线、红线在哪里?红线并不是说外交方面的公告或者外交上的努力,而是真正地去理解双方的核心利益,无论是军事领域还是在未来的经济领域,底线在哪里?

在这个大框架之下,我们要有双边的机制,来确保这些红线不被逾越,这是可以被很好地管理起来的。我们需要一起去找到这些红线在哪里?否则的话就非常危险。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要互相理解对方的红线,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军事方面。同时,这也不是完全说中美关系是平等化的,我们要找到未来的战略基石,所以必须要找到红线。对其他问题的框架,要更好地管理战略竞争,我觉得我的思想没有改变太多,五年前在肯尼迪大学和哈佛大学都写过文章,这是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

第一,我们要知道红线,共同的利益点在哪里,核心的利益必须要清晰;第二,很多困难的领域,我们在这些领域也是可以合作的,比如现在的贸易战;第三,有些其他的领域,需要有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必须正常化,就算是现在的情况下,就像疫情、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有全球的治理,在这些方面都可以以高效的方式通过多边的体制来进行合作和协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

当然,这个框架应该是互相都能够接受的,它需要在美国和中国双方都做出一些调整,需要一些高层次的设计,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基辛格、尼克松之间沟通时,也都非常赞同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框架。此前王毅部长也说到了这些框架上的建议,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作为第三方国家这么说可能非常容易,我希望大家最终没有战争,战争对中美双方没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对美国来讲,国内有很多挑战,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之年,有疫情和很多国内的问题,有很多抗疫的事件,所以挑战非常复杂。中美关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中国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和挑战。我也非常赞同继续推进和发现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必须把重点找出来,否则就没法推进中美关系。

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来源时间:2020/7/12   发布时间:20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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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志培 侯娜:试析美国的“克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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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池志培 侯娜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

引子

随着美国国内对美国的自由霸权战略的日益不满,一种名为“克制战略”的战略主张日益受到美国精英和社会的重视。“克制战略”的主张者将其历史渊源追溯至华盛顿及亚当斯,指出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诸多纰漏,并将减少美国的军事盟友与海外军事部署和削减军事预算作为其核心政策主张。虽然许多研究者将“克制战略”与“美国衰落论”联系,但克制战略的主张者更支持一种对美国国家力量的乐观主义,这也使得其对华政策主张更为平和和理性。“克制战略”在美国未来的大战略中的影响有其现实基础,它对于国家安全战略中军事手段的反思也值得中国在建立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时参考。

自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界的精英们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大战略的论争。不同的战略主张旨在说明,在冷战后新的世界环境中,美国应该寻求什么样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并且以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来获得。这些争论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大战略主张,包括:自由国际主义、选择性介入、克制战略、新保守主义、保守国际主义等。其中,主张美国深度介入主导世界事务的主张(或者称“主导论”)在美国冷战后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主流。他们主张美国领导或者控制世界秩序,并且愿意利用其强大的武力在需要时进行干涉。奥巴马时期的“不做蠢事”(don’t do stupid shit)的外交政策表明了对这种干涉主义战略的怀疑,而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则凸显了美国社会对华盛顿政治精英的不满,其中,自然也包括对掌控外交政策的精英的不满。奥巴马也是举着 “变革”的旗号上台的,只是奥巴马更为隐晦地拒绝了华盛顿的传统战略。从此角度看,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演变部分响应了冷战以来美国战略界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战略思想家中一个日益受重视的主张即“克制战略”。

“克制战略”的理论主张在理论上是否比其批判的其他战略更有说服力,而其现实影响力的基础又在何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将通过系统梳理美国冷战后“克制战略”与其他战略主张的论争,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批判性地分析其理论逻辑与不足,同时基于相关的经济、民调数据以及美国国内政治走向探讨“克制战略”的前景。

一、 “克制战略”的提出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对美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大战略进行了持续至今的讨论,“克制战略”即产生于这场讨论中。“克制战略”一词源自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哈维·萨博斯基(Havey Sapolsky)教授等人所撰写的文章《回家吧,美国:面对诱惑时的克制战略》(下文简称《回家吧,美国》)。文章标题中的“诱惑”源自冷战后美国综合国力,尤其是军力一家独大,美国似乎可以不受限制地以这种力量追求自己的任何战略目标。该文发表在1997年春季期的《国际安全》上,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小布什发动的反恐战争日益陷入泥潭之后,“克制战略”引发更多的讨论。2013年,主张自由国际主义的代表人物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威廉·沃尔夫斯(William Wohlforth)和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不要回家,美国》的文章。2020年,《外交政策》杂志的三四月刊再次以“回家吧,美国?”为主题发表了系列文章。

《回家吧,美国》一文勾画出“克制战略”的主要论证逻辑和政策主张,并成为以后的“克制战略”理论发展的框架。该文中的“克制战略”指的是对使用武力的克制,而后来的“克制战略”主张者一般也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战略,即国家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来实现特定目标。“克制战略”的支持者否认自己是孤立主义者,原因即在于“克制战略”并不主张美国从世界事务中抽身出来,而是要严格限制军事力量的使用,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继续发展美国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克制战略”否定的并不是美国与世界的联系,而是批评其长期以来试图以美国为模板重塑世界的目标以及过于专横和军事化的手段。与特朗普代表的“杰克逊主义”中浓厚的民族主义相比,“克制战略”并不包含前者中的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元素。同时,“克制战略”主张严格限制使用军事力量,而不是放弃,因此也划定了使用军事力量的领域和条件。其主张美国的军力集中于保护全球公共水域,保持海军实力而削减空军和陆军。

在“克制战略”支持者看来,不管是民主党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和共和党的新旧保守主义者,都过于强调美国例外主义及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和领导权的必要性,都致力于维持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军事同盟与国际体系。实际上,美国需要从“美国例外论”“不可或缺的力量”(American Exceptionalism/the indispensable power)变回到一个普通国家(normal country)来看待和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并不需要作为一个世界领袖或是世界警察,而只需要维护自己的国土安全和追求繁荣。与现有的战略相比,这种战略更有利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在克制主义者看来,对当代美国人而言,“克制战略”虽然可能是崭新的,但实际上美国的奠基者从托马斯·潘恩到华盛顿都是主张采取这种国家战略。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告诫后来者不要卷入欧洲大国的权力争斗,并为19世纪的美国领导者所秉持,昆西·亚当斯更是告诫美国人“不要去海外寻找魔鬼并将其摧毁”来向外推广自由和独立,并直至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才将美国带入自由帝国主义的阶段。对“克制战略”的支持者而言,“克制战略”是美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并且在美国战略克制的时期,美国与世界的经济、政治联系并没有切断而是快速地发展。

国内学界对“克制战略”的讨论较少。同济大学教授门洪华对主要的美国大战略进行介绍,他的介绍主要基于巴里·波森和安德鲁·罗斯的分类,而此分类因提出较早,故不包含“克制战略”。其他学者对“克制战略”的讨论,只是将其包含在“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或者“退出主义”(retrenchment)之下,涉及到其中一两个代表人物。例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袁建军副教授依旧沿用波森和罗斯的分类,将“克制战略”放在新孤立主义中介绍,并引用“克制战略”代表人物之一圣母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尤金·高兹的言论,但只是概要性地介绍其主张,并没有对其理论逻辑进行深入探讨。复旦大学的赵明昊研究员在其文《迈向战略克制?》中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战略克制”,包含了所有主张美国应该进行一定程度战略收缩的战略,包括“选择性介入”“离岸制衡”等,与本文讨论的“克制战略”并不相同。与之相类似,上海交大的张学昆副教授将当前美国战略大讨论分为“介入”和“收缩”两类,对归入“收缩”一类的战略没有进行进一步区分和介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韩召颖教授等在2017年曾明确提到“克制”战略,但只是简要介绍巴里·波森后期的思考,也没有系统地讨论“克制战略”本身的理论逻辑。

