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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中美国家安全观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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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继武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

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思维的系统化呈现,安全战略则是为维护和达成安全状态而需要采取的系统性的策略及方法。有诸多因素影响中美战略沟通及其成效,安全观或思维的差异是中美双方在安全状态与威胁判断、安全利益界定及维护安全手段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主流的权力转移理论并未重点考察安全观与安全思维的影响。本文聚焦于国家安全观的比较分析,以中国和美国为对象,系统分析中美两国在国家安全观上的差异及其原因。美国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为重要的外部行为者,因此系统了解并比较分析中美两国在安全观上的差异,是处理中美关系、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必要环节。

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和行动的判断,成为中国国家安全观中他者构建的主要内容,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定位,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威胁判断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中美双方对于对方安全思维的正确理解,是两国促合作、规避冲突的基础性工作。中国和美国的安全关系,是决定未来世界政治权力格局走向的一个核心要素。

1中美国家安全观的类型差别

中美国家安全观分属两种不同的安全范式,美国是“安全威胁”范式,而中国是“安全状态”范式。美国重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制定与发布,自 1987 年起每届政府均将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但不会系统地阐述美国的国家安全观。中国会系统阐述自身的安全观,例如,从 1996 年的新安全观到 2014 年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但中国从未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是通过系列的国防白皮书、安全议题的白皮书等形式,向国际社会表明自身的安全观。

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范式为“威胁范式”,而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范式为“状态范式”。“威胁范式”首要的任务是界定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自二战后,对于国家安全威胁的界定及应对措施,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冷战时期,美国将苏联界定为战略威胁及应对对象;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核心威胁的界定一度出现迷失;“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将恐怖主义作为安全威胁最为核心的来源;恐怖主义威胁渐渐获得阶段性的缓解后,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又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务,就是界定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这种威胁来源无论是否真实,都是聚焦于特定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

从威胁的判定来看,美国对于国家安全首要威胁来源的判定依据,主要为对方的能力和意图。一方面,从实力评估的角度,判定相关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可能带来的威胁,其基础在于对评估对象的国家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与战略行为的评估; 另一方面,从意图评估来看,美国对安全威胁的界定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评估对象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有重要的影响。美国对于安全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假定,就是基于“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成为安全威胁对象。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在大国战略竞争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之间徘徊。

中国的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安全状态”范式,中国重点关注的是对于国家安全状态的现实威胁与挑战。这种挑战既可以来自于某一特定行为或势力,如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的国防系列白皮书中,均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分裂势力看做是对世界和平与中国国家安全状态的挑战。基于此,中国在安全形势的论述中,一般从对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安全形势的描述开始,继而将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状态的重要因素梳理出来,包括对国际安全形势和中国周边局势的基本判断等。例如,在2019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归纳为“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亚太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多个层次,尤其关注美国单边主义的战略举动和中国国土安全面临的威胁,同时突出新时期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与美国的安全威胁的具体界定不同,中国对于安全威胁与挑战的阐述,可能是具体的国家,也可能是地区的安全局势,或者是具体国家的特定行为,如美国的对台军售、日本的军国主义行为等。中国界定国家安全挑战,重在辨析清楚对中国国家安全局势现状产生影响和挑战的各种因素,同时系统阐述中国倡导的安全原则、中国呼吁的理想安全秩序以及愿景。

2中美国家安全观差异的具体表现

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基于两种不同的安全思维,美国强调安全威胁及其应对,而中国关注安全状态的威胁与挑战。这两种不同的安全范式,具体表现在安全维度、安全区分思维、安全措施和安全价值等领域有着系统的差异。

(一) 安全维度的差异

美国国家安全观传统上所针对的安全内涵是单维度的,聚焦于军事安全维度。这种威胁一般与外部强有力的挑战者与竞争者联系在一起,例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军事与科技、全球势力范围等领域开展了战略竞争。而后,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逐渐扩大,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到非传统的恐怖主义安全威胁,直接表现为“9·11”恐怖袭击导致的对美国国家安全观念和战略的调整。随着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来源,美国从关注国际或国外安全,转为重点关注美国本土国家安全以及外部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加之美国与全球联系中所产生的各种非传统安全议题对于美国自身的安全与认同的挑战增多,美国对于移民、技术扩散、能源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关注也逐渐增多。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对于本土安全与利益的强调,获得了国内的支持,体现了美国杰克逊和汉密尔顿学派的外交传统。美国国家安全观突出维护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也将一贯自诩的价值观、发展模式等内容归入国家安全目标之内。

与美国侧重于强调军事安全相比,中国强调的是综合与总体国家安全,集中体现为2014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中国的国家安全构建为包含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最为根本的是政治安全,尤其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而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由此观之,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有机结合在一起,对于安全威胁与挑战来源的判断也不仅仅从军事安全威胁角度考虑,而是更为强调国内外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战。在国家安全体系中,中国的国家安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综合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与文化安全等多种范畴。

(二) 安全区分思维的差异

美国的安全思维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敌我思维基础之上。在不同时期,美国的“敌人”是不同的,从冷战时期的苏联,到后来的恐怖主义,再到如今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竞争对手,都体现了美国必须聚焦于塑造核心的安全威胁者。美国安全文化中对于敌我二元区分的基本原则,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例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以“民主”和“非民主”作为区分其他国家政体的基本标准,并以此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当然,基于双重标准,美国又经常遵循现实主义的利益原则,而非意识形态的标准。在对外关系领域,基于民主扩散的基本理念,美国的理想主义色彩较重,以威尔逊主义最为典型。

美国的安全思维,体现为以对象国的实力与意图作为评判其是否对美国具有敌意或威胁的标准,进而,在确定安全的措施时,将消灭敌人作为获得安全的基本方式。这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不是共存、包容与相互转换的系统思维,美国的霸权行为具有国内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根源。

中国的国家安全观是一种系统的安全思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就确立了不结盟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只根据事情自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的基本原则。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并不是建立在树立敌人、消灭敌人的理念基础之上。从1996年提出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到2014年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中国外交中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看,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基于合作安全的原则,强调的是求同存异,而非消灭异己。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并不是建立在明确界定中国国家安全的“敌人”的基础之上,而是通过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共同协商、互谅互让等“协商理性”的精神,化解差异与矛盾,寻求利益汇合点,通过合作获得共同利益,必要时可以将争议和矛盾搁置一边。从而,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其他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之间并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获益的。

(三) 安全措施的差异

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强调通过军事手段,通过战争等方式消灭来自国外的安全威胁。其一,战略军事的竞争。美国要保持自身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安全,所以在军事技术领域寻求创新,保持优势,从而维持战略上的威慑力和强制力。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展开了常规、核武器等领域的军备竞赛,这加剧了国际安全的紧张局势。其二,通过使用武力等战略打击手段消除安全威胁。美苏大国竞争是一种冷战的状态,在相关地区进行代理人战争等低烈度战争。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单边的军事行动,试图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配合相关的“民主改造”计划,塑造对美友好的地区力量。其三,通过联盟的方式加强美国的安全维护网络。联盟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支柱。美国通过建立世界性的军事网络,在全球实现战略利益维护以及安全威胁应对的目标。联盟以及军事基地的建设,为美国在全球维护军事安全奠定了强大的战略盟友支持。

中国在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措施选择上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其一,中国强调政治与和平对话的重要性,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在领土边界争端、发展大国关系以及维护周边地区安全局势等议题中,中国一直倡导非武力的解决方式,也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规范。其二,中国强调结伴而不结盟,不以军事联盟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随着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以及对于联盟政策负面效应的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了不结盟的政策。如今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秉持非对抗性、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态度,通过建设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寻求政治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其三,合作化解分歧,获得共同安全。从新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试图向国际社会展示一种有别于西方霸权冲突安全观的和谐安全观,即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和平、合作作为共同的目标。中国强调并尊重国家之间的差异,以不干涉内政作为基本原则,寻求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共同点。

(四) 安全价值的差异

美国安全价值的选择表现如下。其一,二元对立的价值。基于美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安全的价值标准,美国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评判突显二元的对立,即清晰评判相关行为体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与意图。美国对于国家安全的追求主要基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标准,即民主国家的非威胁性以及非民主国家在意图上的威胁性。这里同样体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安全哲学。其二,国家安全的个体理性特色。美国将联盟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全球战略支援体系的基础,这种安全的护持是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个体理性,即美国的安全是安全的核心,而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受到威胁,具有相应的策略性和双重标准。美国自身在本土和国家安全方面受到的军事威胁,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最为关注的目标。其三,绝对安全的追求。美国基于自身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安全追求上具有相应的进攻性,以自身的绝对优势作为安全的基础,因此在质量和数量上必须树立美国的优势。

中国的安全价值选择则体现了一定的多元性、集体性和相对性。其一,中国的安全价值是包容共存的。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来说,中国自身的生存哲学是共存,而非二元对立的非兼容性思维。对于安全威胁和挑战,也体现了一定的辩证思维,即安全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其二,安全的系统性与集体性。安全的维护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也是系统的,其中11个安全领域是紧密联系的关系。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安全的关系来看,中国强调相互依存和系统的辩证关系,即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方式,共同解决彼此的安全问题,从而实现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其三,安全的相对性。中国总体的安全战略是积极防御的,即通过防御性的安全维护力量,实现中国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平衡,对外“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在军事安全手段的建设方面,中国强调技术上的进步,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状态,而非追求绝对的安全状态及相应的手段支持。总体上,中国的安全哲学是一种积极防御性的、注重多元平衡与系统状态维系的安全文化。

3安全思维的政治化过程: 中美国家安全观差异的原因

中美的国家安全观是一对具有相对差异性的范畴,在中美权力接近与转移时期,这种差异及其影响更为值得关注。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思维的系统化呈现,而安全思维又是基于国家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环境,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中美国家安全观差异的形成原因包含三个层面: 文化背景、政治基础和实践机制。

(一) 文化背景

作为国家安全思维方式的系统化提炼,安全观受到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影响。文化背景因素包括文化传统和安全文化,决定了不同国家形成的安全观的本体价值取向,例如,是强调二元对立还是多元包容,是侧重合作还是冲突的解决方式,是重视总体利益还是个体理性利益等。

第一,文化传统。美国文化注重个体价值理念的塑造,作为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社会注重个体之间的边界与隐私,但是美国更有一种普世的情结,致力于将自身的民主价值理念推广到全球,这也是受到美国宗教文化的驱使。美国人际交往中注重对于利益及其边界的界定,因此,对于安全利益及威胁的判定成为美国国家安全观和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而二元对立的思维构成了安全利益判定的基础。对于安全利益及其维护的清晰二元界定,也受到美国“低背景文化”的影响,即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威胁是可以进行清晰界定的,不受作为背景因素的关系、文化和情境等影响。

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集体主义和关系导向的,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也具有更多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自身的安全与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的情势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中国的安全目标不仅仅包括自身的安全,也包括促进国际安全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将自身国家安全内涵具体细化为 11 个安全领域,而且认为这11个安全领域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此外,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和平与和谐,注重以包容、兼容的方式处理相互之间的安全困境和博弈,而非以消灭对手的方式获得自身的绝对安全。

第二,安全文化。美国的安全文化是建立在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基础上的绝对安全的理念。在个体主义的理性思维影响下,安全具有相对的零和性,尤其是对于相互处于竞争状态或对抗状态下的行为体而言。美国国家安全文化重视安全与安全威胁的清晰界定,只有在消除不安全或安全威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的安全。而联盟和实力建设成为消除安全威胁的基本手段与策略,同时从价值观方面对相关安全威胁加以改造,使之符合美国对于同质性安全的追求,即只要我把你变成同一类人,那么安全威胁就会消失,安全关系就会重塑。美国的安全文化注重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决定性要素的塑造,因此,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处于安全焦虑之中,不断地寻找敌人,消灭敌人,增强实力,寻求绝对的安全状态。

中国的安全文化强调相互依存性以及集体与合作的可能性。安全是一种相互关系的状态,安全状态的达成和优化取决于对相互关系的调适,而非简单的军事手段的解决。另外,安全利益之间并非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可以通过优化形成合作与集体安全的状态。基于对话和协商的路径,中国的国家安全文化强调通过对话来转化和化解外部可能的威胁,同时强调和平与和谐共处的愿望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在国内安全的类型及维护上,中国安全文化中的系统性和联系性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系统联系性看待中国的安全建构。

