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国内的10个军事基地，已经成为了正在席卷全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抗争浪潮的新靶子。因为这些基地是以曾经支持蓄黑奴的美国前“南方邦联”的将领而命名的，在反种族主义的抗议人群看来，这些名字应该被移除。

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反对这么做。

根据美国CNN、《纽约时报》和《国会山报》等媒体的报道，目前美国有10个军事基地是以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支持蓄黑奴的前“南方邦联”(Confederate)的将领而命名的，而且这些基地都坐落在美国的南部。

但在由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被彻底引爆的美国反种族主义抗争运动下，这些基地被冠以的前邦联将领的名字，被抗议者们视为是一种种族主义符号，美国政府和军队也被要求移除这些象征着奴隶主、种族主义以及白人至上主义的名字。

(截图来自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该报列出了这10个陷入争议的美军基地的名字)

从美国CNN的报道来看，美国军方的高层领导对此事似乎倒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美国陆军部长瑞恩-麦卡锡(Ryan McCarthy)和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Mark Esper)目前给出的态度是，他们愿意与美国两大党就此事展开对话，共同商讨要不要给这些军事基地更名。

(截图来自CNN的报道)

CNN还提到，美国陆军部长麦卡锡其实是有权直接作出更名决定的，但他本人还是希望在此事上与白宫、国会以及州和地方政府进行商讨。

然而，白宫的现任主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强烈反对这么做。在他今天发布的三段帖文中，特朗普就表示这些军事基地已经成为“伟大美国遗产的一部分”，也是“美国胜利与自由的历史的一部分”，还“培育”出了在两次世界大战等战场中取得胜利的“英雄”。

“因此，我的政府根本不会考虑给这些伟大和传奇的军事基地更名，我们作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历史，也不会被篡改，尊重我们的军队!”特朗普写道。

白宫的发言人凯莉·麦克纳尼也在记者会上对更名那10个军事基地表示反对态度，称这是在篡改美国的历史，并提到了最近美国经典影片《乱世佳人》因涉嫌美化南方邦联而被下架的情况。她还表示这种做法也会让来自这些基地的士兵蒙羞。

但在支持更名的美国网民看来，特朗普等人的表态存在很大问题，因为那些被用来命名美军基地的前邦联将领，不仅是南北战争的输家，而且他们为了保护蓄奴制而与北方陷入的军事争斗，还导致大量美国人的死亡。换言之，在支持更名的人看来，这些邦联将领不仅不是美国伟大军事历史和胜利与自由象征的一部分，反而是这些价值观的背叛者和叛徒，是恐怖主义者。

(上面四张图为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支持更名者的观点)

实际上，如今这轮要求对那10个美军基地更名的呼声，就是前美军上将戴维·彼得雷乌斯提出的。他前两天曾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撰文，称美军士兵应该捍卫美国宪法的尊严，而这些南方邦联的将领则背叛了宪法、背叛了美国，是叛国者，根本不该被纪念。

但有些尴尬的是，彼得雷乌斯本人前些年曾陷入性丑闻中，还因此事导致美军情报的泄露……

(图为彼得雷乌斯前两天在《大西洋月刊》上撰写的文章，呼吁移除美军基地中的邦联将军名称)

总之，至少从美国媒体的报道和美国社交网络上更多网民的态度来看，拒绝给那些顶着前邦联将军名字的美军基地更名的特朗普，是在“开历史倒车”。

就连一些成长在美国南方的网民都在对特朗普拒绝改名的做法表示不解：我们为什么要用输家的名字去命名美军基地?

还有人更加激烈地质问他说：这些邦联将军就是恐怖分子，你特朗普不愿意把他们的名字移除，是不是意味着你也支持将美军基地起名叫“本拉登基地”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中国的网络上，曾有一些亲美派的大V，一直很欣赏和崇拜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仍然给予战败方的南方将领很高的待遇、还立碑纪念他们的行为，称这彰显了美国的“宽容、大度和包容”，“不以成败论英雄”。

但他们似乎忘记了被他们歌颂的这种白人间的“大度”和“包容”，是建立在对美国黑人的压迫和歧视之上的，其本质只是白人殖民者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罢了。

来源时间：2020/6/11   发布时间：2020/6/11

旧文章ID：22021

作者：袁鹏  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内容提要：新冠疫情引发世界新变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缠绕，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地缘格局、全球治理、发展模式莫不遭受重大冲击。尽管疫情还在发展过程中，许多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几个重大趋势已然十分明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黑天鹅”与“灰犀牛”乱舞，既有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遭遇猛烈冲击，世界局势呈现史上罕见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受疫情影响，百年变局将在多个方面加速演进甚至裂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在“两个一百年”征程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如何继往开来，谋定而动，是世界大变局留给我们的一场大考。

一、疫情堪比世界大战，既有国际秩序难以为继

过去数百年，国际秩序之变往往由一场大战催生，如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轮廓即主要奠基于二战之后。但历经70余年，从1991年冷战结束，再经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胜选等多轮冲击，既有秩序已风雨飘摇，虽然四梁八柱尚在，但联合国作用有限，世贸组织(WTO)功能渐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资金捉襟见肘，世界卫生组织(WHO)权威性不足，全球军控体系接近崩溃，国际准则屡被践踏，美国领导能力和意愿同步下降，大国合作动力机制紊乱，国际秩序已处坍塌边缘。

新冠疫情突发和泛滥，致全球哀鸿一片，锁国闭关、经济停摆、股市跌宕、油价惨跌、交流中断、恶言相向、谣言满天，其冲击力和影响力不啻一场世界大战，既有国际秩序再遭重击。旧秩序难以为继，新秩序尚未搭建，这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也是当前国际局势云诡波谲的根源所在。

疫情下及疫情后的世界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其时，大英帝国已力不从心，“日不落”已日薄西山，但实力和影响力尚存，不甘放弃领导地位;后兴大国美国实现初步崛起，羽翼渐丰、雄心壮志，但军力和国际影响力不足，难以取代英国;欧洲忙于战后重建，日俄乘乱谋势，中国内忧外患，亚非拉等边缘力量无所适从，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大国力量分化重组。十余年后，世界陷入“大萧条”，进而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疫情期间不仅未担起应有的世界领导责任，反而自私自保，又因政策失误，成为全球疫情重灾区，近两百万人感染，十余万人死亡，其惨象超过“9·11事件”，死亡人数超过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之和，软硬实力同时受挫，国际影响力大幅下滑。2020年大选将是特朗普“美国优先”与拜登“美国重新领导”两条路线、两种理念之争，但即使拜登获胜，因内部政治掣肘和外部环境变异，美国想“重新领导”世界也难。但美国如一战后的英国，仍有足够力量阻止别国取而代之，其对华政策将会更加敏感、强硬、蛮横，遏制打压会变本加厉。中美战略博弈将更加激烈。