二、 “克制战略”的主要内容

“克制战略”中的“克制”是指对美国军事力量使用的克制,该战略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减少在海外的驻军,包括放弃与美国的盟友的盟约,从欧洲和亚洲撤出;二是大幅减少军事开支。“克制战略”的支持者对上述两大政策主张如何更有利于实现美国利益的论据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海外军事部署对世界和平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利

围绕海外军事部署,“克制战略”主要从两方面论证:一是美国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干涉是不必要的,有时甚至有反效果。美国所追求的许多战略目标并不需要动用军事力量;二是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在实现其目的上的成本收益不成比例。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环境使得维护其国家安全的成本极低,大量在海外部署军队和使用武力的方式从成本收益的角度上看,是非理性的。按照主流的美国战略思维,美国的海外驻军和军事力量主要服务于以下目的:保护盟友维护和平、遏制敌对国家、核不扩散、能源安全、反恐、“民主”推广、提供公共产品等。“克制战略”对美国的这些目的与其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并论证军事力量对于这些目的而言,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是低效的。

1. 军事同盟对世界和平与美国利益无益。

美国的海外驻军大部分都是在其盟国,并肩负保卫盟国、威慑潜在威胁的责任。“克制战略”主张从海外撤军,就不得不面对如何评价美国盟友体系的问题,因为从这些国家撤出军队意味着现有盟友体系的瓦解。主流的美国战略思想界认为,美国的盟友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秩序的基石。因此,当特朗普在竞选和当选后频频挑战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体系时,他遭到来自两党的外交政策精英的强烈反对,而特朗普也不得不一再收回自己的言论或改变政策。对此,“克制战略”需要从理论上证明:美国的盟友体系非但不是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基础,而且也无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甚至会有反效果。

如前所述,支持美国军事同盟战略的论者往往认为美国的盟友体系帮助消除美国与盟友即盟友与盟友之间的无政府状态,进而消除了安全困境,大大减少了他们之间发生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而维护了和平。同时,美国及其盟友的庞大军事集团也威慑了美国和西方的潜在敌人,如原来的苏联和当今的俄罗斯,使得世界及各主要区域处于实力平衡之中,敌国不敢采取侵略性的政策,因而也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但是,在“克制战略”的支持者看来,这种主流观点是没有根据或是依据不充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之间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与美国的盟友体系关系不大。首先,核武器的部署使大国之间实现“恐怖的平衡”(balance of terror),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核武国家之间不敢轻易地开启战端;其次,正如很多理论家所证明的那样,全球化进程使各国利益相互依赖加深,也使战争作为政策手段缺少价值。在民族主义兴起的今天,殖民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往往会面临当地居民的强烈抵抗而得不偿失。而殖民化所意图实现的获得原料产地和市场的目的,都可以通过更为经济高效的全球市场来实现。同时,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历史教训,也使人们不再轻易卷入战争或者支持战争。因此,上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的世界和平的原因比美国的盟友体系更有说服力,美国的盟友体系对世界和平并非必要。

“克制战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体系不但没有像主流观点认为的那样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而是以各种方式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首先,在国家安全上,美国的军事盟友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对美国盟友而言,美国的保护伞意味着他们可以减少对军事开支的投入。例如,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的军事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即国防负担)经常维持仅1%左右。美国的北约盟国的国防负担则多数不到2%,甚至在美国的长期多番要求下,仍然没有提升。并且这些国家即便增加军费,也多是加大了人员开支,并没有真正提高其国防能力。而美国为了维持这个盟友体系,也不得不放任这些盟友。这种“搭便车”问题,使美国不得不承担更重的国防负担。冷战结束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和平红利,其军事开支维持在冷战时期的水平,并由于全球反恐战争创出历史新高(见下图)。随着苏联解体,美国理应退出北约并且不再维持如此庞大的军事开支。因此,在“克制战略”者看来,这些额外的军事开支很大程度就是美国在补贴其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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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9—2018年美国军费开支(2017年恒定美元价格,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参见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SIPRI-Milex-data-1949-2018_0.xlsx,2020-02-22.

其次,比“搭便车”更糟糕的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使美国卷入更多的冲突之中,即国际关系学者讨论军事联盟时常提及的“被牵连”(entrapment)的问题。由于获得了美国的军事保障,会使美国的盟友无所顾忌地卷入冲突中去,如同商业中的道德风险,这潜在地增加了冲突和地区动荡的可能性。由于条约义务,美国还不得不因为其盟友不负责任的行为,卷入自己不想参与或不应参与的冲突中去。这种风险不仅体现在实际发生的冲突(如果只以直接军事冲突计算,这种牵连的例子很少),而且还体现在战略决策过程中,美国不能做出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决策。例如,在近年东亚地区局势升温中,美国的地区盟友反复挑衅中国,使地区稳定受到很大挑战,美国因此不得不卷入到与中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去。沙特在也门鲁莽的军事行动则直接将美国卷入这场对美国利益无关紧要的冲突中,美国还不得不对沙特提供支持。因此,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体系,实际上并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因为美国的政策往往是恶化而不是缓解了局势。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今天,如果美国试图维持全球霸权,其对盟友的需要会越来越强,正如美国希望日本加强军备制衡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执意要维持其军事盟友体系,就更难以真正限制盟国的行为,那么美国被牵连的可能性就将变得更大。

此外,还有一个争议点在于美国能否因其盟友体系能否获得其他方面的好处,比如在经济上能否获得盟国的更多的让步。有看法认为,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虽然维持起来成本高昂,但是美国能够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美国的军事霸主地位值得维持。但在塔夫斯大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看来,美国虽然为其盟友提供了军事保护伞,但是其盟友并没有在经济利益上做出更多的让步。这体现在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上,日本迟迟不愿放开其农产品市场来达成协议。在根本的利益问题上,美国的盟国并不会因为与美国军事结盟放弃自己利益。近年的一个例子是,即便在美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英国及美国的诸多盟友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美国的盟友并不会因为军事盟约而放弃自己的最大利益,其他所谓军事霸权的好处也经不起理论和现实的严格检验。因此,美国的盟友体系并非提供世界和平与秩序的基础,也无助于美国的根本利益。

2. 盟友与海外驻军并不能增加核安全。

核不扩散一直都是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从理论上讲,核武国家的增加会增加核战争的可能性,更令美国忧虑的是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使其有机会进行核讹诈甚至进行核恐怖袭击。相对而言,核武国家之间的核战争并不那么可怕,因为美国强大的战略核力量足以威慑。然而,对恐怖分子而言,传统的核威慑并不适用,所以,核不扩散主要是阻止核恐怖主义。为减少核恐怖主义发生的机会,控制核武国家的数量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一直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强大军队和盟友体系被认为在遏制核扩散中起了巨大作用。一方面,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使得他的盟友无需获得核武器,并且美国的盟友之间也不会陷入安全困境而追求核武器;另一方面,美国的盟友体系也使得其更有能力阻止其敌对国家获得核武器,例如伊朗、利比亚等。

“克制战略”的支持者却认为这些传统的看法并不成立。首先,核武国家的增加不一定会增加核战争的可能性,从现实角度考量反而有可能会减少核战争的可能性,毕竟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使得拥核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要更低。此外,“克制战略”并不完全反对有限的核扩散,例如,像德国这样的发达民主国家获得核武器不但不会增加世界危害,反而有利于地区稳定。

对于美国的盟友体系能否阻止核扩散也是有疑问的。现实例子是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朝鲜都得到核武器,而美国并没有能有效阻止。相反,美国及其盟友的遏制及海外干涉,使得受到威胁的国家更坚定地去发展核武器。朝鲜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及在日韩的军演,无疑坚定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并且,这些认为当前美国的军队和盟友体系可以防止核不扩散的前提是一国获得核武器是为了国家安全,但如果是出于其他原因发展核武器,比如,如果发展核武器为了获得大国地位,那么,基于以遏制和安全保护为基础的美国海外军事部署及其盟友在防止核不扩散中起到的作用就很弱了。

