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晔  来源：国际在线

近日，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杨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题为《德特里克堡的罪恶还要延续多久?!》的署名文章，通过史实和数据，揭露美军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在历史上犯下的种种罪恶和掩藏着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文章表示，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即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最近在全球各种媒体上频频出现，引发各界质疑。德特里克堡从臭名昭著的日本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继承了“魔鬼遗产”，上个世纪曾多次在朝鲜和越南战争期间使用生化武器。2019年7月到8月，曾经发生过病毒泄露的德特里克堡再次发生两次泄露，美国疾控中心评估后予以关闭。不久，邻近的马里兰州就出现了“未知肺炎”，随后美国暴发了实际上包含大量新冠肺炎病例的“大流感”，而美国政府则快速删除了有关上述泄露和关闭的新闻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与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有密切关系，强烈要求对实验室开展国际调查，但却遭到美方拒绝。德特里克堡该给世人一个交待。

巴西主流报刊《环球报》《巴西邮报》《商务观察报》、Intertelas国际关系杂志等报道并全文刊发署名文章(中、葡、英文版)。《商务观察报》破例在该报网络平台和纸质报纸同时全文刊发。

来源时间：2020/6/8   发布时间：2020/6/4

旧文章ID：21980

作者：  来源：洞域

这两天，一篇4年前的报道《李克强总理为何夜访成都宽窄巷子》被有心人打捞出来，居然再度热传。为什么呢，你要是知道成都的宽窄巷子是做什么的，就明白了。

好吧我提示一下，宽窄巷子里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商铺。它们虽然并不属于“地摊”，但两者的经营方式和性质，至少表面上看好像有些相通之处……明白了吧。

本文源自中国政府网（2016-04-27）。篇幅不长，但有“烟火味”和“人味”，读之不会让人生厌烦的，说不定你会喜欢。蝴蝶翩翩下面，就是正文。

25日晚8时20分许，一辆中巴车悄然停在成都宽窄巷子入口。李克强及随行10多人走下车来。像一位游客一样，他一连走访了几家小店铺，并买了几样别具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和书籍。在一间啤酒屋前，他还向一位外国游客推荐起了中国的“青岛啤酒”。

表面看，这只是一趟“闲庭信步”似的观光行程，但事实上，总理在每个摊位前的驻足，都是一场“小型调研”。他向多位店主详细询问生意变化状况、税费负担情况，以及对即将推出的“营改增”意见，实地感知“市场温度”。

巷子可以窄

造福百姓的思路一定要宽

“这儿有个书店啊！”刚刚走进巷口没多远，李克强就被“见山书局”的招牌所吸引，径直走了进去。

“你们书店为什么叫‘见山’？”总理问。

尚未从惊喜中回过神来的店员回答道：“开门见山，生活简单，精神丰富！”

“你解释得不错。的确，书中能见山见水，见大千世界，也能见古今中外，见世道人心。”李克强给出了自己对“见山”的理解。接着他问道：“现在实体书还卖得好吗？” 

书店店员告诉总理，这里平常周末生意不错，尤其是成都文化类的书籍卖得很好。

总理点点头，开始一个书架一个书架细细“淘”起书来。

“你们这儿还有陈寅恪的全集，还有石涛的画册，还有这么小的‘口袋书’……”总理一边看一边感叹，“以前可以经常逛书店，现在很久没这种机会了。”

回到书店门口，总理买了两套成都风貌的明信片，以及一本《老成都——芙蓉秋梦》。

“成都的历史很悠久啊！”总理对围拢在身边的人说，“后汉时的蜀郡，也就是今天的成都，有一个太守叫廉范，有一首纪念他的‘五绔歌’，你们知道吗？”

众人皆茫然。李克强解释道，当时蜀郡的前任太守不让老百姓晚上摆摊、点火，怕引发火灾。但新任太守廉范到任后，立刻废除了这条法令，允许大家晚上做生意，不过同时要求每个小店旁边必须建一个蓄水池，一旦着火可以及时扑灭。

“没过几年，成都就传唱出一首歌谣：‘平生无襦今五绔’。意思是以前不让做生意的时候，连一件短袖衫都买不起，现在有了这条‘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政策，大家都可以买得起五件长衫了。”

随即，总理转身对随行的地方负责人说，“所以说，巷子可以窄，造福百姓的思路一定要宽。”

来源时间：2020/6/8   发布时间：2020/6/7

旧文章ID：21978

作者：民仲平  来源：摆摊论江湖

地摊小贩一直是社会边缘阶层

地摊小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很低。古代时，人分为“四民”，就是管子所说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国人最看重的还是精神世界与出仕为官，那么作为掌握精神文化领域话语权与科举体系的士人必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等阶层。

农民作为第二阶层也很好理解，农业是中国古代经济体系的支柱，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所以，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工在古代中国却不是那么受重视，虽说他们的巧夺天工给皇家生活带来诸多生趣，但总免不了被圣贤君子们称作是“奇巧淫技”，这个阶层着实有几分尴尬。

而商更加如此，圣人教导我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作为以追逐利益为核心工作的商阶层，身份地位自然是“四民”中最低的。

如果把商阶层再划分的话，还可以分为商人和贾人。商人主要是指形成规模经营的生意人,其中不少可能已经与士阶层勾连，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红顶商人”；贾人则一般是指以摆摊为主的小商小贩,是平民阶层的最末一等。