经此一疫，既有“一超多强”格局也将生变。美国仍是“一超”，但难“独霸”;中国加速崛起，但面临赶超瓶颈;欧洲整体实力下滑，未来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俄罗斯乘乱谋势，地位有所提升;印度短板、弊端暴露，崛起势头受挫;日本奥运延后，有苦难言。疫后各国将忙于收拾残局、重定规划，既期待国际合作，又踯躅犹豫，观望等待，心态复杂。美国“单极时代”终结，中国尚无力同美国并称“两极”，多极化亦变换轨迹更加曲折。中美俄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更加明显，三边互动对重塑未来秩序至关重要。欧、日、印的战略自主一面有所加强。

亚非拉等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势头受阻。中东疫情恐情油情叠加，前景更加暗淡，可能陷入“黑暗时代”;拉美既未把握百年变局加速改革发展，也未抓住时间窗口有效应对疫情危机，政治、经济、社会均呈现乱象，从上世纪末的“中等收入陷阱”滑向“发展方向迷思”;非洲长期依赖全球贸易和投资，加之公共卫生条件最差，一旦疫情出现暴发式增长，可能陷入人道主义灾难。“金砖”褪色，更难抱团。印度、巴西在美中俄欧间周旋，骑墙姿态明显。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整体面临新考验。

二、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离大萧条只一步之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基础。冷战后，得益于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互联互通和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曾经一派繁荣，中国也因之实现崛起。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美欧经济的深层问题，揭示出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美国摆脱危机的药方不是刮骨疗伤式结构改革，而是饮鸩止渴、转嫁矛盾，使“痼疾”未除，新病再发。奥巴马、特朗普等非传统政治人物粉墨登场，正是美国经济与政治关系错位引发社会极化的结果。欧洲债务危机未果，又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祸不单行，经济形势始终没见起色。

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抛弃多边主义、国际主义、自由贸易，借助民粹主义，大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挑起中美贸易战，致全球化逆转，自由贸易遇阻。美国经济、股市靠霸凌和强权逆势上扬，但根基不牢，难以持久。世界经济则陷入整体性低迷，欧洲经济低位徘徊，俄罗斯经济不见起色，连一度被普遍看好的印度经济也骤然减速失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

疫情突发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世界工厂”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东亚，全球金融、科技、航空、娱乐中心美欧，均遭重创，亚非拉各大板块莫不伤筋动骨。世界主要经济体GDP 10%~30%不等的衰退，20%左右的失业率，均是数十年未见之惨象。世界经济衰退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已是国际共识，下一步会否跌入1929～1933年式“大萧条”，则见仁见智。更可能的情况是介于二者之间，糟于2008.好过1929.1929～1933年“大萧条”持续时间长，最终甚至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体系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目前看，本轮危机导致上述狭义上的“大萧条”还不至于。但以常规的标准衡量(经济衰退两年以上、实际GDP负增长超过10%)，陷入一般意义的经济萧条则非常可能。这大体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疫情发展。目前看，疫苗研制还无定数，投入市场至少还需1～2年，期间疫情还可能在印度、中东、拉美、非洲次第暴发，中美欧日都存二次暴发风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需求链重新整合遥遥无期。疫情不除，经济无望。二是国际合作。如果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峰会适时启动，并催生广泛深度的国际合作，则世界经济短期恢复并非天方夜谭，毕竟美国金融体系依然坚固，中国经济韧性异常强大，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基本面总体无大碍。但遗憾的是，疫情期间大国合作为竞争对抗所取代，促进经济发展最宝贵的信心大受冲击。如果疫后各国仍自行其是，尤其是美国依然大打贸易战，甚至强制性要求诸如呼吸机等产业回流，形成“现地生产、本地消费”新模式，或则无限度对华索赔追责滥诉从而引发国际政治新混乱，则全球贸易将继续下降，对外投资继续萎缩，世界经济的明天只会更糟。如是，大萧条难以避免，只是表现形式、灾难程度和持续长度有所不同而已。

全球化时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国都在一条船上。唯有祈愿对方好，才能自己好;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坚。G20视频峰会是主要经济体尝试合作的开端，未来还需要持续的努力。

三、大国关系继续分化重组，中美关系的对抗性与牵引力更加凸显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大国关系分化重组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本轮分化重组以中美关系为牵引，带动中美俄欧印日各大力量战略互动,其结果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格局演变。

疫情之前，中美关系已然生变, 美国对华接触让位遏制打压，两国战略竞争盖过战略合作，经贸摩擦、地缘博弈、涉台港疆藏斗争、意识形态对立成为常态，“新冷战”之声不绝于耳，“脱钩”之势加速演进。新冠疫情本应成为中美关系的缓冲器、减压阀或黏合剂，但阴差阳错，反倒成为加剧中美博弈的变压器、加速器或催化剂。其中有双方疫情不同步、情绪化互怼等偶然原因，但核心因素还是美国对华战略近年来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美国已经十分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动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对华遏制。除此之外，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推波助澜，为确保赢得连任，特朗普政府急于对华“甩锅”，转嫁矛盾，极端势力迫不及待上下其手，抹黑打压中国。冲刺大选的民主党拜登阵营也被迫加入对华示强的竞赛表演。可以预见，疫情、选情叠加下的中美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美国反华强硬派所期待看到的中美敌对状态正步步变成现实。

但中美对抗不会演变成冷战式的两极对立或阵营对垒。一则因为中美利益交融格局深厚，彼此都无法承受长期对立的代价;二则因为美国同盟体系和西方世界已今非昔比，欧美对华政策不尽同步，西方裂痕因疫情继续扩大，中欧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三则因为中俄关系总体坚固，美拉俄打中的愿望难以成真;四则因为日、印总体上仍希望左右逢源，两头得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不会走向“新冷战”，也成为不了“两极”。更可能的前景是，美国加紧构筑排华的“小圈子”，在金融、经贸、科技、产业链、国际组织等领域“退旧群”“建新群”，将中国事实上阻隔排除在外;中国则把“一带一路”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做深做细做实，另辟蹊径，绝处逢生。由此世界可能形成分别以美中为核心的两个经济圈。其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两极对立”最根本的区别是，中美无法做到完全“脱钩”，竞争中有合作；他国无法完全依赖一方，合纵中需连横。

