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莉雅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31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六四镇压事件导致美中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31年后的今天，美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几十年来的接触政策并没有使中共政权变得更像西方民主国家，华盛顿将应对北京的挑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竞争性的策略。这一政策转向的背后考量究竟是什么?研究两大国关系的美国专家如何看待这个称为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新战略?

美中关系处入“自由落体”状态？

“我们都不能在一个会把我们都杀死的病毒上进行合作，” 曾在中国被列为首席“知华派学者”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在谈到美中关系的现状时对美国之音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在新冠病毒疫情问题导致美中关系恶化的同时，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使双边关系更为紧张。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7日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两天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针对中国作出多管齐下的重大政策宣示，下令美国行政当局开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与旅行区的待遇，对“直接或间接参与侵蚀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他还宣布禁止与中国军方有关系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并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加强审核，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一些关注美中关系的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种“自由落体”状态。

美国全国性的专栏作家、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莫里希(Peter Morici)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眼下的情况比1989六四事件之后的美中关系还要糟糕。

“是的，因为美国人在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投入了很多，拥抱中国，而他们觉得被眼下的体系或是一整套安排所出卖，”他说，“我们欢迎中国加入西方经济体系，而他们则以不守规则、千方百计作弊来回应。这还绝不仅仅是中国不民主、压制性这么强的问题。”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在特朗普总统因香港问题而做出一系列政策宣示之前，即在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日宣誓连任的当天，也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5.20声明50周年之际，白宫发表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这篇七千字的战略报告承认，自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与中国的接触与接纳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日益增多的联系并没有像美国希望的那样，让中国走向政治自由化，并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共反而选择利用自由和开放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并试图以有利于它的方式重塑国际体系，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其他国家听从于它。

报告说，中共的做法损害了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破坏了世界各国的主权和个人尊严。报告还说：“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基于对中共意图和行动的清醒评估，对美国的诸多战略优势与不足的重新衡量以及对双边摩擦的更大容忍，本届行政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竞争性的方针。”

报告接着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竞争性的方针有两个目标：第一，改善我们的机制、联盟与合作伙伴的韧性;第二，迫使北京放缓或减少那些伤害美国及其盟友与合作伙伴关键国家利益的行为。即使在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之际，我们欢迎在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展开合作。竞争不必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持久的尊重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与中国人民脱离接触。美国期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平竞争，让我们两国、工商界与个人都能享有安全与繁荣。”

这份报告重申了《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的四大支柱：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安全和生活方式;推动美国繁荣;通过实力来维持和平;推进美国影响力。

2017年末，特朗普政府推出“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时宣布，美国国家战略四大支柱的指导原则是重返“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孟捷慕：乐见美国终于认识到早应认识的现实

“我确实认为这种认识来得太晚了。我很高兴美国的政策现在认识到他们早就应该认识到的一个现实，”美国资深媒体人孟捷慕(James Mann)对美国之音说。

孟捷慕曾任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常驻学者。他早就预计到，中国的经济繁荣不会导致它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化。他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幻想：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的专著里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使中国背离自由化并进一步走向集权的，并预言，中国将继续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且它的成功将鼓励其他集权政权抵制改变的压力。

出版过多本专著的孟捷慕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就说过，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是基于错误的假定而且需要改变，现在再次发表这样的报告是为了表明，这种看法不仅代表国家安全部门的看法，而是整个美国政府的政策。

中国指责美国冷战思维

在美国发表了全面调整对华政策的报告后，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5月29日回应说，这份对华战略报告充满了冷战思维和霸权心态，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完全是错误的假设、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结论。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美国不要把中美两国带向新冷战的边缘。

中国的军事问题专家、解放军少将金一南在官方央广《一南军事论坛》节目中谈到美国的这份报告时说：“中美关系波折迭起，每一次都不是中国主动挑起的，每一次都是美国有意为之。”

他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是因为苏联解体后，美国觉得中国没有用了。他说：“美国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竞争不是遏制

不过，孟捷慕认为，美中两国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与美苏当初进行冷战时的情景相提并论。

他说：“我脑海中的新冷战的概念是，两国在全球展开军事竞争，我们并没有到这一步，但是我们的对抗到了前所未见的层级。”

美国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也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与遏制战略并不是同一回事。

她对美国之音说：“基本上，特朗普政府的看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大部分是因为美国的支持，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再想为此提供方便，这与遏制是很不同的。基本上，他们的看法是，我们不应当再帮助中国;我们不应当教育中国的学生;我们不应当给中国提供技术;我们不应当通过贸易给中国经济做贡献等等。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受到这样一种看法的推动，即中国能够崛起到目前的这种实力与显著地位，大部分是因为美国，而中国的行为表明对这种帮助并不感激，所以美国应当停止帮助。”

蓝普顿：说竞争太轻 两国是在争夺

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主任蓝普顿认为，“竞争”(competition)这个词并不能准确描述目前的美中关系，两国关系现状可以用“争夺”(rivalry)来形容。

他说：“我认为，‘竞争’这样的词汇只是给不断增加的武装冲突领域装饰门面。确实，许多人正在使用‘战争’一词。我不想过分渲染，而且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了，包括种族问题、健康问题以及经济问题。所以我不想有更多的夸大其词，但我认为，美中双方都必须认真对待冲突的可能性。‘竞争’是用文字游戏来描述互相打脸。”

这位在2015年提出美中关系进入临界点的学者认为，跟现实情况相比，描述美中关系的词汇在威胁性方面总是要弱一两度。

他说：“假如我试图描述美中关系的话，我会说，本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种争夺性的，并试图全面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现在的情形是一个我所说的在战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全面争夺。”

