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IPP评论

报告作者：

Daniel Kliman，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高级研究员和亚太安全项目主任，他的研究专注于美国的对华战略以及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未来。在加入CNAS之前，他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担任亚洲一体化高级顾问。

Iskander Rehman，CNAS亚太安全项目的兼职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重点是亚洲防务问题、大战略和应用历史。

Kristine Lee，CNAS亚太安全项目的副研究员。

Joshua Fitt，CNAS亚太安全项目的研究助理。

本报告探讨了不断变化的中印军事平衡，不仅关注国防支出和综合能力，还关注诸如作战概念、地形、作战经验和军事部署等因素。本评估认为，随着中国加快建设实控线附近的基础设施，印度在喜马拉雅边境线的优势正在逐渐削弱。

中印前线军事评估

衡量和比较军事能力并非易事。对军队规模、国防预算和整体现代化水平的比较，被证明是有用的，但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出发点，而不是一个严格的分析模式。的确，仅仅依靠这些简单的指标就表明印度没有能力在军事上挑战中国并不严谨。目前，中国在2019年的国防预算是印度的5倍多，人民解放军在装备数量上相对印度军队拥有绝对优势;在第四代和第五代战斗机、柴油发动机潜艇、轻型火箭炮等装备领域，中国的优势都是明显的。尽管中国军队实施了一系列裁军改革，但拥有近160万现役部队的人民解放军地面部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印度军队目前有120万人。

这种基本的测量方式无法准确反映情况。正如马歇尔将军曾经指出的，“各种军事力量的列表……回避了评估军事力量的问题，它没有说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实际军事能力。”所有学习安全和军事的学生都很清楚，装备数量很重要，但组织、理论和作战概念以及局部相关问题也很重要，实战经验也是如此，它是战术适应、创新和改革的动力。印度是实战经验更丰富的一方，从1999年的印巴卡吉尔冲突到越界炮击、特种部队突袭和空中冲突，印度近年来经历了一系列低强度冲突，这些冲突现在似乎已经成为印巴敌对的普遍特征。

另一方面，自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经历过实战考验。印度军队还定期与世界上最强大、作战经验最丰富的美国军队进行越来越复杂的联合演习，从而为提高作战能力提供了额外的机会。西方部队对印度军队的战术创造力和高度适应性表达了钦佩。中国除了与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军事演习外，实战训练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

印度和中国都在多重威胁环境中运作。对于中国来说，印度仍然只是一个次要威胁因素，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和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对抗美国和盟国在第一岛链(从日本延伸到中国台湾和菲律宾)内的力量投射;印度仍在努力应对一系列国内叛乱、巴基斯坦核威胁和代理人战争带来的诸多挑战。一旦发生冲突，德里和北京都不能完全动用它们的全部力量。

喜马拉雅边境线脆弱的和平

中印边境线绵延4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有争议边界线。几十年来，中印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其边界划界问题缺乏共识。自1967年的一场血腥小冲突以来，两国虽然一直避免了直接的武装冲突，但始终是极不稳定的和平，两国军队时常发生摩擦。虽然中印关系稳步实现正常化，签署了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举行了22轮边界谈判，但中印领土争端的持久解决依然遥遥无期。中国和印度的边境巡逻队之间仍然经常经历充满矛盾的遭遇。2017年的洞朗危机发生在印度、不丹和中国的三国交界地区，由此引发的对峙导致两国部队的大规模集结。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持续了73天后的对峙才慢慢结束。这一事件清楚地提醒人们，中印边境的稳定是脆弱的。

简单比较一下中印两军在喜马拉雅山边界的部署就可以看出，无论是驻扎在实控线附近的地面部队数量，还是前线部署的空军，印度在局部军事力量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这种数量上的不对称可以部分归因于两国领土防御态势的历史变化。印度在各个山口和山谷一带驻扎了大量的军队和准军事部队，中国根据其边境防御理论，将大部分常规部队驻扎在内地，在发生冲突时突击前进。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系列事态发展正在持续削弱印度的军事优势。首先，中国在西藏各地的基础设施建带来诸多影响，包括铺设数千公里的光缆，建设终端卫星站、高速公路和高铁。尤其是中国高铁的稳步延伸特别引起了印度的关注。事实上，从成都到拉萨的高铁，以及计划中的从日喀则到亚东的铁路线，使解放军能够在宽度和广度上实现其“跨战区机动”的作战理念。一旦发生冲突，北京可以在青藏高原上实现快速的横向调动，将解放军从西线转移到东线，同时从内地快速运送几个师的增援部队。但印度军队仍然受制于其边境一侧地形的崎岖不平，这对战区内的流畅部署构成了重大障碍。

正如一位印度国家安全高级官员所言：“中国人可以从青藏高原的快速移动中获益，而印度的作战构想则是根据喜马拉雅山的地形特点制定的，该地区主要由一系列垂直划定的山谷组成，几乎就像手的手指一样。”不过，印度军队从一个“手指”转移到另一个“手指”面临着后勤补给困难。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关键地理节点，印度用数千上万的部队进行物理“堵截”，可以让印度避免因增援延误而再次屈服于中国的风险。问题是，考虑到实控线附近不断变化的安全平衡，这种人力密集型的领土防御方法是否仍然是最有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

其次，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也有利于中国的军事阵地——特别是在西线——直接俯瞰印度的边境前哨，这使得解放军在监视、火炮和导弹方面具有优势。更广泛地讲，印度越来越担心他们的空军基地在解放军炮火和导弹打击面前不堪一击。印度军队对几条狭窄的交通干线——无论是蜿蜒的山路还是摇摇欲坠的桥梁——过度依赖，一旦发生冲突，这些交通干线可能会突然被精确制导导弹切断，或者被特种部队破坏。同时，北京在网络战和电子战方面的快速发展是印度的另一个焦虑。

前线的严酷地理环境

漫长的中印边境包括一些世界上最严酷的地理环境。西部的阿克赛钦荒芜的荒地，冬季气温可降至零下50摄氏度;东部的藏南地区茂密的水涝森林，年降雨量经常为世界之最。这种极端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几乎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每一个方面。在青藏高原等缺氧的高海拔地区，飞机的有效载荷能力有限，喷气式发动机点火时间较长，气压较低导致航空弹药的飞行轨迹变化很大。同时，极寒会损坏直升机旋翼，造成润滑油结冻、炮膛开裂。

在雨水充沛的东线，季风季节经常出现大洪水、低能见度和山体滑坡。崎岖不平的地形褶皱会使部队更容易躲避雷达和空中侦察，回声会降低声测距火炮定位系统的性能。即使是体能处于巅峰状态的士兵，也需要长达十天的时间来适应高海拔地区，5400米以上的高原则根本无法适应。缺乏适当的身体准备往往会造成致命的后果。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印度军队调动时没有进行必要的渐进式爬升，高空肺水肿造成的伤亡比中方火力造成的伤亡还要多。同样，在喀喇昆仑东部海拔1.8万英尺的世界最高战场——锡亚琴冰川上，因冻伤和雪崩而死亡的印巴两军士兵比实际战斗死亡的更多。

在这种恶劣条件下规划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不仅需要严格的体能准备，如印军在克什米尔的高原作战学校进行体能准备，还需要进行战术创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努力提高其战斗机喷气发动机在高海拔地区的性能，同时在西藏自治区建立了一些富氧高压舱，以使任何后续增援部队都能够更好适应高海拔常规训练对身体的严酷考验。印度考虑将混合动力军用车辆部署到高原，以抵消传统内燃机在极寒高海拔地区的脆弱性。

在空军方面，印度的情况稍好一点。2013年，印度将一架C-130J“超级大力神”飞机降落在拉达克的世界最高机场。最近，印度实现了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自主研发的轻型通用直升机降落在6000米高原。中国在西藏的空军基地相对较少，战斗机在极高海拔地区作战在燃料和有效载荷能力方面都受到严重的限制。尽管如此，印度在这一领域的长期优势也可能面临消散的风险。

此外，两国国防管理部门的某些关键性差异会对作战行动的结果产生显著影响。2016年初，中国进行了一次重大军事区划调整，将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合并为西部战区。中国新时代的国防改革还进一步提升了对“非接触”行动的重视——通过创建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将太空战、网络战和电子战能力整合在一起。中国最主要的准军事力量——武警，已被置于中央军委的唯一指挥之下，日益强大和装备精良的武警部队大量驻扎在中国西部——有望在中印冲突时，在支持解放军作战行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边界的印度一侧，实控线的防务被划分给几个战区的陆军、准军事部队和空军。由于某些准军事部队的控制和任务分配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偶尔会蔓延到公共领域，印度陆军军官抱怨说，准军事部队和陆军部队在关键的边境地区以不同的指挥系统共同驻扎，产生了“部队内部摩擦”和“紧急情况下的混乱”等风险。一位退役的印度陆军军官指出，“中国在边界线的指挥系统更加顺畅、更加一体化。在冲突开始阶段，中国对印度具有潜在的指挥优势。”