3. 能源安全并不需要盟友与海外军队部署。

保障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是支持美国保持在全球尤其是在中东军事部署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包括维持石油产能稳定、运输通道畅通等。在经历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这种认识更是根深蒂固。

在“克制战略”的支持者看来,这种能源安全的观念是错置的。因为世界能源(石油)市场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有许多不同的生产国,而整个流转运输体系也已经形成网络,任何局部市场的动荡带来的减产都会迅速被其他的产油国增产抵消。美国高兹和达特茅斯学院的普勒斯教授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在两伊战争这种两大产油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也没有带来石油市场的长期动荡,两国战争所导致的供应减少迅速被其他产油国增加的产能补充上。同时,各国还普遍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完全可以应付短期的外部市场动荡。

另一个支持美国海外部署的论证是,美国的海外驻军保障了对于世界石油安全至关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虽然“克制战略”的支持者也不否认在这方面美国的军事力量起到一定作用,但也认为不需要过度强调。因为石油运输主要依靠海运,而海洋通道非常宽广及油船本身的巨大,都使得任何试图干扰石油运输的尝试难以成功。即便如马六甲海峡这种战略要道也无需过度担心,因为在异常特殊情况下,油船大可绕道,增加的运输和时间成本都可以经过市场的调节在短时间内恢复均衡。

此外,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反而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潜在影响了原油的生产和运输。首先,正如上文所言的,美国的中东盟友会因为美国的军事保护而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或行动,而这些都会增加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其次,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催生了很多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招募动员的口实,如基地组织是对美国在沙特驻军的直接反应。所有这些局势动荡,恰恰是对能源安全最大的威胁。因此,在能源安全方面,美国的海外军事力量也是不必要的。

4. 海外军事部署对美国的其他战略目的并无助益。

“9·11”事件后,美军的海外行动大多与反恐直接相关。在“克制战略”者看来,恐怖主义虽然危害很大,但对美国而言,并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威胁,因此,美国不应该将主要精力投入反恐。同时,用军事力量反恐也是低效的:一方面恐怖分子散布在人群之中,将其发现和消灭等更多依赖的是情报的力量,而不应该是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利用军事力量反恐也容易导致当地人的反感,从而成为恐怖分子招募/动员支持者的驱动因素。并且,即便只是单纯的海外驻军也可能会激起当地人的反对,例如,美国在沙特的海外驻军是本·拉登成立基地组织进行反美恐怖活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就反恐而言,动用军事力量与海外驻军无疑都不是好的策略。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军事上享有绝对的优势,这使得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希望利用这个优势来实现自己的外交战略目的,因此,都更加愿意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其中一个核心目标是推广美国的“民主”制度。武力推广“民主”最声名狼藉的支持者是新保守主义者,在小布什第一任任期内其影响力达到顶峰。虽然因伊拉克战争的失败有些令他们名誉扫地,新保守主义者依然很大程度上把持着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在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中,美国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应该去塑造世界,推广美式“民主”来实现美国的安全。为此,他们不惜武力和单边主义。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表明民主的建立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比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公民习惯、历史传统等等。武力强加的民主很难落地生根,在占领军撤出以后往往难以维持下去。“克制战略”者大多持有这一观点。

最后,为了维护世界秩序,有一些国际公共产品必须提供。“克制战略”对此并不否认,只是认为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应该是严格限制在提供对海上航运的保护。因此,美国只需维持海军用来保护世界主要的航道安全,应该大幅减少陆军和空军。

(二)  美国应减少军事开支,提升国际竞争力

美国的军费常年维持在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但在缺少像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对手的情况下,这种高军费是无法从理性角度论证的。在“克制战略”者看来,这种高军费的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美国拥有极佳的地缘政治环境,有两个大洋保护并且邻国都是军事弱国,美国本土并不面临根本国家安全威胁。有人可能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技术的进步使空间的意义变小,太平洋也许并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但实际上,现有的技术使空间距离缩小的同时,也在加大战略空间,大量的区域拒入技术的发展和武器的装备,使跨洋军事侵略成本变得更加高昂和更不可能。当然,这种力量同时也应该使得美国更加谨慎地部署海外,对自身军事力量的限度要有更清醒的认识。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美国并不需要维持一只大规模的军队。并且,前部分的论证已经说明,美国也无需部署大量的军队在海外。这两者已经可以充分说明美国并不需要维持目前庞大的军费水平。

另外,美国缩减的军事开支可以促进美国繁荣。大幅减少的军费开支可以缓解美国的债务危机、用于改善美国破败的国内基础设施、改善民生、投资于技术研发等等,这些都将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和繁荣。尤其是美国的海外军事开支,它有着巨大的机会成本,本应用于美国人的福利,却被浪费在美国的海外军事活动中。

高军费、大规模的军队及海外行动还有一个隐忧,即强大的军队意味着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而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大政府本身就被认为是对个人自由的巨大威胁。乔治·华盛顿在离职演说中明确告诫,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下,庞大的军队是对自由都是不利的。这种担心也是美国的国父们反对卷入欧洲大国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海外扩张必然需要国内建立强大的官僚机构来进行战争准备、军费筹集等,而这些机构一旦建立,将难以废除,并最终成为个人自由的威胁。这种担忧也隐约包含在艾森豪威尔关于“军工复合体”的告诫中。

(三)  “克制战略”的对华政策主张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美国的不同战略思想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美国对中国应采取什么战略。从全面对抗到“离岸制衡”,再到“中美共治”,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和主张也有不同。在“克制战略”视角下,美国是一群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抛弃了那种认为美国不可或缺或者天赋使命的看法。这种对国家利益的看法,有利于减少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问题领域。因此,“克制战略”比其他的战略更能理解中国的立场和利益。

在政治、经济等事务上,克制战略者主张开放和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反对保护主义,因此中美在这方面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同时,“克制战略”并不强调推广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因此,潜在地减少中美之间一个冲突点。

在“克制战略”最为关注的国家安全方面,其对中国的政策主张也较为平和。在“克制战略”者看来,由于美国的地理位置和技术优势,中国不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美国也很难威胁到中国本土的安全。虽然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不如美国,但在区域拒入(anti-access/area denial)技术上的发展,使得中国在本土作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中美两国之间不会直接威胁对方的国土安全,有长期和平的基础。波森认为,美国应该关切中国的担忧,放弃挑衅中国的政策,比如,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太”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同时,要认识到中国国内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崛起也需要面对非常复杂的周边环境以及强大的邻国,美国对中国称霸亚洲的担忧实际并没有太多现实基础。因此,“克制战略”支持者一般对中美之间的竞争及美国的长期优势有比较乐观的看法。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往往为对中国崛起和对美国长久竞争力下滑的焦虑所驱动,“克制战略”所倡导的克制以及自信都更显得更难能可贵。而这也与许多对华冷静思考的美国政界、学界的著名亚洲专家,如傅瑞伟(Charles W. Freeman)、董云裳(Susan Thornton)、史文(Michael Swaine)等人的看法有所类似。在特朗普政府鼓动的反华声浪之中,2019年7月3日,“克制战略”的代表人物与美国政界、学术界的知名国际问题专家一起,签署了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围堵战略的百人公开信。

“克制战略”同时认为,中美之间出现军事对抗的危险在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体系。如前文所述,“克制战略”对军事同盟的“被牵连”问题异常关注。其特别担心因为美国对军事盟国的保护导致这些盟国过度挑衅中国,使美国陷入不必要的危机中。2009年后,东亚的日本、菲律宾等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政策,这与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不无关系。美国的军事保护承诺使这些国家不用担心自己行为的后果。因此,如果美国放弃其亚洲的盟友体系,注重于提供公共产品将有利于中美的和平。当然,美国在亚洲有长久的利益,美国也不会退出亚洲,所以,最恰当的方式应该是中美互相尊重对方的利益。