(二) 政治基础

安全观的政治基础是指一国的安全观必须经过国家政治的社会化机制,从而对各自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目标、利益和策略等进行界定。一方面,安全观受到国家实力的影响,国家实力是安全观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安全观是建立在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体制之内的,反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和倾向。

第一,国家实力。中美各自不同的国家安全观是由其各自的实力及在国际上的实力位置所决定的。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意识形态以及地缘环境和历史文化是两国安全观差异的基础。

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国家实力逐渐超越传统的霸权国,上升为世界超级大国。受此驱动,美国的国家安全观从孤立主义走向全球主义,美国自身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也在安全观中得到体现,离岸制衡成为美国的主要策略。美国在建国后一段时期内,自身的实力受到欧陆大国、移民等因素的威胁,一直实施防御性的安全战略。在实力逐渐在全球占据优势后,美国将全球范围内的利益纳入到自身的安全利益内涵之中,也逐渐将自由国际主义作为推行全球秩序的基础。直到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开始扭转自由国际主义的秩序理念,重新回归美国优先的安全维护理念,从国际回归到国家本身,也是美国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安全反思的结果。

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基于平等、公平和正义等基本价值的国际安全关系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自身实力的影响。由于近现代史上实力相对衰落并遭受到殖民侵略,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国,其自身倡导的安全价值更多反映了弱者的诉求,强调以平等、公平和正义为基本的原则。在中国实力逐渐发展后,中国历史上曾经具有的中心地位下的全球公平视野成为中国对外安全理念的基础。因此,追求新安全观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安全理念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安全战略诉求的重要目标。

第二,意识形态。美国自诩代表着当今世界的西方民主政治国家潮流,在对外政策和安全维护过程中,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及其背后深刻的哲学基础显露无遗。美国基于其所谓的民主价值理念,将是否是民主国家作为判断安全威胁来源的重要依据。所以,意识形态不仅决定着美国对外的威胁评判,也反映了美国在安全判断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即非民主国家的威胁必须以民主和军事改造的方式消除。美国的对外安全思维体现了其长久的意识形态根基,尽管特朗普时期美国回归到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安全构建的思想基础。

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国并不在美国所认可的西方民主制度之列。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安全观的倡议方面,坚持的是平等、正义、包容和多元的原则,并非以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来看待国家间的安全博弈。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家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这是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三) 实践机制

从历史动态来看,中美的国家安全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变化的动力来源于国家战略文化和领导人的安全信念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平衡。战略文化相对而言是静态的,是国家长期沉淀积累的关于战略及其目标实现的信条,而领导人的安全信念会受到领导人更替、实力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变化会 对国家安全观产生影响。

第一,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或思维是更为基础性的、决定一国安全与战略选择的内在要素。美国的战略思维受到其自身的历史、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特定的国际战略博弈环境的影响。总体来说,美国对外战略思维更具有进攻性,体现了自身的理想主义色彩,强调美国的利益边界在全球,而非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土之内。美国战略思维的特性表现为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一直以来,美国对外安全的维护,将战场与博弈地点控制在本土之外,只有恐怖主义这种非传统力量才改变了美国的传统战略思维。此外,现实主义也是美国战略思维的根基,强调力量与实力的重要性。因此,建设世界一流的绝对军事实力,实现美国在全球的力量投射与战略布局,是美国对外战略与安全的基本考虑。

中国的战略思维到底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存在着较多的争论。西方学者一直以对外行动和实力发展作为分析中国战略思维的依据,得出中国是进攻性战略思维的结论。这种结论与中国自身的特性并不相符,中国的安全维护是防御性和被动反应式的,在自身安全利益遭受到危害的情况下,中国才使用武力等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常规外交中的政治与战略沟通都是坚持协商与对话为主的安全维护方式。中国的安全维护动机包括国家利益,威胁和挑战的回应,如荣誉、自尊、民族情感等非物质性要素是更为深层的内涵。所以,中国的安全战略思维并非是基于纯粹的现实主义哲学。

第二,安全信念。一战前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的对外政策传统,以自由民主价值理念为基础,试图主导当时美国的对外安全政策理念,但直到二战前后这一理念才在国内获得较高的政治认可。美国不同的安全哲学都是受到特定领导人的推动,反映了美国自身实力变化、不同战略传统的作用——除了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传统外,还包括重视商业利益的汉弥尔顿主义、重视军事实力的杰克逊主义等。特朗普时期开启了美国国家安全新的阶段性的反思,即对先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反思,将美国的安全利益重新从国际层面向国家层面收缩。这种变化受到领导人自身个性和政策理念的影响,但美国自身实力的变化是其在当前能够占据主流地位的基础。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变化体现了不同领导集体的安全信念变化。特定领导人自身的经历和价值观影响了他们对于安全威胁和挑战的界定及应对方式的选择。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的领导人,对于发展的重视以及国际和平环境的需求,同样决定了中国对于新安全观的追求。在中国自身实力发展更快,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更为接近时,中国的安全观更多地具有全球性关怀,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身安全利益的维护。

结 语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安全思维和观念差异对于双方之间战略沟通的成效有着显著的制约作用。对中美国家安全观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规避战略沟通误差,增进双方战略理解。

首先,要警惕权力非对称下的战略误解。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及其变化是中美在国家安全观上存在差异的基础要素。作为处于相对衰落中的霸权国,美国对于中国的实力增长及其相关防御性的对外战略与行为更为敏感,更容易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具有“恶意”的竞争者。

其次,规避文化认知差异对于安全沟通的不利影响。中美安全思维的差异与中美文化认知差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一元与多元的价值对立、敌我思维与包容思维的差异以及同质化措施与求同存异理念的差异等。基于这种认识,安全观也体现了国家安全观念的文化认知特性,那么中美在战略沟通过程中,双方各自的安全文化特性,对中美关于战略问题的性质判定、策略选择、原因和责任推断以及问题解决方式等都会产生影响。

第三,重视合作意图可信性的塑造。中美战略沟通的核心问题是双方对于彼此合作意图的有效、可信的传递与理解,否则中美难以解决彼此战略意图中的不确定性,容易走向诸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安全困境冲突之中。在关于安全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观念中,中美对于合作意图的可信性认知存在不同的理解。中国的方式是,以状态和关系的塑造确认彼此意图的合作性与非恶意,在策略上偏向于协商、沟通与合作等方式。而美国的安全观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思维,以实力和意识形态属性对意图进行判定,尤其侧重战略冲突等方式。这种对于各自战略文化习惯的倚重,导致中美在战略沟通过程中围绕意图的可信理解存在诸多偏差。

传统中美战略关系研究大多聚焦于战略共识塑造、战略利益协调和分歧管控等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走向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发展及对实力的有效运用,而正确认知彼此安全观的特性及其对于战略沟通的作用,无疑是影响这一走向的微观战略基础环节。

来源时间:2020/7/12   发布时间:2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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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涛: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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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涛  来源:《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

一、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贸易冲突的理论解释

全球化的发展造就了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新兴大国的日益强大势必会引发守成国的担忧。正如“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描述的那样,在过去的500年中,全世界发生了16次守成国(霸权国)和崛起国的竞争案例,其中有12次以战争告终。可见,当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实力难分伯仲时,竞争的警钟已然敲响。但是,这种以“零和”结果作为政治或者战争结局的思维是不宜于转嫁到经济层面的竞合关系上。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体现得更加直截了当。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特朗普充满了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美国国内舆论之前普遍认为,维护与扩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直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首次对这一共识发起了挑战。

约瑟夫·奈较早就指出,若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会变为美国的敌人。面对中国的崛起,约瑟夫·奈依然推崇被他称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融合对冲”(integrate but hedge)战略。在过去几十年中,中美日益表现为竞合并存的关系,只不过双方总体上较好地管控了分歧。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对此,李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美国经济接触战略的终结,新的“经济竞争”态势拉开序幕,标志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型。中美两国的冲突与博弈已箭在弦上。对中国而言,在美国的竞争压力下,要防范中美关系变坏并避免中国在自身战略利益上丧失与美国的博弈能力,相比之下,后者才应该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出发点。

对于中美贸易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很多学者的关切在于两国是否存在全球领导权之争。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开始对华实施接触战略,即通过接触使中国向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由两极体制逐步演变为“一超多强”的格局。未来世界秩序是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导的“霸权稳定”,还是由多个大国引领全球展开良性竞争的“竞争共存”?如果维持前者的思维模式,中美势必成为“以牙还牙”的敌人;如果接受“竞争共存”的局面,中美就可以成为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合作伙伴。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除了贸易政策方面,在科技进步方面更是格外引人关注。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一直以来都是由安全与经济两个核心维度构成,这反映出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两种逻辑的互动决定了其走向。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开始经历质的转变。张宇燕和冯维江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调整为“规锁”,“规锁”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对于博弈结果,谷源洋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告失败,对华遏制战略亦难奏效”。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部分动机还在于转移其国内利益集团的矛盾。通常来说,美国国内利益集团通过多种手段寻求政治利益,政治过程只服务于中间选民的利益。在政治过程中产生的政策是相互竞争的政治家在争取选民支持的过程中形成的,如移民政策和就业政策等。正如阿塞尔·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和格奥尔格·韦布尔(Jörgen W. Weibull)运用或然论投票方法,研究了将收入再分配给更狭隘选民集团的政策,这也是特殊利益集团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对“恐华症”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民粹主义实际上是精英阶层煽动的结果。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一心想要煽动美国民众的恐华情绪,并通过操纵这一非理性情绪获得更多选民支持,试图以此赢得2020年的总统选举。此外,近些年来,美国社会阶层流动性陷入停滞,贫富差距濒临危险境地,民众生活质量不升反降,社会财富被少数精英阶层集聚,美国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些都会引起美国蓝领阶层(包括广大中下阶层白人)的极度不满,成为特朗普获取政治支持的舆论基础。

二、贸易冲突双方的有限重复博弈路径

近些年来,美国认为中国在价值观、制度和利益等方面对美国构成了全面挑战,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并提出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

(一)国内利益集团是贸易冲突“触发”的内因

在贸易谈判中,谈判代表的要价和提出的协定,不仅是执政者的战略意图,更是其背后利益集团维护权益的政治目的。中美贸易冲突首先是美国的一场“内战”,其背后是美国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无情争夺。2016年特朗普赢得共和党党内初选,以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为代表的工业集团势力是共和党背后的利益集团,其与特朗普达成接受迈克·彭斯(Mike Pence)为竞选搭档的默契,这种“浮士德式”政治交易的直接结果就是每一股势力都试图成为白宫的幕后主宰者。

贸易冲突表面上看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博弈,实质上是贸易冲突发起国具有政治激励动机的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体现。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将贸易政策看作是执政者寻求政治支持最大化的结果,当竞选者最大化当选的目标时,特殊利益集团就会从所选的扶持政策中获得一定的福利。贸易冲突的结果就是不同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以此相互博弈,当双方由于政治成本无限增加导致利益受损后,具有政治激励的政府之间就会进行贸易谈判以实现贸易均衡。

为在贸易冲突中达成国内政治均衡,非合作的冲突强化了政治力量,政治力量促成贸易政策。贸易冲突发起国背后都会有利益集团的支持,利益集团的诉求往往决定了贸易政策的制定。当然,不同利益集团为了获得因提高进口关税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它们可以通过集体游说国内政府以推行对其他国家的单边贸易政策,尽管这些利益集团可能代表不同产业的利益。很简单,执政者之所以给国内利益集团提供贸易冲突收益,是因为利益集团是“投票供应商”,可以为他们的利益代理人提供政治支持。

(二)贸易冲突有限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的路径

表1  三种有限重复博弈路径及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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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分析绘制。

