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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海默:中美不能指望靠经济依存关系避免冲突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当下中美关系面临挑战,冷战话语复苏,观察者网杨晗轶近期远程连线采访了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约翰·米尔斯海默。采访全程超过一个半小时,观察者网将以视频形式分段发布采访精华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以文字形式发布采访全文。以下为第二部分。】

接上文

观察者网:中国学者总喜欢说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说中美可以在一些事务上合作,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倾向于将中美在许多领域的关系描述为零和博弈。有人拿美苏冷战与当下的中美关系作比较,您认为中美是否已经处于冷战当中,还是正在滑向冷战?

米尔斯海默:鉴于现在中美在新冠病毒上争执不休,看上去我们已经处于冷战当中了。我认为在疫情争议出现之前,人们还能争辩中美是否真的处于冷战当中,但事到如今我认为两国冷战已经相当明显了。看看中国南海的军事局势已经变得相当可怖,中美双方几乎怼在对方脸上;经济方面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再加上关于大流行病的指责,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局面,由于疫情的原因它恶化得比我想象的更快,我知道终究会走到这一步,但我本以为不至于这么快。

观察者网:许多人指出,即使中美两国进入冷战,这种关系也不同于当初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因为美苏都是高度意识形态挂帅的国家,都代表着一种方向、一种生活方式,而它们都想把这一切强加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头上。美苏之间的竞争主要在军事领域,是国防和安全的竞争。苏联的经济规模远远不如美国。您认为美苏冷战和中美关系相比的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米尔斯海默:我们说过,一大相似点在于苏联地理上处于欧洲和亚洲,它的威胁在于可能成为亚欧大陆地区的霸主,美国作为地区外的遥远大国,进入亚欧大陆阻止这一情况变为现实。如今中国面临类似的情况。尽管中国在地理上只处于亚洲,但美国认为它可能主导亚洲因而将其视为威胁,所以美国要来亚洲以遏制苏联的方式遏制中国。但你说得对,两者的确存在差异。我接下来要指出四大主要差别。

第一,美国和苏联的竞争是二战刚刚结束时开始的,那是现代史上最血腥的灾难,苏联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正因如此美国、特别是苏联,都厌倦了战争,它们都不愿打仗。再看今天的中美两国,从你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中国觉得自己正在崛起,中国认为自己理应获得一席之地,中国并不厌战。因为它从1979年开始就没打过仗,而那一仗根本不算什么大仗,中国人真正上一场大仗还是跟美国打的朝鲜战争。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差别,中国不像苏联那么厌倦战争。

第二点是地理。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围绕着欧洲、围绕着德国展开的。它可能发展成一场卷入双方的陆上战争,冷战时期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中欧前线,相互攀比陆军、空军以及核武库规模。今天亚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冲突的战场主要是西太平洋地区,比如南海、台海和东海。我们不太可能在亚洲打大规模陆上战争。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它使当前中美之间比美苏冷战时期更有可能爆发战争,毕竟冲突将发生在海上而不是欧洲心脏地区。

第三点是关于经济的。中美两国之间有密切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国与韩国等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交流,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经济世界里。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四点,关于意识形态我和你的看法不太一样。共产主义对苏联而言,自由民主对美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当然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你可以说中国不像苏联那样高度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或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并不是中美竞争的一部分。但我也可以用民族主义来反驳你,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非常高涨,同样,信奉美国例外主义的美国人也有极强的民族主义倾向,美国人和日本等国家的人同样民族主义,但我认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尤其强烈,对受到轻侮这件事特别敏感。这种民族主义和现实政治一结合,很可能产生麻烦。所以归根结底中美竞争和美苏竞争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同,尽管后者围绕着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竞争这一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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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争霸漫画

观察者网:您提到这四点里,第一点缺乏厌战情绪和第四点民族主义都使情况听起来愈发危险,它们使中美更可能爆发冲突,不过您第三点提到中美两国之间以及亚太国家之间都存在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或许这能够成为地区维持和平的基础。您提到美国和苏联处于两个不同的经济世界,如今美国似乎希望和中国反向而行,许多人提出要跟中国经济脱钩。特别是当前这场疫情使许多美国人质疑是否应该继续走生产链供应链全球一体化的道路,还是应该把生产线收回美国周边地区乃至美国本土,不要所有东西都指望中国生产。这种想法会不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竞争?

米尔斯海默:我讲几点。首先,我可能已经说了130遍了,中国无法和平崛起,这话我在中国讲了也不下30次。每次我这么说的时候,人们反驳我的主要论据就是经济相互依存。他们总说:“约翰你错了,中美不会冲突,因为它们经济相互依存”。这是第一点。

第二,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甚至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在试图以某种方式与中国经济脱钩,如果它们完全脱钩,那么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就不复存在了。但我认为脱钩毕竟是有限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仍将保持大量经济交流。

我认为这种局面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而不是冷战时期,一战之前欧洲充斥着安全竞争,它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同时欧洲也有大量经济交流或者说有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可这并没有避免战争。我的意思是,尽管有人强调脱钩,中美仍将维持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然而总的来看我并不觉得它是维持和平强有力的因素,我认为安全终究比经济繁荣更重要,所以我并不觉得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有多么重要。我不是说它完全没用,可能有时候有一点用,我也不想说的太绝对。

观察者网:美国认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越来越把自己看作全球化的牺牲品。但无可否认的是,美国社会至少某些阶层,比如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从全球化里获取了巨大利益。您认为全球化虽然不会逆转,但无论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再怎么深化,经济交流都无法阻止中美展开激烈的安全竞争,这对两国而言构成了重大风险。我这样理解对吗?

米尔斯海默:对的,我还要补充一点,经济领域也会有竞争,经济将是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局面,我不是说经济只有交流合作。美国将尽其所能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种事现在正在发生。特朗普政府试图降低中国经济增速和科技发展速度,美国不想让华为成为世界舞台上顶级企业,想拖它的后腿,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但中美两国在某些领域还是会合作。

观察者网:看起来情况相当严峻,但从有没有好的一面呢?以美苏冷战来看,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使英国工会影响力提升,阶级平等观念促进了美国的民权运动。那么中美两国的安全和经济竞争会不会产生类似的正面结果呢?它预期之外的后果会使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过得更好还是更糟?

米尔斯海默:这可能产生众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有好有坏,但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局面对世界各国都是悲剧,如果中美能够合作情况会好得多。我写了《大国政治的悲剧》,我认为这种局面正是一场悲剧,如果中美两国真的打起来兵戎相见,那绝对是最大的悲剧。

我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是个结构主义者,我最基本的观点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像是铁笼子,它逼迫各国做出这些行为。任何国家只要它有可能主导其所在地区,不管它是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还是中国,都会面临大麻烦。这与中国文化或德国文化完全无关,当国家实力变强,它们自然会寻求方式扩大自身影响力、主导周边地区,这自然会引来其他国家极力阻挠。

观察者网:如果我们考虑雅典和斯巴达这一对古典案例,它们相互争斗得很厉害,可在来自外部的共同威胁即波斯人面前,它们也能结成同盟。如果我们能够将某些威胁或挑战视作人类共同的威胁或挑战,中美就不能达成合作吗?

米尔斯海默:我说几点,首先回到冷战,冷战早期美苏曾一度面临共同威胁,那就是德国。要知道美苏曾经是盟友,它们联合起来打败了纳粹德国。冷战初期,如何对待德国是美苏双方非常关切的一件事,这个第三方非常关键。

然而在中美关系里并不存在这样的第三方。如果非要说第三方那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和中国走得很近,因为对它们来说美国是共同的威胁,所以在共同威胁之前联手的是中俄而不是中美。

有人可能说中美需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也许未来某个病毒会对中美造成巨大威胁,迫使两国展开合作。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非常低,实际上如果你看看当前这场大流行病,正是它使两国本就糟糕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我的确看不到什么乐观的理由,我也希望未来三十年中美能和平协作,我也希望我的预测是错误的。希望我错了,虽然我并不这样认为。

观察者网:接下来我想问的是遏制中国究竟有多少可操作性?冷战时期美国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大家都把苏联视作巨大的威胁,然而今天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和碎片化现象,社会各个群体对国家方向有不同的想法,那么各种政治力量怎么会联合起来针对中国?我不是在质疑民主和共和两党遏制中国的共识,我问的是美国民众在中国问题上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意愿和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米尔斯海默:我想你已经看到了,美国民众愿意接受强硬的对华政策。自从2011年希拉里•克林顿宣布转向亚洲以来,美国政府朝着遏制中国的方向越走越远,在国内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毋庸置疑,美国必将留在东亚极力遏制中国,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从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表现来看,其能力不容乐观,特朗普政府的表现相当糟糕。再看看特朗普政府是怎么处理美国与东亚盟友之间关系的,比如我们与日韩的关系,那是相当的笨拙。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在联众制衡中国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这对中国而言是好消息。美国曾经有极强的软实力,曾经非常善于使用外交工具争取盟友以及与它们合作,如今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差。我要说的是,美国不会撤出亚洲,美国内部有再多问题,也不会消减它插足亚洲事务的决心。你可以说正因为美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选出了一个特朗普,作为白宫之主他不擅长管理对外政策,不擅长对华遏制政策,然而美国采取这些政策本身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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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谈判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较量。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观察者网:所以您认为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对抗性政策符合美国民众的共同意志?

米尔斯海默:是的。我几乎看不到什么反对意见。美国人会怎么做呢?美国人会把中国描绘成不共戴天的死对头,用夸张的手法歪曲中国,使它看起来更加危险;中国也会用同样的做法对付美国。在安全竞争当中,双方必然开动宣传机器把对手说成是邪恶的,把自己说成是善良的。事情几乎每次都会发展成这样。

观察者网: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但从您嘴里说出来仍然令我感到难过。

米尔斯海默:这也令我感到难过,这是一场悲剧。问题在于你要问问自己,这是否正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观察者网:我想中美两国都愿意承认当前这种现实,但我们仍然想管控风险,建立某些风险管控机制,首先就是辨别中美关系里的潜在爆点。您提到了台湾地区、东海和南海,中国可能和某些国家存在领土争议。您认为美国会在什么情况下决定采取干预行动,使冷战变成热战?哪些情境可能触发美国的这种行动?

米尔斯海默:这很难说,或许中国大陆被台湾地区当局的某些行为激怒,或者被美国与台湾地区发展关系的某些行为激怒。比如美国可能帮助台湾地区当局增强军事能力,触怒中国大陆,其回应方式不一定是对台湾地区发起攻击,也可能是其他军事行为,进而产生危机,导致中美相互攻击。这种情况一点不难想象。

而在南海地区,看看美国海军巡逻活动,看看中美两国海军剑拔弩张的形势,再看看两国空军数次几乎发生撞机事故,很容易想象导致两国爆发冲突的情况,它可能是美国人试图阻止中国对南海岛礁实行军事化,也可能是美国自己对该地区岛礁进行军事化。

很难说情况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没有明确的行为准则。你可能不记得在冷战初期,美苏两国也没有共同的行为准则,特别是核武器使用规范方面,因为核时代才刚刚拉开帷幕,我们不太清楚该怎么跟对方打交道。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慢慢制定了行为准则。我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两国基本清楚了该如何跟对方打交道,避免过度刺激对方进而酿成危机。

中美两国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行为准则,一切都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双方都在慢慢摸索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不能做。在此期间,我们完全可能做出一些激怒中国的事情来,导致中国主动使用武力;中国也可能做出某些事情导致美国动用武力。一旦如此,这必然是场悲剧。

观察者网:我不想表现得自以为是,但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多次兵棋推演过中美交战的情景,从新闻报道来看,它们模拟了中美在台海或南海爆发冲突可能出现的实际战况。美国军方已经模拟过十多次这样的作战,在中国家门口作战,结果统统以美国失败告终。诚然,美国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中国,但中国大力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所以中国越来越自信能够在家门口形成足够的威慑力量或者战胜进犯的外敌。如果中国清楚自己的能力,美国军方也清楚中国的能力,那么双方怎么会放任小摩擦升级为小规模战争乃至全面战争?这种情况为什么还会发生?

米尔斯海默:我不相信新闻对这些兵棋推演的描述。五角大楼总喜欢夸大美国受到的威胁,在我印象里他们一直说美国会输,因此必须花更多钱。五角大楼才不会说我们一切都好,已经战无不胜了,这不是它的行事方式。另外,胜负在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

观察者网:正是!胜负究竟是什么意思?中美两个大国真的打起来,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悲剧,为什么还要走上这条道路?这种悲剧后果双方都承受不起。

米尔斯海默:也许吧,希望你是对的。但如果你对我说,模拟战争游戏全部以美国失败告终,那么我要问你,失败是什么意思?怎么个失败法?别忘记最重要的一点,中美两国都有核武器。所以如果你说双方分出胜负,你得说清楚是常规战还是核战争。

观察者网:如果两国已经到了相互使用核武器的地步,接下来——如果说世界还有未来的话,美国在亚洲的卓越地位也不会存在了,双方都被夷为平地,为什么还要走到这一步呢?

米尔斯海默:不,使用核武器并不意味着两国会把彼此变成弥漫着放射性尘埃的废墟。话不能这样说。假设中国赢不了常规战而对美国使用核武器,多半也只会对南海地区的目标丢一两枚核弹。这叫有限使用核武器,不是要把对方彻底夷为平地。这一点要注意。

另外我刚才说了,冷战和中美竞争还有个差异那就是地理因素。冷战期间,我们用战争游戏模拟了欧洲局势,几乎不可能爆发战争,因为双方在中欧前线用几千枚核弹、庞大的陆军和空军相互瞄准,任何战争都会发展成大灾难,很可能是动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再看中美在南海地区可能爆发的战争,冲突地点在海里,即便美国能取胜——姑且不论胜负是什么意思——那么中国为了避免失败即便决定使用核武器扭转战局,它很可能也只会十分有限地使用核武器。而且正因为冲突地点在海上,双方都可能有限地使用核武器来扭转局势。你在读关于美国输掉战关于美国输掉战争游戏的报道时,应该把这些情况都考虑进去。

(未完待续)

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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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舆论议题中的媒体框架效应——以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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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得勇 陆屹洲  来源:《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5期

内容提要:对于复杂政治经济舆论热点议题,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方式会如何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本文以中国网民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实验和统计的方法对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不同媒体框架及其政治后果进行了实证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首先,采集自现实舆论中的三种媒体框架都削弱了受众对美国的好感度,并激发其对贸易战的强硬态度。同时,这些媒体框架还提升了网民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其次,不同的媒体框架产生的框架效应之间差异并不明显,这显示民众在复杂议题上的认知能力有限。此外,年轻、教育程度低、威权人格高、意识形态偏左的网民更容易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而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比社会精英更为强硬。据此,本文认为在诸如中美贸易争端这类外交热点问题上,目前官方的舆论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但是这种管控策略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不仅会造成官方媒体公信力的流失,被激发的大众民族主义情绪也可能造就负面的中国外交关系和国际形象。

关键词:贸易战;框架效应;对美好感度;政治信任;政治传播

长期以来,新闻媒体是连接真实政治世界与普通民众生活的重要桥梁,也是塑造个体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舆论学》作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92:29)认为,我们所在的政治世界“看不见、摸不着也想不到”。“议程设置”理论的先驱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2005/2008:1)也认为,普通公民往往接触到的只是媒体构建的“二手现实”。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传统媒体对新闻的垄断被逐步打破,信息生产者与接收者的界限开始模糊,公共舆论的场域正在发生改变。从一定程度上说,普通民众距离真实的政治世界越来越近了,审慎、客观的舆论氛围也在逐步孕育。

然而,由于政治社会议题的复杂程度不同,媒体发布的各种框架化了的信息可能对公众评判这些议题所产生的影响效果也有所不同。在那些本身相对简单的舆论热点议题上,或者说与公众日常生活联系较多的议题上,例如食品安全、贪腐等舆论议题,公众的判断可能受到自身基础性政治态度、人格特性、生活经验、媒体信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在那些诸如贸易纠纷、领土争端、对外援助等复杂的、相对陌生的政治外交议题上,公众往往更有可能受到其所能接触到的媒体信息的影响。一方面,对这类议题的准确评判有赖于公众是否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因为此类议题要想获得更为客观和真实的信息,其难度更大。这也意味着公众在议题的评判上很容易被接触到的信息所主导。另一方面,对这类议题的准确评判也有赖于公众自身在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能力方面的水平(扎勒,1992/2013:22)。一般认为,普通民众在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能力上是低于社会精英群体的,精英话语深刻地影响着公共舆论(扎勒,1992/2013:19)。这种情况在一个主流媒体就不同政治观点很少进行公开辩论的国家更为严重。而精英群体特别是知识精英群体也很大程度地塑造了一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和各个具体的舆论议题的倾向。不仅如此,复杂的外交议题往往容易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舆论倾向极端化和一元化,引发更多的外交摩擦。

