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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重阳：中美关键时刻的一场智库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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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2020

作者：来源：人大重阳网

7月9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澳大利亚原总理陆克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美国原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先后作主旨发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本次论坛的主要承办方之一，会议以网络视频连线形式召开，来自两国20多位政要和智库学者参加会议。双方参会嘉宾就中美关系现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未来中美合作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发言。

7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作主旨发言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正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作为世界上至关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有待发出更多的积极信息，释放更多的正能量。希望美方构建更为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制定更为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王毅强调（点击这里查看王毅讲话全文），只有交流才能阻止谎言，只有对话才能避免误判。抹黑别人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一味指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中方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任何分歧都可以通过对话寻求妥善处理。并就此提出三条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建议：一是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基于缺乏事实依据的战略误判，充满情绪化的宣泄和麦卡锡式的偏执。二是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中美之间各种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双方可以一起坐下来把问题捋一捋，形成三份清单：第一份是合作清单；第二份是对话清单；第三份是管控清单。三是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没有什么比救人更紧迫。

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对本次论坛的邀请表示感谢，并在发言最后真诚地祝愿美中两国拥有合作、互信的未来。

在主旨演讲环节，澳大利亚原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认为，当前美中战略竞争已进入新阶段。双方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未来，打造一个新的框架，并用新规则来指引美中关系，从而更好地管控分歧，促进双方的战略沟通。双方还要清晰了解对方的红线，真正理解双方的核心利益。美中关系面临着很多挑战，要推进双方关系就必须找出问题的重点，否则美中关系将难以推进。

陆克文表示，目前来看美中关系想要保持在一个“中庸”的道路上非常困难，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下几点出发，重新思考美中关系。第一、我们必须理解40年来美中关系的发展历程：美中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压力；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变得更加积极，这也对美国造成了一定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负面影响非常大，特朗普和以他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将中国视为一个霸权的挑战者。第二、美中仍然可以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但是类似以前的那种美中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当下美中需要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第三、美国对中国香港与台湾问题的态度对美中合作没有任何好处，这会不断挫败美中关系。我们仍然可以从美中关系的历史中学到，红线是一个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美国不应该尝试触碰中国的红线。需要注意的是，红线问题不是美中问题的全部，但是的确是美中问题的基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谈到中美未来时表示，中美需要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特别是管控好双边关系中的敌对因素。中国没有对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安全发起挑战，中国也不想参与一场新的冷战，中美两国都需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只要中美坚持合作共赢，减少对抗，两国一定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赵启正认为，现在以特朗普政府为首的美国政府已经确认中国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者以及战略竞争对手，如今的美国对中国充满了对抗情绪。但是，美国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在于，美国希望树立一个政治上的敌人，转移国内的矛盾，但是这反而有可能将中国逼入修昔底德陷阱。赵启正还表示，历史可以证明，中国有悠久的“和为贵”的文化传统。自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决定了不扩张不争霸的的基本政策，中国也从来没有想过挑战美国，但是美国却对中国十分警惕，美国强硬派对中国的崛起过敏了，美国全民遏制中国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近几年来，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即便如此，中国领导人仍多次强调，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美国原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当前美中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被过度关注，因此双方要加强合作，平衡双边竞争的因素。双方应当深入开展战略对话，首先探讨在一些小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应在军事等敏感领域建立沟通和危机处理机制。双方应保持并扩大人文交流，包括青年之间的交流。

坎贝尔强调，美中要进行战略对话，要关注整个国际体系中各方的力量平衡，尤其是各个区域中的利益相关方，这都需要在美中战略对话中有所触及。战略对话不仅仅是涉及美中双方的，还需要亚洲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共同探讨各方的关切和共同的未来。坎贝尔提出五点建议：第一，按照过去美中双方闭门的对话是不现实的，现在需要更加广阔的，让各方参与进来的一个深入的战略对话；第二，美中双方虽然在各个时期中都做出过对话的努力，但似乎双方都没有合作的习惯。第三，中美双方并不是完全不同，还是在有些领域能够有共同点。第四，美中双方必须维持、保持人文之间的交流。第五，目前疫情需要一定程度上美国与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作。这五个领域都非常重要，同时能够促进美中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可持续合作。

外交部原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表示，中美关系步入建交以来十分困难的阶段，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关系到两国各自的发展，对国际合作和全球化进程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形成“竞合”关系，即大国良性竞争和有效合作的新型关系。目前看美国方面这样的意愿比较小，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改变。

傅莹说，中方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认真的思考和设计，主动提出能够维护中国根本利益、解决美方合理关切，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的选择和方案，并就此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主动进取，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的合理关切，就行为边界和底线达成共识，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利益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第二，进一步阐释我国的战略与目标，使得防卫政策和意图更加透明，让各方切实了解中国军事安全的合理主张和底线，加强危机管控机制的建设，避免发生误判。第三，围绕后疫情时期的问题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第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想法。包括鼓励和动员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和渠道，积极培养人才，增强有效的传播能力。傅莹最后强调，构建“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是思考和设计两国关系具体路径的根本指导。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表示，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机构，应该积极维护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尤其学术交流环境。北京大学目前在积极组织与美国方面的学术合作与人文交流，美国多所大学也在中国建立了多个合作机构以及学术交流中心。此外，中美两国大学也在抗击新冠疫情等领域展开了积极合作，与各个学校的校长互通信件，就相关合作事情也展开了讨论。

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现场

会议研讨环节一围绕“当前中美合作：问题与挑战”为题举办，由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持人刘欣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共同主持，参与研讨的嘉宾分别为中国外文局原局长周明伟、美国原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美国首任亚裔大使张之香、美国原驻华大使芮效俭、中国原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基辛格咨询公司副主席乔舒亚·库珀·拉莫、观察者网总编辑金仲伟、彭博新闻社大中华区总编刘悦。多位嘉宾一致认为，中美合作是利于双方和全世界的，在当前疫情之下，双方更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

会议研讨环节二围绕“未来中美合作：展望与建议”为题举办，由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持人刘欣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共同主持，参与研讨的嘉宾分别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柯伟林、新华社国际事务记者刘丽娜、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院长马伟宁、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王冠。与会嘉宾坦承中美两国应该更多的增加对双方关系的信任以及尊重，应多些相互倾听。而且两国智库应该为未来中美稳定的发展作出更多的努力。

会议最后，吴海龙会长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与会嘉宾大都是中美关系的见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都为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双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看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中美双方要合作，不要对抗，合作是唯一的最好选择。中美要共同探索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之道。吴海龙还特别指出，49年前的今天，基辛格博士开启了打破中美关系坚冰之旅。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更有智慧，更有决心，更有勇气去破解中美关系当前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来源时间：2020/7/10 发布时间：2020/7/10

旧文章ID：22270

杨超：特朗普真的能让中美“彻底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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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2020

作者：杨超来源：南华早报

6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贴说，与中国“彻底脱钩”仍然是美国的政策选项之一。特朗普此说究竟由何而来？中美又是否会如他所说的能“彻底脱钩”？

如果“脱钩”真的意味着退回本国，闭关自守，甚至只是欧美小集团的联盟，这种前景对美国来说，也当是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说要扶持印度或越南成为商品制造国，至少这一点在美国的国家战略层面，还没有提上日程，也仅仅是理论上的设想而已。虽然自去年以来，越南输美商品不断增长，但双方最新的进展，也只是美国提出要与越南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至于印度，也还没有向美国积极靠拢的迹象。

进一步说，对华政策如仿效对苏遏制，以美国一国之力，并无必胜把握。最要紧的是美国的伙伴跟不跟上？如果不跟上，那美国丢失的中国市场份额，就会被别国轻松占据。英中贸易协会的简报提到，“英国脱欧后的第一个战略举措之一，不应该是放弃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和市场。”法德等国也还不会跟随美国实施对华遏制，从而损害本国在华商业利益。

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整合盟友的能力与意愿，反而是在经济利益方面与盟友斤斤计较，要把美国吃的亏找补回来。如此一来，欧美联合战线由七大工业国集团(G7)，扩展至十大工业国集团(G10)或更多，协调一致应对中国的设想，在当前政经局势下也几无可能。

此外，如果美国与中国不相往来，在安全方面就必然要提防对方。这样一来，频繁动用军队会更快消耗美国国力，加速其衰败过程。特朗普虽然要逐步在亚太加强军事存在，但仍不敢搞全面军事对抗。拜登更是认为要用“巧实力”，以盟国为主，美国为辅，以减少美国军事支出。从战略成本收益角度来说，彻底脱钩与对立，对于美国来说成本太高，而收获太少，因此暂时无法成为政策选项。

目前来看，特朗普的意图还只是以“脱钩”为筹码，以求在与中国的经贸谈判中，取得更多有利的成果。为达此目的，特朗普当然要在对外宣示中，强硬表示“脱钩”为选项之一。

早前白宫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讲话表示，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不可能脱钩；在当前来说，这也不是合理的政策选项。莱特希泽话音未满，特朗普即急忙出来表示，脱钩是政策选项。特朗普就是不想让中国认为，美国无法与中国脱钩，因为如此一来，他在与中国施压谈判的时候，就没有筹码可用了。

同样可以做为参考的是特朗普对朝鲜的外交。特朗普也声称把武力打击朝鲜，做为选项之一放在台面上，但真的是否能运用武力，必然要牵涉很多国内外因素。

对于在朝鲜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特朗普有如此评价：“我喜欢博尔顿的唯一一点是，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当你和他一起走进房间时，你就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因为别人觉得如果博尔顿在那里，你就会发动战争。”可见，博尔顿所起的作用，是震慑对手的鹰犬。同理，特朗普让一些鹰派人物在身边高喊“脱钩”，就可以成为其在对华谈判桌上的重大筹码。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以及当政后的政策，都是围绕着“让美国再次伟大”来进行的。据博尔顿所言，特朗普并不怎么喜欢了解并研究战略方面的问题。博尔顿还称，特朗普在曼哈顿房地产界可能具有一流的商业交易天赋，但在处理战略性武器的军控协议，以及其他国际安全问题上，经验是不足的。从以往特朗普处理外交事务的态度看，他基本上是个务实主义者，惯用极限施压和筹码运用等“交易”策略，理论或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

虽然彻底“脱钩”暂时还不太可能实现，但仍要警惕美国现在和将要采取的“脱钩”措施有哪些。美国已经在实施的一是科技脱钩，限制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接触美国的高科技与先进技术。二是金融脱钩，把中国限制在全球金融循环之外，限制中国在美国的上市融资，甚至可能在不特定时候，对中国采取某些金融限制措施。三是企业脱钩，不允许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四是安全方面由合作转为防范，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加强在亚太的军事投入，抓紧前沿部署，搅动周边国家矛盾。在南中国海，在台海，美国也在不断地触碰中国的底线。

美国是战略经验很老到的国家，不会轻易就向对手宣战，但惯于不断的以各种压迫性的政策让对方难受，逼对方出手并最终犯错。美国这种做法可以称之为“压制”战略。在美国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不排除中美双方真的会在各领域逐步脱钩。

对特朗普来说，“脱钩”也许只是其交易的筹码，但不排除强硬派乘机“搭车”，借中美关系紧张之机力推“真脱钩”。最近美国国会紧密推出的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也反映出这种趋势。现在离年底美国总统大选日期已近，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谈判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这使得抑制这种趋势的逆流也变得困难起来。

一切事物都会由量变转为质变。也许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某人高喊脱钩，而应关注促成中美背离与合作的因素的发展变化。中国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发展自身力量，减少可能的外部冲击对自己的损害；一方面促进中美两国合作力量，继续深化友好合作，巩固两国关系。

作者是中国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7/10 发布时间：20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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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君：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与双方的历史责任

活动

《中美印象》简报

10/07/2020

作者：于洪君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6月30日，由美国卡特中心、《环球时报》社、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共同主办的“2020年第五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正式开幕。本文为于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长于洪君在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好！

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同来自中美两国的知名专家和学者线上聚会，共同讨论《中美关系的现状、未来与青年角色》这样一个异常重要同时也极度敏感的话题。

