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佟德志 樊浩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

　　编者按：近日， 美国非裔男子遭暴力执法致死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持续蔓延，多地和平示威逐渐演变成暴力骚乱。这次事件，是美国长期以来种族矛盾长久积攒的一次集中暴发。黑人的权利问题是美国历史的遗留问题，黑人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将批判性指向种族主义观念，反种族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的内涵之一。“政治正确”在起起落落的聚讼纷争中逐渐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如何看待美国的”政治正确“，是当下研判美国情势和国际关系的关键性问题。

　　在当代美国话语体系当中，“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是指在语言、行为和社会政策层面保护或是避免冒犯少数群体而形成的一种评价标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演变与发展，“政治正确”在起起落落的聚讼纷争中逐渐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当代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受挫，新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特朗普当选后的种种政策使得“政治正确”更成为最具争议的文化观念之一，进入美国公共争论的核心。

　　“政治正确”是一个非常含混、语义多变的词汇。本研究以雷蒙·威廉斯的“历史语义学”为基本方法，以“政治正确”的源起、发展与演变为线索，从语义流变的角度探讨美国“政治正确”的三重向度。

　　雷蒙·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政治正确”的词源及语义指向

　　从词源的角度来看，“政治正确”的词语构造是现代现象。根据美国学者的考证，首次出现形容词性质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是在1793年的切斯霍姆诉乔治亚州(Chisholmv.Georgia)的司法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收录了判决书，原文表达是：“这种不准确(Inaccurate)的情感和表达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共同语言中，甚至在我们表达欢乐的语言中也是如此。祝酒词用‘美国’取代‘美国人民’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Not Politically Correct)。”然而，威尔逊法官是在字面意义上使用该词，是上文政治不准确(Inaccurate)的反义替换，是指人民而非国家才拥有美国的真正权威，因此“向各州敬酒”违反了“准确的”政治观念理论和现实。此案涉及当时联邦管辖权界限的争议，判决过度维护联邦权威，遭到州权主义者的反对。此后，美国通过第11条宪法修正案，推翻了此案的判决，围绕此案产生的争论以及“政治正确”概念也被淡忘。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政治正确”的含义并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义指向。

　　“政治正确”形成意识形态的语义指向与20世纪的左翼思潮有密切关联，文化左翼与政治左翼共同赋予了“政治正确”全新的语义内涵。文化左翼主要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代表。文化左翼为“政治正确”增添了批判性指向。1923年，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联合一部分德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为参照，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法兰克福学派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方法，建构了批判理论。在批判理论看来，传播共产主义的最大障碍来自当时的西方文化，因此，批判理论对西方文化中“基督教、资本主义、权威、家庭、父权制、等级制度、道德、传统、性约束、忠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遗传、民族中心主义、习俗和保守主义”等元素进行批评，目的是摧毁、取代传统信仰和现有的社会结构，使西方文化“政治正确”，最终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和重建。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部分)

　　文化左翼对美国政治正确的文化维度影响重大。马尔库塞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反文化”的重要来源。这场运动“目标很明确，因为抗议是针对整个文化体系的，包括现存社会的道德……所以人们可以正确地谈论一场文化革命”。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成为当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尽管她不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但却深受该学派的影响。这些学者提出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政治正确”的批判指向。1933年，纳粹势力掌控德国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部分成员前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下，重建了该学派，在美国境内广泛传播文化左翼思想。因此，文化左翼的批判性直接影响了民权运动时期的“政治正确”观念，反文化和女权问题成为美国“政治正确”讨论的主要议题。

　　大致在同一时期，政治左翼为“政治正确”增添了一致性指向，“政治正确”概念的另一个内涵是与政治主流在行动和思想上保持一致。当时的美国也是在类似意义上使用“政治正确”这一概念。是否在思想上及行为上与官方保持一致，是衡量“政治正确”与否的标杆。例如1934年,《纽约时报》报道称，纳粹德国只向“政治正确”的纯粹雅利安人发放报道许可。1953年，切斯劳· 米洛斯(Czeslaw Milosz)在他的著作《俘虏的思想》(The Captive Mind)中使用了波兰语poprawny politycznie(政治正确)，简· 齐隆科(Jane Zielonko)将这一概念翻译为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确)。

　　政治左翼话语中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当时的话语中成为被讽刺的对象。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开始出现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正确”用法。1921年，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通过的党章序言中说道：“对手社会党因没有记录唯一正确和纯正原则的陈述而受到批评。”美国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认为：“尽管它自豪地宣称自己具有革命性的纯正性和正确性，但它却垂死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正确”用法转变为左翼内部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嘲讽。

　　我们看到，“政治正确”在美国属于舶来品，文化左翼和政治左翼对这一概念的早期语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文化批判性和政治一致性两个重要指向。尽管“政治正确”的词源在美国形成的也比较早，但后来延续的“政治正确”主要来源于20世纪的文化和政治左翼思潮，他们挖掘、使用了这个词语，基于意识形态建构了“政治正确”的批判性、一致性指向，同时也使这一概念带有讽刺性意味。“政治正确”形成的批判、一致与讽刺的语义指向，在后续的语义流变中分别被社会抗争群体、左翼和右翼势力沿用，为“政治正确”建构三重向度奠定了基础。

　　民权运动时期的“政治正确”

　　20世纪中期，左翼激进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同时，在美国得以重建的法兰克福学派继续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展开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民权运动时期的“政治正确”延续了早期的批判性语义指向，在社会运动中将反文化与批判现实社会相结合。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期间，“政治正确”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化、本土化。就议题来看，“政治正确”与美国社会运动的议题相结合，包括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同性平权运动。迪内什·杜萨(Dinesh D’souza)认为：“后来的‘政治正确’用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各种意识形态，包括黑人意识和黑人权力、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以及微弱意义的和平主义、环保主义等。”