对华政策转向的背后考量

孟捷慕说，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代表的是两种需求：一个是美国的商界;另一个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需求。1970年代美国与中国进行接触部分是受到制衡苏联的国家安全需求的推动;天安门事件后美国继续保持接触则受到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与投资需求的推动。他说，如今，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改变。

他说：“过去五年来，这两个群体都反对维持往日与中国的那种关系。美国商界发现，中国作为新市场的意义减小了，更像是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而且一直在窃取知识产权，等等。因此，商界不再是主张与中国维持往日关系的群体了。同时，像五角大楼这样的国安界也不得不将中国视为军事竞争对手。所以他们转向与中国建立更为微妙的关系。”

他说，还有一个因素是美国的高科技界对中国也越来越感到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 (the 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者。他认为，导致美国政策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根本的层面，美中两国是一个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的对手。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中国确实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飞速崛起的大国。而且，确实，随着它的崛起，它很可能使美国失去它在各个领域的领导地位，而这是美国在经历了一百年的‘美国世纪’后已经习惯的位置。”

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负责政策与规划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的艾利森举例说，美国以前是全球每一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全球的口罩和其它个人保护设备的供应者，而历史上美国是给处于困境的人提供物资的国家;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脸部与声音识别领域，中国与美国旗鼓相当，甚至有所超越。所以，他说，在各个领域，随着中国实现“中国梦”，中国正在侵蚀美国的地位，而美国人正在慢慢的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政府对内对外的自身行为

在艾利森看来，导致美国政策转向的第二个层面的因素是中国政府自己的行为造成的。

他说：“随着中国变得更大更强，它正在变得更为多咄咄逼人。中国最近收紧对香港的钳制，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注意力转移和掩护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寻求在南中国海加大动作，或是最近在中印边界与印度发生冲突，扩展主权声索。中国越来越积极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它有能力这样做。因此，中国的相对实力上升了，它的活动和强势态度也相对加强了。”

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办公室主任的莫里希则指出，对北京强硬不仅是特朗普政府与共和党人的立场，而是具有两党共识。他说，美国朝野立场转向主要是由中国政府自身的行为引起的，包括对内高压和对外强势。

他说：“中国以各种方式采取对抗。经济除外，它想让我们的生活尽可能的痛苦;在南中国海欺负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试图劝说他们建立小独裁政府和国家指导的经济，成为朝鲜的帮凶等等。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蠢蠢欲动，想挑起对抗。我们都应该对特朗普总统只想把对抗局限在经济领域感到庆幸，因为如果我们有另一位总统(我不是说拜登)，结果会更糟糕。”

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向与他们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出现改变也有关。

莫里希说：“三年后他们认识到，你跟这个人没法谈判，他不进行真诚的谈判，我们在一年多前看到这一点，当他看到贸易协议的文本后，他毁约了，跟着泡汤的还有那些我们本应看到的改革措施。我们在香港问题上也看到：你无法跟他谈判，他不信守诺言，没法信任他。在疫情的问题上，他基本上向全世界撒谎，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让它撒谎。”

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甚至认为，总统对北京还应该更强硬一些。

被认为是总统铁杆支持者的福克斯商业电视频道主持人卢·多布斯(Lou Dobbs)曾在采访特朗普总统的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主任纳瓦罗时说，最新的对华战略报告还不够强硬，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减少美国在医药、医疗设备等方面对中国的“完全依赖”。

纳瓦罗在节目中强调说，特朗普总统的立场是强硬的。“(报告)里面有一些摇摆的词，但是那个东西像铁钉一样坚硬，”他说。

中共政权性质

白宫对华战略报告里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构成的挑战。美国官员最近批评北京时也一再把抨击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

蓬佩奥国务卿在报告发表当天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一个共产党政权所统治。几十年来，我们曾经认为，通过贸易、科学交流和外交接触、让他们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会让这个政权变得更像我们。这并没有发生。”

蓬佩奥接着说：“我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这一事实。”

不过，在国会参议院就美中关系问题做过证的安全问题学者梅慧琳并不认为美中关系的恶化与中共政权的性质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它的专制体系的本质来界定的。她说，假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在很多问题上，不管是台湾还是南中国海，都可能会有同样的立场。

她说：“我认为，即使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假如中国对其利益做出不同的界定，而且采取不同的行为，美中两国还是可能做朋友的，只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情况不是这样。”

专家：美国需要盟友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院院长艾利森认为，随着中国实现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它将会侵蚀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因此认识到中国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对手是正确的起点。他也认同特朗普政府的说法，那就是，对这种现实，本届政府比美国以往的政府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

不过，他认为，特朗普政府不能把盟友推开。

他说：“假如你说，在中国与美国相比变得日益强大的时候，那么美国对不断发展的中国进行遏制、限制或制约的战略是什么?原则上，应该让其他有份量的国家站在我们的跷跷板这一边，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的盟友的政策是把它们推开。”

在他看来，另外一个正常的战略就是利用国际组织，组建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来平衡中国。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则是退出国际组织，包括国际卫生组织，把这些机构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梅慧琳也认为，华盛顿如果要与北京竞争，除了停止帮助竞争对手之外，还要找到自己具有优势的地方，另外还要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更好的关系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她说：“实际上，中国当它觉得自己被孤立的时候，往往被迫遵守国际准则与规范。问题在于，美国在组织其他国家并与之协调的问题上做得不好，因此中国往往没有被孤立。有别的国家同意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或是因为害怕北京的报复而在一些问题上不说话。因此，建立一个支持美国立场的联盟，不管是大议题还是小问题，需要是关注的焦点。”

这位安全问题专家说，这也包括帮助各国建立抵御中国压力的韧性，还包括在中国向这些国家施加恩惠时拿出替代方案。她说，华为的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专栏作家莫里希也认为，美国应当直视中国的挑战，但不能单挑，而应联合其他盟友。

