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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秋:华为与中美科技竞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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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知秋  来源:

《印象观智库》第四期
      前言

美国时间 2020 年 5 月 14 日,据路透社报道,华府宣布延长其于 2019 年颁布的针对中国企业华为以及中兴的行政禁令一年,禁止美国企业继续使用由“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企业”所制造的电信通讯设备。该行政禁令将华为、中兴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而根据规定,不论是美国本土企业亦或是曾向华为供给具有一定比例的美国技术、美国制造零部件的海外企业,都将禁止向华为出口相关技术、产品,否则将同样受到美方制裁。

特朗普政府自 2019 年以来动用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直接干预市场“封杀”中国科技企业亦有一年有余,但事实上该行政法令的实际效力却受到质疑。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延长禁令的第二天,美国商务部就宣布再一次延期有关华为的临时许可证至 8 月。自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以来,美国商务部曾六次延长该临时许可证,暂时允许美国企业继续与华为进行商务往来。据信,该临时许可证主要受益者为在美国乡村地区广泛采用华为设备的美国通讯营运商,以帮助他们在更换产品供应商的过渡时期能够继续利用华为设备提供通讯服务。

事实上,美国政府与华为近年来的互动不过是中美科技竞争图景的冰山一角,从暂告一段落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多项施压性措施就可见一斑。不论是进一步缩紧对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还是大幅加强中方科技人员在美签证审核,这些措施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在面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的警惕和反感,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证实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对华外交政策,不再对“美国科技水平能够吸引中国人才和中国技术”的信念怀抱希望,而是选择利用美国现有的科技和政治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制衡。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已经从桌下打到了桌上,而华为与华府的“双华之争”,只是这场“科技冷战”中最引人注目的“代理人战争”。

针对这场也许没有人能够最终胜利的科技竞争,在大洋另一边的政策研究人员和学者也有自己的判断。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他们从“守成国”的角度对当前中美科技竞争局势、华府的策略以及未来的走向进行了多面深度的分析。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长期颇具建树的布鲁金斯学会在新的一期 Global China 报告里聚焦中国科技领域,针对中国科技在电信通讯、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军事国防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详尽的叙述和剖析。本文将对此报告进行分析评论,总结美国研究人员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知、态度以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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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美国将在下一个二十年内保持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领先,但对中国的发展潜力不可轻视

2020 年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对于美国更是如此。一轮新冠肺炎疫情让美国自身政治制度的掣肘一览无遗,而新一波“我不能呼吸”大规模示威游行更是反映出美国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社会问题。许多人说今年是 21 世纪美国的“落日余晖”,又言之美利坚“国祚将尽”;但事实上,美国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理性判断都与“唱衰美国论”的感性叙述大相径庭。必须承认,在这场中美科技竞争中,美国过去是,短期的将来还会是手中牌更大的那一方。

Peter A. Petri 在他的新一期访谈中提及了三点美国科研制度的相对优势:卓越的高校研究体系、高效的产学研融合能力以及创业友好的商业环境。一方面优秀的美国教育机构质量每年都能够吸引全球范围的人才到美国进行学习研究,而“硅谷 – 斯坦福”式的产学研融合制度让这些科研人才能够找到良好的产业集群支持进行创新孵化;另一方面美国自由发达的资本市场也能够给初创科技公司提供较少制度成本、较低市场壁垒的环境,而这些条件在中国仍尚未成熟。事实上,美国的制度优势和先发优势使得美国的科技水平在多个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尤其自美苏冷战以来高速发展的航空航天科技在现在的世界也处于垄断地位。Petri 认为,尽管美国应对中国后来居上的科技水平有所警觉,但中国不会一夜之间超过美国;乐观估计的话,美国仍然还能够保持 20 年的科技领先。

但这种资本导向的市场环境也不总是有效。Nicol Turner Lee 在她针对中美 5G 通讯技术的竞争中指出,美国不应将华为当作中国能够在 5G 通讯技术上“弯道超车”的唯一原因,而更因看到中国政府早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伊始就将新一代的通讯技术当作着力点之一。“中国的 5G 技术发展极大程度上是受到政府驱策发展,并将其并入一带一路战略以提升中国技术的国际竞争力”,Lee 写到,“而美国资本导向 (capital-oriented) 的电讯领域则缺乏动力更新过去引以为豪的 4G LTE 技术,官僚主义的美国政府在一开始也并未给予相应的重视和激励。”Aaron Klein 则着墨于分析中国的移动支付革命,认为中国广袤的本土市场给予了这种“后信用卡时代”的科技充分的发育空间,这种后发优势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未曾预想到的。

尽管中国拥有着广袤的经济腹地、几近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确保经济发展和科研创新,但其在尖端领域所面对的壁垒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论是西方国家长期限制对中国限制芯片制造的核心器械光刻机的出口,还是通过行政手段阻止中国企业攻占西方本土市场,中国再也无法像过去二十年一样几近无限制地享受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不过,像 Remco Zwetsloot 等学者也指出,中国政府自 2000 年伊始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潜在严重性,并已经着手通过建立“自主独立的科研体系”来弥补自身短板: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的改革便是最重要的一步。Zwetsloot 通过分析近二十年来中国大学科系的设置变迁以及授予的学位数量,总结道中国对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长线投资将在未来几年开始“开花结果”,中国将以充足的人才储备面对未来西方的科技封锁升级。

那么,是否未来的中国就必然地要面对西方世界的全面围堵封锁呢?在尘嚣甚上的“中美科技新冷战”论断之外,也有美国学者提出了质疑和异见。Michael Brown, Eric Chewning 和 Pavneet Singh 的文章中就提出“中美科技竞争不会是、也不能是新冷战”的观点;相反,他们指出这种“新冷战”的论述简单化地认知了中国与美国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关系,又认为认为把中国譬喻为冷战时代的苏联,对中国进行围堵政策 (containment) 的想法错误判断了局势,并不利于美国在这场比赛中获取更多的分数。Brown 等人的观点在当下美国政界“脱钩”理论风声鹤唳的情景之下亦堪称一股清流,他们对于华府现有对华政策的态度和建议也值得进一步的总结和分析。

来源时间:2020/6/14   发布时间:20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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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艺元: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框架的形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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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艺元  来源: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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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4   发布时间:2020/6/14

旧文章ID:22045

台积电断供华为,美英联手反华,中国形势严峻!

作者:李光满  来源:李光满冰点时评

有关媒体6月8日报道,迫于美国的压力,台积电已做出对华为断供的决定,将华为海思原本预订的第四季先进制程产能全部开放给了其它客户,也就是说,台积电将从第四季度开始不再为华为代工芯片,空出来的产能已全部开放给包括苹果、高通、联发科、超微等大客户在内的其它公司,主要生产7nm和5nm芯片。由于没有其它芯片代工厂能够且愿意为华为生产7nm和5nm芯片,这是否预示着华为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高档芯片出局?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与华盛顿取得沟通,希望建立一个5G技术的民主十国联盟,也称D10俱乐部,以削弱对中国5G技术的依赖。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正试图建立一个民主十国联盟,为5G设备和其他技术提供更多的供应商选择,以避免依赖中国公司,这个5G联盟即D10俱乐部将包括七国集团成员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以及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当然这还只是英国的设想,并没有与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协商取得一致。

或许受到了英国建立民主十国联盟的启发,或者是臭味相投,特朗普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的联盟战略,即组建十一国集团即G11。特朗普打算利用今年G7领导人峰会在美国召开的契机,在G7之外,邀请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参加,形成G11构架,我们不难发现,这个G11就是针对中国,是为了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围剿中国,虽然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不会参加六月在美国举行的这次峰会而迫使特朗普将会期改到了9月,俄罗斯也已表示没有中国参加的组织不能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但这一设想已暴露出美国的凶狠。

加拿大帮美国锁拿孟晚舟,澳大利亚帮美国造谣向中国追责和索赔,英国现在跳出来,明目张胆地站队美国对抗中国。在中国确定制定香港国安法之后,英国气急败坏地指责中国,并宣布准备延长拥有英国国籍的香港居民在英国的居留期,虽然我们欢迎这些英国籍的香港人早日回英国去,最好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但英国明显是要破坏香港的稳定,是要恢复香港的动乱局面。随后英国又宣布抛弃华为,不再使用华为设备,要在未来数年将华为设备清零,并建立5G民主十国联盟,以摆脱华为5G技术,虽然英国的这一设想很难实现,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5G技术方面落后华为太多,肯定会因为放弃华为技术而遭受重大损失,德国、法国和印度也未必会同意英国的想法,但一旦取得共识,必将给华为的5G国际化布局带来沉重打击。

从台积电放弃华为到英国主张建立民主十国联盟再到美国的G11构想,我们能够发现一个针对中国的黑幕正在落下,在这个黑幕的背后,除了美国,我们会发现英国跳得特别高,英国正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一起成为美国的凶恶打手。就像华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一样,中国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一、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正在加码。美国对华为的打击一步步加码,刚开始以为将华为纳入实体清单就足以将华为打垮,后来又实施国家紧急状态加大对华为的制裁,最近又提升对华为的制裁,在全球断供华为芯片来源,这已经足够让华为血流成河了,如果这样还不行,下一步美国一定会对华为实施金融制裁,不打垮摧毁华为,美国绝不会善罢甘休。对华为如此,对中国也同样如此。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再到金融战,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然后对中国留学生动手,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动手,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学者动手。最近美国又在干什么?最近美国不断在台湾搞事,除了继续对台军售,美国军机进入台湾空域,有消息称这架美国军机还在台湾机场停留了5分钟,军机停靠台湾机场与美舰停靠台湾港口是一个性质,这是直接逼中国动手,美国还准备在日本和韩国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击、围剿已经从贸易、科技、金融、人才、企业转向军事,直接在台湾对中国发动军事挑衅,挑战中国底线。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正在向军事战争转化,一场针对中国的全面、多维、全域、综合性战争已然发动。

二、美国打击中国的联盟正在从“五眼联盟”向更大范围扩展。美国提出的G11是国家集团,英国提出的D10俱乐部是技术联盟,G11未必能够成形,但一旦成形成或者成为G10(俄罗斯未必会参加),将会成为针对中国的范围更加广泛的“新北约”,D10俱乐部一旦成形,将不会仅限于在5G领域,还会在更大范围对付中国,成为对中国实施全面技术禁运的联盟组织。从美国对华为和一百多家中国企业、大学和机构实施制裁可以看出,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科技禁运、教育科技脱钩将是可以预见的事,而且这种禁运和脱钩还不仅仅是美国一家会参与,从当前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积极动作可以看出,将来这可能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的开始,或者说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开始。

三、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表现可以看出,英国仍然有殖民宗主国意识,西方国家仍然有帝国主义国家意识,这种老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哪怕衰落了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现在对中国几乎是赤裸裸地打击,不加任何掩饰,结盟、绑架、造谣、制裁、战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至少在美英加澳四个国家身上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些国家对中国将会越来越敌视,将来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将不会只有美国一家,还会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同盟国家。另外日本最近又跳了出来,称在香港问题上,G7国家应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反对中国制定香港国安法。现在是魑魅魍魉都已开始蠢蠢欲动,可谓黑云压城。

四、最近中国周边又开始极为不平静起来。首先是中印边境,印度又开始搅事,想趁中国与美国之间矛盾加剧之时趁机在边境对中国发难,美国还提出要参加调解中印边境冲突,美国这是安的什么好心?同时印巴之间最近在克什米尔爆发军事冲突,印度正在大规模调集重兵进入该地区,这次印巴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会升级,这次冲突会不会影响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还有待观察。其次是朝鲜半岛最近颇不平静,韩国对朝鲜撒宣传单,朝鲜一怒之下关闭了朝韩间所有通讯联络,不排除美国在背后挑拔,朝韩间爆发更大冲突的可能。再次是菲律宾,前不久传出美军又想通过韩国一家公司重新进入苏比克湾的消息,不排除菲律宾未来发生变化的可能。还有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中国制定香港国安法期间,美国和英国都不会甘心退出香港这个舞台,也不会甘心失败。从美国军机神秘进入台湾机场可以看出,美国正在玩火,随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越走越远,中国解放台湾已为时不远。