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采取的都属于损人损己策略,如果应对者不采用“以牙还牙”策略还击将会变为懦夫博弈。面对挑衅者主动采取的背叛策略,应对者在此后回合中,无论采取合作还是背叛,应对者的收益相较于挑衅者都是不占优的(见上表)。究其原因,作为发起主动攻击的挑衅者会事先考虑到应对者各种应对策略的结果,以做到策略设计的万无一失。作为博弈被动方的应对者,即使三种策略的收益相较于挑衅者都不占优,但是,每种策略对于自身的收益获得还是有较大的差异。

三、中美贸易冲突的博弈情景与协议内容分析

(一)“关税战”不是“懦夫博弈”,而是“损人损己”策略

美国对中国酝酿已久的“关税战”本身就是一个“损人损己”的策略。客观地说,美中双方相互加征关税的直接后果都会损人损己,导致双边贸易显著下降。2019年第一季度的贸易数据已经开始显现关税战的影响,中国对美国进出口额同比下降11%。尽管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会“治愈”两国经贸领域的短暂创伤,但是在两国进行关税报复的这一期间,双边经贸发展一落千丈,其产生的潜在影响也将逐步显现。

(二)美国的“市场开放论”和“结构改革论”战略意图与中国的承诺

任何贸易协定的达成,双方都会做出或多或少的承诺,这样才可能达成协议。从理论上来讲,双方妥协的程度要取决于自身的谈判能力和能接受妥协的范围,以免造成过大的损失。从中美协议内容看,美国以让中国市场开放和结构改革为战略意图,通过履行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使中国达到其战略意图。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内容不谋而合,中国也欲将扩大贸易,增加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作为进行结构改革以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释放巨大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

(三)达成协议远胜“冷酷触发”和“无限拖延”策略

冷酷触发策略即采取一次背叛就会触发永恒的惩罚,而无限拖延策略更具有不确定性。从经济学角度看,挑衅者通过贸易冲突给应对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超过了应对者的承受能力,应对者将不得不做出终结整个合作的决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的经贸格局下,彼此相互依赖,在贸易领域终止合作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未来双方可能采取的是,把贸易冲突限制在双边可接受范围之内的竞争共存关系。(注释略)

来源时间:2020/7/12   发布时间:2020/7/11

旧文章ID:22281

傅莹:面对美方挑衅,中方应考虑“主动出牌”

作者:傅莹  来源:北晚新视觉网

  7月11日,据@环球网报道,以下文字根据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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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谢谢海龙邀请我参加这次线上会议。各位新老朋友,非常高兴在线上再次相见。刚才听了王毅国务委员和基辛格的讲话,基辛格对两国关系的深情祝福打动人心。王毅国务委员的讲话有很多新意和新想法,包括对智库提出的一些要求,对两国合作以及管控分歧的清单等等,这些我们都会认真思考,希望在座的美方朋友们能够和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把王毅国务委员提出的要求纳入到我们合作研究的框架内。
  时间有限,我直接谈一下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前面几位谈到的观点对我也很有启发。现在,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建交以来一个十分困难的时刻,有人甚至说是“至暗时刻”。我认为,可能还不是最低谷。注意观察白宫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至少在大选前,中美关系再出现新的问题的可能性还是高度存在的。但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大家对于未来中美关系到底向何处发展也有很多深入思考。刚才坎贝尔和陆克文对此谈得比较深。
  观察美国对华态度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到两个方向上的推动力:一股力量以华盛顿右翼和鹰派为主导,把中美关系持续推向对抗,持续推动“脱钩”,他们对中美关系政策发挥的作用都是减号,把中美关系往对抗的轨道上推,且毫不犹豫,不考虑后果。听任这股力量发展下去的话,中美关系进入恶性竞争的轨道恐怕难以避免。所以,中方面临着如何作出回应的问题。他们往这个方向推,我们和他反抗、斗争的过程中,实际是在加快这一走向和对抗的节奏。从我的观察角度来看,我比较困惑。另一股力量是相对理性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督促中方修正自己。这个方向看似理性,但是顺此发展下去,不能排除美方会持续提高要价,将经贸、科技领域的“合规”压力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刚才王毅国务委员也讲了,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双方应该各走各的路,不应试图去改变对方。
  所以对中方来讲,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中,中方面临着一些大的问题需要把它想清楚,需要和美方探讨清楚。从中方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如何判断世界潮流?冷战之后我们对世界潮流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潮流如今是不是改变了?是不是要变成冲突与对抗了呢?还是要和平发展?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这个进程如何避免被打断?王毅国务委员刚才也讲到,我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如何保障这个环境?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我们对世界未来的构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这条道路上有效开展国际合作?这些都是中国在21世纪历程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选择将决定上述问题的发展。
  未来两国是继续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解决分歧,还是分道扬镳、剥离成为两个相对独立且又彼此连接的体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瓦解。我们经常听到欧洲、日本等国家对出现“中间地带”表示担心。加拿大大使和我探讨半天,大家都比较纠结,因为其他国家都不愿看到中美分裂,不愿世界分裂,不愿选边站队。他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在方向上有一个理智选择。刚才Kevin说得很好,中国人常说正确的方向,正确不正确是中国人的概念,关键是个有利于大家的方向,其他大部分国家对中美关系现在的发展方向是担忧的,希望能够做一个更理性的选择。
  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形成“竞合”关系,即大国良性竞争的新型关系,其中有竞争,但是可控,同时保持必要的合作。然而,目前美国官方层面这种意愿比较弱。美国人非要说竞争,中国一开始不愿意接受“竞争”的概念,希望主导面应该是合作,这是中国人希望的,这样就能形成大国间的良性竞争关系。但问题在于,尽管中国有这样的愿望,我们面对的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以及国会释放的声音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去做。那中国怎么办?我们认为,应该做个理性的、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的中美关系的方向选择。如果美国不愿意这样选择,我们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我们想往这边走,美国人想往那边走。有没有办法说服美国,或和美国一起合作,能够走向“竞合”的方向?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几个月,美方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的改变。
  鉴此,中国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认真思考和设计,主动提出能够维护中国根本利益、能够解决美方合理关切、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发展大方向的选择和方案。我提几点想法供参考:
  第一,中方应该不仅仅对美方的挑衅做出被动回应,要考虑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合理关切。当然,我们采取主动,并不是说我们也要提出对抗,而是我们做出的选择,或者主动做的一些事情,首先要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要考虑解决美方的合理关切,还要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我觉得王毅国务委员提出的单子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应该考虑一下。从中方角度讲,我们应该主动提出在哪些关键领域进行坦诚对话,而且要认真倾听彼此,而不是事先想好了,认为对方都是错的,我们自己都是对的,这样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辩论和辩解循环。要认真倾听彼此,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的理解,要就行为边界和底线达成共识,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利益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
  第二,刚才谈到现在海上安全问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成长比较快,必然会引起各方关注。大家都很关心中国海军力量增长目的是什么?你要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让防卫政策和目标更加透明,尤其对海上的索求和利益边界要更加清晰,使各方切实了解中国军事安全的主张和底线,在此基础上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避免发生误判。我特别同意陆克文讲的,要有管控的手段和方式,因为现在双方近距离接触确实比较多,要避免发生误判的可能。
  第三,面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实际上,双方虽然关系紧张,但据我了解,专业界的协商、对话非常重要,我们一定不能阻碍他们,政府一定要摆出积极的态度来。在全球层面,中美合作应该是全世界非常期待的,中美应该早一点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第四,要增强中国的国际形象,树立自己的形象意识,让世界多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想法。我们有时听到一些批评或说法容易愤怒,容易生气,容易着急,其实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对中国的不了解,我觉得这方面还可以多做一些努力。
  关于美国是不是衰落,美国现在有很多困难,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美国和世界的关系都处于调整阶段,它能不能调整,能不能恢复起来,这是美国自己的事,这不是别的国家说什么能决定的。同时,中国国内也面临非常严峻的任务,要实现“两个一百年”,今年要完成脱贫攻坚,我们还在制定“十四五”计划,自身的任务非常繁重。中美两国在国内都有非常重的任务,我们没有必要相互“踩”对方,各自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同时相互合作,从积极的角度去帮助世界,这是我们两国应有的姿态。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和美方已多次谈过,希望构建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这还应该是我们讨论和推动中美关系最根本的指导。谢谢!
  延伸阅读:
  “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傅莹当场站起来反驳佩洛西,现场响起掌声
  当地时间2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首日活动中讲话称,各国在建设5G网络时应远离中国科技公司华为。佩洛西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其电信巨头——华为,来输出其‘数字专制’,以实行经济报复来威胁那些还没有采用他们技术的国家。”
  巧的是,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也在场。对于佩洛西的言论,傅莹当场用英语驳斥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未受到这些技术的威胁。
  傅莹当场向佩洛西发问,她首先提到佩洛西曾经对中国的“成功”访问以及双方“建设性的对话”。紧接着,傅莹话锋一转:“就我所知,世界运作的方式是,技术是一种工具。自从中国40年多前开始改革开放,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微软、IBM、亚马逊,他们在中国都很活跃。自从我们开始建设1G、2G、3G和4G,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未受到这些技术的威胁。”
  “可为什么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5G建设,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胁到它?”傅莹反问佩洛西。傅莹的一席话,引得观众席中爆发出一阵掌声。
  王毅:美国不应指望围追堵截中国,又要求中国给予美方支持
  2020年7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向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发表致辞。
  王毅表示,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我们最关心的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最重视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稳定。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与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需要各自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需要开展平等的对话协商。美国不应指望一方面在全世界近乎疯狂地围追堵截中国、毫无底线地造谣污蔑中国、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美方理解和支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我们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权利保卫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获得的劳动成果,有权利拒绝任何对中国的霸凌和不公。

来源时间:2020/7/12   发布时间:2020/7/12

旧文章ID:22280

克里斯托弗·雷:中国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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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育鹏 译  来源:中美印象

“印象观智库”第七期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于2020年7月7日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视频活动中,做了有关中国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的演讲。点击这里阅读英文原文。本文略有删节。来源:F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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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我知道在现在的状况下举行一场这样的活动是多么困难,所以我对主办方哈德逊研究所表示感激。 

我们国家的信息,知识产权和经济活力所面临的最大的长期威胁来自于中国的反情报活动和商业间谍活动。这些行为威胁了我们的经济安全,由此也威胁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如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他的近期讲话中提到,我们不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今天,鉴于这个威胁的重要性,我会提供许多联邦调查局从未在公众平台所展示的中国威胁的细节。这个威胁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检察总长和国务卿将也会于未来几周内对此发表讲话。如果你认为这些问题只是一个情报问题,或是一个政府问题,或只是一个大公司能自行解决的麻烦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美国人民才是这些盗窃行为的真正受害者。这个盗窃的规模庞大到足以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的财富转移之一。如果你是一位成年美国人,中国很有可能已经盗取了你的个人信息。

在2017年,中国军方密谋从艾克飞(Equifax,美国的一家信用评级机构)盗走一亿五千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这个数量几乎占了美国人口的一半和大部分美国成年人。这可不是一个单独事件,我会在稍后细讲。

我们并不是只有在数据方面有遭遇风险,我们的健康,生活和安全也在遭受风险。

现在的情况是每十小时联邦调查局就有一起新的与中国相关的反情报案件。在近5000份正在处理的联邦调查局反情报案件中有将近一半是跟中国相关的。就在此刻,中国正在尝试瘫痪美国的健康医疗组织,制药公司和正在开展冠状病毒研究的学术组织。

但在我继续下去之前,我想声明我所指的并不是中国人民,更不是美籍华人。美国每年都会欢迎超过数十万来自于中国的学生和科研人士。世世代代都有人从中国来到美国来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争取自由的赐福,美国社会也因他们的存在而更欣欣向荣。所以当我提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我所指的是来自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中国政权和其野心

要理解我们所面对的威胁和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措施,美国人民应该记住三件事。

第一,我们必须看清中国政府的野心。中国——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在一个在经济与科技上追赶和超过我们的一个长期竞争中。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他们并不是以正当的创新,公平与合法的竞争以及给予他们的公民我们在美国所珍重的创造力和言论与思想的自由来展开竞争。相反,中国动用举国之力和一切手段来达到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目标。