我之所以说这个话题异常重要，是因为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体系中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发展需求紧密交织，人文交流广泛推进，安全利益彼此攸关。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事关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自身前途和命运，同时会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产生难以估量的连锁反应。近年来中美关系剧烈变化对地缘政治形态、国际力量对比和整个世界格局的牵动作用，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这所以说这个话题极度敏感，是因为中美双方价值观和政治文化截然不同，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差异甚大，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方法，参与全球事务的的原则立场，常常尖锐对立。谈论中美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动某些人过于脆弱的神经，加重某些人对两国关系的误判，使本来就险象环生的中美关系，跌入我们不愿看到同时也难以想象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近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摩擦不断。双方历经数十年共同摸索打造出来的竞争合作相辅相成的大国关系新范式，正在被引向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对抗与大国战略角逐此生彼长的旧思维中。对于这种局面，如果要“问责”的话，奥巴马政府难辞其咎，特朗普政府尤为甚之。记得几年前，我和我的同事曾在华盛顿与董云棠女士开诚布公地讨论过这些问题。近两年，在中方机构和团体举办的研讨会上，我们与傅高义先生也多次交换过意见和看法。

当然，我们对世界上许多问题，包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可能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性大变局。而变动最大、变量最多、变幻最吊诡的，自然是非美国莫属。美国内部问题堆积如山，各种矛盾和冲突相互叠加，处理外部事务的能力今不如昔，国际影响力面临急剧下滑的严峻挑战。包括两大政党在内的全社会，为之焦虑和恐慌。国际社会则因美国焦虑失态、慌不择路而动荡不宁、全面失序。

特朗普先生入主白宫以来，高举“美国第一”的大旗，力图振兴和重建美国。对于美国的内政，国际社会自然无可厚非。但美国对现存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发起全面冲击，将谋求全面复兴的中国作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在政治、经贸、金融、人文、科技、安全等所有领域，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令人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

大家看到，近年来，美国先是重拳击倒了中国中兴公司，而后全面围剿中国华为公司，同时对中国发动规模空前的关税战，接连不断地宣布制裁中国的公司和机构。对于事关中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的重大敏感问题，美国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理智和道义底线。譬如：白宫和国会越来越公开地鼓励和支持“台独”势力，明目张胆地把台湾当局与美国战争机器捆绑在一起；越来越露骨地插手香港事务，推动“反中”分子破坏中国的“一国两制”；越来越频繁地滥用“长臂管辖权”，接连不断地就涉疆等中国内政问题通过法案；在南海问题上，则肆无忌惮地制造紧张气氛，不仅大规模集结军力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同时加紧实施印太战略，拉拢某些国家拼凑明显针对中国的所谓防卫盟友和伙伴。

美国毫不掩饰地将中国称作战略竞争对手，并且给中国戴上“修正主义国家”的大帽子，实际上是要将中国描述成国际关系破坏者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最大限度地牵制和阻遏中国与整个世界的深度交往与良性互动。面对中美关系正在走近的“准危机”状态，或者说已经初步形成“亚冷战”局面，中方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定力和政治耐心。中国坚定不移地继续恪守既反对强权政治又谋求平等合作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同时将协调合作稳定确立为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总基调。因为中方确信，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作为对国际事务负有特殊责任的中美两国，只有彼此包容，相迎而行，加强协作，共同担责，才能更好地解决各自面临的国内矛盾和问题，更好地应对中美两个大国和整个世界面临的共同困难和挑战。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进步，才能真正由理想变为现实。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既符合当今时代进步潮流、又切合双方根本利益的坚定信念和明智立场，中方在两国关系愈益复杂和紧张的背景下，与美方就两国贸易争端问题进行了十多轮艰苦谈判，最终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中方已经准备在认真落实此项协议的前提下，择机开展第二阶段谈判，推动两国关系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健康发展轨道。中方对谈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所有问题抱着极大诚意，也满怀期望和信心。因为中方始终确信，在当今世界，特别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大国之间，任何矛盾和冲突都只能通过政治对话与平等协商加以解决。

然而，今年1月，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规模暴发并蔓延全球，严重干扰了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发展进程，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中美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现已查明，世界卫生组织名之为“COVID—19”、中国卫健委暂时名之为“新冠肺炎”的这场瘟疫，去年很早就已经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地方悄然来袭。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当时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因而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现在看来，新冠疫情对人类的攻击不分民族与种族，不分国别与疆域，也不论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世界各国此次遭遇的，是危害甚大的共同性公共卫生危机；人类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是要反复发作并且挥之不去的全球性浩劫。面对这一巨大威胁和挑战，中美两国理应捐弃前嫌，共克时艰，率先垂范地引领国际卫生合作，共同打好新冠疫情阻击战。

不幸的是，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美国政府没有表现出它理应具有的国际责任和人文情怀。美国政府不仅无端指责中国抗击疫情的必要措施，恶意诋毁中国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抗疫成果，不遗余力地给中国戴上“疫源国”的帽子，不择手段地“污名化”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同时还鼓动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追责”“索赔”，力图把美国对华经济“脱钩”引向科技交流、金融合作、人员往来等所有领域，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所谓极限施压。此外，美国还无中生有地败坏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断绝与世卫组织的关系，给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了阻断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复兴，对冲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维护本国经济霸权和领袖地位，美国全然不顾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极力鼓动本国的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退出中国，试图打造一条将中国排除在世界经贸格局之外的新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同时试图以扩大“七国集团”的方式，诱使某些新兴国家加入“富国俱乐部”，将中国孤立于美国主导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之外。凡此种种，国际社会有目共睹，这里没有必要全部例举！

不言而喻，由于美国政府的蓄意所为和刻意引导，中美关系目前正面临两国建交以来最紧张最复杂的局面。中美双方发生进一步冲突进而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持续增大。受此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严峻。国际经贸格局与世界安全秩序变得更加支离破碎。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名存实亡，最终全面瓦解的现实危险。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今年时逢美国大选。美国将新冠疫情“政治化”，为左右选情而大打“疫情牌”，自身也深受其害。如今的美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灾难深重的“疫情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在抗疫防疫中的表现，已经给世界和历史留下许多笑柄。由于某些政治家极不负责任，在防疫抗疫问题上玩乎职守，公共卫生危机演变为经济社会危机，进而演变为深刻的国际关系危机，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深感愤慨和痛心。美国政府也应当对此深刻反省和自责。

目前的中美关系，似乎已成脱缰野马，完全失去了牵引和控制，前景十分悲观和可怕。但我深信，历史上大国全面对抗最终导致大规模冲突、双方两败俱伤并且还殃及整个世界的历史悲剧不应重演，也不会重演。当然，有些事情有的时候会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中美关系经纬万端、曲折发展的历史性博弈中，美国将长时间地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综合国力对比方面，美国拥有历史形成的某种优势，并且有多种形态的同盟体系作为后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冷战思维根深蒂固，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总是由美方挑起，美方责任更大。

对于这种情况，中方的认识是全面而清醒的。中国社会在处理对美关系问题上，再次形成“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共识，意味着中国不会长期与美国进行“见招拆招”、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的简单周旋，不会消极无为地开展战略上的被动抗御，以退让妥协、牺牲政治原则和根本利益换取暂时的和解与合作。中国将本着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高度统一、政治决断与民情民意相得益彰的外交理念，更加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更富建设性地开展交流沟通与对话谈判，努力争取以和平与合作的互利共赢方式解决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前，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相互叠加，中美两国民众中的不信任情绪与不友好行为可能被推向极至。双方对此都就有所警惕。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们将中国社会，特别是网民们反对美国霸权的激进语言和愤怒表达当成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当成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政策基础，那就过于简单和幼稚了。

无庸置疑的是，无论中美关系当前和今后面临多大困难和挑战，中方将继续推动美方与中国相向而行，期望美方能够与中方共同努力，逐步激活并有效利用双方已经搭建的各种对话机制与平台。双方应当本着既对各自国家负责也对国际社会负责，既对当今时代负责也对未来历史负责的建设性态度，共同营造彼此尊重、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共谋安全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对于两国关系中存在重大分歧和蕴含危机的那些领域，双方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管控机制，尽一切可能防止两国关系跌入预言家们反复提示我们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是广泛而深刻的。双方围绕社会制度、道路选择、价值观体系、地缘政治和全球事务的摩擦与冲突，显然将长期存在。因此，构建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不能单纯地以经贸关系为基石，而应置于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安全对话三大基础之上。我想，不管未来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谁将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中美双方对此都要有更加清楚的认识，都要朝这个方向共同努力。

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尽管当前中美关系风诡云谲，习近平主席仍与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方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中国外事委员会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进行了“夏威夷对话”。双方有关部门和机构在抗疫防疫方面，还是保持了某种建设性的接触与合作。

时间终将证明，中美两国在战略竞争与务实合作同时并存、相互影响与彼此防范的复杂进程中，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必须做到共谋安全，共图发展。这是历史提供给中美两国的唯一选择，也是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共同期待，更是中美双方必须承担的最大历史责任。否则，非但中美关系没有前途，中美两国的各自发展没有前途，就连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和前途。

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0/7/10 发布时间：20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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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洋：美中离“热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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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2020

作者：斯洋来源：VOA

华盛顿 — 美中近日都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秀肌肉”，两国因香港、新冠疫情和贸易战等问题而日趋紧张的关系令一些人担心双方的冷战会滑向“热战”。如果发生“热战”，战场会在哪里?

美国向亚太盟友和伙伴发出讯号，中国并非是不可挑战的

中国7月1到5日在帕拉塞尔(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举行军事演习。7月4日，由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和“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组成的尼米兹航母打击群(Nimitz Carrier Strike Force ))也进入了南中国海地区进行演习。

虽然美国军方否认美军此次演习是为了回应中方军演，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军这么做与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行动并非没有关系。美国希望借军演告诉美国区域盟友和伙伴，美国依然是可靠的力量，而中国并非是不可挑战的。

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斯特拉福(Stratfor)战略分析高级副总裁罗杰·贝克(Rodger Baker)这样告诉美国之音：“通过这些航母组合、扩大的战斗机群、中间军事设施，美国试图重申：这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开放水域，而美国将为其提供保障。美国是其他地区大国和地区国家可以仰仗的可靠力量，而中国并不是不可挑战的。基于这样的想法，区域国家可以做出自己的有关中国的决定。美国会在那里，这些国家可以坚持自己的主权要求。”

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各配有65到70架作战飞机，一个航母战斗群由四至五艘驱逐舰、护卫舰和至少一艘潜艇组成，总共的数量在20艘之内。中国目前只有一艘可全面活动的航空母舰，而第二艘正接近这一水平。但是，两者都没有能力携带美军航母所能携带的飞机数量。这显示，美军在航空母舰方面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

美国第七舰队在声明展示了自己的目的。声明说：“‘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是海军唯一一个前沿部署的打击群，也是美国最显著的一个决心象征。……‘尼米兹’和‘里根’号航母在第17和第5航空联队以及水面舰艇的配合下，形成世界上最有效和最机动的作战力量，对美国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共同防御协定提供支持，促进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今年年初，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军航母在西太平洋地区大约缺席了三个月。贝克认为，中国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大做文章，强调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已经变弱，能力不足，而中国才是那里必要的力量。他说：“他们发出了很多信号，这倒不一定是美中之间的，而是针对其他区域国家，发出了美国是否靠得住的信号。”

今年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4月初，中国还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附近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不久后，中国海军舰艇与海警船包围了马拉西亚的一艘钻井船。

4月18日，中国宣布在有争议的地区设立两个新的行政区。随后，中国又宣布为南中国海的岛礁及海底地物的命名。这是中国自1983年以来首次采取此类行动。

6月10日，两艘中国政府船只在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海域再次撞击一艘越南渔船，导致渔船进水，渔民弃船逃生。

今年以来，中国解放军战机还九度飞临台湾邻近的空域。

南中国海最大风险是中国低估美国的决心和力量

贝克认为，美军南中国海的双航母演习是一个强烈的讯号，也预示着今后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会增加。但是，他同时又说，中国不会因为美军行动增加而退却。而这样的局面将会增加两军在南中国海地区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

他说： “双方都非常谨慎，避免陷入‘热战’，但是，意外可能会发生。你知道，不到20年前，在早期的紧张局势中，就在海南岛附近发生了EP3事件。当时，中国人显然没有足够的力量进一步行动，他们退却了。现在，如果发生同类事件，我不确定中国人是否还愿意退后一步，冷静下来，重新评估(局势)。 ”

