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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正确有多可怕?IT大牛卷铺盖 秋菊没处打官司

作者:思思妈妈  来源:剥茧和抽丝

美国的政治正确有多可怕?就在2019年,政治正确干掉了一个眼神不好的IT语音界教父级人物。抽丝剥茧来八卦一下:本文不是虚构,每一步都可以对号入座。

1、IT大牛踩雷就因为眼神差

丹.普韦是国际语音识别领域的大神级人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当教授。他开发的语音识别开源工具 Kaldi,几乎所有的语音识别软件,都采用这工具包,所以他被称为语音界之父。

丹大佬简历金光闪闪,一帆风顺。

他从剑桥博士毕业,2003 年至 2008 年,在 IBM 研究院工作, 2008 年到 2012 年,微软研究院工作。2012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语言和语音处理中心的助理研究教授。从剑桥到IBM到微软再无缝链接到学术殿堂,这人的智商是毋庸置疑的,毕竟这么多家高大上机构的HR都不瞎。情商值得怀疑,因为在他成长道路上的大多数问题智商直接解决了,没有锻炼情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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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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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大佬遇到了锻炼情商的机会。他的办公室在霍普金斯大学的行政楼里。这个行政楼被静坐抗议的学生占领了,一占领就是34天。学生们把窗户封了,大门用铁链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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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一是抗议学校要在校园里设立个警察局,学生认为这会加剧种族矛盾。第二是校方与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签署了个培训合约,学生表示不爽。在中国家长的看来都是“妈见打”系列:念书就念书,学校要搞警察局管你啥事,你还要当学校的家?还要闹示威的幺蛾子?

本来学生们的抗议是与丹没有关系的,但是当学生们用铁链锁住教学楼大门一个月,丹就慌了。因为大楼里面存放了由丹负责维护的 CLSP(语音语音处理中心)服务器,一个月的封锁意味着他很久之后才能碰服务器,而且不知道何时会有尽头——这会导致他们失去团队的研究成果,影响到学生和教师的职业生涯。丹大佬心急火燎的向学校申请进入大楼维护服务器,学校两手一摊:“学生把门锁了,我们也没办法啊!”其他在楼里办公的人强烈呼吁消防队员来撵走学生,恢复办公,也没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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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大佬的一个学生在知乎上说:“丹有两个点是不能碰的,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服务器。Dan 在很多事情上都比较宽容,但是如果谁乱用了服务器的资源,会收到 Dan 非常严厉的警告。Dan 觉得数据和计算资源,对整个 CLSP 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

丹大佬只有去抗议!5月7日举起一个牌子写着:“不要让我跟你妈妈告状、让工作恢复正常运行吧” 。没人理他。文斗不行只有武斗。

几个小时后,月黑风高,丹大佬带着一把钳子,在其他六名 “社会闲散人士” 的陪同下,前往大楼,试图剪断抗议学生在门上绑的铁链,夺回 CLSP(语言语音处理中心)维护的服务器。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丹大佬被学生们推挤出大楼,拉扯中被划伤。而与他同行的另一名男子(划重点,社会闲散人员)打了抗议学生一拳。

丹大佬之前看报纸,照片上抗议示威的白人黑人学生都有,但硬闯教学楼的时候,捍卫教学楼的学生全是黑人。他踩了政治正确的红线:殴打黑人示威者,种族歧视没得跑!

2、大牛被卷铺盖再被卷铺盖

学生占领大楼34天没见到警察,打架之后警察火速赶到。5月 8 日早晨,将近 100 名警察包围了大楼,警察夺回了大楼并逮捕了七名抗议学生。学生被抓了的都放了。检察没起诉任何学生。丹大佬说要给学生的妈妈告状,他只是威胁。学生的个人信息都受保护,大学老师没条件拉个家长群。

学生告状又快又准。学生马上向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园平等办公室 (the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Equity , OIE) 指控丹大佬带校外人士殴打学生。

霍普金斯大学安排教授休假, 2019 年 8 月 8 日,又以危害学生安全的理由解雇了他。解雇在 8 月 31 日生效。丹大佬在微软IBM剑桥随进随出,就为了个校园殴斗被卷了铺盖!真是奇耻大辱,被秋菊还冤!丹大佬在自家网页发文悲愤的喷(这段战斗檄文十分精彩,有很多排比句,要考雅思托福的建议去背):

1、我因为“可能打了学生”解雇了,而学生们打了我却啥事没有!

学生在推特上和向大学当局虚假指控了我。他们袭击并伤害了我——很多人看到我背上被抓破了很大的一片。他们还对我们的人施以老拳,而我们的人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克制,虽然我知道我们中有一个人仍然还了一拳。他们封锁教学楼给数以千计的人带来了困扰,这些被干扰了日常工作的人要求消防部门打开门将他们赶出去。但没有人这样做!这是双标!

2、要是知道抗议学生都是黑人我才不去和他们作对

如果我事先知道建筑物内的每个人都是黑的(那是我所看到的;尽管从媒体报道来看,核心组中似乎有一个白人跨性别者)—我不会继续反抗议。我不是白痴——我知道,作为一个在人口统计学上打勾所有“压迫者”的人,我将因反对这样的团体而受到严惩。

我是被新闻报道坑了!在JHNewsletter的照片上我看到抗议的学生都是白人。到我到现场的时候,坐在大楼外的许多人是白人,但他们只是旁观,除了拍摄一堆手机视频外,什么也没做。我看到的所有战斗和尖叫的人都是黑人。

3、我被严惩,因为我是白人,我是男性,对方是黑人。

霍普金斯大学都没有在我这件事上假装公平。一旦这涉嫌了种族歧视,公平就再也不可能。大家说到黑人,只有3种态度是正确的:1、站在黑人立场为他们辩护,2、提倡给黑人提高待遇,3、否认种族歧视。我不是这三种态度,所以我活该。

丹大佬忍不住骂大街:

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我知道有些人会把我的每一份工作搞垮。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总可以去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道歉,我永远不会退缩。(Whatever happens, I will never apologize and I will never back down.)正常的脚本是我跪下来道歉:“请让我回到自由的美国”,没门!滚!F#¥@%k!

在美国踩过了政治正确的红线,就算你是大佬,也是无人敢要。

丹大佬卷了铺盖,下家是排成队的。解雇的期限还没到,他已经选中了西雅图的脸书Facebook。

选择殿堂级的Facebook是没错的,但Facebook也不敢政治不正确啊!8月15日Facebook的HR客观而含蓄的表示:这事容我们再想想,不忙签合同,你可以先给公司当承包商,让我们先调查调查,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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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大佬一脚踩空!

3、不战而走 投奔中国

8 月 16 日,丹大佬宣布“我拒绝了facebook offer”再喷键盘侠:

我将不再为 Facebook 工作。原本 8 月 19 日我将成为 Facebook 的全职雇员;但是他们昨天(8 月 15 日)告诉我,情况有变化。当然,他们并没有解除合同,我将以承包商的方式为他们全职工作 6 周,在这期间他们将会对我之前发生的事进行调查(我还得配合)。至于是否为我提供全职工作,将取决于这次调查结果……我拒绝了这个 offer。我要去中国找工作!我可以去中国找一个公司工作,或者在中国一家大学寻找一个兼职的职位。

客观的说,这算不上教授拒绝了Facebook的offer,拒绝只是教授的面子话。Facebook这是把给出去的全职工作offer收回去了!教授要是选择留在Facebook,只能打零工(当承包商)。

此话一发推特,各家程序猿和程序媛赶紧通知各家的HR。

丹接着到中国找工作。在清华北大上海交大都去一趟,也访问了很多顶级的互联网企业。小米力邀Dan 来小米新总部“面试”:先是小米的人给他介绍公司在做的一些事情,对开源的看法,聊完后他觉得挺感兴趣的,突然提出要看看小米的工位。Dan 到工位看了后说,“你们代码给我看一下”,看了代码后又问了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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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小米总部发了微博喜大普奔:宣布丹入职小米。据说丹没有提出过高的薪资要求。和他谈工资待遇的副总裁崔宝秋说:“他特别喜欢技术,在谈 offer 的过程中,他对其它东西都不是很在乎。他说他想写一条,就是要保证 Kaldi 开源系统百分之百开源。我说这一条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根本不是个事情。”

4、感谢美国键盘侠

至于丹涉嫌“白人至上主义”和“政治不正确”?对不起,中国HR不懂这一套。

如果以后普通读者再问IT人士:“哪家手机的语音识别好一点,不那么智障?”差不多各家IT人士会笑笑不说话:各家的手机的语音识别软件包都用他写的源代码,这就是,打王者遇上写王者剧本的!

美国媒体含蓄的报道”秋菊怒走中国”的事件:《被解雇的教授前往中国》,引用了教授一句话: “在中国人中间,我会感到更加放松,因为在中国没有美国式的社会正义战士。”

在美国,双标和变味的政治正确无所不在。一遇到政治正确,个别美国人就连2+2等于4都不知道了。警察过度使用武力致人死命确实应当被控罪。但是,弗洛伊德并不因为政治正确就该变成了“温柔的篮球巨人”,“再也不能回家慈爱的父亲”。

秋菊教授怒走中国这件事:黑人学生非法入侵教学楼在先,白人教授企图闯入在后。如果确实发生了殴斗,那殴斗的双方都该受到惩罚。

为了维护非法占领教学楼的黑人学生的平权,美国宁可走宝一个白人大牛教授。啸聚教学楼的黑人学生加起来对美国的贡献,可能都比不上语音之父的一个零头。但美国个别人就真能蠢到这样:一个族群的平权,以牺牲和羞辱其他族群的权利为代价。

中国HR最了不起的特性就是务实。

如果欧美继续用这种羞辱的方式开除教授,

这些教授中国的高校应该全都要!

赶紧开,赶紧来。谢谢美国键盘侠。

来源时间:2020/6/15   发布时间:2020/6/12

旧文章ID:22058

十三学者“就台湾问题与乔良商榷”

作者: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

最近,《超限战》作者之一的乔良将军连续发文指出当前并非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他表示中国正处在“将强未强,将成未成之际”,不能因台湾问题影响了中国的复兴大业。我们邀请了在美国、日本、台湾地区、澳门地区和中国大陆的13位学者就此进行商榷。

这一次我们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13篇文章逐篇登完。今天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文章摘要。以下为本期快评各位学者点评的主要观点,读者可通过点击各篇文章的链接单独逐一阅读各位作者的分析和读者的评论,也可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完整快评。

注释

有关乔良文章的链接:《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 附商榷》

回复争议:《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草率激进》

嘉宾

参与本期快评的学者来自以下国家和地区的学校: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高峥    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

•王建伟  澳门大学政府和行政学系

•赵宏伟  日本政法大学

•孙雁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金君达  中国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

•罗欢镇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刘源俊  台湾东吴大学

•何思慎  台湾辅仁大学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


“急统”、“急独”、与“急介入”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两岸内部似乎都有了各自的共识,即无论是“急统”还是“急独”,条件都不具备。大陆方面当然认为中国统一是祖国复兴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大陆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等一百年。这个观点,也为大陆最近的一系列涉台论述(包括乔良文章)所证实。无独有偶,台湾方面自马英九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方针后,尽管蓝绿政权更替,但不去搞急独(法理台独)恐怕也已成为岛内精英的主流思维。

这种既不去搞急独也不去搞急统当然不是两岸当政者的第一选择。例如如果条件许可的话,蔡英文的民进党又何尝不去马上行动实现其台独的理念?两岸之所以一直没有把急统或急独作为首要选项,是因为这样做代价太大,很有可能引发中美大战,而造成生灵涂炭的局面。

与此逆向而动的倒是美国这几年所出现的“急介入”思维。众所周知,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成为阻碍台湾问题解决的最关键的外部因素。特朗普用急介入的手段把台湾当作中美关系的一张牌来打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了。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国会通过一系列的涉台、护台法案,为其干涉台海问题提供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提升美台关系,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并且在美台两军之间开展实质性甚至半公开的合作,使其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的帮手。

美国这种急介入的作法已经成为当前台海关系(以至于整个中美关系)中最不确定的因素,也不是北京和台北所能够掌控的。这几年中美关系的大幅下滑已经显现出大陆在对美研究方面的严重不足与误判,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例如打“台湾牌”、“急介入”)的研究,包括其背景,方法,以及应对措施。如果两岸都能认识到美国的急介入有可能引发台海一战,北京和台北就都需要通过各自的渠道向华盛顿表明这种态度,并问之:“如果台海开战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吗?”另外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美国打台湾牌的成本,既要有明确的红线警告,也要有像1996年台海危机那样局部性的反制手段。如此,则有可能避免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迎头相撞,从而换取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时间。

台湾问题是中国问题

高峥

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据传邓说过,台湾问题实质是中美关系问题。虽然大家不太了解邓讲此话的上下文,但这个论断早已在中国深入人心。我们应该怎样全面地正确地理解邓的论断?我认为,邓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美国是台湾当局的靠山。美国的介入,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第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也牵扯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存在,因此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基本的问题。包含这两层意思的论断,与邓小平在许多场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人们自己的事情之论点并行不悖。如果只论其一,忽视其二,中国就不仅会失去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意愿和勇气,而且也将破坏中美关系,导致中国一日不统一,就要记恨美国一日。乔梁将军的文章,虽然有许多正确的观点,但也存在着这样的偏向,提出了值得讨论的问题。

何为“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

乔文说, 美国推出台北法案, “是要把中国逼上武统台湾的死角”。也就是说,美国希望甚至要逼迫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乔文认为,大陆今日的武统之声,就是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首先,这是对美国战略的误判。美国的对台政策,至今依然是其自相矛盾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一方面,它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容忍或支持台独活动。美国的公开声明,接受台海两岸任何以和平方式的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而美国内心, 则不愿看到两岸的统一。近年来,大陆民众普遍认为和统无望,武统必然,这就引起了美国的担心。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军售,美国的对台法案,以及美国升格美台关系等等,不是要逼迫中国武统,而恰恰是在恫吓大陆,使之不敢动武。也可以说,是用中国的孙子兵法来对付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次,乔文说“美国要把中国逼上死角”,似乎是说,美国目前不断挑衅,蓄意要把中国惹毛了,动手打起仗来。这也完全不合乔文自己的逻辑。乔文既揭露美国现在要把中国逼上武统台湾的死角,又断言大陆武统美国一定干预,那末,它长篇累牍的分析美国目前不能打仗也不愿打仗,又如何能自圆其说呢?再次,武统就是死角吗?美国不逼中国不去吗?其实,所谓 的“美国的节奏”,和台湾当局极其合拍,那就是步步蚕食,逐步升级,一点一点的触碰底线,突破底线,走向台独。每一步都不是可以不予纠缠的小事,而是当前最现实,也最危险的“台湾渐独“策略。如果对渐进渐远的台独的挑衅和事端,不接招,不回应,不亮剑,也就是采取乔文说的 “不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的方法,则根本不能阻断台独之路,也不能促使美国回到中美三个公报的正确立场上来。相反,只有针锋相对,有理有节,防微杜渐,才能避免中美之间、台海之间大的冲突。

在目前的形势下,大陆台湾的统一,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乔文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武统,美国势必干预。但是如果说美国人决不会为台湾流血,那就武断了。美国参加韩战死亡5.4 万,参加越战死亡5.8万,美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不是为了韩国和南越,而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如其宣传所说,“如果不在亚洲挡住他们, 我们就要在加利福尼亚作战了”。异域作战,美国还认为是占了便宜。同样,美国也可能在未来的的台海冲突中动员:不为台湾而战,而是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而战。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不能报有幻想,也不能因此而退让。

虽然目前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利益不同,但是,国家战略是一个动态而广泛的概念,可以随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为各种战略利益的权益平衡会产生决策的新思路。可以断言,如果中国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不会持续太久。归根到底,两岸统一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是对美之战。在两岸统一之后,美国必须接受现实,重新构建国家战略图形。回看1972尼克松访华,离开韩战不到19年,而中美在越南的交手更是尚未完全停止,中美关系就揭开了新的篇章。我们要看到,斗转星移,在未来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还会有广大的合作空间。未来新一轮的世界全球化会有新的模式,新的机制,中美新的机遇。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政策也是留有后手的,其“战略模糊”政策的特点,在于在台海形势突变之后,美国的战略仍有调整的余地。如果我们不始终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问题,只是瞄准中美冲突和角力,就会失手于现实上的误判和战略上的短见。

何为 “台湾牌“?何为”十大主权“?

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挑衅和攻击都是打在对方的软肋上的。乔文缺乏认识的是,台湾是中国的软肋。乔文只讲到统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但没有论述台湾问题的存留,给中国带来的严重问题。它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完整,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隐患。在国际舞台上,随时会有敌对势力跳出来打台湾牌,以此从战略上遏制中国崛起,或者在具体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谋取利益。打台湾牌,是敌对势力欺负中国的工具。它必然掣肘和损害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也使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频出摩擦。要从根本上解决外交上的某些被动局面,中国也必须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

乔文列出“现代”国家的“十大主权”,其实上是国家主权在各个领域中的体现。这些体现有些可以被领土主权所涵盖,有些有赖于领土主权之延伸,还有的,如话语主权,则根本不通。乔文把它们切割凑数,过于牵强,了无新意。一般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同,在不同领域的主权要求侧重也不同。但是依然不能否认领土主权更为基本,更难改变,相对固化,因此更被重视。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同时激起经济一体化和民族主义高涨之时,现代领土主权意识更未稍减。乔文的主权分割观点,重点是降低领土主权的重要。说 “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这句话,所表达的不是被乔文所鄙视的落后小农意识,而是民族精神和感情。这种情感在三种国家状态下表现最为强烈:分裂的国家,丧失国土的国家,和领土受到威胁的国家。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结束自己国家分裂状态的问题,而乔文却认为“是与2000万人为敌”,只是因为他其所占的立场与众不同。

乔文批评疫情带来的急统焦躁当然是对的。当世界各国都在聚精会神地抗击COVID-19之时,目前当然不是武统的时机。但是,乔文并不是从道义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的。它的理由是,只有在“不收台湾,中国复兴就无法继续”时中国才应该出手解决。这种要求,显然太高。台湾作为一个中国的局部地区,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使中国的复兴大局难以为继。乔文问道:“单单收回台湾即可以满足14亿人的幸福生活”?回答是,当然不能。因为中国任何一个省市的失而复得,都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如果按照乔文的这个标准要求,中国无需保卫任何一个局部地区,也无需心痛任何一地之丢失,因为它们“无碍大局”。那末,中国也将永无“光复旧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天。

何以“ 遇佛杀佛,见僧杀僧“?