五、当前受到美国全力打击的华为已经面临极大困难,这件事告诉我们,现在绝不能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心存任何幻想和侥幸,这些国家过去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一旦中国发展到了要超越这些国家的时候,一旦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这一关卡的时候,一旦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的时候,他们就会联合起来阻止中国发展。现在中国除了必要的改革开放,更需要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华为的遭遇告诉我们,国际贸易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最终一定是政治经济问题。马克思为什么不将政治经济分开,而一定要强调政治经济一体?在国际关系中,贸易、经济、金融、科技也都是一样,都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过去很长时间我们走偏了道路,犯了资本主义幼稚病,现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幼稚病正在反噬我们,我们必须回归社会主义正途。

六、当前中国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尽快行动而不能拖延:一是香港国安法要尽快出台,不能拖,不能给美英可趁之机;二是将除香港以外的人民币海外结算中心尽快从英国转到法国或德国,以回击英国在华为问题上的恶劣表现;三是尽快以武力解放台湾,摆脱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封锁,这是冲破美国围堵 的最有效手段;四是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这里美国肯定会全力干扰,但只有尽快签中日韩自贸区协议、形成东北亚各国利益共同体,才能稳定东北亚局势;五是尽力缓和中印边境冲突,相信印度领导人并不愿意跟有中国发生战争,中国要尽量不要在中美冲突之外跟其它国家发生重大冲突,当然如果有些国家以此要挟中国,逼迫中国出手,则另当别论。当前最大的问题在印巴军事冲突,如果印巴冲突扩大,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将产生影响,中国应确保中巴经济走廊的绝对安全,必要时对巴基斯坦给予军事援助。

七、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是全球安全稳定的压舱石,也是中俄两国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最重要基石,只要中俄两国保持准联盟关系,美国和西方集团无论怎么闹都塌不了天,都掀不翻大海。在英国脱欧之后,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应该全面加强,中德中法关系的要义是求同存异,着眼战略大局。最近中德领导人互通电话、中德总理视频,都表示高度重视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将推进两国重大议程。中欧之间不要过于纠缠于小事,而要从战略着眼,如果能够借俄罗斯、德国和法国去对抗五眼联盟,去破坏美英准备成立的G11和D10.那么就能够形成新的力量平衡,这里的关键是打造欧亚大陆力量共同体,以这个力量共同体与美、英、加、澳这些亚欧大陆之外的国家力量相抗衡。

八、当前中国最急迫要干的事是如何帮助华为,华为代表着中国高科技的未来,而5G是具有高科技平台性质的技术,关系到未来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主导方向。应尽快组织全国力量,举全国之力在高端芯片和光刻机领域进行攻关,并实现突破,这不仅是帮助华为,也是在实现中国高科技的重大战略突围,只有在高端芯片和光刻机领域突围成功,才能打败美国什么G7甚至G11的图谋,打败什么D10的围剿,一旦中国在这方面突围成功,今后将不会在高端技术领域被人卡着脖子无法呼吸,甚至被窒息而死。这不是开玩笑,而是现实。

当台积电迫于美国的淫威抛弃华为,当英国抛弃华为转身扑向美国,我们会明白一个道理,除非自己拥有,任何人都不会将那些高端技术送给中国,他们只会卡着中国的脖子,让中国在半死的无法呼吸的状态中生活,那是奴隶的状态,那是血汗工厂里血汗工人的状态,那是殖民地国家的状态。

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靠自己,都必须自强,否则没有任何路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中兴曾依赖美国的高端芯片,结果遭遇美国打击跪下了,华为在高端芯片领域全力突破,可由于中国缺少自己的代工厂,最后仍然被卡脖子,这是血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接受教训。

当前中国还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美国不打垮中国是不会甘心的,就像他们不打垮华为不会甘心一样,下一阶段中国将逐渐进入最困难时期,中美之间的上甘岭战役将重演,我们除了拼命,除了斗争,除了打败敌人,没有别的路可走。

当前我们正在香港问题上从美英等国干涉的压力下奋力反击。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同样没有别的路可走,唯有以武力解放台湾。在高科技领域,最终的解决办法,仍然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以举国之力实现突破。解决香港、台湾和高端芯片问题,任何软弱的手段都是不行的,就像敌对势力迫使我们制定香港国安法一样,我们最终也会被迫以武力解放台湾,而实现高端芯片的突破,最终必然是依靠国家力量。

中国崛起不会顺利,这一点我们应该放弃任何幻想,我们将经受一次又一次重大考验,我们要不怕困难,也要不怕失败,我们克服的每一个困难都是我们闯过的一道道关隘,我们每闯过一道难关就会离胜利更近一步,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就一定能够取得中美战争的最后胜利。

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12

旧文章ID:22044

中印边境局势:印度决定与中国对峙到底

作者:  来源:雪域老兵吧

一、基本情况及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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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斯坦时报》5月27日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已决定不放弃与中国在拉达克的实际控制区域的对峙,并已调动军队对抗驻扎在该地区的中国军队。

本周二,印度总理莫迪主持高级别安全会议,他会见了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乐和国防参谋长比宾.拉瓦特将军。印度安全官员说,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重点是“控制该地区”和“阻止印度完成”斗拉特——别奧里地公路的修建,中方明确要求印方停止修建一座连接此公路的重要桥梁,此段公路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通车。《经济时报》援引一名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该隧道建成后,“部队、火炮、车辆等能够更迅速地抵达印中边境地区,如尼龙河谷地区”。

因此,中方必须要阻止印方这一行为。如果这条公路一旦完成铺设,将使印度在进入(新疆阿克赛钦和西藏阿里地区)具有重大优势,对我极为不利。

莫迪听了两位官员对局势的介绍后,指中方“是不允许印度领土发生任何改变”,然后强调“我们要以力量和克制面对中国的挑战”。

在此前,中印两军在拉多拉山口、加勒万河谷以及班公(错)湖地区的对峙人数已达数千人。近几天,印度又向拉达克地区派遣了战斗力极强的高原作战部队(印军第3步兵师),以对抗中国军队(未来有可能阻止印方修建桥梁、道路的行为)。

二、阿克赛钦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阿克赛钦总面积42685平方公里,大部分属于新疆,少部分属于西藏的日土县,走过这里的朋友都知道,沿途海拔非常的高,且高山达坂,冰河遍布,唯独这一块区域,虽然海拔也在4000米以上,地势却平坦的多,西侧是喀喇昆仑山脉,东侧是昆仑山脉,恰巧形成一个半封闭的口袋就是阿克赛钦地区,地势平坦到就算是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都能在此驰骋开来。

而关键是,阿克赛钦距离新德里只有300—500公里的距离,再加上此地海拔都要远远高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如果战争一旦打响,我军远程火箭炮和超远程火箭炮可越过喀喇昆仑山直接命中印度列城军用机场和首都新德里。我军战机可从新疆和西藏地区军用机场起飞,从上而下直击印度。因此,阿克赛钦地区就像一把剑高悬于印度上空。

既然阿克赛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年中印发生战争后,为什么我们放弃了藏南地区而选择据守阿克赛钦,就是因为藏南易攻难守且战略价值与阿克赛钦无法相比。所以直到现在,印度一直认为阿克赛钦是他们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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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多拉、加勒万河谷和班公湖是两军必争之地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此次中印两军爆发冲突的拉多拉山口、加勒万河谷和班公湖三个地方形成的区域,就像一把楔子刚好楔入新疆和西藏交界处。如果一旦印军占领了这块区域,向北可以长驱直入新疆阿克赛钦,向南可以进入西藏阿里,对我十分不利。

因此,这个地区,也就是现在两军发生冲突的地区是两军必争之地和必守之地,中方不存在丝毫让步的可能性。

四、对未来局势的推测

对于印度来讲,只要将桥梁架设完毕,也就意味着打通了从印度后方到中印边境的通道,对于战时调兵遣将非常有利。现在工程已进行得差不多了,印度是不会轻易放弃修建桥梁的。因此,对于中方要求印度停止修建桥梁和道路的要求,印方是绝不会答应的。

对于中方来讲,是必须要阻止印方的道路扩建行动。否则,后果将会十分严重。鉴于此种情况,目前两军就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未来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我以为这主要取决于印度高层的决心和野心。

印度目前的决心: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都走了这一步,它肯定要把这步棋走完。因此,为了防止中国军队的阻挠其行动,它开始增加兵力,以确保今年按计划完成道路的铺设任务。

中方的决心:是坚决阻止。由于印度目前是越境(在我控制的争议区内)施工,我完全有理由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这关系到国家安全,退无可退。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双方是否会发生战争,取决于政治上的博弈。结局无非两种:一是和,二是战。

我方肯定主张和。保持现状,大家相安无事。这个地区已争议这么多年了,不在乎拖一拖,因为它不影响我发展的大局。

印度肯定是主张战。其理由有三:

一是莫迪个人政治上的诉求,他要在印度人民心中树立强硬形象;

二是军方和国内民众都有战的欲望,特别希望报曾经战败于中国的一箭之仇;

三是美国要有要求。我个人分析,不排除美国现在对中国有“声东击西”的战略意图。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表示要强烈回击中国,而近一两个月美军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了大量的军事侦察及军事示威,再加上近期菲律宾突然与美国修好关系,我个人觉得这里存在着巨大的阴谋。如果美国要在中国东南沿海搞事,让印度在中印边境发难,可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

当然,局势永远是千变万化的,至于最终局势如何,只有静观其变。

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2

旧文章ID:22043

贾康:关于台湾问题——在战略思想库线上研讨会的发言

作者:贾康  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我简单说说自己的基本看法,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虽然前面各位专家的一些思路和看法听起来有明显的不一致,但其实还是有一个大家的共识的,我觉得这个共识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现在我们有必要明确地宣告,如果搞台独的话,必定武统——那就是说,到那时候“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你们逼的!现在两会报告上的“和平”两个字去掉了,我觉得可把这个事情清清楚楚宣示出来:和平统一正受到威胁,空间在收窄。我们这个底线要明确地告诉全世界。这是第一条。

第二层,我认为在硬实力上,就像咱们的军事专家所说,单独看对台湾,我们的力量够了,但其实不是对台湾这个直观问题,实质问题是对美国。美国进来,我也赞成刚才XX将军又再次强调的,并不就一定是跟它正面发生多么大规模战争的问题,一般估计大概率上是美国会在整个布局中逼得中国在供应链上被切断,采取这种最极端的方法,那也就是XX教授说到的变成冷战局面——全世界共享的供应链、共享的这样一个全球化,真的就又回到原来美苏各领一个产业链那样一个不得已的冷战局面去了,而这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说打击将是非常严重的。在这种战略分析框架之下,我觉得合乎逻辑的说法就是刚才XX教授强调的“天予”这个认识有假象,因为美国现在受到的国内动乱、军事力量受到的疫情制约等等,是在中美真正发生军事对抗的情况下,才对中国有“天予”的意义。你如果想到最后最大的可能性,并不是中美两家直接军事对抗,而是美国用造成经济性影响的极端手段来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这个“天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不是这样一个直接看起来的“机会”了。当然,假如说在这方面咱们只能设想按此方向走,我觉得也具有“一步险棋”的性质,就是虽然军事专家强调可能中美不会正面对抗,但是万一发展到当年古巴导弹危机那个局面怎么办?将是非常难办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通盘考虑之下,更多地认识“天予”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过程中从长远、根本利益考虑的未来30年,如果我们自己正确地选择了现代化之路的话,“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是中国现代化命运上真正的“天予”。这个机会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轻了,不要以为现在看起来好像有机可乘,一下子陷入一个打乱战略全局、重回冷战时代这样一个方向上去。结论就是:现在不是我们积极考虑主动出手打台湾将其收回的好机会,而且我个人一直强调,中国现在是面对着“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门槛,如果在这个门槛的历史性考验前面不解决跨上门槛的问题,未来五年、八年、十年这个窗口期最关键的我们产业链从“夹在中间”要往上升级、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的话,那么原来整个的“三步走”战略意图,中央现在说的“新的两步走”的战略意图,都可能落空。那真的就丧失了这个长期的所谓“天予”的历史机遇了。这是我第二层看法。

