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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凌:特朗普三战两胜靠的是美式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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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5年3月28日由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原标题为“美式互联网与美式普选”。作者授权本站转发,标题为本站编辑所加。

笔者此前在《联合早报》上几次感叹 2024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史无前例、奇葩不断。再 次执政的特朗普,两个月来果然如人们所预期,紧锣密鼓地新奇招数迭出,令人叹为观 止。赞誉者谓之强势奇兵、大棋恢宏;批评者责之昏招乱拳、损多益少。年近八旬的老总 统,要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复兴产业、纠正民风、减税减负、驱逐非法移民。 其实,他还有一些笔者觉得更有意义、更具体也更得民心的口号,比如要实行国会议员任期限制,以及要求医疗收费全面透明化等等。当然,所有这些许诺和口号能否兑现以及会兑现多少,成为实在的大变革,还只是些真人秀脱口秀,有待观察。

特朗普 2.0 政府迄今落实最好的政绩,首先可能就是对联邦政府的迅疾砍割。动静很大, 但似乎尚未发现值得一提的腐败浪费,也不会真正削减美国政府的庞大赤字和债务,因为白宫所能左右的开支毕竟只占联邦预算的一小块;主刀的马斯克,倒是招来许多仇视与抵制,身价由此暴跌 1200 多亿美元。

对外,与差不多整个世界的关税大战,尤其是那孩子斗气式的反反复复,令人眼花缭乱; 实际效果尚未知,但至少已经弄得本来各国艳羡的美国股市一路狂跌,三周里损失逾 5 万 亿美元,据说已经超过未来 10 年可能收到的所有关税。促成俄乌停战应该算是一个外交成就,不过代价据说不菲。与各个盟国的戏剧性口水战,尤其是要吞 并加拿大和格陵兰的奇谈阔论,可能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让美国看起来是在莫名其妙地自宫自戕。

不断创写历史的特朗普现象已经持续 10 年。一位在房地产商界生涯里曾经多次宣布过破 产、以主持电视真人秀而知名的老人,素来言行不羁、浮华奢侈、各种争议与官司缠身; 他既非律师出身也无从军从政资历,却牢牢地控制共和党,化身为保守与传统的代言人,两度入主白宫,已经实实在在影响甚至改变美国乃至世界。

笔者多年前在他衣锦还乡回母校时,曾聆听过他作为民主党人的豪言壮语;近来在自己的书里,也分析过他作为共和党总统,在美国对中国政策演变中的特别作用。现在换一个话题,聊几句特朗普何以成就如此现象级的成功,又为何用如此夸张的舞台表演方式来执政。 参透互联网运用奥妙,进而领风气之先的新式网红政治领袖却是不多。

特朗普喜好标新立异,经常走捷径敢试探;成功与失败、受关注和被诟病的程度几乎并驾 齐驱。他对于互联网这个新奇莫测又威力空前的推销宣传与动员力量,具有既敏锐又深刻的直觉。他的性格秉赋、人设形象与经验才能,构成一个几乎完美的网红领袖材料,使得 他能自然而然、得心应手地运用互联网来爆得人气、吸引眼球,简单粗暴却廉价可靠地汇聚铁杆粉丝和许多选票,炉火纯青,远胜几乎所有对手。

那些基本上都是科班出身的建制派政治精英,无论资历和见识多么杰出高超、人品和成就多么耀眼不凡,无论是“保守”的共和党还是“激进”的民主党,大多都根深蒂固地习惯以绅士淑女、循规蹈矩的风范与言行来自诩自重,根本不屑、不愿也不能成为媚俗乃至粗鄙但 无拘无束、显得实在又接地气的网红。他们自废或欠缺这个新异的奇门武功,再在大众的海选中与精于此道的高手对阵,焉有不败之理。

原本算不上多么保守的“外人”特朗普,连续三次获得政治光谱上趋于保守的共和党提名去竞选总统,很大原因就是该党的“保守”政治精英要么不愿、要么不敢、要么不能成为网红式领袖。从老派的前总统布什和前副总统切尼到新秀鲁比奥(现任国务卿)和万斯(现任 副总统),除了鄙视特朗普甚至骂他为希特勒外,都是无可奈何或者聪明地低头效忠。

不被专家看好的特朗普赢得两次总统大选,一次是击败白人女性希拉莉的技术性胜利(输 了 2.1 个百分点普选票但赢了选举人票),另一次是击败少数族裔女性哈里斯的微弱胜利 (赢了 1.5 个百分点);但是败给比他还年长四岁的白人男性拜登(输了 4.5 个百分 点)。这些战绩显示,一来民主党对互联网时代美国普罗大众关于领袖性别与族裔的偏好有所误判;二来表明在两次选出少数族裔男总统奥巴马后,美国选民似乎可以接受女总统 了;三来昭示即便是一个罕见的超人气网红领袖,在美国选举政治里的号召力可能还是有限,胜算其实并不大。

在高度强调言论自由的美国,美式互联网信息系统的一些特点,尤其值得关注。它制造和传播极少有过滤的信息,空前廉价高效、门槛很低而速度奇快;有资源、会投入的就能爆 炒热点、霸持眼球。因为 27 年前的特别法律,瓜分市场的几个平台既不怕反垄断,也不 担心传播虚假欺骗信息会有法律责任,于是碾压必须“负责任”的传统广播电视与报刊。平台为盈利而制造传播无穷无尽、真真假假的新奇故事;加上各种关注转发机制,尤其是由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支撑的秘密算法驱使的定向乃至定人的信息持续投喂,造成人类信息与通讯史上可能从未有过的一个三头怪物:强大的信息茧房效应、无尽的免费消息,与海量的垃圾信息同时共存。人们无意、无法也无暇去深究、核实。于是无休止的语不惊人死不 休与雷人惊悚的狂言妄语,就能抓住眼球、把持流量;怪异欺诈乃至胡说八道,不仅几乎没有代价,还时常回报丰厚。有意操纵互联网也就成为家常便饭;连外国政府利用美式互联网来试图影响美国选举,近年来也层出不穷。

网红以表演为生、以惊人取胜、以震撼为王。网红政治领袖也是如此,可能还必须如此。 考虑到普选,尤其是相对“古老”的美国普选制度本身就有的一些隐患和缺陷,美式互联网对美国政治的作用与影响,既新颖又重大;人们对此亟需更多的了解和因应。

习近平:外资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

编者按:习近平2025年3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40余位外资企业全球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商协会代表,并发表了讲话。美国联邦快递集团总裁芮思博、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董事会主席康林松、法国赛诺菲集团首席执行官韩保罗、英国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艾桥智、日本日立制作所会长东原敏昭、韩国SK海力士社长郭鲁正、沙特阿美总裁纳瑟尔等在习近平话后先后发言。他们表示,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令人钦佩。从“中国制造”到“新质生产力”,中国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将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经济前景光明。在保护主义加剧背景下,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为全球经济注入稳定性,成为确定性的绿洲和投资兴业的热土。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中国的广阔机遇和成长空间令人振奋。高度赞赏中国政府为外资企业营造公平、良好营商环境,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华投资合作,深耕中国市场,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中外交流合作搭建桥梁,支持全球市场开放,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习近平说,“这些年,外商来华投资还遭遇地缘政治因素干扰,这涉及国际政治、外交。我常讲,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中美关系问题,我们始终认为,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经贸摩擦应该通过平等对话磋商来妥善处理。中国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努力为外资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这是又一次对美国政府表态,中国诚心诚意愿与美国就和平共处找到合情合理的方式。