在此情形下，中美竞争博弈格局进一步固化，不会因为美国大选结果而有根本改变。美欧日在联合制华方面有共同利益，但中欧日在挖掘关系潜力方面有巨大动力;美俄走近有策略需求，但中俄合作有战略驱动;美欧同盟关系基本格局一时难改，但彼此隔阂裂痕会进一步拉大;中日关系逐步缓解，中印关系稳中有忧。美国自毁形象，世界不指望其继续领导;中国大而未强，一时无法也无意替代美国;俄、欧、印等力量都不具备引领全球事务的能力或意愿。国际格局在未来三五年内将呈现“无极”“战国”“过渡”乱象，大国合作难度明显加大，中小国家被迫抱团取暖，在各自区域自谋出路的趋势可能有所加强。

总体看，中国在运筹大国关系方面处于相对有利位置，这既是近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使然，也是作为战疫“大后方”为全球不断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担当赢来的地位。但有利位置不等于战略优势，疫情的演变、战略或策略的运筹、对外交往方式的运用、各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等等，都存变数。一旦美欧疫情发展超出其心理承受极限，已然酝酿、炮制中的对华问责、索赔、施压声浪势必更加高涨，一批长期反华仇共人士必乘势而上，借疫情大做文章。中国本已木秀于林，此次又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的时刻，被围攻追缴的风险不能小觑。尤值警惕的是，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因疫生怨，对华态度蛮横，加之被外部势力利用，债务减免、索赔问责之声也由小变大。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数十年未见的新态势。

四、全球地缘战略格局进一步变化，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更加明确

自现代国际体系建立和全球化铺展以来，全球地缘战略中心在欧亚大陆、大西洋、太平洋地带轮转。二战结束以致冷战终结后一个时期，大西洋地区占据中心位置，美欧携经济、军事、政治优势，高呼“历史终结”，大举“北约东扩”，呼风唤雨，主导国际秩序。

但自新世纪始，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美欧关系日显疏离，“大西洋越变越宽”，中国崛起则拉开了世界权势东移的序幕。由此带动东北亚复兴、东南亚振兴、印度崛起，亚太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而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台海地区安全形势起伏不定，则使亚太同时成为全球潜在军事冲突的高危区。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和基本国策。受此驱动，俄罗斯“南下”，印度“东倾”，澳大利亚“北上”，日本“西进”，连欧洲也远道而来，宽阔的太平洋不仅骤然变得拥挤，而且从此更不太平，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分量远非其他地区可比。

新冠疫情首先大规模在中国和东亚暴发，使亚太地区再度成为全球焦点。而中日韩率先控制疫情，中国、韩国等国防疫卓有成效，树起全球标杆，则凸现出东亚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精神、社会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和比较优势，使亚太之崛起超越一般的经济意义而具有亚洲文明复兴的色彩。在这一背景下，中日韩东亚合作的动力再度趋强，“东盟+3”机制重被激活，亚太地区的综合性、复合型优势更加凸显。

反观其他区域板块，莫不黯然失色。曾经自诩进入“后现代”的欧洲，近年来连番遭遇金融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危机冲击，此次又在疫情危机中暴露短板缺陷，连欧盟的存废都开始被认真讨论，“西方的缺失”成为历史之问。中东板块因美国撤军留下的战略真空以及俄欧控局有心无力，导致域内各大力量按捺不住，蠢蠢欲动，伊朗、沙特、以色列、土耳其都有大国雄心同时又都难脱颖而出。而国际油价低迷、惨跌甚至一度惊现“负油价现象”，则使中东地区加速进入“黑暗时代”。远离全球地缘中心的拉美和非洲板块，疫情之后综合影响力也一时难以提升。

可以预见，疫后的经济复苏将更加依赖亚太地区的经济状况及供应链、产业链，国际安全也会因美国“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而进一步聚焦到这个区域，南海、台海局势的暴风骤雨已显征兆。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经营亚太也即中国的周边，如何将“一带一路”首先在亚太地区走深走实，如何应对潜在军事安全冲突的风险，均是中国对外战略在疫后必须面临的战略性课题。

五、全球化遭遇逆流漩涡，全球治理面临空前危机

从分散走向整体，既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序幕，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资产阶级革命以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摧枯拉朽、打破国界，使全球连成利益攸关的经济体，社会主义革命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使思想的力量无远弗届。冷战结束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则真正使全球互联互通，人员大流动，经贸大联通，“地球村”概念应运而生。概而言之，全球化的趋势如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洪流，已然汹涌澎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也阻挡不了。

但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相伴而生，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如，全球化大潮究竟流向何方，终点何在?各国是只追求全球化的进程还是要关心结果?全球经济一体是否意味着政治也要殊途同归(如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随着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体制的痼疾暴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呈现出的效率、活力和生命力，自由市场经济不必然走向西式自由民主，越来越成为西方有识之士的时代之惑，这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同西方战略界所期盼的政治全球化不会同步。另外，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如果不同一国国内政策相协调，必然导致国内发展不平衡和全球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如不加以重视或者没有结构性改革去修补，对内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对外则助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冒险主义。“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正是美国过去近20年未能展开因应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国家战略转型的结果。而特朗普执政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顺应全球化的方向进行内外战略调整，而是以逆全球化的思维做反全球化的动作，诸如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脱钩论”、“产业回流论”等等。其结果，不仅未能根本改变美国国内深层结构性问题，反而导致新的国际紧张。

从全球层面看，经济、信息、资源的全球化发展理应同步催生相应的全球治理，但事实上全球治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资金、人力、机制远不敷所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明显不相称甚至脱节。在应对金融或经济危机时，IMF、世行作用有限，各国央行成为主导性力量或先遣部队，其结果，各国以争相采取金融刺激或减税等财政措施发挥作用，无异扬汤止沸、饮鸩止渴，终会酿成恶果。

新冠疫情突发和泛滥成灾，好比病毒这个“无形的敌人”在以特别的方式警醒世人，本应倒逼各国重新思考和理顺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重新认识全球治理的极端重要性，但迄今为止的结果却差强人意甚至正好相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政要，不是积极推进“全球化2.0”和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建设，而是怪罪全球化走得太远太深;不是以疫情的全球泛滥为镜鉴进而强化领导责任加大全球治理，反而将其视作是全球化之错进而加速反全球化的政策推进;不是寻求大国合作或国际合作解决医用物资短缺等问题，而是狭隘地认定相关产业“在地化”“区域化”才是正途，大力推动产业回流;不是痛定思痛加强国际组织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从世界卫生组织撤资，诋毁世界贸易组织的功效和贡献，令全球治理陷入空前困境。