他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盟友纳入进来，而特朗普政府则不必要的与我们的盟友进行对抗，例如威胁对来自盟国的汽车加征关税或是对西欧国家的钢铁产品征收关税，这使他在这方面成为一个赤手空拳的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孟捷慕支持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他也认为，与盟友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比美国对中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要有效得多。他还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人权领域也应该对中国更为强硬。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特别提到，行政当局将与美国国内各方和国际盟友合作，应对中国的挑战。

报告说，为了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中占上风，行政当局致力于与美国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企业、民间团队与学术界等各个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保护美国共有的利益和价值观。

这份战略报告还说：“美国还在与外国盟友、合作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制定积极的替代方案，以支持一个自由与开放的秩序的共有原则。”

在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日，“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正式宣布成立。该联盟包括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挪威和瑞典八个创始国以及欧盟议会。

大选临近

哈佛大学的艾利森观察说，在美国大选年，特朗普政府已决定把中国作为竞选的中心议题。

特朗普批评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前副总统拜登对中国软弱。特朗普说，中国急于让拜登胜选。而拜登则反击说，特朗普对北京过于软弱，而他会动用盟国一道对中国施压。

在两党总统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示弱之际，有中国学者使用了“至暗时刻”一词来形容当前的两国关系。

在过去几个星期作为一个团体的一部分与美中两国不同层面的领导人进行了对话的蓝普顿认为，在美国的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之前，人们对美中关系要有现实的期待。

他说：“在今后的六个月，我想任何倡议都会失败，因此双方应该考虑的是不要制造更多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使事情不继续恶化，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

来源时间：2020/6/9   发布时间：20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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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ction 言行天下  来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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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极客队长GeekLead  来源：西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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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可拉的后裔  来源：北美保守评论

亲爱的Eddie和美国第二代华裔年轻的朋友们：

首先，我要谢谢Eddie在Instagram上给我们写这封信，跟我们坦率地交流思想，有相当深度地探讨美国社会的问题，这非常宝贵。我和你们的父母一样都非常珍视这样的交流。

我叫Joe，你们可以叫我Sleepy Joe。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体力已经不能和你们相比，当我在晚上11点读完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累得没有力气写回信了。请原谅。

由于语言的障碍，自从你们进入高中后，英语程度已经甩开了我们一大截，而我们的英语常常是词不达意、语法上错谬百出、发音不准，常常让你们笑话，久而久之，我们之间的交谈就渐渐地就只限于吃喝拉撒的生活琐事，而没有思想交流了。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我们双方都有责任。

Eddie在信的开头称呼受信人“妈妈、爸爸、叔叔、阿姨”，行文当中又提及“我的老师和同学”，让我误以为您是个大学生，后来经过朋友和你们的同龄人的指点，我才知道，您是在ABC里非常有影响，做过律师，现在拥有一家自己的餐馆的明星厨师!您已经38岁了!

其次，我要坦率地承认，在我们这一代华人的思想深处，的的确确存在种族歧视和你们了解不多的“地域歧视”的思维，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这与美国根据基督教信仰而在宪法里确定的“人人受造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原则是相抵触的。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以前曾经有过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或正在将它抛弃。

您的信里表达了对当前黑人境遇的极大悲悯和同情，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一样同情他们。然而，在为什么黑人会有这样的境遇，以及社会应当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问题上，我们两代人之间有着不小的差异。

你们认为，黑人的困境是由于白人对他们的剥削压榨造成的，因为他们第一代来美国的祖先，是400多年前作为奴隶被卖到美国的;因为他们直到60年前还不能享有跟其他族裔平等的权利。

我相信你们都认真学习过美国历史，你们一定知道亚伯拉罕-林肯、南北战争(1861-1865)、解放宣言，也一定知道上世纪40-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打破了种族隔离。事实上黑人已经拥有了跟其他族裔完全平等的权利。所以用400年前他们曾经被剥削压榨来证明今天仍然被剥削压榨显然缺乏逻辑，用60年前他们没有与其他族裔平等的权利来证明今天他们依然没有平等的权利，同理也是缺乏逻辑的。

讲到权利无非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我们先来看政治权利。

我想罗列几个你们可能忽略的事实，让你们思考一下美国黑人有没有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

南北战争之前的1871年，共和党籍的非裔联军军官Pinckney B. S. Pinchback已经当选为路易斯安那州的副州长，这是美国第一位非裔副州长。一年后，他又当选为州长，这是美国第一位非裔州长。

2017年，美国100个最大的城市中，有39个选举了黑人市长。2018年，有57.1%的黑人市长在不是黑人多数的城市(40.000多个)中任职。

南北战争后的第6年，共和党籍的非裔“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教堂”主任Hiram Rhodes Revels成功当选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国会议员，他分别与1871 – 1873.1876 –1882.担任了4届国会众议员。

目前美国国会100名参议员中有3名非裔(占3%)，435名众议员中有54名非裔(占12.4%)，而非裔公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是13.4%(2019年人口普查资料)。

2001年非裔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Colin Luther Powell出任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这是美国第一位黑人国务卿;2005年，非裔女性Condoleezza Rice接替Powell，在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内担任国务卿。

1967年第一位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非裔美国人是Thurgood Marshall。第二位是现任由小布什任命的Clarence Thomas，他于1991年接替Marshall大法官。非裔担任的其他各级联邦法院法官、各级地方法院法官就数不胜数了。

2008年11月，一半白人血统，父亲是肯尼亚黑人的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并于4年后连任。