在喜马拉雅高原，印度政府在实际控制线一侧实施了庞大的公路和铁路建设计划，同时不但在拉达克至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的各个高原集结点扩建机场，还建造或整修一些前沿着陆场。印度空军将这一长期建设计划视为未来联合战役的关键。印军一位发言人在2013年8月指出，机场现代化计划将 "更好地满足我们陆军的需求，因为陆军在高海拔和荒凉地区严重依赖空中交通"。事实上，过去几年的情况证明，在攻击直升机作战控制权归属问题上，印度陆军和空军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但总体上印度陆军和空军间的关系近年来得到了改善，印度陆军似乎最终占据了上风，陆军建设了一支由10个直升机攻击中队共100多个飞行平台组成的强大陆军航空兵部队。

有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越来越重视空中突击，印度陆军的野心是要模仿美国陆军打造自己的陆航部队，包括重型运输机、侦察机和攻击直升机。这些构建打击力量的努力是印军重新强调发展专门针对喜马拉雅战区空降攻击能力的一部分。新德里最近已着手购买“阿帕奇”和“支奴干”攻击直升机，这两种直升机都已在中印边境的高空简易机场成功试降。印度的新型“阿帕奇”中队将专门用在印度与中国的东北边境，为孤立的印度军队提供关键的快速火力支援。“支奴干”既可以空运155毫米榴弹炮，也可以空运轻型山炮。此外，印度还购买了C-130和C-17“环球霸王”等重型军用运输机。

印度空军司令达诺阿元帅最近在评价“支奴干”的能力时指出，"将重型装备转移并使部队从高海拔地区迅速适应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如果敌人在任何山谷中出其不意地袭击我军，我们可以立即将部队转移过去投入战斗。这架直升机让我们的全天候作战能力得到了加强。高空的博弈将更多地与中国，而非与巴基斯坦博弈”。

同时，印度还加大了对一系列监视技术的投资力度——从高空微型无人驾驶飞行器(UAVs)到雷达载具、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和雷达成像卫星，这使其武装部队能够更密切地关注中国部队的秘密行动以及沿实际控制线的道路和掩体发展情况。

印度的忧虑

印度对中国日益强大的陆基侦察打击综合体系感到担忧，尤其是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导弹和火箭弹库存感到担忧，因此印军更加重视加强基础设施抗打击能力、基地复原力。印度国防部已经批准在实际控制线沿线建设加固的弹药储存库和飞机掩体，以及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和一些山谷深处开发一个庞大的地下隧道和铁路网络。当这些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最终完成时，大量的印度部队将能够在某些关键的次战区内更自由行动，而不必担心在冲突开始阶段就被精确火力打成残废或行动受阻。

印度空军飞行员现在也与台军飞行员一样在公路上练习紧急降落，以便在跑道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保持起降能力。最近，印度政府以安全为由，悄悄向中印边境近500个偏僻村庄的私营电信公司施压，要求它们将数字电话终端服务从商业卫星迁移到印度自主研发的军用卫星上。最后，印度空军在经历了多年的预算吃紧后，试图通过加大对先进防空系统的投资力度来缓解其在实际控制线的军事劣势。目前从俄罗斯采购的五套自行式S-400地对空导弹系统就是一个例子，第一套系统计划于2020年秋季运抵印度。

尽管如此高调的采购可能会对美印防务关系产生潜在的破坏，美国可能会根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对印度实施制裁，但采购S-400仍然被视为 "高度优先"的需求，因为这将大大改变印度空军态势。事实上，S-400的入役不仅被视为一种非常划算的的防空策略，更是被视为解放印度日益减少的多用途战斗机，允许它们将重点放在空对地而非防御性防空任务上的关键因素。

在过去十年中，印度地面部队更加重视对峙时打击对手的能力，印军在印度有争议的北部外围部署了两个火箭炮团和几个布拉莫斯导弹团，优化了其在山地的精确打击。印度陆军特种部队和前线步兵现在部署了多个无人机分队，这大大增强了他们进行视线外侦察和引导精确打击的能力。印度陆军还将越来越多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前移部署到实际控制线沿线少数几个地形适合机动作战的地区(拉达克和锡金北部)，并制订了作战计划。根据印军的作战计划，机械化部队需要在战时推进到西藏腹地深处，以占领铁路和公路为目标，以防止中国迅速投入更多兵力。

这种作战计划还会得到其他特种作战行动的支援，印度特种部队的能力越来越强、数量越来越多，传说中还有一支特殊的边境部队，该特种部队由藏族和山地部落人员组成，直接由印度的对外情报机构“研究分析局”领导。

除了新成立的国防空间局外，印军还新成立了一系列三军司令部，其中包括一个武装部队特种作战司和一个国防网络局。这三个司令部都将从不同军种抽调合格人员，并通过综合防务参谋部听命于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他们联合司令部的领导层将在印度各武装力量之间仔细分配。这些措施是印军推动更大程度上机构整合和行动联合计划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莫迪政府最近宣布设立总参谋长一职，该消息让印度防务分析师们感到震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印度军方数十年来对改革的抗拒，习惯了停滞不前的进展。在行动层面，印度军方近年来已将大规模的三军演习常规化，这些演习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印度与其外国军事伙伴的双边防务合作中。

印度国防改革的困境

虽然前面我们列举的改革措施和努力方向似乎是正确的，但考虑到中国快速的军事进步，印度国防改革的速度、规模和范围仍然不够。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印度的国防管理、采购和购置流程仍然是繁琐而低效的。除此之外，一些更宏观的战略考虑，如印度在优先发展国内国防工业和快速组建现代化部队之间的摇摆不定也让问题更加严重。这清楚地反映在印度无法调和国防生产自给自足的需要和保持对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的矛盾上。尽管印度在平台搭建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努力非常具有战略意义，但它们仍然遇到严重的拖延。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自独立以来几代的印度国防规划者们。

在印度政府计划要建造的61条战略要道中，真正只有28条建设完毕。类似的拖延也阻碍了印度空军强化和发展其基地的努力，阻碍了隧道和弹药库的建设和边境铁路扩建项目。尽管印度战略家们愈发意识到中国对网络和电子战的重视，尽管印度民间拥有大量技术人才，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印度部队在这些领域缩小了与解放军的差距。同时，印度的反空间能力，特别是在非动能领域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其特种部队仍然主要集中在反恐和反叛乱方面，而不是在实际控制线沿线的高强度战役中。印度如何在关键战区协调常规部队和准军事部队?目前他们还没有一个持久解决方案。同时，印度的高级指挥系统尤其是在喜马拉雅山边境的指挥系统仍然比中国更加散乱。

尽管莫迪政府的一连串国防改革无疑是有希望的，但这些改革是否能持久地改变印度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在决策的流动性和跨军种整合方面产生必要的效果，目前还没有定论。首任国防参谋长是否会真正得到授权以及这一角色是否具备促进三军联合的能力，还有待观察。

然而，加强印度对华防御态势的最大障碍仍然是预算。在2018—2019年，印度的国防预算仅占GDP的1.49%，大多数观察家都表示，为了实现印军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目标，新德里需要将GDP的大约3%投入到国防事业。建立一支新7万至9万兵力的山地打击师以提高印度陆军力量的计划都遭遇了预算限制。

尽管最近印军一连串高调的公开声明和内部评估要求印度武装部队缩编，并围绕旅级规模的综合战斗群进行架构调整，但印度的地面部队(包括常规部队和准军事部队)规模将继续膨胀。同时，军饷和养老金的激增意味着即使是看似拥有特权的印度陆军现在也不得不将绝大部分预算用于人员费用。2019年印军的人员费用占预算的77%，而2005—2006年仅为为56%。

来源时间：2020/7/1   发布时间：2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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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智  来源：中美印象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关于疫情是否会、将如何导致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讨论纷至沓来。其中，有三种观点尤其引入注目：一是“去全球化”，认为疫情将加剧全球化趋势的逆转甚至终结；二是“去美国化”，认为疫情将导致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三是“去中国化”与“阵营化”，认为疫情将加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与中国“脱钩”，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分为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笔者认为：“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这三种观点都有夸大倾向，“去美国化”的观点尤其误判形势；但全球化在近期内转向有限“去中国化”（“阵营化”）的可能性的确较大，中长期内如何发展则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