目前，对全球化的前景作断言式判断还为时过早。毕竟，历经数百年的全球化是历史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各国有识之士对此心有戚戚，少数政客们的逆势而动好比蚍蜉撼树;各国面对疫后世界的反思还没有深刻展开，所谓“脱钩”“回流”最终知易行难，将遭到历史的惩罚。在大灾大难过后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行大盘点、大反思、大检讨，从而做好准备再出发，才是人间正道。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坚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是尊重历史、顺应时代的正确选择，应该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对于全球治理这个曾经西方心仪而目前或弃之不顾或有心无力的命题，中国则可以“旧瓶装新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充实完善，以此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六、制度、模式、科技之争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核心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及崛起背后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成熟和自信；相应的，是西方的式微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丛生及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破损。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两种制度之争嬗变为当前中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较量。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不止为因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更意在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对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冲击。蓬佩奥、纳瓦罗、班农、金里奇等美国反华人士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也正是中国制度对美国制度的深刻挑战。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一开始即剑指“中国制造2025”、国企补贴、结构改革等，显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贸易本身，而在体制或政治。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原本应该成为两国暂时休战、理性看待各自国情政体的战略缓冲或时间窗口，不料新冠疫情瞬间打乱这一节奏。

面对疫情，中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协调行动、央地一体、相互帮扶、公共医疗、社区管理、以人为本，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同美欧暴露出的党派对立、自由泛化、政治极化等制度短板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不愿承认制度衰败或政策失误，必然加大对中国污名抹黑以掩饰自身不足，比如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借抗疫外交“实现地缘战略野心”，宣扬“意识形态胜利”，等等，正如有西方媒体所言，新冠疫情正演变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一场战略较量”。如是，则是国际政治的大不幸。事实上，各种制度各有优劣，中国既坚决反对将西方制度强加于己，也不会盲目推销自身制度模式，追求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主张各国文明互鉴，世界丰富多彩。

疫情再次显示科技的力量。中国之所以较快稳定局势，控制局面，得益于近年来相关科技创新和发展，包括大数据、健康码、快递、疫情查询系统、追踪数据链、电子支付系统、网格化管理等等，这些相对西方有比较优势，势必刺激西方加大调整。但受制于民意和选举政治，以及所谓自由、人权的绝对化，其调整将相当困难。反过来，正如已然全面展开的那样，美国会一面加速科技脱钩以阻止中国科技发展，一面加大对中国所谓“科技伦理”“数字监控”等方面的指责。高新科技的争夺和竞争恰如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

七、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年甚至新中国成立70年乃至鸦片战争以降160年，摆在中国人面前一个恒久的话题，就是如何处理同世界的关系。百余年来，中国既被欺凌遭受屈辱，又奋起抗争赢得尊重，中外关系的个中滋味，唯有中国人自己才能体会。改革开放的40年，也恰是中国与世界关系重塑的40年，其主题是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崛起被理解为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郑必坚语)。

随着中国持续超高速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政治自信和战略主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巨变。简言之，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正处于从“大国”向“强国”的转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然彼此交融，深刻联动，从过去中国单向的“融入”，变成现在双向的塑造，中国不仅是融入世界，还要“创造性介入”和“建设性引领”，还要接纳和拥抱世界反向对中国的融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合作共赢为思想基础，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阶段性目标，以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追求，五位一体，环环相扣，形成一整套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时代创新性的国际战略新框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然而就在中国加大对世界的参与、引领同时，美国则选择“战略收缩”“美国优先”，中美两国同世界关系的逆向发展态势，颇具历史讽刺意味。其结果，美国不是从历史的进步视角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局，而是以战略警惕的心态揣度中国的意图，进而采取高压的动作进行封堵遏制。班农等人甚至将“一带一路”臆想为中国在糅合西方三大地缘战略理论，实现全球“地缘战略野心”。无独有偶，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对世界投桃报李式的援助，也被污称为借疫情“实现地缘战略目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由此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需要一次再出发。

新冠疫情没有改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态势，只是让大变局来得更快更猛；没有改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面貌，只是将其搅动得更复杂更多面；也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毕竟，中国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时刻，并且开始有计划复工复产；以“两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既定的战略布署仍在有序推进——但是，中国把握机遇的难度会变得更大，而风险挑战也会明显增多。关键在于，在各国深陷疫灾，全球共同抗疫的特殊时期，中国在力所能及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承担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同时，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既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的前提，也是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再出发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回望来路，从而坚定不移地推进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对此只能勇往直前不可半途而废。其次必须整理心情，轻装上阵。在“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收官之际，应该稍事休整和停顿，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找寻规律，从而为接续冲刺“第二个一百年”创造条件;再次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网络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左右冲撞的乱象及时梳理、整顿、引领，没有思想上的统一认识，“第二个一百年”再出发必然异常艰难。最后必须摆正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生物安全问题，以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列举的种种国家安全问题，表明发展需要以安全为保障，否则对外有可能面临半渡而击的风险，对内则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成就一夜归零。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改革开放40年后的发展则需要加一个前缀，“安全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的特稿栏目，现代院公众号现推出此文(文章内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为准)，以飨读者。

来源时间：2020/6/11   发布时间：2020/6/11

旧文章ID：22020

作者：朱锋  来源：人民智库

近年来，西方政策界、战略界和学者界对于“中国崛起”的讨论总与“中国威胁”的意象相伴相生。中国崛起是否会引发诸多的不确定性，大国间的竞争和冲突是否会引发战争，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中国强大了是否就会走上扩张主义，甚至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西方对此的“忧虑”普遍而又真实。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面向未来，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不搞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搞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可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并不取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话语承诺，也不取决于中国对自身外交与国际行动的判断和认知。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说到底是由典型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判断和追求方式、价值选择与思维特点所决定的。从维护国家权力、利益、财富和话语权优势的角度看，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不仅是对自身地位的担心，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西方政治、经济和价值体系自我运行、保持国际体系中主导优势的现实需要。

核心观点

• 在经历了二战，尤其是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峙后，今天的西方对于民主、自由等价值的坚持，对于来自非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中国的崛起的忧虑，实际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在驱动。
• 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中国就是一个“另类”。不管中国如何强调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的“中国理念”，都将难以改变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挑剔、指责，甚至非难。
• 即使中国崛起远未达到导致大国间“权力转移”和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变革的程度，西方国家仍然还是会挑起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要从价值理解的角度“遏制”中国的崛起，或是偏执地“引导”中国变革的观念，这不仅仅是西方的执政者面对中国崛起不可能放弃的价值优势，更是西方国家挑剔、指责中国而不可能放弃的“优势资源”。
• 当“中国崛起”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仍然还是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上，西方大国在面对中国崛起的政策研判和制定的过程中，当然无法跳出以强权政治、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
• 中国知识界深知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局限，近年来，中国也在积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