　　黑人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将批判性指向种族主义观念，反种族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的内涵之一。黑人的权利问题是美国历史的遗留问题，18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的判决，确立了对黑人采行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在美国历史上引发巨大的争议，1954 年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 the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判决公立学校应该实行种族混合，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序幕。在黑人运动当中，“白人权利至上”的观念、对黑人的歧视称呼以及种族隔离的社会政策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这在事实上构成了“政治正确”的观念、语言和政策三重向度。

　　女权运动是与“政治正确”联系最为紧密的领域。乔佛里·胡格斯(Geoffrey Hughes)认为，在很多方面，以政治议程为标志的女权主义可以被视为“政治正确”的第一波浪潮。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首先将批判性指向男权主义和父权制社会结构，反对歧视女性。1970年，托尼· 凯德(Toni Cade)在其著作《黑人女性选集》中指出：“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是反人民的，男人不可能是‘政治正确’的，沙文主义者同样也不可能。”1969年，在利文斯顿学院(Livingston College)举办的黑人女性研讨会上，凯德将主题界定为“正确的问题”，其核心议题就是“黑人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另外，女权主义者也将“政治正确”的用法扩展至所谓的“性别战争”(Sex War)领域，将性别压迫、性别法西斯主义视为“政治不正确”。1975年12月，美国国家妇女协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主席卡伦·德科罗(Karen DeCrow)发表的反对歧视女性的演讲中指出：“全国妇女组织正在朝着‘智识正确’和‘政治正确’的方向发展。”女权主义批判政治社会结构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将政治正确瞄准了男权主义观念、对女性的歧视语言和父权制社会结构对女性的压迫。

　　性别问题不仅仅包括女性平权的要求，同时还有性别问题带来的“政治正确”，将议题引向了同性平权，而且扩展至性别取向领域，将批判指向“异性恋”(Heterosexuality)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将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与压迫视为“政治不正确”，主张同性自由、同性解放和同性婚姻。1951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同性恋权利组织(National Gay Rights Organization)。1969年，同性恋群体与纽约警察爆发冲突。一年之后，除纽约外，美国其他大城市相继爆发游行，性别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民权运动当中，“政治正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正确”与民权运动相结合的成果是推动了1964年美国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1965年选举权利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1961年肯尼迪政府的10925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0925)以及1965 年约翰逊政府的11264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1264)的产生。这4部官方文件从立法和行政层面上保障了黑人、女性等少数群体的利益。尤其是1965年的11264号行政命令在原有基础之上，提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政策，明确规定在就业中，求职者不应因肤色、性别而遭受歧视，在社会政策层面对少数群体提供了机会平等的保障。

　　总体而言，民权运动时期，黑人、女性及同性恋群体延续了“政治正确”的批判性语义指向。伴随着身份政治观念的兴起，将批判指向基于“白人男性”群体建立的排外性身份观念、歧视性语言以及不平等社会政策，主张平等的身份政治观念、非歧视性的语言和社会政策。在观念上，政治正确直接将矛头指向既定的“白人男性群体”或“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突出了文化领域的批判性，颠覆了白人群体比有色人种优越、男人比女人优越、异性恋者比同性恋者优越等观念，推动了美国的文明进步。“政治正确”旨在消除因种族、性别以及性别取向等因素导致的对公民身份的歧视或排斥，并树立了追求平等、权利的公民身份，逐渐为美国社会接受。在语言方面，政治正确禁止在语言上歧视黑人、女性和同性恋，出现了早期的一批禁忌词，比如黑人(Negro)的词汇成为禁忌，逐渐被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所替代。在政策上，在性别、种族等领域通过了一批法律和政策，比如，废除种族隔离、实行“肯定性行动”。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政治正确”初步建构了观念、语言和政策层面的三重向度。

　　多元与保守之间的“政治正确”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伴随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政治正确”开始在美国大学校园中蔚然成风。早在民权运动时期，“政治正确”就已经出现在美国高校中。民权运动期间，美国大学生是主力军，他们以“政治正确”批判不平等的社会观念和结构。这一传统被继续发扬，推动了“政治正确”的深入。多元文化主义是民权运动中身份政治观念的延续，可以看作是更广泛的“政治正确”运动的一个特定方面，“政治正确”本身就是美国动态的、集体的和重复的身份建构的产物。

　　1980年代后期，关于“政治正确”的讨论，涉及如何处理教学和研究中的种族、宗教、性别、性别取向等敏感议题，围绕着高校课程设置、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展开。“从最近开始对大学课程进行讨论以来，西方文明固有的，对少数族群、妇女和同性恋者的不公平观点一直是校园内思考‘政治正确’的核心。”在此期间，许多高校将少数群体的专题研究纳入课程体系，例如黑人研究、妇女研究、拉丁裔研究、美国原住民研究、LGBT群体研究等。同时，“政治正确”也成为科学研究中一条不可逾越的“学术原则”(Academic Principles)，违背学术原则的科学研究不仅不会得到认可，还会在严格的道德和伦理审查中被否决。

　　“1990年左右，‘政治正确’开始活跃，1991年至1995年间这个词语的使用率达到顶峰。”1991年，《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伯恩施坦(Richard Bernstein)的报道使“政治正确”讨论从校园走向社会，伯恩施坦报道了得克萨斯大学写作课程的要求，学生写作中如果涉及少数群体，则必须以“肯定性行动”和民权的案例或文章为文献来源，然而，该校教师阿兰·格里本(Alan Gribben)表达了对这种“政治正确”的强烈反对：“你们不能要求我在课堂上必须根据学生在‘政治正确’方面的思考来给分。”伯恩施坦的报道发表后不久，学校停止了此项要求，但这项举措引起了社会对高校“政治正确”的广泛关注，以伯恩施坦的新闻报道为标志性事件，美国高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正确”开始被广泛报道和争论。