【说明】本文是作者在2020年5-6月份就“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这一主题在《FT中文网》与《联合早报》发表的四篇评论的合集。这四篇评论在“中美印象网”也已经先后发布（分别对应于本文的第一、二、三、四部分）：

（1）点击链接：“去全球化”言过其实

（2）点击链接：疫情会冲击美国领导地位吗？

（3）点击链接：疫情会加剧中西脱钩与阵营化吗？

（4）点击链接：全球化未来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

今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始发地中国得到控制，但却在全球特别是欧洲与美国加速蔓延，何时能够得到完全控制尚不明朗。市场普遍预期，此次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在逼近1929年的大萧条。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关于疫情是否会、将如何导致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讨论纷至沓来。

其中，有三种观点尤其引入注目：一是“去全球化”，认为疫情将加剧全球化趋势的逆转甚至终结；二是“去美国化”，认为疫情将导致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三是“去中国化”与“阵营化”，认为疫情将加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与中国“脱钩”，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分为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

笔者认为：“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这三种观点都有夸大倾向，“去美国化”的观点尤其误判形势；但全球化在近期内转向有限“去中国化”（“阵营化”）的可能性的确较大，中长期内如何发展则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

一、“去全球化”的观点有显著夸大倾向

（一）“去全球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

“全球化”是指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全球化，大致有三个阶段：一是1846-1914年国际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二是二战结束至19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内部国际贸易与投资大发展，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内部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并存时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而是阵营化；三是1980年代至今，中国、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相继进行经济转型，加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而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为主要特征。

“去全球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是：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各国纷纷开始为阻止境外疫情流入而开始“闭关锁国”，并重新考虑原有的产业链全球布局；多个发达国家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要大力降低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性，强化本国经济的“自主”性；部分国家还可能因疫情后的纠纷，撤回在对方的企业；因此，最近几年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会加剧，甚至会导致本轮全球化的终结。这种观点在网络上比较普遍，代表性人物有在法国任教的华裔学者张伦教授等。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有显著的夸大倾向。

（二）疫情导致的“闭关锁国”只是短期现象

疫情是一种自然灾害，尽管其中有很大的人祸因素。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主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能为本国国民带来巨大福祉的基本认知。在疫情结束之后，各国之间对于人员旅行的管控、对于防疫物资的临时出口限制，都会自然放开；其它各种受疫情影响的贸易与投资往来，也会得到恢复甚至强劲反弹。

（三）疫情导致的产业链区域重组只是有限的、结构性的

首先，疫情后很多国家可能的确会鼓励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部分产业的部分企业从国外迁回国内，但这方面的行业数量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是极为有限的。而且，世界主要经济体绝大部分是市场经济体，企业会从自身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其生产布局；各国政府不可能强制所有海外企业进行不符合其利益的转换，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补偿来帮助其进行转换。

其次，即使是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产业，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也不会强制或鼓励所有海外相关企业都迁回国内。政府更理智的选择是，在类似于疫情这样的危机发生后，通过实施紧急状态，命令国内相关企业在短期内转产生产必要产品，如同美国此次疫情中的做法一样。而这些产品并非是高技术产品，不难生产。政府不必要为了防范危机，而将危机期间的一些做法常态化，强制或鼓励相关企业只在国内生产、不在国外布局。

再次，部分国家的政府，基于疫情后与它国之间的纠纷，的确可能会采取措施，强制或鼓励本国在对方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产业）迁出，以防止可能的风险。这种情况会主要发生在疫情首发国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笔者也认可这种可能性，下文“去中国化”、“阵营化”部分将详细讨论这一问题），而非在所有国家之间，因而是有限的。而这些企业也不一定是迁回本国，而可能迁往其它国家。后者属于全球化的区域结构性调整，而非全球化的逆转。

如前所述，1980年代以来的“本轮全球化”，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加入全球化阵营，而后者的全球化参与，并不会受到此次疫情的根本影响。因此，即使像张伦教授那样，将“疫情导致逆全球化乃至全球化终结”这一判断，严格限定在“本轮全球化”的范围内，也有夸大倾向。

（四）过去几年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本身就有夸大倾向

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并非始于本次疫情，而是过去几年来就已普遍存在。它主要是指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与世界各国之间频繁爆发贸易纠纷，包括与其众多盟友以及中国之间。但这种观点本身有夸大倾向。

首先，美国挑起贸易纠纷的目的，并不是实施贸易保护、逆全球化，而是如特朗普自己所宣称的，认为原有的贸易格局对美国不平等（美国在二战后对其它国家的开放程度一直高于它国对美国的开放程度），因而要通过关税等贸易保护大棒，迫使其它国家对美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目标，最终实现各方的平等开放与全球化。

其次，从贸易纠纷的结果看，美国与除了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政策威胁或短暂的贸易战，最后都基本和平解决了，而且的确促进了其它国家开放程度的提高，而美国的开放程度也没有降低。从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看，这些贸易纠纷推动了全球化水平的提高。

再次，尽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纠纷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双方还保留了较多的高关税，但也已经通过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国的开放程度。而与中国贸易纠纷导致的双方与其它国家贸易与投资往来的加强，也属于上面提到的全球化的区域结构性调整，而非“逆全球化”（下文“去中国化”与“阵营化”部分将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二、“去美国化”的观点属于误判形势

（一）“去美国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

“去美国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是：美国在此次疫情中应对不力，不仅没有在世界上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反而成为受疫情冲击最厉害的国家，其威信与实力都受到巨大冲击，疫情后的世界领导力会受到极大削弱，甚至可能开始逐步让位于抗疫效果良好、并已经开始对外提供帮助的中国。

这种观点，以美国《外交》杂志前不久发表的坎贝尔与多西的文章为代表；当然，该文并未做这种断言，只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及其发生的一些条件。但这种观点在网络上受到部分中国民众的追捧。一些民众甚至完全忽略了原文提出的前提条件，认为这一趋势必然发生。笔者认为，这种判断完全是误判形势。

（二）美国的应对失策是政府问题而非体制问题

美国此次成为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特朗普政府的应对失策，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媒体特别是《华盛顿邮报》的长篇报道，反对派的众多批评，以及众多学者（包括张伦教授）的访谈，对此都有详细分析，包括：粗心大意，低估了病毒的传染性与危害；只关注了对中国的正面防控，而没有注意防范从欧洲转输的疫情，“马奇诺防线”从后方被攻破；过分关注政治争斗，将疫情警报指责为反对派的政治操作；等等。此外，民众的大意与不配合，也是政府应对失策之外的重要因素。

但是，美国政府的应对失策问题，属于特朗普政府的认识问题与工作失误，而不能归结为美国体制的失败。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教授也指出了这一点。相反地，美国体制的强大之处之一，就在于其及时的纠错能力。现在，疫情已经引起美国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紧急状态已经被启动，各项战疫措施快速到位，包括加强病毒感染的检测与隔离、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加紧防控物资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加上美国强大的医疗科技实力，战胜疫情是迟早的事情。

对比起来看，中国疫情早期失控的根源 –对信息的刻意隐瞒与对医生言论的打压，则带有鲜明的“维稳”考量与体制色彩。笔者在《中国应改变“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体制》（《联合早报》，2020年3月17日）对此有详细分析。而中国官方对李文亮医生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以及在疫情期间仍然加强言论管控的一些做法，说明其体制顽疾并未得到应有反思与改变。

（三）美国的领导威信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削弱

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通过其自身以及与盟友的联合行为，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强有力领导地位而实现。在包括气候变化、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领域，美国尽管也扮演重要角色，但其领导色彩比在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本来就要弱很多，在相关国际组织中的领导作用也要弱很多。

特别是，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与世界卫生组织特殊是其总干事谭德塞的表现密切相关。现在，国际社会很多国家（包括但不限于西方发达国家），都认为世界卫生组织与谭德塞对疫情反映迟缓，迟迟不宣布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宣布后又声言不建议（甚至反对）对中国实行旅行管控，对疫情在欧洲的蔓延并最终冲击美国，负有很大责任。

国际社会已有超过百万人联署督促谭德塞下台。近日特朗普更与谭德塞隔空交火，美国参议院领袖更是声明将谭德塞的去职与美国对世卫组织的拨款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认为世卫组织与谭德塞的问题，在于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甚至将其与中国对世卫组织、对谭德塞本人祖国埃塞俄比亚的援助联系在了一起。美国更声言将对世卫组织与谭德塞个人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展开调查。

