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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编译:美国霸权如何终结

作者:  来源:中评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库里和乔治城大学副教授丹尼尔·内克松在《外交事务》期刊上撰文,认为美国的唯一霸权地位必将终结,其中有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失误原因,但也有中国建立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右翼势力对自由主义的挑战等结构性问题。

因此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丧失全球独霸地位的未来,但美国可以通过努力继续在部分国际体系中保持领导力。

以下是正文:

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秩序出现了危机。国际社会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不协调反应,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民族主义政治的复兴以及各国边界管控的加强,似乎预示着缺乏合作、更为脆弱的国际体系的诞生。

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凸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实行“美国优先”政策、以及他退出全球领导地位所造成的危险。

甚至在疫情之前,特朗普就经常批评北约等联盟和机构的价值,支持欧盟解体,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组织,并顺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的统治。

他质疑将民/主和人权等自由价值观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特朗普还明确倾向于零和博弈,这进一步印证了美国正在放弃其促进自由国际秩序的承诺。

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有着在二战结束及冷战后建立和维持成功的国际秩序的战略经验,因此这一次美国依然可以化险为夷。如果特朗普之后的美国能够重新夺回全球大国的责任,那么这个时代(包括疫情大流行期间)可能只是暂时的阵痛,而不是迈向永久混乱的开端。

毕竟关于美国衰落和国际秩序转变的预测早就是老生常谈,甚至一直都是错误的。

在80年代中期,许多分析家认为美国的领导能力正逐渐消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崩溃了。美国面临来自欧洲和东亚经济体(尤其是西德和日本)的日益激烈的竞争;苏联的政治则看上去稳定得多。

然而1991年底,苏联解体了,日本进入经济停滞的“失去的十年”,而高昂的一体化任务消耗了统一的德国。美国则经历十年蓬勃发展的技术创新和出乎意料的高经济增长时期,许多人称其为美国霸权的“单极时刻”。

但这一次确实不同以往,曾经维持美国霸权的强大力量今天却在推动其解体。

有三个现实发展成就了冷战后美国领导的秩序。

首先,随着苏联阵营的覆灭,美国没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劲敌。

第二,随着苏联解体及其政治秩序的崩塌,很多原先隶属与苏联阵营的弱小国家除了向美国及西方寻求帮助外别无选择。

第三,跨国活动家和政治运动不断传播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规范,以建立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

如今同样的力量却在逆转美国:一个侵蚀美国力量的恶性循环已经取代了曾经增强美国力量的良性循环。

随着中俄的崛起,他们在国际上推行的项目已经可以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体系相抗衡。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可以寻求中俄作为替代的赞助者,而不是继续依赖西方的慷慨支持。

而且,极右翼的、不自由的跨国体系开始压制曾经似乎难以战胜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简言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仅处于衰退状态,甚至正在瓦解。而且这种衰落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的。

当然,其他大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也不会顺利,因为政治环境和领导人的性格不断变化。但是,小国可以选择依靠更多的大国进行合作,而不是只依靠美国,似乎已成为了国际政治的永久特征。因此,中国和俄罗斯有了抗衡美国霸权并建立替代秩序的空间。

大国之间的争夺、西方对国际合作机制垄断的终结、以及反对自由国际体系的运动的出现,都改变了冷战后由华盛顿主持的全球秩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似乎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霸权的衰弱。

特朗普政府迁怒于世界卫生组织,试图停止对该组织进行资助,中国却利用这一机会加强了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全球机构中的影响力。北京和莫斯科成为了紧急物资和医疗用品的提供者,向意大利,塞尔维亚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提供援助,甚至还援助了美国。

很多国家的政府以防疫为名打压媒体自由、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尽管美国仍然享有军事上的优势,但美国的这一主导地位,与美国应对这场全球危机及其连锁反应的所作所为极不相衬。

即使美国霸权体系的核心(主要由长期存在的亚洲和欧洲盟友组成,并基于冷战期间制定的规范和制度)仍然保持稳健,即使美国和欧盟可以利用其综合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但美国还是将不得不习惯于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复杂的国际秩序。

这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任何数目庞大的军费开支都无法扭转美国霸权终结的进程。即使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特朗普,或者共和党放弃了特朗普的思想,美国霸权的衰落仍将继续。

关键问题是,美国的核心盟友是否也会脱离美国的霸权体系?美国还能维持金融和货币主导地位多长时间?

想要规避这些危险,美国最好是明确废除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并承诺重新将自由民/主制度确立为核心。并且在国内和国际上,美国都需要团结联合中右、中左和政治进步的政党和群体。

美国决策者可以做的是在全球霸权终结后继续为世界出谋划策。如果美国的核心体系得以维持,那么未来美国在一个拥有多个权力中心的世界中,还可以领导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军事和经济联盟。

为此,美国应重振饱受困扰和人手不足的国务院,重建并更有效地利用其外交资源。建立明智的治国之道,将保持美国相对强大的力量,能够在利益冲突和联盟变动的世界中航行。

即使在单极时刻的巅峰,美国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现在,为了保持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美国必须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中国在建立替代系统方面亦是存在困难的。倘若美国的外交决策机构充满活力,那么即使美国失去了全球霸权,也还能够对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要取得成功,华盛顿必须认识到世界已经不再是90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那样,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过去,而且再也不会回来。

编译:杨群益(香港)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7

旧文章ID:22166

中印两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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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倍可亲

表面上看,中国比印度先进、富裕,但实际上,一个印度公民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半,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比印度人辛苦多了。究竟辛苦在哪里? 

一个印度公民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半,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比印度人辛苦多了。究竟辛苦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  表面上看,中国比印度先进、富裕,中国的GDP和人均GDP两项指标都是印度的两倍,人口比印度只多出约12%,按说中国要比印度富裕。从我在中国生活的两年半的所见所闻,知道中国人实际上比

印度人要艰难得多、辛苦得多。

一、印度农民没有苛捐杂税

印度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和中国差不多,但印度农民自给自足,国家根本不从农业上提取税收,也不像中国地方有那么多官员要养活。印度的农业技术比中国落后,这主要是印度农民懒造成的。要是印度农民有中国农民这么能吃苦,印度农村肯定要比中国富裕。中国有世界上最能吃苦的农民,有最高的农业单产,但中国农民被压迫得太深,税赋太重。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印度农民比中国农民轻松得多。

二、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动自由

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暂住证,印度不需要,也没有因为暂住证被关押被打死的情况。印度人可以在总统府的对面要饭,也可以在像中国长安街一样繁华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没有人以影响市容为由像赶鸭子一样到处赶。

三、印度没有打砸摊主的城管

在印度,不会因为三轮车影响政府形象而被取缔,只要你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谋生的门路,没有人管你,而在中国就严格得多,官员们关心对外形象重于关心百姓生活。

四、印度人的工资水平高于中国

中国有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劳动成本比印度低得多。以电视机为例,美国对中国实行反倾销,就是以印度的电视机价格为参考的。印度的原材料及其它成本不会比中国高,唯一高的是劳动力成本,而中国电视机价格低就是因为劳动力工资低。

一些合资企业到中国办厂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中国人最能吃苦、工资最低。这些外国工厂在印度根本开不起来,因为印度人要的工资这些老板给不起,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牛马般吃苦耐劳的精神。

五、中国人民享受不到实惠

中国的GDP是印度的两倍,但中国人民难以从中得到实惠。以汽车为例,中国连乡村官员都可以坐上进口高档轿车,仅此一项每年就消耗了中国GDP很大一部分。

这种情况印度是绝对没有的。除国家用于外事活动外,印度政府官员都坐印度自产的“总理”牌轿车,像国防部这样的强力机关连空调都没有,而中国所有的政府衙门都是富丽堂皇,每年被政府官员公款吃掉的钱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印度很少。

这些都是民众的钱,所以中国虽然GDP是印度的两倍,但人民享受不到实惠。况且,中国的GDP在剔除水分后的真实数字是多少,大概没人能说清楚。

六、印度没有那么多大盖帽

在中国大盖帽满天飞,“九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是中国特色。这些大盖帽都是冲着人民来的,每顶大盖帽都是人民的负担。印度没有这么多大盖帽,即使你戴着大盖帽也不能向人民乱收费。

中国人光养这些大盖帽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谁也不清楚中国人要花多少钱来养他们。一些大盖帽领导贪了太多的钱以后,卷铺盖走人跑到国外去。据中国自己报导,近年来卷款外逃的官员有好几百人,这些人带走的财富估计可以供养几千万儿童上学。

