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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作者撰写的中共党史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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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 实 翟慧霞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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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作者撰写的中共党史代表作

一批海外知名人士撰写的关于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典著作,对推动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翔实的记述、生动的笔触、扎实的考证,向世界介绍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那些影响深远的人和事。今天重温这些著作,不仅能从中获得更多真知灼见,也能感受到作者和书中人物的人格魅力,更能从中获取力量,为向世界更好地介绍中国提供更多养润。

《红星照耀中国》

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美国人写出了或是直接报道中国,或是以中国为主要背景的优秀作品。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曾用名《西行漫记》)就是其中之一。

该书是斯诺根据他1936年在我国西北部革命根据地延安等地采访红军将士的经历撰写的一部纪实作品集。20世纪30年代是国民党宣传舆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长期被陌生化和妖魔化,“赤匪”“土匪”一直是红军的代名词。斯诺作为西方记者,经过深入采访、实地考察后写下的报道,不仅向国统区人民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丰富信息,而且首次向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窗口。斯诺用客观而不乏激情的语言,记录了这一段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奇迹,第一次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的红色革命。斯诺的报道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国际上对“红区”的偏见:让世人看到了红军非但不是蒋介石文化“围剿”刻画的“草莽流寇”,相反红军是用先进文化塑造引领的,有灵魂、有信仰、有理想的“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真实性和立体感。斯诺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画面、故事、细节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红军的精神世界,用大量的篇幅记述了红军领导人和普通战士的日常,以及人民百姓对红军对共产党的支持爱戴。它以历史亲身见证者的视角,提供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和事例。阅读本书,可以感受到这些人和事穿透历史,向我们扑面而来,让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人民军队”真实可感地、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本书可读性很强。斯诺写工农红军、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写延安红色政权,他的观察点、态度和语言,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是非常质朴而真诚的。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在欧美引起了强烈反响,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志士陆续前来中国,同人民军队并肩战斗。《时代》周刊评价说:“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毛泽东表示,《红星照耀中国》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美国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所著的朱德元帅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也是外国人士记述中国革命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本书与《红星照耀中国》一起被誉为西方人向本国介绍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经典之作。

本书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朱德60岁以前的传奇经历和走过的革命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壮丽多姿的画卷,是国际友人描写中国革命史不可多得的经典名著。自从它在1955年以日文译本出版问世以来,全世界已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探索了朱德如何走过这条艰苦而伟大的道路。把朱德个人生活的纬线和中国历史进程的经线交织起来,组成了一部朱德光辉的传记,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百年来的灿烂的革命斗争史。一方面,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用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朱德的形象。“从来没有另外一个总司令,在现役期间从事纺织、排字、种菜、做饭、写诗和讲学,不仅为自己的部队讲解军事战略和战术,而且向妇女班讲授如何存储蔬菜”。另一方面,作者从太平天国革命作为道路的起点背景写起,写出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一些中国革命史上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尤其是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从古田会议到粉碎“围剿”,特别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和西安事变等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阅读本书,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朱德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在危机中开始觉醒、在黑暗中不断摸索的奋斗历程,同时也感悟到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熔铸在一起所焕发出的生命之光是多么绚丽。

本书作者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美国著名作家,第一个跟随八路军采访的外国女记者。史沫特莱1928年底来华,在中国生活了12年。1941年回到美国后,在艰苦生活条件和残酷政治迫害下,费时数载,倾注全部心血写作本书。直到她临去世的时候,还不忘整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原稿。在她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愿,就是那些贫困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这一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1950年史沫特莱因病去世。依照她生前的愿望,骨灰被安置在中国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为她题写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之墓”。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数十年来,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远征吸引了国外许许多多作家和记者,诞生了诸多优秀作品。其中,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写下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无疑是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

该书以旁观者的视角、纪实性的笔调呈现了长征历史。除了对中国的党史专家和经历长征的在世老人的采访外,作者还从大量中外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抽丝剥茧,以还原人物和事件全貌,多方采信,尽力展现长征的全景,全面系统、具体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者认为,长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程”,不是一场简单的战役,也不是简单的胜利。在20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情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长征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对于长征的领导者,书中从他们早期经历开始一一介绍,探讨其思想形成的渊源和走向,并在书末点出了众多长征中坚人物的最终结局。读者可以跨越时间,了解长征对革命前辈一生的影响。索尔兹伯里在书中写道:“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以及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

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第一个完整全面地研究长征的外国人。他也是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著名记者之一,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历任《纽约时报》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副总编辑等职。早在1938年,30岁的索尔兹伯里首次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读到长征,立即就被红军那段传奇般的征途深深吸引。他坚信“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雪山和草地”。1984年,索尔兹伯里终于实现心愿,以76岁的高龄重走长征路。本书于1985年在美国出版后,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极大的国际反响,先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1945年至1947年的国共谈判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谈判的成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美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开始实施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国共谈判最终失败。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了笼罩整个远东的迷雾。在重重的历史迷雾中,站在1947年的当下,一位来自华沙的犹太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用他来自中国的丰富生活阅历,用他深刻理解中国大历史的深厚底蕴,首次为世界上的英文读者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未来的命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爱泼斯坦“战争四部曲”之一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这本书是作者在长期追踪采访中国抗战,特别是深入采访了当时西方社会无从知晓的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基础上,对未来中国命运的深刻理解。伴随着抗战之后国共两党的摩擦、谈判和美国军事调处,爱泼斯坦也在此书中予以跟踪并发表评论。因其观察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深度和几近白描般的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记录,这本书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与革命的一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该书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后,迅速被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爱泼斯坦曾说,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的,但其中涉及的问题对于整个亚洲来说都是普遍存在的。亚洲各国人民希望改变他们自己也承认的落后状态,获得民族解放和进步。很多惨痛的经验告诉他们,没有自由,就没有进步。

在这部作品中,爱泼斯坦想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无疑是强烈而确定的。那就是,在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指导下,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面临的困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引领了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与国民党在后方、沦陷区的腐败丛生、妥协投降、丧失斗志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照。从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中,爱泼斯坦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通过这部作品,他也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出了这样的强烈信号。

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国际知名记者、作家。抗战期间,他既奔赴南京、广州、武汉及山东台儿庄前线战场采访,也曾突破重重封锁访问延安。新中国成立后,爱泼斯坦应宋庆龄的邀请返回中国,后来加入中国国籍,并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51年,他任执行总编创办《中国建设》(现改名《今日中国》)杂志,向世界传播新中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成就。2009年,爱泼斯坦被评为100年来对中国帮助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十位国际友人之一;2019年,荣获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称号。

《邓小平时代》

本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10年倾力之作,它展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历史变局和内在逻辑,精彩而引人入胜。在美国,它获得过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6项大奖。在中国,傅高义本人因为《邓小平时代》而在2013年获得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邓小平时代》一书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为写作本书,傅高义多次到中国访问,也曾经较长时间住在北京,采访中国的党史专家、高级干部子女,以及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受访者超过300多位,其中还包括李光耀、卡特、基辛格等一些外国政要。作者还走访了邓小平曾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从当地学者与干部的口中,以及从当地博物馆的资料与实物里,获得了更丰富的信息。

作者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进行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完整而独到的阐释。书中涵盖丰富的中外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及为数众多的独家访谈。书中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有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经济特区、“一国两制”、“南方谈话”等重大事件和决策的深入分析。本书既具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有对中国现实政治与事理人情的透彻把握。

傅高义表示,“这本书虽然名字叫《邓小平时代》,但是我要写的其实不只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我更想告诉读者的是:3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场伟大变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由谁主导的,影响又如何”。

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本书不仅是一部论述世界一流领导人的扛鼎之作,而且为1978年美中两国秘密进行的战略性和解,及其如何推动中国国内的变革,提供了极为权威并引人入胜的解读。

以上这些由海外人士写作的、在国际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不仅增进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能让中国人更了解自身,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未来。上述这些著作中,作者通过真实、立体、扎实的论述,展现给世界观察中国的不一样的视角。这些著作为我们如何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很好参考。从经典中汲取智慧与力量,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水平,我们的故事就会更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就能更好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

(作者陈实系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中国报道社社长;翟慧霞系中国报道社战略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6/26   发布时间:20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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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忽悠全集………台下全程哈哈哈,主持人都拦不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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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灿荣  来源:天涯洞见

点击标题观看视频:金灿荣忽悠全集………台下全程哈哈哈,主持人都拦不住他!

来源时间:2020/6/26   发布时间:20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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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哲:中美关系的“三弄”和“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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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哲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两国的故事–美国怎么失去了中国、中国怎么弄丢了美国?(中)

【编者按:6月21日,洪朝辉、孙哲和刘亚伟在题为“中美两国的故事–美国怎么失去了中国、中国怎么弄丢了美国?”的纽约聊斋第七期沙龙上先后发言。他们比较了1950年代与2010年代两大“丢失”的历史背景,分析两大“丢失”的深度原因,探讨中美关系未来的可能走向和选择。本站在6月25日发布了洪朝辉博士的发言弄丢的中美友好关系,能不能再找回来?。今天本站发布孙哲教授的发言“中美关系的“三弄”和“三问”。孙哲教授说,沈大伟在演讲时提出“谁弄丢了美国”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的,但是大家都不敢回答。敢于面对这个答案其实才是把中美矛盾拉出低谷的开始。孙哲教授还说,因为疫情、党争、族群矛盾,美国有点内外交困。与此同时,中国也未能把握最早控制住疫情的优势在国际舞台发挥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国内的问题也叠床架屋。在两国都面临内外挑战的时候,不要让双边关系出轨而影响各自的国运应该是两国领导人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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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刚开始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挺犹豫的,觉得把那个“弄”字加进去显得太口语化、日常化,不那么高大上、不那么科学。所以,我专门去《说文解字》查了一下这个“弄”字的解释。这个字太常用,很多人可能都没仔细查过,上边儿是一个王,下边儿这个字“廾”念gong(拱),就是双手捧物的意思。所以说开玩笑说呢,“弄”字的意思就是戏弄、玩弄、把弄、糊弄,舞文弄墨、弄巧成拙,这还不那么严重;但如果从它的另外一层解释来看, 弄的意思就是做,做事、处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搞、干,弄不好就涉及生死,比如干死、搞死,这个就很厉害啦,就是亚伟刚才说的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孩子们的幸福甚至生死的大问题。所以“谁弄丢了美国”这个问题不光是沈大伟的疑问,也涉及到我们中华民族未来能不能复兴,我们的中国梦能不能实现这个严肃的话题, 当然还包括中美两国对世界承担的责任,这就变得非常重大和严肃了,需要“先谋于局、后谋于略”地认真探讨。

我查这个“弄”字的时候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弄字下面的“廾”字原来的意思是用双手把玩一件玉器、小心翼翼欣赏但是不让珍贵的东西脱手掉下来摔碎。真是奇妙呀,这不是和我们常说的外交上的两手政策呼应起来了嘛。 这么一看,这个字用的真不错。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总是讲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愚弄其民,在外交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弄”字一加进来, 虽然带点儿乡土气息,但是很能表达我们今天聊斋的这种风格。

我被主持人指定的评论是:谁弄丢了美国?我也来个“梅花三弄”吧,梅花一弄断人肠,二弄费思量,三弄风波起,云烟深处水茫茫。今天就借题发挥,一问弄丢美国到底多严重,是否到了“断人肠”的地步?二问怎么弄丢美国的,这是个让人伤脑筋、“费思量”的问题。三问风波起后有多少迷茫,怎样才能看清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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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弄丢美国到底有多严重?其实美国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可以从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实力两个角度来分析。 中国人心目当中的美国的形象一直在变换不停,从最早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翻译到美丽的帝国主义(beautiful imperialism)的定性(有趣的是沈大伟的博士论文就是写中国美国学专家眼中的美国),再到上世纪50~60年代的把美国称为虚张声势、徒有其表的纸老虎(paper tiger),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已经对美国做了很多描述和分析。到1989年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还在天安门广场抬出了“自由女神”像(Statues of Liberty)来给自己加油助威。当然,今天再看美国,它的国家形象可能比之前更加复杂。

美国在我们国人心中这种不同形象的变换,就跟昨天发生的日全食一样。我们心中某一种形象的失去,可能并不一定代表未来这种形象不会再来,所以谁弄丢美国到底有多严重,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多看重中美关系、你心目当中哪种美国形象被弄丢了。好的形象丢了十分可惜, 坏的形象丢了也许正合吾意。如果你身价一百万or一百个亿,弄丢了两分钱你根本不在乎;但要是你身价一百亿,一锤子买卖就弄丢了八十个亿,你可能心里边儿就非常心痛。从客观角度来说,衡量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有很多指标,比如说看美国的GDP,到现在还是全世界的22%~23%,而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美国的科技、文化甚至经济都还可能在全世界一花独放, 继续领先。 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货币影响力、美元的威力之大,凸显了人民币国际化将绝对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又如, 美国的军事影响力也很厉害, 因为美国不会放弃自己的全球战略和在全球的军事投射能力。 美国有70多个伙伴国家,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有驻军,包括在亚太区域的五个同盟国。 美国人看亚太,是从一个扇形状的结构视角来考虑安全战略的,从圣地亚哥、西雅图、加州沿岸伸展到夏威夷, 它在亚太的军事总部,然后再伸到几个“前哨阵地”,也就是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 一条或几条岛链线下来, 军事影响力和威慑力极大。 前一段有一个美国朋友跟我说,你们中国千万不能跟美国打仗,他说美国的军人是职业杀手(professional killers), 谁招惹谁倒霉。我给他讲了半天朝鲜战争,我们至少打了个平手;越战,我们的间接的参与也让美国十分狼狈,所以美国军人并不可怕。 他耸耸肩说,well, 中国现在实力强了,也许可以试一试。不管怎么说吧,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是客观真实的,美国军人在战场上的“杀手”性格和实力是不可忽视的,只有最强的角斗士才有机会在和professional killer在争斗中拼生存。

再比如, 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美国的影响力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方面都很强大。 你可以看看美国文化影响力的那些指标, 好莱坞的电影、美国音乐, 甚至现在美国内部发生的一些暴动、暴乱引发的警民文化和种族争论,这都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中国的媒体上,美国从来没有被丢失过, 对吧, 我们一直在对美国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和深度的批判,或者一直在把美国这个国家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性超越指标来进行观察。

其实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的普遍疑问: 美国到底还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榜样?还是说美国正在变为民主衰败的一个典型。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以美为鉴,谋祖国富强之路”, 当时的感触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从邓小平开始以来,基本上把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美国就像一面镜子,未必能照亮中国的前程,但是绝对可以提供一点经济建设方面的光明。犹如一个万里长征或者百年马拉松一样的现代化过程,美国已经在前边儿领跑,中国必须咬牙争取跟上他。 美国如果摔跤了,我们可以避开他犯的导致摔倒的错误,避开跑道上的种种陷阱,不管怎么说, 我当时真的觉得美国是一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好与坏,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体系。也许写那文章的时候是too young,sometimes too naive了。

现在很多人对美国极为失望,比如说福山( 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在前几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就对美国进行了种种批判。 但是大家可能对福山有一种误读,这是我看了中国一些学者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访谈节目以后得出的结论。福山先生确实在自己的书里对美国内部的政治运作涉及的一些深层的障碍做出了深刻的批判,但这不表明他对民主制度就完全、彻底的沮丧和失望,因为他还号召“民主的全球化”。 他列出的美国的种种问题,说白了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如果我们对此解读为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不可救药或者被政治混蛋弄完蛋了,这就有点儿过分误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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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弄没弄丢的疑问其实还涉及到以什么标准来判断的问题。 我觉得其中有几个角度可以分析。 例如, 有心与无心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我们伟大领导人说了,有1000条搞好中美关系的理由,没有一条理由搞坏中美关系。话说得十分伟大英明。 但是斗胆反向思考一下, 可能下面有人不听话,这些人会认为这一条搞坏中美关系的理由对中国有巨大的好处啊。中美关系不能过好, 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特别重要。 你看过去中国的一些讲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片子或者以前旧时代警匪关系为主题的影视剧, 军阀或者警察常常明白只有“养匪自重”, 自己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甚至发大财、做大官, 啥道理呀?当地的军阀或警察,如果不把土匪全都消灭掉, 他就可以左右逢源、上下得手。 为什么呢,一方面他可以向中央政府去要大把的维稳经费,把真金白银揣进自己的口袋;另外一方面,存留一点土匪, 让坏人折腾良民, 他也可以跟当地的老百姓也说,你看我天天在为你们服务,呕心沥血保一方平安。要是沿着这条思路分析搞坏中美关系的成本与收益, 还真挺有意思的, 因为有人会因此获益。 当然,继续想下去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量。