事实上,我们对此类舆论议题的了解还相当肤浅。我们既不了解我国民众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媒体信息的影响,也不了解哪些人群更容易受到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会持续多久,更不了解公众的何种内在特性会影响其态度的改变。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类议题展开研究,以了解中国情境下媒体框架效应的现状及政治后果,从而拓展政治传播的研究和实践领域。

一、理论与议题

(一)理论基础

在一个信息可以充分流动的舆论环境中,传播源的肆意隐瞒或歪曲真相是困难而危险的。因此,彻头彻尾的假新闻和不切实际的宣传可以说在公共舆论中很难立足。然而,受众看到的仍然是被精心裁剪的真相,因为媒体总是用一种主导性的视角来强调复杂议题的某些方面(Nelson,Clawson &Oxley,1997)。通过这种“框架化”(framing)的过程,传播源对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议题进行界定,从而框定了哪些事项与该议题相关(Nelson,Oxley &Clawson,1997)。更进一步,“框架”(frame)通过对具体内容的展现和强调,“推动特定的问题定性、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处理意见”(Entman,1993)。

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框架化”过程,即对特定议题呈现方式的操作很可能会引起舆论态度的大改变,从而发生“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Chong &Druckman,2007b)。一般认为,传播源可以通过在传播内容中引入媒体框架来实现其特定的鼓动目的;与此同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也会存在既定的“思维框架”,即对特定议题某一方面属性具有既有偏好(Chong &Druckman,2007a)。

框架理论不仅描述了新闻传播的真实情况,还进一步揭示了信息影响个体态度的心理机制。在过去,学者普遍认为,个体态度的改变仅仅是因为获取了新的信息,个体通过“学习”新的信息来填补自己的知识空白,最终在自己过去并不熟悉的领域做出判断(Nelson,Clawson &Oxley,1997)。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头脑中已经存在了诸多的价值标准,但我们不可能在判断每一件事的时候都调用所有的标准。信息刺激的作用正是激活或“启动”(prime)了某些标准,从而提高了它们在我们决策过程中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扎勒,1992/2013:56),即让我们能自觉地在第一时间想到它们。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在面对框架时并非只是被动地对信息刺激做出即时反应,而是结合自身情况并经过认真思考后再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Druckman,2001b)。也就是说,具有同等可达性的价值标准在公众的决策过程中并不享有一致的权重(Nelson &Kinder,1991)。因此,从信息刺激到态度变迁中的因果机制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在此基础上,框架理论认为,信息中包含的不同框架会直接影响个体接收和加工信息的方式。框架不仅框定了哪些事项与该议题相关,也改变了个体头脑中既有的价值标准的权重。在框架的引导下,经过对不同价值标准的“权衡”(tradeoff),个体才会做出最终的判断。在实证研究中,框架效应往往被操作化为可以测量的态度改变,因此不仅具有方向之分,也存在程度差异。一般认为,框架效应的强弱可能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Kinder &Sanders,1990;Druckman,2001a;Chong &Druckman,2007b;Slothuus &deVreese,2010)。首先是作为主体的框架本身的属性,包括框架中的语言修辞和呈现方式、框架出现的频率高低、框架涉及的价值标准、生产框架的信息源等。其次是作为受众的个体层面的属性,包括个体既有的党派倾向、政治知识、意识形态立场。最后是框架效应发生的情境和场域,包括信息是否自由流动、是否存在竞争性框架、受众是否会对框架进行讨论等。

国外政治传播学界对于框架及框架效应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而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的联系也愈发紧密。譬如有证据表明,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政府支出这一议题的表述上明显地分裂为两种传播框架:共和党人常常发出宽泛而一般性的诉求,而民主党人则更关注具体的支出项目,而这两种框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公共舆论(Jacoby,2000)。另有研究发现,在竞选募资中,“政治平等与影响力”的框架比“政治表达与权利”的框架更能激发群体情绪(Grant &Rudolph,2003)。还有研究表明,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定2000年总统大选计票结果后也面临着公共舆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播框架,支持者强调裁定的司法公正,反对者则强调裁定的党派偏好,而这两种框架又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了民众对最高法院的支持程度(Nicholson &Howard,2003)。

在引介和综述的基础上(段锦云,曹忠良,娄玮瑜,2008;聂静虹,2012;马得勇,2016),近期国内学者也开始就框架及框架效应开展了一定的实证研究(刘雪峰,张志学,梁钧平,2007;于会会,徐富明,黄宝珍,文桂婵,王岚,2012;马得勇,兰晓航,2016)。但这些研究的主题一般聚焦国内议题,研究对象也局限于特定的被试群体,仅从一个方面反映和刻画真实世界中的政治传播现象。因此,在当代中国的情境下,复杂议题中的框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尚未被很好地揭示,这也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然而,本研究的目的并不仅限于观察和确证框架化了的媒体信息是否真正产生框架效应,我们还想知道在一个不同于西式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说媒体框架效应确实存在,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

一种观点认为,非自由民主国家直接控制了新闻信息的生成与传播。通过对信息的管控和对舆论的引导来实现民众对现政权的支持是非自由民主国家的一种惯常的做法,强化外来威胁也经常是政府获得对内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国家经常利用与他国的外交纠纷转移矛盾,将纠纷的原因归咎于外国政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赢得本国民众的支持(Zhao,1997.1998;Shen,2007;He,2007)。与此同时,即使不能提升政治信任,强有力的宣传机器也会持续开动以便达到威慑不满现状者的目的(Huang,2018)。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在更为明显、强硬、全方位的宣传机器面前,以温和、含蓄、分散的媒体框架影响公众态度的策略似乎显得费力不讨好。

也有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舆论环境虽然由官方主导,但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譬如有文献指出,中国政府对网络中的批评地方政府或部门的声音大多持宽容态度,但对于煽动集体行动、威胁政权的信息则会采取强硬措施(King,Pan &Roberts,2013)。另有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对于网络信息的管控以发布正面信息为主,而不会直接介入敏感的争议性话题(King,Pan &Roberts,2017)。与此同时,大量证据表明,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官方媒体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宣传机器并非铁板一块(Jaros &Pan,2018)。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传播正在形成“双重话语、多重空间”的特殊格局,政府与被互联网赋权的公众成为了舆论环境中的“双峰”(贾哲敏,2017:8、50)。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出于争取舆论的需要,作为对宣传机器的补充和平衡,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媒体框架仍然值得重视。

与此同时,严苛的舆论管控和强势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政治宣传往往被认为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信息的管控和舆论引导可以让一部分民众相信现政府的政策和做法是正确的,其内政外交政策是合理和明智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使一部分民众认为政府报喜不报忧,隐瞒了很多真相,导致政府即使发布了真实信息民众也不会相信的“塔西坨陷阱”。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民众的非理智情绪(如民族主义)一旦被宣传机器动员起来,那么结果往往会超出政府的期望和管控(马得勇,陆屹洲,2019)。

基于上述观点与讨论,我们认为本文的核心关切在于:在媒体信息受到政府严格管控但仍存在不同观点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公众在面对诸如贸易纠纷这样的复杂议题时,是否被不同框架的信息所影响?政府是否获得了其所期望的那种舆论氛围和政治后果?

(二)议题选择

2017年8月,美国正式对华开启“301调查”。半年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根据“调查结果”公开宣布对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增税,随后中国政府予以反击。自此,中美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经贸摩擦。这是中美之间一场艰难的博弈,也是国内舆论领域的一次重大事件,因此也是我们想要探究的复杂政治议题。

首先,这一议题包含多个方面的属性,而现实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多个框架。经过分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争端同时涉及内政和外交,并且横跨了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多个领域。因此,拥有不同倾向的媒体和受众对于这一议题的定性就会产生明显的差异。而在此基础上的归因、评价和对策探讨则会呈现更为多元的形态。其次,这一议题既和普通民众的经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充分唤起了民众在政治方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因此,一个正常的个体应该对这一议题有基本的认识,框架不会单纯因为受众的理解能力而失效。然而,由于该议题的复杂和多变,普通公民对这一议题的态度很可能是模糊或摇摆的,这也正是框架化信息能够发挥效应的最佳议题。

经过梳理和分析,我们从国内媒体中选出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是“强硬反美”型。这类文章并不侧重提供中方占理的证据,而是倾向于用修辞手法直接唤起受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论调在贸易战初期的国内官方舆论中比较流行。在这种框架下,中美贸易战被描述为你死我活的全面对抗,中方任何的退让或妥协都是自我毁灭。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篇文章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于2018年发表的评论《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该评论也被普遍视为官方态度的体现。然而,随着中美之间的进一步互动,中方调整了宣传策略,从强硬反击转为温和反美。这类文章侧重于用事实和证据为中方辩护,凸显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付出和贡献,强调美方发动贸易战的不合理和不道德之处。在这种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的本质是中美竞争中美方对贸易逆差的误解和误读,而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无非是为中期选举等国内政治博弈增加筹码,中方对此不必惊慌失措。其中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推送的图文《美媒终于算对了中美贸易战的这笔帐!》不失为这类文章的代表。与此同时,与具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的论调有所不同的“温和中立”型文章也在这一时期被广泛传播。这类文章往往会收集和总结中美双方的论点并通过详细的事实对其进行考证,渴望在总体支持中方立场的前提提出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解释与评价。在这种框架下,经贸摩擦的根源被视为中美双方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差异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而贸易战也是大国竞争中无可避免的一环。因此,中方只有从自己做起,深化改革,才能顶住压力、走出困局。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等人撰写的《中美贸易战的大辩论:双方观点与客观评价》充分体现了这种框架,该篇分析评论文章发表于2018年7月12日。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该篇文章只是从中国民间立场上尽可能地考虑或提及了美方的立场,并不是完全从第三者的角度中立和客观地分析中美贸易战,也没有完全站在美方的立场来叙述和分析中美贸易摩擦。

在这三种框架之外,也有少部分传播源(主要是个人和自媒体)撰写了一些亲美反中或者批评当局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文章。但在我们的观察中,这类框架流传范围小,时间短(很快被删除)。出于探索真实舆论环境下的框架效应的考虑,本文主要将以上述三种主流框架作为分析内容。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与基本假设

基于框架及框架效应的复杂性,既有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研究路径:一部分研究致力于精确地识别具体的媒体框架对受众态度的具体影响;而另一部分研究则尝试从受众整体上的态度改变来检验媒体框架是否产生作用(Chong &Druckman,2007b)。在现实的政治传播中,媒体对于经贸摩擦这类复杂议题往往会借助多种具体的框架化手段(插图、修辞、文风等)并诉诸多个维度的价值诉求(民族主义、社会公正、身份认同等)。因此,本文主要采用上述第二种研究路径,选取包含复杂框架的信息作为研究对象,并鉴于框架概念在不同学科不同学者那的不同理解,将进一步从广义上来界定媒体框架,即综合运用了多种框架化手法之后的框架信息。在此基础上,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分析。

首先,我们通过实验方法确证框架效应是否存在。关于媒体信息的框架效应,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1、框架化信息是否导致民众对美国总体好感度的下降;2、框架化信息是否导致民众对贸易战的态度发生变化;3、框架化信息是否激发了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支持。因此,本文将分别从这三个维度测量和检验框架效应。在此基础上,考察框架效应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发现复杂性外交议题上框架效应的人口学特征。

其次,在复杂议题上,受众能否分辨出相同方向但强度不同的框架化信息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我们掌握的文献中,研究者对框架效应的观测和确证往往建立在两种简单框架的冲突之上。譬如3k党事件中的言论自由框架和公共秩序框架(Nelson,Clawson &Oxley,1997)、民主议题中的选举框架和协商框架。因此,既有研究的结论往往停留在“不同方向的框架引起了不同方向的态度改变”。在本文选择的议题中,三种框架都导向了亲中反美的定性和归因,无疑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然而由于议题的复杂性,这三种框架援引的证据、内容的组织和文章的语气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一般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问题上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人才能够被感知。那么中国的网民会对三种方向一致但文风不同的框架做出何种反应?这将是本文努力解答的问题。

最后,具有何种特质的个体更容易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框架效应。然而,针对政治态度的实验设计往往都立足于以群体为观测单位的分组比较和前后比较(Holbrook,2011)。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特质被随机分组等手段控制起来,而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则为因果推断提供了统计量。事实上实验研究者只关心不同的刺激是否对给定群体产生了预期的处理效果,而并不关心框架效应在个体层面的差异。因此,虽然框架效应的研究者普遍承认个体特质会对框架效应产生影响,而个体特质对信息接收的“抵制原理”或“中介效应”也在其他的政治传播研究中被确证(扎勒,1992/2013:26;马得勇,陆屹洲,2019)。将个体特质与框架效应结合起来的实证检验并不多见,国内学界也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我们对于中美贸易争端这一议题下的框架及框架效应提出如下基本假设:首先,上述三种框架都明示或暗含了亲中反美的立场,因此我们预期受众群体在接触到这三种框架后,其三个维度的态度(包括对美好感度、对贸易战的态度、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均会向亲中反美的方向移动。其次,上述三种框架虽然方向一致,但在强度上具有一定差异。这三篇文章虽然使用了丰富多样而彼此不同的具体框架化手段(修辞、插图、语气等),但在反美情绪上,这组框架具有明显的递进关系。“强硬反美”最强,“温和反美”次之,“温和中立”最弱。因此,我们预期个体在接收到这些强度不同的框架信息后形成的态度也存在相对应的强弱差别。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我们的实验设计遵循“分组→刺激→测量”的流程规范,部分题目还采用了“前测-后测”的设计(Holbrook,2011)。通过“简单随机分配”(格伯,格林,2012/2018:25)的方式,被试等概率地进入四个小组。其中,对美国的好感度在阅读文章前做了测量,然后被试在简短回答了一些其他问题后(这样做的目的是被试尽可能忘记此前的选项),前三个小组分别阅读了《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美媒终于算对了中美贸易战的这笔帐》《中美贸易战的大辩论,双方观点与客观评价》这三篇文章的缩略版,然后重新回答对美国的好感度。之后,我们进一步让被试就中美贸易战的若干观点表明同意或反对的态度,然后对中国中央政府信任与否表明态度。下文我们分别将这三组简称为“强硬反美”组、“温和反美”组、“温和中立”组。第四组未提供文章,只获得了一条不包含明显框架的引导信息,即“最近中美之间就贸易问题发生了纠纷,双方各执一词,并提高了部分进口货物的关税。预计未来将进一步加征其他进口货物的关税”。

(二)数据来源与概念操作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研究者自行开展的中国网民政治态度调查。调查时间为2018年8月,调查形式为网络问卷,分别向新浪微博、微信网民发放,调查时长大约持续了3星期,共收集有效问卷2763份。该问卷较为完整地覆盖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和各类重要的心理人格测度与政治态度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随机分组和自动跳转功能,使我们能对分组后的样本予以不同的信息刺激。问卷中的随机分组题项为:请在下列四种水果中任选一个,然后继续答题。备选项为:苹果、葡萄、桔子、香蕉(先后顺序随机排列)。

本文拟对如下几类变量展开分析:

1、人口学变量

人口学变量反映了个体最基本的信息,虽然这些变量并不直接触及我们真正关心的因果关系,但它们很可能成为干扰因果推断的混杂因素,因此值得考察和控制。经过重新赋值,本文的人口学变量主要包括:性别(1=男,0=女);年龄分段(1=18-29岁,2=30-39岁,3=40-49岁,4=50-59岁,5=60岁及以上);教育程度(1=初中及以下,2=高中,3=专科及本科,4=硕士及以上);家庭平均年收入(1=4万以下,2=4.1-8万,3=8.1-12万,4=12.1-20万,5=20.1-50万,6=50万以上);党派成员(共产党及民主党派成员=1.其他=0)。与此同时,我们对受访者的职业做了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高校教师和专家、党政机关领导、国企领导、私企老板及家庭平均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个体界定为“社会精英”,其他个体则被识别为“普通民众”。