一个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手段

美国人民需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情是中国运用了多方面精细的手法。从网络入侵到腐蚀内线,无所不用。他们甚至采取过实体盗窃。他们是在使用多种机构和人员来盗窃创新科技方面的先锋,这些机构和人员中不止有中国情报机关,还包含国有企业,表面上私有的公司,一些研究生和科研人士,还有大量其他机构和人员。

商业间谍

为了超越美国,中国知道它必须追赶世界前沿科技。但令人伤心的事实是中国选择了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而非自主创新,然后运用其盗窃的技术来与失窃的美国公司竞争。他们把目光放在了所有知识产权上,从军事设备到风力涡轮机甚至于大米和玉米。

通过它的人员招募计划,如海外高层次人员引进计划(千人计划),中国政府尝试引诱科学家秘密将美国的知识和创新技术带入中国,即使这些行为在法律上要么构成了盗窃,要么违反了我们的出口管制。

以科学家谭洪金的案例来说,身为一个中国公民和美国合法永久居民,他申请加入了千人计划。他从他的前雇主、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公司偷走了价值为十亿美元的商业机密。就在几个月前,他被定了罪,然后被判入狱。

再比如说石山(Shan Shi,音译),一名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科学家,也在今年年初被判入狱。石山盗窃了复合塑料泡沫的相关商业机密。这是一项用在潜艇上的重要海军科技。石山在这之前也申请加入了千人计划,并且特别保证要吸收和消化美国这方面的科技。他这些都是为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所做,而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的就是将美国企业挤出市场后自己独占。

在一个更惊人的事件中,行窃方居然在中国为其偷盗的技术成功申请了专利,并用这项专利来邀请美国失窃公司合资。这可是一个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研发这项科技的美国公司,中国没法复制这项科技,于是他们花钱偷走了它。

就在两周前,张浩被以经济间谍,偷取商业机密和密谋从两家美国公司盗取无线网络相关信息定罪。其中一个美国公司花了超过二十年来研发这项被张浩偷走的技术。

这些只是联邦调查局的超过一千件关于中国的技术盗窃的调查中的一部分。我们在56个各地联邦调查局中都展开了相关调查。在过去十年内,与中国有关的商业间谍案件数量增加了十三倍。

我们面临的风险已经不能再高了,这些风险对美国商业和经济的潜在危害无法估量。

秘密活动

如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六月的讲话中提到的,中国政府正随意使用黑客技术来盗窃我们的商业和个人信息,并且他们同时动用了军方和个人黑客。我之前提到的艾可飞事件远远不是唯一一起中国盗窃大量美国公民的敏感个人信息事件。

比如说,你们中有任何人有安森(Anthem)或与其相关的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吗?就在2015年,中国黑客偷走了八千万安森公司的现客户和前客户的个人信。

如果你就职于联邦政府,或者你以前就职于联邦政府,或者你以前申请过联邦政府的工作,再或者你的一名家人申请过,那么,我来告诉你,在2014年,中国黑客从联邦政府的人员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偷走了超过两千一百万的个人信息。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首先,中国把成为人工智能的世界领跑者当成其重要目标,而这些盗窃刚好能满足其人工智能发展需求。

更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信息的收集能帮助他们找到秘密收集信息的合适人选。在这方面,中国跟美国人用着相同的用于发展人脉和找工作的社交平台来找到对政府敏感信息有权限的人,然后对这些人下手来偷取信息。

就举一个例子吧,近期,一名中国情报官员假扮为一个猎头,并在一个很火的社交平台上用高薪招募了一名美国公民来提供咨询服务。这听起来没什么问题,直到你意识到所谓“咨询”的信息跟这位美国公民之前当美国情报专家所接触的敏感信息相关。

这件事的结局还算喜人,这位美国公民选择举报这个可疑联系人,后续就由联邦调查局和军方接手了。很可惜不是每件类似的事情都是这样结局的。

对学术界的威胁

学术界也有令人不安的类似情况。

通过人员招募计划,如我刚才提到的千人计划,中国买通在美国大学内的科学家来秘密地将我们的知识和创新输送给中国。其中不乏大量联邦政府出资的高支出研究。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纳税人在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买单。然后中国运用这些技术反过来削弱美国的研究机构和公司,滞后我们的发展,也造成了我们的失业。这些行为越来越多了。

仅仅在五月,我们逮捕了王擎,一名前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研究员,曾从事于分子医学和心血管疾病基因研究;以及洪思忠,一名为NASA工作的阿肯色州立大学的科学家。据称两人都因在参与了联邦政府出资的项目中隐瞒了他们参与中国人才计划而犯欺诈罪。

同一个月里,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江对其退税时瞒报一份千人计划的收入认罪。我们的调查发现李晓江在埃默里大学研究亨廷顿舞蹈症的同时领着中国发放的五十万美金的收入。

与此类似,哈佛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在上个月因对联邦当局陈述关于其参与千人计划的不实信息而起诉。美国政府宣称利伯对哈佛和国立卫生研究院隐瞒了他在中国大学担任战略科学家的信息,同时隐瞒了中国政府通过武汉工程大学支付给他一个月五万美金的薪金,超过十五万美金的生活补贴,以及一百五十万美金来在中国建造一个实验室。

恶意的外国影响

传统的外国影响是一种正常的、合法的外交活动,通常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的。但是,恶意的外国影响是颠覆性的、胁迫性的。旨在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扭曲美国国内的公共言论,破坏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

中国正在通过贿赂、勒索和秘密交易等恶劣行为来影响美国。在香港台湾问题、以及新冠疫情上,中国试图利用中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市场价值作为筹码,来向美国外交官和企业家施压,从而达成政治目的。如果不从,中国将通过扣留该企业在中国的生产许可证,或是对该官员相关进行报复。

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形式来控制美国政治。

对法治的威胁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都公然违反既定的规范和法治。

自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启动了一个被称为“猎狐”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追捕那些他视为威胁且生活在境外的中国公民,其中包括了政敌、异见者以及批评中国人权情况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中国政府会通过威胁和胁迫他们在美国和中国的家人来迫使他们返回中国。

利用我们的开放性

中国的制度与美国的根本不同,它正在尽其所能利用我们的开放性。

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区别,文职部门和军事部门之间的区别,以及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或几乎不存在的。

一方面,中国的许多大企业实际上都是国有企业,是政府所有的,也是党的所有。此外,中国的法律也允许政府强迫任何中国公司提供它要求的任何信息,包括美国公民的数据。

除此之外,法律要求任何规模的中国企业都必须有共产党的“细胞”在里面,以使它们保持一致。更令人担忧的是,据报道,一些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已经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作为在华开展业务的成本。

这些特点应该会让美国公司在考虑与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合作时有所停顿,华为与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它多次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妨碍司法公正,并向美国政府及其商业伙伴(包括银行)撒谎。

有效应对威胁

联邦调查局负责保护美国的公司、大学、计算机网络、以及创新性。联调局在众多外国合作伙伴的帮助下,调查和起诉了中国的恶意行为,提高了对威胁的认识和防御。同时,联调局也需要全美国社会的协助。

有效地应对这种威胁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应该和中国人做生意、不应该接待中国游客、不应该在世界舞台上与中国共存。但美国不会容忍中国违反美国的刑法和国际准则。联邦调查局和其在美国政府的合作伙伴将追究中国的责任,并在美国人民的协助下保护美国的创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来源时间:2020/7/12   发布时间:2020/7/12

旧文章ID:22279

《永不满足》三大爆料,总统竞选添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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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知秋  来源:中美印象

“后浪看中美”第六期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为其前段时间冷清的竞选集会遭到海外抖音(Tiktok)用户搅局懊恼不已时,近些日子又多了一桩让他以及他的竞选团队头疼的事情:特朗普侄女玛丽·特朗普(Mary Trump)的新书《永不满足:我的家族如何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人》(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在这本书中,玛丽揭露了特朗普早年在特朗普家族中的种种“劣迹”,更直言特朗普“符合自恋者的全部心理学标准”。针对如此一本光靠宣传标题和海报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的书籍,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拥趸就使尽千方百计,试图让这本书永远没有出版的一天:特朗普家族的罗伯特·特朗普(Robert Trump)先前就向纽约最高法院申请阻止该书出版的临时禁制令,并已获批准;他还声称自己将就玛丽·特朗普的书籍发起诉讼,而玛丽·特朗普的律师此后表示也将就此禁制令提出上诉。双方的司法交战看似难以短时间告一段落,但值得承认的是,围绕着《永不满足》这本书的争议也给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再添变数,特朗普的连任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样一个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宣传造势即将进入白热化的时间节点,《永不满足》所引起的争议也值得揣摩。本文将简要介绍玛丽·特朗普的这本书籍,分析概括在美国带来的争议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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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Peter Serling / Simon & Schuster

     玛丽·特朗普的《永不满足:我的家族如何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人》对特朗普的指责:

1、他是一名自恋者

BBC新闻揭露,身为心理学博士的玛丽·特朗普在她的书中就颇为辛辣地指出“他的表现符合所有心理学上对自恋者的诊断标准。”,还不忘补充说“特朗普无时无刻不想要得到别人的关注,他脆弱的自我需要时刻被吹捧,因为从内心深处他非常清楚自己什么都不是”。

2、早已对作弊习以为常

纽约时报报道,玛丽的书中写到特朗普在年轻时候就经常作弊,甚至在皇后区读高中的时候就雇用了其他人代替他参加大学预科和美国SAT考试;特朗普因此得以在几年后凭借着出色的成绩转学到了颇具盛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沃顿商学院。

对此,白宫否认了总统曾经在SAT考试中作弊的指责。

3、在家族中丧失了感情

玛丽在书中还详细介绍了特朗普家族的内部纠葛,以及特朗普的父亲老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特朗普以及玛丽的父亲小弗雷德·特朗普之间的故事。尽管小弗雷德·特朗普是老弗雷德的长子,可却不愿意继承其父亲的房地产企业王国,选择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飞行员。对此,老弗雷德一直对这个长子感到失望,而特朗普也一方面讨好老弗雷德,另一方面以恶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哥哥。

玛丽在她的书中还特别写道,当她的父亲、特朗普的哥哥当年心脏病发送院时,她的家族是怎么样让他一个人被送往医院救治的,而特朗普,她写道,“当时还在外面电影院看电影”。特朗普的哥哥小弗雷德就因此在当夜因为心脏病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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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和他的家族的税务记录

众所周知,特朗普对他以及特朗普家族的税务记录可谓是讳莫如深。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特朗普就曾公开拒绝披露自己的财务状况,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任不公开自身财务状况的美国总统,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特朗普过去一直引以为豪自己的企业盈利能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成功者”的形象,公开自身财务状况或许会让自己过去的“吹嘘”败露;二则是特朗普和他的企业帝国亦有可能有税务违规的情形,特朗普更不可能自投罗网。

就此,玛丽·特朗普还在书中特别承认了是她将特朗普家族的机密税务文件泄露给了纽约时报。2018年10月,纽约时报以一期专题特别报道了特朗普家族的“逃税门”,声称通过分析泄漏的特朗普家族税务文件可以发现,特朗普过去曾通过可疑的避税方案帮助他的父母逃税近数百万美元,在美国引起争议。玛丽·特朗普事后在她的书中详细讲述了她是如何将这些可能“让特朗普总统下台”的文件交给纽约时报记者,又解释说她是“出于愧疚”才这么做,尤其是在见证了特朗普在任期间的一言一行之后。

雄辩胜于事实:后真相时代的美国政坛

诚然,玛丽·特朗普书中所爆的“猛料”对于特朗普今年的连任竞选来说会是一场艰难的舆论战。特朗普家族申请的《永不满足》一书的临时禁制令也许是扳回一城的阶段性胜利,但也许也会被解读为是面对“铁证如山”时千方百计让“吹哨人”沉默的举措。特朗普政府处理新冠肺炎疫情和反种族歧视示威的种种举措美国民众有目共睹,而一系列事件也使得美国社会无比撕裂;这样一本书籍倘若真的能够被发行,所带来的争议和影响就更加不可估量。不论如何,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越来越扑朔迷离。