到了民国，地摊小贩的悲惨境遇并没有改变。尤其是随着“城市”“市容”这些概念传入中国，政府开始对地摊小贩进行严苛的管理。

例如，当年北平市鉴于宣武门内大街是中外人士往来的要到，恐外国人看见不雅，因此不允许摆地摊。

那时候的小商小贩都是用肩挑或者背扛的方式，其实和今天大家开着私家车去摆摊是一样一样的。

建国初年，中国传统的阶级划分被重塑。依据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谈到的“不论肩挑叫卖，畔街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地毯小贩被划分为半无产阶级。这样的定位使得地摊小贩的身份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不过好景不长，地摊小贩随后在极左的年代被打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迅速的被割掉了。

地摊小贩，自古至今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阶层，经常被其他阶层蔑称为“摆地摊的”，正如我们这个公众号——“摆摊论江湖”，身份地位总是感觉不如人家“政知局”“长安街知事”“政事堂”啥的，不就是因为人家用的字动不动就是带有长安、局、堂什么的嘛！

但也有的人，并不认为摆地摊是什么低人一等的事。

“他们都是光彩的”

1983年8月30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集体企业与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其中胡耀邦谈到：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民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很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什么不光彩？好逸恶劳不光彩，投机倒把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请同志们传个话回去，说中央的同志讲了，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

这给了那个年代刚刚出现在城市街边的地摊界的前浪们一个极大的鼓励。

但是，割了快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尾巴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僵硬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当时的大连，有个“地摊界”前浪叫姜维。文革结束后，他从农村回到了城市，但当时返城知青太多，一时难以有工作岗位可以安置。无奈之下，姜维摆起了摄影地摊。

后来姜维遇到了机遇，有外商看中他这份敢为人先的闯劲，要给他投资升级摄影设备，但是当时国家还没有让个人与外资合作的先例，他无法从“地摊界”顺利升级到“店面界”，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是摆地摊的人有能力干企业。

无奈之下，姜维为了得到审批，开始了近一年的北漂跑衙门。

在跑了诸多衙门口，甚至有了副国级领导王任重批示之后，事情还是难以成行。

直到一天，姜维在北京借住的地方，突然来了两个人，一位是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另一位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姜维惊呆了。胡德平走过来拉着姜维的手说：“我知道了你的情况，你从千里之外来到北京，找党来解决你的问题，说明你对党的信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另外，你写的材料可交给我带走，我一定交给我父亲，放心吧，你提出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此后，国务院法规中心专门为他的事开讨论会，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关总署、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各个部门20多名代表，争议得十分激烈。

但结果却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姜维的事还是没有成行。

而时任国务院法规中心秘书长的王正明则对姜维说道“不要怕，有耀邦同志，一定会解决的。”果不其然，不久后，姜维终于等到了好消息，经国务院特批，姜维要成立的私营企业批准了。这是中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

人们问姜维你的公司要叫什么名字？他有些激动“就叫光彩，因为那是耀邦同志给我起的。”

其实，这是耀邦同志为千百万个体工作者和私营企业主起的名字。十年后，刘永好等十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发表了“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书，促成了“光彩事业”的开启与发展。

而至于为什么在讨论没结果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国务院特批，姜维直到很多年后才知道。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告诉姜维“当时也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耀邦同志说先试办一下嘛”正是这句话，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下子为姜维的企业开出了一条路。

“你们是人间的烟火”

改革开放多少年后，姜维当年遇到的阻力早已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藩篱已被打破，私营不再是阶级问题，甚至成了致富的代名词。姜维们也从“地摊界”前浪升级为“企业家”前浪。

但是地摊却没有升级。意识形态的壁垒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市容市貌”“城市形象”的壁垒。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从严管理甚至杜绝街头摊贩，一直是我国城市管理的主基调。

但有的人并不认同这种城市管理者头脑中臆造的“城市形象”。

2016年4月25日晚，一辆中巴车悄然停在成都宽窄巷的巷口。李克强总理及随行10多人走下车来。像一位游客一样，他一连走访了几家小店铺，并买了几样别具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和书籍。在一间啤酒屋前，他还向一位外国游客推荐起了中国的“青岛啤酒”。

他在每个摊位前的驻足，他向多位店主详细询问生意变化状况、税费负担情况，以及对即将推出的“营改增”意见，实地感知“市场温度”。

2017年4月，再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谈到：

“我看到有些城市，街边到处是小店，卖什么的都有，不仅群众生活便利，整个城市也充满活力。但有的城市规划、管理观念存在偏差，一味追求‘环境整洁’，牺牲了许多小商铺。这样的城市其实是一座毫无活力的‘死城’！”

“没有百姓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城市就会萎缩，流通业发展也就失去了根基。”

“之前有个别城市，夏天不让农民拉西瓜的小板车进城，说是影响城市清洁，让老百姓吃不上西瓜，农民也赚不到应有的收入。政府难道就没有解决清洁问题的办法吗？”

随后在2017年8月，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放宽了无证无照经营的查处范围。这就意味着，政府部门将在针对小摊小贩的管理中体现更多的人性和宽容。事实上，给摊贩更多的宽容，就是给民生更多机会。

2020年6月1日，李克强考察山东烟台一处老旧小区，来到一家名为“苏家麻辣拌”的熟食摊前，问摊主疫情期间受了多大影响、是否享受到房租减免，员工工资能否照发等。

这位摊主并没有唱高调，而是直呼疫情期间生意几乎没了。

李克强回应道：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更好！我们会给你们支持的。”

我们是光彩的烟火

小摊小贩是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的一种谋生就业生态。一些民众，其中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希望通过摆摊的方式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这不仅是解决经济困境的临时政策，更是市民们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

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市民也需要物美价廉、灵活多样的消费市场，只有光鲜亮丽的超市是远远不够的。