　　1991年之后，新闻报道、书籍和电视节目开始集中关注“政治正确”，围绕着多元文化主义对“政治正确”进行广泛探讨，同时开始反思“政治正确”的负面效应。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使“政治正确”进一步在社会中流行开来。美国的一部分电视节目也进一步推广了这一概念。例如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比尔·希克斯(Bill Hicks)以及比尔·马赫(Bill Maher)等喜剧演员在脱口秀中，多次涉及“政治正确”议题。1993年，比尔·马赫“在电视台主持一个名为‘政治不正确’的脱口秀节目，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对他所认为的‘政治正确’进行批评”。

　　保守派以讽刺和贬义的口吻使用“政治正确”，反对美国高校中的激进教学方式以及自由派媒体的刻意宣传，批评“政治正确”侵害个性与价值中立，认为“政治正确”摧毁了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正在“从‘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者’那里拯救西方文明的智识成就，而这些人正试图用劣等的文化形式取代稳固的规范”。在保守主义的猛烈攻击之下，“政治正确”在社会中越来越具有负面形象，最典型的例证是1991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政治正确’概念在全国引发争议，尽管它源于值得称赞的愿望：清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仇恨言论，但它用新的偏见取代了旧的偏见，它宣布某些话题被禁止，某些表达被禁止，甚至某些手势也被禁止。”此外，1998年出版的《非自由教育：校园里的种族和性别政治》一书详细介绍了美国诸多高校受到“政治正确”的冲击，全面引发社会公众质疑“政治正确”的动机和社会影响。从在美国最初的表现开始，“政治正确”就是自由与约束的结合，“政治”方面涉及开拓新的文化视野，“正确”导致接受新议题的一致性、限制言论自由的新形式以及普遍回避某些有争议的话题。最终，“政治正确”成了一场文化战争(Culture War)，“政治正确”的话语策略成了多元文化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中心。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势力频繁使用“政治正确”这一概念，刻意建构了这一概念的负面效应。霍兰德·保尔(Hollander Paul)认为：“‘政治正确’是极端右翼势力发明的一个概念，旨在捍卫自己的种族主义权利、以侮辱的方式对待妇女以及加害同性恋者的权利，将那些持严格态度对待生活的人贴上‘政治正确’的标签，目的是以此攻击他们。”因此，“政治正确”是想象中的暴政(Imagined Tyranny)，“政治正确是政治光谱中的右翼势力所发明的一种嵌合体或虚构的怪物，用于抹黑那些希望改变现状的人”。右翼势力刻画、宣传“政治正确”的负面效应，旨在压制不同意见，将左翼边缘化、使异议人士保持沉默。“‘政治正确’的言论绝大多数来自右翼保守派，目的是使那些持异议的政治观点保持沉默。”

　　在“政治正确”争论从高校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政治正确”概念的使用领域、适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展，从种族、性别、教育领域逐步扩展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概念，它在当代论争之前就已存在，是一个复杂的、不连续的和千变万化的现象，即使在过去的20年中，它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这段时间里，它已从最初的关注教育和课程扩展到许多议题：改革以及和种族、文化、性别、残疾、环境和动物权利有关的问题。”

　　环境保护和动物权利保护是“政治正确”拓展的新领域。在环境保护领域，“政治正确”保持了批判性的内涵，批判污染、破坏环境的观念。20世纪的生态主义思潮和绿色和平运动使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话语中，例如，吉斯·格里芬(Keith Griffin)的《绿色革命》一书就集中体现了1970年代的环境保护观念。在语言上，环境保护领域的一些关键词，例如污染(Pollution)、臭氧层(Ozone)、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环境友好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等通过新闻报道逐渐获得关注。1970年代，德国的“绿色未来运动”游说组织第一次在环境保护的意义上使用了绿色(Green)一词，承载了当代“政治正确”的环境保护观念。而具有政治不正确色彩的“非绿色”(Ungreen)一词则出现在1980年代晚期的新闻报道中。

　　“政治正确”甚至延伸至动物权利领域。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动物因不具有理性能力，被视为从属于人类的非道德主体。在观念上，“政治正确”将批判指向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物种偏见”(“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普遍歧视”)，保护动物权利的观念不断增强。例如，1975年，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以及理查德·莱德(Richard Ryder)的《科学的受害者：在研究中使用动物》两本著作的诞生，就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物种偏见”，基于保护动物权利的观念，批评用各种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动物，将保护动物权利纳入政治话语体系。在语言向度上，“动物伴侣”(Animal Companion)一词产生和广泛使用，修正了“宠物”(Pet)一词。在政策向度上，自1966年美国颁布《动物福利法》以来，保护动物的法案与政策层出不穷，从保护动物权利发展为保护动物福利。

　　除了环境保护和动物权利领域，“政治正确”在观念、语言向度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运用，拓展到年龄、身材、疾病、贫富、职业等领域。在观念上禁止歧视这些少数群体，在语言上禁止使用歧视性的词汇，并对已有的可能带有歧视色彩的词汇做了修正，比如，将Old People、the Elderly(老人)改为Senior Citizen(资深市民)，将Fat(胖)改为Heavyset(丰满)，将Poor(穷人)改为Financially Impaired(财政障碍者)，将Bootblack(擦皮鞋的)改为Foot Wear Maintenance Engineer(鞋靴保养师)等。

　　可以发现，作为美国文化中最具争议的一种观念，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之一，“政治正确”是衡量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近年来“政治正确”的争论激化，本质上反映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自由主义霸权地位的衰落，多元文化主义的式微，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保守主义的强势复兴，同时，两党制和选举政治对社会产生的分化效应，推动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极化。左翼激进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的同时抬头，特别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提出的种族主义、歧视女性、反移民、逆全球化等一系列言论与政策，进一步激化了“ 政治正确”的争论。