2001年4月1日，美军一架EP-3型军用电子侦察机在距离中国海南岛大约100公里的空域与中国海军的一架歼-8B相撞，中国战机坠海，飞行员跳伞后失踪，美国EP-3受损后迫降海南陵水机场。那次意外触发了一场外交危机。

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前不久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作证时说，她担心，中国随着军力特别是海军军力的增长有可能铤而走险，特别是中国认为美国在衰落、美国的注意力被分散的时候。

她说： “中国认为美国现在处于不可避免的衰落期，并要退出世界(舞台)。而且我认为他们低估了我们对区域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承诺，尤其台湾。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风险。他们看着美国穷于应付新冠疫情、国内的问题或者被中东地区和其他地方分散注意力。我认为，他们可能会低估危机可能激发的美国的决心。”

美国国会研究处2020年5月21日公布的最新版《中国海军现代化》报告说，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海军现代化，已经让中国成长为中国近海地区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对美国能否在西太平洋蓝水区域取得并维持战时控制形成重大挑战。报告还认为，中国海军也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主导地位形成挑战。

美国会研究处的报告还得出结论说，如果与美军全面开战，解放军会输，但是中国海军现代化已经发展到可以在西太平洋局部地区取得对美军的暂时优势，并导致解放军可能铤而走险、以为可以用武力实现政治意愿同时不必过于担心美军的介入。

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弗卢努瓦建议，美国要做的是确保不要让中国有误判美国能力的机会，比如提高自己的尖端技术优势，从而保持军事优势，并让中国相信美国有能力阻止中国的冒进行动，或让其付出相当的代价。

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亚洲项目主管扬卡·厄特尔( Janka Oertel)认为，中国对局势产生误判也是有可能的。她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欧洲的一些外交行动就是因为误判了局势。

台湾最有可能让美中滑向“热战”

不过，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斯特拉福贝克又说，即便是南中国海发生了意外，美中也会尽可能找到办法让其平息下来，但是台湾不同，台湾是中国最不可能退却的地方。一旦这里发生意外事故，这是极有可能迅速升级并滑向“热战”的地方。

今年以来，美中两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行动也有增加。在中国军机不断飞临台湾领空的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其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今年上半年，美国军舰曾七次穿行台湾海峡。6月9日，美军一架C-40A运输机也罕见地飞越台湾西海岸的陆域上空。贝克认为，美中这样频率的军事活动无疑会增加两军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意外的几率。

不过，他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短期内可能不会铤而走险。他说，虽然统一台湾是中国的重中之重，但是，在解决在台湾问题之前，中国必须确保自己有能力极大地增加美国干预台湾局势的代价。

他说：“统一(台湾)当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但在在他们有信心做到这一点之前，他们还有需要采取一些步骤。他们更多地确保自己有能力大大增加美国干预台湾的成本。在此期间，他们会对台湾施加足够的压力，以确保台湾不会积极转向支持独立的立场。中国可能将行动延迟一些。他们一直在关注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现在更多的是确保台湾没有积极寻求独立。如果有的话，这可能会触发中国的军事活动。”

中国军事评论员、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少将最近的态度也显示，中国应该不会短期内对台湾采取行动。

乔良7月4日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访问时说，北京不应将新冠疫情视为以武力收复台湾的机会，此时用武力收复代价太大，也并非当务之急，应将重点放在民族复兴事业上。（延伸阅读：乔良：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

他说：“(民族复兴)可以通过收复台湾来实现吗? 当然不会，这不应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北京若要以武力收复台湾，就需要动员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来完成。您不应该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代价太大了。”

来源时间：2020/7/10 发布时间：20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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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美国陷入困境，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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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20

作者：许倬云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许倬云先生是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90高龄的他，客居美国六十年，零距离观察美国的历史与现实，集成作品《许倬云说美国》，“谨以这本可能是我最后的著作，呈献我妻曼丽，愿世界和平，让我们余年安宁。”

“回顾初来美国，曾经佩服这一国家立国理想是如此崇高。在这里客居六十年，经历许多变化，常常感慨如此好的河山，如此多元的人民，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我以为，美国的起源是清教徒寻找自由土地，其个人主义的‘个人’，有信仰约束，行事自有分寸。现在，信仰淡薄，个人主义沦于自私。民主政治必须有相当充实的群体意识，以此来聚集人心。

目前各种群体渐趋散漫，民主政治难有聚焦。资本主义变质，财富成为统治势力之寄托。美国社会解纽，弱势阶层人数众多，因其心怀不平而易受政客煽动，出现柏拉图所谓的‘僭主体制’。最近特朗普执政，即是哗众取宠的现象所致。

我认为，对于美国政治的匡正之道，首要在于纠正个人主义的偏颇：人之为人，在‘人’有提升心灵性情的可能，‘人’也有合作乐群之需求。循此二端，‘个人’不再自私，也无复孤独。

社会福利制度立足如此基础，将可以落实为公平公义。但愿这番阴霾早日过去，美国回到坦途。两岸青山，江声浩荡，历史长河，将全球人类带入大同世界。”

《许倬云说美国》是一部了解真实美国的通俗佳作，促使我们反思关于美国、西方民主政治、现代化的想象。也许作品中的论述与省思，有不尽认同之处，但字里行间透出一位学者的志趣、雄心、殷切，令人感佩。

未来的世界与中国

许倬云

这是《说美国》的最后一章，在此我想将前文所说的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互相对比，作为对中国前途的警示。

起笔写这一章的时候，恰巧有一本新书出版，乃是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拉波尔(Jill Lepore)所写的《如此真理：美国的历史》(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本书几乎长达千页，对于美国的过去有深刻的反省。从“如此真理”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其以反讽的笔法来检讨美国立国的理想和实际之间的落差。该书思想深刻，文笔流畅，使人欣赏其文采，但也令人心情沉重。

这本书一开始就说到美国立国：二百五十万欧洲白人，进入了这一片“新大陆”，掳掠、奴役了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几乎逐灭了五千万新大陆的原住民(以上人口数字，与大家理解的数字稍微有参差)。在这块广阔肥沃的新土地上，白人无所不用其极，奴役其他种族来开拓土地，大量开发矿产和森林资源。作者认为，这种机遇历史上史无前例，将来也不会再有新大陆供人类挥霍。她也指出，这种机会使得白人在近代世界史上占尽了优势，成为世界的霸主。

电影《林肯》

从该书一开头就可以见到，白人的优越感实际是美国文化的盲点。于是她指出，美国历史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号称自由的土地上，奴役他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宣告主权;在奴役他人时，宣称自由;永远在战斗，把战斗当作自己的历史和使命——于是，美国历史呈现为一个织锦的图案，上面有信仰、有希望、有毁灭，也有繁荣，有技术的进步，也有道德的危机。

到了 18 世纪初，虽然有许多教派进入新大陆，然而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大概只有20%。到了 18 世纪末叶，也就是美国独立建国的时候，则已有 80% 的人经常上教堂。因此，在美国建国的理念中，对神的仰望和依靠成为新国家立国的宗旨;人类的自由与平等是神的恩赐。一个排斥其他信仰、文明系统的国家，竟自以为是在神的恩宠之下，得到特殊的地位。美国所崇奉的人间的平等和自由，虽然是神赐予人类的，但是这赐予的对象却是经过选择的，也就是在单一神信仰之下的“选民”，才配得到平等和自由。这也是反讽：不证自明的自由和平等，只是在“我们”自己人之间自由平等，对于外人却是另外一回事。

从这种语气上我们能够理解，该书的书名“如此真理”乃是明显的反讽。不少人相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适用于所有人类的“普世价值”。不久前弗朗西斯·福山宣称，美国的制度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民主选举的政治体系，乃是历史的终结。福山的意思是指，人类的演化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状态，从此只需时时微调而已。然而，拉波尔的这部著作，却指陈了美国历史中无穷无尽的冲突和矛盾、对立和分裂。

18 世纪以来，这一新国家缔造之后，很快因为这个新土地上几乎无限的发展空间，取得无穷资源，进而累积巨大的资本，开启了工业化，以机器代替人工劳动。因此，人类创造了崭新的文化。这一迅速开展的工业文化体系，经历一个世纪的继长增高，将美国的地位推向巅峰。

电影《摩登时代》

在最近二三十年内，我们所见到的是机器的不断更新，把管理机器的工人也抛出了生产线。生产能力增加的同时，没有职业也没有产业的人群增加了。追求快乐，追求福祉，慢慢替代追求生产和追求财富。拉波尔这本书的结论是：国家在分裂，城乡在分离，社会在分化，人群在离散，到最后，“个人”陷入“粒子化”—这些现象，我在前面各章都已有叙述。

拉波尔宣称，面临这种对立和分裂，虽然美国在不断尝试、不断创建新的理念空间，但这究竟是能够解决问题，还是注定遭遇到了一个冲突矛盾之下的难题，终于难以避免彷徨与迷茫?她特别指出，19 世纪中叶是另一个转变的关口，已经面临过如此的困难，那时候是理性和信仰、真理和宣传、黑和白、奴役和自由、移民和公民的对立——凡此种种的矛盾，终于导致了美国的内战。内战终结后重建的过程，其实至今没有完成。从内战到今天，种种民权运动都是为了要挣扎、摆脱上述几乎已经视同“命定”的矛盾。

今天，我们也看见世界走向全球化，但是，“群众”拥护的僭主，却将美国启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作灾害，宁可向全世界挑战，以保持美国优越的地位。这一种现象，也正是希腊历史上柏拉图所指出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困扰：在五种政治制度之中，群众专政是最没有理性的一项。这一个现象，也正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麦迪逊在起草美国宪法时非常担忧的情况，而今天“僭主政治”居然出现了。

“僭主政治”之外，我们也看见这几十年来，财富越来越集中，占总人口中 0.1% 以下的富人，却掌握了美国一半以上的财富。实质上，富人早已统治了美国：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已经有号称“波士顿婆罗门”的豪门大族，掌握了财富，掌握了权力，同时也掌握了教育。中产阶层虽然经过二百年来的发展，但终究无法代替前者掌握政治影响力。柏拉图当年提出的五种政体之中，美国建国理念的设计号称“民主政体”。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富人政治为体，寡头政体为用，加上目前群众拥护的僭主政体，至今美国只差还没有出现军人政权。从目前情况看来，柏拉图盼望的哲人、贤能政体，在美国大概不可能出现了。

电影《林肯》

最近还有一篇刊登于《大西洋杂志》的文章，提了严重的问题，即美国的民主是否正在死亡?这位作者提出，理性和情绪应该可以互补，但却是两个相冲突的因素。在美国的政治上，群众人多势众，却因为判断力不足，凭着直觉的情绪往往否定了理性，以至出现怪异现象：总统哗众取宠、倒行逆施，却自诩为群众谋福祉，为国家护霸权。这篇文章，毋宁是在呼应拉波尔同样的担忧：理性与情绪之间无可解决的矛盾，终于会将美国原本出自善意的立国理念、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实验扭曲，陷入难解的困境。这是拉波尔引用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左右两难的困境，终究难免沦落于毁灭。

行文至此，我自己的心情非常沉重。六十年前，我满怀兴奋进入新大陆，盼望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国家，究竟是否能够落实人类的梦想。六十年后，却目击史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宣告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回顾故国，自从清朝末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贤俊盼望找到方向，将中国改革为庶几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状态。现在，西方原本最接近理性的美国政治体制，居然沦入如此困境!中国将来的途径应是如何?我愿意在检讨美国历史之时，向台海两岸的中国人，一抒个人的感想。

中国文化曾经有过长期演变，自先秦以下有过几次大修改，但其根源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的基础上，再加上印度传来佛家的因素;而在最近，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科技和自然哲学的影响。中国秉持的文化营养丰厚，上面所说的主客、内外因素，已经涵盖了世界主要的文化体系。甚至于最晚起的伊斯兰教系统，在中国的影响虽然不大，但在明朝以后也进入中国的文化系统之内。