是的，城市就应该是五彩纷呈、璀璨夺目、绚丽多彩、眼花缭乱、千姿百态，只有让人高不可攀的庙堂才是整齐划一、千篇一律、讲求对称、肃穆庄严。

有的人可以工作在庙堂，但千百万芸芸众生，终究是要生活在一个个具体场景之中，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城市，离不开烟火气。

我们都可以是光彩的烟火。今天，我在公众号上摆摊论江湖，如果有一天，我家附近允许摆摊了，我还要去摆摊卖更多东西，到时候希望大家也要多多捧场。

来源时间：2020/6/8   发布时间：2020/6/7

旧文章ID：21977

作者：刘芮 董指导  来源：远川研究所

1957年10月4日深夜，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上的一枚R7火箭在凶猛的烈焰中成功发射。第二天，美国举国上下都陷入了焦虑。

这枚由洲际导弹改装的火箭上，搭载着一个167斤重的人造卫星，名字叫做Sputnik 1。这颗卫星外表看起来像一个抛光金属球，只比篮球大一点，带着四根天线，用以向地球发射无线电脉冲。在坠入大气层烧毁前的三个月里，这颗简单的金属球一共绕着地球转了1440圈。

发射成功后，被誉为“火箭狂人”的前苏联科学家科罗廖夫在现场捡起烧焦的石头，激动地敲打着发射底座，并把消息报告给了在莫斯科焦急等待的赫鲁晓夫。为了能尽快发射卫星，科罗廖夫取消了部分测试，卫星设计也被一再减配，以至于事后有美国军官称这不过是一堆废铁。

尽管U2侦察机早就察觉到了苏联的发射计划，但人造卫星的上天还是让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面对公众，美国政府试图引导并压低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发射5天后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强撑着说道：“苏联卫星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担心，一点也没有。”

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的美国媒体和群众根本不吃这套“懂王”风格，美国各界很快掀起了各种焦虑的定体问，主题只有一个：你国药丸。

卫星发射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称“Sputnik是共产主义苏联在全球的一次重大宣传胜利。”而媒体为了引发公众关注，对苏联卫星的意义和威胁进行疯狂夸大。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也跟风评论：从苏联卫星绕地球转圈的那天开始，美国就沦为二流国家。

中美太空往事：蜜月、脱钩、突围、堵截

甚至有媒体宣称：这是第二次偷袭珍珠港。因为既然R7火箭能搭载卫星，那么它自然也能挂上一颗4吨核弹头，成为飞向美国的洲际导弹。力推卫星发射的航天之父冯.布劳恩更是懵在原地，几年后他回忆说，就像看到苦恋了多年的姑娘，突然在一夜之间被另一个男人抢先上了床[2]。

1957年12月6日，寄托着美国人厚望的“先锋号”火箭进行首次卫星试射，电视全程直播。然而，火箭发射仅两秒后，便在离地面3英尺的地方一头栽了回去，成为浓烟火海，一时间舆论大哗，华尔街也恐慌着先跌为敬。甚至前苏联官员讥笑美国是落后国家，询问是否需要援助[3]。

我国人民群众对美帝卫星发射失败也是“喜闻乐见”，甚至有人专门写了歌曲《可怜的美国山药蛋》来传诵，“就上就上就上不去，美国的山药蛋就掉下了地。”不过美国毕竟是工业和科技强国，在冯·布劳恩们的带队攻坚下，“探索者1号”人造卫星在一个月后顺利升入太空。

此后美国开始疯狂砸钱，1958年NASA（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挂牌，立马成为资金黑洞，60~70年代预算甚至高于国防部，一度接近GDP的5%。当时一位支持NASA的参议员评论道[16]：苏联人教会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科学本身就是一件威力巨大的国家宣传武器。

美苏把世界从“地表冷战”带到了“燥热的太空竞赛”，目睹这一切的新中国咬牙暗下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

美国卫星成功发射4个月后，北京传出最高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搞人造卫星。卫星体积也要比美国山药蛋大得多，研发团队也是高规格。

督军的是聂荣臻，挂帅的是钱学森，执行的是中科院、国防部五院从全国抽调的骨干，解放军政治部调配了8000名复原技术兵、铁道部也支援了一批老工人，中央咬牙调拨了高达2亿元的研发专款，相当于36000名城镇职工的年收入，酒泉发射基地很快就在沙漠中拔地而起。

沙漠里蚊虫凶恶，气候恶劣，无数人把青春留在了发射中心七公里外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然而光有牺牲精神还远远不够，要实现卫星成功发射还需两大支撑：基础学科和工业体系。在当时的中国，前者一片空白，后者一片惨白。科研老师们只能晚上自学白天教，现学现卖。

这一年，亩产十万斤的“水稻卫星”和年产千万吨的“钢铁卫星”先后上天，真正的卫星却不见踪影。考虑到当时状况，卫星被认为“与国力不相称”，于是1959年思路调整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1960年2月，中国首枚“土法土制”的探空火箭终于在上海试射。

试射地点是上海郊区老港镇。火箭仅有4米多高，靠大家用绳子绞着上了发射架。它的头体分离定时装置是用7块钱买来的闹钟改的，点火装置是由手电筒灯丝上的硝化棉改的，燃料加压是用自行车打气筒完成的，弹道也通过手摇计算机和算盘来计算，草稿纸足足有3个半人高[6]。

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1960年

随着在百米之外指挥员的一声大吼，火箭喷射了一团浓雾后，窜出了8公里，差不多能从徐家汇飞到陆家嘴。

探空火箭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在火箭技术不成熟的条件下发射卫星，颇有明代万户用47个炮仗绑着椅子想飞天的悲壮与辛酸。幸运的是，在1955年回国的钱学森等人的攻坚下，火箭飞行的公里数不断增加：50、100、1000、5000公里，一步步迈向洲际巡航大门。

