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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美国亚裔与非裔之间是对立的吗?

作者:  来源:休斯顿在线

编者按:佛洛依德之死和“黑人同命”运动掀起了全美对于公平、正义的反思,也在海内外华人圈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对抗和族群撕裂。亚裔与非裔之间的关系复杂而漫长,《时代周刊》日前刊登了一篇文章,对此做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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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Time

标题 | The Asian American Response to Black Lives Matter Is Part of a Long, Complicated History(亚裔美国人对“黑人同命”运动的回应是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的一部分)

翻译 | 休斯顿在线

抗议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民众在白宫旁的拉斐特广场高举标语牌(Time的配图)。

在美国,种族问题通常会按照黑人和白人的界限来划分,在全球被迫面对系统性种族歧视植根于美国历史的方式时,尤为如此,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这片土地上居住的从不只有这两个群体,而其他少数族裔与美国黑人和美国白人的交流方式则提供了对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解。举例来说:亚裔美国人社区中既存在反对黑人(anti-Blackness)又存在反对种族主义现象的复杂历史。

在本周的《时代周刊》上,普利策奖得主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越南裔美国小说家)便探讨了成为“模范少数族裔”的“陷阱”不仅给亚裔美国人带来了不平等,也给所有人造成了不平等。由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丧命之时一名亚裔警察Tou Thao也在现场,这一动态也随即成了人们讨论的热点。一条广为流传的推文将Tou Thao比作电影《逃出绝命镇》(Get Out)里白人买家中唯一的亚裔男性,印度裔美国喜剧演员Hasan Minhaj也在自己的脱口秀节目《爱国者有话说》(Patriot Act)上提到了亚裔美国人社区中的反黑人现象,他指出:“我们认为自己不是故事的一部分,但我们就在犯罪现场!这就是全局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事情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是在整个体系下发生的。”

这一体系已经发展了数百年,如今仍然影响着许多亚裔美国活动家的工作。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作为移民劳工的亚裔美国人被恶化为有罪的“黄祸”( Yellow Peril),并且通常会遭受可怕的种族暴力。遭受歧视的经历造就了他们与黑人社区的团结,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 )和PBS纪录片《亚裔美国人》的制片人Renee Tajima-Peña表示,这在多种渠道中都有所体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著名的黑人废奴运动领袖)曾谴责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一名印度裔移民在20世纪早期担任过《黑人世界》报纸(Negro World)的编辑。

这种联系曾持续了数十年。但是,和美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事情在1960年代左右变得愈加复杂了。

一方面,随着民权运动在美国引介了思考公正与平等问题的新途径,亚裔美国群体的领袖也从黑人自由斗士那里汲取了灵感,并为其提供支持。例如,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曾被看作威胁并被送入拘留营,此后,因为担心黑人活动家会遭受同样的待遇,他们便为试图废除《紧急拘留法案》(Emergency Detention Act)的民权运动领袖提供支持。

“亚裔美国人”一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于1968年受到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的启发而创造的;同样的,亚裔美国学生与黑人学生组织者以及其他族裔的学生团体一起集会,成为了60年代末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三世界解放阵线(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活动的一部分,活动在赢得平等教育机会和创立种族研究课程的学生罢课中达到顶峰。像河内山百合(Yuri Kochiyama)和李玉平(Grace Lee Boggs)这样的活动家不仅从黑人激进运动的框架中为亚裔美国群体的解放吸收灵感,还是黑人社会公平运动中坚定而活跃的支持者。

然而,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也在此时蔓延。该观点认为亚裔美国人因为努力工作、教育和守法的天性而比其他少数族裔更为成功。可是,亚裔在1960年代的许多进步并不仅仅是人们努力工作的结果,还是压制其他族裔的同一系统性力量所造就的——例如移民政策,像废除了此前的反亚裔移民法律并优先考虑熟练工人的1965年《移民既归化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Act),以及为了抗击民权运动而构建的政治手段。

“在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之前,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被压榨劳动力,被他者化,被看作‘黄祸’”,加州Laney College社区学院的种族研究助理Bianca Mabute-Louie说,“(这一神话)是在黑人权利运动开始获得势头时出现的,(政客)企图削弱黑人的运动并表示,‘亚裔也在这个国家遭受歧视,但是由于努力地工作,他们靠着自力更生摆脱了种族主义,实现了美国梦,你们怎么做不到呢?’通过这种方式,模范少数族裔神话真的成了白人优越论者打压黑人权利运动和种族公平运动的工具。”

正如Mabute-Louie指出的,该神话不仅给亚裔美国人打造了一个整体形象,让他们的抗争趋于无形,还离间了亚裔和其他有色人种(主要是黑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利用所谓的亚裔美国群体的“成功”去证明非白人的不平等控诉是站不住脚的。此外它还加强了一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融入白人社会才是其他族裔的首要目标。

“说这个少数群体是‘优秀的少数群体’意味着你实际上认为有坏的少数群体,从而导致人们被分化,”华裔作家与活动家谢汉兰(Helen Zia)说。“问题在于,当你拿出一点好处时,一些人开始相信我们能够摆脱此前作为敌人的形象和刻板印象,我们会被接纳,我们可以向前看,我们能够得到白人主人的特权,没准我们还能成为荣誉白人呢。”

这一动态并不代表两个社区之间的团结终止了:1982年陈果仁因为种族主义在底特律被殴打致死时,像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这样的著名黑人活动家就参与了为陈果仁之死谋求正义的运动。不过,这种神话确实给二者的关系造成了裂痕,在近期历史的主流叙述中这种紧张的关系也愈加凸显,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1992年发生在洛杉矶的事件。

那一年,摄像机捕捉到了四名警察残忍殴打黑人司机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画面,警察们被宣判无罪后洛杉矶爆发了抗议和骚乱。在骚乱中,韩裔美国人的商店似乎成了抢劫和破坏的目标——许多都与1991年被杀的拉塔莎·哈林斯(Latasha Harlins)有关,这名15岁的黑人女孩因为被韩国移民店主斗顺子(Soon Ja Du)怀疑偷了一瓶橙汁而遭后者枪杀。尽管斗顺子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判处故意杀人罪(voluntary manslaughter),但过轻的量刑还是助推了罗德尼·金事件引发的内乱。

从那以后,跨种族的冲突经常成为研究美国黑人和亚裔群体交流的主要框架。2017年,一段疯狂传播的影像记录下了韩裔美容店老板人身攻击(他怀疑)进店偷窃的黑人顾客;一些亚裔美国人主张移除具有种族考虑的学校录取政策;纽约的亚裔群体在纽约市警察局警官彼得·梁(Peter Liang)一事上的分化,后者在枪杀了手无寸铁的黑人阿凯·格里(Akai Gurley)后被判处过失杀人罪,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种族话题通常都集中在反对黑人的行动和理念上。

但是,专家表示,这种紧张的关系远远不是全貌。

“冲突一直是故事的中心部分,但这是因为谈论美国亚裔和非裔群体的争斗远比讨论日复一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团结协作要具有轰动效应,”制片人Tajima-Peña说。“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谈到了主导叙事,不是由我们书写的叙事,而(关于这两个群体的)这种叙事一直都是冲突和对立。”

如今,全美出现了针对种族不公正和警察暴力的大规模活动,一些人看见了延续团结历史的机会,并将分歧的历史暂时搁置。尽管亚裔美国人仍然在经受种族主义——只需看看最近几个月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反对亚裔的暴力袭击激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但他们却没有经历过与黑人同等程度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对这一事实的认知已经驱使许多人采取行动。

“亚裔美国人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黑人对自由的抗争——从出生公民权,在教育和文化中讲述自己故事的能力,到我们享有的公民权利,”《We Gon’ Be Alright: Notes on Race and Resegregation》一书的作者Jeff Chang说,“我们想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侧,即与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直接斗争。”

一些亚裔美国人专注于在自己的社区和家庭中与种族主义抗争。例如2016年由年轻的亚裔美国群体发起的“Letters for Black Lives”公开信项目,该组织提供多种语言的资源,帮助人们与自己的家庭探讨“黑人同命”运动;该组织目前已经更新了他们的模板,以便反映更多最近的新闻。波莫纳加州州立理工大学(Cal Poly Pomona)的社会学副教授Anthony C. Ocampo博士与自己的表亲制作了幻灯片演示文稿,与家人谈论新闻中发生的一切,以及其与结构性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另一些人则创造资源,旨在教育和告知亚裔美国人他们的历史是如何与黑人的历史互相交汇的。Mabute-Louie一直在制作可分享的Instagram小杂志(zines),不仅讲述如何对抗反黑人现象,还提供亚裔美国人和黑人团结历史的背景。“有许多讲述如何成为反种族主义者的资源,还有许多有关白人脆弱性的书籍,”她说。“但是,我看到的许多资源都是为了迎合白人的需求而制作的,而我们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则非常不同。”

但是,无论最终采取何种途径,这些活动者都持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即亚裔美国人在此时的回应方式,不仅反映了这段共同的历史,还能帮助塑造两个群体的未来。

“亚裔美国人站出来支持‘黑人同命’运动的力量在于它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让我们的社区陷入困境的同样的种族主义逻辑计划,在黑人和亚裔美国人社区中的具体表现可能看起来是不同的,但它仍旧是同一个体系。它旨在将我们边缘化,让我们维持在下属的位置,远离领导位置,从而基本上处于一个在这个国家无法书写自己故事的地位。”Ocampo博士说,“我们需要成为自己故事的作者

来源时间:2020/6/30   发布时间:2020/6/30

旧文章ID:22177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关于撤销香港特殊地位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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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修昔底德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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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29. 2020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mposition of new security measures on Hong Kong, the risk that sensitive U.S. technology will be diverted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r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hasincreased, all while undermining the territory’s autonomy. Those are risks the U.S. refuses to accept and have resulted in the revocation of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随着CCP对香港实施新的安全措施,美国敏感技术被转移到PLA或国家安全部手中的风险有所增加,这一切都削弱了香港的自治权。美国拒绝接受这些风险,并因此撤销了香港的特殊地位。

Commerce Department regulations afford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Hong Kong over China, inclu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export license exceptions, are suspended. Further actions to eliminate differential treatmentare also being evaluated. We urge Beijing to immediately reverse course and fulfill the promises it has mad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商务部对香港提供的优于中国内地的优惠待遇已被暂停,包括出口许可证例外的可用性,(我们)还在评估消除差别待遇的进一步行动。我们敦促北京立即改变路线,履行对香港和世界人民的承诺。

来源时间:2020/6/30   发布时间:2020/6/30

旧文章ID:22176

“一个稳定天才”的摘译——国家安全和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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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梅梅(译)  来源:格为致知

按语:

本文译者林梅梅女士是我的老同事、好朋友,本科与硕士就读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师,现旅居美国。

作者介绍:

A Very Stable Genius (一个非常稳定的天才) 是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川普的书。我在出版的第一天-2020年1月21日就买来Kindle 版,一开始读就被吸引住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资深记者 Carol Leonnig (凯若·丽欧尼戈)和 Philip Rucker(飞利浦·茹克)。

这两个记者都曾因其所写新闻报道获得普利策奖。飞利浦 茹克是华盛顿邮报专门报道白宫的新闻组组长。凯若丽欧尼戈 专门报道国家级调查项目的进行情况。

这本书的材料来自于这两个记者对200多人的几百个小时的采访,被采访者包括川普政府官员,他的朋友,总统的外部顾问以及许多事件的目击者。大多数参加者同意坦率公正地提供材料,但要求不能暴露他们的姓名,一方面是为保护他们在政府内的职位,同时也是为害怕总统或是他的同盟者的报复。

作者力求客观,准确,对一个事件的报道尽量用几个不同角度的观察者的叙述或是官方文件来互相印证。他们在过去的三年中已经写了大量的实时新闻报道,但是他们觉得这样疲于奔命的追踪不断爆出的川普新闻只能浮于表面,所以决定停下来,往深度探询,这本书就这样诞生了。

我很想向朋友们介绍这本书。但英文原文有4百多页,我没有时间翻译那么多,所以只挑选了几段翻译。在每段的前面註有(pp.数字)是在原书中的页数。

下面开始摘译:

–“坦克”会议–

(pp.130)

7-20-2017著名的“坦克”会议,在五角大楼内昵称为“坦克”的会议室召开。“坦克”是美国国防部保密级别最高的会议室,整个房间屏蔽严密,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军事决定都是在这里讨论决定的。这次会议已经有几个作家在他们的文件中描写。首次记录者是著名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鲍波武德沃德,写在他的书 “恐惧”里。(Bob Woodward in Fear)。在“非常稳定的天才”这本新书里,两位作者加进了更多的细节。

这次会议是由国防部长吉姆 马提斯  (Jim Mattis),国务卿瑞克斯 提勒逊  (Rex Tillerson)和国家经济顾问 盖瑞 蔻恩(Gary Cohn)筹划召开的。参加者是总统川普和许多高级军官。这时川普新政府已经上任六个月。三人小组在这段时间里看到新总统的令人吃惊的知识缺陷。他对历史一无所知,不懂二次大战以来结成的同盟对美国的强盛有多么重要。他认为现在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毫无用处,只想培植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裁国家政体的友谊。他质疑NATO 的 价值,使得国际上的老朋友心寒。他想撕毁与合伙国的贸易协定,以便从合伙国挤出更多的利益。他鼓吹美国军队从国外撤兵,不但从正在不断构成威胁的国家如阿富汗撤,而且从重要的战略基地南朝鲜撤。他抱怨说,这些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浪费了几十亿美元。

川普把他的这套对世界形势的看法简单地归结在 “美国第一”的口号之下,但是马提斯,提勒逊和 寇恩 认为他的提议过于轻率和冲动,缺乏慎重考虑,对于当前美国的地位和力量构成危险。他们在与总统讨论美国在国外的利益时,总是感到非常困难。他们感到这是由于他不熟悉美国历史,甚至不熟悉世界地图。为了进行一次有成果的讨论,三个人决定,他们要先给川普补习基本知识以奠定基础,这样他们才能和总统有共同语言。所以在7月20号 (2017年),马提斯邀请川普到 “坦克”会议室。马提斯和提勒逊,寇恩一起仔细制定了一个讲授计划,主要讲世界形势和美国在国外的利益。表面上,会议的目的是讨论阿富汗问题,因为川普当时正在考虑和阿富汗的ISIS 斗争的长期战略,而实际上,是拿总统当学生,给他上一堂对外关系课,企图影响他的对外政策走向。

马提斯设计了一套在讲课中使用的词语,去适应地产商出身的没有耐心的总统,让他能理解美国在国外投资的价值。他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在世界上这么多区域驻军,为什么复杂的贸易网,同盟国及美国军事基地对美国的安全有那么紧密的影响。通常,贸易不会被包括在以国家安全为题的简报里,但是川普和以前的总统不同,他把与外国签订的贸易协定直接和国际总体势力动态联系起来。对于川普,美国的经济能力是其军事势力的一部分。如果某个国家对美国商品加关税,他就认为这个国家不尊敬美国,企图占美国的便宜,就应该失去美国军事基地对这个国家的安全提供的保护。

马提斯讲课的开场第一句是:“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际秩序,这是这一代人的最伟大的成就。”他然后作了一个20分钟的简述, 说明美国在NATO的联盟对于稳定欧洲和保卫美国安全的作用。班农心想:“川普一点也不会喜欢这个,这可是要闹大了。”他知道马提斯使用的国际语言会刺激川普。“你就是拿来福枪逼着川普, 他也说不出来 ‘大战后的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

在下面的90分钟里, 马提斯,提勒逊和寇恩依次用图表解释美国人员在各军事基地的分布,中情局(CIA)分站及领事馆的位置,美国怎样部署自己的力量来应对恐怖组织和核弹威胁,以及如何打击在阿富汗, 伊朗,伊拉克,朝鲜半岛和叙利亚的敌人。寇恩谈了与美国盟友进行自由贸易的好处。

川普显得对这种学校上课的气氛反感, 尤其不喜欢他的助手和他说话的方式。他不停打断他的上课,抓住一个词就开始借机说他自己的道理。谈到美军基地时,他说花那么多钱在别的国家建基地是很蠢的事。川普已经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反复叨唠几个月了:美国在南朝鲜基地建防御系统花了100亿美元,南朝鲜应该付给美国这笔钱。防御系统的设计是为了击毁从北朝鲜发出的中短程弹道导弹以保卫南朝鲜和驻扎在那里的美军部队川普争论说南朝鲜应该付这笔钱,要不然他的政府就要把部队撤出南朝鲜。“我们应该向他们收取租金,”“我们应该让他们为我们的士兵付费。我们每作一件事情都应该赚钱。”川普说在南朝鲜的美军和防御系统并没有使美国更安全【见註130】。

川普接着说NATO 也是一钱不值。美国的将军们听任盟国杀人还放走了凶手,盟国没有付应该付的费 (指2% GDP 的会费),所以欠美国一大笔钱。他开始责骂这些高级军官们,竟然放过了盟友,让几百万美元从手指间漏过。“他们欠我们钱,就因为你们不去要!”“你们要是经营你们自己的生意,你们都得破产。”

马提斯没有企图说服总统,他只是提供一些事实。但情况很快急转直下。将军平静地向总统解释说,NATO盟国并不欠美国的租金,NATO的盟国有一个无约束目标, 即盟员应该付相当他们国内GDP的2%作为共同防卫的费用。现在只有5个国家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欠了美国的帐。在更宽阔的范围讲,NATO 盟国并不只是保护西欧,它也保护美国,使美国安全。寇恩也说这些贸易协定很值得,对保证我们的安全有利。川普于是逐条反驳了寇恩的观点, 说“我不想听自由贸易。他们在欺诈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跑到外国去了,他们在骗我们。”

总统接着又重复他以前说过无数次的话,他要退出伊朗的核协议, 这是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和伊朗签的协议,目的限制伊朗的核储备和核武器。川普说这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交易。

提勒逊 插嘴说,“实际上…”。川普马上打断他,“我不想听到它,他们在欺骗,他们还在建(核武器)。我一直在告诉你,撤出来,可你就是迟迟不办。”

伊朗的事还没谈完,川普又开始发泄另一个叨唠很久的不满:在阿富汗的战争, 现在已是美国最长的战争。他要求解释为什么16年了这场战争还没有赢。他以鄙视的口气称阿富汗的战争是“败兵之战”, “你们都是一群残兵败将,你们不知道怎样打赢一场战争。”

川普接着质问为什么美国不能得到一些石油作为美国部队驻守在波斯湾的报酬。“我们花费了7万亿美元,他们就是诈骗我们, 他妈的那些石油在哪儿哪?”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丹佛德(Dunford)解释说他的任务不是在阿富汗歼灭敌人,奥巴马政府给他的任务是逐步减少美军在阿富汗的数量,同时训练地方军事力量来维持一个稳定的政府,因而最终美军可以完全撤出来。川普反嘴说:“我就要赢, 我们没有打赢任何战争了,我们花了7万亿美元,别人得到了石油,我们没有赢得任何东西。”这时川普已经愤怒得喘不上气来。”我才不会去用你们这些人打仗,你们就是一堆废物”。

对于一个以“更衣室聊天”著名的总统,这些话是他在这个圣地对这些军人们最严重的侮辱。将军们惊呆了, 他们试图掩盖他们脸上的反感,有些考虑着离开这个房间,一个问号不可避免地回旋在他们的脑中:“如果我们最敌对的敌人知道他说了这些话,他们会怎样想?”