2、心理人格变量

既有的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个体的心理人格与政治态度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Carney,Jost,Gosling &Potter,2008)。一般认为,心理人格在个体成年后保持高度的稳定(Verhulst,Eaves &Hatemi,2012),但其政治态度却常常是模糊而易变的(Chong &Druckman,2007b)。因此,心理人格往往是生成政治态度的一种必要不充分条件,即它是个体政治态度形成的心理根源,但并不能完全决定政治态度或政治行为(马得勇,2018)。事实上,政治心理学对政治态度的解释往往都可以归结为“性情”和“情境”两个方面的互动结果(霍顿,2008/2013:4)。如果说本文的信息刺激模拟了现实中“情境”的影响,那么心理人格则是组成个体“性情”的根本要素。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关注威权人格这一心理测度。

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最早由德国学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人提出。他们认为,等级森严的、专制的、剥削式的亲子关系会导致一种极度追求权力的人格特质;而保守、刻板、压抑,以及随之而来的脆弱、恐惧和依赖都是这一人格特质的不同面向(Adorno,Frenkel-Brenswik,Levinson &Sanford,1950:971)。在更为晚近的研究中,威权人格被细分为威权主义服从(盲目而强烈地屈从于权威)、威权主义攻击(对非群体成员和不服从者的敌视)和墨守成规(遵从社会规范而拒绝挑战和改变)这三个维度(Altemeyer,2006:9)。斯泰纳尔(Karen Stenner)(2005:14)认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威权主义的本质是个人在群体权威和一致性与个人自主和多样性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均衡的基础禀性或倾向。威权人格的根源在于一种高度的“团体认同”(Duckitt,1989)。威权人格和自由民主的精神格格不入,却又在自由民主体制中普遍存在(Stenner,2005:1)。有研究指出,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和民粹主义运动也和威权人格密切相关(Stenner &Haidt,2018)。与此同时,威权人格强的个体会更加认同自己的国家,更容易成为民族主义者(马得勇,陆屹洲,2018.2019)。在中美贸易争端这一涉及外交和民族主义的议题上,威权人格很可能会介入个体对于信息刺激的接收,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选取若干问题制作量表,并通过因子分析的方式提取表征个体威权人格的变量(因子分析详情省略)。

3、政治态度变量

和大多数政治心理与政治传播研究一样,本文主要关注的因变量是个体的政治态度及变化。根据上文的研究思路,我们主要测量和记录了作为自变量的意识形态和作为因变量的对美好感度、贸易战态度和政治信任。

意识形态立场:意识形态是一套有关理想的社会秩序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达到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信念体系(Erikson &Tedin,2003:64),它关乎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价值和理想,各种具体的政治态度往往都受其影响。一般认为,虽然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社会思潮名目繁多,但人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可以在一个从左到右的光谱中找到较为稳定的位置(马得勇,王丽娜,2015)。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左”往往意味着自由主义,“右”则意味着保守主义(Huber,1989)。这两者的区分主要在于对不平等和变革这两个议题的态度差异(Jost &Amodio,2012)。然而,既有研究表明,这一光谱在中国并不适用,中国语境中的“左”和“右”往往是按照国家权力—个人权利、政府干预—经济自由、怀念政治遗产—否定政治遗产这三个维度生成的(马得勇,张曙霞,2014)。本文沿用这种设计及配套的量表,通过因子分析的方式提取表征个体意识形态立场的变量(因子分析详情省略)。

对美好感度:对美国好感度的变化和差异直接反映了个体受到框架化信息影响的程度,即最为明显地反映了框架效应。在前测和后测中,我们都要求被试填答对于美国的好感度,可选范围是0-10之间的整数。

贸易战态度:如上文所言,框架效应涉及定性、归因、评价和对策探讨等不同方面,而个体也会从这些不同方面对贸易战产生各自的态度。本文的实验通过以下问题测量和记录了个体对于贸易战的态度:1.“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打这场贸易战,绝不妥协”;2.“目前中美贸易战完全是美国挑起的,中国没有错”;3.“不管我国政府对贸易战采取什么对策,我都完全支持”。通过因子分析,我们提取了公众对贸易战的态度指标。

政治信任:外交类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可以轻易激发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爱国主义情感,从而在仇视外国的同时增强对自己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政治信任是政治支持的主要衡量标准,它直接反映了民心向背,是政权合法性的外在体现(韩冬临,杨端程,陆屹洲,2018)。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信任的获取实际上是本国政府处理外交问题和舆论引导的终极目标。因此,本研究中将把政治信任作为媒体框架政治后果的一项内容来考察。

综上所述,我们将本文关注的主要变量及其分布情况汇总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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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

(一)对美好感度

根据研究设计,我们在这一部分关注框架效应在对美好感度这一维度上的情况。在收集前测、后测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分组比较和前后比较的方式对框架效应进行检验。图1反映了四组被试前测、后测的平均值和95%置信区间。总体而言,参与调查的网民对美国的好感度处于中等水平。直观而言,无论被试受到何种信息刺激(或是否受到信息刺激),其对美国的好感度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近一步检验发现,四组被试的前测得分不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p=0.066.如非特殊说明,本文的实证研究均采用双尾检验的方式和0.05的显著性水平)。t检验表明,在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中,被试的前测得分和后测得分之间均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但无框架组则没有表现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见图1)。从各组的得分差异及对应的P值上看,相对于强硬反美组,温和中立组和温和反美组的被试在前测和后测得分上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差异。当我们把三个实验组与控制组(未阅读文章组)的前测与后测的差值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时,不同的统计方法略有不同(LSD多重比较显示四个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但Bonferroni校正的结果显示有的组之间有差异,有的组之间无差异,限于篇幅,具体统计结果在此不做展示),而将三个实验组合并为一个组——阅读文章组时,阅读文章组的前后测差值与未阅读文章组前后测差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依然表明,框架化信息产生了框架效应。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对美好感度这一维度上,包含不同框架的信息刺激都产生了预期中的框架效应,但不同的框架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常见的三种媒体框架都能产生同向的效应,但受众似乎无法分辨这些框架的不同之处,因此不会对方向相同而强度不同的框架做出相对应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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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值为对美好感度的均值。0表示“完全无好感”,10则表示“非常有好感”,数字越大表示好感度越高。经配对样本T检验,“强硬反美”组、“温和中立”组和“温和反美”组的被试前后两次的态度存在差异(t值分别为2.86、4.61、4.08.P<0.01),未阅读文章组的被试前后态度不存在差异(t值1.17.P=0.241)。

图1:四组被试对美好感度的前测与后测得分

下面我们按照部分人口学变量对被试进行分类并观察他们在前后测中的差值,初步探索框架效应在不同人群中的存在与分布状况。结果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收入低者比收入高者易改变态度,年轻人比年老人易改变态度。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更不易改变态度,初中及以下虽然下降的均值较大,但可预测性也很低(标准误较大)。相较于普通民众来说,社会精英更加不容易改变态度。综合这些人口学特征,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判断:在复杂议题上,对政治外交议题认知能力更高的群体,更不容易受到媒体信息的影响而改变对美国的既定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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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考察政治心理因素对框架效应的影响。如图3所示,威权人格较高、意识形态偏左的个体更有可能被媒体信息影响。而威权人格较低、意识形态偏右的个体的政治态度则更为稳定。正如此前一些研究揭示的那样,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体的政治信任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态度(马得勇,张志原,2017;马得勇,陆屹洲,2019)。因此不难理解,这部分群体会更加相信中国官方媒体信息的立场并被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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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贸易战态度

根据研究设计,我们在这一部分关注框架效应在贸易战态度这一维度上的情况。图4反映了四组被试在贸易战态度因子上的得分情况。直观可见,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和无框架的第四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即接触框架化信息的群体表现出了更加亲中反美的贸易战态度。与此同时,图5表明,普通民众相对于社会精英表现出了更加亲中反美的态度。可见,普通民众更容易被媒体框架影响,更可能支持政府的立场,也更倾向于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和措施。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这四组被试在贸易战态度因子上的得分存在显著的差异(p<0.001)。Bonferroni校正结果显示,强硬反美、温和反美和温和中立组得分均显著高于无框架组(p值均小于0.001);温和中立组得分显著高于温和反美组(p=0.012)。与此同时,t检验表明,在所有四组中,社会精英在贸易战态度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普通民众(强硬反美组p=0.0012.温和反美组p=0.0028.温和中立组p<0.001.无框架组p<0.001)。为了检验统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前三组合并为实验组,再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精英/大众和实验/控制这两个变量都对贸易战态度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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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问卷的长度等因素,在调查实验中并没有设计前测问题,为此我们通过逆概率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的方式来测算三组信息框架的效应。该方法的原理在于先以被试进入实验组的概率为因变量、以混杂因素(如本研究中涉及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通常是logistic回归),再用回归方程的预测值计算后续分析中的权重,进而修正混杂因素对于处理效应的干扰(孙婷,秦国友,武振宇,赵耐青,2017)。这种方法目的在于,在分析某一变量(即是否进行实验处理)对因变量的影响(即处理效应)时,当实际的样本可能存在人口学等干扰变量时,通过逆概率加权的方法将干扰因素对各组因变量均值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再通过比较均值来观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统计分析中,我们将性别、年龄分段、家庭年均收入、教育程度、党派成员和是否熟悉贸易战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以便控制这些因素的潜在干扰效应,然后观察不同信息框架对受众态度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前三组分别与第四组之间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p<0.001)且处理效应系数均为正,即强硬反美、温和反美和温和中立组在贸易战态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无框架组。可见,经过修正后,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被试仍然表现出了显著强于无框架组的亲中反美态度。此外,我们还尝试通过协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其他方法来进行变量控制和假设检验,均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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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针对贸易战态度维度上的框架效应,我们发现:一方面,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被试均表现出了比第四组更为亲中反美的贸易战态度,并且温和中立框架在这一维度上产生了最强的框架效应。另一方面,无论是否受到信息刺激,在对贸易战的态度上,普通民众都表现得比社会精英更为亲中反美,这一结果同样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如果我们承认在复杂性政治外交议题上,社会精英的认知能力要比普通民众更高,那么这里的统计结果也意味着精英比大众更不支持与美国打贸易战或者采取以牙还牙的强硬应对战略。

(三)政治信任

根据研究设计,我们在这一部分关注框架效应在政治信任这一维度上的情况,即媒体框架最终指向的政治后果。与本节前两部分一样,我们首先通过图6来展示四组被试的政治信任情况。直观可见,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和无框架的第四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即接触框架化信息的群体表现出了更高的政治信任。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这四组被试的政治信任存在显著的差异(p<0.001),但前三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754)。Bonferroni校正结果显示,前三组被试的政治信任均显著高于无框架组(强硬反美组p=0.016.温和反美组p=0.030.温和中立组p<0.001)。此外,图7表明,类似于贸易战态度,精英与大众在政治信任上也存在一定的分野(t检验强硬反美组p=0.032.温和反美组p=0.072.温和中立组p=0.048.无框架组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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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别、年龄分段、家庭年均收入、教育程度、党派成员和是否熟悉贸易战后的逆概率加权分析结果也确认了上述差异的显著性和稳健性(表3):前三组分别与第四组之间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显著性依次为:p=0.045.p=0.032.p<0.001)且处理效应系数均为正,即强硬反美、温和反美和温和中立组在政治信任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无框架组。可见,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被试均表现出了比第四组更高的政治信任。因此,在本项研究中,三种媒体框架无疑都产生了政治后果,但这三种框架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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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与一般的新闻热点话题不同,政治外交类舆论议题往往十分复杂,公众很难全面掌握其来龙去脉、了解其背后的发展逻辑和动力机制。这时候,媒体构建的框架信息在形塑公众的态度上就显得至关重要。那么面对这类舆论议题时,公众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接触信息的影响?围绕这一主题,本文的主要发现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本文确证了采集自现实生活中的三种媒体框架都能够在不同维度上对受众产生一定的框架效应,即这些框架化的信息既能削弱受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也能激发受众对贸易战的强硬态度,还能提升受众的政治信任。从我们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至少在诸如中美贸易纠纷这样的复杂政治外交议题上,新媒体时代政府信息管控策略仍然发挥着正面的作用,这对于中美贸易战中的中国政府来说或许是个好消息。

其次,不同媒体框架产生的框架效应差异并不明显。向公众展示了强硬反美姿态的媒体信息并没有产生更为反美的后果。对此,我们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普通民众在这种复杂议题上的认知能力有限,缺少深度分析和评价的能力。造成普通民众政治认知能力低下的原因很多,但中国长期以来在政治外交敏感问题上不允许公开辩论的政策很可能是宏观的体制和社会结构层面的原因。最后,年轻、教育程度低、威权人格高、意识形态偏左的网民更容易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而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比社会精英更为强硬。这也意味着不管是框架化的信息还是官方的宣传,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或拒绝接受这些信息,其所能产生效果的人群是存在差异的。然而,这引发了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些易受影响的人群是否为官方所希望被影响的人群呢?

但是,对于贸易纠纷、领土争端这类外交议题,现有的舆论管控和引导体制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后果。总体而言,在复杂的外交类议题上,国内的舆论引导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而国内民众在贸易外交纠纷这类议题上也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两者相互作用。在贸易战问题上,赞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打这场贸易战,绝不妥协”的网民比例达到了55%。然而,被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民众既可能是政府的坚强后盾,也可能是政府外交政策的绊脚石——当政府希望与外国政府妥协以达成协议时,这种民族主义就成为一种负担,而外交上的妥协比强硬来说则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外交行为。事实上,在诸如贸易战这样的外交纠纷中,被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官方媒体咄咄逼人的强硬语调并未使美国政府屈服于中国,向中国“服软”。不仅如此,一边倒的舆论引导和宣传策略正在使官方媒体失去公众的信任,出现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同时导致政府决策者产生错觉,做出错误的决策。

通过本研究,我们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精英与大众在公共舆论中扮演的角色。精英是舆论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与普通大众相比,他们对众多舆论议题的信息掌握得更为全面,对这些问题也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因而更多地代表了理性和深思熟虑的声音。但是,这种分化的舆论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会制衡某一种观点走向极端,从而保持舆论氛围的正常状态。当然,由于大部分的公共舆论议题均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事实本身也往往十分复杂,因此精英们也会对同一问题经常持有差异很大或者截然相反的观点。与之相对照,通过鼓动和宣传可以调动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获取执政合法性,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的政策方案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也容易引发更多外交问题。在复杂政治外交议题上,倾听精英的理性分析还是顺应民众的强烈呼声?如何更好地平衡两者的关系,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思。

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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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六载民主党终获良机?久居多数共和党誓守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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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东辰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自2014年中期选举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后,民主党人接连在2016年和2018年向参议院多数席位发起冲击,但均告失败。今年11月3日,民主党将再次寻求重夺参议院,而共和党则将在掌控参议院近6年后面临一场苦战。那么站在距离选举日不到5个月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对于今年的参议院选举有何判断,驴象到底谁主沉浮?