第三层看法,我觉得除了在这个硬实力方面中国要继续培养我们和平崛起过程、需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跟美国“斗而不破”的崛起之外,我们的软实力层面,也要好好做培育和准备。现在应该讲我们值得总结的是:我们有进步,但也有一些自己的短板和不足之处。如何处理好港澳,实际上跟如何处理好台湾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现在趁着对香港推国安法这个步骤之后,要把“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继续往前推进,争取把它做好,要把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这个事情真正把它做好,要把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事情真正做好——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也形成影响人心的软实力——要抓住不放的话,时间是对中国、对大陆最好的朋友。回想邓小平说的一国两制,它对香港人说得非常清楚:50年不变,50年以后就更没有必要变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大陆也进步了”。我觉得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有所作为”的“主动权”是什么东西,中国大陆在转轨方面的进步,是得到时间这个最好的朋友的帮助的,是我们以软实力参与打造的主动权。大陆怎么样真正进步?我觉得不能忽视刚才口口教授所说到的我们的那些短板与失误。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这三个层次应通盘考虑,再合成一个我们的选择。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13

旧文章ID:22042

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不承认“天下”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当下中美关系面临挑战,冷战话语复苏,观察者网杨晗轶近期远程连线采访了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约翰·米尔斯海默。采访全程超过一个半小时,观察者网以视频形式分段发布采访精华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以文字形式发布采访全文。以下为第三部分。】

前文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观察者网:我们接下来谈谈您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我好奇的是,您对中美关系的现实主义观点,是不是从美国自身经验外推得出的结论?您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分析是以美国以往遏制崛起大国的实践为基础的,但这种外推是不是真的合理呢?您观点的核心在于,每个大国都奉行修正主义,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追求自身权力和安全的最大化。然而19世纪的沙俄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殖民侵略者,它攫取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但即便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实力下降,即便中苏交恶中美修好,中国也没有趁机要求俄罗斯归还领土,这是修正主义大国的作为吗?如果说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

米尔斯海默:我澄清一下,我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论述不是建立在历史案例的基础之上,我的主要依据是理论。我对国际政治运作有一套简明的理论。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纪录,许多证据印证了我的理论。个别情况下,征服是不合算的。你知道美国如果有意愿,它完全有能力征服加拿大,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当然有这样的例子。中国如果有意愿,它有能力征服缅甸,这毫无疑问,军事力量平衡有利于中国,但中国不会这么做,因为征服缅甸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代价远比收益来得高。然而问题在于,在另一些情况下,征服某片土地的代价不如收益高。统一台湾就是这么个例子。如果需要,中国大陆愿意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来换取国家统一。台湾地区和缅甸不可同日而语,对美国来说,加拿大和东亚也不可同日而语。更确切地说,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州不可同日而语。你知道我们曾经侵略过加拿大吗?

观察者网:我知道,打加拿大结果自己白宫被烧了……

米尔斯海默:那是英国人干的。

观察者网:您曾经在许多场合说过,所有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都会把安全关切放在首要位置,把经济繁荣放在第二位。但如果中国能对安全和地区稳定作出一些基本承诺,如果中国能让这些国家明白征服和侵略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毕竟这样做对中国长期崛起并没有太大好处,您也说了中国希望长期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来完成和平崛起,既然维护地区和平大大有利于中国,既然中国不愿意把亚太地区变成肮脏的丛林社会,让所有人残酷地相互竞争,如果中国能让相对弱小、缺乏自卫能力的国家看清楚这一点,那么它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惧怕中国?以加拿大或者墨西哥为例,如果美国真的对它们图谋不轨,完全可以侵略它们,可它们并没有生活在对美国永恒的恐惧里。为什么中国的邻国就要如此关注安全呢?

米尔斯海默: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于,漂亮话谁都会说,很难让邻国相信它们真的会得到尊重,而且永远不会在中国那里惹上麻烦。你没法保证这一点。美国曾经告诉卡扎菲,如果你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就不找你麻烦。结果我们帮着杀死了卡扎菲。因为我们不守信用,他死了。

另外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去拉丁美洲问问当地人民,跟美国作伴是种什么体验,他们会告诉你这滋味不怎好,美国是个压迫性很强的国家,因为它是个大国。中国也是个压迫性很强的国家,你去澳大利亚问问,当地人对中国的压迫感到非常不满。

观察者网:可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它受美国的影响太深了。

米尔斯海默:我只是要说明,他们生活在中国周边。你住在一头大猩猩旁边,必须得小心翼翼避免激怒它。

观察者网:我同意这种说法,但问题在于您说中国光讲漂亮话不行,需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但鉴于中国的历史——我知道您去过长城,那是个防御工事——尽管中国也有过对外征伐否则它不会有这么大疆域,但这样的大规模用兵其实并不常见,更常态的情况是中国有能力侵略其他国家,但它选择不这样做,因为征服这些蛮夷的化外之地并不划算。如今有人提出了一种新逻辑,那是一种商业逻辑,你可以购买这些地方的资源。以蒙古为例,它原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军事能力不是特别强,属于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关键在于中国即便有机会也根本不打算把它拿回来,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方式把它的资源买过来。那么何以见得中国不能跟周边国家都这么和平相处呢?

米尔斯海默:中国和印度有领土争议,还有南海领土争议,还有台湾问题,还有东海领土争议。从实际行动来看,我认为中国有志于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难道你不觉得中国希望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大国,并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把美国赶出该地区吗?如果我是中国人,这绝对是我的目标,所以这必然是你的目标吧,难道你不想把美国人赶走?你希望美国把军队开到你家门口来吗?

观察者网:抵制美国势力是一回事,恃强凌弱欺负地区内其他国家是另一回事。仔细观察中国外交、研究中国政策口径就会发现,中国没有把与自己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当作地区竞争者,而是在针对争端背后的美国势力,中国越来越清楚地差异化对待美国和它的地区盟友。

米尔斯海默:去南海看看,你知道九段线包含了中国和好几个国家的领土争议吧。

观察者网:没错,所以中国希望能以双边协商方式与这些声索国达成一致。

米尔斯海默:不,中国才不是这么想的。中国跟美国的风格一样,都是老子说一不二。中国才不愿意跟它们协商呢。

观察者网:不不不,中国希望跟这些国家双边谈判,这样比较容易拿到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中国不希望看到的是美国横插一脚,硬生生地成为谈判的第三方。

米尔斯海默:我完全理解,但问题在于如果谈判双方只有中国和越南,或者中国和马来西亚,结果将大大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实力摆在那里,这不符合邻国们的利益。我是这个意思。说白了我认为所有大国,包括中美在内,在小国面前都是横行霸道的。这些大国本身并不这样认为,它们是这么做的,但不觉得自己是这么做的,因为它们都认为自己是世界舞台上一股仁慈的力量,因此理应得到邻国的爱戴,从来不觉得自己做过什么对不起它们的事情。美国有美国例外主义,我听你说话偶尔也会听出一点中国例外主义的味道。但归根结底,大国都是强有力的大猩猩。

观察者网:这种从现实主义出发观察世界的范式,其根本假设在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更高级的权威规范各国的行为。您认为这种范式会不会发生变化?一些年轻的地缘战略学者,比如撰写《超级版图》的帕拉格•康纳,认为国界这个概念越来越过时,因为城市和供应链在定义着世界的互联互通。未来长期来看,现实主义者从国家出发分析世界的范式是否会过时?

米尔斯海默:不会。这些所谓国家会消亡的说法都是胡扯。民族国家不会消失,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是内嵌于民族国家的。难道你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在消失,在崩溃?难道你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在消失?日本在消失?看看这个世界吧,我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国家正在消失。它们消失了谁来接班?如果不是国家,那么应该由谁来主导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活动?答案是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民族国家将继续存在。

观察者网:但民族国家是很晚近的产物,哪怕主权国家也就追溯到1648年,民族国家并非有史以来就存在,也不会永远存在,对吧?

米尔斯海默:我小时候母亲经常说,没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但问题是你得告诉我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什么能替代民族国家。没人能说民族国家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民族国家现在非常健康。顺便说一句,我们评论自由主义霸权的时候,也就是美国单极时刻的对外政策,自由主义霸权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没有正确评估民族主义的力量。民族主义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而民族主义是内嵌于民族国家之中的。

观察者网:我完全同意。接下来我想谈谈现实主义,您是备受尊敬的现实主义者,您曾经多次表示在中国知识界交流起来更自在,因为与美国的环境相比,中国学者更容易接受现实主义理论。但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开始从中国古典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观察世界,去认识和分析中国当前的作为,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他们从中国的历史中挖掘思想财富来为今天的新现实提供哲学基础。用美国汉学家白鲁恂的话来说,中国是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它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西方霸权和殖民者的逼迫,既然这种束缚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新的世界观和与外界相处的方式是否会吸收更多传统的理想主义元素,而不完全是现实主义方式?

米尔斯海默:我说几点。首先,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来到东亚的时候,日本模仿美国,创建了日本人的民族国家,中国人没有这样做,结果中国遭受了百年耻辱。要明白,如果你想在现代国际体系里生存,你最好是个民族国家,最好是个强悍的民族国家。中国没有及时走上这条路,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结果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今天的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多年来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正因如此中国才会比美国更让我在思想上感到自在。但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一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发展其他理论来取代现实主义,你可以把他们的视角称作文明视角或更偏理想主义的视角。对此我想说两点。第一,现实主义讲述的故事过于悲观,令他们感到不满意或不满足,所以他们要寻找另一种战略,他们需要一种对自己而言更好的战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又回到我关于中国的论述,你在美国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中国人会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使用各种各样的辞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例外的、良善的国家,从不给世界制造麻烦,也不根据现实主义出牌,而用另一套仁慈的方略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中国人嘴上这么说,我一点不觉得奇怪。但我认为中国终究还是要用现实政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观察者网:一种偏向理想主义的思潮似乎出现在中国政治学界,它回溯到秦统一六国的年代,认为这是“公天下”首次战胜“私天下”,代表公共的、集中的国家权力胜过了代表着私人的、封建的诸侯权力,那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对私的胜利,它建立的包含性秩序是中国政治精英的理想,尽管近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放弃了这种理想去追逐西方政治概念,但某些元素留存了下来,比如对公共权威和公有制本能性的接受。如今部分中国学者希望从根本上重新想象政治,他们把目光投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许多西方人觉得这个提法只是空谈,但中国学者却把它视为“公天下”的终极政治表达,并坚信世界大势将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倡导一种泛世界主权,通过世界内部化把世界建构为政治主体。您来自美国,而美国以自身形象改造世界的企图刚刚宣告失败,您认为这种理想主义是否是徒劳无功的?您在书中提到各国关于第一原理有不可调和的分歧,您对中国理想主义者有没有什么忠告?