七、印度没有官员终身制

印度上至总统下至部门,在任是官员,享受国家的各种待遇,下来后和平民一样。中国就不一样了,只要进了官场,除非因腐败被抓,否则国家要养一辈子,直到死为止。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的官员总数和法国总人口差不多,这还不包括乡村及编外的官员。而中国的国民总值比法国还低,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人的负担比印度大得多。

八、印度没有中国那么多烂尾楼

在中国城市随处可见烂尾楼,这些烂尾楼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十亿,要统计中国的烂尾楼到底有多少、有多少资金耗在烂尾楼里,比登天还难。可以说每幢烂尾楼都是官商勾结的结果,每幢烂尾楼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民的血汗投入了这个黑窟隆,这种现象在印度很少见,这也是中国特色。

九、印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公费医疗”也称免费医疗,指国家对公民提供一种福利,代为支付医疗费用。发达欧洲国家如英国、瑞典、瑞士、丹麦,都是全民免费医疗,一切费用国家全包。

美国、日本等国实行医疗保险制度,但是对于退休老人、穷人,则是免费医疗。俄罗斯更是犀利,只要是在俄国土地上的人,无论本国人外国人,一概免费医疗。

再看第三世界穷国家,印度人口大国,竟然也敢施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巴西、智利等国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保健制度,全民普及基本卫生服务,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国民健康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可是号称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到现在免费医疗还是个梦想。

十、印度的国际生存环境好

由于政权的性质,中国很有可能因为一场战争,被国际势力打压下去。而印度作为民主国家,与主要强国关系友好,也不存在武器禁运,所以印度的发展空间比中国好得多。

总结:在网上看到了中国网民的自高自大。总的来说,印度人比中国人生活得自在,这一点中国人无法比拟。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8

旧文章ID:22165

冯绍雷:如果“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最现实的选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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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绍雷  来源:修远基金会

[导读]2020年已过去一半,疫情以及疫情所引发的全球危机却仍在持续。冯绍雷教授围绕“疫情危机与世界秩序重构”这一重大问题,重新梳理人类近代以来历次大危机与国际秩序的复杂关系,分析了后疫情时代全球秩序的可能走向。他将国际危机区分为战争与革命、经济危机、大灾变三种类型,历数了从欧洲三十年战争开始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一系列历史性事件,认为世界秩序的历次更替,几乎都由全局危机所致,抑或由大大小小的局部危机所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冷战以后,全球模式越来越趋向高度不确定的“半秩序”状态,一方面,国际多元化、新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内化、国际战略互动的区域化同时出现;另一方面,西方从登峰造极开始走向衰落,多年来支撑西方发展的关键因素出现自我瓦解的征兆,而新兴国家在“第二次崛起”中逐渐集结,与西方的衰落互成犄角,出现了多重网络交叠、动态变化的“极化力量结构”。当这种“半秩序”遭遇空前的全球疫情,势必会加剧不同文明、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竞争,而那种认为以美为首的西方愿意向作为竞争者的新兴国家让渡主导权的想法,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放弃幻想、迎接挑战的同时,还是有必要尽一切可能维持现有的多极化格局:“共处”而不是“互掐”,“缠斗”而不是“决斗”,“互鉴”而不是“独尊”,可能还是比较接近现实的选择。


疫情危机与世界秩序重构

关于世界秩序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在今天成为热点,与本文题目的两个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其一,与危机现象有关:历史上历次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更替,大都是由于全局性的危机所造成,或者是由大大小小的局部危机所引发,最终成为全局性的秩序更替。其二,与世界秩序本身的状态有关:如果世界秩序本身处于制度形成后的上升时期或稳固时期,那么危机局势再凶险,也无法撼动整个世界秩序;如果因为秩序设计理念的偏颇,或者力量格局在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之下迅速变化,世界秩序本身已经进入了风雨飘摇的状态,那么将会出现多重领域的危机并发,进而导致世界秩序的变更。2020年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

本文试就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危机如何与世界秩序相关联?换言之,扼要讨论各种类型的危机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更替。

第二,当今国际秩序有什么特点?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处于何种基本状态之下?

第三,在2020年面临多重危机挑战之下,既有的世界秩序究竟何去何从?

国际危机如何与世界秩序相关联?

国际危机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有几种危机与世界秩序问题有着直接的或比较直接的关联。本文主要讨论的危机,一般指影响全局、延续相当时间、大规模的危机,而不是局部的、小规模的、短暂的危机。

(一)第一类危机:战争与革命

大规模战争是与世界秩序关系最为密切的危机,而战争又经常与革命互相联系,深刻影响着世界。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每一次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现,大都是通过战争与革命来实现的。

1. 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

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重要开端,是世界秩序构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体系建立的背景,是延绵不断的“三十年战争”所引发的欧洲全面危机状态。1648年体系确立之后,第一,欧洲事务不再由教廷号令天下,“民族国家至上”原则主导了国际事务,国家内部事务不受外来干预;第二,主权原则意味着欧洲各国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多样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认。

犹如基辛格所言:首先,“这一体系妙就妙在它的各项规定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程序性的。这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原因。一国若是能够接受这些最基本的规定,即可被接纳为国际社会成员,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政治、宗教及国内政策,并得到国际体系保护,不受外来干涉”。也正因此,与帝国或教廷理论上只承认一个完全合法的权力中心的情况不一样,“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则把多样性当作起点,把各国视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吸引了情况各异的国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纪中叶,这一国际体系已涵盖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国际秩序的骨架”。

2.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一方面以称帝制宪这种特别的方式保障革命成果,另一方面通过欧洲战争推广革命。在当时的欧洲,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等君主制国家,不甘于欧洲既定秩序被推翻,联合起来打败了拿破仑。欧洲各国经过1814年的谈判,建立起维也纳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构架在于:英、俄、普、奥组成的“四国同盟”,共同维护欧洲的领土秩序不容变更;抵制对各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吸收战败国法国在内的大国[“Great Power”(大国)一词即当时的产物]通过多边会议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有节制地处理战后事宜;欧洲不能有任何一国变得过于强大,成为各大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诉求。

在这样的安排之下,1814年之后欧洲维持了“百年和平”。尽管是否真正百年和平,因在这一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而有所争议。但是,和平总体上长时间地在欧洲得以维持,这是历史事实。非常值得后人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维也纳体系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欧洲和平?作为“均势战略”专家的基辛格回答道:“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两者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而笔者则以为,维也纳体系建立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三种基本思潮之间的内在制约与平衡,恐怕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3. “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纠正了“一战”之后凡尔赛体系缺乏对战败国的有效制约、无力应对国际危机的缺点,维持了迄今为止尚能运行的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架。该体系的核心在于:第一,美、英、中、法、苏五大国组成安理会;第二,以安理会为核心组成联合国,并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机制,加以保障。这一体系虽以大国主导,但也有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机制予以呼应。虽然雅尔塔体系并没有避免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但由战争直接推动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迄今还维持着“二战”以来的总体和平。

(二)第二类危机:国际经济危机

与全面战争带来的重铸世界秩序有所不同,全局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秩序变更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对于国际性经济-金融体制的重构来实现的。

1. 1929年大萧条:英美换位与希特勒崛起

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发展,1929~1933年初,美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GDP下降30%,十多万家公司破产,1500万工人失业。20年代美国经济的狂热发展曾严重影响欧洲;一旦美国经济崩溃,大量资金回流,欧洲经济会雪上加霜。1931年,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英镑霸主地位不得不让位于美元。霍布斯鲍姆认为,大萧条带来的是世界的一分为三:对大萧条具有免疫力的苏联模式站住脚跟;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改良资本主义模式开始风行;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直接为走向“二战”做了铺垫。

2. 1997~1998年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全球范式转型的前奏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方面依然对各国宏观经济治理,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行推动各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得亚洲国家在受到国际游资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又推行严苛的紧缩政策,最终导致东亚国家和俄罗斯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在当时亚洲各国雪崩式降低汇率以自保的大背景下,唯有中国坚持汇率政策不变,维持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同时力挺中国香港地区顶住国际游资的打击,获得了国际赞许与信任。这次危机直接导致中俄两国自此不同程度地告别“华盛顿共识”,新世纪后逐步走向强调自主发展与改革的模式。

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G7到G20的国际治理体制转型

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在全球范围引发严重的信贷紧缩。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许多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奥巴马总统、萨科奇总统与胡锦涛总书记等经过电话磋商,决定在原来的G7之外,建立G20这一包括主要新兴国家在内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这是新世纪以来世界秩序变迁,特别是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关键举措。

(三)第三类危机:国际大灾变

历史地看,国际规模的大灾变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世界秩序发生变化的重要动因之一。虽然,灾变往往与其他社会危机交互,共同作用于秩序变化,但这一“无形之敌”的作用力之凶险难测、突如其来,往往产生料想不及的严重后果。