西方忧虑的根源

西方中心主义的利益驱动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源于担心中国崛起会动摇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对西方的利益满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了主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其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具有明显的两极地缘战略对抗和意识形态分裂的特点。阎学通教授指出，冷战时期，美、苏同为世界的两大霸权国家，而它们制定的国际规范带有“双重标准”的特点。这种双重标准表现为对盟友采取“道义原则”，即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冲突;而对非盟友国家则采取“实力原则”，即以遏制、直接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解决冲突。

当前的国际秩序既保留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同时，也受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核心是全球化推动下的各国经济开放和自由竞争、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人权与公民自由基础上的普世价值以及多边主义的国际议事规则。这一秩序稳定的条件，一是美国单极霸权权力体系下的“霸权和平”;二是美国与其西方盟友所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即美国对国际事务保持积极的介入和干预;三是国际制度和规则虽然保持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多边主义的议事规则开始兴起。全球性问题越来越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和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推进国际事务共同应对与行动的战略性追求。

但美国和西方盟友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对发展中国家常常采取“双重标准”。美国通过对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和规则的主导，不断维系着以自身为核心的世界霸权。美国按照基于西方现代价值观和政治结构，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规范，并诱导或敦促其遵守美国的意志，按照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采取行动。这些多边国际机制和规则是美国在全球扩张自身制度和价值观的结果，同样也是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工具。然而，建立在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基础上的霸权治理模式要想持续获得成功，一方面，美国要继续对自己的霸权地位和利益获取保持足够的信心;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保证“自由国际主义”的行为模式，即对全球性问题的合作解决要有足够的投入，接受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符合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奥巴马政府时代，多边主义是美国基本的利益规则。在中美共同努力下，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公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得以签署。

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开始出现，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的持续发展，开始不断加剧美国对于自身霸权地位的忧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由于制造业持续外包导致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1.2%，而金融和金融服务业占据GDP的80%，产生了大量白领工作的流失。冷战结束到2018年，美国的GDP翻了一番，但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下层低收入人群不断膨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必然要求增强其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份额，国际影响力上升的需求不断增强。这几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16年11月，美国大选中主张“美国优先”、缩小美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重回国家中心主义竞争战略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开始认定，“随着中国经济力量上升，中国正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规则”。

但中国恰恰在后冷战时代“参与”和“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非“重塑”或“颠覆”这一秩序。1978年以来，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游离者”不断成长为国际秩序稳定与进步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不仅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各种国际机构，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今天，中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辛勤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秩序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直试图将中国引导和塑造成接受西方价值观念、遵守国际规则、符合西方标准的“同道者”，也提出中国应该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国精英阶层也曾普遍认为，接纳中国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不仅可以让美国从持续发展的中国获得源源不断的商机，更可以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中国”。但从2015年以来，美国国内的中国政策辩论却得出结论：美国既难以改造中国，又面临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挑战。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以及在国际规则体系中利益诉求的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由“鼓励融入”转变为利用国际规则主导权针对性地“压制”中国的利益和诉求。

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创办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银行等举措，都是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推动世界经济互联互通和向前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这些举动都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打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被视为是寻求挑战和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更是直接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中国也是第一次超越俄罗斯成为了美国第一位的潜在威胁。

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加快和科技创新的进步，让美国担心中国有能力挑战美国长期在西太平洋拥有的霸主地位，更有可能在高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挑战美国长期的主导位置。中国的这些能力更将转化为中国的高精尖军事装备，提升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简言之，美国担心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展示出自身体制优势和持续经济增长活力的未来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不仅有可能颠覆美国长期拥有的霸权国家地位，也被认为更会成为有能力和美国“全面叫板”的挑战国。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惜屡屡采取贸易霸凌主义、单边主义行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为了国内政治利益的需要，通过炒作“中国责任”为自己“推脱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既定的打压中国和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与中国至少“部分脱钩”的战略需要。在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动机和战略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中美关系自197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令人忧虑。甚至有言：中美关系离“新冷战”只有一步之遥!

西方忧虑的根源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驱动

回顾冷战初期，由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主要是以遏制苏联这一从帝国历史到意识形态都具有地缘战略扩张性的国家为目的。尽管冷战最终以东方阵营的瓦解而告终，但这种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相反，由于冷战的结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终结”性胜利，美国始终将西方价值的普世化视为自己霸权地位的价值优势和美国继续影响和主导世界的战略性资源。而经过战后七十多年的实践，在西方看来，保持自由民主价值观并积极在全球推广，不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是意味着对从政策理念、国家认同、政治资源到输出价值、影响和凝聚他国民众等的全方位优势。

这种美国所坚持的美国的利益和霸权地位基于自由、人权与民主意识形态的独特认同方式，导致了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个从来没有改变的立场，即美国的国家凝聚力和美国外交是否能够得到美国民众的拥护和世界的认同，基本取决于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及美国意识形态对其他国家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诸多的未可知和不确定性，美国立足于自身利益，总是需要寻找到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共同敌人”来维持其在世界的核心地位。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一波“中国威胁论”的到来，中国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替代者。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的“中国视角”始终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批评眼光，政治制度的不同也从来不会成为美国“接受中国”的政治条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相信，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和交往，最终能够引发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出现符合美国意识形态标准的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曾一度陷入低谷，而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更是成为了中国希望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多样化发展的嘹亮的“中国声音”。对于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制度优越感而言，这无疑带来的是焦虑和不安。中国发展为代表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在试图挑战西方的意识形态优越性，是中国想要输出自己的“模式”，侵蚀西方的价值优势。

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愈发自信，甚至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在诸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势(assertive)。这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戒备之心愈发强烈，担心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也将顺势推动“政治崛起”，一些政要和学者宣称所谓的中国“锐实力”或“影响力行动”会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价值观构成重大威胁。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向亚太地区倾斜，西方的忧虑不仅来自于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可能带来的对自由民主体制和价值观的冲击，也来自于西方国家内部，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日渐加深的“裂痕”。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和一系列“退群”行为使得欧洲国家对此极为不满，欧洲国家认为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主导下的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诸多保护主义、新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政策选择，开始背离美国和其西方盟国所坚持的西方式民主和自由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选择。特朗普个人的特立独行以及在国内事务与外交议题上的随意和专断，加剧了西方民主正在受到威胁的担心。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主题定位“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这背后便折射出当今欧洲深刻的战略焦虑：面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优先”政策、英国脱欧等的冲击，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牢牢占据世界舞台中心的西方国家突然发现“西方中心主义”正在衰落，因冷战而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西方阵营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团结了。美国执政团队对于“美国优先”战略、单边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等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稳定的政策后果视若罔闻，并因为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打压而成为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和内政议题上难得的共识，甚至成为了特朗普外交政策中在美国国内“最受认可”的政策领域。