谁都知道这个总统在年轻时逃避了兵役。川普出身于巨富家庭,自小身体健康,身高体壮,从事好几项运动,包括橄榄球。在1968年, 22 岁的时候, 他得到了一个医生证明,说他脚跟上长了一个骨刺,可以豁免当时美国在对越南战争时的征兵令。

提勒逊尤其被川普的恶骂和诽谤震惊了,屋子里的人都注意到,他愣愣地直视着吉姆 马提斯好几分钟,一脸不解,不懂为什么马提斯一言不发,只是低头冲着桌子。提勒逊心里想:“天哪, 吉姆, 说句话,为什么不说句话?”提勒逊后来告诉他的助手,他当时想明白了,马提斯本质上是个海军陆战队的兵,他不能反驳他的司令员,不管司令员的话多么荒唐。

更令人不解的是副总统彭斯, 他这个时候应该站起来面对川普。但是他就坐在那里,像个雕塑。有人说过副总统是蜡像馆的蜡人。从会议一开始,彭斯就看上去想逃离,好赶快结束总统的痛骂。他当然不会同意总统的话,说军官们都是“废物”,他的儿子麦克,曾是海军陆战队上尉,现正在海军飞行部队受训。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彭斯这样怕川普。其他的人也注意到,川普的恶毒语言极大地伤害了军官们的感情。坐在 这个房间的许多人都曾经亲身上过战场,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的国家而战。现在他们被一个从未上过战场,从未冒过生命危险的总统骂得一钱不值。他们感到恶心。提勒逊看见房间内一个妇女在悄悄哭泣。他很愤怒, 觉得他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他的声音冲破了川普的长篇大论,这时川普正在讲美国军队应该赚钱。

“不, 那不对,” 国务卿说。“总统先生, 你完全错了, 这都不是事实。”提勒逊的父亲和叔爷爷都曾是上过战场的退伍老兵,他深深地为他们的服务感到骄傲。“男人和妇女们穿上军装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发财,”提勒逊说。“那不是他们穿上军装,去牺牲他们生命的目的…,他们是为了保卫我们的自由。”

这时 “坦克”里一片寂静。房间里的几个军官很感激国务卿站出来为他们说了话。会议很快结束了, 川普走了。马提斯,提勒逊和寇恩完全泄了气。他们和一小群平时信任的人站在走廊的时候,提勒逊终于放松了警戒。

“他是个他妈的蠢驴,”国务卿这样说总统。

马提斯,提勒逊和寇恩作的这个培训总统的计划完全破产,他们企图使他理解怎样从国际角度看问题, 看来是不可能的。几天以后,彭斯的国家安全顾问安德莉亚 汤姆普逊 (Andrea Thompson), 一个曾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的退伍上校,找到了 提勒逊, 感谢他在“坦克”里站出来为军队和公众服务人员说话。这是7 月份的事。

(pp.138-139)

【附註130】美国和南朝鲜的军事协定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美国在南朝鲜驻军28.500人,在那里设立了密级最高的特种系统 (SAP),可以提供最复杂的高级秘密,密码情报和军事能力。北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 (ICBM)现在可以装载核弹头,大概可以打到美国本土。一个导弹从北朝鲜打过来一般在38分钟后到达洛杉矶。这套在南朝鲜的系统可以使美国在7秒钟内探测到北朝鲜的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如果这套系统设在阿拉斯加, 就最快也得用15分钟 – 惊人的 时间差。

能够在7秒种探测到导弹的发射就给了美国军队时间反击北朝鲜的导弹。这恐怕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和最机密的运作。美国驻扎在南朝鲜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关键。另一方面,南朝鲜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KORUS) 对南朝鲜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川普一听说美国和南朝鲜每年有 1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且美国每年要花费 35亿美元维持美军在南朝鲜的基地就发火了,一定要退出来。但是从贸易协定退出会打乱整个美国和南朝鲜的关系,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安全。

—和印度的关系—

(pp.162)

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川普政府第一任国务卿 (外交部长)提勒逊在任期第一年就把加强和印度的关系作为主要关注点。他看到印度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是美国抑制其对手中国的天然盟友。他认为如果美国能够通过开放贸易和开放海运渠道来加强同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联合,这对于遏制中国会有利的。提勒逊在2017年10月访问了新德里,印度总理 纳任德拉 莫迪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莫迪也很原意和美国成为战略伙伴。他坦率承认自己的难题是对付他的邻居巴基斯坦和中国,这两个邻国结成了伙伴对他构成很大威胁。另一个邻居阿富汗又极不稳定。莫迪是想和美国结盟,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他就有可能倒向俄罗斯。

川普在11月进行了为期十天的亚洲5国访问,同时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一个世界首领会议。13日,川普和莫迪在马尼拉坐下来会谈。提勒逊非常希望这次见面能有好的结果,虽然在白宫的人都知道,川普曾假装印度口音来模仿莫迪,对莫迪并不尊重。提勒逊的助手为川普的见面准备了一些关于印度的材料,他也没有认真读。当莫迪向川普谈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对印度的野心的时候,川普表示莫迪用不着担心,他说:“中国又不在你的边界上。”莫迪听到此话,眼睛惊奇地瞪大了,斜眼看提勒逊。提勒逊马上作手势告诉莫迪,他知道川普说的是傻话,但是不要点破激怒总统。川普没有注意到人们的哑语,只顾滔滔不绝地谈他最关心的贸易逆差。这次会面以后,莫迪很失望,他认为美国对印度没有认真合作的态度,因而在印-美外交上往后退了一步。印度的退步也同时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较量。

—访问 珍珠港—

(pp.169)

川普对于美国及世界地理和历史的无知不断地暴露出来,使他的顾问和随从十分吃惊。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亚洲行中,总统及随从曾经在夏威夷停留给总统座机加油。他的随从为他和第一夫人安排了访问珍珠港的活动,去纪念二战时在珍珠港突袭中牺牲的2300名美国军人。珍珠港最主要的历史纪念馆是 USS Arizona (阿利桑那)纪念馆,建在1941年12月7日被日本海军炸毁的战舰 USS Arizona 幸存的底盘上。下图是战舰被炸飞时的情景,仅在这艘舰上被炸死的就有1千多名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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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这个纪念馆是许多前任总统都要进行的活动。当川普和夫人被游艇送去参观纪念馆的时候,他把白宫办公室主任凯利叫到一边,悄悄问他:“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凯利是个退休的海军陆战队4星将军,听到美国总统问这种问题,一下子惊呆了。他于是向川普解释日本人的偷袭怎样严重损伤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直接导致了美国参加二次大战,最终使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这是美国小学生都知道的事。

“他经常表现出的无知真是非常危险的,”他的一个前顾问这样说。 

川普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也使很多外国首领非常惊讶。当他2017年九月在联合国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时候,川普提到他们一起在巴黎观看巴士底日(法国国庆日)的阅兵式,非常赞赏。川普说他在看阅兵式以前,从未意识到法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多军事的胜利,不知道法国曾经打赢这么多战斗。

和普京的关系

(pp.176)

到了2017年底, 川普和他的内阁没有作任何事去追究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非法干涉行为或者阻止克林姆林宫将来的任何非法干涉来保护美国选举。唯一对俄罗斯的惩戒来自国会。尽管有川普的强烈反对,国会在2017年8月份 投票通过了对俄罗斯施行的加码惩罚。由于川普采取的是和普京总统联盟的政策,他在2017年从来没有召开过一次内阁会议讨论俄罗斯干涉大选的问题。

(pp.177)

几个月以后,到了12 月, 川普召集他的将军和高级外交官们开会讨论部队在阿富汗的部署问题。川普很难拿出一个新的阿富汗政策,同时又为美国在全世界这么多地方驻扎军队而恼火。于是7月份在五角大楼的“坦克”屋的一幕又重演。

“所有这些有我们军队驻扎的国家都应该付钱给我们。我们需要赚钱,我们可以转亏为盈。”

文静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丹佛德(Dunford)将军再一次向总统解释,部队部署在这些区域是为了保持这些区域的稳定,从而保障美国安全。另一个军官补充说,为驻扎的军队向这些国家索取费用是违反法律的。

在“坦克”会议以后,提勒逊告诉了他的助手们,他绝不会听任川普随便发表让美国驻军赚钱的可耻言论而不说一句话。提勒逊的父亲, 在17岁的时候 , 就决心在他17岁生日的那天报名参加海军,在二次大战中服务他的祖国。提勒逊的叔爷爷, 也是海军的职业军官。当川普在“坦克”屋长篇大论和12月这次在白宫会议室再次重复他的谬论的时候,在提勒逊的脑海里出现的是他的父亲和叔爷爷。

“我们得把我们的钱找回来,”川普对屋子里的听众说。

就在这时候,提勒逊站起来了。他让他的背对着总统, 面朝将军们和其他助理们。他不想让“坦克”屋的一幕再重现。“我从来没有穿过军装,但是我知道,”提勒逊说。“每一个穿着军装的人,坐在这个屋子里的人们,他们参军不是为挣一个美元。他们是为他们的国家, 为保卫咱们。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清楚, 我们, 作为一个国家, 极高地珍惜和感谢他们的服务。”

提勒逊的斥责使川普很生气。他的脸上出现一小片红晕。但是总统决定这时刻不和提勒逊顶嘴。他会等到以后在合适的时机来整他。

那天晚上8点以后, 提勒逊正在国务院他的办公室工作,为下一天的事务作准备。电话铃响了,是丹佛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声音因激动有些颤抖。丹佛德早些时候曾和提勒逊开玩笑说,以前政府的国务卿和国防部官员死了都不会走在道路的同一侧,他们的对抗就是那样激烈不可调和。可是现在,当两个人都服务于川普, 他们是兄弟, 他们联手共同维护军人的荣誉。丹佛德对提勒逊白天在白宫会议室为他们挺身而出表示感谢。“你为我们承受重击,”丹佛德说。”一拳接着一拳,谢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

(pp. 178).

要求取消 FCPA-禁止贿赂外国官员的法令

(pp.170).

2017年春天的一天, 当助理们聚集在椭圆型办公室为川普准备即将举行的与外国领导人的会面时,有人顺便提起一些外国政府官员正在因为受贿被审查。川普听见有人提到贿赂就仰起头来,变得气愤。他告诉提勒逊去帮助他取消那些“外国腐败实践条例 【註170】”“这真是很不公平, 美国公司不允许为了生意去贿赂外国官员,”川普告诉众人。“我们要修改这个。”

盯着提勒逊,川普说, “我要你去取消那条法律,”好像国务卿有这个权力,可以魔术般撤销国会的法令。

开发商出身的总统不喜欢 FCPA 表面上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它限制了他的生意伙伴或者他的公司经理收买国外政府的行为。其他助理转去看提勒逊, 提勒逊停了一会儿, 然后说:“总统先生,我不是那个作这件事的人。”

提勒逊解释了法律是怎样建立和执行的。他说 首先要和司法部讨论, 现在有一系列法规禁止美国生意人贿赂外国官员去赢得贸易合同或达成交易。这样的贿赂行为属于触犯法律。提勒逊说撤销法律必须通过议会。但川普不为所动,他转向 斯蒂芬 米勒 (Stephen Miller), 白宫高级政策顾问, 他从来都是忠实执行总统的任何要求。“斯特芬, 我要你起草一个总统令,撤销那条法律,”川普命令道,很明显还是没有听明白或是被说服,他个人是没有权力去撤销“禁止贿赂”的法令 FCPA的。

后来提勒逊在走廊碰上了米勒,米勒曾经成功地贯彻了许多总统的很不受欢迎的计划, 但是这一次,他说他怀疑这个 撤销主意能干成。这两个人头一次达成共识。

【附註170】:即不准美国公司为得到外国的投资或生意就贿赂外国人,美国公司这方面管得很严,我本人亲眼看到过这种实例。

G7 2018最高会议失败, 贸易战—

(pp.259)

2018年6月9日,是川普和 G 7 最高级首领在魁北克会议的第二天。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充满激烈舌战的最高级会议。欧洲盟国, 包括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 麦克龙 和英国总理 特丽莎 梅,都给川普施加压力, 要求签署一个共同协议,以保证贸易规则和国际秩序。【註259】。川普总统一开始坚决拒签, 认为他的对手们是结起伙来整他, 但还是同意签字了。

在以前的这些年里, 每年的最高级会议年鉴都显示成员国团结一致,反对像俄罗斯这样的独裁主义政敌。俄罗斯原来也是最高会议的一个成员国(那时称G 8), 2014年他们吞并克里米亚以后,被踢出了G 8.但是2018年在魁北克的两天会议中, 川普和 G 7的同盟国为关税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他发着脾气冲出了魁北克,刚离开加拿大,他就突然宣布反悔已经同意了的联合声明,撤销了美国的支持。川普还在推特上训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他 “非常不诚实和软弱”,因为特鲁多总理不同意川普对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进口的钢和铝加征关税的政策。

在离开加拿大以前, 川普威胁说要对任何国家,包括盟国进行贸易战。他说:“我们成了所有人的钱罐子了,谁都能上我们这儿抓钱,这种情况现在该结束了。”川普在魁北克的的牢骚直指他在竞选演说中提到的美国的“被忘记的男人和妇女”:因此他要尽全力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 要重新谈判贸易条件来限制外国进口,增加美国对外出口。但是根据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 阻挡外国进口只会起反作用, 实际上对美国经济不利。

【附註259】联合公报最初同意建立一个“自由,公平,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并且强调反对保护主义的重要性。摘译自 BBC News

叙利亚和ISIS—

(pp. 339)

国防部长马提斯在2018年12月初飞到渥太华去参加一个小型会议,这个会议参加者是以美国为首的在世界范围内联合打击ISIS的几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他向各参加国保证,美国在叙利亚有坚实的大本营,会有力支持各国对ISIS的斗争。在2018年下半年,这个联盟已经经过各个方面的努力从ISIS手中收复了很大一片叙利亚的土地, 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美国的秘密武器是一个独特的两手配合:第一手是美国受过高度专门训练的的特种部队小组,他们配备有高精度监控设备,第二手是相对比较大的地方武装,由 马兹婁姆 阿波迪将军率领,同时联盟军为他们提供空中掩护。美国在2017年川普上台以后为库尔德武装力量提供了武器。

马提斯在加拿大向同盟国伙伴们保证,美国的经费和武装支援至少会持续到2020年,这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并由其主任 约翰 博尔顿 (John Bolton )签字通过的决定。在登上飞往渥太华的飞机时,马提斯和记者们说, “这是一个齐心协力的合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核心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在那里要做艰苦的斗争。”

麦葛克 (Brett McGurk),是美国总统派往“反ISIS国际同盟”的特使。他也和马提斯一起访问了加拿大, 并且向同盟国解释了他们怎样协同作战以打断ISIS的发展和蔓延。麦葛克在2018年12月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们发表简讯,宣传美国的承诺,和一定要打败ISIS 的决心。“很显然,我们从过去的斗争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知道,当ISIS 的实体 被打败的时候,我们不能卷起铺盖就走了,”“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巩固我们的成果,保证这个胜利能够持久。”他又补充说,“没人相信ISIS会一下子消失了,没人那么天真。”

(pp. 340)但是在12月 4日, 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了一次电话,就使所有的计划作废。埃尔多安在电话里老调常弹。他和川普说,  美国为什么一直给库尔德武装力量提供武器去打击 ISIS, 再说,他们已经快要凯旋胜利完全消灭哈里发了,川普有什么需要让2000名美国军事人员继续驻扎在叙利亚?埃尔多安说他的军队就足够挡住ISIS, 不让他们再爬回来重新得势, 而且,他们用不着库尔德人—土耳其政府的敌人。

“很显然,我们从过去的斗争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知道,当ISIS 的实体 被打败的时候,我们不能卷起铺盖就走了,”“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巩固我们的成果,保证这个胜利能够持久。”他又补充说,“没人相信ISIS会一下子消失了,没人那么天真。”

川普既没有好好想一想, 也没有和他的政府里的中东专家们开会商量一下, 就顺嘴做了许诺,轻松地把美国军队的不屈不挠的的合伙人,库尔德的马兹婁姆阿波迪将军送到死亡线上。

撤军意味着撤出2千名士兵和现在在那里的2千多名特种部队,停止花费,关闭情报机构。美国武装部队在叙利亚的人数和地方同盟军相比是很少的, 叙利亚民主力量  (SyrianDemocratic Forces 简称 SDF)有6万人,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其他的武装力量,他们英勇奋战把城市从ISIS手中一个一个夺了回来。在最近这几年并肩作战的日子里,SDF大概在叙利亚损失了1万1千士兵,而美国只损失了20来个。

在12月19日, 川普宣布美国从叙利亚撤军,把这说得好像是一个凯旋胜利。“我们打败了叙利亚的ISIS,  这是川普总统任上的唯一原因把我们的部队送到那里。”他写道。“我们的男孩子们,年轻的姑娘们,我们的男人,他们都要回来了, 他们正在回来的路上,”川普说。

川普的决定立即遭到共和党及民主党一致的批评。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拒绝派任何将军或发言人出席讨论撤军的新闻发布会,他们说,“这是白宫的决定, 不是这里 (指国防部)的决定。”“哈里发 国(在叙利亚的ISIS)以前是加利福尼亚州那么大,现在它的98% 都被消灭了。”

国防部长马提斯是从心里烦恼透了。他相信美国丢弃它的库尔德盟友是错误的。而且,他担心总统这样突然在推特上宣布撤军会使我们的部队处于危险境地。马提斯的一个密友回忆说,“他开始感到好像他本人也成了同谋,” “还有6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家伙完全歼灭了, 但是川普就把它 ‘推特’掉了,前功尽弃!”

在国防部讨论撤军方案的会议上,官员们个个垂头丧气。一个核心问题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他们怎样才能保护SDF (叙利亚民主力量)和同盟军的成员呢?有报告说埃尔多安的土耳其部队已经集结在边界线上,正等着美军离开。“我们都在心里想着, 他 (埃尔多安)是一定会去屠杀库尔德人的,” 他们也讨论,美国军队是不是应该把他们给SDF 的武器要回来。特使麦葛克 (Brett McGurk)明确地说,“我们不应该把武器要回来。没有库尔德人我们不可能安全撤离。他们保护着我们的供应线, 车队,和设备。把武器要回来会使美国人受损,使库尔德人几面受敌,遭到大屠杀”他并且警告说ISIS会卷土重来,血洗美国人和盟军曾经驻扎的村子。

军官们也在琢磨马提斯会怎样应对这次对军人法规和荣誉的攻击,即 战士对他的军人弟兄的不可推卸的职责。川普已经在事实上强迫马提斯去丢弃他在战场上一起流血牺牲的战友。

“这是丢弃战友和同盟军, 以这样一种不经心的方式,”一个会议参加者回忆道。“他 (马提斯)曾经这么艰难地带领我们打下了叙利亚, 打出了阿富汗,以极其负责任的方式。”

2018年12月20日,川普在TV 上推特“我们的 男孩子们回家来了”。几个小时之后,马提斯将军向川普递交了他的辞职信。在信中, 他没有称赞总统,但是阐述了自己的核心理念。他写道, 美国的强大“紧紧地地依赖于我们独特的广泛的联盟,我们众多伙伴的支持,依赖于整个系统的团结一致” “对于那些和我们战略利益不断冲突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坚定果断,”。(pp.345)

在这以后,特使麦葛克也辞职了。

马提斯按原计划应该是继续工作到2月28日, 以保证“妥善的交接。”马提斯的辞职信经由他的助手交给了记者们,媒体把信的内容解释为对川普的世界观的尖锐批评。川普对这封信很恼火,气得快要冒泡了。于是在12月23 日早晨, 他给 帕特里克.沙南瀚(国防部副部长)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马上上任当新国防部长, 一边抱怨着马提斯的 “攻击“信。沙南瀚一再请求川普多给他一些时间,对于国防部这样一个庞大重要的机构, 交接时间不能太短。(译者註:沙南瀚以前在波音公司干了30年,没有军中经验,只是最近在国防部任职2年) 最后川普很不情愿地同意让马提斯待到12月31日。

这个消息传到五角大楼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当时正在大楼面对 波托麦克河(Potomac)的进口站岗。马提斯和他的随从每天都是从这里进楼上班。这个士兵从他的手机上读到川普提前免职马提斯,气得把手机摔到地上。“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这个卫士说。

海军陆战队非常尊敬马提斯, 这个卫士当然不是例外。马提斯将军缓慢稳定地赢得了他的声誉。他是一个从未结过婚的单身汉,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自愿代理低级军官值班,好让他的下属能回家团聚过节, 这已经成了传统。

川普对马提斯的态度使部长的助手很生气。他们决定要安排一个最大的鼓掌欢送仪式。这种仪式是每个国防部长离职时都要举行的传统。他们计划由五角大楼的所有人员排成一个长一英里 的人链,在马提斯最后一次作为国防部长离开五角大楼的时候鼓掌欢送。但是马提斯不允许他们这样作。他告诉他的助手:“你们都不了解总统, 我和他一起工作,他会拿 沙南瀚和 丹佛德出气,向他们报复。”

新年除夕那天,是马提斯的最后一天。马提斯静静地离开了五角大楼。他希望保护那些留在身后的伙伴们,包括沙南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佛德。他留了一段告别录音给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录音的开始他引用了林肯总统1865年写给格蓝特将军的电报中的一段话:“不要让现在发生的一切改变,阻挠,或是延迟你们的军事行动和计划。” “我充分相信,你们每一个人不会偏离我们的誓言,你们一定会坚决保卫和支持宪法并且保护好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国防部在这个困难时期表现得非常好。”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川普的剩下的几个国家安全顾问,在外国首领和川普在国会山的共和党盟友的支持下,和川普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反转和修正了他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正如川普经常做出鲁莽轻率的决定以后的情况,川普最后不得不让步了。一个美国应急部队会继续留在在叙利亚好几个月。

(pp. 354)12月26日,川普飞到伊拉克,访问美国在 巴格达东部阿尔-阿萨德 空军基地的武装人员。他在和部队讲话的时候, 又一次破坏了规范。他批评部队的司令官们没有在截至日期前从叙利亚撤军。他接着又讲了好几个不实之事,包括说部队十多年都没有涨工资了,只有他在最近给部队涨了10%;事实是,部队每年都涨工资,有几十年了,川普批准的一次是涨2.6%。

川普的讲话还公然危及军队的政治中立,那是马提斯在军中一直努力奋斗保持的传统。川普指名点姓地攻击波露西,说她的民主党拒绝为国界墙的建设提供基金。

2019法律之上?—

2019年开始以后川普成为一个挣脱了锁链的总统。他撤掉了一大批有经验的顾问,这些顾问尽力去启发他,同时也管着他,让他不舒服。新换上来的顾问们都是听话的顺从者,不会提出异议,只会按他的旨意行事。国防部长吉姆马提斯被沙纳罕顶替。白宫法律顾问麦克甘换上了西珀龙尼。司法部长杰夫 塞申下去换了 比尔 巴尔, 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 凯利 换成了 米克 姆尔万尼。他们知道他们的任务就是和总统说:YES。

(pp. 408)川普逃过了, 至少是暂时的,法律的制裁,非常多的法律专业人员相信他是有罪的,他触发了法律。

2019年5月份,1千多曾经服务于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前联邦检察官共同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指出在穆勒的报告中列举的川普的所作所为“在任何其他人的情况都会构成妨碍司法公正的多重重罪”,只因川普是现任总统,而现任总统受到司法顾问办公室的政策保护,不允许被起诉。

(pp. 414)约翰 凯利,吉姆 马提斯,麦克甘,提勒逊和其他高级官员曾经努力去指导他,教给他什么是政府的三个分支,以及宪法下的权力制衡。他们企图缓和他的暴躁冲动。他们想让他懂得他的神圣职责,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领袖,应该总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一次又一次,川普不断地丢弃这些智囊的导引,优秀的助手一个个离开。最后川普找到律师基佑利昂尼作为他的政治复仇的代理人,让他和乌克兰私下搞影子外交,这时“成年人们”已经不在旁边去制止或是警告他这样作的危险, 因为他们已经被那些谄媚逢迎的帮办代替了。川普胆子越来越大,自作主张,自行其是。

在2019年十月初,川普不听国家安全顾问组的劝告,突然决定把美军从叙利亚撤出来,抛弃了美国的库尔德伙伴。美军总司令的决定有可能转移了公众对他行为的注意力 (乌克兰事件), 但结果是灾难性的。它给土耳其打开通道,让他们轻易地发动了一场对库尔德武装毁灭性的进攻,从而加强了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 使中东地区一片混乱,这引起了严重的全世界对美国领导能力的进一步怀疑。许多前政府高级官员和共和党的议员们惊呆了,两党一致提出批评,但川普似乎是失控了。他说话不合逻辑,前言不搭后语,说叙利亚就是一个各派军事力量“玩很多沙子”的地方, 威胁说要完全摧毁土耳其经济,并且自夸自己有“没人能比得上的才智。”

川普的唯我主义造成了他对自己的危害。在乌克兰问题上,总统为寻求他的个人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他的自我为中心,痴迷于个人获胜和对他的敌人的报复,不断把他引向麻烦。到了2019年秋天,川普表现得似乎他确信他是不可战胜的, 他可以挥舞他手中的巨大权力去追索他的个人的和政治上的目标而不负任何责任。在阻挠议会执行监督职责的时候,他真心地相信他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作为总统,他是在法律之上。川普有很好的理由这样想,在穆勒的调查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他阻挡和为难对俄罗斯干涉的调查以后,他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他也绕过了一系列他的违法行为应该受到的惩罚,从种族歧视的言行到违反宪法的薪酬条例的自利行为到阻碍议会的监督功能…

当立法部门详细审查他的行为的时候,川普照照镜子,没看出自己有什么错。相反,他酝酿出一种深深的无法解脱的被虐待的感觉,一种自怜,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扭曲的现实中的受害者,并且认为民主党和媒体在阴谋联合制造骗局,要搞政变。

这种心态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在独裁专制的领袖们身上,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对受害者的崇拜和狂热来巩固手中的权势并且以此作为控制压迫人民的理由。

(译者附:这让我想起Mao 在1962年7千人大会被迫退居2线以后,多次和人愤愤地说,无非就是我重上井冈山,好像他被逼得无路可走了,一个被迫害的形象。过了几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权力高度集中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像这样的事情。他看起来在和整个企图阻止他的政治系统挑战,如果不是这个系统在阻止他,他会走得更远,”威廉 盖尔斯顿, 他是布鲁克林研究所研究管理的高级研究员,这样和华盛顿邮报的 罗伯特 冦斯塔说。

“我们发现, 宪法不是一个自己自动运转的机器,” 盖尔斯顿说。“说到底, 我们是‘人’的政府,不是一个‘法律’的政府。法律没有人去推动不可能起作用,没有人去推动的法律是没用的。”

问题在于,谁会去推动和执行宪法?