总结一句话，中国取精用宏，最后组成至今仍在人心的文化体系：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观。括而大之，由人的世界扩张到对宇宙的理解。以时间轴上想，个人接受了许多过去的积累，也许是包袱，也许是资产;向后看，由“我”开始，将我所取得的交给我的子女、后代。从社会空间、自然空间和时间轴线三个向度上，人类组织了一个“恕”的境界，一个将“心”比“心”的巨大系统。我们尊重自己，所以也尊重别人;人与自然共存，所以不能蹂躏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联系，在中国人心目之中，不须有名有姓的神明作为保证，而是以人的理性和情感交融，构成自己心中内在的神明。这个神明是过去的历史替我们培养而得，“人”有责任在这神明的指导之下，也就是“良知”的指导之下，以“良心”对待他人，以“良能”与自然共存。凡此，亦即根据中国人的知识论、伦理观及宇宙观，谨此提出一些观察所及，让我们从美国历史的成败兴衰撷取教训：学习其成功的经验，避免其失误的轨迹。中国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界，由此警惕，或能避凶趋吉，走出一条顺利通畅的路径。

第一点，最近几十年，台海两岸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尤其最近二十年左右，几乎已经将所有的田园都转变成为城市。在本书前面屡次谈到，美国都市化现象导致社会的解体、个人粒子化以及社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最可怕的是在水泥丛林之中，每个人都是迷失的个人，孤独而迷茫。

台湾曾经自豪于“无米乐”，抛荒耕地，购粮他方;大陆各地的农田一片一片地转化为工厂和住宅，也就是农业消失的时候—天地之间不再有植物的遮蔽和水土的保持，肥沃的土壤一层一层剥落，随风而去。其实农业与工业并非不能共存，以农产品加工的过程而论，一样可将工业生产这一部分与农业结合，植根于土地之上，而不是剥削土地。人类应该适应自然，而不是蹂躏自然。

美国的经验是，过去开发内陆，将河流拉直、处处筑坝——今天，我们看见的新闻，大雨一来就洪水遍地。美国本来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林区，然而，最近山火整年不断，就是因为高山融雪和森林地下蓄水，都已被截流转移为城市的用水，以至于森林没有足够的水源，一到干季，山火随风而走，连片的林区，数十万、数百万的树木化为灰烬。如此浪费水资源，使大自然蒙受严重伤害。美国使用机械深耕，大量使用化肥与杀虫剂伤害土壤、剥去表土，每收获一次，一尺到三尺深的表土随风而去。我们担心，五十年之内，美国内陆的大片平原将变成巨大的沙漠。中国不应该一味跟随所谓现代化的世界，将城市作为主要的居住形态。中国人口居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能不考虑食粮自给自足。台湾地区的可耕地面积甚小，更不应不珍惜土地资源，尽量保持适当的食粮自足率。

第二点，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之内，人有生存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有生存的机会。自己希望能够存活，就不要剥夺其他人存活的权利。因此，人的生存权利应当有所保障，公权力必须在财富的分配上，使最穷困、最无助的弱者也有活下去的机会。诚如《礼运·大同篇》所说，幼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终，鳏寡孤独穷困者，都可以存活—这也是近代全世界都在注意的社会福利。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从罗斯福新政以来不断在改变，然而至今还赶不上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周全。

台海两岸，最近几十年来财富成长了，但是穷富之间的差距巨大，穷困者生计艰难。内陆农村和边缘地区，一般百姓生活条件严重不足。中国广土众民，如果将社会福利都集中处理统一筹办，其实未必合适。美国经验表明，几十年来，社会福利已可给每一个无业者或是无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的费用;然而，社会没有适当的工作可以安置他们。他们仰仗社保基金补助，活得没有尊严也没有意义。北欧的制度是将这些最需要帮助的穷困人口置于社区照顾，数千人的社区就地安置穷困人口。社区可以向中央要求拨款，由社区支配照顾区内需要帮助的弱者。如此授权，可以按照个别情况直接处置。这一富有弹性的措施，即可避免美国已经出现的窘况：将近 30% 的人口想要工作没有机会，而其他地方需要劳力却无人填补工作缺额。

中国大陆目前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内有若干不同级别的少数民族的自治区。每一级地区——省级、县级及市级，都有相当的自治权，就地处置只有当地能理解、监督的问题。在如此安置之下，港、澳、台等地区都能在不同程度自治下，得到因时、因地，因应各区历史背景、文化特色和独特理念的治理方式。

第三点也是有关政体的问题。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实质上施行的是国有资本和自由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中国许多的巨富，有的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例如阿里巴巴的马云。然而不可讳言，有些财产的累积，却是经过假公济私获得了致富的机会。

我以为，未尝没有预先防堵之法。若干人民生活必需的公用事业，例如交通、能源及补助收入不足者的共有住宅建设，应当收为公有，由国家以各个层次的公权力，组织管理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各种事业。公家尤其不能将土地轻易地释放，作为私人致富的本钱。其他行业可以让私人经营，凭本领取得合理的利润。政府可按着利润的比例征收所得税，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各种企业纳税以后，如果还有巨大的盈余，应当由国家设置“信托基金”投入社会福利，补充公家承担之经费。

或者，私人企业合理利润之外的盈余，都应当存入这个基金。该类信托基金乃是产业所得，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一产业：由公家与民间企业合组的管理机构，聘请专业人士管理支配，支援有关行业进一步发展。又例如可以设立“创业基金”，支持创业的年轻人放手施展。风险创业基金可以让有志开创者借用本钱，在他成功后，将盈余相当一部分归还基金。又例如“开发基金”，用来支援开发新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设施。以上各项，不外举例言之而已。主要构想是开发新利基，都由公权力通盘筹划，支援各种投资需要项目。台湾省在 1970—1990 年代，设有纺织业、信息工业等项目的发展基金，支援同业开拓事业，这种方式的行之有效即是例证。

土地或建筑的价值，可以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土地的增值按值征税，过分涨价的部分都应该归于公有。这部分的钱累积作为公有住宅的建筑，只租不卖，供应年轻人和收入不足者，使得居者有其屋。新加坡在这一方面的实行，已有相当的成效—如此措施，才能够使得百姓享受安居乐业的福祉。这一部分收入即可储备，用于都市更新经费。

第四点，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西方标榜的民主体制颇为不同。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应该有宪法的保障。只是，管理国家应当是相当专业的工作，美国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在立国之初并没有普及于全民;民权运动到今天，确实已经落实到每个成年人都有一票。然而，柏拉图早就警告：群众政治会产生僭主的困局。无可讳言，“群众”并不一定理性，如何避免非理性的选票，选出来非理性的人物，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不但总统选举如此，选举各级代议员或者地方首长都会有这种“僭主现象”出现。例如美国芝加哥的市政，几乎有五六十年一直被戴利家族独霸。我居住的匹兹堡，也有几个政治世家代代出市议员、州议员甚至国会议员。这种现象，都是在群众盲目地按惯例行事而致。“特朗普现象”也是一个明显的个例。

美国总统大选，有所谓“选举人会议”制度。当初设计时有两个理由，一则因为当时不少地区与首都之间距离遥远，各处的投票结果难以及时送到首都，遂由选举人将各州的选票数字带到首都开票，决定当选人。另外一个理由则是立国之初设计时，麦迪逊等人曾经考虑选举人代表，实际上可以被选民授权，在最后投票时改变该州选择的人选。这一考虑，即是将群众的选举，委托一群知识程度较高也得到群众信任的人物，代表该区选民调整各处选票的选择。孙中山先生当年设计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时，有“国民大会”作为选举总统的单位，他的用意可能就从麦迪逊等顾虑得到启迪。这种间接民主的方式，在特殊情况下能匡救不足，例如两位候选人所得票数非常接近，即可以由“选举人代表”当场再投票决定胜负。间接投票确实也有弊端，可能有一批人长期盗用民意，以贯彻他们私人的意旨。这一个弊端和群众盲目投票的弊端，两相比较，间接选举未尝不是补救之道。前文所说，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如何做抉择，就在如此关键处，在设计时预设补救的考量。

第五点，政治是处理大众意志和处理大众委托事务的制度。今天的社会，尤其是国家层级的复杂社会，许多政务牵涉到专业的考量。以美国制度而言，选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必须考虑到候选人的法学专长是否够格。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是选择在经济学、市场学、货币学各方面都有特别专长的专家，送请国会认可，请总统任命。有关国家安全的联合参谋总部，是军人之中最有能力、最有专门知识的人合组。

除了这三个单位以外，美国的国会议员并没有专业要求。国会议员组成的各项专业委员会，要处理全国专业问题，往往荒腔走板。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法家这一家实际上就是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知识，落实于“贤能政治”。法家着重的是专家的知识，以及专家知识施行的考核。

第六点，美国的制度是总统制，而且有一定的任期，一个适任的总统，做了八年也够累了;如果总统不适任，只忍耐一年于国于民也非常痛苦。英国的制度是内阁制，立法部门的代表中对于某一项目具有专业能力，即被首相选择作为有关部会首长。于是，政务的执行和立法的原意可以融合无间。首相的任期没有一定的规定，做得好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得不好随时可以因为民意的反对，迫使国家元首英王下令，重新选举改组内阁。这两个制度之中，英国的制度确实是有弹性，也有效率。法国制度是英美两制的混合，不上不下，至今法国已经五次更换“共和”国体，其内阁未曾安定。法国的政治功效，也从未获得好评。

凡此议论，乃是野叟献曝，以备将来参考。我年已八八，侨居海外，故国种种，我已经没有发言的资格。只是塞马依风，越鸟栖南，总盼望中国一天一天更好，也希望这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民族，能在世界上采取列国体制之长处，创立一个最好的综合体制，为亿万百姓求福祉，为天下万世开太平：建设一个大同世界的楷模——愿以“过客”个人管见，结束六十年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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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7/9 发布时间：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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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斌：中国外交需要在稳定地区秩序上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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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20

作者：肖斌来源：中美聚焦

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是当前国际社会十分关切的一组大国关系。为遏制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法案。或许特朗普政府没有考虑到，在中美建交后的40多年里，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对全球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对中国选择的道路，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于是，特朗普政府选择了强硬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跌入谷底，中国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国家生存空间是历史和现实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中，每个大国都会有自己想象和现实存在的生存空间，并根据其重要性分为核心、中心和边缘空间，其中与大国相邻的周边地区便是核心生存空间。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存空间概念，并不是有些学者所指的国家为了生存而寻求地理扩张，而是指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国家能够实现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尽管在地理上拥有一定优势，但在当前国际关系中，中国的生存空间压力巨大。在白宫公布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2020年5月)中，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被美国列为对华战略的重点地区，并实施了不同的战略。在东北亚地区，在加强与日本和韩国防务合作的同时，不断分化中俄关系孤立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试图恢复美国的影响力;在南亚地区，下注美印关系，希望以此牵制中国。甚至在俄罗斯主导的中亚地区，特朗普政府也发起政策攻势，出台新的中亚战略，以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中美战略竞争逐步聚焦中国周边地区，外交斡旋已很难逆转。在白宫对华政策的推动下，2020年以来美军的飞机、军舰在中国周边海域频繁穿越并进行实弹演习。为应对地区危机，中国选择“全力加强练兵备战，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美两国的政策立场无疑增大了双方发生地区冲突的可能性。为管控两国冲突升级，中美肯定会通过外交斡旋尝试解决问题。

据报道，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晤，地区稳定问题是会晤的重要议题。但是，从中美两国政府所处的舆论环境、立法环境和行政环境来看，外交斡旋很难“刹住”中美关系下滑的趋势，中美关系将面对更大的、来自两国内部的挑战。

毋庸置疑，稳定地区秩序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中国需要把外交重心投放到地区层面，尤其是稳定好核心生存空间的秩序。由于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地区极性(指受国家实力影响且只在特定地区发生作用的地区性权力结构)，中亚是俄罗斯主导下的中美并存的地区权力结构;东南亚是美国主导下的日本、东盟、中国并存的地区权力结构;东北亚是美国主导下的中、俄、日、韩并存的地区权力结构。因此，外交重心向地区转移时，需要考虑地区极性。在充分考虑上述条件的情况下，若要稳定地区秩序，中国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增加信息透明度。引发地区冲突的原因很多，其中胜利的幻觉和廉价战争的错觉十分常见。由于缺少足够的信息来源，特朗普政府常常高估中国的战略意图，却低估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在信息透明度上，中国要大力推动信息管理改革和创新。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营造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使中国与美国及与世界的信息交流呈现出“官民并举”的舆论格局，从而降低地区冲突的可能性或烈度。