乔文说,有朝一日,美国因素没有了,“收复台湾,遇佛杀佛,见僧杀僧”。警告语言,霸气十足。但是,在台湾人的眼睛里,这只是色厉内荏,大陆并不真地敢动武。因此,尽管大陆再三警告,台独政府依然坚持以疫抗统,以武抗统。我们如何理解台独分子有恃无恐的心态?乔文可能会帮助我们。因为乔的杀气是要在没有美国因素的条件下,今日美国仍在,那就没了底气。所以乔文反复断言,只能等到中美角力中国占了上风,中国才能遇佛杀佛,见僧杀僧,收复台湾。这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不需要先与美国比高下。中国不需要有十几艘航空母舰,几百个海外军事基地,中国不需要全球到处显示霸权打仗练兵,中国永远不需要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军力竞赛,中国也不需要武力上超越美国。中国需要发展的就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武装力量,就是一支确有统一国家能力的武装力量,它能够保卫中国大陆,台湾,南海的领土,保障中国远航贸易的自由和空间的利用和安全,这就已经足够了。根据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主旨,中国不寻求与美国角力争取上风。那么,中国就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吗?

乔文的分析和主张,和当年反对出兵朝鲜的意见基本相同。1950年不也是乔文所说的“中国复兴,千年难遇”的时刻吗?不也是“将强未强,将成未成之际“吗?不也是面临西方经济封锁制裁吗?不也是可能受到多国的围攻吗?乔文按什么逻辑推演,当年可以痛下决心,今天只能裹足不前?乔文说,”没有了 (或大大降低)美国因素,收复台湾,如探囊取物“。且不说台湾并非那末不堪一击,只吃惊地发现,乔文的踌躇和信心,全部来自美国。概况地说,就是在中国“将强未强” 之时,一切忍耐,一切等待中国打败美国。这大概就是乔梁将军对于邓小平论断的理解。读邓之书听邓之言,如辄浅而止,则难以苟同。读完乔文,我又觉得他话中有话。为什么他要执意强调武装行动和战争的差别?为什么他又要在最后建议一次实际行动,说起来的只是一个宣示,但他却说是 “最后的真理, 台独之心必须死掉”。这话中之话,留有余味,使我颇感兴趣。我相信,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不需要看外国人的脸色和态度,而应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

对“乔文”的几点想法

王建伟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

读乔将军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宏论 (以下简称“乔文”),颇多启发,有些拙见,不揣冒昧提出共商之。一是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乔文”试图通过泛化国家主权的方法来降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国家主权不能等同于领土主权,台湾问题不是民族复兴的主要内容,其潜台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不需要以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

这显然和中国领导层和民众的普遍认知有较大差距。中国元首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国防部长和也多次表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为了阻止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战。”这些论述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重要象征和必要条件,不是可有可无的。试想“乔文”提到的其他的种种“主权” 还有多少是需要“为之不惜一战“的呢?乔文把国家主权的各个方面都说成和台湾问题一样的”核心利益”,实际上是否定了核心利益。总之作者尽可以论述现在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时间,但似乎没有必要为此去贬低台湾问题在中华复兴大业中的地位,也不应把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复兴大业割裂开来。

二是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外部条件。从“乔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作者认为眼下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时机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虽然已经是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但是还无法解决维系这一地位的资源和市场问题。二是中美之间的实力较量还没有分出高下,掰手腕还未分胜负,所以台湾问题无法彻底解决。这两点虽不无道理,也有可商榷之处。在什么条件下,中国可以完全解决资源和市场问题?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国再次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年代;二是中国像昔日的英国那样,建立起一个“日不落帝国。” 这两点显然都是不现实的。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刘源俊

台湾东吴大学名誉教授、前校长

从教育景况、科学研究、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各方面观察,台湾的好景不常,的确在崩坏之中。不必多谈,举几个例子便知。过去广设大学遇到现正面临的少子化,已使大学水平明显低落;最新发表的Nature index 2020学术研究机构排名,台湾大学落到全世界第225(贡献值72.26),中央研究院落到第231(贡献值69.59)。(与之相比,则中国科学院世界第1.贡献值1805.22;苏州大学第44.贡献值229.25.)教改一路下来,学生程度变差,甚且缺乏奋斗意志;眼看学术界、科技界都后继无人。两岸发展此消彼长,变化之快令人惊讶。我们在现场,清楚看到台湾这二十多年来自作孽的过程。《孟子.公孙丑上》有言:“自作孽,不可活。”因此,台湾其实不应成为问题,它几乎已经自我了断。

中国大陆朋友关心的是台湾当局越来越搞台独、亲美,因而对大陆造成威胁,必须处理。但要弄清楚:造成台独,中共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我在大陆某一场合说此话,旁边一位省级政协副主席悄悄附和:我看,要负百分之八十的责任!)何以如此说?中国共产党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华民国,但如果中华民国消灭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够好的话,在台湾的当家者不搞台独搞什么呢?说实在话,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堂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比中华民国差得远。至于美国,近年来大家也已看清楚其唯利是图与黩武好战的真面目,只有当家者把他当作衣食父母。所以,要紧的是中国大陆必须在内政、外交、经济各方面好好发展,才能让人心悦诚服。一般民众的心其实很简单,台湾有句谚语:“西瓜偎大边。”至于我所接触的许多台湾知识人,他们在逆境(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的)的民间,仍然孜孜不息地努力,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西方优秀文化而奋斗。他们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

此时多嚷“统一”的口号并无益,听得进去的人不多,徒增反感。何况“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统一也并非定律!“硬统”想来“一了百了”,其实后遗症无穷。“文统”、“武统”都是政治当家者的意念与语言,知识人搞得清楚其中阴谋与阳谋吗?也管不着。我们不必为官方一个人的一篇文章操心!知识人关心的最该是文化发展与春秋大义,凭良心讲道理;不偏不倚,允执厥中。《论语.子路》里孔子“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句话对所有人、所有事应该都有启发。水到则渠成,水不到则致力凿渠。

不能忽视软实力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乔良将军认为,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应该有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比,解决台湾问题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不能因为躁进武统台湾,使得民族复兴进程无法推动下去。乔将军作为军人,在中国内部武统声音提高,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的形势下,能从全局看问题,提醒决策者不能因小失大,值得赞赏。

但是,乔将军提到,中国必须发展和保持随时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实力。他认为,经过20多年厉兵秣马,中国已做好了随时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但为什么还不动手?因为要计算成本和收益,所以要选择时机。也就是说,乔将军认为,台湾问题最终还得靠武力解决,只是目前时机不成熟。

按照乔将军的说法,台湾就是一个等待屠宰的羔羊。这基本上还是一种单向思维,一种以征服者的姿态居高临下的高谈阔论。中国大陆有没有想想,为什么台湾人对统一没有兴趣,甚至对中国反感?中国大陆有哪些不足或不吸引人的地方?

很多中国人有一种心态,认为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以前台湾富大陆穷,人们以为经济差距是统一的一大障碍。现在,中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十几个省市的GDP已超越台湾,大陆很多中产阶层的物质富裕程度也已超越普通台湾人。令人纳闷的是,怎么台湾越走越远?这当然跟岛内去中国化有关。但大陆有没有地方做的不够?

两岸之间经过长期分离,主权和领土问题悬而未决,但实际上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矛盾。中国大陆是否太注重硬实力,而忽视了软实力?为什么台湾人愿意跟美日亲近,甚至有人推动台湾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你可以骂他们“数典忘祖”, 但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你拿什么吸引他们?习提到两岸统一是“心灵的契合“,这个非常重要,点到了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涵盖了软实力,给统一的模式和方案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两岸统一确实任重道远。

和平统一的两手:政协统一及和平解放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人力资源部教授

复兴时机和统一时机

时机已定!2016年7月1日建党95周年,总书记宣示:“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第一次把两大目标合二而一。翌年中共十九大报告宣示:2035年基本实现伟大复兴!统一和复兴的时机已定在了至2035年之间。国家战略由国家元首专权所定。时机已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然,在美国的话,你可以选择去做反对党。

创造条件,实现时机

两岸统一,一定是和平统一。在和平统一上的中共传统是政协统一及和平解放之两手。和平解放也是和平统一。在1946年开始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采取的和平手段就是以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主的政协统一,及被称为北平方式,还有西藏方式等等的和平解放。和平之两手的运用,是先后、交错、并用。今日之两岸统一,当会轻车熟路,创造条件,实现时机,以成大业。君不见,2019年1月国家主席五点明示,那是开启了两岸政治协商之过程。

将强未强是相对的

在家门口,天时地利意志坚,打赢过朝鲜战争,曾一纸通告就使美军宁败越战也不越北纬十七度线一步。谁的家门口?谁强谁弱?因在家门口,就有运用和平解放手段的条件。和平解放并不复杂。共军当年就是公示:“投诚者立功有奖,抵抗者死路一条,想回家就发路费”。台湾也有5000亿美元外储,也可以奖励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当然当年是国军已多无战意。当今国军有战意吗?仅观国军兵役期从三年减到了四个月,决定了兵役的府院尚有战意吗?

和平统一之两手:用政治协商安排好台胞治台的保障,用和平解放开启台胞治台的治世。台胞想留个总统名号的话,也有俄罗斯联邦之下设置了一堆总统的模式,苏联时还拿过三个联合国席位……这是和平统一,美国有什么脾气吗?请发贺电吧。和平解放是以2000万台胞为敌了吗?正是现在,绝大多数台胞在以大陆为敌,大陆文件中也巳不用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文字。只有统一之后才能重整山河,再建大同!

以我为主和战略机遇

大陆的政治文化是以我为主。“以我为主”,不是拍案而起的意思,那是被人忽悠了,没品味,是弱智。以我为主强调的是“定力”,即不为所动。但是“不为所动”也不是无所作为,反而是一定有计划,有时间表的。是以我为主,按计划,按时间表,不为“一时一地之得失”所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保持定力,积极作为。

所谓即定计划,前述之习五点已宣示了先搞政治协商,再有统一动作。需观察今后大陆所表述的政治协商的进度。现在在跟新党等有所协商。按逻辑推理,大陆应该会适时发表政治协商的成果,如类似香港基本法的两岸关系框架协议文本等等,哪管国、进两党都不参加,以我为主。而那之后才会有软硬兼施的统一动作吧。

至于时间表也已前述:即“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实现是2035年,即在至此期间内实现统一大业。还有十五年,至于在十五年期间的哪年哪月?用大陆政治文化用语就是抓住战略机遇期。起码今明两年不是机遇期吧。最后,当然成败尚未知,但是无论结果如何,大陆动作起来,当然就是“地动山摇”。

“台湾问题”,北京小不忍则乱大谋

何思慎

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

在新冠肺炎的全球扩散中,各国相继采取“锁国防疫”,世界经济陷入半停滞的状态,各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但疫苗及治疗药之研发仍在初阶,疫情有长期化之虞。

新冠病毒不仅是人然公卫的挑战,亦将对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造成影响,没有国家能忍受锁国、封城等疫情防控措施再三延长,各国领袖须思考如何在防疫与经济间求取平衡,西方舆论认为,全球化的人流移动加速病毒的蔓延,且全球化下的产业聚落构造,使各国难以自力重启生产活动,加深经济的损失。

因此,新冠疫情恐成为全球化的另一股逆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美国第一”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共伴效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古德曼(Peter Goodman)即以“新冠疫情敲起全球化丧钟”(A Global Outbreak Is Fueling the Backlash to Globalization)为题评论指出,新冠肺炎加速“逆全球化”。此应合特朗普政府在对中战略上亟思将中国与世界“脱钩”(de-coupling)的政策谋划,以形成有利于“推回”(push-back)中国的态势。

中国境内的疫情4月以来渐趋降温,各地先后解封,重开经济活动,但因新冠疫情而激化的“逆全球化”挑战随之而来,其应对的难度将更甚于防疫。中国须全力防止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以避免遭美国为首之西方国家“围堵”的窘境。

然而,供应链“去中国化”为特朗普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唯一路径。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认为美国经济与国际地位的威胁皆源自于外部,特别是中国,因此须大力与之切割,避免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在防疫中,美国对中国产业聚落之依赖的危险性更被凸显,特朗普“去中国化”的政治诉求,此时更易说服美国人民。纳瓦罗强调将供应链拉回美国的重要性,此较美、中能否达成最终贸易协定更为关键。

眼下的疫情使美、中对立升高,其间台湾援取对美“扈从”(bandwagoning),两岸关系亦随之恶化,“台湾问题”再度被提到美、中博弈的议程中,台湾成为华府在外交上牵制北京的有效工具,因美国了解台湾是攸关中国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不可能成为美、中对价交易的对象。牢牢控制在美国手上的台湾,随时可使中国跳起来,但亦可能成为美、中冲突的导火线。

大陆警告台湾,“勿谓言之不预”,此语被视为北京动武的最后通牒,但解放军空军少将乔良呼吁大陆冷静,“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乔良认为,此时对台动武,将使中国陷入美国封锁制裁的陷阱,错失“千年复兴”的机遇,如此亦难以有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治权的统一。

“台湾问题”的解决,根本在于中、美力量的对比,北京小不忍则乱大谋。其实,换位思考,美国亦莫过度操作“台湾问题”,迫使大陆“武统”台湾,将中国逼到孤立的墙角,无疑是东亚陷入动荡的开始,美国为此须付出巨额经济及安全的代价。

民心与认同,才是台湾问题的实质

孙雁

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乔良文章的核心是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与中国复兴大业的先后次序。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在后,因为武统的时机尚不成熟。在看待台湾问题的性质上,乔文并无新意,反倒直白地表现了两个常见的认知缺陷:一是忽视台湾人民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二是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于中美问题。

为什么说台湾人民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意来看,主权源于人民,不再是帝制下的朝廷。孙中山先生以“人民来做皇帝”诠释“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即“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同理,1946年联军为日本制定的新宪法里,第一条就剥夺天皇的主权权威,而将日本的主权立于人民(Article 1. The Emperor shall be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deriving his position from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ith whom resides sovereign power)。大陆常见的“人民当家作主,”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等说法,也包含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概念。尽管两千多万台胞与大陆人口相比是极少数,但他们同样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有同样权利受尊重和表达意愿。人民的一部分不应成为文攻武统的对像。国内网民“要岛不要人”的说法,完全违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岛内的民心与认同为什么出了问题?即便民进党实施的教科书有不少责任,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泛绿阵营的认同如此不同?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该党主要代表本省人,而本省人是台湾的绝大多数。一位纽约华人社区的侨领兼本省人,给我介绍了两点:一是本省人已迁台数百年,在通讯与交通不发达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与大陆的联系和情感早已疏远;二是本省成年人中对大陆的直接感受,不少来自1949年后的国民党统治;而其40年的白色恐怖专制使本省人深恶痛绝,渴望自治。这位台胞还说,当年的本省正义青年中,无不是反对国民党的愤青。一位读研时的本省人同学也曾告诉我,2.28事件是他们认同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我至今记得他对国民党血腥镇压本省青年的悲愤描述,也记得我当时有机会感同身受他的愤怒。那时已近80年代末,我们大陆留学生放国内电影时,台湾同学竟不敢来看,怕同学中有国民党的奸细告发他们通匪。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武统能够强扭认同吗?正如乔良的文章承认的,“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的确,武统可能促使本省人把大陆与国民党当年的军管统治联系起来,加倍他们的抵触情绪。

为什么说台湾问题的实质并非中美问题?因为美国对台湾提供的安全保护,首先是台湾的选择。对美国来说,台湾并非是必要或重要的战略及利益需求。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上美国不再需要台湾作为军事基地。经济上美国不需要台独也可与之自由贸易。即便在冷战高峰期间,美国的护台政策也主要源于国民党及其美国右派支持者的游说活动,即著名的的China Lobby。其目的及成果有三:保持美国政府对蒋府的军援及经援,阻扰对大陆的外交承认,阻扰中国入联合国。冷战末期及之后的时期,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台法案几乎都是游说的结果,而非美国的主动行为。如奠定美台关系的《台湾关系法》,是传统China lobby以及旅美绿营组织FAPA分别游说的结果。前者强调美国对保障东亚安全的承诺和信誉, 后者通过几位参议员将台湾的人权和民主化问题注入美国国会法案。

近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与《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等,更是台湾官方游说的结果。这些游说活动已步入规范化,即出钱买专业服务,所雇佣的游说集团都由显赫的前美国议员或官员领衔。台湾政府在美国的游说支出由2016年的163万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32万美元。护台法案的通过,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离不开游说的关键助攻。蔡女士与川普通上电话,就是花了16万美元雇佣前参议院议长多尔先生游说而成。

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于中美问题,也低估了美国决策程序中多元因素的作用。美国外交决策中既有现实主义和各种利益的因素,也不乏理想主义或美国价值观下的道义因素。在台湾及藏疆问题上积极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各种势力,如国会、非政府组织、学界、媒体以及公众, 更多地是从道义角度去关注。由于近代历史的原因,大陆视主权高于人权。而美国人无同样的历史记忆,更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他们来说主权是为人权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主权不能为人权服务,那主权对个人还有何意义?重主权轻人权,从美国人的逻辑看是本末倒置。无论美国的左派或右派,都可能因为人权或民主而支持“台独”,而不是为了支持独立而提出人权或民主的问题。

中国应该如何理性而有效地对待绿营的认同问题?与其不切实地的文攻武赫,不如诚心地从本省人的角度去了解和化解绿营的成见。尽管不少大陆人埋怨马英九先生在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期间未能推动统一大业,实际上马先生做了最有价值的工作:向“2.28事件”受害者的家人致歉并予赔偿。此举也许不能完全消除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与积怨,但是它为国民党挽回道德形象,助民众信其公正,授其信任。这正是增强认同感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步。

去年四月份访台期间,我有幸聆听马先生对统一进程的看法。对于中美博弈下大陆求统的愿望,马先生认为并无必要急迫武统,更有效的是大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他乐见这方面大陆的进步,比如台南有的深绿家庭也愿意带孩子到大陆访校,选择大学。在与马先生的交谈中,他完全没有将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而是把他们看作同等需要关爱的百姓。他特别讲述了自己如何事无巨细地平抚几十年前2.28事件中的死者家属,愈合本省人心底的伤口。作为至今唯一赢得全岛选举的国民党兼外省人,马先生身体力行地为大陆指出了努力的方向:真正的统一,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争取民心。这也正是大陆官民需要耐心和虚心学习之处。

要统的不是土地,是人心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解决台湾问题,不光当前是最佳时机,一直以来都是。值得商榷的是解决的方式。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三国马谡沿其思路,在诸葛孔明南伐时谏言“用兵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才有了对孟获的七擒七纵,才有了蜀国南面的长治久安。若当时只是强占其地,强虏其人,那只能让其一众“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乔将军有一点说的没错,台湾问题确实归根结底是中美问题。但真正的症结并非美国的军队,而是其三观。美国一直以来都通过其强大的软实力传播其价值,尤其是治理模式,这在台湾已深得人心。若是台湾军人改而信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还有他美国佬什么事?