以下是中国新华社发布的讲话全文,题目为本站编辑所加。

本站会对持续追踪这次讲话引起的反响。

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很高兴同大家会面交流。请大家来,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回应大家的关切,支持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我谈4点认识。

一、外资企业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这其中也离不开国际社会支持帮助,包括在华外资企业作出的贡献。

改革开放使中国快速进入世界市场、大踏步赶上时代,重要一条就是积极利用外资。1979年,中国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逐步打开利用外资的大门。1992年,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商投资中国全面加速。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商来华投资越来越多。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进入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利用外资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外商在华投资覆盖20个行业门类、115个行业大类,累计设立企业124万家,投资额近3万亿美元。

外商来华投资,在中国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带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3的进出口、1/4的工业增加值、1/7的税收,创造了3000多万个就业岗位。二是促进了中国技术和管理进步。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中国企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产生了积极影响。过去10年,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4%,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三是助推了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了经济、科技、生态等多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外资企业还积极参与中国脱贫攻坚行动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同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

实践证明,外资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创造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联通世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这里,我向所有参与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外资企业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高兴地看到,外商来华投资,普遍得到丰厚回报。有的从单一业务扩大为综合经营,有的从驻足一地拓展为多点开花,有的从一个工厂壮大为企业集团,企业实力数倍、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增长。正如中国古语所讲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体现的就是互利共赢。

二、中国将长期成为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舞台大,市场前景广,政策预期稳,安全形势好,正是有利于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一方沃土。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我愿在此重申,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蕴含着巨大投资和消费潜力。中国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推进,产业配套能力强,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最佳应用场景。外资企业在中国可以尽展优势和能力,在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

中国已经形成比较健全的利用外资法规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我们加强外商投资立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最早190项缩减到现在的全国版29项和自贸试验区版27项,制造业领域已实现“清零”。近几年,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比较大,我们出台稳外资系列政策,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各地都加强了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保障,这方面工作将越做越好。

中国长期保持政局稳定、社会安定,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相信大家在华工作和生活,能够感受到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的文明传承,体验到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社会氛围。

总之,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外商理想、安全、有为的投资目的地,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希望广大外资企业打消疑虑、坚定信心,放心来中国发展,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三、切实解决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这些年,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也确实遇到一些问题。中国政府的态度很鲜明,涉及我们国内管理的问题,就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对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相信随着改革措施落地,大家关切的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

一是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是我们接下来扩大开放的重点。我专门强调过,落实开放举措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今年,我们将扩大一些方面开放试点,还将加快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开放。同时,我们将着力破解市场准入中“大门开、小门不开”的具体问题,让外资企业在我们已经开放的领域“既准入又准营”。

二是关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我们一贯认为,对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理应保障其国民待遇,做到法律适用上一致、地位待遇上平等。我们将保证外资企业依法公平获得生产要素,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整治一些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保障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对于大家的诉求,我们将认真研究,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解决什么问题。

三是关于加强服务保障。我多次要求,要加强同外商沟通交流,为来华贸易投资尽可能提供便利,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中国商务部每月召开一次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听取企业诉求,帮助排忧解难。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开展服务外资企业专项行动,“一对一”走访重点外资企业,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这些做法要坚持下去。涉及多部门的问题,要加大协调力度,推动共同解决。为增加人员往来和在华便利,这几年中国有关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要进一步落实好。

这些年,外商来华投资还遭遇地缘政治因素干扰,这涉及国际政治、外交。我常讲,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中美关系问题,我们始终认为,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经贸摩擦应该通过平等对话磋商来妥善处理。中国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努力为外资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中国有句古话:“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中国政府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直强调,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诚信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华的外资企业,也是应该这样的。

四、为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共同努力

多边主义是解决世界面临困难挑战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承担着重要责任。我们要携手同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我们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当前,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受到严峻挑战。我们要坚守世贸组织理念和规则,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各国通过开放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不少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希望大家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抵制各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摆脱零和博弈,促进合作共赢。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搞“脱钩断链”,损人不利己,没有出路。一些外资企业是全球相关产业的“链主”,同大量上下游企业形成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坚守契约精神、扎根东道国,有利于自身长远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希望大家登高望远,不盲从各种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行为,多为全球发展注入正能量和确定性。

我们要共同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个别国家搞“小院高墙”、关税壁垒,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泛安全化,迫使企业选边站队,作出违背经济规律的选择。这不符合市场规则和开放大势。企业是经营主体,希望大家尊重市场规律、维护市场规则,独立自主作出商业决策,共同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大家不远万里到中国投资,都怀着美好期待而来,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而来。今天的面对面交流,让我们加深了理解、增进了友情、增强了信心。我们愿同广大外资企业一道,在中国这片生机盎然的大地上扩大合作,共同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

谢谢大家!

中美印象简报:深陷关税“夹饼” 中国政府约谈沃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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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23

据多家中外媒体报道,中国商务部3月11日就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问题约谈了沃尔玛高管。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官员在会谈中对沃尔玛应对特朗普关税的方式,即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的做法表示不满。

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主要由美国消费者承担。2018年,美国对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和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至少让美国消费者每月损失14亿美元。特朗普上任以来,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对中国进口商品再加征20%关税。沃尔玛应对这轮关税的做法是首先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从而做到不在美国加价的效果。但是,这就意味着中国供应商基本上是亏本做生意,因为沃尔玛和中国供应商之间的利润已经非常薄。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上周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他确信中国供应商将自行消化新增关税成本。”对于中国商品的关税,我非常有信心中国制造商会自行吸收——(美国的)商品价格不会上涨。”这番表态揭示了华盛顿方面的战略考量,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关税的成本最终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事实上,中美经贸摩擦持续数年已促使大批企业(包括中资企业)启动”中国+1″产业转移战略。疫情期间中国反复封控造成的供应链中断,推动了这一趋势加速发展。

在与中国官员的会议上,沃尔玛代表表示将与中方供应商共同寻求解决方案,避免损害各方利益。知情人士透露,沃尔玛强调中国是其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并认为中国供应链是其全球成功的关键因素。尽管存在不确定性,沃尔玛高管仍表示有信心妥善应对关税挑战。

“我们始终致力于为消费者省钱,这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沃尔玛首席执行官董明伦在上月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但随着关税持续加征,美国零售商与供应商的谈判日趋艰难。部分制造商指出,许多低价商品供应商本来就利润微薄,但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巨头却可以利用其规模优势进一步压价。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周三发表声明称,已收到会员企业关于美国大型零售商要求降价的报告,该协会表示将坚决维护中国企业权益。知情人士透露,中方官员在会谈中暗示,中国消费者可以轻易找到沃尔玛的替代选择。目前沃尔玛在中国运营着300余家沃尔玛超市和山姆会员店。