所有这些，叠加中国官方有关部门在疫情初期的表现，都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受到重创，并抵消疫情对美国领导威信的不利影响，甚至会使美国的领导威信会得到相对增强，对世卫组织的影响力得到提高。

（四）美国的领导实力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削弱

目前，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尚不能准确评估。但如前所述，这次疫情是一次自然灾害，而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1929年大萧条那样由其经济系统自身的问题带来的。美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而且自身经济基础好、科技实力强大。即使本次疫情给其带来的短期影响超过前面两次危机，其对经济的长远影响也应该没有1929年大萧条那么大。

即使是前两次那样由经济系统自身问题带来、发端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危机，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领导实力。而且，此次疫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比较均匀；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主要经济体与美国的经济实力的差距本来就较大。因此，本次疫情危机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领导实力。

综上所述，那种基于美国抗疫的一时失策，以及中国后期抗疫的有效，认为此次疫情将会导致美国领导地位下降、甚至会导致“去美国化”的观点，以及认为中国将借此机会取代美国领导地位、或者相对于美国的领导力会上升的观点，属于典型的误判形势。下文“去中国化”与“阵营化”部分将进一步探讨后一种观点的错误。

三、有限“去中国化”与“阵营化”的近期可能性的确较大

（一）“去中国化”与“阵营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

“去中国化”与“阵营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如下。

在很多国家看来：此次新冠疫情由中国发端（尽管病毒来源尚不清楚），且中国有关部门在疫情早期隐瞒信息、打压“吹哨人”，错失疫情控制最佳时期，导致疫情大爆发，并迅速向世界外溢；同时通过影响世卫组织，对外发出错误信号，影响了世界各国疫情防控。因此，疫情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怨气上升。已有很多国家相关机构对中国提出索赔诉求。疫情结束后，围绕索赔问题引起的中外摩擦会迅速上升，并可能导致中国与部分国家出现“脱钩”风险。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美欧日发达国家，会认为中国以政府掌控为核心特色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仅对全球政治与经济构成威胁，更会对全球民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它们会基于“国家与国民安全”的考虑，加速中美贸易战以来与中国经济的“脱钩”步伐，形成排斥中国（“去中国化”）、以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为阵营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不得不联合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这些国家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这样，世界就会形成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政治、经济阵营（集团）。“全球化”将会演变为“阵营化”与“集团化”，或者说是两大阵营（集团）内部的全球化，类似于二战后东西方阵营各自为阵的状态，或称“冷战2.0版”。

上述可能性，以中国著名财经平台“格隆汇”最早提出疫情可能导致“怨情坑”与“去中国化”为开端，然后由部分学者与评论人士发展为“阵营化”。实际上，中国官方乃至高层也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中国著名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最近发表评论，认为疫情结束后中国可能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最近的讲话中也提到，中国要做好在较长时间内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准备。

笔者认为：“去中国化”与“阵营化”的观点及其依据与逻辑，有一定的道理，近期内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也有夸大倾向；更现实的一种可能性，是出现有限的“去中国化”与“阵营化”。在这方面，笔者的看法，与美国华裔学者文贯中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的看法比较接近，下面展开具体论述。

（二）“去中国化”的近期可能性与有限性

1.可能性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矛盾由来已久，核心是中国实行并坚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与美欧日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存在深层冲突。这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的源头，也是美欧日三方针对中国经济的“非市场导向”发表七次联合声明的原因。

在近期内，看不到中国有改变这种经济发展体制的强烈意愿，因为其中牵涉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考量。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政治与外交方面的变化，明显不符合西方的期待，美国高官已多次对此进行明确宣示。这两方面，都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然考量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将经济上的“国家安全性”放在重要位置，促进双方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钩”。

这样的“脱钩”进程，在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期间即已开始。疫情，只是从两方面加剧了西方的“脱钩”意图：一是疫情初期的中方表现，使西方加剧了对中国体制的排斥程度，认为其对西方的“威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卫生健康层面，因此“脱钩”有助于维护其“国家政治与经济安全”，甚至“国民生命健康安全”；二是中西方由于疫情责任问题产生争端，疫情后围绕索赔问题可能产生纠纷，使得“脱钩”有助于维护其“财产安全”。

因此，疫情几乎必然加剧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大与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的“脱钩”。疫情期间，美国就已经加大了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打压的力度，禁止使用美国芯片的外国企业将芯片卖给华为，并计划取消中国电信在美业务许可。二是加大与中国医疗产业的“脱钩”，鼓励美国相关企业迁回本土或其它国家。三是加大与中国其它产业的“脱钩”。最近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建议，对美国企业迁出中国的相关成本从税收方面给予支持。疫情结束后，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将进一步加剧。

值得关注的是，不仅西方发达国家，而且部分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等），也有不少机构与政治人物，就疫情对中国提出索赔诉求。而一些非洲国家也提出中国应该减免其债务，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索赔。最近一些非洲国家，因在华非洲人在中国疫情期间遇到的一些问题，与中国产生外交纠纷。这些矛盾将来是否会导致双方经济关系受损，并进而产生一定的“脱钩”风险，也值得注意。

2.有限性

自从中国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生产分工、跨国资源配置与国际贸易等多种形式，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目前阶段，中国的很多优势，特别是产业链齐全的优势，暂时还不能被其它发展中国家完全取代。而西方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对中国更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西方与中国完全脱钩，既不符合西方的利益，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西方可能做的，而且会做的，是在一些关系军事、政治与民生安全的行业与中国有限、局部脱钩。这些领域，与高新技术是交叉、但非等价关系。这种脱钩，其实是中方不希望看到，但又无可奈何、无法阻止的。在其它的一般领域，双方，至少是西方企业，都有意愿继续维持合作关系。即使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其企业从中国撤出，并为其承担部分费用，也会有不少企业会选择留在中国。

至于因疫情与中国产生龌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因矛盾恶化而产生经济纠纷，其“脱钩”的规模更会是有限的，特别是由于很多国家还依赖于中国的援助。估计中国可能会以某些方面的安抚措施予以化解。

应该说明，“脱钩”有限性的判断是基于中西方关系的现状。但任何现状都是可以改变的。未来中西方的“脱钩”是否会从局部、有限性向全面转化？这取决于中西方政治关系的演变。如果双方政治关系极端恶化，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这里的关键是，中方相对于西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弱，而主要来自于廉价劳动力、资源、低技术加工等方面，这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可以逐步替代的；而西方相对于中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强，是其它国家难以替代的。

基于此，如果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西方更有能力与中方“脱钩”。正因为如此，在舆论场上，西方国家内部敢于公开提出“脱钩”主张；而中国政府官员的表态，以及官方主导的舆论，却总是极力反对与指责“脱钩”。这实际是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

（三）“阵营化”的近期可能性与有限性

1.可能性

首先，从西方角度看。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是牢固的同盟关系，而且在经济体制上都坚持自由市场体制，高度趋同。这两方面，都与中国存在巨大区别。这也就是虽然它们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但在对待中国时却总是高度一致的原因。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已经试图拉拢其盟友，围堵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取得了众多盟友的支持，已经俨然形成同盟。此前，英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但此次疫情重创英国等众多西方国家之后，这些国家很可能改变态度，更加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对华为与其它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同一立场。

其次，从中国角度看。其主观意愿是极其不情愿与西方形成敌对阵营的。但由于其坚持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并且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由此必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围堵。在这种背景下，其必然的政策选择，就是不断强化自己前些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加强与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另一个经贸阵营。

2.有限性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与中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在近期内不会完全消失。双方的脱钩是有限、局部的，而非全局性的。也就是说，西方阵营中的成员，与中方不会断绝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近期内中国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对抗或隔绝的政治或经济阵营。

首先，旧冷战结束后，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与西方基本融合。目前，世界上与中国政经体制高度一致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尽管俄罗斯一直与西方关系不和睦，但其政经体制更接近西方而非中国。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本质上是策略上的抱团取暖，而非建立在价值观与体制之上的同盟关系（即使前苏联与中国体制一致时，两者的同盟关系也是短暂的）。而且，其经济实力已经一落千丈，根本不足与中国形成强大的经济同盟。

其次，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与组织，如“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组织等，其成员国很多都是西方的盟友（如中亚国家、印度、巴西），或者是中立国家。即使它们强化与中方的经济合作，也不可能因此疏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尤其是经贸往来，而且，如前所述，这些组织中的很多国家，已经因疫情与中国发生了矛盾与分歧。