当下的确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攻心”的最佳时机。新冠疫情下,出现了二战以后首次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美国不处于领导和协调角色的情况。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而行之,破坏美国自己辛苦几十年经营起来的多边机制,到处退群,在其国内也大肆推崇反智、民粹。本来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对中美关系堕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警告源于守成大国想要维持现有秩序而崛起大国想要改变之间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情况却是守成大国主动抛弃现有的秩序了,那崛起大国何不利用契机优化自身、扛起大旗?推崇的价值无需和美国的完全一样,但要赢得台湾同胞的心自然要继续制度化垂直问责(vertical accountability),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到实处,让台湾民众看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自己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都是能有所保障的。

乔将军看似是反对动武,实则还是拘泥于攻城的时间。殊不知真正应该商榷的是统一的方式,是如何利用当下这个“最佳时机”来攻心,解决台湾问题。

丢掉幻想,准备摊牌

金君达

中国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博士后

当前台湾海峡已经日益成为中美关系的下一个导火索。从人类和平的大局来看,我们当然不希望区域冲突成为核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被称作人类历史上的首次“非传统世界大战”,如果人类社会在此时爆发国与国的战争,全世界都会付出惨痛代价。然而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并不完全取决于中方意愿,擦枪走火的风险确实存在且与日俱增,这种趋势需要各方正视。

乔良将军准确地指出台海问题根本上是中美问题。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在军事、金融、文化、科技等领域拥有世界霸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从前两年的中美贸易战可以看到,一旦美国决心扼制中国发展,它能够从军事、贸易、司法、舆论等多个方面对中国施压。由于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国际话语权,美国能够在港台地区声援民粹分子,能够影响盟友对华关系,甚至能够破坏中国海外经济合作,这就是奥巴马曾经主张的“巧实力”;在美国具有巧实力的情况下,与美国敌对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当前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损失惨重,但随着东亚、东盟经济率先恢复,有望借助区域内经济合作率先恢复。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区域内国家可能被迫站队,区域外国家也可能加入西方阵营制裁中国。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制裁终究会被经济合作取代,但中国可能承受严重的经济倒退,以及不可预知的社会后果。中方没有必要主动挑起军事冲突,也没有必要主动刺激美国,“立即武统论”不太可能变成官方行动。

但是中国在“是否与美国敌对”的战略问题上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中美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竞争多于合作,对抗多于亲善。第一,美国政府在2017年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国情咨文等文件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竞争对手。在特朗普任期里,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对华观感急剧恶化,反华成为两党共识,这些变化的成因主要在美国内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方仍将是进攻的一方,甚至可能为了转移矛盾引发区域冲突。第二,美国的一个新动向是“非理性”,一些高层决策者将少数利益集团、排外选民甚至个人仇恨置于美国整体利益之上,这就使得原先中美之间的一些平衡机制、战略威慑失去效力。由于特朗普当局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民粹主义路线,传统上一些制衡激进政策的工具,例如温和选民、议会、商会、“亲华派”学者都在逐渐失去制衡作用;随着美国社会形成反华共识,并在海外强迫他国站队(例如近期的“中国有罪论”),传统的中美沟通手段作用有限。第三,台湾部分政客和“急独”分子从恶化的中美关系中渔利,一些美国政客(如卢比奥)与台湾当局勾结,努力使台海局势激化,这些利益集团在特朗普下台后也会长期存在、频繁运作。综上所述,现在台海局势的关键不在于大陆的动作,而在于台湾当局和美方的行动。如果大陆方面继续忍让,美国与台湾当局很可能频繁试探大陆底线,大陆方面必须做好应对准备。蔡英文在台独路上并没有“只走一小步”,而是借所谓“2000万人民意”反复试探。在年初接受BBC采访时公然声称台湾为“主权国家”,新冠期间又借WHO资格和撤侨频出小动作,今后在美国支持下当然会继续踩踏红线。

特朗普当局在台湾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国会支持强硬政策,总统自身拥有不经国会授权(宣战)短时间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这些情况都增加了中方面对的风险。此外美国还可能通过所谓“非政府组织”滋生事端。在台海问题上,中方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周密部署、外交手段实现和平统一,通过“苦炼内功”令美国无法进行军事干预。但台海局势是动态的,美国政客、台湾当局都有动机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在中方万事俱备之前挑动台海冲突。中方不应幻想能够以妥协换来“理想时机”,也不应幻想美方能够将台湾问题拖延到中方足够强大。中国必须做好在以后几年里被迫摊牌的准备,尤其是要对突发情况制定方案、下定决心。

中美关系的演变与两岸统一的时机预测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教授

近日,乔良将军发表的关于台湾统一问题的论述一石激起千重浪,赞誉者有之,批评者亦众。

当然,乔良文章中认为台湾统一问题的实质是中美问题。这一把脉应该说是准确的。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最主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如何使美国在两岸处理台湾问题时不横生枝节。

似乎可以说,中美两国关系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中国建国至尼克松访华的20多年是曾经兵戎相见的敌对关系,尼克松访华之后至苏东解体之间的20多年是有着共同对手、亦友非友的关系,苏东解体之后至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近20年是一种合作中有提防的关系,次贷危机过后至今的10几年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则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基本上属于提防中的合作,后期则已然成为一攻一防的关系。

结合台湾统一问题观察,第一阶段大陆提出的口号是解放台湾,自然要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但其时中美实力悬殊,内有内乱,对外与盟友苏联关系破裂,大陆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只能停留于隔日炮轰金门岛而聊以自慰。

第二阶段,中美关系缓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体恢复,主要敌人也只有苏联修正主义。其时台湾岛内坚持一个台湾的观念强烈,国民党统治上层也发生了一些可资期待的变化。大陆方面为了表示对台湾的善意,也是为了取得美国的谅解,虽然没有公开放弃武装解放台湾的选项,但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的口号。只是其时大陆两岸的经济差距巨大,台湾害怕统一遭受连累,大陆的心思也专注于发展经济。于是统一台湾只是停留在每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第三阶段是台湾统一复杂化的时期。先是李登辉提出特殊的两国论,后是以台湾独立作为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两岸和平统一渐行渐远。当台独势力恃仗美国的支持企图将台独付诸实施之时,大陆方面显示出了不惜一战的高压姿态。但其时大陆似乎并未做好真打的全面准备,面对美国的干涉,采取了见好就收的态度,台湾方面也未敢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

根据上述分析,最有可能实现统一的是第二阶段,只可惜两岸都没有利用好天时地利人和的天赐良机,台湾统一的或然性擦肩而过。

那么,现在台湾统一的前景以及与中美关系的牵连又如何呢?这得具体分析一下中美两国关系的现状以及中美之间矛盾的症结所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政府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目标蓝图,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国际上要求中国增加国际义务的呼声逐渐高涨。为了响应国际社会的期许,近期以来中国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代表国际社会提出了改善国际治理体系的诉求。同时,与世界各国携手推进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构想,与新兴国家合作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牵头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诸多服务于国际社会的具体举措。

如果不带偏见地观察,中国提出并推进的上述涉及国内外的各种举措不仅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反而可以为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机遇。但是,中国的这些措施却引起了世界霸主美国的极端不满乃至敌视,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主观臆造地认为,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必须加以遏制,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矛盾日益激化。

现在横亘于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矛盾变成了一方中国要振兴,另一方美国要遏制的矛盾。除非中国主动放弃受到14亿人民坚定支持的国家战略,中美之间的这种矛盾短期内不可能缓和,更不可能得到解决。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美国,他们把中国的友善、妥协视作可欺,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极限施压。美国特朗普政府先后挑起的贸易摩擦,科技封锁,人文脱钩,唆使和支持香港暴乱,以及所谓的台北法案,都是遏制中国发展振兴的道具,其险恶意图就是为了阻滞中国复兴,破坏中国人民要求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景。

其中最毒辣的莫过于台北法案。这份乘中国遭受新冠病毒肆虐之机通过的涉台法案,其恶毒意图在于为台独势力背书,暗中支持其挑战大陆遏阻台独的红线,从而引爆台海战事,使美国有机会火中取栗,达到其阻滞甚至破坏中华复兴的战略目标。

因此可以说,现在是两岸统一前景最为黯淡的时刻。在民进党执政的当下,和平统一变成了大陆的单相思,武力统一又得提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那么,何时才能最终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呢,和平统一还有无可能?

乔良的文章似乎认为,两岸的统一只有在中国的综合实力全面超越美国之后才有可能。对此预判,笔者认为似乎太过消极。

据行家估判,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可能达到50年甚至更大,统一台湾再等50年,恐怕难以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或将因此受到质疑,很可能引起国内政治动荡,从而使台独势力得以乘机实现独立,出现十分尴尬的历史局面。

实际上,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而言,台海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台独势力在岛内或许可以嚣张一时,但与14亿渴望两岸统一的中华儿女相比,充其量是蚍蜉撼大树。因此主张两岸统一是正义的,主张台湾独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恶之举。因此,和平统一虽然为最佳选择,但如果遇到独立势力的阻碍,武力统一也是无可奈何的必要选项。我们在倡言和平统一的同时,必须公开声明武力统一也是候选手段,以此震慑那些顽固的台独势力及其外国的帮凶。

武力统一必定导致战争。决定战争胜负,武器无疑是重要的因素。台海两岸的军力对比,毫无疑问天平偏向了大陆一方。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外部势力的干预。台海一旦开战,我们丝毫不能存有美国不会、不敢干预的幻想,制定战略战术必须立足于美国干涉的基础之上。

面对擅长空天一体战的现代美军,我们必须在卫星通信、侦察打击、远海阻遏、制空保障、后勤供应等方面保持优势,迫使美军不敢冒进。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虽然总体上落后美军,但我们是在家门口作战,有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只要我们在关键武器和技术方面有属于自己、足够多的杀手锏,我国和美军的较量一定能以我方获胜而告结束。

那么我们有无可能掌握杀手锏,打赢美军大规模干预条件下进行的台海作战呢?从目前公开出来的各种信息可知,中国北斗卫星布网已经完成,保证了中国导航系统不再受美国牵制;量子通讯技术已经有了良好的开局,可以确保通讯更加保密和快捷;各类新型预警机已经装备部队,对于形成远距离的制空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核潜艇已经形成了规模作战能力,给敌军海上力量增加了新的威胁;东风家族系列中程导弹则是美军航母的克星。同时从美国拼死围剿中国制造2025的力度反向观察,其中必定包含着令美国恐慌胆怯的内容。只要我们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发展战略,在激励创新机制方面大胆探索,一定会出现重赏之下必出勇夫,国际级人才尽入彀中的崭新局面。有国家政策与财政的大力支持,有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制造出更多各种制胜美军的杀手锏。

另一方面,我们在准备武力统一的同时,也要积极创造和平统一的条件和环境,压缩台独势力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空间。

首先,我们应该对台独势力釜底抽薪。

据统计,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大陆市场,自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来,台湾每年仅从与大陆的进出口贸易中就净赚大陆1000多亿美元,直至19年,台湾来自大陆的贸易顺差,累计达到近2万亿美元。这其中还不包括台资在大陆设厂直销大陆市场的赢利,也不包括进入大陆的台商,搭中国发展的便车出口世界各地获利的部分。有人推算,台湾人均GDP25000美元中,五分之一来自与大陆的经贸往来所获利益。

台独势力之敢于向大陆叫板,其底气在于依赖大陆市场赚得盆满钵慢的绿色商人强有力的财力和精神支持。为了打击台独势力,我们应该调整目前实行的惠台政策,决不重犯农夫与蛇的错误,对于台商台资进入大陆实行精准优惠政策,对于支持两岸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实行应惠尽惠,对于台独势力的支持者,一律不准其进入大陆,已经进入的一律请出。为此中央应该立法为来大陆经商投资的台商台资设立一个硬性规矩。

其次,必须加强台湾民众与大陆的一体感。为此,我们应该在教育、就业和资质许可等领域对台湾青年全面开放,为他们在大陆获取谋生工具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可以不妨采纳网民提出的如下主张:凡是台湾向大陆出口的商品,其包装上必须标注中国台湾或台湾省出品。经过第三方市场进入大陆的商品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定。

再次,必须坚决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对于需要以国家名义加入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必须毫无例外地坚持台湾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加入。考虑到今后台独政权突破外交底线,以台湾名义制作护照,迫使国际社会承认其实质独立地位的可能性,中央政府应该郑重声明,凡是承认以台湾名义制作的护照的国家,一律限制该国公民进入或借道中国。

此外,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外交攻势,使台湾的所谓邦交国清零,其中大陆恢复与梵蒂冈的邦交关系更是重中之重。

台湾邦交国清零之后,可以允许台湾在一国的框架下,采用港澳模式与世界各国建立经济文化联系。对于一般台胞和台商在国际社会的正当活动,中央的驻外使馆一律将其与大陆公民同等对待,公平地加以领事保护,以此增加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根据以上所述,只要我们能够坚定而完全地落实以上各项措施,相信无需等待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完全逆转之后完成两岸的统一大业,在做好了武力统一的条件下甚至还有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

笔者预计,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中国超过美国已经是计日可待,科学技术方面部分赶超也非幻想,军事力量方面,我们不谋求世界霸主的地位,无需追求全面超过美国,世界警察的作用还是请美国继续承当,我们只要做到美国不敢也不能对中国颐指气使即可。

现在中国紧追美国,是美国感到非常不自在的根本原因。正如当年中国赶超日本而欲超不超之时,日本对华认知剑走偏锋一样,时下美国朝野对于中国的态度恰似当年日本所为。当日本经过一番痛苦挣扎也未能摆脱被中国反超之后,相对于日本整体而言,中国虽然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日本,但日本当年那种对华的歇斯底里情绪已经平缓了许多。

相信美国也会在与日本同样的路径上行走,说不定实用主义精神强烈的美国届时反过来劝说台湾和平地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亦未可知呢!