土制火箭升空5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但核武器光造出来不行，还得射的出去。因此，沉寂的卫星被唤醒了——洲际导弹和航天火箭原理一模一样，只是一个载着导弹，一个载着卫星。这一回，领导下达的四大使命：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在钱老等人的努力下，“上的去”不是问题；有之前苏联援建的监测设备，“抓的住”也能做到；把《东方红》录制到了卫星内部发射器中，可以“听得见”；唯一的难题是“看得见”，尽管东方红卫星直径足足有一米多，但要实现肉眼观测，无疑是几公里内找一只苍蝇。

研究员开动脑筋，用氧化铝做卫星外壳，增强对太阳光的反射。氧化铝制作需要用有毒且刺鼻浓硝酸，没有防毒面具，大家就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轮流上岗，又在上面装了个反光板，升空后可以像降落伞一样撑开，直径足有4米，跟在卫星后面，看到它就像看到了卫星[7]。

发射前的东方红1号，1970年

1970年4月，长征一号从酒泉咆哮而出，将卫星送入了太空轨道。无数群众翘首观望，用收音机收听。几十分钟后，“东方红、太阳升”的电磁波全球发送，中国卫星的踪迹终于出现在了苏修和美帝的领空之上。这一天、这一月、这一年出生的许多孩子，都被父母取名为“卫星”。

冷战年代的卫星发射被赋予了太多政治象征，但如果剥离意识形态色彩，把航天当作一个战略产业，那时的中国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

1986年，是全球航天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中国商业卫星发射的起始之年。

1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73秒后解体，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4月，美国大力神34D火箭起飞8.5秒后出现故障，连同发射台一并炸毁；5月，美国德尔塔3194火箭刚一升空便遭雷击，被迫自毁；同月第18次升空的法国阿里亚娜火箭也出现了第三次点火失利，发射宣告失败。

接连不断的事故，促使美国在1988年宣布航天飞机暂时退出商业市场，全面转型商业航天发射。然而，但在美国航天领域坐了十年冷板凳的发射火箭，成本高昂竞争力低。因此，美国开始寻找技术备胎，目光最终聚焦在了刚刚进入商业发射市场的一个新兵：中国长征火箭。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长征火箭的成功率高，而且非常便宜。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那个黑鹰直升机都往中国卖的中美蜜月期，在商业发射上扶持中国，无疑可以抗衡苏联、维护美国利益。在1988年，中国长征火箭与美国休斯公司签订了两枚卫星的发射合同。

中国对这次合作格外重视。火箭院特意研发了“长二捆”火箭来匹配美国卫星。在卫星运输期间，国防科工委、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等单位接力保驾护航。火车让行、局长护送，甚至在通过成都时，还专门炸山开路；遇到河滩时，也派人把所有石头捡得一干二净，确保平稳。

为满足美国人要求的空气洁净度，发射站的战士们用白布蘸着酒精，将几千平米的地板整整擦了6遍。[8]这次顺利合作，为中国长征又迎来了新的订单。然而，在1992年3月的第二次合作中，长征执行发射美国休斯公司的B1卫星，在点火阶段，助推发动机、支撑块都出现了故障。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发射台旁的科学家、军人、指挥员都冲了进去，顶着正在泄露、随时会爆炸的火箭燃料烟雾，卸下了价值1.4亿美元的B1卫星。四年后，搭载美国708国际通信卫星的长三乙火箭，又一次栽倒在发射塔1850米外的场地，导致6死57伤。

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长三乙”仅休整18个月，就再次来到了发射台，最终将美国708卫星成功送入太空。中美两国在商业发射上的合作，使得中国迅速积累起了相关人才和经验，但醉心科研的中国工程师们还没意识到，大环境已经变了。

苏联解体后，美国牢牢地站稳了全球霸主的地位，冷战时期铸造的庞大军事机器拔剑四顾，突然发现自己找不到对手了。200万装备精良的美军陷入了无事可做的状态，只能拿索马里和南斯拉夫这种国家来练练手。但到了1996年，新的“宿敌”似乎出现了。

那年3月8日，作为对李登辉访美的回应，两枚东风15导弹掠过台湾海峡，飞向基隆与高雄外海。克林顿政府立即调动“尼米兹号”和“独立号”两个超级航母战斗群，部署到了台湾附近海域。剑拔弩张的台海危机留下了无数野史传说，也让本就出现裂痕的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1999年，美国众议院发布了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报告臆想中国派遣了3000企业以及十万留学生在美国从事间谍工作。还明确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并通过商业发射，故意制造故障窃取美国卫星、导弹与火箭技术。情节之荒谬，“报告读起来像是推理小说”[9]。

《考克斯报告》虽然是推理小说，但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却是实实在在的。1999至今的整整22年中，中国商业航天发射就再也没接到任何一笔美国订单。

中美商业航天领域的“脱钩”，只是历史暗流中的一部分。80~90年代美国在航天上的领先，带给中国的是一种“越追越追不上”的焦虑。

早在1976年底，印尼、巴西等八个赤道国家联合搞了大动作，宣布对其领土上空三万五千多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拥有主权。这个自不量力的声明令人发噱，很快美苏主导的国际电联出来打脸：所有太空轨道、频谱资源，一律先到先得。翻译一下就是：美苏先到，美苏先得。

当时，美国正忙着大事儿：开始着手组建全球导航系统（GPS），每年几十亿美金几十亿美金的砸。在那个放卫星都很奢侈的年代，GPS看来性价比并不高，连苏联都没有跟风。中国在六十年代末也曾发起一个与GPS类似的“灯塔一号”导航项目，但没几年就搁置了。