1. 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与欧洲大转型

1347~1353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暴发,此后波及整个西欧的黑死病大疫,使得西欧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此后瘟疫在西欧各地又多次暴发,甚至传到了北欧与俄罗斯。黑死病期间,中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成为被各种谣言和诽谤攻击的对象,受到驱逐与迫害。同时,这场灾难冲击了欧洲的农业,激发了纺织业、畜牧业等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面貌,刺激了当时的汉萨同盟的对外贸易。直到14世纪末,走出黑死病灾难的西欧,很快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文艺复兴也逐渐进入高潮。

2. 1918年大流感与战后秩序安排

流行病学研究证明,1918年大流感发源于美国堪萨斯州哈斯科县,但因为在战争期间,各国严格保密,只有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当时公布了流感的消息,此后,这一病毒便被习惯地称为“西班牙病毒”。在这场灾难中,大约有5000万人丧生。

严肃的历史记载表明,美国总统威尔逊前往参加巴黎和会期间,已经得了严重的流感,体温达到39.4摄氏度,与各国元首谈判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本来威尔逊坚决不同意法国总统克列孟梭提出的主意,也即法国要求德国赔款并承担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但出乎意料地,在没有事先通知其他美国人或进行商榷的情况下,威尔逊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其中包括)萨尔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的矿区开采权归法国所有,……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强占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省从德国版图中移还法国。西普鲁士和波兹南则分给了波兰——‘波兰走廊’就此产生,将德国一分为二。”威尔逊也对意大利的大多数要求做出让步,并且同意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的特权。有人曾经还怀疑,威尔逊总统当时已经中风。但是,威尔逊本人最信任的助手格雷森则认为流感是威尔逊最后崩溃的原因。

国际规模的巨大灾变,往往和其他社会变化一起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变化。但是巨大灾变所带来的危害,如大规模人员伤亡以及对整个社会突如其来的颠覆性破坏,经常会大大超过人为灾害所造成的伤害。

危机现象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上述例子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在本文以上所列举几个方面之外,其他诸如1968年学生运动、世界各国的抗议运动乃至“9·11”这样极端恐怖主义形式的各种反体制力量也会引发世界秩序的震动。本文仅仅是提出危机现象与世界秩序变化之间存在着事实与逻辑的关联性,但远未深入发掘每一次重大危机与世界秩序变更之间的多方面、多领域的复杂关系。比如,地区的、局部性质的危机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最终变化,这些次一级的危机与全局性危机有何联系,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但是,历经这些危机,人类文明也积累了一项宝贵财富:面临危机,能够在历次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以理性中立的程序性安排,来取代剑拔弩张的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文明乃至种族之间的观念与利益的尖锐冲突;能够以互相尊重、容忍、谅解、行为适度和从长计议的态度来处理大国间的抗衡。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几乎都导致了多元、多样、多极力量的共同参与甚至共同主导下的世界秩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味着欧洲内部的多元化的初现;1814年维也纳体系意味着跨欧亚大陆的、以帝国为承载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共处;1945年雅尔塔体系则是包含着美、英、法、中、苏的更加包容广泛的遍及东西方各大文明体系在内的多元化共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治理系统中则出现了从G7向G20的变化,尽管这远未结束冷战后美国称霸的格局,但同样彰显了世界秩序正向多元、多极方向行进的强劲势头。

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基本特点

与战争和革命带来的世界秩序变更有一个关键性不同,1989~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后的世界秩序变化,是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条件下,犹如斯大林所说,坦克开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但和平时代就不一样,虽然力量格局实际上也在变化,但基本上只能通过沟通、谈判、妥协、竞争、合作、结盟等非暴力方式(当然也包括使用恐怖袭击、街头革命、混合战争、网络攻击等非常规方式),来影响秩序变化进程。

所以,从形态上看,处于过渡时期的世界秩序,一方面既存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原有体制机制又出现了大量的转型、变更甚至空白和灰色地带——这就是“半秩序”状态。具体说来,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半秩序”状态至少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全球秩序范式的总体转型

所谓全球范式的总体转型,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国际治理方式的延续与变更;主要国家的国内治理体制的保持和改革;与之相应的各国的或者多国协同的战略、策略应对。冷战终结以后,就全球范式转型的基本取向而言,大体上正在从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范式,走向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具体而言,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发展趋势——

其一,国际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冷战胜利的红利使得美国独霸世界的意图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凸显。但是,在世纪之交,国际格局的天平转向了多极、多样、多元化的发展,国际治理结构从G7转向G20是其显著的标志。

其二,新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内结构正在形成。作为国际政治基本单位的国家,从冷战刚刚结束之时普遍模仿欧美民族国家建构方式,逐渐转向确立各自的自主性、寻求符合各国自身特点的治理模式。

其三,国际的战略互动由全球走向区域。借助全球化之势,美国全球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高歌猛进。但在世纪之交,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国逐渐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目标出现疏离和争议;欧盟从一体化走向货币联盟;东亚合作跃跃欲试;以中俄合作为基础的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地区事务重要性逐渐上升,地区合作模式纷纷涌现,但同时也进入了地区冲突的高发期。在国际与区域秩序的过渡期,尽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仍有部分人希望通过大大小小的冲突与地区战争,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图谋,如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冲突、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以及连续不断的“颜色革命”。

总之,从“华盛顿共识”向新兴国家自主治理模式的内部转向,东西方外交战略互动从合作主导向竞争与合作兼有的外部转向,世界秩序逐渐出现了类似于从G7到G20的组织形态变化,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范式性的整体变化过程。

(二)世界秩序转型期的力量结构特征

冷战终结以来的国际力量对比与组合,显示出若干新的特点。

首先,西方从登峰造极开始走向衰落,是这一阶段的最关键因素和最主要特征。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提出“西方的衰落”。但是,20世纪的西方不仅没有衰落,还经历了“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终结后的非凡辉煌。但是,这一次谈论西方衰落的背景不一样。因为冷战终结不光是苏联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美国霸权正在走向终结。冷战是一种始终以外部对手的存在才能得以自保的意识形态斗争,冷战终结对美国的挑战虽隐含不露,却又非常实在而深刻。

同时,一个日益明显的大趋势是,多少年来一直支撑西方发展的关键因素,出现了自我瓦解的征兆: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核心的选举,选出的却是自挖墙脚的一批民粹人物;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基础的两党体制,只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产物,进入信息时代后自然会趋于解体;言论自由曾经是西方的骄傲,今天的西方媒体却出现了大量虚假新闻,甚至受到了执政者的推波助澜;西方体制的开放性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曾引以为豪,但仅仅是难民问题,就直接引发了欧盟基本体制的动摇,最终导致英国脱欧。无论是马克龙2019年8月27 日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还是2020年2月慕尼黑峰会的年度报告提出的“西方的缺失”,都是“西方的衰落”这一命题的证明。

其次,新兴力量 “第二次崛起”中的集结,乃是当今国际力量结构的关键性特征,与西方的衰落态势互成犄角。之所以说新兴国家的崛起乃是“第二次崛起”,是因为几乎所有金砖国家和G20新兴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是雄踞一方的强者。而新世纪以来的新兴国家重新聚合,不光在经济上以超越全球GDP总量一半的强劲势头推进,而且表现出深厚广泛的长期发展潜能,并呈现出颇有章法的一步步推进的组织化状态。以中俄聚合的路径为例,不光有着建设性双边战略伙伴-上合组织-金砖-G20的成长路径,而且这一进程也伴随着世纪之交以来一系列严重危机推动下的观念趋近。实事求是地说,历次危机都极大地推动了中俄的接近。

再次,多重网络与链接制约之下的动态性极化力量结构,乃是当今西方衰落与新兴国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特征。过渡时期的国际权力结构既不是90年代初“新罗马帝国”的同心圆;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在科技、经济和观念形态迅速更新的背景下,新的结构特征正在出现:

(1)丰富复杂的各种网络与链接使原有的极化结构受到制约:冷战结束近三十年来,世界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之间超过5000亿美元、欧美之间超过6000亿欧元、中欧之间超过6000亿美元的规模巨大的贸易往来,尽管在疫情之后会发生重大变化,但这是不可能被极端势力的歇斯底里所能全面阻止的。

(2)这样一个网络是通过各种链接贯穿而成的,其中有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以及知识与思想领域的链接。例如“一带一路”构想,并非是传统的排他式的区域构建,而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互补共建的方式,打破原有国际结构中各极之间相互阻隔的态势。

