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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印关系仅次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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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正角评论

1、如何认识目前的中印边境危机?

最近,中印边界事端再起。印度挑起边界对峙事件,主要是出于国内的原因。莫迪上台以来,想学习中国的邓小平推动印度的经济改革,但举步维艰,要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要不有进展(例如金融改革),但激起社会的不满。

当一个国家内部事情难以处理的话,就会在外面搞事。这在历史上经常发生。今天,这更是一个大趋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如此。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印度为什么会这样?其行为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如果搞不清背后的原因的话,就会理不清问题的本质,找不到有效的反制举措。

中国今天的克制并不是说中国害怕印度,毕竟中国现在的力量比印度强大得多。不过,保持区域和平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那么是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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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中国迟缓一点,就表明中国弱了。印度的国防部长说今天的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1962年,中印发生武装冲突,印度失败);同样,中国更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我想印度人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不管怎么说,强硬的语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处理中印关系的时候,要考虑到不把印度推向美国阵营。如果中印边界危机促进了美国、日本和印度结盟,这个后果对中国来说会比较麻烦。

中国自己是不搞结盟的,只有“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与结盟不一样,战略伙伴是针对共同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而结盟是针对第三方,即“敌人”。

不过,我认为,印度也不会很乐意就成为美国的附庸。印度是一个大国,它不想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一旦成为美国的同盟,就会失去自己在外交方面的自主权。

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外交上只是一个半主权国家,而不是一个全主权国家。我不认为印度会放弃完全主权,但是它为了对付中国,在某些方面会采取和美国、日本更紧密的合作,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这样,对中国非常不利。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很多智慧。

即使中国与印度发生局部冲突,也不会导致印度马上倒向美国,除非是发生大规模战争。

对印度来说,就像中国搞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印度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没有很多钱去印度搞投资,中国的投资对印度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强调,印度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以后会更重要,但是中国对印度缺少了解。

每当发生外交分歧,民间都会喊着打回去。但是,为什么两国之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它背后的理性是什么?没人知道。这是对印度研究不够导致的。

发生这种事,大家首先想到怎么去制裁,这个容易理解,但是不可行。为什么印度买中国的东西,中国不买印度的东西,因为两个经济体不一样。

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印度是非常有限的工业化,基本上还属于一个农业国家。印度作为一个经济体,它的开放程度不如中国。

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越高,它对外界的制裁越敏感,越封闭越不敏感。比如一个封闭国家,外面怎么制裁都没用。相反,制裁往往会引起被制裁国家民众的仇恨,民族主义情绪会高涨起来。

印度这个国家自身是团结不起来的,语言有一百多种,缺少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把国家组织起来,所以唯一可以用的就是民族主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制裁印度,必然会激发印度的民族主义,使得印度更加团结,这对中国非常不利。

如果换一下问题会好一些:中国要不要参与印度发展?如何消解掉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问题才是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动不动就想着制裁。并且中国也没有这个传统,去年中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关系很紧张,中国也没有动用经济制裁。

问题在于,中国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够。印度没有像有些人认为的要超过中国,但是印度也不是一个一些人所认为非常贫穷、愚昧的国家。

中国民众只是通过看新闻了解到印度存在治安事故、种姓制度、宗教冲突等等,都没看到一个真实的印度。

这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印度,就像以前西方针对中国一样。

印度是一个文明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困境与机遇并存。

另一方面,称赞印度的人往往接触的只能印度的上层人士、科学家和学者,了解到印度一些方面的发展,例如科技,就得出印度要超越中国的简单结论。这也不准确。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做的研究倾向于中美关系,但是人们对美国也没搞清楚,更不用说印度了。

中国现在有很多游客去印度旅游,但去研究印度的专家学者很少。这就导年轻人对印度的了解不全面,光是情绪性的东西。

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等领域,中国都在追赶美国,而印度也在追赶中国。需要注意的是,你不能忘了追赶你的人,光看着前面的人,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印度国内也有很多人主张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是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他们学习中国,是为了增进印度的利益,绝对不是放弃印度的利益。

当然,两边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在里面。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印度做的功夫不够,像“一带一路”,中国和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都有实质性的联系,但印度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却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印度在战略上一直对中国有警惕,近年来这种警惕性一直在提高。比如中巴经济走廊,印度一直认为这对他们是很不利的。这些怀疑是有的,是客观存在的。

现在,两国的媒体只会挑起情绪。

如果看两国的媒体,好像两国很快就要开战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没有人真正去做研究,没有真正认识对方。如果你了解了对方,把握了对方,就能控制对方的行为。这对中印两国都是如此。

2、中国和印度到底应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东边的日本(连同美日同盟)已经对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构成了有效制约,那么西南边的印度又如何呢?实际上,在地缘政治的构架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和印度的关系越来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中国在西边没有直接的出海口,离中国最近的就是印度洋了。中国通往印度洋必须通过邻国巴基斯坦或者缅甸,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几乎不可超越的困难。

顾名思义,印度洋对印度极为重要,是印度地缘政治的核心。印度会通过任何可能的办法来阻止中国通向印度洋。

如果中国要通过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那么就会使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复杂化。中国如果通过缅甸通往印度洋,同样会遇到缅甸的问题。

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衡量,印度是中国的最大邻居。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正在急速现代化,经济发展快速。无论是内部追求现代化还是外部追求国际地位,印度和中国都有共同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和中国一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也一直处于高涨状态。

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那么印度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既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政府官员当中。

近年来,中印两国围绕着领土主权纠纷一直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解决了和俄国、越南等国家的陆地主权纠纷,但和印度的主权纠纷的解决不仅没有进展,而且经常出现程度不等的危机局面。

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因素阻碍着中国解决和印度的领土纠纷,这些因素包括:中印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趋于高涨;两国社会媒体的发展使得任何具有“秘密性”外交变得不可能;印度的民主制度很难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等等。

除了中印双边关系,印度之外的因素也在影响着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为了制约或者平衡中国,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大国也一直试图和印度结盟。(中国也不能忘记,在冷战期间,印度和前苏联的关系也是针对中国的。)

尽管印度在经济上仍然较中国落后,但印度自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

因为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经常发现和印度的“共同语言”,因此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例如核武器问题)对印度网开一面,用各种方式容忍印度。

这些年来,面临中国的崛起,美国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把印度纳入美国的国际网络内,和美国合作来应付中国。日本也仿效美国,要和印度建立“价值同盟”来应付中国的崛起。

面临这样一个印度,中国应当和印度确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要素,从亚洲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看,对中国来说,从长远来看,中印关系是仅次于中美关系的一对最重要的关系。这表明,中国要把印度提高到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水平。

在最大程度上,和印度关系搞好了,中国西边的陆地地缘政治甚至海洋地缘政治都会得到稳定。

在最低程度上,中国必须千方百计不把印度推向美国和日本。但如果和印度搞不好关系,印度本身或者印度联合其他国家,可以为中国制造无穷的麻烦。

印度近年来和美国、日本靠近,尽管有美国和日本的因素,但也有中国因素的影响。作为邻国,印度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戒心。

而边界问题既没有稳定下来,而且经常发生一些小冲突,更引发和强化印度的对华民族主义,尽管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互动的产物,责任并非完全在中国一边。

要处理好和印度的关系,首先必须把印度提高到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高度。尽管现在印度并非那么强大,也说不上强国,但随着其现代化的进展,印度具有很大的潜力成为大国。

对这一点,中国方面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注的对象是美国,领导层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美国。

很多对印政策都停留在战术领域,和印度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反应性的特点,也就是以牙还牙式的。这个特点非常清楚地表现在近年来最具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上。

在边界问题的互动上,很难看到中国的战略意图。当然,印度也没有。这种没有战略意图的日常互动稍不当心,便会酿成国家间的大问题,如果不是公开的冲突的话。

中国也必须加深对印度的认识。对印度的认识是对印度政策的基点。确切地说,中国对印度的认识仍然非常肤浅。

传统上,中国对印度的理解仅仅理解在文学艺术文化方面,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外交战略等方面的了解甚少。

因为高层领导把眼光放在美国,中国的学术圈也把眼睛盯着美国,没有多少人对印度感兴趣。

在学术和政策圈内,研究美国有很大的利益,而研究印度利益甚少。

中国现在对印度发表意见最多的就是那些没有多少学术和经验知识背景的媒体工作者,还有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印度的情况也差不多,政策圈和学术圈不了解中国,发声的也是一些媒体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

因为两国都是如此,经常触发两国间毫无理性的“言语”对峙,往往表现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声音。

随着印度的发展和中印两国之间各种问题的浮现,中国对印度的认识必然要开始。这里不能讨论中国如何认识印度,但有一点中国必须把握,那就是,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国家,倾向于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正如中国本身,印度很难成为另外一个大国(美国或者日本)的附属。

近年来,每当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例如日本)访问印度或者和印度达成什么协议,中国方面的主流声音必然是“阴谋”,认为印度和这些国家做什么都是针对中国的。

这种简单的思维一旦成为外交思维,那么中国很难有正确的对印外交政策,也很难确立有效的中印关系。和印度的关系要从最基本的做起,最终才能提升到战略层面。

来源时间:2020/6/27   发布时间:2020/6/23

旧文章ID:22155

华裔市长牵线,四家中国房企将洛杉矶市政府一锅端,集体腐败案又一议员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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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圣地呀GO议事厅  来源:圣地呀GO

当地时间6月23日(周二)洛杉矶市市议员何塞·惠泽尔(José Huizar)因涉嫌地产开发贿赂被联邦调查局(FBI)逮捕,惠泽尔涉嫌从中国房地产企业那里收受约150万美元的贿赂此前他的助理已经承认收受了100万美元的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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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洛杉矶腐败窝案中第五位被逮捕者

1、洛杉矶市政府集体腐败

早在2018年11月,FBI就开始重点关注由外国投资的洛杉矶房地产开发项目。2019年3月,FBI突袭了多个市议会议员的办公室及住宅,洛杉矶市政建设腐败窝案开始浮出水面,并在今年开始逐一收网。

涉案的4家中国房地产企业,分别是深圳新世界集团(Shenzhen New World Groupon), 上海绿地集团(Greenland USA)、中国泛海控股集团(Oceanwide)和深圳合正集团(Shenzhen Ha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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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的涉案人员除了议员惠泽尔,还包括前华裔副市长陈纾桦(Raymond Chan)、惠泽尔的助理乔治·埃斯帕萨(George Esparza),此外还有市议会主席尔布·韦森(Herb Wesson)以及现任洛杉矶市长艾瑞克·加西提(Eric Garcetti)等多名洛杉矶市高层官员。

其核心人物是惠泽尔和市长加西提。今年51岁的惠泽尔从2005年开始担任第14区的议员,第14选区几乎涵盖了整个洛杉矶的城区。其中,惠泽尔同时担任市议会规划和土地使用管理委员会主席

现任洛杉矶市长加西提当时任建筑安全部负责人,几乎所有的洛杉矶建筑项目都必须经过加西提的批准,他和惠泽尔两人组合起来,几乎垄断了洛杉矶所有的建筑项目管理审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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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市长艾瑞克·加西提(Eric Garcetti)

2、华裔市长牵线搭桥

洛杉矶华裔前副市长陈纾桦担任了中间人的作用他接任了加西提的位置担任建筑安全部负责人,后在加西提办公室任主管经济副市长。

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陈纾桦牵线介绍了新世界集团主席与惠泽尔认识,帮助解决了惠泽尔当时的经济问题。惠泽尔在之后的一项合并建筑安全部的提案中予以反对,保住了陈纾桦的位子,并在之后开始对中国房企投桃报李。

FBI称,中国开发商很可能通过陈纾桦向惠泽尔的竞选捐助资金。根据洛杉矶市的选举记录,陈纾桦的捐款全部捐给了惠泽尔和其他四名涉案现任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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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市前副市长陈纾桦(左)、绿地美国洛杉矶公司总经理吴超(右)

另外,陈纾桦的儿子所实习的律师事务所与涉案的合正集团也有业务往来。他称之为“家庭朋友”的会计严妍,曾在洛杉矶建筑安全部门任职,但她同时还在一家中国房地产企业任职,也被怀疑有利益输送。

3、中国房企大把撒钱

FBI称,中国房企通过竞选基金、捐款等方式向议员们输送利益。

调查显示,惠泽尔通过母校天主教慈会私立高中(Salesian High School)的基金会敛财,绿地集团、合正集团、泛海集团这三个集团均有捐款,其中绿地集团捐赠最多。

惠泽尔的助理埃斯帕萨在认罪书中承认,他曾接受新世界集团提供的价值60万美元的抵押房产,以帮助惠泽尔赔偿2014年竞选连任时一名女性对他的性骚扰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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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曾从一个地产开放商处收取50万美元以迫使一个反对该项目的劳工团体终止上诉,从而为该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商节省了3000万美元。

惠泽尔和埃斯帕萨还曾被资助前往拉斯维加斯和澳大利亚消费旅游十几次,其赌博筹码高达25万美元

在2018年11月,FBI首次突袭惠泽尔家中调查时,发现衣柜中藏匿了12.9万美元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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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批项目顺利获批