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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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16届国会参议院中,民主党控制45席,共和党控制53席,根据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的选举制度,民主党和共和党今年分别有12席和23席面临改选。在民主党的12席中,有2位寻求连任的参议员来自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的州(阿拉巴马、密歇根州);而在共和党的23席中,也只有2位寻求连任的参议员来自希拉里在2016年获胜的州(缅因州、科罗拉多州)。这看起来民主党似乎面临的困难更大。

然而,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作为温和派的候选人拜登锁定民主党总统提名,民主党重夺参议院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多位民主党重量级人物纷纷加入选战,并在筹款上超过了共和党对手。综合各州选举的信息,我们大致能够判断各州选情的总体走向,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潜在的11个“战场州”(指两党候选人竞争激烈、民调接近的州)进行了划分,分别是:倾向于民主党、势均力敌、倾向共和党。

倾向于民主党的四州

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在任)

随着人口结构变动和城市化的推进,科罗拉多州在本世纪不断向民主党靠拢,接连在2008、2012、2016三次总统大选中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在2016年民主党整体表现逊于2012年的情况下,希拉里也以近5个百分点的优势拿下了科罗拉多州。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更是以10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延续了对科罗拉多州州长职位长达12年的控制。今年谋求连任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里·加德纳于2014年以不到2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击败了时任参议员马克·尤德尔,考虑到2014年中期选举大环境对民主党不利,加德纳2014年的获胜有点侥幸的意味。近年来,加德纳在诸多议题上倒向了特朗普,尤其是在医保等问题上得罪了民主党选民,这可能很难再让他复制6年前的胜利。虽然科罗拉多州初选尚未举行,但是前民主党州长约翰·希肯卢珀在党内几无对手,他在8年州长任内推动了科罗拉多州的经济腾飞,享有两党的广泛支持。根据民调,希肯卢珀领先加德纳近20个百分点,如无意外,民主党很有可能翻转这一席。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在任)

作为曾经诞生过戈德华特和麦凯恩两位著名保守派参议员的传统红州,亚利桑那州随着拉丁裔选民的增加不断变蓝,在2016年特朗普仅以3.5个百分点微弱优势获胜,而在2018年,民主党候选人基尔斯滕·希尼玛以2.4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共和党人玛莎·麦克萨利。麦克萨利败选不久,因麦凯恩去世填补该席的琼·凯尔辞职,州长道格拉斯·杜西随即任命麦克萨利填补空缺,并在今年面临特别选举。麦克萨利在就任后没有选择温和立场,而是全面拥抱特朗普,引起不断翻蓝的亚利桑那州选民的不满,支持度仅为33%。麦克萨利将要面临的民主党对手是美国宇航员、前美国海军上尉马克·凯利, 他的夫人是枪击案受害者、前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控枪活动家加比·吉福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定政治影响力,而凯利的宇航员和军人身份更是能吸引该州众多退伍军人的支持。享有多重优势的凯利在民调中持续领先麦克萨利,在最近的民调中甚至领先约10个百分点,在募款上也超过了麦克萨利,很有希望翻转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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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凯利(左)和他的妻子加比·吉福斯

密歇根州(民主党在任)

作为传统蓝州,密歇根州在2016年被特朗普以微弱优势赢下,共和党人本寄希望于一举改变该州的政治生态,然而民主党人在2018年以大比分赢得参议员和州长选举。今年面临连任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加里·皮特斯在2014年大环境不利于民主党的情况下依旧轻松获胜,这给他今年的连任带来了希望。共和党方面的挑战者是2018年的年轻非洲裔候选人约翰·詹姆斯,虽然其军人背景光鲜亮丽,但在民调中却落后皮特斯近10个百分点,在最新发布的民调中甚至落后15个百分点,之前共和党购买广告抨击皮特斯,但却拼错了名字,更是成为了笑料,恐怕共和党翻转该席位的唯一希望就是特朗普再次在大选中赢下该州。

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在任)

作为新英格兰地区中相对保守的州,新罕布什尔向来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夺的焦点,在2016年希拉里仅以不到三千票的优势赢得了该州。现任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耕耘该州多年,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同时担任过州长和联邦参议员的女性。在2014年的不利大环境下,她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涉险过关,而今年,在共和党仍在艰难厮杀的时候,沙欣已经在民调中领先潜在的共和党对手20个百分点,共和党需要做的首先是提高候选人知名度,否则民主党很有可能保住此席。

势均力敌的3州

缅因州(共和党在任)

缅因州虽然是传统蓝州,但是却有选举温和派参议员的传统,现任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就是凭借温和立场连选连任24年,而在今年她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挑战。苏珊·科林斯在特朗普总统就任后投票立场日趋保守,在卡瓦诺大法官听证会、废除奥巴马医改、“通俄门”、乌克兰“电话门”等问题上不断得罪民主党人,使其温和形象归于破灭,民主党人认为今年将是击败柯林斯的最佳时机,自2018年就开始布局,并推出了缅因州众议院议长萨拉·吉迪恩这一强势候选人。吉迪恩在筹款数额上已经超过了科林斯,二人在民调中仍然处于胶着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带来的选票效应可能会帮助民主党翻转该席,但同时科林斯也仍有可能凭借高知名度侥幸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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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萨拉·吉迪恩 右:苏珊·科林斯

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在任)

奥巴马在2008年以不到0.5个百分点的优势赢下北卡罗莱纳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凯·黑根也在当年以8.5个百分点的优势斩获参议员席位,而特朗普虽然在2016年以近4个百分点赢得该州,但民主党人罗伊·库珀以0.2个百分点微弱优势赢得了州长选举,这都体现了北卡作为摇摆州的政治“韧性”。现任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蒂利斯于2014年仅以1.5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时任参议员黑根,而他48.82%的得票率也是该州史上参议员候选人的最低得票率,这在当年大环境有利于共和党的情况下已经属于失常发挥,而今年他面临的挑战恐怕更大,他目前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好感度仅为34%,他在参议院的北卡州共和党同僚理查德·伯尔也因股票内幕交易丑闻导致个人形象受损。民主党方面派出的挑战者是卡尔·康宁安,作为前州参议员和陆军后备役中校,他被民主党视为挑战摇摆州议席的最佳人选。今年第一季度,康宁安在筹款额上超过了蒂利斯,不过在可用现金中仍然落后蒂利斯。在民调中,二人选情十分胶着,康宁安仅领先1个百分点。蒂利斯的竞选王牌是全面倒向特朗普,而康宁安的杀手锏则是人气超群的库珀州长,根据民调,库珀领先对手近20个百分点,这很有可能为康宁安带来选票效应。

蒙大拿州(共和党在任)

蒙大拿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红州,但是却有着选择温和派民主党人的久远历史,民主党人琼恩·泰斯特在处处和特朗普作对的情况下依旧在2018年连任成功。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于2014年首次当选参议员,他在过去3年里紧随特朗普,连任的希望很大。但随着备受爱戴的现任民主党州长史蒂夫·布洛克的加入,戴恩斯的连任之路也横添波折。史蒂夫·布洛克的全州满意度高达52%,在多份民调中布洛克也都领先戴恩斯,但考虑到今年是大选年,特朗普又很有可能再次以20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赢下该州,同时,戴恩斯又并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在任参议员,因而布洛克的优势可能随着竞选活动的开展而萎缩,选情依旧难分胜负。

倾向共和党的4州

艾奥瓦州(共和党在任)

艾奥瓦州是一个波动比较大的摇摆州,曾在2008、2012两次选择民主党,但特朗普却在2016年以近1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下该州,在2018年则出现了共和党赢得州长选举但民主党翻转多个国会议席的局面。现任共和党籍参议员乔尼·恩斯特在2014年以9个百分点的优势当选参议员,任内在90%的情况下与特朗普立场基本一致,这导致她在州内的满意度仅为37%。但是,恩斯特在该州虽然满意度不高但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这种在任者优势很有可能帮助她赢得连任。民主党方面的提名人是房地产商特雷莎·格林菲尔德,她曾在2018年角逐该州第三国会选区众议员的民主党提名,但未获得资格,今年她虽然成功赢得参议员提名,但仍然需要克服知名度问题。格林菲尔德虽然在6月新发布的两份民调中领先恩斯特2到3个百分点,但差距仍处于误差范围内,而且很有可能与当前特朗普的低支持率有关,同时再考虑到恩斯特和特朗普在2014年和2016年选举中的出色表现,民主党在11月赢得此席仍存在不小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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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奥瓦州联邦参议员乔尼·恩斯特在今年1月谈论拜登和乌克兰

堪萨斯州(开放)

堪萨斯是一个传统红州,特朗普在2016年以20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赢下该州,但是在2018年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人劳拉·凯利则以5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以强硬反移民和严格投票限制闻名的共和党候选人克里斯·科巴奇。现任堪萨斯参议员帕特·罗伯茨已经宣布不寻求连任。国务卿蓬佩奥曾被认为是该议席的第一人选,但随着蓬佩奥的拒绝和最终登记日期的结束,科巴奇卷土重来,成为共和党初选的最有力竞争者,也是最具明星光环的候选人。但是共和党高层普遍认为科巴奇太过极端,很有可能在今年再尝败绩,因而寄希望于众议员罗杰·马歇尔来阻击科巴奇,目前谁主沉浮尚不可知。民主党方面的挑战者料将是芭芭拉·博利尔,作为一名前共和党籍州众议员和参议员,博利尔被民主党人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凭借她对保守派和温和派的吸引力来复制民主党2018年的胜利。然而民调显示选情依旧十分胶着,再加上特朗普料将为共和党候选人带来巨大的选票效应,因而,共和党更有希望继续控制该席位。

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在任)

作为传统红州,阿拉巴马在近年来可谓越来越倾向共和党,特朗普在2016年以近3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下该州,是他表现最好的州之一。2017年,由于共和党候选人罗伊·穆尔深陷性侵丑闻,少数族裔选民投票热情高涨而保守选民投票热情异常低迷,最终,民主党人道格·琼斯以近2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赢得特别选举。但在今年,琼斯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他将会与曾占据此席位的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或是前橄榄球教练汤米·图伯维尔对战,而根据民调,无论与谁交锋,琼斯都会以10个百分点的差距落败。琼斯的民主党同事心急如焚,多位国会民主党人与他举行联合筹款活动,以期保住这一来之不易的席位,但是琼斯的民调差距依旧没有缩小的趋势。也许,琼斯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他的对手身上爆发惊天丑闻了,否则,共和党对这一席位可谓志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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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琼在2017年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特别选举之夜庆祝胜利

佐治亚州(共和党在任*2)

佐治亚州这一传统红州在近几年呈现出了翻蓝趋势,希拉里在2016年仅以5个百分点输掉该州,之后民主党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又在2018年州长选举中以1.4个百分点的微弱劣势惜败,这都增加了民主党将佐治亚州收入囊中的希望。今年佐治亚州将面临两场参议院选举。

在常规选举中,共和党现任参议员戴维·珀杜寻求连任,而民主党新星乔恩·奥索弗则在2017年众议员特别选举中惜败之后向参议员发起挑战,并获得了民权领袖、老牌众议员约翰·李维斯的支持。珀杜的表哥是前州长,现农业部长桑尼·珀杜,也正是他的这位表哥在2002年当选该州130年来首位共和党州长,开启了该州的共和党时代,而他这位表弟可谓赶上了共和党时代的尾巴,在2014年以7个百分点的优势斩获该参议员席位,今年的选情对他来说恐怕会更不乐观。奥索弗今年33岁,是民主党新生力量的代表,在2017年众议员特别选举中开创了众议员筹款最高纪录,其帅气的形象和不俗的魅力料将会对珀杜构成不小的威胁。但是由于长期身陷初选,其可用资金仅约100万美元,而珀杜的可用资金则高达930万美元,这仍是个不小的差距。不过,在6月9日举行的参议院民主党初选中,经过缓慢的计票统计,奥索弗以约51%的得票率涉险过半,避免了次轮初选,从而能够更早地布局大选,缩小筹款差距。目前大多数民调显示珀杜领先,但幅度并不大,民主党仍有机会翻转该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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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乔·奥索弗(左)和联邦众议员、民权领袖约翰·李维斯

由于参议员约翰尼·伊萨克斯的辞职,佐治亚州在今年还将举行特别选举,佐治亚州补缺选举并没有初选机制,所有候选人共同出现在选票上,在第一轮获得50%的候选人自动当选,如无人获得50%以上选票则在头两名中举行第二轮选举。共和党方面的参选人有被指定补缺的现任参议员凯莉·罗夫勒和特朗普铁杆盟友众议员道格·科林斯,而民主党方面的参选人则有黑人牧师拉斐尔·瓦诺克和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乔·利伯曼之子麦特·利伯曼。由于罗夫勒最近内幕交易丑闻的爆发,科林斯的支持率不断上升,但依旧无法确保过半,对于民主党来说,赢得此席的希望就在于完成党内整合并在第一轮中过半,而考虑到目前的民调情况和佛洛依德游行的开展,瓦诺克被视为整合者的最佳人选。如果民主党仍然呈现分散投票态势,甚至有所有民主党候选人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因而该席整体上仍更有可能由共和党继续控制。

结语

不同于中期选举,在大选年与总统选举共同举行的参议院选举往往受到总统候选人选情的影响,2016年的参议院选举结果就和总统选举结果完全一致。因而对于民主党来说,一个正常乃至超常发挥的总统提名人是非常重要的,可谓是重夺参议院的关键所在。

目前,拜登平均领先特朗普约7个百分点,而在一些新发布的民调中其领先幅度甚至达到了两位数,被称为科学民调诞生以来领先最稳定的在任总统挑战者。但是,随着负面竞选的升温、疫情的加剧或者缓解与否、辩论的举行、佛洛依德游行示威的不断发展变化,拜登的领先幅度能不能维持住仍然是个未知数,而一旦其领先幅度萎缩,势必将会对参议院选情造成影响。对于民主党来说,在大选年拿下阿拉巴马、堪萨斯的参议院席位本就不容易,而一旦出现2016年那样的局面,民主党恐怕不但无法重夺多数,甚至有可能出现席位减少的情况。

个人魅力在参议院选举中影响十分明显,但这种影响在大选年会受到总统选举所带来的强党派性的削弱,今年的参议院选举将和总统选举一道,勾勒出特朗普执政4年后的美国政治新版图。

本文作者:李东辰,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现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法学专业。

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12

旧文章ID:22035

张茉楠:美国对华“权力控制”的七大工具手段

作者:张茉楠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张茉楠(Zhang Monan),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从传统的“接触+遏制”迅速向单纯“遏制”转型。以2018年开始的中美经贸和高科技领域摩擦为标志,这一转型进入高潮,成为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最深刻的变化。美国在中国利益敏感度最大的经贸、高科技领域发起对华“脱钩”行动,决心打击中国的经济产业、科技发展。在本国必然遭受同样惨重损失的情况下,美国仍发起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可见其权力逻辑已经取代市场逻辑。美国试图对中国进行“权力控制”,主要控制手段涵盖了经贸、产业、科技、投资、金融、数据等领域。

第一,不惜一切代价加速“脱钩”。特朗普为吸引制造业回流已穷尽一切手段。疫情之下,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加快供应链回迁,实现包括供应链独立、制造业独立在内的“全方位独立”正成为美国重要战略选项。《美国先进制造领导力战略》中就提出“确保医疗产品国内制造”、“提升美国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等目标。白宫正计划推动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

第二,进一步加大科技制裁。美国不断加紧对华科技制裁,除了“实体清单”外,近期美国商务部宣布正式对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三国实施新的出口限制政策。

新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1)扩大军事最终用途/用户控制(MEU),覆盖半导体设备、传感器和其他技术。

(2)取消民用最终用户许可证例外(CIV)。美国集成电路、电信设备、雷达和高端电脑等民用产品出口将受到严格审查。

(3)取消对额外允许再出口的许可证豁免(APR)条款。它涉及要求其他国家向上述国家出口美国产品时,必须需获得美国政府许可。

第三,推动组建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盟。美国正推动设立一个名为“经济繁荣网络EPN”的信任伙伴联盟,成员包含企业及民间社会团体,来自数字业务、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教育等领域。联盟成员将遵循同一套标准,通过协调规划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减少13%,进口同比减少21%,降幅创下自1984年有统计数字以来的新高。美国商务部货物贸易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对中国出口降至230亿美元,同比减少14.7%,进口减少30.1%,进出口合计贸易量缩小了27.2%。

第四,以“国家安全”为名大幅限制投资。近一时期以来,美国加紧对华投资限制,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纷纷仿效跟进,出台更多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歧视性立法和政策,且相关歧视性立法政策早已不限于境外投资,使得中国海外投资风险日趋增大。世界主要国家外资审查制度收紧导致今年一季度全球上市公司并购交易总值进一步下跌39%至4980亿美元,创七年来最大单季跌幅。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交易并购用了八年才重回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今重振全球跨境投资或需要更长的时间,且远比恢复生产与供应链更加困难。

第五,推动实施资产管制和投融资禁令。强化上市公司财务监管是国际监管大趋势,但过分滥用则可能被视为一种“投融资禁令”。近期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法案,剑指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此外,美国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表示,将无限期推迟其国际基金调整投资组合的计划,暂停在华投资。

第六,多边贸易框架下将“毒丸条款”模板化。美-加-墨协议中增设了“日落条款”,即所谓的 “毒丸条款”。条款规定,若这三个国家中有一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则其他协议伙伴有权在6个月内退出美-加-墨协议协议。正在洽谈的美英贸易协议也会加入类似条款,即中国与美国只能二选一,与中国缔约,美国有权退出美英贸易协议。毒丸条款延伸至美欧、美日以及其他双边、诸边甚至多边协定,将巩固以美国范式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对世界多边体系几乎是摧毁性的。

第七,形成“数据排他性体系”。当前,美国在前沿和基础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管控,限制大量技术数据和敏感个人数据的跨境转移,并通过长臂管辖和强大的情报和执法能力加以落实。当前,美国正联手其他国家试图制定跨国数据流通规则。2019年初,美日欧三方共同商议数字治理相关议题,涉及允许个人、商业、产业数据的相互转移,严格限制向个人信息数据保护制度不完善或不利的国家转移数据,进而打造美日欧互认的“数据流通圈”,建立以西方为中心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框架,甚至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线,以形成 “排他性体系”。