中国市场在沃尔玛全球版图中占比虽小但增长迅速。最新财报显示,当季中国区净销售额约50亿美元,占全球总营收不足3%。对于中国来说,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出口已显现受关税影响的早期迹象——今年前两个月出口增速较去年12月有所放缓。有外媒谈到此次中国政府与沃尔玛会谈之际,正值中国经济仍旧处于微弱的复苏之中,正面临多重挑战。自疫情封控结束后,中国始终未能实现预期中的经济复苏,当前正深陷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率高企及通货紧缩等困境。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2月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13个月来首次负增长,凸显内需疲软态势。更令人担忧的是,作为制造业晴雨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在2024年下滑3.3%,这已是该指标连续第三年萎缩。

但是,中央电视台所属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玉渊潭天”的一篇报道显示,中国在与特朗普的关税的较量中——在这里也就是与沃尔玛的谈判——有足够的信心。这篇文章列举了两个原因。

谭主认为,这次约谈传递的第一个信号是,沃尔玛单方面要求中国企业降价,可能造成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损害中美企业和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沃尔玛全球采购的商品中,约有60%来自中国。沃尔玛与中国供应商绝对不是你“高”我“低”的关系,相反,正是因为沃尔玛的商品大部分本身在中国生产,中国消费者完全可以找到替代。

谭主认为,这次约谈传递的第二个信号是,美单边加征关税伤害中美企业,中美企业应该携手共同应对。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财年,沃尔玛中国市场四个季度的同店销售分别同比增长12.5%、13.8%、15%、23.1%,远高于其美国市场增速。

沃尔玛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积极影响,和中国供应商共度时艰。中美企业应该共同应对美国政府的关税挑战。中美企业都是关税的受害者,谭主认为,如果情况属实,沃尔玛应当停止相关单方面压价行为,通过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方式与中国供应商展开交流。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两国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美国企业,应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本文综合了华尔街日报、CNN、商业内部、玉渊潭天等报道。)

本期文章推送:

卡特中心总裁亚历山大:中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

佩吉·亚历山大认为,中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两国都希望推进政府层面的合作,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就智库而言,促进美中间的二轨合作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坚定的毅力。她表示,“行胜于言”,相信在现有成功合作案例的基础上,未来会有更多来自民间社会的中美人文交流和对话合作,公众层面的人文交流正是寻求和展现两国共享价值的重要途径。

KSLiu中国如果封锁台湾美国会怎么办?

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展示其不断扩大的封锁工具库中的内容。据台方称,去年10月,包括喷气式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在内的125架中国军机参加了模拟封锁台湾的大规模海空演习,规模创下历史纪录。从中国的军事演习中可以一窥北京方面将如何实施封锁。五角大楼、军事专家和台湾方面的监测共同勾勒出封锁将如何成形以及中国武装力量执行封锁的准备情况。中国有多种选择,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根据参与者的说法,台方最近主持的桌面推演研究了大约十几种封锁或类似行动的版本。

专访黄严忠:消弭误解迷障 加强美中学术交流的紧迫性

要说服中国放宽限制,我会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放宽对美国学者的限制可以释放善意信号,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而这一点历来被两国政府视为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力量。这也符合中国官方所倡导的人文交流政策。

兰普顿:当今的美国和中国的文革似曾相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校区的政治学荣休教授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访过中国。“美国政治如今的某些现象,确实能看到一些文化大革命的迹象。”兰普顿在接受NPR的采访时指出。他说,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个人崇拜的塑造。兰普顿特别提到特朗普政府对媒体的限制,例如禁止美联社(AP)参加椭圆形办公室和“空军一号”上的新闻活动。“对媒体的控制、建立个人崇拜的企图——虽然美国与当时中国的情况不同,但确实存在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处。”兰普顿说。

专访兰普顿:文革对美国的启示;拒给中国学生签证后果

 【编者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许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有关中国问题的知识会用来解释目前的美国社会,但这就是多位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在做的事情。这其中包括最著名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他近日频繁接受包括NPR等美国媒体的采访,分享自己对中国文革方面的知识,希望美国社会能够避免重蹈覆辙。本次采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行的。兰普顿教授只回答了三个问题,但每个问题都是一篇精辟的小论文。这三个问题涉及中国文革与美国当今社会的相似和差异;他的新书《经历美中关系:从冷战到冷战》最重要的观点;以及美国国会针对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两个新举措。阅读中美印象对兰普顿教授新书的专访,请点击。】

中美印象:一些美国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将目前特朗普执政的政治氛围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方面进行比较。您认为这种比较有其合理性吗?如果有,二者之间的主要相似点和差异是什么?

大卫·兰普顿(David M. Lampton): 大约六十年前的1966年8月,时年73岁的毛主席发动了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战争,开启了一个长达十年的运动,即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倒退,给数百万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破坏了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关系。邓小平此后用毕生精力才将国家引向更具活力的发展道路。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之际,我正好在中国,当时全国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欢腾。

如今,近六十年后的美国,唐纳德·特朗普试图迅速巩固权力,彻底改变美国既有的制度体系及其长期奉行的国内外行为准则和价值观,我彷佛从中听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令人不安的回声。如果这些趋势在美国发展到极端,将给美国乃至全世界带来巨大的伤害。

与毛一样,特朗普的动机来源于他对所谓“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不满。官僚机构的核心特征在于标准化程序、发挥技术官僚的影响、审慎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对某一领导人所具有的批判性服从而非盲从。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感到自己被官僚体系和制度所束缚,因此他誓言在2025年重返权力中心后彻底清除“深层政府”。同样,毛对刘少奇心怀不满,后者在1960年代成为毛主席眼中的官僚“眼中钉”,因为他对毛的一些不明智举措设置了障碍。毛和特朗普都试图摧毁官僚体系,以扩大他们个人意志的施展空间。

与毛泽东一样,特朗普也对极端形式的“自力更生”怀有一种怀旧情结,渴望摆脱现代全球化生活所带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束缚。

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毛和特朗普都对那些在他们漫长人生中冒犯过他们的人怀有私人怨恨——报复和复仇是两人重要的驱动力。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和唐纳德·特朗普在与父亲的关系上都曾遭受心理创伤,心中积累了长期的不满和怨恨。

在手段和过程方面,毛的威权主义操作与特朗普的策略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包括:利用非常规媒体(在毛时代是大字报,今天则是由特朗普及其铁杆支持者掌控的社交媒体)绕过更为制度化的主流媒体,直接动员支持者;以攻击高等教育和卫生机构作为开端;贬低专业知识的价值,攻击科学;在毛时代,中国共产党派工作组进驻各个机构以夺取领导权,而当今美国则有政府绩效部(DOGE)“实施小组”接管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两者在本质上如出一辙;公开批判(胁迫)特定个人,曝光其行踪,并通过让其成为民众骚扰目标的恐惧进行恐吓;此外,毛和特朗普都刻意培养个人崇拜,赋予自己一种超自然使命的色彩。最根本的是,毛泽东和特朗普都调动动了民众的普遍不满,以此攻击他们的对手。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被恐吓,他们的工作被污蔑为精英阶层的产物,认为这些人自私自利、对普通民众嗤之以鼻——就像特朗普所说的“可悲之人”(deplorables)。在这一点上,其手法不愧是“杀鸡儆猴”。