在阿列克桑德 哈米尔顿写的联邦论文集里,有两篇文章是专议“弹劾”这个概念。当哈米尔顿构思这两篇文章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那种总统就是川普这个样子—一个民粹煽动家,善于在群众中激起狂暴,迎合偏见, 挑起混乱,秘密背叛美国人民的利益来积累自己的权力–哈米尔顿的传记作者  彻诺夫这样写道。

哈米尔顿把这个概念写在纸上以后232年,川普对乌克兰施压的行为激起了对这个概念的实施运用。我们建国之父设想出的系统这一次能经得住这个时刻的压力吗?川普这次又能取胜吗?对司法公正的又一次追求又会被他的政治力量和他的随从的忠诚而阻挡住吗?

当国会在1974年考虑弹劾尼克松总统的时候,大多数共和党人站在总统一边,说他是政治猎巫的牺牲品。但是马里兰州的共和党议员罗伦斯 侯根 (Lawrence J. Hogan) 第一个站出来和民主党一起投票支持所有三个弹劾尼克松的条款。他说他“全心”希望他可以说总统没有犯导致弹劾的罪行, 但是他知道,事实是, 尼克松犯了。

历史惩戒了侯根 。(译者附:侯根曾是FBI 特工,在共和党内原来很受拥护,竞选州政府呼声很高,1974年以后,在竞选中屡遭失败。)

共和党现在面临着侯根45年前面对的同样问题。他们出于恐惧对川普的多次违规一直闭嘴不谈。他们也曾把对总统的调查称为“猎巫”。他们在悄悄地算计什么时候,或者要不要最终表明他们的立场。但是最终时刻在一天一天走近,那时要考虑的不仅是他们党的判决及总统带来的惩罚,而且要考虑历史的命运。(pp. 417)

摘译自 “A Very Stable Genius”

(2020-5-10 至 2020-6-20 疫情中)

来源时间:2020/6/30   发布时间:202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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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围剿中国,白宫一共就这五招

作者:余云辉  来源: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一、美国“魔鬼三角阵”的结构剖析

维持中国40年经济高增长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经济社会陷于日益艰难的处境与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有关,与美国针对中国设计并推行的美国国家战略有关,与美国的“魔鬼三角阵”所形成的围剿合力有关。

我们通常认为美国综合实力强大,任何国家和地区难以与美国抗衡,只能俯首听命、惟命是从,并形成了对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迷信和恐惧,但是,没有人仔细研究和分析美国综合实力的内部构成和各种具体力量的真实内涵,没有人研究美国综合实力内部不同的具体力量通过因时因地的组合所形成的战略威慑和摧毁能力,更没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化解美国力量的实用的综合对策。

美国综合实力是由三种力量组成,即,美国的“巧实力”、美国的“软实力”和美国的“硬实力”。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美国的“巧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避免概念之间的模糊和混乱。

巧实力

美国的“巧实力”是指美国借助美元霸权以及全球金融与商品市场的定价权进行巧取豪夺的力量。具体地说,美国的“巧实力”包括:

1、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塑造能力和控制能力;

2、美元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的主导权以及对其它国家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控制能力;

3、石油、粮食以及其它各类大宗商品的全球定价能力、全球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操纵能力;

4、通过美元霸权、利率定价权、汇率定价权、以及金融与商品市场定价能力,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通货膨胀和转移美国本土经济危机的能力;

5、不受外国资本控制的,由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企业所组成的遍布全球的金融机构体系。

美国的“巧实力”其实就是美国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巧取豪夺的能力。美国这种巧取豪夺的“巧实力”创造了美国7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

软实力

美国的“软实力”是指美国的体制、科技、文化、教育等力量。美国“软实力”的具体内容包括:

1、美国基于自身国家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而建立的制度,以及对这种制度的维护能力和应变能力;

2、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理论概念的创造力及其传播能力;

3、国内和国际舆论体系的建设能力、控制能力与引导能力,并以此形成全球话语权的能力;

4、国际组织的话语权、表决权和操纵能力;

5、科学技术的原创能力;

6、通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全球渗透能力;

7、对被锁定的战略围剿目标国家实施文化渗透、政策操纵、政治控制以及扶植傀儡或代理人的能力。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描述了“软实力”的可怕威力。美国无疑是将“软实力”发展和运用得最好的国家。

硬实力

美国的“硬实力”是指美国不受外国资本控制的完整的农业产业体系、工业产业体系和流通产业体系,以及基于国内产业体系所形成的海、陆、空、天一体化、立体化的全球军事打击力量。此外,美国的“硬实力”还包括石油及主要大宗商品的战略储备与控制、北约军事同盟等。

美国的“巧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可以相互配合、相互组合,构成了一个个战略围剿的目标指向十分明确的“力量三角形”。

""

这些“力量三角形”,或者因时因地突出其中一个力量的主导作用,其它两种力量作配合;或者随机应变地,协同作战,共同发力,联合打击。无论围剿前苏联,还是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至今为止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就是美国的“魔鬼三角阵”。

美国围剿苏联并促使强大的苏联土崩瓦解堪称是“美国魔鬼三角形”的经典之作。

首先,美国动用“硬实力”,通过军事威慑和推动“高边疆战略”诱导苏联开展军备竞赛,增加财政支出;然后,美国启动“巧实力”,利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石油结算货币的地位,通过操纵美元利率政策来操纵全球资金流向和世界经济景气程度,进而压低苏联的石油及其它资源的出口价格,减少苏联的财政收入,导致苏联财政赤字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内部矛盾激化;再次,美国施展“软实力”,通过对苏联内部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和执政官僚的洗脑,使得苏联上下形成一致的但致命的所谓“社会共识”,采取了以政治西式民主化、经济全盘私有化为主题的改革。

美国控制和操纵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给予了苏联人民美好的蓝图、给予了苏联领导人诺贝尔奖项和奖金、但是,就是没有兑现给予技术输出和经济援助。西方政治家事后得意的描述是:他们麻醉了北极熊,把它抬上了手术台,在开肠破肚大出血之后,他们悄悄地走开了。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愚弄,也显露了“美国魔鬼三角阵”的巨大魔力与威力。

苏联因此瓦解了。

国内多数人怀疑苏联解体背后的黑手并非美国,而是苏联体制本身走完了其生命过程,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他撰写的《胜利》一书为我们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他在书的序言中洋洋得意地说道:

【“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全球军事对手消失了。美国开始围剿和控制中东的能源。伊拉克成为“美国魔鬼三角阵”的又一牺牲品。

美国通过其“巧实力”冻结萨达姆的海外资产,实施对伊经济制裁,削弱伊拉克的经济实力,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软实力”告诉全世界并使全世界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此取得攻击和占领伊拉克的道义借口;最后,通过“硬实力”摧毁了毫无还手之力的伊拉克军队,完成了对伊占领。

在占领伊拉克的同时,美国进一步陈兵阿富汗,形成了对伊朗的夹击态势。这一态势不仅有利于强化美国对中东能源的控制,而且开始落子布局中亚,将美军的皮靴踏入中国的后院,从此,中国的西部和新疆不再是战略后方。

二、美国:围剿中国利益巨大

继前苏联和伊拉克之后,哪个国家将成为美国战略围剿的第三个目标?这是每个中国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我们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如果研究一下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崛起起因于美国国家战略从追逐地区霸权到追求全球霸权的持续胜利。东西方各国模仿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成为第二个美国。让美国成为美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及其实施国家战略的耐心和能力。美国的扩张或称之为发展,需要将美国的根须从北美伸向南美、从美洲伸向全球。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家战略总是清晰地锁定其现实的围剿目标和潜在的围剿目标,并集中美国国内力量和国际盟友力量,实施“集中优势、精确打击”。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直至目前是美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黄金时期。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利用“美国魔鬼三角阵”,美国成功围剿了苏联,使统一强大的前苏联四分五裂,进而严重削弱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然后,美国及时锁定中东石油,将伊拉克和伊朗纳入战略围剿的目标,并抛开道义的面纱和道具化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以反恐的名义成功地占领伊拉克、陈兵阿富汗,形成夹击伊朗高压态势,牢牢掌控着全球能源的源头。

美国的国家战略既针对敌人(如前苏联的军事),也针对利益(如中东的石油)。按照美国国家战略的逻辑来看,前苏联必须解体,否则就是美国的天然敌人;同理,中东的能源必须交给美国控制,否则就是美国必然的围剿对象。根据这一逻辑,如果一个国家既是美国潜在的对手,又是美国潜在的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被美国列为战略围剿的对象。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坐标系中寻找美国继前苏联和“两伊”之后下一个战略围剿的目标。我们认为,下一个美国战略围剿的对象必然是中国。

具体地说,中国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现实围剿目标的理由是:

第一、中国国家统一的本身就构成美国的担忧,美国必然要把中国列为威胁美国全球霸权的潜在敌人。

自二战以来直至现在,中国的统一或统一的中国一直被美国战略专家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定位绝不会因为中国对美的友好言辞和谦让态度而改变。因此,即使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向美国及其代理人输送了大量的利益(开放市场、出售股权、购买美国国债、默许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动武等等),只要中国没有像前苏联一样解体,中国就始终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敌人。

中国的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部门、不同的领导者对美国的定位时常徘徊于敌人、朋友甚至老师之间,但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从来没有改变过,即中国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潜在敌人。这正是美国的成功之处。长期以来,美国也从未停止过策划和支持中国的政治分裂、领土分裂、民族分裂,并始终执行武器禁运、不允许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产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必须丢掉幻想,尽早觉醒。

第二、中国大量的居民存款、企业存款、外汇储备、产业股权、金融股权、自然资源、产品市场空间对美国构成极大的诱惑。

这种诱惑并不亚于中东的石油资源。美国的全球攻略需要费用、维持全球军事的高压态势也需要费用。这些费用需要找人买单。中国是合适的买单的国家。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最大发现不仅在于剩余价值,更在于资本的运动,即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美国印刷了大量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进入中国并换走了股权、资源、产品和劳动,完成了美元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未来,这些代表美元资本及其增值利润的人民币资产需要重新兑换为美元返回美国,完成美元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这才是致命的关键。

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仅仅考虑了美元运动的第一阶段的特征,没有预见到美元资本运动第二阶段的致命危险,更没有看到美元资本的多次的持续的进退运动对于中国经济体系的“洗牌式掠夺”所组成的政治后果与社会后果。尽管美国始终将瓦解中国的版图作为终极目标,但美国围剿中国的攻击目标必然首先选择掠夺中国的储蓄和外汇储备。这场战争已经打响。

(上述预测结论成文于2010年3月,当时仍然处于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从2015年6月股灾开始直至今日,属于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中国经济从此步入艰难时期)

第三、中国跟苏联和伊拉克一样都属于轻敌的国家。

从主流媒体的声音和政府官员引导舆论的谈话上看,中国已经没有国际敌人的概念。曾经最大的敌人无非是中国主权覆盖下的台湾之陈水扁。陈下台之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仿佛敌人不见了(2010年3月)。

中国经济管理部门的各级官员容易被西方文化普遍糟粕中的某些有限精华所引导、也容易被短期的、私人的利益所诱导和收买。

从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现状上分析,美国选择现在开始将国家围剿战略对准中国并最终肢解中国,其难度并不比当年的苏联和伊拉克大。这意味着美国战略围剿中国的成本不高,但利益巨大。

也许有人会认为美国国家战略围剿的下一个首要目标可能不是中国,而是伊朗、俄罗斯或北朝鲜。如果我们以“前苏联”代表美国的潜在敌人,以“伊拉克”代表美国的现实利益,那么会发现,伊朗近似于“伊拉克”,但不是“前苏联”;俄罗斯近似于“前苏联”,却不是“伊拉克”;朝鲜既不像“前苏联”,更不是“伊拉克”,美国不可能真打朝鲜;而只有中国既像(是)“前苏联”,又像(是)“伊拉克”。

如果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在美国国家战略版图中的定性和定位,那么,我们将会不再惊讶于美国针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攻势了。而所谓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在本质上和结果上看,不过是美国实施“巧实力”和“软实力”围剿中国的战场而已。

三、美国对华的“软实力”围剿

经过60多年特别是近30多年的精心布局,“美国魔鬼三角形”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合围。

美国在战略上从来都是把围剿的对象当作冬季的青蛙,并为每一只青蛙准备一锅温度适中的清水,青蛙不会拒绝诱惑。美国集中力量煮沸了第一个锅:苏联解体了;然后移来薪柴煮开了第二个锅:伊拉克被占领了;现在开始把所有的薪柴移到第三个军锅下面加大了火焰,所以中国开始处处感到烫手了。

美国并不是一个进攻花招很多的国家,但属于将有限的进攻招式坚持得很好的国家。通过研究美国在拉美、前苏联、中东的操作案例,可以把美式攻略基本上概括为:1、“软实力”的侵蚀和渗透;2、“巧实力”的控制和掠夺;3、“硬实力”的打击和占领。

其实,美国针对中国的围剿战略早完成了“美国魔鬼三角阵”的布局,并走过了文化侵蚀阶段、政治渗透阶段,目前已进入了经济控制、财富掠夺、经济制裁阶段。可以预见,中国遭遇美国的军事打击已经为期不远。

美国对华的“软实力”围剿:

1、在中国的经济、教育、新闻、文化、思想等领域,美国的影响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美国文化思想教育事实上成为先进性代表,占据了一个个培育中国社会精英的课堂,占据了中国精英阶层的灵魂,而这些社会精英主导着中国的经济、金融、外交、文化、教育、新闻、卫生等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许多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国际外交的做法,看不到爱国主义的精神,却体现着爱美国、媚美国的行为。

2、美国通过在华设立基金会、思想库、游说团、独资合资企业等组织,将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退休干部吸收到这些组织,同时,通过国内和境外的利益安排,拉拢、收买、最终控制中国内政外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美国在华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强势的话语权。这种强势的话语权不仅诱导着民间的舆论,而且影响着政府的决策,甚至决定着关键岗位官员的任免。美国将其在拉美国家和前苏联的传统做法和手段娴熟地运用到了中国。

3、通过IBM、微软、思科、甲骨文等企业以及各类科技投资占领中国信息技术领域、控制互联网企业。同时,通过鼓励互联网技术企业在美国上市、鼓励各类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在海外上市从而接受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等方式,美国可以及时全面地获得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的情报。中国证监会不正确的监管思路不自觉地增强了美国在华的“软实力”,许多中国高科技企业是被中国证监会逼迫到美国去融资上市,最终扩大了美国证监会、美国审计机构在华的势力版图。

4、通过标准普尔等四大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债务、银行、保险和企业债务的评级,直接操纵和决定中国的国家信用和企业信用。

5、美国及其军事盟国控制着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如果中国遭遇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中国的处境不会好于前苏联、伊拉克和利比亚。

四、美国对华的“巧实力”掠夺

美国及其盟国对华的“巧实力”围剿过程可以归纳为以下步骤:

1、西方经济理论的洗脑;

2、控制中国主要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如主要原材料供应、如技术核心及其持续原创能力、如最终销售网络,等等;

3、中国市场份额的占有、中国产业股权的占有、中国金融股权的占有;

5、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流入阶段),迫使人民币升值,大规模地引导量化宽松政策之下的垃圾美元进入中国,稀释人民币储蓄的购买力,掠夺中国的国民财富;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流出阶段),迫使央行维持人民币汇率于高位,掩护外资撤离,套取汇差利益,为人民币汇率暴跌储备做空能量。

6、利用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通过量化宽松的美元货币政策,操纵石油、铁矿石、粮食、黄金等主要商品价格的飙升,巧妙地掠夺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

7、在国际资本流入阶段,利用美国在华的“软实力”,制造所谓的“提高人民币汇率、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可以抑制中国式通货膨胀”的舆论环境,诱导中国央行进一步陷入美元陷阱而难以自拔,热钱美元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淹没中国;同时,中国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可以配合美国及其盟国达到进一步摧毁中国出口导向性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目的,把美元输入所引起的流动性危机转化为中国的产业危机和社会危机。

8、在中国经济走向深度危机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国会将进一步逼迫中国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并进一步要求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允许外资控股国内金融机构;国内经济学家和海外资本的代理人同时以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的名义制造舆论,配合着美国“巧实力”的围剿,最终达到外汇储备快速蒸发、人民币汇率断崖式贬值的目的。

当年,当一批披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专家成为政府贵宾、成为官员老师并占据中国主流媒体和讲坛之时,美国对华的经济洗脑已经开始。当他们的信徒和代理人开始逐步掌控中国国家经济行政权力的时候,这是美国及其盟国收获的季节。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美国及其北约成员国联手瓜分了中国的市场、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产业、获得相关产业的大部分利润,瓜分了中国的金融版图,削弱了货币主导权。

以汽车工业为例,海外资本在中国以40%投资,占据了50%的市场份额,拿走70%的利润。汽车产业是诸多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产业的缩影。外资已经控制着大部分产业或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目前,外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加紧控制中国农村种子、粮食、油料,从而达到掌控中国民生与稳定之大权的目的。

从商品市场到产业股权、从产业股权到金融股权、从金融股权到货币主权,美国对华经济掠夺攻略不断升级并战无不胜、斩获丰厚。各级政府或主动或被动打开国门、招商引资,将国家和民族的立足根本换取了3万多亿美元的数字。当年西方人用彩色玻璃珠向印第安酋长换取珠宝和土地的故事在当代中国重演了,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美国及其盟国是以符号化的垃圾美元换取了中国的土地、资源、股权以及产业控制权和货币主导权。当这场现代版的“玻璃换珠宝”的游戏接近尾声之时,当中国的实体财富蒸发成抽象的美元符号之时,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必然从经济掠夺走向经济制裁。

如前所述,如果中国已经成为继前苏联和伊拉克之后的美国国家战略围剿对象,除非中国选择像前苏联一样解体、除非中国像伊拉克一样选择被占领,否则,美国对华经济制裁已经无法避免。

中国主动让人民币升值、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等,只能减轻美国大棒当下的打击力度,但不能阻止美国的后续打击,因为大棒之后还有大棒。这正是全世界人民眼中所看到的美国与中国之间近年来打与挨打、虐待与受虐的游戏。

中国人早已将美国供奉为内心的老师,其地位远远超过了孔子的地位。面对“老师”的掠夺、制裁和持续的大棒蹂躏,官员、民众和媒体因费解和疑惑而再次陷入榜样的危机。这种状况正是由于我们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美国、没有在美国国家战略的作战地图中找到中国的位置。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与人民币升值政策的组合是美国用于摧毁中国经济的核武器,这是对中国的掠夺,更是对中国的制裁。其主要后果是:

1、美国量化宽松直接造成美元贬值,使中国的外汇储备缩水,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蒸发中国以美元资产表现的财富;

2、迫使人民币升值,有效降低跨国公司在华进口零部件的成本,提高跨国公司产品在国内的竞争力,有利于进一步冲击中国的本土产业;

3、在国际资本流入阶段,引导热钱流向中国,迫使中国央行被动增加美元资产并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推高中国房地产、股票、农产品等价格,制造中国国内通货膨胀,从而威胁社会稳定;

4、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美国在华代理人会游说中国银行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和提高存贷款利率,从而进一步吸引美元套利热钱的流入,使得外资掌控的人民币资产比重进一步上升;

5、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足以摧毁中国实体经济的临界点上,美国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必然会搬出各种数据和模型要求甚至强迫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放弃资本管制,促使中国外汇储备迅速蒸发和人民币汇率断崖式贬值,进而为美元资本重返中国席卷资源做好政策准备和汇率准备。

可以预见,开放金融市场和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必然成为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下一步主攻的战略重点。这没有悬念。因为开放金融市场和开放货币自由兑换是美国完成对华经济攻略的最后阶段。这也是美国推进下一阶段对华攻略的必要条件。通过开放金融市场和开放货币自由兑换,美国操纵下的国际舆论可以集中唱空中国经济,同时,美国一定不失时机地推行美元升值战略,外资机构可以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集中做空,外资热钱和国内其他人民币持有者会展开一致行动,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迫使人民币迅速贬值;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国可以以各种借口甚至动用经济制裁的手段阻止中国产品出口,从而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逼迫中国经济全面崩溃(注:2010年初的预言已成为今日的现实)。

当贸易逆差、热钱撤退、产业凋敝、银行坏账、股市暴跌、通货膨胀、社会动荡等问题集中爆发之后,美国一定会通过国际国内的舆论工具上把造成这一系列后果的原因归之于中国政府和执政党的无知、无能和腐败之上、归之于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银行的低效和垄断之上,而与美国的经济围剿战略无关。

中国经济崩溃的阶段正是美国重新开动美元印钞机进一步大举收购中国企业股权和金融机构股权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的决策机构只有二项选择:第一、接受“援助”,即接受美国及其盟国控制下的国际货币组织的“援助”,同时,交出大型骨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彻底清除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和自主创新的经济主张;第二、接受战争。

五、美国对华的“硬实力”围剿

随着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经济制裁过程的持续推进,中国即使在未来没有陷入动乱和分裂,也将沦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并存的病态国家。此时,才是美国及其盟友考虑是否通过军事手段进行最后谢幕的时刻。

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美国设立了四百多个军事基地包围着中国,这里布置着导弹甚至核弹。这些军事基地构成了一个体现美国硬实力的完美链条。随着美军的军靴稳稳地踏进阿富汗,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性包围已经完成。中国已经没有战略回旋的腹地。在军事上,中国已经落在美军的军锅之中。其实,美国对华经济控制和军事包围已经完成。这是一个堪称精彩的布局。