绿地集团在2013年7月收购了美国洛杉矶中心区大都会项目,该项目是绿地控股进军美国的首个项目,也是当时中国房企在美最大地产收购项目。之后,绿地开发该项目,包括Indigo酒店、三栋商业住宅楼在内,获得了1870万美金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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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集团分别于2010年3月24日、2011年1月5日全资收购了洛杉矶市中心酒店和洛杉矶市喜来登环球酒店,这两个收购项目获得了洛杉矶市议会全力支持,并使其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批准。2018年,新世界集团申请到将洛杉矶市中心酒店改建成为一栋77层的大楼,除此之外,该公司还申请将喜来登环球酒店从20层加建到3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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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正集团成功收购了洛杉矶机场喜来登酒店、洛杉矶市中心LUXE酒店,并投资建设圣盖博喜来登酒店及合正洛杉矶中心综合体项目。2017年,合正集团申请拆除9层的LUXE酒店,改建两座摩天高楼,遭到许多人反对,因为该建筑位于地震带上,但却仍然获得了洛杉矶市政府批准。作为感谢,合正集团承诺将长期支持惠泽尔,包括拿出75万美元支持洛杉矶的有轨电车计划,55万美元用于振兴百老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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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集团获批在洛杉矶市中心商业密集区建设泛海广场,该项目紧邻最负盛名的斯台普斯体育中心球场,总建设规模约24万平方米,总投资逾10亿美元,是集五星级奢华酒店、高档商业、精品公寓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计划2018年交付运营,后延迟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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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检察官尼克·汉纳(Nick Hanna)说:“这起案件拉开了洛杉矶市政府疯狂腐败的帷幕,作为市议员的惠泽尔严重违背了公众的信任,利用市政府的权力批准或停止大型建筑项目,他通过其他腐败的城市官员,说客,顾问和开发商的网络来填充自己的钱包,进而保持对第14区议会的控制权,蜕化成一个唯利是图的人,让犯罪企业改变了洛杉矶的发展格局。”

惠泽尔于6月23日下午首次出庭,保释金设为10万美元,如果定罪,惠泽尔将面临最高20年刑罚。洛杉矶市长加西提当天发表声明,立即解除惠泽尔在市议会的职务。洛杉矶市议会也将启动程序,将惠泽尔从其办公室中移除。

目前这起案件还在继续调查,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可能还有更多的官员会被逮捕和起诉。

来源时间:2020/6/27   发布时间:2020/6/26

旧文章ID:22154

中印对峙背后的惊天秘密:中印演双簧,戏耍美国!

作者:汪涛  来源:纯科学

导读:印度确实是民主国家,但印度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印会为洞朗打起来吗?为这么个不毛之地,最多只能向不丹收点放羊草场税的地方,两国干嘛要打起来?能赚到什么?美国人哪里能想到印度不仅把鱼饵吃了,鱼钩取下来自己用,连鱼线也给剪了自己留下。希拉里:美国能给的就这么多了,你们一定得与中国干起来。印度:给的太少了!奥巴马:美国要重返亚洲。印度:还是让我摸摸你口袋里装了多少筹码吧!

1、洋葱剥完了,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现在对中印洞朗对峙的分析铺天盖地,但几乎没有一个真正靠谱的。我在中兴负责国际市场时,是中国第一个打开印度通讯市场的。后在印度长驻3年,2006年度离开中兴后的10年里,几乎每年都要去印度很多次。中印商会2006年成立后最初的论坛活动都是请我去讲课,为中国企业家培训如何在印度做生意。所以,我对印度有是长期和深入了解的。

印度这次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网友认为印度人这次做了美国的冤大头,也有人认为印度想把原来没有争议的洞朗地区制造成有争议等。其实,这些都纯属不着边际的猜测。如果为这么个不毛之地面临与中国打一仗的风险,这完全不是印度人的思维方式。绝大多数人没有去深究一下此事的蹊跷之处,说是印度军队进入中国境内100多米,开着2辆推土机要去阻止中国修路。这就意味着,其实路已经修到离中印边境线只有100多米的地方了。印度军队跑到中国境内来,就为阻止中国修这100多米的路?之前干什么去了?另外,事情发生之后,印度为此事的说词前后变化了很多次,开始说是中印间有争议的领土,后来又说是替不丹出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印度做这个事情并不像是一个有详细计划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做这个事情很可能是临时而为,并另有所图。要搞清楚另有所图的是什么,那就得看他们做事情的前因后果。要明白印度为什么要在洞朗与中国对峙,必须得充分理解印度的思维方式,以及国际大环境和中印之间关系的小环境是怎么变化的。

2008年,我在去过西里古里(就是这次对峙中经常被人谈到的只有20多公里宽的印度连接东北的咽喉要道)之后,到300多公里的另一个印度东北部城市古阿哈蒂(Guwahati)。当时我是坐着印度客户的汽车通过这段所谓西里古里走廊的。

其实,类似这种事情早就不是第一次了。地球人都明白,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中国的崛起,真正在体量上能与中国相比拟的潜在力量只有印度。所以,美国和日本拉印度与中国抗衡,绞尽脑汁做印度的工作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最关键的是,中国和印度对此也早就心知肚明。2003年,美国就开始掀起了一波拉拢印度以抗衡中国的高潮。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3年7/8月刊上,塔伦·凯纳(Tarun Khanna,印度裔,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黄亚声(Yasheng Huang,中国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印度能否超越中国?”(英文标题Can india overtake china?)的文章。美国学术界马上开始狂炒,中国和印度学术界以及媒体也开始有所躁动。中英文版本我都看过了,不用问,这就是想挑起中印恶性竞争嘛。2005年5月份,我还在印度负责中兴印度子公司业务,一个叫亚洲协会的组织在印度搞了一个论坛。亚洲协会?别以为他是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的组织,他是一个纯粹美国发起的NGO。这个论坛邀请了大量中印政府首脑和两国大企业家参加。中兴老板侯为贵也随当时中国领导人温家宝总理出访印度,在孟买机场附近的希尔顿酒店搞了一个大型论坛,侯为贵作为嘉宾要在论坛上讲话。我陪他先在贵宾室休息,同时也做他的翻译。一个论坛负责人和嘉宾主持人(是个美国人,奇怪吧!)来与嘉宾先私下谈谈。我忘了这个美国主持人的名字,不过他截至当时10年之间很频繁地来中国,算是个美国人里面的中国通,他把一本西方人William Gascoyne-Cecil写的书《changing china》(改变中的中国)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不过主要是免费赠给一些重要人物,市场上几乎见不到。他完全不加掩饰地对侯总说:你们中国和印度现在发展得太快了,9%的GDP增长率,太疯狂了,所以你们中国和印度得竞争一下。外面媒体都说侯总不善言词,那都是说给外面人听的,其实他反应极其敏锐,言辞犀利。侯总几乎没加思索就反问:“那美国和谁竞争啊?”。这一下把这个美国主持人给问愣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侯总就说:“美国是在和拉登竞争啊”。主持人一下很尴尬地说:“唉,美国也有美国自己很头痛的问题啊。那不是竞争,那已经是战争了!”。

二、中印演双簧,戏耍美国!

随后几年,美国给了印度很多很多好处,2006年承认印度拥核地位,签署美印民用核能协定,经济贸易优惠……反正印度张开血盆大口,把美国人给的好处全吃下去了。美国以为下了这么多鱼饵能把印度钩住,印度也装疯卖傻地不断在美国人面前反复宣称“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让美国以为印度天生就是跟美国一伙啊。你怎么就不去亲自查查印度宪法是怎么说的啊?印度宪法第42修正法,将印度国家的性质表述由“主权的民主共和国”修改为“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国”。印度确实是民主国家,但印度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明白吗?国大党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甚至共产党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等地方长期就是执行党。美国人那能理解得清楚这种咖喱糊糊式的表述到底算是什么东西?知道美国、原来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甚至中国都不同程度把印度当自己人是为什么了吧!

美国人哪里能想到印度不仅把鱼饵吃了,鱼钩取下来自己用,连鱼线也给剪了自己留下。然后还跑上岸对美国人说你这鱼杆、鱼饵桶和桶里剩下的鱼饵都是给我准备的,凭什么不赶紧都给我?等美国人目瞪口呆想印度人怎么考虑问题这么“不可思议”时,印度人一脸正经地对美国人说你们口袋里不是还有7套方案吗?赶紧把这7桶鱼饵都拿出来啊!如果还有新的方案一定不要忘了及时通知我们一下,否则你得负责任。美国人想要的与中国竞争的事呢?印度人晃晃脑袋搞不清是肯定还是否定地说,那是我们和中国人之间的事情。然后呢,那就没有然后了——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想直接编个逻辑设个鱼饵,就去套住有5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你都在想啥呢?知道印度政府公益宣传广告是怎么说的吗?“Incredible India”,那就是“不可思议的印度”。

这就是印度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做生意要求全世界最便宜的价格,同时还得要求全世界最高的品质。我在北京中关村给企业作国际市场培训时一再告诫中国公司在印度做生意时,一定要非常清楚印度人的商业文化。在什么地方打价格战都可以,但绝对绝对不要在印度打价格战。中国公司在印度赔钱赔到吐血的事情太多了,包括华为,曾在印度1年营业额7、8千万美元的时候,竟然敢赔进去5千多万美元。除了我在中兴负责印度公司,在现在的公司数码视讯负责国际业务时在印度赚到过钱之外,很少见到中国公司真能在印度赚钱的。

当年与印度VIDEOCON签订代理中兴手机业务合同,他们最先代理的是宏基BENQ业务,第二个代理的手机业务就是中兴当年红火一时的150 CMDA手机。VIDEOCON现在是印度本土手机品牌,不过基本还是OEM中国的手机。

上一次拉拢印度抗衡中国的高潮还是克林顿任上就开始干的,奥巴马继承了这个资源一直不停地推动这个事情,明白特朗普刚上台时为什么要掀中情局的桌子,把桌子底下的国家机密全抖落出来原因何在了吧?亏吃得太大了!这次总统特朗普那可是生意人出生,要糊弄这个生意人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以为这次特朗普就能精明得过印度人那就想错了。如果美国人做生意能做得过印度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美国大公司包括微软公司的CEO、CTO都被外来的印度人“篡党夺权”了。

印度军队什么时候越境到洞朗的?穆迪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所以,这里面的内在关联性再清楚不过了。既然特朗普不像奥巴马那么好糊弄,那就来点更真切的呗。所以就摆出一副印度真要与中国打起来的架式,让中情局和特朗普那是相当地有成就感,并且后续为印度人花起钱来就更大方了。把一般盟国都买不到的22架MQ-9B死神无人机等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尽情地喂给印度,私下里还有什么大派送那就去想象吧。有网友只是在说印度花的钱有多贵,20亿买22架,合一架9000万美元,都快赶上美军自用的F-35战机了。但知道MQ-9B对美军来说有多先进吗?2012年通用原子公司开始研制,2016年11月首飞,计划2018年交付美军。美军还没正式装备呢,印度就签下定单买了,足见美国为拉拢印度这本下得有多大。但是,不管中情局还是其他任何政府部门,预算可都是有数的,你在印度身上花得钱多了,在其他地方花的钱自然就少了。所以你看中印对峙的这段时间,原来很热闹的东海、南海就都风平浪静。美国人也没想清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印度一不是美国的盟国,二是美国在印度又没驻军,你凭什么能让印度最后能听你美国的话?以为给足了鱼饵就能套住印度人?唉,美国就等着再次气得吐血吧。

当年我在陪中兴的侯总与印度一通讯运营商的老板吃饭时,这位印度老板说了一段非常深刻的中印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他说中国和印度都是有很长历史和深厚积淀的国家,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么长历史的民族文化内涵。洋葱是印度人最普遍的就餐佐料,他以洋葱为例比喻中印文化,包了一层又一层,西方人以为这里面一定藏着什么东西,但是当一层又一层把洋葱剥完了以后,却发现什么也没有。中国人和印度人都能理解,但西方人完全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中印会为洞朗打起来吗?为这么个不毛之地,最多只能向不丹收点放羊草场税的地方,两国干嘛要打起来?能赚到什么?