米尔斯海默:我没有什么忠告,因为这些想法不会付诸实践,这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我们生活的世界围绕着不同民族运行,不存在什么人类整体。这种关于全球文明、全球社会、世界国家的想法,完全脱离了现实。看看东亚地区,有中华民族,有日本民族,有朝鲜民族,这几个民族差异非常大,我很难想象中日韩人民能走到一起组建幸福家庭,组建一个管理所有人的国家。这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世界分成许多个民族国家,中日韩各自的民族国家将一直存在下去。

观察者网:东亚地区曾经的秩序叫做朝贡体系,它不太准确,我更愿意把它叫做“中华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您提到了日本和朝鲜,特别是朝鲜,都曾经从属于这个体系,虽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至少是属于这个大家庭,它们奉中华帝国的皇帝为族长。您认为这种古代地区秩序对建构未来的全球秩序有没有参考价值?

米尔斯海默:没有。我认为历史要前进而不是后退。我们不会回到你描述的那个时代,我们生活在民族国家的世界里。我要说的是,民族国家不是17世纪晚期形成的,那时还是王朝国家,民族国家更晚近。民族国家填满了这个星球,看看世界地图吧到处都是民族国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全球社会或世界国家正在形成。我认为这些思想会使某些人感兴趣,但如果你对现实世界感兴趣,可能就觉得它们没什么道理。正如我此前所说,中国之所以遭受百年屈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及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所以一再受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日本的蹂躏。今天的中国是个现代民族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大好事,我认为中国应该尽力确保自己一直是强大的、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用行动确保自己比其他民族国家更加强大。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我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不在我给您的提纲里,它是关于您过去的一本书《领导人为什么撒谎》。特朗普政府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撒谎,不只是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而是从上台第一天开始,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撒谎。美国主流媒体一直试图用辟谣的方式制约总统撒谎的倾向,但这样做完全没能阻止特朗普继续撒谎。到底是什么激励着特朗普政府不断撒谎,毕竟他们的谎言是如此容易被戳穿,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背后的政治动机在哪里?

米尔斯海默: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政治动机,我觉得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特朗普这辈子能够不断撒谎而从未受到惩罚,撒谎成了他的惯用伎俩。我希望你明白,如果你研究谎言就会知道,只有当你不经常撒谎,撒起谎来才最有效,人们都以为你在说实话,结果你在撒谎。如果你我进行互动,你认为我非常诚实,觉得我不会对你撒谎,我才有可能对你撒谎,进行哄骗或欺诈,因为你的预期是我会讲实话。特朗普撒谎过于频繁,以至于谎言根本丧失了有效性,大家都知道他在撒谎,不清楚的人可以看看第二天CNN或者《纽约时报》的报道,它们会列举特朗普前一天的各种谎言。我认为特朗普不断撒谎的行为确实有点古怪,我从未见过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有哪个政客有这种行为。不过他这种做法确实没什么效果,而且还会伤害他自己,因为大家都把他当傻子看待。

观察者网:但有的中国人就觉得,既然这些谎言如此容易戳穿,他这么做是不是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是某种战术欺骗。

米尔斯海默:撒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欺骗手段,但问题在于他要骗谁?我觉得答案很简单,他在骗自己。他不觉得自己说的是谎话,他相信自己的话,这才是不寻常之处。

(完)

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13

旧文章ID:22041

美媒:美中正在筹划高级外交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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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万维读者网

消息人士称,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官正在计划近期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会晤,讨论缓和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

预计,中方带队的将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杨洁篪,美方团队负责人是国务卿蓬佩奥。

会晤的具体时间和会谈内容尚未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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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媒体《政客》周六报道说,蓬佩奥在准备前往夏威夷会见中国官员。

如果这次会晤得以实现,这将是美中关系因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而急剧恶化以来的首次高级别接触。在这个时期,两国关系经受了一系列问题的打击,已经下滑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包括:对病毒源头进行国际调查、香港问题、因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引起的抗议示威、两国军队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等。

上次双方高级别会晤是在今年1月15日,中国副总理刘鹤和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又在2月7日和3月27日通了两次电话。

最近几个星期,美中紧张关系在继续恶化。中国人大上个月通过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的决定后,川普警告说,一旦香港一国两制发生变化,香港高度自治不再,美国将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北京回应说,华盛顿干涉中国内政。

川普政府还对北京让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扩散到全世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病毒已经在全球造成42.5万人死亡。北京指责华盛顿甩锅,以掩盖自己应对疫情的失误。

中国国家媒体直接指责蓬佩奥,把他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国务卿,而蓬佩奥则抨击北京在这次黑人抗议活动中故意搬弄是非,煽风点火。

两国的观察人士都呼吁双方冷静。中国问题分析家表示,北京战狼式外交起到了反作用,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避免美中关系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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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June 13, 2020) –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will meet China’s top diplomat Yang Jiechi in Hawaii, trying to ease tensions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over various issues,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Pompeo was planning the trip “quietly” and the arrangements were not yet finalized, Politico said.

Pompeo has been vocal in criticizing China on a range of issues from the origins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o its Hong Kong policy to the treatment of its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Hong Kong’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ewspaper cited an unidentified source as saying that Yang, a state councilor and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olitburo, will represent the Chinese side for the meet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untries have deteriorated in recent months,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said he could even sever relations.

Pompeo said last month that China could have prevented the death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y being more transparent about the coronavirus and accused it of refusing to share information.

He also said Chinese plans to impos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on Hong Kong would be the “death knell” for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s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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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13

旧文章ID:22039

George F. Will: Joe Biden needs a China narrative that refutes today’s political an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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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eorge F. Will  来源:Washington Post

Dwight D. Eisenhower’s cultured despisers, whose number was less impressive than the number of electoral votes Eisenhower reaped (899 of a possible 1,062), complained that his grin was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Ronald Reagan, who remained a Democrat for 10 years after he cast his first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vote, for Eisenhower in 1952 (Reagan later won 1,014 of a possible 1,076 electoral votes), was disparaged for being a human sunrise, unreasonably cheerful about this fallen world.

Eisenhower and Reagan, however, like Franklin D. Roosevelt, knew something that, now more than ever, is germane to governing Americans: A sunny presidential disposition can be consequential. Optimism can be infectious; optimistic people stay in school, get married, have children, make investments and generally embrace the future. Joe Biden thus needs a narrative that refutes today’s political angst, which includes unreasonable forebodings about China’s supposedly ineluctable rise.

Decades of growth have propelled China’s rise from an almost entirely peasant society, to one that still has an enormous peasantry. This growth, which was more rapid than can be continued, pulled China’s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o $9,770, 72ndin the world, slightly better than Mexico’s, still behind Russia’s, one-fourth that of neighboring Japan and one-third that of South Korea, and about 15 perc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62,887. The bitter fruit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from 1980 until 2016, is an aging population that will become gray before it becomes rich. Last year, China’s birthrate fell to 1.05 percent, a record low (the U.S. rate is 1.73), and China is projected to be among 55 nations with fewer people in 2050 than today. By 2030, Chinese deaths might exceed births. Today, China’s working-age population is 70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t is projected to plunge to 57 percent by 2040, when there will be barely two workers to support every retiree.

In a March review for the Financial Times of two books on China’s economy, Geoff Dyer, the paper’s former Beijing bureau chief, noted that China cannot become “the first authoritarian regime to enter the exclusive club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unless it avoids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ere it can no longer compete on cheap manufacturing but does not yet have the skills or technology to sustain more advanced industries.”

Then there are socialism’s inevitable irrationalities: State-owned banks favoring state-owned industries is one reason China’s debt burden is more than triple the size of China’s GDP. Writing in Foreign Affairs (“China’s Coming Upheaval”), Minxin Pei of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says ineffici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ntrol nearly $30 trillion in assets and consume roughly 8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available bank credit, but they contribute only between 23 and 28 percent of GDP.” Posters in glistening, modern Shanghai depict rays of light flowing from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head, but he urges followers to fill their heads with the pre-modern musings of Stalin, Lenin and Mao, a recipe for economic sclerosis.

The U.S. trajectory is different. Also writing in Foreign Affairs (“The Comeback Nation: U.S. Economic Supremacy Has Repeatedly Proved Declinists Wrong”), Morgan Stanley’s Ruchir Sharma notes that in 2010, after the weakest decade of U.S.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the nation had a full decade without a recessio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at least 1850, when record-keeping began, and the U.S. share of global GDP expanded from 23 percent to 25 percent, back to where it was in 1980, before China’s ascent began.

In the 2010s, the U.S. stock market rose 250 percent, almost quadruple the average gains of other national stock markets. (China’s rose 70 percent.) “By 2019,” Sharma writes, “the United States accounted for 56 percent of global stock market capitalization, up from 42 percent in 2010. The value of the U.S. stock market, relative to all others, was at a 100-year high.” Today, “seven of the world’s 10 largest companies by total stock market value are American, up from three in 2010.” Globally, 75 percent of loans to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are denominated in dollars, up from 60 percent before the 2008 crisis.

Although technology investments, partly the result of a culture of innovation fueled by great research universities, have been crucial, Sharma says, “the more important U.S. advantage has been a relatively high population growth rate: babies and immigrants, not Stanford and Google.” Sharma adds: “The most important driver of any economy is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which is still grow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started shrinking in China five years ago.”

Donald Trump says a Biden presidency would mean “China will own the United States.” Trump’s reelection would entrench his misunderstanding of both nations.

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13

旧文章ID:22038

王伟男,周文星:里根秘密备忘录与美国对台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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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伟男,周文星  来源:中美印象

2020年5月20日,美国行政当局发布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f笔者注意到,这份报告在第四部分用了一个自然段的篇幅,专门阐述美国的台海政策。为便于分析,笔者先把这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美国依据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根据《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将继续与台湾保持牢固的非官方关系。美国仍然认为,两岸之间的分歧必须依照双方人民的意愿和平解决,不得诉诸威胁或胁迫。北京大规模的军事建设表明,美国有必要继续协助台湾军方拥有可靠的自卫能力,以便吓阻攻击性的行为,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里根总统在1982年的备忘录中坚持说:“提供给台湾的武器数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的程度。”2019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100多亿美元的武器。

这段话共有五句。长期从事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研究的人都可以看出,前两句是美方的一贯表述,可谓老生常谈。第三句,“北京大规模的军事建设表明,美国有必要继续协助台湾军方拥有可靠的自卫能力,以便吓阻攻击性的行为,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直接把中国大陆的“军事建设”情况与美国“协助台湾军方”的情况关联起来。虽然这种关联既违背了专门处理美国对台军售的中美“八一七公报”,也不在《台湾关系法》和里根“六项保证”的明文规定之列,但美方近年来确实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这种关联性。第五句也只是陈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而已。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四句话。这句话里提到的“里根总统在1982年的备忘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但中国学者对其讨论较少。根据笔者的查询,这个备忘录是1982年8月17日中美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发布当天,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写给时任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P. Shultz)和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的密件。这个秘密备忘录已于2019年8月30日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密。其全文共有如下四段话:

如你们所知,我已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联合公报。在这个公报中,我们表达了关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

在签署公报之前的会谈中,我们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即对售台武器的任何削减都将取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中方宣布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的延续。

简言之,美国愿意减少对台武器销售,完全以中国的以下持续承诺为条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与台湾之间的分歧。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永久前提。