综观“克制战略”对中国的看法,它的风险可能在于其战略一旦实施,其过程中不确定性。在从自由霸权战略转向“克制战略”的过程中,如果过渡的方式过于激进,反而会带来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上升。而如果美国真的如“克制战略”者所主张的那样重构美国的国家战略,各国的反应以及重新建立起稳定的秩序过程就可能成为地区风险因素释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潜在的巨大风险,在当前的世界事务中已经得到一定的显现。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从世界事务中猛然抽身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这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一个巨大的风险因素,包括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破坏多边贸易体制、破坏伊朗核协议等。可以想见,激进的战略转换也会给全球治理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当然,美国减少对世界事务的主导也将给予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承担更大角色的机会,但其中风险是中国的国力与承担的世界责任之间的协调。

三、 “克制战略”评析

“克制战略”对国际局势以美国大战略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分析从工具理性角度去审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实现手段。不管是对军事盟友、海外干涉还是对核武器的看法等都与现实主义者的分析颇有类似。因此,许多的现实主义者也是“克制战略”的支持者。

“克制战略”的另一个基础是古典自由主义,它强调小政府、个人自由与个人责任,并对个体有种乐观主义。他们将政府视为压迫的来源,认为政府将妨碍个人自由,因此,政府越大,危害越大。无论是雇员还是预算,美国国防部都是政府最大的部门。因此,如果要建立一个小政府,就必然需要削减其力量。

“克制战略”也反映了自由放任主义对市场的信念,它的支持者相信市场本身的调节能力能保障经济上的全球化不会受到美国军事收缩的影响,比如,高兹对能源安全分析就反映了对市场机制的乐观——即便美国撤出中东,中东发生动荡,国际原油市场的动荡也会很快自行调节稳定。但对于美国主导论者而言,他们信奉的是某种形式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y stability theory)。在他们看来,世界市场和经济秩序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正是基于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他们认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存在可以使得其在无政府的国家社会中建立某种秩序,而美国的军事霸权及其军事盟友网络是其世界领导权的基础,在建立和维持自由开放的自由经济秩序上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美国的盟友体系对维持全球市场与全球治理有着根本性作用。因此,美国主导论者认为美国的军事收缩将会冲击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的稳定性,全球秩序会因之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他们最惯于引用的例子。“克制战略”与美国主导论者在这方面的差别反映的是对自发秩序或自然秩序的不同看法和信心。

“克制战略”对个体的乐观和信心还反映在对核不扩散的态度上,它支持有限的核扩散,尤其是支持富裕的发达国家获得核武器,并相信这会有利于区域的稳定,因为核武器的威慑力具有战略稳定的作用。“克制战略”也对核武器扩散的多米诺假设持怀疑态度。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信念,因为支持美国主导战略的支持者会认为,核武国家的增加显然会增加核战争的概率及种种不稳定的危险。这在理论层面来谈似乎也是没有错误的,因为核国家的数量越多自然核战争的可能性越大,发生意外的可能越大。这与国家数量越多,发生国家之间冲突的几率越大是同一个逻辑。

在很多问题上,战略选择反映的是哲学和世界观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理性的判断。即便“克制战略”的批评者也不否认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克制战略”如果实施,将是一场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实验和一场赌博。如果说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的恶是可知的,那“克制战略”带来的是不可知的恶。从这个角度看,“克制战略”有一种内在的乐观主义,不管是对于美国的国家力量还是国际秩序。其实,即便美国真的实施“克制战略”,世界也必然可以重新找到新的平衡点并适应,但是过程的长短和成本则见仁见智。各种战略的支持者都能从历史和现有的理论中找到一些支持。这也将导致“克制战略”的支持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长期持续下去。

除了具体的政策主张的论证,“克制战略”对于美国历史传统的梳理也有可商榷之处。“克制战略”者认为,美国建国的头一百多年里推行的是“克制战略”。但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从建国初的13个殖民地扩大延伸到太平洋西岸,这很难说不是扩张主义的政策。按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说法,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征服者的国家。门罗主义是美国为了保护自己不陷入欧洲的大国争斗的战略克制还是新兴大国抢夺地盘的帝国主义呢?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正是从这个角度批评“克制战略”,历史学家卡根(Robert Kagan)认为美国一直是国际主义的大国,其自由主义传统一直推动其对外扩张,美国只关注于自己内部事务的时期不过是一个神话。即便被“克制战略”者大为推崇的美国总统亚当斯也并非如他们所想的克制主义者,相反一直是个主张在美洲大陆扩张的坚定的扩张主义者。

此外,由于“克制战略”对于国家安全较为狭窄和传统的定义,它对于新兴领域的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大型传染疾病等很少涉及,并没有提出较为独特或者系统的主张,而这也会影响到它在相关国家战略讨论中的相关度和影响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诸多的讨论美国大战略的文章中经常将“克制战略”与“美国衰落论”相关联,“克制战略”并不以美国衰落为作为理论前提,“克制战略”并非对“美国衰落”的回应,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首先,“克制战略”的提出是在1997年,正是冷战后美国单极实力最强大的时候。当时美国面临的问题是面临太多诱惑去使用其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应对美国的相对衰落;其次,“克制战略”者认为,在美国建国直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实施的正是“克制战略”,而这个时间内美国是处于实力相对上升期,因此,“克制战略”与国力无关。从理论上讲,“克制战略”并不需要预设国力的强弱,强大和弱小的国家都可以采用“克制战略”。从现实来看,国力更为强大的德国显然比英法要更为“克制”。因此,战略是一个选择,而不单纯被国力的强弱所决定。当然,在国力相对衰落的时候,“克制战略”会显得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实施“克制战略”的社会环境也会更为有利,因此有些“克制战略”的支持者也的确从美国相对衰落的角度来论证采用“克制战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点也跟“克制战略”实施的前景密切相关。

四、 “克制战略”的前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克制战略”与华盛顿传统的政策倾向相当不一致,某些方面甚至比特朗普的政策更为极端,比如,他们主张大幅减少军费,但即便特朗普般反传统的政客也没有提及削减任何军费。因此,可以预料“克制战略”会遭到华盛顿建制派精英相当大的反对。但同时,“克制战略”的支持者也有理由为其未来在美国的影响力感到一定程度的乐观。

虽然“克制战略”仍未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界的主导,但是,美国的战略演变趋势走向要求更为克制,而不是相反。首先,这是国际格局演变的结果。美国的相对实力在下降,2001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31.6%,中国占4%;到2018年,美国占比是23.3%,而中国已经达到16.1%。相比之下,在1945年,即美国建立战后的世界秩序的时候,美国经济占了全球经济的超过一半。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所基于的实力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来世界秩序出现越来越多的混乱的深层次原因。世界最大的政治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总裁、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2010年即宣称,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零大国时代”(G-Zero World),即没有大国或大国的集团有能力推动真正的全球议程。2017年,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其著作《失序的世界》中,也谈到现有秩序已经难以维系。这种大格局的变迁下,某种形式的战略收缩也许是美国霸权之后的唯一现实选择。而如果华盛顿拒绝回应这种结构性变迁的压力,由此带来的结构性冲突会产生越来越多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领导人,这将加速美国的衰落。在这种情况下,从长期来看,“克制战略”的上升至少是不可避免的。

