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在过去的十多天里，美国国内各地爆发了抗议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暴力执法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的高峰期曾一度造成美国超过40个城市实施宵禁措施来缓和因游行示威所带来的动荡。目前虽然已经有多个城市解除了宵禁措施，但大规模抗议游行还在进行。

　　这次全美游行的导火索是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市四名警察针对一名非裔美国人的过度执法，其背后体现的是美国长期存在的少数警察过度执法以及种族歧视的问题。目前参与全美游行的人们可以粗略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和平抗议的群体，一个是暴力示威者群体。和平抗议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而暴力示威者行为是我们应该谴责的。

　　我这篇文章里不去对示威者和平和暴力的行为进行常规式的评论。我提出下面这个观点：示威者不管是大规模的游行还是诉诸暴力其实都是一种弱者的表现，他们的行动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提出的所谓“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这里谈到的“弱者”是指被体制边缘化的人或群体。在独裁体制下，谁被体制偏宠谁被体制歧视反映的是当权者的偏好(preferences)。在民主体制下，谁被体制偏宠谁被体制歧视更多反映的(相比独裁体制)—虽然远非全部—是自己的行为和选择。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美国长期存在的警察过度执法以及种族歧视的问题有一个原因就是少数族裔群体，比如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投票率低，参与体制政治频率低。他们无力影响政府决策，但他们的利益又取决于哪个党派执政，以及相应的政府的决策、国会的立法，和地方的法律的执行。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采取效率低的政治参与方式，比如游行，或者是选择经常是适得其反的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形式，比如打砸抢烧这种无政府的破坏行为。

　　民主是一个代表多数人意志的制度。少数族裔群体因为是少数本来就具有一个先天的劣势， 如果再减少自己的政治参与，就等于放大了自己的先天的劣势。游行、示威，甚至街头暴力是他们自己剩下的手里唯一的“弱者武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改变自己的行为，积极在各种选举中发声投票。

　　警察暴力执法和“弱者的武器”

　　5月25日晚上，一家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超市报警举报一名非裔美国人顾客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购物时被怀疑使用假钞。店家在电话里同时提到弗洛伊德似乎喝醉了/吸毒了。当地警察接警后，在已经为弗洛伊德戴上手铐，控制住他的情况下，其中一名警察选择将弗洛伊德头向下放倒在地，并单膝跪在弗洛伊德的脖颈上超过8分钟，最终至少间接导致了弗洛伊德的死亡(弗洛伊德的最终尸检报告表示其死亡直接原因是心脏骤停，但因弗洛伊德自身患有心脏病等潜在疾病，尸检报告不能判断警察的跪压是弗洛伊德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在我看来，至少警察的跪压是一个诱因。早前的另一份由弗洛伊德家人委托的第三方尸检有着不一样的结论，那份尸检报告认为弗洛伊德死于“持续压力窒息”)。

　　执法警察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视频经网络传播后，在全美引起了轩然大波，迅速点燃了美国民众，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群体的不满情绪。抗议游行5月26日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开始，最初的形式比较和平。但到了第二天，少数示威者开始洗劫当地超市、商店，焚烧当地建筑(甚至包括警察局)和美国国旗，打砸警车等。这样的打砸行为迅速蔓延到了全美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根据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消防局的声明，仅5月27日晚到28日早上这一晚上的时间里，明尼阿波利市示威核心地带就发生了超过30起人为纵火事件。

　　全美爆发的抗议游行的初衷是值得支持的。弗洛伊德生前受到的不公待遇体现了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种族问题，这里不仅有思想上的种族歧视，还有社会层面非裔美国人长期遭受的边缘化处境。新冠状肺炎在美国的流行就是一个例子。目前有数据显示，相比白人，非裔美国人在新冠状肺炎中的死亡率要高2.4倍，这背后体现的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黑人群体更难享受救治、贫穷导致的饮食习惯问题等等)。事实上，除了非裔美国人，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也长期遭受着不同形式的歧视或不公待遇，这是美国需要直面的问题。然而，部分示威者选择诉诸暴力的行为是需要谴责的，打砸抢烧玷污了他们示威的初衷。需要强调的是，大部分的示威者选择的都是和平的方式，暴力示威者是混在其中的少数群体。

　　美国当下的和平示威和少数的街头暴力让我想起了詹姆斯·斯科特于1985年提出的“弱者的武器”的观点。斯科特通过在马来西亚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论述了农民对于压迫阶层的抗争很多时候都不是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叛乱或革命，而是藏身于日常当中的，包括“纵火、怠工、联合抵抗、私下的抗议、偷窃、以及穷人之间的相互支持。”这些行为、手段被斯科特成为“弱者的武器”。根据社会学家郇建立的总结，斯科特笔下的“弱者的武器”：“(1)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2)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3)通常表現为个体自助的形式;(4)避免同权威发生任何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

　　美国当下的和平示威和少数的街头暴力和斯科特笔下的马来西亚受剥削的农民和他描述的“弱者的武器”有一些类似的方面。首先，他们不是体制内的行为，甚至是非体制，或者是反体制的(比如暴力行为)。另外很多活动是自发的，不是事先周密计划好的，而是在当时情景下的随机行动。示威者之间的联系是很松散的，并不通过某一特定的政治组织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平示威者会最大限度避免和警察正面大规模交锋，他们通过象征行为和行动，比如跪地和涂写标语，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

　　非裔美国人手里有更有效的“武器”

　　在斯科特的笔下，“弱者的武器”是马来西亚农民的唯一有效“武器”，这和当时马来西亚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一党专制—有关系。然而，在这次美国的事件里，示威者手里实际上是有着更有效的“武器”的，那就是投票选举权。

　　过去这3年多里，我多次预言美国的种族冲突会有加剧的趋势。这和特朗普以及他领导的共和党有直接关系。我在2019年8月的《黄亚生：强人政治时代与世界混乱》中谈到，“在国内层面，特朗普自竞选起长期的针对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极端言论煽动起了美国国内一些极端和种族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躁动，为国内社会的安全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就在两周前，美国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先后在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发生两起枪击案，嫌犯均为20多岁的白人男性。而根据警方和媒体的事后调查，得克萨斯州枪击案中的嫌犯曾多次在网络上发表反移民言论，其疑似社交账号上充满了“特朗普”和“造墙”的热搜标签，显示其是一名极端的特朗普支持者。而去年10月份在美国向名人政客寄出十多件‘炸弹邮包’的犯罪嫌疑人也是一名极右翼支持的特朗普狂热分子。我相信美国将会有更多的动乱发生。”