嘲讽的是,美国的政坛已经走向了特朗普曾经一手打造的“后真相时代”:大众媒体与群众并不在意真相,而更在乎事件背后所表达的情绪和站队。立场先行、断章取义、似是而非,这些举措就已经成为了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以后的美国政治基调。玛丽·特朗普书籍中所揭露的“真相”事实上难以考证,但其所言是否为事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指责背后“反对特朗普”的立场,以及那些诉诸情绪的话语。真正重要的,是群众将如何对此作出反应,而特朗普的政敌又将如何借题发挥攻击特朗普。当事实不再胜于雄辩,而是雄辩胜于事实时,特朗普也未曾想到,自己曾经津津乐道宣扬的“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终有一天也将反噬他的政治生涯。

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作品,转发或引用请注明来源。

来源时间:2020/7/11   发布时间:2020/7/11

旧文章ID:22278

谢淑丽:应避免美中“向下触底”的竞争

作者:曹然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25期

我相信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

我们将有机会重新部分调整与中国的关系

而中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朝相同的方向努力

专访谢淑丽:应避免美中“向下触底”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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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决胜时刻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随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民调中持续领先于现任总统特朗普,美国知华派学者代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一些分析认为,拜登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很可能会参考谢淑丽的理论。

谢淑丽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1971年,这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生在北京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此后,她一直以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活跃于中美关系舞台。克林顿政府时期,谢淑丽于1997年到2000年担任美国国务院分管中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在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全程陪同。

近年,谢淑丽因提出中国“过度扩张”(overreach)和美国“过度反应”(overreaction)的中美关系理论而知名。站在美国的立场,她于2019年主持编撰了政策报告《修正航向:向有效且可持续的对华政策调整》,倡议美国政府在保持与中国经贸、民间社会往来的基础上进行“巧竞争”,而非全面与中国对抗。

这份报告得到了一些特朗普政府外交高层的认可。对于拜登政府是否会采纳她的对华政策意见,谢淑丽称“我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样,但如果拜登胜选,我的一些同事会进入他的政府任职”。

近日,谢淑丽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全面阐述了对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的看法。虽然认为中美关系错失了因疫情而走向合作的机会,但谢淑丽依旧期待两国能实现“巧竞争”:保持外交沟通,更保持经济和民间交流。

“我认为我们不必害怕竞争。竞争很好,但我们要能够管理好这种竞争,从而为合作保留空间。”谢淑丽说。

特朗普个人与政府的脱节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出版了新书《生事之屋》。他在新书中表达的观点是,特朗普在外交决策上不是外界所说的意识形态化的,而是按照个人喜好,他的外交政策是没有议程的。你同意这种看法吗?特朗普外交战略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谢淑丽:在特朗普的任期,美国国内对他有大量的批评,而且不断增多。至于外交政策,我不认为他那么关心人权或者国际安全。他关心贸易,关心自己的连任,正如博尔顿所说。他的重点关注是自己的政治利益,抑或自己的商业利益。

就他对中国的政策而言,他的个人风格和其政府的政策似乎有些脱节。他的个人风格是将两国关系看成是一场交易,重点在贸易赤字上。但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双边贸易赤字不足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双边贸易逆差具有政治或者象征意义,但在经济上并没有那么重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朝着与总统个人风格完全不同的方向迈进。因此,中美元首对话中的表现,和美国其他政府官员在中美关系中所做的事情之间存在很大的脱节。我想中国同行肯定感到非常困惑。正是这种脱节,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效性。

我想美国政府中的专业官员是希望稳定美中关系的。当然,他们也希望中国调整政策,因为中国的一些政策行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他们希望通过持续而勤勉的外交努力来取得进展。

很多人对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感动沮丧,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在其他外交政策上也一样,包括他疏远美国盟友的问题。而疏远盟友不利于提高美国的领导力,也削弱对中国政策选项的影响力。

总之,我们有一位很不寻常的总统,他不像我们以前的任何总统,我们整个的政府系统都被这个问题困扰。我相信在今年11月的选举之后,我们将有机会重新部分调整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朝相同的方向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特点反映了你所总结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概念,你如何评价这一政策?

谢淑丽: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有一些变化,以应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尽管如此,一个局限于反击的政策不是一个战略性的政策,那可能导致“过度反应”。我们采取的有些措施可能对美国本身有害,特别是与科技、学生和学者交流签证方面有关的限制。我认为这些政策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社会的开放和创新生态体系。

美国有一个非常开放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的社会,我非常喜欢美国的这一点。所以,我反对“过度反应”,因为这种政策虽然针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但其实损害我们自己的开放社会。我们在砌墙,我不希望美国社会变成这样。我们不想和中国进行一场“向下触底”的竞赛。

基于中国外交行为的变化,我同意采取一些更硬朗的措施,但我赞成“巧竞争”:先确定政策的轻重缓急,然后试着坐下来和中国方面谈判解决方案。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双方很少接触,包括外交接触。

美国改变政策不是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或者是美国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威胁。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太机械了,我并不认同。我相信两国的外交决策者和领导人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可以走另一条路。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对双边关系处理得很好就是个例证。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认为新冠疫情是两国建立更密切合作关系的一个契机?

谢淑丽:我们也许已经丢失了这样一个机会。挺悲剧的,是吧?但两国关系如此敌对,以至于双方甚至不能合作去拯救生命,那是很悲哀的。我们能回到合作的轨道吗?我不知道。

新冠疫情的治疗和疫苗研发创造了一些机会。中国科学家可以和来自美国、世卫组织和欧洲的科学家合作,对疫情的传播做一项真正的科学研究,因为我们不希望再出现全球性的瘟疫。

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愿意与所有国家的人分享疫苗,让它成为一个全球公共产品。那么中国可以提出一个计划,我们(美国)也可以提供一个计划,现在也是计划如何制造和分配疫苗和治疗方案的绝佳时机。也许中国可以牵头举办一个网络会议,倡议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框架?

如果中国提出一个框架草案,非常透明,并且与美国的福奇博士、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健康与人力资源部的领导沟通,就框架协议达成共识,这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对中国来说是个好主意。

拜登会采取更务实的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外交官和美国专业人士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所以他们不能真正理解对方。

谢淑丽: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起码过去肯定不是这样。新中国历史上外交很成功,可以追溯到周恩来总理,尽管他当时受各种限制。再譬如说钱其琛副总理,他很有创意,很有远见,为了实现中国的利益能够与各方进行接触、互谅互让、保持灵活性。他非常注重建立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钱其琛勤于思考中国真正国家利益所在,而不是象征性议题,他也不试图在国内民众面前显摆强硬。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正面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并且非常积极地帮助建立这样的环境。当然,这也是传承自邓小平的精神。

再看中国的区域外交。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在区域多边机构中发挥作用。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签署了一个行为准则,增加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也不让其他国家感到威胁。钱其琛、唐家璇、王毅等人就是这一亚洲政策的缔造者,他们与美国外交官的合作也很好。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未来能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你对中美双方有什么建议?

谢淑丽:我赞成“巧竞争”。在“巧竞争”框架之下,中美两国恪守公平的全球性的规则,在经济上竞争,在科技领域竞争,在体育和外交上竞争。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竞争,但同时保持在全球流行疾病、气候变化、核扩散等议题上的合作。

我认为我们不必害怕竞争。竞争是个好事,但我们要能够管控好竞争,从而为合作保留空间。我们也要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我们之间最重要的争端。我觉得两国可以有一种稳定的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更具竞争性。

所以我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更有效的战略,因为一味反击不是个好战略。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许多事情是错误的,希望下届政府能够调整这些政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不希望别国视其崛起为威胁,我认为它特别需要实行克制和让对手放心的策略。

来源时间:2020/7/11   发布时间:2020/7/11

旧文章ID:22277

FBI局长:中国已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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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德国之声

本周二(7月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已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他说:"中国、中共认为自己正处于一场世代斗争之中,他们想夺取我们国家(美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他还说,中国的目的就是利用包括间谍、网络盗窃、勒索等一切恶劣的手段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点击这里查看雷的英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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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在演讲中指出,数百名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其中也包括取得美国籍的华裔成为了中国"猎狐行动"打击的目标。他说,猎狐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那些在中国出生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对中国政治和人权提出的批评意见。

他说:"数百名猎狐行动的受害者生活在美国。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美国国籍或者是绿卡持有者。"他说:"中国政府想强迫这些人回到中国。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策略令人感到震惊。"

雷还呼吁人们如果发现中国官方强迫这些华人回中国的情况发生时,应该向联邦调查局报告。

雷还在演讲中称,美国目前进行的近5000宗反间谍案中,近一半与中国有关。他说:"现在联邦调查局每10个小时就会开启一宗新的有关中国的反间谍案件。  "

另外,雷还在哈德逊研究所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一年365天不分昼夜地试图对美国的政策和立场施加影响。他说:"这不只是针对大选的威胁,而是全天候的威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肯定对选举构成了影响。他们(中国)肯定有他们更喜欢的总统候选人。"

不过他没有说,中国更支持特朗普连任还是更支持拜登当选。这两名总统候选人都对中国持强烈批评态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7月8日)在例行新闻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FBI说的话你也能信?" 他还说:" 他们(FBI)不要以为中国安全部门是吃素的  。" 赵立坚说:" 雷的有关言论,不是基本事实,充斥着政治谎言,充分暴露了他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近来美方一些政客多次对中国进行莫须有的抹黑,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企图转移视线,掩盖自身问题,他们的图谋世人看得清清楚楚,注定不会得逞。  "

VOA报道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发表的演讲是美国政府高级别官员最近第二次发表美国对华关系谈话。报道指出, 6月24日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预计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国务卿蓬佩奥也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讲话"。

来源时间:2020/7/11   发布时间:2020/7/7

旧文章ID:22276

Christopher Wray:The Threat 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he U.S.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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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ristopher Wray  来源:US Embassy in Beijing

Good morning. I realize it’s challenging, particularly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o put on an event like this, so I’m grateful to the Hudson Institute for hosting us today.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to our nation’s inform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o our economic vitality, is the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economic espionage threat from China. It’s a threat to our economic security—and by extension,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Brien said in his recent remarks, we cannot close our eyes and ears to what China is doing—and today, in light of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hreat, I will provide more detail on the Chinese threat than the FBI has ever presented in an open forum. This threat is so significant that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secretary of state will also be addressing a lot of these issues in the next few weeks. But if you think these issues are just an intelligence issue, or a government problem, or a nuisance largely just for big corporations who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you could not be more wrong.

It’s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the victims of what amounts to Chinese theft on a scale so massive that it represents one of the largest transfers of wealth in human history.

If you are an American adult, 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China has stolen your personal data.

In 2017, the Chinese military conspired to hack Equifax and made off with the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150 million Americans—we’re talking nearly half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and most American adults—and as I’ll discuss in a few moments, this was hardly a standalone incident.

Our data isn’t the only thing at stake here—so are our health, our livelihoods, and our security.

We’ve now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the FBI is opening a new China-related counterintelligence case about every 10 hours. Of the nearly 5,000 active FBI counterintelligence cases currently underway across the country, almost half are related to China. And at this very moment, China is working to compromise American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conducting essential COVID-19 research.

But before I go on, let me be clear: This is not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it’s certainly not about Chinese Americans. Every year, 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more than 100,000 Chines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into this country. For generations, people have journeyed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ecure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and our society is better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So, when I speak of the threat from China, I mea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hinese Regime and the Scope of Its Ambitions

To understand this threat and how we must act to respond to it,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remember three things.

First: We need to be clear-eyed about the scop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mbition. China—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believes it is in a generational fight to surpass our country i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That is sobering enough. But it’s waging this fight not through legitimate innovation, not through fair and lawful competition, and not by giving their citizens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speech and creativity that we treasur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ead, China is engaged in a whole-of-state effort to become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by any means necessary.

A Diverse and Multi-Layered Approach

The second thing the American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is that China uses a diverse range of sophisticated techniques—everything from cyber intrusions to corrupting trusted insiders. They’ve even engaged in outright physical theft. And they’ve pioneered an expansive approach to stealing innovation through a wide range of actors—including not just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bu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stensibly private companies, certain kinds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and a whole variety of other actors working on their behalf.