而在美国精英阶层,也可以明确感知到这种变化。前文已提及在年轻一代的战略家中,“克制战略”已经渐成主流。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呼吁美国进行战略调整,越来越多的研究挑战目前主流的看法。在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中,主张某种程度“战略克制”的声音也日趋显著。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讲,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是反华盛顿主流外交政策的总统。奥巴马竞选的口号是变革,而从海外战争中退出是其主要的竞选主张和施政要务之一。虽然他没有号召放弃美国盟友,但它对美国盟友体系的弊病,特别对其中东盟友的不满是尽人皆知,他认为美国的中东盟友是借美国之力实现自己狭隘的宗派私利。而在利比亚和伊拉克的失败后,其对在叙利亚使用武力的克制成为其外交政策遗产的决定时刻(the defining moment)。因为在拒绝了以使用化学武器为理由对叙利亚实施打击后,奥巴马明确拒绝了“华盛顿的政策指南”(Washington Playbook),从军事领袖、智库、政客编造的囚笼中解放出来。特朗普对美国盟友体系的公开批评很多时候与“克制战略”支持者类似,而对于美军海外军事行动的强烈反对,也是特朗普的一大标签,甚至也是其赢得支持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特朗普政府露骨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倾向为“克制战略”支持者所坚决反对。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体现了美国社会对建制派主流政策的不满,而围绕在他们周围的、认同他们观念的很多精英也将是“克制战略”的主张者的潜在盟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科赫研究所(Charles Koch Institute)、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圣母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等都活跃着一批主张“克制战略”的研究者,而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大战略的公共辩论当中。而精英圈子的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华盛顿最新成立的一个新智库中:索罗斯和科赫两位美国政治两极的民主共和两党的最大金主出人意料地联合出资成立新的智库——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他们致力于推动一个基于外交和克制的全新的美国对外战略。右翼和左翼的政治势力要联合打破冷战后美国的干涉主义、扩张主义战略,推动新的外交战略。

“克制战略”的主张在美国社会中获得较为广泛的支持。民众对海外军事行动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当奥巴马将把是否武力干涉叙利亚的决定交给国会时,最直接受民意影响的众议院和普通大众大多都反对动武。当然,对海外军事行动的反对与对美国的盟友体系的支持并不一样,北约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还是相当高,在2019年盖洛普的一次民调中,有77%的受访者支持延续北约。同时,虽然远没有到“克制战略”的主张者所希望达到的程度,大部分民众还是支持对军费进行适量削减。美国社会对国家战略的支持呈现明显的代际不同,越年轻的一代越支持“克制战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克制战略”在大众的支持率也将会进一步上升。

当然,克制战略也必然面对建制派的抵抗。美国的海外军事部署与军事同盟体系及庞大的军费开支,都与美国的“军事工业—军队—国会”三者组成的利益集团的强力推动有关。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代,包括政客、智库、游说集团和媒体等华盛顿精英阶层维护既有战略的力量都非常明显。奥巴马直到第二任任期时才感觉自己获得一些外交政策上的自由,而特朗普任内的政策斗争更是充斥媒体,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其设想的政策。例如,特朗普想从阿富汗撤军,但最后却被军队的将军们说服进行了增兵;他对军事同盟的种种抱怨并没有带来太多政策上的变化;而打着反战立场上台的他后来又不得不依赖蓬皮奥、博尔顿这些华盛顿最声名狼藉的“战争贩子”。波森也失望地批评他只是抛弃了自由霸权中的“自由”,将美国变成了一个非自由主义的霸权(illiberal hegemony),他的战略远非克制。

作者:池志培,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侯娜,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0/7/12   发布时间:2020/7/12

旧文章ID:22285

美国经济复苏的“拜登方案” :团结盟友、振兴制造业、重建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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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译者:李泓翰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肆虐不仅重挫美国的经济,同时也暴露了美国对于关键物资供应链的缺失。即使美国忙着竖起贸易壁垒,不断施压美企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迁出中国、加速回流,但从特朗普执政四年的时光看来,其所提出的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外包、美国制造业衰退和美国供应链的脆弱。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竞选团队近日于拜登官方竞选网站上发文,发表重建美国供应链计划,宣称要确保美国在危机时期不会面临关键物资短缺的问题,并以此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所采取的的措施包括:充分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重建美国国内关键物资供应链的制造能力;采取综合措施,确保美国拥有应对未来危机和国家安全所需的关键物资;与盟国合作,保护其供应链,并为美国出口开辟新市场。

乔·拜登(Joe Biden)将会努力确保美国在危机时期不会遭受关键物资短缺,并以此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为了抗击新冠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拜登会立即调动联邦政府的所有工具来确保充足的供应、有效的治疗,并且尽快研制出抗击新冠疫情的疫苗。与此同时,他将实施根本性改革,将一系列关键物资的生产转移回美国本土,这一行径不仅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更能够保护美国供应链免受国家安全威胁。

虽然医疗物资和设备是我们最迫切和紧迫的需求,但美国供应链的风险并不仅限于这些物品。倘若美国需要弥补一系列严重依赖外国供应商的关键物资的供应链缺陷,那么其就必须要在许多领域建立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国内供应链,其中包括能源和弹性网格技术、半导体、关键电子及相关技术、电信基础设施和关键原材料。

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发展,美国今日所需的关键物资可能与未来所需的关键物资有所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拜登将在整个政府范围内建立一个持续的、全面的程序来监测供应链缺陷、指定美国需要解决供应链缺陷的关键物资,并立即弥补已有的供应链缺陷。不仅如此,他还将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来提高生产率,避免不必要的成本和官僚作风。

其所设置的目标并非是单纯的自给自足,而是为了更为广泛的适应。拜登的计划将努力确保美国不会面临应对未来危机或国家基本需求的重要物资短缺风险。而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提高国内产量、扩大战略储备、打击威胁供应链的反竞争行为、在危机时刻实施提高产能的明智计划,以及与盟国密切合作等。

拜登将在上任后立即启动这一程序,并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以确定贯穿美国国际供应链的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与此同时,他还将要求国会颁布每四年进行一次强制性的关键供应链审查的法案,以确保能够永久性地实施这一过程。

当选总统后,乔·拜登将:充分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重建美国国内关键物资供应链的制造能力;采取综合措施,确保美国拥有应对未来危机和国家安全所需的关键物资;与盟国合作,保护其供应链,并为美国出口开辟新市场。

充分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重建我们关键物资供应链中的国内制造能力

乔·拜登不久将发布一项全面战略,即通过现代美国制造业创造美国就业机会。今天,他宣布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提议,以确保美国拥有关键供应链所必需的国内制造能力。

其一、利用《国防生产法案》(DPA),让美国人从事关键物资的生产,包括应对新冠疫情急需的产品。DPA授予总统广泛的权力,以方便其动员国内工业基础进行应急准备。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在借助DPA来生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急需物资方面仍拖而不决,远远没有达到所需要的国内动员力度。例如,在危机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们仍然面临着N95口罩短缺问题。相比之下,拜登将利用DPA来指导美国企业在短期内提高需要的关键物资的产量,并且他还将利用为期100天的审查程序来确定中长期的发展方案。

当选总统后,拜登将最大限度地利用DPA来重建关键物资供应链中的国内制造能力,并将从新冠疫情中所吸取的教训应用于我们的国家需求。拜登明白,提高美国供应链的韧性需要与美国私营部门进行密切合作。为此,他将寻求竞争性的公私合作关系,以鼓励和投资创新制造技术和产能。

其二、利用联邦政府的购买力来支撑国内指定关键物资的制造能力。除了利用DPA的权力确保美国优先做好应急准备之外,拜登还将利用联邦政府的购买力来支撑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的制造能力。根据1949年所颁布的《采购法》,政府拥有权力允许总统为联邦采购制定“政策和指令”,而乔·拜登将利用该权力来保障贯穿整个供应链的制造能力。在此过程中,拜登不仅将关注卖给美国政府的最终产品来自哪里,还将关注那些获得大笔联邦合同的公司的供应链。在未来几天内,拜登将提出一项大胆而具体的采购议程。