　　我在当时还指出，“美国已经有学者对特朗普当选对于美国仇恨犯罪频率的影响做过研究。美国两名大学教授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统计了美国1992年到2017年的仇恨犯罪数量后，他们发现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仇恨犯罪数量有非常明显的上升。以统计方法研究发现，美国2016年末和2017年仇恨犯罪上升的现象和特朗普当选这一事件有很强的相关性。同时，该研究还表明以郡为统计单位，特朗普支持率越高的地区，仇恨犯罪在2016年末和2017年的增加越明显。除此之外，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几家媒体创建的一个佛罗里达州仇恨犯罪数据库，里面记录了由在佛罗里达州的游客或当地居民上报的仇恨犯罪事件。有媒体在随机阅读了里面的169个案例后发现，其中四分之一的案例里记录了受害者表示嫌犯在犯罪时提到了特朗普的名字，或认为案件与特朗普有间接关系。”

　　一个悲剧是非裔美国人群体的低投票率是特朗普在2016年可以当选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在美国各种选举中，白人群体一直是投票率最高的群体，领先于其他族裔群体。这一现象在2008年和2012年曾被打破过。在当时，非裔美国人群体群体的投票率接近，甚至超过了白人群体的投票率。这里面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当时参选的是奥巴马。在2016年，非裔美国人群体的投票率迅速回落。根据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研究，如果非裔美国人群体在2016年的投票率可以维持在2012年的水平上，那么民主党可以拿下密歇根、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这几个竞争激烈的州，并且一举赢下大选。那么，今天就不是特朗普坐镇白宫了。

非裔美国人群体2016年的投票率相较2008年和2012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图片来源：NYT

　　不仅仅是总统大选，在中期选举(见下图)，以及个地方选举中，种族之间投票率的差距也一直长期存在。而且这种种族之间投票率的差距在白人与拉丁裔以及白人与亚裔中甚至更大。根据政治学家伯纳德·佛拉加(Bernard L. Fraga)的研究，少数族裔整体的低投票率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近几次民主党的国家层面的选举结果。根据佛拉加的计算率，如果少数族裔整体的投票率可以和白人群体在同一水平上，那么2014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参议院可以多获得4个席位，而在2016年里，可以多获得3个席位并且拿到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在中期选举中，种族之间投票率的差距也一直长期存在

图片来源：NYT

根据政治学家伯纳德·佛拉加的研究，少数族裔整体的低投票率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近几次民主党的国家层面的选举结果

图片来源：Washington Post

　　结语

　　对少数族裔群体—包括亚洲裔美国人—利益的最大的威胁就是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而共和党的选举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少数民族不去应用他们手里的“强者武器”—投票。同样的道理，对年轻人的利益—比如全球变暖–最大的威胁也是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但是年轻人不投票，使共和党获得多次选举胜利。

　　这就是我号召民主制度应该采取强制投票的原因(详见《黄亚生：民主的“代价”——为什么美国应该强制投票》)。弱者的武器是虚弱的、苍白的、没有效率的，甚至有时会适得其反。中国有句话，“人民的问题用人民币解决。“ 同样，民主的问题要用民主来解决。

来源时间：2020/6/10   发布时间：2020/6/9

旧文章ID：22006

作者：韩亚栋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眼下，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所引发的抗议活动仍在全美各地继续。“我无法呼吸”“黑人的命也是命”“对警察暴力说不！”激愤的抗议口号，让美国长期积累的系统性社会政治问题暴露无遗。

不合理的现象为什么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两党恶斗、政治极化，不断扩大的“美国分裂”，揭示了美国政治体制运转中的哪些根本性问题？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

“选票无法消除制度性的种族不平等：在黑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同时，对他们的管控也加强了

Q

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说：“只要黑人依旧遭受警察暴力迫害，我们就不会满足。”几十年过去了，黑人的政治地位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为什么能够长期持续？

2020年6月6日，美国芝加哥，示威者手举弗洛伊德的画像参加游行示威。

王绍光：基辛格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情况让人很沮丧，一种是你追求一种东西，永远追求不到；一种是你追求某种东西，追到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要的。普选权有点像后一种情况。为争取普选权，多少人前仆后继，不惜坐牢、牺牲，好像一旦拿到普选权，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最终实现了普选权，人们恍然大悟：它好像也解决不了太多问题。

在美国，最初几个世纪，黑人是奴隶，并不被当作人看待。1861-1865年，南北战争以后，黑奴据说被解放了，但其实还没有被当作人看待。从那时到现在的150多年里，黑人争取作人地位是与争取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1870年，第15条宪法修正案赋予黑人男人投票权，但各州立法与最高法院判决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又剥夺了这项权利。1920年，第19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但最初并未将此项权利赋予少数族裔妇女。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黑人的投票权仍未真正实现。

直到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1965年投票权法案》后，黑人的投票权才逐渐得以实现，合法的种族隔离被破除。然而与此同时，约翰逊开始大力加强美国警力，于1968年发起“向犯罪开战”的号召，并在卸任前通过《综合犯罪控制和安全街道法案》。2016年出版的《从向贫困开战到向犯罪开战：美国大规模监禁溯源》一书对此有精到的分析。现在黑人只占美国人口不到13%，但三分之一的监狱人口是黑人。也就是说，在黑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同时对他们的管控也加强了。

黑人现在有了投票权，但他们只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且投票率比白人低。大家可以想一想，仅靠选票能否消除种族不平等，能否提高黑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如果选票无法消除制度性的种族不平等，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这些办法可不可能实现？我们不妨做一个极端假设：黑人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全部参与投票，如果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不同意，他们要不要少数服从多数？可见，很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未必能靠选票解决。1619年（即明朝万历年间），第一批非洲奴隶就抵达了今天的美国，距今已有401年。不改变美国的制度本身，黑人还要等多少年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

美国监禁本国公民的强度和规模远高于其他国家：警察暴力执法是美国所谓“法律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Q

您在美国求学执教多年，对美国警察制度颇有研究，您如何看待警察暴力执法现象？它戳穿了美国社会的什么神话？

王绍光：美国警察可能是世界最“牛”的。首先，警察多。按每十万人警力计算，美国是中国的两倍多。其次，经费多。按不变价格计算，现在美国的警力开支是40年前的约三倍。第三，规矩严。上世纪90年代我在耶鲁大学任教，看到过美国工人罢工，警察在地上画了一个圈，罢工者在圈里打转转进行所谓“抗争”，跟马戏团杂耍一样。第四，出手狠。面对反抗，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包括开枪。但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不能跟警察作对。