2017年底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了三个重磅战略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报告一致强调大国竞争的时代已经重新到来，并将中国和俄罗斯定性为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大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俄两国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是“美国的繁荣与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更是被不少学界和政界人士比喻为“新铁幕演说”，认为美国有意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升级为全面对抗，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酝酿一场以阵营对抗为基础的“新冷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刚刚过去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表述则更为直白，他表示，“自由的国家就是比人类在文明史上曾经尝试过的其他制度更加成功”，并认为，把西方团结在一起的正是意识形态，西方正在美国的带领下赢得胜利。美国防长埃斯珀在随后的发言中更是将“走上非西方道路”的中国视为西方需要合力应对的头号威胁。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正被赋予意识形态和集团对抗的色彩，而美国这样做，至少能够从两方面获益：一方面在国内凝聚两党共识，团结民众意愿;另一方面则通过不断强化“共同敌人”意象，号召西方阵营再次“统一阵线”，并跟随自己再次赢得“新冷战”的胜利，从而增加对华实施遏制战略、维持全球霸权的筹码。冷战期间成长的一代人不少已占据欧美外交决策的核心位置，数十年形成的观察世界思维定式，“仍左右着不少人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甚至被很多政客当作政治动员的政策工具”。

即使中国崛起远未达到导致大国间“权力转移”和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变革的程度，西方国家仍然还是会挑起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要从价值理解的角度“遏制”中国的崛起，或是偏执地“引导”中国变革的观念，这不仅仅是西方的执政者面对中国崛起不可能放弃的价值优势，更是西方国家挑剔、指责中国而不可能放弃的“优势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冷战结束近30年，“中国威胁论”仍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历史、传统、宗教和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即便中国始终强调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合作共赢、文明互鉴、包容发展的道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价值观本质上并不会完全接纳坚持“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中国。

西方忧虑的根源

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政策哲学的思维驱动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另一个忧虑的根源是来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政策哲学的驱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流派对于“中国崛起”都有广泛、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会不断地追求权力，而国家的权力直接决定着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利益和安全，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基于这样的逻辑前提，现实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会引发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触发大国间在安全认知和心态上的变化，使得崛起国必然会寻求与主导国争夺国际体系规则的主导权，进而引发大规模战争。

“权力转移”理论是今天中国崛起背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重要的理论与经验来源。依照“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和自信心的日益提升，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必然发生。在西方国家看来，一个“强大而不满意”的中国“注定”会成为寻求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威胁”到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个经常被用来解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安全困境”理论解释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走向霸权战争另一种竞争态势，即双方均会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断追求权力最大化，且最终爆发冲突或战争的诱因是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随着新兴大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其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寻求增强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举动，在守成大国看来却很可能是在意图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守成大国出于恐惧和忧虑可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新兴大国看来，这又是恶化其安全环境的举动，因而会选择继续提升本国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螺旋式上升的权力冲突，便最终会导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爆发激烈对抗，甚至战争。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崛起的总体理论基调同样也比较消极，约翰·伊肯伯里(G. JohnIkenberry)教授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用他的理论来看待近期的中国，我们要么看到的是美国不再坚持“战略限制”而扩大中美冲突，要么中国坚持“中国道路”、拒绝融入西方体制而强化冲突。伊肯伯里教授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就全球规则和领导权展开激烈的争夺，只要美国能够不断巩固现有的秩序，西方秩序的存在就能够把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引导和限制为美国乐见的“和平转变”。在伊肯伯里看来，今日的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难以颠覆，而易于参与。中国依靠开放的、一体的、基于规则的西方中心体系来支持其经济增长，同时也从中受益。

如果中国不尊重国际规则和规范，则会面临西方主导的制度和规则，以及认同西方主导的制度与规则的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制约和限制。伊肯伯里教授为此断言，国际秩序的开放特性会不断地给与中国“激励”和“机会”，促成中国在与国际秩序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满足。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担心的，并非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而是美国和西方的相对衰落，缺乏维系自由国际秩序的意志和能力，将会给中国开启“挑战性行为”的“窗口”。

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大流派是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中国研究”并不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那么雄厚，但其理论引导的“中国认知”同样是消极的。温特把国际体系的文化分为三类：国家间遵循敌人逻辑的霍布斯文化、国家间遵循竞争逻辑的洛克文化，以及国家间遵循朋友逻辑的康德文化。温特认为，目前主导的国际体系文化为洛克文化，即国家间的相互身份是竞争对手，他们相互承认主权，遵循“生存和允许他国生存”的原则。竞争对手可能会使用暴力解决争端，但他们使用暴力是有限度的。竞争对手的身份使国家的基本利益成为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和征服。

对于中国崛起，建构主义认为中国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会逐渐内化国际规范，其身份由此得到塑造，也就会逐渐按照盛行的国际规范界定自身利益和行为，不会去挑战当前国际规范所构成的国际体系。但多数建构主义学者对中国崛起持消极态度，认为一个社会的信仰结构很难改变，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可能会加固身份和相互认知中的消极因素。也就是说，在与西方社会的互动中，中国也许会更加认为美欧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受益者，而自己是受害者，而西方则可能愈发认为中国尚不是一个充分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国家，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可能追求改变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和规范。