校对:陈芷怡 任婕 文诗韵 赵向智 赵珩宇

来源时间:2020/6/15   发布时间:20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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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解的结:从种族冲突到文化内战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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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大巍 薛倩  来源: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5月25日,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明尼苏达州的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被警察德雷克·肖万(Derek Chauvin)跪压了8分46秒以后,永远地离别了这个世界。

这一场景成为2020年最具冲击力的一幅画面,与此有关的部分细节也由此而产生象征意义,深刻影响2020年的美国政治:俯伏在地面的黑人,跪压其上的白人警察,临终的话语“我不能呼吸”以及8分46秒的被压时间。

事件引起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很快上升至骚乱和暴力事件。美国几百个城市发出声援,成为自1992年洛杉矶因种族冲突而引起的骚乱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浪潮。

和平还是对抗

美国的种族问题,更确切地说是黑人问题。400多年前开始的蓄奴制,帮助美利坚创立了基业,却也给这个国家留下永久的伤痛。1865年的内战,随着北方军队的胜利和南方奴隶制的结束,黑人终于不再为奴,但其通往自由平等的道路依旧漫长。当马丁·路德·金站立在林肯纪念堂之前,向黑人及世人诉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100年已经过去。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艰难的开始,两年之后,著名黑人领袖麦尔坎·X(Malcolm X)遇刺;3年之后,马丁·路德·金遇刺。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丁·路德·金在其领导的抗争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坚忍和基督教之爱,赢得了世人愈来愈多的尊重。他的“梦想”成为美国的象征,并给后世之人带来希望。他一生倡导非暴力抗争、坚定和自尊自爱的信念,使他成为黑人最优秀的领袖。

马丁·路德·金在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被暴徒杀害。在他离世18年之后,美国将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使之成为一个联邦假日;而以马丁·路德·金命名的街道则数以百计。不过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抗争,只是闪烁在高处的高尚理念,在他身后的黑人运动中,和平抗争从未被人真正地遵从。

黑人运动更多的是对抗性抗争,传统来自马丁·路德·金同时期的麦尔坎·X所推行的策略。麦尔坎是黑人对抗性抗争的代表,容貌出众,演讲动人,追随者无数。他有着不幸的幼年:曾是黑人联盟领导人的父亲早亡(据其母亲声称,被反黑人集团谋杀),母亲因精神问题长期住院治疗,而麦尔坎则不断地寄住在抚养人家庭,在街头犯罪,偷盗,直至21岁入狱,27岁出狱。青少年时期的身世对麦尔坎的主张有着深远的影响,而这种身世,实际也是许多黑人的身世。这也是为什么麦尔坎更倾向于对抗性抗争。而这种抗争方式,对于黑人具有更多的感召力。麦尔坎宣称黑人是优秀的种族,为了争取权力,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许多人谴责麦尔坎煽动暴力和仇恨,另一部分人则视他为黑人民权运动的杰出领袖,把他与马丁·路德·金并列。

后世对麦尔坎的印象渐渐淡去,黑人将马丁·路德·金作为精神的依托,供奉起来高高仰望。但是麦尔坎所开辟的对抗性之路,却从未停止。

黑人的处境

黑人能够自由进出旅馆;昔日奴隶和奴隶主的儿子欢聚一堂亲如兄弟;黑人拥有选举的权力,并且深知自己的投票举足轻重……马丁·路德·金1963年的梦想,今天来看,大部分已经得到实现。较之上世纪60年代,黑人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不仅看见黑人进入警界、法律界和政界,更看到奥巴马在2008年成为美国总统。黑人在政治层面获得的权益,多少可以致敬马丁·路德·金的在天之灵。除此而外,政府部门、学校和各大公司,也为黑人提供各种平权措施,例如在公司和政府部门设定配额给黑人,学校和政府部门对黑人降低录取的分数线。

从马丁·路德·金的时代起,种族冲突的起因皆是警察的野蛮执法(Police Brutali-ty)。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2014年的弗格森暴乱,5月底酿成的全国风暴都源及于此。媒体及民主党人谴责社会对于黑人存有系统性的歧视。奥巴马在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发推特指出:对于数以百万计的黑人而言,被刑事司法系统区别对待是一种痛苦和疯狂的常态。拜登在他的视频中声称,所有的非裔都害怕坏警察威胁他们的安全,他们教育其子女忍受警察滥权以便活着回家。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则谴责执法机构有“根本性、制度性的种族主义污点”。

这种制度性的指责失之偏颇,同时将警察放置在同黑人敌对的状态。事实上,在许多高比例犯罪的城市,政府由民主党掌控,指责政府管控下的警察局系统性歧视黑人,无疑是在控诉民主党自身。确实,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歧视行为,但并不是一种整体状况。而全国的数据也表明,警察射杀的黑人,要比射杀的白人少许多,比例上并不能证明存在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华盛顿邮报》在2019年做过统计,当年警察射杀了9名未持有武器的黑人和13名未持有武器的白人,在201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8和32.这份数据表明,警察对于黑人的戒备状态实际是在下降,或者也许是在更为小心谨慎地进行处理。

每每引爆冲突的种族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黑人的处境没有随着外部因素的改变而好转,根本原因在于黑人的贫穷,而弗洛伊德案的起因也只是一张20美元的假币。近些年,黑人就业增加,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犯罪也就随之减少,可见贫穷才是犯罪的致命原因。黑人的家庭和教育状况尤其堪忧。相较于其他少数族裔,黑人更多地辍学,单亲妈妈的比率更是两倍或数倍于其他族裔。不完整的家庭环境,使孩子的成长受到巨大的影响,并且波及日后的生命轨迹。

黑人本是虔诚的宗教群体,有其道德伦理的制约。但是现代社会的各种诱惑和无节制,使得从单亲家庭走出的黑人孩子缺少管教而放任,直至游离于社会。

党派之争

民主党在传统上并不倾向于黑人。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是共和党总统。民主党推崇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一直不愿在给予黑人权益的路上走得更远,虽然罗斯福夫人一直试图促使他这么做。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推出“民权法案”,但在众议院,共和党有80%的议员支持,民主党只有61%;而在参议院,共和党有82%的议员支持,民主党只有69%。当然,反对的民主党议员主要来自南方(南方民主党,Dixiecrats)。也正是由于1964年的民权法案,南方的许多民主党人转向了共和党。约翰逊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签署法案的前一天,曾忧郁地叹息道“我这是把南方送给共和党了”。

民主党一直以来采取更为直接的经济救援方法帮助黑人,包括推出社会福利,向黑人社区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共和党则寄希望于促使黑人的自立,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包括支持政府资助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

经济上受惠于民主党,黑人自然更多地依赖或倾向于民主党。1960年代以后,约有70%的黑人为民主党选民,成为选举中民主党的重要票仓。

尽管民主党努力为黑人发声,并且将更多的权力交及黑人,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民主党执政的区域,黑人的生活境况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好转,甚至往往是更加糟糕。无论是发生弗洛伊德惨案的明尼阿波利斯,还是暴动严重的洛杉矶市和华盛顿特区,都属民主党政府管辖。而一些由黑人执政的城市,尤其是芝加哥,犯罪严重,数目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然而这类事件鲜少能够见诸报端,也难得为民主党特别关注。黑人早期的民权活动家鲍勃·伍德森(Bob Woodson)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过去50年里,22万亿美元用于改善贫困的项目。但这些经费的70%用于了为穷人服务的人,而非穷人。因为人们用这些钱创造了一个管理贫困区域的阶层。

伍德森也谈及黑人大法官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说他在华盛顿特区做律师的时期,很多年轻人被警察开枪打死,但这些年轻人是黑人,而射杀他们的是黑人警察,所以没有一人被起诉,也没有引起公众的强烈抗议。

伍德森认为民主党管理了50年的中心城市,至今还是诸多的不平等,民众生活堪忧。但是,民主党总是用种族问题转移人们注意力。民主党刻意回避许多黑人社区的问题,让人怀疑民主党对于黑人生命是否真正关注,对于民主党的选票是否更多在意。

不可否认民主党为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争取了许多权益,但是民主党将黑人当作自己的囊中之物,也许是一种隐蔽且更深层次的歧视。拜登在同电台主持人查拉曼尼的谈话中令人震惊地说到:如果你不支持我,你就不是黑人(Ifyoudon’tsup-portme,thenyouain’tblack)。虽然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却道出民主党人真实的想法。对黑人族群程式化的认知,不仅显示民主党高高在上的拯救者姿态,更在无形中剥夺了黑人的思维权力和决定权力,比之对于黑人不安分,不守法的看法,事实上更多一层侮辱的含义。

而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愈来愈趋向沉默。多年的美国政治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正确,种族歧视的议题高高在上,不容人们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探讨。大部分的共和党人避开这个话题,少数极右的共和党人有时候忍不住为警察和政府辩护,其结果就是强硬的论调成为共和党的标签。共和党小心谨慎、噤声少言的样子,仿佛暗自承认自己正是那歧视者。如此将种族的话语权拱手交给民主党,共和党在这场辩论里早已失去了获胜的机会。

文化内战

种族冲突的余波往往激发出更多的仇恨。黑人重温过去的历史,白人为过去感到负罪。仿佛受到命运的嘲弄,昔日为人尊重的南方将领罗伯特·李,一次次地跌落神坛,其雕像则从每一个城市里逐一拆除。在这次的抗议声中,弗吉尼亚决定拆除罗伯特·李的雕像,而李将军的后代对清除雕像也表示了赞同:这座雕像是压迫的象征,必须拆除。

事实上不仅是李将军,南方士兵的雕像也不能避免被毁的命运。而国父们如华盛顿和杰斐逊,也因为是曾经的农场主而屡屡遭受质疑,一些人希望其雕像能够一并拆除。所有这些的可悲之处在于,人们忘却了纪念这些英雄人物的初衷,忘却了这些英雄人物呈现给世人的崇高品德和温暖人性。李将军威严英俊的雕像,让人忆起他的忠诚、使命感和完整的人格,也忆起南方在这场战争中所展示出的守护家园的巨大勇气。南北战争是让整个国家的民众共同遭受巨大伤痛的内战,而南方家园的损失和毁灭,人皆不愿所见。战争之后,北方对南方生出的理解和同情,有一种为美国人所骄傲的宽容精神。如果将这一切都剥离掉,人类只能变得狭隘浅薄,并且永远为一种仇恨心理所占据。

种族问题的根源是经济,但是最后涉及文化,而在目前,这甚至即将引发一场文化内战:民主党和共和党,自由派和保守派,孩子与父母,年轻人和老人……价值和理念的冲突,正考验着美国的社会。

拆除雕像的运动远远波及欧洲。英国人几年前开始拆除击败拿破仑的民族英雄海军元首纳尔逊的雕像,因为他为奴隶制辩护。在这一次的抗议大潮中,英国开始想要拆除丘吉尔的雕像,因为据称他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这种趋势令人困惑和伤感,因为在推翻雕像的同时,人们切断甚至是铲除了人类的文化根基。

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残忍和罪恶。每一次胜利有多么的辉煌,它所伴随的死亡就有多么的巨大和可怖,这在胜利者和失败者双方皆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大概就是人类在这些冲突和战争中,每每显示出的高尚品格和巨大的勇气。追求纯粹完全的美德而不顾事件的历史背景,只能是完全否定人类自身和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化。

先知和自救

警察是脆弱的人群与罪恶之间的一堵墙壁,使命重大,正确运用其权力永远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在历次的抗议声潮中,抗议者都将愤怒指向警方,仿佛警方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和政府机构的特殊存在。弗洛伊德案到现在为止的结果是,纽约和洛杉矶要大幅度减少对警察局的财政支持(defund),而明尼阿波利斯,则极端到市政府成员同意要撤销警察局(disband)。这对于那些依赖警察保护其基本安全的贫穷地区,尤其是黑人地区,不啻是一种灾难。其实,参照2019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53%的公众对警察抱有巨大的信心。今日对警察采取的激进行为,实在有违民意。

减少资助和解散警局(De-fund and Disband),已经成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这是民主党极端左翼在特朗普上任后多次绑架民主党的又一个杰作。弹劾总统和绿色新政的余波尚在,这一次的这张牌更令人亢奋。不过民主党建制派被逼入了困境,拜登的处境更加如此。原先拜登希望寻找一名女性搭档,现在看来,这名女性只能是一名黑人女性。拜登在竞选之初曾被攻击有种族主义之嫌,现在的局势下,他的当务之急,当然是尽力去洗刷那令人生疑的历史。拜登有可能因此而赢得黑人选票,不过他更有可能因此而失去郊区富裕的中产阶级。

每次冲突以后,政府总是期待着与黑人之间的对话,但每一次都不见成效。由于既定的政治禁区,疯狂的身份政治,白人和黑人之间难以诚实地展开对话,其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给黑人追加福利,而永远未能解决问题的根源。

大概只有黑人才能够、才敢于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民主党对于黑人群体的同情心多于责任心,他们谴责每一次的不公平,却鲜少去做具体的事情。共和党则惮于政治正确的威严逼视而绕过种族议题。拯救黑人的只有黑人自己。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马丁·路德·金,将一种智慧和深刻的人性洞见带给黑人,在呼吁公正的同时,以坚忍和仁爱回应世界。黑人在政治层面已经取得一定权益的今天,更需要如马丁·路德·金那样的先知,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令人失望的是马丁·路德·金以后的黑人民权领袖,住着豪华的住宅,过着奢侈的生活,脱离底层黑人,沦为政党的工具,再不能真正为黑人发声。不过事情并不是那么沮丧。当反种族歧视的人群中,越来越多的白人参与进去之时,黑人也开始了更多指向自身的思索和问责。这是一个令人略感欣慰的开端,因为内部的反思如此重要,没有这种反思就不可能有种族的蜕变和新生。

1968和2020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从不重复自己,但是历史往往发生轮回。

2020年对美国来说,有种种的流年不利:新冠的流行,经济的下跌,民权的纷争,暴力和冲突。这一年的情形让人回想起同样是混乱无序的1968年,而那一年,如同2020年,也是总统大选年。

回顾一下1968年所发生的一切: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芝加哥发生波及全美100多个城市的冲突和骚乱,6月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遇刺,8月民主党全国大会发生混乱,同年,“香港流感”大流行,导致近10万美国人死亡……

2020年的混乱之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紧张备选,但是疫情使得大规模的助选活动遥遥无望。弗洛伊德事件给与民主党大好机会:对于公正的呼声将为民主党带来更多的追随者。

民主党正将这一冲突无限扩大,亲民主党的媒体也在推波助澜。首先兴起的是向黑人下跪运动,民主党在各种场合进行下跪。先是警察和民众,然后是一部分民主党的众议员,其后是各个州的州长,拜登和民主党的大佬。跪地的时间定为8分46秒,为的是体验和痛悼弗洛伊德所遭受的痛苦。

冲突将特朗普逼至角落,共和党在这一类的冲突中经常有点不知所措,特朗普更不知如何应对。虽然特朗普在第一时间谴责了警察,并且表示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但紧接着就表示要保护民众的财产和安全,并在必要的时候派驻军队。特朗普的谴责显然有些潦草,而动用军队的言论一出,立刻引起一片抨击之声。

特朗普没有更好的选择,从他上任之际已经被定义为种族主义者,所以此刻无论他做什么,都不可能逃脱被谴责的命运。可以想象对于死者表示更多哀悼和同情的特朗普,同样会被批作虚假。而确实,特朗普既然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指望他在国家处于困境的时候,作出政治家的人道发言就有些勉为其难。特朗普注重实际,他所更为关注的是平息骚乱和抢劫。

抗议演变成骚乱和抢劫是否是由于民主党的放纵和怂恿,不得而知。但是下跪运动,减少警察局的经费,撤销警察局等等,显然有点过头。归根结底,大选最后所要争取的是中间选票,这些人可能对特朗普有所失望,但是失去秩序的世界更非他们所愿。

尽管各大城市骚乱不断,美股正在逐渐回升。这是特朗普所喜欢看到的。回望1968年的总统选举,在混乱不堪的局势中,共和党人尼克松强调"法律和秩序",并以此大胜。特朗普从中看到了更多的生机,前一阵子在对民众的讲话中,特朗普开始宣称,我是你们“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的总统。同尼克松一样,特朗普相信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最终会选择这种秩序。

自从特朗普上台,民主党几次有机会能够置特朗普于死地,可是每每过度操纵而贻误时机。1968年的记忆尚有余温,民主党人应该多多回顾历史,找寻一些教训和灵感。

有一则人们熟悉的寓言,不会水的蝎子求助于乌龟去对岸。乌龟驮着蝎子游至河心,却被蝎子狠狠蛰了一下。乌龟将死,蝎子也将沉没。乌龟至死不解蝎子的行为,这一将双方带至死亡的行为。

这是蝎子的天性所然,没有逻辑。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在没有逻辑的逻辑中走向未来。

(作者系美国财税专家,现居美国亚特兰大市)

来源时间:2020/6/15   发布时间:20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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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不可阻挡

作者:钟声  来源:人民日报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即便美国一些政客执意要为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也改变不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潮流

“失真”是个科学名词,又称“畸变”,现在用来形容美国一些政客对客观世界所作偏执判断,很贴切。近日,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再度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毫无根据地渲染孔子学院所谓“威胁”,荒唐地要求所有孔子学院按“外国代理人”注册。其本质,就是在谎言基础上疯狂散布“中国威胁论”,妄图砍断40多年来中美两国形成的紧密联系,进而挑起全面对抗。

美国一些政客把孔子学院视为“眼中钉”,已经有些时日。他们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捏造所谓“影响力行动”“间谍风险”“干扰学术自由”等莫须有罪名,甚至威胁要关闭美国所有孔子学院。必须指出,国际社会早有公论,孔子学院根本不是美国一些政客所污名化的那样。孔子学院从2004年开始创办,如今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全球范围获得广泛支持。在美国,孔子学院都是美国大学自愿申请,由中国高校与美国高校合作开办的,所有教学与文化活动全部公开、透明。中方根据美方要求,提供教师、教材等方面的帮助,从未干涉过学术自由,更不存在所谓强买强卖、强推中国文化的事情。

公道自在人心。面对美国一些政客强加于孔子学院的政治高压,美国一些高校多次明确表态,坚决驳斥各类政治谎言。比如,有国会议员致信密苏里州韦伯斯特大学,编造所谓孔子学院“风险”,该校据理回应,“韦伯斯特大学孔子学院进一步推进了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学生这一重要目标,并与我们长期致力于多样性的承诺相一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韦伯斯特大学孔子学院会制造信中所说的风险”。又如,全力支持内布拉斯加大学建立孔子学院的该校前校长哈维·普尔曼表示,美国校方对孔子学院的课程有着完全的掌控权,他看不到孔子学院在干涉大学学术项目的证据。