6月6日，美国首都华盛顿迎来了十几天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游行活动。

警察暴力执法在事实上成为美国所谓“法律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黑人的暴力执法只是其中一个侧面。大规模使用监狱来关押罪犯，是美国控制犯罪、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约翰逊总统启动“向犯罪开战”的政策后，向国会提交了新的法案，用联邦政府的钱增加警力，在城市地区加强巡逻，开启了大规模监禁的序幕。人口仅占世界总数5%的美国，拥有世界25%的监狱人口。每时每刻，美国都有200万以上的人在押。美国监禁本国公民的强度和规模远高于其他国家。有人认为，只要是民选政府，警察执法无论怎么暴力都具有广义的合法性。这样的逻辑并不成立，凭什么我投个票，就同意你所有的胡作非为？从“我有一个梦想”到“我无法呼吸”，“梦想”还未实现，“呼吸”已被剥夺。弗洛伊德事件戳穿了美国制度会自我纠正的神话。

“民有、民治、民享”的制度，已经演变成“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

Q

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顽疾，而此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喊出“99%对1%”的口号，成为美国阶层矛盾激化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撕裂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王绍光：自19世纪末开始，美国社会就存在着严峻的经济不平等。此后有一段时间，美国社会不平等趋势缩小。除了底层的抗争，还因为世界上存在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导致美国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对底层民众作出一些让步。

过去40年间，美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不平等激化。2009-2012 年，居于美国社会前1%的家庭收入增长了31.4%，而其他99%的家庭收入仅增长了0.4%。这几年间，美国家庭总收入增长的85.1%进入了前1%家庭的腰包。在《我们的孩子: 危机中的美国梦》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揭示了当前美国社会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 日渐加深的经济鸿沟横亘在美国社会，筑起一道森严的阶级壁垒。穷孩子难以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下一代美国人的美国梦处于危机之中。普特南将其归因于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制造业的衰败，其实不然。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已经演变成“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这样的民主显然无法解决99%人群的需求问题。在一项名为《美国政治的检验理论：精英、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的实证研究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团队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福山在《美国政治——衰败抑或更新？》一文写到：“两个政党中没有哪一个对这一正在败落的群体尽职尽责”。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现了一个被普遍使用的口号：“华尔街拥有两党。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党！”美国人民已经与所谓“民主”制度共舞了200余年，如今他们发出了疑问：自己真的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吗？

美国的很多问题不是无解，而是这些解决方案不是当政者可以做出的

Q

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在困境，对美国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王绍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的老板不是当政者，而是有钱人。美国的选举是很费钱的事。这就导致两党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因此也就很难指望他们去改善底层民众的处境。就连美国学者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变成一种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的政体。

美国很多问题不是无解，而是这些解决方案不是当政者可以做出的。比如控枪问题。在美国都吵了几十年了，丝毫没有进展。作为美国最大单一议题利益集团，“全美步枪协会”凭借强大的游说能力左右选举、影响立法。好几任共和党总统都曾受惠于它，一些国会议员也被其拉拢。它还为会员出版了《投票指南》，鼓励大家给反控枪的候选人投票。再比如医改。高额的医疗费用增长使美国成为目前世界上人均医疗保健投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美国也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的国家。上百年来，美国历届总统都或真心或半心半意地推动过医疗保障方面的改革计划，但基本上都以流产告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无不是那些相关商业利益集团有组织地游说、抵制的结果。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牵涉的相关利益群体非常多，情况异常复杂，往往导致强势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或绑架决策。

今天的问题不过是历史问题的延续：认为两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的看法太过天真

Q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许多现象，都跟其国内政治极化的问题有关。美国的两党制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

王绍光：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政治学文献就有不少讲政党的危机了。今天的问题不过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危机不见缓解，反倒愈发严重。两党在政见和政策上越来越固执己见，不愿妥协，甚至也不敢妥协，推动改革的动力与活力丧失在日复一日的党争之中。

有人认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不满某党执政，他们可以把另一个党选上台。这样一来，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其实稍微了解一点美国政治，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太过天真。表面上看，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在政党政治的运作下，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1972年以前，超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越来越多，其比重在2009年以后超过民主党、共和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就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45%左右。然而在美国“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出头的机会微乎其微。独立选民要么把选票投给自己并不中意的两大党中的某个党，要么把选票白白浪费掉。无论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任何当选的政党或政客都不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一民众的真心支持。而且，美国50 个州三分之二几乎都成了事实上的弱竞争或无竞争的“一党州”。在“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民主党”是浪费；在“民主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共和党”是浪费。在绝大多数选区，选举结果早已在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就已经决定了。“无选择困境”成为美国选举的常态。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到底代表了谁、代表了多少人？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

美国的问题不是“民主过度”，而是“空头民主”

Q

在美国，公众在民主制度中的地位为什么被不断削弱？您如何评价这种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现象？

王绍光：“民主”一词源于希腊语，其原意是由人民直接进行治理。或用中国人常说的话，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在《抽签与民主、共和》一书做过梳理，从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民主到十八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抽签是民主的主要实现方式，长达2500年。在此期间，亚里士多德、卢梭等思想家都把民主与抽签连在一起，而选举则被视为寡头政治的特征。选举跟民主挂钩是很近的事情，充其量不过两三百年。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它将展示，选举之所以替代抽签是因为统治精英相信，选举结果是可控的，而抽签结果难以控制；对统治精英而言，选举是一个更有利的选择。于是他们将“民主”一词悄悄改造成精英统治加老百姓同意，其运作机制就是投票。后来这种民主理论成为主流。至今，很多人熟悉的所谓民主理论，就是指竞争民众选票的精英统治。一些人甚至认为，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没有别的选项；民主只有一种实现方式，即竞争性选举，别的方式都是不民主的、专制的。这些说法无比荒唐。

这样一种通过偷换概念而形成的代议制民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第一，代议制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替自己做主。第二，由于投票率的问题，代议制民主选出来的“主”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第三，在代议制民主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选民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公众在选举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第四，由于其两大支柱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制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不平等的民主”；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的政体。这也正是那些研究古典民主的学者的结论。2016年，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在《民主：一部生命史》一书，对代议制民主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