那什么时候印度会撤出军队?从印度人的思维方式来看,是当印度把美国人能给的筹码彻底榨干净的时候,印度军队自然就撤了。很多中国人还想劝印度要想清楚,美国会算计着中印打起来好去剪印度的羊毛。这事儿咱中国人就不用替生意精的印度瞎操那么多心了。美国人想剪印度的羊毛?最后的结果恐怕是连剪刀带羊毛框全都被印度人给收了。

中印对峙这件事,将会像剥洋葱一样,一开始很大块,然后越剥越小,越剥越小。当事情解决后,美国人肯定以为中印之间一定因为发生了这件事会留下什么成果,但最后可能莫名其妙地发现中印之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洋葱剥完了,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如此说来,是不是中印之间真就什么事也没有?当然不是。但中印之间是中印之间的问题,如何处理,必须要以对印度的深刻了解为前提。本文不能展开详细讨论,但有一个原则必须要牢记:不要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为给对方情面,给对方礼物后,对方就一定会记着这份情,并会还这个情。在做生意上,你给印度人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并且只会想要更多的便宜,一直探到最低价格和最大收益为止。因此,与印度人打交道一定要尽快让对方明白,这就是最低价格。如果不接受这个最低价格,以后价格就会越来越高。如果中国也想利用此事做点别的什么文章的话另当别论,如果不想在这个事情上开发其他东西,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就一定要迅速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立即将对方赶回去。

其实在2016年时,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就处于“不太正常”的状态。之所以说“不太正常”,是因为中印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主要也就两个,一个是达赖的问题,另一个是边界的问题。尽管有问题,但对此有默契,就是不去触及这两个底线。但是,从2016年开始,印度开始触及这两个底线。一是容许达赖去印度很多地方公开活动,二是这次在中印之间没有争议的中方地区对峙。过去即使在中印争议地区,一般也有默契是保持现状,但这次的确已经越过了底线。因此,中印之间关系性质的确有向发生质变的方向转化的趋向。如果印度把这种触及底线的事情当筹码用是极度危险的举动。但以印度人思维方式来说,他们真的会不计后果,冒着关系彻底毁灭的危险去把一切都当筹码用。与印度伙伴做生意时的确要特别注意处理这个问题,这真的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

针对此事,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中国就一定要放开手脚收割印度。在整个中印边境线上我们过去照顾印度情面不方便做的事情,现在要赶紧利用这个机会全面放开手脚去做。该修的道路,高铁,哨所,驻军后勤等基地,机场……要利用这个机会全面开工建设。可以卖给巴基斯坦的武器装备档次再提升一下,多签几个武器大单。总之,要让印度清楚地理解,价格只会越来越高。中国把价格拉得越高,印度到美国那里报销的补贴就越多。因为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围堵中国的所有努力基本上已经宣告失败了,所以只有把唯一希望放在印度身上。如果不让印度把美国挖空,美国围堵中国的能量是不会自已消失的,美国不会轻易收手,印度也不会轻易收手。所以,这将是未来一个相对长期的事情,不仅是洞朗对峙这一个孤立的事件。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一定要打一仗,最终还是得靠“掰手腕”解决问题。用挑战中国底线的方式逼中国出手也早就不是第一次了。看看之前在台海,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多次被美国搅合得快要打起来,但最后都被中国以掰手腕的方式化解了。其实我们只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可以了——在中印边界上存在紧张,远远好过在中国东南沿海存在紧张,因为后者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整个中印边界中国一侧基本上全是不毛之地,在印度一侧却都是人口、经济甚至政治中心地带。既然印度不怕,中国又怕什么?既然印度拿这个做筹码,那就把火再烧得更旺点呗。不断地让内地各个军区部队去中印边界轮番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让整个中印边界中国一侧整天炮火连天。而且时间点上与印度的金融市场、经济环境等结合起来进行,把歼20部署到距离新德里最近的机场,把各种新式武器都拉过去不停地操练。就象前几年钓鱼岛很热的时候,中国可以组织几百架先进战机在东海操练,现在也几百架地飞到西藏操练几次有何不可?

来源时间:2020/6/27   发布时间:2020/6/22

旧文章ID:22153

右倾的海外第一代华人移民是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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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oreless  来源:纽约时间

编者按:本文发表后作者又做了不少扩充,点击这里查看修改后的文章。

明尼阿波利斯Floyd的死亡事件引发了全美的抗议示威活动,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反对种族主义、谴责警察暴行。但很多华人却对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那么,这些华人有可能是哪些人呢?这篇文章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2020年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黑人George Floyd因为被怀疑用了一张20元伪钞买香烟,经人报警并被逮捕后,遭到警员Derek Chauvin当街用膝盖压迫颈部达8分46秒之久。当时就没有了生命迹象,送医一小时以后宣告不治。从现场录像上看,在被压脖颈期间,Floyd至少喊了16次“I can’t breathe(我不能呼吸)”,还无助的喊了“妈妈”。

路人拍摄的Floyd被当众虐杀的视频在网上被公布以后,引发公众极大的愤怒,人们纷纷谴责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拿黑人的命不当回事。结合2014年开始的“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引发了全美超过一千个城市的抗议示威,也蔓延到了全世界,有数十个国家的人们上街声援美国群众抗议体制压迫的不公的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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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很多海外华人对全球各色人种抗议体制性不公的运动不但无动于衷,还引用黑人右翼人士Candance Owens的言论,说Floyd不过是个屡次犯罪的罪犯,不是什么英雄(谁说他是英雄了?),是罪有应得,警察执法很正当,同时因为抗议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例如抢劫店铺,烧毁警局等,他们则表示强烈谴责和愤慨。同时指责黑人要的权利已经够多了,现在白人都要给黑人跪下了(单膝下跪姿势起源于马丁路德金民权运动时候的求和解姿势),反对的声音都不敢发出。

例如UCLA讲师Gordon Klein因为回信给要求给黑人延迟考试的白人学生冷嘲热讽,被冷嘲热讽。另一位假冒的UC Berkeley历史系少数族裔的教授发了一篇“匿名”“公开”信(本身匿名就跟公开矛盾)反对“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还声称如果公开姓名会丢掉饭碗。但是人们一查,Berkeley大学历史系少数族裔教授总共就一男两女,都是自由派,不可能发这种所谓的公开信。最大的破绽是自称写给包括Thomas Sowell的信,里面摘抄了很多Thomas Sowell 写的书《Intellectuals and Races》里面的案例。一个自称是伯克利教授的人,怎么会完全没有自己的观点和数据,就完全照抄别人的,难道是为了告诉他,我抄你的内容抄得不错?

是什么原因使得很多海外第一代移民华人跟社会的主流文明相去甚远,甚至是站到了文明的对立面呢?最近读了林垚写的《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很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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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文章的着眼点主要是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但是也同样适用于海外的第一代华人移民。那么右倾的海外华人移民都是哪些人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这几种。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

改开后第一代华人移民,许多人在出国前所接受的教育,掺杂着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体,可以说是三观从来就不正。经过改革开放,稍微有一点打破了城乡阶级差别的年代,没有身份地位,背景普通的人,通过高考这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得以以草根的出身考取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工作,并定居下来。这已经比很多其他身处社会底层,或者得不到教育机会的人幸运太多了。

但是这些人到了海外,以为所有的这些都是靠自己的个人努力得来的,而不是由于有政策惠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穷,上不了学,没有好的工作,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而忽略了各种环境和社会因素。现在眼看着中美贸易战爆发,中美有新冷战爆发的趋势。美国对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尤其是从中国来的理工科的留学生增加了限制,工作签证也越来越难拿,在美国留下来工作就会难上加难。这样他们还会觉得有今天一份不错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没有外力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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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点就是所谓的公车效应。自己要上公交车的时候,就拼命喊,车上还有地方,挤一挤,让我上去。等到自己上了车,就会说,别挤了别挤了,车上人已经太多了,太挤了,等下一趟把。再看看微博上,各种仇视广州黑人,仇视穆斯林,各种地域歧视,瞧不起穷苦人的帖子比比皆是。这种人到了国外,又岂有不歧视当地黑人穆斯林的道理?

大家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听话,要服从,要守秩序。崇尚强权,相信强有力的政府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对于破坏秩序,挑战权威的人,则天生反感。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觉得社会优胜劣汰属于正常,社会不需要养懒人,对于天生弱势的人,没有同情心,没有同理心。本质上就右倾,倾向于共和党的意识形态。觉得黑人就是智商低,懒,吃福利,爱犯罪。但是如果黑人不是因为出生时就处在恶劣的环境里,三分之一的人因为种种因素被关进监狱,他们是不是就真的智商低,爱犯罪呢。统计数字表明智商跟种族并没有明显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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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的地位比较尴尬,一方面自己就是少数族裔,属于被白人歧视和排挤的对象,例如川普不久前才刚刚宣布要剥夺3000名来自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能在网上发表言论的海外华人,觉得自己刻苦努力,上不错的学校毕业,能够获得一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但是这一部分获得不错工作机会的华人,其实只占华人移民的很少一部分。

统计数据表明,最富有的10%华人比最不富有的10%华人财富相差了10倍以上。华人高学历移民,本身就是带着privilege(特权)来的。真正平均意义上的华人,大学入学率还不如西班牙裔。所以他们的看法本身已经存在了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并不具有普遍性。

许多华人觉得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于类似于白人的社会地位,并且以白人赋予的“模范少数族裔”自居。且不说这种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本身就是白人强加的一种用于分化各少数族裔的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所以从价值取向上,与白人接近,也歧视像非裔,墨西哥裔等其他的少数族裔,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万一有什么事件,华人利益受损的时候,别的少数族裔也不会来帮你发声。

许多第一代华人家长们还惊呼美国的大学都被“白左”占领了。大学里的教授,普遍都有学术独立性,而不会去参与党派政治。美国的大学里,教授的内容自然也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普世价值。鼓励人们追求平等公义,关怀弱势。总不可能教学生“人穷是因为自己不努力”,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吧。在机会均等的条件达不到的前提下,自然就会用一些补偿的办法来达到结果的尽可能平等。所以这些学生家长们一方面抗议学校都是“白左”,这些“白左”学校要降低亚裔学生的录取率,但是他们还是削尖了脑袋想要进藤校。结果进了藤校教育出来的子女大都抱持着自由主义思想的“白左”,要求学校在招生过程中能够做到平权,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二、相信灯塔主义

很多海外华人在政治上“川化”且“反文明”的原因在于灯塔主义(Beaconism),就是以美国的制度作为灯塔。

这批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以来受的教育,基本上受到的教育还是比较西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接受的是以绝对自由市场经济为主的自由主义经济流派,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是好的,政府越少干预越好,应该是小政府少干预少福利。这跟他们的父辈一代主要受毛式共产主义的教育截然相反。所以这些人相信毛式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左,跟西方主要是美国的自由派强调的社会公平,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女权、关注LGBTQ群体的权利的左是一回事。从而对民主党所宣传的“左派”观点,产生天然的反感,而去天然靠拢比较右的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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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因为认知的原因,觉得美国是自由世界的灯塔,灯塔国怎么可能有体制性的缺点呢?所以美国这些人上街抗议系统性不公就是瞎胡闹,挖灯塔国的墙角,就是搞文革,要推翻民选的政府。

这些人认知的局限性,看不到历史上对黑人系统性的歧视。比如各种政策,不让黑人在白人聚集的地方买房;大规模的修建监狱,把黑人抓进监狱去,导致黑人社区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小孩受不到良好教育的恶性循环。还有研究表明,警察白天截停的黑人车辆明显比白人多,到了晚上,则差不多,原因是因为晚上分辨不清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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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不到系统性歧视和压迫的存在,说这只是一起孤立的警察过分使用武力事件。但是群众反对的却是公权力的滥用,导致少数族裔被虐杀的事件。认知上的差距,导致了对事件判断和认识上的巨大落差。

三、以微信等中文自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源

许多海外第一代华人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微信群和公众号。他们普遍不相信主流媒体,或者说是看不懂,曾几何时,微信成为了这些华人群体的主要消息来源。而微信的特点就是封闭,不像微博或者推特,一个人的发言所有人都可以看见。

微信则是把人群划分到了一个一个彼此分离不可见的小圈子里。一个人在朋友圈的分享,只有他的好友可见。一个人在群里的发言,可以看见的不超过500人。而且500人也不会每个人都去看。微信的这种分散管理机制,一个个独立的小圈子成为了一个个的信息孤岛(information island)。这种彼此之间分离不可见的信息孤岛,为良性信息的有效传播提供了阻碍和控制机制,同时也为谣言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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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微信上的内容,搜索引擎搜索不到,在微信里直接打开搜索引擎搜索不方便,所以为信息的查证增加了难度。而传播谣言和情绪化煽动性文字的人,则随手转发,一两秒钟就传递了出去。

微信上各种以吸引流量为唯一目的的大量自媒体也不会去核实发布信息的真伪,只要能带来流量,则怎么骇人听闻怎么吸引眼球怎么来。平实说理的文章,传播效果显然不如煽动性文字好。况且不排除像环球时报、观察者网等这种专门带舆论节奏的媒体的推波助澜。所以微信上是各种谣言,misinformation(错误信息)的重灾区。微信上流传的各种简体中文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保守估计,不高于5%。

近期微信群里广泛流传的右翼信息,除了前面说的假冒Berkeley教授的匿名公开信以外,还有被华人右翼广泛引用的Candance Owens的言论。众所周知,白人右翼分子一些反对黑人平权的看法,自己不方便讲,讲了会被人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但是找一个黑人来代言,就不会被扣种族主义的帽子了。受众会说,有真知灼见而且敢言的黑人也这么说,就没问题了。