此外,售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必须完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为条件。台湾的防卫能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卫能力保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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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个秘密备忘录的内容完全违背了同一天公开发布的《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即: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陶文钊认为,这个备忘录意味着里根“把刚刚达成的协议的实质性内容掏空了”。但由于这是个秘密备忘录,所以外界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它的存在。根据笔者的查证,美国学界大概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于1990年代就开始有所讨论,而中国学者最早在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里提到这个备忘录的就是陶文钊教授,时间是2000年。此后,除了2008年南京大学博士生王中文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里提及外,笔者尚未看到其他中国大陆学者公开谈及这个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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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大陆学者讨论不多,但这个秘密备忘录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处于持续紧张状态的当下,美方在首份综合性的对华战略报告里公开引用这个备忘录的内容,意味着美国台海政策的一个重大突破:美方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不需要再遮遮掩掩或寻找其他借口,而是直接搬出这个刚刚解密的“里根备忘录”,以中国大陆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军事能力为由,加大对台军售的力度。在“台独”势力日益坐大的背景下,中国大陆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必然要通过军事能力建设来加强对“台独”势力的战略威慑。而按照《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引用的“里根备忘录”的逻辑,中国大陆军力的增长就意味着美方要相应提升售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而不必考虑中方是否继续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甚至也不必过于考虑“台独”运动的发展态势。由此可以预见,美方对“台独”势力的容忍度和支持度将不断提升,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将更趋激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美方刚刚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公开发布的综合性对华战略报告,从形式上标志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已升级为“对华战略”,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该报告的重要性决非某些人所戏称的美国版“520声明”那么简单。
相关阅读:陈艺元: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框架的形成及其影响
里根所谓的“六项保证”为:
1、美国不会设下结束对台军售的日期
2、不会更动《台湾关系法》的条款
3、不会在做出对台军售的决定之前与中国大陆协商
4、不会做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调解人
5、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也就是这个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美国不会压迫台湾和中国大陆谈判
6、美国也不会正式承认中国人对台湾的主权

作者简介:

王伟男为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周文星为上海交通大学-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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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13

旧文章ID:22026

郝志東:對比美國和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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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志東  来源:中美印象

(原載於澳門《訊報》,2020年6月11日,第四版;作者授权本站发布)

美國人對警察暴力的抗議運動已經持續了兩週。在這個抗議運動中,我們看到既有和平的示威,也有暴動(打砸搶燒),還有警察對和平抗爭的持續暴力。兩週來的抗議已經初見成效。眾議院正在推出一個大型的警察與司法體制改革的法律,各地的官員們開始討論抗議者提出來的訴求,包括禁絕鎖喉、不敲門強行進入私宅等執法行為,將對警察部門的部分財政投入轉投到社會服務等部門(比如紐約市和洛杉磯市),甚至解散警察局(比如明尼亞波利斯,即警察暴力導致黑人死亡引發這次抗議事件的原發地)。這些都涉及到警察制度與司法制度的改革。當然最後到底如何改革,還有待觀察,因為這裡既涉及到公共安全問題,也涉及到各方利益的博弈。不過從現在情況來看,尤其是今年是總統大選之年,比較大的改革還是呼之欲出的。

這就使我們想到一個關於社會運動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即暴力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在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勇武派在佔領立法會時提出“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官逼民反”等等口號。這個沒有“大台”的運動還提出了包括撤回逃犯條例、撤回暴動定性、釋放被捕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問題、雙普選等五大訴求。但是通過了持續了近半年的警民衝突、暴力抗爭,這個運動只達到了一個目標,即撤回逃犯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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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美國和香港最近發生的社會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都有和平抗議,都有暴動(儘管香港的暴動並沒有像美國那樣發生搶劫行為),都有警暴。而且美國這次的運動也沒有大台,人們似乎是不約而同地參與到抗議活動中來,而且不分膚色、不分種族(不過亞裔參與很少,而且華裔似乎大多不光沒有站在公平正義一邊,即反對警察暴力、反對種族主義,反而在自媒體上趁機大吐自己被黑人欺負的苦水,趁機發洩自己種族主義的哀怨)。

但是為什麼美國的社會運動能夠取得較大的成效,而香港的社會運動則屢受挫折呢?這當然和美國的種族歧視、警察暴力問題積重難返、日趨嚴重、乾柴烈火、一點就着有關。而香港的大陸化只是在2014年中央政府拒絕香港普選特首之後才逐漸嚴重起來。但是這也和美國的抗議運動只有前幾天有暴動,之後主要是和平示威有關。或許這和兩地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有更大的關係。我們下面就來分析這最後兩點。

和平示威還是暴力抗爭?

如前所述,香港的勇武派認為和平示威已經失去功效,只有暴力才能喚醒民眾,達到民主的目的。這和當年柴玲的說法一致,即只有流血才能喚醒民眾,推翻暴政。當然香港還有一些人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但是與此同時,他們多數似堅持不和勇武派“割席”,所以暴力抗爭當時似乎成為一個時尚。

一些政治學者表示了擔憂。比如香港浸會大學的高敬文教授便說暴力抗爭的結果是北京可以藉口更加不妥協了(《紐約時報》,赫海威,“數百人佔領香港立法會,引發抗議者內部分歧”,2019年7月2日)。葉劉淑儀(建制派領袖之一)的老師、斯坦福大學的戴雅門教授也說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堅持非暴力,應該將精力放在議會選舉上面。他認為針對財物的暴力儘管不同於針對人的暴力,但是撞碎立法會大樓的玻璃門、塗污裡面的特區標示等仍然是暴力行為。暴力會使得運動轉向失控,使你失去一些原本對運動的支持,使得民主轉型的機會大大降低。這也是沒有吸收三十年前大陸那場運動的歷史教訓的一個例子。他非常欽佩這場民主運動和年輕抗爭者的熱情,但是抗爭如果沒有一個度的概念,沒有戰略眼光,就會失去已經積累的道德優勢,就會導致一些之前的成果得而復失(《紐約時報》,Audrey Jiajia Li,“探討香港抗議策略:走向激進的風險”2019年7月24日)。正如大家後來都看到的,運動的確走向了激進,結果是民主化離香港更加遙遠。

但是學者們的觀點無法獲得社會運動行為者們的支持。香港有很多研究民主轉型的學者,我們也沒有發現他們有什麼影響。不過和平示威還是暴力抗爭,哪個更有效果,或者說在什麼情況下才有效果(比如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暴力攻占立法院導致兩岸服貿協議擱淺),始終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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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這次的美國抗議運動,也有人主張暴力抗爭。5月29日,兩個年輕的律師參與了幾千人在紐約的抗議行動。其中的女律師將一個莫洛托夫汽油彈扔向一個裡面無人的的警車,導致其起火燃燒。在一小時前,她曾經接受記者採訪,說警察暴力使得激憤的民眾使用暴力來對付他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們需要利用暴力來反對暴力,因為當權者只有通過暴力才能聽到我們的聲音。所以毀掉警察的財物是合適的。而且人們的目標是對財物,而不是針對人。結果兩人在布魯克林的聯邦法院被控告毀壞公共財產罪,如果被定罪,會面臨至少5年的監禁(故事見《紐約時報》,Nicole Hong and William K. Rashbaum,“The 2 Lawyers, the Anti-Police Protest and the Molotov Cocktail Attack”2020年6月7日)。不過這種類似的暴力只持續了三天左右的時間,其餘均為和平抗議。

但是美國這次抗議行動中的暴力行為,的確給了這個運動很大的推力,讓政府官員們知道無論如何,現在問題的確很嚴重,而且有了一種緊迫感。警察暴力和種族歧視問題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精力、財力來對付,需要制度性的改革。於是出現了我們前面講的改革措施。

社會運動和國家體制

從美國和香港社會運動和暴力的對比來看,美國(以及台灣)的暴力是起了作用的,儘管這種暴力的範圍也是有限的。我們都希望沒有暴力,但是我們誰都不知道,如果沒有這些有限的暴力,這些社會運動能否取得現在這樣的結果。與此相反,香港的暴力是沒有起作用的,或者說是起了反作用的。那麼問題在哪裡呢?

社會運動的文獻告訴我們(比如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編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1995),任何社會運動都是在和國家權力進行博弈,是兩者之間的互動。社會運動是政治變革的推手,但是社會運動又只能在國家體制所提供的政治機會中來運作。在美國,遊行抗議是憲法規定的人權。香港基本法也規定人們有遊行抗議的權利,但是在大陸的中央政府要全面管制香港,那麼這也就意味著人們遊行抗議的權利也可能隨之被管制。於是,在美國,警察對示威者的暴力會立刻被媒體揭露,會被政府機關調查,行為者會立刻被調離自己的工作崗位甚至開除。而在香港,人們並沒有看到對警察暴力的任何調查與處理。五大訴求也只有一個訴求得到實現,但是現在全國人大要制訂港版的國安法,使得這一訴求也得而復失。戴雅門的警告一一應驗。

兩個社會運動結果差別如此之大的最重要原因應該是美國和香港(中國)的體制不同。前者是民主體制,政府官員需要向選民負責,聽取選民的心聲,否則下次要被選下來。香港是半威權體制,大陸是威權甚至集權體制,官員們只要向任命他們的人負責就可以了。在美國,警察暴力是要負上刑責的,在香港和大陸中國,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結論

社會運動中即使是一種有限的暴力,也是我們不想見到的,應該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國家,這樣的暴力有可能將運動推向高潮,最後導致制度性的改革,儘管學者們對暴力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還眾說紛紜。但是很明顯的是,在威權以及集權國家,社會運動的暴力通常—或許不是永遠,因為要看當時的政治機會結構而定—只會加強威權或者集權統治,因為當政者不需要直接向老百姓負責。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運動需要智慧,需要策略,需要鍥而不捨,需要時間,才有可能達到社會變革的目的。(作者为澳門大學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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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13

旧文章ID:22025

胡一鸣:福山怎么看疫情与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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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一鸣  来源:中美印象

《印象观智库》第三期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斯坦福大学的国际政治学者。日前,他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刊登了一篇题为 “流行病与政治秩序”的文章(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文章指出,重大的全球危机可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文中,他分别提到了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政府在疫情期间对于国民经济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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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利(Atul Kohli)对于发展中国家中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关系的论述与哈佛大学教授阿卜杜勒(Rawi Abdelal)对于前苏联加盟国在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政策选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福山的观点,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中美关系。

首先,福山观察到政府行为对于减缓疫情的重要作用,例如,美国国会在四月通过了救济法案,用2.3万亿美元帮助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个人与企业;同时,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政府内医学专家所提出的相关建议。在福山看来,这样的现象似乎证伪了里根总统在第一次就职典礼上所说的,“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反之,政府就是问题所在。”

科利教授在2004年的著作《国家主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化的政治力量和工业化》《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中提到,国家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有着决定性作用。在那些尚未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中,那些能更好的整合国家力量与民间资本的国家能够让本国快速实现工业化。书中,他依照政府与民间资本整合的程度,对比分析了三类国家: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韩国)、分散性多阶级国家(印度)、 以及新世袭性国家(尼日利亚)。

其中,韩国在朴正熙时期由于其强势领导,导致国家力量牢牢把控日本殖民时期遗留下的技术与资本,从而快速有效地推动了国家工业化。在印度,由于政治体制原因和社会多元性,政府无法完全整合国内资源推行产业政策,因此没有像韩国一样达成快速有效的工业化。在尼日利亚,由于民间资本的缺失,政府通过贩卖自然资源壮大自己的实力,也没能推动本国的工业发展。科利通过比较三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总结得出了国家力量可以通过有效整合民间资本有效推动工业化。

在疫情期间,除了福山提到的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也或多或少通过财政与货币手段扶持本国经济。由此,尽管市场力量可以在平时帮助有效地分配资源,并推动有效的经济发展,然而,在重大危机时刻,例如经济危机或是疫情,国家力量通过对于受冲击的领域的救助与扶持,可以帮助经济走上正轨。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我们就发现,国家对于危机的快速而有效的反应,对于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

其次,福山在文中也提到,“民族主义崛起会增加国际间冲突的可能,领导人希望通过与外部势力的矛盾,来转移国内的政治矛盾”。国内外政策时常是相辅相成的,特朗普总统近期对华强势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寄希望以强势的对外手段,来缓解国内困境。当美国领导人希望通过对外政策来缓解国内政治局势时,笔者想到,阿卜杜勒(Rawi Abdelal)对于国内外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有着一定的见解。