这些年即便在欧美，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代议制民主未必是真民主，民主也未必只有选举一种实现方式。比如协商。选举式民主认为人们的偏好是固定的，所以用投票来表达偏好。但协商民主认为这种原始的、没有跟别的观点碰撞过的意见可能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那种经过互相碰撞、协商以后的意见。决策参与也可以是当家作主的一种方式，适用于涉及利益相关方的较特殊场域。利益相关方势均力敌，且都有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用参与的方式。涉及大量参与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民众时，群众路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适当的方式。比如制定一些全国性政策时，在一些偏远村落的人们如何发声、如何影响决策？这种情况下，群众路线更适用，需要掌握权力的人深入到这些地区去做调研，把大家的意愿反映到决策过程中去。选举也可以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方式，我们不应该完全排斥选举，正如我们不应该将它看作民主的唯一实现方式一样。但选举有个内在的缺陷：容易被操控。

美国学者对美国体制唱赞歌的已经很少了

Q

近年来，曾经高呼“历史的终结”的福山等知名学者，开始不断批评美国已经进入制度的“衰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您对此作何评价？

王绍光：福山的理论是从他的老师亨廷顿来的。上世纪50-60年代，有一套政治发展理论，它是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假设政治是单线向前发展的，从低水平不民主到高水平民主。但亨廷顿在60年代末发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政治衰败。一开始，他认为政治衰败只会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到了70年代，他发现美国也可能出现政治衰败。也就是说，制度越变越糟糕，没有自我完善的能力，不能解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

福山关于美国政治衰败的说法，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想法。美国学者对美国体制唱赞歌的已经很少了，大量用“衰落”、“衰败”、“失败国家”来形容今天的美国。我去年去了一趟美国，发现跟20年前的美国比没有多大差别。这里，我仅仅指市容市貌，其他东西可能变得更糟了。

一种政治制度好不好，关键看它能否解决好本国的问题

Q

您长期研究比较政治学，在您看来，对待不同国家不同制度，比较可取的态度和方式是什么？特别是，如何破除对一些国家一些制度的“迷思”？

王绍光：一种政治制度好不好，关键看它能否解决好本国的问题，短期中期长期，能够根据情况不断调整，就是好的。以所谓民主、非民主的标准来评判政治制度的优劣，这就把复杂世界简单化了。

各国体制各有其特点。评价一国体制，很重要的是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一种体制，而不是一上来就拿一套抽象的概念当作唯一的标杆。

把美国制度神化本身有巨大问题。相反，实事求是是比较辛苦的。我研究了一辈子政治学，最初也是从抽象概念钻进去，最后从实事求是走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走出来，这才是希望所在。

来源时间：2020/6/10   发布时间：2020/6/9

旧文章ID：22005

作者：富强的方向  来源：富强的方向

最近，国内媒体的热度题材，能与新冠疫情、美国骚乱和美中关系比肩的事件，就是中印两军五月上旬开始的在阿克赛钦班公湖地区加迈万河谷的对峙了。

要弄清中印两军这一次持续一个月对峙的背景，首先要搞清楚这一地区领土争端的来龙去脉。

我们不妨先看一张图：

这张图的原图，是印度制作的“克什米尔地区现状图”，红线范围就是印度人认为的克什米尔地区以及被控制状态。

这张图传给我们更重要的信息，是体现了印度人对克什米尔区域的认识：

——克什米尔应该只归属印巴两国，没有中国份。

那么，这一地区涉及中国的地方位于哪里呢？

我们再缩小一下地图比例尺，看看更广的领域就明白了：

请注意：图中的红线，是新疆到西藏唯一的车行公路——新藏线。

看了这张图，我想读者们也明白了印度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占领阿克赛钦地区的战略野心了：

——如果占领阿克赛钦地区，就可以掐断西藏与新疆之间的联系。

当然，这张图也直观地说清楚了我国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领土主张。

因为，阿克赛钦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所以，印度对中国的最大领土诉求就是——阿克赛钦是印度的领土。

而这一地区目前属于中国实际控制。

中印两国在阿克赛钦地区，双方控制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请看下图：

图中：

红色虚线区域为“争议区域”；

黄色虚线为中方主张线；

黑色虚线为印方主张线。

图中可见，中印边境这一段的共有4个争议区，除了最下面那块最小的被印军控制以外，其余均为我军控制。

而被我军控制的这三块区域，恰恰是印方最强烈的野心诉求。

这是为啥?一旦印度拿到这三块地，特别是阿克赛钦，具有四大意义：

第一，这对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极为有利。如果印度占领了阿克赛钦地区，可以对巴控克什米尔形成居高临下两面夹击的态势(见本文第一图)。

第二，可以掐断中国西藏到新疆唯一的车行通道。有利于印军在中印边境中段(亚东及洞朗方向)、东段(藏南方向)可能发生的战事(见本文第二图)。

第三，可以解除印度的“拉达克之忧”。拉达克可谓中国的曾经故土，曾经属于西藏的一个部分，大部民众均为藏族，信奉藏传佛教。英国殖民印巴期间把拉达克地区划为克什米尔范围，独立后的印度承接了英属印度的衣钵，拉达克变成印度的领土，而拉达克也是整个克什米尔地理环境最好的地区。印度对于这一现实还是心虚的，担心哪一天中国收回这一地区。

在印度内心，只有占领阿克赛钦地区，印度的这一忧虑才会解除。如下图：

第四，可以解除印度的“国安之忧”。印度一直担心，中印一旦开战，拉达克方向就是中国进攻印度的主要方向。因为拉达克地区所谓的“河谷”，实际上地形非常开阔，有利于坦克装甲车大部队的机动和部署，一旦中国军队占领收复拉达克以后，就能与阿里地区连为整体，大军南下不足400公里即可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如下图：

因此，印军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就在拉达克地区内。

印军不仅在这个地区修建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还不断修建大量道路，以及大型隧道。

这一次中印两军发生对峙，就是因为印军试图越过实际控制线修建道路引发的。

而我军显然不可能视而不见，因为这会打破平衡，对我方不利，最直接的威胁就是离争议地区不远的新藏交通线。

两国军队会打起来吗？

会“擦枪走火”吗？

作者的回答是：

两军会经常使用棍棒石头拳头飞腿“打群架”，但不会真的大范围开枪开炮，不会升级为战争。

比如这个镜头，前年几乎人尽皆知：

比如这一次，两军官兵又打了一场“群架”，打完以后我军士兵又学习1962年的解放军那样，“优待”印军受伤官兵。

为啥说两军不会真的枪炮相见呢?