这个弄没弄丢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你可能是被弄丢的,就是说不是你主动地去弄丢或想去弄丢, 对方甩了你或者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 按这个思路,从美国角度来说,美国对华政策从战略辩论到具体行动报告其实就是在试图从某种程度上与中国脱轨。 坦率地说, 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学者对美国的这些报告研读的不够深刻。我记得90年代初我在哥大读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美国教授就对我说:you have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and even behind the lines。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仅要读懂一部著作的大意和中心思想、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更要读懂文字背后的真实含义, 有时读书不够还要读人, 读作者的思想和他们的人生经历。 比如说今年五月份刚刚出台的美国对华的行动报告,这个报告其实定调的第一个前提就是: 中国在变,变得更加强硬了,开始欺骗甚至欺负美国了。 我的老天,咱们都觉得滑稽可笑, 但是美国还真的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要求自己国家必须用现实主义的手段来抵抗甚至对抗“强硬起来的”中国的。 它的结论就是自己修炼内功, 提高免疫力和抵抗中国进攻的能力, 然后再联合自己的战略伙伴和盟友来一起对付中国,确保美国的利益、行动和声誉不受伤害。没想到的恐怕还不止是这个结论。 其实这个报告也并不完全排除跟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它再三提到不反对中国发展,也不反对对话, 甚至包括军事对话。 如果你仔细读这个报告,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这个反复使用的对华两手政策,你看前两天杨洁篪与“人类公敌”蓬皮奥见面对话的时候,同一天特朗普通过了一个涉及新疆的法案, 七国集团在美国的带领下发表了反对香港国安法的共同的宣言。也就是在同一时刻, 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态说中国在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方面其实做得还不错,甚至说美国没有想跟中国搞脱钩。刘鹤当然也同时在国内表示说,我们还会坚定地去执行下去。 读懂这些报告,了解这些政治人物的思维特点, 我们可能就会对中美现状理解的更深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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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弄丢了美国有多严重,还需要放眼从世界的角度来评判一下。 有人说后疫情时代的最大特征是美国时代的逝去与中国时代的到来, 也有人说恐怕是“去中国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考虑其他的国家怎么看中美两国在世界的角色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比如说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先生,他最近就说中美关系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我觉得对于新加坡和其他亚太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一个难题,就是他们不希望因为中美有声或者无声的较量让他们被迫选边,这种观点很真实, 但不新鲜,因为过去十年来他们一直被弄得很困惑。 当然, 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少高见,有的学者提出现在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是是美国的一退和中国的一进,中国实力在增强,在为国际社会做好事, 相反,美国在退出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其实就是自私自利,想甩锅自己的国际义务。中国在国际制度上的争夺也是引发中美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之一。 今后谁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继而扮演某种程度上的领导角色, 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就是中美两国对世界是必须承担起责任的,所以必须从建设性角度进行合作,有点儿竞争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螺旋式恶性竞争, 陷入斗气状态不可自拔。 我常说“与其慷慨骂其恶,不如奋斗求善良”,用在中美关系上, 就是后疫情时代“第三只眼”看中美两国, 中美不必相互抱怨、和看不起, 自己的国内责任自己担当起来, 对世界的责任也不能回避甚至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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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问题, 怎么弄丢的美国的。 这里边儿想从两个角度来剥竹笋,看看一层一层剥下来以后能看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从中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在十八大后其实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话语的偏向和政策的转向。十八大的时候,我们当时提出来的中国的外交有几大重点,包括最重要的是强调了新型大国关系、维护海洋权益、加强公共外交。结果没有一两年光景, 一带一路倡议就突然变成了top priority, 据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国策。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梦等激动人心的口号提出来的时候, 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解释清楚, 其实也解释不清楚。 比如, 我们强调中国梦是世界梦, 但是这里面包不包含美国梦、日本梦?自己想清楚、弄明白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要不然总会产生精神困惑,在现实中一惊一乍、没长远规划, 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与发达国家或者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关系。至于说一带一路伟大倡议, 明显还有很多问题。 有时话说得太满了,或是遇到战略准备不足就匆匆上马, 最后会弄到自己骑虎难下的境地。 比如说,前两年热闹的时候, 我在纽约接待过很多国内代表团来美国宣讲这个一带一路,说得都是千篇一律的官话、套话甚至废话, 美国人一旦问他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打太极拳。 最典型的笑话就是美国人好奇说为啥不搞多带多路呀?条条大路可以通罗马嘛。非要按照你们中国的想法做, 那你们在一带一路有没有一个领导小组啊?到底中国在这些带路国家或者某一特定地区投资了多少、搞了哪些bankable的具体项目、投资收益如何啊?美国公司如果参与能挣到钱吗?能来美国宣讲一带一路的都是国内顶尖学者或者政府代表,但是大多数人往往只谈一带一路如何利人,不谈项目的利己,真实效果真的够呛,问题解释不清楚, 听起来就特别浮躁甚至虚伪。加上一带一路在制度设计上把美国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先天的排除在外, 所以费了半天劲大谈理想、愿景, 还是得不到美国公司和企业的共鸣,再涉及到关键争议性领域的讨论,比如中国是不是打算用输出“落后产能”的方式, 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继而控制欧亚大陆核心地带,将美国的“亚太”变为“中国的周边”, 然后打造“去美国化”的地区秩序并在国际规则方面“另起炉灶”, 或者中国是不是要输出自己的国内政权威型治理模式,搞一个新的朝贡体系, 等等,这些问题更让中国来的那些优秀学者感到尴尬,难以回答。

这个例子其实揭示了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 我们一直说一带一路是民主决策,但是内部到底是怎么具体决策的啊?中国会不会以政治关系的亲疏,像亚投行这些单位,在决定给哪个国家投资或者不给哪个国家钱救灾搞建设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美国人习惯的做法是要做一件事, 表面上起码要搞点游说,允许不同声音辩论一下, 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是有不同的意见的话,能不能派非政府组织的人去到北京亚投行去游说,所以他们有很多疑惑。 从中国角度来说,这是个伟大梦想啊,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啊, 是为国际社会提供的良好公共产品, 你们有啥理由说三道四瞎挑剔?两种思路不可调和的后果很悲催, 就是在中美之间,最不幸的是两个国家领导人在见面的时候总是讲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两军之间或者民意之间,彼此仇视、彼此把对方当作一个潜在的对手甚至斗争的对象。当然, 替中国说句公道话, 中国大国外交的话语转向和政策偏向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造成的。 形象点儿说, 前几年奥巴马当政时期搞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看来,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你非要来凑什么热闹? 本来是我们中国在这个桌子上好好地吃着饭,然后你美国非要过来找麻烦, 那么我们不想跟你发生直接的冲突,客气礼貌地起身离开, 我们大胆西进搞一带一路其实是中国释放的一个善意,美国人不能不知好歹。不管怎么说吧,从中国角度来说,中国的政策发生的重大某些变化,确实是造成对美新型大国关系无法继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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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 梳理一下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特别有意义。我觉得现在大家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中美到底有没有脱钩,或者是中国有没有被美国弄丢。 有人说根本就没有弄丢啊,剪不断、理不乱。 什么意思呢?就像刚才提到的佐利克和另外一些美国学者,其实就一直说不同意中美关系脱钩的说法, 也不认为“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寿终正寝了。他们举出很多实实在在的例子来证明中美在很多方面还是合作者, 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上还遵循对话的原则, 考虑彼此的立场和感受。

最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林斯先生(Steve Orlins)也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我对他的基本解读是他在凭着自己的良心批评美国政府的某些对华歧视性政策。比如, 他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做几件事, 不要老想提高中国关税,要降税, 要欢迎中国对美投资, 包括允许参与5G讨论和建设,包括把现在抓特务(counter espionage)的重点放在具体个别的违法人身上,而不是面向全体中国人和美籍华人身上,等等。 美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纽约和加州的知识分子有时候对自己政府或者领导人批评起来是非常不客气的, 但是现在国内好像还没有学者像他这样总结我们自己该办的事情有哪些。

话说回来,要是说中美时下已经开始脱钩、中美关系已经在“垂直落体”,这个判断可能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 我自己的拙见就是至少可以从四个维度来梳理出具体线索, 就是接触大大减少、合作大大困难、竞争大大加强、冲突大大扩大。时间紧迫, 我举例子说,我对中美接触在极大地减少甚至消失很担心。 从现在疫情爆发后的航权之争、航班的减少就可见一斑。 以前中美之间一周起码有三百五六十个航班,现在已经缩减到一周只有8班了, 纽约飞中国的航班居然只有东航一家,而且一周才一班,多滑稽可笑。官方以前自豪的高层100多个对话机制消失了, 百姓之间也开始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甚至学术交流也没有办法开展下去了。一方面是不少美国大学也开始讲究政治正确,既要中国学生的学费, 又不想因为与中国交流惹上麻烦, 所以尽量缩小规模或者找点儿无关紧要的非敏感话题交流; 另一方面,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开始过苦日子了,北大、清华和很多大学里的科研经费要大大削减,国际交流也就受到限制。 我一个朋友说这个他的经费现在开始要削减80%,以后“请进来”、“走出去”会变得很困难。 国之交民才能相亲嘛,学者或者国民之间都不接触了,或只在云端见面,这中间的感情交流必定会出现大的障碍。

中美合作更加困难、竞争加剧的后果,必定是冲突更加扩大了,我们在这几个方面都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据和案例, 包括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包括美国现在拉着一些国家在南海大摇大摆地搞军演,包括美国对台湾偏爱,加强了对台湾的军售和战略拉拢。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在前几天蓬皮奥见杨洁篪的同时,还在推特上公开发表说要把台湾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体系平台。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刺激”,那么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高科技的人员、技术、交流和资金方面的整体脱钩了。这个不用多论证,结论也很明显, 就是从上面提到的这四个角度来说,中美关系到来另外一个“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整体大滑坡、反向大跃进时刻。

我这话在很多人看来有点悲观, 或者干脆就是危言耸听, 痴人梦呓。中国市场那么大, 美国傻到不想要了吗?美国干嘛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国内的学者、官员尽可以这么乐观地想问题, 但是要是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结论还真的有点儿悲观。 我跟不少美国年轻学生有交流, 很多人谈起中国来,并没有谈到他怎么喜欢中国食物或者中国功夫, 过去那套熊猫外交的表面功夫做法在这一代新的美国青年人中间不吃香了,他们一谈就是中国的防火墙, 一谈就说到新疆、香港。我前天去看私人医生,他是美国的犹太人,跟我聊天一开口就问,“你们香港的国安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我吓了一跳,一个给我看脚的年轻医生,居然跟我谈了半天香港和新疆, 足见美国媒体关于中国新疆、香港的报道和最近对中国的“成见”多么深入人心。 当然, 他也很不喜欢川普,他说川普这个人自以为聪明, 其实被你们中国的领袖、被俄罗斯的普京大帝玩弄于鼓掌之间。一段小小的对话, 就知道越深入美国社会、越接触美国民众, 就会发现现实中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越来越失去人心, 起码未来这几年如此。我们要是老按自己的思路分析美国问题, 最后砸痛的肯定是自己的脚。 当然, 美国人对普通个体中国人的看法还没那么太大恶化, 只不过说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在美国确实没什么舆论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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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角拉到现在, 放大一下时下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切面, 我们会发现美国大选和新冠疫情都加剧了中美关系的恶化。现在大家都说美国有一个反华共识,这个恐怕是真实的。 我听到、看到很多不利中国的英文评论, 主要集中在批评中国在疫情发生之初做法不透明, 后来又试图借机“以疫谋港、以疫谋台,以疫谋南海”, 反正是指责中国浑水摸鱼、希望挽回形象、扩展实力。 刚才朝辉教授和亚伟教授都提到的盖洛普(gallop)和皮尤(pew)等美国民意测验中对中国的普遍不信任感上升到历史高点,负面值甚至比1989年后还要高,真是十分危险。 我觉得这种民意就是约束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残酷、冷冰冰、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党争、贫富之争、黑白之争等极化现象, 但是美国内政上表现出来的“分裂的房子”现象并没有影响到整体形成反华、厌华的整体共识。我们常说, 对美国内政来说一个分裂的房子是无法站立的,这句话用在中美两国关系上也很准确, 要是各说各话走向极化, 那么中美之间也就变成了“分裂的房子”,太平洋那么大,想把它拉起来重新拼装、修复, 基本上不太可能, 或者说需要超现实的领导人来下大的决心, 用出洪荒之力才有可能托住自由落地的两国关系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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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问是弄丢美国之后的后果问题。 先接着刚才亚伟的话说两句啊。您对基辛格的评价,我也完全同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低估或者错误的理解美国人的智商,因为美国人说的中国梦,必须区别他是真心的想去讨好中国领导人还是在做出表态之后还能获得实际的利益。我们需要自问, 仔细斟酌。 举个例子吧,很多年以前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教授来到哥大来做讲座,讲的时候美国人都很客气,给他鼓掌鼓得都很热烈,但是演讲结束后我跟着做会议主持的美国教授一起往他的办公室走,途中他的一个美国秘书顺口问他,How was the talk?(刚才那讲座讲的怎么样?)他马上就说, 这个是garbage talk(一堆废话),因为他觉得都是那种公开的《人民日报》那里可以看得到的信息,所以没讲出什么实质性内容。所以,美国人有的时候真的具备挺有意思的社交两面性。 心理学上说,我们都有多面向的自我(multiple-selves),从美国这个国家层面上看也是一样, 各种复杂性在里边,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盲人摸象。联想到失物谁来认领的问题(lost and found),大家可以再想一下这个“弄”字,上边儿是个王字啊,只有王者,只有领袖,他才可以双手把弄,玩弄,或者是才有撸起袖子就干的资格,两手一撸,就可以拼命干, 谁都可以这么做, 但是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所以说, 沈大伟在演讲时提出“谁弄丢了美国”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的,但是大家都不敢回答。所以我只能期盼我们两国领导人能有高瞻远瞩、远见卓识,像邓小平和卡特建交的时候,邓小平说的那几句著名的话: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变得富裕了,后来他在89年之后又说“中美关系总要好起来才行”, 这是非常有分量的、绵里藏针的判断。

弄丢了美国之后有多严重的后果?先假定中美关系的极度恶化,可能是日全食,多少年看不到的景象会瞬间消失, 但是考虑历史的大周期, 弄丢美国会不会引发中国未来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丢心与失运”,这是我们要认真考虑、必要时要演算一下的大问题,对中美关系未来怎么演变?有一个词我觉得挺有意思,叫敌对伙伴关系(adversary-partnership)。以前也曾经提出过来,二三十年以前叫“亦敌亦友”(Friendmy)关系。

既是敌人又是伙伴, 既是朋友又是敌人,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敌对伙伴关系”引发的思考是: 中美关系下一步会不会是一方面把对方当做潜在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敌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不得不合作, 其中的关键是敌对与合作的周期可能会有多长。 中美如果正在脱钩的话,能不能保证邓小平所说的结果还能让中国变得更富裕? 如果是,why not?