Economic Espionage

To achieve its goals and surpass America, China recognizes it needs to make leaps in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But the sad fact is that instead of engaging in the hard slog of innovation, China often steals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n uses it to compete against the very American companies it victimized—in effect, cheating twice over. They’re targeting research on everything from military equipment to wind turbines to rice and corn seeds.

Through its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like the so-called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ies to entice scientists to secretly bring our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back to China—even if that means stealing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or violating our export controls and conflict-of-interest rules.

Take the case of scientist Hongjin Tan, for example, a Chinese national and American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He applied to China’s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and stole more than $1 billion—that’s with a “b”—worth of trade secrets from his former employer, an Oklahoma-based petroleum company, and got caught. A few months ago, he was convicted and sent to prison.

Or there’s the case of Shan Shi, a Texas-based scientist, also sentenced to prison earlier this year. Shi stole trade secrets regarding syntactic foam, an important naval technology used in submarines. Shi, too, had applied to China’s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and specifically pledged to “digest” and “absorb” the relevant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did this on behalf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ultimately planned to put the American company out of business and take over the market.

In one of the more galling and egregious aspects of the scheme, the conspirators actually patented in China the very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y’d stolen, and then offered their victim American company a joint venture using its own stolen technology. We’re talking about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pent year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developing that technology, and China couldn’t replicate it—so, instead, it paid to have it stolen.

And just two weeks ago, Hao Zhang was convicted of economic espionage, theft of trade secrets, and conspiracy for stealing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about wireless devices from two U.S. companies. One of those companies had spent over 20 years developing the technology Zhang stole.

These cases were among more than a thousand investigations the FBI has into China’s actual and attempted theft of American technology—which is to say nothing of over a thousand more ongoing counterintelligence investigations of other kinds related to China. We’re conducting these kinds of investigations in all 56 of our field offices. And over the past decade, we’ve seen economic espionage cases with a link to China increase by approximately 1,300 percent.

The stakes could not be higher, and the potential economic harm to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the economy as a whole almost defies calculation.

Clandestine Efforts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Brien discussed in his June remark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so making liberal use of hacking to steal our corporate and personal data—and they’re using both military and non-state hackers to do it. The Equifax intrusion I mentioned just a few moments ago, which led to the indictment of Chinese military personnel, was hardly the only time China stole the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huge number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For example, did any of you have health insurance through Anthem or one of its associated insurers? In 2015, China’s hackers stole the personal data of 80 million of that company’s current and former customers.

Or maybe you’re a federal employee—or you used to be one, or you applied for a government job once, or a family member or roommate did. Well, in 2014, China’s hackers stole more than 21 million records from OPM,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Why are they doing this? First, China has made becoming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ld leader a priority, and these kinds of thefts feed right into China’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Compounding the threat, the data China stole is of obvious value as they attempt to identify people for secret intelligence gathering. On that front, China is using social media platforms—the same ones Americans use to stay connected or find jobs—to identify people with access to our government’s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then target those people to try to steal it.

Just to pick one example, a Chinese intelligence officer posing as a headhunter on a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 recently offered an American citizen a sizeable sum of money in exchange for so-called “consulting” services. That sounds benign enough until you realize those “consulting” services were related to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target had access to as a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specialist.

Now that particular tale has a happy ending: The American citizen did the right thing and reported the suspicious contact, and the FBI, working together with our armed forces, took it from there. I wish I could say that all such incidents ended that way.

Threats to Academia

It’s a troublingly similar story in academia.

Through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like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I mentioned just a few moments ago, China pays scientists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to secretly bring our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back to China—including valuable,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To put it bluntly, this means American taxpayers are effectively footing the bill for China’s ow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hina then leverages its ill-gotten gains to undercut 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ompanies, blunting our nation’s advancement and costing American jobs. And we are seeing more and more of these cases.

In May alone, we arrested both Qing Wang, a former researcher with the Cleveland Clinic who worked on molecular medicine and the genetic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Simon Saw-Teong Ang, a University of Arkansas scientist doing research for NASA. Both of these guys were allegedly committing fraud by conceal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while accepting millions of dollars in American federal grant funding.

That same month, former Emory University professor Xiao-Jiang Li pled guilty to filing a false tax return for failing to report the income he’d received through China’s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Our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while Li was researching Huntington’s disease at Emory, he was also pocketing half a million unreported dollars from China.

In a similar vein, Charles Lieber, chair of Harvard’s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Biology, was indicted just last month for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to federal authorities about his Thousand Talents participa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leged that Lieber concealed from both Harvard and the NIH his position as a strategic scientist at a Chinese university—and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paying him, through the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 $50,000 monthly stipend, more than $150,000 in living expenses, and more than $1.5 million to establish a laboratory back in China.

Malign Foreign Influence

There’s more. Another tool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se to manipulate Americans is what we call malign foreign influence.

Now, traditional foreign influence is a normal, legal diplomatic activity typically conducted through diplomatic channels. But malign foreign influence efforts are subversive, undeclared, criminal, or coercive attempts to sway our government’s policies, distort our country’s public discourse, and undermine confidence in our democratic processes and values.

China is engaged in a highly sophisticated malign foreign influence campaign, and its methods include bribery, blackmail, and covert deals. Chinese diplomats also use both open, naked economic pressure and seemingly independent middlemen to push China’s preferences on American officials.

Just take one all-too-common illustration: Let’s say China gets wind that some American official is planning to travel to Taiwan—think a governor, a state senator, a member of Congress. China does not want that to happen, because that travel might appear to legitimize Taiwanese independence from China—and legitimizing Taiwan would, of course, be contrary to China’s “One China” policy.

So what does China do? Well, China has leverage over the American official’s constituents—American companies, academics, and members of the media all have legitimate and understandable reasons to want access to Chinese partners and markets. And because of the authoritarian n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 has immense power over those same partners and markets. So, China will sometimes start by trying to influence the American official overtly and directly. China might openly warn that if the American official goes ahead and takes that trip to Taiwan, China will take it out on a company from that official’s home state by withholding the company’s license to manufacture in China. That could be economically ruinous for the company, would directly pressure the American official to alter his travel plans, and the official would know that China was trying to influence him.

That would be bad enough. B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ten doesn’t stop there; it can’t stop there if it wants to stay in power—so it uses its leverage even more perniciously. If China’s more direct, overt influence campaign doesn’t do the trick, they sometimes turn to indirect, covert, deceptive influence efforts.

To continue with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American official with travel plan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esn’t like, China will work relentlessly to identify the people closest to that official—the people that official trusts most. China will then work to influence those people to act on China’s behalf as middlemen to influence the official. The co-opted middlemen may then whisper in the official’s ear and try to sway the official’s travel plans or public positions on Chinese policy. These intermediaries, of course, aren’t telling the American official that they’r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awns—and worse still, some of these intermediaries may not even realize they’re being used as pawns, because they, too, have been deceived.

Ultimately, China doesn’t hesitate to use smoke, mirrors, and misdirection to influence Americans.

Similarly, China often pushes academics and journalists to self-censor if they want to travel into China. And we’ve s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ure American media and sporting giants to ignore or suppress criticism of China’s ambitions regarding Hong Kong or Taiwan. This kind of thing is happening over and over,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will note that the pandemic has unfortunately not stopped any of this—in fact, we have heard from federal, state, and even local officials that Chinese diplomats are aggressively urging support for China’s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crisis. Yes, this is happening at both the federal and state levels. Not that long ago, we had a state senator who was recently even asked to introduce a resolution supporti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The punchline is this: All of these seemingly inconsequential pressures add up to a policymaking environment in which Americans find themselves held over a barrel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reats to the Rule of Law

All the while, China’s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Party have brazenly violated well-settled norms and the rule of law.

Since 2014, Chines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spearheaded a program known as “Fox Hunt.” Now, China describes Fox Hunt as some kind of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campaign—it is not. Instead, Fox Hunt is a sweeping bi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to target Chinese nationals whom he sees as threats and who live outside China, across the world. We’re talking about political rivals, dissidents, and critics seeking to expose China’s extensiv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Hundreds of the Fox Hunt victims that they target live righ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are American citizens or green card hold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to force them to return to China, and China’s tactics to accomplish that are shocking. For example, when it couldn’t locate one Fox Hunt targ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nt an emissary to visit the target’s famil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essage they said to pass on? The target had two options: return to China promptly, or commit suicide. And what happens when Fox Hunt targets refuse to return to China? In the past, their family members both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China have been threatened and coerced, and those back in China have even been arrested for leverage.

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note that if you belie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you—that you’re a potential Fox Hunt victim—please reach out to your local FBI field office.

Exploiting Our Openness

Understanding how a nation could engage in these tactics brings me to the third thing the American people need to remember: that China ha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system than ours—and it’s doing all it can to exploit the openness of ours while taking advantage of its own closed system.

Many of the distinctions that mean a lo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blurry or almost nonexistent in China—I’m talking about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tween the civilian and military sectors, and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rivate” sector.

For one thing, an awful lot of large Chinese businesses are state-owned enterprises—literally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us the Party. And even if they aren’t, China’s laws allow its government to compel any Chinese company to provide any information it requests—including American citizens’ data.

On top of that, Chinese companies of any real size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have Communist Party “cells” inside them to keep them in line. Even more alarmingly, Communist Party cells have reportedly been established in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operating in China as a cost of doing business there.

These kinds of features should give U.S. companies pause when they consider working with Chinese corporations like Huawei—and should give all Americans pause, too, when relying on such a company’s devices and networks. As the world’s largest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nufacturer, Huawei has broad access to much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do in China. It’s also been char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acketeering conspiracy and has, as alleged in the indictment, repeatedly stol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U.S. companies, obstructed justice, and lied to the U.S. government and its commercial partners, including banks.

The allegations are clear: Huawei is a ser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ief, with a pattern and practice of disregarding both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ights of its victims. I have to tell you, it certainly caught my attention to read a recent article describing the words of Huawei’s founder, Ren Zhengfei, about the company’s mindset. At a Huawe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he reportedly told employees that to ensure the company’s survival, they need to—and I quote—“surge forward, killing as you go, to blaze us a trail of blood.” He’s also reportedly told employees that Huawei has entered, to quote, “a state of war.” I certainly hope he couldn’t have meant that literally, but it’s hardly an encouraging tone, given the company’s repeated criminal behavior.

In our modern world, there is perhaps no more ominous prospect than a hostile foreign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mpromise our country’s infrastructure and devices. If Chinese companies like Huawei are given unfettered access to our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they could collect any of your information that traverses their devices or networks. Worse still: They’d have no choice but to hand it ov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asked—the privacy and due process protections that are sacrosanct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imply non-existent in China.

Responding Effectively to the Thre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engaged in a broad, diverse campaign of theft and malign influence, and it can execute that campaign with authoritarian efficiency. They’re calculating. They’re persistent. They’re patient. And they’re not subject to the righteous constraints of an open, democratic society or the rule of law.

China, as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try to misappropriate our ideas, influence our policymakers, manipulate our public opinion, and steal our data. They will use an all-tools and all-sectors approach—and that demands our own all-tools and all-sectors approach in response.

Our folks at the FBI are working their tails off every day to protect our nation’s companies, our universities, our computer networks, and our ideas and innovation. To do that, we’re using a broad set of techniques—from our traditional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to our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And I will briefly note that we’re having real success. With the help of our many foreign partners, we’ve arrested targets all over the globe. Our investigations and the resulting prosecutions have exposed the tradecraft and techniques the Chinese use,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 threat and our industries’ defenses. They also show our resolve and our ability to attribute these crimes to those responsible. It’s one thing to make assertions—but in our justice system, when a person, or a corporation, is investigated and then charged with a crime, we have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 allegatio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truth matters—and so, these criminal indictments matter. And we’ve seen how our criminal indictments have rallied other nations to our cause—which is crucial to persuad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hange its behavior.

We’re also working more closely than ever with partner agencies here in the U.S. and our partners abroad. We can’t do it on our own; we need a whole-of-society response. That’s why we in the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ies are working harder than ever to give companies, universitie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themselves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to make their own informed decisions and protect their most valuable assets.