说到这个Candance Owens可就有意思了。此Candance Owens本来是个自由派,且反对共和党和川普。2015年与人共同创办了180度网站(Degree180.已关停)并担任CEO,这个网站并非政治观点网站,但经常发布反川普的内容。2016年,Owens因其的创业项目“社交解剖”网站卷入到一场当时很轰动的网络大战中(被称为gamergate),是因为这个跟踪网络霸凌者的网站引起了侵犯隐私权的争议。而这个时候著名的川普支持者,以阴谋论和极右观点著称的网红Mike Cernovich向她伸出了援手。从此之后,她摇身一变,成了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欧文斯说:

“我一夜之间变成了保守派。自由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真正的巨魔。”

Owens以黑人保守主义者代言人身份一路高歌猛进,活跃于美国极右翼知名阴谋论网站——由Alex Jones创办的Infowars网站和右派新闻堡垒Foxnews,她批黑人,批民主党伪善,批女权,批米兔(me too)运动,声名显赫,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了美国名气最大的黑人右翼网红。值得一提的是,在节目上激情四射,经常痛苦流涕的阴谋论专家Alex Jones,因为散播仇恨言论,先后被美国各大公众社交平台youtube,推特和脸书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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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s上Infowars访谈

而Owens本人,有一次访谈中说,自己不反对民族主义,只反对全球化。希特勒是个民族社会主义者,如果他只是想让德国更为伟大,并且能做得很好,那就很不错。但是他要把这种经验向别处推广,要搞全球主义,这就不行了。她的这段谈话,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如果希特勒只是为了本国强大,就可以用谎言控制国内言论,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么?她讲这段话的目的,明显是想套用川普make xx great的句式,趁机向川普示好。可是类比明显不当,让人们把川普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去年在新西兰两个清真寺杀了49人的那个疯子,宣言中除了说天朝与他价值观最接近之外,还说这位Owens给了他最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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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很多海外华人不看当地的电视台,不看主流媒体英文报道,只沉浸于微信中文环境的misinformation海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巨大偏差,犬儒主义盛行。各种颠倒是非,扭曲价值观的内容十分盛行。例如把维权抗争污蔑为打砸抢,搞文革。当别人指出这种认识偏差时,他们又会说你“白左”,“圣母婊”,这是在拿政治正确来钳制我的言论。这完全就是曲解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有些冒犯性的言论不允许讲,不然传播hate speech(仇恨言论)的人就会承担一定的民事后果,例如丢掉工作,这跟限制政府的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完全是两回事。解雇错误言论的人的主体是私营企业,不是政府。这跟纠正错误言论完全就是两回事。

今年由于大选临近,网上的信息战也在加剧,现在这种右倾化的趋势也越来越厉害,很多人就是容易被微信的misinformation带着走。如何防止这种不良倾向呢?可以参考前文《如何识破阴谋论和辨别假新闻》,最好就是能远离微信这个信息污染严重的简体中文信息圈,多看英文网站,多使用搜索引擎,养成fact check的好习惯。

对于英文不好的朋友,很多新闻媒体有中文版,例如纽约时报中文网,华尔街日版中文版,BBC中文网,Reuters也有中文版等等。多学习多思考,学习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样就可以不被别人轻易操纵情绪,牵着鼻子走。

四、对左倾危害体验深刻所以对政治运动中的左派疑虑重重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很大一批人,本身并非川普政策的支持者。也有很多是如第二条所说的,对过去的毛式极左路线例如文革的实践深恶痛绝,会发现运动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跟文革有些许相似之处,他们也反对群众运动有任何的暴力成分。同时发现现在以“政治正确”为主导的言论环境下,有些本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之内的言论会遭到某种程度的打压和排挤,再加上上面提到的微信中文媒体圈故意夸大扭曲渲染右翼言论的事实,他们会表现出一定程度对运动方向的忧虑,担心言论自由空间会被侵蚀。

例如纽约时报评论主编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因为发表了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的观点文章,支持开枪镇压骚乱和打砸抢者,引发了巨大争议,从而被迫辞职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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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个人比较倾向于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报纸应该有自己的操守,并不是什么样的言论都适合登载。而且美国言论自由的界限已经很宽泛了,例如在德国不合法的纳粹言论在美国是完全合法的,3k也依然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人对自己的定位应该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只是担忧民权运动的方向可能会被某些极左的趋势绑架。

在如今欧美舆论场,政界,商界,艺术界,都占主流地位的所谓“政治正确”,是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不可以公开对特定团体使用侮辱性或者有冒犯性的词语,属于表达方面的禁忌。最典型的,就比如N word之类带有种族歧视字眼的使用。后来扩展到不能在媒体上说一些弱势族群基于人种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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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本身对于保护弱势族群是完全必要的,不然不是允许种族歧视的言论大行其道。比如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有段时间因为总统出于政治需要称呼为“中国病毒”,导致一些亚裔受到歧视,遭到当地人指责是他们把病毒带到美国来了。这个时候就知道政治正确的必要性了。人们应该反对的是过分强调政治正确,从而导致正常的讨论无法进行,或者影响到了正常的艺术评价的趋势。这跟饭吃多了不可以,但是不能反对吃饭本身是同样的道理。

说起政治正确,2017年橄榄球赛季的时候,前旧金山淘金者队的四分卫球星Colin Kaepernick在奏国歌时单膝下跪支持BLM,被美国总统骂了粗口。之后没有任何橄榄球队跟他续签合同,导致他失业至今。因为Floyd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爆发后,NFL的老板终于对Colin Kaepernick的遭遇表示了歉意。2017年Kaepernick丢了饭碗的时候,怎么没见有人为他鸣不平,说侵犯了言论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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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运动中有些表象类似于文革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但是这其实是任何群众运动都有可能会发生的现象,比如五四运动还有火烧赵家楼呢,那岂不是任何群众运动都可以像文革。某次群众运动像文革的说法,基本上源于对历史的无知再加上自己对历史的想象。这种群众自发组织的运动和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奉旨造反的文革,从发动者,运动初衷,形式,方向以及达到的目的等各个方面,全都不同。把群众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一方面把美国形容得一片混乱,另一方面却把文革说得相对理性文明,淡化了文革的罪恶,误导性非常明显,所以这种说法是十分有害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考拙文《美国反对压迫抗议运动像中国文革了吗》。

关于群众运动中是否可以允许暴力,也有很大的分歧。对于任何一个没有强力领袖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任何个人都很难掌控运动的大局和方向,也无法控制趁机混入队伍制造混乱和打砸抢的人的所作所为。就如马丁·路德金所说:骚乱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

根据社会契约理论,政府的权力是公民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力而得来的。所以当公权力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不受侵害的时候,公民奋起反抗公权力的滥用并没有什么不妥,完全合理合法。我们可以反对运动中的暴力,但是也应该倾听运动中的诉求和呼声。对于一些针对公权力的暴力,要探究其根源,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自然就不会有暴力出现了。这其实也符合《独立宣言》中关于政府是如何产生的论述。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人民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同意而产生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造成破坏,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来源时间:2020/6/27   发布时间:2020/6/19

旧文章ID:22152

大金主纷纷停止投放广告,脸书和推特终于尝到了自种的苦果

作者:鲍南  来源:长安观察

美国疫情肆虐至今,按理说,作为“宅经济”中坚的社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本该迎来发展利好。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两大巨头近日都遭遇了重击。据报道,联合利华、本田汽车、Verizon等90多家知名企业全部停止了在其平台上的广告投放。

至于原因,联合利华的声明颇具代表性——“鉴于我们的责任以及美国国内两极对立的气氛,当前继续在这些平台上做广告不会为人们和社会增加价值。”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在极端化的脸书和推特投放广告简直有损本公司形象。

脸书和推特看似业务广阔、用户众多,但广告收入才是其命脉。就拿脸书来说,今年一季度广告收入高达174.4亿美元,占到总营收的98.3%。这个意义上,比起数亿用户,800多万广告主才是这两大平台真正的“衣食父母”。

“金主”的突然反水,对这两大平台的触动可比外界的批判、控告和罚款大得多。扎克伯格迅速开始了危机公关,表示“我们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来保护我们的社区安全”,声称“公司将改变政策,禁止在广告中发表仇恨言论”,颇有一副无辜与果决的样子。

但实际上,脸书和推特纯属自作自受。自诞生以来,这两家公司就在不断地表示自己投入了多少美金扩大审核团队;打造了多么强大的AI自动过滤功能;创造了怎样的灵活机制确保内容健康……但我们看到的是,“反穆斯林言论”被纵容过,“美化纳粹言论”被支持过,“反对暴力宣言”被删除过。

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脸书的表现就堪称“令人发指”。那些乱港暴徒一边在线下打砸抢烧,一边在脸书上编造“爆眼女”“拧脖死”“警察开枪”等耸人听闻的谣言。而脸书是怎么做的?以“散布假新闻”为由,将近千个揭露暴徒行径的个人账户乃至媒体账号直接限流、禁言、封号,同时对反对派幕后“文宣团队”的信口雌黄“失明”,完全充当了乱港分子帮凶的角色。

在震惊全美的“弗洛伊德之死”中,脸书和推特又一次实力演绎“双标”。比如,面对“一旦发生抢劫,那么就开始枪击”这一极端言论,推特只是给它打上了一个“美化暴力”的标签,脸书则以不做“事实的仲裁者”为由而无所作为。要问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这是美国政治极端化和仇恨情绪言论的一大源头——总统特朗普的言论。

与此同时,脸书和推特还在忙不迭地污名化《今日俄罗斯》、俄罗斯卫星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外国媒体,指责中俄媒体让疫情和“黑人之死”的报道变得“混乱”。虚伪至极、贼喊抓贼,让社交平台成为一些人攻讦、歧视、挑动分歧与煽动暴力的舞台。

总结起来,需要为美国的“人权教师爷”人设服务时,脸书与推特就是“言论自由”的先锋;需要为美国总统服务时,他们就是“客观中立”的捍卫者;需要为“颜色革命”服务时,他们“一开口就是‘老双标’”……两家公司希望左右逢源、坐着数钱,殊不知,玩火者必自焚。一夜蒸发500多亿美元市值不是结束,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停止拿仇恨赚钱(#StopHateforProfit)”运动,脸书与推特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

来源时间:2020/6/27   发布时间:2020/6/27

旧文章ID:22151

“太平洋威慑计划”,一场事先张扬的战略剿杀

作者:  来源:今日头条–南海之声

6月11日,华盛顿特区,阴雨。

在新古典风格的美国国会大厦北翼,一场关于美国国防战略未来的法案正在参议院会议大厅里举行投票。

这是一项涉及7400亿美元的法案,内容覆盖从官兵薪资、装备采购到与大国竞争等各个方面。它将以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名义被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审议。

25票支持,2票反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Jim Inhofe)宣布法案通过,并递交参议院全体成员审议。

英霍夫似乎对法案的通过志在必得。根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的报道,早在5月28日,英霍夫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最高民主党人里德(Jack Reed)便在“战争困境”网站(War on the Rocks)上撰文称,“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这项计划将向中国发出明确信号:美国完全致力于捍卫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利益。”

他们所说的这项计划,就是国防授权法案中最引人关注的部分——“太平洋威慑计划”(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太平洋威慑计划”,一场事先张扬的战略剿杀"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美国参议院起草的“太平洋威慑计划”旨在加强对中国的威慑。

“太平洋威慑计划”,转战海洋剑指中国

“太平洋威慑计划”预计在未来两个财年拨款近70亿美元,用于支持对陆基远程导弹的投资,以及支持“战区导弹防御、远征机场和港口基础设施、燃料和弹药储存”,以实现作战平台的现代化,提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威慑力。

两位议员甚至不加掩饰地在文章中喊话中国,“我们希望给中方留下一个结论:你们在军事上不可能赢,所以根本想都不要想。”

实际上,这一脱胎于“欧洲威慑计划”并被称为其2.0版本的“太平洋威慑计划”,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与近年来美国全球军事战略中心转向亚太地区一脉相承。

"“太平洋威慑计划”,一场事先张扬的战略剿杀"

当地时间2014年1月28日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再次提到“亚太再平衡策略”。

早在奥巴马主政白宫的2012年1月,美国便宣布将缩减陆军规模,并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转而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维护亚太的“安全与繁荣”。此后,这个旨在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转移,一直作为21世纪美国国防的优先任务被执行下来。

虽然椭圆形办公室的现任主人习惯对其前任的各项政策嗤之以鼻,但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似乎已经成为当前美国军政界最大的政治正确。

"“太平洋威慑计划”,一场事先张扬的战略剿杀"

南海之声漫评:“冷战”制造者

据悉,该项法案还必须与由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版本的法案相协调,然后才能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但在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Adam Smith)和该委员会最高共和党人索恩伯里(Mac Thornberry)都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太平洋威慑计划”。

从亚太到印太,美国紧缩“包围圈”

根据美国国防部2018年底公布的报告,美军的海外基地数量已经从鼎盛时期的2000多个裁撤至514个。尽管这已是美国历史上最小规模的海外基地数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数量却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目前,美国在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总量占了美军海外基地总数的40%有余。其中,新建成的韩国平泽基地总面积达1468万平方米,可容纳部署4.3万人,是美军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军事设施最完善的海外基地。