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12

旧文章ID:22034

贾庆国: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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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庆国  来源:中美聚焦

中美两国应对疫情的方法和效果是不同的。

中国开始的时候对新冠病毒不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病毒,没有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和杀伤力。由于担心引起人们恐慌,一开始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应对。在事实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似乎也拿不准这样做有没有必要。直到后来问题严重了,才开始重视起来,并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总算是亡羊补牢,阻止了疫情在更大范围内的蔓延,并取得了应对疫情第一阶段的胜利。

虽然中国的疫情比美国早两个月左右爆发,但美国政府却无视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犹豫不决,行动迟缓,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致使疫情大规模泛滥,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伤害。现有信息表明,早在去年12月下旬,美国的外交和情报部门就开始关注这个疫情,并且上报,要求美国政府高层重视这个问题,但特朗普没有把它当回事。直到3月中旬问题严重了,特朗普政府才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并开始推动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但那个时候疫情已经蔓延开来。

从截至目前两国应对的效果来看,中国远远胜过美国。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总体国家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个现实,中国的应对效果更加突出。虽然前期应对出现了一些问题,采取措施过程中也有一些局部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迅速果断、科学合理、协调有序、执行到位。中国政府先是下决心对武汉实行封城,后是在很短时间内从全国各地调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支援武汉,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非常严厉的隔离阻断措施,这才逐步控制了疫情。中国这次对疫情的应对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的权威和能力。

美国的情况则相反,联邦政府高层对疫情的判断连连失误,对疫情的应对措施迟迟不到位。各州各自为战,采取的应对措施不一且力度有限。等美国真正动员起来的时候,灾难性的后果已经显现。

截至目前,美国的确诊人数是中国的几十倍,死亡人数也是中国的十几倍。这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一个人口比中国少、科技比中国发达、疫情爆发时间比中国晚两个月的国家来说,是无法原谅的事情。

在应对疫情第一轮行动中,中国完胜美国。这一轮中国主要靠的是中国政府的正确判断(在犹豫一段时间后),和中国强大的群防群控组织和实施能力。

美国主要靠的是强大的科技能力,突出表现在病毒检测手段、病毒疫苗和药物的开发上。但是由于研制疫苗和特效药需要时间,在这一轮美国的科技能力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

西方国家这次应对疫情的表现比东亚一些发展程度低的国家普遍要差,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主要是下面四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因素是这个疫情的特殊性。它和其他的传染性疾病不太一样,传染性极强,遏制这种传染病要求采取严厉的隔离阻断措施,限制人与人的接触,就意味着限制人的部分权利和自由,这对于崇尚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西方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第二个因素是文化差异。东亚国家的人在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比较倾向于重视群体利益,而西方国家的人更多强调个人利益,他们也不是不重视群体利益,但是认为个人利益界定群体利益。在他们看来,小河有水大河满。东亚国家的人认为群体利益界定个人利益,是大河有水小河满,逻辑是倒过来的。所以,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东亚国家在保护群体利益时有更大的权利来限制个人自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韩国这些东亚国家有可能迅速实施隔离阻断措施,而西方国家却很难做到。

第三个因素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由于特朗普本人思维和做事自相矛盾,他的作为和不作为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伤害。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表现出强有力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当然,两国民众由于文化心理原因对政府政策的配合度也有很大区别。

第四个因素是意识形态。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做法非常抵触,先是不相信中国的数字,后又认定中国的做法是所谓集权主义做法,它们学不来。只是到后来事态严重了,它们才在一定程度上效仿。现在美国和欧洲一些人说中国误导了他们,其实谁也没有误导他们,是他们自己误导了自己。

这次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最终是积极的影响大还是消极的影响大,取决于两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互动。

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两国共同的敌人,而且是非常强大和凶猛的敌人。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要求两国合作,共同应对这个敌人。这就要求两国加强信息共享,加强特效药和疫苗研制的合作,通过捐赠和贸易给对方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同时引领和协调国际合作,以便更有效地遏制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于意识形态的愚昧和偏见,加之疫情前两国负面互动积累的各种怨恨,两国国内都有一些极端人士趁机宣泄对对方的不满,从最坏角度揣测对方的做法和用心,制造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包括在没有确凿事实的情况下指责对方制造或有意传播病毒,甚至宣扬对抗和战争。在网络时代,这种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被急剧放大,使得两国难以开展合作。

面对疫情威胁,中美两国政府本应从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出发,加强合作,抵制那些极端人士的影响。但遗憾的是,两国政府都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高层内就有一些极端反华的官员,而且从总统到国会许多人,都在迎合这些极端人士的要求,这给中美合作带来很大困扰。

目前中美双方合作最大的障碍是双重的,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

心理上,两国都面临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最近几年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偏激,总是从最坏角度解释中国的言行。中国也有一些人从极左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也就是从最坏角度揣测美国的用心,这种心理导致双方很难合作。

政治上,双方都有人出于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刻意夸大对方的负面言行,甚至公开煽动对抗,比如抓住对方极端人士的言行大做文章,宣扬中美无法合作,必然冲突。在他们的蛊惑下,两国民间不信任程度越来越高。最近美国的一些民调也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在不断上升。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估计也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有识之士应该客观务实评估中美关系的性质,维护这一关系对两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关系,推动合作。中美都是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者,都希望世界稳定和繁荣,中美和平共处与合作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这是两国关系的根本。面对疫情,中美两国必须加强合作,无论是交流抗疫经验,研发药物疫苗,还是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共同稳定经济。只有合作两国才能有效抗疫,只有合作两国才可能稳定经济,只有合作两国才可能有好的未来。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国家在互动中能否克服刚才提到的一些障碍。就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两国既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又在合作中磕磕碰碰,从而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构成复杂和难以预料的影响。

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12

旧文章ID:22033

美国这场骚乱不是一般的闹事,而是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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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锡进  来源:胡锡进观察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脑子里都盘旋了很长时间的问题,美国先是抗疫搞得一塌糊涂,骂着骂着香港的事,突然自己国内就乱了。这不像是中国人过去了解的美国啊,这不是印度么,所以许多人都会问:美国到底怎么了?

谈起美国的抗议和骚乱。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是美国众议长佩洛西所说的“美丽的风景线”吗?这下可好了,她可以从自己家窗口直接拍这道“美丽风景”了。我看到一些西方媒体说,中国人幸灾乐祸。美国人这么说香港,管它叫“风景线”,咱中国人还不能把这话送回给他们?

这是中国人的一口气。至于严肃些来分析这场骚乱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可以这样看:

第一,与以往的种族骚乱相比,这一次的波及面大,失控性更明显。骚乱的起因大家都清楚了,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在制服一个叫弗洛伊德的黑人时,用膝盖压着他的脖颈8分46秒,弗洛伊德当时说“我不能呼吸了”,但是警察不管,导致了弗洛伊德的死亡。

说实话,当地政府在处置警察方面,这一次是比较坚决的,没有为他们开脱,现在不仅压死弗洛伊德的那个警察被抓了,其他3名警察也都被抓了。这个力度应当说不小。但是抗议和骚乱迅速从明尼阿波利斯市扩散到美国上百个城市,欧洲一些城市也乱了,比如伦敦,而且华盛顿白宫附近也出现暴力示威,一度让特勤局认为总统不安全了,要求他下到了地下掩体中,这种局面的出现应当说非常突然。它反映了美国的非洲裔和底层民众有点受够了。美国的社会矛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内部根基出问题的一个症状。

第二,美国是个经常出示威啊、游行啊这种事情的国家。但这一次,特朗普政府显得比较慌张,急急忙忙调兵遣将,不仅派国民警卫队,还要求出动正规军镇压,结果遭到国防部长等人的反对,欧洲国家反对的更多。本来美国不是号称“民主国家”吗?游行示威有什么好怕的?但是特朗普政府显得还真有点怕了,这是政治上心虚,没有信心的表现。美国可有点不像西方老大的那种气度了,它显出了让人意外的脆弱性。

为什么会这样呢?通常认为,美国的承受力很强,而且说实话,这一次骚乱也很难把这个国家怎么样,这两天情况就好像缓和了点,最后无论什么结果,我相信都是不了了之。但为什么大家觉得与以往不太一样呢?这是因为美国用来修复骚乱损害的政治和经济资源都变少了。

过去黑人和穷人闹事,为什么美国能在政治上消化得了,因为美国的黑人和穷人即使过得差,拿到世界上一比,也说得过去,甚至还算好的呢。而现在,如果在美国是穷人,跟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比,也差不多是穷人了。可以补偿美国穷人的对外优越感,以及美国精英们告诉那些穷人“这个国家对你不错,你们满意吧”的那些理由,基本上没了。美国这些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且穷人变多了,所以社会矛盾更难愈合了,他们能不慌吗?

第三,美国出了以非洲裔为主的大规模抗议和骚乱,按说精英群体和中产阶级应该是联合抵制的,美国两党的态度也应该是一致的,这属于大是大非嘛。然而,因为赶上大选,特朗普政府和民主党显然是两个调子,这中间虽然也有价值观分歧的影子,但政党的竞选利益显然在更多主导这一分歧。也就是说,为了大选,美国的主流社会在这个大是大非中闹起了内讧,说明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关键时刻出了对他们来说的大漏洞,这是一种败象。

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老胡认为,我们可以说,这次骚乱不是一般性的美国黑人、穷人闹闹事,不久就会自生自灭,我认为,它相当于美国得了一场病,而且这场病不能看成普通的嗓子疼,一般性地咳嗽了两声。这种咳嗽得好好检查,瞧瞧是不是新冠肺炎,得要很小心啊。

所有超级大国,首先得是内部强大,而强大的重要一条,就是社会团结。而这场骚乱,同时反映了美国的严重社会矛盾和政坛上已经失去了美国底线的撕裂。我看到一个民调,美国80%的人,不分他们支持哪个党派,都感觉这个国家在“失控”。我认为他们的感觉是真实的,这次骚乱就展现了失控的一个重要维度。

美国原本是世界上医疗资源最多,综合医疗能力也最强的国家,但一下子成了全世界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最多的国家,超级大国往这超级来了。现在美国的感染人数已经快200万了,死亡11万多了,这也是失控啊。面对新冠疫情,我觉得美国变得有点让人认不出来了,毫无统一组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打架,总统一天到晚吹牛自己做得多么好,教老百姓注射消毒剂杀病毒,吃羟氯喹,这都什么乱七八糟。而且穷人少数族裔还有老人这些弱势群体基本没人管了,让他们敞开来感染,敞开来死亡。这哪里像一个现代发达国家,怎么跟原始社会似的。人道主义跑哪儿去了?人权呢?这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性混乱啊。

第四,美国怕游行示威这种街头政治吗?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不怕这种游行示威,即使有点骚乱,把人抓了,也就没事了,顶多有点轻微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怕游行示威,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对游行示威很不适应,我觉得这种看法,有一部分符合事实,还有一部分是印象。从制度上说,西方国家是政党轮换,社会再不满,换个党执政就完了,你再不满意还能把国家怎么样?而政府换来换去,其实都是精英群体,政权在他们之间转悠,再怎么转悠也转不到底层社会民众的手里,而那些抗议者实际要的不是政党轮换,他们要的是体制性的改变,是社会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但那等于是革命,那在西方是绝对不允许的。

其实,反种族歧视这种要求,很多穷人也加入了,他们要的就是利益重新分配,但是最后社会能给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党轮换,等于是你要A,我拿B给你糊弄了,因为西方社会决不可能为了穷人的利益进行实质性改革。现在美国民主党在利用抗议。他们是想改变国家的利益分配机制吗?根本不是,他们要的是政党轮换,借机自己上台。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国家有不怕游行示威的地方,反正你示威来示威去,哪怕打砸抢烧,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但是在非西方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里的游行示威真的容易变成“颜色革命”,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架构不是很稳定,法治的基础不牢靠,而且很重要的一条,外部还常常有美国和西方的煽动支持。游行示威一旦扩大,就很容易演变成对国家宪法秩序的冲击。

但是一个国家怕不怕游行示威,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如果经济出了大问题,主流社会的信心没了,老百姓积聚的愤怒越来越多,真的爆炸了,那么美国就可能从过去没事儿而变成出现连锁反应,说不定会搞出多大的事,所以不能就断言美国永远不怕游行示威,如果有一天它不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国家了,他们主流社会的思想发生了大的混乱,那它可能就变得很怕大规模游行示威会演变成真正挑战美国宪法秩序的革命。所以说,这个事情是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常数,这样了就永远这样。

那么可以说,这场示威和骚乱显示了美国的衰落吗?我觉得,“衰落”这个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不能够轻易使用。我指的是,不能够按照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理解来使用它。衰落这个定义,在我看来,只能是历史学家来使用,它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后,如果一个强大的国家走向了衰败,被后来崛起的国家彻底比下去了,从老大变成了老二,甚至滑到了更低的位置,那样可以说是衰落。但是美国现在还是世界老大啊,用衰落这个词来定义美国当下的态势,是不妥的。就像我前面说的,美国肯定生病了,这次骚乱不是它生的那个病本身,而是发烧、咳嗽这样的症状。这种事情肯定是给美国整体上往下拉分的,如果美国长期解决不了相关问题,就将就着这么过下去,那么它的病肯定会越来越重,也许这个病本身对它来说不致命,但会严重削弱它,各种病如果加在一起形成严重的并发症,最后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次示威和骚乱会造成几个直接后果,首先,很多人相信,它在悄悄加剧新冠病毒的传播,这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另外,它沉重打击了美国以“民主人权灯塔国”自居,四处干涉他国内政的道义基础。此外它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严重损害了美国社会的集体信心。当然了,也可能过段时间事情就暂时平息了,但即使那样,往木板上钉一个钉子,再把钉子拔出来,木板上还是会留下一个洞的。

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11

旧文章ID:22032

"欢迎来到美国文化革命"

作者:徐蕾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这场旨在“反歧视”、“反种族主义”的抗议来势汹汹,但如今呈现的,似乎是一个更加分裂、更加歇斯底里的美国。

如今抗议持续十几天,已经从简单粗暴的打砸抢烧进入到另一个阶段:“哥伦布”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乱世佳人”们一部接一部下架;就连老牌精英媒体《纽约时报》们也小心“站队”,一步踏错就会遭到口诛笔伐……

但另一边,政府高官则仍在“粉饰太平”,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10日在采访中坚称“美国没有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保守派人士和媒体们则一边批评这种现象一边大呼“文化革命已经来到美国”。

福克斯主播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6月5日的节目中就直呼,“文化革命已经来到美国,洗脑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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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中播放了一些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比如一个女孩表演对着自己的父母大吼大叫,认为父母对“黑人的命很重要”这项运动不够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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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父母为杀死弗洛伊德的警察辩护,在镜头中哭着称父母为“种族主义者”,说“我简直太讨厌自己的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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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将这些称为“邪教”,还说“许多当权者正在极力推动种族分裂……这种冲突摧毁国家的速度比任何瘟疫都快。”

除了福克斯,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也在6月9日发了这么一篇文章:《欢迎来到美国的文化革命》。文章一开始就写道:“我们正在一场高科技的,不流血的文化革命的黎明。靠恐吓和公开羞辱来决定哪些言论和想法是可以发表的。”

该文主要以《纽约时报》因为发表科顿支持派兵的文章而“站错队”,评论版编辑最终辞职的事为例批评美国现在“扼杀言论和开放话语”的现象,称《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没有反驳那种“认为参与辩论是暴力行为的刻薄观点”,批评他们“向内部暴民鞠躬,请求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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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评论》截图

文章里有一句话则十分耐人寻味:说错话是暴力,不说话也是暴力,不按照进步主义者们的意愿说话还是暴力。这就是为什么你家门口不关心政治的除草公司也要发个邮件,承诺支持“黑人的命很重要”运动。

这也难怪前几天的美国出现这么荒诞的一幕:那位无视75岁老人被推倒流血,要求同事继续行进的警察,前一天正陪着示威者“单膝跪地”以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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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这一“跪”似乎已经成了标榜“政治正确”的工具。《纽约时报》10日的专栏将这种行为称为“感觉良好的姿势”。作者认为,尽管很多警察跪了,佩洛西等议员也跪了,但“所有这些都是感觉良好的姿势,不花费任何代价,不转移任何权力。他们不创造正义,不提供公平。”