其中的教训是什么呢?专制、胁迫、个人崇拜以及缺乏正当程序,都是危险的事物。这些现象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中扎根并蔓延。

当然,若要进行客观的评估,必须承认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与今天的美国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包括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法律与司法体系以及权力制衡制度。尽管这些制度目前受到攻击,但作为法律、规范和制度的防线仍具有相当的韧性。此外,美国人还有一些根植于内心的传统——对自由的渴望、根深蒂固的的个人主义理念以及对一种基本的公平的追求。然而,尽管如此,我的国家现在正深陷于一场社会斗争之中。

中美印象: 您的新著《经历美中关系:从冷战到冷战》(Living U.S.-China Relations: From Cold War to Cold War)对目前美国社会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即美国精英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天真地出卖了美国利益。您认为这种批评中最被误解的方面是什么?您在书中是如何反驳这种观点的?

兰普顿:  这本书,我希望可以被公平地描述为一种具有历史根基、分析性且带有个人视角的回顾,涵盖了我大约六十年来亲历的美中关系。我的职业生涯让我有机会从全球、国家、地方、个人和多边层面观察美中关系。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具人性化,而这一点在当前尤为缺乏。

美中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由尼克松—毛泽东和卡特—邓小平推动起步,随后成为一个不断滚下中美两国社会山坡、越滚越大的“雪球”。这个雪球在向下滚动的过程中,吸引了各个层面的支持群体,迅速积聚了规模和速度。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够加速,是因为两国社会中有着重要共同利益的群体——在双方社会中都存在强有力的联盟,这个联盟支持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并主张两国需日益加强合作。

然而,随着这个互相交织的雪球在大约四十年间不断变大,它也给两国社会中的一些群体带来了伤害。相应地,这些自认受到损害的群体开始推动本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或对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交往并非一项精心设计的计划或战略,而是一种社会间的互动,反映了不断变化的群体利益和权力格局。

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寻找方法,增加双边互动给两国社会不同群体带来的利益,减少其造成的损害,从而为构建更美好的未来创造必要的环境。

其次,当两国试图解决美中关系中先前造成的伤害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交往所带来的巨大历史性收益。这些收益包括医学和营养学方面的进步、人均收入的大幅增长,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撤出越南以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未爆发直接热战。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交往带来的历史性成就,未来就难以有足够动力去争取更好的双边关系。

最后,这本书呼吁美中两国领导层坦诚面对当前日益加剧的安全领域的螺旋式下滑,这种危险局面可能使双方陷入一场致命的对抗。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严重误解,各自都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并且都认为自身核心利益受到对方行为的威胁。无论你是否称其为“冷战”,这种局势都是危险的,而且风险正在不断加剧。

中美印象: 目前在美国针对中国学生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即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向六所美国大学的校长发出信件,要求提供有关中国学生的信息;此外,国会有议员提出禁止向中国学生发放学生签证的法案。您对这些行为有多担忧?

兰普顿: 我对此非常担忧,真的非常担忧。

但在阐述我担忧的各个方面之前,我有必要先提出一个相关且相互对等的考量。美国人向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愿意接纳外国学生。目前,大约有27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尽管习近平主席曾邀请更多美国学生以短期形式去中国学习,但在中国大陆的美国学生仅有一千余人,且所涉领域和地域都十分有限。在此背景下,美国人对自身开放程度提出质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中国学生在美国通常可以自由地接触图书馆、数据库、访谈机会和实习岗位,而美国学生在中国则根本无法享有类似的访问权限。我们需要的是相互适应和彼此开放,这一点无需多言。

回到你提出的具体问题,尽管关于过去和当前间谍活动以及技术泄密的抱怨不断,但多年来,美中两国的学生交流总体而言取得了显著成功,双方都从中受益匪浅。通过学生在彼此校园中的交流,两国在社会了解、语言学习、科研与发明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限制中国学生的入学,我们将失去培养和利用杰出人才的机会,而这些人才不仅造福于美国,也造福于全世界。此外,对中国学生和学者设置障碍,将使我们滑向种族歧视的危险道路,而种族歧视这种丑陋的现象时不时都会在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冒头。目前,尽管被拘留和强制遣返的外国学生人数仍然较少,但这一现象已经产生寒蝉效应,并且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学生群体。

最后,考虑到教育行业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主要出口项目之一,打压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学生将加剧特朗普政府的鲁莽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损害,而该政策已对我们的航空工业、大豆出口以及不断变长的其他商品清单造成了负面影响。市场波动正与日俱增,华盛顿的每一项贸易保护主义举措都会引发报复,而且这种报复不仅来自中国。简而言之,正如你所提到的这些行动,既有悖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违背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美国国安团队泄密不仅仅是泄露了军事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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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高官利用“Signal”(“信号”)平台进行有关美军轰炸也门胡塞武装的群聊,因涉及敏感信息而爆发了“泄密”丑闻。对此,特朗普本人似乎没有发怒,涉事的高官也没有人因此引咎辞职,但美国的欧洲盟友却大为光火,这是为什么?

“Signal”是一个任何人(包括犯罪分子)都可以使用的加密通讯平台,类似WeChat、WhatsApp、Messenger等,据说其保密性能在同类通讯平台中为最优。

不久前,美军发动了对胡塞武装的袭击,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Michael Walz)在Signal平台上建立了一个聊天群,主题为美军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邀请了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等参加。由于沃尔兹错误地把《大西洋》月刊的主编戈德伯克(Jeffrey Goldberg)拉入该群,因此才有了泄密的“丑闻”。

昨天,特朗普总统的铁杆支持者、社交媒体大V鲁墨(Laura Loomer)在X上多次发帖,指责这次泄密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沃尔兹的助手黄之涵(Alex Wong)。她认为,黄是华人,他夫人也是华人,他把戈德伯克拉入群聊的就是为了给特朗普政府制造麻烦。(点击这里查看本站文章“黄之涵是泄密门的“罪魁祸首”。)”不过,沃尔兹表示他对此错误负全责。特朗普称这是沃尔兹上任以来的一个“小错误”。

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拜登政府授权允许Signal通讯平台作为政府官员们使用的通讯工具。沃尔兹为何选择该平台来讨论敏感的军事信息?他为何不选用官方的保密渠道?沃尔兹没有解释。

讨论的敏感内容涉及美军对胡塞武装的袭击的具体细节,包括使用的武器和发起攻击的时间。,泄密丑闻爆发后, 特朗普和海格塞斯都企图掩盖,说群聊内容并非保密信息,但既然这一讨论是在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之前,人们很难相信这不是保密信息。

丑闻爆发后,民主党国会议员要求对事件进行彻查,但是被共和党议员以多数票否决。虽然如此,这一丑闻目前还在不断发酵之中。

这一涉及美军军事秘密的群聊,还有一个“副产品”,即特朗普团队通过这一事件的讨论,暴露了他们对欧洲盟友的极度厌恶之情。他们认为美军对胡塞武装的这一袭击保护了对欧洲盟友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对美国本身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利益。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次美军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是又充当了一次出钱出力的“冤大头”,理应得到欧洲盟友的补偿。