环顾全球,类似孔子学院这样专注于语言教学与文化交流的国际项目比比皆是,世界各国普遍持开放态度。美国一些政客唯独针对孔子学院进行政治操弄,搞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为对于美国一些政客而言,事实已不再重要,为了图谋政治私利,他们不择手段地借题发挥、制造“威胁”,狂妄地认为只要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就可以混淆是非、欺世盗名。国际观察人士不无忧虑地警告,具有政治清洗意味的“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国回潮。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中国从来无意挑战谁、取代谁,且中国始终致力于同美国一道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从根本上看,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些问题,完全是因为美国一些政客头脑中充斥着零和博弈观和意识形态偏见所致。对此,美国不少有识之士进行过深入分析。美国前驻华大使鲍卡斯指出,美国国会中许多所谓对华鹰派,往往都没有访问过中国、对华所知有限。美国前驻华公使傅立民认为,美国此轮出现的反华浪潮,“更多是由美国人自身的焦虑情绪,而非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导致的”,“这种民粹主义实际上是精英阶层煽动的结果”。

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需要人民支持,最终也服务于人民。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中美两国人民、企业、社会团体都在对方面临困难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在危难之际展现了宝贵的互助精神。这充分表明,中美交往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即便美国一些政客执意要为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也改变不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潮流。人民友好不可阻挡,逆潮流而动者终将为人民和历史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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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 Institute at Webster University hosts CHINA Town Hall featuring Condoleezza Rice

来源时间:2020/6/15   发布时间:20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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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竞选能避免“中国陷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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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韧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第51期
     一年多以前,拜登刚刚宣布参选,在艾奥瓦的一个演讲中,他说,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和副总统,他对中国了如指掌。他接着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愿意面对中国目前应对的千难万险,包括南面的海(南中国海),西面的山(估计是中国的西部山区),还有腐败。“中国把我们的午饭抢走,怎么可能?”( “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Come on,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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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一出,即遭到共和党人的“严厉“批评。当时在考虑是否参选的来自犹他州的罗姆尼(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发推说,这话肯定会给他带来麻烦(this will not age well)。事后,拜登的竞选团队专门解释说,拜登这番话的意思是,我们面对的挑战,包括来自崛起的中国的挑战与中国面对的结构性的和社会挑战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拜登相信,如果有谁不信美国扎实的国力、弹性和人民的创新精神而把赌注押给其他国家,那个人一定是大错特错。

尽管被批评,拜登在之后半年时间里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把中国的威胁当一回事。2020年1月21日,在艾奥瓦的一次选民座谈会上,他重复了去年的论调,说美国应该帮助中国,说大家知道日本当年想挑战美国的结果,不要以为中国能抢走美国的饭碗。

此后不久,拜登的“中国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几次辩论中指责自己的对手小看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并多次指出,如果自己是总统,他绝不允许中国在国际社会“横行霸道”,更不允许北京在美国头上动土。4月18日,拜登团队发布了一个攻击特朗普的视频广告,指责特朗普在1月到2月一共表扬中国的抗疫业绩十多次次,在对中国禁飞之前,让4万中国人入境美国,导致美国疫情泛滥。如果他是总统,他肯定会逼中国就范,允许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到中国考察。

5月11日,特朗普竞选团队发布了一条攻击拜登的广告。在广告里里,拜登跟中国领导人干杯,拜登说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是好事,拜登的儿子在中国有几十亿美元的生意,拜登指责特朗普不允许中国人和来自中国的乘客入境美国是在搞种族主义。

你来我往,拜登和特朗普就谁会对中国更凶更狠展开了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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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对中美脱钩越演越烈看不惯的美国人开始担心拜登在今后几个月的竞选中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落入“中国陷阱”而不可自拔。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F. Will)6月12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拜登的中国故事必须驳斥今日的政治焦虑”(Joe Biden needs a China narrative that refutes today’s political angst)。他在文章说,今天在美国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不仅不符合事实,甚至失去理性。拜登在竞选中必须解构这个把中国视为洪水猛兽的叙事,让选民了解事实和现状。威尔随机罗列一些中国崛起背后的巨大问题: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为9770美元,比墨西哥好一点,还在俄罗斯之后,是日本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三分之一,只有美国平均人均收入63887美元的15%。中国从1980年到2016年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自己的人口在富裕之前先衰老。去年中国的出生率为1.05%,低于美国的1.73%。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将与世界其他54个国家一样比今天少。到2030年,中国的死亡率将超过出生率。今天,中国人口中有70%是劳动力,到2040年,这个比率将下降至57%。接着,威尔又谈到了中国的国企如何成了她经济增长的绊脚石。他引用Minxin Pei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国企资产为30万亿美元,它们控制80%的银行贷款,但对GDP的总贡献却在25%-28%之间。

美国的情景截然想法。威尔引用大通银行一位专家的话说,从2010年大2020年,美国十年没有发生经济危机,这是从1850年开始统计经济数据以来的第一次。美国GDP从全球GDP的23%上升到25%,这个比例与中国崛起之前一样。他还提到股市,说在过去十年,美国的股市价值上升了250%,而中国只有70%。2010年,美国股市价值占世界整个股市价值的42%,而这个比例在2019年上升到了56%。2010年,在股市价值最高的十个公司里只有三个是美国公司,今天有七个公司来自美国。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前,世界上60%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今天的比列是75%。威尔最后还是引用这位大通银行的专家的话说,科技创新自然重要,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器是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美国的这个比例还在增长,中国的在五年之前就开始萎缩了。

威尔德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观点一致,尽管后者就中国的崛起不会是和平的已经说了130次。他在接受观察网的采访时说,“美国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实力。我认为当下它比中国更强大,经济方面更强大,军事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有数千枚核弹,有可畏的常规作战能力,当前美国完全有能力遏制中国。”他还说,“在拿当年的英国跟今天的美国作比较时,你要记住一点,美国拥有强大的军力投射能力。尽管东亚与美国加州海岸有6000英里的距离,美国远程投射力量的能力是相当令人震撼的。你知道我们在韩国、日本乃至地区内其他各处都设有军事基地,这跟当年的英国非常不同。”这教授虽然天天高喊中国“狼”来了,骨子里其实并不太看好中国的崛起和她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至少他不认为中国会在短期内撼动美国的霸主地位。他还认为特朗普总统满口谎言,因此不必把他的话当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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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美国著名中国通David M. Lampto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拜登应该避免特朗普的‘中国陷阱’”(Joe Biden Should Avoid Trump’s China Trap)的文章。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因为疫情、全球范围的经济萎缩和遍及全球的反种族歧视和非正义的示威,中国不是美国最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政治季节唯一的问题是,谁有政治勇气把这个真相告诉美国人民。

Lampton的文章观点主要如下:首先,拜登不需要跟特朗普就谁对中国更凶、更狠比拼。有他在参议院作为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和作为副总统八年的资历和经验,他对中国的理解使他有足够的资本在中国问题上比特朗普更有发言权。而且,竞选中的话语并非在选后没有后果。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当选,他会把从巴格达到北京美国不喜欢的领导人拉下台。入主白宫之后,他和他的团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跟中国的关系理顺。

其次,拜登应该向邓小平学习。邓小平第三次出山后,中国面临各种挑战,但邓小平意识到解决国内问题是重中之重,只有先办好国内的事并进入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转危为安,他的一切外交政策都是为国内改革保驾护航。今天的特朗普将会给拜登留下一个当年毛泽东留给邓小平一样、甚至更差的烂摊子。换句话说,美国要从头收拾旧河山,必须从竞选做起。

第三,中国对美国来说是问题,但绝对不是主要问题,美国不能把中美关系变成抗疫无力和其他问题的借口。美国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双边关系,为自己养精蓄锐、启动改革打下稳定的基础。

第四,拜登应该在竞选中开始整合美国的外交团队。特朗普上任后对这个团队的攻击使得它千疮百孔,因此才会出现美国在台海、香港、国际组织等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和摇摇摆摆。Lampton特别提到,对中美关系百害而无一利的问题是,除了在贸易议题上,中国的高官不知道在双边关系出现问题时找哪一位美国决策人去沟通。无奈之下,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一女婿库什纳身上,而后者却因为利益冲突等问题而无法介入对中美关系的管控。

第五,美国政府需要说中国政府听得进去的话,美国不是要遏制甚至“灭”了中国,而是希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做一个“遵纪守法”的成员。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除了让中国多买美国产品,这届政府从来没有执行过一个长远的对华战略。

Lampton认为竞选其实是一个战略机遇期,拜登和他的团队不能丢失这个机会。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才能营造美国平稳进入中兴的大环境,美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挤压中国,与中国脱钩,而是培养健康和教育程度高的公民、减小贫富差距和加强人民的社会正义感、完成基础设施的重建和现代化和大幅度扩大她的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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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和Lampton都有足够的勇气把中国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个政治真相合盘托出。拜登其实对中国是不是对美国构成威胁有非常准确的认识,但他不一定有勇气说出真相。布隆伯格在竞选中实话实说的结局是不得不退出选举。另一个问题是,美国选民有没有足够的教育水平和分析能力获取和消化信息并不受政客别有用心的教唆和挑动。他们如果没有(2016年的选举结果也显示有足够多的选民对竞选中蛊惑人心言词没有任何免疫能力),特朗普会继续拿中国做靶子,把美国目前碰到的所有问题,疫情泛滥、社会动乱、贸易赤字、科技创新不足、基础设施破败等全部嫁祸给北京,然后把自己装扮成屠龙手,获取选民的信任。

这样的竞选策略或许会迫使拜登不得不跟着特朗普就中国问题打口水仗。米尔斯海默说特朗普满嘴谎言,其实,在这个政治季节,讲真话不是美德,而是缺陷。无论拜登是因为讲真话(如早期在艾奥瓦竞选时那样)而败选,还是因为污名化中国的水平不如特朗普而无法进入白宫,Lampton提到的修复中美关系和重振美国雄风的战略机遇期也会烟消云散。

如是,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都会进入一个漫长和事态不可预测的黑暗时期。

来源时间:2020/6/15   发布时间:2020/6/15

旧文章ID:22054

在美华人可能遭遇的困境和需要做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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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旭  来源:林旭专栏

随着美中关系的极速降温,以及美国对中国全面采取制裁措施,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对未来深感忧愁,最近一些日子不断有朋友打电话和发微信询问,下一步该怎么办?说实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劝慰说:哎,鸭子过去鹅过去,别人过去你过去;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静观其变等等,搪塞一下。

虽然没头绪,但是真是个该认真考虑一下的问题。目前美中关系的局面大家都清楚,这个不需要在这里再浪费时间回顾和分析了。就想到的,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这件事情美中两国专家学者都没有分析,因为美中两国之间的大事不断,他们根本顾不过来,只能咱们自己研究琢磨啦。也有人说这就是自己吓唬自己,甚至说是扰乱人心。哎,说啥好呢,常言道你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又言道钻进沙堆的鸵鸟是拽不出来的。关系到你我将来的生存,咱们还是自己来分析吧。我这里先抛砖,你那里准备好你的玉。

先从政治环境分析。美中建交后的40多年,两国关系时好时坏,起起伏伏,但是总是一阵阵的事情,慢慢大家也就习惯了,总觉得有啥危机,过一阵就过去了。总结下来就是“美中关系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而且经贸关系密切,大家一致认为双方如此之大的贸易量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巨大市场对美国的吸引力不会导致美中关系出现彻底的破裂。所以,在美华人华侨在过去的几十年也算基本安定。但是这次不同了,从美国最近采取的措施来看,不免让人有心惊肉跳的感觉。过去人们的感觉是,美方采取措施也好,施压也好,为的是讨价还价。这次有点连根拔的味道。这个连根拔不但是要脱钩,而且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和中国完全分割开来。

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要想把关系彻底搞僵,先要翻脸,后要骂绝。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打人莫打脸,骂人莫揭短”。现在美国政客的这个骂法,让人感到那就是撕破脸往狠里骂的感觉,什么话难听招呼什么话,什么事让你难受堵心干什么事。用中国的话说就是专往你的核心利益上动家伙,也就是俗话说的:屎壳郎钻进了烟袋锅——专拱老爷子的火!看看美国的表现,那不是嘴上说说滴,而是有实际行动配合。昨天新闻说有架美国军机在台湾上空经过,虽然没有降落,但是这个信号非常明确,一步步来呗。

过去在美国,很多华人社团倾力打造美中友好的氛围环境,促进美中友好关系,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受疫情影响,侨团的这类活动客观上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受美中关系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各类文化演出交流活动也基本绝迹。再加上在美国不少孔子学院的关闭,使得美中之间的文化教育等交流活动基本停止。加之现在的对华不友好气氛,再举办促进美中交流和友好的活动就也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有点尴尬。其它的活动就更不用提了。

环境一变,人们自然会很谨慎,言行也会自律,省的给自己找麻烦。美国虽然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对有些组织和活动还是防范很严,一旦给你扣上宣传什么主义,替什么敌对国家发声的帽子,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即使政府没有啥动作,周边那些一直盯着你的非政府组织也会竭尽全力找你的茬,弄得你百口难辩,麻烦不断。

从社会环境分析。美国多族裔共存,种族歧视一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有人分析,华人又是在这个歧视链的最底层。黑人受歧视主要表现在入学、就业等方面,还有就是警察对黑人的执法不公。而华人受歧视却和美中关系有直接的关联。最近民调表明美国民众三分之二对中国有负面看法。这种负面看法必然导致美国民众对华人华侨心生恶感而产生歧视。关键是一旦美中关系继续恶化下去,就不仅仅是个歧视的问题,很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排华浪潮。啥事都架不住起哄,像美国政客目前这样不断发表辱华言行和做出对华制裁的举动,势必会在美国民间造成连锁反应,形成民间的厌华、反华、排华局面。

由过去世界各地出现的排华时间来看,民间排华其实都有政府怂恿的背景,印尼排华就是这个状况。印尼民间出现排华事件后,政府装作看不见并不作为,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排华浪潮无法遏止而蔓延开来,排华行为基本是暴力行为,包括打砸抢烧杀奸,无恶不作。从目前全美由示威抗议引发的打砸抢暴力行为来看,一旦出现排华浪潮,打砸抢事件的出现也会是大概率事件,不能心存侥幸。

从政府行为分析。如果出现政府行为的排华事件,那将是全部华人华侨受到影响。从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对华限制和制裁措施来看,现在还是限华阶段,华人华侨受到的影响还是间接的,譬如对中国留学生入境的限制、加强对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监管等等。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对华人华侨就会有直接的影响。譬如会不会对美国公民前往中国旅行采取限制措施,这将影响到很多华人不能前往祖籍国探望亲人、商务旅行、旅游等。限制措施的出笼与美中关系有着密切关联,随着台海和南海等地局势的变化,甚至引发战争,在美华人是否会像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遭遇的处境都是可能的。这就要看局势如何演变和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了。在未来可能面对这样景象的情况下,在美华人该如何办?要做哪些预案和准备呢?

作为华人整体,最近已有文章说要争取平权,也有团体发表声明。但是处于目前的大环境下,也都是属于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态,几乎不具任何实用性,还是要从个人和家庭着手做些提前的思想准备和采取些必要的措施。

从两大方面着手:

第一、美中关系持续恶化可能产生的情况。

1. 美国可能将中国列入限制前往的国家(美国曾有先例,譬如朝鲜、古巴、伊朗等);

2.美中断交(譬如美国承认台湾,或台海或南海等地发生战争)。

以上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会造成在美华人无法前往中国的情况(除了目前受疫情影响无法前往之外)。这时候如果你中国家中的老人出现紧急状况你无法前往怎么办?你在中国的财产需要动用怎么办?你在中国的业务怎么办?所以你需要作出下列安排:

1.在中国的老人要安排好。假如老人生病了,家中谁来照顾,谁来送去医院;如果老人住在养老院由你支付费用,你就得委托朋友帮助你安排费用支付等事宜;

2.在中国的储蓄存款。届时可能互联网无法使用,你在中国的银行里面的存款就没法动用。你可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或委托朋友办理,或转移存款至可以动用和操作的地方;

3.在中国的房产。这个可能你也许需要提前委托朋友做好准备,即使你不想出售房产,但出现政策性的变化,也需要由委托人帮你处理好;

4. 通讯联系。万一电讯中断,微信不通,与中国失去联络,这就需要通过第三国保持与中国的联络畅通。所以你最好在第三国提前找好朋友,万一出现状况,你也能间接与中国的家人取得联系。不光你着急,他们也很着急呀;

5. 在美国持有绿卡和中国护照的朋友,严格意义上讲你还是中国的公民,是侨居美国。一旦出现驱赶华侨的行动,绿卡身份的华侨也可能受到牵连。这点要有思想准备。

第二、美国社会出现大规模排华浪潮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时,你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都会受到威胁。所以你也需要做好准备。

1. 尽量往大城市和华人集中的城市转移。一般来说,大城市和华人集中的城市可能情况会好一些。如果你住在偏远地区或者华人很少的地区,遭受威胁时,你可能无法获得同胞的及时援助和信息;

2. 必需物资的储备。一旦出现排华浪潮,你根本无法出门,没有足够的食物,就会被困在家中。所以,米面和肉类的适当储备是必需的;

3. 防身武器。最近暴乱发生期间,华人购买枪支的人数增加不少。大家都明白,关键的时刻还需要靠自己。一旦爆发大规模排华浪潮,打砸抢烧杀事件就会伴随而来。如果拥有枪支,会增加安全感,也会嚇阻住歹徒,保护自己和家人;

4. 随时保持车辆油量是满载的,万一有状况,可以随时出门;

5. 准备好随时出门要携带的东西,譬如身份证件、重要文件、细软、衣物、食物和水等;

6. 手里要有一些现金,以备急用;

7. 很多华人出租房屋,发生排华浪潮期间就不要去冒险收取租金,毕竟生命比财产贵重;

8. 联系几位在其它城市的朋友,形成互助方式,一旦有难需要转移,可以随时拔腿就走。别临时找朋友帮忙,对方没有准备;

9. 美国财务和产业方面的准备。总体来说要收缩和重新安排,不再轻易做投资的打算,尽快收回外面的欠款;

10. 做好家庭的安全准备,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不再外出,孩子尽量不去学校。

各位在美国的朋友,常言道有备无患,这里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自己吓唬自己。而是提前在思想和物质上做好应对,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出现险情,你就会沉着应对,不至于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啦。也请各位朋友提出你们的建议,我下次补充进去。

来源时间:2020/6/14   发布时间:2020/6/14

旧文章ID:22053

沉默的大多数:UC Berkeley历史系教授关于BLM的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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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尼尔  来源:雷尼尔雪山2020

昨天在英文社区有一封公开信像地下的野火一样,疯狂地在传播。【点击这里查看加州California Globe对此信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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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很长很长

半天时间就有46万多阅读,

这在英文社区里面非常罕见

这篇文章,已经有伯克利教授确认了这封信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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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贴原文

UC Berkeley History Professor’s Open Letter Against BLM, Police Brutality and Cultural Orthodoxy

Dear profs X, Y, Z

I am one of your colleagu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 have met you both personally but do not know you closely, and am contacting you anonymously, with apologies. I am worried that writing this email publicly might lead to me losing my job, and likely all future jobs in my field.