Confronting this threat effectively does not mean we shouldn’t do business with the Chinese. It does not mean we shouldn’t host Chinese visitors. It does not mean we shouldn’t welcome Chinese students or coexist with China on the world stage. But it does mean that when China violates our criminal laws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we are not going to tolerate it, much less enable it. The FBI and our partners throughou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hold China accountable and protect our nation’s innovation, ideas, and way of life—with the help and vigilanc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today.

来源时间:2020/7/11   发布时间:2020/7/7

旧文章ID:22275

美国政府指控华裔知名学者郑颂国,回国途中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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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乐川  来源:天天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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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微网消息,美国司法部周四(7月9日)表示,在美国大学工作的一位华裔免疫学家被指控非法使用赠款资金以开发用于中国政府的科学知识,该事件意味着美国打击所谓“中国盗窃美国商业秘密和研究”的力度升级。

彭博报道称,美国司法部的声明中指出,现年57岁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风湿病和免疫学专家郑颂国(Song Guo Zheng)隐瞒了他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约400万美元赠款用于中国在风湿病学和免疫学领域的研究,同时向调查员说谎。起诉书透露,郑颂国的案件涉及到他在俄亥俄州大学,以及他之前在南加州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工作期间均未透露其获得中国政府的资金资助。

今年5月22日,郑颂国抵达阿拉斯的泰德·史蒂文斯安克雷奇国际机场,在准备搭乘另一架飞往中国郑州时被捕。他随身携带三大袋行李包、一个小手提箱和一个公文包,内有两台笔记本电脑、三部手机、几个USB盘、几个银色试管,以及他家人的过期中国护照、在中国的房契等等物品。5月23日美方提起刑事诉讼,本周四开始审理,拘留听证会上法庭下令不得保释。

美国司法部本周四公布的刑事诉讼揭示了更多细节。起诉书和提交给俄亥俄州联邦法院的其它文件表明,郑颂国长期以来一直与中国的“人才计划”中方合作机构有关联。郑颂国获得了近500万美元的联邦研究补助金,但他并未告诉国立卫生研究院他与中国机构的合作关系,以及中方提供给他的额外补助资金的信息。俄亥俄州立大学对他进行调查后、已让其休行政假。随后,郑颂国计划快速回中国。

此案由俄亥俄州南区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负责。检察官David M. DeVillers在周四发出的声明中说:“在得知雇主已经开始行政程序、要了解他是否有遵守纳税人资助的赠款规则后,郑颂国准备逃离美国;在这过程中,我们起诉了郑。”

郑颂国的律师尚未直接对检方指控作出回应。根据代理律师的笔录显示,郑颂国是美国永久居民,他否认了检方对他的所有指控。郑颂国通过翻译告诉法庭,“‘我理解’这些指控,‘但我不同意所有这些指控’”。

郑颂国原籍安徽池州,曾经毕业和工作于安徽医科大学和上海医学大学。根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网站的公开信息,郑颂国在2014年被聘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免疫调节T细胞的诱导,发育和维持机制的研究,是国际上发明TGF-β诱导调节T细胞工作的领先科学家。

2014年,郑颂国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医学院医学系终身正教授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和博士后导师。当时他还担任中国自然基金委重点项目、中国科技部863和973等项目评审专家,也是美国心脏病协会、美国关节炎基金会、美国詹姆斯基金会、美国风湿病协会、澳大利亚MS研究基金会等多国基金会终审评审专家。

郑颂国曾荣获多个免疫学和科学成果奖,包括:中国宝钢教育奖、美国国立关节炎基金会Freda Norton Memorial全美纪念学者奖、美国加州地区年度最杰出的免疫学家奖、James R Kelinenberg奖、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杰青项目奖(海外)、美国风湿病协会杰出创新奖、国际免疫学联盟的优秀免疫学家奖等。

声明中指出,“这是我们办公室最近的第三起、涉及将知识产权和研究非法转移到中国的案件。”

每10个小时启动一宗调查,针对华裔专家的“清洗”行动?

近几年来,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华裔专业人士忠诚度的质疑声不断。美国联邦调查局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部门开始在美国高校中调查为中国收集情报的学者,或是参与“千人计划”而没有据实以报的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甚至也包括美国的学者。《纽约时报》去年11月5日的报道称,NIH与FBI的调查已扩大到全美71家医学机构,涉及180起潜在知识产权盗窃案,其中24个涉嫌犯罪活动的案件可能被移交给刑事诉讼部门。

在郑颂国之前,5月份,FBI还逮捕了克利夫兰诊所的前研究人员王擎,并对其进行了指控。王擎从事分子医学研究,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一名科学家。对他的指控称:王擎博士刻意向美国政府和克利夫兰医学中心,隐瞒了其与中国高校的的联系,在已经获得中国高校300万美元研究经费同时,又向美国克利夫兰医学申请用于同样研究的经费360万美元。

就在王擎博士被捕的前两天,当地时间5月11日,美司法部公布,埃默里大学著名华人科学家李晓江被美国地方法院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并执行缓刑,并要求返还“违法所得”35089美元。美国刑事起诉文件指控,李晓江欺骗美国政府,理由是他参与“千人计划”在中国几所大学里任教获得至少50万美元的海外收入的同时,还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获得研究经费。

同一时间,阿肯色大学华裔教授、电机系高密度电子中心主任洪思忠(Simon Saw-Teong Ang)被捕,他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在申请NASA的经费时,隐瞒了自己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关系,涉嫌电信诈欺(wire fraud)。

2019年8月,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华裔化学家陶丰被指控犯有四项欺诈罪,仅因为他获取联邦资金时并未披露在中国大学的全职工作。

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以恒则于2017年9月20日被捕,2019年2月24日已被判处欺诈罪等三项罪名。张以恒被控在美国申请了11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用于在中国的科研项目,在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联邦调查局局长Chris Wray在本周的公开演讲说,他们被指控在隐瞒自己参加中国“千人计划”的同时,还接受了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赠款,从而构成了欺诈行为。“联邦调查局大约每10个小时就要启动一宗与中国有关的反情报案件。”

然而在这些案件背后,所谓的“知识产权转移”的证据,始终没有没公布。

这场清洗运动甚至瞄准了美国土生土长的白人科学家。

2019年1月,美国司法部甚至将哈佛大学纳米科学教授、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主任Charles Lieber送上了法庭审判,对他的指控同样是跟中国高校有往来,参与了武汉大学高校主导的科研项目。

这几起案件的起诉理由,都与王擎相同。不仅学术界,美国在产业界也已发起了多起针对华裔专家的抓捕。

2015年5月,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张浩2015年张浩被美方以参加学术会议为名诱骗到美国,以“钓鱼执法”的形式逮捕,被控“经济间谍”“窃取贸易机密”等罪名。今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张浩窃取美国高科技商业机密、经济间谍罪等3项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10至15年徒刑,以及每项罪名分别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预计在8月31日宣判。

2018年2月15日,中国顶级机器人专家席宁,在美国以欺诈罪被捕,他主要工作地点2015年转入香港。

今年6月24日,美国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对福建晋华总经理陈正坤及两名从美光跳槽联电的工程师发出逮捕令。而背后的晋华被制裁案件,可以看做是美国全力打击中国半导体的开始。

更早之前,2008年12月5日,深圳驰创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振洲在芝加哥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违反出口管制”等罪名拘捕。2011年1月26日,美国法院最终以“非法对华出口美国国防物资”罪名判处吴振洲8年监禁,同时禁止驰创在美国的出口交易。

从上述案件不难发现,近几年来针对华裔专家的清洗除了半导体行业就是生物医学领域。因此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认为,生物医学将成为中美在半导体芯片后的下一个角斗场。

彭博社形容这是一场“红色恐怖”,在这场匪夷所思的“清洗运动”中,王擎不是第一个,郑颂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科学无国界”正在沦为一个笑话。

参考资料:

https://news.bloomberglaw.com/health-law-and-business/u-s-charges-china-connected-researcher-with-grant-fraud

来源时间:2020/7/11   发布时间:2020/7/11

旧文章ID:22273

美国总参谋长公开打特朗普的脸:南方邦联是叛国,军事基地的名字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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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加拿大必读

据外电报道,美国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注,相当于总参谋长,仅在美国国防部长之下)马克·米莱将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抨击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的标志,称当时支持奴隶制的南方邦联是“叛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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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说,占美国军队总数43%的少数族裔军人,可能会对美国陆军基地以南方邦联将军的名字命名感到不适,这些将军“曾为奴隶制度而战,而这种制度可能奴役了他们的祖先之一。”

他指出,对于那些即将前往胡德堡、布拉格堡这些军事基地的年轻士兵,会被这些基地的名字提醒,这位将军曾为建立奴隶制而战。

米莱将军说,“我年轻的时候,有个上士在布拉格堡告诉过我这一点。他说自己每天都在一个奴役他祖父母的基地工作。”

他还说,美国内战中的南方邦联是一种反叛行为,这在当时是叛国罪,背叛了联邦,违背了星条旗,违背了美国宪法,“那些军官背弃了他们的誓言”。

米莱将军说,他认为,最初决定以南部联盟将军的名字来命名这些基地,在会上提到的10个军事基地,都是在上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30年代以及一战、二战期间,百年前的政治决定。而今天修改这些名字也将成为政治决定。

米莱说,他已经建议一个委员会重新考虑以南部联盟将军的名字命名的军事基地名称。

米莱将军的说法与特朗普明显相悖,特朗普在6月批评了国会试图更改军事设施名称的努力,称他“甚至不会考虑”重新命名基地。

特朗普说,“我们作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历史不会被篡改,尊重我们的军队!”

特朗普没有说明,他是否认可当时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那些将军是否是叛国行为,也没有详细说明,为何不用那些为分裂美国而战、而且造成了美军惊人死亡的南方将军的名字,就是不尊重美国军队,毕竟这些南方将军是真的在反对美国和美国军队。

来源时间:2020/7/10   发布时间:2020/7/10

旧文章ID:22274

为什么我们应该重读乔治·奥威尔

作者:BRET STEPHEN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今年的国庆日,我们有必要盘点一下自由在国内和全世界的状况——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

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刚刚赢得了一项“公民投票”,批准他有权继续执政到2036年。在香港,一部新的安全法生效,实际上结束了和平抗议的权利。在波兰,第二轮选举将决定这个国家是否继续滑向非自由主义。

在美国,这些事对公众意识几乎没有影响。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已不再太关心他人自由遭剥夺的问题。

在自由方面,我们自身也存在问题。

这一次,主要问题不是唐纳德·特朗普。这位总统可能是本能的法西斯主义者,渴望着成为独裁者。但是,掌权近四年后,他的真面目暴露了,他是一个无能的人。

特朗普可能曾经私下称赞习近平为维吾尔人修建集中营的做法,但国会还是会通过立法,对中国实施制裁。他可能想让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但其他六个国家不会让他这么做。他可能会试图废除梦想者的DACA计划,但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却另有决定。他可以说媒体是“美国人民的敌人”,然而这个敌人在抨击他的时候仍然肆无忌惮。

用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的话来说,唐纳德·约翰·特朗普,你不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

如今更严重的问题来自左翼:自由派精英在经受考验时,总是缺乏实现自由主义信念的勇气;而那些所谓的进步派,他们的核心信念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由主义的;至于那些非营利组织和公司的行政管理者,他们只有模糊的信念,不想成为棘手公关问题中的错误一方。

这是过去几年的文化大事。典型的例子包括《纽约客》的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认为,在该杂志的年度庆典上采访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个好主意——直到Twitter上的乌合之众以及他自己的一些员工做出了不同的决定。还有《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用3000字的篇幅摧毁了一个没有特别注意的普通人的私人生活,只因为她在2018年的万圣节派对上出于讽刺的意图涂了黑脸。以及那些大公司从Facebook上撤下广告,同时要求这家公司采取更多措施去审查他们认为不应被允许的言论。

这些故事很重要,因为有一个观念处于危险之中。这种观念认为,不能自由发言的人无法清晰地思考,如果和主流意见不同的人被视为异端,那么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久繁荣。