我们不知道这次袭击是不是出于美国欧洲盟友所提出来的要求,但是《大西洋月刊》公布的群聊内容包括万斯在对话中轻蔑地称欧洲人是“寄生虫”。他说,“我只是讨厌又一次救助欧洲”,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表示,“我完全理解你对欧洲寄生主义的憎恨”。

其实不久前,万斯在欧洲安全会议上已经充分表达这种看法,但是很多欧洲盟友以为万斯不过是“虚张声势”。

这一次,万斯对欧洲盟友的厌恶之情是在内部讨论中所表达出来的,美国的欧洲盟友总算明白,美国对欧洲盟友的严重不满是真真切切的。

昨天,特朗普总统宣布要对所有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这将是重创欧洲的汽车行业造。按照胡锡进的说法:这一次疼得满地打滚的都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国。

今天,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巴黎,讨论如何应对当前欧洲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关系急剧升温对欧洲意味着什么。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斯塔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朔尔茨、波兰总理图斯克以及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等。

马克龙表示,巴黎和伦敦自二月中旬以来组织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会议,现在到了“得出行动结论”的时候了。

黄之涵是泄密门的“罪魁祸首”

编者按:本文转自微信公号“耿直哥”,发表的时间是2025年3月27日,原标题为“美国华裔惊了:还能这么背锅?!”。劳拉·鲁默 (Laura Loomer)是特朗普总统的铁杆支持者之一,是白人至上的鼓吹者,曾在特朗普竞选时跟他走南闯北。她在X平台上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黄之涵(Alex Wong)是特朗普总统任命的国安委副手,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点击【这里】查看更多关于黄之涵的信息。

为了给过去这些天持续引爆美国舆论、令美国政府深陷被动的“白宫群聊泄密”事件“挽尊”,多名美国本届政府的支持者——包括一个在美国舆论场上相当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居然炮制出了一个想让美国华裔 “背锅”的阴谋论,甚至还碰瓷到了中国。

从多家外媒的报道来看,这一荒诞的阴谋论源于下面这张网络聊天截图。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介绍,这张截图同样出自之前因为拉错了开会的人员而闹出泄密丑闻的白宫网聊群。截图的内容是在会议期间,负责拉人进群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华尔兹,正要求参加会议的其他政府部门负责人提供对接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务的人员名单。

其间,华尔兹还介绍了一些自己团队的情况,包括自己的副手、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黄之瀚(Alex Wong)已经在推进的一些相关工作情况。

然而,在华尔兹因为自己的工作失误错把美国《大西洋》月刊的戈德堡拉入白宫工作群,进而闹出了引爆美国舆论的泄密丑闻后,尽管华尔兹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已经承认是他自己搞错了,也没有怪罪包括黄之瀚在内的下属,但一个名叫劳拉·鲁默 (Laura Loomer)的美国媒体人和网络大V,居然因为黄之瀚的华裔身份,就编造出了一个白宫的泄密是“中国操纵”的种族主义阴谋论,以给白宫开脱责任。

从鲁默的帖文来看,她的阴谋论完全是带着结论去找“论据”。她的逻辑链条大致是:1、黄之瀚是华裔,而华裔必定对美国不忠,是中国的特务;2、黄之瀚的妻子不仅是华裔,还在敌视特朗普的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工作过,并参与审判参加过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的特朗普支持者;3、所以黄之瀚一定是拜登和中国安插在特朗普政府里的特务,故意给特朗普政府使坏的。

不仅如此,鲁默还在她的帖文中多次用大写字母持续突出黄之瀚与他妻子“CHINESE”的族裔身份,并把这个夫妻俩的Chinese(华裔)身份与中国直接划了等号。

但讽刺的是,黄之瀚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能成为特朗普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是因为他不仅服务过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而且还在美国共和党籍前总统小布什的政府、共和党籍前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以及共和党政客汤姆·科顿的团队,还有美国右翼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都工作过。

他这番对共和党相当“忠诚”的资历,甚至他在2024年被提名为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时,还一度引起了一些争议。当时有其他美国媒体人认为,黄之瀚的提名说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只会选择自己信得过的人。

但鲁默对黄之瀚的这番猜疑,以及她的帖文目前获得高达4.7万个点赞与2.1万个转发的高互动量和认可程度,却反映出了一个早在2017年到2020年间,在当时席卷美国高校的“中国行动计划”和对华裔持续增加的暴力袭击中,就已经被多次证明的问题:一旦排外和反华风潮在美国出现,华裔不仅会受到怀疑,甚至往往会被推出来给美国政府以及社会问题背锅——不论这样的指控有多么荒谬。

中美关系中难以解决的芬太尼毒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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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蒙太拿州参议员戴恩斯访问北京,获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总理李强接见。

戴恩斯访问北京的目的,似乎是为了促成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最近特朗普也表示,中国领导人将于不太远的近期内访问华盛顿,但是戴恩斯的访问,除了传达特朗普的会晤愿望外,对于两国领导人如何会晤,何时会晤等问题,看不出有任何建树。

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中、美两国领导人似乎都希望缓和紧张关系,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协议。中方希望美方解决的问题是明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希望美方取消对中国商品强征的关税,二是希望美方解除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三是希望美方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问题在于中方至今搞不清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不知道他希望和中方达成什么协议,

高峰会议之前,需要双方的工作层人员对于细节和具体问题达成某种共识,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的工作层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和谈判,当然更谈不上高层的会晤了。

戴恩斯的访问倒是接触到一个重要的具体问题,即美国的芬太尼毒品泛滥问题。据说美国每年死于芬太尼毒品的人数高达75000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公害。。【美国前任缉毒局局长安妮·米尔格拉姆(Anne Milgram)2024年4月说,在18至45岁的美国人中,吸食芬太尼过量是排名第一的死亡原因。在2023年,美国因吸毒过量死亡人数为107,000人,其中70%为吸食芬太尼过量。芬太尼的药效超过海洛因50倍,吗啡100倍。】

戴恩斯的访问,首先表达了芬太尼问题的严重性,要求中方重视并协助解决这一问题。

美方认为芬太尼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方对此类毒品缺乏有效的管制,放任其出口到其他国家,而中方则认为是美方缺乏有效的管制,滥用这一药物而使其泛滥成灾。

中方国务院最近发布了《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管控》白皮书,该报告旨在全面、深入地介绍中国在芬太尼类物质管控方面的立场、举措和成效。戴恩斯称,美方正在研究这份报告。

根据该报告的分析,芬太尼是一种合法的药物,是从芬太尼的“前体”经化学加工合成后成为止痛用的药物,中方根据有关的国际公约,对于这种药物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有严格的管控措施。