显而易见，美国非裔公民在政治权利上已经完全平等，甚至更具有优势。

我们再来看经济权利。

美国的经济政策都是由联邦政府、国会和州政府、议会制定的，平衡合理的非裔官员、议员、法官人数，决定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不可能损害非裔美国人的经济权利，他们可以和其他族裔一样就学、就业、开公司、开商店、开工厂、投资金融、做贸易。所以，在经济权利上非裔与其他族裔也同样是平等的。

你们说的不平等，只能说是非裔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如其他族裔那么富有、贫困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的状况，而不是权利。黑人民权运动胜利已经近60年了，为什么到现在美国黑人的经济状况依然低下呢?您要硬说是因为受白人剥削这个政治问题，那显然是说不通的。

80年代中国开放后最早来美国的一代华裔老沈(即：可拉的后裔)跟我讲了个修公寓的故事，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乔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孩子，诚实，努力，热心，在我看来还有几分傻。我是1984年来美国的，我和乔认识是1990年，在纽约哈林区(黑人区)的工地上。虽然当时他25岁，但是已经当老板了。他带个5个黑人在哈林区修复被黑人烧毁的公寓群。说起公寓群的修复，乔和我说了一大段公寓群被毁的原由：

哈林区1900年以前是白人区，1920年代开始形成黑人文化中心，马丁路德金黑人解放运动后，好心的白人让黑人移居进白人区了。黑人住进来后，不缴房租(当时纽约法律不允许白人赶走不缴房租的黑人)。1970年代能源涨价，冬天，白人房主实在没有钱为黑人买供暖用的油(纽约旧的供暖设备是烧油的)，不得已只好放弃房子的拥有权。黑人没有了暖气，就开始破坏房子，最后烧房子。

一排排漂亮的白人住宅被黑人彻底毁了，估计大纽约区大约有100万套公寓被毁。

90年代开始，纽约政府出钱重新修复这些被黑人毁坏的公寓房，乔申请到一栋十套公寓的重新修复权，纽约政府的资金。本来是有丰富利润的项目，可是工地上五个黑人都不干活，天天跳迪斯科，乔还得给工钱。这可把乔急坏了。我第一天给乔干，工地上只有我和乔两人干活。干完活我对乔说:“乔，这样不行，明天我带五个中国工人来，你把黑人辞了吧。”乔有点犹豫，但实在也没有比这样更好的办法了，就对老黑们说，工程有点问题，要停一停，明天别来了。就把老黑给炒了。第二天我带来的中国工人很给力，乔非常高兴，而且答应给我时薪加$35，从$65加到$100，还让我做工头。

过了没几天，老黑发现我们开工了，硬要来上班。乔没有让他们进来，他们就叫了一伙人冲进工地，不让大家干活。乔叫来了警察，可是警察根本不管，看样子他们好像还怕老黑。下午我和乔商量：第二天早晨开工后，由我们在围墙里面用板把门封死，乔把送我们来工作的面包车开走。这样老黑就没有办法来闹了。四个月后完工了。乔高兴的不得了，从此我和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这次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本来我是非常同情黑人的。现在我知道，黑人的种族问题是从黑人自身出来的。和白人无关。

根据我们的了解，你们也知道，民主党为了争取非裔的选票，制定了许多直接改善贫困状况经济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对单亲家庭的经济救济和税收优惠。对于大多数重视家庭的其他族裔来说，这种政策基本上不会给他们的家庭结构带来影响，但是非裔家庭结构就起了极大的变化。种族隔离之前，黑人单亲家庭比例是18%，而现在则高达75%!而且都是母亲养育一群孩子的单亲家庭，也就是说，每4个非裔孩子中，有3个家里没有父亲。因为这样的家庭结构，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

很多家庭孩子众多，而且不是出自同一个父亲，做母亲的只能满足于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或廉价租屋，靠政府的育儿补贴过日子，根本没有能力和精力管教一群孩子。于是绝大多数孩子们就不愿意好好学习，早早地在街头跟“大哥”们混在一起，开始抽烟喝酒、吸毒贩毒、盗窃抢劫、打架斗殴，走上犯罪道路。以至于虽然非裔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13.4%，但是2014年，非裔受惩教人口达230万，占全国惩教总人数680万的34%。非裔的入狱率是白人的5倍以上。非裔妇女的监禁率是白人妇女的两倍。在全国范围内，非裔少年占被捕少年的32%!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在完成4年高中课程后，只有57%的非裔学生可以达到进大学所需要的数学和科学学业要求，而亚裔是81%，白人是71%。非裔大学生中，只有约40%的人能够完成学业。所以，大多数非裔孩子成年后无法进入高薪行业，提高其经济地位。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个族裔如果不重视家庭、不重视教育，要提高族裔整体的经济地位是没有可能的。

在您的信里，您最大的担忧(concern)是您认为美国警察对黑人的执法不公。我们接下来就谈这个问题。

您说：“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3%，然而在美国警察今年夺走的1.099条生命中，24%是黑人。”这样的看法貌似有理，其实很片面，因为像我前面提到的，虽然黑人只占美国人口的13%，黑人犯罪率却高达34%。我看到的数字是2017年-2019年，有1226个白人被警察打死，而黑人只有667个。是不是可以说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更加歧视白人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图表：

FBI 2013年的数据显示，当年谋杀案件中白人杀死黑人仅占0.77%，黑人杀死白人却有9.83%，白人杀死白人为10.22%，而黑人杀死黑人却高达53.94%!