理由就是三个：

第一，如果真打起来，正好中了美国的下怀。

美国人一直致力于挑起中印两国之间的战争，总想给莫迪做后盾，可莫迪的智商显然不低于特朗普，不会上特朗普的大当。

至于美国为啥希望并怂恿印度挑事?呵呵，估计能读到这篇文章的读者无人不懂。这就不必赘述了。

第二，中印之争，都不是两国的当务之急。

中国的主要朕略方向在台海南海，印度的最主要战略方向在巴基斯坦。

实际上中印两国在边境上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就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样，需要升级，改善各方面条件，以备不时之需;并需要增强自身的威慑力，争取更多有利条件。

一句话：两国的=都有强烈的领土诉求，但实际上所有的动作都是一种防御态势的表现。

第三，两军边界地带的对峙和友好早已成为常态。

正是由于边界存在争议，一直没有划定，中印两军在边界地区的“越界”与对峙，“动口不动手”、“动手打群架”，几十年早已成为一种常态，对峙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与此同时，两军之间的友好似乎更是主流：

因此，我们对印军方面时不时总在“找茬”的表现，不要以为那真是印度想和中国打仗，而是国内政治的需要，尤其是印度领导人们的选情需要，决不能表现出惧怕中国的样子;尤其是面对反对党的质疑和批评攻击，执政党方面自然要做出一些像样的硬气表现。

说白了，这都是为了选情忽悠印度老百姓的。

包括一些印度媒体大肆炒作，不仅有经济需求，也有受控于某个政党的原因。

最后我们想一想：

为啥这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对峙，两国高层、军方领导和外交部都没用公开谴责对方?没有发表公开讲话或者主张?都不想把事情闹大而已。

因此，对于两军对峙，我们没必要过分解读，过多担忧。

来源时间：2020/6/10   发布时间：2020/6/10

旧文章ID：21993

作者：遐思客  来源：美国华人

正当人们为永远摆脱冷战时期两强争霸的危险而庆幸不已之际，大国之间的争斗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世人的头顶。如果说，美苏争霸可能释放的恶魔是核战争;那么，中美对抗可能造成的残局是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诚然，中美两国间的摩擦由来已久，早已不是新闻。但是，新冠病毒流行爆发后形成的中美对抗，正以其深度，广度，和心理冲击力度，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承受底线。面对如此可怕的局面，人们自然会问，中美关系走进困局的症结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学理上的分析梳理是关键所在。我们首先必须看到，中美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世界局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行进若干年后的今天，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考察，就必须从中美两国的外交战略和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开始。有了对全局的深刻认识，我们才能体察中美关系变局的实质。

美国当代外交战略

从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到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美国政治精英阶层形成了一整套以宪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理念的外交战略。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美国几十年来历届总统的外交政策大体都没有越出这个战略框架。这个外交战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盟国辅助，外围国家跟从的国际体系，以维护世界和平，贸易公正，金融稳定，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并持续推动各国向宪政体制过渡。从手段上说，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几个不同层面的组织机制。军事层面，美国以本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威慑机制，以北约，美日同盟，美澳新同盟为国际军事组织力量，形成军事干预的国际合法性。政治层面，以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形成国际讲坛，为贯彻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意志提供最大程度的合法性。而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性政治组织则成为维护国际体系的堡垒。在经济层面，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机构，确定国际经济行为的准则和运行机制，保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奥巴马时期美国主导建立的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和谈判中的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是美国精英阶层试图在新形势下升级国际体系的努力。至于这个外交战略的业绩，可以从欧洲到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成就中窥见一斑。

在外交战略和国际体系的思考中，美国学术界和外交界一直有所谓理想主义(Idealism)和现实主义(Realism)的辩论。外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对威尔逊的国际大同理想主义多有批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考察外交现实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就不难发现，基辛格这样的外交现实主义者所挑战和批评的，是威尔逊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战术主张，而并非他们的战略观念。为二战后威尔逊-罗斯福国际体系做出等价贡献的罗斯福，就没有受到外交现实主义者的强烈非难，尽管罗斯福的外交战略理念师从威尔逊。就是说，到奥巴马为止的美国总统，无人背离美国二战后形成的当代外交战略。

中国当代外交战略

中国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外交战略主旨，就是尽力创造并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设立便利条件，同时努力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扩大交往，以获得中国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体制改革知识。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中国的外交战略主旨，那就是尽快融入国际社会。

近十年来，这种曾经为国际社会赞赏的战略似乎开始模糊了。一方面，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成员担忧，中国的外交战略似乎有改变的意向 。这个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第二大受益国，好像不再满足于单纯接受已有的国际组织机构和规则，不再欣喜于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和利益，等等。另一方面，从学术界到政界，再到民间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国人成了热情有加的国际体系修正主义者，甚至是革命倡导者。他们认为，把中国束缚在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不能仅仅是现有体系的被动受益者，中国要参与规则制定和修改，要成为理念的贡献者。隐约之中，一个独立于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新型国际体系呼之欲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学术界和政界的所谓温和派，也只是在战术层面质疑激进的修正主义者和革命者，主张中美可以和平共处，中国不必以激进甚或革命的方式推动国际变革，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几乎没有人从战略层面质疑一下，抛弃或根本改变美国主导国际体系这种想法，对世界会构成怎样的威胁;对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又会有怎样的危害。

本来，提出对二战后国际体系的质疑，本身无可厚非。美国主导的体系从来就不是完美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执国际体系领导权的美国，对坐二望一的国家产生疑虑，是正常的。中国学术界主流和政界似乎没有以理念，政策和行动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中国期望的国际体系的形式和内容是什么样的。国际社会希望知道，改革开放初期"融入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否仍然是中国的既定外交国策。如果认为美国主导的军事安全体系应当废除，那么中国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军事安全体系;如果认为世贸组织不公正，那么中国主张建立什么样的国际贸易体系;如果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系的金融体系成效不彰，那么中国想建立什么样的国际金融体系;如果觉得联合国这个机构效力不够，那么中国试图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机构，等等。仅仅批判美国的政策，而没有一整套的对新的国际体系的构想和承诺，无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大国崛起的疑虑。事实上，中国的一些政策行为和对国际承诺的履行意志，已经并将继续构筑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正面或反面的估价。国际社会在焦虑中等待中国学界和政界对外交战略的定义。

福山理论的国际关系意义

福山为代表的理念把人类社会最终的归宿定义为"普遍性同质国家"(universal homogeneous state）。这个最终的社会形态将是一个以法律系统认可和保障个体普遍权利的自由国度，是一个以受治理者的首肯为前提的民主国度。这样一个国度之所以会成为历史的归宿，是因为其体系内不再存在无法自行调和的内在矛盾(Internal contradiction)。所以，事件仍然会在社会的发展行程中发生，但是以打破现存社会体系为目标的政治，经济，社会革命不会再发生了。换言之，福山所定义的历史归宿是指人们所经历过的“大革命”到达了终点，而社会历史进程没有终结。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这一历史理论的意义，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是，人类历史发展在最终的理念上，是单线索的。以宪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西方现代文明，终将史诗般地唱响在整个世界。欧盟的实践为各国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确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榜样。就是说，当某一地区的国家在体制上逐渐趋同，成为普遍性同质国家时，欧盟模式就可以实现。即使实行欧盟模式的条件在某一地区还不成熟，欧洲共同体和欧洲煤钢联营的模式仍然可以借鉴，以创造向欧盟模式过渡的条件。