再次，如果中国与西方阵营发生严重经济冲突与对抗，而导致中国的经济盟友不得不选边站，无论从价值观还是利益上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站在西方阵营，除非中国提供异乎寻常的经济援助。但一旦中国走上与整个西方对抗的道路，其出口换汇能力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对外援助能力的持久性会受到严重考验。

总之，“阵营化”的有限性，既体现在西方阵营与中国脱钩的有限性，也体现在中方阵营内部成员与西方阵营的紧密联系，而且阵营自身是不稳固的。旧冷战时期那样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的隔绝甚至对抗，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不可能，在经济方面也不可能。

四、“全球化”的中长期发展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决定“全球化”未来走向的核心因素

从中长期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全球化”的未来命运如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大势进行预测，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由于，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太多，既有客观、外部因素，也有主观、内部因素。

笔者认为：决定中国是否能继续融入全球化的关键与核心因素，不是中国的客观外部因素 –外部世界有意愿接纳中国、并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承担更大领导责任的方式有一定期待，而是中国的主观内部因素，即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以何种方式融入国际社会并承担更大领导责任。

笔者同时认为：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不仅将直接决定中国是否继续融入全球化，也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具备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潜质，以及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是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存在巨大体制差异性的唯一经济体，因而其选择将直接决定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之所以说外部世界有意愿接纳中国，是因为过去七十年特别是最近四十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外部世界的接纳，也是伴随着期待的。不同国家，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承担更大领导责任的方式，肯定有着不同的期待。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主要是三方面：一是经济运行方式更加市场化，二是社会管治方式更加开放化，三是对外交往更多地奉行国际主流价值观。

上述第三个方面（外交），实际上是前两个方面（内政）的延伸。不少人认为，一国的内政与外交，应该严格分开。但实际上，一国内政与外交是密不可分的：外交既是内政的延伸，也会反过来影响内政。这既是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常识，也是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写照。

国际主流社会的这些期待，在1970年代末中美建交时，虽然没有明显表露出来，但与中国当时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与邓小平当时对美国与日本的划时代访问，是“不谋而合”的。1990年代末与200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则公开表达了这些期待。

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国际主流社会的意愿、期待与中国自身的意愿、选择相互磨合的进程。两方面磨合得越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整体关系就越融洽，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就越顺畅。反之亦然。

在中美关系遭遇严重挫折的2018年，面对中国社会质疑“美国打压中国崛起”的声音，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其它美国官员，一再重申美国不反对中国崛起，而是希望中国朝着它期待的方向崛起。其言下之意非常明确：美国当前对中国的一些打压，是由于中国的发展方向不符合它的期待。

中国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之后，中国官民双方对于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过去四十年成就的核心来源、下一步该怎么走，到底应该具备怎样的认知？

如果中国认为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是正确的，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绩是积极借鉴国际主流社会通行做法、改革自己的原有弊端带来的，那么下一步的路径选择，就是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实现自己的繁荣与富强，并按照国际主流社会期待的方式，承担更大的国际领导责任。

相反地，如果中国认为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甚至国际主流社会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都是不合理的，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绩来自于坚持自己的一些特殊做法、并巧妙利用了外部资源，那么下一步的路径选择就是坚持自己的特殊做法，甚至利用过去四十年逐步积累的实力，将自己的一些特殊做法推广到外部世界，挑战并改变自己认为不合理的现有国际秩序，争取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承担更大的国际领导责任。

以上两种不同的认知与路径选择，在中国官方与民间，都有广泛的基础。哪一种认知、哪一种路径选择，是方向正确并现实可行的，会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融洽，会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承担更大的领导责任，会更加有利于中国自身与全世界呢？过去两年的中国外交与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已经为国人提出了这个严肃的问题。而此次的新冠疫情，只不过是再次将这个问题，以更加紧迫的方式，提到了国人面前。

中国怎么走？全球化何去何从？不是取决于世界，而是取决于中国。球，在中国这一方。

（二）从中长期看“全球化”进程一定会重回正常轨道

笔者希望并相信，在中长期范围内，中国会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克服近期的有限“去中国化”、“阵营化”倾向，促使中国重新融入全球化进程，推动“全球化”重回原来的正常轨道。这一判断的基本依据，既在于“全球化”自身的内在合理性，更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发展方向的不可逆性，以及自我调节能力的提升。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不仅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众生活水平的飞跃式提高，也解放了中国社会的思想，促进了社会认识水平的提升。四十年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带来的中国发展进步的大方向、大趋势，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尽管阻碍这种发展大势的因素不少，但推动这种大势、制约各种阻碍因素的内部、外部力量依然非常强大，一定会共同推动中国最终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的战略选择不正确，一定会带来经济的恶化与社会的不稳定，而政府不能承受这种情况的无限发展，必须采取措施进行调节，使发展大势回到正确轨道。典型事实至少包括以下两个：一是前几年某些方面的发展变化导致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困难，最终导致国家领导层分别在2018年与2019年底重申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并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二是中美贸易谈判虽然历经波折，但最后还是以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而暂时止损。

总之，从中长期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会发生根本动摇，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根本逆转，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根本逆转。这一过程可能会因一时的因素而受到阻碍，但终究会雨过天晴，回到正确的轨道。

文贯中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一种担忧：如果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持续恶化，会错过现代化的窗口期，这是由于，双方关系恶化导致的产业链迁出，之后就很难再回来。这一担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但笔者认为也不必过于担心这一问题：每个阶段各国发展的比较优势都不相同，到时中国一定会发现自己新的比较优势，找到自己在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链中的新的合适位置。

但这并非是说，我们不必在意短期内被排斥于世界主流体系之外。任何不必要的成本都是应该避免的。中国如果能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始终保持在世界主流体系之内，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何乐而不为呢？为何偏偏要选择走弯路呢？“创造”本不应有的困难，再来加以“克服”，不是智者所为。

最后，很多人可能会问，笔者所说的“中长期”到底是指多长时间？对此，笔者无法准确回答。但粗略判断，中国近期内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不会超过15年。当然，笔者希望这一时间越短越好，以缩短中国经济发展的阵痛。希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全球化”进程，尽快恢复到正常轨道，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与世界人民的福祉。     【作者为中国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20/7/1   发布时间：2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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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一鸣  来源：中美印象

印象观智库第六期

6月24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Yukon Huang）和杰瑞米·史密斯（Jeremy Smith）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在美中贸易战中，新供应链的（的震动）让市场感到紧张”（In US-China Trade War, New Supply Chains Rattle Markets）。两位学者在文中指出，考虑到近期中美间的政治与贸易矛盾升级以及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就研发疫苗相互竞争，我们有必要衡量外界因素对于供应链的影响。为了振兴美国的制造业，特朗普总统想利用充斥着民族主义的贸易政策来把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这些政策具体包括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以及对于美国企业迁回美国的补助。

在考虑美国本土供应链受到的影响时，两位作者指出，针对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导致需求降低，从而导致出口的减少。同时，美国对华关税导致中国的部分出口商品转移到其他国家。然而，美国国内制造业却未能及时填补这一空缺。相反，由于市场干预的影响，从2015年开始，美国工业生产指数（IPI）增长乏力。由于日常消费品价格持续走高，个人和家庭必须花费更多来负担这些必需品。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美国本土制造业由于全球化而受到冲击，特朗普在2016年能够当选一定程度源于他对美国蓝领工人的承诺，即他会复苏美国制造业。但是，这四年来，美国国内供应链的表现似乎没能使他实现当时的承诺。我们该如何思考这一矛盾呢？

这一问题涉及到三个层面：首先，为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为何美国蓝领工人能够团结起来？其次，美国国内势力如何影响贸易政策？再次，为何贸易保护主义未能帮助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受益于美国蓝领工人？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对于集体行为的总结以及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罗高斯基（Ronald Rogowski）对于社会联盟的分析或许可以从理论角度帮助我们对这一问题增加一些思考。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en, 1932-1998）是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曾经任教于马里兰大学。他在《集体行为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对传统的群体行为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理性且利己的个体不会自愿为一个群体的利益而有所作为。相反，只要群体的规模越大，个体越容易在群体内采取“搭便车”的策略。如果一个群体能够团结起来，要么该团体的人数有限，要么该团体内存在激励或强制机制施加于个体。群体规模过小或是过大都不利于个体为共同利益而付出。如果规模过小，个体在没有通过该集体获利前，不愿付出自己的努力；如果规模过大，成本分摊到个体上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由此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群体，应该具备适当的规模，同时具有一定的赏罚制度来激励个体做出贡献。