旧金山市犯罪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同样佐证了这一点，而且显示黑人暴力犯罪严重得多：

2015年该市被杀的黑人中，97%死于黑人，2%死于白人，死于警察的只占1%!而同时期被杀的白人中，81%死于黑人，16%死于白人，3%死于警察。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系统性的对黑人的歧视是根本不存在的！黑人对本族裔和其他族裔的暴力犯罪才是美国社会治安问题的关键！

为了保护我们居住社区的安全，美国每年有数十上百的警察献出了生命。听说有的年轻人在自家窗户上贴了“ACAB(All Cops Are Bad)”这非常不合适，这是对为了千家万户的平安不计个人安危，勇敢制止犯罪的警察的亵渎。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劳，我们不可能有安宁的生活。

您可以说“Black Lives Matter”。因为按照圣经真理，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当然包括黑人。但是黑人的生命并不比其他族裔的生命更高贵，因为“人人受造平等”，任何人都不可以用这个口号去侵害其他族裔的权益。我们更提倡“All Lives Matter”。相信你们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在暴乱中抢劫、砸毁、焚烧商店、银行、仓库的照片，再来看看这条视频，这都是在BLM口号下实施的犯罪!

今天，在民主党主导的任何大城市街头，只要你声称是为BLM工作，你就可以叫停任何一个白人女青年，让她下跪为自己的白人身份认罪。BLM已经成了令人恐惧的希特勒的党卫军，而白人则成了那时悲催的犹太人。

所以，与BLM为伍没有一丝一毫的光荣，而是莫大的耻辱！

老沈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跟种族歧视有关：

圣诞节到了，乔和他母亲请我去他们家过圣诞。我在唐人街给他母亲买了一点小礼物。乔的母亲是一位基督徒，很有教养，把我的礼物大大夸奖了一番。她很想给我传福音，由于我当时对基督教的英文单词知道的很少，几乎不明白她说什么。乔对我说;他和妈妈在1970-1980年间住黑人区，她妈妈义务帮助黑人管理黑人区的行政工作。“乔，你是在黑人区长大的?”我吃惊地问乔。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黑人孩子欺负白人孩子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手软，乔的书包被偷走，帽子被丢在烂泥里是常常发生的事。每天乔上学想到的是怎样和黑人打一架。没有朋友，没有帮助，就这样乔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乔为了保护自己，大一点的时候去打工，学打拳击，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这可是他妈妈帮助下生活的黑人区啊?

朋友你有没有去过黑人区?黑人区的脏乱都只是表面现象，那里的人内心的黑暗才是真正的根源。如果你没有去过地狱，我强烈地建议到黑人区住一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老爸被斗，我也成为狗崽子，我也天天准备和那些造反派孩子打一架的情形。不过我只是两年的时间，他可是整整十年啊。说到这里我表示了对乔深深的同情。

终于有一天黑人区里来了一位黑人大学毕业生，黑人们立刻毫不犹豫地把乔的妈妈从黑人区赶出去。理由应该只有一个：她是白人。讲到这里，我无语。这才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我不明白为什么今天还有很多白左，黄左，口口声声地把黑人当祖宗。

我们都是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是这个美好的国度敞开胸怀，用最无私的爱，毫无歧视地接纳了我们。让我们跟其他族裔一样，平等地接受教育，在我们无力支付学费、生活费的时候，给予我们奖学金、助教等各种名义的帮助。在我们完成学业后，又让我们平等地靠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参加工作。我们每一个工作过的公司无一不声明：本公司杜绝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正是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远离故土、远离亲人的国家成家立业，过上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生活，你们才能够在几乎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大学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业，取得足以傲视其他族裔的非凡成绩。

亲爱的孩子，你们是我们心里的珍宝。我们真心盼望你们更多、更全面地了解社会，更多地和我们交流，增强分析能力，只有这样才不会轻易受听起来很正义，实际上却远离实际生活的极左宣传的影响，不被恶人利用，建立合乎普世价值的人生观，开始脚踏实地的生活。

爱你们的

Sleepy Joe

P.S.为了便于你们阅读，我会找英语比我好的朋友尽快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

附：Eddie Huang在Instagram上的信

来源时间：2020/6/8   发布时间：2020/6/5

旧文章ID：21991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法国《世界报》网站近日发表该报记者吉勒·帕里斯和玛丽·布罗的文章，题为《美国“软实力”竞争结束?》。文章指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因为特朗普上台改变方向而摇晃。现将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单边行动破坏国际秩序

大流行严重打击了美国乐于展示的自我形象，即强大、有能力且有效率的国家形象。特朗普通过一系列单边且咄咄逼人的决定损害了这一形象。

在国际机构中，美国的软实力主要表现为财务贡献。例如，华盛顿每年向联合国提供大约100亿美元，相当于该组织预算的20%。然而，美国现在大量削减对联合国的支出，此外，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也都在减少支出，而这得到了国会两党的认可。一位联合国观察员认为，“美国的衰落表现为破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

美国中止向世卫组织提供会费就是证明。在有关2020年至2021年阶段拨出的5.53亿美元中，2/3已用于一些疫苗接种、预防艾滋病病毒和根除脊髓灰质炎。世卫组织全球传染病风险防范主任西尔薇·布里安德博士痛心地表示，“关于这些计划，中止提供资金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对于一些疾病来说，风险将倒退30年”。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公共卫生法学教授劳伦斯·戈斯廷还不安地表示，“这将极大地削减美国在世界上，在全球公共卫生和国际事务中，在一场规模空前的疫情中的影响力。我们甚至将和我们的盟友一起失去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影响力”。

弄巧成拙致软实力下降

当4月29日我们借临时安排的记者会之机，在白宫问特朗普是否北京在这场影响力角逐中比华盛顿表现更好时，他把责任都推卸给前任们。

反对多边主义确实不是新鲜事儿。在80年代，共和党总统里根就已经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保持着更支持多边主义总统形象的奥巴马因为该文化机构决定接纳巴勒斯坦为成员国，于是通过中止缴纳会费来“惩罚”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损失了20%的预算。