　　多元与保守，构成了“政治正确”争论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当代美国。左翼阵营沿用了一致性指向，试图将“政治正确”确立为教育、学术研究乃至社会生活的一条基本准则。右翼势力却沿用了传统语境下的讽刺指向，讽刺多元文化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在多元与保守的话语争论中，“政治正确”的三重向度也不断发展。在观念向度上，反对任何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包括年龄歧视、身材歧视、职业歧视、物种歧视等。在语言向度上，冒犯和歧视弱势群体的词汇都被视为不正确，进而被改造成中性词汇及委婉称呼。在政策向度上，“肯定性行动”成为社会的一项基本政策，同时，主张对那些在历史上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实行当代补偿和矫正。正如丹·莫勒(Dan Moller)所说：“‘政治正确’是建立言论规范或行为规范的尝试，这些规范旨在：通过塑造公众话语来发挥作用，通过抑制语言或其他形式的社交信号来保护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群体、历史上受害的群体，同时应避免侮辱、暴行、损害自尊心，或以其他形式冒犯这些团体或其同盟群体。”

　　“政治正确”语义流变的三重向度

　　我们看到，“政治正确”在20世纪的左翼文化思潮与政治思潮中形成了批判性、一致性的语义指向，形成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民权运动中，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继承了“政治正确”的批判指向，结合特定的社会议题，批判白人至上主义、歧视性语言和不平等的社会政策，使“政治正确”的概念初步形成观念、语言和政策的三重向度。在多元文化主义与保守派和新保守主义的争论中，“政治正确”概念的三重向度越来越清晰，并扩展至社会的各个方面。纵观美国“政治正确”语义变迁的历史，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当下的“政治正确”在观念向度上主张保护和尊重弱势;在语言向度上，反对和改造各种针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仇恨的言论;在政策向度上，以“肯定性行动”为基础，强调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与矫正。

　　“政治正确”的三重向度及其动态平衡，使“政治正确”更强调观念与文化层面的表现。在实践层面，“政治正确”参与了特定文化习俗的修正、重构与刻写。无论是通过法律、强制或是说服力来塑造话语、行为的尝试，还是更广泛地指公众对这种做法的态度展现，“政治正确”都是差异性、自我反省性公共意识的关键重复，因此，“政治正确”是文化表现的标志。

　　第一，观念向度是“政治正确”概念的核心。从“政治正确”概念产生实际影响的那一天起，它就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观念是“政治正确”概念的核心。但在不同时期，“政治正确”的观念内涵是不一样的。早期左翼语境下的“政治正确”既有文化内涵，也有政治内涵。但是，随着“政治正确”进入当代公众视野，广泛涉及社会议题时，“政治正确”的政治内涵逐渐淡化，文化内涵越来越清晰，尤其是在当代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政治正确”的文化内涵越来越突出。关于“政治正确”的辩论，越来越被视为“一项修辞战略”，不仅包括各种与之相关的文化运动，也涉及建立新的意识形态议程。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观念是观念禁忌，“政治正确”在不同领域创造了一些新的禁忌，贬低妇女、同性恋、外国人、少数民族以及身体、智力障碍人士都成为一个文明人的禁忌。那些政治不正确包括：男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随着“政治正确”与特定的社会运动议题结合，产生了新的“正统观念”，包括平等主义、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等。

　　第二，在观念向度的基础上，“政治正确”生成了语言向度，是显示度最高的向度。“政治正确”主张改造带有歧视性的语言，引入中性词汇、委婉语来清除观念层面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正确”旨在改变基于集体偏见、民俗和无知而产生的攻击性、陈腐定型的观念、根深蒂固的态度和语言。“政治正确”的语言向度旨在抑制、清除因身份、文化差异导致的话语偏见或仇恨言论(Hate speech)。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将负面用词改造成中性词或委婉语，从而避免冒犯少数群体，引发争议。更具体地说，“政治正确”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礼貌公共话语，以取代各种形式的个人或通用的偏见性、贬低性用词。“政治正确”的语言向度本质上反映了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观念。“政治正确”的语言向度的典型例证有：将Nigger、Negro(黑人)改造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美国人)，将Indian(印第安人)改造为Native American(美国土著居民)，将带有歧视女性之含义的Manpower 改为Workforce，将带有宗教歧视性的Merry Christmas 改为Happy Holiday 等。

　　第三，在观念的基础上，“政治正确”形成了以平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向度，旨在保障和促进少数群体合法权益，最直接的体现是“肯定性”行动和矫正政策，通过积极的手段来纠正当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对历史上受到歧视、不公正待遇的群体进行当代补偿，给予这些群体“优惠待遇”(Preferential Treatment)。在社会政策向度上，“政治正确”形成了共同的、商定的政策标准，自10925号行政命令以来，美国的“肯定性行动”也经历了长时间的演进，已经被广泛采纳，成为基本的社会政策。

　　“政治正确”的观念、语言和社会政策的三重向度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循环影响的关系。简言之，观念变革推动了语言和社会政策的修正，而语言和社会政策的修正则会使社会观念做出回应，进一步调整。具体而言，“政治正确”形成了反歧视、平等主义的观念向度，语言和社会政策向度则会做出调整，适应新的观念。同时，语言和社会政策的变化与扩展，会引发新的观念诉求，观念向度亦会做出相应的回应。“政治正确”的三重向度在不断调试、互相适应的过程中，达致动态平衡。总体而言，“政治正确”在其语义流变中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稳定的三重语义指向。同时，“政治正确”的三重向度也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形成多元化的议题，不断地在三重向度的基础上延展、丰富。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樊浩：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20/6/6   发布时间：20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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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天  来源：《文化纵横》2020年4月刊

　　【导读】席卷全美140个城市的抗议活动引发举世关注。很多人认为，抗议起于种族歧视，但实为美国长期社会矛盾在疫情加剧下的总爆发：种族、失业、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等问题交错在一起，各种不满都通过抗议表达出来。一个特别的现象是，据媒体证实有抗议者打出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中文标语，且此前数月已有失业者通过游行表达不满，但却始终未能形成工人运动，被外界认为强势的美国工会也似乎沉默，由此引发疑问：为什么身份政治比阶级政治对美国人更有吸引力？美国工会为什么没能发挥其原有的作用？