阿卜杜勒教授在2001年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国家目标:比较视角下的后苏联国家》《Natio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Economy: Post-Soviet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中提到了国内因素对于区域经济整合的影响。他列出了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立陶宛进行比较。这三个国家处于类似的地理位置。从现实主义角度,这三个国家应该采取类似的区域经济政策。然而,在前苏联解体后,尽管没有得到来自欧盟的足够支持,立陶宛还是积极参与到与欧盟的经济整合中。相比之下,白俄罗斯一直在寻求与独联体和俄罗斯进行整合。此外,乌克兰在与俄罗斯之前,一直未能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找到一个良好的经济政策平衡点。

阿卜杜勒认为,这些国家经济政策上的不同,源于国内各势力的整合。在立陶宛,国民对于国际和民族的的认同是高度一致的,他们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吸收在与欧盟整合过程中带来的损失。在白俄罗斯,国家认同依然存在一定争议,政治精英和普通市民并不认同民族主义者的看法,即建立经济独立性。这导致政客并不愿意承受脱离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所带来的损失,也导致白俄罗斯与独联体的整合。在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区域多元性使得政府无法贯彻一贯的经济政策,即要么脱离独联体,要么和欧盟保持距离。由此,国内因素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家经济政策。

阿卜杜勒的观点印证了国内因素对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由此在中美关系中,长期以来两国间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源于国内的需求。一方面,美国在经历越战和石油危机后,需要一个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来满足国内高消费;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需要大量外资和技术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这使得中美两方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建交。同样,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美国国内局势来思考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会有怎样的变化;类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美国对华的政策变化,来判断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


【编辑:张月如,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引用或转发请注明出处。】

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13

旧文章ID:22024

米尔斯海默:美国霸权虽败,遏制中国不会停息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当下中美关系面临挑战,冷战话语复苏,观察者网杨晗轶近期远程连线采访了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约翰·米尔斯海默。以下为采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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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采访:杨晗轶


观察者网:早上好,哦不好意思晚上好,中国是早上。我是观察者网的Kris,很高兴能与您对话。我们对您非常熟悉,谢谢给我们采访的机会。您去年出版了《大幻想》,这是本发人深省的书,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它会更多地谈政策,但其实它是在讨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今天除了政治哲学,我也想更切合现实地问问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

首先要问的是美国的战略,您对自由主义霸权提出了批判,这是过去三十年来美国实施的大战略,您认为它失败了,美国曾想以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但如今却不再具备这个能力,因为中俄等国家实力的崛起,全球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您是否建议美国重新采取一整套植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清晰的大战略?还是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更加务实具体、更加就事论事,正如塔夫茨大学的德瑞兹纳在《外交事务》上所建议的那样?也就是说,美国考虑外交问题应该继续往大处想,还是开始往小处想?

米尔斯海默:美国永远往大处想,大国永远往大处想,中国也一样。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它也有了越来越宏大的战略考虑。我想解释一下《大幻想》的论点,你说的没错,它批评了美国过去三十年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未来应该走的方向。我在《大幻想》里提出,只有在单极世界里,作为唯一一极的美国是世界唯一大国,不存在大国竞争,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追求自由主义霸权,从理想主义出发推行对外政策,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我们实施了这套政策,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实际上特朗普总统之所以能入主白宫,原因之一正是他在2016年竞选时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霸权。

也正如你所说,我们的世界已从单极化走向了多极化,有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个大国,当然中美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我要说的是在多极化世界里,所有大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以现实主义指导行为,开展强权政治。我认为美国主要应该关心如何遏制中国,中国主要应该关心如何在亚洲建立地区霸权,中国应该渴望像美国主导西半球那样主导亚洲,但站在美国的角度这种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美国将尽一切努力去遏制中国,防止其主导亚洲。我认为这种竞争将成为本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举了一些20世纪的历史案例,比如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以及苏联,您说美国为了防止这些大国主导亚欧大陆,屡次成功遏制了这些大国。这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逻辑所在,它不希望中国成为亚洲的霸主。但美国至少在1916年经济实力就超过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了,所以您提到的四个大国其实都不是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几乎已经与美国处于同一量级,美国要如何才能遏制与自己体量相当的对手呢?

米尔斯海默:美国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实力。我认为当下它比中国更强大,经济方面更强大,军事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有数千枚核弹,有可畏的常规作战能力,当前美国完全有能力遏制中国。未来的力量平衡很难预测。中国可能持续快速增长,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大麻烦,假如30年后中国实力远超美国,到时候美国要遏制中国就是几乎或者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这是你们的方向。但它只是未来可能出现的众多情况中的一种,也可能出现美国实力优势扩大或与中国实力相当的情况,那么美国是有能力遏制中国的。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核能力、常规作战能力和经济实力,美国将以什么形式遏制中国?不管是经济斗争还是军事竞争,如果斗争的主场在中国家门口,那么恐怕不太利于美国,至少也将是一场苦斗。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还要朝这个方向走下去?

米尔斯海默:中美竞争有经济和军事两个维度。今天你可以看到各种明显的证据显示两国存在经济竞争,而且双方还展开了军事竞争,这是从2011年克林顿国务卿宣布“转向亚洲”开始的。美国未来将在南海与中国进行角力,将进一步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密切关系,极力阻挠中国统一,并将继续在东海与日本联手,防止中国占领争议岛礁,确保它们处于日本控制下。中美两国在这三个地区最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是非常危险的局面。特别是随着实力增长,中国必将开始在上述地区恃强凌弱,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美国十有八九将尽全力与中国对抗。所以我认为无论当下还是未来,从军事上来说情况都非常危险。话说回来,经济和军事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情况更加复杂棘手。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在同时进行。

观察者网: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关系,您是否认为中美两国必然落入这个陷阱?这种结构性冲突似乎没有出口?

米尔斯海默:我提出这个观点比他早得多,我在2001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里就写过了。

观察者网:您是否对这个地区的和平感到悲观?

米尔斯海默:我用了另一个词,这是个悲剧性的局面,所以这本书才叫《大国政治的悲剧》。我认为,在一个不存在更高权威的体系里,也就是无政府状态,各国无从确凿地了解彼此的意图,而各国都有进攻能力,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最好是成为地区霸主,这是第一点。第二,确保没有其他国家是与你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确保体系内不存在其他地区霸主。美国是现代史上唯一的地区霸主,你前面也提到了,美国曾经不遗余力地阻止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成为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所以我认为美国将全力尝试阻止中国主导亚洲。我认为这总体而言是一个悲剧性的局面。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无从了解彼此的意图,我们待会再回来讨论这一点。我有个关于世界领导地位转移的问题想问你,上一任世界霸主曾经是大英帝国,它某种程度上就像是美国的亲戚,但主导权毕竟以较为和平的方式转移给了美国,二战后英国已经无力主导世界。您认为未来会不会有某种历史事件促使美国大力反思,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永远维持霸权,阻止其他大国崛起——倒不一定说要主导任何地区——您认为这种反思有没有可能发生?

米尔斯海默:我先说说英国吧,我认为你说的不对。回顾19世纪,当美国在西半球建立地区霸权的时候,英国人试图阻止美国。他们不愿看到美国成为地区霸主,他们也想过干预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跟南方联合起来,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最后到了某个阶段英国终于意识到,它无法阻止美国……

观察者网:我正是这个意思。我好奇的是,未来会不会有这么一件事,让美国意识到它不再具备能力主导这个地区,于是决定退一步海阔天空?

米尔斯海默:如果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能在三十年内远远超过美国,那么美国很可能学习英国19世纪的做法,接受中国主导亚洲的现实。但我要说的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美国将全力遏制中国。在拿当年的英国跟今天的美国作比较时,你要记住一点,美国拥有强大的军力投射能力。尽管东亚与美国加州海岸有6000英里的距离,美国远程投射力量的能力是相当令人震撼的。你知道我们在韩国、日本乃至地区内其他各处都设有军事基地,这跟当年的英国非常不同。19世纪英国投射力量的能力远逊于今天的美国,只能坐视我们实力越变越强,直到他们无力干预。这样的事当然有可能发生,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情况。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中国继续和平发展,而和平面临的威胁越来越紧迫。

米尔斯海默:邓小平当年非常清楚这个道理,随着中国不断发展,长期来看局势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不利。所以中国应该尽量避免惹麻烦,低调发展经济,但问题是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因为美国听懂了邓小平的潜台词。所以现在美国就上门寻求对抗了,对中国极力施压、步步紧逼,因为当下力量平衡还对美国有利,而这种优势将随着时间逐渐消失。

观察者网:这是个棘手的情况,当前遏制中国的机会窗口期不算长也不算短,美国觉得还有戏。

米尔斯海默:确实有这么一个机会窗口。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如果中国内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提升到香港特区、韩国或台湾地区的水平,它的实力将远超美国。中国持续发展经济就会走到这一步。如果在美国经济熄火的同时,中国经济继续快速提升,最终的结果对美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对中国来说则是大好事。我的意思是,国际政治特别是中美竞争,基本就是一场零和博弈。

观察者网:中国学者总喜欢说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说中美可以在一些事务上合作,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倾向于将中美在许多领域的关系描述为零和博弈。有人拿美苏冷战与当下的中美关系作比较,您认为中美是否已经处于冷战当中,还是正在滑向冷战?

米尔斯海默:鉴于现在中美在新冠病毒上争执不休,看上去我们已经处于冷战当中了。我认为在疫情争议出现之前,人们还能争辩中美是否真的处于冷战当中,但事到如今我认为两国冷战已经相当明显了。看看中国南海的军事局势已经变得相当可怖,中美双方几乎怼在对方脸上;经济方面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再加上关于大流行病的指责,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局面,由于疫情的原因它恶化得比我想象的更快,我知道终究会走到这一步,但我本以为不至于这么快。

观察者网:许多人指出,即使中美两国进入冷战,这种关系也不同于当初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因为美苏都是高度意识形态挂帅的国家,都代表着一种方向、一种生活方式,而它们都想把这一切强加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头上。美苏之间的竞争主要在军事领域,是国防和安全的竞争。苏联的经济规模远远不如美国。您认为美苏冷战和中美关系相比的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米尔斯海默:我们说过,一大相似点在于苏联地理上处于欧洲和亚洲,它的威胁在于可能成为亚欧大陆地区的霸主,美国作为地区外的遥远大国,进入亚欧大陆阻止这一情况变为现实。如今中国面临类似的情况。尽管中国在地理上只处于亚洲,但美国认为它可能主导亚洲因而将其视为威胁,所以美国要来亚洲以遏制苏联的方式遏制中国。但你说得对,两者的确存在差异。我接下来要指出四大主要差别。

第一,美国和苏联的竞争是二战刚刚结束时开始的,那是现代史上最血腥的灾难,苏联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正因如此美国、特别是苏联,都厌倦了战争,它们都不愿打仗。再看今天的中美两国,从你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中国觉得自己正在崛起,中国认为自己理应获得一席之地,中国并不厌战。因为它从1979年开始就没打过仗,而那一仗根本不算什么大仗,中国人真正上一场大仗还是跟美国打的朝鲜战争。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差别,中国不像苏联那么厌倦战争。

第二点是地理。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围绕着欧洲、围绕着德国展开的。它可能发展成一场卷入双方的陆上战争,冷战时期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中欧前线,相互攀比陆军、空军以及核武库规模。今天亚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冲突的战场主要是西太平洋地区,比如南海、台海和东海。我们不太可能在亚洲打大规模陆上战争。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它使当前中美之间比美苏冷战时期更有可能爆发战争,毕竟冲突将发生在海上而不是欧洲心脏地区。

第三点是关于经济的。中美两国之间有密切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国与韩国等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交流,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经济世界里。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四点,关于意识形态我和你的看法不太一样。共产主义对苏联而言,自由民主对美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当然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你可以说中国不像苏联那样高度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或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并不是中美竞争的一部分。但我也可以用民族主义来反驳你,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非常高涨,同样,信奉美国例外主义的美国人也有极强的民族主义倾向,美国人和日本等国家的人同样民族主义,但我认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尤其强烈,对受到轻侮这件事特别敏感。这种民族主义和现实政治一结合,很可能产生麻烦。所以归根结底中美竞争和美苏竞争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同,尽管后者围绕着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竞争这一维度。

观察者网:您提到这四点里,第一点缺乏厌战情绪和第四点民族主义都使情况听起来愈发危险,它们使中美更可能爆发冲突,不过您第三点提到中美两国之间以及亚太国家之间都存在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或许这能够成为地区维持和平的基础。您提到美国和苏联处于两个不同的经济世界,如今美国似乎希望和中国反向而行,许多人提出要跟中国经济脱钩。特别是当前这场疫情使许多美国人质疑是否应该继续走生产链供应链全球一体化的道路,还是应该把生产线收回美国周边地区乃至美国本土,不要所有东西都指望中国生产。这种想法会不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竞争?