当美国或其盟友以他们的导弹落在中国本土的爆炸声作为围剿中国战略的最后收尾的庆典礼炮声时,中国的命运和伊拉克是多么相似。

六、以增进国家安全为目标,重塑世界新秩序

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格局中,中国的战略突围必然伴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突围战略需要与未来的新的世界格局的建设结合起来,打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和谐的世界环境。

因此,在构思和筹划中国的战略突围方案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以下问题:未来怎样的世界格局才有利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战略突围的各种对策应该如何与建设有利于中国的世界格局结合起来?为此,中国对世界必须要有自己的愿景、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追求、以及对应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方可制定中国的国家战略和突围方案,并为其实现而努力。

世界总体格局基本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多极世界、单极世界、两极世界和三极世界。

多极的世界往往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二战之前的世界格局属于“多极世界”。

两极的世界是可制衡的、可平衡的世界。二战之后到苏联解体之前,世界格局属于“两极世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快速工业化和朝鲜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有利的“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如果离开当时苏联的支持,新中国初期的快速工业化和打赢朝鲜战争都是不可想象的。

单极的世界是一个缺乏公平、正义、和平保障的世界。当今世界就是一个由美国霸权主宰的单极世界。这是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世界格局。

三足鼎立的三级世界(或称之为“三级鼎立的世界”)往往属于平衡、和谐、稳定的世界格局。理想的三足鼎立的三级化的世界格局是:

1、欧盟脱离美国,形成独立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从而构成世界的一级;

2、中俄之间形成经济、军事、外交的共同体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有效力量;

3、美日韩仍然以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同盟而存在,但受到中俄朝以及欧盟的牵制,使其无法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为所欲为。

欧盟存在脱离美国而独立的趋势,但还不会在短期内成为现实(注:2018年开始欧盟脱美的趋势更加明显了)。为了打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生存和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其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新的世界格局,中国的现实任务是:与俄罗斯建立起经济、军事和外交的同盟,改变单极的世界格局,形成两极的世界新格局。

通过与俄罗斯的结盟,使得中俄两国可以同时突破美国的“魔鬼三角阵”的围剿,改变中俄遭遇美国“魔鬼三角阵”各个击破的命运;中俄在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结盟可以彻底打破目前单极世界的格局,形成可制衡、可平衡的两极世界;中俄两国版图相连、横跨欧亚大陆、经济和军事的互补性强,中俄结盟可以成为维护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同时,中俄在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的结盟能够有效削弱美国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削弱美国在主要商品市场的全球定价能力,从而加速欧盟和欧元脱离美国和美元,使两极世界向三级世界发展。

因此,中国的战略突围目标应该从重建两极世界、改变单极世界开始,并逐步推进三级世界的形成。

通过中俄的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结盟,增强中国的硬实力。中俄结盟本身就可以极大增强双方的硬实力,从而可以有效地突破美国“魔鬼三角阵”的围剿。

面对美国长期打造的“魔鬼三角阵”,中俄两国的领导人都需要问一个问题:强大无比的美国尚且需要欧洲、日本和韩国等盟国,难道并不强大的中俄不需要相互依靠、相互结盟而可以独立而尊严地生存吗?因此,中俄结盟是全球战略格局演变和中俄两国生存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俄同盟可以为中俄两国打开巨大的战略空间:

1、中俄两国可以联合起来参与中东事务,开展与中东国家的战略合作,而中俄同盟的强大吸引力同样能够加大中东一些国家“脱美”的速度,增加中俄同盟之外的卫星国数量;

2、中俄同盟可以为中国争取到巨大的战略后援,可以大大提高中国处理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各类问题的实力,有利于解决南海问题,不战而胜(只有战无不胜,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俄结盟的全球战略意义还在于可以为伊朗、朝鲜以及其它受美国及其盟国压迫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会使这些国家加速加入到中俄的阵营中来从而进一步壮大中俄阵营,最终将加强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保障能力。

中国应该通过全球战略格局设计并主导全球大格局建设来化解四处狼烟的困境。只有重视大战略和大格局的建设,才能达到“以无事取天下”的治理境界。

七、确定正确的发展道路,增强中国硬实力

中国的国家硬实力是由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以及工业制造体系的国防转化能力决定的。正确的工业化模式应该满足以下标准:

1、每一个产业的龙头企业由本国资本控制,本国资本控制着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并拥有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不受外资控制;

2、本国装备工业可以提供各个产业部门开展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这些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不受外国政府和企业的控制;

3、本国所有的工业部门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机构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

4、本国产业部门的主要企业拥有国际和国内各类原材料采购的定价权和产品销售的定价权,他们牢牢控制着国际和国内的各层次流通渠道,各种流通渠道和商品定价权没有被海外资本所控制;

5、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创造的财富以利润、工资、利息和税收的形式主要由本国资本、劳动者、金融机构和政府拥有,而不是由海外资本和海外组织所拥有;

6、本国资本控制的工业企业具有良好的国防装备生产的转换能力,国防工业实力强大;

7、金融监管部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可以为国家实行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而不是急于通过设立A股国际板、QDII等方式输出国内居民储蓄而为境外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8、探索并形成一个完善的、扎根于民族传统又具备现代先进性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组织体系,可以有效地保障企业实体的持续发展。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工业化都是结合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并吸收了工业化国家的先进企业制度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组织模式,最终完成了可自主、可持续的工业化。

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不是简单肤浅地追求所谓的开发区化、GDP化、城镇化、城市化、货币化或金融深化,等等。如果工业化不能转化为国家的硬实力,不能形成国际舞台上的铁拳,那么,所谓的工业化无非是一场制造虚假繁荣、并引来杀身之祸的泡沫化。

总之,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需要科学的选择标准和行动纲领,必须能够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竞争的硬实力。

八、壮大本土资本,限制海外资本

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关停并转、改制变卖国营企业开始的。随着国营企业的资产和人才的流失,一批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因此,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出现了大批的经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创新能力差但经营灵活的中小型企业。对照西方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发展自由资本开始的。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自由资本需要在市场保护的环境下历经50年至100年的发展才能过渡到垄断资本阶段。但是,中国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并没有给本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留下发育时间和市场空间。

改革,发展了本国自由资本;但是,开放,引进了国际垄断资本。于是,本土自由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境内展开了完全不对称的、甚至不平等的竞争。这是一场发生在经济领域的类似于义和团与洋枪队的不对称战争。海外垄断资本凭借百年的资本积累、技术积累、韬略积累,迅速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抢占了中国的本土市场,封杀了自由资本升级的空间。

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看,先期发展起来的英国资本并没有成功挤占后起的法国、德国的本土资本的发展空间;欧洲的垄断资本并没有成功封杀美日韩的本土资本发展空间,但是,英法德美日韩各国的垄断资本却成功地封杀了中国本土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升级的市场空间。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经济发展的悲剧。这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发展模式下的必然结果。(先)改革是真理,(后)开放也是真理,但是,“改革+开放”就是谬误了。哪个国家是依靠所谓的“改革+开放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改革+开放”模式可以称之为“现阶段的中国特色”,但不能称之为“可持续的正确道路”。

加拿大华侨马耀邦先生指出:

【“中国的邻国日本和韩国由于对本国工业实施保护,限制外来投资,从而都拥有世界级公司和许多全球商标。为此,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之所以缺乏世界级公司,归因于其拥护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履行了入世协议的苛刻条件。……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鉴于中国公司在华盛顿收购美国企业遭遇到强大阻力,中国商务部长依然呼吁进一步开放。与大多数中国决策者一样,这位部长可悲地忽略了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当今拥有大量跨国公司和全球商标的世界经济强国都是通过贸易保护制度,保护其本国新兴工业,从而成功并致富的。”】

中国的自由资本无法完成向垄断资本的自然过渡,也就无法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为了避免海外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强国家硬实力,因此,发展和壮大国家资本,由国家资本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这既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在现有的经济格局之下,发展国家资本并使之主导产业升级、主导经济发展是合乎经济规律的。近年来,国家资本主导的各类现代企业的迅速发展,表明了如下事实,国家资本是唯一具备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的经济力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是“海外垄断资本主导模式”,也不可能是“国内自由资本主导模式”,只能是“国家资本主导模式”。国家资本需要支持和扶持国内自由资本的发展壮大,同时,国家资本必须制约海外垄断资本的渗透与控制。在国家战略角度分析,国家资本是增强中国国家硬实力的核心力量。

九、解决“三农”问题要走对路子

离开“三农”的健康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的硬实力,就没有中国社会的稳定。

中国经济已经得了癌症。房地产癌症、城市化癌症、城镇化癌症、开发区癌症、高能耗高污染癌症已经突破了农业生存、农村生存和农民生存的底线。长期积累的“三农问题”终于传导到城市,成为城市的高房价、高通胀、高失业的“三高问题”。中国的“三高症”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或“货币问题”。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手段,不仅不能解决“三高问题”,而且会使得“三高”更高、更严重,加速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的提前到来。根除中国经济的癌症必须从发展“三农”开始。具体措施是:

改变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通过发展各种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商会、农会组织和农业企业,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产品定价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水平。

改变农业补贴模式,把现行的“政府->农民”和“政府->土地”的补贴模式,转变为“政府->农业组织”和“政府->农产品”的补贴模式,以财政手段引导农民重新走组织化的发展道路。

建立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的制度与机制,提高优质绿色农副产品的定价水平和定价能力,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而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差异化问题。实现农副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差异化定价也是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城乡就业的重要工作。

政府财政和国家资本应该大力投入于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农村科技服务网络、农村职业培训网络、种子肥料等农资供应网络、农副产品采购网络、医疗卫生教育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这些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的网络体系再将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商会、农会组织和农业企业组织起来,实现更高层次的农业组织化。

农业组织化的过程也是农村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的网络体系的建设与投入的过程,是吸引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流向“三农”领域的过程,是增加“大农业体系”的社会就业岗位的过程,是减轻城市乡镇就业压力的过程,是提高农副产品生产、流通、供应能力和效率的过程,是从根本上解决通胀压力和社会矛盾的过程。

如果说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那么,中国则需要通过“定向宽松”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货紧缩政策)来根治通货膨胀,即,中国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定向宽松地向’三农’领域提供倾斜性的货币供应”,以此提高“三农”领域的各项生产性、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项目的建设,提高中国的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供应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因为货币投放太多,而是货币投错了方向。

十、中国必须尽快构筑“经济金融拦鲨网”

——构筑坚实的“经济金融拦鲨网”,积极防御美国“巧实力”的巧取豪夺与攻击围剿,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金融安全。

在实体经济的权益被货币化、证券化和虚拟化的大背景之下,财富掠夺和经济侵略已经轻松突破传统的国家政治版图的疆界。当我们集中精力在中国政治版图内对实体经济实施积极的地面防御之时,美国以其强大的“巧实力”正在中国“虚拟经济的天空”(如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对中国经济实施空中打击与掠夺。在中国虚拟经济的天空里,体现美国“巧实力“的隐形战机无处不在,但我们时常视而不见,疏于防御。

美国“巧实力”已经夺取或正在争夺中国经济的“四大主导权”:1、商品市场与产业发展的主导权;2、金融与资本主导权;3、外汇定价主导权;4、货币发行主导权。

美国“巧实力”锁定的是中国经济的“四大猎物”:1、资源与市场;2、产业股权和金融股权;3、企业和居民储蓄;4、国家外汇储备。为了攫取这“四大猎物”,美国的产业集团和华尔街的金融集团会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手,动用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加以配合。

为了应对美国“巧实力”的巧取豪夺,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在中国经济与美国“巧实力”之间形成宽阔的隔离带和防火墙,不可误入海外资本及其在华代理人设计的所谓“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旗帜下的“巧实力包围圈”。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严格控制外资的进入和布局,同时,对国内企业创造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3万亿的外汇储备对应地发行了22万亿的人民币,占M2的比例接近30%。如果这些资金每年在国内平均取得15-20%的赢利,外汇占款及其动态赢利在M2中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没有哪个经济大国外汇占款达到如此高的比例,更没有哪个独立的经济体能够对此视而不见。海外资本利用国内招商引资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央行被动地向外汇持有者发行相应的基础货币,造成流动性过剩;同时,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向银行系统收回货币,减少国内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造成目前60%以上中小企业缺乏正常的生产周转资金。

如果将外资进入、央行“提准”和加息、国内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等现象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央行及其外汇管理局事实上把本该给予国内企业的正常贷款搬运给了海外资本集团。他们一方面采取“提准”和加息等手段,对内实施“金融窒息政策”,抑制了本国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他们采取汇率升值和加息等手段,对外实施“金融刺激政策”,吸引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乘虚攻城略地。这一系列客观上配合美国“巧实力”巧取豪夺的货币政策都以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胀的名义巧妙地推行。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日益严峻的境地。摆脱这种状况的正确政策应该是:

1、降低外汇兑换人民币的比率,比如,每一笔外汇只能按80%的比例兑换人民币,其余20%以准备金的方式留存下来;

2、取消各类财政性的出口补贴刺激政策,改为货币性的人民币贬值型刺激政策。在资本流入阶段,需要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土壤,逼走热钱;

3、把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降低到美国的水平,给予国内企业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通胀;

4、外资进入中国的规模必须纳入指标控制的范围,比如,每年外汇储备的增量对应产生的人民币发行量不得超过M2增量的10%,同时,将外汇储备占款逐步降低到M2的10%以内,等等;

5、各级政府不得以零地价、税收返还等任何制造不平等竞争环境的方式对外资进行招商引资。

第二、严格控制国内企业在海外上市,同时,通过放松行政管制,鼓励高科技企业和资源性企业在国内上市。

国内企业在海外上市,本质上属于出口企业股权、换取美元外汇的行为。我们出口了石油、煤炭、电信、银行、保险、有色金属、互联网、生物制药、太阳能、连锁教育、商业流通、饮食服务等等各类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股权,换取美元外汇储备然后接受美元贬值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资产的证券化过程已经演变为境内资产的美元化过程,即,以美元主导的货币化和证券化代替了人民币主导的货币化和证券化。具有戏剧性的现象是在中国境内备受美元挤压的人民币居然开始梦想人民币的国际化。不顾自身经济条件而推行大跃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必将以闹剧开场,以悲剧落幕。

第三、在国际资本流出阶段,尤其不能大力发展股指期货,不能配合外资做空中国。

那些脱离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所谓金融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属地方政府和官员追求地方政绩和个人政绩的金融冒险。我们需要警惕“国际金融中心”变成“金融败国中心”和“金融卖国中心”。

第四、坚决保卫货币主权,牢牢掌握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严防美国“巧实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攻击。

汇率的定价权本质上属于货币的定价权。没有货币定价权就没有货币主权。汇率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主权的丧失。

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变成美国指挥之下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结果演变为人民币定价权的转移和货币政策主导权的丧失。现阶段出现的热钱持续涌入、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发行、通货膨胀趋势日趋严重、实体经济承受着汇率升值和货币紧缩的双重压力、经济社会日益不稳定,等等,都是源自于汇率定价权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货币主权的丧失。汇率武器不是常规武器,而是摧毁一国经济的核武器。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已经主导着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主导着人民币的定价权、进而主导着中国的货币政策。

从目前的经济现状看,中国的货币定价权和货币主导权已经丧失。如果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可以预见的最终结果将是: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主导的美元热钱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泡沫膨胀与泡沫破裂,并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进出循环过程中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完成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与转变。通过研究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如果中国拒绝美国的汇率武器的“巧实力”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一系列直接的经济报复,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拒绝美国经济核武器(即汇率武器)的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美国军事核武器的打击威胁。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需要从经济领域核武器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影响,需要拿出军事领域核反击的勇气来对抗美国对华经济领域的核打击,需要拿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来保卫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总之,中国的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即货币定价权必须从美国指挥棒的阴影中走出来。

第五、坚守最后的金融防线: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加以鼓吹,但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体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中”(Bhazwati,1998)。正因如此,国内的官员和学者不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的常见角度、而是从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的角度制造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舆论环境。

人民币自由兑换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国内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自由地兑换为美元,同时美元可以自由地兑换为人民币。由于人民币无法与黄金挂钩,同时中国还缺乏强大的综合国力(包括覆盖全球的军事实力)来保障人民币的国家信用之情况,因此,人民币的信用主要是由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决定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人民币持有者拥有了兑换美元的自由选择权。只要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博弈地位,美国拥有中美之间货币的定价权,中国仅仅属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跟随者,那么,大部分人民币资产的持有者将倾向于选择美元或随时可能行使人民币的美元选择权。

中国的门户开放型招商引资政策所引进的海外资本及其滚存利润预计在3万亿美元以上。这是中国对外无序开放政策在对外经济领域所形成的巨大“资本堰塞湖”。国际资本已经完成了人民币资产的布局和建仓。这是做空中国的重要筹码。根据华尔街金融大鳄们惯用的“刺激-反射”手法,不难看出国际资本做空中国的长远布局和战略意图。国际资本的运动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二个阶段:即,“美元资本–实体资产–更多的美元资本”。价值形态的资本是一切实体资本的归属,美元资本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人民币资产最终还要回到美元,简单地说,美元最终要回到美元。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意味着这些海外资本在中国境内长期形成的人民币资产在经历了人民币升值和资产增值之后可以随时地、集中地兑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而离开中国,从而完成一次集中做空中国的金融空袭,实现对中国财富的完美掠夺。

美国的“巧实力”围剿往往伴随着“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配合和策应。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国际评估机构、国际投行部门和国内外各类媒体可以抓住中国经济领域的结构失衡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农业基础不稳问题、能源供给瓶颈问题、环境污染与灾害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房地产泡沫破裂问题、银行呆坏账增加问题、政府财政赤字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社会矛盾激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等等,集中打击人民币资产持有者的信心,甚至不惜在中国周边制造军事冲突、对中国本土发动侵略战争,以配合美国“巧实力”的金融掠夺。

这一切事件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中国拆除最后的金融防线,即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人民币升值接近国际资本的心理价位、同时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那么,海外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导演的针对中国的出口压力、知识产权压力、能源供给压力、农产品和矿产品供给压力、人权压力、政治制度压力、周边军事压力都会接踵而来。

如果人民币始终与美元挂钩从而不给任何游资投机的机会,如果人民币在条件不成熟之前始终坚持不可自由兑换,那么,中国面临的国际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会减轻甚多。

在与美国“巧实力”的博弈过程中,首先,不能让强盗踏进门(遗憾的是我们通过无序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引来了国际强盗);其次,不能让强盗顺利地跑掉。

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是最后的门槛和防线。

我们需要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考虑人民币定价权和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以及为了解决热钱流入问题而动摇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国之根本不可用于追求政绩目标,也不可用于外交的交易。

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是:

1、中国真正完成了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具有国际商品定价权的工业化体系建设;

2、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同盟的综合势力足以抗衡美国及其盟国,从而拥有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的能力;

3、以中国国家“硬实力”为后盾,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按照合理价格回购海外资本在华的投资项目和股权,使海外资本控制的在华人民币财富总量降低到相当于外汇储备10%以下。

只有满足这三大基本前提,才有条件讨论作为大国货币的人民币如何实现国际化之问题。

当年,德国和法国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尚且不敢推动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挑战美元地位、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主导并组建欧元区来对抗美元,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处境远不如德国和法国,我们岂能在货币问题上开展大跃进式的国际金融冒险?国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仅仅是局部;国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将是整个国家。

十一、打造中国的软实力

建设强大的国家“软实力”,抗衡美国的“软实力”围剿。

第一、建立外交软实力。

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强国之间的外交;以反侵略、反霸权为旗帜,开展与弱国的外交;以经济支援和军事保护为手段,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通过发展各种基金会,或政府通过此类基金会,在世界各国培养亲华势力。这是重要的软实力。

第二、建立民族认同制度、文化认同制度、国家认同制度以及执政党认同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GDP上去了,但是,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国家认同感、执政党认同感却下降到低点。这是民族分裂、国家分裂、执政党分裂的前兆,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民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文化认同制度建设显得十分落后;

同时,中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十分欠缺的,党政军系统海外代理人或明或暗地大量存在,各类间谍案件层出不穷,民间富裕阶层30%已经移民,60%以上有移民倾向;

主流媒体和各类非主流媒体可以公开污蔑开国领袖,可以诋毁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主要历史事件,可以质疑甚至否认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些普遍存在的舆论现象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反击和纠正,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没有得到法律的惩处。

面对美国的软实力围剿,中国应该围绕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执政党认同的目标,对人文学科特别是经济、法律、政治、新闻传媒、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教材内容和教学人员进行清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教材、杂志、报纸、讲堂、课堂等方面,必须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反对民族认同、反对文化认同、反对国家认同和反对执政党认同的现象。

第三、通过民主的方式、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凝聚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1、全国人大及其专业委员会需要进入主阵地,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全球竞争和全球博弈。

全球博弈和全球竞争的最高形式是法律、规则、标准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这也是最高层次的博弈和竞争。如果海外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影响、操纵甚至控制了中国的法律、规则和标准,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和对外开放已经摔倒在起跑线上。

因此,首先,全国人大应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增设和调整各类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专门领域的法律专家和行业专家组成。原则上,行政官员不得成为全国人大专业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的法律素养和立法能力应该足以抗衡美国国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对华干预。

其次,全国人大及其专业委员会应该及时纠正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自我授权、自我扩权、自我越权的状况,防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基于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基于官员的寻租私利而出台损害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的政策和措施。

2、重新梳理政府职能、重新调整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流程。

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行业管理政策和地方发展政策方面,必须充分征求和尊重国内骨干企业的建议和意见,充分体现保护民族产业的意志和要求。在和平时期,民族产业是纳税和就业的主要力量;在战争时期,民族产业是战争动员和战争支持的主要依靠。因此,围绕民族的发展、借助民主的方式、体现民生的利益,应该成为政府部门立规定制的基本原则。

各级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行业管理制度必须上报全国人大相关专业委员会,在获得“无异议函”之后方可颁布实施。

第四、建立司法保护体系,避免国家软实力遭遇削弱和瓦解。

通过法制的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独立于地方党政系统干预的法院司法体系,保证法律法规和国家意志在各个地方的执行,避免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滥用公权、干预司法,从司法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避免国家软实力受到削弱。如果说好的民主方式可以凝聚国家软实力,那么,好的司法体系则可以避免国家软实力遭遇削弱和瓦解。

对于中国而言,中央不能搞“三权分立”,但是,地方绝不能搞“三权合一”。地方搞“三权合一”、“一把手说了”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蜕变成了“地方三权合一”的、诸侯割据的封建主义。目前的现状是各地政府和官员敬畏新华社和新华社记者,却不敬畏法院、法官和法律。