其实必须说明一下, 两国科学家已经在应对疫情方面合作着, 只不过政府之间气氛紧张, 相互逼得非常紧。 比如说, 在美国常听到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中国前期犯了很多不透明的错误,但是从中国角度看,这太不公平了, 太冤枉中国了。 美国人自己应该反思, 在处理疫情问题上自己的大统领至少犯了四大错误: 首先, 他一二月份中国疫情爆发时疲于应对当时民主党对他的弹劾,所以一下子耽误了70多天;其次, 如果说中国对美国隐瞒疫情, 但是当意大利、西班牙爆发的时候,美国也没有重视疫情的严重性, 更没有展示出像马歇尔计划那样的胸怀, 对自己的同盟或者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施以援手; 再次,从美国情报界来看,有人说这是二战以后美国情报界最大的失误,就是情报机构把这个事儿报告给川普了,但是川普没当回事儿。最后一点,让大家感到最为震惊的是,疫情一旦冲击到美国,全世界突然发现美国居然准备不足,应对方面捉襟见肘、漏洞百出。 像口罩啊, 呼吸机啊, 统统缺乏,变得那么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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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无限期的竞争是否会导致中国走向与邓小平期望的那样相反的方向, 即跟美国关系闹翻的国家都步入贫困化?大胆提问后我们需要做大胆的推测。 政治的本质无非是妥协, 关键是承受度有多大。 从中国是否应该、具体如何对美“妥协“甚至某种程度上”绥靖”的思路考虑, 我们现有的对美工作如何创新?这是个巨大的难题。这两个词听起来都很可怕, 再说下去就是“丧权辱国”了, 不如改为“平等磋商”、“推进谈判”好听点。 靠谁做这些工作? “外交战狼”肯定不行, 但是我们肯定有人才。 一如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两种做人的哲学一样, 有人愿意做“雁奴”,像朝辉教授这样,我觉得他的星座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做事,哪怕就是这样一个家庭作坊式的讲座,他从一开始就不辞劳苦地准备了很多PPT, 展示出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着实让我这个说话比较散漫的人就显得很狼狈。 我一看他这么严肃, 就不得不赶紧准备了几张幻灯片, 然后加点图片。“雁奴”的命就是这样, 一群大雁在飞行的时候,总有一批雁子不睡觉,随时随刻站岗放哨, 它们有一种为这个群体的利益、群体的安全做出自我的牺牲的意愿和乐趣。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扮演这种角色。但是还有一种人,面对现实变得比较逍遥,他抱着“无有去者无以图将来”的信念, 觉得自己能够不作恶就不错了, 时代给了我们不同的选择, 可能我们需要尊重和理解这些不同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对中美联手共同抗击疫情方面, 确实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思路可以考虑, 比如,中美在现在能不能多进行一点儿地方与地方的交流?我们中美之间有这么多对友好城市, 理论上应该大有所为, 但是现在估计不太可能,最多是云交流,那以后怎么办?还有刚才沈大伟说中国有32万多张可以对美打的好牌但是没有用足, 他没明说,我的理解是他说的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可以做点儿沟通工作。 扩展一下,500多万在美国已经扎根结果的海外华人能为中美之间做点儿什么贡献? 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如何运用这些有益的资源但又不至于被认为是把政治势力扩展到美国, 真是一门大学问。

说句心里话,我请大家再认真考虑一下我刚才提出的“敌对伙伴”关系概念。 大家可以查一下1005年“澶渊之盟”的典故。简单地说, 当时北宋和辽国在经过25年残酷战争后被迫缔结盟约。这项战略性妥协的内容是: 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朝被迫承认落后很多的辽国为平等对手, 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来买稳定, 结果是宋辽两国相对和平相处了百年, 两国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达到380次之多!当然,后来宋朝也有因为相对和平而导致国防虚弱, 所以最终被外族所灭, 这是历史的一个惨痛教训, 也是那些认为“妥协”最终会导致自身衰落甚至灭亡的人喜欢引用的一个悲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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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现在最重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中如何正视中国是一个最重要的变量问题。 很多人一谈到中国内政就忌讳如深、不愿置喙。 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谈到中国内政总是自我阉割,不敢深入敞开去谈。涉及王道、霸道一些必定牵涉到到最高领袖的话题, 我们有的时候有很多忌讳, 甚至不敢直呼其名,这就是中美关系研究的一个弱点或者说是最大的“软肋”。 对中国内政外交实践中一些中国模式固定化后产生的恶劣后果, 我们根本没能力总结或者评判。非不能也, 而不为也, 不为非吾辈不想为, 实不可为也。

最低程度说, 从外交的角度特别是对美外交的角度看,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有的时候是很对立的,甚至是对抗的。我们与周边6个国家有领土和领海争议,包括最近发生的中印之间的狼牙棒边境外交,我个人觉得印度这次并没有准备好跟中国打一仗,但是双方都在边境问题上秉持“以武止戈、针锋相对”的态度, 所以这种矛盾还会持续下去。 还有另外不少国家也对中国有偏见, 或者说受美国影响, 认为中国老想着趁机扩张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比如, 我最近几年一直往新疆跑,因为新疆已经变成中美之间的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了。怎么能够很真实地去反映这种情况,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困难。 我最近在读博尔顿的新书,对川普总统间接默许或者支持中国在新疆建教育中心的做法很感兴趣, 这是美国真实想法吗? 还是总统个人的看法?

还有我们的外交朋友遍天下,但是外交与谁为伍这个选择是涉及智力与国运的。 与西方为伍,必须与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打交道,可能觉得很困难, 老受到这些国家说三道四的唠叨指责; 相反, 要是与比我们贫穷的国家、愿意喊三呼万岁的国家交朋友, 你可能获得更多的尊重。文革中我们不要富朋友、不要白朋友,今天是不是在重复只要“黑朋友”、“穷朋友”的道路选择?人家一群黑人小朋友举着中国梦的小红旗欢迎我们领导人去,一下子就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伟大,但是您手里没有支票给人家, 还能得到这种礼遇吗? 这是中国必须考虑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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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引用这句话,即最远大的探险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探险(The longest journey is the journey inward)。对中国和美国而言都一样,这句话都适用。 诸位看一下我引用的的这两张图片。 这个中国的国旗的暗格里是芯片,这个芯片制造就折射着中国的创新困境。 中国走独立自主开发的道路不容易,所谓科技创新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我还看到另外一张照片没有放上去,是一个中国的高铁图,高铁从信号系统到制动装置,也就是从高铁的大脑神经到心脏,再到转向架、连接器甚至铁轨、卫生间,几乎全都是中外合资的,其实说白了都是别人的技术,然后我们加以引进改造, 一下子就成了我们的骄傲了。 中国的汽车行业也是一样的困境。一个汽车行业的老总对我解释说为什么他自己不自主制造发动机, 因为一个发动机从德国引进只要两万五千块人民币,质量好,可靠, 要是他花钱去研发国产发动机,无疑就破坏了行业的规则,费时费力还不能保证质量,听起来令人唏嘘不已。由这样的一个制造困境,我们就不难想象,中国要想走自己民族独立复兴的道路,要是跟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流脱钩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甚至是毫无可能的。

美国其实也是一样,它也在寻找自己的灵魂。有篇文章叫American sold its soul and lost its way,翻译过来就是美国卖掉了自己的灵魂,迷失了自己的道路。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个失去常态的美国,一个与美国建国之父梦想中的理想国全然不同的混沌的美国。美国人憧憬的那种梦想的美国到底能不能回归?这对人类历史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就先讲到这儿,一会儿很想根据大家的问题跟各位再具体交流。谢谢。
延伸阅读:
中美两国的故事–美国怎么失去了中国、中国怎么弄丢了美国?(上)

来源时间:2020/6/26   发布时间:20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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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美国到底怕中国什么?

作者:肖文泉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人工智能资讯周报》总第83期

导读

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首次在国家层面推动了中国无人驾驶汽车产业的发展。自此以后,一系列关于自动驾驶标准体系建设和道路测试管理规范的国家和地方政策出台。可以说,自动驾驶行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然而,技术瓶颈、安全问题、资本泡沫等可能会给中国自动驾驶行业的未来蒙上阴影。

正文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中美关系走到了十几年来的最低谷。近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学生学者入境,声称这些留学人员参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窃取“美国敏感科技和知识产权”,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隐患。

其实,自特朗普开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方就不断以“军民融合”为由收紧对华技术出口。美国对华为、中兴开刀,给出的理由也是这些中国企业可能通过“制造并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中的漏洞”,“实施恶意网络行动”,从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和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

不论是打击华为还是限制中国留学生,美国找出的借口都是中国在实行“军民融合”。而事实上,美国本身就是“军民一体化”(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科技创新模式程度相当高的国家,甚至是这一政策的创新先驱。中国当今的军民融合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依照美国为模范来制定的。

军民融合在中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邓小平曾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此后的领导人在不同时期都制定了军民融合式的发展方略。那么,美国现在突然担心中国的“军民融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什么是“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的本质是实现军民两大体系的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一方面利用民企的人才、技术、资本来推进国防现代化,另一方面利用军队的资源促进民间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比如,中国空军通过“中国制造2025”政策,利用民间技术、资源来实现转型升级;而以军用为初衷的“北斗”卫星系统也开放了民用版,并由此产生丰厚的利润。

军民联合发展效益高的最大原因就是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传统上,军备的研发和生产都是由军队的兵工厂负责的,资金也全部由国家提供。在军民融合的政策下,军队可以在民企中招标,并且挑选合格的企业参与武器设备的研发,国家再向这些企业的项目投资。比起国营包办,军民融合使企业间产生竞争,让军队在购买装备时可以优中择优。

(二)中国“军民融合”的发展历史

美国人近些年才开始炒作中国“军民融合”政策的热度,但事实上,中国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实行这项政策了。

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军民两用”的思想,来发展军工产业,以应国防之急需。虽然这个思想在当时没有完全落实下去,却成了中国国防发展的一大指导方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重申“军民结合”的重要性,但主要目的是通过军转民来促进民间经济发展。重庆兵工厂就曾转产民用“嘉陵牌”电动车,畅销东南亚。江泽民在任时,推动国防教育和后勤发展,拓展了军民结合的范围。而在胡锦涛时期,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方略”,以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

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在2015年首次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强调“科技兴军”,并且明确提出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可以说,当今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是对传统军事方略的传承和发展。而军民融合战略地位的提升既是为了适应科学技术的革新,又是为了实现新的军队建设目标。

(三)以苏联为教训,以美国为标杆

美国人提到“军民融合”(military-civil fusion)四字,总认为这是中国超越美国的“绝密大招”,殊不知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处处都有学习美国的影子。2019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一篇文章,就以美国为“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专门研究美国在“充分市场条件下”推动军民融合的经验。文章指出,美国重视军民两用技术、降低军备市场准入门槛、支持军品采购竞争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而在中国看来,解体前的苏联就是反面典型,不仅军工体系日渐臃肿,而且与民用生产完全脱节,无法协作研发、生产。再加上与美国军备竞赛,庞大低效的军工产业最终拖垮了苏联的经济。

相反,美国虽然也参与了这场军备竞赛,却巧妙地通过投资军用技术来促进经济发展。美苏“太空竞赛”催生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研发航天飞机项目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系列的衍生品,在医疗、通讯、能源等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互联网和卫星导航等技术的产生,也都源于美国的军备投资。

冷战结束后,美国“军民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引起了中国军事专家的浓厚兴趣。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在1994年发布的《军民一体化的潜力评估》报告。在组建中央军委下设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时,中国很大程度上学习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的任务宗旨和管理方式。而DARPA可以说是美国军民融合的一个主要负责机构。

(四)新兴技术与中美军力平衡

既然美国自己就搞军民一体化,中国又以美为师,那么美国究竟为何不断抨击中国的军民融合制度呢?事实上,美国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在意的是新兴技术对军力平衡的影响。

新兴颠覆性技术一旦实现重大突破和战场应用,就能在较短时间改变战争规则,打破既有军力平衡。冷兵器时代的冶铁铸剑,工业革命时期的轮船、铁路、无线电,还有二战期间研发的核武器,无疑都改变了作战的“游戏规则”,同时为首先研发、应用这些技术的国家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战略优势。

当今,可能具有“颠覆性”的技术领域包括人工智能、信息通讯、生物技术、新型材料等。这些产业也成了军民联合发展的核心。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军民双向转化、军民创新资源共建共享”。8月,科技部又发布了《“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计划》,着重通过军民融合方式重点发展信息、材料、航空航天等事关国防安全的科技领域。

中国在2017年出台的一系列重磅政策,也就是美国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重点关注中国军民融合的直接原因。比如,2017年末,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报告,称中国科技的崛起会“侵蚀”美国“信息化战争技术发展的早期优势”,极有可能“改变未来军事战略平衡”。该报告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充分利用新兴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正是因为其“军民融合的发展模式”。

中美贸易战打响之后,美国政府更是开始不断抨击中国的“军民融合”,声称中国通过民企和科研人员“窃取”美国的科技,用于“强军建设”。美国商务部就曾指控华为和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公司“利用美国技术开展破坏性活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而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说白了就是保持美国军事科技的绝对霸权,防止中国取得与美国“近等”的地位。

因此,美国之所以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中国高兴技术产业“卡脖子”,本质上旨在防止中国在特定领域有赶超之势。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美国政府每次抨击中国的“军民融合”,都会强调对于中国军事科技进步的担忧,而与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本身关联甚少。实际上,后者只是打击中国的借口,前者才是美国忧虑的核心。

来源时间:2020/6/26   发布时间:20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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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丁龙的真实身份(上)疫情中迎来转机的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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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家基  来源:澎湃新闻

2009年,我第一次读到“丁龙”的故事。这位名叫“Dean Lung”的普通的中国人,在20世纪初捐款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汉学系,其极具前瞻性的义举以及其与雇主卡朋蒂埃的传奇故事深深吸引着海内外的学者与广大华人,国内的各种媒体纷纷转载,每隔一段时间,媒体上就会掀起一股“丁龙”热。

早在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学者王海龙发现了“丁龙”的故事。1901年,Dean Lung在捐出自己几十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12000美元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系时曾经给校长写了一封英文信,在Dean Lung的名字下面,他工工整整地用英文写下了“a Chinese Person”(一个中国人)。后人将他的名字译为“丁龙”。但许多学者查遍了美国的各种档案仍无法找到他的真实身份。随后,哥伦比亚大学宣布终止在美国寻找Dean Lung,寻找到这位华人真实身份的希望便寄托在他的祖国——中国。

尽管过去我对他的事迹一无所知,且常年生活在南非,远离故事的发生地,但我当得知他的故事后,便暗下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到Dean Lung。

开启寻找丁龙之旅

2015至2016年间,我想方设法先后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Dean Lung的专家米亚,保罗,以及王海龙取得了联系,研读了他们提供的所有研究资料。

当时,我的发现仅限于两点:1)Dean Lung 的中文名字不是“丁龙”,他可能姓“龙”;2)他的籍贯不是山东而应该是广东。

2015年,我还发现在1901年10月13日的New York Tribune(《纽约论坛报》)上刊登的一篇关于Dean Lung。文章提到:“(Dean)is married and has three children”(“他结婚了,有三个小孩”)。

随后,我将这篇文章发给了王海龙和米亚等人,以及当时与我保持联系的对Dean Lung感兴趣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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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0月13日的《纽约论坛报》。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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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现让我相信,Dean Lung离开美国后应该返回了家乡,并且很有可能他的后代仍在世间。

2019年,我将多年研究的线索整理成一页纸,附上Dean Lung的照片,请广东“龙”姓最大的聚居地——顺德的有关部门协助寻找他。顺德的有关部门反应很积极,立即发文请各街道乡镇协助寻找。但经过一段时间,仍一无所获。

那一年,中山大学的“Dean Lung专案组”成员陈晓平把历时三年的研究结果写成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其中两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第一,Dean Lung 的名字,根据1901年美国《中西日报》的报道,中文写作“進隆”;第二, 和Dean Lung同时代在卡朋蒂埃家做事的另外一名华人Mah Jim是新宁(广东省台山的旧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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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美国《中西日报》的一篇报道提到“华人进隆”。

此后,我一直希望与陈晓平建立联系、交流看法,共同努力寻找Dean Lung。然而多方努力未果。

2020年初,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在中国暴发,随后席卷了全世界。因为疫情,我留在了国内,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去完成十年来一直想去做的一件事——寻找Dean Lung。

3月下旬,我把多年来收集的资料重新认真梳理了一遍,确定了行动的方向。当时,我基本能确定的是:Dean Lung是五邑地区人,特别有可能是台山(新宁)人,但在姓名与籍贯的线索仍不明确的情况下,直接寻找Dean Lung有一定的困难;而线索相对明确的是和Dean Lung同时代同雇主的Mah Jim(以及其儿子Mah Chong Dean),后者的寻找范围相对比较集中。不过,无论是Dean Lung 还是Mah Jim,要找出他们名字的正确发音,进而确定名和姓,必须依靠本地人。

于是,我与一个当年开平碉楼申遗工作的团队取得了联系,其中有两位土生土长的台山人,他们熟悉台山语言和历史文化。同时,我再次设法联系陈晓平,最终联系上了中山大学“Dean Lung专案组”的发起人武洹宇博士。

2020年3月28日,我与同在南非一个微信群的恩平市侨联干部岑峰桉取得联系,请他介绍我与台山侨联负责人认识,开始在台山寻找Dean Lung。经他介绍,我认识了江门和台山的侨史研究人员。

迎来转机的十天

4月5日,我与台山侨联林如宝主席通过微信取得了联系。我们当时主要讨论的是,如何查找线索相对比较明确的Mah Jim和他的儿子Mah Chong Dean。

得知台山马姓主要集中在白沙。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查询白沙马氏,从资料中知道了退休教师马卓荣是了解白沙马氏历史的热心人。随后,我在“寻找丁龙研究群”里得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在取得联系后,我和马老师讨论的重点仍然是想方设法查找Mah Jim和Mah Chong Dean的线索。

那时,我将关于Dean Lung 故事的报道以及央视制作的节目《寻找丁龙》发给了林主席和马老师,他们都感到十分震撼,第一次知道了Dean Lung的故事,特别是他很有可能是台山人。

随后,台山侨联于4月13日在其公众号《台山侨联》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在哥大设立汉学系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一人“Dean Lung”会不会是台山人》,文内转发了王海龙关于他的介绍《一个中国仆人的美国传奇》,文后附了我写的寻找线索。

当时,与共同寻找他的研究者讨论,我对Dean Lung的推断是,Dean是姓而不是名,那么这个Dean 在台山话中到底是姓什么?有可能是“甄”和“邓”两个姓。为此,我专门查询了甄姓和邓姓在台山的分布,并联系了位于美国三藩市的甄氏族人社团甄舜河堂。尽管台山侨联发布的寻找请求也获得海内外侨胞的热烈反应,然而,我们并没有得到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4月16日,武洹宇告诉我,他们认为Dean Lung与Mah Jim有可能是同乡,他们曾猜测Dean Lung可能叫马隆进。这个线索让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意识到,他也许应该叫马进隆。既然我们已经在马姓族人中查找Mah Jim和他的儿子Mah Chong Dean,为什么不同时在马姓族人中寻找“马进隆”呢?

我马上将这个想法告知了马老师,请他帮忙在白沙马氏族人中寻找马进隆。不久后,马老师回复说“有好信息”,他告诉我已经找到了Dean Lung!