文章认为解决美国社会的这些问题需要系统性的改革,甚至不是参众两院通过几个法案那么简单,更不用说只是靠“单膝跪地”这样的表面功夫。

作者提出,如果真的要在公共场合而不仅仅是在警察队伍中打击种族不平等,需要的就是一个新的民权法案,《2020年的民权法案》。

因为要意识到,问题所在是贫困,是财富不平等,所有导致和涉及贫穷和财富不平等的事情都是问题。而警察的暴行,是美国“制度的工具和社会的表现”(instruments of the system and manifestations of society)。

警察“对黑人暴力是因为美国对黑人暴力,警察压迫黑人是因为美国压迫黑人……美国的暴力和不人道造就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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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截图

不过,纵观美国这持续十多天的抗议,虽说表面轰轰烈烈,但根本性的诉求却逐渐模糊。人们用几乎“推倒一切”的态度宣泄愤怒,得到的并不是这个国家为此有所改变,而是另一部分反对者的情绪反弹,以及更加割裂的社会。

在推特上,已经有不少人像上述保守派媒体一样,将这场运动称为美国式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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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截图

美国国内近日的一些事件的确已经引起不小的争议,“推翻一切”到底是反对歧视还是矫枉过正尚值得商榷。

6月9日,由于被指美化种族歧视与奴隶制度,华纳旗下的HBO Max将经典影片《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从平台上下架。HBO Max发言人对《乱世佳人》下架作出回应,表示本片会重新上架,届时会对影片中的历史背景进行讨论,并对种族主义方面的描述进行抨击。

值得注意的是,《乱世佳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指种族主义了。2017年种族矛盾激烈时,美国老牌的奥芬大剧院(Orpheum Theatre)曾“顺应民意”,结束一年一度重映《乱世佳人》的传统,引起美国社会的激烈争论。但尽管《乱世佳人》一次一次被批评被“撤”,美国社会,还是什么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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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佳人》视频截图

同样在6月9日,派拉蒙电视网宣布永久停播长期播出的真人秀节目《警察》(Cops)。随着抗议者对警察的反对愈演愈烈,该节目曾在上月底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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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宣传图

此外,经典美剧《老友记》的制片人考夫曼6月8日在一次论坛中眼含热泪地说“对不起”,称自己在鼓励使用不同肤色的员工上面“做得还不够”。而最近,《老友记》正因主演阵容缺乏种族多样性而遭致批评,考夫曼这一番话被普遍认为是在回应此事。

影视作品之外,曾经屹立在美国的一座座雕像,更是难逃被推翻的命运。

一开始,先是南方邦联军雕像被推到。其实类似《乱世佳人》下架,美国民众以“反歧视”之名摧毁南方邦联军雕像,这几乎已成为该国种族矛盾激化中的“传统项目”。

到了10日,美国各地的“哥伦布”也一个个倒下,有的被“斩首”,有的被烧,有的被扔进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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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围着这位15世纪到达美洲的欧洲探险家的雕像鼓掌、跳舞、拍照,场面颇为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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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这一边,支持者们正享受着“推倒”的狂欢,另一边,反对者们却在疾呼“很快,美国就一无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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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截图

而受美国抗议的影响,推倒雕像的行动在殖民历史悠久的英国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少英国人要求拆除象征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历史的雕像,比如既是慈善家同时也是奴隶贩子的爱德华·科尔斯顿(Edward Colston)、西印度码头外矗立的奴隶主罗伯特·米利根(Robert Milligan)……

在英国的游行队伍中,很多人举着“英国不是无辜的”标语牌,认为英国的奴役剥削历史与美国是相连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类似,这也并不是英国第一次爆发要求清算殖民主义残留运动。

艺术史学家艾琳·汤普森11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当前对雕塑的攻击表明,我们所质疑的不仅是我们的未来,还有我们的过去……这些攻击表明,白人至上在我们的国家结构中根深蒂固,我们需要质疑我们理解世界的一切方式,甚至是过去,以实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但是,对这些雕像的和平抗议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其中很多甚至在这些雕像被竖立起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最终都变成了泡影。因此,如果人们对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失去希望,他们将寻找其他途径。”

但也正如《卫报》11日的文章所说,社会需要的,是比简单推倒雕像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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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12

旧文章ID:22031

美国文革,岂能“一跪一洗一砸了事”!美国将亡于“三民”民主政治

作者:小侠  来源:美国华人之声

第一章 美国文革之乱相

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州阿波利斯市的白人警察乔文(Derek Chauvin)对使用假钞购物的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执法过度,导致其送医不治死亡。

尽管涉案四名警察已被开除、收监和起诉,官方尸检报告显示佛洛伊德是由于吸毒过量窒息而丧命,民主党执政下的四十个蓝州城市,却发生了为期二周的“抢砸抢烧杀”的“蓝州暴乱”。

民主党鼓动暴民打着黑命贵的口号,在多地犯下袭警、破坏警车、焚烧警局、抢劫商品、焚烧商舖、持枪杀人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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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给黑人下跪洗脚,砸毁历史雕像,清算历史罪行,成为美国文化大革命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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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坛的江湖上,以老少咸宜的“袭胸、袭臀、强吻、熊抱”手上功夫而闻名的“咸猪手”大师拜登,这回也不玩手上功夫了,在迷迷糊糊的瞌睡中,玩起了下跪功夫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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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就是大师!拜登大师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他创造了美国历史最昂贵的一跪。拜登下跪起誓,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将赔偿黑人十四万亿美元,平均每人三十五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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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晚上,暴民纵火焚烧了白宫旁边的圣约翰教堂,教堂内的办公室、会堂和地下室都被烧毁。另外,教堂内前不久刚翻新的托儿服务区也遭到破坏。

6月1日,川普总统不顾个人安危访问了被火烧的教堂,他手持《圣经》誓言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绝不向暴民下跪,他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广泛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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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川普总统在推特网站发布视频讲话,认为弗洛伊德之死是个很大的悲剧,支持和平示威者的权利,也愿倾听他们的诉求,呼吁“要医治不要仇恨、要公义不要骚乱”。

然而,总统讲话遭到极左的推特屏蔽。左派社交媒体一手遮天,肆意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就连美国总统也被消声。

美国主流媒体进行谎言宣传和洗脑,把罪犯佛洛伊德美化成为“烈士”,把民主党吹捧为成为申张正义的下跪“圣母”,共和党人却成为推行种族主义的历史罪人,刚直不跪的川普总统成为美国文革的最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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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我从历史的视角切入,以历史资料为依据,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美国历史。

第二章 民主党的历史真相

1830年5月28日,号称“驴子”的民主党的创始人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签署《印地安人迁移法》,就像当年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杰克逊领导的军队烧光印地安人的村庄,强行把印地安人赶出家园,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屠杀敢于反抗的印第安人,并支持黑奴制度。

杰克逊总统用驴子代表民主党,他的头像也被印在20美元上,而这是民主党屠杀印地安人的历史记录。如果民主党喜欢用打砸烧来申张正义,那么白左圣母就应该禁用二十美元,禁用驴子形象,砸毁所有民主党驴子的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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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4月12日,支持畜奴的民主党人南方奴隶主,与共和党人林肯总统领导的北方开始了一场长达四年的南北战争,造成士兵和平民共计死亡85万人。

1867年,当曾做过奴隶贸易的前邦联军队将军民主党人内森.福瑞斯特将军(Nathan Forrest)当选为三K党首任全国领袖。三K党反对联邦军队在南方强制实行改善黑人待遇的政策,大力支持永久种族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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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 当奉行白人至上的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Horatio Seymour和 Francis Blair打出竞选标语:“这是一个白人国家,让白人来统治!”

1870年,来美修铁路的华人成为加州第二大的劳动力群体。排华发源地在加州,排华的主力是当时的工会,劳工领袖丹尼斯·卡尼和他领导的工人党(后来并入民主党),以及加州民主党州长约翰·比格勒。

1882年,民主党在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为期十年的《排华法案》。其投票结果如下:(1)众议院:民主党是102票支持,3票反对,28票弃权;共和党是88票支持,34票反对,23票弃权。(2)参院院:民主党是22票支持,0票反对,15票弃权;共和党是9票支持,15票反对,14票弃权。

1942年2月19日,当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发布9066号行政命令,在内华达州设立集中营囚禁12万日裔美国人,而民主党把持的最高法院于1944年判定此行政命令符合宪法。

回顾历史,民主党是三K党、种族分子、白人至上主义的始作俑者。美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民主迫害印地安人、迫害华人、迫害日本人、迫害黑人的历史真相。

如果白左圣母说,美国黑人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那么民主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贩卖黑奴、屠杀黑人、迫害黑人的罪恶史。

第三章 民主党是歧视和暴乱的法律责任人

因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美国“蓝州暴乱”,归根结底是由民主党一手造成的。

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是民主党,州务卿是民主党。阿波里斯市两个参议员都是民主党,市长是民主党,检察官是民主党,警察局长也是民主党。

跟据美国宪法的第十条修正案,民主党的州长和市长就是自己地盘上“种族歧视”和“蓝州暴乱”的法律责任人。

当然,对于治国无方、祸国有术”民主党而言,种族歧视是他们推卸责任的万能借口,黑人性命是他们政治博弈的人血馒头,甩锅川普是他们颠倒黑白的流氓作风,打砸抢烧是他们政治选举的惯用伎俩。

第四章 “一跪一洗一砸”岂能改变历史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失败之前,民主党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去,进入山区开展游击战。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坚决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

不搞游击战超限战,坚决不让妇女儿童参与战争牺牲生命而签字投降的李将军,是失败的将军,更是高贵的永远没有失败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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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李将军的高风亮节,北方共和党人取得南北战争胜利后,没有对南方民主党人进行清算,而是充许南方保留邦联旗帜,建立李将军的纪念雕像,建立南军士兵的纪念雕像。

今天,李将军的铜像在弗吉尼亚的家乡小镇、在首都华盛顿、在美国的土地上,和北方的领袖林肯、格兰特将军等人的铜像共在并存,向世人昭示着什么是军人的职业、道德和荣誉,什么是人性和文化的高贵,什么是伟大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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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些南方邦联的旗帜和雕像历史遗迹,是共和党人原谅民主党人基督精神的体现,是美国人民“彼此包容、彼此和解、彼此友爱”基督文明的象征。

今天,民主党之所以没有断子绝孙,是因为当年他们的先人李将军的高风高节,是因为当年共和党人的宽容,是因为当年“大爱与包容”的美国基督精神。

因此,民主党应该向动物学习,学会“乌鸦反哺、小羊跪乳”的感恩之心,感恩自己的先人李将军拯救了民主党,而不是砸了他的雕像。

今天,民主党通过砸毁自家先人的历史雕像,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历史真相!

今天,民主党通过下跪洗脚,也洗不掉自己是“种族歧视”“蓝州暴乱”的法律责任人!

因此,对于昨天的历史罪行和今天的执政责任,民主党岂能“下跪道歉,一跪了事;洗脚赎罪,一洗了事;砸毁雕像,一砸了事!”

如果民主要满怀仇恨地清算历史罪行,“解散党主党”而不是“解散警察局”,“砸烂民主党”而不是“砸烂先人像”,才是唯一正确的真诚选择!

第五章 美国将亡于“三民”民主政治

2018年中选结束的当晚,我曾撰文指出,中选民主党众院胜利的结果,证明了民主党及其票仓的政治诉求是:共产均贫不是勤劳致富,坐吃福利不是劳动纳税,亚裔细分不是种族平等,变性同厕不是男女有别,狂欢吸麻不是拒绝毒品,非移入侵不是合法移民,禁枪控枪不是合法拥枪,打砸抢烧不是安居乐业!

中选民主党众院胜利的结果,证明了美国“三民”的政治素质: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美国民众不再是“劳动纳税、遵纪守法、安居乐业”的人民,美国民众正在成为“愚民、刁民、暴民”的“三民”乌合之众。

2020年大选来临之际,美国文革的乱相,再次证明了美国“三民”的政治诉求和素质,证明了“打砸抢烧杀”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正确”的新时尚,证明了美国已经进入一个“三民”民主政治的新时代。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民主制和暴君制一样是最坏的制度。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民主制比暴君制更坏,因为你可以推翻暴君,却无法推翻暴民。

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预言,至多三十年,随着平均年龄50岁美国保守派主力军的人口逐渐减少,美国将亡于“三民”民主政治,就和当年的海地,今天的南非和津巴布韦一样!届时,愚昧无知的白左圣母们,也必将自食恶果。

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12

旧文章ID:22030

美参联会主席郑重道歉,因陪特朗普访问教堂考虑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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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冰汝  来源:西瓜视频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立的道歉声明言简意赅。MSNBC报道说,他已经与多位幕僚讨论了是否应该为暴力清场后,陪同特朗普访问教堂而引咎辞职。 知情人士说那天米立本来是要去FBI一处基地,所以穿了迷彩服。结果突然被通知前往白宫,就没换衣服。当他得知还要前往教堂的时候,曾刻意避免被记者拍摄,但还是被摄像机给记录下来了。

点击观看视频:美参联会主席郑重道歉,因陪特朗普访问教堂考虑辞职

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11

旧文章ID:22029

平权辩论手册 – 如何反驳种族主义论点

作者:Fluorine Spark  来源:知乎

如何跟种族主义者辩论?

第一:你不应该在种族主义者身上浪费时间。

你不可能通过辩论的方式改变他们的看法。你宣扬平权的目的,不应该是希望能够通过讲道理,通过逻辑,来改变种族歧视者的想法。因为种族主义的原动力是盲目的恐惧和由此而衍生的无理性愤怒。唯一能让种族主义者改变看法的方式,是他们自己内心成长,学会共情。

但是,我们仍旧需要发声,需要辩驳种族主义的论点。

我们驳斥种族主义者的目的,是为了造成舆论导向。被人因为自己的肤色而歧视,会让人深陷黑暗而绝望的泥潭。让人绝对全世界都与你为敌。反驳种族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要替那些不能为自己发声的人出头。让那些深陷黑暗泥潭的人看到希望。

一定要明确你的受众:那些被种族主义者伤害的有色人种(包括你自己在内)和沉默的大多数。

种族主义不会在意你的逻辑,数据和道理,但是其他人,他们会在意。他们才是你的听众。

种族主义者的回复,有些值得你花时间回复,有些则不值得你花时间回复。如果他们的论调比较常见,那就花时间驳斥。如果是单纯的人身攻击,就可以无视。

绝大多数网络论战的最终状态,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你无法改变对方的看法,对方也无法改变你的看法,你们不断重复你们的观点。如果你想要有效的辩驳种族主义者,把你想要说的话,有理有据的说出来,然后不要再看对方的回复。

别忘了狗屁言论不对等法则:用来反驳狗屁言论所花费的精力远远大于制造狗屁言论所需要的精力。

种族主义者的常见论调及反驳方法

这些论调和反驳方式都是以美国为语境。有些可能并不适合其他国家的情况。

All Lives Matter (所有人的生命都重要)

All Lives Matter 用来反驳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生命很重要)。美国法律系统,从警察到检察官到法院到监狱,全都系统的歧视压迫黑人。黑人因为一点小事,或者在根本没有犯罪的情况下被警察射杀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黑人维权者提出了”黑人生命很重要“的口号。

几乎马上就有人提出反驳:所有人生命都很重要。

所有人的生命的确都很重要。但是现在身处危险的是黑人。

这个论调的反驳方法一般都是使用类比。

比如说,一家人的小孩因病死去,人家葬礼上,爸爸强忍悲痛的念悼词。你这个时候如果跑到人家葬礼现场,打断爸爸的悼词,说”所有小孩的生命都很重要“。虽然逻辑上并没有错,是不是很没有必要很白痴?

再比如说:一个人落水,旁边人都跳河去救人,让你帮忙报警叫救护车。你这个时候却袖手旁观,说”大家生命都很重要,凭什么我要去帮助落水的人?”

如果对方是基督徒,你可以引用圣经里关于走失的羊的段落:” 如果你们有人有一百只羊,走失了一只,难道他不暂时把那九十九只留在草场上,去找那只迷失的羊,一直到找着为止吗?”(这是路加福音里的)。

但是在引用这个段落时候要小心圣经语境和上下文。基督在谈到走失的羊,是以走失的羊比喻罪犯。用罪犯来比喻黑人收到的压迫,非常不妥。所以小心慎用。

黑人杀黑人比警察杀黑人要多吧!