问题是出在芬太尼的“前体”,中国是芬太尼“前体”的主要生产方。

报告称,医药公司对芬太尼“前体”通过化学合成,制成各种合法的医用芬太尼药物,例如芬太尼、舒芬太尼、瑞芬太尼和阿芬太尼等。毒枭则可以使用芬太尼“前体”经化学合成为有害的毒品。他们通过简单修饰芬太尼化学结构上的某个原子或基团,即可得到与芬太尼结构类似、作用相近甚至更强的芬太尼衍生物。这些物质绝大多数系不法分子从制药公司发表的学术文章中检索出来,或者为规避法律管制而设计出来,目前全球已发现滥用的芬太尼类物质有近百种,其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

根据报告,芬太尼“前体”分两种,一种是“有管制的”,另一种是“无管制的”。报告指出:“境外不法分子不断更新制毒工艺,更多使用非管制化学品制造毒品,特别是利用国家间化学品管制法律差异,通过网络勾连、国际邮包寄递、虚拟货币支付等方式,购买未管制的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逃避监管打击,成为当前芬太尼类物质治理面临的突出挑战。”

美方要求中方严格控制芬太尼“前体”的生产和出口。

中方已经严格控制“受管制的芬太尼前体”,但是对于“非管制芬太尼前体”的严格管制,存在实际困难,据说会影响其他化学产品的正常生产。

目前,流入美国的芬太尼毒品,主要是墨西哥毒枭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进口“非管制芬太尼前体”,在墨西哥加工合成为芬太尼毒品,进入美国市场。

延伸阅读:

  •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管控》白皮书(点击这里阅读白皮书全文)
  • 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得关于中国必须对美国芬太尼毒灾负责得报告(Holding China and Mexico Accountable for America’s Fentanyl Crisis,点击这里查看报告全文)
  • 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中国与美国芬太尼毒灾的关系(点击这里查看相关报道)
  • 美国联邦缉毒局(DEA):芬太尼如何进入美国(2020年):点击这里查看原文
  • 约翰·卡沙拉(John A. Cassara):“跟着钱走:中国企业模式与美国芬太尼毒灾(Follow the Money: The CCP’s Business Model Fueling the Fentanyl Crisis):点击这里查看原文
  •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来自中国的非法芬太尼:一个变化多端的全球运作(Illicit Fentanyl from China: An Evolving Global Operation,2021):点击这里查看原文

VOA:来自中国的“鸦片战争”?美专家指中国蓄意利用芬太尼从“内部掏空”美国

薛小山,2024年9月16日

“那么小小的一个人,(她)可以熬过无家可归的困境,可以熬过饥饿的困境,可以熬过海洛因的困境,而且实际上她已经从海洛因中恢复过来,但是芬太尼导致她肺部气流阻塞,造成她误吸入(异物),这是一种美化的说法,其实是呕吐物进入到肺部,切断大脑供氧。”

曾经担任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副国安顾问的叶望辉(Steve Yates)9月9日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个有关中国和芬太尼问题的研讨会上这样回忆自己养女的最后一刻。叶望辉24岁的养女去年10月因吸入芬太尼过量而去世。叶望辉说,他的女儿在二十多年的短暂人生中,闯过了许多困境和低谷,直到芬太尼导致她的肺部痉挛,心跳停止,大脑因长期缺氧而死亡。

叶望辉只是成千上万因芬太尼而痛失子女的美国人之一。“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每天都在忍受这种痛苦。如果我们不更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就会有数百万人受到波及。”叶望辉说。

根据美国官方的数据,芬太尼已成为导致18至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2023年有75000名美国人因此丧命。美国缉毒局(DEA)局长安妮·米尔格拉姆(Anne Milgram)今年5月表示,美国正在面临“史上最危险、最致命的毒品危机”。

芬太尼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可用于快速缓解疼痛。纯芬太尼的效力比海洛因强大约50倍,比吗啡强100倍。芬太尼不仅被单独使用,还被混入假冒处方药、海洛因,甚至越来越多地混入冰毒和可卡因中,许多死于过量服用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服用芬太尼。

中国对美国发动“鸦片战争”?

传统基金会9月9日发布题为“追究中国和墨西哥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的责任”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芬太尼危机“直接源自中国共产党”。

报告写道,墨西哥贩毒集团在推动芬太尼危机方面发挥着最明显和广为人知的作用。但是,“横跨太平洋,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推动破坏稳定的芬太尼流向美国。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CCP)正在积极资助、支持和推动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毒品威胁。”。

报告指出,中国在西半球(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芬太尼贩运网络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从中国会通过⾼流量港⼝出⼝,通常装在标签错误的集装箱中。一旦抵达北美,贩毒集团会利用前体化学品制造芬太尼成品以供分销,比如在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会将其⾛私到美国。

此外,报告说,中国企业和洗钱者在墨西哥境内甚至在美国都保持着活跃的活跃状态。例如,北美的中国企业已成为使用“镜像交易”( mirror swaps)的洗钱者的合作伙伴, 通过中国的金融体系,避免毒资直接从美国流向墨西哥,借此规避美国执法。

报告说,芬太尼危机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总数。

今年四月,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发布了另一份重量级调查报告也说,中国是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主要推动者,包括中共直接补贴非法芬太尼材料的制造和出口,以及实施一项实际上鼓励出口某些芬太尼前体的退税计划。

此外,中国政府允许在受到严格管控的中国互联网上,公开销售芬太尼前体和其他非法材料等。

前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当时在该委员会举办的国会听证会上说,进入美国的芬太尼中使用的几乎所有非法芬太尼前体均由中国生产,“没有中国芬太尼及芬太尼前体的生产和输出,就不会有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大规模屠杀就会有效地停止。 ”

美国盖特石研究所(Gatestone Institute)理事会成员劳伦斯·卡迪什(Lawrence Kadish)11日发文说,芬太尼可能是中国针对美国有意识选择的武器,并精心用来削弱美国的国力。他直接将芬太尼和中国人所熟知的鸦片战争联系起来。

他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国的统治者深知毒品在瓦解社会中的阴险作用,芬太尼“如同向美国的心脏刺去的匕首”。

“他们(中国)很明显认定它(芬太尼)是一种可能比花费数万亿人民币大幅扩展军事力量更具成本效益的途径。他们相信,在不用向我们的国家开一枪的情况下,将美国削弱为二流国家的方法。他们可能信奉这样一个信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毒品毒害美国。”卡迪什写道。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说,芬太尼危机对美国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远远超过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代价。

“第一,美国没有参与当年的鸦片战争。第二,受芬太尼死亡及其相关事件影响的美国家庭数量远远超过当时受鸦片影响的中国家庭数量。中国受鸦片贸易影响的地区比今天受芬太尼影响的地区要小得多。”叶望辉说。

他说,美国每个州的芬太尼中毒人数都在飙升,这个数字不是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个。“这是一场(中共)针对美国家庭和社区的化学战。”叶望辉说。 她说,目前这场战争已经严重破坏和扰乱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还有下一代人的命运。叶望辉说,美国目前的芬太尼危机一部分是由于美国忽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警告信号,忽视了这个政党有着“致命和邪恶的本质”。

叶望辉认为,中共输出芬太尼危机的动机是“从内部掏空美国”并在美国国内制造分裂。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分散和摧毁每个州的社区,无论是什么收入、财富、种族、宗教,那会怎么样?有时人们认为只有瘾君子才会中(芬太尼)的毒,但任何人都可能中毒。”他说。

根据民调公司McLaughlin & Associates 近期发布的全美调查,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他们认识曾因芬太尼而受到伤害的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制造芬太尼成分是有意识的决定,而且美中外交关系应以中国关闭这些芬太尼工厂为前提。

不过,布鲁金斯学会“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倡议”主任旺达·费尔巴卜-布朗(Vanda Felbab-Brown)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故意助长芬太尼危机的说法缺乏坚实的证据。“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只有在窃听解放军或政治局或是共产党高层后才能证明这一点。我非常怀疑传统基金会有这样的窃听方式。”她说。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北澳战略政策中心兼战略警务和执法负责人负责人约翰·科恩(John Coyne) 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有中国军事学者讨论过利用毒品向西方发起全方位战争,这未必是中共采用的正式政策。

美中芬太尼合作,中国把芬太尼当筹码?