一时间我简直不敢相信,一百多年来多少人接力寻找的Dean Lung,他的真面目终于浮出了水面。

当天,马老师正在与白沙侨刊的一名编委黄祥光讨论另外一位侨胞委托的事宜,当时他们有提及马进隆的名字,是马进隆后人委托查询。听到我说Dean Lung可能是马进隆,他们也十分兴奋,两边的信息马上进行了核对。

黄祥光说,千秋里的归国华侨马万昌的后人手里有一封几十年前的家信,提到马万昌在美国的名字是马进隆,英文正是Mar Dean Lung。根据他们用台山话念出“进隆”的读音,简直就和Dean Lung一模一样。

兴奋之余,我希望能看到这份马万昌儿子写的家书的照片。黄祥光马上联系对方,传给了我。

4月16日,这个Dean Lung研究史上石破天惊的日子刚好是我71岁的生日。当天晚上,黄祥光,马老师和我都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林主席,他立刻带领侨联干部赶往千秋里村所在的白沙镇以及千秋里村,与黄祥光、马老师等人一同了解核实情况。

4月18日,他们一行人考察了马万昌故居,根据马万昌后人提供的线索,在村外山上顺利找到了马万昌夫妇的墓。墓碑上刻着:“千秋里萬昌翁馬府君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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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昌夫妇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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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里萬昌翁馬府君之墓。

黄祥光发给我马万昌在美国的后人转来的两份关键证物:“丁龙”昔日的雇主,外号“将军”的卡朋蒂埃在1907年11月写给Dean Lung的信,信的结尾签字为H.W.C.,这正是卡朋蒂埃的缩写;另外一份是马万昌的儿子于1972年8月18日写给儿女的信,信中第一次讲述了马万昌在美国的名字是马进隆(Mar Dean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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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昌的儿子于1972年8月18日写给儿女的信,信中第一次讲述了马万昌在美国的名字是马进隆(Mar Dean Lung)。

根据卡朋蒂埃来信的内容分析,他和Dean Lung的通信不止一封,应该还有其它的信件。

4月20日,我专程到了台山白沙千秋里,与“寻龙小组”的成员汇合,前往马万昌的故居和他捐资修建的国瑞书室进行考察,并到他的墓地拜祭。

那天,台山侨联公众号发表文章首次披露了,在台山找到了Dean Lung,他姓马。

之后,我在“丁龙调查微信群”中提出了一些设想:在千秋里寻找马万昌的家谱;建议侨联联系有关部门查找马万昌儿子马维硕的档案,并对他的家书进行笔迹鉴定;对卡朋蒂埃给Dean Lung的书信进行笔迹对比;请有关部门对Dean Lung的照片以及其后人提供的马万昌老年时的画像进行人脸识别对照;请黄祥光继续和马万昌后人联系,寻找更多的书信与信封。

这些设想随后一一得以实现。4月26日,黄祥光得到了美国传来的卡朋蒂埃于1907年9月写给Dean Lung的另外一封信,还有一个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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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朋蒂埃于1907年9月写给Dean Lung的一封信的信封。

在这个信封上,赫然写着收信人“Dean Lung”“進隆萬昌”。这样一来,一切都清楚了,千秋里的马万昌就是“進隆”,就是Dean Lung的可能性更大了。关于这些信件的仔细分析会在本文的下篇中展开。

前人找不到Dean Lung,有两大误区。第一是姓名。自上世纪的国民政府宣传Dean Lung的故事时开始,Dean Lung被译成“丁龙”,后经国学大师钱穆的渲染,“丁龙”似乎成了Dean Lung的标准中文名。而后,王海龙的研究与被大量转载的文章中沿用了这个大家耳熟能详既成事实的译名。我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Dean是姓还是Lung是姓这个局限范围内打转而没有实质性进展。

正如Dean Lung马万昌的曾外孙黄畅泉所说:“你们用丁龙中文名去找进隆怎么可能找得到呢?我们看到都不知道是找进隆啦!”

其次是Dean Lung的籍贯。从钱穆开始,研究者把Dean Lung的籍贯说成是山东。结果电视台兴师动众到山东日照的丁姓地区寻找“丁龙“,一无所获。今年某电视台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赶到台山找寻Mah Jim和Mah Chong Dean,地点对了,可方向还是没有找准,也是功亏一篑。

庆幸的是,在一代一代的专家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们越来越接近“丁龙”的历史真相了。

4月27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组采访了我。在采访中,记者问及是什么支撑着我这些年来坚持不懈寻找“丁龙”时,我重复了2018年写信给一位美国华侨历史研究者时的一句话:“我们有责任去发掘真相,让国人认识到,中美之间既有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也有在Dean Lung这样的普通华人用毕生积蓄的血汗钱的基础上建立的哥大‘丁龙讲座’。”

风云际会,车轮飞滚。马万昌生前曾经希望他的儿女有机会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不久前他的曾孙女马嘉燕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在Dean Lung的大幅画像前拍了合影。

(作者陈家基系南非华人学者)

来源时间:2020/6/25   发布时间:20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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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第三世界经济援助外交的巨额损失和教训

作者:王明远  来源:金融读书会

编者语:

二战结束后,苏联为了挑战美国霸权,谋求全世界领导者地位,同时为了推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三世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援助行动,尤其到苏联后期,进行了超出国力范围承受的不切合实际的援助,投入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可以说超过了同时期的美国。

苏联在获取一定战略主动权的同时,也成为国家沉重负担,多数资金都有去无回,苏联外援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是苏联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敬请阅读。

一、苏联援助到底花了多少钱

二战结束后至斯大林逝世,苏联即开始对社会主义阵营12个国家大力开展援助。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以及战略野心的不断膨胀,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受援国已经增加到27个。

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进一步加强全球战略攻势,在第三世界广泛培养亲苏势力,到1981年苏联援助国数量达到64个,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

那么,为了支撑这么大的援助规模,苏联花了多少钱呢?

这个数据是当时都是保密的,政府虽然也正式公布一些数据数据,但都是被严重压缩的,比如根据1973年苏联政府统计公报,1967年至1972年的对外经济援助每年在1.94亿美元至8.65亿美元不等,这仅仅是实际数据的十分之一左右。

直到苏联解体之前,面临民众“公开化”的压力才,苏联政府第一次全面公布了对外援助情况:截止到1989年,苏联共向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49个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858亿卢布贷款,按照美元汇率约1490亿美元,这个规模大致相当于苏联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总量的8%左右,远远超过美、英、法等国对外援助与国力的对比。

另外,近年巴黎俱乐部公布的一些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苏联的真实援助规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全部债权,到90年代末至2010年前后,俄罗斯单独或通过巴黎俱乐部与受援助国达成了债务协议,这些债务国情欠债数量分别是:古巴320亿美元、朝鲜110.96亿美元、伊拉克120亿美元、蒙古112亿美元、阿富汗105亿美元、叙利亚98亿美元、越南94亿美元、利比亚46亿美元、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也门53亿美元、莫桑比克20亿美元、巴基斯坦50亿美元,南斯拉夫43亿美元、坦桑尼亚20亿美元以及赞比亚10亿美元。(巴黎俱乐部网站)虽然这些债务数额里面包含苏联解体后的利率(约2.5%),然而扣除利息,基数也是很庞大的。

另外,这仅仅是部分国家的债务情况,绝大多数东欧和拉美国家都没有算进去。由于援助规模很大,以至于苏援在很多国家的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成为一些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据统计,苏联的援助项目和贷款占据了印度工业产值的17%,叙利亚经济总投资的15.3%,阿富汗工业投资的30%以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60%以上的工程是苏联承包援建的。

苏联解体后,像朝鲜、越南、古巴等这些长期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经济立即陷入巨大困境。

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都是耀眼的“社会主义明灯”,人民生活普遍比周边发展中国家好,其实这都是苏联人民了紧裤腰带,大力输血的结果。有人或以为苏联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模式,即使是维持这么大的援助,也肯定不“差钱”,其实不然。

苏联到70年代中后期经济情况就恶化,开始向西方发达国家借债,苏联解体的时候,已经欠下西方660亿美元的债务,以至于成为90年代俄罗斯的沉重负担,到普京时代才还清。

然而一边借外债,一边又大举援助他国,维持“强国形象”,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打肿脸充胖子”。

二、高风险低回报的援助

那么,苏联巨额援助是否取得了巨额回报?是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能力援助和开发这些亚非拉国家,只有苏联独具慧眼,抓住了第三世界的市场和机遇?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苏联援助的都是最穷国,根本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苏联援助外交初期,受援国偿债情况就不乐观,1955至1968年,按照计划应该偿还32.67亿美元,实际仅偿还9.09亿美元( Donaldsor,P25)。进入八十年代,苏联的援助进入还款高峰期,按计划每年能受援国需要偿还40亿卢布左右,但是到账率不足20%。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继承了对这些国家的债权,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随着没有了苏联支持,经济财政急剧恶化,更失去偿债能力,最终绝大多数债务都被免除。

分别是:古巴288亿美元(减免比例90%,下同)、朝鲜约101亿美元(90%)、伊拉克120亿美元(100%)、利比亚46亿美元(100%)、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100%)、阿富汗105亿美元(94.5%)、蒙古112亿美元(98%)、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97%),越南94亿美元(86%),叙利亚98亿美元(73%),也门53亿美元(80%)、莫桑比克20亿美元(80%)。

另外,减免比例不详的还有巴基斯坦50亿美元,南斯拉夫43亿美元,坦桑尼亚20亿美元,赞比亚10亿美元。因此,可以说,苏联对多数国家的投资和援助最后基本都是“打了水漂”,而这些钱都是苏联极力压低国内劳动人民的回报,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挤出来的“真金白银”,最后被糟践于其他国家,不能不说是苏联人民悲剧。

再者,苏联援助的多是政治风险极高,或不讲信用的政权。以埃及为例,1970年萨达特总统上台后,苏联认为在非洲开拓影响力的机会来了,立即与其签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向其提供50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派遣专家顾问达18000多人帮助埃及发展,还为其修建了举世著名的“阿斯旺水坝”。

然而,没过几年,萨达特转而与美国、以色列亲近,苏埃关系急剧恶化, 先是于1976年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关闭苏联驻埃及的外交机构,最后,1978年萨达特慷慨激昂地在人民议会正式宣布终止偿还所欠苏联的约40亿美元的债务(苏广辉,1987)。

一厢情愿想领导和控制其他国家的苏联却漠视教训,三年后,萨达特遇刺、穆巴拉克上台,苏联再次向埃及提供援助。

利比亚情况也是同样恶劣,苏联曾经向利比亚援助46亿美元,卡扎菲政权一直拒绝偿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宣布豁免利比亚45亿美元的债务,即便剩余需要偿还的1亿美元,卡扎菲也是拒绝偿还,2008年他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普京作为礼物又在欢迎他的宴会上宣布免除。

有必要指出的是,利比亚石油资源丰富、财力充沛,人均生活水平甚至高于苏联和俄罗斯。

苏联为什么会在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路子上越走越远,最后深深地陷进去呢?这根源于苏联的外交目的和决策机制。

首先,苏联的霸权心态不断膨胀,急于建立世界领导权,过度迷信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金钱的力量,采取了机会主义的“金元外交”的方式;

其次,苏联不像美国的对外援助一样,有国际开发署这样的专门机构评估风险,并且要经过国会的审批,苏联政府要援助谁和援助多少钱,基本有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这种充满长官意志的决策很难是科学明智的;

再次,对于如何认识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上,苏联长期受革命意识形态影响,认为越穷的民族越正义、淳朴,越富裕的民族越反动,因此,天真认为越是穷国越是坚定的盟友,越要加大投资援助,岂不知越是穷国政治经济风险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经营亚非殖民地数百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而是采取了风险较低的有限投资、贸易优惠加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

三、不计成本的的援助模式

苏联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其经济援助往往是不计成本的,慷慨对第三世界解囊相助。希望用这种沉重的经济代价,换来第三世界领导者的形象。

第一,赠予。早期苏联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大约30%属于赠予部分,不需要偿还,但是越是到后期,赠予比例越大,1979年至1980年签署的25项援助协议中,至少有17项是100%赠予。(陆南泉,P732-740)。

第二,不等价贸易。苏联对愿意发展友好关系的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薄来厚往的贸易政策,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进口,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出口。以古巴为例,古巴以出口蔗糖为经济命脉,苏联以高于国际市场数倍的保护价格收购,比如1968年国际价格为 1.12美分,而苏联收购价为6.11美分,1982年国际价格5.48美分,而苏联收购价高达49.7美分。(何百根等,P402)仅1981年到1985年,苏联为古巴提供的蔗糖价格补贴就高达157亿美元(徐世澄,P160)。而另一方面,对于古巴所严重依赖的石油等能源,苏联以低于欧佩克定价的40%的价格出口给古巴。

第三,贸易贷款。同时苏联在贸易上,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贸易贷款。主要由两种用途,第一种是为受援国提供贷款,购买苏联的设备。比如苏联在50年代初期对华经济贷款基本都是用于这些。第二种情况是,苏联与受援国之间往往存在大量贸易顺差,受援国无法弥补贸易赤字,则由苏联提供贷款来弥补。比如,80年代,苏联每年对越南的贸易顺差都有7亿美元左右,而这些顺差最后又通过贷款返还给越南。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最终等于是发展中国家又白赚了这些东西。

第四,项目援建。苏联热衷于在第三世界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工业基地,也认为这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富强的最好策略。然而对于大型工程,落后国家无力承担,一般由苏联为其提供一部分资金,以及绝大多数的技术设备,而建成后通过运营产生的收益或者生产出来的物品抵债。

到1982年,苏联对外援建项目协议总数4512个,交付使用的有2707个。这些建成的项目生产能力为:发电站装机容量4750万千瓦、钢铁7720万吨、石油4930万吨、煤炭4340万吨、焦炭2780万吨、化肥245.7万吨、水泥990万吨、铁路4976公里、公路2150公里。(陆南泉,P672)。

四、苏联援助效果评价

大规模的对外援助,大大推动苏联成为全球影响力国家。苏联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对于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刺激了本国军事工业及相关重工业的发展;其次,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也使得苏联获得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本国之前缺乏的有色金属、橡胶等资源;再次,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和基础建设的援助,也消化了本国的过剩产能,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经济衰退的到来。

但是,从长远看,苏联的援助政策是失败的。从最根本的外交目的上来讲,苏联并没有收获所期待的固定盟友。虽然苏联一厢情愿通过投其所好,有其必应的援助,来获得政治盟友,但是它的愿望总是不能实现。苏联曾经重点援助过的南斯拉夫、中国、埃及、智利无一不最终反目。更多国家跟苏联友好,是冲着钱而来的,尼克松说“如果没有经济和军事援助,莫斯科在第三世界的朋友连一家都支撑不下去”。

时至今日,俄罗斯在当年苏联曾经经营过的绝大数地区都没有影响力,苏联的援助并没有像英国、美国那样在经营过的地区,留下丰富的“外交遗产”。从这一点上讲,苏联就失败了。

从经济回报上看,苏联也是失大于得,它所投资的都是重工业工程,建设周期长、回报慢,多数工程到苏联解体或受援国发生政治动荡后就成为烂尾工程。从援助资金本身效力来讲,苏联的援助也没有跟本改观本国落后面貌,虽然为落后国家建设了不少工业项目和提供了不少贷款,但现在依然是最不发达国家,事实证明苏联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亚非拉国家是不适合的。

总之,苏联虽然扩展了全球影响力,但是并没有树立全球领袖的地位。反而越到后期,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在受援国产生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苏联模式的神话逐渐破产,在全世界失去吸引力。

苏联还越来越迷信军事武力,还插手制造地区动荡,苏联的国际形象也转向完全负面。苏联的外援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目前,中国构建新世界秩序的努力,与昔日苏联的崛起相比,在面临的使命、所处国际形势和采取的策略上都有一定相似性,研究苏联大国崛起中的得与失,对于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民族复兴的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来源时间:2020/6/25   发布时间:2020/4/12

旧文章ID:22137

“新冠疫情与美国民主的未来”学术座谈会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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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温馨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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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美国民主的未来”

学术座谈会顺利举办

2020年6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数据科学中心承办的“新冠疫情与美国民主的未来”学术座谈会成功举办。此次会议,我院邀请到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校级杰出讲席教授、美国文理学院院士John Aldrich,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FSI)和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Larry Diamond(戴蒙德),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CDDRL)主任Francis Fukuyama(福山)围绕与美国民主政治有关的三个议题进行交流讨论。讲座由我院叶澄海讲席教授、数据科学中心副主任吕杰和台湾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朱云汉联合主持。此次学术座谈会吸引了逾四千听众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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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做开幕致辞,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简要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历程,指出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并介绍了国际关系学院在推动世界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等学科上的引领作用。刘元春副校长指出,这次疫情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格局,美国表现出政治蜕变的特征。民主不仅是程序上的制度,还是实质上的权利,民主政治的最低要求和最高原则都要保护人民的生命权,而疫情已经让十几万美国人丧命。因此,今日对美国民主未来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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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朱云汉教授主持第一阶段的讨论。第一阶段讨论的主题是对美国民主政治从奥巴马政府过渡到特朗普政府的回溯性分析,包括特朗普的崛起和当选,对奥巴马执政后期的美国民主意味着什么?美国国内因种族分裂、经济不平等、移民问题、文化多元主义、医保问题和环境问题所引发的冲突不断升级,这对美国两党制冲击有多大?造成了多大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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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ldrich教授分析了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的原因。他认为,自1984年以后,美国社会的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如特朗普这样的非常态候选人并不会对选民的投票造成很大影响,真正对选民投票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选民间存在的巨大分裂。Francis Fukuyama教授对美国近三十年以来的经济、文化、政治和技术发展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共和党的议程变化。自里根时期的以经济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共和党议程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转向强调身份政治,而这强化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及政治上的两党极化。Larry Diamond教授认为,极化与分裂是当今美国社会与政治中非常重要的现象,而少数族裔是此次美国大选的关键。超过90%的少数族裔议员属于民主党,而特朗普想要通过移民政策等对少数族裔进行限制。因此,两党谁能够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取决于少数族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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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讨论的主题是新冠疫情对美国民主的影响,包括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不当,究竟是领导人的问题,政治体制本身的失灵,还是二者皆有?新冠疫情将对美国的极化政治,或所谓的“大分裂”,会产生哪些影响?