遵循合理义利观。正确的义利观被定义为中国外交理论的思想创新，但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经常会重“义”轻“利”，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多于国家利益，从而常常造成被动的外交局面。因此，中国要遵循合理的义利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合作原则，通过合作增强中国的生存空间。

稳固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平衡其他地区压力。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上合组织地区的战略意义增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陆、空、海、数四位一体的互连互通格局正逐步在欧亚大陆形成，上合组织地区则是重要的先行者，是中国与欧洲国家保持密切关系的桥梁。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年中国与欧洲贸易总额为7449亿美元，其中与欧盟国家的贸易总额为7051亿美元;中国与欧亚12国(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贸易总额为1756.62亿美元。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也为中国西部地区发展和稳定提供了重要保证。不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需要推动上合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顺应新的需要，特别是要提高上合组织秘书处独立议事的能力，使该组织在多边关系上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认知不协调的现状很难改变，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已形成巨大的沉没成本，很难回头，中国需要稳定地区秩序来应对更大的危机。

肖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来源时间：2020/7/9 发布时间：20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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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斌：如何发展良性互动的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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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20

作者：肖斌来源：FT中文网

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中俄两国官方和民间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虽不能说每次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活动都充满着赞誉之词，但绝大多数活动都是以正面宣传为主。然而，在讨论中俄70年关系时，需要把两国关系放在历史长河和国际政治现实中来看，这样才能对中俄关系有较为理性的认识，从而发展良性互动的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沙皇伊凡雷帝大举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扩张的时代。在雅克萨之战失利后，俄国不得不与中国在1689年8月21日签署了《尼布楚条约》，这应该是中俄关系中最早的、以条约形式确定“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条约。若以《尼布楚条约》作为中俄官方联系起点的话，那么中俄建交70年只是中俄关系330年历史长河中的二十分之一。在建交的70年中，中苏两国关系深受国际格局的影响。在两极格局中，中苏两党关系影响了两国关系，意识形态之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苏联解体后，国际体系由两极格局变为单极。单极格局的压力促使中苏从潜在的敌人一跃成为战略协作伙伴(1996年4月26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这一飞跃仅仅用了5年时间。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5年后，中俄缔结了为期20年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直到2011年中俄决定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然后，于2014年5月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新阶段;2019年6月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国际体系压力推动了中俄关系跃进式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巨擎肯尼思•沃尔兹提出，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系统是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结构反映了单元的实力分布。中俄关系是当代国际政治系统中的一组单元关系。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发生改变了吗?没有。在无政府秩序下，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自助依然是单元的行为准则。那么，冷战后的单极格局发生质变了吗?也没有。单极霸权依然存在，均势政治依然在形成中。很显然，是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单元发生了变化。中国和俄罗斯是国际政治系统中变化最大的单元，不同的是俄罗斯从两极中跌落出来，并排列在世界10大经济体之外，而中国在2011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系统中，单元实力的快速增长会引发国际体系的压力，而在特定条件下，单元实力趋弱也不必然会减轻国际体系的压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后，国际体系的压力持续增加，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两国关系疏离严重。除中美开打贸易战外，中美两军互信水平也在下降。虽然俄罗斯经济实力下降，但俄罗斯仍然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安全构成威胁。9•11事件发生后，美俄关系曾一度重启，但就在美俄关系有改善的可能时，发生了《马格尼茨基法案》、斯诺登事件、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对美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美俄关系跌入冰点。

面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中俄两国选择了全面战略协作，目的是制衡外部压力。在2016年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新版《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首次被列为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一。根据两国合作协议，中俄“海上联合2017演习”在波罗的海举行，这次演习让美国欧洲盟友，尤其是中东欧和北欧国家感到了“威胁”，因为演习是在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举行的。中国国内对这次演习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中俄战略利益不对称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中俄关系的态度非常负面。在美国情报机构联合发布的《全球威胁评估报告(2019)》中指出，中俄加强合作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首要威胁。虽然还没有看到国际社会与美国形成一致的、打压中俄关系的阵营，但总的来看，国际体系对中俄两国的压力是结构性的。为了制衡结构性压力，中国和俄罗斯选择混合战略，一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提高内部制衡能力;二是在欧亚地区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提高外部制衡能力。不过，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选择是不对称的。在中国眼中，“现有国际体系并不完美，需要加以改革，但不能推倒重来”;俄罗斯则提出，“建立多极世界，自己成为多极世界中的权力中心之一”。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向西方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号，为了提高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力，俄罗斯更倾向于削弱现有国际体系。为了弥合战略利益的差异，“加强政治互信”始终贯穿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中。于是，“背靠背、手拉手”是不少中国学者表述中俄关系的口头禅，但这是种“带着面具交往”的国家间关系。

“带着面具交往”的国家关系是脆弱的。对于中俄来说，每次大国间的互动都能在不同层次、产生水平各异的战略互疑。若中美关系走近，俄罗斯的战略疑虑升级;若美俄关系走进，中国战略疑虑升级;若中国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战略疑虑升级;若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推诿行为增多，中国战略疑虑升级。战略疑虑的增多和加深势必会削弱中俄关系，继而削弱地区稳定。

发展中俄关系需要理性

历史证明，与周边国家建立和睦的关系是大国成为强国的外部条件。作为重要的邻国，中俄需要建立良性互动的双边关系，为此中国需要把握好以下原则。

避免“情绪化”的合作。国家间相互依赖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国家间很难形成“守望相助”的战略合作。如果“守望相助”是铁律，那么苏联不会解体、华约不会解散。发展中俄关系不能忘记国家间合作的核心目的是，合作收益要超过单边行动的收益。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年中俄贸易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对俄罗斯贸易逆差742.5亿人民币。同年，中美贸易总额6300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14万亿人民币。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未来发展一定是建立在对外贸易顺差或贸易平衡上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能够预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空间，但中俄两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潜力上差距明显。与其它G20国家相比，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但数字经济规模排在13位，而中国排第2位。此外，在数字经济内容上，俄语在全球互联网用户的使用率只有2.5%，低于日语，高于德语，英语用户则是俄语的10倍。所以，在未来数字经济的竞争中，俄罗斯依然处于劣势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收益有限的前提下，不顾中俄两国实际情况，对中俄关系拔苗助长，明显就是带有情绪。

避免“头痛医脚”式的合作。随着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变化，单元之间的关系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在国际体系对单元产生压力时，单元更要谨慎行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不断学习如何扮演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特别是要不断学习与其它大国、强国共存和互动的经验。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制衡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因为国家在选择国际合作时都是损失厌恶的，国家更愿意通过合作获得收益，而不是分配或转嫁彼此之间的损失。所以，对手之间的问题只能通过对手来解决。为此，中国要把国际体系的压力转化为动力，要加快既定的、在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宏伟蓝图。实际上，国家法治建设要与国家实力增长相匹配，甚至要快于国家实力增长。这样中国和平发展才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中俄关系才可能建立在理性和稳定的轨道上。

避免超越国情的合作。截至2018年底，中国还有1660万农村贫困人口、334个深度贫困县，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发展中俄关系重在务实，平衡好政治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避免随意拔高、任意扩大的合作。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发展中俄关系的基本原则。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除非国际政治系统发生转化，自助不再是国家的行为准则，否则国家依然会努力缩小自己与他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而非努力扩大共同合作。为此，遵循国际政治规律和理性决策，才有可能形成良性互动的中俄关系。

肖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来源时间：2020/7/9 发布时间：20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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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民主党或将翻盘参议院，对下任总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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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20

作者：刁大明来源：澎湃新闻

　　6月30日，在美国疫情加剧的背景下，科罗拉多、犹他、俄克拉何马等州按原计划举行了非总统层次选任职位候选人的两党初选。作为备受瞩目的一役，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人正式选定该州前州长约翰·希肯卢珀(John Hickenlooper)出征，挑战共和党在任国会参议员柯里·加德纳(Cory Gardner)。

　　从过去数月来的民调观察，希肯卢珀的领先幅度比拜登相对特朗普的优势还大，还出现过领先21%的数字，即便是6月底的较新情况也是希肯卢珀以51%领先对手的40%。按照如此态势进行下去，民主党几乎可以锁定科罗拉多这一席的胜算，进而又向着为可能的政党轮替提供一个更好一些的施政环境迈出了坚实一步。就当前民主党的选举势头看，的确大有存在复制1980年即上一次在大选年中实现国会参议院多数党易手的可能性。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国会大厦新华社资料图

　　进不去白宫的州长

　　派出希肯卢珀参选，称得上是民主党在科罗拉多州的“必杀技”，类似于2010年在西弗吉尼亚提名乔·曼臣(Joe Manchin)或者2016年在新罕布什尔推出玛吉·哈森(Maggie Hassen)的效果。

　　静态比较而言，除了年龄不具备优势之外，希肯卢珀与加德纳的确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2005年，31岁的加德纳刚刚当选州众议员，54岁的希肯卢珀已经在科罗拉多第一大城丹佛做了两年市长。五年之后，加德纳当选国会众议员，希肯卢珀当选州长，后者所面对的选民规模是前者的七倍。2014年加德纳击败民主党在任者当选国会参议员，拿下的选票数为98.4万，希肯卢珀州长连任成功，获得的选民票数是100.6万。

　　去年民主党总统初选开启时，加德纳可能是最希望希肯卢珀获得提名来挑战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当然，作为1950年代出生的、当前民主党内部稀缺的州长而言，希肯卢珀毫无理由错过这次尝试，但在5个月的试水后他还是务实地将跑道对准了国会山而非白宫。

希肯卢珀(左一)和布洛克(右一)同台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电视辩论

　　如果希肯卢珀此次顺利当选，他将是该州继1937年时任州长埃德温·约翰逊(Edwin Johnson)以来首位再次转战国会参议院的前州长。而且这种安排也非常符合民主党对未来的布局：68岁的希肯卢珀做满一届六年任期的概率颇大，而到2026年时1975年出生的现任科罗拉多州州长家贾里德·波利斯(Jared Polis)如果可以在2022年顺利连任的话就恰恰到了尝试“再进一步”的时间点。作为在出柜后成功当选州长的全美第一人，波利斯在一定程度上更符合民主党的某些超前政治审美。

　　为了复制更多的“希肯卢珀”，民主党在更北面一些的蒙大拿州也成功征召到了即将成为前任州长的史蒂夫·布洛克(Steve Bullock)。与希肯卢珀相同，作为还算不错的西部山区州州长，民主党人布洛克也有尝试微调民主党方向、问鼎白宫的强烈意愿，因而他也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陪拜登跑了6个多月。今年3月，在前总统奥巴马和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的多次劝说后，布洛克才在最后一刻变道、宣布参选国会参议员，对首次谋求连任的共和党人史蒂夫·戴恩斯(Steve Daines)发起了民主党能够找到的最强挑战。

　　与希肯卢珀大幅度优势不同，布洛克与同为60后的戴恩斯对决时最多只算势均力敌。以两人同时步入政坛巅峰期的2012年选举为例，面对同样蒙大拿全州的单一选区，选国会众议员的戴恩斯赢了25.5万张选民票，而选州长的布洛克只拿到23.6万张选民票。就目前有限的民调观察，两人差距也是伯仲之间，布洛克客观讲并不占优。这至少说明“州长牌”在小州政治中能够形成的碾压效果必然是大打折扣的。

　　事实上，与科罗拉多近年来越发浓烈的民主党气息相比，蒙大拿在2020年大选中却展现出很大苗头回归或强化共和党色彩。布洛克即将卸任的州长职位将在其副州长迈克·库尼(Mike Cooney)和共和党人、现任国会众议员格雷格·詹福特(Greg Gianforte)之间产生，从目前态势看民主党延续执政的压力不可谓不小。换言之，布洛克的前任布莱恩·施韦策(Brian Schweitzer)在2004年通过推动务实政策议程、选择共和党人充当副手等温和折中方式营造出的民主党执政，更像是一场争夺蒙大拿州政治走向主导权的“复辟”，而至少2020年就将决定这个“苍穹之州”会否返回到1980年代末发端的保守化叙述。