美国这些努力的结果是矛盾的。此外，软实力理论家约瑟夫·奈甚至2月在大流行沉重打击美国之前，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强调，“特朗普夸口说已让美国伟大。但事实证明是相反的”。

大国衰败阴影折磨美国

事实上，通过非常规风格和夸夸其谈，特朗普正在安置另外一种模式，与前任们所夸耀的相距甚远。它基于赞美力量、不信任从媒体开始的抗衡势力和轻视科学。2019年3月，美国总统通过单方面承认以色列对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国际法。

欧洲外交官强调，“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美国不再代表最佳模式”。

国际关系史学家马娅·坎德尔认为，软实力“必须以相信美国模式优越为条件。而恰好是这种相信现在已被打开缺口，不仅是在几十年来的世界里，而且更主要的是在美国人自己心中，在他们大多数人心中，而且也是他们历史上的第一次”。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2019年只有15%年龄在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胜过其他国家”(65岁以上的人为34%)。此外，他们中有36%的人认为其他国家“更好”(比他们年长的人只有9%赞成这一看法)。

裂痕正在显示出来。2019年美国名校贿赂入学丑闻触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此外，特朗普政府所要求的马尔萨斯主义签证政策影响吸收人才，而这长期以来是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充满活力的发动机。

美国影响力下降只能重新提出世界第一大国衰败的主题。这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几十年来一直都在折磨着美国。

来源时间：2020/6/8   发布时间：2020/6/8

旧文章ID：21989

作者：  来源：亚特兰大看世界

非裔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以单膝压颈致死案中，亚裔苗族(Hmong)警察邵都(Tou Thao)背对佛洛伊德的画面引发热议;国家广播公司(NBC)报导，维权人士认为邵都的身分反映出亚裔反非裔的复杂情绪，部分专家认为这是亚裔解决反非裔议题的关键时刻。

国家广播公司报导，部分专家首度从历史脉络讨论亚裔社群对非裔的歧见。

非营利组织自由公司(Freedom Inc.)创办人卡布祖瓦格.维吉(Kabzuag Vaj)强调，了解亚裔自己也面临某种压迫很重要，这无法与非裔面临的压迫相比拟。

同为苗族的维吉指出：“民众甚至不了解反非裔的底线。亚裔有自己的难处，我们面临压迫、歧视与种族主义，而非裔则在另一艘船上。最重要的是，非裔与警察的斗争已有400年控制与占据的长久历史。”

国家广播公司指出，非裔与亚裔社群的紧张关系存在已久。维吉表示，这一部分源自两族裔在美国史上的彼此对立，她谈到自身经验，越战后美国将东南亚难民重新安置在几无基础建设的市区，而非裔早已这些城市深根。

维吉表示：“当你被安置在这样的环境，与其他贫穷非裔与有色人种同住，又几乎没有资源时，争取同批资源的不同族裔就会出现紧张关系。”

维吉指出，亚裔在美国学会以白人至上主义看待事物，但在历史上这种观点却因剥削非裔族群而壮大;尽管亚裔抵达美国后，也难逃白人至上主义的排华法案冲击。

历史学家吴艾伦(Ellen Wu，音译)也呼应维吉的论点，白人自由派在1960年代利用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来回击非裔社会运动，借此“证明”有色族裔享有平等机会。

吴艾伦表示，虽然这种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提供亚裔更多社会流动弹性，“但是有得必有失：代价就是要与白人上主义沆瀣一气。”不过她也澄清亚裔族群多元，许多东南亚裔定居后依旧贫穷，饱受种族不公待遇。

吴艾伦表示，亚裔也因非裔民权运动而受惠，联邦政府在1970年代将平权措施扩大纳入亚裔等少数族裔。

许多专家表示，现有大量亚裔支持非裔族群。不过非营利组织“东南亚美国人共同领导”(South Asian Americans Leading Together)执行总监拉克什米.史达仁(Lakshmi Sridaran)警告，亚裔若避谈种族问题恐酿危险结果，“我们将更沉沦于白人至上主义，并持续危害其他有色族裔。”

来源时间：2020/6/8   发布时间：2020/6/8

旧文章ID：21988

作者：  来源：大囯 （微信号：daguo5168）

戴旭是最早质疑、抨击GDP的中国人之一。由于是军人，又由于戴旭一贯的炮火一样猛烈的语言，因此这质疑和抨击就显得格外猛烈和振聋发聩，最后竟然让风靡一时的GDP崇拜症在中国全面退烧，让一些学者鹦鹉学舌般的GDP聒噪戛然而止。军人论经济，虽有狗拿耗子的嫌疑，但毕竟利国利民，善莫大焉。

多年来中国媒体上一直都在议论GDP超越谁谁谁，像喝了烧酒的猴子一样兴奋不已。在戴旭看来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于是，戴旭跟GDP和那些整天口中不离GDP的学者和官员较上了劲。

在国内某大报组织的一次关于未来中国发展的研讨会上，戴旭的发言是这样的：

“现在学者也好，官员也好，就爱用两个气泡迷惑大众，一个是GDP。认为中国GDP赶上了日本，赶上了美国，中国就现代化了，中国就崛起了。所以，为了这个GDP，中国要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韬光养晦。GDP是大国的标志吗?让我们看看：184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等于欧洲加美国的总和多少倍，那么中国为什么被欧洲瓜分了呢?中国为什么不去瓜分欧洲?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是日本的5倍，中国怎么不打败日本，把琉球割回来，而是把台湾割给日本了呢?为什么历史上中国GDP那么高反而失败?这里就要看GDP的质量和构成了。