以福山历史理论考察，美国当代外交战略目标与福山的理念是一致的。就实践而论，没有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美国一贯的支持维护，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都是无法想象和实现的。欧洲的一体化是美国当代外交战略的一个成功典范。以欧盟目前遇到的问题质疑其合理性的人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欧洲一体化，现在的欧洲会是什么景象?恐怕早就发生过几场威胁人类生存的战争了。所以说，在战略层面，欧盟代表国际社会融和的大方向;在战术层面，欧盟有许多方针政策需要改革和调整。

外交战略眼光，就在于以动态的长远透视力，看到历史发展的合理目标，并以此为基点，推动国际社会向这个目标行进。相对而言，那种以静态眼光看待国际关系现状，把现状基础上的理念当作固态的地缘政治观和文明冲突论，只能囿于战术层面的思考，缺乏战略前瞻性。以此观察，国际体系和历史最终归宿这种前瞻性极强的战略观念，由具有深厚学术背景的威尔逊和福山提出，就不奇怪了。如果说，学者兼政治家的威尔逊提出的国际体系理念，引导了二十世纪百年来美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整和;那么，作为学者的福山提出的世界史理论，将启发二十一世纪百年中美外交战略的成型和国际秩序的重组。

外交领域的特朗普主义

威尔逊-罗斯福国际体系在二战结束后成型。如果把此后到奥巴马为止的外交政策变化，做成一张统计学意义的正态分布图，我们会看到变点基本聚集在外交政策均值的一个标准偏差线(Standard Deviation)周围，波动不大。原因不难找到。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美国总统们在外交政策上没有战略区别，只有战术变化。

2016年美国大选给了世人一个诧异。上面那张外交政策变化正态分布图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极端奇异点(Outlier)，远远偏离图中美国外交政策变化均值左右的三个标准偏差线以外。这个极端奇异点就是特朗普主义的出轨理念和政策。它的出轨之处在于，把美国当代外交战略中的核心理念，由国际主义(Globalism)转变成了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

2019年4月20日，曾经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的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以圈内人身份，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发表文章，阐述特朗普外交战略的理念。文章的题目就叫"特朗普主义"。

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里，安东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外交政策》的传统读者群(学术界和外交界精英)的不屑，强调特朗普既非传统现实主义者，也非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安东很清楚，传统精英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威尔逊和罗斯福的国际观。特朗普主义的实质则恰好相反，其基调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此最无歧义的说明，是特朗普本人2017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和同年在越南岘港市APEC年会CEO高峰会上外交政策发言。在这两个场合，特朗普强调了家园的感觉，欢呼伟大的民族国家重新觉醒。在安东眼里，这样的民族觉醒和国家主权重建，符合人类天性，必然打碎现有的国际体系，冲破其束缚，阻断全球化的进程。所以，特朗普有充分理由与法国的勒庞(Le Pen)，意大利的萨尔維尼(Matteo Salvini)，波兰的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匈牙利的奥班(Viktor Orbán)，巴西的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英国的约翰逊(Boris Johnson)那种民粹式民族主义者站在一起，并引为同道。这种民粹式民族主义在当今国际观上的意义，用以色列右翼思想家哈佐尼(Yoram Hazony)的话说，就是以民族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必然导致的帝国主义。就方向和结局来说，安东把民族主义浪潮的四处泛滥称作国际秩序的正常化。

特朗普外交的个人利益枢轴

如果特朗普外交驱动力主要来自民粹式民族主义的理念，那不管他的理念是多么脱轨的奇异点，他本人在政届的反常度还不算太过。问题是，特朗普外交另有一个驱动枢轴：他的个人利益。对于特朗普来说，民粹式民族主义理念起的是旗号的作用，把40%左右的选民绑在疯狂疾驰的特朗普战车上。金钱和财富才是这位依赖法律灰色地带巧取毫夺的商界玩家之最爱。为了个人和家族财富的积累，他可以置美国国际体系的核心利益(欧盟，北约，美日同盟等)于不顾，和执意打破这个国际体系的北极熊密谋协议。那张外交政策正态分布图出现的奇异点之所以如此夸张地远离均值几个标准偏差线以外，正是因为特朗普的个人利益驱动枢轴与美国国际体系核心价值背道而驰。

正如普莱斯(Ned Price)2020年5月1日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特朗普外交在表面上显得杂乱无章，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可预见;对于一个诚实的观察者来说，特朗普的言行恰恰暴露出危险的可预见性：他的个人利益无时不刻地在推动他的决策。比如，他自己发动贸易战，然后试图以贸易协议在选战中作为政绩。为了这个政绩，他可以置白宫顾问们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警告于不顾。

中美关系的几个考察层面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关系涉及的几个复杂的不同层面，绝非单纯的第一和第二的排行关系可以解释。中美两国的政界和学界人士首先需要阐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是否需要维护和改进。如果需要维护，那么美国的主导地位是否应该受到挑战。如果需要改进，那么TPP是否代表改进的方向?如果这个体系不再合乎现实，那么用什么样的体系来取代它?这是关系到国际社会前进方向的哲理性问题。人类是否应当携手共奔同一个方向?希望中美两国有关人士可以重温"中美国" (Chimerica) 这个概念的意涵 (参见Niall Ferguson, "Niall Ferguson Says U.S.-China Cooperation Is Critical to Global Economic Health”,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2008)。

其次，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都需要思考，地缘政治观念以及与之相连的文明冲突论，在科技推动下的全球化浪潮中，还有多大的意义。如果地缘政治观念在新形势下失去了以往在哲理层面的份量，那就要减轻乃至消除它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再次，哲理概念和战略观念确立后，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都要界定战术层面言行的限度，不能让战术层面的操作扰乱战略的方向。