(3)世纪之交以来,这一结构中多种形式的三边关系呈现出活跃态势,如全局层面上的中美俄、中美欧、中俄欧、中美日等三边组合;区域层面上中日韩、中俄中亚、中美东盟、中印俄等三边组合,它们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制约博弈,形成千变万化的均衡状态;但是,又很容易寻租,打破原来的均衡。比如,中国与欧洲国家关于5G的合作意向,受到了美国极大干扰;但英国等国家经过激烈争论,还是决定在非核心领域与中国合作,这就是新形势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又比如“一带一路”构想为中国、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发展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欧、俄也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但俄方已经推出“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如何与之“对接”;中欧合作虽然有很好的基础,但是2019年欧盟委员会正式文件把中国视为“体制竞争者”—这意味着三方之间还有很多问题与困难,需要探索和合力推进。

(三)世界秩序转型中的思想理论争议

在冷战后世界秩序转型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理论问题的争论: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历史的终结”;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的“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问题争议;围绕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问题出现的“民主与威权主义争议”;世纪之交出现的“民主和平论”;伊拉克战争前后出现的“新帝国”以及“新保守主义”的辩论;以及近年来关于“民粹主义”问题的争议等。

总体来看,这些争议不仅具有广泛的国际政治理论学术内容,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关联,也与全球范式转型中的三个层次的问题(即前文所述的国内治理模式、对外战略、世界秩序取向)都密切相关。进一步言之,这些理论争议往往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政治哲学问题。

首先,当代世界事务中的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表示,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先进性(普遍性)与多样性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仍不得其解。因此,他主张,在这一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唯有通过两者的对话,才能够使两者和谐共处。就当今国际事务而言,恐怕唯有对话—只有对话才是作为人类属性的最根本的体现—才是排解危机的仅有通途。

其次,当代世界进程中的时间序列问题。究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时间序列,还是以当地时间序列来认知世界事务的问题,与当今国际危机、冲突现象密切相关。欧盟政治家认为,当今国际事务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因此可以超越国家主权,实现欧洲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但是俄罗斯的政治家认为,俄罗斯尚处于现代阶段,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国家建构,仍然是俄罗斯更为迫切的任务。两种不同的有关时间序列的认知,为地区冲突埋下隐患。

再次,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两者究竟是可以互相割裂,还是密切交织,是这一秩序转换时期的重要争议。近年来参与瓦尔代论坛的过程中,笔者曾不止一次听普京总统谈到:原本以为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模式,俄罗斯就能够与西方和谐共处;但事实证明,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还是会照样受到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无情打压。看来,借意识形态之名,行地缘政治之实,图谋一己私利,仍是转型期国际政治难以避免的现实。

无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利益是否被人为地互相混淆,无论是关于时间序列是否还存在着的不同认知,也无论关于普遍性与多样性之间究竟是何者重要,所有这些尚未被彻底搞清的政治哲学命题,都被作为美欧国际战略的工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命题的讨论之中—“民主与专制”命题与“民主和平理论”。小布什时期特别是其第二任总统时期,美国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提出“自由议程”,以此作为思想纲领于21世纪之初在欧亚国家地区推行“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

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的思想理论争论,与上述力量格局的结构特征互相耦合。这表明西方不仅在物质性形态层面开始衰落,而且思想理论领域的传统优势也趋于动摇。与此同时,危机冲击下的思想理论创新,正在一步一步地为新秩序的到来勾画蓝图。

疫情下的秩序延续与重构

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观点,在长、中、短时段作用下,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延续将会共存。据此,笔者认为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既有发展趋势的推波助澜,至多只会部分地改变世界。

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地理与文明形态的影响,将是世界秩序中既成因素得以延续的重要前提。首先,存在数千年的文明多样化趋势将长期存在,一场疫情不可能彻底改变千年文明对于当今世界的影响。只要存在不同文明,只要存在古今、东西之争,“文明冲突”的辩论就不会停止,这是疫情所改变不了的。再者,疫情也无法使地缘政治消失,地缘政治结构将持久地影响国际合作与竞争。大陆地缘政治的空间连续性与海洋地缘政治的空间阻隔性,几乎将永远存在。一定会有人利用不同的文明、国家与意识形态间的竞争态势,借疫病之机兴风作浪。

从中时段看,以不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以及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也许可以视为是与当今世界秩序变更直接关联的两大要素。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势必将会是比较长期的态势,其最基本的理由是力量对比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而就全球化而言,疫情之后,其形式和内容会改变,但全球化本身难以被阻止,而是将会寻求更符合当代需求、更有质量层次、更符合人类需求的新型的全球化路径。有学者提出了当前危机属于“全球化危机”的观点,对于未来可能从全球转向地区的发展轨迹提出了有益的警示。但从世纪之交以来的较长时段看,从全球化向地区的不同方式的转移早已开始。适度把握全球化与地区化两者之间的均衡与联系,会是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短时段看:

首先,人类正面临着最大的共同挑战。无论种族、文明、观念、制度、国家规模如何,各国都经受着疫情的重大冲击,都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学习和认识过程。共克时艰,并非只是一句口号。从1918年初暴发大流感的经验来看,疫情一波又一波发展,一直延续到1920年。今后这一到两年将是人类的共担风险时期。

其次,灾情之下,经济的衰退必将对国际关系带来极大影响;而更为直接的影响,很可能是大国的政治进程,特别是美国11月总统大选和俄罗斯很可能在今年通过全民公决确定的2024年政治进程。尤其对美国而言,虽然出现了号称两党一致的对华立场,但大选投票之前的惨烈党争仍不可避免,由此会更加严重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

这样情势之下,国际社会和各国面临着几种选择:

(1)回到2009年约翰·伊肯贝瑞式的“自由国际秩序”,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愿意向作为竞争者的新兴国家让渡主导权,这几乎已经完全不可能。

(2)回到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抑或“新冷战”。至少美国方面决意“甩锅”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与中国脱钩,加速形成与中国的紧张对抗局面。

(3)更为糟糕的局面,乃是大国间的高度对抗势必可能进一步引发各个力量中心之间的一片混战,整个国际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

(4)在放弃任何幻想、准备迎接艰难挑战的同时,尽一切可能,维持尚存合作空间之下的多极化发展态势。“共处”而不是“互掐”,“缠斗”而不是“决斗”,“互鉴”而不是“独尊”,看来还是比较接近现实的选择。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6月刊,原标题为《疫情危机与世界秩序重构2020》。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8

旧文章ID:22164

美国新《排华法案》,华人大学生不得超过5%,华裔议员投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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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筑垒地域  来源:网易号-筑垒地域

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当地媒体《华人新闻》6月26日报道,该州以30:10的投票胜利推出了最新的一套关于加州众议院第五号修正案的法案,在这套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排华法案》”里,加州明确规定,当地大学华裔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5%。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套摆明了歧视华人的法案,居然还是由当地华人投的赞成票。以至于当地华人感叹,这群叛徒出卖了华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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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的投票结果

据报道,这份法案所谓的加州众议院第五号修正案,即在1996年11月加州通过的“209号法案”,根据这份法案,本身成立的目的是禁止加州政府在一些诸如种族肤色信仰之类的问题上对当地居民进行歧视,并在教育,就业和一些跟政府相关的事情上避免单独受到歧视或优待等方面的问题。应该说理论上这个法案是一份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实施至今却遭到了很大的挑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华人华裔们非常用功读书,结果造成了华人群体在当地高校中的比例非常高。这引起了当地其他族裔的不满,很多族裔认为华人“剥夺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于是一直以来他们都试图对这个法案进行修正乃至废除,在今年借助这次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他们的企图终于有了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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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生里华人华裔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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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中国人的排华法案漫画

按照废除这套法案的加州众议院议员比如雪莉·威尔伯,爱德华·赫尔南德兹和史蒂夫·布拉特胡德等人的要求,这份“充满种族主义”的法案早就该修正甚至废除。他们一直强调,在美国的各机构里必须做到对所有族裔一视同仁,而华裔华人们“受到了过多的重视”,“现在是改变着一切的时候了”。对此,很多华裔议员则坚决反对,比如共和党华裔参议员张玲玲就认为,这压根就是新时代的《排华法案》,很多其他族裔根本就是借着这个由头去打压华人华裔。事实上类似的歧视早已存在,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的调查显示,非裔的人低于录取分数线310分都可以上大学,而华裔则要高出140分才行,而且即使这样,华裔们上大学的人数也远远超过非裔。所以很多华裔都认为,这就是明显的通过歧视华裔来给非裔争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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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华裔的黑人议员雪莉·威尔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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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209号法案”的华裔群体

就在华裔们拼命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缺料想不到自己内部先出了“内鬼”。民主党华裔众议员丘信福,丁右力和罗达伦却带头当了“二五仔”,直接在这份修正案上投了赞成票,目前还没有他们三个对这个举动发表声明出来,但是可想而知当地华人华裔群体得知后是非常震惊,以至于有人感叹,果然在利益面前,什么民族共同体都是假的。尤其是在离开了中国没了根的华裔群体中,这一现象特别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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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华裔众议员丘信福,丁右力和罗达伦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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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观象:美国为何打压中国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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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夫 斯韧  来源:国观智库

《中美观象周刊》第三期,2020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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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象速读:

1. 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科技领域的潜在竞争者,担忧中国动摇美国在该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2. 中国在数据、市场、创业者、人才、自主研发能力、品牌营销渠道等方面,与美国企业处于对等,甚至是强势地位。

3. 打压中国高科技领军企业,已经成为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选择性“脱钩”可能是一个选项。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在科技领域的摩擦日益增加,这突出表现在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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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以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已将超过100个中国企业和机构加入出口管制的 “实体清单” , 其中既包括华为及其附属公司,也包括中国军工集团、科研院校和AI领域的知名企业。最近一次将33家机构和个人被列入 “实体清单” 发生在5月22日。

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的科技企业不依不饶、穷追猛打呢?