　　虽然选情和结果很可能不尽相同，但推出希肯卢珀或布洛克的思路是符合民主党在落基山区各州的深远考虑的。鉴于该地区各州特别是西南部各州随着经济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渐且率先在州层次上呈现出“红转蓝”的长趋势，让作为“初步成果”的州长冲刺联邦层次职位，恰恰是将这一板块的政党转换尽可能推向华盛顿核心的一种努力。

　　“代妻出征”的宇航员

　　与科罗拉多州国会参议员席位一同被算入民主党囊中的另一个席位，还有来自与其“十字交叉”的所谓“邻州”亚利桑那。在2020年大选中，去年1月才刚刚走马上任的共和党人玛莎·麦克萨利(Martha McSally)将在今年再次经历考验。

　　虽然曾有20多年军旅生涯的麦克萨利也曾做过两届国会众议员，但她在2018年国会参议院选举中毕竟是落败的一方。不过在同年顶替去世的麦凯恩参议员席位的乔恩·凯尔(Jon Kyl)恰巧辞职了，落选的麦克萨利被共和党州长道格·杜西(Doug Ducey)任命接替凯尔的席位。于是，被戏称为“因败选而上台”的麦克萨利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民主党锁定的主要目标。又加之麦克萨利对特朗普的全力支持、亚利桑那疫情加剧的客观现实，以及亚利桑那在今年大选中作为关键摇摆州的特定地位，她的去留或者其席位的归属也具有了超额重要的指标意义。

　　给麦克萨利增加顶级难度的是，民主党终于等来了2011年以来就心心念念的“最佳候选人”。2011年1月8日，回选区参加选民互动活动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加布里埃尔·吉福兹(Gabrielle Giffords)遭遇枪击事件。在这次夺取六个无辜生命的枪击中，吉福兹虽死里逃生，但仍因为头部中弹而需要长时间康复，最终在一年后因无法正常履职而辞去国会议员职位。事发以来的九年中，吉福兹的丈夫、曾指挥奋进号升空的宇航员马克·凯利始终陪伴在其左右，两人还共同参与并组建了推进包括严格枪支管控、完善医疗福利体系等民主党议程的非营利组织。这对夫妇之间的不离不弃应该说感动了不少人。

　　戴着“太空英雄”的光环，凯利与其同为宇航员的双胞胎弟弟斯考特原本就享有一定知名度，而随着亚利桑那民主党“明日之星”吉福兹因枪击惨剧而备受社会舆论关注，站在她身边的凯利也被民主党阵营反复询问是否有意参选。

　　2019年2月，枪击八年之后，凯利终于宣布出手。在他公布的竞选视频广告中，凯利坦言一直希望为国家做些事情的他从妻子那里学到了参与政治、推进政策的更大意义。在影片中，镜头多次轻抚过凯利与吉福兹的相处时光，并共同邀请选民“加入他们”。在最后，夫妻两人还异口同声地重复了南北战争期间的海军将领戴维·法拉格特(David Farragut)的那句传世名言“鱼雷见鬼去吧，全速前进!”(damn the torpedoes, full speed ahead)，以此来鼓励彼此。给人的感觉是，这次竞选真的不仅仅关于凯利个人，而是凯利在代替吉福兹披挂上阵、继续“全速前进”。

凯利及其夫人共同出席2016年提名希拉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从目前的民调数字看，背负着双倍甚至多倍效应的凯利明显领先。除了考虑到这场国会参议员选举会影响大选之外，全美的控枪势力与拥枪势力也正在将大量资源投入于此。试想，如果在枪支管控松懈的亚利桑那可以选举出一位以控枪为主轴议题的国会参议员，这将意味着什么?

　　再往前一步，如果凯利当选的话，亚利桑那就回到了1952年即巴里·戈德华特当选之前两位国会参议员同为民主党的“旧时光”。如果再加上希肯卢珀以及应该会在新墨西哥州当选的本·雷·卢汉(Ben Ray Lujan)，美国西南部三州也将同时迎来新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如此扎堆的变化，甚或再加上在大选中可能同样出现共振效应，至少为民主党在区域主义意义上翻转西南部提供了更多佐证。

　　特朗普的前司法部长

　　民主党在今年将面临换届的12个国会参议院席位所来自的各州中只有两个是在2016年被特朗普拿下的，一个是可以摆动回来的密歇根，一个则是几乎会继续摆向共和党的亚拉巴马。在亚拉巴马州，2017年通过补选就位的民主党人道格·琼斯(Doug Jones)连任前景几乎渺茫，最大悬念只剩下那位共和党胜利者到底花落谁家。

前司法部长塞申斯再次竞选自己曾经的国会参议员席位

　　作为首位公开支持特朗普参选总统的国会参议员，曾任特朗普政府首任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2019年宣布竞争自己原本的席位。而特朗普却并未对这位73岁的老部下手下留情，他不但公开为以“反建制派”标签参选的橄榄球教练汤米·塔伯韦尔(Tommy Tuberville)背书，而且还攻击塞申斯并警告其不得通过突出与特朗普的关系来动员选民。正是因为特朗普出人意料的“切割”，一开始公开表态支持塞申斯的多位现任共和党国会议员以及包括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全美步枪协会在内的多个保守派组织都不得不改弦更张。如今，被特朗普抛弃的塞申斯与被特朗普追捧的橄榄球教练将在7月14日举行的第二轮初选中一决高下，而这次“加时赛”其实成了对所谓“特朗普化”的一次重要检测。

　　于是，总体上看，共和党在今年的国会参议院选举中可能只有亚拉巴马一席进账，而民主党不但极可能拿下科罗拉多和亚利桑那，而且在蒙大拿、北卡罗来纳、缅因乃至艾奥瓦都不同程度上有放手一搏的机会。这也意味着，民主党有可能在第117届国会参议院中以相对微弱的优势转换为多数党，但也绝对无望达到足以全面掌控规则与议程的地步。这对于可能当选的拜登而言，算是次优状态，但必然会遭遇共和党人在国会里的极大反扑；而对于可能连任的特朗普而言，则预示着未来四年的荆棘满路。

　　虽然国会总体选情对民主党有利，也看得出民主党选战布局的竭尽全力。比如，在俄克拉何马州面对第五次谋求连任的共和党人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时，民主党阵营还可以举办出一场四位参选人同场竞技的热闹初选、并选举出一位30出头的前女主播来作为“新锐”挑战的担当。

　　当然，此次国会参议院选举中也出现了一些相对不多见的情况，即在阿肯色州首次谋求连任的共和党人汤姆·柯顿(Tom Cotton)竟然没有遇到民主党正式提名的对手。其原因是在参选人注册登记截止时间之后唯一的民主党登记者退选，以至于民主党无法补提人选、陷入无人可用的尴尬。而在这个戏剧性的表面事实背后隐藏着一些关于柯顿阵营负面竞选、通过挖掘黑料恐吓潜在对手等的阴谋论传闻。

　　无论如何，因为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对决，阿肯色成为今年国会参议院换届中最缺少关注度的地方。虽然连任高枕无忧，但缺少热度，凭空少了许多构建资源网络机会的柯顿，估计只能通过继续推进鹰派极端立场来博眼球、布局2024了。上个世纪90年代克林顿的崛起之地，如今只能让柯顿横行，也是美国国内地缘政治变迁的一瞥了。

来源时间：2020/7/9 发布时间：20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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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制危机：博尔顿新书与越来越“黑”的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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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20

作者：刁大明来源：澎湃新闻

　　最近，除了面对“你认为谁能当选”下任美国总统的问题之外，我还会不时被追问是否看过了前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约翰·博尔顿的那本新书。坦率讲，我起初对这本《事发之室：白宫回忆录》并不太感兴趣，书中的一些内容其实以往美国媒体都报道过，有些内容也是在强化过去三年多以来逐渐形成的对特朗普政府政治生态以及决策过程的一般认识。不过，如果真的要关注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写一些我个人认为比书的某些内容更为重要的思索。

　　出书要趁早

　　如果将《事发之室》当作一本消遣读物的话，其中关于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段子”的确可发一笑。比如，特朗普被劝说去见了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夫人之后反复碎碎念人家没有戴婚戒的细节，就算得上是很有意思的“段子”。

　　但总体上而言，至少从特朗普政府政治生态上看，《事发之室》再次验证了一些以往的判断：比如，家人的作用的确很大，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不管部长”的全能角色不可小觑;特朗普虽然可以怒怼建制派，但其决策(包括人事安排)还是明显受限于小圈子中的不同利益;特朗普虽然口口声声骂主流媒体是“假新闻”，但他其实十分看重媒体的反应与效应;白宫的很多决策，哪怕是极为重要的决策，似乎都陷入了“垃圾箱模型”：大家把选项团成纸团放在垃圾箱里，然后摇动垃圾箱，反反复复，到最后一刻掉出来的就是最终选择……

　　《事发之室》虽然因为作者本人的关注点而在朝核、伊核、中导等方面着墨更多，但的确也涉及到了特朗普政府不少重要政策出台的内幕，所以也足够从不同关注点上看出不同的信息。但如果跳脱开多少有些一面之词的内容本身的话，博尔顿出版回忆录的行为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博尔顿正式就职特朗普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2018年4月9日，离任是在17个月之后的2019年9月，而仅仅又过了9个月，这本正文超过400页的《事发之室》就可以出版了。在9个月中完成一本书的从无到有，其难度可想而知，很难不怀疑博尔顿在任职期间就已经开始特意动笔详细记录一些事情。

　　如果还不清楚9个月的出版时间的微妙，索性不妨做个历史对比。新世纪以来，美国总统身边有过9位正式任职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博尔顿之前只有两位出版了回忆录，即康多莉扎·赖斯的《至高荣誉》(2011年11月)和苏珊·赖斯的《无悔之爱》(2019年10月)。这两个回忆录的出版时间分别是在她们离开政府(也是其所服务的总统任期结束)的35个月和34个月之后。换言之，两个赖斯比博尔顿要慢将近四倍，那《事发之室》的“超前性”就可见一斑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博尔顿，特朗普政府的众多前官员也都深谙“出书要趁早”这个道理。曾在特朗普政府中走过一遭的很多人走出华盛顿之后几乎第一件事就是公开出版回忆录。甚至，连只当过11天白宫传播主管的安东尼·斯卡拉姆齐(Anthony Scaramucci)也在离任后一年多之后出了一本吹捧特朗普的书。当然，大多数特朗普政府前官员的书还是基本保持了“吐槽大会”的风格，要么针对总统，要么针对同僚。

　　密切接触外交防务等核心议题、位阶相当的官员出书的也不只博尔顿一人。前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的回忆录《呼号混乱》也是在其离任之后9个月就正式出版的。相比而言，新世纪以来的七位正式国防部长中的拉姆斯菲尔德、盖茨、帕内塔以及艾什顿·卡特四人在撰写回忆录方面无一快于马蒂斯，且平均用了26个半月。2019年12月，妮基·黑莉(Nikki Haley)的那本公开爆料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的《给予一切应有的尊重》公开出版，此时距离其离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也才过去了11个月。这个速度是新世纪以来出过书的四位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平均耗费的将近71个月所望尘莫及的。

　　到目前为止，离开政府两年三个月的蒂勒森还没有曝出出版计划，但相对于前总统小布什第一任期时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卸任后将近六年才著书立说的超长待机相比，这位石油大亨还有时间。

　　此外，博尔顿们“出书要趁早”的“早”显然被理解为是在他们所供职的总统坐在椭圆办公室里的时候。相比而言，在涉及外交、防务的高级别官员中，至少新世纪以来，只有盖茨、帕内塔以及希拉里在其服务过的总统还未离任时出版了回忆录。当然，从小布什政府留任到奥巴马政府的盖茨算是一个特例，而希拉里当然也是迫不及待地为了选举造势。

　　基于如上在时间不长的区间内做的比较，《事发之室》背后所反映出的似乎就不仅仅是特朗普白宫的故事，更是博尔顿们相关行为的特殊变化。

　　在总统身边成长起来的“小说家”