芬太尼问题越来越成为美中关系的棘手议题之一。2022年8月,为报复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中国完全暂停了禁毒合作。2023年11月,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与中国国家主席中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会面后达成了外交突破,重启禁毒合作,并于今年1月重新成立一个美中联合禁毒工作组。

芬太尼问题也是8月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访问中国时的重要问题之一。在结束北京访问时,沙利文说:“我们将寻求在禁毒和减少非法合成毒品流入美国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这个月初,两国在反毒合作上又有了新的进展。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一份通知,从9月1日起,中国政府将对制造非法芬太尼的三种基本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包括要求出口商获得许可证。这三种化学品分别为4-AP、1-boc-4-AP和去甲芬太尼,已于2022年3月被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列入黑名单。这是美国和中国自去年11月恢复双边反毒合作以来的第三次相关行动。

不过,专家们担心,中国政府的新措施会治标不治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刘宗媛12日发文指出,中国监管机构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芬太尼的新变种化学性质独特,出现的速度比政府将其列入管制名单的速度要快。仅在2016年,中国就创造了63种芬太尼新变种,而2012年至2015年之间仅有6种新变种。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科恩认为9,如果不解决中共对非法毒品的系统性支持,对三种前体化学品的管控无非是一场挽回面子的“公关作秀”。

“这些新管控并未改变导致中国在芬太尼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内政策,且这些管控仅适用于过去20年中国生产、推广和出口的数百种前体化学品中的三种……这种市场主导地位是中共对非法制药行业进行推广和保护的结果。”他说。

由美国外交政策领导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范登堡联盟(Vandenberg Coalition)执行主任、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卡丽•菲利佩蒂(Carrie Filipetti)告诉美国之音,尽管表面上和美国合作,但中共多年来蓄意使用芬太尼来破坏美国的安全,而中共党魁中国领导人对此视而不见。

“中国参与此事已经很多年了。自2019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对此视而不见的现象明显增加。当时中国领导人基本上说,这些事情(芬太尼)是非法的,结果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向毒品卡特尔组织供应(芬太尼)十多年。”

作为禁毒合作的交换,华盛顿去年11月取消了对中国公安部法医学研究所(IFS)的制裁,该研究所因参与新疆人权侵犯曾被列入商务部监管的实体清单。

菲利佩蒂指出,中国试图将芬太尼外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让拜登政府在人权迫害等领域减轻对中国的压力。“他们(中国)基本上是在说,如果你们取消对我们的人权制裁,我们会与你们协调,但这些问题不应该联系起来,中国既通过毒品交易积极杀害美国人,也积极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联系起来,他们需要对这两件事负责。不幸的是,我认为美中联合禁毒工作组已经变得重于言辞而非实际结果。”她说。

中国领导人是否有能力结束芬太尼危机?

多年来,针对美国的指控和施压,中国政府否认与发生在墨西哥的非法芬太尼贩运现象有任何关系,并将美国的芬太尼滥用问题归咎于美国自身的监管和需求问题。

美国缉毒局(DEA)退休特工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对《纽约太阳报》表示:“中国从最高层控制这一切。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说, 中国“知道并监控”化学公司之间的所有通信,但却无所作为。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科恩表示,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和私营部门的严密控制以及拥有世上最有效的监控本国人民的系统,如果中共真的想阻止合成阿片类药物(包括芬太尼及其前体)的流通,那完全在其控制范围内, 但中共选择不那么做。

“目前,我认为他们(中共)的监管只关注那些在中国大陆向中国公民出售非法毒品的供应商。”科恩说。

非营利组织范登堡联盟的菲利佩蒂也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愿意,他可以立即终结美国的芬太尼危机。“中国拥有最全面、最复杂的国家监控系统之一。中共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了如指掌,”她说,“如果中国领导人愿意,他可以立即结束这一切。”

叶望辉也认为,中国领导人和中共领导层完全有能力结束芬太尼危机,但却没有真正付出努力。 他说:“在中国,没有人可以大规模从事未经批准的活动。所以这意味着,这(芬太尼)是被批准的活动。无论是中国领导人个人还是他的政府,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我认为不可能说他们(中共)不知情,也不可能说他们努力过。他们没有。”

与芬太尼造成大量美国人死亡相比,中国官方表示国内尚未发现成规模滥用芬太尼类物质的现象,更没有发现因吸食芬太尼类物质致死案例。

下一届美国政府该怎么办?

除了外交手段,美国财政部已对参与生产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的数十名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拜登政府还增加了入境口岸查获芬太尼的资金和技术投入,扩大受害者获得治疗的渠道等等。

布鲁金斯学会的费尔巴卜-布朗说,拜登政府实际上非常巧妙地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至少首次与美国在反洗钱方面进行有限的合作。

“在我看来,其中很多合作都流于形式的,但总比之前的(2021年至2023年底期间)中国零合作、完全拒绝合作要好。”她说,美国还需要求中国在客户身份验证(KCL)法规和起诉方面做得更多,促使中国在其法律体系内有效而坚决地起诉那些故意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合作的个人等等。

叶望辉建议,芬太尼及其前体应被视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 相关的洗钱和贩卖者应被踢出国际金融系统。“任何参与制造和非法转让此类危险化学武器的人,都应该面临完全被金融系统封锁的命运……否则我们不是认真的纪念美国的死难者。”

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菲利佩蒂认为,形成关于中共共谋角色的共识很重要。她说:“我认为还需要做更多。我们(起码)需要认识到他(中国领导人)正在对美国人民发动战争。”

她认为美国需要做的是让中共真正承担责任,让中国领导人为此付出代价。

“当美国人被杀害时,我们需要追踪这些资金流。我们需要对个人实施更多制裁,包括那些明知故犯的政府官员。我们需要确保加强与墨西哥的安全合作,以便阻止任何试图通过边境的毒品。最终,我们要确保中国领导人为允许这些事情(芬太尼危机)的继续付出高昂代价,以便他决定改变。”她说。

卡特中心总裁亚历山大:中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

编者按:本文2025年3月26日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网站发布,标题为“我院举办中美智库人文交流对话会”。