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结束了百年屈辱，重新走上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民族复兴之路。但中国崛起的时代和国际背景，是美西方在权力、财富、利益分配和话语体系中长期所占有的结构性优势地位。美西方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地位构成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随着中国等新兴国际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结构开始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新态势，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西方国家不会坐视中国走向强大，更不会把坚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理念”作为判断中国因素的标准。从维护西方国家权力、利益、财富和话语权优势的角度看，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不仅是对自身地位的担心，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西方政治、经济和价值体系自我运行、保持国际体系中主导优势的现实需要。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的权力竞争，而任何权力竞争的游戏在道义标准来上看一定是“丑陋”的。对此，我们需要适应，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抱怨。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威胁”感知，带有浓郁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在驱动。它们担心一个“非西方”国家在体系中的迅速崛起，可能会动摇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石。同时，美国政府基于冷战经验，通过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视为“共同的敌人”，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粘合”美国同欧洲及其他地区盟友之间“裂痕”的作用，还能够弥合国内两党之间的政治鸿沟，凝聚共识，团结民众。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撰文指出，近两年受美国国内两党、军方、学界、媒体界等对华实施强硬政策的“共识”的影响，美国普通民众的立场转化为一种近乎直觉的“敌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从2018年的47%跃升至2019年的60%，只有33%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而这一数据是皮尤研究中心自1974年起展开这项调查以来的新低。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是中国崛起必须直面的现实，更是保持中国崛起可持续的战略态势需要化解的战略性难题。“中国威胁论”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忧虑”，更重要的是，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利益竞争的深入，这些“忧虑”正在转变成政策和战略，构成了中国大国崛起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格局中最大的制约性因素。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第一次把中国称为超越俄罗斯的“首要战略对手”，宣布对华实行全面“战略竞争”，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推行印太战略试图在亚太地区孤立中国。弗格森断言，美国已经对华拉开了“新冷战”的大幕，美中长期的对抗将不可避免。最近，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构成了对人类公共健康与生命尊严的重大威胁。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共同威胁常常是中美关系缓和与合作的驱动力。但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威胁，我们恰恰看到的是美国在“防疫”“反华”和“脱钩”问题上的“三不误”。以至于美国学者都开始惊呼，中美在百年未遇的重大传染疫情的威胁下，必须保持合作，国际社会才能团结协调、共抗疫情。否则，美国将“犯下重大的战略性错误”。连认为中美关系难以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教授艾利森也强烈主张，特朗普政府不管如何想要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但中美竞争的同时，合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必须是美国抗疫的“朋友”。

深入分析和了解西方的“中国忧虑”，不是为了简单地抱怨和指责西方，更不是一味地“打嘴仗”;而是需要我们有更加理性和说服力的行动，需要在具体的行动中客观、准确和坚定地捍卫中国主张和中国利益。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0年5月(下)

原文标题：《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为什么忧虑》(本文有删节)

来源时间：2020/6/11   发布时间：2020/6/11

旧文章ID：22019

作者：美国一梦华胥  来源：华人生活网

6月9日，截止发稿为止全美新冠确诊已经201.5万，死亡人数新增563人，总死亡人数达到113.315人。

每日新增病例已经回到了3月31日的水平线，而新增死亡也在3月22日左右，目前还不知道现在的骚乱和开放会不会带来新一波高峰。

其实从各州分批或者全部开放来看整体还好，毕竟佐治亚，德州，佛州等都开放一个月以上了，并未见到大数据反弹，但是这次的全美大游行….人群如此密集，而且高喊口号等，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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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

非裔男子佛洛伊德的葬礼今天在德州举行，这已经是几天来举办的第三场葬礼，因为佛洛伊德的老家在德州休斯顿，所以这第三场葬礼即便是私人葬礼，但是规格极高，警方人员站队行李致敬，多位当地名人出席。

两周前，佛洛伊德遭受警方跪颈压迫而死，这是一件很令人感到心痛和悲伤的事件，但是随后这一事件的发展却慢慢走向了失控。

几天来，我们已经多次报道了该事件的后续。

如今全美依旧在有各地游行，但是主要为冷静的示威者。

在事发地明州和出生地北卡两场葬礼后，弗洛伊德的遗体先于6日晚间运抵休斯敦。准备了今天的第三场“私人葬礼”。

他的家人穿着白色衣服，据悉他将葬于母亲身边，在最初的那段视频里，佛洛伊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在叫着：妈妈。

所以家人认为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同时，今天德州出动了警力护送，警方全体向灵柩致敬。

同时，外面几千人聚集悼念他。据悉昨天有6300人参加了休斯顿的悼念仪式。

德州很多体坛和政界人士也参加了追悼会。

在会议上，著名的黑人牧师William ‘Bill’ Lawson谈到了：清洗白宫！（clean out the White House）

他要求全体响应，并在会议上宣布：弗洛伊德的死亡不是一个短暂的运动，而是一个真正变化的催化剂。这是否会像许多其他运动一样–一时的愤怒和愤怒，然后回到正常的业务？你可以这么说，因为偏见和偏执的人是不会改变的。但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变它们……显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清理白宫。

他说完，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包括Jamie Foxx、演员Channing Tatum、NFL球星J.Watt和国会议员Al Green等明星政要在内的约500名嘉宾出席了这场轰动的葬礼。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也亲自前往休斯顿，会见佛洛伊德家属，聊了一个多小时。

此前拜登已经多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且在一周内数次下跪。

双方会见后，弗洛伊德的家庭律师克鲁普(Benjamin Crump)在推特张贴了一张照片，显示现场人士还包括佛洛伊德的叔叔罗杰(Roger)及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夏普顿(Al Sharpton)牧师。

克鲁普谈到这场私下会晤说，拜登专心倾听，听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一同哀伤。

克鲁普说，拜登展现的同理心对家属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华人有句话讲人死为大，佛洛伊德的死从任何角度讲都是不应该的，但是当我们把一个罪行累累，正在犯罪的人当成英雄，将他的葬礼在全国“巡回”，让警察送行，规格堪比国葬时。

他成了“英雄”，而我们普通大众呢！

正如美国非裔、年轻保守派政治活动家欧文斯(Candace Owens) 所说，在黑人社区，对我们而言，为犯罪殉道已经成了极其时髦的事情。

一个前科累累的罪犯，当他拿着枪指着孕妇肚子时，当他准备去店里拿着假币消费时，当他吸毒抢劫时，他终于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英雄”。

来源时间：2020/6/11   发布时间：2020/6/10

旧文章ID：22018

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纽约时间：周日6月21日上午9-11点。

北京时间：周日6月21日晚上9-11点。

演讲题目：中美两国的故事–美国怎么失去了中国、中国怎么弄丢了美国？（Who lost China vs. Who lost America?）

主持与评论：洪朝辉博士，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 

主谈嘉宾：1）刘亚伟博士，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中美印象》主编、美国外交学会会员、艾默蕾大学（Emory University）政治学系兼职教授；

2）孙哲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曾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社会兼职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咨询专家、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演讲内容简介：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国民党兵败大陆，美国各界兴起了“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的大讨论，追究“国”败“共”胜的原因与责任。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渐紧张，美国沈大伟教授提出“谁弄丢了美国”（Who lost America），探讨中国失去美国部分亲华、知华人士信任和好感的原因。三位研究中美关系多年的学者将比较1950年代与2010年代两大“丢失”的历史背景，分析两大“丢失”的深度原因，探讨中美关系未来的可能走向和选择。