但到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人们第一次见识到导航卫星的威力。在GPS的引导下，战斧导弹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击中目标，震撼全球。于是，中国“北斗”、欧洲“伽利略”相继启动，只可惜刚迈步就撞到一堵高墙：导航黄金频段已经被美俄全部占用。

2000年起，中国、欧盟先后和电联展开谈判。与此同时，美国也在为自己的3G通信标准争取选票。随着美国的3G标准如愿以偿通过，电联也宣布：卫星频率还有一小段，中欧两方要共用还是争抢，自己看着办，但最晚要在2007年之前发射卫星，不然频率自动失效。

中国当时已经发射了三颗北斗，但遭遇技术瓶颈，欧盟则在为研发费用苦恼，双方一拍即合。2003年9月，欧盟交通司和我国科技部在北京进行磋商，欧盟各方因利益诉求时常争论不休，中方不得不多次协调催促，甚至有欧盟代表笑称[10]：中国人比欧洲人更爱伽利略。

一个月后，中欧双方正式签订了伽利略合作计划，中国将出资2亿欧元获得“伽利略”20%所有权和100%使用权，而且可以全程参与从卫星制造到用户服务的各个环节。想着可以靠学习欧洲，实现技术跨越，中方自然非常高兴，即刻投入了七千万欧元，合作单位也相继成立。

欧盟主席乐的合不拢嘴，夸赞中欧两方是“尚未结婚，但已订婚”[11]。然而这段婚姻并不安全。一方面，美国用“技术分享的胡萝卜、北约军事大棒和中国威胁论”来游说欧洲；另一方面，欧洲亲美派势力相继上台。最终，合作未满五年，中欧婚姻破裂。

当时，欧盟对华采用了“三不”策略：决议不让表态、资料不让浏览、技术细节不告知，甚至拉来了印度一起玩，为的就是降低中方的影响力。全面技术封锁再次笼罩在我国航天领域，感受到羞辱的中方，也再次明白那个亘古不变的道理：钱买不来技术、寄人篱下是没有出路的。

蹉跎之下，中国不得不再次走上自主研发的道路，而此时，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卫星发射截止日已所剩无几。北斗二代刚重启，就进入了紧张的发射倒计时。然而，用来授时、定位的“心脏”器件原子钟，还牢牢撰在西方人的手中，技术封锁的阴影下，只剩下了自己造这一条路。

制造原子钟，需要量子力学、电学、材料学等五十多个领域配合，而且由于每十亿分之一的时间误差，就会造成地面0.3米的位置偏移，因此，原子钟也是个超级精贵的精密制造品：一些零部件，手碰一下都会报废，需要万分谨慎；而哪怕一颗螺丝力度不对，也要打回重装。

终于在2007年，原子钟实现了突破，参与项目的科学家梅刚华曾回忆说，“当时和西方国家有两个量级的差距，但又不能急功近利，必须坐得住冷板凳”。那年4月14日，北斗二号卫星被送上太空，但频率被国际电联认可，还需要再进行变轨调整，此时，距离规定的截止时间只剩92小时。

在连续两天的调试后，十多家研发单位一同守在一个大操场上，大家将接收机摆成一排，从变轨等到入轨，从天明等到天黑。当晚八点，北斗二号的第一组信号终于从两万公里外的太空传回地面。操场上一片欢呼，总工程师躲在了一旁偷偷抹泪。此时距离频率失效，仅剩4小时。[12]

这不起眼的4小时，却足以影响世界。随后，北斗二号像下饺子一样，以每年至少两颗的速度升空组网。而指望着美国援助的欧洲，直到2009年还在扯皮，甩出的锅比飞上天的卫星都多。欧盟一度要求北斗停止发射，为伽利略让道，但中方忍气吞声的时光，已经属于从前。

2015年10月，北斗二号第二十颗卫星入轨，而伽利略却只有十二颗卫星，仍处于部署阶段。欧盟随后发来致电，决定和中方共同使用频率。北斗人再次用老一辈的奉献精神、日夜研发，成功加入了欧美的太空竞赛。

然而，在北斗商业化的道路上，面前依然是GPS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巨人。北斗的路只能算走了不到一半。

美国GPS发展之初，并未考虑民用，商业化只是霸权争夺下的产物。

1983年的一个夜晚，编号007的客机从纽约飞往韩国首尔，却在途中偏离航向进入了苏联领空，下方是苏联的核潜艇重镇。无法获得位置信息的机长，对危险全然不知。最终苏联两枚导弹击中了被误当做美国侦察机的007号，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269人全部遇难。

在调查清楚原因后，为避免灾难重演，当时的总统里根亲自牵头，促使军方无偿向民用开放。但疑神疑鬼的美国政府，又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干扰技术（SA）降低了民用GPS的定位精确度。因此，除了民航运输之外，其他民用领域几乎原地踏步，而这导致十年后的1993年，发生了轰动美国的“珍妮弗悲剧”。

珍妮弗（Jnnifer Koon）是当时纽约州州议员的女儿，在购物途中不幸被绑架、随后被枪杀。事后调查发现，珍妮弗曾用脚趾拨通了911。然而，直到接线员痛苦地听着枪响，美国警方依然无法确定珍妮弗的位置。[13]珍妮弗悲剧，再次让美国人注意到GPS民用的重要性，但却并没有促动政府采取显著措施。

这一年，俄罗斯卫星定位系统也投入使用，两年后完成了24颗卫星的满覆盖，终于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惕。为了赢下主导权，美国开始举国发力。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发了《国家GPS政策》（U.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Policy），其中强调：政府将积极采购GPS商业产品和服务，并由国防部、运输部等部门协作，成立委员会专门负责GPS的军民融合。