1840年欧洲、日本和美国的GDP构成是什么?是铁甲舰，是机器，是大炮，清朝呢?是瓷器，是茶叶，是丝绸。这个情况到甲午战争时也没有改变，所以，清朝的GDP和日本的GDP一碰撞，稀里哗啦被打碎了。中国赔给日本的白银相当于日本GDP的7倍，一下子给你夺完了。今天中国的GDP占世界第二，但这个第二是什么构成的?是房地产、玩具和烟酒，8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而日本、美国他们的GDP是由机械、电子、造船、航天、汽车制造等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构成的，本质上和清朝时期中外GDP质量对比的情况差不多。GDP总量这个东西一百多年前年就已经证明是不行了，当时的GDP没有用，现在的GDP就有用吗?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学者和官员，仍然对这个不看构成的GDP这么痴迷?这个东西只能骗自己，骗不了别人。肥大不等于强大，重量不等于力量。”

可是，不管戴旭怎么声嘶力竭地抨击GDP，所谓主流专家的口中依然老和尚念经一样重复着GDP。继中国社科院将中国军力“强大”到世界第二之后，在“清华——环球论坛”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崔立如先生也认为，“中美之间就是一号和二号这么一个关系”。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王院长的依据是“我们很快就会超过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崔院长也说“从GDP看中国排到最前面了”。两位国际关系方面的重量级专家，认定中国已经强大到世界第二的标准，都是中国当下和未来的GDP数值排名。

于是，戴旭又不厌其烦地写下一文《工业化水平才是强国标志》，发在《中国国防报》上。在此文中，戴旭模仿那些专业学者，也开始引经据典。他详细引用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麦迪森的考证：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占世界总量的22.9%增长到36.6%。

这个数字比今天美国还要优越得多，美国GDP虽然占世界三分之一，但人口只占世界的二十分之一。可是，麦迪森并没有从GDP总量第一得出中国是强国的结论。麦迪森在说完中国在18世纪到十九世纪初GDP世界第一之后，接着指出：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并扩展到法美等国，而中国仍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经济呈现出粗放型增长(2010年的中国经济，按晚明自己的说法，也是“粗放型增长”)。

中国与世界的真正差距就从此时急转直下：从1840年开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却在对外战争中连续失败，丧失了约12%的国土，国际影响力一落千丈。具有世界GDP第一的晚清，不仅不是一个强国，还成为一个屡遭侵略、屡屡割地赔款的弱国，最后成为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国家。

如果GDP数值等于强国，世界和中国的近代史应该倒过来写才对。可叹的是，不过百年的惨痛记忆历历在目，今天竟又有人染上历史的疟疾，说出GDP数值等于强国的话来。

戴旭说：今天中国是所有大国中唯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量的海域、岛屿被侵占，这是世界第二强国的样子吗?从另一个指标看，民富则国强。据社科院的统计，当今中国有85%的人买不起房。戴旭在文章的后面质问两位院长和众多将GDP等同于强国的人：如果我们是仅次于美国的强国，我们的人民居住条件也应该仅次于美国才对，我们的军队也应该仅次于美军才对，我们的航空母舰集群、我们的民用客机、我们的汽车业等等，都应该和美国媲美才对。我们是吗?

在抨击了不分青红皂白的GDP之后，戴旭笔锋一转，指出：总体工业化水平和人均工业化水平，才是现代强国的标准。

在这里，戴旭引述了风靡国际关系界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作者保罗·肯尼迪的观点：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都不被看作大国，只有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才真正被国际社会看作大国。可是，朝鲜战争中中国的GDP仅是美国的18%，中国却战而胜之。20世纪中后期，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第四，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排名都靠后，但拥有两弹一星等尖端国防科技的中国，是当时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三角”之一。

以下是戴旭文章中的原话：根据《大国的兴衰》一书的计算，186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煤和褐煤的产量及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都相当于全世界的一半，人均工业化水平是中国的15倍。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2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中国军队却在4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原因在于清朝缺乏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其GDP中很多是皇家园林及贮藏其中的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清朝统治者把本可投资于近代工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部分用于奢侈活动。圆明园和颐和园两个房地产项目，在世界上无与伦比。这些财富不仅没有成为清朝抵抗侵略的战争资源，反而让清朝统治者更容易对外投降。1895年，慈禧太后没能把对日战争坚持到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日本军队打进北京城，重演火烧圆明园的一幕。庞大的GDP反而让自己更软弱。

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强国的唯一标志，就是国家工业化水平。戴旭引用了苏联的例子：列宁逝世后，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并且处在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之中。斯大林将工业化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他说：“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这让苏联有足够的坦克和飞机迎接希特勒的闪电战。日本为什么以60多万军队，造成中国3000多万伤亡?这就是工业实力较量的结果。二战中，中国抗击日本关东军用了很多年，苏联消灭关东军只用一个多星期，靠的就是工业提供的机械化装备。

近代以来，大国的强国地位都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决定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就是工业和交通运输。《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换句话说，没有军事转化能力的GDP一文不值。而要转化为军事能力，主要要看GDP中的现代制造业。这在近代四场中国对外战争中，体现得一览无遗。鸦片战争时，清朝现代工业占GDP的比例为0.英军在海上迅疾如飞，清军从四川调到广东，陆路要走两个多月。故百万大军无奈数千之众;甲午战争时，尽管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制造业仍然只占GDP的0.1%。中国铁路只有10公里，日本已近2500公里。中国大多数武器严重依赖进口。正是这种极其落后的经济结构，导致中国陆海战场全面失败，所谓的大国地位也被摧枯拉朽般推倒。

戴旭甚至还提出，GDP是工业化时代的指标，并不适合半工业、半农业时代的中国，中国的社会发展，应该采纳更科学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数。

戴旭看待中国的经济，是从现代化强国的视角审视的，因此可以高瞻远瞩，一针见血。他最早从国家战略角度质疑、抨击房地产是在2007年。当时戴旭几乎是用一种近乎激烈的严厉语气，指出“房地产支撑不了大国崛起”。

发在《环球时报》上的这篇文章，引起的轰动十分巨大，网易一个论坛上一天的跟帖就达五千多，所有大网站，无不在热烈讨论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十分鲜明：那就是技术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战略制造业支撑的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根本。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国内垄断资本和国外资本联合打劫中国人民财富的战场!这个战场只能制造腐败、社会矛盾，毁坏环境和资源，不会诞生高技术，不会诞生现代文明的强国。

真的佩服戴旭的胆量，这样的话也敢说!还要佩服《环球时报》的勇气，这样的文章也敢登!