除了东北亚地区的部署,美军日益强化其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根据美国与新加坡的协议,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可以为美军第七舰队及其他过往船只提供后勤补给和维护服务,而这个基地也是南海沿岸地区唯一能够为航母提供补给的基地,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太平洋威慑计划”,一场事先张扬的战略剿杀"

南海之声漫评:重返金兰湾

在菲律宾,除了早已到手的5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正在积极谋划“重返苏比克湾”,以期实现从新加坡樟宜港和日本横须贺港之间的中转,为长期执行“南海航行自由”铺路。此外,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允许美军访问性使用苏门答腊港和金兰湾等海军设施,而关于金兰湾基地的租借谈判也正大张旗鼓地进行。

2018年5月,美军将其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一个月后,时任美国防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峰会演讲时首次公开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当前,美国已经与印度达成后勤协议,允许对方的武装部队使用各自的军事设施,而迪戈加西亚则是美军在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至此,西太平洋的关岛、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和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三地形成的V型威慑,将为美国新的印太战略提供支撑。

南海区域“航行自由”,威慑与拉拢并存

在遏制中国战略的牵引下,美军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越来越频繁。近年来,美军在南海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频次、烈度和针对性日益增强,大有将类似行动常态化之势。

根据中国南海研究院发布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20)》中的相关统计:2017年美在南海开展了4次所谓“航行自由行动”,2018年开展了5次,2019年则达到8次。2020年,仅1月至5月,公开披露的美海军对中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就已经有5次。

"“太平洋威慑计划”,一场事先张扬的战略剿杀"

美国海军“吉福兹”号濒海战斗舰与日本自卫队训练舰在南海演习(图片来源:环球网)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6月23日。根据环球网的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当日发布消息,宣称美国海军“吉福兹”号濒海战斗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多艘训练舰当天在南海开展了双边演习。美国太平洋舰队同时表示,“吉福兹”号濒海战斗舰目前正在执行第七舰队的轮换部署任务,以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除了所谓“航行自由”,美国在拉拢南海区域国家上也是不遗余力。美国不仅挺身而出,为东盟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撑腰打气”,更以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安全为借口,向这些国家出售海空军武器装备,并组织这些国家在有争议的海域频繁展开针对性军事对峙和演习。

在4月2日越南渔船非法进入西沙群岛海域进行侵渔活动,并撞上中国海警船后沉没的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发表声明,称是“中国海警船撞沉了越南渔船”,并指责这是“中国一系列维护非法海洋主张并使其东南亚邻国处于不利地位行动中的最新事件”。在5月中旬媒体曝光的2020环太平洋军演名单中,越南也首次受邀参加。

中国立场:战而不惧、冷静克制

面对美国日益常态化的武力炫耀和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毫不示弱,采取了针对性的行动。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华敏大校曾表示,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履行职责使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实际上,近些年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有目共睹。尽管当前中国军费预算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但从2016年底启动军事现代化改革以来,中国正在积极构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体系。

"“太平洋威慑计划”,一场事先张扬的战略剿杀"

东风-41核导弹方队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通过天安门广场(图片来源:新华社)

2019年公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将用包括15式坦克、052D驱逐舰、歼-20战机以及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在内的高新技术装备来列装部队。

对此,长期供职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科特斯·库珀曾公开表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重组和增强中国防卫力量的史无前例的重大工作,一旦中国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到2035年,与美国及其盟国军队相比,中国军队在亚太地区的海陆空、太空、网络空间和电磁空间的战斗能力将持平甚至略高,这将让美方在冲突爆发时做出应对变得更加艰难。”

"“太平洋威慑计划”,一场事先张扬的战略剿杀"

2月20日,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在老挝万象举行。(图片来源:新华社)

只是,中国从来无意于争当世界霸主,也历来以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为己任。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两会记者会曾介绍说,近几年,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不断趋稳向好,“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也在加速有序推进。疫情期间,一艘艘船只、一架架飞机装载着抗疫物资在南海往来穿梭,南海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携手抗疫的合作之海、互助之海。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相关数据,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1.7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7%。东盟已超越欧美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发展经济和制造争端之间,南海国家已经做出了选择。

来源时间:2020/6/27   发布时间:2020/6/24

旧文章ID:22150

寻找丁龙的真实身份(下)关键线索:家书和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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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家基  来源:澎湃新闻

在寻找和确定Dean Lung的身份的过程中,由马万昌的后人提供的四份证物的照片起了关键的作用,这包括:

1) 1972年,马万昌的儿子马维硕写给儿女的家书;

2)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3)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4) 1907年9月,美国Galway邮局寄给台山白沙千秋里Dean Lung(进隆万昌)的信封。

目前,我们得到了保留在马万昌后人手里的这些物证的照片,可以得出Dean Lung就是马万昌的结论。下面,分别就这几份物证展开叙述与讨论。

第一封信

最早指引我们将Dean Lung与马进隆以及马万昌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封写于48年前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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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马万昌的儿子马维硕写给儿女的家书。

写信人名叫马维硕,是广东省台山市白沙镇千秋里村人,退休前一直在千秋里附近的达德小学教书。据马氏家谱记载,马万昌共育有二子四女,大儿子士勤,二儿子士筹(维硕)。其中维硕又育有二子五女,现在其后人大多居美国。

1972年8月18日,马维硕写了一封家信给在美国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以及儿媳妇,他提到自己的父亲马万昌,早年到美国谋生,取名马进隆,英文名Mar Dean Lung。马万昌在美国曾受雇于一位富人,信中说道:“美国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时,曾邀请各处大富翁共商大计,当其时你祖父作为富翁的近身随员资格,亦参加在席,而会议上发出劝捐筹款,你祖父捐出美金一万元。”这正是Dean Lung在美国受雇于卡本蒂埃而后捐款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系的故事。

这封信的部分截图公布后,有人对其真实性以及信中的内容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我将这封信与国内保存的马维硕所写的其它文件进行了字迹比较,字迹显示为同一个人所写。可是,信中说马万昌在美国“取名马进隆”(Mar Dean Lung),但目前所知道的Dean Lung在美国的所有文件上使用的名字为什么都是Dean Lung呢?

这或许应从一段历史讲起。当年,一部分台山和五邑地区的华人是以“卖猪仔”的形式抵达美国的,因此他们有许多人用了虚假的名字。而马万昌是否因被“卖猪仔”到美国,目前没有确凿的资料佐证。

多年来,台山市侨联接待海外华人的后裔回乡寻根问祖时,常常会遇到这些华人的后裔提供先辈的姓名并非他们原来在家乡时的姓名,而是到美国后用的新姓名。这或许也是Dean Lung的真实身份难寻的缘由。

2009年,美国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亚裔研究系系主任谭雅伦教授(Prof. Marlon K. Hom)在清华大学讲演时曾提到,“早年非英语国家的新移民入境时,美国移民局登记姓名的记录常常出错,有的以姓当名,有的以名为姓。这种情况反映出早期华人移民的一个令人深思反省的文化差异现象:这里既有美国移民官员对非英文语系国家的文化没有认识,对这类新移民的入境身份处理粗鲁,糊涂,也有华人移民不了解移民程序,对移民过程中自己的姓名混乱也不知道或不关心。更有可能是当年这些华裔新移民也有语言障碍,怕麻烦而将错就错。”

马万昌于1905年底离开了美国,以前的研究提到:他不知所终。其实,当时他返回了家乡,生儿育女。晚年时,他曾把自己在美国的故事告诉了维硕,后于1936年10月(根据马维硕的自传所提及)在家乡逝世。

几十年里,马维硕对父亲的那段经历三缄其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马万昌在家乡先后为两个儿子以及其兄弟盖了四所楼房,购买了田地与新宁铁路的股票,在香港投资,算是村里的有钱人。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马万昌投资的新宁铁路被毁,投资血本无归,香港的产业也被居心不良的同乡吞没,从此断了家庭经济来源,不得不变卖家中土地。到解放时,家产基本卖光,因此家庭成分被评为贫农。我猜想,马维硕为了表示“决意背叛原有阶级”(引自马维硕本人所写的材料),因此不愿意向儿女提起这段往事,以避免被当时的政治运动波及。

此外,马维硕的两个儿子很小就到香港打工(后来去了美国),如马维硕信中所说:“因为你们年少出外,所以为父未尝提及过此事”。

但是,马维硕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要去哥伦比亚大学看一看”。因此,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美关系往正常方向发展,马维硕向儿女们讲述了父亲马万昌的故事,并把保存下来的英文信转给了在美国的儿子。

遗憾的是,尽管马维硕在退休后移居美国,但儿子由于英文水平有限,孙子和孙女也忙于紧张的工作,一直没有陪同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

"马维硕夫妇在移居美国前在祖居门前合影。"

马维硕夫妇在移居美国前在祖居门前合影。

第二封信

2020年4月17日,马万昌的后人提供了一封署名为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这封信由于保存年代久,墨水已渗透到了背面。先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

戈尔韦,1917年11月17日

亲爱的Dean Lung,

我收到了你9月26日的信。

我很高兴知道你收到了你的债券金。很抱歉,金额太小了,但很好,现在的价格要低差不多150美元。一大笔钱贬值了,许多曾经富有的人现在都变穷了。

我很高兴知道你母亲和家人都很好。新出生的男孩怎么样?霍勒斯·范·鲁阿雷鲁和她的儿子现在来拜访。我们刚刚上山,在美丽的“丁龙路”上,去看望威廉森太太。她很好。

克罗蒂埃夫人去了加利福尼亚。那里的事情非常糟糕,令人沮丧。那里的有钱人必须付他们(此处不清)现在到期应该要付的钱。朱安·罗伯特·格伦先生和姑娘们来了。我很高兴知道你想再次访问美国。我希望你能这样做。最后,这所房子整洁、温暖、舒适。水从山上流到井里,也流到公园边的饮用泉里。住在这里对穷人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我很好

我记得马(Mah)和吉姆(Jim)。

你的朋友。

H.W.C.

这封信寄自戈尔韦(Galway),正是丁龙原来的雇主卡本蒂埃(H.W.Carpentier)的家乡。H.W.C.是卡本蒂埃签名时常用的缩写。我得到信件照片后,立即与手头掌握的卡本蒂埃的书信字迹进行了对比,能证明这是卡本蒂埃的手迹。后来,长期从事Dean Lung与卡本蒂埃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专家米亚一看这信的照片就确定是卡本蒂埃的手迹。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的日期。从照片上看,写信时间为1917年。4月22日,我在写给信的持有人,马万昌的曾孙女马嘉燕女士的邮件中提出了两点疑问:

首先,此信的内容与1907年9月17日的另一封H.W.C.写给Dean Lung的信在内容上有很多共通之处,都提到了寄去的钱(债券金),新修的水管引水到家,以及Dean Lung路。如果相隔十年还说同样的几件事情,在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

其次,信中H.W.C.问Dean Lung,“新出生的男孩怎么样?”。马万昌只有两个儿子,1917年没有儿子出生。而根据家谱记载,马维硕(士筹)出生于生于光绪卅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公历1907年5月11日)。时间正好对应得上此信的日期1907年11月。

"马家家谱"

马家家谱

马嘉燕及其表兄,马万昌的曾外孙黄畅泉后来回复我,他们在仔细看过原件后确认,信上写的确实是1907年,而非1917年。

阅读此信,我们似乎感觉得到,卡本蒂埃与Dean Lung已经超出了雇主与仆人的关系,他们是以平等的身份,以老朋友的口吻在叙旧。他们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而共同捐款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全美最大最好的汉学系,他们憧憬着再次相聚在美国。

第三封信

在仔细研究了这封H.W.C.写给Dean Lung的信后,我根据信的内容推测,在这之前应该还有其它的来信,因此希望马嘉燕继续寻找。4月26日,通过联络人黄祥光,我得到了以下的这封同为H.W.C.写给Dean Lung的信件的照片: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这封信的字体明显与前面一封信不同。另外一处明显与H.W.C.以往的书信习惯不一致的地方是,这封信在日期那一行只写了“9月17日”,而没有写年份。

米亚看过此信的照片后,她认为:“这两封信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我一眼能认出,日期为11月份的信肯定是卡本蒂埃亲笔所写。但另外一封日期为9月的信件则不那么像他的笔迹,这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巴纳德档案馆所看到的一些信件的笔迹更相似。跟据我的研究,可能是卡本蒂埃口述,由寄宿在他家的女管家卡罗琳·克罗克尔代笔。卡本蒂埃在晚年,确实会口述,然后由这位女士替他书写。”

但无论如何,这是H.W.C.写给Dean Lung的另外一封信。我们看看信里都说了什么:

9月17日,戈尔韦

亲爱的Dean Lung,

我亲自驾驶着约翰逊先生新组建的骏马车队上山,三英里长的Dean Lung路是萨拉托加县最棒、最好的公路。我希望你能再来看看。而且天气很好。

你一定是在这之前收到了我8月4日的信,寄去了你的钱。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你的事情。你有多少土地,什么样的房屋?你总共有多少钱和财产像个富有的人?你要养活多少人?我关心这些东西。

除了现在重感冒以外,我还是很好,我希望很快能治好。天气又暖和又好。

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我想我告诉过你,我们有很好很深的井,有蓄水池和风车,在学校房子后面的小山上,有从地下室到阁楼的水管,还有地上的水管。非常方便!