如果一个人有过在地方法院诉讼的经历,那么,一定可以会认同当今中国社会的一条基本判断:中国各地不是法制社会,法院和法官无法秉公办案。没有法制,只好人治,也必然人治。因此,中国的法院体系即司法体系必须独立于地方、统一于中央,具体地说,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应该归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并实行垂直管理、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领导由上级任命并定期异地轮换。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国家法制精神的统一,才能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才能维护地方百姓的利益,才能维护地方的稳定,才能避免国家软实力被削弱和瓦解。

第五、全面强化“软实力”建设意识。

党政机关和思想、文化、科技、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需要加强“软实力”意识和“软实力”建设。

结束语

其实,从朝鲜战场失败之后,美国始终没有忘记唯一一场败仗的耻辱。美国国家战略的精巧安排和耐心实施的确令人折服。小布什上台之后对华摆出了强硬的态度,那实质上是为实施美国对华收网政策在营造舆论。令美国遗憾的是,9·11事件打破了美国精英集团对华收网的时间。推迟收网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对华收网。

今天,美国的硬实力、巧实力和软实力依然强大无敌,我们不可掉以轻心。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再次拖延了对华收网的时间,但是,其针对中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对华金融经济布局正在加快实施之中。中国可以支配的时间其实不多了。

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窗里,中国对外应该加快与俄罗斯结盟的步伐,尽快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国际巧实力和国际软实力”;对内应该调整战略思路和重大政策,迅速形成“国内硬实力、国内巧实力和国内软实力”。

只有有效地突破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魔鬼三角阵”的合围,即美国硬实力、巧实力、软实力的聚焦合围,中国才有真正的国家安全、金融安全、政党安全和社会安全。

作者简介: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为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

来源时间:2020/6/29   发布时间:2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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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妄议美国

作者:资中筠  来源:财新网博客

最近推荐了张千帆教授关于美国种族主义一文后,见到一些批评的意见。正好,一段时期以来我感到与同样信奉普世价值,对国内问题看法基本相同的朋友对美国却有些不同的看法,借此机会梳理一下。既然已经写了,还是发出来与朋友们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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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游行队伍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街头,抗议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等问题。)

(一)认可奴隶制是否美国宪法的“原罪”

有人不同意张文说美国《宪法》承认奴隶制是“原罪”。关于美国宪法和制宪过程,本人曾有一些分析和评论,为避免篇幅太长,此处只谈与奴隶制有关的方面。

首先关于平等问题。我完全同意平等不是“先验的”诉求,而是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这与自由不同,爱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古今中外不约而同都设监狱,以剥夺人身自由为最原始的惩罚。而“自古以来”,人类并不是平等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是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是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几世纪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而美国独立、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恰恰就是建立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明确说明:“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那么这个平等以及自由是否适用于当时的黑奴?实际上在制宪会议之前,美国开国元勋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杰斐逊在为1775年“大陆会议”撰写的致英王请愿书“英属美利坚权利观”一文中就有谴责奴隶制的内容,并主张首先禁止奴隶贸易,不过他和那时反对奴隶制的人都把罪责完全归之于英王的统治。1775年“大陆会议”通过终止奴隶贸易的决定,但是把杰斐逊原稿中强烈谴责奴隶制的一段文字删掉了。在制宪会议开始之前,塞缪尔·亚当斯夫人给她丈夫的信中就写道:“我们自己为之斗争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每天都从那些和我们一样应该拥有自由权利的人们身上所盗取的东西”(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因而是不义的。以宗教领袖为先驱的一些人比较早地提出反对奴隶买卖。例如塞缪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神甫在1775年“大陆会议”上就曾发表讲话,提请与会者注意,“黑人与我们有同样的自由权利,在我们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自由而斗争时,把数以百计的黑人置于奴隶地位同样是非正义的压迫,同时也表明我们自相矛盾”。贵格派领袖本尼泽特(Anthony Benezet)进一步主张黑人不但应解放,而且应受教育,并在行动上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认为买卖奴隶和蓄奴制既违背基督教义,又违背独立宣言的精神。

凡此种种,说明在制宪会议开始之前至少10年,美国的一些精英已经意识到奴隶制是与他们信仰的原则相矛盾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曾经实行大规模奴隶买卖的英国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反而走在前面。1772年(美国独立之前)就开始了第一桩有关释放奴隶的判决,从而引发了废除奴隶买卖的运动。出现了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威尔伯佛斯(William Wilberforce)。所以,在美国讨论宪法时,倡导废奴的思想和运动已经出现。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这个问题是讨论过的。有代表明确主张把反对奴隶买卖写进宪法。在讨论税收问题和选举问题的条款时都提到了奴隶问题,有的北方代表长篇发言痛斥奴隶贩卖,明确提出“那些人”算人还是算财产?黑人算不算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最终由于南方代表的坚持,最后通过的《宪法》不但保护了奴隶制,使之合法化,而且还规定允许各州把逃亡到那里的奴隶引渡给他们的主人。反对奴隶制的代表表示自己只是为了留住南方各州,才勉强妥协。

当然,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果坚持废奴原则,可能导致制宪失败,统一的国家根本无法建立,或者南方各邦退出。只要看一百年后,南方奴隶主为维护蓄奴制不惜分裂国家,挑起战争,就可见当时宪法中要加入废奴条款是不现实的。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妥协是必要的。但是不等于那些已经觉悟到这一矛盾的人士可以心安理得。所以平等的观念在当时并非超越历史,那些人是明知故犯。张教授称之为“原罪”没有错。我在一本书上用的辞是“白人的良心债”。美国人自己用辞是“白人的包袱”(whiteman’s burden)。

顺便提一下,大英帝国内部第一项反对奴隶制的立法是1793年加拿大议会通过的。后来又经过若干在英国本土过渡性立法,至1833年正式通过《废除奴隶制法》,分阶段执行,至1840年整个英帝国境内,除了东印度公司范围(即印度和锡兰),再无奴隶。有讽刺意义的是,此时美国已经独立,所以不受此法约束。以站在民主前沿自诩的美国,在废奴问题上落后于大英帝国多半个世纪,直到南北战争之后,1865年第13修正案才规定奴隶制为非法。同年,6月19日最后一个州德克萨斯州宣布解放奴隶,所以至今6月19日是奴隶解放纪念日。

(二)“政治正确”和黑人实际处境的演变

现在提起“政治正确”是贬义辞,在此口号下出现了许多极端荒谬的事例。任何原则、口号或理论,一沾上政治,为某种权力服务,为政客所利用,就要变味,走向反面。“政治正确”一词不知何人发明,从何时起流行开来,本人未加考证。只知道在开始时,只是为纠正某些实际上的歧视做法以及带有侮辱性的称呼的努力。例如中国传统中某些职业被认为“贱业”、对某类人有各种鄙视的称呼,后来倡导平等地尊重各种职业,逐渐改变称呼:戏子→演员、表演艺术家;扫大街的→环卫工人;捡破烂的→收废品的;老妈子→保姆、家政工人,等等,还有不能歧视人的生理缺陷,例如瞎子→盲人;残废→残疾人……等等。尽管有些人在内心深处还是鄙视某些职业、某类人,但是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公开场合就不能用箭头左面的称呼,公众人物或公职人员更是如此。与其说是“政治”不正确,不如说是价值观不正确。这不是虚伪,而是在社会向平等方向转型中形成一种风气,是积极的、必要的。

至于美国黑人,不应忘记,在美国立国后的一百年,他们是像牲口一样作为财产在集市上被买卖的。试设想,那时如果黑人提出维权口号,可能不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而应该是“黑人也是人”。名义上被解放的后一百年中,又备受实际上的歧视,包括私刑残杀。又经过一百年的维权斗争,到1965年的《选举权法》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南方为种族主义所把持的州坚决抵制,为使此法得到贯彻,当时的约翰逊政府还动用了联邦国民警卫队。这些情况都说明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不是靠一纸立法能解决的,更不用说在招生、就业中隐性的歧视了。所以紧接着出台的“Affirmative Action”法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此法令一般译为“平权”不够准确,本人曾译为“确保行动”,张教授译为“纠偏行动”),主要目的就是把纸上所规定的黑人平等权利切实落到实处,尽量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正如约翰逊总统所说:“好比把刚刚解脱镣铐的人放在百米赛跑,和其他正常选手一起‘公平’竞赛”,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开始时给予一定的照顾是必要的。但是后来矫枉过正,照顾过分,造成新的不公平,效果适得其反。“政治正确”为各种势力所利用,覆盖面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极端,已经不仅是种族问题。堕胎、同性恋、变性,乃至厕所是否分男女,都往这一口袋里装。在平时语言上也敏感到极致,使人动辄得咎。结果走向了初衷的反面,引起了多数人的反感,甚至成为笑柄。在招生、就业中对黑人的照顾首先受侵犯的是勤奋好学的华人,所以华人对“政治正确”深恶痛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否认黑人遭受压迫和歧视的历史。至于现在是否还有歧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苦)”。不在其中无法知道。出现了一位黑人总统,说明黑人平权达到某种里程碑,但不一定说明底层完全消灭了歧视。

有人把美国黑人问题与欧洲的穆斯林移民相提并论。欧洲问题姑且不论。有一点根本不同,美国黑人不是移民,是唯一不是自愿来这里,而是被强制贩卖过来的。他们的到来先于美国的立国,与白人一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与后来的移民不同,他们没有可以回归的母国。60年代曾一度掀起“寻根”运动,“非裔美国人”的称呼由此而来,但要回到非洲显然是不现实的。

(三)当前美国的社会危机

当前举世瞩目的骚乱,由弗洛伊德之死触发,此事只是导火线。发展到现在,实际上与这个案件,乃至“黑人的命”已经脱离。就一般草根群众而言,借此机会尽情发泄自己的郁闷和不满,特别是疫情把贫富差距凸显出来,贫困人口(不论黑白),无论其家庭是疫病受害者,还是在隔离中的憋闷和失去生计,都可能造成精神的狂躁,这正好是一个出口。还有宵小之徒乘火打劫。实际上,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代议制的框架不足以满足民众的诉求时,隔一段时期群众走向街头也不足为奇,发生一些暴力冲突,常被媒体聚焦、放大,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说,被政治力量所利用,就变味了。首先是民主党,目的当然是为了大选,不必赘言。各种表演、煽情,把罪犯树成英雄,都是为了煽起对现政府,特别是要竞选连任的总统不满。但是戏演过了,走向反面。另外也不排除无论极左或极右的极端恐怖组织乘机捣乱,唯恐天下不乱,造成失控的局面。

当前真正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骚乱,而是美国社会的空前分裂,这一分裂非自今日始。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的两党政治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相互制衡的积极作用,而成了不顾大局、只为一党私利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民主的精髓在包容和宽容,这也正是美国原来的长处。过去美国大选,在竞选过程中双方可以互相攻击,揭短,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一旦一方胜出,落选一方立刻发贺电,发表支持当选总统的演说,而且也不再拆台。笔者曾写过,看美国的民主可以看落选总统候选人的演说,例如小布什与戈尔竞选时票数一直不相上下,最后由最高法院判决哪一次票数有效,因此小布什有“数出来的总统”之讥。其对手戈尔完全有理由不服气,但是戈尔立刻表示出于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尊重,服从判决,并发表了一篇对当选者充满善意的、高姿态的演讲。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与奥巴马竞选后的落选演说也很漂亮。上世纪90年代,本人曾亲历老布什离任后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有人问他对他的继任克林顿总统有何评论,他说(大意),我有过机会,做了一些事,好不好任人评说。现在他有了机会,我希望他成功做成他想为美国人民做的事,我不应该说三道四。我当时感到,这才是政治家的风度。

另一方面,不论是哪一党的候选人一旦就任之后,他的角色就是代表全民的总统,而不是代表哪一党。反对派尽管继续监督批评,也不为已甚,国会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有争论有妥协,因而在大政方针上一般都向中间靠拢,基本上能取得共识。 反观当前的情况,自这位总统上台后,似乎一直没有走出竞选状态,仍然站在一党一派的立场,而不是全民的领导。一上来就先把前几任政府(他用的是多数,不仅是前任)的政绩一概否定,似乎一切从头开始,容不下任何批评意见,大小问题都自己亲自出马(大多是发推特),与对方互怼,像小孩子吵架一样,对敏感问题、重大事件口无遮拦,出尔反尔,不对自己言论负责任,结果威信尽失。在百年不遇的疫情袭来时、在濒于失控的骚乱面前,需要有担当、有智慧的领导时,表现进退失据,仍然把竞选放在全局考虑之上。

我们不是美国人,没有必要在两党中选边站。冷眼旁观,另一派也实在乏善可陈。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灾情中,只见拆台,不见补台。似乎新总统一上台就致力于把他拉下马,很少认真的、建设性的建议。美国政党并无严格纪律,同属一党的个人常有不同倾向,就问题论是非,国会投票不一定都以党派分。在重大问题上也常出现两党多数一致的情况。但自上一届到这一届政府,以党派分野日益鲜明。如今更是大选在即,双方都以竞选为主要考虑,而置广大民生和美国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甚至对待如此严重的疫情,是隔离还是开放,也以党派划线,连对这个问题的民意测验也按政治倾向分化。像《纽约时报》这样有威望的报纸,其民主党倾向性鲜明,但评论版原来号称客观多样化,却因发表了个别对立面的言论,其主编被调离,这也是违背自由主义原则的。唯一两党能达成一致的议题是对待中国。

试与60年代的群众运动做一对比。当年的议题是反越战、反核武器、民权运动(主要是黑人权利)。时间持续了好几年,其中也有打砸抢暴力行为,还有公开主张武装斗争的黑人组织带枪上街游行。但是更加声势浩大的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他虽然后来为极端分子所刺杀,但是他坚持非暴力的影响和贡献功不可没,成为在种族平等问题上凝聚美国朝野各族裔的和解力量。60年代的运动不止于街头政治,涉及学术理论、文学作品、校园辩论,有一定的理念和目标。另外,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经济繁荣,有“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之称。参加者主要是大学生,衣食无忧,也没有失业之虞。主要还是出于理想主义,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有某种正义感。全社会参与者甚广,包括上层精英,除媒体、作家外,还有著名医生、诺奖科学家,乃至罗斯福总统的遗孀等等。其诉求很明确,符合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党派分野不明显。总的说来,这场运动跨越约翰逊和尼克松两届政府,其结果美国退出越南战争、进一步提升黑人的权利、与苏联缔结SALTII(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间接地也促进了美中关系解冻。以后一段时期政治钟摆又向右摆。若干年后当年的激进青年大多汇入主流,一部分仍坚持原来的政见,一部分反思,走到另一端,成为新保守派的骨干。这是美国政治的常态。

在混乱的局势中有一个亮点,就是特朗普要求军队出动平息骚乱,遭国防部长断然拒绝。美国总统虽然是三军司令,但是美国军人是不能介入国内政治的。美国各州以及联邦政府都有国民卫队,略相当于我国的武警,在必要时可以协助警察维持秩序。至于正规军队介入平民事务,宪法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但是群众暴力示威常常出现,普通人手中是有枪的,有时警力不足以控制。1807年曾出台过《叛乱法》,规定在满足某些条件下,总统得以动用联邦军队平息暴乱。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条件是有关州政府自己承认无力控制局面,向联邦政府正式提出请求,然后总统做出判断,认为必要,还要通过一系列程序,才可以派军队。自那以后又通过了多项法律以限制《叛乱法》的运用。总之对于动用军队是慎之又慎的。此次总统在没有任何一个州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贸然下令依《叛乱法》出兵,碰了一个大钉子。国防部长说当前的示威远没有达到“叛乱”的程度,越过州政府擅自决定派兵更是违宪。不但如此,此举召来本届政府已经离任的国防部长,以及前两届政府(两党都有)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同声严厉批评。他们还同时向士兵发公函,提醒他们,入职宣誓的誓词是忠于宪法,其中就包括公民有和平示威的权利。这说明兹事体大,美国军人保持独立、中立,头脑清醒,保证美国不会大乱。也暴露了这位总统对美国的政体和法律的无知,在涉及美国根本体制的重大的问题上,如此轻率,只能自取其辱。其实,走向街头,采取各种极端行动的还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盼望安定的生活,此时正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切实担当起平息动乱,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当年尼克松以“法律和秩序”的口号赢得选举,就是利用动乱之后人心思定。一般在灾难中人们容易拥护权威,例如大萧条时小罗斯福得到平时不可能得到的授权;“9.11”之后本来人望不高的小布什支持率大增。可惜现任总统及其团队已经失去这种威望。反对党则一味企图借此反对现政府,赢得选票。但是现在离投票还有几个月,可能有很多变数。如果骚乱继续失控,如此荒谬而极端的破坏性行为进一步发展,引起大多数人反感,有可能否反而会帮了对手的忙。

暴乱终将过去,但是深刻的分裂难以弥合。不论哪一派上台,如何收拾残局,找到全民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恢复社会凝聚力,都是重大的考验。这场动乱的结果是像以前历次群众运动一样,抖出污秽、挤破脓疮,然后刺激革新,继续前进,还是分裂无法弥补,美国就此失去凝聚力,民主制度进一步恶化,真的实现了人们预言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衰落”?只能拭目以待。

(四)中国人口中的“白左”

“白左”一词是中国人起的,纯属贬义,许多中国的自由派论者都认为欧美要被“白左”毁掉,对美国,则拥护共和党保守派,特别是经济学家率多看好里根-撒切尔夫人经济学,反对罗斯福新政,反对福利政策。

首先,中国的语境与美国是大不相同的。中国的“左”派反对市场经济;拥护人治反对法治;(实质上)拥护集权反对自由民主;向往大锅饭,反对自由竞争……中国的私有财产得不到切实的保证,民营资本家缺乏安全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弱势群体,公权力一直没有完全退出市场。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阻力。如果“左”的含义是激进、求变革;“右”代表保守,那么中国的所谓“左”、“粉红”实质上应该是右派。

而美国正好相反。美国最强大的是资本的力量。美国的宪法制定者特别专注的是维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当然不可能预见到百年后不加规范的资本肆虐造成的两极分化。这种现象19世纪末已经显现出来。就是马克吐温提出的“镀金时代”。无论是马克吐温,还是巴尔扎克(法),还是狄根斯(英)的作品都对资本主义上升时的社会不公,资本家的巧取豪夺、权钱勾结、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有生动的描写。所以才有后来各种形式的改良和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倾向于关注弱势群体的力量算“左派”,那是与我国的理解截然不同的。成功的例子是欧洲的福利制度和美国的进步主义改良。其目的就在于改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有些朋友从美国进步主义改良起就加以否定。似乎一直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就不会有现在的弊病。对欧洲的福利社会也持否定态度。这是违反历史现实的。我们都主张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但是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即使在美国也未实现机会平等。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是难以治愈的痼疾,百年来的改革都是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取得不小成绩。但自70年代中期以来贫富差距的扩大一直有增无已。现在更严重的是中产阶级分化、萎缩。连美国顶级富豪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痛感必须进行改革。总不能说凡是穷人就是因为又笨又懒,活该受穷,没有客观因素。这就等于承认丛林法则(本人多年前曾为文阐述我为什么不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就是其假定的环境相同、机会平等的前提,在自然界可能存在而在人类社会是很难实现的,为篇幅计,此处不重复)。

所以美国的checks and balance,“平衡”就包含着钟摆不断左右摇摆,进行调整。在一定的时候需要向“左”拉一拉,有时微调,有时幅度较大,到一定程度再拉回来。这是美国制度得以持续的力量所在。小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向贫困宣战”(美国人民现在享受的医保和社会保障得力于那个政策),都是当时背景下的需要,里根经济学也是当时的需要。关于种族平等,黑人从牲口到人,到今天享有基本上的公民权,是经过二百年的斗争,单凭黑人自己绝对做不到,真白人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真诚信奉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白人也可算是偏“左”派。美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土壤,连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都达不到,华尔街的权势很难动摇。把某一派说成“社”甚至“共”,是吓唬老百姓的,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另一派担心的破坏法治的法西斯化,看来也不至于。但是那种失去理性走极端的,或以“政治正确”为名形成某种冷暴力,与极右一样都对美国民主起破坏作用,使美国民主的劣质化,却是值得注意的趋势。

一般说来,我国人的平等意识比较薄弱(包括精英和草根)。也极少有维权的可能。以至于最近出现的多年前高考顶替事件,被害人的亲戚家人在施害者的压力下不是维护自家亲戚的权利,竟然因受了干扰而要受害者道歉。幸亏有了互联网,还能曝光,引起公愤。还有强拆住房,以及其他种种不可言说之事。国情如此、人情如此,身边事无能为力,只能妄议隔洋之事,替他人担忧了。

来源时间:2020/6/29   发布时间:2020/6/29

旧文章ID:22174

余智:疫情会加剧中西脱钩与阵营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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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编者按:文章首发于联合早报》,2020年6月29日】

随着新冠疫情在欧洲与美国的肆虐,这些国家对疫情始发国中国的不满、指控以及追责声浪越来越高涨。众多分析人士认为,疫情将严重影响全球化,加剧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分为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即“阵营化”。

笔者无意对双方的争端进行价值评判,只是根据近年来双方的关系发展以及争端现状进行事实预测:期内中西方发生局部“脱钩”与“阵营化”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其程度,特别是“阵营化”的程度,将是有限性的。

一、中西方局部“脱钩”的可能性与有限性

先谈“脱钩”的可能性。

很多西方国家指控:中国有关部门在疫情早期打压“吹哨人”,且隐瞒相关信息,错失疫情控制最佳时期,导致疫情大爆发,并迅速向世界外溢;同时通过影响世卫组织,对外发出错误信号,影响了世界各国疫情防控。已有很多国家的相关机构对中国提出索赔诉求。疫情结束后,围绕索赔问题引起的中西方摩擦会迅速上升,加剧双发方近年来的“脱钩”趋势。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矛盾由来已久,核心是中国实行并坚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与美欧日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存在深层冲突。在近期内,看不到中国有改变自身基本经济体制的强烈意愿。

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政治与外交方面的变化,明显不符合西方的期待。美国高官已多次对此进行明确宣示,而中国则针锋相对指出美方的期待本来就不合理。这两方面都必然使西方国家考量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将经济上的“国家安全性”放在重要位置,促进双方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钩”。