最后，美国学界人士和中国政学届人士，需要厘清美国正常外交战略走向和反常外交突击之间的区别。重点在于，不要把特朗普外交等同于美国外交。

下面，就这几个涉及到中美关系走向的问题做具体分析。

二战后国际体系需要维护和改良

福山所述历史最终归宿论中世界单线索进步的观点，在欧盟的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欧洲战后大体上的和平，繁荣，进步，和公正，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战乱和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大陆国家坚持欧盟路线，说明了这条路线在欧洲之深入人心。另一个例证是亚太地区。美日，美韩，美澳新等条约维护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为这个地区的国家参与并融入战后国际体系创造了条件。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崛起，为福山的历史观画面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而后，中国大陆在经济层面参与国际大循环，成为国际体系的成员。中国的经济腾飞，为世界向历史终点发展写下了极为重要而又成功的篇章，也为福山理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如果中国全方位融入国际体系，那么历史最终归宿的交响乐就将奏响最后的乐章了。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寄予重大期待，一是因为这个体系代表着人类大同的唯一方向，二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巨大权重。没有中国的全面加入，历史归宿的最后篇章无法起笔。

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最大优点是，它的内部凝聚力来自理念的一致和利益的趋同，而不是领导国的霸权。罗斯福在二战后期就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式的霸权已经过时。美国领导地位依赖的是利益均沾原则和软实力效应。若论利用美国退出国际体系领导地位的机会谋求独立发展，德国和日本最有理由这样做。它们都在二战时遭受过美国的沉重军事打击，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接受领导的成员国。但是它们根本就没有脱离这个国际体系的心思。它们以国际体系临时召集人的身份，虚位以待美国的王者回归。德日两国2017年以来对这个国际体系的勉力维护，是对美国正常领导力的最佳肯定。

安东和哈佐尼所说全球化融合必然导致专制帝国主义的论点，无法解释欧盟的事实。欧盟是全球化的重大步骤，它是民主的，又是反帝国主义的。

无庸讳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缺点，需要改良。奥巴马提出并实施的TPP正是改进这个国际体系的努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当选，会考虑重新加入TPP。TTIP的谈判肯定会重启。TPP和TTIP的运行，会以亚太和欧盟的集体力量强化美国对升级版国际体系的主导权。

中国政界和学界需要未雨绸缪，做好预案，谋定自己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中国不同层次的人士曾在各种场合表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最近，中国的高层领导人表达了对TPP的正面态度和兴趣。如果这是一项既定国策，中国政界和学界就应该进一步规划，哪些未竟改革之业需要推进，以取信于整个国际社会。毕竟，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需求程度，比之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之时并未降低。

地缘政治和文明冲突观念之谬

地缘政治观曾经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显学，在政界和学界都有大批拥趸。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冷战后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地缘政治观的改编版。文明冲突论把地缘政治观中的基本政治单位，国家，改变成了文明。在许多具体例证中，文明和国家是可以互用的，如中国和日本的例证。

福山历史归宿理论的提出和欧盟实践的成功，使得地缘政治观失去了外交思考中的战略性地位。因为人类的出路在于欧盟启示的大同方向，地缘政治观不再具有战略指导意义，不能再向有关人士提供长远眼光的政策启示。在新冠病毒肆虐世间后的今天，地缘政治观的局限性愈加明显。在全球交通前所未有地方便的今日世界，任何一地的传染病爆发，都具有全球大流行的潜在可能，都需要全球动员应对。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这句话，现在不可否认地具有全球意味了。地缘政治观的价值，充其量也就是在战术层面对局部的国际局势有短期的考量意义。

作为国际体系的领袖国，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应该首先全盘放弃外交战略思维中的地缘政治观，以世界一体化为国际战略的根本方针，朝世界的欧盟化方向努力。

中国政界和学界人士，也应当抛弃地缘政治观。如果在国际体系中与美国的合作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生存的长远利益，有什么理由需要去挑战在创新和领导能力方面鹤立鸡群的领袖国度呢?

外交战术层面的限度

在国际战略的哲理概念(走向历史最终归宿)和外交战略观念(推进欧盟模式的一体化)确定后，中美两国在战术层面的考量就必须设定限度。战术层面的交锋和谈判，必须在哲理旗帜和战略高度引导下展开，不能越出根本理念和伤害最高战略。只要对理念的最终实现和战略的最后落实有利，战术上的妥协和让步实质上是双赢。

美国方面不要追求一步到位。如若能向战略目标靠近一尺，不够完美的协议是可以接受的。推动两国朝着共同认可的方向行进，原本就不可能没有挫折。此外，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壮大，盟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美国需要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国认同美国倡导的方向，共同承担战术层面各项措施的实施。

中国方面应当避免战术考量战略化。中国政界和学界必须明了，像5G，贸易协议，南海这样的议题，对于中国来说，属于外交战术层面的考量，不能把它们上升到国家追求的最高战略层面议题。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是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成为国际体系的完整成员。如果战术层面的议题被国际社会质疑为有损国际体系的总目标，那就应当被视为与中国的外交战略相违背，需用加以调整。把战术层面的议题当作国家外交战略目标来追求，中国自身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国际体系也会跟着受害。

美国正常外交战略走向和反常外交突击

如前所述，以"特朗普主义"为标签的外交战略，大大越出了二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几个标准偏差线，成了一个孤立在外的奇异点。不过，这个外交战略观念，还不算是他个人的特征。像布坎南(Patrick Joseph Buchanan)和班农(Stephen Kevin Bannon)这样的极端保守派人物都在鼓动民粹式的民族主义。就是说，特朗普在这里的奇异点还算是理念上的，而且并不算孤单。特朗普具有绝对个人特征的奇异点，是他的个人利益枢轴在外交领域的作用。这种个人利益枢轴使得他的外交行为充满离奇古怪的不可预测性，霍格华茲魔法与巫术学院(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般危险而恐怖。

相当多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的人士认为，特朗普为个人利益枢轴驱动的特性，使得他在外交上容易应对，只需向他个人及其家族输出利益就可以得到中国需要的一切。这是十分错误且具有危害性的想法。首先，美国总统以个人利益枢轴驱动外交行为，不仅损害美国的利益，也损害国际体系的利益。作为国际体系的半成员，中国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和国际体系一起受到损害。其次，国家的战略利益是稳定的，而个人的利益是随时变动的，因而是极不牢靠的。此时此刻，特朗普需要贸易协定为选举服务，可以掩盖中美在疫情问题上的分歧;彼时彼刻，他可以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夸大和扭曲中美在疫情问题上的分歧。今日此国给予他家族商标特权，被视作上好利益，赢得他的外交政策倾斜;明日他国给予他的公司经营特权，被视作更好的利益，就可以赢得他的外交政策转向。这种利用个人利益在外交领域展开竞争的短促突击行为，导致国际体系内寻求长远利益的国家永远是失败者。体制内的人岂能以破坏体制来获取利益?