一批民企纷纷响应，例如如今全球最大的导航芯片公司SirF，成立于1996年；1997年麦哲伦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款手持卫星通信机。而2000年，美国更是宣布彻底取消干扰技术，大幅提升了GPS民用定位精度。至此，GPS在商用大道上狂奔。GPS芯片订单也大幅增加，促进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繁荣。

2007年，全球GPS芯片出货量相较前两年足足上涨10倍有余，SiRF、博通、高通等芯片公司不断壮大。然而，此时的北斗二代才刚刚将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太空，军事目标尚未实现，商业战场更是不敢想象。而到了2012年，北斗正式宣布商用时，却重重受挫。

最大的阻力来自芯片和终端公司：北斗二代使用的频率和GPS不同，而增加新的频率就要增加成本、增加功耗。而当时的芯片、手机公司仍以美国为主，它们对北斗的使用意愿并不高。芯片商高通对北斗信号只支持接收，却不参与解算，简单说就是给个面子，但还是不用，而苹果更是毫不理睬。

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GPS商业网络早已遍布全球，占据全球90%的份额。而北斗虽然上了天，却依然无法下到商业之地。不得已，有形的手开始发挥作用。客货车被强制安装北斗终端，鼓励政策也密集出台，当年全国92项卫星补助中，北斗占到了38项。

然而，政策温室未必都结出好果子，就如誉为“北斗第一股”的国腾电子，内部争斗不断、掌门人也锒铛入狱；而曾据全国80%后装车载导航市场的凯立德，在补贴减少之后也遭遇业绩大幅下滑。倘若不思进取，补贴就如鸦片一般；幸运的是，奋斗者依然是大多数。

虽然北斗吃了轨道资源的亏、定位效果一般，但我们可以用数量换质量。于是在2017年，北斗三代启动，并以一箭双星的姿态拉开了组网大潮；与此同时，大量国产手机的崛起让北斗成为标配。从卫星到终端到需求，中国北斗冲击GPS的决心显而易见，路径也和美国如出一辙。

美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于是，在北斗三代升空半个月后，美国便携手中国发布声明，GPS和北斗将互相兼容信号，每个支持GPS的终端都可以低成本获得北斗服务。翻译一下，就是美国知道技术封锁已经毫无效果，索性卖个人情。然而，美国真的是一次心悦诚服的合作吗？

北斗技术虽已突破，但GPS商业帝国依然固若金汤。直到今天，苹果依然没有明确表示对北斗的支持。而在一次沟通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人员也沮丧地表示：国内消费者其实感受不到北斗，因为手机上用GPS三个字母，便代替了所有导航系统。

几代人的付出，为北斗商业化赢得了微小的胜利；但某种意义而言，这又像是GPS的佯败，在绝对霸权下无伤筋骨的退让。毕竟，商业有其自身规律，短期并不会以有形手的意志为转移。北斗三代距离组网完成仅“一星之遥”，但商用的战争，才刚刚打响。

2008年，Space X的猎鹰一号火箭第三次载着价值数亿美元的卫星升空，也第三次炸成了碎片，马斯克已然惊弓之鸟。于是，在9月Space X进行第四次发射时，马斯克把卫星换成了虚拟货物。

也许是上天青睐偏执狂，这一次火箭成功入轨。饶是见惯了风浪的马斯克也激动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的脑袋被炸开了。”发射成功，但危机并没有解除。要想活下去，马斯克必须拿到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份16亿美元的订单。

马斯克和NASA颇有缘分。时任NASA掌门人格里芬便是当年Space X的发起人。只不过，没等Space X成立，格里芬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对马斯克颇有微词，认为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天才。而NASA内部对马斯克也纠结不已，马斯克虽不靠谱，但他有两个竞争优势。

首先，Space X报价诱人，竟然把波音的2.25亿美元报价压低到了6000万美元。NASA看着工业长子们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特别希望有鲶鱼来搅局，而马斯克恰恰是一个在技术研发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最佳人选。其次，马斯克的火箭发动机用的正是NASA登月时的技术，所谓母不嫌子丑，合作起来也轻车熟路。

权衡再三，格里芬带领NASA和马斯克的Space X，还是因为共同的“美国太空梦”走在了一起。拿到美国政府大额订单的Space X，也迎来了美国政府首脑的认证。

2010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访Space X发射基地。在18层楼高的火箭发射塔前，奥巴马将黑色西装随意的搭在肩上侃侃而谈，频频询问Space X载人航天的进展，在一旁的马斯克则双手交握，局促地像个问家长要零花钱的孩子。[14]

狂人马斯克的“温良恭谦”让奥巴马非常满意。第二天，奥巴马做了一个事关美国航天事业的重要演讲，他提到，未来的美国商业载人计划将完全交由民营企业运营，NASA将大力配合支持。Space X自然成为了最受宠的“小儿子”，拿到笔笔订单。只不过，奥巴马留下的作业，马斯克一直到了特朗普任内才交上来。

2020年5月30日，龙飞船载着两位NASA宇航员成功遨游太空，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家实现载人航天的民营企业。发射完毕后，马斯克挽着袖子，亲切地接见了川普和他排成行的同僚们。

Space X的成功，真的是因为马斯克变强了吗？其实，这还是离不开NASA的功劳。此次发射台，用的就是阿波罗登月时的同件同款；而上天的两位飞行员也不是小白鼠，而是都至少有过两次太空经验的NASA功勋成员，一位参与了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的升空；另一位仅太空行走时间就累计超过了37小时。