In your recent departmental emails you mentioned our pledge to diversity, but I am increasingly alarmed by the absence of diversity of opinion on the topic of the recent protests and our community response to them.

In the extended links and resources you provided, I could not find a single instance of substantial counter-argument or alternative narrative to explain the under-representation of black individuals in academia or their over-representatio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 explanation provided in your documentation, to the near exclusion of all others, is univariate: the problems of the black community are caused by whites, or, when whites are not physically present, by the infiltration of white supremacy and white systemic racism into American brains, souls, and institutions.

Many cogent objections to this thesis have been raised by sober voices, including from within the black community itself, such as Thomas Sowell and Wilfred Reilly. These people are not racists or ‘Uncle Toms’. They are intelligent scholars who reject a narrative that strips black people of agency and systematically externalizes the problems of the black community onto outsiders. Their view is entirely absent from the departmental and UCB-wide communiques.

The claim that the difficulties that the black community faces are entirely causally explained by exogenous factors in the form of white systemic racism, white supremacy, and other forms of white discrimination remains a problematic hypothesis that should be vigorously challenged by historians. Instead, it is being treated as an axiomatic and actionable truth without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its profound flaws, or its worrying implication of total black impotence. This hypothesis is transforming our institution and our culture, without any space for dissent outside of a tightly policed, narrow discourse.

A counternarrative exists. If you have time, please consider examining some of the documents I attach at the end of this email. Overwhelmingly, the reasoning provided by BLM and allies is either primarily anecdotal (as in the case with the bulk of Ta-Nehisi Coates’ undeniably moving article) or it is transparently motivated. As an example of the latter problem, consider the proportion of black incarcerated Americans. This proportion is often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nti-black. However, if we use the precise same methodology, we would have to conclude that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s even more anti-male than it is anti-black.

Would we characterize criminal justice as a systemically misandrist conspiracy against innocent American men? I hope you see that this type of reasoning is flawed, and requires a significant suspension of our rational faculties. Black people are not incarcerated at higher rates than their involvement in violent crime would predict. This fact has been demonstrated multiple times across multiple jurisdictions in multiple countries.

And yet, I see my department uncritically reproducing a narrative that diminishes black agency in favor of a white-centric explanation that appeals to the department’s apparent desire to shoulder the ‘white man’s burden’ and to promote a narrative of white guilt.

If we claim that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s white-supremacist, why is it that Asian Americans, Indian Americans, and Nigerian Americans are incarcerated at vastly lower rates than white Americans? This is a funny sort of white supremacy. Even Jewish Americans are incarcerated less than gentile whites.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your average white supremacist disapproves of Jews. And yet, these alleged white supremacists incarcerate gentiles at vastly higher rates than Jews. None of this is addressed in your literature. None of this is explained, beyond hand-waving and ad hominems. "Those are racist dogwhistles".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is white supremacist". "Only fascists talk about black-on-black crime", ad nauseam.

These types of statements do not amount to counterarguments: they are simply arbitrary offensive classifications, intended to silence and oppress discourse. Any serious historian will recognize these for the silencing orthodoxy tactics they are, common to suppressive regimes, doctrines, and religions throughout time and space. They are intended to crush real diversity and permanently exile the culture of robust criticism from our department.

Increasingly, we are being called upon to comply and subscribe to BLM’s problematic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department is being presented as unified on the matter. In particular, ethnic minorities are being aggressively marshaled into a single position. Any apparent unity is surely a function of the fact that dissent could almost certainly lead to expulsion or cancellation for those of us in a precarious position, which is no small number.

I personally don’t dare speak out against the BLM narrative, and with this barrage of alleged unity being mass-produc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enured professoriat, the UC administration, corporate America, and the media, the punishment for dissent is a clear danger at a time of widesprea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I am certain that if my name were attached to this email, I would lose my job and all future jobs, even though I believe in and can justify every word I type.

The vast majority of violence visited on the black community is committed by black people. There are virtually no marches for these invisible victims, no public silences, no heartfelt letters from the UC regents, deans, and departmental heads. The message is clear: Black lives only matter when whites take them. Black violence is expected and insoluble, while white violence requires explanation and demands solution. Please look into your hearts and see how monstrously bigoted this formulation truly is.

No discussion is permitted for nonblack victims of black violence, who proportionally outnumber black victims of nonblack violence. This is especially bitter in the Bay Area, where Asian victimization by black assailants has reached epidemic proportions, to the point that the SF police chief has advised Asians to stop hanging good-luck charms on their doors, as this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overwhelmingly black) home invaders. Home invaders like George Floyd. For this actual, lived, physically experienced reality of violence in the USA, there are no marches, no tearful emails from departmental heads, no support from McDonald’s and Wal-Mart. For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ur silence is not a mere abrogation of our duty to shed light on the truth: it is a rejection of it.

The claim that black intraracial violence is the product of redlining, slavery, and other injustices is a largely historical claim. It is for historians, therefore, to explain why Japanese internment or the massacre of European Jewry hasn’t led to equivalent rates of dysfunction and low SES performance among Japanese and Jewish Americans respectively. Arab Americans have been viciously demonized since 9/11. as have Chinese Americans more recently. However, both groups outperform white Americans on nearly all SES indices – as do Nigerian Americans, who incidentally have black skin. It is for historians to point out and discuss these anomalies. However, no real discussion is possible in the current climate at our department. The explanation is provided to us, disagreement with it is racist, and the job of historians is to further explore additional ways in which the explanation is additionally correct. This is a mockery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Most troublingly, our department appears to have been entirely captured by the interests of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more broadly. To explain what I mean, consider what happens if you choose to donate to Black Lives Matter, an organization UCB History has explicitly promoted in its recent mailers. All donations to the official BLM website are immediately redirected to ActBlue Charities, an organization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bankrolling election campaigns for Democrat candidates. Donating to BLM today is to indirectly donate to Joe Biden’s 2020 campaign. This is grotesque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American cities with the worst rates of black-on-black violence and police-on-black violence are overwhelmingly Democrat-run. Minneapolis itself has been entirely in the hands of Democrats for over five decades; the ‘systemic racism’ there was built by successive Democrat administrations.

The patronizing and condescending attitudes of Democrat leaders towards the black community, exemplified by nearly every Biden statement on the black race, all but guarantee a perpetual state of misery, resentment, poverty, and the attendant grievance politics which are simultaneously annihilating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black lives. And yet, donating to BLM is bankroll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s of men like Mayor Frey, who saw their cities devolve into violence. This is a grotesque capture of a good-faith movement for necessary police reform, and of our department, by a political party. Even worse, there are virtually no avenues for dissent in academic circles. I refuse to serve the Party, and so should you.

The total alliance of major corporations involved in human exploitation with BLM should be a warning flag to us, and yet this damning evidence goes unnoticed, purposefully ignored, or perversely celebrated. We are the useful idiots of the wealthiest classes, carrying water for Jeff Bezos and other actual, real, modern-day slavers. Starbucks, an organisation using literal black slaves in its coffee plantation suppliers, is in favor of BLM. Sony, an organisation using cobalt mined by yet more literal black slaves, many of whom are children, is in favor of BLM. And so, apparently, are we. The absence of counter-narrative enables this obscenity. Fiat lux, indeed.

There also exists a large constituency of what can only be called ‘race hustlers’:hucksters of all colors who benefit from stoking the fires of racial conflict to secure administrative jobs, charity management positions, academic jobs and advancement, or personal 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

Given the direction our history department appears to be taking far from any commitment to truth, we can regard ourselves as a formative training institution for this brand of snake-oil salespeople. Their activities are corrosive, demolishing any hope at harmonious racial coexistence in our nation and colonizing our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life. Many of their voices are unironically segregationist.

MLK would likely be called an Uncle Tom if he spoke on our campus today. We are training leaders who intend, explicitly, to destroy one of the only truly successful ethnically diverse societies in modern history. As the PRC, an ethnonationalist and aggressively racially chauvinist national polity with null immigration and no concept of jus solis increasingly presents itself as the global political alternative to the US, I ask you: Is this wise? Are we really doing the right thing?

As a final point, our university and department has made multiple statements celebrating and eulogizing George Floyd. Floyd was a multiple felon who once held a pregnant black woman at gunpoint.He broke into her home with a gang of men and pointed a gun at her pregnant stomach. He terrorized the women in his community. He sired and abandoned multiple children, playing no part in their support or upbringing, failing one of the most basic tests of decency for a human being. He was a drug-addict and sometime drug-dealer, a swindler who preyed upon his honest and hard-working neighbors.

And yet, the regents of UC and the historians of the UCB History department are celebrating this violent criminal, elevating his name to virtual sainthood. A man who hurt women. A man who hurt black women. With the full collaboration of the UCB history department, corporate America, most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and some of the wealthiest and most privileged opinion-shaping elites of the USA, he has become a culture hero, buried in a golden casket, his (recognized) family showered with gifts and praise. Americans are being socially pressured into kneeling for this violent, abusive misogynist. A generation of black men are being coerced into identifying with George Floyd, the absolute worst specimen of our race and species.

I’m ashamed of my department. I would say that I’m ashamed of both of you, but perhaps you agree with me, and are simply afraid, as I am, of the backlash of speaking the truth. It’s hard to know what kneeling means, when you have to kneel to keep your job.

It shouldn’t affect the strength of my argument above, but for the record, I write as a person of color. My family have been personally victimized by men like Floyd. We are aware of the condescending depredations of the Democrat party against our race. The humiliating assumption that we are too stupid to do STEM, that we need special help and lower requirements to get ahead in life, is richly familiar to us. I sometimes wonder if it wouldn’t be easier to deal with open fascists, who at least would be straightforward in calling me a subhuman, and who are unlikely to share my race.

The ever-present soft bigotry of low expectations and the permanent claim that the solutions to the plight of my people rest exclusively on the goodwill of whites rather than on our own hard work is psychologically devastating. No other group in America is systematically demoralized in this way by its alleged allies. A whole generation of black children are being taught that only by begging and weeping and screaming will they get handouts from guilt-ridden whites.

No message will more surely devastate their futures, especially if whites run out of guilt, or indeed if America runs out of whites. If this had been done to Japanese Americans, or Jewish Americans, or Chinese Americans, then Chinatown and Japantown would surely be no different to the roughest parts of Baltimore and East St. Louis today.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UCB is now an integral institutional promulgator of a destructive and denigrating fallacy about the black race.

I hope you appreciate the frustration behind this message. I do not support BLM. I do not support the Democrat grievance agenda and the Party’s uncontested capture of our department.I do not support the Party co-opting my race, as Biden recently did in his disturbing interview, claiming that voting Democrat and being black are isomorphic. I condemn the manner of George Floyd’s death and join you in calling for greater police accountability and police reform. However, I will not pretend that George Floyd was anything other than a violent misogynist, a brutal man who met a predictably brutal end.

I also want to protect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Cleo is no grovelling handmaiden to politicians and corporations. Like us, she is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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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翻译一下(文章比较长,信达雅有限,图片和数据是我补充的)

亲爱的X,Y,Z教授

我是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之一。虽然我和你们私下见过面,但是我和你们并不是那么熟,所以请原谅我用匿名的方式与您联系。因为我担心如果公开写这封电子邮件可能会导致我丢到工作,而且很可能在这个领域里再也找不到工作。

在最近你们给系里的电子邮件中,提到了我们对多样性(diversity)的保证。但是最近的抗议活动以及我们整个社区对抗议活动的态度缺乏共识,这让我感到越来越震惊。

在你邮件中提供的链接和资源中,我实在找不到任何一个实质性的例子来解释为什么黑人在学术界代表性不足而在刑事系统中代表性过多的情况。

您那些文档中提供的解释中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解释:

即黑人社区的问题都是由白人引起的。如果当白人并没有直接出现的时候,那肯定是白人至上主义或者根植于美国人大脑,灵魂以及制度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造成的。

很多清醒的声音提出了许多有力的反对意见,包括来自黑人社区内部的声音,例如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和威尔弗雷德·赖利 Wilfred Reilly。这些人不是种族主义者或“汤姆叔叔”。他们都是聪明的学者,但他们拒绝成为黑人问题叙事逻辑的传声筒,拒绝系统性地将黑人社区内部的问题转移到社区外部。然而他们的观点在系和UCB的报告中完全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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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两位教授

现在的解释:黑人社区所面临的困难完全是由外部因素,即白人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白人歧视所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的解释是一个有问题的假设,应该接受历史学家们的质疑。

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假设已经被视为公理以及采取实际行动的理论基础,而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这个理论背后的缺陷以及默认所有黑人群体都是低能儿的含义。另外这种假设也正在改变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文化,而且这种假设几乎不留任何异议空间。

这种理论的反例是存在的。如果你有时间,请考虑看一下我附件中的一些文档。绝大多数情况下,BLM及其盟友提供的推理要么主要是各种轶事(例如Ta-Nehisi Coates的大量不置可否的文章)要么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动机。

另外如果我们分析被囚禁美国黑人的比例,这个比例通常被描述成我们的司法系统反黑人。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精确地对性别进行分析,就会得出结论,刑事司法系统更反男性而不是更反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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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的男女比例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推导出结论即美国的司法系统更加系统性地针对无辜的美国男性?我希望您能看到这种推理逻辑背后的问题。黑人的入狱率并没有比黑人参加暴力犯罪的预计的要高。这个事实已经在多个国家,多个司法管辖区得到了多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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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监狱里的种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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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监狱里的种族比例

然而,我看到我在历史系不加批判地全盘背书以白人中心论的叙事逻辑,这种叙事逻辑迎合了历史系想承担“白人负担”的说法并且宣传白人有罪论的心态。

如果我们声称我们的司法制度是白人至上主义者,那么为什么亚裔美国人,印度裔美国人和尼日利亚裔美国人的监禁率都要远低于美国白人呢?这真是一种有趣的白人至上主义。另外即便是犹太裔美国人其监禁率也比普通白人少。按说白人至上者都普遍反犹啊。然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关押的白人罪犯要远远高于犹太人。而您的这些文献中都没有涉及到这些。除了自鸣得意并挥舞着大棒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解释:

“那些是种族主义的狗哨政治”。

“模范少数族裔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编的神话!

“只有法西斯主义者才谈论黑人对黑人的犯罪!”