克罗里奇先生已经放弃了他的商店,我也买下了他的房子和土地。我现在拥有的土地比我想要的或能照顾的还多。我们很孤独。

请再来看看我。

我希望你妈妈和大家都好。

你的朋友

H. W. C.

与11月17日的信的内容相似,卡本蒂埃和老朋友Dean Lung聊着家常。他很关心Dean Lung回乡后的生活,同时他也表达了对Dean Lung的母亲和家人的问候。

从信中还可以读到,尽管Dean Lung离开卡本蒂埃才不到两年,但离开了Dean Lung的陪伴和照顾,卡本蒂埃感到很孤独,因此才在这封信中对Dean Lung说“我希望你能再来看看。”他热切期待和老朋友再度相见。

但这封信究竟写于哪一年呢?在收到这封信的同时,我还得到一个1907年9月发自戈尔韦(Galway)的信封的照片。

信封

4月26日,通过联络人黄祥光,我得到了上述H.W.C.签署的发给Dean Lung的信件的照片,同时还有一个1907年9月从Galway寄到千秋里,给“Dean Lung进隆万昌”的信封。

正是这个信封让我确信马万昌就是进隆,也就是Dean Lung本人。

信封以中英文写成。英文是Dean Lung, Bark Sha Post Office, Sun Ning, Canton, Ch(ina),中文是“广东新宁白沙旺(此字残缺)记信馆交千秋里村进隆万昌收”。

当Dean Lung,进隆和万昌这三个名字作为收信人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信封上,便证明了一切。

""

这个信封“的邮戳因被虫蛀导致某些信息缺失,但它却保留了最重要的信息:此信发自Galway(戈尔韦),时间是1907年9月。

至于为何有两个落地戳,信为何寄到旺记信馆交进隆万昌收,而进隆万昌为什么是同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李柏达在《新闻调查》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李柏达认为:这封信有两个落地戳,一个(丁未九月十九日)是邮局收信日期,另一个(丁未九月廿日)是邮局送信日期;旺记信馆是当时兼办华侨私信的机构,在1913年出版的《万国寄信便览》中广东新宁白沙的信馆名录上,确有“旺记邮政局”;信封上的收信人“进隆万昌”是同一个人,因为写信有规矩,如果信寄给两个人,两个名字是并列写的。信封上的“进隆万昌”并非并列,由此判断是同一个而不是两个人。

"这可能是Dean

这可能是Dean Lung提前所好的信封。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质疑就是,没有资料证明卡本蒂埃学过中文,也不知道他能够写中文。那么这个既有英文又有中文的信封出自谁之手?

一种可能性是继续留在卡本蒂埃家中工作的新宁人Mah Jim帮卡本蒂埃写的。这种可能性仅仅是猜测,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

我将疑问告诉马嘉燕,她回复:这个信封很可能是Dean Lung写了,留给H.W.C.的。

Dean Lung在离开卡本蒂埃回国前,为了方便日后卡本蒂埃与自己通信来往,事前写好了一些留有家乡地址和姓名的信封交给卡本蒂埃。作为卡本蒂埃多年的贴身随从与管家,心思缜密而且体贴人的Dean Lung完全会这样做。

我把这个信封与已知的Dean Lung所写的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捐款信的笔迹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左边为信封上的笔迹,右边为Dean Lung的捐款信。看看两个文件上面相同的文字或字母的相同之处,我相信读者也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信封上Dean

信封上Dean Lung的字迹。

"Dean

Dean Lung所写的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捐款信。

"对比两封信件可见,Dean

对比两封信件可见,Dean Lung的写法、大写字母S的写法、大写字母N的写法、ing的写法、大写C以及字母ton的写法基本一致。

那么,信封上面那些漂亮的中文字是否Dean Lung马万昌的笔迹呢?

按照卡本蒂埃对Dean Lung的描述,他并非一个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而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确有可能能够写出那样漂亮的中文字。后来,我向马万昌的后人询问是否有保留任何马万昌的手迹,至今为止,尚未得到答复。

而由于马万昌的后人大部分都移居海外,马万昌晚年时和马维硕一起居住的祖屋前几年遭受了入屋盗窃,许多物品被窃。加之祖屋久无人住,许多东西发霉了,前两年马万昌的曾外孙回国时曾经请千秋里的邻居帮忙清理扔掉了许多的书报纸张,很多可能有价值的东西估计都被扔掉了。

另外,马维硕临出国定居前曾把一个保险柜交给曾外孙保管。然而,这个可能装有马万昌重要文件的保险柜几年前在没有人居住的曾外孙(后来移居美国)的家中被盗。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但是我们很感激马维硕在1972年的那封家书,书中写道:“今从内信夹来英文信一封,就是在64年前你的祖父马万昌和一位很富有的美国人剩下来的一封通信,我看不识此信所讲的事情,故特寄给旅外的儿女们看看,亦为我们家史中作参考的材料,也有所收益也”。

感谢他为我们保留了这些重要的证物,帮助我们更确认Dean Lung正是台山市白沙镇千秋里村的马万昌。

(作者陈家基系南非华人学者,文中英文书信的中文版皆为作者翻译。)

来源时间:2020/6/27   发布时间:2020/6/25

旧文章ID:22149

石海明:战争、通道及大国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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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海明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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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历史,无数古哲先贤都致力于探寻战争的胜败之律及国家的兴衰之道,在东方,古有先秦时期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及《六韬》,秦汉六朝时期的《三略》与《淮南子》,隋唐宋元时期的《唐李问对》、《太白阴经》及《武经总要》,近有明清时期的《草庐经略》、《武备志》、《火龙神器阵法》及《海国图志》等;在西方,古有《高卢战记》、《谋略》及《论军事》,近有《战争论》、《战争艺术概论》、《海军战略》、《制空权》、《战争指导》及《高边疆》等。

而今,卢彦所著的《通道战》一书,基于历史对战争形式进行了另一种归纳,它紧紧围绕如下困惑扣问到:战争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核心内含,即战争的密钥?如果存在着战争密钥,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是否可以进行一种新的归纳?沿此方向,从高加索碎片到秦朝统一中国,从张骞凿空到现代战争,拭去历史烟尘,作者窥见到一个玄机:人类社会的一切战争都可以归结为通道战。

在其看来,理解这一军事新概念的两天线索散见于书中:一条是秦统一中国的密钥,这一线索在汉帝国的兴盛、大英帝国的崛起、美利坚合众国的全球统治进程中,一再复制,并升华为美国的“全通道”控制;另一条线索是“李世民效应、拿破仑困境、俾斯麦通道、周恩来规则”四个独立事件串联起来的一种新的战略——“争所必争,力戒四面出击”。应该讲,上述两条线索的发现,经得起历史经验之网的过滤。

首先,就战争的胜败之律而言,在科技进步与军事需求的双轮驱动下,人类军事对抗的疆域从一维战场延伸到多维战场,从自然战场拓展到技术战场,从有形战场进化到无形战场。无论是古代的自然中心战,近代的机器中心战及现代的网络中心战,抑或东方的陆、海、空、天、电、心之“六维作战”,西方的物理、认知、信息之“三域作战”,战争染指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社会空间及认知空间,这日益成为军事学界的一种共识。对比而言,通道战将战争重新定义为,“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可以利用的一切方式(攻守方式、动员方式、管理方式)寻求优势(主动权)并实现目标(土地、资源、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展示的是两个字——通道,即地理通道、管理通道、技术通道与思想通道。”显然,这一对战争本质的新界定,闪烁着一种洞察战史的灵气与智慧。

其次,就国家的兴衰之道而言,依据通道战理论体系,有效的通道控制是大国兴盛的必由之路,而深陷的通道依赖则是大国衰败的致命诱因。亦正因此,作者不仅指出了,我国历代王朝的治理都取决于对地理通道、管理通道、技术通道及思想通道的控制,而且,作者也特别点明了,在法国与德国的兴衰中,“没有节制,是拿破仑与俾斯麦的最大差别,也是一个踏入‘拿破仑困境’,一个破解‘拿破仑困境’的终极原因。”

的确,作为德国百年国运的奠基人俾斯麦,自1866年至1872年,凭借对战略通道的有效控制,他仅用了六年时间就使德国在统一中崛起,由此彻底变革了长期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均势,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卓然不拔的地位。然而,这并非俾斯麦的过人之处。其真正的高见在于德国崛起后对通道依赖的警惕。

具体而言,与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优越感不同,在1871年之后,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扩张已达到欧洲列强可接受的极限,为此,在其担任首相职务的将近二十年中,他积极营造周边各国与德国的和睦之气,稳定四方的目的旨在用较长的时间巩固、消化德国1866至1872年间在欧洲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也正是由于俾斯麦对通道依赖的规避,德国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上升。19世纪末,也就是在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超过英国。而就在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之后,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德国国内开始滋生起向世界扩张的冲动,通道依赖的后果,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灾难。

令人遗憾的是,在人类历史中,似乎没有一种悲剧仅仅上演一次。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教训,显然没有被美国认真汲取。依托对通道的有效控制,美国在二战后迅速步入了世界性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缘于通道依赖的魔力,其国运兴衰也开始与追求世界霸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依托通道控制获得的军事优势,美国先后于1991、1999、2001及2003年,借助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将其军事力量插入了海湾地区、巴尔干半岛和中亚地区,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了《反导条约》,打破了原有的战略平衡。这种烙有通道依赖印纪的蛮横作风,在小布什上台之后,更是以一付“舍我其谁”的霸主英姿,使美国的形象大打折扣,同时也引发了有关美国衰落的浪潮。

其实,大国兴衰本就是寻常之事,早在汉代,贾谊所著的《过秦论》就探讨过秦帝国垮塌之因,虽然它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到18世纪,英国人爱德华·吉本写了六卷本大书《罗马帝国衰亡史》,它以罗马帝国一千四百年历史作为个案,详细讨论了其政治及文化权力的衰退之迹。20世纪初,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在《西方的没落》及《历史研究》等著作中,也讨论了大国兴衰的周期循环律。而后,保罗·肯尼迪所著的《大国的兴衰》开始风靡全球,这本书恰好接上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从1500年讲到了2000年。21世纪的今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有关大国兴衰的理论,再次引起全球的关注。

具体而言,在《权力的未来》中,约瑟夫·奈认为,16世纪,西班牙通过对殖民地和黄金的控制获得了霸权地位;17世纪,荷兰从贸易和金属活动中受益,成为全球霸主;18世纪,法国凭借人口优势成就了大国地位;19世纪,英国依靠工业革命和强大的海军成为世界霸主。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时代,国家实力取决于核导弹,以及军队和坦克的数量。然而,21世纪,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在迅速使这些传统实力符号成为过去式,权力关系版图正在重新绘制。作为权力理论大师史蒂夫·卢克斯的忠实信徒,约瑟夫·奈推崇“软实力”与“巧实力”概念,认为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未必就一定获得霸权,特别是在这个权力扩散的信息网络时代。

从通道战的视角来看,约瑟夫·奈的见解其实标出了一个风向,即伴随着信息时代互联网将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社会空间及认知空间的贯通,复合通道战时代正在到来。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基于国家兴衰的利益关切,重新认识规则的改变,为赢得战争而控制通道,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命题在于,如何基于世界体系的大局考量,关注对通道的全球治理,寻求遏制战争赢得和平之道。尽管,人类对和平的追求,是一种最古老、最悲壮的追求,也是一种最痛苦、最艰辛的追求。

来源时间:2020/6/26   发布时间:2015/5/15

旧文章ID:22148

杨蓬会:一场低调会谈后面的复杂性

作者:韩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53期

当地时间6月16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会面。这是中美高级别外交官员近半年来进行的又一次会晤,上次是五个月前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赴美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其间,两国在台湾、华为等老问题,以及疫情、香港国安法等新问题上持续对峙,而美国强硬的态度,使得中美关系几乎降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中美脱钩”“中美新冷战”等悲观看法和预测在两国学界和媒体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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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悲观和焦虑的还有企业。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仅仅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企业,那些从中国市场长期获利并看好中国未来发展的美国在华企业,其全球布局和投资决策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在这个背景下举行的这次会面,虽然有些突然,但还是受到了积极的解读——能够举行公谈,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会谈后,中美双方外交部门新闻发言人就会晤具体情况做了介绍。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充分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认为这是一个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同意将继续保持接触和沟通。

会晤的前一天,6月15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全球贸易前景暗淡之际,对华贸易成为美国外贸亮点》称,在新冠肺炎疫情限制全球贸易的背景下,中国重新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报道还引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的话说:“中国看起来可能会在2020年乃至2021年成为全球GDP增长的最大引擎。我们当然希望美国公司能从中受益。”

最新数据是,今年4月,中美双边贸易额增至397亿美元,较3月份增长近43%。中国再度超越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额,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仅大豆一项,截至6月4日的五周中,中国的采购量占美国大豆总销售量的三分之二左右,超过了中美贸易摩擦没有升级时的水平。

中美关系好坏,不仅涉及中美双边,中美危机管控得好,全世界都受益。德国总理默克尔提醒,“别因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就将其视作威胁。”

对于中美危机管控,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教授包道格在与“世界对话”云论坛中表示,需要坦诚分歧、有效沟通,寻找各个领域的相处方式,互相克制和尊重对方的权威。“两国发生摩擦时,美国需考虑到中国在亚太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也需要理解,美国在该地区保持着持久的盟友和利益,所以不会放弃这一地区。”

来源时间:2020/6/26   发布时间:2020/6/26

旧文章ID:22147

我是怎样被白左精英“洗脑”的

作者:王爱玛  来源:斜杠青年王爱玛

2020年6月14日,我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了。三年前的自己,怎么都不会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毕业。

寒假刚过,武汉的疫情就开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朋友们焦急得要命,没日没夜,传播最新消息,分享捐款渠道,斯坦福中国学生会还组织捐献物资。

武汉的疫情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加州、纽约、美国各地,疫情此起彼伏。学校下半年全部网课,毕业典礼在网上举行。

毕业之前的两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在明尼苏达州被逮捕时丧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黑人同命”(Black Lives Matter)大游行。

耶鲁一个华人女生,黄艾琳,写了一封给老一辈华人家长的公开信,号召大家关注“黑人同命”运动,被一些老一辈华人发文反对,认为她是被“白左精英洗脑”,指责她“不懂感恩”,“贬低华人”.