　　这些特殊改变的最简单解释当然就是特朗普政府官员的“快消品化”了。任何一个岗位上，换的人太多，自然就会有更多可能有人去写书出版。而从出版动机上看，大概至少有三个方向，丰厚的商业利益、心怀极大失望的抱怨，以及为自身的下一步布局甚至是“切割”。博尔顿的《事发之室》大概算是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特别强化自身的建制派身份，与特朗普做必要的“切割”;而黑莉的那本估计是为了蹭一下热点、提高一下自己的知名度，保持存在感并为未来做准备。马蒂斯的回忆录从内容上看更像是被进入特朗普政府履职耽误的一本，其内容的时间跨度更大，也并没有将矛盾指向在任总统，虽然所有人都知道马蒂斯心里有很多抱怨。不过，马蒂斯出书的时间节点也难免有蹭特朗普热点而希望大卖的意味。

　　着急蹭热点的背后其实藏着两个意思，一个是特朗普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存在的确处处都是话题，关于他的内幕故事总有读者，更何况是一个亲历者的“控诉”;另一层意思恐怕是对其在任时间的不乐观预期，生怕一旦落选之后这个题材就会很快无人问津了。这样基本可以解释为什么博尔顿的前任麦克马斯特的回忆录《战场：捍卫自由时间的战斗》虽然从出版时间上看不慌不忙，但还是要赶在今年大选之前的9月底出版，而从目前曝光的内容看虽然没有博尔顿那样的“段子”，但似乎对在任总统也并不算太客气。

　　当然，博尔顿本人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核心意思是说：卸任不久是最佳的撰写时间，而且在在任总统面对选举前出版更可以让选民了解更多内幕，为选民提供更多评价的依据。

　　必须看到，如果要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小集团决策”做个案研究的话，这些书的确是好的起点，特别是在这些书都交叉提到的某些对外决策过程，一定可以在相互佐证之后呈现出一个近乎于现实的还原。但这是基于平衡的多来源阅读，难以想象普通选民会如此;如果不可能的话，某个选民基于《事发之室》更喜欢或者更不喜欢特朗普，显然都只能算是博尔顿个人的功劳了。

　　有趣的是，按照6月的民调显示，共和党支持者中有20%愿意相信博尔顿书中的内容，高于了伍德沃德《恐惧：特朗普在白宫》的17%，但仍旧低于沃尔夫《火与怒》的23%，但与这两本书分别在共和党选民中的不相信比例(44%和38%)相比，《事发之室》的不相信度高达52%。所以，博尔顿的书估计只会强化特朗普的“死忠粉”吧。

　　除了商业利益或者说是“给读者更多评判依据”的解释之外，特朗普上台以来就似乎越发走向聚光灯下的所谓“深层国家”(Deep State)似乎也在发挥作用。博尔顿在书中谈到了所谓的“审查程序”，他关于美国针对前官员出版的审查程序缺乏宪法原则和制度规范的论断或许能得到一些共鸣。但这本《事发之室》恐怕还是需要提交给相关情报机构(如在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协调下分给相关情报机构)以及白宫国安会的相关机构进行审定。虽然被要求添加了很多被特朗普骂成“假新闻”的公开报道作为注释来减少敏感度，但出版出来的内容仍有如此之多对特朗普的各色描述，很难想象不是那些“深层国家”放水的结果，而这也是过去三年多以来“深层国家”对特朗普的一贯态度。

　　很难想象这种在白宫里、在总统身边成长起来“小说家”的生态会不会延续，但无论如何博尔顿们的做法正在进一步挑战并瓦解美国总统制的地位。对于博尔顿之类的总统幕僚而言，在任内对特朗普“表忠心”和离任后肆意吐槽差距太大，人设紊乱严重，这一定会进一步直接降低美国民众对这些政治精英的信任度。

　　更为严峻的是，一本本“事发之室”已颇有“水门”时刻再现的意味。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辞职，也导致了持续扩张的美国总统权力的暂时止步。1973年，“水门”相关时间段的椭圆办公室录音带记录也被公开甚至出版。这些高度还原了总统工作日常和个人风格的文本极大降低了美国总统在民众中的形象。随后的福特和卡特基本上都算是不那么强势的总统，直到里根将“强总统制”找回来。而如今博尔顿们出版的这些文本虽然不是最直接的原本纪录，但在书里被越写越“黑”的白宫所带来的添油加醋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接下来一定是美国民众对华盛顿建制派精英的进一步失望，进而也会恶性循环地降低总统能够实现的政策回应性。

　　如果特朗普幸而连任，这届政府出书之风估计也不会落幕。按照一般经验，未必会在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留任的国务卿蓬佩奥或许是最受外界“期待”的下一位“小说家”。如果拜登上台，能否刹住这种风气，可能还要看公众到底会不会再次愿意相信这些盘踞在华盛顿的精英了。不过，拜登12年前为竞选出版的那本回忆录《信守的承诺》读起来的确要比《交易的艺术》强一些。

来源时间：2020/7/9 发布时间：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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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美国政府留学生签证新规，南加州大学也加入“诉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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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20

作者：来源：中国新闻网

　　综合美国中文网报道，继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宣布，就留学生签证新政提起诉讼后，当地时间7月8日，全美留学生最多的学府之一南加州大学，也宣布支持诉讼。

　　据报道，南加大校长福尔特(Carol Folt)8日在社交网站连发三条推文，以示支持诉讼，并表示南加大还会“积极考虑所有其他法律选择”，同时将“与地区国会代表和其他立法部门及人员，共同应对这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当地时间7月8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表示，它们已就特朗普政府最新推出的有关留学生签证的指令，提起诉讼。

　　据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此前于6日发布的新规，国际学生为保留自己的留学生签证，必须参加面对面授课。如果他们的课业完全在网上完成，将被剥夺签证。

　　报道称，白宫6日宣布的这项措施被视为向大学施压，要求它们重新开放校门，放弃许多大学最近宣布的、旨在减缓新冠病毒传播的更谨慎措施。

　　哈佛校长巴科(Lawrence S. Bacow)在给大学社区的信息中说：“这项命令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下达。”她表示：“这似乎是有意对学院和大学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在今年秋天开放在校课堂，进行面对面教学，而没有考虑到学生、教师和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

　　这项将在7月晚些时候最终敲定的指令，可能会大幅减少秋季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移民权益倡导人士说，再考虑到新冠疫情导致的签证申请被推迟的情况，这些新规可能会让很多海外学生不敢赴美读大学。原本，这些学生在美会支付全额学费，是许多高校的重要收入来源。

　　据悉，由于担心校园可能成为新冠病毒聚集区，许多大学采取了减少接触的措施，从要求在教室戴口罩，到限制社交活动，再到减少邀请返校学生的数量。许多大学还宣布了通过不同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方法，提供一些面对面的课程，但同时也有大量课程须在网上完成。

　　报道指出，这些变化可能会使国际留学生的签证，即F-1签证在新规定下面临风险。在没有面对面课程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已经在美国，他们将被要求返回自己的国家。那些在海外的学生将不会被允许进入美国，参加在线课程。

　　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库奇内利(Kenneth T. Cuccinelli)则表示，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了比过去更大的灵活性。过去，他们要保留签证，只能参加一门在线课程;现在，他们可以上更多的网课，只要所上的一些课程是面对面进行的。

　　库奇内利说：“如果他们不是要成为学生，或者要百分百上网课，那么他们来这里就没有道理了。他们应该回家，等学校开放校园后再回来。”

来源时间：2020/7/9 发布时间：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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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歧视与残酷对待移民充分暴露“美式人权”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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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20

作者：中国人权研究会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7月9日消息，中国人权研究会9日发表《严重歧视与残酷对待移民充分暴露“美式人权”的伪善》文章。全文如下：

严重歧视与残酷对待移民充分暴露“美式人权”的伪善

2020年7月中国人权研究会

美国是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及其后代组成的国家。然而，从历史到今天，美国针对移民的宗教偏见、文化歧视、种族排斥亦如影随形，且呈愈演愈烈之势。为美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移民被视作威胁其政治制度、给国家财政和福利造成负担的外来者，成为被排斥与迫害的牺牲品。自2017年7月以来，美国移民当局违反国际人权法及国际人道主义，在南部边境地区强行将5400多名儿童与身为难民或非法移民的父母分开关押，造成骨肉分离，多名儿童在拘押期间死亡。2019年，总共有85万移民在美国南部边境地区遭到逮捕，他们大多遭受粗暴对待，人权遭到肆意践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使之沦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关押移民的拘留场所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重灾区”，美国政府还在疫情蔓延之际强行遣返大批非法移民，加重了中美洲国家的疫情风险。美国政府侵犯移民权利特别是移民儿童权利的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遭到强烈批评和谴责。

一、美国极端排外的移民政策导致移民遭受严重歧视和残酷对待

美国政府将非法移民视为抢夺其民众工作岗位、破坏其生活方式的祸源。为阻止移民流动和入境，美国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极端的严厉措施和执法行动，包括过度使用武力、大规模实施逮捕、强制与家人分离、任意驱逐等，导致侵犯过境移民、难民人权和实施虐待的事件频繁发生。

美国政府暴力对待移民，在边境地区大规模地实施剥夺移民人身自由的逮捕与拘留。据统计，2019年前9个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西南部边境逮捕的入境移民数量高达687000多人，超过了此前5年每一年的人数。其中，包括64000名无父母或者其他亲属陪伴的移民儿童。仅2019年5月，美国就逮捕移民133000人，为2006年以来的单月最高值。《华盛顿邮报》网站2019年2月22日报道称，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逮捕与拘留的大多数移民并没有犯罪记录。

移民“零容忍”政策导致儿童与父母骨肉分离。美国政府2018年4月开始实施“零容忍”政策，边境执法人员逮捕难民和非法入境者并强制将其未成年子女另行安置，导致至少2000名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2018年6月2日，联合国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独立专家依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3号决议提交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将儿童与其寻求庇护的父母强行分开，严重危及移民的生命权、尊严和自由权等多项人权。2019年9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人权理事会第42届会议开幕式上指出，美国等一些国家目前正在实施的政策使移民人权遭受侵犯的风险大增，移民儿童继续被美国关押在拘留中心，违反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莫拉莱斯呼吁美国停止基于移民身份对无人陪伴以及与家人同行的儿童实施拘禁。他表示，基于移民身份对儿童实施监禁违反国际法，有损儿童的福祉，将对儿童产生长期严重的不利影响，不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移民及儿童遭受非人道待遇，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纽约时报》网站2019年6月21日和26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员报告显示，埃尔帕索边境收容所处于过度拥挤的危险状况，多达900名移民被关押在一个设计容纳125人的拘禁场所中。一些人被关押在只有站立条件的房间长达数天或几个星期。由律师、医生、记者等组成的检查团在考察得克萨斯州克林特边境收容所的拘留场所时发现，移民儿童身处监狱般的环境中，300多个儿童被关押在一个牢房中，几乎没有成年人监管。《时代》周刊网站2019年7月10日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及其他联邦机构管理的移民拘留中心人满为患，卫生条件很差。自2018年以来，共有包括7名儿童在内的24名移民在美国边境收容所拘留期间死亡。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网站2019年7月8日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对拘留中心脏乱拥挤、缺医少食的恶劣条件深感震惊，指出那里的移民儿童可能受到国际法所禁止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美国关押移民的拘留场所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重灾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20年5月15日报道，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出现聚集性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至少有986名移民病毒检测呈阳性。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莫拉莱斯等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2020年4月27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将移民从人满为患且卫生条件恶劣的拘留中心转移;5月29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5名特别机制专家发表联合声明，敦促美国采取更多措施，防止疫情在拘留中心暴发。