　　本文通过梳理美国工会的衰落过程，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是如何渐渐变质，失去了对大众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吸引力。作者指出，尽管美国工人运动从未真正威胁到国家根本制度，但美国精英阶层从未对工人运动放松警惕。对其而言，如果工人运动可能动摇国本，法律政策便相应地采取敌视态度;如果相反，则获得法律政策的容忍乃至保护。作者认为，美国工人运动与民权运动没能合流，既因为工人运动往往由白人主导且歧视黑人，也因为两大运动的价值追求难以调和：工人运动为增强吸引力，强调让会员(运动参与者)获得比非会员更好的待遇，这会带来不平等，故与民权运动的平等理念格格不入。当下，工人运动在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左右夹攻下，被不断边缘化，以致罢工被常规化，失去变革性;失去工人运动的助力后，蓝领阶层的美国梦、中产梦正渐行渐远，这也对今天的美国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国工会怎么了？

　　2019年，美国工会由于一系列公共事件而吸引了国人的眼球。先是纪录片《美国工厂》热映，片中摄入了工会因为寻求在福耀美国玻璃厂建立组织而与资方激烈对峙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之后，工会与通用汽车公司谈判破裂，发起大罢工，参加者达近5万之众。罢工者失去工资，靠着工会发放的每周250美元津贴度日，坚持了41天之久，终于换得资方妥协，签订了集体谈判协议。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事件的主角都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这也是美国当今动员能力首屈一指的工人组织。种种迹象表明，工会仍然是美国社会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并且正在以越来越多的形式与中国发生关联。

　　在沉寂多时之后，美国工会“偶露峥嵘”，让观察者不禁发问：美国工会怎么了?本文就从通用汽车公司罢工事件这一个案出发，从法律的角度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初步的结论是：工人运动关系到美国的国本，美国人对强国之本的不同理解塑造了法律对于工人运动的不同态度，形成了今天对于工人运动既保护又限制的法律政策。面对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左右夹攻，工人运动和劳动法进退维谷，前景不容乐观;失去工人运动的助力之后，蓝领阶层的美国梦、中产梦正渐行渐远。

　　▍个案：一起罢工事件的寻常与非常

　　（一）罢工事件的寻常

　　对于“隔岸观火”的外国研究者而言，长达41天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罢工实际上相当乏味，看点并不很多，与国人对于罢工的传统想象大相径庭。这也是国内媒体对这次罢工的热情迅速降低的原因。首先，这次罢工缺乏突然性，劳资双方事前对于进入罢工的预期都比较明确，准备比较充分。早在罢工发生前几个月，通用汽车公司就安排加班，增加备货，以减少罢工停产对于销售的影响。工会更是提前放风，以至于罢工发生时，媒体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外。罢工如战争，而战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攻的突然性，这是军事常识。相比之下，这次罢工的双方似乎都缺乏通过突击取得胜利的欲望。

　　其次，这次罢工的烈度严重不足，甚至有些过分“温良恭俭让”。在将近6周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看到关于罢工引发暴力事件的报道。罢工者虽然不上班，但也没有大规模地参加抗议。除了罢工以外，罢工者也没有采取其他阻止生产的措施：他们既没有占领工位，阻止他人替岗;也没有在工厂门口设置纠察线，阻止他人进出。相应地，资方也并没有雇人大规模替岗，更没有用关闭工厂的方式来激烈对抗。在通用汽车公司的50多家工厂和设施之外，也没有其他企业举行同情罢工。与惯常的认识相比，美国工人似乎缺乏阶级情感和觉悟。

　　最后，这次罢工的政治色彩比较淡。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都没有提出像样的政治诉求，更没有任何政治纲领的存在。劳方所争取的都是具体待遇的提升，主要包括提高工资、增加分红、维持医保、确保转正和减少迁厂，而资方也将斗争的议题限制在待遇问题之上。罢工迁延日久，给各方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是政府部门几乎没有干预。政治人物虽然频频表态，但是“站队”的现象很少发生。一言以蔽之，罢工在美国已经常规化(routinize)了，这其实是法律调整工人运动的目标所在。

　　（二）罢工事件的非常

　　然而，如果将这次罢工放在美国工人运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它的特殊性就会凸显出来：在工人运动长期衰落的绝境之中，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竟然能够动员如此之多的工人参加罢工，罢工竟然能够坚持如此之久，罢工者竟然愿意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这都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美国工人运动的衰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2019年1月的最新调查结果，美国劳动者获得工会代表的比例已经跌至10.5%，这个比例在60年前是35%左右。仅有的工会会员分布极不平衡：私人部门的会员比例已经降至6.4%，而公共部门的会员比例仍有33.9%；在金融业和专业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参加工会的劳动者不足2%，而安保服务业和教育培训业的参会率则达到34%；与黑人相比，其他族裔的结社率都要低一些；大约半数会员集中在7个州之中，它们是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这些州大部分处在所谓“铁锈带”之中。可见，美国工会已经成为特定部门、特定行业、特定族裔乃至特定地方的现象，其对工人的普遍代表性正在日渐丧失。

　　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更加冰冷的现实：工会正在失去普通大众、政党以及潜在会员的支持。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工会的形象一贯不佳。大企业历来由于管理的官僚化而遭人诟病，而工会一旦坐大，其官僚主义的程度竟然丝毫不落下风，以致有人将“大工会”(Big Labor)与“大资本”(Big Capital)并列为劳动者的对立面。贪腐更是像毒瘤一般威胁着工会的正当性。早在60多年前，美国参议院就曾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查工会内部的违法和败德现象，结果发现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主席大卫·贝克从工会经费中挪走37万美元之多，供个人开销之用。贝克服法之后，其继任者詹姆斯·霍法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公然表示，银行家、商人和政客都利用犯罪获益，工会领袖如果不去运用黑社会的力量就是“傻瓜”。1959年，《兰德鲁姆-格里芬法》(Landrum-GriffinAct)出台，国家对工会内部管理做出了大量干预。除了官僚主义和贪腐之外，工会为了保住会员岗位而阻碍技术革新，也是时常遭人诟病之处。