一次民营发射，却使出了三大国宝。SpaceX的军功章，美国政府怎么也得占一半。

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会的科技巨人摩托罗拉想着就冲击民营航天事业了，发起了66颗通讯卫星组成的铱星计划，但仅运营一年，就没钱贱卖了。成本是一方面因素，但和多次炸火箭的Space X相比，还是一句话：朝中无人难办事，得做点政府想做的。

跟1957年苏联的那场举世瞩目的发射一样，Space X的这场发射，也引发了一场大洋彼岸的焦虑。

1991年，刚毕业的雷军进入航天系统工作，半年多后，他就辞职从南五环外的东高地，到了北四环的中关村；而2018年，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则指出，西安某航天研究所一名设计师，在体制内待遇平平，跳槽到私企后立刻年薪百万。

这并不是个例。2019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3712人，投身国防科技的为1152人，而有31%人则去了ICT领域。网上招聘信息显示，航天院所的工程师平均年薪不足10万元，知乎上更有人称，税后不足5万。而SpaceX的平均年薪则为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3万元，是美国年均收入的两倍，也并不显著输于互联网，是亚马逊的88%、苹果的73.2%。[15]

个人的职业志向本就无可厚非，我国也有太多领域需要突破。然而，薪酬的比较、去向的数据，却可以回答大家刷屏庆祝SpaceX发射成功时的疑问：我们的航天院所们在哪里、中国什么时候会有SpaceX？

中国太空探索起步并不算太晚，但却一路坎坷，充满了封锁与反封锁。在军事领域，当我们面临生存压力时，一批批工程师、科学家，会忘我地扑上去，用生命换来尊严和平。然而，当我们回到商业领域、和钱打交道时，岂能单纯地奢求研发人员啃干粮、喝冷水呢？

要解答我们的SpaceX在哪里，也许可以从SpaceX的发展史里来寻找。首先，从军事卫星到军民两用的GPS，再到商业私企SpaceX，这背后都离不开美利坚的支持。政府部门给订单、军事研究给技术、教育体系给人才。这是美国举国体制的成功，也是我们在科技攻坚中坚持举国体制的借鉴。

其次，SpaceX也是军民融合的典范。就像这次载人升空，就是NASA的鼎力支持。而无论是当年的东方红一号，还是随后的北斗，我国军事突破封锁的同时，也带起了材料学、动力学、空间物理甚至计算机、通信产业的大发展。

而当年为什么NASA要选SpaceX？因为他们看到SpaceX是一条凶狠的鲶鱼。它可以抢到食物，让那些有才华、愿拼搏的人拿到应有的奖赏；也可以猛烈冲撞，把那些躺在经费上糊弄领导混日子的人挤出池塘。

对中国来说，也需要一条、十条、甚至百条“鲶鱼”，因为这场太空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封锁和敌对的烟雾弥漫从太平洋对岸浓浓飘来。没有东方红升空和原子弹爆炸，中国也没有“站起来”的资格；而如今，要赢得真正自主和和平，航天依然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争。

在围堵的大背景下，从芯片到航天，从5G通信到新能源汽车，中国的那场战争又是能输得起的呢？

注释：

[1].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50周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2]. 走出地球村-李鸣生-天地出版社

[3]. 倒计时：航天器的历史-T.A.赫彭海默(美)

[4]. 可怜的美国山药蛋写得好-人民音乐

[5]. 纪念封上的探空火箭-陕西工人报

[6]. 一个白族科学家的初心使命——记“两弹一星”元勋、中科院院士王希季

[7]. 东方红一号发射50周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科普中国

[8]. 飞向太空港-李鸣生-天地出版社

[9]. 考克斯报告：内容和影响-朱峰

[10]. 欧洲力求打造全新一个“伽利略”-人民网

[11]. 中国、欧洲:“恋爱”29年后“订婚”-党员干部之友

[12]. 开讲啦|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

[13].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ssociation，Geospatial Research, IUSA

[14]. Space X官网

[15]. 发射成功！一文了解人类载人航天新时代传奇-小火箭

[16]. The Soviets taught the Americans how to use science for propaganda，Akshat Rathi，2017

来源时间：2020/6/8   发布时间：2020/6/7

旧文章ID：21976

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选举面面观线上座谈：讨论涉及美国选举制度简介、美国大选与中国、2020年选举看点和中美关系走向。

主持人刘亚伟。刘亚伟博士是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中美印象》网站主编（cn3.uscnpm.org）、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会员、Emory University政治学系兼职教授。
    时间为本周六（6月13日）下午3点-4:15。

Topic：亚城77级线上沙龙系列二：美国选举面面观

Time:：Jun 13, 2020 03:00 PM Eastern Time (US and Canada)

Join Zoom Meeting

https://emory.zoom.us/j/98209725351

Meeting ID: 982 0972 5351

来源时间：2020/6/7   发布时间：2020/6/11

旧文章ID：22015

作者：  来源：稻听图说V

2020年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讲到，我们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这一数据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甚至一些人认为总理是在瞎说。

事实是，总理讲的这个数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析。　

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所以，正如总理所说的，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

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没有任何收入，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如果以1090-2000元标准来界定中低收入者，则该群体的人口规模总量会达到3.64亿。

注：本表是2019年数据，根据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CHIP数据推算。

综合来看，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就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被认作发达国家”，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表示“中国不再是第三世界”。

然而无论是按照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都是无可辩驳的发展中国家。

人均GDP，美国是6万美元，全球平均是1.146万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

2018年美国人均年收入为3.6万美元（税前收入），平均每个月是3000美元，相当于22000元人民币左右，是中国的8倍多。

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而同期折算美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4427元，是中国的10倍还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来源时间：2020/6/7   发布时间：2020/6/6