其三、建立制药行业的长期供应链弹性。新冠疫情的爆发凸显了美国在制药和医疗器械供应链领域的脆弱性。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数据,供应美国市场的活性药物成分(API)的工厂中,有超过70%位于国外,而美国的药品进口多年来一直呈增长的态势,其中相当一部分生产是在劳动力成本与美国相当的地方进行的。

与此同时,美国的药品价格仍远高于许多国家,部分原因是制药商未能将自身所节省下的成本用于使消费者获益上。鉴于美国制造商世界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诸如允许医疗保险协商降低药品成本等一系列能让更多家庭更能负担得起药品的强有力措施,我们将在不提高消费者购买价格的情况下增加美国的药物生产,以确保医疗供应链的安全。此外,拜登还提出了一项全面的医疗保障计划,该计划将降低数百万美国人的医疗成本,同时保证扩大医保覆盖范围。

倘若当选总统,拜登将会通过以下三个措施在医疗领域进行发力:一、利用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管理局(BARDA)促进医疗生产。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拜登将借助已获得十亿美元抗疫资金的BARDA的力量来确保生产足够的疫苗和提出其他医疗对策。不仅如此,拜登还将确保BARDA参与以科学为基础的采购决策,并通过在美国生产疫苗和其他药品的激励措施,使美国人投入重建美国医疗生产能力的工作。与此同时,拜登还准备利用其他联邦权力,包括对疫苗生产迟缓或价格过高的公司进行强制性措施,以在需要时迅速扩大疫苗生产;二、利用联邦医疗保健采购。拜登将努力确保美国充分利用它是医疗保健最大的购买者这一事实,以鼓励制药公司在美国生产关键药品、药品投入物和医疗器械的同时,确保公平和透明的价格。他将要求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委员、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和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确定关键药品和医疗产品,并指示联邦机构购买在美国生产、使用美国原料的药物,从而为美国制造创造市场。同时,拜登将采取措施来确保此举不会增加药物的成本;三、确保美国税法鼓励“在岸”药物供应链。药物离岸业务很大程度上受到税法规定的推动,美国的税法规定鼓励药物公司在低税率国家中进行药品生产,即使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和其他成本与美国相当。拜登将取消特朗普政府对离岸业务的税收激励措施,并寻求其他税法改革,以鼓励美国国内的药品生产。

采取综合措施,确保美国能够获得所需的关键物资

就像国防部定期研究国防供应链并采取系统的政策来弥补漏洞一样,拜登也将对美国经济进行全面审查,并实施一项国家战略来弥补这些漏洞。他将签署一项全面的行政命令,对美国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指示有关机构确认美国面临国家安全供应链漏洞的具体关键物资,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与此同时,他将与国会进行合作,以期通过每四年进行一次强制性的关键供应链审查的法案,来确保能够永久性地实施这一过程,而此举便能够更新将成为供应链安全规划重点的关键物资清单。

拜登将确保美国拥有足够的关键物资储备,以应对未来的危机,而这些物资将尽可能多地出自美国本地劳工之手。我们的国家不应该在未来面临像今日特朗普治下的物资短缺。为此,拜登有以下几条措施:

其一、增加联邦储备。拜登将增加美国医疗用品和其他关键物资的战略储备,同时利用联邦采购机构确保库存产品最大限度地在美国生产,从而为这些产品的本地化生产创造动力。

其二、要求企业制定计划以解决关键物资可能出现的供应链中断问题。拜登将与国会合作,并指示监管机构要求在美国生产、分销和使用指定关键物资的公司定期发现潜在的供应链漏洞,并制定解决方案。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供应的情况下,他将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的进口实施有针对性的限制。

其三、提升制造能力。拜登将与国会和私营部门合作,制定长期计划,使美国关键物资的生产能力激增。这将包括:一、在必要时,对那些维持指定关键物资的生产能力和库存的公司进行补偿;二、鼓励企业为全国性危机期间可能需要的供应品建立产品设计数据库;三、在危机期间利用法律权威,确保产品设计和专利能够获得许可,并在必要时得到迅速利用,以提高其在美国的产量;四、寻求公私合作,提高制造能力。由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实施、目前得到两党支持的国家制造业创新倡议网络(NNMI)就是这样一个项目。

其四、对关键物资供应链上的劳动力进行投资。要在美国长期实现关键物资的供应,我们需要能够生产这些产品的熟练劳动力。拜登将创建一个全新的关键供应链劳动力发展基金,投资于帮助恢复关键供应链产品和零部件制造业所需的劳动力技能。他将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在全国各地保持足够的基础生产能力,并落实具有明确指挥链的行政职能。此举将确保未来一旦出现危机,美国能够迅速提高产量,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为了获取包括个人防护设备在内的一系列急需的医疗设备而采取混乱、迟滞、基本上失败的措施。

其五、制定新的激励措施,以刺激关键物资在美国国内的生产。拜登将与国会、州和地方提供针对性的投资和激励,促使公司生产指定的关键物资。这将包括新的有针对性的财政激励措施,包括税收抵免、投资、州和地方激励措施的配套资金、研发支持,以及其他鼓励在美国生产指定关键材料(如半导体)的激励措施。

与盟国合作,保护其供应链,并为美国出口开辟新市场

拜登不会侮辱我们的盟友,也不会破坏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他将与我们最亲密的伙伴进行合作,共同建设更强大、更有弹性的供应链和经济来应对21世纪的风险。就像美国本身一样,美国的任何盟友都不应该依赖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关键物资。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在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针对供应链安全方面开发新的方法,并更新贸易规则,以确保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在供应链安全方面有强烈的共识。当选总统后,拜登将会有一下几点措施:

其一、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拒绝履行贸易协议,就要对他们采取行动。美国制造商依赖钴、铜、石墨和锡等原材料来制造一系列产品,但外国政府有时会采取非法措施致使美国公司无法获得这些原材料。以中国为例,中国曾对向美国生产商出口的原材料征收关税,同时允许中国公司以成本价获得原材料,这一行径让美国公司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拜登将让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原材料贸易方面担负起责任,给予我们的制造商以与外国公司相同的价格购买关键材料的权利。

其二、运用贸易政策工具和法规,为美国制造的物资开辟新的市场。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不仅将拥有更大的供应链安全,日益提高的生产能力还将提升美国的出口能力,这不仅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新的机会,同时帮助世界其他地方减少对中国等国家的过度依赖,这对美国和世界来说是双赢的。

特朗普未能确保美国供应链的安全

新冠疫情在美国的大肆爆发暴露了特朗普并未将供应链留给那些容易受到全球影响的关键物资,而这就构成了风险,即当全球出现关键物资短缺时,美国也将出现短缺现象,或者我们的竞争对手可以无理由切断我们所需的关键物资。

当选总统后,乔·拜登将帮助美国人重建关键物资的国内制造业,以确保美国和其盟友有能力和韧性来制造我们国家安全所需的产品,而不是依赖中国等国家。

这与特朗普总统的做法背道而驰。特朗普在推特上说“美国优先”,但他的政策却把外包公司放在首位。对美国劳工来说,特朗普的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外包、美国制造业衰退和脆弱的美国供应链。这在药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特朗普的共和党盟友也对美国医疗供应链的脆弱性发出了警告,但在特朗普的任期内,药品进口额还是从2016年的920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276亿美元,增幅近40%。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特朗普还购买了一家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公司生产的呼吸机,可笑的是,其发现在美国使用该台呼吸机甚至不够安全。

接下来列举特朗普政府所犯下的几大罪状:

其一、忽视了去年专家的警告,即美国的医疗供应链让美国变得脆弱。一、忽视国会两党小组评估供应链国家安全风险的要求。因为担心药品过度依赖中国,包括参议员沃伦、罗姆尼、科顿和凯恩在内的两党参议员小组呼吁国防部确定美国在药物、活性药物成分和药物成分方面对外国实体的依赖程度。二、忽视自己国会盟友的风险警告。甚至连特朗普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也对其发出了警告,一份描述中美在医疗技术方面贸易关系的共和党报告称“虽然美国企业面临的是短期机遇,但是美国公众面临的是长期脆弱性”;三、忽视中国最近利用供应链作为杠杆的挑战。;四、特朗普政府忽视了这些风险,即使有人预先警告他疫情可能会出现大爆发。新冠疫情在美国境内的肆虐之前,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流行病部门,并于2018年大幅削减了对疾控中心的资金。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美国淡化了健康风险,拒绝囤积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必要的医疗设备,并推迟使用DPA等政策工具来加强美国所需设备的生产。

其二、随着新冠病毒在国内蔓延,积极推动美国对华医疗用品销售。早在2020年初,特朗普政府便鼓励美国公司向中国运送个人防护装备,而不是确保美国自身的医疗设备供应。

其三、其所推行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刺激了公司解雇美国工人并将生产转移到海外。特朗普2017年度的税单奖项颁给了那些将工作和生产转移到海外的公司。造成出现这一现象的核心是全球无形低税收入(GILTI)条款的设计,该条款允许公司将“有形”资产(如工厂)转移到美国境外,从而降低税负。这类逆向规定,加上过低的海外收入税率以及美国对避税天堂的宽松规定,意味着如果企业将业务转移到海外,实际上缴纳的税款会更少。正如一群税务专家在国会通过这项法律时所警告的那样,这种机制的设定会鼓励美国公司将制造业和生产转移到美国境外。这种鼓励外包的税收激励已被证明特别吸引诸如医药等高附加值行业,2020年5月的一份研究文件发现,“在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实施后的过去两年里,药品进口和药品贸易赤字增长尤其迅速。”

其四、其将联邦承包商的外包率翻了一番。尽管特朗普政府官员在电视上畅谈使用“购买美国货”的条款重建美国供应链,但特朗普政府未能利用联邦合同授权来阻止外包的发生。事实上,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头18个月里,联邦承包商的离岸外包年增长率增长了一倍以上。就在2019年7月,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向美国劳工承诺”活动,并向签署承诺的近300家公司致敬。但事实上,特朗普没有兑现对我们劳工的这一承诺,而签署承诺的那些公司也在本届政府期间将至少7000个工作岗位转移到了海外。

乔·拜登将恢复美国的供应链,为美国人提供工作,并努力确保美国人不必依赖进口急救物资和对我们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一旦就任总统,拜登将扭转特朗普灾难性的政策,重建美国的制造业,不仅保证美国的公司让美国人生产国家所需要的重要物资和设备,还确保美国关键物资的供应链能够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得到保障。

翻译文章

The Biden Plan to Rebuild U.S. Supply Chains and Ensure the U.S. Does Not Face Future Shortages of Critical Equipment, joebiden campaign website

网络链接:

https://joebiden.com/supplychains/

译者介绍

李泓翰:华东师范大学2017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在热爱中分享,在聆听中感知,设想未来的我们,定会比现在更加优秀吧!

来源时间:2020/7/12   发布时间:2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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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旗及雕塑的前世今生——美国为什么有人要拆除“文物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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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仙庵  来源:美国华人

电影《乱世佳人》结尾,烽火四起,满目疮痍,唯余老树昏鸦。郝思嘉历尽沧桑,离开了肇嘉州饿狼坨,回到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塔拉庄园,眼见着她所熟稔的南方,及其“生活方式”随风飘散。这个让她魂牵梦萦的南方,就是西方最后一个合法化奴隶制度的国家。肇嘉州就是乔治亚州,饿狼坨如今译为亚特兰大,也就是举办1996年夏季奥运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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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乱世佳人》场景。(图片来自Gone with the Wind)

160年前,美国内战爆发前夜,乔治亚州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加入了美利坚联盟国,一个主权独立,合法拥奴的国家。联盟国的十三个成员均为南方的拥奴州。正如联盟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芬斯的公开演讲所说:“我们的新政府是建立于一个伟大的真相上:黑人与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隶对于高等种族的臣服是个正常的自然的状态。” 他们的分裂行径直接导致了此后历时五年的内战,最终以南方联盟,及其维护的奴隶制度土崩瓦解而告终。这,也就是《乱世佳人》片尾的历史背景。

战争终结了,但历史不曾终结。

近年来,不乏有人念念不忘那个随风飘散的南方,打出了当年的叛军旗,也就是蓝叉十三星的红旗。从南方山麓破败的农仓,到乡村小路上疾驶的皮卡后厢,从总统大选的造势现场,到州议会大厦的正立面广场,都可以看到这个蓝叉十三星叛军旗。若干南方州甚至修法,将叛军旗纳入州旗的设计,让叛军旗帜不倒,在南方永远飘扬下去。其中,最令人侧目的莫过于乔治亚州的州旗,成为抗拒历史变革的号令旗。

乔治亚州州旗的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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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有叛军旗的乔治亚州前州旗。(图片来自Wikipedia)

“怀旧,回避,抗拒,不合作” 。

这是南方战败后一百多年地方政治的主轴。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这些地方政治是建立于种族隔离制度之上,是封闭而排他的。取代奴隶制度而兴起的种族隔离制度,基调就是白人至上,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武力恫吓,剥夺投票权,乃至私刑肆虐。

就像支持将叛军旗嵌入州旗的乔治亚州议员丹麦·葛儒佛(Denmark Groover )在州议会上大声疾呼的:“(叛军旗)将提醒我们努力捍卫我们曾经所代表的一切,并将毫不懈怠,为之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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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亚前州长签署法令,批准嵌有叛军旗的旗帜(背景)为第六款州旗。 (Photo Collection of Ed Jackson)

反对叛军旗沉渣泛起的声音也不甘示弱,正如约翰·马凯议员(John Mackay)所言:“将叛军旗放到州旗上,只有一个原因:它就像皮卡后面露出的来福枪架,是要向人们传达一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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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后方的枪架。 (图片来自thefirearmblog.com)

葛儒佛的言论,是否像是内战中败北的将士?

而马凯的话,是不是让我们想起最近“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的呼声?

其实,葛马两位既非古人,也非今人。上面的辩论发生在民权运动前夜的1956年,这个辩论延续了半个世纪。葛马两位都活到了二十一世纪,亲眼看到1956年的州旗再度修改,叛军旗被撤下。

许多美国的新移民,出于对这个伟大国家发自内心的热爱,希望这个国家能永远保持她的美妙神奇,不要丢失了本色。这两个月来,南方叛军雕像所引起的争议中,尤其可以听到新移民“保护古迹”的心声。然而,我们必须要问,究竟什么是历史的来龙去脉?什么是原汁原味的古迹呢?