这些类型的论断并不构成有效的反驳:它们只是随意的冒犯性贴标签,旨在沉默和压制任何不同意见。任何认真的历史学家都会因为这些压制非主流意见的行为而感到警觉:因为在历史的时空长河中充斥着这样压制异见的政权,教义与宗教。他们旨在粉碎真正的多样性,并排斥我们这个系里悠久的批判性文化。

我们被越来越多地要求遵守并赞成这种有问题的BLM历史观,并且系里要求大家在此问题上要统一口径。而且积极地为一些少数族裔特意创建一个职位。而这种表面上的团结是建立在以下这些事实上的:

任何异议分子几乎肯定会遭致报复,被驱逐或者取消教职。

我个人是不敢公开出来反对BLM的叙事逻辑的,以及公开反对这种所谓的团结。这种由行政部门,终身教授们,UC,美国的大企业们,媒体们,批量生产的团结。任何异议在这个风雨飘摇的经济环境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我敢肯定,如果我的名字附在此电子邮件上 ,即使我所相信并可以证明我键入的每个单词,我也会失去工作和以及所有以后的工作。

黑人社区中绝大多数暴力犯罪都是黑人犯下的。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几乎没有人为他们游行,没有默哀,没有来自UC行政部门,院长和系主任们诚挚的慰问信。

信息很明确:只有白人伤害黑人时,黑人的生命才重要。因为黑人暴力倾向是预期的和无法解决的,而白人暴力倾向则需要解释并需要解决方案。请你们看看你们的内心,看看这种说法到底有多可怕。

黑人暴力犯罪中非黑人受害者与非黑人暴力中黑人受害者的比例是不允许讨论的。

这在湾区尤其令人痛苦,因为在该地区,黑人暴力犯罪中亚裔是最大的受害者,不计其数已经快到了传染病的程度。以至于旧金山警察局长已建议亚裔不要在自己的门口悬挂好运护身符,因为这会引起入室抢劫者的关注(绝大多数是黑人,就像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这样的入室抢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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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加州东湾地区连续入室抢劫,绑架,枪击的凶犯

而这种现实的,真实发生的暴力事件,没有人游行,没有系主任们含泪的电子邮件,没有麦当劳和沃尔玛的支持。

对于历史系来说,我们的沉默不仅仅是放弃我们阐明真理的责任:更是对真理的拒绝。

有人声称黑人种族内部暴力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奴隶制和其他各种不公正现象的产物。然而这就需要由历史学家来解释,为什么二战时期对日本人的拘禁,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并没有导致日本人或者犹太人 SES(social economic status) 表现低下?自9/11以来,阿拉伯裔美国人就被恶魔般地妖魔化,最近的华裔美国人也开始被妖魔化。然而,在几乎所有的SES指数上 ,这两个群体的表现都比美国白人好。甚至尼日利亚裔美国人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后者的皮肤都是黑色的。历史学家应该指出并讨论这些异常情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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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尤其是华裔的SES是表现最好的)

但是,在我们历史系当前的形势下,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讨论。历史的解释是他们塞给我们的,如果不同意就是种族主义。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进一步探索其他正确解释,现在的这种方式是对历史研究这个职业的嘲弄。

最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的部门似乎已完全被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DNC和民主党的利益所俘获。为了解释我的意思,我举例说明,假如你考虑给Black Lives Matter组织捐款,因为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历史系在最近的邮件中明确推广了该组织。

BLM官方网站上的所有捐款链接都会立即重定向到ActBlue Charities,而该组织主要关注为民主党候选人提供资金的竞选活动。

向BLM捐款就是间接向Joe Biden2020年竞选捐款。

鉴于黑人对黑人的暴力犯罪和警察与黑人暴力事件发生率最高的美国城市绝大多数是由民主党统治,因此这也太过怪诞了。比如明尼阿波利斯本身已经完全掌握在民主党手中超过了五十年 ; 那里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就是由历届民主党政府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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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livesmatter官网中捐款按钮

后面的跳转链接验证了教授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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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后的页面

拜登几乎所有关于黑人的声明都体现了民主党领导人对黑人社区傲慢与怜悯的态度,这几乎保证了黑人社区永久的苦难,怨恨,贫穷和随之而来的苦难政治,在此同时也消灭了美国的政治言论空间和黑人生活的希望。向BLM捐款变成正在资助诸如像明州弗雷市长之类的人的竞选活动: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城市沦为暴力之城。这就是一个试图从善意出发,进行必要警察改革的政党在行动中的各种荒诞表现,这也是我们历史系的怪诞表现。更糟糕的是,在学术界几乎没有异议的渠道。我拒绝为党派服务,你也应该拒绝为党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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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著名的言论:如果你(黑人)在我和特朗普之间不知道选谁,那你就不是黑人

而我们本该对一些大公司们发出警告,但是那些令人发指的证据,要么并未引起注意,或者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者受到不正当的赞扬。其实我们是那些最富有的阶级有用的白痴,我们可以帮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的奴隶们送送水。星巴克(Starbucks)的咖啡种植园供应商,正在使用着字面意义上黑奴。而星巴克它支持BLM。索尼是一个使用钴矿的公司,而这些钴矿是由真正黑人奴隶开采的,其中甚至许多人还是儿童,而SONY支持BLM。由于缺少反面的叙事才使得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是那么令人困惑。

还有一个只能称为“种族骗子”的群体:他们从引发的种族冲突大火中受益,以确保他们的行政工作职位,慈善管理职位,学术工作的位置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或个人的政治资本。

考虑到我们的历史系似乎从来没有对真理的承诺,我们可以视自己为品牌蛇油销售人员的培训机构。这种行为具有腐蚀性,破坏了我们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希望,并侵占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许多论调都是种族隔离主义的论调。

如果MLK今天能在我们的校园里讲话,他很可能被称为汤姆叔叔。我们正在培训的精英领袖们明确打算摧毁现代历史上唯一真正成功的种族多元化社会。相比之下中国的积极进取,零移民和强硬的法制越来越展现为美国的全球政治的替代品,我问你:我们这么做明智吗?我们真的在做正确的事吗?

最后,我们的大学和历史系发表了许多声明来赞扬乔治·弗洛伊德。Floyd是一位重罪犯,曾以枪口抵着一名黑人孕妇。他与一帮暴徒闯入她的家,并用枪指着孕妇的肚子,他吓坏了社区中的妇女。他自己遗弃了多个孩子,他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连最基本的人格测试都没有通过。他是一个吸毒者,有时还是一个贩毒者,他还是一个骗子,骗了他诚实而勤奋的邻居们。

然而,UC的管理人员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学家正在庆祝这名暴力罪犯。

将他的名字提升为虚拟的圣人。

一个伤害女人的男人。

一个伤害黑人妇女的男人。

在UCB历史系,美国大公司,大多数主流媒体以及美国一些最富有和最具有特权的意见领袖的全面合作下,他已成为文化英雄,被埋在金棺材中,给他的家人送来礼物和赞美。

美国人在社会的压力下向这个暴力分子下跪。

一整代黑人被胁迫认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然而他绝对是我们这个种族和物种最差的样板。

我为我的历史系感到羞耻。我会说我也为你们俩感到羞耻。但也许您同意我的看法,并且像我一样,只是害怕说实话遭到报复。当您必须下跪才能保住工作时,很难知道下跪着意味着什么。

我的身份不应该影响到我上面论点的强度,但是为了留个记录,我也是以一个有色人种的身份写的。我的家人就曾遭受过Floyd这样人的伤害。我知道民主党对我们种族的蔑视与傲慢。我们非常熟悉他们愚蠢的假设:即我们太愚蠢而无法进行STEM的学习,我们需要特殊的帮助和特殊的保护和较低的要求才能取得成功。我有时觉得和观点鲜明的法西斯主义打交道会不会更加容易一些,毕竟他们会直接了当称我们为劣等民族,而且还不太会和我们共享同一个种族。

一直存在的低期望,低标准,以及白人的善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辛勤工作,这在心理上是毁灭性的。在美国,没有其他群体被其所谓的盟友以这种方式系统性地消沉!整整一代的黑人孩子都被教导说,只有乞讨,哭泣和尖叫,他们才能从内心存在白人原罪的白人身上获得施舍!

没有什么消息可以比白人的原罪感快要消失了或者美国白人本身快要成少数民族了,这种消息能够更加确定地摧毁这个种族的未来。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日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或华裔美国身上,那么唐人街和日本城一定也会和今天的巴尔的摩和东圣路易斯最乱的地区一样。今天UCB的历史部门已经成为一个摧毁黑人意志对黑人进行系统性破坏不可或缺的机构!

我希望您能感受到这封邮件背后的挫败感。我不支持BLM。我也不支持民主党暗搓搓的计划,以及对我们历史系不由分说的侵占。我更不支持绑架我们种族的政党的竞选,就像拜登最近在采访中所做的那样,他声称投票民主党和黑人是等价的。

我也谴责导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亡的方式,我也与您一道呼吁加强警察责任制和警察改革。

但是我不会假装认为George Floyd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暴力份子,一个厌恶女性主义者,一个野蛮的人,而他的结局可想而知。

我也想保护我们如何研究历史。克莱奥女神并不是大公司,政治家任人驱使的女仆。

像我们一样,她是自由的。

来源时间:2020/6/14   发布时间:2020/6/14

旧文章ID:22052

新京报:直面被疫情改变的世界

作者:佘宗明  来源:新京报评论

“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非传统安全领域人类与病毒的一场世界大战”……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世界舆论为之加载了很多“最”字号标签。

时至今日,这场波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对全球的影响无疑已超出无数人的预期:其链式反应早已溢出公共卫生与社会生活层面,朝着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领域快速渗入。

全球同此凉热,但这不等于世界各地都在“同温层”。其中的“温差”,既体现在疫情冲击力度上,也体现在应对方式上。到头来,这二者的交叉影响,牵扯着国家重大风险抵御能力,也冲击着全球化的网状结构,更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地缘版图。

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的历史分界点,其影响是划时代的。还有些观察者把此次疫情视作为“全球化游戏规则改变者”。

时变,势变,世变。“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在当下毫不突兀。

或许很多人只知“青萍之末”的摇曳而不知“风已至”,只知“微澜之间”的起伏而不知“浪已来”,但变化正在发生。而我们,正在经历和见证新的历史。

与新的历史伴随而至的,是新难题和新机遇。

不可否认,疫情的肆虐是对全世界的一种压力测试。太多的不确定性汹涌而至,太多的问题堆在了面前:疫后世界会好吗?又该怎么让世界变得更好?

但越是在时代漩涡中,世界越需要找准方位。

而那些能穿越迷雾、能跳出窠臼的观察,那些着眼大格局、基于大视野的洞见,能帮助时下从“不确定”中去寻找“确定性”。

正因如此,新京报策划了“疫见·世界观——海外大咖访谈录”这组专题,邀请海外思想大家去剖析疫情之下与之后的世界格局:接下来,世界政治格局会怎么“排列组合”?“全球化进程”会迎来逆转还是分叉?人类该如何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危机挑战?全球卫生治理将走向何方……

“把脉”是为了更好地对症施策。“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而怎样克服掉“危”、把握住“机”,需要有深度、有广度、有价值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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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图中二维码,可看新京报“疫见·世界观——海外大咖访谈录”专题。

在这些访谈中,各位海外大咖做出了很多颇具启发性的思考,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谈及大国合作时就讲到:中美等世界大国在全球公共产品合作上的潜力很大;

如《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指出的,“(疫情下的)种族主义和怪罪外国人,其实就像尿裤子一样——在短时间内,尿裤子会让你感觉良好。但不久后,你就会感到寒冷和不舒服,还会引起尴尬”……

“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思考会让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下一步怎么走”。而大方之家的思考,总是能启发更多人的思考。这些思考,便是我们化危为机的利器。

我们坚信,“克服了危即是机”。这需要更多的思考,需要我们直面被疫情改变的世界,并以此为基点,去克服危机,把握机遇,为度过当下的难关乃至解决未来5-10年的战略发展命题,探寻应对之策。

来源时间:2020/6/14   发布时间:2020/6/14

旧文章ID:22051

高校们太难了!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哈工大、哈工程再躺枪,MATLAB 正版软件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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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琳  来源:雷锋网

哈工大、哈工程太难了。

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美国居然又对 MATLAB 软件动手了。

据知乎网友反映,哈工大学生收到了正版软件取消激活的通知,而在与 MATLAB 开发公司 MathWorks 交涉之后,才得知因为美国政府实体名单的原因,相关授权已被中止。

"高校们太难了!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哈工大、哈工程再躺枪,MATLAB

不过,对此,知乎网友也表示,哈工大、哈工程遇到这样的遭遇也是正常的。

据雷锋网此前报道,从这 13 所被列入“实体清单”的高校来看,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外,都是一些理工科高校,这些高校大都是研究一些高精尖技术,而且在世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教学内容涉及航空航天技术、材料、仪器、计算机、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这样一来也就很好理解美国为什么要禁用 MATLAB 了。

工科学生必备数学软件——MATLAB

所以,MATLAB 究竟是啥?被禁用之后会有多大影响呢?

百度百科显示,MatLab 是由美国 The MathWorks 公司出品的商业数学软件,目前世界上 180 多个国家的超过三百万工程师和科学家在使用 MATLAB 和 Simulink。

"高校们太难了!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哈工大、哈工程再躺枪,MATLAB

MATLAB 是 matrix 和 laboratory 两个词的组合,意为矩阵工厂(矩阵实验室)。是由美国The MathWorks 公司发布的主要面对科学计算、可视化以及交互式程序设计的高科技计算环境。

它将数值分析、矩阵计算、科学数据可视化以及非线性动态系统的建模和仿真等诸多强大功能集成在一个易于使用的视窗环境中,为科学研究、工程设计以及必须进行有效数值计算的众多科学领域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案,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非交互式程序设计语言(如C、Fortran)的编辑模式,代表了当今国际科学计算软件的先进水平。

MATLAB 和 Mathematica、Maple 并称为三大数学软件。它在数学类科技应用软件中在数值计算方面首屈一指。MATLAB 可以进行矩阵运算、绘制函数和数据、实现算法、创建用户界面、连接其他编程语言的程序等,主要应用于工程计算、控制设计、信号处理与通讯、图像处理、信号检测、金融建模设计与分析等领域。

MATLAB 的基本数据单位是矩阵,它的指令表达式与数学、工程中常用的形式十分相似,故用 MATLAB来解算问题要比用 C,FORTRAN 等语言完成相同的事情简捷得多,并且 MATLAB 也吸收了像 Maple 等软件的优点,使 MATLAB 成为一个强大的数学软件。在新的版本中也加入了对 C,FORTRAN,C++,JAVA 的支持。

初始版本发布于 1984 年。软件包含的数十个工具箱功能涵盖数学计算、建模仿真、电子通信、机械化工、汽车航空、电力能源、经济金融、生物医学等多个学科。现在提供有企业版、校园版和家庭版,当前世界上有数百万工程师与数学家都在使用 MATLAB。

2019 年 3 年 15 日,哈工大发布了 MATLAB 校园版上线的通知,向全校师生提供 MATLAB 软件单机版的个人注册使用。在哈工大内部,MATLAB 将在航天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及软件学院、数学研究所等十数个学院和研究机构广泛应用。

"高校们太难了!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哈工大、哈工程再躺枪,MATLAB

哈工大的学生也借此调侃称:

第一次使用正版服务,就客客气气的拒绝为我服务……

"高校们太难了!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哈工大、哈工程再躺枪,MATLAB

禁用之后怎么办?

对于这样的结果, MathWorks 的一位员工表示很无奈,毕竟人在屋檐下,不敢不低头。

"高校们太难了!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哈工大、哈工程再躺枪,MATLAB

Mathworks 作为有军工应用产品的美国公司,只能遵守法规,并不是 Mathworks 主动要搞事情,与华为一样,我们只能被迫接受。

所谓被禁也只是不能提供技术支持和未来的商务合作,之前卖出去的正版 license 还是可以用的,华为也是能继续用之前买的 toolbox 的。

那么,对于老师和学生们而言,MATLAB 被禁用之后,对他们影响几何呢?

从知乎网友们的讨论来看,总体而言影响不大。

一位电子电器工程博士表示:没什么实质变化,反而会刺激“教育”上层,让人们意识到系统仿真软件的重要性。

"高校们太难了!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哈工大、哈工程再躺枪,MATLAB

阿木实验室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高校们太难了!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哈工大、哈工程再躺枪,MATLAB

但也有人指出,幸好 MATLAB 可以被其他语言替代,不慌,只希望微软、office 和Adobe 套件等常用软件不要被禁用。

"高校们太难了!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哈工大、哈工程再躺枪,MATLAB

也有人提出了应对办法,中国科学院博士后刘峰表示核心技术需要自力更生,我辈当自强!

"高校们太难了!继被列入实体名单后,哈工大、哈工程再躺枪,MATLAB

对此,你怎么看呢?

参考来源:

【1】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0551624

【2】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2005/MTFXpq3s4mMh8Rls.html

来源时间:2020/6/14   发布时间:2020/6/11

旧文章ID:22050

最新报告:54位教授在美失业,华人为主,很少转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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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水送  来源:知识分子

导 读

在美国右派政客的煽动下,201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联邦调查局(FBI)启动了对生物医学教授与中国的关系的调查。399人被列入怀疑行列。调查之初,美国右派称华人偷窃美国知识产权,搜索个人或单位服务器存档的电子邮件、雇佣一批华人搜集情报。在 “挖地三尺式” 的调查之后,发现4%的人潜在有知识产权问题(尚未经法庭检验达到判罪标准)。根据NIH的调查报告,被调查者最大的两个 “罪名” 是没有披露与中国关系、参加中国人才计划。

事实上,原本NIH对国际合作的的披露要求也不清楚。上个月,“李晓江案” 结束后,法庭认为披露问题和加入中国人才计划都不能判罪,但法庭以偷税漏税判李晓江一年、罚款几万美元。而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缓行一年的李晓江,得到美国法官允许,已回到中国继续研究工作。

2018年年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联合联邦调查局(FBI)等部门发动规模浩大、主要针对在美华人学者或与中国有关联的美国学者的调查行动,调查行动的由头是担心知识产权泄露。但根据NIH最新披露的统计数据,实际情况跟这一预设的 “目标” 相差甚远。

据6月13日美国《科学》杂志报道,美国NIH副主任 Michael Lauer 本周五公布了一份系统性调查报告,称在NIH调查的189名研究者中,93%隐藏了来自中国方面的科研经费,但只有4%的人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另有9%的人隐藏了在国外设立公司的情况(但并非全都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最终在调查压力下,有54名学者因未完全披露与中国的合作遭开除或主动提出辞职,其中绝大多数为华人学者。也有学者因此遭到起诉、判刑。

此次报告的公布,意味着被调查的研究者并未像此前美国NIH和FBI宣称的那样:系统性将知识产权转移至中国或其他国家。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指出,即使是4%涉及知识产权的被调查者,也有可能是个人自身的问题,并不能说明当初中国设立的人才计划是为了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此前,饶毅致信美国NIH院长 Francis Collins,称此次调查主要针对华人学者,“所谓美国生物医学研究面临威胁的信令人震惊,因为这是和平时期第一次政府官员限制科学交流”。

根据 Lauer 公布的调查报告,在此次行动中,美国政府调查的学者人数近400人(美国NIH调查的人为189人),其中有121人遭到了FBI的问讯,在这些学者中,63%的人存在 “有问题”,19%的人 “没有问题”。另有44名学者被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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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NIH总结被调查者主要涉及的“不良行为”