这样的“脱钩”进程,在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期间即已开始。疫情,只是从两方面加剧了西方的“脱钩”意图:一是疫情初期的中方表现,使西方加剧了对中国体制的排斥程度,认为其对西方的“威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卫生健康层面,因此“脱钩”有助于维护其“国家政治与经济安全”,甚至“国民生命健康安全”;二是中西方由于疫情责任问题产生争端,疫情后围绕索赔问题可能产生纠纷,使得“脱钩”有助于维护其“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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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疫情几乎必然加剧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包括在高新技术、医疗乃至其它领域。疫情期间,美国就已经加大了对华为与中国电信的打压,并出台了针对中国的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方案。欧盟与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则出台了明显针对中国的外商投资限制。

最近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建议,对美国企业迁出中国的相关成本从税收方面给予支持。虽然这只是建议,尚未实施,但疫情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举措,预计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高层已经预感到疫情结束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将面临较大变化,对此应该未雨绸缪。

再谈“脱钩”的有限性。

自从中国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生产分工、跨国资源配置与国际贸易等多种形式,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目前阶段,中国的很多优势,特别是产业链齐全的优势,暂时还不能被其它发展中国家完全取代。而西方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对中国更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西方与中国完全脱钩,既不符合西方的利益,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西方可能做的,而且会做的,是在一些关系军事、政治与民生安全的行业与中国有限、局部脱钩。这些领域,与高新技术是交叉、但非等价关系。这种脱钩,其实是中方不希望看到,但又很难阻止的。在其它的一般领域,双方,至少是西方企业,都有意愿继续维持合作关系。即使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其企业从中国撤出,并为其承担部分费用,也会有不少企业会选择留在中国。

应该说明,“脱钩”有限性的判断是基于中西方关系的现状。任何现状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未来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脱钩”从局部向全面转化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这里的关键是,中方相对于西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弱,而主要来自于廉价劳动力、资源等方面,这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可以逐步替代的;而西方相对于中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强,是其它国家难以替代的。

基于此,如果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西方更有实力、能力与中方“脱钩”。正因为如此,在舆论场上,西方国家内部敢于公开提出“脱钩”主张;而中国有关官员的表态,以及官方主导的舆论,却一直极力反对与指责“脱钩”。这实际是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中方应继续坚持反对“脱钩”的基本立场,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防止或延缓这一过程。

二、中西方局部“阵营化”的可能性与有限性

先谈“阵营化”的可能性。

首先,从西方角度看。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是牢固的同盟关系,而且在经济体制上高度趋同。这两方面,都与中国存在巨大区别。这也就是虽然它们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但在对待中国时却总是高度一致的原因。过去两年来,美欧日三方针对中国经济的“非市场导向”发表七次联合声明,就是一个明证。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已经试图拉拢其盟友,围堵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取得了众多盟友的支持,已经俨然形成同盟。此前,英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但此次疫情重创英国等众多西方国家之后,这些国家很可能改变态度,更加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对华为与其它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同一立场。前面谈到的欧盟诸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近期出台的针对中国的外商投资限制(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已经展露了这个苗头。

其次,从中国角度看。其主观意愿是极其不情愿与西方形成敌对阵营的。但由于其坚持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并且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领导性地位,由此必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围堵。在这种背景下,其必然的政策选择,就是强化自己前些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加强与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另一个经贸阵营。

再谈“阵营化”的有限性。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与中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在近期内不会完全消失。双方的“脱钩”是有限、局部的,而非全局性的。也就是说,西方阵营中的成员,与中方不会断绝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近期内中国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对抗或隔绝的政治或经济阵营。

首先,旧冷战结束后,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与西方基本融合,不可能与中国形成同盟。尽管俄罗斯一直与西方关系不和睦,但其政经体制更接近西方国家,而非中国。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本质上是策略上的抱团取暖,而非建立在价值观与体制之上的同盟关系(即使前苏联与中国体制一致时,两者的同盟关系也是短暂的)。而且,其经济实力已经一落千丈,根本不足与中国形成强大的经济同盟。

其次,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与组织,如“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组织等,其成员国很多都是西方的盟友(如中亚国家、印度、巴西),或者是中立国家。即使它们强化与中方的经济合作,也不可能因此疏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而且,这些组织中的很多国家(例如印度与巴西),已经由于此次疫情与中国发生了矛盾与分歧。

再次,如果中国与西方阵营发生严重经济冲突与对抗,而导致中国的经济盟友不得不选边站队,无论从体制还是利益上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可能都会选择站在西方阵营,除非中国提供异乎寻常的经济援助。但一旦中国走上与整个西方对抗的道路,其出口换汇能力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对外援助能力的持久性会受到严重考验。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中国的注意。

总之,“阵营化”的有限性,既体现在西方阵营与中国“脱钩”的有限性,也体现在中方阵营内部成员与西方阵营的紧密联系,而且阵营自身是不稳固的。旧冷战时期那样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的隔绝甚至对抗,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不可能,在经济方面也不可能。

(作者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20/6/29   发布时间:2020/6/29

旧文章ID:22173

刘亚伟: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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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伟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关系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中美各领域脱钩会带来什么影响? 龙鹰卫视专访美国前总统卡特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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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酷/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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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29   发布时间:2020/6/29

旧文章ID:22172

骆家辉:我们需要一个认可移民贡献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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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晓媛  来源:世界日报

「除了印地安人,我们都是外国人,美国就是移民之乡,我们需要一个认可移民和少数族裔贡献的总统。」曾任联邦商务部长、美驻中国大使和华盛顿州州长的骆家辉,28日在拜登华裔助选团(Chinese American for Biden)线上成立大会表示,华裔需要一个讲真话的总统,需要一个能把每个人团结起来解决问题的总统,而不是不停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功夫病毒」(Kung Flu)煽动仇恨和歧视的总统,「我们需要一位站在我们这边、保护我们的总统」。

骆家辉说,美国并不完美,近期非裔遭受不公待遇也说明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川普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忽略美国和人民的问题,就像一个纵火烧了房子,转头又说自己救火有功的人,反覆制造危机,同时不断以此邀功。

他直言川普就是个灾难、令人难堪,还是个种族主义者,将无数少数族裔在美实现的成绩(legacy)毁于一旦;华裔为美国繁荣贡献良多,应确保这个国家依旧对所有人开放。

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与拜登共事多年,骆家辉说,登在意普通人、在意工薪阶层,能雇用诚实、聪明、有奉献精神的官员为民众而战,华裔需要「一个真正在意我们,且果断的领导人」,这场危机就能很快过去,受重创的人也能更少。

他呼吁华裔选民从综合角度评估总统候选人,「你可能不是百分百同意登,但他正派(decent)、谦逊、关心人,与川普相比,你希望你的子女以谁为榜样?」骆家辉说,登也许不是最好的演讲者,但他至少总在说真话,「他将是能让我们骄傲的总统,将是我们子女可以敬重的榜样」。

华裔国会众议员赵美心亦说,针对华裔科学家、留学生的种族脸谱化威胁继续上升,「华裔、亚裔需要理解我们社区议题、有同情心的总统」,作为人口增速最快的群体,华裔、亚裔可成为登胜选的秘密武器,从边缘化转向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力量。

代表纽约皇后区的华裔国会众议员孟昭文谈及此次抗击新冠的经历,指即便纽约多次乞求帮助,到现在也没收到联邦政府的个人防护物资援助,川普罔顾家乡人死活,让他连任将有更多人失去生命。

孟昭文说,2020大选不是帮民主党赢回白宫,而是拯救美国民众、修复这个国家和政府的廉正和人性,更是拯救生命;她呼吁华裔都在11月出来投票,确保下一任总统是关心社区的总统。

登华裔助选团由美国亚裔民主党俱乐部主席罗玲担任主席,现已成立翻译、社交媒体等专项小组,把登的政见介绍到更广泛的华裔社区。

罗玲说,川普任总统的过去三年来,美国梦变恶梦,全美550多万华裔常年代表不足(underrepresented),更应积极参与选举,在关键战场发挥作用,「不参与决策,只能任人宰割」。

来源时间:2020/6/29   发布时间:2020/6/29

旧文章ID:22171

袁腾飞,从网红历史教师到右翼谣言传播者

作者:More Less  来源:medium.com

整整一个月之前,黑人George Floyd被当街虐杀,由此引发的全国抗议愈演愈烈。之后开始进入了一个反思过去种族主义历史的阶段,有一些长期有争议但是由于保守势力强大始终拆不掉的雕像在运动的推动下拆掉了(不包括founding father们的雕像,那个我也不同意推倒)。于是有些右翼保守派人士不干了,还有一些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说这是在搞文革。是不是在搞文革,前文已经说过,就不再赘述。

比较可笑的是,一个十年前在国内走红的网红历史教师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这个视频还传播挺广。历史老师总应该懂点历史吧,可是没想到这段视频里充斥了网络谣言和对历史的无知,更为讽刺的是,还回过头来劝“白左”要好好学历史。

视频里是这么说的:

在白左组织的煽动之下,已经变成了对历史的反攻倒算。这些个愚蠢的白左们啊,要推倒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原因呢是这个李将军当初为奴隶主站台。其实这些蠢货,他们不光学这个自然科学学不好,所以他们主张把这个数学啊,计算机啊这些学科都取消,因为这些学科对黑人是一种“歧视”,因为黑人学不好。还要烧掉白人写的书,把人家书都给烧掉。这就是典型的法西斯。

所谓黑人要取消数理化学科,源自于一个国内教育家在网上散布的谣言。这则谣言还被国内很多主流网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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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的起因是美国的学术界因为BLM运动,由shutdownstem这个网站发起,呼吁学术界的网站在6月10号这天,关闭网站一天,来反思有没有歧视黑人。响应的网站很多,像《自然》,《科学》这些网站都停业了一天。使用了#ShutDownAcademia, #ShutDownSTEM, and #Strike4BlackLives这几个hashtag。Stem就是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四个词的首字母缩写,可见袁老师连Stem是啥都没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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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wake of the most recent murders of Black people in the US, it is clear that white and other non-Black people have to step up and do the work to eradicate anti-Black racism. As members of the global academic and STEM communities, we have an enormous ethical obligation to stop doing “business as usual.” No matter where we physically live, we impact and are impacted by this moment in history.

这跟黑人能不能学好数学和计算机这些学科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只是实行了一天的反思行为。到了别有用心的造谣者的口中,就变成了要永久关闭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些学科,且是因为黑人学不好。不加分别的指责所有黑人,带有种族偏见的说黑人就学不好数理化,这本身就是种族歧视。

另外袁说“白左”要烧掉白人写的书,这是另一条起源于美国右翼网站的谣言。起因是来自于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一篇报道,标题是Your Bookshelf May Be Part Of The Problem。

Books, when people come to them early enough or at the right time, have the power to be transformative. And for a lot of readers, this is the right time — witness the many anti-racist book lists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If you are white, take a moment to examine your bookshelf. What do you see? What books and authors have you allowed to influence your worldview, and how you process the issues of racism and prejudice toward the disenfranchised? Have you considered that, if you identify as white and read only the work of white authors, you are in some ways listening to an extension of your own voice on repeat?

如果您是白人,请花点时间检查一下书架。你看到了什么?您允许哪些书籍和作者影响您的世界观,以及您如何处理种族主义和对被剥夺权利者的偏见问题?您是否考虑过,如果您认定自己是白人,并且只阅读白人作者的作品,那么您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重复听自己的声音吗?

这篇文章说的是书籍对于人的世界观的影响。以及怎么去处理书架上可能有种族主义的书。如果都是白人写的书,要检视一下这些书是不是有种族主义,是不是对自己的世界观形成会造成影响。但是原文根本没说要烧白人写的书。从检视书的内容到要烧书,完全是右翼网站的恶意曲解。但是这类右翼谣言在微信上广为传播。袁老师也不幸中招。一般转发谣言的人,只会关心谣言的内容是否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而不会去做仔细的查证工作。传谣的成本又极低,一秒两秒的点击就传播出去了。这也是谣言传播得特别快特别广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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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最后,袁老师说1920年代正是黑人和解的年代,黑人的处境也极大地改进了,种族的伤痕在弥合,忘记了过去的这些不愉快。把立于1920年代的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拆毁,把愈合的伤口再重新扒开,这导致民族的撕裂又拉大了。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南方内战人物的雕像不是南北战争结束时候立的,而是1920年代3K党甚嚣尘上的时候立的。1915年拍了一部电影,叫“一个国家的诞生”(A birth of a nation)。由于拍摄手法的创新,以及因为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提倡和对三K党的美化所引起的争议性,使得此片在电影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此片直接催生了之后的3K党沉渣泛起。李将军的雕像是正是在这个阶段的1924年立的。是给奴隶制招魂的,拆了是好事。袁腾飞节目里说那个时候白人跟黑人已经和解了,完全就是无视历史。

正如南卡罗莱纳州政府前的邦联旗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对抗民权运动才特意竖起的一样,夏洛茨维尔市的两尊铜像也并非内战以来一直存在,而是二十世纪初「第二波三K党运动」的直接产物:李将军像立于1924年、杰克逊将军像立于1921年,距内战已近六十年之遥。树立铜像表面上是为了纪念两位邦联将军,其实真正用意是为当时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三K党运动张目(其实就连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关于李将军「高尚人格」的种种轶事,绝大多数也是在这段时间前后编造出来的)。

据统计,目前全美共有超过一千座邦联纪念碑与纪念雕像,分布在31个州,包括蒙大拿等许多根本和内战及邦联毫无瓜葛、纯粹是白人保守派出于「狗哨政治」的需要才立碑「纪念」邦联的州。 摘自:林三土:《如何看待美国弗吉尼亚州「白人至上」游行 》一文

他自己不学习历史不说,还瞎胡说。节目中充斥着各种网络谣言,还叫白左好好学习历史,真是很大的讽刺。且不说“白左”这个词本身,就是对要求政治正确,关心移民,少数族裔,女性群体,LGBT权益群体,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人的污名化称谓。“白左”是一个由天朝自创,进而价值观输出到西方的名词。

袁腾飞是中学历史老师出身,大学学的是怎么教历史,而不是研究历史。袁腾飞的走红,主要是因为十年前大胆批毛。而他批毛的内容,并没有脱离党的决议,不过加了一些网络段子和自己的演绎。因为文革研究是理论禁区,所以公共领域这方面的论述极少,导致他的视频意外走红。但是里面错误依然很多。以前就专门撰文批评过,参见《袁腾飞历史课视频里面的若干错误》。诚然袁早期的教学视频对打破对毛的个人崇拜有帮助,但是其中的错误也不容忽视,这就好比通过看A片学习性知识一样,可以有一些效果,但是并不十分科学。还是应该要通过自己学习历史,得到更多的历史真相和事实。

袁成名之后,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看不懂英文报道。他自己也说,对现代通信工具抵触,翻墙肯定是不会,就只能接受网上流传的各种右翼虚假信息了。以此为根据,对自己不懂的邻域乱说一气,结果导致今天这样一种错误百出的情况,鉴于其影响力还挺大,所以造成的负面传播范围还是挺广的。

程映红老师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歧视言论,让人仿若回到19世纪》中,也披露了袁老师讲课视频中有许多不当的言论,例如

基本上一栋公寓大楼搬进去一个黑人白人就开始往外搬,最后一个楼全黑了……美国的SAT考试,相当于咱的高考,华裔百分之一百通过,亚裔百分之八十五,算上韩国就完蛋了(学生笑),白人百分之六十,拉丁裔百分之二十五, 墨西哥挖地道过来的那帮,黑人百分之七,所以黑人都不上大学,只能满街追(听不清)去。

有的黑人上了小学六年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死不认二十六个字母,没给我遗传这学习基因……所以他通过率很低,所以你看不起他吧,或者表面上很尊重,但人心里的东西你没法来……

另外在最近的一次公开的讲演中,袁老师还说了一些反同的言论,原话说的是“xxx,恶心”。可以想见袁老师的认识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

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所说:

以袁老师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能在权利意识上突破传统教育的牢笼,但是远远没有突破人性的牢笼。仍然囿于把人划分成圈子从而区别对待的天性,以致于对别的族群进行排斥。没有能够把自己已经萌生的为自己族群争取权利的念头,推及至别的族群成为普世价值。这些知识分子固然能够起到对基本权利意识的启蒙作用,但是离普世价值还差得很远很远。

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见识尚且如此,那普通群众的认识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Reference:

1. #ShutDownAcademia #ShutDownSTEM

In the wake of the most recent murders of Black people in the US, it is clear that white and other non-Black people…

www.shutdownstem.com

2.Your Bookshelf May Be Part Of The Problem

One of my favorite passages from Black Boy, Richard Wright’s poetic and searing memoir, which turns 75 this year, goes…

www.npr.org

3. NPR did not suggest burning books written by white authors

CLAIM: National Public Radio wants people to burn books written by white people. AP’S ASSESSMENT: False. A story…

apnews.com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5

旧文章ID:22170

方可成:“白左”污名化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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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可成  来源:微信“C计划”

原编者按:上周六(12月2日)由C计划和3ESPACE联合举办的C讲坛上,新闻实验室、政见发起人方可成为我们分享了对“白左”的思考。感谢志愿者LuYao、Christy、小撮毛、李翘楚的整理~!

标签研究爱好者

我们的公共讨论中,有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五毛、公知、直男癌,这些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标签。

我一直对各种标签很感兴趣。我最早研究的标签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专门写了一本书,就是这个名字。这个标签,用来形容一帮人,但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帮人。我在这个书里把他们分了四种类型。大家比较鄙夷的,像最近下台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只是其中一种类型而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这本书,书里还讲了很多其他类型。这个标签是中国政府命名的标签,所以它实质上是中国政府的老朋友,而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我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论文,和另一位对中国媒体非常了解的教授一起写的,研究的是另外一个标签,“小粉红”。在文章里,我们一起分析了“小粉红”这个标签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意义,以及它背后反映出来什么样的社会心态。论文是英文的,很难读,所以我给端传媒写了一篇中文的介绍,叫《小粉红,一个张冠李戴的标签》。大家在我的微博上还能看到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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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例子,说明我对标签很感兴趣。我为什么对标签感兴趣呢?一是因为我觉得透过这些流行的标签,可以看到背后的社会心态。一个标签之所以能流行起来,是因为大家觉得好用,可以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某种观点,或者表达自己对某类人的看法。另外,透过流行的标签,我们可以看到思维的习惯和公共讨论的方式。贴标签是我们公共讨论中非常常用的一种方式,甚至是一种快捷方式——我跟你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对你观点不同意,最快捷的方式不是我跟你把这个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说,而是我直接给你贴个标签。哦,你是五毛,所以你所有关于政府的好话都完全不可信;或者你是公知,你是白左,你是小粉红,等等等等,这就取消了对方的对话资格。

关于“左”和“右”

讲“白左”这个标签前,还需要讲一下“左”和“右”的背景。

“左”和“右”的意识形态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各个国家的语境中都不一样。

我发起的政见团队,在若干年前也做过一个信息图,流传很广,是关于中国人的“左”和“右”。那个图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非常精确,但可以做一个快速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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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不是我们做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示意图。这是西方话语体系里面对左右的表达,不适用于中国的话语体系。

中间偏左一点的叫做liberalism,自由主义,这个可以大体看做美国的民主党、自由派所持的观点。

与之相对的就是保守主义,美国的共和党、保守派,基本在偏右一点的位置。

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在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这个范围里面,很左很右的人其实很少的。如果你更左边,你就会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趋势,更往右边就是自由意志主义,然后再往右就走向法西斯主义。

这是一个大概的分布。每个主义、派别的具体含义,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同维度。比如,在美国的自由主义里,强调政府要有更多的再分配,也就是说政府需要征较高的税再分配给穷人,起到调节财富的作用;比如文化维度,自由主义者追求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他会支持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像LGBTQ群体的权利;他们会提倡环保,提倡动物保护。

在右边的话,保守主义,相对会强调小政府。他对政府收税、干预任何事情都非常警惕。最近美国在搞减税法案,因为共和党上台了,他们希望国家的手离得远一点,不要过多干预。在美国,持枪问题上,保守派反对更严格的枪支管制;一些宗教议题,保守派也有强烈的主张,例如很多宗教保守主义者还是不相信进化论,还有人不相信全球在变暖。

那像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当你过多的强调政府干预,最后可能就达到计划经济这种状态。最往右,则是法西斯主义,认为完全不要政府社会的干预,完全优胜劣汰,认为人和人的不平等状态是应该的,人和人之间理应有优等人和劣等人的区别,我们不需要任何政策来改变这个事实。

这是大概的区分,里面的东西其实很绕很复杂。那我们今天讲的“白左”就大概在这个谱系的liberalism这个位置。

“白左”溯源

那么接下来,介绍下我对白左的“非正式”研究。

白左这个词在中文世界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你们会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回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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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搜索引擎。搜索引擎的搜索工具,可以搜索指定时间。我就用百度搜“白左”,在搜索工具栏里指定时间,我选了2012年12月31号之前,发现基本没有和我们今天说的“白左”相关的内容。反复出现的是果壳网上的一个叫做“白左”的人,好像还是一个大V,在松鼠会、果壳网发了很多科普的帖子。但他和我们今天说的“白左”基本没什么关系。

然后我把时间调到2013年12月31号前。我们今天说的“白左”大量出现了。也就是说,百度告诉我们白左这个词是2013年出现的。

但大家知道百度这个搜索引擎不太靠谱,所以我又去Google搜了一下。Google搜索的结果告诉我,“白左” 最早在2010年就出现了。现在网络上能找到的最早一篇文章叫做《西方白左和中国爱国科学家的伪道德》。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我后来继续搜索,发现这篇文章最早来源于人人网,作者叫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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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李硕是谁吗?当年玩人人网的,可能知道李硕这个人,是人人网政治圈的一个网红。他怎么讲白左的呢?原话是——“换回来的是零星的‘爱国科学家‘以及更为罕见的‘白左’,前者以钱学森、钱伟长、萧光琰为代表,后者以阳早、寒春夫妇为代表。”这里的阳早、寒春是谁呢?如果看过我的书就知道,这两个就是“中国人的老朋友”,属于1949年前来到中国的老朋友。

我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本书里就提到老朋友有不同的类型。那1949年以前来中国的老朋友,包括很多记者、医生和热血青年,是对共产主义革命保有同情态度的一批人。他们跟当时非常弱小的共产党接触,怀着左翼的、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热情到中国,来帮助中国革命。那这批人里就有阳早寒春。他们就是美国左翼小青年,来帮助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人。

熟悉李硕价值观的人,可能知道他大致是在刚才那张图比较右边的自由意志主义的位置,认为人类社会有一种自发秩序,不需要任何人来干预。他会反对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所以他最早用“白左”这个词形容阳早寒春夫妇,是带有贬义色彩,带有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讽刺意味的。这个用法和我们今天对“白左”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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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在知乎上又找到这样一种说法,这个作者也确认,最早是李硕使用了“白左”这个词,是和耶鲁黄律师较劲美国税制问题,关于单一税和累进税。那税收确实是美国左派和右派争论的重点问题了。当李硕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是用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和我们后来关于白左的讨论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词是李硕发明出来的。因为他是人人网的网红,这个词也随着人人网的兴盛,渐渐被一些人知道了。但在2013年前,这群人还是相对小众。