寻求庇护的儿童遭受虐待和性侵，移民尊严受到践踏。英国《独立报》网站2018年5月23日报道，美国边境执法人员虐待寻求庇护儿童的案件数量惊人增长。有116起虐待寻求庇护儿童的事件被披露，涉事人员被指控对5至17岁的儿童进行身体、性或心理上的虐待。《纽约时报》网站2018年11月12日报道，美国检方提供的信息显示，得克萨斯州南部过去4年至少有10人被边境执法人员绑架、强奸或谋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8年6月22日报道，一家儿童收容所的医疗记录显示，在押儿童被强迫注射了抗精神病药和镇静剂。一份法庭记录显示，一名11岁女孩声称，她每天被要求服用10片药片，服药后会感到头痛、食欲不振和恶心。在弗吉尼亚州雪兰多亚山谷青少年收容中心，儿童被工作人员嘲弄、用笔刺伤、抢走衣服和床垫，甚至被迫戴上手铐。联合国网站2020年5月21日报道，自3月以来，美国政府不顾疫情风险，将至少1000名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遣送回中南美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批评此举将导致儿童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二、美国移民政策排外主义大行其道的原因

(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移民政策排外主义背书

美国的缔造者们认为，为了巩固建国成果、开发土地扩张地盘，政府需要依赖外来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和充沛的劳动力，因此鼓励外来移民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与此同时，他们也对移民可能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何种影响疑虑重重。对移民外来民族特性的不容忍和疑虑，以及对外来民族特性进行同化的理想和自信，贯穿于美国移民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决定美国政府排斥与同化外来移民的两种对立政策的基准。

进入19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美国，美国国内拉开了结束自由移民转而限制与排斥移民的时代序幕。19世纪末期，为了给当时歧视移民的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提供辩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将“不能被同化的移民”与威胁美国安全的“侵略”行为联系起来，为管控移民的联邦立法和行政权创设了“全体权力原则”。1889年的“排华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美国存在不同种族的外国人，如他们不能被同化，将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政府有权将这些外国人排除在外，而且这种拒绝外国人入境的联邦立法与行政权具有超越司法权的“全体权力”性质。189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西村案”判决中进一步明确了“全体权力”的概念。自此，有了全体权力原则“保驾护航”，美国移民政策大行排外主义，明目张胆地不断歧视、排斥特定种族，却不受宪法司法审查制度的制约。

201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一次使用这一原则，为美国现任政府针对特定国家的“旅行禁令”背书。2017年1月27日，美国政府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7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由于禁令所涉国家均以穆斯林人口为主，因此该行政令也被普遍解读为“穆斯林禁令”。这一禁令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都引发了广泛抗议。尽管美国政府两次更改旅行禁令内容，但主要针对穆斯林国家的基调不变。夏威夷州以该禁令违反美国宪法和移民法律为由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支持、4票反对的结果裁定支持最终版本旅行禁令。该判决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争议。埃及《第七日报》评论称，美国政府的旅行禁令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同意而全面生效，很多中东国家对此表示失望和愤怒。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将联邦政府在移民领域的“全体权力”打造为国家自卫的工具，用来对抗外国移民的“侵略”，并且将权力范畴从拒绝移民入境权扩大到对已入境移民的驱逐权。有了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联邦政府权力在移民领域成为专门为“政治部门”保留、脱离宪法监督的“法外之地”，这是美国移民政策排外主义存在、延续以至在特定时期狂飙的制度根源。

(二)美国反移民意识形态主流化将排外主义推向极端

当前，反移民意识形态已经纳入美国政治生态的主流。美国反诽谤联盟网站2019年8月8日发文指出，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认为他们受到外来移民的围攻，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移民的增加正在摧毁“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新教文化，白人将很快成为传统白人国家的少数民族，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来阻止这些种族和文化变革。

反移民政策在美国政治角力中被用作离间与拉拢选民的工具，进一步将排外主义推向极端。美国政府高层大打“移民牌”，利用在大众面前妖魔化移民及展现对移民的强硬态度，鼓励偏执、仇外和种族主义，以期获得政治上的回报。2018年11月2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当代形式种族歧视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等10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联合声明，批评美国政府高层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发表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言论并采取相关行动，对移民和难民进行污名化，将其视为罪犯和“传染病”，从而助长不容忍、种族仇恨和排外情绪，营造对非白人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等。

对移民的污名化助长了仇外情绪，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负面焦虑情绪。2018年7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移民是美国的头号问题。《今日美国报》网站2019年8月8日报道指出，不断对移民妖魔化的口诛笔伐创造了一种氛围，让白人至上主义者借机把对移民的仇恨言论转化为暴力行动。

(三)美国单边移民政策导致边境地区非法移民形势不断恶化

2018年，来自中美洲地区的数千名民众离开自己的国家成群结队地到达墨西哥南部，并希望北上最终进入美国，引发了美国西南部边境移民潮。中美洲移民现象由来已久，为了逃离在当地面临的贫穷、失业、饥饿、暴力犯罪以及天灾等生存与人身安全威胁，历史上多次形成入境美国的移民潮，其根源是长期存在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英国《卫报》网站2018年12月19日报道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美洲地区局势动荡既是美国冷战的衍生品，也是造成当今中美洲国家政治和经济困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美洲移民北上正是为了逃脱由美国制造的“地狱”。

为了阻止中美洲移民北上流动和入境，2017年至2019年两年时间内，美国政府在边境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实施以惩罚性措施为导向的严厉执法行动。美国总统宣布全国边境进入紧急状态，从国防和其他项目转移了数十亿美元用于修建边境隔离墙。美国政府还大幅提高了中美洲难民申请庇护的条件，不再接受帮派或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庇护申请。为了阻止中美洲移民入境，数千名美国现役军人和国民警卫队成员被派往南部边境地区，并且多次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使用暴力执法手段残酷对待寻求庇护的移民。然而，美国政府试图快速解决问题的惩罚性措施效果与预期完全相反，非但没有阻止移民流动，反而使边境地区面临更严峻形势。美国2017年在其西南边境逮捕非法移民的数量为30多万人，2019年竟达到85万人。逮捕非法移民数量急剧上升表明美国边境安全形势在短期内显著恶化，严厉的排外移民政策与严峻的移民形势之间形成了恶性闭环效应。

美国政府想方设法地将移民问题推向邻国。美国政府实施“留在墨西哥”政策，要求寻求庇护者停留在墨西哥数月或更长时间，等待美国庇护或遣送的决定。同时，美国以加征关税相威胁，迫使墨西哥政府同意接收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美国“拦截者”网站2019年7月14日报道，“留在墨西哥”政策不是在保护移民，而是将移民置于更大的危险当中。移民被迫在强奸、绑架、谋杀等犯罪最猖獗的边境城市停留数月，生命安全遭受严重威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以邻为壑，在疫情持续蔓延之际仍强行遣返大批非法移民，加重了中美洲国家的疫情风险。美国这种将风险甩给其他国家的做法缺乏责任担当，凸显了其自私自利的单边主义立场。

美国政府严厉的惩罚性措施以及处理移民问题的单边主义不但无助于解决非法移民的根源问题，相反加深了墨西哥和美洲其他移民来源国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美国边境地区移民局势构成进一步冲击，并将非法移民问题拖进长期化的泥潭。

三、美国移民政策排外主义引发严重后果

在移民领域，美国实质上奉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中心”的白人至上主义，透过极端排外主义政策压制其他种族，侵犯移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暴露出所谓“美式人权”的虚伪性。美国各界围绕移民政策的严重分歧，加剧了社会内部分裂。

极端移民政策和排外主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仇恨犯罪愈演愈烈。《纽约时报》网站2019年8月5日报道，8月3日上午至4日凌晨，美国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和俄亥俄州代顿市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官方称，埃尔帕索枪击事件发生前，枪手在一份指责拉美移民“入侵”得克萨斯州的宣言中散布仇恨和种族主义言论。舆论认为，枪手的杀人动机与对移民的普遍敌意有关。英国《卫报》网站2019年8月27日报道称，白人至上主义者应当对2008年至2017年美国恐怖袭击中71%的人员死亡负有责任。

美国各界围绕移民政策的分歧严重，加剧了社会内部分裂。美国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围绕国会预算案拨款建造边境隔离墙问题长期僵持不下，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机构自2018年12月22日开始了长达35天的“停摆”，约80万联邦政府雇员被迫无薪工作或被强制休假，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美国多个州对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进行强烈批评。2019年8月26日，美国1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联合提起诉讼，反对联邦政府推出允许无限期关押非法移民家庭的新规定。

美国移民政策中充斥种族歧视，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融合进程。沃克斯新闻网2019年8月12日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对不能被同化的移民所持有的排外主义立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极端化程度，向民众传递的负面信息是：“如果你是棕色人种、黑人抑或是移民，你在这里不再受欢迎。”这将从根本上对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传统面貌构成挑战，对国家、社会福祉产生严重后果。

自英属北美殖民地及美国独立以来的四个多世纪中，外来移民为美国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带动科技交流和创新，并且塑造了美国民族多元化与文化结构的多样性。然而，当前美国政府一面高喊人权口号，一面却挥舞极端排外主义大棒排斥与歧视移民，这一行径不仅极具讽刺意味，也无疑罔顾美国的传统及现实。移民遭受严重歧视与残酷对待的现实彻底暴露了美国所谓“人权卫士”的伪善面目。

来源时间：2020/7/9 发布时间：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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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讲座：解析美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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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20

作者：中美印象来源：中美印象

Voting Your Pocketbook: Economics, Trade, and Business Implications for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ursday, July 16th, 2020

20:00-21:30 Beijing Time

【编者按：由美国中美教育基金举办的Live From Washington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免费讲座活动，主题是介绍和探讨美国即将到来的2020年总统选举。此次Voting Your Pocketbook 是活动的第二期，感兴趣的读者请点击下面链接注册。《中美印象》是此次活动的媒体战略合作伙伴。】
“Voting your pocketbook” is an American truism. However, given the unusual circumstances of 2020 with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causing the deepest dive in the global economy for a century, the outcome of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mains uncertain. Moreover, this is a collective disaster, as no country is exempt. The US GDP has declined as unemployment hit its highest rate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many businesses, shut down to slow the Coronavirus spread, are expected to declare bankruptcy. From Wall Street to Main Street, economists, business owners, and everyday Americans alike are unsure of what the future holds. What does this time of great economic uncertainty mean for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hina, for one, will be front and center in this election. The more the US economy weakens and upends Trump’s re-election odds, the more the finger pointing at China will increase. Trump has made his tough-on-China trade policy a centerpiece of his campaign and mounted “Beijing Biden” attack ads. Joe Biden has responded in kind, trying to out-hawk Trump on China. Biden attack ads slam Trump for failing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USCET’s secondLive From Washingtonelection series, co-sponsored by AmCham China,Voting Your Pocketbook: Economics, Trade, and Business Implications for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ll engage expert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pocketbook voting on US elections and explore what the state of the US economy, trade and business will mean for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Alan Beebe, President of AmCham China, will moderate the discussion and Ambassador Julia Chang Bloch, President of USCET, will make the introductory remarks

点击注册（免费）获取zoom信息：Click the link to register for the event and receive event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Zoom link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participation on July 16th, and we encourage you to forward this email to your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 all are welcome!

Amy Celico

Principal,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Amy Celico is a Principal of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ASG) and leads the firm’s China team. Ms. Celico draws on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having served at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Johns Hopkins SAIS Nanjing Center prior to joining the firm. Ms. Celico serve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and is a Senior Associate (non-resident) to the Simon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ob Davis

Senior Edit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ob Davis is a senior editor who covers economic issues, especially those that will play out in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He also continues to write about China for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here he was posted from 2011 to 2014, and recently co-authored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 In China he did his best to get out of Beijing and see China beyond the luxury stores and report on the changes that were remaking the country and global economy.

William Reinsch

Scholl Chai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illiam Reinsch holds the Scholl Chai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and is a senior adviser at Kelley, Drye & Warren LLP. Previously, he served for 15 years as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 where he led efforts in favor of open markets, in support of the Export-Import Bank and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gainst unilateral sanctions, among many issues. From 2001 to 2016, he concurrently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lan Beebe

President, AmCham China

Alan Beebe is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based in Beijing. He has more than 25 years of industry 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 experience in Asia. Mr. Beebe joined AmCham China from EY China, where he was Executive Director leading the company’s Cleantech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actices. As President of AmCham China, Mr. Beebe oversees all advocacy, programs, partnerships and insights provided by the Chamber to support the business growth of nearly 900 foreign corporations operating in China

来源时间：2020/7/9 发布时间：2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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