在奥尔森看来，在现实中，主权国家就是一种个体通过爱国主义团结起来的群体。国家通常会为个体在其中的经济行为营造良好的秩序，这使得个体能够通过这个集体来获得相对于在无序的社会，更加稳定的经济利益。而国家为了营造良好的秩序，需要为所有人提供社会服务，这就需要对个体征收税收。税收和公共服务相当于群体中的赏罚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体愿意保留在集体之中。在现实中，国民愿意付出税收来获得公共服务。在美国的案例中，全球化使得企业将工作外包给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其他国家，从而，许多蓝领工人就此失业。特朗普为了争取他们的认同，希望通过关税等措施，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

然而，为何这四年的关税并没有带来美国国内的IPI高速增长呢？

罗高斯基（Ronald Rogowski, 1944-）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家。他在《贸易与联盟》（Commerce and Coalitions）一书中指出，国内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以及成本，会受到国际间贸易的影响。在变化的国际贸易中，获利的要素会希望通过扩大政治影响力，来使自己的获利翻倍。同时，要素之间可能会因为相似的贸易政策诉求结盟，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或是寻求政策调整。其中，国内相对稀缺的要素可能会寄希望于保守的贸易政策，而相对富足的要素可能会寻求开放的贸易政策。在罗高斯基看来，美国存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土地相对与资本和劳动力富足的地区，劳动力寄希望于保守的贸易政策能够使自己包住高工资的岗位。

开放的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得岗位流失到廉价劳动力充足的地区。理论上，保守的贸易政策，诸如关税，可以使得这些劳动力获得那些外包去国外的岗位。然而，特朗普总统四年来的贸易政策并没有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抛开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等因素，从理论层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黄育川和史密斯在评论中的一句话可能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在2015年达到顶峰，此后开始逐步下滑。在他看来，这是由于中国不断脱离低级别的制造业，并开始不断转向消费与服务行业。消费与服务行业需要大量资本，而非大量贸易和廉价劳动力。如果廉价劳动力正不断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特朗普对于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似乎并不能解决国内蓝领工人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从理论角度，为何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未能通过保守的贸易政策来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

来源时间：2020/7/1   发布时间：2020/7/1

旧文章ID：22184

作者：任萌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56期
     【编者按：2020年6月15日，《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记者比尔·戈尔茨（Bill Gertz）在该报发表了题为“从中国农村到雾谷：余茂春是美国对华新战略的重要推手”（Bill Gertz：From Mao’s China to Foggy Bottom: Miles Yu a key player in new approach to Beijing）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戈尔茨提到国务院对华政策团队的主要成员。他们分别为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政策研究室官员余茂春（Miles Yu）、国务卿科技顾问蒋濛（Mung Chiang）和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克里（Kelley E. Currie）。这些人都曾做过什么？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了解这些也许对我们读者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有一些帮助。除了这四位，我们还在这个名单里加上了两位在白宫工作的成员，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博明（Matthew Pottinger），他们是白宫中国政策制定的主要推手。
       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受其经历的影响。余茂春在跟戈尔茨的访谈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从安徽乡下进入南开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美国历史学博士学位，去美国海军学院教书，最后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进入美国国务院。余茂春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决策圈的第一人。
       纳瓦罗也是学者，不甘寂寞，曾多次竞选各种职位，均未成功，后写了几本中国威胁的书，其中一本被特朗普偶然读到，“英雄所见略同”，就进了白宫。
       博明曾在中国做记者，他今天对中国的敌视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他在中国做记者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蒋濛来自香港，学术造诣很高。
       史达伟一直是戎马生涯，跟在中国赫赫有名的史迪威将军沾亲带故。
       克里在2049项目研究所供职很久，那个智库最关注的问题是台海。】

     Peter Navarro

中文名：纳瓦罗

头衔：美国经济学家，现任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

就任日期：2017年4月29日

政治经历：

2016年，担任特朗普选举团队政策顾问

2016年12月21日，由特朗普提名为整合现有美国国家安全会议（NSC）、国家经济会议（NEC）及国内政策会议（Domestic Policy Council）而新设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任

2017年4月，成为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转型为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2018年6月28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演讲，介绍其所在办公室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的六大策略及50多种行为、政策与作法的图表

书刊出版：

出版了数十部书籍

其中包含有：

《致命中国：中国赤龙对人类社会的危害》

《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光现出版社译为《美、中开战的起点： 既有的强权，应该如何对面崛起中的强权？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国与美国，是否终需一战？》（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主要政治/经济观点：

-强烈要求降低美国贸易逆差

-经常批评德国和中国进行货币操控

-要求扩大美国制造业规模、建立高关税、全球供应链回流

-强烈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创立了基础设施开发计划

Matthew Pottinger

中文名：博明/马修·波廷格

头衔：美国前新闻记者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副国家安全顾问

就任日期：2019年9月22日

早期背景：

毕业于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获得了中国研究的本科学位，并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1998年至2005年期间在中国担任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2005年离开新闻界加入海军陆战队，后在阿富汗担任军事情报官，与弗林将军（Michael Flynn）相识；弗林出任特朗普第一任国安会顾问把博明推荐给了总统

政治经历：

-2017年，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位时，博明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将贸易政策及国家安全层面相结合

-2019年9月，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

-2020年，博明藉中国五四青年节期间，以流利普通话并以借古讽今的形式，阐述以美国的视角看待五四精神，其内容及立场被认为是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引子

Miles Yu

中文名：余茂春

头衔：美国海军学院历史系教授

早期经历：

本科毕业于中国南开大学

硕士毕业于斯沃斯莫尔学院

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专业经验:

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助理- 1994年至今)

中国军事史学会会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历史/当代冲突工作组成员

荣誉和奖励:

2009年，美国科学院1951届研究优秀奖

海军有功服务奖

1994-2009年，美国航空协会（USNA）特别行动奖

1999-2000年，德国历史研究所洪堡研究员(中德项目)

1998年，全美大学教师教学优秀奖亚军及荣誉奖

1992-1994年，梅隆基金研究员

1994年，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奖学金

199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优秀研究生导师奖

1991年，Ou Sik Kee杰出美籍华人学者奖学金

书刊出版：

-劳特利奇中国安全手册（2015年6月）

-《海军历史的新诠释:第十五届海军历史研讨会论文集》(海军学院出版社，2009年4月)

- 龙的战争:1937-1947年同盟国的行动和中国的命运(海军学院出版社，2006年8月)

- 美国间谍在中国——美国档案馆绝密档案(香港,纽约:明镜出版社,1999年7月)

- OSS在中国：冷战的前奏（纽黑文与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

David Stilwell

中文名：史达伟

头衔：美国外交官、空军退役准将，历任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美国驻华大使馆国防武官

就任日期：2019年6月20日

背景：

为空军出身的历代美国驻华首席武官中，第一位履新前即学习过中文并拥有长期涉华外事军官经历者

教育背景

1987年：美国空军学院亚洲史理学士

1988年：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暨中文文学硕士

2000年：美国空军指挥参谋学院战略研究硕士

2006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硕士

军事相关职务

退役前职务

1980年3月–1983年7月：美国国防语言学院韩语专家训练（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

1980年3月–1983年7月：密码语言专家训练（韩国乌山空军基地）

1983年7月–1987年5月：美国空军学院官校生（科罗拉多州）

1989年1月–1990年5月：大专飞官训练（亚利桑那州威廉斯空军基地）

1990年6月–1991年6月：F-4E战斗机战斗机组员训练课程（加利福尼亚州乔治空军基地）

1991年6月–1992年6月：第12侦察中队RF-4C侦察机机长（得克萨斯州伯格史东空军基地）

1992年6月–1993年12月：美国空军学院历史助理教授（科罗拉多州）

1993年12月–1995年5月：第80战斗机中队F-16战斗机过渡课程（韩国群山空军基地）

1995年6月–1999年7月：第13战斗机中队及第14战斗机中队飞行考官、示范飞官（日本三泽空军基地）

2000年6月–2002年6月：太平洋联合情报中心战斗应用主任（夏威夷州珍珠港）

2002年6月–2005年7月：第78战斗机中队作战官及第77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南卡罗来纳州萧空军基地）

2006年6月–2007年1月：空战司令部计划主任（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

2007年1月–2008年8月：第57假想敌战术大队大队长（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内利斯空军基地）

2008年8月–2010年7月：第35战斗机联队联队长（日本三泽空军基地）

2010年8月–2011年5月：美国国防语言学院及联合军事武官学校（华盛顿特区）

2011年6月–2013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国防武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2013年6月–2015年：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联合参谋部战略计划政策处（联五）亚洲政军副处长（华盛顿特区