我最近问了好多朋友,第一次知道“白左”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有一个人之前就用人人网的朋友,说第一次就是看到李硕说的。这几个信源交叉证明了这个词的来历。

我又到知乎上做了一些简单的搜索,最早关于白左的问题,是在2013年被一个匿名用户添加上去的。知乎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看到问题日志。

从“白左”这个问题在知乎的发展脉络来看,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词更广泛的进入社交媒体,就是从2013年开始的事。

知乎上有一个话题就叫做“白左(网络语言)”,是2015年创建的,之后很长时间没人管。2016年时,一个叫zero2014的,给这个话题添加了一段说明。

他解释说:“白左”指当今世界一部分白人左派政党和部分和这些政党理念接近的白人左派,这一类白人左派呼吁种族平等、停止歧视,呼唤爱心等正能量口号,但在实际上这些白人左派政党却不知底线,往往牺牲他人而成就自己的一面,并成为为了选票无下限的政客集团,而白人左派也有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视他人,牺牲他人的情况。有人指出,西方的基督教保守的家庭观念,爱国爱民族观念,正是在白人左派当政后逐渐瓦解,认为其危害性、破坏性犹如艾滋病。

这就是他写到知乎里的一个问题描述,可以看到非常主观、非常情绪化。当然,别人看到这个描述后,是可以去改的。从这个描述里,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典型的对“白左”价值观、观点的污名化叙述。

那这个人zero2014是谁呢?我点进页面去看了一下,这个人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毫无意外)。知乎上有很多软件工程师,不少工程师和他都有相似的看法。我看了他的回答,按赞同排序,基本是ISIS、黑袍、“中东难民进入中国会有什么后果”这样的话题。其实通过他关注的话题,也基本可以看到当“白左”在近几年进入中国主流社交媒体后,最有争议的议题框架,主要就是集中在伊斯兰教的问题、难民的问题上面。

后面我发现“白左”这个页面又有人去修改了。有这么一个人,叫“鬼崎明日喵”,这个id我后面还会提到。他把这个问题描述里非常主观的描述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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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白左最早是“远邪”成员传来的(和李硕观点是相近的),对于主张大政府的经济左派的称呼,在欧洲难民问题后产生了多种意思,目前该词的意思如下:1 为了追求文化多元,主张容忍限制个人权利的意识形态(比如伊斯兰主义)的白人左派,或持有相同观点的非白人左派。 2 支持非革命路线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描述,我觉得在语态上更客观。但很奇怪的是,他在晚上8点29写这个,三分钟后他把“远邪”改掉了,写成了“新自由主义者”。我不太同意他这个改法,我并不觉得新自由主义者是命名“白左”的主要力量,当然关于“新自由主义”又是另一个话题了,这里不展开。

刚才这个对“白左”的修改,发生在2016年。接着我用“site+域名”这个语法,指定搜某个网站上面的内容。

我先用“白左”搜知乎,有两万四千三百多条结果,可以说是非常多;对比一下就知道,尽管微博的信息总量比知乎多很多,但微博上只搜出了3440个结果。我再搜天涯,尽管已经没有以前火,但流量仍然很大。在天涯上只搜出一千多个结果。天涯上,都是些什么话题呢?有《瑞典斯坦,被白左和女权主义毁掉的国家》,可以看到关键词是斯坦、女权,说斯坦是说瑞典已经被穆斯林化了;又比如《西方白左福利主义和圣母精神加剧难民危机》,还是难民这个问题,还说到了福利,我前面提到左派提倡政府组织再分配,通过税收把福利回馈给众人。

我又去搜了一个文学城这个网站,这是在美华人非常喜欢上的一个网站。尽管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网站,上面关于“白左”也有三千多个结果,是天涯的两三倍。但这个讨论出现在文学城这样的网站上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在说“白左”的时候,是以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为主,一些在美华人就很不认同这些价值观,形成了非常多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之所以会出现在知乎上,也有类似的原因,知乎上的活跃用户,有一批是在国外做码农的人。

然后我又去搜未名空间mitbbs,也是一个在美华人上的非常多的网站。这里非常热的一个讨论,是说在美国民主党的许多政策下,华裔是利益受损的一方,所以这些人对民主党代表的“白左”这个词非常警惕、反对。他们认为华人孩子上学、签证等权利,在白人左派的政策下没有得到最大的保护。当然,这也是值得我们讨论的话题。因为实际上民主党是强调关怀少数族裔的,当然他们主要谈的是非裔和墨西哥裔,可能对亚裔关注相对少一点。但如果换到一个根本不倡导关怀少数族裔的环境下,对亚裔到底是好还是坏呢?这个可以思考。

我又去百度看了下百度指数,也就是“白左”这个词的搜索趋势。在2016年以前基本没什么人搜索这个词,2016年年中就非常多了,在2016年11月达到顶峰,也就是美国大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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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百度这个搜索,“白左”这个词虽然之前在人人网、知乎上就有讨论,但真正进入最广泛的大众视野,应该是去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大选和一系列国际事件,包括英国脱欧,今年很多欧洲国家的大选、欧洲难民危机,而被广泛讨论。

它的讨论从最初政治经济方面,拓展到社会文化方面,拓展到了难民、女权、伊斯兰教等目前的核心议题上。

中文世界的“白左”是什么样的人?

在中国的网络里,“白左”这个标签到底形容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主要是白人,但也像知乎上写的,包括和他们价值观相近的非白人,包括黄种人。

首先,在他们的描述中,白左有所谓“圣母心”,觉得谁都很可怜、应该去关怀,特别是黑人、穆斯林、LGBT性少数群体,还有难民。关爱这些群体,基本是他们口中的白左最喜欢做的事情。

但使用这个标签的人,会认为“白左”的关爱很虚伪,只是倡导,自己离得远远的。比如,好莱坞的明星在这些网民眼中是非常“白左”的。那某个好莱坞巨星,表态要关怀难民,中国的网民就会指责“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家拿出来给难民”。去年社交网络中对姚晨的批评也是这样的逻辑,你怎么这么虚伪,说要关注难民,怎么不自己收留难民。

在这些网友眼中,“白左”有很多政治正确的禁区,不能说黑人、穆斯林不好的地方,否则就认为涉嫌歧视——“白左”擅长把很多事情都说成涉嫌歧视。

“白左”的反对者对“白左”的主要攻击就是这几个重点。也有人觉得关心环保、关心动物保护是吃饱了没事干,觉得这些事情会拖累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这里面,其实很多议题都值得讨论。

比如,同情黑人。为什么要同情黑人?在美国,黑人总体上来说比较穷、比较底层,到底是因为黑人就是比较笨、比较懒(在“白左”的反对派眼中,黑人就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因为背后有更深的社会结构的原因?比如他们从小就没办法得到好的教育、好的医疗,从小都吃不到新鲜的蔬菜,等等。他们在人生发展过程中,受到太多结构性限制,这是否才是导致他们后来收入、社会地位比不上其他人种的原因?

说到穆斯林,我对伊斯兰教也没有很深的研究。很多“白左”反对者的批评“白左”同情穆斯林,甚至同情那些发动恐怖袭击的穆斯林。但据我了解,“白左”对穆斯林的真实态度并不是这样的。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确实有我们现在看起来落后的东西。但伊斯兰教里,是有非常多的派系,对教义的解读和实践也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比较开明进步的,也有保守极端的;有发动恐怖袭击的,也有倡导伊斯兰社会融入现代秩序的。“白左”对不同教派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一味同情。

真实的“白左”是什么样?

这是我总结的中国网友眼中的“白左”。那真实世界里的白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读书,美国大学基本上也是白左最集中的地方。随便抓一个人就是“白左”。那我就想,如果要我举几个“白左”的例子,我会举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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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进入我脑海的,是我们学院的一个老师。这是她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有很多动物,有毛绒玩具的动物,还有活的动物。她家还有更多的动物,有猫狗,还养了蜥蜴。她是个非常喜欢动物的人,这可能也符合对“白左”的定义:倡导动物保护和权益。

这个老师是教政治传播的。因为我这半年在国内,需要找个地方存放我的车。停车场很贵,每个月大概要200美元。于是我就试探性地去问这个老师,因为我知道她有一个大房子,问她能不能把车放在她那边,她说需要和老公商量一下。

她老公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两个“白左”。他们商量了一下,说我可以把车放过来,“但我们家里最近比较乱,你可以把车开过来看一下”。

所以回国前,我就去了趟她家。他们家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儿是从印度收养回来的。这次去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他家又多了两个孩子——他们收养了两个难民。

这两个难民来自厄立特里亚,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如果你去看新闻自由度排行榜,这个国家基本是垫底的。政治独裁,人权状况非常差,常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那边孩子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他们收养的两个黑人小孩,大概十七八岁,但他们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教授跟我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恐龙,不知道什么是化学。他们之前所有时间基本都在难民营里,没什么事可做,就成天踢球。然后他们通过一个国际组织,被收养到美国。因为孩子什么技能都不会,所以教授他们需要去帮孩子找学校,找地方打工等等。

我去的时候,她老公刚回家,解释说今晚回家比较晚,因为带着两个小孩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去了,他们在难民营没事做,最喜欢踢球。

我所认识的“白左”,可能就是这样子的。这对教授夫妇,可能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确实在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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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一个同学,比我高一级,一个非常漂亮的白人小姐姐。那我说到“白左”时,也会想起她。她的研究方向是女权主义。她去很多女权组织访问,和她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同时做研究、写论文。这里的照片,是她的行动之一。她和这些女权组织,将那些社会经济地位很低的女性组织起来,一起制作这种叫做“zine”(就是magazine那个zine)的手工独立杂志。通过制作杂志,让大家产生集体归属感,她们也通过杂志的制作发行有一种被赋权的感觉,可以发出真正代表自己的声音并被别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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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最近知道的。在中国,北京顺义那边有一个新希望基金会。创办者是两个澳大利亚人,基本上就是澳大利亚“白左”。他们到中国开了这样一个孤儿院,收养那些孤残儿童。其实会有不少“白左”来中国做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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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到另一个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白左。大学里第一堂课大家都要自我介绍。传统的自我介绍,大家会说,我叫什么,我的背景,我的兴趣是什么等等。那这个教授,会要求我们在自我介绍时加一句,你的代词是什么。

代词,在中文里就是她他它,说出来都是同一个音。但英文里,不同性别的代词在发音上就有区别。是he him,she her, 或者they them,或这个被发明的中性代词ze zir。

为什么要我们自己选代词?刚听到可能有点难以理解。因为我一看就是男生he,你一看就是女生she。但实际上,人的性别认同是非常多样的。有的人通过外表,没有办法很快判断他的性别认同到底是什么。可能有的人不认同自己是he或she之间的任何一种性别,会发明中性的代词。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什么感觉。这也是一个很“白左”的事情。

你可以赞赏,因为他承认了性少数群体的存在,承认了性别认同的多元化。但对我来说一开始觉得有点别扭,从这些细节,这么强调自己的性别身份,给我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大。

我举这几个例子,就是我一说起“白左”会想到的人。他们做的事情,有的是让我个人非常赞赏、非常感动的;有的事情会让我觉得有点不适应,但细想一下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我遇到的真实世界的这些白左,他们非常有“特权意识”。

我这里说的特权意识,不是我们中文说的“我爸是李刚”那种特权意识。而是“白左”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有特权的一群人”,或者check your privilege,“检查一下你的特权”。

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在座的,所有能到这个现场来的人可能都是有特权的人。这说的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非常多其他底层的人都无法享受的特权。

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非常典型的这个反映了“白左”说的特权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看到的,非常典型的,一个“白左”可能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你去美国大学读本科,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你的老师会跟你说类似的话。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白左”有圣母心,会非常关怀一些弱势群体?实际上跟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非常有关。

他们从小被教育,要看到个人努力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的存在,这个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等。所以我们对于那些没有特权、没有享受到平等待遇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要有反思。

刚才说到对伊斯兰教的看法。我最近看到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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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对联合国妇女署一个副执行主任的专访。我觉得她的一些观点,可能代表了“白左”对伊斯兰教的真实看法。

她强调,文化宗教或任何传统都不能让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看起来合理。她提到伊斯兰教实践中的童婚、割礼,对这些文化宗教暴力,她是反对的。不过她也提到,穿戴面纱并不是文化宗教暴力,因为面纱只是一个宗教符号。

标签与现实的差距如何产生?

大家已经看到了,“白左”这个标签的含义,与现实中真正的“白左”,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假新闻。

关于黑人、关于弱势群体、关于LGBT、关于穆斯林的假新闻太多了,知乎几乎成了这几个话题的假新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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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朋友叫北大飞,是个“白左”,做了很多辟谣的事情。之前有一个消息,说一个人在申请书里写了一百遍“黑命贵”(BlackLivesMatter),然后就被斯坦福录取了。这个就被很多制造假新闻的人拿过来,说你看这是一个“白左”学校干的事。北大飞就做了这样一个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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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计划蓝方也写过这方面文章。关于美团的分箱送餐,特别是关于加拿大市长所谓拒绝废除猪肉菜肴的信,这样一个流传非常广的假新闻。后面这个假新闻,我之前甚至看到一个很有名的新闻学教授,在自己的文章里都做了引用。这些假新闻的传播、影响是非常广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乱贴标签的论战术。

有的人将自己不认同的任何人都说成白左。这是非常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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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最近小布什出来发表了演讲,批评了川普。然后就有人说麦凯恩、小布什这些共和党建制派的反川势力和民主党就是一丘之貉,妥妥的“白左”。为了支持川普,有的人可以把共和党的保守派都称作白左,把右边的人称作左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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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我在知乎上看到的这个高赞答案。她说:“白左”认为应该制裁中国,因为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白左媒体”习惯把中国形容为野心勃勃,侵略周边小国。这也是很好笑的。如果你了解美国政治的话,就会知道在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里面,对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进行严厉批评的,主张要制裁中国的,更鹰派的一方,不是“白左”,而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但这个被赞几千次的答主,把这个也看成白左做的事情。事实上,还是不假思索的把自己不喜欢的人都套上“白左”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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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蛮有名的知识分子叫苏小和,也是一个反白左的主要人物。

他写过一篇《美国白左如何把中国读书人带到沟里》的文章。这篇文章里,他提到安兰德和罗尔斯,共同称为美国“白左”的宗师。如果你知道安兰德和罗尔斯是谁的话,就会非常惊讶。说罗尔斯是白左,还有一定道理;但安兰德是非常典型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这样一个非常右的人,在苏小和的眼里,却被称为“白左”宗师。

通过这些例子我想说,很多人在使用“白左”这个标签的时候,并不了解背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反而是把自己不喜欢、不认同的人都装进这个标签。

这确实是我们公共讨论中存在的现象。

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当下的社会心态。

刚才说到一个标签能够流行,背后有一定的社会心态作为支持。而支持“白左”这个标签被污名化,最重要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

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社会,和生物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一样,是一个丛林。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的人,可能也会很喜欢一本科幻小说,叫《三体》。

社会达尔文主义,会把我们的社会看成一个丛林。丛林里既然是适者生存,弱者是应该被淘汰的,你关心他、同情他干嘛?他们就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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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两段反对白左的人对白左的描述。这个人认为:“白左”都是“从小衣食无忧、没吃过苦没挨过饿的白痴的发达欧美国家的白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身处高福利的社会,缺乏人类常识的白痴。

这里蛮有意思的是,他说的“人类常识”是什么?大家可以仔细想想他这句话。

在他看来,常识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应该是完善的,我们不应该是有高福利的,我们不应该是衣食无忧的,我们不应该是这种没吃过苦、没挨过饿的状态。那我们的社会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非常惨烈的进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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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得票近万次的答案。它里面说,中国人,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群体,普遍比西方精英青年对国际局势的认识更加深刻。哪怕中国青年人中也有用爱发电的小清新人群,也迅速会被残酷的现实打脸。所以说中国很难出现像西方那样的“白左”。

这里同样是一个阅读理解题了。他这里所说的“残酷的现实”是什么意思?

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弱肉强食的丛林。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去关爱弱势群体,要去强调要公平平等,是非常幼稚、不切实际的。

那人类社会到底是不是丛林呢?

我这里用了果壳网大V@Ent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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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近写的文章叫《世界不是丛林,人不是野草》。因为恩特是生物学博士,所以我相信他对生物学的一些看法。

它在里面说到,在生物领域进化里确实是优胜劣汰的情况,但人类社会我们一定要搬运这样的规则吗?我们讨论过、尝试过无数社会形态,一个非丛林的社会可以比丛林社会更幸福更高效,纯粹的丛林会让这些偶然的不平等变成阶级固化、变成贫穷遗传。这些都不该由个人负责。所谓丛林法则就是认为弱者无价值、无意义、活该受苦、活该去死。大家可以认为,当强和弱有单一、明确、彻底、永恒、无异议的判断准则,当强者和弱者间不能交流、不能合作、不能借鉴、不能转化,这是丛林法则一条合理的法则。但这不是我们的世界,不应该是我们世界。

Ent显然暴露他是个“白左”。我会非常同意他这样一段叙述。我们的社会真的和生物进化论一样吗?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在中国人的成长过程中,很缺乏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教育。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汉族人口超过90%的社会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社会的少数族裔是什么情况。我们不像美国人那样,会从小接受到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教育。

当然, 批评“白左”的人本身也很多样的。可能包括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像李硕这帮人),可能还有部分共和党支持者,大汉族主义者,可能都是我给他们贴的标签了。

还有“工业党”,他们认为我们现在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去发展工业,要走工业现代化的道路,这个过程不允许任何阻拦。比如说,“工业党”会认为雾霾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承担的代价,所以你去搞什么环保,是非常“白左”的价值观。任何国家的发展,工业化过程中,都会经历污染,讲环保是白白耽误了中国的发展,白白耽误工业化进程。这是我给“工业党”贴的标签,当然也不一定完全成立。

多种社会心态,共同造就了“白左”这个标签污名化的流行。

“白左”的问题在哪里?

大家也能听出来,我个人是比较认同白左价值观的,但是我觉得“白左”可能确实也存在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可能确实有精英的回音室效应存在。刚才我说,你去美国大学里面,一抓一个“白左”。这种情况下,讨论的多元性其实是蛮缺乏的。大家会觉得因为成天在学校里,会发现身边的老师同学都是差不多的观点。你会缺乏对其他观点的了解,实质上缺乏讨论的多元化。

此外,美国对“白左”有个形容词,叫snow flakes。就是说,“白左”像雪花一样脆弱,大多是在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状态下,而且可能存在眼高手低、对社会显示不够了解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样的批评是不是完全成立,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白左”确实普遍生活在一个比较优越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世界可能确实缺乏了解。

但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谈论任何话题的时候,都先说“我是什么身份的人”,“所以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也就是说,用一个人的身份,来决定了他的观点,不再进行实质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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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我非常喜欢的文章,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写的。他是一个保守派。

大家知道纽《约时报》是比较偏左派的,被很多人称为“白左”的报纸。但它上面有好几位保守派专栏作家。

这篇文章里,有一些对身份政治的反思。 他说:在大学里,主流的政治是身份政治。这种政治,不是看我们某个观点的思考质量怎么样,而是看发表观点的人本身的文化、种族、性取向等身份背景是什么。大家会说,作为一个有色族裔的女性,我认为怎么怎么样;作为一个男同性恋者,我认为怎么怎么样;作为一个有特权的人,我要向谁道歉……当所有对话,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口的时候,它会取代掉真正独立的思考。它会用这种社会身份的认同,来取代真正的、可能比较艰难的讨论、思考的过程。

在美国,有一个和“白左”相关的词,叫做safe space,就是安全空间。在这个“安全空间”里,我们可以避免、排除掉非常多的争论。这个“安全空间”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安全”。它排除了争论,并不是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而是排除了思考的空间。你说的很多话,可能会被人非常敏感得认为你的某句话是不道德的、是涉嫌歧视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本应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本就一些不同意见展开讨论,但身份政治却导致了“我首先确定自己是什么身份“,然后对于不赞同的意见就给ta贴上标签,说ta是什么ism(什么主义),或者是什么phobia(恐什么,例如恐同性恋,恐伊斯兰教等)。我们在这样一种讨论中,丧失了真正被彼此说服的机会。

这样一篇文章会比较说服我。“白左”的意识形态里,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大家会把身份、标签提前到对于真正问题的讨论”。会把身份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和基础,而不是把对不同意见的思考作为讨论的基础。

所以,他最后一段话说的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好,因为玩标签玩身份谁都可以玩,白左可以玩,现在有一批人玩的比白左更好,他们就是美国这批另类右派,比如说white workingclass,白人的工人阶级。这也是一个身份,而这个身份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词,在美国这次大选之后,实际上这个身份也排除了很多背后真正有意义的思考”。

当然,我觉得必须强调的是:身份政治并不是白左的发明。其实恰恰是因为美国之前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才有了这种现象。所谓种族歧视,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政治——你是黑人,所以你不能坐公交车前排;你是黄种人,所以我要排挤你。

我还是回到从中文社交网络去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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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在知乎上非常高赞的一个回答。ta这样说:“我不是一个绝对的川普支持者,但现在我已经快被左派活生生逼成一个右翼了,今天在伯克利(大家知道伯克利其实是美国“白左”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这个美国言论自由的发源地,我是不敢发声的,因为如果发声的话,可能会被学校成千上万的左派学生当场骂死。”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真的会发生,但是我很理解ta在当时的情况下感受到的担忧。这种担忧,就像我作为一个赞同大部分白左价值观的人,在知乎上是不敢就这个议题发声的。

说真的,我很少在知乎上发表这些跟美国的价值观、美国政治相关的任何内容了,我也绝对不敢在知乎上宣传我今天要做这样一场讲座,我怕有人过来砸场。因为我感觉到这样一种身份政治,这样一种标签讨论,这样一种以标签定义另外的人然后发展出来的意见极化、意见对立,我感觉挺可怕的。所以我自己分享朋友圈的时候,开玩笑说我冒死来讲这个话题。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值得担心的后果其实是在这里。

大家记得这个名字吗,鬼崎明日喵,开头说到修改“白左”问题叙述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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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上有个问题,其实明显是个钓鱼的问题:《月光男孩》获得奥斯卡是否更多是因为政治正确而不是影片本身优秀?