　　此外，由于自身政治动员能力正在下降，美国工会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间纵横捭阖的机会随之减少。传统上，工会被认为与民主党关系更加密切，是民主党的重要票仓。这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党长期执行偏自由派的社会政策，对工会所代表的普通劳动者较为友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会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可以鼓动会员出来投票，并且引导他们支持特定的政党。“铁锈带”各州本来是工会会员最多的地区，也是民主党的传统势力范围；而在2016年大选时，当地工人却大量倒戈，投票支持共和党，这成为特朗普上台的重要原因。如此一来，民主党大失所望，工会以选票换取政策支持的空间进一步压缩。

　　对于潜在会员来说，工会缺乏吸引力，这让工会失去了在未来拓展组织的方向。例如，在发展最为迅速的互联网行业当中，工会入会率极低，局面迟迟无法打开。近年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兴起，一些人看到了在相关劳动者当中建立工会组织的希望。他们认为，平台对从业者的约束较为松散，工会完全可以趁虚而入，动员从业者特别是收入和待遇水平不高的少数族裔从业者入会。然而，实践表明，即使在资方抵制大不如前的状况下，工会的扩张仍然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再显然不过地宣告了美国工会的彻底衰落。

　　在工人运动退潮的大势之中，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者能够逆势取胜，不能不让人印象深刻。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这次罢工能够取得胜利?这种胜利的取得为何又显得如此平常、波澜不惊?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隐藏着美国工人运动的真实逻辑。本文认为，通用汽车公司罢工事件的种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都可归因于美国劳动法对于工人运动的双重定性：一方面，工人运动能够促进劳资和平，进而维护根本制度，法律因此对其加以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工人运动也能够打破劳资和平的局面，甚至威胁到制度本身，法律因此对工人运动加以限制。既保障又限制的法律政策，决定了罢工既能发起并取得成果，又不会激烈化和政治化。换言之，法律将工人运动接纳为日常政治的一部分，又阻断了运动超越日常政治的途径。追溯历史，这种法律政策由来有自。

　　▍归因：美国劳动法的工人运动观

　　与西欧老牌工业强国相比，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当晚熟，工人运动出现比较迟，甚至晚于两党制的成形，这直接切断了工人自行组建大党(工党)的道路。由于广袤的西部的存在，新大陆的工人在打工谋生之外，长期拥有另一种选择：到西部去做自耕农或小业主，甚至开矿致富。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使得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长期高于欧洲。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国工人运动从未像欧洲那样兴盛，没有真正威胁到国家的根本制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治国精英对工人运动丧失了警惕。相反，从19世纪后期开始，工人运动就一直被放在关乎国本的重要地位上，国家对于工人运动的态度取决于对国本的理解。所谓国本，一言以蔽之，就是回答一个问题：美国依靠什么强大?答案可以是自由、民主或其他。如果工人运动可能动摇国本，法律政策就对工人运动采取敌视的态度;相反，如果工人运动可以支撑国本，就会获得法律政策的容忍乃至保护。

　　在漫长的20世纪里，苏俄/苏联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为工人运动开辟了截然不同于美国的前景。苏联宛如一面镜子，迫使美国的统治精英一次次反思“为什么不走苏联道路”，反过来让美国看清了自己的国本所在。在各个历史时期，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特别是与苏联的对比，塑造了美国人对于国本的认知，并进而决定了法律政策对于工人运动的态度——这就是美国劳动法发展的历史逻辑。

　　（一）个人自由至上的出现

　　在美国建国后的头一个世纪，机器化大工业远未成为生产的主流，工人运动基本处于零星开展的状态，其政治前景尚不明朗，谈不上影响国本。相应地，针对工人运动的法律政策还大致停留在各州层面，联邦的介入还非常罕见。19世纪后期，经过了内战之后的重建，美国迎来了工业化亢进的“镀金时代”。19、20世纪之交，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值均跃居世界第一。

　　短短30年前，美国还是个偏处文明世界一隅的、深陷在内战和分裂当中的国家;那么，美国是如何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美国依靠什么强大？这就提出了国本问题。另一方面，所谓“镀金”只是对于部分资本家而言，而广大劳动者的生活仍旧困苦不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劳资矛盾随之激化，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展现了工人运动威胁乃至颠覆美国国本的可能性。美国为什么能够成功?美国道路为什么优于苏联道路?这是当时治国精英的核心追问。

　　主流的答案是：美国成功的奥义就在于支持个体间的自由竞争。这既是美国区别于旧大陆之处，也是美国与苏俄/苏联的根本不同。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颇为时兴，一些学者希望将其移植到社会领域。他们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既是物种进化的法则，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这种法则不应当，也无法为人类行动所干预，任何以政府力量阻止优胜劣汰的做法都是徒劳且有害的。后世将这种观点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最早成形于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一书，后来被耶鲁大学的威廉·萨姆纳加以本土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鼓吹，哪怕有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遭到淘汰，都不应当向他伸出援手。如此冷血的观点自然遭到了反对。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就曾不留情面地指出，“宪法第14修正案并不实施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社会静力学”。然而，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30年，这种观点主导了美国治国精英对于国本的认识。