Fukuyama教授指出,美国社会的深度分化使得人们很难在危机面前进行合作。同时,相比国家利益而言,特朗普更重视个人利益,轻视疫情,主要考虑疫情对他自身当选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当下美国疫情处理不容乐观的局面。Diamond教授认为,影响疫情应对是否及时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国家治理质量。根植于美国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文化导致了民众强调个人自由而不愿遵从政府的命令。因此,美国需要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力。Aldrich教授认为,由于政府的去中心化,致使许多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无法推行与实施。同时,因经济不平等造成医保资源分配不均,使得底层民众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疫情。一方面,特朗普无力团结美国民众共同应对危机,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对于疫情的不同观点造成了国内的分歧,使得大家那一合作。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美国民众尽量求同存异,来共同应对此次疫情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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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讨论的主题是美国民主走势的前瞻性判断,包括2020年总统大选中,美国的民主将面临哪些挑战?以及此次大选后,美国的民主总体走势如何?最好和最坏的情况是哪些?

Diamond教授认为,美国民主正面临多重危机,而特朗普并不能在美国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的状况下解决这些问题。如果2020年大选之后,美国能够组成一个更有力的政府,打破两党政治极化的局面,那么美国民主的未来依然是光明的。Aldrich教授认为,新冠疫情相比于其他议题会更加吸引民众的关注,在此之下,2020年总统选举进程可能会受到影响,比如在位者的地位更难以撼动。对美国来说,如果能够解决因选举导致的执政目光短浅问题,让在位者能拥有更长的任期以推行长期政策,那么美国民主和政府将更具合法性。Fukuyama教授认为,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世界来说,此次2020大选的不确定性将会带来很高的风险。特朗普的立场会损害美国的法治以及对外政策。此外,美国当下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年轻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愤怒,说明在这个民主国家中,新的一代人可能会对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2020大选在这些影响下的结果也是高度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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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环节结束后,吕杰教授主持交流互动环节。冉冉副教授就特朗普的“甩锅”和指责行为及这些行为对美国内政的影响与Aldrich教授展开交流。Aldrich教授认为,特朗普力图通过这种“甩锅”和指责行为来澄清自己在这次公共事件上的责任,并期望以此作为对国内民众的回应,尽量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以获得大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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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任锋教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够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的突发问题,如果不同民主国家可以相互竞争并相互学习,那么自由民主国家是否能够吸收这一优越性?Fukuyama教授对此做出回应,他认为,所有的政体都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而此次疫情是对国家行政能力的检验。尽管美国政府并不是无力处理这种突发事件,但是美国也的确能够从对此次疫情的处理中学习并获得很多。

韩冬临教授提出,相比于Diamond教授强调各国不同的治理能力在应对疫情表现差异上的影响,民众相关的认知同样重要。那么此次疫情会如何影响全球民众对民主的支持?Diamond教授认为,美国绝大多数民众对美国的两党制依然非常支持,他们认为此次疫情是治理的问题而非民主制度的问题。所以对一般民众来说,对民主制度以及民主价值依然有较高的吸引力。

马得勇教授提出,普通民众具备民主能力是实施民主的重要条件,美国民众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Aldrich教授回应道,这个问题是美国学术界一直在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很难简单回答是或不是。其实,不仅仅在美国,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良好运作都依赖于民众的相关能力,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民主认知以及参与民主的积极性。

李石副教授对美国当下发生的社会运动很感兴趣,她提问道,这场运动是美国民主的正常形式还是对民主的破坏?Diamond教授表示,当前美国的抗议活动尽管存在一些暴力行为,但是整体来看还是和平的。当民主国家处于黑暗时期,不正义横行的时候,和平的抗议对民主的改革和革新非常重要。Aldrich教授认为,抗议行为是民主政治的正常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例如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等,都促进了美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张广生教授和Fukuyama教授就政体类型学的发展进行讨论,他提出,如果依照现有主流的政体类型学来看,应如何对中美之间的差异进行区分?Fukuyama教授表示,就政体的国家、法治和责任制政府的三个组成部分而言,中国的缺陷在于一直没有建立完整的法治体系,而美国的制度拥有对权力的约束,这是美国的和中国之间关键的差异。

会议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做总结发言。杨院长首先对与会嘉宾表示感谢。他认为,过去四十年里,美国的民主一直普遍被认为是很稳定的,但是今日却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政体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流话题,自由民主甚至被视作是“普世价值”。但是今日,世界政治思潮发生重大转型,从普遍主义演变为碎片化的身份政治即认同政治,而自由民主的竞争性选举和党争民主进一步刺激了身份政治,造成社会进一步分裂。虽然许多国家选择“西式民主”道路,但是治理效果上却未见成效。他呼吁,比较政治研究范式应该转型,从传统以政体为中心的比较制度分析,逐步转移到以治理为中心的比较治理研究,才能切实回应当下最关键和令人关切的现实政治问题,政治学才有生命力。最后,杨院长表示,欢迎各位与会嘉宾到访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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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馈听众,我院将在官方网站与公众号上发布会议视频及字幕,会议发言的中文译稿随后会刊登于我院主办的《中国政治学》辑刊上。

来源时间:2020/6/25   发布时间:2020/6/25

旧文章ID:22136

洪朝辉:弄丢的中美友好关系,能不能再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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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朝辉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两国的故事–美国怎么失去了中国、中国怎么弄丢了美国?(上)

【编者按:6月21日,洪朝辉、孙哲和刘亚伟在题为“中美两国的故事–美国怎么失去了中国、中国怎么弄丢了美国?”的纽约聊斋第七期沙龙上先后发言。他们比较了1950年代与2010年代两大“丢失”的历史背景,分析两大“丢失”的深度原因,探讨中美关系未来的可能走向和选择。本站首先发布洪朝辉博士发言的文字记录。在谈到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时候,洪朝辉说,“我是不想、不能、也不敢对未来中美关系算命,因为我们历史学者只相信结果,不讨论如果。但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中美要和平共处,必须寻求“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中美關係從1972年到1979年的基礎是共享的敵人(shared enemy);1979到2013的基礎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敵人與利益隨時變化,只有將两国關係建立在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才能長治久安。延伸阅读:孙哲:中美关系的“三弄”和“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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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明一下,请大家不要纠结这两个丢失(who lost China 和 who lost America)的问题是否是伪问题、烂问题、傻问题,或是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坏问题。是的,这两个问题本身就带有一种傲慢、偏见、无知和冷战旧思维,但我们今天只是借壳下蛋、借题发挥而已。直白地说,我们就是想与大家探讨三大真实的大问题:第一,中美关系在近年为何突然恶化?第二,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什麽?谁、那个机制、那个主义或那个事件必须对此恶化负主要责任?第三,我们是否还有人为努力的空间,来阻止这种恶化?

(一)

1948年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共战场中的节节胜利,美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雷问题:是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谁必须为此背锅?三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犯了战略性错误。在二战中,罗斯福做出了三大决定:一是坚决支持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二是坚决维护蒋在中国战场的绝对领袖地位;三是确定在战后,以蒋为首的中国政府与美苏英平起平坐,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结果,罗斯福的赌注下的太大、太早、太猛,导致美国深陷二战后中国政治的泥坑里,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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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拿新中国成立说事,在美国掀起反华浪潮))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由于蒋介石的无能、腐点败、堕落。这种甩锅蒋介石的观来自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1949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后的三个半月,美国国务院发布1054页、长达100多万字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由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國務卿艾奇遜主導發表。他们主要强调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的失敗,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美國在戰後中國,已盡力而為,最後失敗應由无能、腐败的蒋介石和國民黨負全責。白皮書中收錄的《艾奇遜致杜魯門的信》,是全書的核心。《中美關係白皮書》的發表,標誌著美國退出國共內戰,属于美国式的第一次脱钩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由于美国国务院内部共产党势力的作用,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锅甩得惊天动地,祸害至今。当时一批亲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对《白皮書》和杜魯門的對華政策提出強力抨擊。尤其是在1950年后发生了四件大事:其一,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韓戰爆發;其二,杜魯門政府在6月27日下令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其三,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兵朝鲜,中美直接发生热战,情势完全逆转;其四,在1952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黨的艾森豪憑藉反對杜魯門的三个词获胜:“韓國!共產主義!貪污!”。

在这个反共、反华的大背景下,一个新观点和一只新大锅被隆重推出:即如果美国尽力援助蒋介石的话,中国的丢失是可以避免的,于是,这就为麦卡锡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动力。当时,麦卡锡和他的伙伴们需要寻找丢失中国的替罪羊,在1950年2月7日的西弗吉尼亚的演讲中,麦卡锡又找到一只大羊和一群小羊:“大羊”是国务卿艾奇逊,还列举了205只“小羊”,他们大多是国务院官员里的共产党党员或间谍成员。

但一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who lost China 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要提失去,必须先拥有,“It is only possible to lose something that one owns”,但美国从来没有拥有或殖民过中国,何谈失去?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解释:第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强大,而且是太出乎意外地强大;第二,斯大林和苏联暗助中共的作用,不可低估;第三,日本人太不经打,如果日本天皇顶住不投降,中共就很难有机会。
(二)

与刚才提到的who lost China 相关联,2019年10月22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出席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午餐会时,第一次提请大家思考:who lost America? 谁丢掉了美国?我将他称为“沈大伟问题”(the Shambaugh question)。对此,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是如何渐渐“得到”美国的背景。

第一,自从1972年以来,在一批美国学者和记者的努力下,中国形象逐渐得到美国社会的接受和认同。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都是反苏联,但在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中却有一大批亲华和知华派。这些美国学者的影响千万不能低估。

第二,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长期的中美交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民心,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文化、教育全方位融入美国各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第三,由于中国形象的改变,导致美国各界对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多元的未来,出现了许多美好的想像,他们对民主中国、自由中国充满期待,深具信心。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和友好战略,是一种必须而且是唯一的正确战略。当然,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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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

很明显,沈大伟的问题,也可以是个伪问题,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何谈失去?

但是,事实是,上述三个中美友好的背景,突然在过去几年逐渐消失。这就是沈大伟问题值得我们学者认真探究的一大原因。其实,沈大伟问题还有一个意思,中国曾经拥有成千上万的机会赢得美国,为什麽中国就不能好好利用这些机会呢?他的背后深意是,中国手上曾经有很多牌,不仅没有使用,而且将一手好牌,硬生生地打烂、打臭、打死了。

沈大伟问题有学术含金量,但“沈大伟转向”更是具有标杆作用。沈大伟长期非常亲中,八、九十年代当过英国著名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主编,多年来在中国上层和官场游走自如,在中国学界也是长袖善舞。但是,在2015年3月6日,沈大伟突然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轰动的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他在文章中惊人地预测:中国即将裂了、断了、崩溃了,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沈大伟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恶化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的摩擦、竞争和压力将会成为“新常态”。这篇文章代表了美国知华派从左到右的大转向,“沈大伟转向”也许还产生了三种著名的后续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蝴蝶效应和寒蝉效应。自此以后,很少有美国的亲华派、知华派学者公开、单独地出来,为中国的政策进行强有力地辩护和背书,因为这样做就政治不正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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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和2019年两次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讲话)

有关何时何事何人导致美国社会上下对中国、中共甚至中国人出现反感,大致也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2008年。这种观点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起点,因为从那时起,西方世界深陷金融危机,中国却一花独放,逆向发展。不到两年,在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西方世界和美国社会深深地感受到了危机,有点类似1964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美国上下感到震惊一样。

第二,2012年。2012年中国走进新时代,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的动作,包括南海、香港、台海、新疆、修宪、一带一路,都是美国民众改变对中国看法的动因。

第三,2018年或2020。2018年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恶化了中美紧张局势,一大标志是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讲,意味着美国对中国自1994年克林顿以来的接触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美全面脱钩的开始。随后的一系列冲突,强化了这种脱钩战略的实施,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防疫战、区域战,甚至民航战等,十面埋伏,全面发难。美國對華的接觸戰略正式終結。

总之,自2008年或2012年或2018年以来,中国逐渐失去了部分美国的民心.

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4月,是美国民意在过去41年来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欢中国的比例突破历史最高纪录,从1989年3月的13%,到今天的67%;喜欢的比例从1989年3月的72%,降到现在的33%。即使1989年8月也只有53%不喜欢,喜欢的也有35%,形势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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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国逐渐从合作者,变成了竞争者,甚至是敌对者。其中的要素不外六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实力消长(老大与老二之争)、经贸冲突、区域冲突、以及领导人因素。

这里,我想把这“两个丢失”的问题做一个逻辑的连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地良心用苦,把这“两个丢失”放在一起讨论。首先,1949年美国觉得丢掉了中国,于是中美脱钩、冷战开始;1972年以后,中美慢慢恢复接触、合作甚至友好关系,美国以为中国迷途知返,又回来了,对中国的失而复得感到十分兴奋。但这几年来的关系恶化,美国又觉得,这次是中国失去了美国。于是,中美又该脱钩、再度冷战了。

历史就是这么如此往复地出现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冷战、接触、再冷战。所以,对于具有历史感的人,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我们更希望中美双方的智库都能理性、平衡、客观地分析今天两国再度面临新冷战的原因、案例、后果,尤其需要假设,如果中美博弈的牌局还能再来一次,双方是否可能少出或不出哪些臭牌、烂牌、蠢牌?

(三)

我是不想、不能也不敢对未来中美关系算命,因为我们历史学者只相信结果,不讨论如果。但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现在让我们看看从历史中能得到什麽样的启示。

第一,中美关系改善的几大节点,主要靠人为努力。长期在美国读史,导致我越来越倾向于认同一些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过于迷信唯物主义的一大后果是相信宿命论,以为一切由客观、经济、战略、制度决定,人是没有什麽努力的空间。成也客观、败也客观。其实,我研究历史的心得是,个人、众人在历史发展中,经常发生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完全由客观环境、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制度文化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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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共进晚餐)

中美关系历史发展都证明了许多关键的节点是由个人所决定,与客观环境没有必然联系。例如毛泽东在吃了安眠药、昏昏欲睡之时,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访华,从此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一句“台湾事小,世界事大”,就将美国在台湾的存在这一本质性问题,云淡风轻地一句带过;1979年,邓小平在决定中美建交时,也不再坚持美国必须停止军售台湾,尤其对此后美台签订的《台湾关系法》,也是眼开眼闭,但这可是当年毛、周定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大底线之一:断交、撤军、毁约,毁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2001年4月11日,王海的南海撞机事件,克林顿死活不说apologize,只是将一句sorry, 变成了very sorry而言,结果也就雨过天晴了。

第二,中美关系恶化的节点也大多是人为的因素决定。今天,人为因素是从正面向反面运作,是不断向脱钩方向发展,形成负反馈效应,出现所谓的加速度分离的趋势。

目前,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和美国国内的脱钩力量,表面上是逆向而行,势不两立,但实际效果是殊途同归、相向而行,中国的左和美国的右,都是追求自力更生、独立自主、闭关锁国的方向,美国鹰派需要中国民粹的友好“配合”,进一步激化中美矛盾,才有可能长期推行脱钩政策,华为就是一块引诱中国民粹这头公牛发怒的“红布”。所以,极左与极右经常是惊人的相似,线的两端,一旦成为圆形,就自己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历史就是这么讽刺与哭笑不得。

众多危机集合的结果,正在导致中美关系向自由落体的趋势下滑,尤其是美国对华四派出现惊人的一致:接触派、务实派、民粹派和强硬派,前面三派共同向强硬派或鹰派靠拢。

記得在2013年5月13日,我在卡特中心的一次中美關係的研討會上,我針對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做了一個發言,其中提出了一個看法,竟然被不幸而言中。我當時說,中美關係從1972年到1979年的基礎是共享的敵人(shared enemy);1979到2013的基礎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敵人與利益隨時變化,只有將两国關係建立在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才能長治久安。共享的價值就是来自《圣经》、《论语》、《道德经》等中美文化经典的三個精髓:和、愛、忍(peace, love and toleration)。我當時說,如果中美兩國不能立刻致力於建設共享的價值,兩國關係可能不進則退。