退役后职务:

2016年–2019年：东西中心资深研究员（夏威夷州檀香山）

2017年–2019年：美国印太司令部中国战略焦点小组主任（夏威夷州霍兰·史密斯营）

2019年6月20日起：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华盛顿特区）

Mung Chiang

中文名：蒋濛

头衔：国务卿科学技术顾问办公室主任

就任日期：2019年12月16日

发明与投资：

- 发明了大约20项美国专利。在网络优化、移动和大数据等领域，他发起了一些从大学实验室到网络行业的技术转移

- 是各种智能数据定价技术和电子学习深度个性化的共同发明人

- 是一个DataMi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DataMi使开放的免费移动数据和峰谷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使用

- 是Zoomi创始人之一。Zoomi是一个以大数据的学习和培训为目的而创立的创业公司

- 是Smartiply创始人之一，该公司是一家雾网络创业公司

- 还是其他几家初创公司和技术投资基金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 是“OpenFog联盟”的创始董事会成员。“OpenFog联盟”是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性的产业-学术界联盟，成立于2015年，旨在开发和推广fog计算和fog网络技术。该联盟由蒋的普林斯顿边缘实验室、ARM、思科、戴尔、英特尔和微软联合创立，目前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0多家成员公司和大学。2019年与工业互联网联盟合并。

学术贡献：

- 以网络相关研究著名，特别是网络优化，网络效用最大化(NUM)和智能数据定价(SDP)

- 被认为是雾运算/边缘运算领域的创始人

- 在2003年的博士论文对信息论和优化理论做出了贡献。此后，他在无线网络、互联网、宽带接入、内容分发、网络功能优化、网络经济和社会学习网络等网络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

-2009年，他创立了普林斯顿边缘实验室(Princeton EDGE Lab)，该实验室跨越了从证据到原型的网络研究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是美国第一个致力于边缘计算的实验室。

-2013-14年，成为IEEE网络科学与工程学报成立指导委员会的主席。

-2013年，他参与编辑了《国家信息技术研发计划关于复杂工程网络的报告》，并于2017年共同主持了首届Fog世界大会研究计划和IEEE/ACM边缘计算研讨会。

政治经历：

-2019年12月9日，蒋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科技顾问。

-2019年12月16日，他离开普渡大学，并担任国务卿科学技术顾问办公室主任。他是第一位成为美国国务院首席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工程师。作为助理国务卿，他也是目前从学术界脱离转而为美国政府服务的最高级官员之一。

Kelley E. Currie

中文名：凯莉·柯里

头衔：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副代表

就职日期：2018年2月21日-2018年6月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副代表）

2017年8月-2019年2月18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政治经历：

- 曾是2049项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2049项目研究所是一个专注于中亚和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和公共政策的智库，与台湾关系极为密切）

- 曾在美国国务院以及几个国际和非政府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担任公共政策高级职位

- 曾为约翰·波特（John Porter）众议员担任外国行动拨款助理和国会人权核心小组的主任

- 2019年3月，被提名为下一任全球妇女事务大使，以及美国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代表

来源时间：2020/7/1   发布时间：2020/7/1

旧文章ID：22183

作者：赵觉珵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赵觉珵】由《环球时报》社、美国卡特中心、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共同主办的“2020中美青年学者交流研讨会”6月30日至7月3日通过线上举办，数十位两国青年学者和相关领域专家参加此次“云会议”，围绕“中美关系的现状、未来与青年角色”这一主题展开讨论。【点击这里查看议程】

 

在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环球时报》社总编辑胡锡进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关系恶化的严峻背景下，相信此次中美学者交流活动一定会极具价值。“真心希望中美两国有智慧管控彼此的纠纷，给人类献上一个以21世纪文明方式竞争的大国关系。希望论坛能给两国指出一条光明之路。”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原中联部副部长于洪君在开幕式演讲中提到，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体系中影响极为广泛和深远的一对双边关系。构建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不能单纯以经贸关系为基石，而应置于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安全对话三大基础之上。“时间终将证明，中美两国在折冲樽俎中彼此包容，共同发展，这是历史提供给双方的唯一选择。”

作为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资深美国学者，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30日也表示，世界面临的很多主要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贸易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都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间的密切合作，尤其是中美之间合作。“有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学习，也有很多美国人在中国学习，结交不同国家的朋友可以成为推动两国合作的巨大资产”，傅高义说，虽然在未来的几十年保持良好联系并不容易，但需要双方人士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必要性并不断尝试。

除中美青年学者外，本届论坛还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谢戎彬，美国全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部主任刘亚伟等中外知名学者作为演讲和点评嘉宾。

“中美青年学者交流研讨会（中美青年学者论坛）”已经举办5届。2014年9月，首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在中国西安举办，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出席并致辞。

来源时间：2020/6/30   发布时间：2020/6/30

旧文章ID：22209

作者：  来源：ACSSS

背景：斯坦福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严重担忧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并就此问题向斯坦福校长与管理层致信。

以下为斯坦福校长的回信：

亲爱的黄飞先生，

感谢你向我们分享你的疑惑和忧虑。我想要再次重申我于6月2日公开会上所作的陈述：我们珍视学校当中的每一个人及其家人，也决不容忍对亚裔的偏见;不论你的国籍与身份，我们都一直很重视在斯坦福的每一位学生学者。

我们一直在与白宫、国务院的官员以及国会议员进行直接沟通，并向他们表达了我们对最近一系列联邦政策的严重关切——这些政策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学生学者群体，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

我刚刚完成了对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一封公开信。我请求他对这些声明进行非常谨慎且细致的审视，使之不会变成直接限制某国家或某族裔入境的政策。斯坦福大学也一直在积极地在国会游说，反对包括Secure Campus Act在内的任何关于直接限制中国学生学者签证的法律草案。

与此同时，我们的国际学生中心也一直在向大家提供包括签证动向更新在内的诸多资源。

我再次感谢你能够向我们表达你的看法，并祝你、你的家人及所有在斯坦福的中国学生学者在这段特殊时间里身体健康、诸事顺遂。

诚挚的，

马克·特榭-勒温

附斯坦福校长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公开信：

亲爱的蓬佩奥国务卿，

我十分感谢能够有机会参与到您早些时候举办的“关于国际研究合作如何于开放与安全中保持平衡”的圆桌会议。我也非常重视我们与您的科技顾问蒋濛教授在类似问题上的持续沟通。总统最近的声明表达了对来自中国的特定学生学者限制入境，我这里想再次向您表达我对联邦政策及其对国际学生学者影响的一些关切。

国际间人员与思想的沟通是发现与知识交流的基础。在您根据总统令制定具体政策时，我强烈建议您将该政策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并保证所有符合规定的中国学生学者仍然被欢迎来到美国。我对您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及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努力与关切表示赞赏，斯坦福一直在这方面非常小心谨慎。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您能保持警惕，不要让这些政策最后成为仅仅根据个人的国籍及出身就对其加以限制的恶法。

完成大学的教育目标与社会使命需要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参与。在行政当局对非移民签证进行更多改变的当口，我充满敬意地敦促各位不要通过任何法律来直接限制、撤销或取缔对国际学生学者的签证，包括F/J/H1B签证与类似OPT这样吸引世界各地学生来美国就读的项目。取消OPT或与之类似的项目将立即对科学工作者产生直接影响，并让我们难以说服更多的国际学生来到美国。

非常不幸的是，过去几年内我们的国际学生学者发现，想要来到美国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近期，围绕着COVID-19和现有移民政策的讨论给我们的国际学生学者群体带来了非常大的不安。现在我们需要您和国务院给出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仍然欢迎国际学生、学者与研究人员来到这里。当大使馆和领事馆重新开放后，我请求国务院优先安排国际学生学者的签证服务，并采取必要措施加快签证审批速度。

我们多样化的国际学生学者群体是我们宝贵的长处。我希望能够在此事上继续和您合作，使得全球各地的顶尖人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给我们的国家与世界创造更好的未来。

诚挚的，

马克·特榭-勒温

翻译：梁书嘉

校对、排版：陈丰

统筹：黄飞、梁书嘉

来源时间：2020/6/30   发布时间：2020/6/30

旧文章ID：22180

作者：王建伟  来源：海外看世界

进入美国大选年，中美关系烽烟四起，两国在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上发生龃龉。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在夏威夷会晤。这是今年以来两国之间最高层级的直接沟通，意义自然不同寻常。虽然双方对会谈详情都三缄其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会谈表明了两国高层对中美关系失控的担忧和在高强度战略竞争的轨道上保持两国关系动态稳定的愿望。