这就是所谓的black on black crime。每次在提到警察杀害无辜黑人的时候,很多反驳者(包括不少右翼黑人)都会提到,黑人社区为什么这么关心白人杀害黑人,而不关心黑人杀害黑人呢?

的确从数据上来说,黑人是受害者的犯罪中,施暴者往往也是黑人。但是这里面更多的是因为美国社会社区以种族划分的现象仍旧很严重。那么单纯从物理距离来说,如果黑人社区发生犯罪行为,那么罪犯和受害者大多都是黑人。

黑人对黑人的犯罪,就是普通犯罪。这里强调“黑人对黑人”的犯罪,是要凸显黑人从本质上就是暴力,就是容易犯罪。

其次,黑人对黑人的暴力,是不能跟白人警察杀害无辜黑人相提并论的。黑人对黑人的犯罪,是普通人犯罪。警察伤害杀害无辜黑人,是警察利用国家执法机构赋予的权利来压迫黑人。难道我们要把警察跟他们需要抓捕的罪犯相提并论么?

警察不应该杀害无辜的人。一个人都不应该。

数据显示,美国监狱里黑人罪犯的比例就是比黑人的人口比例要高。黑人本质上就是有暴力倾向,容易去犯罪。

的确,单纯从数据上看,美国监狱里的黑人比例,的确要比美国整体黑人人口比例要高。也就是说,黑人犯罪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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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的是这样吗?

各种研究显示,如果黑人和白人犯同样的罪行:黑人比白人更容易被起诉。黑人比白人更容易被判有罪。黑人比白人(同等罪行)的刑期更长。

Black men sentenced to more time for committing the exact same crime as a white person, study finds

There’s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the criminal-justice system is racist. Here’s the proof.

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向白人倾斜的,所以造成了“黑人犯罪比例高”的假象。

另外,贫穷和犯罪的关联比种族和犯罪的关联更强。因为黑人长期以来被美国社会系统压迫,黑人社区比白人社区更穷,那自然犯罪率也会比白人社区更高。

详见:红线政策

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我想特别花时间说一下, 因为喜欢甩数据的“高知”们特别喜欢用这个数据来证明“黑人就是暴力”。

根据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法律数据局?)的调查,从1980年到2008年,超过50%的谋杀罪都是黑人犯下的。而黑人在美国人口总数中只占13%。这个数据就成了现在人们经常会引用的“13%的黑人犯下50%的谋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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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这里面所谓的罪犯(offender),统计的并不是最终判罪的人,而是警察逮捕的人。

其次,我们知道美国法院/警察系统对黑人更严格更苛刻,所以这些被逮捕的人,大概有不少并不是真凶。

不过,即使我们抛开这些不谈,我们接受统计局的数字,这些人的确真的犯下了谋杀罪。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美国总人口数量和被逮捕的人数,并不是13%的黑人犯下50%的谋杀,而是0.010%的黑人会因为谋杀罪被捕,0.005%的白人会因为谋杀罪被捕。如果你把所有的犯罪都加起来,那么大概是94.6%的黑人与95.8%的白人从来没有被逮捕。如果仅仅是1%的差别,为什么你就一定要谈“黑人对黑人的犯罪率“呢?为什么就一定要扯”黑人就是懒惰吸毒混帮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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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对黑人的犯罪率是63%。白人对白人的犯罪率是56%。怎么从来没听你谈“白人对白人“的犯罪?

最后,很多人说“黑人就是自己都不在乎自己。黑人社区犯罪率那么高,也没见黑人自己出来帮助别的黑人。“

事实是,你不知道并不代表不存在。你不关心并不代表不存在。

数据显示,黑人比其他种族更多参与社区互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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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比其他种族更愿意给慈善事业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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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社区会自发组织“Stop the Violence” 社区集会。黑人社区内部,教堂里,理发店里,人们经常谈论社区暴力,帮派和毒品的危害。

只不过,你只有一个“黑人朋友”,这个人是你的同事,你们俩大概只说过一句话,那句话是“今天天气不错哦“。

所以,别煞有介事的扯什么“黑人对黑人的犯罪”了。

如果黑人老老实实的,就不会被警察杀了,还不都是拘捕。

George Floyd 被警察压在地上8分多钟。期间他完全没有反抗,只是请求警察不要压住他的脖子,说自己无法呼吸。最后的4分钟,Floyd已经失去意识。

Breonna Taylor 躺在自家床上,就被警察射杀。

Philando Castile 坐在车里,没有任何反抗行为,被警察射杀。

相比之下,佛罗里达一位白人妇女,拿BB枪对着警察,仍旧活着被捕入狱。

密西根白人可以带着AK冲锋枪冲进政府大楼,抗议政府要求民众在疫情期间戴口罩。没人被警察打死。

种族歧视存在于比较之中。如果警察对待白人和对待黑人的处理方法不同,这难道不是种族歧视的定义吗?

现在种族问题这么严重,就是因为媒体把什么事情都跟种族挂钩。如果我们不谈种族问题,种族问题自己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我从来没见过社会问题因为人们不讨论,就自然而然自己消失的。Will Smith 说过一句话:种族歧视不是越来越严重,而是被拍下来了。

种族歧视一直都存在。你觉得它原来不存在,反而现在成了个问题,只不过是因为你的肤色优势保护你,你自身从来没有受到过种族歧视的影响。或者至少你面对的种族歧视并没有像黑人那样严重。现在有了网络,有了手机,我们可以把黑人面对的种族歧视拍下来,拿给大家看。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哦,原来种族歧视这么严重。

种族歧视一直都很严重,只不过,你现在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我就不想谈政治。这件事情与我无关。

首先,我希望你意识到,能够关起门来不谈政治,这是你的优势(privilege)。你能够说”与我无关“,是因为种族歧视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你。是因为你被警察拦下来的时候,你最担心的是会吃罚单,而不是”搞不好今天会死在这里“。

所以别鼻孔朝天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势,别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俯视众生,扯什么“大家都有错”。

这个时候,我要再引用诺贝尔奖得主埃利·维瑟尔的名言:

“我们必须选择一方。中立帮助的是压迫者,绝不是受害者;沉默助长施暴人,而不是被虐者。”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保持中立,你不是一个超然世外的”明哲“,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我们华人也是有色人种,我们老老实实过日子不就没事儿吗?黑人就是自己懒惰不上进,才被人看不起。

说实话,这是我最讨厌的论调。首先,华人被人欺负的只能开饭馆开洗衣房的日子你是忘了?(参见:美国排华法案。美国排华法案1882年生效到1943年才废除。)

其次,黑人 面对的歧视,是你没有经历过的。你在街上走,不会有人因为你的肤色而报警,说”有可疑的人在我的社区闲晃“。你考上耶鲁,在你自己的宿舍大厅里睡个觉,不会有白人同学因为你的肤色,觉得你根本不可能考上耶鲁,肯定是校外的人,所以报警,让你离开你的宿舍。你去超市买东西,店员不会跟在你身后,怕你偷东西。你出去慢跑,不会有人开车追着你,然后开枪打死你。

什么叫“Systematic Racism” (系统歧视),就是整个社会系统,都在压迫你。你去银行,银行因为你的肤色不给你贷款。你贷到款,因为你的肤色会利率高。你去租房,房东因为你的肤色不租给你房子。你去参见聚会,门卫会因为你肤色认为你是服务生,让你走旁门。

系统歧视就是让你事倍功半。让你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出头之日。

黑人努力了。黑人自己组成欣欣向荣的黑人社区,结果是什么?是塔尔萨种族屠杀,是Colfax, 路易斯安那;是Wilmington, 北卡罗来纳;是亚特兰大,佐治亚;是Elaine 阿肯色。你可以去谷歌一下,这些地方都发生过针对黑人社区的大规模屠杀。

你呢?你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你来了就有学历有奖学金。你的生活是很辛苦,念书又工作。但是相比之下,你不会因为手里拿着一包彩虹糖就被人打死。所以不要说什么“黑人如果和我们华人一样努力就能成功。“

我自己被黑人欺负/歧视过,我见过的黑人都是傻叉,我就是讨厌黑人!

这种论调没有驳斥的价值。这个论调翻译过来就是:我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为此自豪!

华裔/亚裔比黑人还惨,为什么要帮助黑人争取平权?

首先,华裔/亚裔所受到的种族歧视,从整体来说,绝对不会比黑人更惨。上面已经提到过。但即使是我们和黑人一样惨或者比黑人更惨,我们难道不应该因为i这样就更去争取平权么?反种族歧视运动,一直以来都是包括所有有色人种,亚裔是搭了黑人平权运动的顺风车。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帮助黑人,要做他们的盟友。

种族歧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代表种族歧视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了。

请看我以上提到的所有内容。

因为你自身没有经历过种族歧视,并不代表种族歧视不存在。

警察杀害黑人,那也不是系统问题,不过是几个特例

警察从来不公布警察杀人的数据。所以我们现有的数据都是一些民间机构搜集的。那根据Mapping Police Violence 这个网站搜集的数据,在2015年,警察射杀手没有持械黑人的数量是射杀没有持械白人的5倍。

警察滥用职权不是“一两个坏警察”的问题,而是警察系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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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警察镇压游戏也暴露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警察对手无寸铁和平游行的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我们看到警察殴打记者。警察推倒70多岁的老人家,对方倒在地一动不动,鲜血直流,一队警察漫不经心的走过,没有人蹲下查看。

杀害George Floyd的警察,因为滥用暴力而被内部调查17次。另外一位殴打游行者的警察,被爆出担任警察3年半,因为使用暴力过度被内部调查79次。

那位推倒老人的警察已经被解职,并被起诉。他的警察同事,57人从紧急救援小组中辞职(并没有离开警察队伍),以示抗议。也就是说,这57个人,都觉得他们的同事推倒一个75岁的老人家,是正常可以接受的行为,是值得支持的行为。

还说是“一两个坏警察”的问题吗?

这不是一两个坏警察的问题,这是整个警察队伍系统的问题。

难道黑人不能好好说话吗?非要出来游行打砸抢?游行示威从来没解决过任何问题。

嗯。。。游行示威从来没解决过任何问题?

女性投票权,1964年民权法案,都是长期,全国性游行示威的结果。

黑人和平示威抗议警察暴力已经好几年了。

Colin Kaepernick 从2016年开始就在国歌的时候单膝跪下抗议警察滥用暴力,杀害无辜黑人。

所以呢?不能默默下跪抗议,不能上街游行抗议。。。其实就是希望被压迫的人不要抗议,老老实实被欺负吧?

嗯嗯,我知道,你说的不是和平游行,而是打砸抢。打砸抢的事情,和平抗议的人也不认同啊。。。绝大多数的抗议游行者,都是和平非暴力的。

如果黑人好好说话,不这么义愤填膺的骂人,就能争取更多支持者。

我想说的是,你支持黑人对平权的诉求不应该基于“黑人对你和颜悦色”,应该基于“平权运动是正义的运动,种族歧视必须被消灭!” 个体的黑人对你好还是不好,和你是否支持平权运动无关。

黑人被压迫了这么多年,死了这么多无辜的人,他们有权利有资格愤怒。他们有权利有资格公开表达自己愤怒悲哀的心情。他们表达自己对种族歧视的愤慨,不是对你的一种攻击。你不应该把平权运动的讨论中心转移到“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是个好人”。

如果你不是种族主义者,如果你是个好人,那你就应该无条件的支持平权运动。而不是“黑人跟我好好说话,我才愿意支持他们”。

(现在能想到的就这些,欢迎回复提问)。

如何分辨种族主义者

当然,现在很少有人会公开带着尖帽子穿着白斗篷说黑人都应该是奴隶。

那么如何分辨跟你谈话的人到底是不是种族主义者呢?

如果他谈到种族问题,上来就说:我不是个种族主义者。这个人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种族主义者了。

类似话还包括:

– 我有一个黑人朋友。(嗯,他们公司有一个黑人,他们俩之间没说过3句话)

– 南北战争的主要问题不是蓄奴,而是州权利和联邦权利之争(扯蛋么?你们南方”总统“自己说的,打这场仗就是为了南方能够保持”way of life", 蓄奴主义)。

– 啊,我这个南方战旗,不是因为我支持种族主义,而是因为我支持南方的传统。(你们南方那么多传统,你就挑这个支持?就好比德国人拿着纳粹旗,说我不是支持纳粹,我是支持我们德国人的传统)。

– 我眼里只看到人,我看不到肤色。(哦,你是色盲还是对种族歧视选择性失明啊?)

– 使用种族歧视的俚语,比如“奥黑”,或者“黑鬼”,“绿绿”,“阿三”。。。等等。

别忘了,所谓善意种族主义(benevolent racism) 也是种族歧视哦。

比如说:

– 黑人就是体育好,跳舞好,唱歌好。。。(这样的看法会把一个群体的人限制在几个行业,黑人男孩就只能靠打球出头,而其他方面却歧视黑人)。同样亚洲人也深受其苦,很多华裔学生,如果数学(或者理科)学不好,就会被嘲笑”还是中国人么?”

– 黑人就是性欲旺盛(白人用这个说辞把黑人男性都描绘成贪图白人女性的强奸犯,把黑人女性都描绘成引诱白人男性的烂货)。

如果现实生活中碰到种族主义者怎么办?

如果碰到针对你的种族主义者,尤其是那种动不动就开劣质种族主义玩笑的人。要怎么应对?

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式是,让他解释。

比如说:如果有人拉起自己的眼角学“华人”搞笑,你可以问:不太明白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拉起自己的眼角?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对方可以说:我这样是学你们嘛。

”我们?是指谁?“

”你们华人。“

”你觉得我们华人都长这样吗?你觉得这样的眼睛很可笑吗?”

问到最后,一般对方都会自觉很无聊,或者意识到这个笑话不好,会就此打住。

这个方法,在一般谈话中的种族歧视,都适用。

如果碰到针对别种族的种族歧视,要怎么办?

我希望你能站起来,帮助别人。

之前英国出现恐怖活动,带头巾的穆斯林人(或者锡克教徒),经常会在地铁上被骚扰。那你要怎么帮助这些人呢?