3月24日,中美智库人文交流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美国卡特中心总裁佩奇·亚历山大出席对话会并致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孙明主持致辞环节。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品牌总监袁林、美国卡特中心和平项目副总裁芭芭拉·史密斯作总结发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魏红霞主持交流研讨环节。

于运全表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中美双方智库有责任积极推动两国对话沟通和人文交流,以实际行动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于运全指出,双方应该做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行动派,增进美国各界对华客观认知;做促进中美务实合作的行动派,为中美各层级交往搭建更多桥梁、铺设更多道路;做增进双方青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行动派,培养更多新一代“中国通”“美国通”。

佩吉·亚历山大认为,中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两国都希望推进政府层面的合作,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就智库而言,促进美中间的二轨合作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坚定的毅力。她表示,“行胜于言”,相信在现有成功合作案例的基础上,未来会有更多来自民间社会的中美人文交流和对话合作,公众层面的人文交流正是寻求和展现两国共享价值的重要途径。

孙明表示,期待中美两国专家学者在交流中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探讨文化、教育、科技和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与关切,为共同应对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供更多思路和启发。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愿同卡特中心等美方智库、高校一道,进一步推动交流合作,搭建平台、完善机制,为拉紧中美人文交流纽带贡献力量。

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外交政策东亚项目主任文哲凯认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相关规则遭到破坏,世界面临的治理难题不断增多。各国不能安于现状,因为现状正在瓦解和变化,需要采取行动,共同探讨全球治理改革的新方法和新路径,在全球卫生健康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美中可以携手合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表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等重要理念,为全球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上进行战略性撤退,其关注重点更多转向美国国内事务,主要关注“三个R”,即在国内启动“复仇计划”、重组美国联邦政府、重构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龙洲经讯咨询公司创始合伙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葛艺豪表示,特朗普政府认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限制了美国的发展,希望摆脱制约和框架。当前美中经济关系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希望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在美进行技术投资并在美国市场上取得更好发展。特朗普总统多次公开支持中国企业对美继续投资,这或许是有利于中国企业的信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赵海认为,中国的立场始终是在联合国框架内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而不是摧毁这样的体制;中美之间踏踏实实、真真正正合作,绝不是靠威胁、靠不断加征关税破坏贸易基础实现的,希望未来中美有更广阔、更深厚、更真诚的合作前景。

美国卡特中心“聚焦中国”项目高级助理翟乐楠表示,参加此次会议是希望可以让美方和中方更好地相互理解。很多美国人非常关注中国的《黑神话·悟空》、小红书平台、《哪吒之魔童闹海》等文化符号。很多美国人听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中国发展进步很快,只是很多美国人可能都生活在信息茧房。如果大家真正去沟通了解,美国人可能就会发现一个与固有认知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韩召颖表示,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智库、非政府机构、多边机构、跨国公司等很多非国家行为体,可以深入探索全球治理变革的举措,通过合作取得更多积极成果。当然这也需要美国等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可以从最基础的人文交流做起。

芭芭拉·史密斯表示,美中两国对彼此有很多误解,也有很多认知上的差异,因此人文交流非常重要。人文交流可以进一步消除误解、弥合认知差异。在美中合作的领域,年轻人应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希望能够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有更多互动,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对话交流中。也希望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在改善彼此民众认知、加强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副主任陈琪认为,中美双方在两国关系上的认知差异已经成为一个哲学问题,中方坚持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但美方认为不稳定能创造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能够为达成交易奠定基础;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强度会显著下降,但如何妥善处理在贸易领域,以及如何看待并处理中国与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上的分歧,将是未来两国关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美国卡特中心冲突解决项目中东地区副主任拉娜·沙布认为,在中东问题上,中国作出了很多积极贡献,如推动沙特伊朗复交、促进巴勒斯坦各派别和解的《北京宣言》等。当前叙利亚、黎巴嫩等问题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的新挑战,希望各方积极关注这些地缘政治问题,探索合作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可以帮助很多国家恢复经济发展,相信也能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表示,在科技领域,美方对中国一直有出口管制,且近两年扩展速度加快,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科技进步的能力。对美国来说,这既没有必要,更没有好处;除正确处理双边关系外,中美两国特别应该做的事情是共同努力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合作开发“全球南方”的增长潜力,就可以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化解更多地缘政治矛盾。

线上讲座:特朗普2.0,台湾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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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时间

华盛顿时间:2025年4月8日上午9:30–10:45

北京时间:2025年4月8日晚9:30–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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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对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因素。虽然两国在1972年发布《上海公报》时就试图找到处理台湾问题的共识,意见的不同,理解的差异使得双边关系因台湾问题不断发生危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我们目睹了稳定、争吵和几次走到冲突的边沿。北京和华盛顿都认为自己的政策一贯如一,而对方在搞阴谋诡计。与此同时,台湾从一个威权体制演变成生机勃勃的民主体制、台湾人民不断变化的身份认使得三方的决策亦变得十分复杂。在这样变化多端的环境中,特朗普连任,他更加进取的思路正在震撼美国在全球的政策。特朗普在第二任将如何应对北京和台北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将会给地区和平与安全带来重大的影响。麦克唐纳教授在这一讲座里将探索特朗普可能的台海政策及其它会怎样影响三方和区域的态势。

司哥特·麦克唐纳是佐治亚州北方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Georgia)的政治学教授。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24年后从塔夫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和美国驻台办事处任职。他的研究侧重于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对手和盟友制定外交政策的动机和程序。

卡特中心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举行对话

编者按:本文2025年3月25日由中国日报网发布,原标题为“中美智库人文交流对话会在京举行”。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关于第二届吉米·卡特论坛在杭州成功举行的报道。点击这里查看首届吉米·卡特论坛的会议手册。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发布的与吉米·卡特论坛相关的其他文章。

中国日报北京3月25日电(记者 张陨璧)3月24日,中美智库人文交流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卡特中心总裁佩奇·亚历山大出席对话会并致辞。

来自美国卡特中心、昆西研究所、史汀生中心、外交关系委员会、伊利诺伊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南开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等中美智库、高校的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共同研讨交流,达成广泛共识。

于运全表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中美双方智库有责任积极推动两国对话沟通和人文交流,以实际行动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于运全指出,双方应该做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行动派,增进美国各界对华客观认知;做促进中美务实合作的行动派,为中美各层级交往搭建更多桥梁、铺设更多道路;做增进双方青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行动派,培养更多新一代“中国通”“美国通”。

佩吉·亚历山大认为,中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两国都希望推进政府层面的合作,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就智库而言,促进美中间的二轨合作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坚定的毅力。她表示,“行胜于言”,相信在现有成功合作案例的基础上,未来会有更多来自民间社会的中美人文交流和对话合作,公众层面的人文交流正是寻求和展现两国共享价值的重要途径。

与会专家表示,中美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可以成为伙伴,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美合作有利于推动解决全球卫生与社会经济不公、气候变化、全球经济碎片化、地区冲突等全球治理问题,两国应携手继续发挥大国作用。当前加强两国人文交流合作重要性更加凸显,本次对话会深化了中美学者相互了解和认知,希望后续能够将对话交流机制常态化。

本次对话会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与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