座位有限，敬请提前或准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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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1   发布时间：2020/6/11

旧文章ID：22014

作者：William J. Burns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近日撰文称，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化已经“传染”至其外交政策，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种族问题引发大规模抗议的背景下，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文章摘要如下：

　　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本应该让美国人团结起来。然而，在一个制造分裂的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社会正在被撕裂。与此同时，美国正面临一场百年一遇的流行病和延续几个世纪的种族主义和不平等问题。社会分裂在国内造成的影响令人深感不安，在国外带来的后果同样令人担忧。

　　两极化蔓延至外交政策

　　美国外交已经被政治两极化“感染”。政策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每届政府结束时其所做的承诺都会随之失效，机构被政治化，分歧被“部落化”。国内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正蔓延至国际事务。过去，共同的国内目标为美国外交提供了压舱石，而现在，它的缺失削弱了美国外交。

　　在美国，围绕外交政策存在党派分歧并非新鲜事。从里根时代的中美洲政策到小布什时期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经历了很多令人不快的分歧、激烈的政策斗争以及不同政府的态度大转变。

　　但正如斯坦福大学学者肯尼思·舒尔茨(Kenneth Schultz)所指出的那样，党派敌意和“精神分裂”正逐渐成为常态，而非例外。比如，参议院批准国际条约曾是一种常态，过去几十年却成为稀罕事，到奥巴马执政时，这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特朗普总统则证明他可以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他退出了一个又一个协议，满足于这种破坏带来的快感，完全不考虑备选项。伊朗核协议(“令人尴尬”)、巴黎气候协定(“非常不公平”)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我们国家的掠夺”)，这些由前任民主党政府谈判达成的协议统统被抛弃。继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后，特朗普接下来可能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威胁要恢复核试验，并在新的军备竞赛中“消灭”对手。

　　如果说蓬佩奥担任众议员期间组织的班加西听证会显示了将外交政策“武器化”以达到国内目的的威力(两极化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他担任国务卿的特点就是在全球舞台上将国内政治“武器化”。

　　外交政策两极化危害严重

　　考虑到两党外交政策共识存在无数缺陷和盲点，共识削弱本身并不是悲剧。但过去十年来毒害美国国内政治的严重分歧和“焦土战术”也在削弱美国的外交，其后果是严重的。其中，有三个方面特别突出：

　　首先，美国的公信力、可靠性和能力声誉受损。在华盛顿，公信力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汇，但它在外交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世界，美国不能再单枪匹马或仅靠武力达成目标，动员其他国家解决共同问题的能力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公信力显得格外重要。

　　如果连美国人的民选代表都不愿支持谈判达成的协议，甚至在其墨迹未干之前就抛弃它，那么美国的朋友或敌人又有什么理由要与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真诚谈判?即使谈了，它们为何要对美国政府会兑现承诺抱有信心呢?

　　美国正陷入两极化导致的功能失调的泥潭，本已经受损的能力声誉进一步下降。世界上其他国家总是抱怨美国的政策及地缘政治力量，但通常会勉强尊重美国的能力和榜样力量。如今，美国政府连让国会通过预算都做不到，更不用说让全世界一起阻止一场毁灭性的大流行病的蔓延了。特朗普曾经声称，外国人在嘲笑美国，但现实情况要糟糕得多——他们同情美国、轻视美国。

　　其次，两极化破坏了外交的非政治角色。作者曾经为10位国务卿工作，他们都有敏锐的政治嗅觉，但都谨慎地将国内政治排除在外交政策之外。相比之下，蓬佩奥是最具党派色彩的国务卿——系统地排挤专业人士，支持政治盟友，对想象中的“深层国家”发动战争，享受政治冲突，攻击“反对派”媒体，撤回保障措施(比如近期撤销国务院的独立监督机构)，并且几乎毫无掩饰地把国务院作为实现未来政治野心的平台。

　　如果其他国家习惯于应对截然不同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外交政策，那么它们就会逐渐忽视职业外交官，干涉美国政治，等待看似敌对的政府下台，而这将损坏美国的国家利益。

　　最后，当美国国内政治“不妥协”的特点也成为外交的特点时，外交的潜力会被削弱。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军向萨达姆部队投放了一本翻译错误的小册子。它把“要么投降，要么死亡”翻译成了“投降，然后死亡”。用后者形容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外交谈判方法再贴切不过，最能体现这一方法的莫过于向伊朗“极限施压”。

　　特朗普政府并非第一个接受“懒惰的”极限主义的政府。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直是美国外交的一个糟糕习惯。但在煽动外交政策两极化方面，特朗普政府比任何政府做得都多，在美国最需要外交潜力的时候扼杀了它。

　　去两极化难度大

　　去两极化是困难的。正如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所言，这在美国将是一个尤为艰巨的挑战。美国的两极化是一种特别尖锐的两极化，其存在时间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长、根基更深、涉及面更广，是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分歧的综合产物。

　　外交政策的两极化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政治精英，而非普通民众，这是好消息。但坏消息是，虽然两极化始于精英阶层，但很少会在此结束，一旦蔓延开来，几乎不可能消除。

　　如今，围绕气候变化和移民等外交政策议题，党派分歧明显，但在一些基础性的政策问题上，民意的分歧远没有华盛顿那么大。尽管特朗普总统提出“美国优先”，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积极、节制的作用，支持建立强大的联盟和开放的贸易协议。更重要的是，人们越发认识到，美国需要将外交政策更牢固地植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需求和愿望之中。

　　一项更能体现美国公众而非政治精英关切的外交政策，是去两极化的良好开端，但这还不够。美国领导人必须取得成果——在国外要有更强的纪律性，在国内要有政治技巧，而不仅仅是迎合票仓的倾向和喜好。

　　这意味着与新的选区(包括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待外交事务的市长和州长)合作，改革负责促进美国利益的机构。领导层需要达成一个反映新的全球现实和国内优先事项的外交政策共识，并抵制这样一种诱惑，即只要把所有关切塞进一场统一的全球行动(例如美中对抗)中，就能解决外交政策两极化问题。

　　早在特朗普主义出现之前，美国就面临两极化问题。换总统可以缓解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弥合新冠病毒大流行和抗议活动暴露的裂痕需要时间、憧憬和巨大努力。现在，由于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容许出错的余地要小得多。

　　本文编译自《大西洋月刊》网站文章Polarized Politics Has Infected American Diplomacy，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前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译者：沈凯麒

来源时间：2020/6/10   发布时间：20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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