就在这一片忙乱之中,在这样的2020年,整个世界都仿佛要崩塌的时候,我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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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最害怕听的故事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每次听,都哭得稀里哗啦无法入睡。想到小女孩一个人,光着脚丫,在雪地里艰难行走,绝望之中点亮最后一根火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长大之后我发现,原来很多朋友小时候听《卖火柴的小女孩》都会哭。

这大概就是人类高于其它生物的地方: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感。

在我们还不会说话、不知人事的时候,看到受苦难的同类,就会下意识地觉得悲伤、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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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被美国大学“洗脑”的了。

我本科就读于一所文理学院,Wesleyan University,号称东部文理学院中的“小三杰“,学生们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简直是很多人眼中的“白左精英”典型。

我周围的美国同学们一个个都热情地想要改变世界,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只是想过平常人的生活,找个不错的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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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科, Wesleyan University

大二的时候,我找了一份兼职,是学校的宿舍管理员。

作为培训的一部分,我们进行了几天的social justice training,直译为”社会正义训练“。我一开始觉得很无语,社会正义这种东西还需要训练?谁不正义啊?

老师们举了很多例子,向我们解释:如果别的同学因为自己的种族、性别,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应该如何去干预。

我一方面感动于学校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另一方面又有些不以为然:“这不就是做个好人这么简单的事吗?”

然而那时的我,被保护得太好,根本不知道“做个好人”还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大二的时候我还上了一节心理学的课,有一次教授讲到eye witness identification, 目击者指认。

在美国的刑法系统里,目击者的证词,很多时候是最关键的定罪证据。警察会把符合目击者描述的嫌疑人,排成一排,让目击者找出他看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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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觉得很自然:“看到了不就是最直观的证据吗?”

然而,学完了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我才知道原来目击者证词是这么的不靠谱。

人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法律期盼得那么准确,不少研究认为,目击者指认的准确度只有30%-60%.

你看到了一个方脸、络腮胡、穿红衣服的男子,但对方只要剃掉胡子、换身衣服,你就根本认不出来了。

教授给我们讲了很多警察过度干扰目击者证词的真实例子。

有的时候,警察为了引导目击者,会故意给其中的一个嫌疑人换上符合描述的衣服、符合描述的发型。有很多无辜的人就因此蹲了一辈子监狱。

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而且还是警察做出来的?这很明显不公平呀!!

在中国长大的我,唱着“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长大,总觉得公权力是公正的、友好的。这时候却发现,原来美国的“警察叔叔“们会做这样的“坏”事。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明白:公权力也会自私盲目,也有缺点,也会欺负弱势群体。好的政策应当限制他们的缺点,而不是盲目地信任他们。

大三的时候,我上了一门National Security Law,国家安全法。其中讲到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对战俘犯下的暴行。

美国军方借着“打击恐怖分子”的名义,大量抓捕所谓的“可疑人员”,然而很多人的唯一可疑之处,就是私营情报机构说他们可疑。

这些情报机构只要收了钱,就给美军提供一串名单,但不透露名单是怎么来的,也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就这么不靠谱的名单上的人,被美军无限期拘禁,严刑拷问,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和侮辱。

他们被强迫站在椅子上,脑袋上套着布袋,不允许睡觉和休息,就那么生生站着,几天几夜。

美军剥光他们的衣服,把他们的裸体垒成一排,指着他们的裸体,开心地拍照。

美军把他们的头固定住,往他们的口鼻里浇水,这样他们会觉得自己溺水窒息,却不会真的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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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被曝光出来的照片

这些行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跟的,但美国政府的律师却写出了臭名昭著的torture memo,刻意曲解相关法律,为军方开脱。

我看着这些案例,看着被曝光出来的照片,再看着那篇大言不惭的torture memo,完全无法相信,是什么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情,良心居然不会受到折磨?美国政府的律师,这么大的权利,就被用来欺负人吗?

我本能地觉得愤怒、悲伤,仿佛唤醒了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仿佛回到了三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

这两堂课,只是我接受的教育的冰山一角。

我的教授、同学们,不断把目光投向这个社会的阴暗面,思考如何为这些黑暗的角落带去光明。

很多人都把“社会责任感”挂在嘴边,常常讨论:自己的学术成果,如何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变?

不少教授,选择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学生去思考:如何能把课上所学,运用到生活里,缓解社会里的不公正?

他们也愿意反思自己,思考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是否会影响弱势群体。

学校出台一些政策,很多同学主动为弱势群体发声:“经济条件差的同学,会不会比较难以遵守这些规则?”

同学们私下交流,总是很关照弱势群体的感受,经常指出彼此言行当中隐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因为哪怕是无心的言行,也可能造成伤害。

他们总把“Privilege“这个词挂在嘴边,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幸运的,这种幸运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应当去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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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有了很多变化。

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洗脑”,不如说是唤醒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感和正义感。

我在舒适的环境里长大,被家人的善意包围,在中国没有体验过不公正,所以想当然地觉得别人都和我一样,活在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里。

美国大学里的老师、同学,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开始关注自己生活之外的种种不公和不幸。

我发现,当我抛开了幸福生活里的一切“想当然”之后,目光所及之处,总能发现更多的苦难。

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些苦难之后,就无法再无动于衷,想要在力所能及之处,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并且,和美国同学们一样,我也开始把这种帮助,视作一种社会责任。

不是那种“报效祖国”的社会责任,而是更质朴的、出于人类最基本的同理心的、对于不幸的同类的责任。

前段时间,因为弗洛伊德事件,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

上一篇文章写到了美国刑事系统的种种弊端,而弗洛伊德事件,让这些弊端,再次被一个鲜活的例子映证。

我周围的法学院同学们都很难过。他们带着对法律的信仰入学,踌躇满志,想要利用法律给这个世界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却毕业前夕感受到了法律的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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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难受的是,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是非常孤独的。

看到黄艾琳的文章,号召华人社区支持“黑人同命”,我原本觉得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么明目张胆的警察暴力、这么明显的不公平,所有人都应该本能地反对呀!

然而反对艾琳的声音铺天盖地。

很多文章,一边号称“我们不歧视黑人”,一边说“谁叫他们黑人自己不守规矩”,“弗洛伊德有前科“… 仿佛黑人不再是人类,只是危险和犯罪的代名词,仿佛一个黑人仅仅因为他的种族,就活该被警察打死。

在我看来几乎是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言行,这些文章却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黑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也不想要了解。他们仅仅因为自己受到的苦难,就否认了别人同样真实、甚至更加严重的痛苦。

就仿佛,邻居家着火了,你儿子去帮忙救火,你却拉住儿子:“不许去!上个星期我们家栅栏坏了,你呆在家里修栅栏!“

甚至,他们攻击名校学生们,认为他们不懂感恩、背叛华人、被白左“洗脑“、假装圣母、讨好白人。

看着这些控诉,我的思绪回到了小学四年级的一天。

我和一个好朋友在放学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我早已记不得乞丐的样子,只记得看到她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我的好朋友打开了自己的钱包,给了乞丐一点钱。

旁边有个中年阿姨,猛地推开了我们:“不要给她钱,要饭的都是骗子!”

朋友肉眼可见地不高兴:“你怎么知道她是骗子?这个世界可怜的人很多的!”

这个阿姨也生气了:“我这都是为你好!”

朋友一时着急说不出话来,我替她怼了回去:“她自己的钱她自己愿意给!“

阿姨突然转过来,气冲冲地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那你自己为什么不给?!叫你朋友给?!反正受骗的不是你!”

一个四年级的孩子,抱着纯真的爱和同情,维护一个帮助弱者的朋友,却被一个中年人用如此的恶意去揣度。

那些对社会不公视而不见、拼命给名校学生贴标签的人,让我感受到了同样的恶意:因为自己的冷漠,无法相信别人的善良。

这个世界,总会有很多人,历经生活的艰辛,变成冷漠的利己主义者。

但当冷漠的利己主义,变成备受推崇的“高等”价值观,反过来讥讽那些帮助弱者的人,那会是怎样一个可怕的社会啊?

年轻人是满怀热忱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还炽热,连带着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也浓墨重彩。

在学校里,我们习惯了周围所有的人都会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去思考,习惯了所有人都愿意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正面的改变。然而进入社会的时候,却发现仍然是冷漠、自私和偏见占了上风。

在象牙塔里被保护得很好的赤子之心,看到了这个世界里的另一面,被自己的良知所迫,不得不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哪怕只是给某个慈善机构捐5美金,哪怕只是转发一篇关于“系统性歧视”的文章,哪怕只是给周围的黑人朋友多一点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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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赤子之心,当然也不仅限于黑人。

在华人受到欺负的时候,在武汉需要捐款捐物的时候,在女性被社会偏见所束缚的时候,在同性恋人群因为性取向被另眼相看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出来。

哪怕不说话,哪怕只是给弱势群体一个暖心的拥抱。

毕业典礼上,斯坦福请来了几位年迈的校友,讲述他们在一战期间和越南战争期间毕业的故事。

一位越南战争时期毕业的校友,讲起那那时候的故事。反战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美国政府对抗议的学生开枪,学生们纷纷在嘴巴上贴上黑胶布,罢课、游行,反对美国政府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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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心里一暖,眼眶一湿。

仿佛45年前的美国年轻人,穿越了时空,给这群挣扎在“新冠肺炎”和“黑人同命”的双重打击下的毕业生们,一个温柔的、沉默的拥抱。

我终于觉得我们在这个时空里不是孤单的。

我们看到的不公正、我们经历的游行和暴动、党派之间的人身攻击、美国政府的无能和镇压,存在于美国这个社会的世世代代。

美国的精神,不是顺从、利己,而是看到社会里的不公平,为之颤动,为之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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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因为最近的各种社会事件,我决定不再只做一个健身美食博主了。

我以前一直觉得,写法律、写美国的人太多了,不缺我一个;最近却发现,网络上有太多不理智的声音、不符合实际的信息。最近的推送,会多写一点 我作为一个法学生的经历和思考。

来源时间:2020/6/26   发布时间:2020/6/20

旧文章ID:22146

Zoom:全球疫情下在中美夹缝中崛起的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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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知秋  来源:中美印象

后浪看中美第三期 

一场新冠肺炎全球疫情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诸多方面:全球蔓延的疫情使得国家间的人员流动急剧减少,而国内的“封锁”政策也使得人们不得不长时间地呆在家中;企业和高校也因此被迫改变过往对线下活动的依赖,开始推行远程办公、“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和线上授课的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款名为 Zoom 的多人视频软件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相较于传统的视频通话软件龙头 Skype,Zoom 似乎更带有这个时代的气息,其硅谷创业公司的属性也使得这款软件在科技公司和高等教育机构中颇受欢迎。(Meet Eric Yuan, the founder and CEO of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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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与 Skype 过去一年的Google 搜索指数;来源:Google Trends)

从一家初露头角的硅谷初创公司到一家颇具争议性的行业佼佼者,Zoom 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Zoom披露称 Zoom 的用户数量从 2019 年的 5000 万增长至 2020 年的 3 亿,而其股票价格也因此将近翻了两倍有余。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科技竞争两大时代背景的交相辉映下,Zoom 的崛起与挑战也似乎显得尤为特殊。作为一家美国初创科技公司,Zoom 因其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亦饱受媒体和政府关注,种种关于其安全性和隐私性的争议也开始尘嚣甚上。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亦有必要重新回顾这几个月来 Zoom 所经历的争议,从美国媒体对 Zoom 的报道中窥视一家具有“中国背景”的美国科技公司是如何在中美关系的夹缝中崛起,而在未来 Zoom 又会做出如何的选择来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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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的历史与创始人袁征