在《科学》杂志的报道中,Lauer 还透露了更多的调查细节,仅NIH调查的研究人员就多达189名(不包括美国FBI等其他部门调查的人员),这些研究者来自美国87个科研机构,涉及NIH的285个科研项目,项目金额高达1.64亿美元。调查报告显示,大约70%(133名)的被调查者未披露来自国外的科研经费,54%没有披露自己参与了国外的人才计划,另有5%的人违背了NIH基金评审的同行评议规则。

另外,此次被调查的研究者中82%是亚裔。Lauer 对此表示,这并不意外,因为这些人主要参与了来自中国的人才计划。言下之意,这次系统性的调查本来就是主要针对中国的人才计划。

对于这一结果,Collins 对《科学》杂志表示,“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看到的,这项调查工作并不有趣”。

该报告的公布,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主要针对华人学者的审查将告一段落。对此 Lauer 总结道,需要加强合作和对话(包括同中国),而不是制造 “有毒” 的科研环境。“我们需要重申国外科学家在生物医药领域的贡献,我们不能制造不欢迎他们的气氛”。Lauer 在报告中指出。不过,针对外国势力的调查仍在继续,还有少量的案件还未出具结果。

在这次规模浩大的调查行动中,并非只有华人学者遭受牵连,与中国有合作和关联的欧美裔学者也难免遭殃。

两个典型的案例如下:

2019年12月底,莫菲特癌症中心院长及CEO李斯特,以及中心主任托马斯·塞勒斯(Thomas Sellers)在压力之下被迫辞职,原因是他们被指在中国工作且未如实向中心报告,违反了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for violation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rules through their work in China)。该中心其他4名学者也因未遵守相关规章制度一同被开除。

2020年6月9日,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前系主任、五院院士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也因曾在武汉理工大学工作,涉嫌向美国调查部门作伪证,并称他为该校的战略科学家,遭到了美国司法部的起诉,如果证据确凿,他将面临5年的牢狱之灾,3年的监外查看,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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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er强调加强广泛的对话,让该计划变得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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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此次调查的主要内容

Lauer 还表示,中国的人才计划需要更加透明,美国在调查时也应透明,他呼吁双方需要进行广泛的对话。

不过,美国将如何与中国进行对话,以及共同推动调查以及人才项目的透明度,目前尚不清楚。

两年前,在美国政府展开调查之初,饶毅致函 Collins,“如果有竞争,应该如奥林匹克运动一样。” 

参考资料

1.Fifty-four scientists have lost their jobs as a result of NIH probe into foreign ties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6/fifty-four-scientists-have-lost-their-jobs-result-nih-probe-foreign-ties?utm_source=newsfromscience%3Dflipboard%3Dflipboard2464680

2.美国五院院士因与中国合作遭起诉,在美华人科研工作者风声鹤唳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9289.html

3.饶毅致信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院长:科学家应该有脊梁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3894.html

4.美国查撤涉华多位学者,含中国高校副校长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8466.html

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chinese-american-scientist-societies-fear-racial-profiling-65627

来源时间:2020/6/14   发布时间:2020/6/14

旧文章ID:22049

David M. Lampton: Joe Biden Should Avoid Trump’s China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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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 M. Lampton  来源:National Interest

Biden needs a China policy that won’t be at cross purposes with his domestic aims, serves our strategic requirements, wins friends, and does not trap him in a dead-end of Trump’s devising.


One thing should be clear now. With the currently colliding crises of global pandemic, world-wide economic distress, and racial and social injustice at home and abroad, China is not America’s biggest problem. Likewise, America is not China’s greatest challenge. The only question in this U.S. political season is, “Who will have the guts to blurt out this tru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taken his distracting and deflecting position—China is the biggest problem. Why do American leaders and citizens who reject this president’s judgement in every other policy domain follow his lead on China? Conceding that Beijing is doing almost all within its power to produce a hostile U.S. foreign policy by bullying neighbors and much else, will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articulate a more productive approach now? Or alternatively, will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deploy expedient, campaign-driven rhetoric, thereby making a national-interest-based policy toward China more difficult should he be elected? Bill Clinton rode to power in 1992 in part on the horse of anti-China rhetoric, the “Butchers of Beijing,” only to have the first part of his presidency consumed with shoveling-up the mess. The next mess will not be so easily sanitized.


Most Democratic Party cognoscenti assert that candidate Biden will not (and should not) permit Trump to paint him as “soft on China”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this campaign. Their advice likely will be taken,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post-election problem of squaring election rhetoric with post-election necessitie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Biden should not engage in a rhetorical race to the bottom on China with Trump now, not only because he doesn’t need to, but more importantly because threads of his current campaign and his past personal experience provide a more intelligent alternative. In so doing, he avoids having to modify policy later at great potential cost to his credibility.


Odd to say, candidate Biden should rip a page from Deng Xiaoping’s immediate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playbook in China. Mao Zedong, Deng’s erratic predecessor, left an unmitigated disaster for his successor, as is Trump’s legacy to America. Upon gaining power in the late-1970s, Deng prioritized stabilizing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focus on system-threatening internal challenges—the economy, jobs, social justice,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Deng did not ignore foreign policy. Rather, he made it serve China’s needs for internal change and renewal.


In a June 2 speech in Philadelphia, Joe Biden in effect re-launched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focusing on 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and rebuilding America. In so doing, inadvertently perhaps, he has created space to avoid being trapped or boxed-in by a Trump blaming China for most of America’s ills. While clearly calling-out Xi Jinping and his political allies in Beijing for their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nsgressions, not least Hong Kong and Xinjiang,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s strategic objective should be to avoid making the “China problem” worse in order to focus on America’s core challenges once he is elected—making America a stronger, more competitive, and more just society. How might he do so? Biden has extensive past experience dealing with China’s current paramount leader.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what already seems to be a subtext of the Biden campaign—call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rump creates phony punching bags to deflect attention from his own blunders. China is not blameless, there is much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hold the Beijing elite accountable for, but America’s problems are generally of its own making—certainly within our power to ameliorate. “The fault, dear Brutus, is not in our stars, but in ourselves.” If we manage our own house in an orderly, admirable fashion, we can have more influence globally than any combination of sanctions and opprobrium can exert. Symbolic, unanimous congressional resolutions about China often are an excuse for domestic inaction.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who told me that for many Chinese America had been a role model for sound governance—no more. So, job one is simply to say, “China is a problem, but it is not our key problem.” We need to manage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that we can restore our power, increase citizen welfare across the board, and reclaim our civic virtue.


Second, Biden should defend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s that have been assaulted by Trump and his know-nothings. The absence of any systematic decision making has resulted in flip flops on Taiwan, Hong Kong, trade, and allies. All this reflects the personality of a mercurial president and the absence of a stabilizing China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 first step in restoring and improving such a process would be pledging to fill key foreign and security slots that Trump has either failed to populate at all or into which he has inserted persons in “acting” capacity, individuals who can avoid Senate confirmation and who have little or no credibility within the bureaucracies over which they nominally preside.


Regardless of what Beijing may wish to communicate to Washington, it is a disastrous state of affairs when high-level Chinese officials after high-level Chinese officials say that they “don’t even know who to call” in the U.S. government to address issues outside of the trade area. Because of this vacuum, at the onse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eijing desperately reached out to the Trump family, Jared Kushner in particular, only to find that the first son-in-law quickly became toxic in American politics because of his real estate and other entanglements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cluding those involving China.


Third, to be effective, America has to say what it wants from Beijing that is remotely feasible—incidentally, we should want a lot. Trump’s de-facto regime change stance toward Beijing is something no government on earth would accept as a backdrop for negotiation. Instead, Biden should advance an achievable general objective and then be steadfast in its pursuit. The posture of a hopefully new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We are more than willing to make room for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ut we demand reciprocity, fair relations in bilateral dealings in the context of observing global norms.” That is what we should relentlessly pursue. Instead, beyond demanding more U.S. exports to China, Trump has articulated no consistent and achievable purpose in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indeed, has cut off all the meaningful dialogues that existed under both the Obama-Biden and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s. Moreover, to be credible to Beijing we have to reclaim our friends and allies, not drive them away.


Above all, a new administration should use the “strategic window of opportunity” that the above steps would provide to increase Americ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by which I do not principally mean military hardware. The areas needing attention that are fundamental to the nation’s future well-being and influence are obvious: nurturing a healthy and well-educated citizenry; reducing inequalities and creating a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renewing and modernizing infrastructure; and, vastly expand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like Space-X and NASA are just one facet of what we can do to seize this generation’s “Sputnik Moment.” These are elements of a policy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national interests, practicality, and decency.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stance that Biden articulated in Philadelphia on June 2.


In short, Biden needs a China policy that won’t be at cross purposes with his domestic aims, serves our strategic requirements, wins friends, and does not trap him in a dead-end of Trump’s devising.


David M. Lampton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oe-biden-should-avoid-trumps-china-trap-162658

来源时间:2020/6/14   发布时间:2020/6/13

旧文章ID:22048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6月1日-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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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49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18)


(6月1日—6月10日)

 6月上旬,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700万,美国确诊病例超过200万例,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达150万例,非洲也已经超过20万例。中国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哈佛大学一篇论文称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早在去年8月底就在武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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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的美国各地的示威活动逐渐平息,包括四位前总统在内的美国众多名人相继发声。

 港版国安法立法后续效应继续显现。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均表示将向拥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香港人修改移民政策,蓬佩奥斥责汇丰银行支持北京终结香港自治权的举动,安倍晋三希望日本引领七国集团发表一份有关香港的声明。

 中美矛盾仍在继续。如中美航线之争,限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学生或研究人员入境,美国拟邀请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及俄罗斯领导人加入G7峰会,美国国务院发布《2019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共和党议员提出一份涉及中国人权问题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则无意参加“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反对华盛顿提出的全面恢复对伊朗所有制裁的说法。

 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与中国的摩擦。如中印冲突,由多国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宣布成立,北约秘书长提出应对中国崛起的“安全后果”,澳大利亚总理针对中国警告民众不要前往澳大利亚旅游和学习表示不会被威胁吓倒,欧盟指责北京散播有关新冠肺炎的不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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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美国白宫政府网站美国时间29日发布《关于暂停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以非移民身份入境的公告》,称中国政府使用学生获取美国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从6月1日起,持F类和J类签证赴美学习或研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学生或研究人员将被限制入境。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要求立即结束蔓延全美的骚乱和违法行为。他还说,如果地方政府拒绝采取行动,他将部署军队维持秩序。这是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发酵一周后,特朗普首次面向全国发表讲话。

6月2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将今年的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规模扩大,邀请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及俄罗斯领导人加入,同时将会议由6月延期至9月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针对中国搞小圈子不得人心,也不符合有关国家利益。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Dominic Raab)就中国全国人大推行港版国安法立法,及英方相应回应在英国议会发言并接受议员质询。拉布在发言中重申,一旦北京在香港落实港版国安法,将延长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持有者免签入英权利从目前的6个月至12个月,其间容许他们在英居住、申请读书和工作,并为取得英国公民权铺路。

6月3日

——英国《泰晤士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 刊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的署名文章称,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表态,中国如果坚持向香港颁布“港版《国家安全法》”,英国将修改其移民政策,向拥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香港人提供取得英国公民身份之“路线图”。稍早前,中国警告英方给于BN(O)人士在英居留权是“违背自身立场和承诺”,“违背国际法”,威胁“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北京称已就约翰逊之文章提出“严正交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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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独立尸检结果表明弗洛伊德颈部受压导致窒息死亡。6月3日,官方最终尸检报告显示,弗洛伊德生前曾染新冠肺炎,但他无症状,也非导致死亡的原因。6月5日,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投票表决终止使用锁喉和掐脖子手法。6月8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和多位国会民主党人,在国会山单膝跪地8分46秒向弗洛伊德默哀。6月9日弗洛伊德的葬礼在休斯敦市的一座教堂举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称弗洛伊德之死是 “美国历史的重要拐点之一” ,美国四位前总统也相继为弗洛伊德之死发声。

6月5日

——美国3日下令从16日起禁止中国航空公司飞往美国,借此向中方施压,要求其允许美国航空公司恢复中国航线。 中国民航局4日表示,允许外国航空公司每周运营1班国际往来中国的航班。 这意味着,3家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 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以及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可以恢复中国航线。 美国交通部5日撤回了两日前禁止中国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命令,最新的规定立即生效。

——由多国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简称IPAC)宣布成立。来自八个民主国家以及欧洲议会的议员通过视频阐述了成立该联盟的原因和目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5日敦促各国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停止利用各种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6月6日

——从2020年5月中印冲突以来,双方已进行过多轮会谈,最近的两场分别是6月5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吴江浩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合秘书史耐恩(Naveen Srivastava)举行的视频会议,该次会议后,双方同步称将和平协商处理分歧。6月6日,中印双方再举行军长级会谈。在此次会谈后,印度外交部宣称双方一致认为要和平解决边境争端。华春莹指出,目前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总体上是稳定的、可控的,双方有意愿、有能力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有关问题。

6月7日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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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

——美国总统军控事务特使比林斯利发推特称,美俄已就开展核军控谈判的时间地点达成一致。我们也邀请了中国。中国是否会带着诚意出现和谈判?在6月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关于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无意参加所谓的 “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 ,这个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论坛上当被问及北约是否将中国视为敌人时,斯托尔滕贝格予以否认:“北约不认为中国是新的敌人或对手。”但他提及,北约领导人、各国首脑在去年12月的北约70周年峰会上首次达成共识,即北约必须应对中国崛起的“安全后果”。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英国首席大臣兼外交大臣拉布通电话。王毅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问题。回顾中英关系历史,中方从未干涉英国内政,从不对英国国内事务指手画脚。同样,中方也希望英方尊重中方维护自己领土上国家安全的正当权利。拉布表示,英方愿就今天深入交流的内容进行仔细思考,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继续与中方进行沟通。

6月9日

——6月5日,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消息,提醒民众近期切勿前往澳大利亚旅游。 消息称,近期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澳国内对华人和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行和暴力行为明显增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并在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过去一段时间来,澳大利亚国内针对中国、华人乃至亚裔层出不穷的歧视现象。  6月9日,中国教育部还发布了2020年第1号留学预警。 提醒广大留学人员做好风险评估,当前谨慎选择赴澳或返澳学习。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接受悉尼2GB电台采访时强调,"澳大利亚提供着全世界最好的旅游和教育产品,我知道它们都很吸引人"。 莫里森说,"有一件事澳大利亚会一直坚持就是以我们的国家利益行动,并永不被威胁恐吓"。 他强调虽然澳洲是一个开放贸易的国家,但他绝不会为应对来自任何地方的胁迫,而以澳洲的价值作交换,强调永远只为国家利益行动,不会被威胁吓倒。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近日一篇哈佛大学的论文通过对武汉几所医院附近交通流量和关键词搜索量的分析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早在去年8月底可能就在武汉爆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我觉得如果仅从交通车流量等一些表象来得出这个结论,实在是出奇的荒谬。” “将这么严肃的科学问题进行如此不严肃的处理,实在是让人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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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斥责在香港最大银行、总部设在英国的汇丰银行支持北京终结香港自治权的举动,强调这种向北京“磕头”的做法不会换取多少回报。蓬佩奥谈及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Peter Wong)在一份声明上签名,支持北京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蓬佩奥说,“这种效忠似乎为汇丰赢得很少的北京的尊重,北京继续利用汇丰在中国的业务作为针对英国的政治杠杆”。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第十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双方讨论了国际抗疫合作,包括中欧非三方抗疫合作,愿意共同帮助非洲等卫生系统脆弱的国家更好的来应对疫情。双方也都重申将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希望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能够来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前主任利伯(Charles M. Lieber)被美国一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他被指在与中国 “千人计划” 的关系上向美国政府撒谎。利伯在今年1月28日被捕,原因是他被指隐瞒自己参与了中国的 “千人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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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伊朗呼吁俄罗斯和中国阻挠华盛顿推动延长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的努力。这个根据2015年六方达成的有关伊朗核协议下由联合国实施的禁运将于今年10月到期。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一直对联合国延长及加强对伊朗武器禁运持更强硬的立场,警告解除禁运将让伊朗获取可能用于激化中东地区冲突的武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中国外长王毅分别向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致信,反对华盛顿提出的全面恢复对伊朗所有制裁的说法。

——欧盟公布一份新的战略文件中,指责北京和莫斯科散播有关新冠肺炎的不实信息。欧盟委员会在这份声明中说:“外国参与者和某些第三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锁定欧盟、其周边地区甚至全球进行影响力行动和假讯息宣传活动。”文件批评道:“这种由第三国策划的行动,揭露其利用虚假或诱导性信息造成伤害的意图。” 欧盟委员会呼吁脸书、推特、YouTube和谷歌等社交媒体巨头采取更多措施,打击平台上的假信息,并删除误导性和危险的内容。

——美国国务院发布《2019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会于1998年制订《国际宗教自由法》,从此美国国务院依据该法律,每年对全球各国的宗教自由进行年度评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报告发布会上特别点名中国、尼加拉瓜,以及奈及利亚等国家侵犯宗教自由的状况。

——美国共和党议员提出一份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这份安全报告名为“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威胁”(Strengthening America & Countering Global Threats),是由国会大约150名议员组成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the 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推出的,报告长达115页。报告说,美国将依据之前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授权美国总统对参与严重侵犯人权和重大腐败行为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冻结并禁止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

——日本希望引领七国集团发表一份有关香港的声明。安倍晋三表示七国集团共享自由民主等基本价值观,必须坚定以“一国两制”的框架考虑香港议题。此前日本已单独发表了一份声明,就北京推动港版安全法一事深表忧虑。华春莹回应称这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延伸阅读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1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2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3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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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4   发布时间:20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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