第三,从未来而言,中国还有人为的空间,推动中美友好。我们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是该想一想不可想像的事情了”(It is time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毛泽东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光明。只有多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和动力,我们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我们人力难以控制的因素。

目前而言,中美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面的机会与窗口还剩几个。

其一,是美国的地方因素。All politics is local。美国所有的政治都是与地方有关。这个地方主要是指州、市、县和社区。至今,美国地方支持中美合作的根基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动摇。以前中国只关心白宫,后来开始关心国会,然后关心跨国大企业,现在必须与美国的地方建立命运共同体,潜力极大。这次防疫大战,中国与加州和纽约进行了很有效的合作,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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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中美省州长论坛)

其二,是普通民众的因素。美国向来是先有公众舆论,后有外交政策。对于民意调查,建议大家要结合盖洛普和皮尤两大民意调查机构,比较分析。盖洛普的长处是同一个问题,持续几十年地问,形成趋势;皮尤的长处是具有深度与分类。今年3/29皮尤进行的民调有四大数据值得分析,有助于寻找阻止中美关系恶化的思路。

一是美国5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待中国不友好的比例较少(蓝色),53% vs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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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美国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对中国不友好的比例相对较低,62% vs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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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59% vs 30%。这能帮助美国人不断增加自信,减少危机感和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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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8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绝对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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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民意的波动真正应验了民意如流水的真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民意立即出现正向或反向波动。所以,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民意的趋势,过去41年,哪些年出现波动?为什麽这些年会出现波动?什麽具体事件导致这些波动?有了这些实证数据以后,再去研究如何防止美国民意的波动?又如何拉抬美国的民意?我们学经济史的不仅相信理性,更相信演化理性,一定要观察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民意。

其三,550万美国华人的因素。我们这批人是中美关系友好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改革了,我们上大学;开放了,我们留学美国。所以,面对中美关系的危机,大家千万不要幸灾乐祸、置身事外、隔岸观火、互相甩锅,要多多提倡550万美国华人命运共同体。

我们需要多多告诫美国各界,要王道,不要霸道,王道是do what you should,美国要多做自己应该做的,这就具有道德标杆,追求一个道德的上限,不要比烂,更不要用劣币驱逐良币;霸道是do what you can,美国只做自己能做的,比如类似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因为能力有限,就放弃不做了,只想美国优先。尤其是,霸道意味着:只要我能做,就做,于是就可能出现:只要我的实力决定我能放火,只要我能阻止你点灯,我就做!这就会导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断地向下沉沦。

其四,中国还是需要低调行事。美国在19世纪的GDP水平,几乎不被人注意,其排名一直躲在很难被发现的位置,长期排在中印英法德的后面,如1820年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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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美国于1877年完成美国南部战后重建、1890年完成西部边疆开发,内功大增,突然弯道超车,在1890年,其GDP成为世界老大,使英法德三个欧洲强国,防不胜防。见1890年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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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美国成为GDP老大后,一直韬光养晦到1945年,装“孙子”的时间长达整整55多年。还有,你看美国在1930年的GDP,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各国,但无论参加一战还是二战,美国开始都不想秀肌肉,都是被逼无奈、情非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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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苏联1917年10月革命后退出一战,美国才加入一战;同样,二战打了二年多,珍珠港事件才逼着美国没有退路,被逼上阵,因为美国当时一直信奉孤立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一直到了战后,实在没法遮遮掩掩了,才雄赳赳、气昂昂地成为真正的老大。只是在2016年后,在现任美国总统的努力下,美国的外交战略再度从全球主义拉回到民族主义。

所以,中国应该深深体会在国际舞台上,懂得低调、谦卑的种种好处。应该多强调中国还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或140美元而已;多强调我们现在只能搞地毯经济,才能生存下去;多强调第二波疫情在北京反弹的悲情,而不是高姿态地发表什麽抗疫白皮书,少在别人还在受伤的心口上撒盐,多亮亮自己的伤口和多晒晒自己的弱点,在此时此刻,非常有用。

尤其是,在行动上不要争老大。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一旦国力大涨,更需要在内外政策上谦虚谨慎不张扬,减少与老大正面对撞的力度。过去130年的美国发展史表明,当美国在1890年成为GDP老大后,已经完败了四个老二强国(不一定以GDP为标准的老二):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对手既有不同的制度和信仰,如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共产主义;也有不同人种的盟友,如日本;更有同文同种同制度同战友的英国,统统碾压没商量。所以,美国整老二的战略和战术已经整得炉火纯青。

(四)

最后,我想与大家分析一下如何在中美关系中玩博弈。我们需要多研究大国博弈的奥秘。借此机会介绍一下2005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两本名著:1960出版的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和1966 出版的Arm and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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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外交政策教授、2005年经济学诺奖得主托马斯·谢林)

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威慑意味着准备好一切手段,但永远不要使用这些手段;第二,威慑是弱国对付强国的手段,没自信、没力量的时候,才去威慑;第三,军事战略类似一门强制的艺术,孙子兵法也被译成art of war,与谢林的思想不谋而合;第四,打败对手不再足够,关键是必须抓住合作的机会。合作而不是对抗,是威慑真正和全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这一观点也被重复博弈的实验证明。有一位著名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自197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计算机模拟、人机对抗等科学实验证明:在连续和重复博弈中,胜算最大的要素是善良和宽容,这种善良在短期博弈中,也许会吃亏,但长期一定得利,他们会输掉一场短暂的战役,但一定赢得一次长期的战争。

什麽叫重复博弈中的善良呢?从不首先背叛。这就是著名的“针锋相对”(tit-for-tat)战术的特点,基本行为准则:在第一回合,不管对手是谁,都会默认选择合作,之后,每一回合的行动则取决于对手上一回合的表现,对手背叛,我背叛;对手合作,我合作。这犹如一个老实人的策略,初次见面,就选择信任对方,只有被骗,才会报复,对手一旦认错,立即翻篇,憨厚、不记仇、吃亏是福。但在概率上,这种老实人最后在连续博弈游戏中,遥遥领先。结论是善良比狡猾有效,宽容比复仇更有机会获胜。

问题是,西方政治体制决定总统只关心短期得利,我下台后,管他洪水滔天?于是,就有可能乱出牌,非理性出牌,在混战中,将对手打败,君子往往输给流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今日中美关系值得用重复博弈论观察,需要提倡“长期主义”对冲世界的不确定性,用连续博弈来对抗领导人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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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引用一下谢林在论述博弈的时候一句名言:谈判双方都可以举枪,但一旦谁先开枪,谁就输了。同樣道理,逼對方開槍也是一個高招,目前美國鹰派正在千方百计地逼中國“開槍”,已经发现最好的逼中国开枪的一招就是台灣問題。美台建立一定程度的官方关系,將是一隻灰天鵝事件,既不是白天鵝也不是黑天鵝,其功能猶如一塊逼公牛發怒的紅布。希望中美之间的激烈交锋只是互相举枪而已,但还没有扣动扳机。双方都得重温谢林的高见和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精髓。

最后,我要说,一旦中美彻底翻脸、中美断交、中国再度回到毛泽东时代,美国上下又要讨论:who lost China again,又需要追究到底是哪个美国政客放弃了中国这个无价、无限的市场?是谁逼迫中国走向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历史总是这么梦幻、奇葩和循环不已。
延伸阅读:孙哲:中美关系的“三弄”和“三问”

来源时间:2020/6/25   发布时间:20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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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Gertz:From Mao’s China to Foggy Bottom: Miles Yu a key player in new approach to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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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ill Gertz  来源:Washington Times

Miles Yu began life in rural China amid the madness of Mao Zedong’s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Red Guard zealots roamed the country trashing and killing all vestiges of tradi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country.

Today, he is the principal China policy and planning advis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 key part of the storied Policy Planning Staff on the seventh floor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apex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ocated just a few steps from Mr. Pompeo’s office.

It’s an unlikely journey that has affected him deeply.

“Having grown up in communist China and now living my American dream, I think the world should be incalculably grateful to America because, as [President] Reagan said, America represents ‘the last best hope of man on Earth,’” Mr. Yu said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he Washington Times.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Mr. Pompeo praises Mr. Yu as “a central part of my team advising me with respect on how to ensure that we protect Americans and secure our freedoms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lanning office was once headed by George Kennan, author of the “Mr. X” article in 1947 that set the stage for U.S. Cold War containment policies that ultimately dispatched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ash heap of history.

Mr. Yu, who for several years wrote the “Inside China” column for The Washington Times, made the journey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5. As a student, he became an active advocat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and crackdown four years later.

After earning a doctor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e took a position as a professor of modern China and military history at the Naval Academy in Annapolis, Maryland.

Key policymaker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Mr. Yu has been a powerful behind-the-scenes force with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shaping U.S. policies toward China, which has been redefined as America’s most significant strategic adversary. Mr. Yu calls the new China approach “principled realism.”

Miles Yu is a national treasure,” said retired Air Force Brig. Gen. David Stilwell,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He understan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and can explain it better than anyone I know.”

At the White House,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Matt Pottinger, also a low-key but influential power player on China policy, calls Mr. Yu “an invaluable resource”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team.

“His experience growing up under totalitarianism made him one of its most potent foes,” Mr. Pottinger said.

Mr. Stilwell said he is most impressed by Mr. Yu’s encyclopedic knowledge of U.S. and Chinese doctrine, not only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but also as a policy practitioner.

“He is a clear-eyed student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U.S.-China-USSR dynamic. He understand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in strategy-making,” Mr. Stilwell said.

Under Mr. Pompeo, Mr. Yu and Mr. Stilwell have formed a small band of China realists who have set about systematically resetting policies that they saw as appeasement toward Beijing.

Others on the team inclu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er Mung Chiang, a Hong Kong-born engineering professor, and Ambassador Kelley E. Currie, until recently deputy of the U.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Mr. Yu, 57, as the key official for China on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has been the driving intellectual force in helping Mr. Pompeo and Mr. Stilwell develop and implement President Trump’s “America First” policies toward China.

As a native Chinese language speaker and a trained analyst, Mr. Yu is one of the few high-ranking officials capable of decod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peak. Better than most other China experts in the U.S. government and on the outside, Mr. Yu has been able to identify hidden vulnerabilities and weaknesses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For instance, Beijing uses terms such as “win-win,” “mutual respect” and other Chinese proverbs that Mr. Yu says are “really hackneyed Chinese expressions with no substance if you really k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By exploiting democracy’s open and often messy political exchang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eadership “has been able to capture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our China policy elite class and let them do China’s bidding in the corridors of Western capitals and think tanks, where the U.S. is under constant criticism for our alleged ‘China bashing’ and other American sins by ‘fringe lunatics’ who have impure and incorrect thoughts about the CCP regime,” Mr. Yu said.

He sai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the first in decades to recognize that Beijing played the “U.S. card” far bet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played the “China card.” He also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system is in fact run by a communist party unwilling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outside world and is determined to create a world order of its own.

That system has become a worthy and serious strategic competitor bolstered by a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and China-centered nationalism. The combination, Mr. Yu said, has allowed China to try to place itself as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world — at the expense of the Western liberal order and democracy.

The new State Department approach has been outlined in several recent speeches by Mr. Pompeo that notably identified the CCP and not the Chinese people as the problem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has bluntly criticized what he sees as Beijing’s misbehavior, including cyberattack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territorial aggres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repression of more than 1 million ethnic Uighurs in western China.

Mr. Stilwell said Mr. Yu is a key player in regular strategy sessions that help paint a complete picture of situations and how those situations have been created.

“We both appreciate China as a people and a culture contrast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Mr. Stilwell said. “His experiences growing up in that system are priceless.”

A Chinese boyhood

Mr. Yu was born in eastern Anhui province and grew up in Chongqing, now one of China’s megacities. Starting in 1966, China under Mao suffered the latest decadelong calamity known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y was expunged to conform to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dogma, while thousands of Red Guards took to the streets to identify millions of people as “enemies of the state.”

“Although I was too young to fully experience the political madness,” Mr. Yu recalled in the interview, “my childhood innocence was brutally upended by the radical revolution’s violence, absurdity, ideological shriek, destruction of life, social trust and public mores, and utter hatred for anything Western or ‘bourgeois.’”

Millions of lives were destroy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cholars sa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ed with Mao’s demise in 1976, and reform-style communism was instituted under Deng Xiaoping and other Mao successors. Und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is also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CP, man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hallmark excesses — including intensifying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and personality cult around Mr. Xi — are returning to China, critics say.

Inspired by Reagan

After graduating from high school, Mr. Yu enrolled in Nankai University in Tianjian in 1979. Among his professors were several Americans teaching as part of the Fulbright Scholar exchange program.

“I soon realized I was wasting my time studying the mandator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dogmatic historical narratives,” he said.

It was Reagan who inspired him to seek out America. Mr. Yu secretly listened to some of Reagan’s 1980 speeches via the Chinese service of Voice of America.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seemed to the young Chinese scholar to be the most eloquent Western leader who understood the ideologically driven totalitarian system and why it had been such a massive failure wherever it was tried.

President Reagan, Mr. Yu recalled, “inspired me to come to America.”

In 1985, he arrived at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New York to attend Swarthmore College in Pennsylvania. During postgraduate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r. Yu supported the massive pro-democracy protests that broke out in China in 1989 and resulted in the massacre at Tiananmen Square.

At Berkeley, Mr. Yu became actively involved in organizing like-minded graduate students and helped settle Chinese refugees from Tiananmen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He also hosted the China Forum, a lecture series that gave voice to key Chinese dissidents, including Harry Wu and Fang Lizhi. Other speakers included former Ambassador to China James Lilley, scholar Orville Schell and author Bette Bao Lord.

After earning his doctorate from Berkeley in 1994, Mr. Yu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Naval Academy, where he has taught hundreds of future naval officers on China and military history. Some of his former students are in China-related positions of responsibility at the Departments of Defense and State and still call him “Professor Yu.”

“It’s been both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teach the defenders of American liberty and democracy,” he said. “It completely fulfills my intellectual aspiration inspired byRonald Reagan back in the early 1980s.”

Understanding China

Although the U.S. has made progress, Mr. Yu said, several key policy ideas about China were wrong unti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Ever since the U.S. government opened relations with Beijing in the 1970s, he said, Washington was overconfident about its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Cold War policymakers praised the gambit of playing “the China card” — moving closer to Beijing in a bid to undermine the Soviet Union. In reality, Mr. Yu said, it was China playing the U.S. card for its benefits and against American interests.

Next was the U.S. government’s frequent failure to distinguish or sufficiently articul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ruling CCP elites, Mr. Yu said.

“The enthusiastic pursuit of the capitalist, bourgeois lifestyle by the Chinese people in today’s China who are increasingly politically apathetic to communist ideology is routinely confused by our policy and cultural elites with the rigid and dogmatic Marxist-Leninist CCP inner core, whose people exercise total monopoly of political power and who are among the most ideologically intoxicated communists in recent memory,” Mr. Yu said.

Senior U.S. statements often refer to “the Chinese,” failing to mak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party-dominated regime.

Another major shortfall, Mr. Yu said, has been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and policy elites to properly measure Beijing’s weaknesses and vulnerabilities and adopt sound policies accordingly.

“We have unwillingly succumbed to the CCP’s often blistering bluffs,” Mr. Yu said. “For decades, our China policy was carried out based upon an ‘anger management’ mode — that is, we formulated our China policy by calculating how mad the CCP might be at us, not what suits the best to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That approach, he said, resulted from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a’s tactics: First raise the anger and rage level to a maximum level to see how the U.S. reacts.

“Unfortunately, too often we fell for this CCP sophistry and made our China policies to appease CCP sensitivities and fake outrage to avoid an often imagined and exaggerated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the seemingly enraged CCP. By doing so, we also failed to realize the enormous reputational and realistic advantages and leverage the U.S. has over a dictatorship,” Mr. Yu said.

In reality, the Chinese regime at its core is fragile and weak, fearful of its own people and utterly paranoid about confrontation from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Private analysts say Mr. Yu’s hardheaded, realistic appraisal of China is finally getting its due in U.S. foreign policy.

Miles Yu was a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who for years warned about Chinese imperial agendas, Chinese systematic mercantile theft and cheati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thuggery,” said the Hoover Institution’s Victor Davis Hanson.

“The nation is finally listening to him and a few others who share his prescience — and his rise in sta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U.S. policy toward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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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Inspired by Reagan to come to America, Miles Yu now helps form China policy

By Bill Gertz – The Washington Times 
Monday, June 15, 2020


Miles Yu, who witnessed the devastation of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boy growing up in China, has now emerged as one of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s most influential advisers on U.S.-Sino relations. Below are excerpts of an interview Washington Times correspondent Bill Gertz recently conducted with Mr. Yu, now a senior membe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in Mr. Pompeo’s office.:

TWT: Tell me about your background. Where were you born and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les Yu: I was born in an obscure small place in eastern China’s Anhui province but grew up in the Chongqing area in southwestern China. My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years wer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though I was too young to actively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al madness, my childhood innocence was brutally upended b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s violence, absurdity, ideological shriek, destruction of social trust and public mores, and utter hatred for anything Western or “bourgeois”. The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have forged my elemental distaste for revolutionary radicalism and my deep disdain for Western apologist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its many crimes.