米尔斯海默:我讲几点。首先,我可能已经说了130遍了,中国无法和平崛起,这话我在中国讲了也不下30次。每次我这么说的时候,人们反驳我的主要论据就是经济相互依存。他们总说:“约翰你错了,中美不会冲突,因为它们经济相互依存”。这是第一点。

第二,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甚至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在试图以某种方式与中国经济脱钩,如果它们完全脱钩,那么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就不复存在了。但我认为脱钩毕竟是有限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仍将保持大量经济交流。

我认为这种局面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而不是冷战时期,一战之前欧洲充斥着安全竞争,它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同时欧洲也有大量经济交流或者说有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可这并没有避免战争。我的意思是,尽管有人强调脱钩,中美仍将维持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然而总的来看我并不觉得它是维持和平强有力的因素,我认为安全终究比经济繁荣更重要,所以我并不觉得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有多么重要。我不是说它完全没用,可能有时候有一点用,我也不想说的太绝对。

观察者网:美国认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越来越把自己看作全球化的牺牲品。但无可否认的是,美国社会至少某些阶层,比如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从全球化里获取了巨大利益。您认为全球化虽然不会逆转,但无论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再怎么深化,经济交流都无法阻止中美展开激烈的安全竞争,这对两国而言构成了重大风险。我这样理解对吗?

米尔斯海默:对的,我还要补充一点,经济领域也会有竞争,经济将是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局面,我不是说经济只有交流合作。美国将尽其所能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种事现在正在发生。特朗普政府试图降低中国经济增速和科技发展速度,美国不想让华为成为世界舞台上顶级企业,想拖它的后腿,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但中美两国在某些领域还是会合作。

观察者网:看起来情况相当严峻,但从有没有好的一面呢?以美苏冷战来看,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使英国工会影响力提升,阶级平等观念促进了美国的民权运动。那么中美两国的安全和经济竞争会不会产生类似的正面结果呢?它预期之外的后果会使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过得更好还是更糟?

米尔斯海默:这可能产生众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有好有坏,但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局面对世界各国都是悲剧,如果中美能够合作情况会好得多。我写了《大国政治的悲剧》,我认为这种局面正是一场悲剧,如果中美两国真的打起来兵戎相见,那绝对是最大的悲剧。

我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是个结构主义者,我最基本的观点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像是铁笼子,它逼迫各国做出这些行为。任何国家只要它有可能主导其所在地区,不管它是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还是中国,都会面临大麻烦。这与中国文化或德国文化完全无关,当国家实力变强,它们自然会寻求方式扩大自身影响力、主导周边地区,这自然会引来其他国家极力阻挠。

观察者网:如果我们考虑雅典和斯巴达这一对古典案例,它们相互争斗得很厉害,可在来自外部的共同威胁即波斯人面前,它们也能结成同盟。如果我们能够将某些威胁或挑战视作人类共同的威胁或挑战,中美就不能达成合作吗?

米尔斯海默:我说几点,首先回到冷战,冷战早期美苏曾一度面临共同威胁,那就是德国。要知道美苏曾经是盟友,它们联合起来打败了纳粹德国。冷战初期,如何对待德国是美苏双方非常关切的一件事,这个第三方非常关键。

然而在中美关系里并不存在这样的第三方。如果非要说第三方那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和中国走得很近,因为对它们来说美国是共同的威胁,所以在共同威胁之前联手的是中俄而不是中美。

有人可能说中美需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也许未来某个病毒会对中美造成巨大威胁,迫使两国展开合作。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非常低,实际上如果你看看当前这场大流行病,正是它使两国本就糟糕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我的确看不到什么乐观的理由,我也希望未来三十年中美能和平协作,我也希望我的预测是错误的。希望我错了,虽然我并不这样认为。

观察者网:接下来我想问的是遏制中国究竟有多少可操作性?冷战时期美国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大家都把苏联视作巨大的威胁,然而今天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和碎片化现象,社会各个群体对国家方向有不同的想法,那么各种政治力量怎么会联合起来针对中国?我不是在质疑民主和共和两党遏制中国的共识,我问的是美国民众在中国问题上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意愿和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米尔斯海默:我想你已经看到了,美国民众愿意接受强硬的对华政策。自从2011年希拉里•克林顿宣布转向亚洲以来,美国政府朝着遏制中国的方向越走越远,在国内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毋庸置疑,美国必将留在东亚极力遏制中国,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从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表现来看,其能力不容乐观,特朗普政府的表现相当糟糕。再看看特朗普政府是怎么处理美国与东亚盟友之间关系的,比如我们与日韩的关系,那是相当的笨拙。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在联众制衡中国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这对中国而言是好消息。美国曾经有极强的软实力,曾经非常善于使用外交工具争取盟友以及与它们合作,如今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差。我要说的是,美国不会撤出亚洲,美国内部有再多问题,也不会消减它插足亚洲事务的决心。你可以说正因为美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选出了一个特朗普,作为白宫之主他不擅长管理对外政策,不擅长对华遏制政策,然而美国采取这些政策本身是无可避免的。

观察者网:所以您认为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对抗性政策符合美国民众的共同意志?

米尔斯海默:是的。我几乎看不到什么反对意见。美国人会怎么做呢?美国人会把中国描绘成不共戴天的死对头,用夸张的手法歪曲中国,使它看起来更加危险;中国也会用同样的做法对付美国。在安全竞争当中,双方必然开动宣传机器把对手说成是邪恶的,把自己说成是善良的。事情几乎每次都会发展成这样。

观察者网: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但从您嘴里说出来仍然令我感到难过。

米尔斯海默:这也令我感到难过,这是一场悲剧。问题在于你要问问自己,这是否正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观察者网:我想中美两国都愿意承认当前这种现实,但我们仍然想管控风险,建立某些风险管控机制,首先就是辨别中美关系里的潜在爆点。您提到了台湾地区、东海和南海,中国可能和某些国家存在领土争议。您认为美国会在什么情况下决定采取干预行动,使冷战变成热战?哪些情境可能触发美国的这种行动?

米尔斯海默:这很难说,或许中国大陆被台湾地区当局的某些行为激怒,或者被美国与台湾地区发展关系的某些行为激怒。比如美国可能帮助台湾地区当局增强军事能力,触怒中国大陆,其回应方式不一定是对台湾地区发起攻击,也可能是其他军事行为,进而产生危机,导致中美相互攻击。这种情况一点不难想象。

而在南海地区,看看美国海军巡逻活动,看看中美两国海军剑拔弩张的形势,再看看两国空军数次几乎发生撞机事故,很容易想象导致两国爆发冲突的情况,它可能是美国人试图阻止中国对南海岛礁实行军事化,也可能是美国自己对该地区岛礁进行军事化。

很难说情况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没有明确的行为准则。你可能不记得在冷战初期,美苏两国也没有共同的行为准则,特别是核武器使用规范方面,因为核时代才刚刚拉开帷幕,我们不太清楚该怎么跟对方打交道。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慢慢制定了行为准则。我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两国基本清楚了该如何跟对方打交道,避免过度刺激对方进而酿成危机。

中美两国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行为准则,一切都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双方都在慢慢摸索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不能做。在此期间,我们完全可能做出一些激怒中国的事情来,导致中国主动使用武力;中国也可能做出某些事情导致美国动用武力。一旦如此,这必然是场悲剧。

观察者网:我不想表现得自以为是,但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多次兵棋推演过中美交战的情景,从新闻报道来看,它们模拟了中美在台海或南海爆发冲突可能出现的实际战况。美国军方已经模拟过十多次这样的作战,在中国家门口作战,结果统统以美国失败告终。诚然,美国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中国,但中国大力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所以中国越来越自信能够在家门口形成足够的威慑力量或者战胜进犯的外敌。如果中国清楚自己的能力,美国军方也清楚中国的能力,那么双方怎么会放任小摩擦升级为小规模战争乃至全面战争?这种情况为什么还会发生?

米尔斯海默:我不相信新闻对这些兵棋推演的描述。五角大楼总喜欢夸大美国受到的威胁,在我印象里他们一直说美国会输,因此必须花更多钱。五角大楼才不会说我们一切都好,已经战无不胜了,这不是它的行事方式。另外,胜负在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

观察者网:正是!胜负究竟是什么意思?中美两个大国真的打起来,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悲剧,为什么还要走上这条道路?这种悲剧后果双方都承受不起。

米尔斯海默:也许吧,希望你是对的。但如果你对我说,模拟战争游戏全部以美国失败告终,那么我要问你,失败是什么意思?怎么个失败法?别忘记最重要的一点,中美两国都有核武器。所以如果你说双方分出胜负,你得说清楚是常规战还是核战争。

观察者网:如果两国已经到了相互使用核武器的地步,接下来——如果说世界还有未来的话,美国在亚洲的卓越地位也不会存在了,双方都被夷为平地,为什么还要走到这一步呢?

米尔斯海默:不,使用核武器并不意味着两国会把彼此变成弥漫着放射性尘埃的废墟。话不能这样说。假设中国赢不了常规战而对美国使用核武器,多半也只会对南海地区的目标丢一两枚核弹。这叫有限使用核武器,不是要把对方彻底夷为平地。这一点要注意。

另外我刚才说了,冷战和中美竞争还有个差异那就是地理因素。冷战期间,我们用战争游戏模拟了欧洲局势,几乎不可能爆发战争,因为双方在中欧前线用几千枚核弹、庞大的陆军和空军相互瞄准,任何战争都会发展成大灾难,很可能是动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再看中美在南海地区可能爆发的战争,冲突地点在海里,即便美国能取胜——姑且不论胜负是什么意思——那么中国为了避免失败即便决定使用核武器扭转战局,它很可能也只会十分有限地使用核武器。而且正因为冲突地点在海上,双方都可能有限地使用核武器来扭转局势。你在读关于美国输掉战关于美国输掉战争游戏的报道时,应该把这些情况都考虑进去。

观察者网:我们接下来谈谈您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我好奇的是,您对中美关系的现实主义观点,是不是从美国自身经验外推得出的结论?您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分析是以美国以往遏制崛起大国的实践为基础的,但这种外推是不是真的合理呢?您观点的核心在于,每个大国都奉行修正主义,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追求自身权力和安全的最大化。然而19世纪的沙俄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殖民侵略者,它攫取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但即便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实力下降,即便中苏交恶中美修好,中国也没有趁机要求俄罗斯归还领土,这是修正主义大国的作为吗?如果说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

米尔斯海默:我澄清一下,我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论述不是建立在历史案例的基础之上,我的主要依据是理论。我对国际政治运作有一套简明的理论。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纪录,许多证据印证了我的理论。个别情况下,征服是不合算的。你知道美国如果有意愿,它完全有能力征服加拿大,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当然有这样的例子。中国如果有意愿,它有能力征服缅甸,这毫无疑问,军事力量平衡有利于中国,但中国不会这么做,因为征服缅甸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代价远比收益来得高。然而问题在于,在另一些情况下,征服某片土地的代价不如收益高。统一台湾就是这么个例子。如果需要,中国大陆愿意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来换取国家统一。台湾地区和缅甸不可同日而语,对美国来说,加拿大和东亚也不可同日而语。更确切地说,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州不可同日而语。你知道我们曾经侵略过加拿大吗?