鬼崎明日喵说到:“题主眼中的白左思想:有政治正确的片就是好片就该得奖;题主的思想:一部政治正确的片如果得了奖,那么一定是因为它政治正确。所以题主和白左的共识是,政治正确是评价电影好坏的唯一标准。所以结论是:题主的价值观和白左完美契合”。

有人认为《月光男孩》获奖是因为政治正确,而题主刚好就这样问了。所以其实,不管ta眼中的白左还是这个提问的人本身,在评价一个事物的时候,都是先取消掉了本质的内容质量怎么样,而把身份和政治正确等等,放在了最主要的位置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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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朋友圈一个在伯克利读书的朋友说的一段话,未经他允许我就拿来了。

他说,一言不合就被trigge(被激怒),这个涉嫌歧视,歧视黑人、穆斯林,一言不合就说别人是racist、是sexist、种族歧视、恐同、白人至上主义者,这样的事情我见多了;但是,同样一言不合就说别人白左、政治正确、圣母心的我也见多了。所以显然,解决“政治正确去对话化”(就是说首先我们是有身份,然后再有对话,可能身份把对话取消掉了)的代价,不应该是允许一些种族主义、恐同等等的横行,而是要在某种语境下去解决,需要的是参与者愿意对话,发展理解与自己见解、身份、立场、偏见不同的人的能力。我想反思这个问题对所有人都是有必要的。

“白左”污名化背后的隐忧

最后的最后,我想回到我们这几天广泛讨论的社会事件,也就是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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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蛮好的,作者是陈程映红老师。他之前写过中国人的种族歧视问题,这篇文章写的则是“低端入口”背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祥之兆。

“低端入口”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词汇。他说,“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社会一定是对‘人生而平等’非常陌生、怀疑且嘲弄的社会”。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想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在对“低端入口”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一些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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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受不了就别留在北京”;

“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强者生存,享有更好资源的权利,弱者淘汰。工人是弱者,是处在利益分配的最底层,这是规律本质所在”。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反白左的心态是很一致的。它背后的心态都是这样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者就可以有特权,可以享受更好的资源,那弱者,ta就是这样,被要求搬走一天内离开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

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在人民大学读书的女生,被一个人拎出来批评。因为她在微博上发表了对驱逐低端入口的“政策”表示理解的言论。她觉得驱逐是合理的。但她不是不愿意对话,她在微博上非常耐心的和骂她的人对话。但是她说了什么呢?我找了一些她说的话:“政府是一个机器,冷漠的运转,北京不是北京,是一个需要发展、升级,需要淘汰的首都,对于你们来说,是绝望的,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努力让自己不被淘汰,这是现在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我同情,但是有什么用呢?现在大趋势摆在那里,我也做不了什么,我帮不到别人,只能保持自身不被淘汰”。

这是我觉得非常典型的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之下,这个女生是从根本上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设置的一套价值观。但她并不是一个坏人,她并不是说要用这套价值观真的去剥削谁,她只是认为这个价值观是存在的,是合理的,我们不应该也没有办法改变它。所以,对我来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自己变得强,让我自己不被淘汰,那至于那些被淘汰的人,对不起,我很同情你们,但是我没有办法,谁让你自己的没有变得更强呢?

这个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但这是我们需要的逻辑吗?是北京的顶尖高校的学生应该有的想法吗?

说到底,“白左”这个标签在中国流行,其实和白人没什么关系。它映照的,其实是中国社会本身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我们如何看待白左标签之下的那些价值观,将决定我们的社会走向何方。我们能不能保有同情心、同理心?我们需要关怀弱势群体吗?我们要将社会不视为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吗?我们要倡导多元的文化吗?以及我们要将身份、标签这些东西凌驾于事实和论证之上吗?

Q&A:

问:我注意到百度指数关于“白左”的搜索趋势。假设去年的美国大选不是现在这个结果的话,关于“白左”的讨论会不会还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或者说这个讨论还是会出现,但是会延后呢?

答: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对“白左”的讨论,不会被美国大选的结果改变。不管是川普还是希拉里赢,这场讨论都会有。实际上,从去年六月开始就有很多讨论。如果川普输了,这个讨论可能更多,因为大家很可能会说,这是“白左”媒体所操纵,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白左”扼杀了一个伟大的总统,等等。

所以“白左”讨论的白热化,和大选结果没关系,但和参选人有关。比如说换一个人,像杰布·布什,或者其他什么人参选的话,可能不会激发这么大规模的、影响美国的舆论生态平衡的假新闻、另类右派。那关于另类右派的一些声音,很可能也不会被传到中国的舆论场来。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些讨论确实会被延后。

不过,去年开始讨论“白左”很多,实际上和欧洲难民危机也有关系。所以往大了说,它是发生在大的国际背景之下的事情,所以美国如果不是川普这样一个总统候选人,可能会稍微影响一点它的热度。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国内长期的政策、心态和大的国际背景恰好汇合到一起的一个情况,不是某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情况。

问:在目前关于疏解人口的讨论中,或者在更多的公共事件的讨论中,观点特别容易被简单化。比如,“我不是不赞成清退,只是不赞成清退的方式”,之后可能会演变为“我其实不赞成清退,我希望保持现状”。如果我们现在的讨论质量已经有这样的趋势,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促成更高质量对话的达成?

答: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多类似C计划的机构存在。就我个人角度,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在社交媒体上更好的讨论此类话题”。社交媒体天然有一些属性,是不利于此类话题讨论的。比如,情绪化的、带有更强烈标签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更容易得到传播,从而导致理性讨论成为不受欢迎的事情。因此,我更关注社交媒体在今后用什么方法去改进产品、算法等,让更好的公共讨论浮现出来。

对于大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应该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最近,我看到美国学者Tim Wu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Facebook变成一家公共利益公司,该类公司不以赚钱为主要目的,而致力于维护社会价值和公共利益。国内的大型社交平台也应该更多考虑社会利益。

问:促成“白左”们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同理心或同情心。但是,去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也曾表示,仅仅有同理心或同情心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作为“白左”,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与其他人交流、践行自己的价值观,而不仅仅停留在自己的世界中,如何理性地与他人对话、相处,从而真正实现内心想要创造的世界?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很多人觉得“白左”眼高手低、缺乏具体的经验、战斗力太弱(因为他们太容易哭了)。但我们只能去做些事情,暂时离开自己的“回音室”,与意见不同的人交流,了解他们所说的“残酷的世界”“社会的常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深刻的了解之后,如果还能坚持自己之前的价值观,这样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抽象的回答。

[蓝方补充]:这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可以更加积极的去参与公共行动。比如这次北京的大清退事件,我们除了写文章、转发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是切实行动起来的。例如上个周末,一些老同事自己开车前往大兴,在路上遇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就帮助一个,为他们提供房租支持;还有很多人加入了更有组织、体系的信息搜集、对接等行动。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切实的行动。

问:听了您的分享,觉得您也比较符合“白左”的某些特点,比如“温柔地讲话”。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一个月前,谷歌一名高级工程师的反性别多元化言论引起轩然大波。某位谷歌员工公开发表言论称女性工程师不适合做某些工作,并向内部群发了公开信,导致他最终被谷歌开除。我阅读过原信件,虽然其中的观点与“白左”相反,但信中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提出这些观点只是基于个人的观察,其实他想与员工讨论的是不是应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回声室”的状态,因此受到了“白左”的攻击。您是怎么看此次事件的?如果是您,怎样能够更好的处理此类事件?第二,我们在讨论“白左”时,都认为对象是“个人”“社会组织”“群体”等,“企业”是否也有可能具有“白左”特性呢?还是说由于企业追逐利益,没有“白左企业”的存在?

答:第一个问题,我首先推荐我的朋友林三土的文章。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仔细审视这位员工的公开信,来看其中的观点是否超出了我们的容忍范围。虽然我们不能以“身份”或“标签”来取消对话,但如果有些人的言论和观点是在为社会上已经存在的不平等制度背书、推广,那么,谷歌作为企业,首先有权利去处理该员工;此外,这件事也可以作为契机,让我们来讨论边界在哪里、社会应该怎样看待性别问题。

最近国内也发生了类似事情,某大学教授公开发表了一些性别不平等的言论。这究竟只是该教授的观点表达,还是对女性的歧视?我们仍要去把握讨论的边界。该教授在发表言论前也应就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言论影响力、对公众价值观的引导等方面进行更加细致的反思。

第二个问题,企业虽然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与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较为接近,但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企业在做社会责任相关的项目。比如,能源企业会做环保项目,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缓解污染压力。企业如果作为独立个体,确实会以追求利润为最大目的,但置于社会生态系统之下,企业会因为公众、NGO、消费者的压力而考虑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把追求利润的冲动部分地、暂时地置于某些价值之后。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企业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得较为欠缺,但仍然存在发展空间,这可能和我们的社会发育还不健全有关。所以我认为不能孤立地看企业,还是应该放在整体社会生态系统中。

[蓝方补充]:大家是否听过“B Corp(共益企业)”的概念,最近在社会创新领域被多次提及,与传统社会中的“P Corp(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相区分,以社会价值和公共利益的创造为驱动。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CSR,越来越多的机构在向“B Corp(共益企业)”进行转型,有一些B Corp的价值观,是较为接近“白左”的。

问:您之前讲过“媒介素养”问题。从国内近期发生的“江歌案”“低端入口”到“三原色事件”,我们姑且不论政府的一些行动是否令人满意,但对社会评论的把控也令人不满。每当热点事件被曝出,我的微信朋友圈经常会看到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要么就是较为激进的,要么就是“咪蒙”文章刷屏。一个有着合格媒介素养的政府,应该对此类热点事件做出怎样的回应?类似“三原色事件”中,“平安朝阳”回应的两幅图恐怕很难让人信服。此外,面对此类事件,我们普通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促成政府提高信息反馈的质量?

答:“媒介素养”更多是面对公众来说的词,指的是公众如何提高分辨媒体信息的能力。大家可以去听C计划关于提高信息辨识能力和信息素养的课程。对于政府而言,应该不断去提高危机公关的能力。从2003年非典之后,政府在该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很多高校的新闻学院都会参与热点事件的危机公关,政府的公开回应舆论的能力不断提升。但近期的事件,政府的信息反馈并没有令公众满意,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权力结构的问题。政府是否真的想回应公众?如果政府想要把信息公开的事情做好,会有很多的智库和学者参与,提升信息公开质量。例如,通过开发布会等多渠道回应公众关切的问题。因此,如何促使政府更加有意愿的进行信息回应,可能需要公众的舆论压力的推动(可能也是唯一的方法)。我之前在微信中写过比较悲观的文章,说“‘我不相信’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武器,但这个武器对自己也具有伤害力,当‘我不相信’变成常态,我们就会偏向虚无和犬儒主义的状态了”。那么,我们在表达的同时需要找到让自己坚守的价值,同时尽力通过各种渠道形成舆论压力,让政府更加有意愿去回应。

问:作为家长,我们比较关注“红黄蓝事件”。我最近学到了一个新名词,叫“岁月静好婊”,在我的朋友圈中,“红黄蓝事件”让几乎所有人都比较激愤,不管是不是“白左”。但最终结果只是,该事件涉及的班级中的孩子不再继续上学,幼儿园中其他班级的孩子依然继续在其中接受教育。我们发现,很多该幼儿园家长在网络上抨击此类事件,但在行为上却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甚至放弃了“用脚投票”。在记者进行采访时,有些家长会以“自己的孩子不在该班级”来撇清自己和该事件的关系(这样的行为不由让人们想到:抓革命党时你没有站出来说话,抓犹太人时你没有站出来说话,等到抓你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了),依然每天在朋友圈中晒“岁月静好”。这类人,他们属于“白左”还是“伪白左”呢?

答:该类人群应该不属于“白左”“伪白左”的分类范畴。我猜测,可能这些家长也受到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压力。比如,直接相关的家长接受了赔偿,其他家长受到了言论上的控制,使得他们都不愿意再表态了。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外界压力,普遍存于中产阶级中的心态可能确实如您所说的“岁月静好”。即“我的生活很好,这些事情没轮到我头上”或者“轮到我头上,我也可以侥幸”——这实际上这是“无力感”的体现: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

这种无力感的产生与社会环境相关,也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相关,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相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道理,而失去了做事情的内在动力。他们坚信这个社会就是如此运行的,我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更强大而免于淘汰。我比较反对这样的心态,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尝试去做一些事情,不仅改变自己的状况,也进一步改变社会的规则和运行状态。社会如何运行,是由我们一个个具体的人决定的。我会比较相信这种社会心态的改变带来社会形态的改变;反之,如果觉得我们无力改变社会运行状态,从而什么事都不做,最终可能每个人都无法幸免。

问:我想就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讨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是市场营销的从业人员,我认为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和他们在社会上创造公共利益是不矛盾的。企业的目的从来都是追逐利益,只是它为了更好的增加利益而关注公众舆论和公共利益,尤其是现在的消费者很看重企业的价值观与自己是否相符,我认为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我们的每一位消费者都能以自己的消费行为和价值观影响企业的利益选择,从而促进公共利益的增加。

答:对,这种趋势被称为“消费者行动主义”。即,消费者通过自己的行动向企业施加压力,从而改变企业的利益选择。更极端的事例,也有类似刚才提到的,希望一些企业改为公共利益公司的呼吁。当然这目前只是一部分的社会愿景。但我们还是可以在既定的社会框架下,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的。

问: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在一些立场或价值取向上与“白左”较为接近,但我们却不愿意给自己贴上“白左”的标签。首先“白左”比较倾向论战,而我觉得在实践方面还有更多进步的空间;另外,刚才您提到:由于“身份政治”在前,导致公正的理性讨论被终结。我看到在类似“知乎”,或者美国大学校园里面,这样的风气还是比较普遍的。我的朋友在美国课堂上也经历过类似情况,本来在基于经典文献中的一些理论进行讨论,却因为 “身份政治”的问题,讨论会被授课的教授叫停,导致学生对教授持不满意见。您如何来应对类似的“白左”身份认同纠结以及理性讨论中的紧张关系?

答:“白左”目前的确存在被污名化的问题。但是,任何标签都只是一个“筐”,我们往“筐”中放入什么,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标签的褒贬也是会不断变化的。我之前在想,是否找一些比较被认可、具有公信力、具有影响力的人公开表示自己认同“白左”的价值观,从而为这个标签正名;这其中蕴含的逻辑在于:标签是一种快捷方式,存在一定弊端,但也更加快捷的让人们进入语境、进行对话。我们不需要避讳标签的使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标签,避免用标签来取消与之相反的论调和思考。目前,我觉得可以尝试有效运用“白左”的标签传播积极的理念,比如,“我是白左,我关心弱势群体,我关心低端入口,我关心环保议题”,通过标签将自己的理念进一步传播出去。

讲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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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Annenberg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北京大学本科、硕士毕业,2010-2013年任《南方周末》记者。他也是“政见CNPolitics”和“新闻实验室”的发起人,同时担任《东方历史评论》编辑。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17/12/10

旧文章ID:22169

兰普顿:中国并不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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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兰普顿 文;赵丹宁、谢鸿雁翻译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52期
【原文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原题目为:
拜登应避免掉入特朗普的“中国陷阱”。中文版由中美印象翻译,由《国家利益》和作者本人授权发表。兰普顿教授目前是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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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以明确一个事实:在当前全球爆发疫情、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以及国内外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正的危机下,中国并不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同理,美国也不是中国最大的挑战。在当前的“美国政治季”中存在的唯一问题是:“谁有勇气说出这个事实?”

特朗普总统采取了分散并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宣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为何那些并不认同特朗普在其他政治领域上所做判断的美国领导人和民众会追随他在对华问题上的领导呢?美国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除了承认北京几乎是在尽其所能地通过向邻国施压等其他手段,来制定对抗美国的外交政策,他是否还会提出更富有成效的做法?或者,他是否会选择采取权宜之计,发表以胜选为目的的言论,从而使得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华政策更加难以实施?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某种程度上借反华言论上台执政,这使他在总统任期的第一阶段忙于收拾受此影响的中美关系的“烂摊子”。而下一个“烂摊子”处理起来将不会更轻松。

大多数民主党专家断言,总统候选人的拜登不会任由特朗普在余下的竞选时间中,将自己描述成“对华软弱”的形象。他们的建议很可能被采纳,从而为竞选后将面临的为迎合竞选言论所采取的行动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问题埋下伏笔。拜登不应该与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展开彻头彻尾的较量,不仅因为他无需如此,更重要的是他当前的竞选路线和过去的个人经历为之提供了更明智的选项。这样做,他就可以避免因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而给自身信誉带来的巨大的潜在损失。

说来奇怪,候选人拜登应该从中国文革结束初期邓小平“导演”的中国剧本中撷取一页。反复无常的前任领导人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场“政治灾难”,特朗普给美国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是如此。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政,他将稳定国际环境作为首要任务,从而专注于应对威胁国家系统的内部挑战——经济、就业、社会公正、教育和医疗保健。邓并没有忽视外交政策,相反,他使得中国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改革的需要。

62日的费城演说中,拜登实际上重启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重点关注国家社会、经济层面的公平与美国的重建。此种做法或许在无意中为他创造了空间,以避免坠入特朗普将美国的大部分问题归咎于中国的“陷阱”。尽管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明确指出北京在国内外的很多“不当行为”,他的战略目标仍应是避免使“中国问题”恶化,以便在当选后聚焦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竞争力、更公正的社会。他会如何行动呢?事实上拜登过去有与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首先要做的是让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特朗普为了转移人们对他所犯错误的注意力,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出气筒”,这似乎已成为拜登竞选活动的潜台词。中国并非是无可指摘的,北京的精英群体需要对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负责,但是美国的问题通常是由自身造成的——当然,我们有能力对此进行改善。“亲爱的布鲁图斯,错不在我们的星星,而在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以一种有序的、令人钦佩的方式管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将远超过运用制裁和谴责他国的组合手段所能及的。美国国会就中国问题所达成的象征性一致决议,常常成为美国国内不作为的借口。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中国学者曾告诉我,对许多华裔来说,美国一直是健全治理的榜样——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所以简而言之,首要工作是要明确“中国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我们的主要矛盾。”我们需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恢复实力,全面提高公民福利待遇,重塑公民美德。

第二,拜登应当捍卫和加强受到特朗普无知所破坏的国家安全决策制度。系统性决策的缺失导致美国在台湾、香港、贸易和盟友问题上的态度反复。这些都反映了一位善变的总统的个性,以及缺乏稳定的对华决策程序。恢复和改进这一过程的第一步是要承诺填补关键的外交和安全职位空缺。这些职位空缺或是特朗普根本无法填补,或是由特朗普以“代理”身份安插的人员所掌握。这些人员可以避免参议院审查环节,他们名义上所领导的官僚机构中几乎没有可信度。

多位中国高层官员接连表示他们“甚至不知道该给美国政府中哪位官员打电话”以解决贸易之外的问题。无论北京方面希望向华盛顿传达什么信息,这都是灾难性的状况。正因真空的存在,特朗普政府当政初期,北京方面就急切地与特朗普家庭取得联系,尤其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但是不久,这位第一女婿就因其房地产以及其他利益纠葛,包括其涉及中国的利益冲突,对美国政坛产生了恶劣影响。

第三,为了发挥实效,美国必须说出其希望从北京得到哪些东西。并且,我们应当有更多需求。特朗普对北京事实上的政权更迭立场是世界任一政府都无法接受的谈判背景(作者原文:Trump’s de-facto regime change stance toward Beijing is something no government on earth would accept as a backdrop for negotiation.)。相反,拜登应当提出一个可实现的总体目标,然后坚定不移追求这一目标。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政府的姿态应当是:“我们十分乐意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营造空间。但是,我们想要的是在遵守全球规范的前提下,在双边交往中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这才是应当不懈追求的目标。而反观特朗普,除了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外,在中美关系中并未阐明一致的、可实现的目标。他甚至还切断了奥巴马政府和布什政府时期建立的意义非凡的对华对话。此外,要让北京信任华盛顿,则应当团结朋友和盟友,而非赶走他们。

综上所述,新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上述措施所提供的“战略机遇期”,以增强美国的综合国力。这里指的并非军事装备。对于国家未来福祉至关重要的领域显而易见:培育健康和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公民、减少不平等和创造社会正义感、更新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以及大力扩展研发项目。发展类似于Space-X和美国国家宇航局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只是美国抓住这一代人“卫星时刻”的一方面。这些都是一项符合国家利益、具有实用性和体面性的政策的要素。并且,这些与拜登62日在费城所表达的立场一致。

简而言之,拜登应采取不与其国内目标相悖,符合其战略需求,团结朋友并且不陷入特朗普所设计的死胡同的中国政策。

【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作品,版权所有。编辑张月如】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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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群|中印纷争:低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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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志群  来源:海外看世界

朱志群: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中印关系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中。虽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约是印度的五倍。中国在印度外交中的地位如同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与中美关系不同的是,中印并未相互将对方视为最大的威胁。长期以来,印巴冲突一直是印度最头疼的外交热点,而中国则长期轻视印度。如果说印度紧盯着中国,将中国作为目标,希望赶超中国,那么可以说中国是过分注重中美关系,相对忽视周边关系,基本上是居高临下俯视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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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印度人在拼命研究中国,学习中文。中国人则普遍错误地认为印度落后几十年,不将印度当回事。认真研究印度、通晓印地语的中国人大概屈指可数。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加深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印度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用放大镜在看,而中国似乎根本没将印度放在眼里。在中国外交对象国重要性排行榜上,印度排在什么位置不得而知,但估计高不了。中国民间也是鄙视印度和印度人,随口“阿三”,自淫自乐。印度虽然表面上脏乱差,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的民间社会力量使得印度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 其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的爆发力也不可小觑。

中印关系长期处于波动之中。由于边界冲突、中巴关系、战略竞争、美印互动等因素,中印关系很难短期内改善。这次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给中印关系带来沉重打击。印方目前情绪高涨,掀起一股反华浪潮。具体情况如何及伤亡人数还不是很清楚。中方低调处理是正确的,否则恐怕适得其反。双方对话渠道从未间断,高层也希望通过对话搁置争议,恢复边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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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外交长期被“四海”所拖累——台海,南海,东海(中日)和黄海 (朝鲜半岛),新冠之后国际环境也进一步对中国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印关系举足轻重。如果中印关系恶化,印度将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反华阵营更加强大。届时中国谁将负起”失去印度”的责任?

远亲不如近邻。中国最近几年发起了外交攻势,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试图“讲好中国故事”。如果家门口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都认为这个故事不怎么吸引人,那如何将这个故事推向西方?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8

旧文章ID:22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