　　根据个体自由至上的观点，劳动者个人与资方展开自由竞争和博弈，而工会无疑是个闯入者，它不仅侵犯了资方的自由，而且干扰了劳动者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因为劳动者可能不信任工会来代表自己，而是认为工会更在乎自身组织或者干部的利益，或者担心工会为了迁就比自己强的劳动者而牺牲自己，抑或担心工会为了照顾比自己差的劳动者而拖累自己。总之，工会干涉了个体自由，损害了美国的国本，应当受到法律政策的打击。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劳动法采取了一系列对工人运动极不友好的措施。例如，将工会组织当作垄断组织，运用反托拉斯法加以限制；又如，三大政府分支分工合作，由法院根据立法接受行政机关的申请，下发禁制令来约束罢工，并将拒绝服从命令的工运领袖投入监狱。这是联邦层面介入工人运动的起始，也是美国劳动法大发展的开端。

　　（二）个人自由至上的修正

　　1929年爆发并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改变了美国人对于国本的看法，翻开了劳动法的新篇章。大危机和大萧条将美国人从经济繁荣的盲目自信中点醒。朝野上下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靠什么再次强大？如何尽快走出危机和萧条？与一片哀鸣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比，社会主义的苏联由于遭到排斥，没有受到萧条的波及，反而凯歌高奏，在短时间内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回到了头等强国之列。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走苏联的道路来摆脱危机呢?在当时的美国，理解、同情甚至鼓吹苏联道路的人不在少数。国本问题变换了形式，重新摆在了治国精英面前。以1932年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Norris-LaGuadia Act)为起点，到1959年的《兰德鲁姆-格里芬法》为止，美国对国本问题加以反思，先后以集体自由和过程民主补充个体自由，形成了主辅结合的国本理念。具体表现为：

　　首先是集体自由。劳动者个人与资方表面上可以自由竞争，实际上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劳动者的自由是极其脆弱乃至虚假的。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而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指出的，既然资本已经联合起来结成了企业，为什么不允许劳动者联合起来结成工会呢？唯有将自由从个体层面提升到集体层面，才能够实现自由竞争；而国家在确保了竞争是自由的以后，就不应当再介入竞争本身。这种观点源自所谓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达尔文思想在社会领域的反映，它们都认为社会是进步的、发展的，也都承认竞争对于进步的重要性;不同的是，进步主义认为国家可以并且应当对竞争加以干预，从而将进化引向可欲的方向。它既区别于由国家深度干预甚至取消劳资竞争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做法。为了实现集体自由，1932年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取消了对于工人运动的诸多法律限制，允许工人自由结社，也允许工会与资方展开罢工等形式的斗争。

　　之后是过程民主。民主是自由之外的另一项核心价值，但它与劳资关系长期无缘。传统上，民主总是被局限在政治领域；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政治领域的民主恰恰是为了确保经济领域的不民主。在经济生活中，做主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员工；实行的是“资主”，而非民主。20世纪初，这种观点遭到了进步主义思想家的批评。后来曾经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就指出，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遭受奴役，就很难指望他在政治生活中能够成为国家的主人。民主是一种能力，能力需要训练，而训练的最佳场所就是职场。

　　职场民主的实现还有一个重要障碍，那就是怎样使民主的含义突破票决制。“二战”以后，以约瑟夫·熊彼特为代表的民主理论家几乎将投票选举与民主说成同义语。而布尔什维克夺权并非没有使用选举手段，纳粹也是在民众投票支持下上台的，可见有无票决并非美式民主与苏俄/苏联及纳粹德国的根本差异。那么，美国民主到底有何特殊性?政治学家们的回答是：除了票决民主之外，美国还拥有一种叫作过程民主的特殊民主形式。过程民主的假设是：劳资双方只要遵循一定的谈判规则，就一定可以谈出双赢的结果;将谈判结果付诸实施，就可以实现劳资和平。这一假设显然非常乐观，这和“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劳资矛盾的缓和有关。既然谈判前景看好，国家需要做的就是确保双方可以谈起来，任何一方都不能有退出谈判或导致谈判破裂的举措。只要把程序设定好、维护好，好的实体结果就会自然产生出来，这就是过程民主聚焦于过程而非实体和结果的原因所在。

　　美国的治国精英相信，过程民主是美国区别于苏俄/苏联及纳粹德国的根本点之一。根据过程民主的观点，工人运动一方面应当获得保障，特别是工会建立组织、举行斗争的权利应当获得承认;另一方面也应当受到限制，以防运动超出“以谈判求双赢”的架构，威胁到民主本身。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先后制定了著名的集体劳动“三法”，即1935年的《华格纳法》(Wagner Act)、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和1959年的《兰德鲁姆-格里芬法》，它们构成了当代美国劳动法的基本框架。

　　（三）个人自由至上的重现

　　劳动法的大发展至此结束。此后60年间，劳动法的基本框架保持稳定，而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美国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记忆恐怕并不美好。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人享受完了战后的繁荣，突然惊奇地发现国内还有众多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与此同时，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咄咄逼人，国力与美国的差距有所缩小。美国人不得不再次面对国本问题：美国要靠什么再次强大？如何打赢冷战、击败苏联？

　　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派的答案是：美国应当返回初心，重申个人自由至上的价值理念。以此为契机，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粉墨登场。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落幕，美国人直观地将胜利归因于理念，并由此对个人自由更加坚信不疑。虽然过程民主思想并未完全湮灭，但其相对于个人自由的地位有所下降则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于工人运动和劳动法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冷战结束以来，尽管民主党又有克林顿和奥巴马两任总统上台，劳动法改革的动议也曾获得认真考虑，但是改革并未付诸实施。相反，最高法院逐渐被保守派占据，司法机关再次成为向工人运动发难的中心。大法官们以保护雇主的财产权为由，不断蚕食劳工的言论自由。许多州的政府一改保护工人结社权的传统，转而立法支持所谓“（不被工会代表也能）工作的权利”（right to work）。此情此景，让人不禁有今夕何夕之叹。

　　▍展望：劳动法与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

　　（一）“左右夹攻”