这种与苏格拉底一样古老的思想在过去曾有强大的机构性捍卫者,尤其是大学、新闻媒体、图书出版商、言论自由团体和各大慈善机构。

但如今这些捍卫者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屈服于那些宣称自己享有言论自由的人(但别人却没有);屈服于那些认为所有旧的父权等级制度都必须取消的人(这样才可能出现新的“交叉”等级制度);屈服于那些永远热衷于改写过去的人(这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未来);还有那些要求违背越来越激进的意识形态标准者卑微地公开道歉的人(虽然这样的道歉不会让他们免遭解雇)。

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比我们更早预见到这样的情景。关于最近蓄意破坏纪念碑和雕像的事件,人们传颂着《1984》里的一句话——“每一本书都被重写;每一幅画都被重画;每座雕像、每条街道和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每一个日期都被修改。”但我一直回想起的是奥威尔在1946年的一篇短文佳作——《文学的预防》(The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

奥威尔当时不仅关注俄罗斯的极权主义,也关注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用来为镇压辩护的理由。

“邪恶的是,”他写道,“那些有意识地反对自由的人,正是那些自由对他们来说应该最有意义的人。”他特别指出,西方科学家钦佩苏联的科技实力,而对斯大林迫害作家和艺术家的行为完全无动于衷。“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对知识自由和客观真理概念的攻击,从长远来看会威胁到思想的每一个领域。”

思想的每一个领域。现在,所有的Twitter上的公愤、对出版决定的愤怒争吵、被取消的演讲和书籍、关于哪些词应该大写哪些词不应该的语义之争,对于关心衰退、疾病、警察虐待行为、城市衰落等更具体问题的人来说,似乎显得非常遥远。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本应拥护自由主义理想的机构,是否能够鼓起道德上的信心继续生存下去。在今年的国庆日,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Bret L. Stephens自2017年4月起担任《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面的专栏作家。他于2013年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时获普利策评论奖,此前还曾担任《耶路撒冷邮报》主编。欢迎在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0/7/10   发布时间:2020/7/6

旧文章ID:22272

拜登“总统”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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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萌编译  来源:中美印象

印象观智库第七期
    【编者按:如果拜登在2020年11月3日的选举中获胜,他的外交政策将会是什么?为帮助读者更多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本站编译了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对拜登外交政策的梳理和描述。点击这里查看拜登竞选外交事务事务团队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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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拜登有着丰富的外交政策背景。作为奥巴马总统的两任副总统,他在阿富汗、伊拉克、乌克兰和其他冲突地区的政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从1973年到2009年担任特拉华州参议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了30年。

拜登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1968年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获得法律学位,从政前曾担任公共辩护律师和公司律师。

中国

拜登把中国的崛起形容为“严重的挑战”,批评中国投机取巧的贸易行为,警告说中国可能在新技术方面超越美国,并谴责中国的human rights记录。然而,他表示,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的外交政策适得其反,疏远了应该广泛招募的盟友,向北京方面施压。

拜登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中国正在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不公平地补贴中国公司,歧视美国公司并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他说,有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到了中国。

然而,他表示,特朗普的广泛关税是“不稳定的”和“自我挫败的”,他转而呼吁利用现有贸易法律对中国进行有针对性的报复,并建立盟友的统一战线。他警告说,中国正在能源、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有可能使美国落后。

他批评了特朗普2020年1月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称北京是“大赢家”,并辩称,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不会解决中国“非法和不公平”的经济行为。

他还批评特朗普接受了中国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保证,并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旅行禁令未能阻止中国游客。他表示,他将坚持要求中国政府提高透明度。

他承诺通过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军存在,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关系,重振美国作为太平洋大国的地位,向北京明确表示,华盛顿“不会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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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美国外交学会,“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必须团结起来,面对中国的“高科技威权主义”,华盛顿必须制定“规则、规范和制度”,以管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全球使用。

他曾表示,中国的腐败和内部分歧意味着“他们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说,更深层次的中美合作可能在气候、核武器和其他问题上展开。

他认为自己担任副总统的经历让他对如何与中国领导层打交道有了独特的见解,他说他与习近平相处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世界领导人都多。

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拜登支持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使中国与美国建立了永久的正常贸易关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他支持奥巴马政府的亚太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称该协定将有助于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他说,中国在Xinjiang地区拘留100多万穆斯林是“不合理的”。他说,美国“必须发声”,他将支持对相关个人和公司的制裁,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

中东

作为参议员和副总统,拜登曾深度参与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制定。在竞选中,他总是告诉选民自己在处理美国对伊拉克、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事务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拜登在其政治生涯中一直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他称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说,他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是“坚不可摧的”,虽然他承诺“持续不断地向以色列施压”,以解决其冲突,但他不会停止援助。

他对美国外交学说,他支持以巴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他说,川普的单边做法加大了解决巴以冲突的难度。他对特朗普总统2018年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表示反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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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占领区建造定居点的活动,并向加沙提供更多援助,而巴勒斯坦领导人应该停止“美化暴力”。他呼吁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他批评了旨在对以色列施加经济压力的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称该运动“转向反犹太主义”,并表示他将反对BDS在国会的任何努力。

他称伊朗是该地区“破坏稳定”的力量,并告诉外交学会他绝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他称特朗普对伊朗的做法是“自己造成的灾难”,称特朗普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未能阻止德黑兰推进其核计划。拜登保证,如果伊朗恢复遵守协议,他将重新加入协议。

他说,2020年1月在美国空袭中丧生的伊朗指挥官索莱马尼(Qasem Soleimani)在袭击美国军队中扮演的角色应该得到公正对待,但是特朗普决定将他作为攻击目标是在没有为可能的后果制定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大幅升级”。他说,特朗普没有权力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战争。

他谴责特朗普从叙利亚北部撤军,称这是对库尔德人的背叛,是“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做的最可耻的事情”。他说,土耳其必须为其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军事行动“付出沉重代价”。

他说,他“非常关注”美国在土耳其保留核武器,并建议对土耳其国内反对总统埃尔多安的反对派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曾就暗示土耳其支持伊斯兰国一事向埃尔多安公开道歉。

作为副总统,他对向叙利亚派遣美军持怀疑态度,认为任何大规模使用武力都会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2018年,他称叙利亚是美国“最大的难题”之一。

他长期以来一直深度参与伊拉克政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他支持布什总统2003年入侵伊拉克,但反对2007年增兵。相反,拜登提议将伊拉克划分为三个自治地区。作为副总统,他监督了2011年剩余的15万美军的撤离,然后在2014年美军重返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作战。

他对对外交学会说,在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被谋杀、沙特领导的也门战争以及沙特国内侵犯人权事件发生后,他希望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得到“重新评估”。虽然奥巴马政府支持沙特在也门的战争,但拜登说,华盛顿应该停止参与这场“无法取胜的冲突”。他还表示,他将停止向沙特出售武器,并将利雅得视为世界舞台上的“贱民”。

长期以来,他一直对沙特持批评态度。2014年,他指责该国及其逊尼派盟友允许资源流入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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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拜登支持与平壤的外交,但他表示,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谈一直没有成功,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只会让“独裁者合法化”。

拜登支持继续进行谈判,但是他说,谈判将取决于金正恩采取具体步骤来拆除他的核项目,最终目标是朝鲜完全去核化。他说,他不会继续与金正恩进行直接的个人外交。

他对外界学会说,他将与美国的盟友和中国发起一场“持续、协调的行动”,以推进谈判。他说,川普把美国从亚洲盟友,特别是韩国“排斥”出去,他将寻求加深华盛顿和首尔的关系。

他把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多次会晤称为“拍照行动”,并辩称,他们在没有获得任何让步的情况下支持金正恩政权,从而使局势恶化。“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朝鲜的任何承诺……没有一枚导弹或核武器被摧毁,没有一名核查人员在现场。”

俄罗斯

拜登警告说,普京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试图削弱北约、分裂欧盟和破坏美国的选举制度,这是在“破坏西方民主的基础”。他还警告说,俄罗斯利用西方金融机构洗钱数十亿美元,这些钱随后被用来影响政客。

拜登长期以来都是北约的支持者,并支持北约东扩。他最近一次表示支持体现在黑山共和国的加入。2009年,他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雄心壮志,但至今未获成功。

他呼吁像9/11委员会一样,对“俄罗斯对美国民主的攻击”进行独立调查,以研究如何阻止莫斯科持续的破坏努力。

他说,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必须加强他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堵住外国资金的漏洞,提高网络平台的透明度,并更好地协调情报和执法努力。

他们还必须加大对北约的投入。他说,北约应该提前向东欧部署更多军队,以遏制俄罗斯的侵略。

他认为,美国和欧洲必须让莫斯科“付出有意义的代价”。拜登强调了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对其实施的制裁,并表示这些制裁应该继续下去,并在必要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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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外交学会说,他将增加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条件是进行反腐败改革,以确保俄罗斯为其干预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他主张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以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叛乱,他也支持特朗普的行动。

拜登因其子与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的关系而受到特朗普的批评。特朗普涉嫌利用军事援助向乌克兰施压以调查拜登,这是国会对总统弹劾调查的核心。

与此同时,拜登说,华盛顿应该寻求与莫斯科达成新的军备控制安排,从延长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以减少核武器储备开始。


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

拜登认为特朗普破坏了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他指出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并不奏效。

拜登对外交学会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一个应该下台的“暴君”,他呼吁世界各国政府承认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

委内瑞拉的危机造成了300多万难民。拜登主张加强对现政权及其支持者的制裁,为帮助委内瑞拉及其邻国处理难民危机提供更多援助,并就释放政治犯和举行新的选举进行谈判。

他批评特朗普处理委内瑞拉危机的方式,指责他的政府支持委内瑞拉民主的努力“被政治化、错误的执行和笨拙的口号破坏了”。

他说,特朗普对美国可能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的“武力恫吓”威胁了为支持瓜伊多而组建的联盟。他谴责美国政府拒绝让更多委内瑞拉人在美国避难。

他指出,作为副总统,他关注的重点是拉丁美洲。在特朗普任期内,奥巴马政府重启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特朗普政府随后逆转了这一关系,指责古巴支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奥巴马还与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达成了贸易协议,并就一项7.5亿美元的中美洲援助计划进行了谈判。

外交与对外援助

拜登强调,如果没有与盟国的密切关系和国际机构的合作,美国就无法应对所面临的新挑战。他说,川普退出条约,诋毁盟友,已经“让美国在世界上的语言破产”。

他希望召集所有民主国家召开一次“民主峰会”,讨论三个主要议题:打击腐败、抵御日益高涨的威权主义以及促进人权。

他说,他将把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工具,并将“重建”国务院。

他说,特朗普“贬低、破坏、甚至抛弃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他承诺重新致力于联盟和重新签署协议,包括恢复美国对北约的支持,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以及加强与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的联盟。

他警告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升,如果美国退出全球领导地位,“威权主义力量将会涌入”。他说,特朗普“对独裁者的崇拜”是危险的。

他对外交学会说,美国最大的外交政策成就是与盟国合作“对集体安全和繁荣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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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拜登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贸易自由化,批评特朗普的关税。他认为,华盛顿应该在创建全球贸易规则和降低全球贸易壁垒方面发挥带头作用。不过,他也对贸易的某些方面持批评态度。

他对外交学会说,美国必须“为世界制定道路规则”,为工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环境。他说,他不会签署任何新的贸易协议,如果该协议不包括就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重大投资”,或者谈判中不包括劳工和环境倡导者。

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他支持奥巴马政府的亚太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他说,退出TPP“让中国坐上了驾驶座”。他特别提到中国,主张对那些通过补贴本国公司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而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国家进行“侵略性的”报复。他还说,必须更好地执行现有的贸易法,并指出,美国必须利用其经济杠杆来谈判达成更好的协议。

他反对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称这些关税是“弄巧成拙”的,因为美国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1993年,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他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他继续捍卫这一投票。他支持特朗普重新谈判的版本因为该协议改善了劳工权利条款。

他反对美国的其他一些贸易协议,比如2006年与秘鲁签署的协议,理由是劳工和环境保护不力。2000年,他支持与中国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

他对外交学会说,华盛顿应该通过加强贸易关系和为美国企业打开新市场来帮助非洲国家发展。

来源时间:2020/7/10   发布时间:2020/7/10

旧文章ID:2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