首先,不要跟种族主义者正面发生冲突。不要激化矛盾。

你可以坐在被骚扰的人旁边,或者拉着他躲开种族主义者。如果躲不开(比如是在地铁上),那就跟他谈话,无视种族主义者。让他自己觉得无聊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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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式也适用于其他骚扰或者歧视行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在美国的经历,被人歧视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渣人哪儿都有。但是最让我难过的,是旁人的冷漠。我觉得不公平,不正当的事情,旁人却觉得没什么,可以接受。这才是最让人痛苦的。

所以,不要成为那个冷漠的旁人。要站出来发声。

不要做一个被动的非种族主义者(Non-racist),要做一个主动的反种族主义者(Anti-Racist)。

另外,提醒一下希望跟我讨论文中论点论据不足,数据有问题,或者论证不够的人。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写“如何驳斥种族主义者的论点“。

其实,种族主义者的论点只要一句话就可以驳斥了:人人平等。

如果你觉得这个驳斥无法接受,还一定要问我“你在驳斥Black on Black Crime 提出的一些数据似乎不妥“。那你就自己坐实了是个种族主义者。

我们应该平等待人。这应该是公理。你不应该需要我拿事实给你证明“黑人也一样值得尊重”。

所以,请在回复之前稍微考虑一下,你到底想要跟我争论什么。

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7

旧文章ID:22027

夏伟: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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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伟 文 赵丹宁、朱旭东编译  来源:中美印象

《印象观智库》第二期
  
接触战略在将近半个世纪内定义了中美关系,不必以这样的方式终结。

【编者按:夏伟(Orville Shell)是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他近日在The Wire China 发表了一篇关于接触政策的长文文章从中美两国如何破除各种困难建立了外交上的联系,以及后来为什么美国决定对中国实行接触(engagement政策,再到目前对接触政策的各种失望和反弹所导致的两国关系急剧下滑。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呢?夏伟先生在文中做了深刻的分析。中美印象对文章所述的克林顿开始实行接触政策之后的历史进行了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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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美中关系陷入近年来最具对抗性的局面时,一贯脆弱的“接触”政策似乎就要变得奄奄一息。其实,即使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两国间关系已相互 “脱钩”,香港的示威以及北京方面对“一国两制”原则的“冲击”对美中关系更是致命一击。近期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好感,这是该机构自2005年开始这一议题的调查以来的最低比例。这再次反映出,“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人能达成的共识。

然而这些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如果“对华接触”作为一项政策宣告失败,它是否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经济:克林顿,江泽民和接触政策的出现

在1994年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克林顿以“接触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宣称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的接触,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国人权事业,并推进我方其他重要议题的解决”,同时宣布“将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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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游戏规则也在发生改变,克林顿意识到他必须重新平衡各种权利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意识到可以凭借这种新的商业力量来抵抗美国的压力,只要他们在危机出现时坚持得足够久,华盛顿就会让步。事实确是如此,在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终于承诺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韬光养晦,等待时机”(Hide one’s abilities and bide one’s time)的口号被再次提起,并被克林顿所信服。这些口号使克林顿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追求“提升自由精神”。因此,即便没有最惠国待遇的压力,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像柏林墙倒塌一样成为必然”

克林顿详细阐述了他的“全面接触”新政策,这缓和了对中国的排斥态度并有利于高层间互动,他甚至同意在1993年西雅图亚洲领导人峰会上会见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直到1996年7月,尽管中国大陆向台湾海峡发射了两枚具有挑衅意味的导弹,克林顿总统依然总结道,“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的本质和中国领导人看待世界和我国的方式”使他之前的观点看上去“完全不正确”。

直到1997年,克林顿政府还在兜售与北京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观点。对华接触战略所带来的益处,将成为近期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所达成的最知名的、且根基最深厚的两党战略(共识)之一。

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赋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在第二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项举措都提振了人们的希望,即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仅会降低双边贸易逆差,还会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

正如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课时提到:“中国加入WTO不仅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也代表着中国愿意‘进口’民主制度最宝贵的价值因素之一——经济自由。中国的经济越自由化,就越能充分释放人们的潜力——中国人民的主动性、想象力和卓越的进取精神……‘自由的精灵’就不会再回到瓶子中了。”

和平崛起:小布什,胡锦涛和傲慢

乔治·W·布什在1999年开始竞选总统。他十分自然地继承了克林顿的政治遗产:鼓吹扩大双边贸易的积极影响。一个新的美中协定正在酝酿之中,这既不是基于对苏联冒险主义的恐惧,也非基于扩大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是基于增进两国间互动所将带来有益的政治变革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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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世界相信中国的日益“富强”并不是一种威胁,中国政府白皮书中承诺“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一个和谐稳定的中国,必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了“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理念,这是由原中央党校校长郑必坚结合修辞的灵感提出的,并通过外交事务向世界传递这一口号。

这种乐观主义在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他在书中写到:“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性替代方案彻底耗尽”,世界正在经历“西方理想的胜利”

在这种措辞和相对稳重的中国领导人的引导下,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授权其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促成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该对话旨在处理美中之间颠覆性的紧张关系,同时敦促北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在我参加早期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战略经济对话时,一些舆论人士甚至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已经指日可待。时任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的约翰·桑顿在2008年乐观地写道,“有关中国的辩论已不再是关于是否要实行民主,而是关于何时以及如何实现民主。”

受到这些预测的鼓舞,布什政府坚持执行“接触政策”,以此激励北京采取更为负责任的行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在全球化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寻求积极的方式引导中国进步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存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在“接触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呈现出日益严重的互惠赤字与不平衡的状态。与此同时,尽管竞争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公平,维持两国关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让步,依然不成比例地由美国承担。

随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当美国经济陷入危机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骄傲自得的情绪在中国领导层中逐渐蔓延。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元素被注入到双边关系中:北京的领导人开始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即便不比美国的制度更具优越性,与美国的模式也是平起平坐的。在美国似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更加不愿意进行公平竞争,而是倾向采取一种更为互惠的方式。

摩擦:奥巴马、习近平和转折点

奥巴马(Barack Obama)作为第一位“太平洋总统”就职,同时,和他的前任一样,他的第一任期僵持在与中国的接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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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第一位通过搁置和达赖喇嘛的会谈来安抚北京的总统。紧接着,他的国务卿克林顿前往北京并在那里宣布将不会允许美国对于人权这类有争议问题的支持“干扰寻求对于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最近的经济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尽管“有人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定义上是一个对手。”她宣称,“中美可以促进彼此的成功并且从中获益。”

尽管奥巴马政府释放了对中国给予尊重的信号,表明美国正在寻求和中国建立更友好、热情的和互惠的关系,但是,当他在2009年4月访问中国时,接待他的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冷淡。当我观看他和胡锦涛的首脑峰会时发现,很显眼的是在联合媒体发布会没有友善的打趣,没有举办带有公开问答环节的大学演讲,也没有让和尼克松、卡特或克林顿的会谈充满生机的热情。或许北京展现出的缺乏关切是一种正在发展的信念的结果,那就是如果现在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领导人不再需要展示敬意。正如基辛格评论道,他们“不再像学徒制那样受制于西方技术和机构,”相反,他们现在感觉“足够自信来拒绝甚至轻微地嘲笑美国关于改革的说法。”

这种态度体现在中国在南海的傲慢,在这里,中国的海军、海警,甚至渔船都被部署来加强中国在大面积的有争议海域的主张并且挑衅性地挑战邻国,包括美国的第七舰队。

不过,尽管中国看起来认为让步是没有必要且有失尊严的,像朝核危机、全球范围的流行病和全球气候挑战这样的议题仍在推动奥巴马政府继续努力,寻求和中国保持“接触”。

即使当奥巴马慷慨地(有些人说愚蠢的)最终承认中国自己的“核心利益”——包括他们对整个南海的主张以及对西藏、新疆、台湾、澳门和香港的其他不可转让的领土主张——北京也没有缓和其日益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正如《2010中国梦》(2010 China Dream)的作者刘明福(Liu Mingfu)直言的那样,北京的“宏伟目标”是“成为世界第一”,并且取代美国。

这些宏伟计划加剧了双边关系中的不平衡、不平等和焦虑。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将军(General Keith Alexander)很快将美国知识产权被盗事件评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

2012年习近平上任时,他呼吁实现雄心勃勃的全球“中国梦”。到2014年,他还宣布是发挥“大国外交”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的时候了。

由于习近平比胡锦涛更加自信,并且对美国同行表现出的灵活性和同僚精神也更少,一种至关重要的让前任领导人得以建立密切关系的个人间的润滑剂就消失了。2015年,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向奥巴马承诺,不会将南海新建岛屿军事化——然后,立刻就这么做了。

现在,中国不再受经济和军事疲软的束缚,中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毫不奇怪,越来越多的美国利益相关者开始抱怨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公平。据报道,就连奥巴马总统也曾问他的两位高级顾问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和贝德(Jeffrey A.Bader):“你们对中国做出的让步是不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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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革命:特朗普,习近平,以及不破不立

尽管受挫的奥巴马政府官员一再努力寻找使两国关系更加平衡和互惠的神奇钥匙,但北京方面未能作出足够有意义的回应。这导致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的反华派的胜利。

随后,在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一项重大政策演讲,戏剧性地重新设定了新游戏的规则:“前几届政府做出这一选择(与中国接触),希望中国的自由能够以各种形式扩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让中国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私有财产、人身自由、宗教自由——整个人权大家庭有新的尊重。”彭斯说,“这种希望没有实现。”

他的讲话引发了一场辩论,即是否有必要在我们现在紧密相连的经济体的各个方面与中国“脱钩”,这甚至包括我们的大学和民间社会组织与中国同行建立的密切关系。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两国元首应宣布中美关系进入紧急状态,任命值得信赖的高级全权代表,并授权他们组建商业、政策和学术界的专家小组,来制定一套可能的方案,以降低双边关系在每一个最重要领域的紧张情况。然后,元首们应召开一次紧急特别首脑会议,以寻找走出当前僵局的出口。最后,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即使在分歧严重的时期,仍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问题可以协同解决。

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12

旧文章ID:22023

《华尔街日报》:中国和美国大公司由好变坏的浪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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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语暄 编译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48期
 【编者按:6月5日,《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与美国大公司由好变坏的浪漫史”的长文((The Soured Romance Between China and Corporate Amercia)),讲述了美国大公司和中国的关系如何在二十年的里,由卿卿我我变为蜜月期转为形同陌路。文章的主线对比了克林顿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时期北京和美国大型企业之间的关联变化以论证作者的观点。这篇长文节选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鲍勃·戴维斯 (Bob Davis) & 魏玲灵 (Lingling Wei)的新书《超级大国摊牌:特朗普和习之间的战争可能引发新的冷战》(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中美印象的特约作者陈语暄编译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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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美国商界关系变糟糕的几条原因为

中国市场并非是美国企业想象中的“富裕之地”

“技术盗窃”的疑虑是矛盾恶化的催化剂

大趋势:美国企业集体消极情绪增加

中国政府意识到美国企业并不能有效地影响白宫

克林顿时期的蜜月期

克林顿当政时中美关系以“商业外交”著称,许多美国大型企业的CEO们和他们参与的贸易协会信心满满地认为未来的企业战略经营和中国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于是他们频繁地往返于中美之间以促成商业合作,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促进贸易和金融的交流,这些关系对中美外交关系形成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据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滕(Jeffery Garten)观察,波音预计未来10年,中国将占其飞机总销量的十分之一;其他知名公司例如IBM、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微软(Microsof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也在竭尽全力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执行副会长薄迈伦(Myron Brilliant)则表示,当2000年美国国会投票表决是否要降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得门槛的法案时,25家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委员会会,花了大约1亿美元游说政府批准以获得北京的“青睐”。据他计算,这比这些企业在之后所有国会贸易战上的支出加起来还要多。北京深度信任美国企业对白宫的影响力,而美国企业同样对于中国市场寄予了很大希望,双方本着互利互信以及对于未来预判的看好为之后的合作打下了基石。

然而,这一良好形势随着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及美国民粹主义的大爆发正在被彻底改变。

特朗普时期的震惊

“因为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希拉里·克林顿的胜选,特朗普赢得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国政府深感意外,,并立即像最老、最可靠的华盛顿盟友们——大型企业的CEO和他们参与的行业协会——发出试探。”  ——鲍勃·戴维斯(Bob Davis) &魏玲灵(Lingling Wei)

特朗普当选后当北京再次像以前一样向美国商界寻求政治帮助时,得到的回应与克林顿时期有所不同。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对在中国的长期发展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试图以大规模补贴国内企业的方式占据外资企业的市场,并在重要技术领域或涉及盗窃。中国政府寄希望于美国大型企业游说白宫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的企图屡屡受挫。经济学家分析,特朗普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就像里根在减税问题上一样,最相信自己的判断。然而,作者们表示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借此引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语录,政治是衡量可能性的艺术,是评判预期能否到达的艺术,是展望最好结果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显而易见的是,当中国和美国企业的贸易交流正在减少,以“盟友”合作的共识正在衰退,双方日渐消失的信心以及对于未来的预判不再明朗才是问题的关键。

以下小节阐述了文章The Soured Romance Between China and Corporate America中北京与美国商界日渐紧张的关系的几条重要原因。

(声明:以下引号部分均来自于原文的翻译,不代表译者本人观点。)

中国市场并非是美国企业想象中的“富裕之地”

对于很多制造商来说,中国市场的开拓并不像他们设想的那样乐观。家具、自行车和其他低技术含量的制造商最先陷入困境。在21世纪初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中国供应商正在直接向美国零售商销售产品,争夺市场。2008年,在华盛顿的敦促下,中国加大了刺激支出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此后,中国的轮胎、钢铁、玻璃和其他大宗商品席卷全球。对美国的出口上升摧毁了中西部和东南部的工业城镇,使这些地方成了民粹主义反弹的中心。另外,中国市场不足以帮助海外投资者避免麻烦。在由十个企业组成的“尾闾集团”中——波音公司、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和其他7个公司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游说中国加入WTO——一个已然倒闭(Digital Equipment Corp.),另一个在2008年几乎拖垮了全球经济,不得不被联邦政府救济才避免破产(AIG),第三个(伊士曼柯达公司)逐渐沉寂,第四个(Motorola)被拆分为两家公司:一个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另一个则起诉一家中国公司指控其窃取高端技术。

“技术盗窃”的疑虑是矛盾恶化的催化剂

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政府正在要求掌握高端科技的美国公司交出知识产权,并为他们在中国的国有竞争对手提供高额的补贴。许多美国企业认同日本川崎重工(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的抱怨,认为中国铁道部和国有企业正在窃取他们的技术,以成为他们在高铁领域强大的竞争对手。直至2014,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美国商会成员对未来两年在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这一比例大约是2018年的一半。中国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引发了美国商界的关注。这份报告列出了在十个重要技术领域竞争主导份额的策略,而外国企业认为只有通过大规模补贴和技术盗窃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中国,规划一条公路或建造一座发电厂是一回事,”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带头反对该计划,“中国企业的入侵正在减少世界各地的公司的市场份额。”

大趋势:美国企业集体消极情绪增加

最初,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抱怨是发牢骚,因为美国企业仍旧在中国市场投资并能得到很大回报。美国人需要学习如何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竞争。“在中国所谓的轻松赚钱的日子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或许已经永远消失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崔天凯表示。

而当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并采取出人意料的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制裁后,中国政府立即转向美国商界以寻求政治帮助,相关企业包括高盛集团(GoldmanSachsGroup)和凯悦酒店集团,试图寻找共同抵制关税的理由。然而,此次美国商界给予的回应并不像克林顿政期时那样积极。

2017年下半年,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的联合创始人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坦白,“特朗普是美国态度转变的一个标志。” 2018年9月,美国商界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形势必须有所改变。当中国政府将与美国企业逐渐恶化的关系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时,部分美国企业高管表示,事实上他们对中国从未兑现自己的承诺大失所望。维萨公司(Visa Inc.)首席执行长凯利(Alfred Kelly)指出,中国曾承诺向外国竞争对手开放其电子支付市场,而这一承诺自2001年以来一直没有实现。紧接着,美国商会(U.S. Chamber)、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和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这三个曾经为中国加入WTO付出巨大努力的组织,如今也公开地向政府提议,只有施压,中国才能做出改变。

中国政府意识到美国企业并不能有效地影响白宫

美国企业反关税的努力主要涉及两个不同的团体:一个是由农会组织领导;另一个是=由零售商、科技集团和制造商组成。这两个团体在“关税伤害核心”的名义下合作。组织者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在政治上对于美国农村的依赖,认为特朗普最容易听取农民的建议。2018年,他们斥资200万美元制作了三个时长30秒的电视广告,并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福克斯与朋友》(Fox & Friends)、《卢·多布斯今夜秀》(Lou Dobbs Tonight)和其他他们认为总统经常看的有线电视节目上播出。但这些广告没有对总统产生任何影响。事实是当双边在2020年1月签署有限的贸易协议时,美国继续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四分之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白宫近期集中注意力于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上,指控电信巨头华为有限公司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因此,白宫最近正在试图切断华为的电脑芯片供应商。事后华为极力否认这些指控,同时,北京也不再指望美国企业可以帮助缓解双边竞争。随着矛盾与不信任的情绪加剧,中国也开始在其他领域排挤美国公司。北京发布的“安可项目”旨在清除中国政府机构、电信公司和电网对外国硬件和软件的依赖。根据该计划,政府和基础设施运营商必须立即将一定比例的采购分配给国内技术供应商,遵从“3-5-2”规则:2019年开始分配30%,2020年再分配50%,2021年再分配20%。截至2019年底,已有超过180多家中国电脑芯片、电子产品、软件和其他IT产品的服务生产商加入了“中国购买”项目,帮助政府起草政策指令和实施计划。

自从中国入世以来便极大地依赖于外资企业的资本注入以稳固国内市场。然而以上提到的转变不仅仅源于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经济打击手段,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北京与美国商界日渐紧张的关系。特朗普政府是“遏制中国”战略的推手,是利用民粹主义加剧美国商界及民间反抗中国情绪的怂恿者,可中国政府与外资企业的关系恶化与近些年来逐渐显露出的战略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差距密不可分。如果美国商界与中国政府多些互信、少些猜忌,那么单凭特朗普挑起的纷争不足以让各大企业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s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伦理学的约翰·保罗·罗勒特(John Paul Rollert)表示,“美国资本主义和中国模式之间的冲突在未来只会加剧。”在目前严峻的双边竞争形势下,未来美国对中国在经济、贸易上的压制与脱钩只会继续扩大,在大选时达到巅峰并将持续。

作者鲍勃·戴维斯(Bob Davis)和魏玲灵(Lingling Wei)也在文章最后推断:无论是谁赢得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国政府都将不再期盼其曾经“最可靠”、“最坚固”的美国企业盟友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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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2   发布时间:20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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