从成立到成为视频会议行业的黑马,Zoom 只用了 9 年时间。成立于 2011 年的 Zoom 以用户驱动、注重产品质量以及提供免费使用时间的模式只用了六年时间就获得了 10 亿美元以上的估值,跻身独角兽俱乐部,又于 2019 年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股价已经比挂牌价翻了三倍有余。相较于其他像谷歌、微软等大型科技企业提供的臃肿、传统的视频会议服务,Zoom 以简洁的产品逻辑、出色的品牌塑造和正确的营销策略赢得了诸多科技公司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支持。

若是要讲 Zoom,就不得不提到 Zoom 的创始人袁征(Eric Yuan)。袁征生于文革时期的中国,在九十年代来到美国工作,由工程师做到软件开发副总裁,又在 41 岁时毅然决定辞职自行创业,创立了 Zoom 视频通讯公司。(袁征:疫情中“翻身”的百亿富翁)袁征从无到有,将一个只有区区 10 名员工的初创公司发展到了如今收入约 6 亿美元的硅谷独角兽,这其中与他的领导能力和对业界发展的精准预判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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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树大招风,在紧张的中美关系背景中,袁征的华裔背景被无限放大,而 Zoom 在疫情期间的异军突起也让美国政府对 Zoom 与中国的联系十分警惕。美国众议员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此前甚至声称:“Zoom 完全是一家中国企业,我们被告知我们甚至一点都不能信任它的安全性。”。诚然,此种言论看起来颇有隐晦的种族歧视嫌疑:袁征早于 1997 年就已经移民美国,而 Zoom 完完全全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由美国资本投资的公司。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Zoom 又在公司运营层面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Zoom 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诸多硅谷公司大规模地外包基础业务给基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公司不同的是,Zoom 选择了将业务外包给中国的研究开发(R&D)团队。据CNBC报道,Zoom 在中国雇用了超过 500 名以上的开发团队负责代码层面的研究和开发,这个数字已占据了 Zoom 全球员工的将近三分之一。通过位于中国苏州的开发团队,Zoom 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人工成本节省企业支出,同时维持服务素质,这已是自 2019 年来 Zoom 为自己的高盈利所津津乐道的“生存之道”。此种营收策略本无可置疑,但在疫情期间 Zoom 用户暴涨、股价暴增的“高光时刻”,该公司在中国的研发团队也被西方媒体曝光出来,借此渲染了“Zoom 的中国研发团队可能会受政府压力留后门监听视频会议内容”的观点。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Zoom 流量突涨时,Zoom 亦选择了租用更多的海外节点服务器来维持流畅、高质的视频会议体验,而这些服务器有相当一部分位于中国。早前,美国公民实验室(The Citizen Lab)在一次试验后发现,在美国本土服务器处于过载情况时,部分美国用户的视频会议将会使用备份服务器进行转接,而其中将有一定概率通过位于中国的服务器,美国公民实验室将此称为“两个美国人的对话会让北京插手”。部分美国媒体对此表达了关于信息安全的忧虑,声称中国政府将能够对位于中国的服务器数据实行管辖权,而 Zoom 先前所爆出的端对端加密方式不符合公司声称的争议更是使得包括特斯拉(Telsa)在内的一众美国公司都宣布禁止使用 Zoom 作为公司内部的通讯方式。

若是说以上两点与中国的联系更多的是基于财政和技术层面的话,Zoom 关停特定与中国有关的用户账户的争议则更多的是政治性的。BBC 新闻此前报道,基于“遵守当地法律”的原则,Zoom 此前曾关闭了一部分中国用户和海外用户的账户;这些账户被关闭的原因被怀疑是此前曾参与过一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线上视频会议。值得注意的是,针对 Zoom 出于“遵守中国当地法律”的原则关停了一些并不位于中国海外账户,一些美国媒体指出, Zoom 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做出这个决定。

未来的 Zoom 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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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总结的是,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 Zoom 成为了硅谷“明星”,而当下紧张的中美关系态势又使得 Zoom “两头不讨好”,成为众矢之的。承受着来自两方的政治压力,Zoom 在未来似乎很难再像过去一样,一边通过雇佣中国技术团队降低成本,一边通过出色的营销策略在美国获取高额利润。对过去几个月里所遭受的非议,Zoom 于 4 月 2 日宣布了自己的“90 天计划”,通过种种手段解决自身安全性和隐私性问题;而据路透社报道,Zoom 也决定大刀阔斧调整自身员工结构,通过拓展在美国的工程师团队来淡化自己的“中国背景”。这些举措在增加美国的工作机会获得政府支持的同时,亦能够尽可能的减少用户的顾虑,可谓是相当在线的企业危机公关案例。

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 Zoom 这个罗生门,我们能看到的是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跨国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和两难抉择。过去二十年全球化进度的推进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跨国企业也因此能够借助更加自由的人员、生产资料和资本流动获得更大的利润;但从今天来看,中国与美国之间逐渐升级的矛盾和竞争似乎使得诸多跨国公司不再能够忽视两国政治矛盾所带来的影响。不论是中国企业如华为,还是美国企业如 Zoom,他们似乎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都不得不“选边站”:是要放弃中国低廉的人工成本和生产材料成本,遵从美国日渐严格的对华“封锁”来赢得西方的市场,还是转身拥抱中国广袤的经济腹地和极具潜力的市场规模,这个选择的截止日期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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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26   发布时间:20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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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Eric Yuan, the founder and CEO of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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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aylor Nicole Rogers  来源:Business Insider

Meet Eric Yuan, the founder and CEO of Zoom, who has made nearly $4 billion in 3 months as usage of his video conferencing software skyrockets ami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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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Yuan, the founder and CEO of video conferencing startup Zoom Technologies, Inc., built a $35 billion video conferencing empire in nine years.

The 49-year-old billionaire’s net worth jumped 112% to $7.57 billion 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braces for an economic crisis caus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The novel coronavirus has infected more than 887,000 people and killed more than 44,200 across the globe since being identified in Wuhan, China, in December.

Visit Business Insider’s homepage for more stories.

The coronavirus crisis has eliminated millions of Americans’ sources of income, but not Eric Yuan’s.

Yuan is the founder of video conferencing app Zoom. Eve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orced people to work and socialize primarily online, Zoom’s share price grew exponentially. Just one year after joining the three-comma club, Yuan has amassed a fortune of over $7.5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Yuan declined to comment on his net worth, career, or personal life when reached by Business Insider, saying through a representative that he was busy working 18-hour days at Zoom.

Eric Yuan, 49, is one of only a handful of Chinese Americans to lead a major Silicon Valley company.

Yuan was born in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Times. Yuan’s parents were mining engineers, according to Forbes.

Yuan has an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engineering, Bloomberg reported. Yuan spent four years working in Japan after graduation but was inspired to move to California’s Silicon Valley to work for an internet startup after listening to Bill Gates give a speech about the dot-com bubble, according to Bloomberg.

The United States denied Yuan’s visa application eight times before allowing the future billionaire to move to California in 1997, Fortune reported. Yuan was 27 at the time, according to CNBC. Yuan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that he had a disagreement with the immigration official who processed his application.

Yuan has worked in teleconferencing since he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isco Systems sign is seen outside a Cisco health clinic at Cisco System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U.S., March 22, 2018. Picture taken March 22, 2018. REUTERS/Elijah Nouvelage

Cisco health clinic at Cisco Systems in San Jose. Reuters

Yuan spoke little English when he first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he put all his attention on work, CNBC reported. "For the first several years, I was just writing code and I was extremely busy," Yuan said, according to CNBC. Playing pick-up soccer was one of Yuan’s only hobbies during that time, according to Forbes.

Before founding Zoom, Yuan was a vice president at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company Cisco Systems. Yuan worked for another videoconferencing company called WebEx that was acquired by Cisco in 2007.

Yuan got the idea for Zoom while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connect with his long-distance girlfriend.

Back when he still lived in China, Yuan and his girlfriend were enrolled in two different colleges that were separated by a 10-hour train ride, according to Fortune. The two later got married.

"I was only able to see her twice a year and it took more than 10 hours to get there by train," Yuan told Forbes in 2017. "I was young then — 18 or 19 years old — and I thought it would be fantastic if in the future there was a device where I could just click a button and see her and talk to her."

The experience gave Yuan the idea to incorporate video into telephone-based conferencing systems like Cisco’s, Bloomberg reported. Yuan also wanted to make a more user-friendly conferencing system that was fun to use, according to CNBC. Zoom is known for its virtual backgrounds, which allows users to make it appear as if they are on the beach or in front of the Golden Gate Bridge.

Yuan initially struggled to find support for his video conferencing startup.

Yuan pitched Cisco a new, smartphone-friendly video conferencing system in 2011,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When his bosses shot him down, Yuan left Cisco to found Zoom.

"Cisco was more focused on social networking, trying to make an enterprise Facebook," Yuan told Forbes. "Cisco made a mistake. Three years after I left, they realized what I said was right."

Yuan also couldn’t convince any investors to back his new venture, so he borrowed money from friends and family to launch Zoom,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Times.

"They thought the market is so crowded, the game is over," Yuan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After receiving countless rejections, Yuan "changed his screensaver to ‘It can’t be done’ and kept working," Santi Subotovsky, a partner at Zoom investor Emergence Capital, told CNBC in 2019.

Yuan’s own wife initially questioned his decision to leave Cisco, Forbes reported. "I told her, ‘I know it’s a long journey and very hard, but if I don’t try it, I’ll regret it,’" Yuan told Forbes.

During Zoom’s early days, the former engineer was involved in every part of the business — including customer service.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Zoom, I personally emailed every customer who canceled our service," Yuan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rive Global in 2017. "One customer replied to my note and accused me of sending auto-generated emails "impersonating" the CEO — he said Zoom was a dishonest company! I wrote back that the email was indeed from me, and that it wasn’t generated by one of our marketing tools. He still didn’t believe me, so I wrote back again and offered to meet him on a Zoom call right that minute to prove it was me writing the emails. That call never did take place, but he stopped accusing Zoom of being dishonest!"

Yuan became a billionaire after Zoom’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April 2019.

Zoom had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IPOs of the year, making the company worth more than both Lyft and P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Times. Zoom’s share price rose 72% on its first day of trading alone, Forbes reported.

The company is now worth $35 billion,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Zoom has over 30,000 corporate clients including Samsung, Uber, Walmart, and Capital One, according to Forbes.

Yuan is extremely popular with Zoom’s employees.

Yuan has a 99% approval rating from employees on workplace review site Glassdoor, according to CNBC. Glassdoor named Yuan its Big Company CEO of the Year in 2018.

Yuan lives by the motto "Hard work and stay humble,"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Times.

Yuan added more than $4 billion to his net worth 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alone.

Usage of Zoom has grown 1,900% since December as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workplaces have shifted online as authorities across the globe have asked people to embrace social distancing in order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Since being identified in Wuhan, China in December, the virus has infected over 887,000 people and killed more than 44,200 across the globe.

The value of Zoom shares ha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sending Yuan’s net worth up as well,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majority of Yuan’s $7.57 billion fortune derives from his 19% stake in Zoom, according to the 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Yuan is now ranked No. 192 on Bloomberg’s list of the 500 rich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fore 2020, he wasn’t even on the list.

The pandemic-inspired work from home boom hasn’t been all smooth sailing for Zoom, however.

Zoom’s rising public profile led to increased scrutiny from 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over its data privacy practices. Attorney General Letitia James sent Zoom a letter Monday asking if Zoom had implemented any additional security protocols amid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traffic spike.

Public Zoom calls have increasingly dealt with trolls joining and sharing graphic images, and online classes have faced people hijacking a meeting, in a phenomenon called "Zoom bombing." Zoom introduced a feature that allows meeting hosts to screen people before allowing them to enter the meeting to cut back on the disruptions, Business Insider reported.

"Zoom takes its users’ privacy, security, and trust extremely seriously," Zoom said in a statement on the letter.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are working around-the-clock to ensure that hospitals, universities, schools, and other businesses across the world can stay connected and operational. We appreciate 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s engagement on these issues and are happy to provide her with the requested information."

Reports have also surfaced that Zoom didn’t use end-to-end encryption for its video meetings and had leaked thousands of users’ email addresses to strangers.

A student takes classes online with his companions using the Zoom APP at hom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El Masnou, north of Barcelona, Spain April 2, 2020. REUTERS/ Albert Gea

Yuan apologized for the problems in a blog post on Wednesday, writing "We did not design the product with the foresight that, in a matter of weeks,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ould suddenly be working, studying, and socializing from home."

He added: "We recognize that we have fallen short of the community’s — and our own — privacy and security expectations. For that, I am deeply sorry, and I want to share what we are doing about it."

Yuan announc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help make Zoom more secure, including bringing in outside experts, expanding the company’s "bug-bounty program" (in which tech companies offer cash rewards to ethical hackers who find issues with the company’s security system), and holding weekly conferences to update people on the company’s progress.

来源时间:2020/6/26   发布时间:2020/4/1

旧文章ID:2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