中国对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挑战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作为世界科技中心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并且希望利用科技打开中国市场,通过两国科技合作让中国接受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发展模式的成熟,中美在科技上的关系更趋于平衡。中国越来越多地主动根据本国利益需求选择与美国科技合作领域。这些变化令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科技领域的潜在竞争者,担忧中国动摇美国在该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研发经费1992-2018年年均增长20.0%,远超同时期GDP年均增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18年提升至2.18%,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8年,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排名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8年居世界首位,专利质量也得到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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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借助国家资本的投资优势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颠覆性前沿技术上对美国实现赶超。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有如此巨大的反弹。

此外,美国也认为中国的防火墙把谷歌、Facebook挡在门外,并为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一批世界级中国高科技企业营造了一个封闭的增长空间。

中国企业在某些科技领域已经与美国分庭抗礼

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讯设备生产商,第二大手机生产商,5G技术的领军者。在5G技术方面,华为不仅仅是5G行业通信标准委员会的主席,更拥有相当多数量的相关专利。根据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的关于5G标准专利注册的调查报告,截至2020年1月,全球21500多个5G标准专利中,华为的专利注册数量世界第一,有3400多个,其次是三星、中兴,LG电子、诺基亚和爱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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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在《盘点世界领先的中国七大科技》一文中,列举了中国在5G、超级计算机、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射电望远镜、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和月球背面登陆所取得的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中国在这些领域已经拥有很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品牌营销渠道,与美国企业处于对等,甚至是强势地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应用领域,虽然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芯片、人才方面的多项关键指标与美国还有差距,但是在运用方面却走在世界的前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脸识别技术。在2019年达沃斯论坛上,李开复就指出,过去十年,在科技领域没有任何人能够跟美国竞争,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拥有数据,就是拥有人工智能的石油,五年以后,中国在 AI 方面产生的应用和价值会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在数据、市场、创业者、人才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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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担忧国家安全受到挑战

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最常见的理由就是“国家安全”。美国担心中国政府通过胁迫中国企业获取美国公民的数据。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说:“中国法律从本质上强迫中国公司以及和在华美国公司有各种关系的中国公司随时提供政府想要索取的任何信息”。

美国还担心中国获取商业机密和人才,并在政府巨额补贴帮助下,打造出能与美国公司竞争的对手。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公司和个人发动黑客攻击,以及其他公然窃取美国公司机密的行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担心,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也是为了获取技术。中国的“千人计划”也被美国有关方面认为是盗窃美国科学技术的通道。

军事安全领域的担忧是美国最核心的关切。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认为中国是最可能利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商业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挑战的国家之一。这种担忧促使美国军方高度关注中国获取美国前沿技术并且用于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并且将中国在该领域的进步视为威胁。

美国担心中国利用科技手段进行“渗透”

美国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担心中资公司不尊重美国人的隐私或违反美国法律。例如担心万达会利用自己在美国拥有的连锁影院和制片厂危害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文艺创作,担心孔子学院进入美国高校的主要目的就是宣传中国并破坏美国的学术言论自由,担心抖音会搞新闻检查并违反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言论自由)。抖音已经成为在美国年轻人中迅速流行的社交平台,美国担心抖音也许会像Facebook和Twitter等一样,影响美国青少年的政治观点,甚至影响美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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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中国高科技领军企业,已经成为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越来越多国际评论人士指出:“科技铁幕”即将落下,“科技冷战”已经开始。

在科技领域,选择性“脱钩”可能是一个选项。例如,美国将继续完善前沿科技领域的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从事敏感领域研究提高进出门槛,对中国国内具有军工潜能或者参与“军民融合”的科技企业实施技术封锁。这样既能够削弱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外生性动力,又能够带动美国科技产业链“回流”,从而提升美国企业对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贡献。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7

旧文章ID:22162

中美观象:中美农产品贸易协议执行现状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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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夫 斯韧  来源:国观智库

《中美观象周刊》第二期,202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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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象速读:

1. 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大幅增加,但中国实际进口额远落后于第一阶段协议所承诺的数字。

2. 中国正在努力履行协议的条款。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视,为第二阶段的谈判打下好的基础。

中美第一阶段农产品贸易协议执行现状

1月15日,中美双方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同意将其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规模增加近一倍,并降低几项美国政府所说的“限制其进入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的农产品贸易壁垒。

在降低贸易壁垒方面,尽管发生了疫情,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比如中国同意在肉、家禽、海产品、奶制品、婴幼儿配方奶粉、大米、马铃薯和其他一些谷物和水果等方面在一定时限内简化农业审批程序;美国一些乳制品公司获得了向中国销售产品的认证;中国放宽了对牛肉和家禽出口的限制;中国取消了对家禽的所有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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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过去两个月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大幅增加。在截至5月7日的10周里,美国玉米和猪肉的总销售比2017年同期水平增加了约七倍,棉花销售增长了两倍。

6月11日,农业部发布的每周报告显示,美国在6月4日结束的一周出口了1百万吨大豆,其中有33.7万吨销往中国。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至少自2019年2月以来,上述大豆总销量创下最大的单周记录。这意味着作为全球最大大豆进口国的中国已连续两周积极采购美国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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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阶段农产品贸易协议面临的主要问题

可以看出,中国大幅增加了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但即便如此,和承诺的数量仍有很大的差距。第一阶段协议要求中国今年比2017年多购买125亿美元的农产品,在2021年达到比2017年的购买量多出195亿美元。这意味着今年的农业采购总额应该在340亿到370亿美元之间。但是,到3月底为止,中国的进口额为51亿美元,而同期的目标区间为91亿美元左右。这表明,中国实际进口额远落后于所承诺的数字。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1.   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之前,由于中美相互加征报复性关税,中国开始转向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采购农产品。例如转向乌克兰来采购玉米,从巴西采购大豆。

2.   中国的一些采购可能是现在没有具体需求的农产品,只能入库存放。

3.   即使没有新冠影响,一年进出口近400亿美元的农产品也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

4.   美国已经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法院的所有任命,这意味着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停摆。5月14日,来自巴西的世贸组织总干事阿奇维多(Roberto Azevedo)因为与美国的纠纷突然宣布辞职,又给这个已经面临重重危机的国际组织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消弱了它的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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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美第一阶段农业贸易协议还面临着许多与疫情相关的问题:

1.   由于疫情的原因,有些农产品在美国产生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使得向中国出口的承诺难以保证。

2.   在疫情影响下,全球农产品运输能力严重下降,其中航空运输量就下降了80%以上,海运和陆运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3.   大量的美国农业劳动由移民工人完成,疫情致使劳工签证和人员跨境流动困难,劳工出境务工的意愿也大幅下降,劳工短缺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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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采取的对策

因为疫情的影响,美国的农产品可能会出现自给不足的情况,让中国兑现自己的承诺或许会变得比较困难。

从目前看,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还未到预期的结果,通过秋冬两季突击采购,在2021年年初达到所承诺的数量不是没有可能。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中国正在努力履行协议的条款。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视,希望通过严格履行所签协议,打消美国对中方言而无信的指责,为第二阶段的谈判打下好的基础。

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在贸易和科技问题上,美国的做法已经比它所抨击的“计划经济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从美国采购大宗农产品并不一定是因为有市场需求,而可能仅是为了履行协议。这样的做法有可持续性吗?从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来说,履行协议的条款可能比采购的经济效益更重要,但在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贸易霸凌之下,中国是不是也可以放弃对协议条款的执行,至少把放弃作为谈判的筹码之一?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0