旧文章ID：21975

作者：头条君  来源：今日财经头条

自从总理夸赞地摊之后，全网一哄而起。

仿佛大家在错过了淘宝、错过了微商、错过了直播带货后，终于赶上了摆地摊这个风口。

一些开着奔驰、宝马的大中产阶级也凑热闹去摆地摊了。

一些大公司如京东、百度也蹭热点，A股市场上的一些“地摊经济”概念股也被大肆炒作。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便有点变味了。

禁止摆摊时，穷人尚可摆摊为生；鼓励摆摊时，摆摊立马被强者占领，以作秀为目的，弱者连机会都没有。

尤其很多企业家和网红摆摊吸睛，挤压的是底层人的生存空间。

这是一种耻辱。

地摊经济是该降降温了。

北京和央视一起发大招，给刚刚火起来的“地摊经济”泼上了两盆冷水。

北京日报评论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央视新闻客户端今日发布热评文章《“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

地摊概念，在重量级媒体表态后，下周炒作蒙上了阴影。

前几天连连暴涨，相关概念股本就透支了底子，再加上舆论导向的变化，恐怕雄风不再。

一哄而起，最后都是一地鸡毛。

地摊经济是该降温了，但是不代表底层人民就不需要地摊了。

北京日报的内容，头条君却并不赞同。

地摊经济怎么就不适合北京了？

北京日报丁丁卯卯，讲了两条理由。

第一，大北京是首都，是窗口城市，代表的是国家形象。

第二，北京有自身功能定位与管理要求，保就业保民生有自己的一系列招法。

看来，在有些领导眼中，摆地摊依然是一件有损形象的事情。

头条君记得很多年前，中国一位高官访问拉美的一个国家（好像是巴西），看到首都有很多贫民窟，就说：“为什么不拆迁走？影响市容美观。”对方首脑答曰：“我们不能为了首都的外表光鲜而剥夺了很多穷人的饭碗。”

每个城市都有底层老百姓，都有受疫情冲击的失业人口，都有要靠摆摊谋生的人口。

北京两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即便贵为首善之都，这方面的人口只会多不会少。

保证很多底层人有饭吃，这是执政的担当。吃饭，是经济的底线。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他们最无助的情况下，至少还有摆地摊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这就是地摊存在的，最有说服力的生存道理。

世界上一流的大都市华盛顿、纽约、巴黎、伦敦都能摆地摊，怎么到北京就不适合了？

至于定位，每次头条君叫车时，滴滴司机都教育我：你找到自己的定位了么？

《2020全球生活报告》显示，2019年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宅套均价格跻身全球前十，分列第四、第五和第六位。

前5个月，北京市光卖地就赚了1130多亿元。

说白了，“不差钱”，不知道这个定位准不准确？

剩下的，你细品品。头条君就不多哔哔了

不过，地摊经济既然能存在了上千年，自然有其符合经济规律的道理。

很多历史上的牛人，也都是小摊贩出身。

桃园结义的三人，刘备是挑着担子卖草鞋的小贩，

关羽是推车卖枣子的小贩，张飞是卖猪肉的小贩。

元末张士诚是卖私盐的小贩，民国总统曹锟是卖布的小贩。

金马影帝梁家辉出演《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之后被封杀无戏可拍，也是靠在铜锣湾摆摊卖饰品，做小贩来维持生计。

好的城市，也许该是像热带雨林一样，各个层级收入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至少，得在城市里给摆摊儿留下一些基本的空间。

抛开生存层面不说，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古都，民间手工艺，地方文化或小吃等，不但是“烟火气”，更是一种传承；一个城市只有冰冷冷的钢筋水泥，遍地的快餐，是没有温度的。

也许，当局考虑的更多的是摆地摊带来的脏乱差以及管理成本，也是，国际友人来到北京，到处都是商贩摆地摊的，岂不难堪？

但问题是

摆摊乱不乱？乱，但为什么会乱？能不能摆了不乱？

摆摊扰民吗？扰，但为什么会扰？如何能不扰民？

地摊卫生吗？不卫生，但北京的那些老字号，当年都是地摊货，他们怎么洗白的？

地摊经济重生，政府的服务也需要升级。咱不能一直停留在非洲的治理水平不是。

地摊经济越火爆，表明人民的口袋越饥饿。

高门大户们吹仙风喝玉露就能过，但升斗小民那是真的需要烧柴烤火啊…

现在看看四九城，修自行车都很难找到人，配钥匙要跑很远的路，买菜也只能去超市。

确实像总理说的，需要点烟火气呀！

不要说摆地摊low、有损形象，其实现存的各行各业都是从摆地摊着中原是商业形态衍生出来的。

就拿金融业来讲，看似离实体经济最远、最为光鲜、高大上，也与摆地摊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流量为王。所有摆地摊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流量最大的地方，金融行业也不过是把钱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中间过一点油水。

二是牌照优势。哪里都有搞特权的人，摆地摊经常被城管抓，但是有些摆地摊的人城管来了从来不跑。

三是平台优势。有了平台，就有了资质。有人在摆地摊，费劲心思赚吆喝，朝不保夕；有人在三里屯开了优衣库，体系庞大又稳定，但说到底，也就不过都是一个卖货的生意。

四是政策影响。城管放松尺度，是放你们一条生路，自己先赚点钱，之后好好守法经营便好，但偏有人贪心不足，还希望多赚再赚，城管就不得不管了。

原创不易，且行且珍惜。老铁们点击右下角“在看”，一起加油！头条君一直都在。

来源时间：2020/6/7   发布时间：2020/6/7

旧文章ID：21972

作者：  来源：玻耳喵

总理说，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总理接着说，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来源时间：2020/6/7   发布时间：2020/6/7

旧文章ID：2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