与特朗普相反，民主党强调美国价值观的外交战略具有清晰的可预见性。虽然美国价值观可能在外交交涉中引发碰撞，可是这种价值观的诉求一以贯之，经久不变，可能造成外交摩擦的领域，性质和程度，都可以由外交对手预先谋划对策。撇开外交战略的价值意味，单单就可预见性而言，民主党代表的正常美国外交战略对国际体系的负面作用，比之特朗普的反常外交战略，应该说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

所以，中美两国的政界和学界人士，都必须认清一个重大事实，美国当前的外交战略处于反常状态。在思考和应对两国间外交事物时，两国的专业人士需要认真甄别所面临的事情，区别美国正常外交战略衍生的战术性议题，和特朗普反常外交滋生的事情。有时，这种议题和事情会混淆在一起，增加外交交涉的难度。

美国学界人士需要谴责特朗普的个人利益枢轴，揭示特朗普外交的恶劣性。美国外交界专业人士，应当尽个人所能，把特朗普外交的破坏性减低到最少限度，苦撑待变。

中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在认清国际体系的意义和世界历史大趋势的前提下，应该以欧盟国家和日本为榜样，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避免授居心叵测者以柄。谋定而后，尽力避免和蓄意挑事者发生正面冲突，在外交交涉中虚与周旋，耐心等待美国外交战略回归正常轨道，再从长计议两个大国的关系。

＂中美国＂

从"中美国"的概念出发，特此改编王勃所作《滕王阁序》中的名句以远眺世界未来：星宿与海雕齐飞，平水共北天一色。苍龙七宿与白头海雕相伴齐舞之时，就是太平洋和北半球共享繁荣之日。

作为现行国际体系领袖的美国，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都充分享受了这个国际体系给世人带来的无尽益处，也都对这个国际体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国政界和学界的大部分人士都意识到，中美两国和平与合作则互利，纷争与对峙则共伤。但是，并非所有的人士都领悟到，中美之和与合，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两国人士必须就国际体系和世界发展大势有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关系到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世界的走向。在没有了共同对手的情况下，这个共识的意义是构筑两国的共同利益。有了这个共识，"中美国"的美好愿望是可以企及的。这个共识的基本出发点是，以融入国际社会为主旨的中国外交战略，和美国二战后的外交战略是可以高度重合的。

参考文献

Anonymous. “Breaking the Mould: Trump’s China Policy”, Institute for Security & Development Policy, February, 2018. https://isdp.eu/publication/breaking-mould-trumps-china-policy/

Anton, Michael. “The Trump Doctrine – An insider explains the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pril 20.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20/the-trump-doctrine-big-think-america-first-nationalism/

Barkin, Noah. “In the Post-Pandemic Cold War, America Is Losing Europe”, Foreign Policy, MAY 19.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19/coronavirus-pandemic-europe-opinion-polls-united-states-china-losing/

Borger, Julian Borger. Graham-Harrison, Emma. “Donald Trump and Xi Jinping: are China and US on collision course in a new cold war?”, The Guardian, May 17.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y/17/donald-trump-and-xi-jinping-meet-the-new-cold-warriors

Ferguson, Niall. “Niall Ferguson Says U.S.-China Cooperation Is Critical to Global Economic Health”,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200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1/16/AR2008111601736.html

Fravel, M. Taylor. Roy, J. Stapleton. Swaine, Michael D. Thornton, Susan A. Vogel, Ezra. “China is not an enemy”,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making-china-a-us-enemy-is-counterproductive/2019/07/02/647d49d0-9bfa-11e9-b27f-ed2942f73d70_story.html

Friedman, George. “The Trump Doctrine”, Geopolitical Futures, July 11. 2018. https://geopoliticalfutures.com/the-trump-doctrine/

Friedman, George. “Back to the Future: China and the US”, Geopolitical Futures, May 18. 2020. https://geopoliticalfutures.com/back-to-the-future-china-and-the-us/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3-18.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Hazony, Yoram.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Johnson, Keith. “5 Takeaways From Trump’s New China Trade Pact”,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6.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1/16/trump-new-china-trade-pact-takeaways/

Montanaro, Domenico. “The Trump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 In 3 Points”, NPR, January 20. 2017. https://www.npr.org/2017/01/20/510837911/the-trump-foreign-policy-doctrine-in-3-points

Price, Ned. “Trump is Dangerously Predictable With China”, Foreign Policy, May 1.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01/trump-xi-china-coronavirus-trade-deal/

Riechmann, Deb Riechmann. Miller, Zeke. “Trump’s Anti-China Rhetoric Aimed at Boosting US Leverage”, The Diplomat, May 06.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5/trumps-anti-china-rhetoric-aimed-at-boosting-us-leverage/

Schadlow, Nadia.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That Trump Is Right About China”, The Atlantic, April 5.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4/consider-possibility-trump-right-china/609493/

Tackett, Michael. Lemire, Jonathan. “America First meets global pandemic, testing Trump worldview”,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9. 2020. https://apnews.com/72ee19f34481ef48c46268ad142e2643

Zakheim, Dov S. “The Trump Doctrine, Explain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7.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rump-doctrine-explained-123341

储百亮, STEVEN LEE MYERS. “从“尊敬”到“病态扭曲”：新冠疫情如何重创中美关系”,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0年5月18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518/coronavirus-china-united-states-cold-war/

达巍. “历史关口再思中美关系”, 智库中国, 2020年5月18日.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20-05/18/content_76058193.htm

黄亚生. “美国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 中美印象, 2020年05月20日. 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21728

贾庆国，沈丁立. “全面脱钩?特朗普的情绪与中国的理性”, 中美印象, 2020年05月19日. 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21710

遐思客. “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价值与意义——兼论美国主导地位的独特性”, 美国华人, 2019年4月18日.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7378

遐思客.“历史终结之美与文明冲突之痛－评福山和亨廷顿的国际观之争” 美国华人, 2019年8月12日.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9304

“中美知名专家学者谈疫情与两国关系：中美应当为全球利益加强合作”, 新浪新闻中心, 2020年04月28日.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4-28/doc-iirczymi8882723.shtml

本文初稿得到志同道合的亲友们的审阅，特此由衷鸣谢!

✎作者简介

遐思客，曾专攻历史学，获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美国)。现在从事IT工作，业余时间喜好阅读文史哲书籍和思考历史问题。

来源时间：2020/6/9   发布时间：2020/6/9

旧文章ID：2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