2020年1月15日特朗普与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共同签署协议文本。(图片来源于新华网)

那么在目前万马齐喑的情况下，中美关系还有没有保持最低限度稳定的条件呢?特朗普执政三年多来，两国关系乏善可陈，唯一的亮点就是今年一月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个协议被认为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他争取竞选连任的一张王牌。但是新冠疫情在中国和美国相继爆发，给协议的执行带来严重挑战。在新冠疫情造成的惨重经济损失面前，特朗普为了在疫情问题上甩锅中国，也一度认为和中国的经贸协定已不再重要，甚至扬言要重启贸易战。然而为达成协议付出巨大心血的中美经贸官员却力排干扰，确保经贸协议在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实施。5月初，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刘鹤通电话，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在执行经贸协议上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根据最新民调特朗普支持率仅有39%。(图片来源于Gallup)

美国新冠疫情的持续失控，再加上最近爆发的种族骚乱，使遭受双重危机的特朗普的民望受到严重打击，开始被其民主党对手拜登大幅超越。在这种情况下，对特朗普来说，挽回其颓势的唯一可能就是使美国经济能够尽快复苏增长。而要做到这一点，中美经贸协议的执行对特朗普维持不少摇摆州农业选民的支持绝对是举足轻重的。

最近几天特朗普和其经贸团队主要成员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互动很生动地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国兑现了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所做的承诺，和中国在经济上脱钩并不是一项理性的政策选择。特朗普听了感到有点刺耳，立马在推特上声称美国仍然保留在不同条件下和中国脱钩的政策选项。可是当从一开始就反对中美达成贸易协定的超级鹰派纳瓦罗在电视节目上大放厥词，称中美贸易协定已经 “寿终正寝” 引起股市动荡，特朗普不干了。他在推特上表示中美贸易协定“毫发无损，” 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执行这一协定。特朗普政府的其他官员也急忙上阵灭火，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贸易协定的执行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中国不仅购买大宗商品，而且在知识产权领域也有进展。他还替纳瓦罗打圆场，称他一定是口误了。最后纳瓦罗本人也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他的言论和中美经贸协定完全不相干。

从以上颇有戏剧性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对中美经贸协议能否顺利执行还是非常在意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特朗普的话常常要反着听，他说不在乎的东西常常是他很在乎的。从当前形势来看，中美经贸关系还是可以起到 “压舱石” 的作用。在全面加强对华战略竞争成为特朗普政府既定国策的情况下，中美经贸协定或许是让特朗普政府在其他一系列攸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保持些许克制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杠杆。正如中方所再三强调的，中美贸易协定的顺利执行有赖于双方为两国关系创造有利的氛围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方面对美方的频频发难，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执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不是像有些人士所建议的那样废止或重谈贸易协定，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来源时间：2020/6/30   发布时间：2020/6/30

旧文章ID：22179

作者：任萌  来源：中美印象

《后浪看中美》第四期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升级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留学生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美国社会动荡以及总统大选的临近，美国国务院不断修改对于赴美留学生签证相关的规定，不但取消了一些来自中国的、正在美国就读的研究生的签证，还将对一些申请敏感专业的中国学生拒发签证，并从现在到年底冻结了几种签证的发放。

一、提议限制持有F或J-1非移民类签证的STEM学科学生入境

2020年5月27日，美国两名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和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及国会众议员大卫·库斯托夫(David Kustoff)提案，计划推进“校园安全法案”，旨在阻止中国学生获得参加STEM科目研究生和研究生后学习所需的美国签证，其理由为担心相关研究生代表中国进行“经济间谍活动”。

参议员布莱克本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学生和研究签证，从美国学术和研究机构窃取科学、技术、工程和制造机密。”参议员科顿还表示 “我们用美国的聪明才智和纳税人的钱填补了中国的‘创新荒’太久了，是时候保护美国的研究企业免受中国共产党的经济间谍活动了。”（信息来源）

美国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此前曾将美国大学称为中国间谍活动的“软目标”(soft target)，并开在校园“抓特务”。美国司法部在5月28日宣布，哈佛大学化学和化学生物系主任以及两名中国公民被控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哈佛大学化学和化学生物系主任，现年60岁的查尔斯·利伯博士（Dr. Charles Lieber），于美国时间5月28日被捕，并被刑事起诉。其罪名为做出重大虚假、虚假和欺诈性的陈述。29岁的中国公民叶延庆(音)也在起诉书中被指控犯有签证欺诈、虚假陈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和共谋罪。2019年12月10日，30岁的中国公民郑卓松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被捕，被控试图走私21瓶生物研究品到中国。2020年1月21日，郑被指控犯有从美国走私货物罪和虚假陈述罪。他于2019年12月30日被拘留。（信息来源）

为堵住这些软目标的漏洞，美国政府提议限制赴美中国STEM专业研究生及研究生后的F-1学生签证或J-1非移民签证。

对此事件，美国大专院校和与研发相关的机构持不同意见。“这类法案不太可能通过，但对美国大学这些天试图从中国挽救过来的东西来说，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并且与中国留学生相关的问题将成为11月总统大选前期的热门话题。”SMIE咨询公司的马蒂·贝内特说。

二、正式禁止一些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

2020年5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取消一些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赴美签证原因为他们很有可能盗窃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些中国学生被取消签证是因为他们本科期间均就读于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大学。新闻媒体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这项禁令针对中国七所军事院校，包括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七所大学都是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的，被称为中国的“国防七子”。

美国政府认为，一些中国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正在窃取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这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这项法案于2020年6月1日正式生效，“新政策将影响大约3000至4000名中国国际学生，”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说。在2018-2019年见，在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估计有37万左右，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一禁令可能会导致中国学生的总体入学人数下降。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中国赴美研究生或博士后都会被限制入境或撤销签证。并且，这项行政命令还指出“怀疑的对象并不是本科生”。也就是说，来自中国的赴美本科生不会受到该行政命令的影响。（信息来源）

与此同时，在此行政命令并没有涉及OPT相关的内容。在常规的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项目中，国际学生完成学位课程后可以在美国工作一年。而STEM学生，即主修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的学生，可以获得两年的延期，这样他们就可以在opt项目中积累三年的工作经验。这项新的法案针对的人群时STEM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因此引起了媒体和群众的猜想：

限制H1B、H2B、J1等签证

OPT延期会被取消，且只有一年。并且将会对申请OPT作出要求，学生成绩必须在15％才可获得资格

H1B申请费从3000刀左右涨到20000刀

三、 暂停发放四种赴美签证

2020年6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直至今年年底，美国驻外使领馆将停止发放H-1B、H-2B、J、L四种赴美签证。该项禁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动力市场。

这一行政命令涉及的四种签证性质如下：

H-1B 签证: 从事特定领域的高技能专业人员（及家属）。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均持H-1B签证。

H-2B 签证: 非农的临时工作者（及家属）。

L 签证: 跨国企业高管和经理人员调动的签证（及家属）。

J 签证: 交流、访问学者（及家属），比如外国访问学者、交流生。

这一行政命令有效期限为2020年6月24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可以看出，这四类签证中，只有H-1B签证的变化与赴美留学生的规划和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赴美留学生在OPT期间可以在美找寻工作，在获得实习或者工作资格之后需要申请的就是H-1B签证。由于疫情的原因，许多留学生在获取了H-1B签证的情况下回到了国内，并且希望在美国的疫情趋于稳定之后再度飞往美国进行工作，但是总统特朗普的这项新法案则会将他们拒之门外。然而， 如果赴美留学生在取得了H-1B签证却在疫情期间并未返回国内，这项法案将对他们无效。即该命令不会影响已经在美国境内的工作签证持有人。

因此，就现在的规定来看，新法案并没有实施传闻中“取消留学生OPT”的计划，也没有对真正拥有高技能，高薪的外国员工进行限制。赴美留学生的F-1签证并没有受到这几项新政策的影响。（信息来源）

四、写在最后

美国现在身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弗洛伊德之死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美国总统大选临近带来的党派纷争三重压力之下，其经济、政治和社会治安都面临挑战。中国留学生2019年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差不多450亿美元的收入。作为美国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间点，极容易被作为党派间掣肘的棋子。作为留学生，还是应该持续关注两国关系，平衡舆论信息，冷静应对各种政策的变化。

点击这里查看更多相关信息。

来源时间：2020/6/30   发布时间：2020/6/30

旧文章ID：22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