TWT: What role did the Tiananmen pro-democracy protests and subsequent massacre play in your life?

Yu: If Ronald Reagan inspired me to come to America, Tiananmen rekindled my hop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for China. Tiananmen turned me from a nerdy graduate student into a vocal supporter for Tiananmen protesters.

The biggest thing I did after Tiananmen was for nearly four years, I hosted a lecture series at Berkeley called the China Forum where I gave voices to Chinese dissidents such as Harry Wu, Wuer Kaixi, Liu Binyan and Fang Lizhi, and provided a public forum for marginalized American scholars to show their vindication on the CCP regime’s nature, and for many mainstream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o deliver their mea culpa, offer analysis and re-evaluation of the China situation. Other speakers included Ambassador James Lilley, Orville Schell, Thomas Metzger, Tu Weiming, Frederic Wakeman, Jr., Bette Bao Lord, and Martin Malia. We printed the English transcript of these talks and the subscribers cam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WT: Tell me about your work as a Naval Academy professor. What are some of the highlights of teaching Naval Academy students?

Yu: I have been a professor of modern China and military history at the Naval Academy since 1994, straight from Berkeley. It’s both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teach the defenders of American liberty and democracy. It completely fulfills my intellectual aspiration inspired by Ronald Reagan back in the early 1980s. All these years, when I walk into a classroom, I see not only college students eager to get a good education, but also the faces of midshipmen who voluntarily pledge their lives to make sure American democracy will not die. That means a tremendous amount to me, especially in this cynical age of ours when the fundamental goodness of the American system has even to be questioned by many among ourselves. Having grown up in communist China and now living my American dream, I think the world should be incalculably grateful to America, because, as Reagan said, America represents “the last best hope of man on Earth.” I truly believe that.

TWT: As a China expert, what are some of the shortcomings of past U.S. policies toward the PRC?

Yu: There have been some successes for the U.S. in dealing with China and a great number of Americans have dedicated to improv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Yet until very recently, U.S.-China policy had been dominated by what I’d call the “missionary sentiment” toward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such a conceptual frame, China needs America’s altruistic help to step into the modern world, make it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teach it how to behave in a civilized world.

And we believed that. America’s founding creed is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if we provide China the chances — get them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pen up our markets, science labs and weapons depots, etc. — China will surely begin behaving just like us, following the rules and resp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mplicit in this approach i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not really communists. They are pre-industrial and incapable of carrying out a grand communist experiment guided by modern Western radical ideology, with its roots in Germany and Russia.

So this kind of missionary sentiment effectively ruined our China policy during World War II, when a group of China-born young men of American missionary parents dominated our China policy ethos, which was carried on for many decade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other U.S. government agencies, even long after the Nixon’s trip to China in 1972.

With such mentality, the U.S. made monumental blunders — related to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the Soviet-Chinese split over the purity of Marxism-Leninism (not Soviet communism v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re are more reasons, but I won’t get into detail for sake of time and space.

TWT: What has President Trump brought to China policy? How as Pompeo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new policies toward the PRC?

Yu: Recently I attended an event and heard a former senior official from a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who ran our China policy state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no China policy, only a China attitude. He was completely oblivious to the fact that China policy under his shop didn’t have [a policy] either. We not only have the right policy but also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 China based on principled realism.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with Secretary Pompeo at the helm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 don’t just “manag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we innovate and seek results and modify some basic precepts of the relationship that are dinosaurs not reflective of reality. President Trump and Secretary Pompeo ended the long-practiced “anger management-based” China policy model — formulating our policy by calculating how not to make China sufficiently angry at us to save the constantly strained relationship — that had become a vicious cycle where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ssentially dictated much of our China policy and initiatives. President Trump came along and cut out the mumbo-jumbo.

The result is that the U.S. has extracted far more concessions from China and regained our China policy initiative in such a way that we now dictate the terms of bilateral discourse based upon results, transparency, reciprocity and most importantly, our national interest and founding principl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tarted big and decisively, because we not only want to do things right, but also make sure we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s. We changed some of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t the outset of this administration, the White House revamped our strategic outlook and the president issued a landmark and far-reach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December 2017. Subsequently, the Pentagon issued the companion document known as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Both documents ushered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which China no longer will be treated by the U.S. as merely a “card” to be played in order to reach other strategic goals. Instead, China is at the top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 agenda, as there is no bigger threat than China and no other more important strategic goal than stemming China’s threat to the world.

All in all, I would s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the only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in nearly seven decades that effectively hol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ountable for its malign actions in a meaningful way, whether they are related to Xinjiang, Hong Kong, predatory trade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s, industrial, military and cyber espionage against the U.S.

We also began to robustly, without apology, uphold rules and laws gov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ons, standing up against China’s bluffs and gaining more peace and security as a result.

The Navy, for example, has sailed American warships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more than 15 times in under two years despite China’s warnings, a feat unimaginable under any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since Nixon. This act alone essentially internationalizes the waterway vital to Taiwan’s defense.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Taiwan Strait [has been] followed by navies of many allies.

On a strategic level, President Trump singlehandedly changed the global dialogue on China, placing China at the top of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y, re-orienting America’s strategic assets toward Asia-Pacific, not just with empty talk but with real commitment.

Secretary Pompeo has repeatedly stated that the challenge to the world posed by the Chinese regime is “the central threat of our times.” He made an important speech last October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in which he announc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could no longer ignore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not seeking confrontation — we are interacting with China based upon what China is but not what we wish it to be. In that historic speech, Secretary Pompeo also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day is not the same as the Chinese people.

We have fought back against China in its attempts to dominate the world’s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through Huawei and its 5G equipment, gaining more and more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allies.

We are the only major nation that actively exposes the CCP’s wholesale cover-up of the Wuhan virus that has ravaged the world, and demanded transparency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cretary Pompeo has spoken out forcibly in support of Hong Kong’s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condemned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against the [China‘s] racist atrocities against the Uighurs in Xinjiang and other places in China.

Upon Secretary Pompeo’s certification of Hong Kong’s lack of sufficient autonomy, the president ordered the termination of Hong Kong’s special treatment. Unlike previous presidents, President Trump respects the will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without much hesitation signed overwhelmingly passed congressional bills into law, including the Taiwan Travel Act, the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and the TAIPEI ACT.

Under Secretary Pompeo’s leadership,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also placed religious freedom and global women’s right as part of the core actions of the American diplomacy.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All in all, this administration under President Trump and Secretary Pompeo’s strong leadership has been conducting a most realistic, most active, most productive, most efficient China policy in recent memory, with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without apology, without illusion about ourselves and the CCP government. Yes there have been fewer banquets and fruitless “strategic dialogues” with the Chinese leaders, but today’s bilateral interactions are of substance and results-oriented, either on trade, reciprocal exchanges or demand on coronavirus transparency.

The new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agenda trea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as a worthy and serious strategic competitor armed with a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and a hijacked, China-centric Chinese nationalism that places China as the moral and governance leader of the world at the expens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TWT: Recently a new Strategic Approach on China was issued by the White House and it faulted past policies for not producing the desired results. How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approach China strategically?

Yu: What’s so interesting about this document is that it says we have been wrong about China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Richard Nixon in 1972 said similar things about how we had been wrong about our then-China policy. Before that, in 1949,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took over China, the State Department issued a China White Paper that also said we had been wrong about China for the previous decades. This is a sad history of constantly getting China wrong. The reasons for this peculiar phenomenon are the ones I mentioned earlier.

TWT: What role does Marxism-Leninism play in China today? What do people need to know about the role of ideology by Beijing?

Yu: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a diehard Communist who believes in the ideology.

In 1954, Mao Zedong laid out what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foundational creed and motto for the communist nation: “The essential force that leads our cause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at guides out thinking is Marxism-Leninism.”

That fundamental CCP governance philosophy has not changed a bit in today’s China. Anyone in today’s China who openly challenges this precept will end up in jail or worse. For many Americans, especially, and sadly, for many key U.S. policy makers who have spent a career on China affairs, this is completely unknown to them.

In Ralph Ellison’s “the Invisible Man,” the black protagonist in the book lamented his problem, “It’s not that I am invisible, it is that you refuse to see me.”

This remains also true in the China field — It is not that the CCP is not ideologically driven, it is that we refuse to see it that way.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deeply ideological impulses of PRC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we cannot grip how the communist theories such as epic struggle between the socialist and capitalist systems, the Leninist “weakest link,” Mao Zedong’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other Marxist-Leninist dogmas dominate the CCP’s strategic calculations. Look at today’s CCP’s initiativ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ambit, its ruthless war against organized religions of all kinds, its crusade against the American “Black Hand” forces in Hong Kong’s protests, and its Leninist approach that can be seen in the latest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abomination — all have their Marxist-Leninist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s.

Even fighting the coronavirus is view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CP’s glory and communist invincibility — the day after Xi Jinping convened a Politburo emergency meeting on the Wuhan outbreak, the CCP general secretary called for the party members’ sacrifice in fighting the outbreak, and instructed, ”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of a Marxist party will not persist naturall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 Every party member must constantly purify his thoughts, rid of spiritual virus and pollution through ceaseless self-inspection, self-analysis, and self-reflection.” That was on January 8, 2020, at the peak of the Wuhan outbreak.

来源时间:2020/6/25   发布时间:2020/6/15

旧文章ID:22134

黄严忠:为什么武汉和北京的疫情都源于海鲜生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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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旭东,胡一鸣,张月如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51期

【编者按:近日,北京重新出现的疫情引起了很多国人的关注;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各州重开经济,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达到了四月以来的最高点。这都显示出新冠肺炎在全球的防疫工作不能掉以轻心。《中美印象》在武汉爆发肺炎最严重的时期,采访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教授。面对新一波的形势,我们就北京疫情和武汉疫情的区别,中美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以及疫苗出来之后如何分配接种等问题对黄教授进行了追踪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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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东:为什么武汉和北京的疫情都起源于海鲜生肉这样的市场?这是偶然现象吗?

黄严忠: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新冠病毒从动物向人类传染,再引起人和人之间的传播,其本身具有动物的传染源。在美国出现的新患病毒的感染病例也多发生在屠宰场或养殖场这样的地方,这点和中国是相似的。但中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中国人喜欢新鲜的食物,习惯每天去市场买菜,这就增加了暴露在病毒下的可能性,再加上一些市场原本就存在若干管理问题,很多地方阴暗潮湿,容易滋生病毒。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因为病原体引起的传染在中国一直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病毒起源于市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这是一个生物安全的问题,这一问题实际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从生物战的观点来看,就是防范潜在的敌人或者恐怖主义者将危险的病毒病菌用作有害的用途;第二层意义指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第三层就是农业专家经常提到的侧重于环境领域的生物安全。我们刚刚说的新冠病毒在市场的爆发就可以算是环境的生物安全的范畴。

朱旭东:和武汉的疫情相比,您认为此次北京疫情在政府应对和病毒本身的传播特性上有什么区别吗?

黄严忠:首先两个城市疫情的共同点值得一提,那就是疫情的源头,尤其是动物传染源一直没有找到。不同点首先就是北京的病毒就传播特性来说没有武汉那么来势汹汹,从政府发布的消息看,95%的阳性病例都是普通或者无症状病例,需要住院的应该很少。其次北京此次疫情爆发的新发地市场每天人员吞吐量比较高,有1.5万人左右,而且向全市乃至外地都有辐射,再加上有武汉防疫的经验,政府的反应迅速了很多。在某种意义上将北京和武汉的反应做对比的话,武汉基本上就是初期不作为,而北京能够迅速采取相关措施。第三就是相对于武汉当初的封城措施,北京的反应还只能称得上半封城。当然我个人还是认为,根据现有的疫情数据,以及进行核酸检测的规模,北京市政府可能稍微有些反应过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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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东:在美国经历了最近的抗议后,一些州的新增病例和住院率持上升趋势。但很多州重开经济的决心仍旧很强。在疫情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您如何评论美国的这种抗疫政策?

黄严忠:美国防疫不能像中国那样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要兼顾防疫和保障隐私权等公民权利,还要尽可能维持经济正常运行,某种程度上,美国的防疫工作现在感觉做成了一锅“夹生饭”。原先规定的是一个州的新增病例连续下降十四天之后才可以重新开放经济社会,但是大部分州都没有按照这个方案施行,就像你说的,他们重开经济的决心很强,不等连续下降14天就开放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 因为数据本身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疫情的实际发展趋势,有些病例上升的情况是因为扩大了检测范围,如果看其他指标,比如死亡数量的话还是在下降的。
    当前没有在疫情完全被控制的情况下重启经济确实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人们在心理上所面临的巨大的压力需要释放。美国人民不少从三月初就开始待在家里,这么长时间的社交隔离难免会带来寂寞、烦躁等精神困扰,现在很多人不戴口罩就前往公园这样的地方,政府也很难强力控制。我个人感觉很多人已经愿意和这个病毒共存了。
    此外,长时间的停止经营已经让很多小微企业奄奄一息,如果再不重启餐馆、理发店、诊所等场所,就不仅仅是生活不便的问题,整个经济都会面临更大的冲击。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很多防疫政策都是各州制定的,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刚开始民主党反对共和党总统,一直反对重启,但后来爆发了由佛洛依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民主党人有上街示威游行的诉求,所以也转而支持重启。这些影响造成美国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延续性和一致性。美国社会还有一个独特性,那就是政府不可能做到对社会的全面掌控,美国人民对隐私权、人身自由这样的人权非常重视,所以中国一些防疫方法比如利用手机确定位置、去超市这样的公共场合登记个人信息等措施就不大适合美国社会。

朱旭东:当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业或多或少由于疫情受到了影响,请问您会建议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采取怎样的准备措施?

黄严忠:现在很多大学到了暑假时间,许多留学生实际是希望回家的,这个我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回国也要面临很多的不便,首先就是现在回国机票价格非常高昂,还有自费的14天隔离,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其次是回国后如果需要上网课就要面对时差等问题,影响学习效率和成果;还有就是疫情正在发生变化,中美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回国后也要面对能否回美国的问题;最后就是回国的路途比较遥远,反而增加了在路上感染的风险。所以综合来看,我还是建议广大在美留学生“以静制动”,留在美国利用这段时间提升自己,比如有些大学提供暑期课程,可以多修点学分争取早日毕业,有进一步深造打算的同学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充实自己的申请材料,或者准备GRE、GMAT这样的考试也是相当不错的。

朱旭东:疫情结束之后,您认为中美之间在公共卫生领域应该加强哪几方面的合作?

黄严忠:实际上中美在卫生领域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从历史上看,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是中美关系,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中美在“接触战略”下合作的典范。通过这次疫情的考验,双方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首先就是在抗疫方面相互交流,学习经验,总结教训,取长补短,尤其在应急反应这一块可深化合作的空间很大;第二就是在生物安全领域进一步扩大交流,这种交流有利于消除双方的疑惑,也有助于提高双方,尤其是中国提升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水平;第三是此次疫情的爆发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力的不足之处,招致了不少批评,这说明世界卫生组织的机构和相关条例急需改革,中美两国可以共同推动世卫的改革,在修改国际卫生条例方面加强合作,使其更灵活高效,能够在下次国际疫情爆发前做好充分准备;最后就是此次疫情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产业链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原料等,中国都是重要的出口方。美国也一直非常担心中国工厂的停工会导致这些防疫物资短缺,两国可以通过对话建立一种机制,在未来疫情暴发时,把这种产业链的损失降到最低。

然而,现在谈这些合作多少有些“纸上谈兵”的感觉,因为它们实际上都受到了中美政治关系恶化的困扰,所以在大选之前看到这些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关系已经不大可能回到奥巴马时期了,所以即使在疫情结束和大选尘埃落定后,中美在卫生领域的合作能够走多远,在哪个方面开始推进都充满了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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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东:盖茨先生很早就建议应该建立全球健康预警机制,预防的就是眼下这种大流行。如果真的建立这样的预警机制,您认为该有哪些内容呢?