观察者网:我知道,打加拿大结果自己白宫被烧了……

米尔斯海默:那是英国人干的。

观察者网:您曾经在许多场合说过,所有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都会把安全关切放在首要位置,把经济繁荣放在第二位。但如果中国能对安全和地区稳定作出一些基本承诺,如果中国能让这些国家明白征服和侵略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毕竟这样做对中国长期崛起并没有太大好处,您也说了中国希望长期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来完成和平崛起,既然维护地区和平大大有利于中国,既然中国不愿意把亚太地区变成肮脏的丛林社会,让所有人残酷地相互竞争,如果中国能让相对弱小、缺乏自卫能力的国家看清楚这一点,那么它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惧怕中国?以加拿大或者墨西哥为例,如果美国真的对它们图谋不轨,完全可以侵略它们,可它们并没有生活在对美国永恒的恐惧里。为什么中国的邻国就要如此关注安全呢?

米尔斯海默: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于,漂亮话谁都会说,很难让邻国相信它们真的会得到尊重,而且永远不会在中国那里惹上麻烦。你没法保证这一点。美国曾经告诉卡扎菲,如果你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就不找你麻烦。结果我们帮着杀死了卡扎菲。因为我们不守信用,他死了。

另外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去拉丁美洲问问当地人民,跟美国作伴是种什么体验,他们会告诉你这滋味不怎好,美国是个压迫性很强的国家,因为它是个大国。中国也是个压迫性很强的国家,你去澳大利亚问问,当地人对中国的压迫感到非常不满。

观察者网:可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它受美国的影响太深了。

米尔斯海默:我只是要说明,他们生活在中国周边。你住在一头大猩猩旁边,必须得小心翼翼避免激怒它。

观察者网:我同意这种说法,但问题在于您说中国光讲漂亮话不行,需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但鉴于中国的历史——我知道您去过长城,那是个防御工事——尽管中国也有过对外征伐否则它不会有这么大疆域,但这样的大规模用兵其实并不常见,更常态的情况是中国有能力侵略其他国家,但它选择不这样做,因为征服这些蛮夷的化外之地并不划算。如今有人提出了一种新逻辑,那是一种商业逻辑,你可以购买这些地方的资源。以蒙古为例,它原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军事能力不是特别强,属于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关键在于中国即便有机会也根本不打算把它拿回来,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方式把它的资源买过来。那么何以见得中国不能跟周边国家都这么和平相处呢?

米尔斯海默:中国和印度有领土争议,还有南海领土争议,还有台湾问题,还有东海领土争议。从实际行动来看,我认为中国有志于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难道你不觉得中国希望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大国,并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把美国赶出该地区吗?如果我是中国人,这绝对是我的目标,所以这必然是你的目标吧,难道你不想把美国人赶走?你希望美国把军队开到你家门口来吗?

观察者网:抵制美国势力是一回事,恃强凌弱欺负地区内其他国家是另一回事。仔细观察中国外交、研究中国政策口径就会发现,中国没有把与自己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当作地区竞争者,而是在针对争端背后的美国势力,中国越来越清楚地差异化对待美国和它的地区盟友。

米尔斯海默:去南海看看,你知道九段线包含了中国和好几个国家的领土争议吧。

观察者网:没错,所以中国希望能以双边协商方式与这些声索国达成一致。

米尔斯海默:不,中国才不是这么想的。中国跟美国的风格一样,都是老子说一不二。中国才不愿意跟它们协商呢。

观察者网:不不不,中国希望跟这些国家双边谈判,这样比较容易拿到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中国不希望看到的是美国横插一脚,硬生生地成为谈判的第三方。

米尔斯海默:我完全理解,但问题在于如果谈判双方只有中国和越南,或者中国和马来西亚,结果将大大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实力摆在那里,这不符合邻国们的利益。我是这个意思。说白了我认为所有大国,包括中美在内,在小国面前都是横行霸道的。这些大国本身并不这样认为,它们是这么做的,但不觉得自己是这么做的,因为它们都认为自己是世界舞台上一股仁慈的力量,因此理应得到邻国的爱戴,从来不觉得自己做过什么对不起它们的事情。美国有美国例外主义,我听你说话偶尔也会听出一点中国例外主义的味道。但归根结底,大国都是强有力的大猩猩。

观察者网:这种从现实主义出发观察世界的范式,其根本假设在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更高级的权威规范各国的行为。您认为这种范式会不会发生变化?一些年轻的地缘战略学者,比如撰写《超级版图》的帕拉格•康纳,认为国界这个概念越来越过时,因为城市和供应链在定义着世界的互联互通。未来长期来看,现实主义者从国家出发分析世界的范式是否会过时?

米尔斯海默:不会。这些所谓国家会消亡的说法都是胡扯。民族国家不会消失,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是内嵌于民族国家的。难道你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在消失,在崩溃?难道你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在消失?日本在消失?看看这个世界吧,我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国家正在消失。它们消失了谁来接班?如果不是国家,那么应该由谁来主导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活动?答案是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民族国家将继续存在。

观察者网:但民族国家是很晚近的产物,哪怕主权国家也就追溯到1648年,民族国家并非有史以来就存在,也不会永远存在,对吧?

米尔斯海默:我小时候母亲经常说,没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但问题是你得告诉我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什么能替代民族国家。没人能说民族国家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民族国家现在非常健康。顺便说一句,我们评论自由主义霸权的时候,也就是美国单极时刻的对外政策,自由主义霸权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没有正确评估民族主义的力量。民族主义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而民族主义是内嵌于民族国家之中的。

观察者网:我完全同意。接下来我想谈谈现实主义,您是备受尊敬的现实主义者,您曾经多次表示在中国知识界交流起来更自在,因为与美国的环境相比,中国学者更容易接受现实主义理论。但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开始从中国古典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观察世界,去认识和分析中国当前的作为,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他们从中国的历史中挖掘思想财富来为今天的新现实提供哲学基础。用美国汉学家白鲁恂的话来说,中国是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它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西方霸权和殖民者的逼迫,既然这种束缚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新的世界观和与外界相处的方式是否会吸收更多传统的理想主义元素,而不完全是现实主义方式?

米尔斯海默:我说几点。首先,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来到东亚的时候,日本模仿美国,创建了日本人的民族国家,中国人没有这样做,结果中国遭受了百年耻辱。要明白,如果你想在现代国际体系里生存,你最好是个民族国家,最好是个强悍的民族国家。中国没有及时走上这条路,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结果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今天的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多年来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正因如此中国才会比美国更让我在思想上感到自在。但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一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发展其他理论来取代现实主义,你可以把他们的视角称作文明视角或更偏理想主义的视角。对此我想说两点。第一,现实主义讲述的故事过于悲观,令他们感到不满意或不满足,所以他们要寻找另一种战略,他们需要一种对自己而言更好的战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又回到我关于中国的论述,你在美国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中国人会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使用各种各样的辞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例外的、良善的国家,从不给世界制造麻烦,也不根据现实主义出牌,而用另一套仁慈的方略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中国人嘴上这么说,我一点不觉得奇怪。但我认为中国终究还是要用现实政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观察者网:一种偏向理想主义的思潮似乎出现在中国政治学界,它回溯到秦统一六国的年代,认为这是“公天下”首次战胜“私天下”,代表公共的、集中的国家权力胜过了代表着私人的、封建的诸侯权力,那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对私的胜利,它建立的包含性秩序是中国政治精英的理想,尽管近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放弃了这种理想去追逐西方政治概念,但某些元素留存了下来,比如对公共权威和公有制本能性的接受。如今部分中国学者希望从根本上重新想象政治,他们把目光投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许多西方人觉得这个提法只是空谈,但中国学者却把它视为“公天下”的终极政治表达,并坚信世界大势将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倡导一种泛世界主权,通过世界内部化把世界建构为政治主体。您来自美国,而美国以自身形象改造世界的企图刚刚宣告失败,您认为这种理想主义是否是徒劳无功的?您在书中提到各国关于第一原理有不可调和的分歧,您对中国理想主义者有没有什么忠告?

米尔斯海默:我没有什么忠告,因为这些想法不会付诸实践,这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我们生活的世界围绕着不同民族运行,不存在什么人类整体。这种关于全球文明、全球社会、世界国家的想法,完全脱离了现实。看看东亚地区,有中华民族,有日本民族,有朝鲜民族,这几个民族差异非常大,我很难想象中日韩人民能走到一起组建幸福家庭,组建一个管理所有人的国家。这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世界分成许多个民族国家,中日韩各自的民族国家将一直存在下去。

观察者网:东亚地区曾经的秩序叫做朝贡体系,它不太准确,我更愿意把它叫做“中华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您提到了日本和朝鲜,特别是朝鲜,都曾经从属于这个体系,虽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至少是属于这个大家庭,它们奉中华帝国的皇帝为族长。您认为这种古代地区秩序对建构未来的全球秩序有没有参考价值?

米尔斯海默:没有。我认为历史要前进而不是后退。我们不会回到你描述的那个时代,我们生活在民族国家的世界里。我要说的是,民族国家不是17世纪晚期形成的,那时还是王朝国家,民族国家更晚近。民族国家填满了这个星球,看看世界地图吧到处都是民族国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全球社会或世界国家正在形成。我认为这些思想会使某些人感兴趣,但如果你对现实世界感兴趣,可能就觉得它们没什么道理。正如我此前所说,中国之所以遭受百年屈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及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所以一再受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日本的蹂躏。今天的中国是个现代民族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大好事,我认为中国应该尽力确保自己一直是强大的、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用行动确保自己比其他民族国家更加强大。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我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不在我给您的提纲里,它是关于您过去的一本书《领导人为什么撒谎》。特朗普政府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撒谎,不只是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而是从上台第一天开始,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撒谎。美国主流媒体一直试图用辟谣的方式制约总统撒谎的倾向,但这样做完全没能阻止特朗普继续撒谎。到底是什么激励着特朗普政府不断撒谎,毕竟他们的谎言是如此容易被戳穿,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背后的政治动机在哪里?

米尔斯海默: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政治动机,我觉得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特朗普这辈子能够不断撒谎而从未受到惩罚,撒谎成了他的惯用伎俩。我希望你明白,如果你研究谎言就会知道,只有当你不经常撒谎,撒起谎来才最有效,人们都以为你在说实话,结果你在撒谎。如果你我进行互动,你认为我非常诚实,觉得我不会对你撒谎,我才有可能对你撒谎,进行哄骗或欺诈,因为你的预期是我会讲实话。特朗普撒谎过于频繁,以至于谎言根本丧失了有效性,大家都知道他在撒谎,不清楚的人可以看看第二天CNN或者《纽约时报》的报道,它们会列举特朗普前一天的各种谎言。我认为特朗普不断撒谎的行为确实有点古怪,我从未见过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有哪个政客有这种行为。不过他这种做法确实没什么效果,而且还会伤害他自己,因为大家都把他当傻子看待。

观察者网:但有的中国人就觉得,既然这些谎言如此容易戳穿,他这么做是不是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是某种战术欺骗。

米尔斯海默:撒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欺骗手段,但问题在于他要骗谁?我觉得答案很简单,他在骗自己。他不觉得自己说的是谎话,他相信自己的话,这才是不寻常之处。

(完)

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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