旧文章ID:22161

金主撤资?!美媒:特朗普政府冻结了让香港示威者受益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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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姚  来源:环球网微信公众号

“特朗普政府冻结了让香港示威者受益的资金。”美国《时代》杂志网站26日以此为题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于6月9日冻结了一笔用于支持香港示威者的资金,该决定由美国国际媒体署(USAGM)做出。9日这一天,正好是USAGM新任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帕克的任职提名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5天后。帕克是特朗普的盟友之一。

"金主撤资?!美媒:特朗普政府冻结了让香港示威者受益的资金"

《时代》杂志网站报道截图

《时代》网站称,其获得的一份电子邮件显示,USAGM的高级职员得到通知,帕克已经暂停了对一系列活动的资助。邮件中,USAGM的首席财务官格兰特·特纳(Grant Turner)提到了帕克的要求,即立即冻结该机构在联邦业务与受助人方面的“新合同或者任何延期合同”。

"金主撤资?!美媒:特朗普政府冻结了让香港示威者受益的资金"

迈克尔·帕克(资料图)

报道称,此番冻结影响到了多份合同。两名知情人士估计,涉及到的合同价值200万美元,有关合同本可直接让香港的“民主运动”从中受益。

按照原定计划,该笔资金由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开放科技基金”组织(OTF)负责分配,该组织接受USAGM监管,为世界各地的开源互联网自由项目提供资金。报道提到,由于资金被冻结,OTF的有关计划已经无法实施。

报道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USAGM官员表达了资金冻结可能对香港示威者造成负面影响的担忧。

去年修例风波至今,香港暴徒暴力乱港的背后一直都有境外势力的影子,这些外部势力或是直接提供资金又或是提供其他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金主撤资?!美媒:特朗普政府冻结了让香港示威者受益的资金"

“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头目黄之锋(左二)等人曾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组主管(右二)会面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8

旧文章ID:22160

关于中美关系,少看金灿荣,多读时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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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阅毒123  来源:公众号:阅毒笔记

人民大学搞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中,最受学术界重视的不是金灿荣。在某种意义上,金灿荣教授已经成功转型为大众化的学者,名气大,好放言高论,深知群众喜战心理,很能投其所好,好为哗众取宠之论,说话幽默,比喻夸张,他最近的夸张的说法是:我们中国现在强大了,没法韬光养晦了,比如日本,我们中国就是蹲着都比他高!金灿荣教授关于中美关系的很多预测和分析都被实践证明错了,比如什么大王小王之类。

在这样的意义上,金灿荣教授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大众心理的代言人,已经脱离了学术界。人民大学搞国际关系,研究中美关系最受学术界看重的还是时殷弘教授,很多年前,我读到时殷弘教授研究中美冷战的名著《敌对与冲突的由来》就大吃一惊,反复阅读,受益良多。

但是,时殷弘教授的语言风格不同于金灿荣教授的通俗易懂大白话,而是有些别扭,有些拐弯,我的理解,其中实际上隐含着时殷弘教授的高超的语言技巧,能够把很多概念以脱敏的方式安全地表达出来,不得了!

总体上看,金灿荣教授是理想主义的经常让人热血沸腾,时殷弘教授则是现实主义的让人冷静理性。

疫情以来,中美关系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如何应对,时殷弘教授最近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上有着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的阐述,值得关心中美关系的人耐心阅读,细细品味。因为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实在关系国运,关系民生。

1、口水战扣帽有余,细致不足

对于疫情以来的中美之间的宣传战和口水战,时殷弘教授指出:

中国对外政策我认为现在有了新的优先,也就是大力宣传对外援助的事实。第一,促进传播由国内新冠流疫应对所弘扬中国体制的某种优越性。第二,对外辐射中国伟大新形象,也就是全球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中抗击大流疫的一个世界引领者。另外,再加上与之息息相关的,在流疫问题上与美国的政治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就中国的前两项对外政策优先而言,目前需要改进的主要是增进与世界在大流疫之下,骤然加剧的复杂性的认识。适当的放慢推进速度,和适当的降低宣传调门,减少缩小效果与期望之间的差距。与美国在流疫等问题上的对抗,包括中美相关的口水战。虽然实属必要,但也需要适当改变弱点,弱点就是过于偏重“对称战略”,还有驳辞细致不足,扣帽有余。

2、中美脱钩是对中国空前严峻的挑战

疫情发生以来,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一些人是乐观的,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下去,中国迎来了巨大的好机会。但时殷弘教授认为:

在大流疫的强烈影响下,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7月发动以来,包括更加迅速地加剧,物质上和心理上都是如此。而产业供应链的多处断裂和国际旅行急剧衰减,只是最为显著的表征,超级鹰派幕僚和特朗普本人,最近开始极力谋求美国所需的供应链脱离中国,总的来说,中美之间的脱钩,在大流疫下正在被蓄意空前迅速扩展,和大大减少它的渗透性,所以肯定不管中美关系有什么向上或向下波动,中美两国之间将更加渐行渐远,从事烈度更甚的彼此竞斗。而且美国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是在脱钩方面,高技术脱钩方面,在意识形态谴责方面,在外交活动方面,争取孤立中国,在此让西方发达国家拉开同中国的距离,而且正在影响若干有分量的发展中大国。那么最后需要强调,美国对华态势在大流疫冲击之下,中国对外关系当中的某些方面发生了负面变化,再加上最重要的,中国在恢复经济方面还面临这巨大困难,因为中国总得形势远不如新冠疫情爆发以前有利,中国几乎空前严峻的挑战就在前方。

3、中国有条件领导世界吗?

在美国疫情严重,国内危机重重的背景下,特朗普不断退群,很多人认为,中国将要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但时殷弘教授认为:

全球治理方面,中国面对特朗普弃置美国原先全球领导作用,而填补真空机会的困难性,在目前国内外不少媒体提到,但在目前,中国在世界上软权吸引力有限,中国但可用资源有限,中国的经验有限,中国将遭遇的相关内外障碍相当巨大,包括大流疫导致的种种复杂性。因此,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颇为可能。

4、中国要足够收缩,足够节制、足够节省

刚才我就说过,时殷弘教授的语言表达风格非常独特,可能是由于复杂表达环境之下的一种艺术化的创造,下面这段尤其显著。时殷弘教授提出的“三个足够”都是有针对性的现实主义主张。

他说:我觉得跟今后中国国家的方向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中国意外地从上到下,有两幅彼此抵牾乃至互相矛盾的图景,一个图景我称之为绝对图景,absolute picture,另一幅图景叫相对图景,relativepicture,绝对图景指在抗击国内新冠付出巨大经济社会代价,也指大流疫导致加剧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恶化,因此绝对图景意味着中国显著弱于新冠肺炎爆发以前,所以我们的最优先就是争取恢复经济和防止流疫卷土重来,再加上定义香港管理,其余所有的都是其次,因此这很简单,中国要想关注绝对图景,我们就必须在机遇方面,总的来说足够收缩、足够节制、足够节省。

5、在不太重要的事情上,可以放慢,可以取消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挑战,如何崛起,是每个中国人都关心的。但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则是一回事。时殷弘教授的提醒可谓语重心长。他指出: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说一大套,更严峻的是是不是可取,是否在现实情况下有实现的可能性?而我们把“应该”关注得太多,太理想化,终究会让我们把目标定得很远,我们就很容易失望。因为我们总应该是对的,所以我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会处于一种自以为是。同时我们知道,特别在今天美国影响所及的一部分世界上,我们的影响力,我们来纠正美国行为的影响力,我们希望美国改变自己行动方式实现的可能性,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我的意见,就是我们坚决要多想一想我们的绝对图景,想一想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在不太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放慢,可以局部取消,可以逐渐减小,这样一来经过一段时间使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并不那么可恨,并不那么危险,从而减少美国国内,无论处于政治目的还是出于世界观来恶意的去恶化中美关系的声音,这是一个很长时间,而且不可能取得我们所希望的非常圆满的结果。

6、战狼外交不可取,中国要有战略耐心逐渐扭转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

国际关系是复杂的力量和耐心的博弈,不是小孩吵架,外交更多讲究的是谋略,是战略,而不是图痛快,硬碰硬,不是比狠。时殷弘教授下面的话说得切中时弊:

国际政治,一开始确实坏的倾向可能有一个发动机,而不可能在同一秒钟同一天一两个共同发动。一旦发动起来以后,国际政治就是互动,我们有我们的理由,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坏的,但是当美国有了坏的行为之后,我们就经常用一种,比如说目前的“战狼外交”,比如说目前的其他的一些行动,过于对称性去应对短期行为,这样一来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在客观上加剧了这个负面的互动过程,而且给美国那些极端的反华鹰派提供了弹药。所以,这个时候要按照我的需要,按照我选择的问题,有所选择有所区别作出不同问题上的不同回应。总的来说,不用讲太多我们应该从过度的普遍主义的思维回到一种特殊主义的思维。具体的讲求实际,细致的去认识问题、看待问题、去有选择的处理其中某些问题,同时保持一个所谓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要知道中美关系已经自由落体到这种程度。想一下子通过一次会谈两次会谈就能在短时间内至少恢复到一个至少差强人意的、比较好的状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有战略耐心,中美关系的逐步恶化,也可以说是200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12年时间,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要争取再用12年时间,把逐渐恶化的趋势,逐渐的扭转过来,使他能够逐渐的带有更多的积极成分。

7、树敌太多对我们不利,应该忍一忍

毛泽东生前曾经问过胡耀邦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据说,胡耀邦想了一会没说,毛泽东说:我告诉你吧,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其实,这不就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吗?中国古人云: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退一步海阔天空都是同样的道理。时殷弘教授下面的话绝对是苦口婆心了:

我现在最担忧的是中美竞斗的加剧,不管是我们的胜利主义,还是我们一美国为中心,还是我们合理的愤怒,还是我们的情感,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争取外部权力。我们现在由于大流疫带来种种复杂性,我们对外关系状况,困难相当多。我们现在同其余发达国家,都存在比较大的矛盾,而其中与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持久和僵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要注意到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远不如先前,至少现在不是,我们跟巴西的关系很清楚,我们和印度的关系最近,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拿拳头可以互相打死。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全世界,有时候能不能忍一忍,我们现在如果树敌太多的话,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应该更加有耐力,有必要的谦虚态度,有正确的战略眼光,去争取维持中国与大多数美国以外其余发达国家的关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其中一些可以争取改善,中国一定要争取防止中国同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冲突趋势。如果专注于自身最重要的任务,有一个对自己对战略能力、战略资源、战略经验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谦逊态度,我想我们在世界其余国家就可能争取到支持,这样一来无论如何既增强我们的政治自信心,也改善我们在国际上的战略处境。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比过去更加有限,我们的资源。不要到处去那个嘛,忍一忍行不行?我们把我们的主要力量集中应对我们主要的对象,对向美国方面,对其他的忍一忍行不行,除了绝对特殊情况。

可能很多人爱听金灿荣教授的报告,幽默、解气、痛快;但是,我还是建议读者同志们多读读时殷弘教授上面的话,真正的现实主义,真正的理性客观。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就知道光靠激情和一腔热血有时候可能离理想越来越远。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6

旧文章ID:22159

最新:曹雪涛团队12篇论文可信性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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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aroline  来源: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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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的《生物化学期刊》就曹雪涛团队的12篇论文发表关注声明。

2020年6月26日,《生物化学杂志》(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JBC)编辑部在最新一期的杂志中对免疫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团队发表的12篇论文分别发布了关注声明。声明措辞简短严肃,对12篇文章中的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可信性表示关注,并表示有进一步的信息后之后会公布结果。

JBC 官网显示,“2020年6月出版的JBC包含对通讯作者曹雪涛的12篇论文的关注声明,期刊当前不做任何评论。”

这些文章,发表时间从2003年一直跨越至2014年,通讯作者均为曹雪涛。通讯作者往往是课题的总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书写和把关,也是文章和研究材料的联系人。当然,通讯作者也担负着确保文章可靠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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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C对曹雪涛团队发表的12篇文章发布了编辑关注(图源:JBC)

在此之前,论文评论网站 Pubpeer 曾曝光曹雪涛实验室发表的多篇论文存在图片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通过在 Pubpeer 网站检索,截至2020年6月27日,在曹雪涛团队约60篇被质疑的论文中,作者已经对其中16篇论文中的质疑进行了回应(Author response),有19篇论文在杂志上发布了勘误(ERRATUM),1篇论文被撤稿(Retracted)。这些论文发表于2003年到2019年间,涉及曹雪涛所工作过的第二军医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多个研究单位。

2019年11月18日,曹雪涛院士在 Pubpeer 网站对于论文被质疑发表声明称,“已将此事列为最高优先事项,但仍然对这些论文中得出的科学结论的有效性、牢靠性以及研究的可重复性充满信心。” 同时表示,“无论如何,我作为监督者和实验室领导的任何失误是没有借口的,这提醒我主管和领导实验室的角色和责任是多么重要。对于我的疏忽以及由此带来的任何不便,深表歉意。我将以此为宝贵的学习机会,不仅在促进科学发展方面,而且在维护科学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方面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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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peer网站上,曹雪涛针对此前被质疑的论文的回应(图源:Pubpeer)

PubPeer网站创办于2012年,是供科研人员等群体讨论与评审科学研究的网站,研究人员可在该网站上对已发布的科研成果进行同行评审,表达评论与质疑。2014年小保方晴子的STAP细胞造假论文发表后,PubPeer 上最先出现了关于伪造数据的讨论。

目前,《生物化学期刊》上针对曹雪涛团队的编辑关注已经被提交至 Pubpeer 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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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C针对曹雪涛文章的编辑关注已经被提交至Pubpeer网站上(图源:Pubpeer)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8

旧文章ID:22158

胡锡进:帮助国家度过美国这关,是今天爱国者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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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锡进  来源:环球时报

端午节之际,老胡还是要说说爱国这个话题。

这次端午节假期是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相当于美国那边的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两天从国务卿蓬佩奥到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再到柯顿那样的共和党参议员可以说轮着番骂中国,美国政府如今肯定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中骂中国最狠的一个政府,他们几乎骂中国的一切,从指责中国“试图摧毁美国经济”,到中国援助非洲“别有用心”,再到中国用华为“监控世界”。他们哪来的对中国这么大的仇恨?

在中国的南边,印度媒体星期四继续猛攻中国,煽动国内的反华民族主义情绪。它们对所谓的卫星图像进行既不负责任也很不专业的解读,宣扬中国一直在“蚕食印度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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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在继续冲击世界,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由于北京的疫情尚未结束,我周围所有人都取消了端午节的出行计划。然而北京的情况和美国一比,就只是小case了。那里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重回疫情高点,一天竟有接近4万人确诊,而且重现了一天死亡2000多人的惊人数字。

我们生活在充满动荡、美国转为对华战略打压,并带动了中国战略环境整体恶化的时代,疫情的冲击叠加上来产生了更广泛的震荡。几年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世界会有这样的变化。

可以说,我们处在真正的“历史关头”。如果将中国历史看成一部完整的史诗,那么今天的中国肯定在经历其中最高潮的段落之一。

中国历史过去是华夏文明史,近代以来我们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被动角色,而今天我们逐渐在变成主角之一。但就在这时,我们遭到了试图维护绝对霸权的美国的断然打压。这肯定是中国大历史主视角对今天的描述,中国大历史绝对不会存在第二个叙事的主线。

老胡想说的是,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无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多少种解读,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已经事实上战略性启动,应对它的打压是中华民族必须承受的考验。这为当代爱国主义构建了一个最基本的场景和价值线索,帮助这个国家度过这个挑战,就是今天中国爱国主义者的共同使命。

如何让中国稳住,并且持续发展?过去一个多世纪大国兴衰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中国必须变得更加坚定、团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国家会有很多种快速的垮法。所以说,它要多重要有多重要。然而只有“众志成城”又还不够,中国的内部活力、国家的韧性将决定我们的耐力。中美博弈不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而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几十年。

看看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变得有多么极端,正义的基本逻辑都被篡改了。与这样的美国对华政策斗争,不可能不引发中国内部的一些化学反应。其中有些反应属于“天然抗体”,我们在坚守核心利益底线的同时,还要有自我管控这些反应的警觉,防止美国的极端表现导致我方相反的过激反应。比如美国威胁“脱钩”,我方反而扩大开放就是成功的化解之策,它与用过激回应极端是完全不同的。

我认为,如何反制美国的打压,如何推动抗疫常态化,这都是全新的课题。真心朝着推动中国社会团结的方向尽一份个人的绵薄之力,为促进中国的发展认真工作,为增进社会的活力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些都是爱国主义,都是应当推崇的“匹夫之责”。作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们很难让自己的生活以爱国主义为中心,我们首先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但我们需要大致了解国家所处的真实位置,分得清大是大非,知道自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支持什么,呼应什么,反对什么。