黄严忠:这次疫情爆发后,不少卫生专家都提出下次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警告,其实从SARS开始,世卫就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预警机制,叫做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OARN),这一网络由遍布世界的250家研究所等部门组成。这一网络在应对SARS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了蛮重要的作用。在世卫的日内瓦总部,有一个行动支援小组来协调这一网络的运作,也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来领导。2005年重修的国际卫生条例也对预警、监测、反应等机制做了阐述,比如第6条规定,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在通过评估可能引发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必须于24小时内汇报给世界卫生组织。所以不是没有监测网络,也不是没有规定,但是很多情况下,许多政治因素阻碍了这些规定和条例得到有效遵守。
     
现在也有人提出来,疫情爆发初期,中国并没有在24小时内汇报给世卫。12月31号,世卫在一个叫ProMED的疫情早期预警网站上看到了相关消息,第二天向中方提出询问,之后中国才向世卫分享信息,但也不是很完备。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对这一新型病毒的传播特征缺乏了解。我们知道病毒是否人传人这样的重要问题在1月20号之前国家卫健委自己也不清楚的,所以要在疫情发生之初就做出可能引发国际卫生紧急状态的判断确实有些不大现实。另外,不光是中国,许多其他国家在疫情初期面临着不重视疫情或瞒报少报的压力。西非埃博拉病毒暴发时,有关国家因为顾忌宣布疫情后对本国商业、旅游业造成的冲击而向世卫施压,让后者不要过早宣布“卫生紧急状态”。所以这也显示了相关的预警机制急需改革来变得更及时、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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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东:全世界都在等待疫苗的出炉。您认为疫苗出来之后,在一国之内一般如何做到快速接种?世界范围内又如何做呢?

黄严忠:疫苗的研究包括好几个方面,首先要明确疫苗的“出炉”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说 是疫苗的开发经过了临床试验,证明在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两方面是成功的,但开发成功并不代表能够被政府采购,特别是现在中美都在同时开展多款疫苗的实验,这些疫苗在相关技术指标和价格方面肯定存在差异,需要比较、竞标的过程。政府采购后还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能否做到大规模生产?中国有14亿人口,即使一款疫苗在10个月内达到1亿支的产量,两三年也无法满足国人的需求。让其他企业尽快建立起生产线进行生产也需要一个过程。美国现在也在考虑这些问题,但美国只有三亿人口,据说也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生产疫苗的能力,所以应该能够做到疫苗尽快投入使用。但也不要期望一年内做到大部分人接种。
    至于在世界范围内该怎做呢?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中国将疫苗研制成功后会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给世界各国,但因为经济和技术上的原因,并不是说每人都能得到一支免费的疫苗。对于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可能会通过购买的方式较快地获得疫苗;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较强的疫苗生产能力,只要将生产的工艺和技术分享给他们,应该会比较顺利地进行生产;对于那些相对欠发达的贫穷国家,就需要国际援助,比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介入,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接种。
    现在进入临床的应该有9款疫苗,中国5个,美国3个,英国1个。目前中美的进度应该是相似的,我估计两国差不多都能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初会有结果出来。我个人认为疫苗的研发不应该视为国家间的竞争,而应该看作是我们全人类在和疫情赛跑,争分夺秒。在这个领域还是多强调合作,少强调竞争为好。

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作品,转发和引用请注明来源。

来源时间:2020/6/24   发布时间:2020/6/24

旧文章ID:22133

Thomas Friedman: China and America Are Heading Toward 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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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homas Friedman  来源:New York Times

For 40 years the two countries had an unconscious economic coupling.【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和中国准备“离婚”了

My favorite story in John Bolton’s book about the Trump Fun House — sorry, White House — was that President Trump appealed to China’s leader to buy more 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boost Trump’s farm vote and his re-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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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Stop begging. Both Xi Jinping and Vladimir Putin have decided to vote for you. Don’t worry!

They know that as long as you’re president, America will be in turmoil. For Xi, that means we’re a less formidable economic rival, and for Vlad, that means we’re a less attractive democratic model for his people. They also both know that as long as you’re president the U.S. will never be able to galvanize a global coalition of allies against them, which is what China fears most on trade, human rights and Covid-19 and Russia on Ukraine and Syria.

Don’t take it from me. Here’s what Zhou Xiaoming, a former Chinese trade negotiator and deputy representative in Geneva, told Bloomberg’s Peter Martin: “If Biden is elected, I think this could be more dangerous for China, because he will work with allies to target China, whereas Trump is destroying U.S. alliances.”

Chinese officials, Martin reported, see a unified front on trade or human rights by the U.S. and its allies as “Washington’s greatest asset for checking China’s widening influence,” and Trump’s behavior ensures that will never come about.


But while China may think it has nothing to fear and much to gain from a Trump victory over Joe Biden, the real U.S.-China story should be cause for alarm in Beijing.

The real story is that China’s standing in America today is low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The real story is that if China was to buy a few more beans and Boeings from America, that would not fix Beijing’s problems here. The real question the Chinese should be asking themselves is not who will be America’s next president, but rather: “Who in China lost America?”

Because the real story is that the U.S. and China are heading for a divorce.

The divorce papers will just say the cause was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But Mom and Dad know better. They are getting divorced, after 40 years of being one couple, two systems, because China badly overreached and America badly underperformed.

Love it or hate it, the U.S.-China partnership forged between 1979 and 2019 delivered a lot of prosperity to a lot of people and a lot of relative peace to the world — and, baby, we will miss it when it’s gone.

It was a period of unconscious economic coupling. Steadily over this era, and then rapidly after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any America entrepreneur could wake up and say, “I want to purchase from this Chinese company” or “I want to move this supply chain to China.” Any U.S. university could say, “I want to open a campus in China,” and any U.S. tech company could say, “I want to open a research lab in China or hire a Chinese scientist.”


And any Chinese student could say, “I want to study in America,” and any Chinese company that qualified could say, “I want to list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or “invest in or buy an American company.”

These four decades of unconscious coupling hurt some workers, benefited many others and especially benefited consumers; it also took the edge off the natural rivalry between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untr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rising power and enabled them to collaborate on global problems, lik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ost-2008 economic crisis.

This 40 years of unconscious coupling is over. We will still trade, still engage diplomatically; tourists will still come and go; U.S. businesses will still look to operate in the giant China market, because they must to survive.

But the unconscious coupling is over. Henceforth, it will be more hedged, opportunities will be more restric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full of a lot more conscious suspicion, pressures for self-sufficiency and fear that a rupture could happen at any time.

Compared with the last 40 years, it will feel like a divorce.

“Both sides are saying, ‘We’ve had enough of you,” remarked Jim McGregor, chairman of APCO Worldwide for Greater China. And as Trump himself put it in a tweet last week, the U.S. has the option “of a complete decoupling from China.”

But both sides are not equally to blame. The Xi era in U.S.-China relations, which began in 2012, has led the relationship steadily downhill. China went too far on a broad range of issues.

Start with business. For many years U.S. companies thought they had enough market share inside China that they would tolerate the steal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other trade abuses China engaged in. But in the last decade, China started to overreach, and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began to complain louder and louder. Gradually, many in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which was a key buff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gan to endorse Donald Trump’s hard-line approach (although they don’t like paying tariffs).

Since Xi took power and made himself effectively president for life and tightened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ver all matters, U.S. journalists working in China have had their access sharply curtailed; China has become more aggressive in projecting its power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it’s become more fixated on subsidizing its high-tech start-ups to dominate key industries by 2025; it is imposing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curtail longstanding freedoms in Hong Kong; it’s stepped up its bullying of Taiwan, taken a very aggressive approach toward India and intensified its internment of Uighur Muslims in Xinjiang; it’s jailed two innocent Canadians to swap for a detained Chinese businesswoman; and it even hammered countries that dared to ask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how the coronavirus emerged in Wuhan.

After Australia’s prime minister called for such an investigation in April, China’s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brazenly threatened economic retaliation, and a few weeks later China cut off beef and barley imports from Australian companies, citing bogus health and trade violations.

That is the kind of crude bullying that has helped to strip China of virtually every ally it had in Washington — allies for a policy that basically said, “We have different systems, but let’s build bridges with China where possible, engage where it is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draw redlines where necessary.”

That balanced policy approach always had to contain serious tensions, ugliness and disagreements on issues — but in the end it delivered enough mutual benefit to be sustained for 40 years. That balance is now off as far as many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I am one of them.

As Orville Schell, one of the most sensible advocates of this balanced approach, wrote in an essay a few weeks ago on TheWireChina.com: “Today, as the U.S. faces its most adversarial stat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years, the always fragile policy framework of engagement feels like a burnt-out case. … A recent Pew poll shows that only 26 percent of Americans view China favorably, the lowest percentage since its surveys began in 2005.”

But if China has increasingly overreached, America has increasingly underperformed.

It is not just that China reportedly has fewer than 5,000 Covid-19 deaths and America has over 120,000 — and the virus started there. It is not just that it takes about 22 hours on Amtrak to go from New York to Chicago, while it takes 4.5 hours to take the bullet train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slightly farther apart. It’s not just that the pandemic has accelerated China’s transformation to a cashless, digital society.

It’s that we have reduced investments in the true sources of our strength —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 government-funded scientific research, immigration and the right rules to incentiviz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prevent excessive risk-taking. And we have stopped leveraging our greatest advantage over China — that we have allies who share our values and China only has customers who fear its wrath.

If we got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we could collectively influence China to accept new rules on trade and Covid-19 and a range of other issues. But Trump refused to do so, making everything a bilateral deal or a fight with Xi. So now China is offering sweetheart deals to U.S. and other foreign companies to come into or stay in China, and its market is now so big, few companies can resist.

Summing up the relationship today, McGregor, of APCO Worldwide, noted: “I don’t know if the Chinese are taking America seriously anymore. They are happy to just let us keep damaging ourselves. We have to wake up and grow up” — and get our own act and allies together. China respects one thing only: leverage. Today, we have too little and China has too much.

来源时间:2020/6/24   发布时间:202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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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人才究竟是留在美国还是流向中国

作者:刘仪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人工智能资讯周报》总第83期

  导读

  中国是美国顶级AI研究人员的最大来源国,美国是中国海归AI人才最大来源国。AI 领域国际学生留在美国工作的比例没有下降趋势,但面临美国移民政策体系的诸多障碍与不确定性。中国相关签证法规不断松绑以吸引外籍人才和海归人才,高科技行业的海归人才回流已成重要趋势。

  正文

  6月10日,《纽约时报》发文“美国人工智能的秘密武器:中国人才”,报道称中国是美国顶级AI研究人员的最大来源国,高达29%的AI研究人员在中国取得本科学位,但他们在美国读完AI相关研究生学位后大多留在了美国工作。

  该报道主要引用了美国智库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旗下马可波罗智库 (Macro Polo)“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项目的研究成果。该项目以人工智能领域权威会议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NeurIPS)去年接受的论文为数据集,从175篇(总数1428篇)论文中随机抽取了675名作者作为AI人才样本,同时选取被接受为口头报告的36篇论文和131位作者作为顶级AI人才样本,分析如今全球A人才的国别背景、教育背景以及就职国家三类信息。

  初步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在顶级人工智能研究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近60%的全球顶级AI人才为美国大学和公司工作。美国的领先建立在吸引国际人才的基础上,在美国工作的顶级AI研究人员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在其他国家获得本科学位。其中29%的研究人员在中国读取本科学位,高达56%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取AI相关研究生学位后会留在美国工作,中国是美国顶级AI研究人员的最大来源国。

  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限制中国留学生签证的新闻标题在中外媒体网站都引人注目,海外华人人才回流的论调常见诸中文媒体。在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下,如今AI人才究竟是留在美国还是流向中国?两国的人才政策、 签证法规收效如何?中国的外籍和海归AI 人才现状和趋势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本文将引用详实数据回答这几个关键的问题。

  (一)AI领域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的比例没有下降趋势,但面临美国移民政策诸多障碍与不确定性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CSET)的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中,有90%的人在毕业后会继续留在美国至少五年,在美国学习人工智能的国际学生留在美国的比例也没有逐年下降趋势。但是,想要留在美国的国际毕业生面临着美国移民体系的重大障碍,这些问题在疫情背景下变得越来越严重,主要问题包括:

  1)AI相关专业毕业生最常使用的选择性实践培训计划(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面临法律挑战,政策不确定性较大,如果OPT被特朗普政府取消,那么这些毕业生离开美国的可能性就很大。

  OPT允许上过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课程的国际学生毕业后可额外获得3年的实践培训期(非STEM课程的学生1年),2014年到2017年,获得OPT的学生数量从13.3万增加到27.65万,研究生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大约一半研究生拥有AI相关学位(计算机科学或工程)。该计划的争议较大,法院对OPT合法性的质疑已经悬而未决多年,不过OPT本质上是管制性的而不是立法性的,因此可以仅通过行政命令加以改变或取消。2017年秋天,特朗普政府宣布打算取消该项目,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今年5月,四名美国参议员在给白宫的一封联名信中引用了疫情期间美国创纪录的失业人数,呼吁终止OPT计划。

  2)临时工作签H-1B签证拒签率保持历史高位,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疫情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限制H-1B签证,鼓励国内雇用。

  H-1B签证是国际AI人才常用的临时工作签证,有效期一般为三年,可续签三年,每年美国发放H-1B签证的人数上限为 8.5万。近年来,在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够拿到H-1B签证,2012年至2018年,国际学生在H-1B人数中所占比例从不足四分之一上升到超过一半。本月,《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正在考虑中止包括H1B、L1、H-2B和J1签证,以保护美国工人和求职者。就在上个月底,亚马逊、思科和脸书等美国科技公司在给白宫的一封联名信中要求特朗普政府避免限制H1B等签证。然而,疫情导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调整政策以鼓励更多的国内雇用。

  3)近年来绿卡等待时间显著增加,研究发现中国的EB-2申请者在“绿卡排队”上花的时间是6年。

  美国雇主可以在留学生还是学生(持F-1 签证)或持有临时工作签证(通常是H-1B 签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永久居留权(“绿卡”身份)。以就业为基础的永久居住权类别包括EB-1(针对“特别能力”或“杰出教授和研究人员”的人)、EB-2(针对“特别能力”的人,最常被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人使用)和EB-3(大学毕业生)。就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留学生而言,EB-2和EB-3 签证是最相关的,这两类签证每年约有8 万个名额,先到先得。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8年,大约42% 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曾在美国大学学习,其中90%拥有研究生学位,49%在AI相关领域(计算机科学或电子工程)学习。绿卡申请者最常见的原籍国是印度(47%)、中国(24%)和加拿大(6%)。

  总结来说,美国移民政策体系的处理积压痼疾和签证法规的不确定性,是国际AI人才留美面临的主要问题。H-1B和绿卡的数量上限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雇主驱动的移民体系可能使国际AI人才在换工作或升职时面临困难,而取消OPT的负面影响最大,可能导致留学生不得不离开美国。当前疫情导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特朗普政府很可能采取限制性签证法规以保护国内工人和求职者。

  (二)中国相关签证法规不断松绑以吸引外籍人才和海归人才,高科技行业的海归人才回流率持续上升。

  中央层面,中国于2004 年正式开始发行绿卡,2015年初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首次在中央级别的政府文件中大篇幅探讨外籍人才在中国的居留以及福利等方面的方法。2016年初相继发布《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以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为进一步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创业提供更多的政策上的便利。此外,中央政府于2008年和2012年 分别推出“千人计划”与“万人计划”,为中国吸引了一批高技能外籍和海归人才,不过这些计划对人才要求设定的标准非常高,人数有限,对于整体高技术型人才回流现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省级层面,自2014年起,上海和北京在放宽外籍人员的签证流程中做出了巨大努力,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高科技行业发展。2016年,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SAFEA)建立海外人才数据库,为外籍专家与潜在中国雇主配对提供一个全新数据化平台,旨在吸引外籍高科技人才。尽管中国在提高外籍人才吸引力这一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在把中国变成为高技术 型人才的移民目的地这一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截止至2012年8月,全国31个省市共成立了2778个引才计划。2013年4月前,中国已经先后成立了112个高级海外人才引进基地和超过260个海外人才创业园区,这对于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和外籍人才来华工作有着积极的影响。

  单看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海归人才回流率,领英公司的报告提出,海归回国以后的去向行业中,金融、高科技和制造业常年位居前三位,逐年趋势表明,高科技行业的回流率会持续上升。调研结果显示,有回国意向的海外华人想要从事的行业,科技(软件)行业以40.9%的比例位居首位。海归回国的原因,排名前三的因素为“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和上升通道” (50.6%),“行业发展蓬勃,机会大”(49%), “国家政策支持,公司前景好”(48.5%)。2011年到2017年,拥有计算机科学相关专业学历的归国留学生数量增长了两倍多。这其中,美国(43.9%)是海归AI人才最大来源国,其次是英国(15.3%)和法国(10.4%)。

  总结来说,目前海外华人精英回流已成重要趋势,中国政府在提高人才吸引力这一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不过中国的相关政策依旧处于移民发展进程的起始阶段,在把中国变成为高技术型人才的移民目的地这一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结语

  人才竞争是人工智能竞争的关键方面,目前美国拥有数量最多的顶级人工智能人才,中国是美国顶级AI研究人员的最大来源国。尽管美国移民政策体系的各种痼疾导致国际AI人才留美面临诸多障碍,疫情之下特朗普政府更有可能收紧签证法规,但在美国学习人工智能的国际学生(包括中国学生)留在美国工作的比例没有下降的趋势。中国政府在吸引人才回流和外籍人才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海归人才回流已成重要趋势,且美国是海归AI人才最大来源国。不过中国的相关移民政策依旧处于起始阶段,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国际AI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中国仍需做出调整,在吸引外籍人才和鼓励海归人才回流方面制定出有效的政策。

来源时间:2020/6/24   发布时间:20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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