　　从历史观望未来，美国劳动法和工人运动的前景不容乐观，一个保守派和自由派对工人运动“左右夹攻”的局面正在形成。过去，工人运动的威胁主要来自保守派，而在特朗普任命了两位保守派大法官之后，最高法院已然成为保守派的堡垒。如果特朗普获得连任，则院内的两位自由派大法官露丝·金斯伯格和斯蒂芬·布雷耶由于年事已高，很可能不得不在特朗普任内退休，他们的位置必然被保守派大法官取代。而大法官没有退休年龄限制，保守派对最高法院的统治可能还将维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大法官们完全可以挥舞合宪性审查的大棒，将集体劳动“三法”的框架击得粉碎，彻底摒弃过程民主对于个人自由至上的法律限制。由于三权分立的宪制架构，自由派即使夺回了对于立法和行政分支的控制权，也几乎没有能力阻止保守派大法官。

　　唯一能够起到阻止作用的或许是审慎的司法态度。万幸的是，近年在一系列涉及社会敏感话题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即使放胆介入，仍然试图回避就根本原则问题表态，仅就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做出判决。这意味着，最高法院采取渐进主义方式蚕食劳动立法和破坏工人运动，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除了面对保守派的攻击之外，劳动法和工人运动又腹背受敌，不得不面对越来越激进的自由派，这在民主党此次党内初选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4年前的上一次党内初选中，伯尼·桑德斯因其颇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政见而异军突起，饱受争议，险些打断希拉里·克林顿的胜出之路。4年以后，桑德斯再次出马，却发现自己的政见已经远谈不上激进。包括伊丽莎白·沃伦和杨安泽在内的候选人不断抛出几年前还令人匪夷所思的主张，如国家负担全民医保，分拆巨型互联网企业，甚至由政府按月向18岁至64岁的全体国民每人支付1000美元“全民基本收入”。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将改善民生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而不再对工会抱有期待。虽然这些主张获得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它们反映了工人运动在政治议程上不断边缘化的严酷现实。对于工人运动来说，被搁置、被遗忘甚至比被敌视、被打击更为致命。

　　（二）美国梦碎

　　工人运动和劳动法被自由派边缘化，也预示着蓝领阶层美国梦的渐行渐远。美国梦就是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对于白领阶层而言，实现这个梦想虽然吃力，但从未丧失希望;而蓝领阶层本来与中产梦无缘，是“二战”后的经济繁荣点燃了他们的希望。那时，在大厂做工的普通工人哪怕没有上过大学、缺乏专业技能，都可以养活妻儿，拥有住房和汽车，过上体面的生活。众所周知，标准的美国梦是要靠个人奋斗来实现的；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蓝领阶层逐渐发现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一个好汉三个帮”，个人奋斗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还要靠三种其他价值来辅助：一是靠民主，由工会伸出援手，代表蓝领工人向雇主争取利益;二是靠福利，由国家伸出援手，为蓝领工人提供各种物质补贴;三是靠平等，由社群伸出援手，通过提高黑人、妇女等弱势社群的整体地位来避免社群成员个体受到歧视。

　　半个世纪以来，在“以一带三”的价值结构支撑下，蓝领阶层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美国梦。而今，个人奋斗的力量在社会大潮中愈发不值一提;三个帮手之中，工会靠不住了，反歧视的法律也并没有带来社群状况的明显改善，甚至某些社群向下沉沦的速度都没有明显放缓。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把实现美国梦的最后希望寄托到政府身上。这可能正是自由派疏远工人运动的心理基础。不难想象，保守派将以多么猛烈的炮火阻击任何“大政府”的方案;而就在政治的硝烟中，蓝领阶层的中产梦、美国梦将愈发模糊，乃至遥不可及。可悲又可叹的是，美国工人运动和劳动法甚至等不到这场决战，就已经退出了战斗的前线。

　　（三）另觅新途？

　　劳动法和工人运动既遭到保守派敌视，又受到自由派排挤;既无法兑现蓝领阶层的美国梦，又不招白领阶层待见。如此看来，岂不走上了绝路?为了避免这种命运，工会做出过五花八门的尝试;而其中唯一存有一线希望的，便是将劳动法和工人运动与其他法律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

　　从历史上看，美国工人运动曾经占据过社会舞台的中心，而当民权运动在20世纪中叶兴起时，工人运动并没有和民权运动走到一起。这既是因为工人运动传统上由白人主导并歧视黑人，也是因为两大运动的价值追求难以调和：工人运动的传统思路是让会员(运动的参与者)获得比非会员更好的待遇，强调不平等，唯有如此方能吸引更多工人入会，壮大工会力量，进而为会员寻求更好的待遇，形成正向循环;而民权运动的思路是强调平等，运动的果实由弱势群体的全体成员共享。工人运动与民权运动失之交臂，被认为是工人运动衰落的重要原因。

　　有历史教训在前，当代美国工人运动改变了“门罗主义”的做法，积极寻求与其他社会运动联手的机会。它们的重要合作对象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及国际人权运动。一方面，工会向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企业施压，要求其严格督察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遵守劳工保护规定，将这种督察行为界定成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做可能会改善外国劳工的处境，但主要效果则是推高外国供应商的用工成本，相应抬升跨国企业的采购成本，促使其将供应链撤回本国，为本国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工会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将贸易与人权挂钩，以外国政府给予劳工某些权利作为与该国公平贸易的条件。这样做当然也可能有利于外国劳工，但主要效果是提高外国企业的用工成本，降低其竞争力，使得美国本土的产业得以存活，就业得以保全。可见，工会与其他社会运动联手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国内矛盾外移，通过抬高外国用工成本来保障本国劳工的利益，从而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在法律层面，这种做法将使得劳动法与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贸易法发生广泛的交融。这条路是否走得通，美国工人运动和劳动法能否借此“续命”，也将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来的发展。

来源时间：2020/6/6   发布时间：20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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