美国现在拼了命地打压中国,说到底,它要冲散的是14亿中国人的利益聚合体,我们当然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的生活越变越好的权利。这其实是当代爱国主义归根到底的本质。
延伸阅读:
蓬佩奥6月19日在哥本哈根世界Democracy峰会上的讲话(英文)
蓬佩奥6月25日在布鲁塞尔的讲话(英文)
媒体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亚利桑那州对华政策演讲的报道
(英文)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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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硕:“特朗普政府帮了中国”

作者:马凯硕  来源:环球网

本文系美国《国家利益》杂志6月8日文章,原题: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帮了中国

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如果特朗普政府下台,中国会怀念它。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是自1971年基辛格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中国不得不应对的最让人恼火的政府。它发动了一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伤害。它对中国进行技术出口限制。它采取了诸多措施削弱华为。然而,它最令人难堪的举动是试图引渡孟晚舟。将西方法律施加到中国公民身上,让中国人民生动地回忆起在中国土地上应用西方法律所带来的百年耻辱。

"《国家利益》杂志报道截图"

《国家利益》杂志报道截图

然而,如果中国领导人像他们习惯的那样从长远和战略角度考虑问题,他们也可能认为特朗普政府或许帮了中国。显然,特朗普政府缺乏一个基于深思熟虑的、全面的和长期的战略来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它也没有听取基辛格或乔治·凯南等战略思想家的明智建议。比如,凯南提出,与苏联长期竞赛的结果,取决于美国在何种程度上在全世界有效地树立起自身形象:有能力处理本国的问题,精神力量也强大。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树立起这样的形象。在新冠疫情和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给人的印象正好相反。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提高了中国的地位,现在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更有能力的国家。

公平地说,美国的内部问题出现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是主要发达国家中,后50%的低收入人群收入连续30年下降、导致白人工薪阶层出现“绝望之海”的国家。事实上,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所说,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财阀政治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则建立了一个贤能治理体系。贤能政治可能会比财阀政治表现得更好。

同样重要的是,凯南强调美国必须积极地培养朋友和盟友。特朗普政府严重破坏了与朋友和盟友的关系。私下里,欧洲人感到震惊。美国在世界最需要世卫组织的时候,尤其是为贫穷的非洲提供帮助之际选择退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没有一个美国盟友追随美国退出世卫。特朗普政府还威胁要对加拿大、墨西哥、德国和法国等盟友征收关税。毫无疑问,全球对美国尊重的减弱,为中国打开了更多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经说过:“我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比其他国家看得更远。”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成功地让美国成为可有可无的国家,给中国送上另一份地缘政治礼物。

特朗普政府还忽视了凯南的另一条明智建议:不要侮辱自己的对手。没有哪届政府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侮辱中国。特朗普曾表示,“中国的不当行为是众所周知的。几十年来,他们对美国的剥削是前所未有的。”

理论上,这样的侮辱可能会损害中国政府在本国人民眼中的地位。但结果却恰恰相反。爱德曼“全球信任度晴雨表”的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的国家是中国,达到90%。这并不奇怪。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过去40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是过去4000年来最好的。凯南谈到了国内的“精神力量”,中国正充满这种力量。根据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者珍·法恩的观察,与美国的停滞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文化、自我概念和士气正在快速转变——大部分是朝着好的方向转变。中国人民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应对新冠危机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不断的侮辱只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提升中国政府的地位。

这里需要补充很小但很关键的一点: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的政府会侮辱中国。美国在这方面是孤立的,也再次忽视了凯南的宝贵建议:“如果我们有能力培养出任何可能使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品质,那就是谦卑和谦逊。”如果凯南还活着,他会首先建议他的同胞们后退一步,在与中国展开重大地缘政治较量之前,深思熟虑地制定出一个全面的长期战略。制定这种战略应听取像孙子这样的思想家的建议,对双方的优劣势进行全面评估。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在评估中国的相对优势和劣势时,犯了低估中国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复兴共产主义,而是复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使之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文明之一。这是激励中国人民的目标,也是中国社会异常生机勃勃的动因。同样重要的是,中华文明历来是最具韧性的文明。毫无疑问,中华文明现在正在经历伟大复兴。

因此,美国战略思想家任何有关美国人不会失败的想法,都是不明智的。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

刘德 (译)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10

旧文章ID:22001

哈佛教授吁美国管好自己 莫想对华政权更替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网

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Stephen M. Walt)最近呼吁美国管好自家的事情,不必在全球各地过度延伸,关心别国谁执政。他特别强调,下届美国政府外交最关键是搞好美中关系,不要意识形态挂帅,莫想对华进行政权更替,否则只会毒化关系、阻碍合作。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沃尔特是美国知名的国际关系学家,属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他对“防御新现实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著作等身。他撰写有《威胁平衡理论》,2018年出版《善意的地狱: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和美国首要地位的衰落》。

在对华关系上,沃尔特认为,“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e)是与中国打交道最可取的战略。他并不认为中国有谋求全球霸权的意图,而只是寻求在亚洲获得地区主导和广泛的势力范围,其规模相当于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沃尔特曾说过,“美国夸大中国的实力,对自己没有帮助”;“我们不应该把今天的政策建立在二三十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的基础上”。

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日前举行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网络研讨会上,沃尔特对于新冠疫情前后的世界大势做了五点判断:

第一,即便在疫情之前,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开放。全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趋势已经出现;美国与中国的部分经济脱钩已开始;反移民情绪、民族主义上升。疫情加快了这些趋势,未来会看到更多的自己囤货、自己生产,供应链调整,即便不那么有效;全世界人员自由移动之墙升高。

第二,世界变得不那么自由。以为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更自由、更民主化的世界的想法被证明是错的,连美国都被“自由之家”降格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新冠疫情使这个趋势更严重。

第三,新冠疫情对美国自信形象是一次打击。其实这不仅体现在此次美国处理疫情的不力,以前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东乱局、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都让人感觉美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新冠疫情无疑令这种形象更糟,要想恢复名声不那么容易。

第四,新冠疫情会持续下去,而且有严重的经济后果,使得债务、经济不平等、健保体系的问题更突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让美国想起有多少事情没做好,还有基础设施需要重振,美国自己要先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第五,美国在国际接触方面需要更有选择性,更加聪明。在疫情之前,美国在世界上过度延伸。美国应当管好自己的事情,关心自己的教育、健保等问题,而不是过度关注别国谁执政。当美国有十几万人死于新冠疫情,却没有合适的公共健康措施时,你就难以在全世界兜售军事选项。

“我不是在推销孤立主义或激进的去武器化,我只是指出,以为美国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不可或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沃尔特说道。

美国外交应当做什么?沃尔特指出,首先,美国必须与别国合作处理疫情,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同时也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更长远的威胁。

第二,欧盟的国防要靠他们自己,美国应是最后手段的应对者,而不是第一时间的反应者。

第三,美国要与别国合作,防止中国统治亚洲,但不应将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试图将中国变成某种民主政体作为“十字军东征式的奋斗目标”(crusade)。

他强调,以意识形态攻势作为奋斗目标,会给美中关系播撒毒药,使得两国在其它利益重迭的议题上不可能合作,也会让亚洲其它伙伴对局势不必要的升温感到紧张。

对于下届美国政府在外交上的当务之急,沃尔特指出,最关键的是处理好美中关系。这个关系处理好了,许多其它事情都会变得更容易;如果美中关系处理得糟糕,其它许多事情都会变得更困难。亚洲是最急需美国领导力的地方,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确有许多担忧,但要协调好联盟,不那么容易做到。

其次,美国政府要重建做好外交工作的机制性能力,特朗普政府治下,这种能力正在恶化之中,不是一下子就能恢复的。

第三,有许多全球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再结构全球化,而不是过度炒作全球化。

对于处理好美中关系的ABC,沃尔特也有着与现在美国的“主流叙事”不尽相同的观点。他阐述:

美国人经常说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人造的,是共产党的议程,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就像美国的民族主义,他们是真诚的,是由衷的。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周边被美国盟友包围着,而中国在西半球并没有这些优势。美国仍是全球主导的超强,中国人感到担忧。其次,中国人对保持国内稳定非常关切,他们必须保持经济的增长。

如果美国暗示某种政权更替,即便只是美国的长远目标,对于中国执政党来说,也会让他们觉得是一种诅咒(anathema),从而阻碍在其它问题上保持具有建设性的关系。

美国要考虑在亚洲建设盟友,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哪个大国正在扰乱和平。如果亚洲国家觉得中国是打乱和平的主要国家,则他们自然会倒向美国、疏远中国。如果美国被认为是打乱和平的国家,亚洲朋友也会感到紧张。美国要安抚亚洲朋友,但不是像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样与中国对抗,引发麻烦。那样只会使美国的盟友体系不那么有效。

来源时间:2020/6/27   发布时间:2020/6/27

旧文章ID:2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