南方联盟叛军旗的前世

这个国家拥有丰富饱满的历史,并留下无数的遗迹。显然,历史不是从我们新移民登陆上岸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印第安人跨越白令海峡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并不断开启新的篇章。如今,我们看到的许多遗迹,有的属于价值连城的原迹,有的则是涂改历史真相的赝品。

回归叛军旗话题,一部分南方人将它描述为南方文化,地方自治的象征,以及对牺牲将士的纪念;而更多的美国人则把它看作篡改历史的结果,代表了种族主义,奴隶制度,种族隔离,白人至上,恐吓少数族裔,以及对于国家的背叛。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妨去问“郝思嘉”!如果电影中的郝思嘉回到内战中的南方,看到这面叛军旗,真的会勾起对于南方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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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美利坚联盟国旗。 (图片来自Wikipedia)

事实上,肇嘉州的郝思嘉不可能见过这面旗帜,大多数南方将士也不曾见过这面蓝叉十三星红旗。南方的军队当时由各州民兵招募而来,为了便于识别与调度,各地募兵所熟稔的均为本联队的队旗。至于联盟国旗,在战云密布的动荡时局中,南方联盟先后有将近二十个不同版本的国旗或代国旗,其中找不到蓝叉十三星。甚至于南方参议院决议通过的国旗,先后也有六个版本。最初的设计与美国的星条旗非常类似,战场上远远看到,很容易造成敌我混淆,以至于后来一改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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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美利坚联盟国旗的诸多版本。(图片来自Wikipedia)

最后版本的左上角部分,的确出现了这个“蓝叉十三星”,它的出处来自哪里呢?蓝叉十三星是当时北弗吉尼亚军的战旗,而弗吉尼亚是南方首善之区,军旗被纳入国旗也顺理成章。然而,等到最后一稿“血染的红旗”出炉,南方政局已经风雨飘摇。苟延残喘不过两个月,南方政府便寿终正寝,“血染的红旗”成为历史,多数将士并不曾见过这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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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红旗”为最后一款短命的联盟国旗。(图片来自Jennifer Chappell: Southern Pride)

后来近百年,“蓝叉十三星”叛军旗几乎被世人遗忘。它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被误作南方联盟国旗,是1948年的事情。

叛军旗成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号令旗

1948年,杜鲁门总统竞选连任。这是二战后的第一次大选,美国携战胜国之威登上全球霸主宝座,千头万绪的国内政策必须与时俱进。一来,二战中黑人士兵与白人并肩作战,成为美国首先冲破种族藩篱的组织,战胜回国的黑人士兵不可能再回到种族隔离的生活形态。二来,亟欲推进全球布局的杜鲁门已经决定说服西方老牌帝国放弃殖民地,一个继续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会让美国失去一个应有的道德高地。就这样,1948年总统初选,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成为众矢之的。

种族隔离政策是内战重建结束后,南方保守派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以法律形式稳固下来的,俗称吉姆·克劳法令( Jim Crow)。南方保守派不甘拱手让出他们内战惨败后失而复得的特权,集体跳槽,出走48年初选大会,自己组成一个南方党(Dixiecrats)。这个党的党纲中包含这样的宣言:“我们支持种族隔离以及各种族的完整性;支持宪法保障的自由结合的权利;支持私企雇主不受政府干涉……我们反对终止隔离,反对废除禁止跨族婚姻的法令,反对联邦官僚以民权为名控制私企雇佣。” 其中的某些措辞是否已改头换面,在二十一世纪依旧绕梁不绝?

新组的南方党当时急需拉一杆大旗,与百年前的内战叛乱一样的是,南方党的目标是保留南方种族现状,维护白人至上。南卡州的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and) 当时便找到了这面沾满历史灰尘的北弗军战旗,作为新党的党旗,从而蓝叉十三星正式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与历史原貌不同的是,内战期间因为战略物资奇缺,战旗缩短为正方形以节省布料;南方党把它修改为长方形,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它诞生于种族隔离时代末期泛起的残渣中。

1948年大选的结果,是三分天下。南方党夺走了原本杜鲁门稳赢的南方各州,从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永远失去南方的支持。未久,民权运动方兴未艾,南方党首领多投入共和党怀抱,作为一个党,南方党终止运行;然而,作为一个政治标志,叛军旗登堂入室,正式成为抗拒力量的大纛。只不过,它诞生在二十世纪中叶,而非十九世纪中叶;它代表了3K党,种族隔离与白人至上,与郝思嘉的南方没大关联。

乔治亚州旗的今生

郝思嘉所在的乔治亚州,在内战时期还没有州旗。乔治亚第一面州旗出现在内战结束后的1879年,几经改动,至今已经改过七回。到了195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种族隔离的学校为违法,乔治亚州保守派强烈抗拒这项裁定,宁可伤人一百,自伤五十,一气通过六条法案,授权州长在必要时关闭一切公立学校。同时又通过了另外十一条法案,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继续抗拒民权的增进。含有蓝叉十三星叛军标识的第六款州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其实,1956年以前,第五款乔治亚州旗上的红白条便取自南方联盟的国旗图案。然而,到了民权开放前夕,叛乱国旗已经不过瘾,干脆换上了战旗。有人美其名曰纪念传统与先人,但先烈的遗属们却不领情,这面州旗遭到了“南方遗女联盟(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的集体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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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亚州旗的前世今生。(图片来自Wikipedia)

日转星移,半个世纪之后 ,到了二十一世纪,葛儒佛这位始作俑者,也幡然醒悟,站出来公开说,当年自己“为之而战”的煽动是“混乱时代的措辞而已。在那个时空条件下,我们不得不通过那个法案。”他承认,这个州旗伤害到很多人,并说出内心的话:“我不能说我自己内心不是出于逆反(联邦)心理”,转而动员其他议员们“联合起来,解决这个很久以来分化了乔治亚人民的议题”。

2001年,在旧州旗走入历史的那一刻,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老态龙钟的葛氏走回半个世纪前的议事大厅,不无动容地提到:“(叛军旗)已经成为跨政治图谱最具争议的话题,应该寿终正寝了。让我们息争止谤,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带来安宁”。历史与我们开了一个玩笑,绕了一大圈,回归了原样。始作俑者都已经幡然悔悟,为什么有些新移民反而将种族隔离时代的扭曲历史奉为圭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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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葛儒佛议员幡然易帜,亲身说法动员乔治亚议会废除含有叛军旗的州旗。(图片来自Georgia Encyclopedia)

叛军雕塑的前世今生

如今,在亚特兰大东郊的平野上,有一座巨岩突兀而起,方圆几十里都可以看到。这就是著名的石头山,是一块巨大的石英二长岩。巨岩的北崖上是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的浮雕,刻有南方叛军的三巨头。这幅巨雕不是内战时期的古迹,而是坚持种族隔离的产物。1956年以后,美国民权运动紧锣密鼓进入高潮,乔治亚州保守派见势不妙,不顾分裂民意,通过立法动用公款来雕塑这叛国抵抗力量的象征,来表达一个政治理念,直到七十年代才完工。整个过程中,充满了政治色彩和争议,它本身从来就不是历史,也不是为了纪念历史,更不是所谓古迹,而是现代政治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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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东郊的石头山和巨雕。 (图片来自Cntraveller.com)

第一座叛军纪念碑,在吉姆·克劳法令初期的1890年代诞生于南方叛军首府里士满市。当时里士满的非裔居民义愤填膺,两位非裔市议员都投下了反对票。如今在美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南方联盟公共雕像,没有任何内战时期的产物。其中绝大多数诞生于两个时期,吉姆·克劳法案通过后3K党盛行的1920年代,和1950年代民权运动的前夜,与当时的反民权立法互为表里。原汁原味的古迹在美国其实也很多,包括南方将士的子孙纪念先人的历史性质纪念碑,在南方的墓园,在内战主题的博物馆,在国家公园的古战场随处可见。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南方政客让叛军登堂入室,进入法院与议会这些公共生活的殿堂时,业已将他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与博物馆中请回现实世界,成为恫吓少数族裔,进行政斗的工具。

历史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对于历史真相的回归也不是始于今天。拆除叛军标志不只是当今的口号,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有序实施了,至今业已拆除的80座,77座都是通过民意及合法程序授权拆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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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叛军标志的声浪此起彼伏。 (图片截屏自abc7.com)

尾 声

今年6月30日,密西西比州议会通过法案,废除了含有叛军标志的州旗。这是美国最后一个保留了叛军标志的州旗,终于成为过去。

话说到此,希望历史书可以翻篇了。

然而,历史不会终止。就像这过去一个半世纪延续着的内战未了的争议。今天的争议同样孕育着明天的风云。

来源时间:2020/7/12   发布时间:2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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