戴旭说，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事关国际、国内形势的文章?主要就在于一切危机都正在迫近底线!我相信这位正直的学者型的中国军人，一定是看到了房地产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风险，才如此不顾一切地大声疾呼;就像他一定是看到了国家安全的危机，所以才大声报告敌情一样。

在一次谈话中，戴旭说：现在的以房地产为核心的GDP,是能富民呢，还是能强兵?这样的GDP只能富官、“穷”民、“弱”兵。因为房地产不仅把当代的民众财富涸泽而渔，还让后面几代都成为“奴隶”，看看正在热播的《蜗居》，把一切都说明了。房地产不能为老百姓增加财富，它只能耗尽老百姓的财富;房地产型的经济，更不可能为军队提供信息化和飞行化武器装备，只能装备一支钻碉堡的军队。因为房地产只能作为掩体，而钻碉堡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被证明是无效的。

因此，这样的房地产经济也不可能支持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所以，我一看见中国军队高喊信息化的口号就担心：国家经济是房地产形态，怎么可能给你提供信息化的装备体系?所以只能买别人的装备，买人家的零件自己组装，然后称其为“国产”。正像房子所形象代表的一样，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力其实是空的。我们看一看天上的民航飞机都是欧美造，自己最先进的军机都是买俄罗斯，或依靠外国重要部件自己组装;看看海上，中国是唯一没有航空母舰的大国，大型军舰发动机也基本上不是自己制造的;地面上，哪个汽车是我们自己完全的知识产权?陆军，人家都飞起来了几十年了，我们自己的专业武装直升机在哪里正是因为直升机太少，汶川大地震救灾中，中国军队机动能力严重受限。

这种“空心”的经济形态，怎么可能制造出“实力”?在那个著名的《2030肢解中国》的演讲中,戴旭拿他比较熟悉的中国航空工业做解剖：航空工业提出十年GDP万亿的目标，而不是提出技术指标和建造中国的波音，莫名其妙。你一万个亿从哪挣?你能造中国的波音，才能造中国的F-22.你30年能造出F22吗?你怎么不敢这么吹?过去30年，中国航空工业连一台自己的发动机都没有造出来。未来30年，能造出自己的发动机，比十万亿都有用!中国各个行业都有这样的企业政客在吹气球。其实，扎破它只需要一根针：向美国和日本的企业看齐就行了。现在从汽车、到飞机、到军舰，哪个发动机是中国自己产的?摄像机、手机、电脑，哪个核心技术是你的?由此可以看出GDP概念，已经完全毒化了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的意识。

戴旭说：疯狂追逐GDP是国家发展战略迷失的表现。正是由于盲目奉行GDP主义，导致很多地方经济以急功近利的房地产为中心。由于暴利的诱惑，金融行业全力以赴投入房地产推波助澜;军工、化工、粮油等几乎所有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团”，也奋不顾身加入尘土飞扬的房地产大战，谁都不去认真发展事关国家前途的战略产业。这又多米诺骨牌式地带来如下结果：中国战略产业全面空心化，无法为军事现代化提供批量高技术装备，急剧拉大与世界军事水平的差距。混乱无序几近失控的情景，导致房地产业成为国际资本和国内投机资本，联合打劫中国人民财富的战场;在财富的巨浪中腐败继续滔天，进而引发诸如唐福珍类的悲剧和官民对立……凡此种种，都是十分危险的不祥之兆。

GDP崇拜和房地产型经济已成为一对畸形连体婴儿。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也绑架了中国的未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私利二字挂在一些官员和学者的心头和眼前，或盲目鼓吹无意误导、或见利忘路如贪吃的驴子只看胡萝卜而不看悬崖，最终合力导致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整体迷失甚至挫败。洋务运动的夭折不是如此吗?

可以预计，只要GDP大旗不倒，中国房地产的热潮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将会像越野车行进在沙地上一样，掀起一阵又一阵大跃进的黄尘，直到彻底消失在茫茫的荒野。加微信smz959.看更多内幕好文!

当年，举国追求财富而失去强大方向的洋务运动，导致“大清全民都腐败”，结果外敌入侵，内部动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今天，疯狂的GDP主义正带来国民不顾一切追逐财富的社会风气。无疑，这又是一种严重的病态。

把GDP数值当强国，以此错觉周旋于国际关系之中，如同把肥大当强大、把重量当力量的一个人登上大级别拳击台，是很危险的。美国拳打脚踢一百多年，用尽各种资本主义的手段，才把国家建设到今天的样子;新中国成立才六十年，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才三十年，只是刚部分解决温饱而已，哪来比肩美国的实力?20世纪20年代，有中国知识分子夸耀中国“地大物博”时，鲁迅就毫不客气的指出：“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那些自以为中国已经强大的人有必要自言自语问问自己：今天的中国，是狮子吗?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狮子?

来源时间：2020/6/8   发布时间：2020/1/17

旧文章ID：2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