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梦颖  来源：环球网

“唐纳德·特朗普是我有生之年见到的第一位不试图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甚至连假装尝试一下都不愿意，相反，他还要分裂我们”。美国时间3日晚，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爆炸性新闻——2018年12月辞去防长职务的海军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黑人之死”引发的骚乱向特朗普开重炮。CNN网站也插播“突发新闻”称，马蒂斯忍无可忍打破沉默，“用极不寻常的斥责猛攻特朗普”。

CNN：马蒂斯用极不寻常的斥责猛攻特朗普

“我目睹了本周正在发生的事，愤怒、震惊。”马蒂斯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刻在美国最高法院的三角墙上。这恰恰是抗议者们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嘲弄我们宪法的在位者，我们必须拒绝并且追其责任。”

绰号“疯狗”的马蒂斯曾是特朗普政府的国防部长

“唐纳德·特朗普是我有生之年见到的第一位不试图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甚至连假装尝试一下都不愿意，相反，他还要分裂我们”马蒂斯继续批评道，“我们正见证(他)3年来故意而为之所带来的后果。我们正目睹(他)3年来缺乏成熟领导力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完全可以撇开他团结起来，利用我们这个社会与生俱来的力量，正如过去几天所显现的那样。这并非易事，但这是我们对我们同胞的责任。”

接着，马蒂斯还将美国的团结精神与纳粹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呼吁美国人民团结。“在诺曼底登陆前，我们的军队提醒前线士兵，纳粹试图摧毁我们的口号是…… ‘瓜分与侵略’，而美国的回答是“团结”，我们必须振作起来，团结一致来战胜这场危机。”

CNN说，马蒂斯2018年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后一直保持沉默，他曾多次被媒体要求就某些事件发表评论，但为避免自己卷入事件，同时也不希望给军队传递矛盾信息，他一直三缄其口。但过去一周美国发生的内乱，让他忍无可忍。

稍早前，美国现任防长埃斯珀曾在声明中将美国城市形容为“战区”，特朗普更是曾威胁出动军队“统治街头”。马蒂斯明显对这种言论非常不满。“我们必须拒绝任何把我们的城市比作‘战区’的想法，还要求我们的军人去统治它的想法”，马蒂斯说，“在美国本土，我们只有在形势所迫的时候，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能由州长下令出动军队”。

《大西洋月刊》：詹姆斯·马蒂斯谴责特朗普总统，形容他是对宪法的威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对于许多崇拜这位前防长的军人来说，马蒂斯的这一表态是个重要时刻。CNN称，他在向部队发送信号，即美国没有总统特朗普的领导，就可以团结起来。CNN还提到，马蒂斯的这一表态是在华盛顿加强军事存在后做出的。

因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德雷克·乔文“膝盖锁喉”致死，抗议活动在美国至少140个城市继续，27个州已出动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期间，不少警察在控制示威活动现场时朝着示威者发射催泪弹、闪光弹、布袋弹等武器。

6月2日，特朗普首次就“黑人之死”发表全国讲话。他没有安抚民众情绪，而是威胁将派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军人控制局势。美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形容“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似乎非常接近要煽动内战”。当天，为了让总统步行去圣约翰教堂，警方用催泪瓦斯“清场”抗议者的做法进一步“火上浇油”。在特朗普发表强硬讲话数小时后，至少5名警察遭到枪击，被警方橡皮子弹等击伤的示威者人数也在持续增加。

来源时间：2020/6/4   发布时间：2020/6/4

旧文章ID：21934

作者：万海远 孟凡强  来源：财新网

财新：月收入2000元以下有9.64亿人，月，收入5000以上7200万人

月收入不足千元，这6亿人都在哪

2020年06月03日 10:30 来源于财新网；万海远 孟凡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我们要保持战略定位，准确认识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客观评价中国真实的收入分配差距情况，清醒意识到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的相对位置

文丨万海远孟凡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2020年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讲到，我们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一数据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社会各界在追问月收入1000元左右以下的人，真的有6亿这么多吗？这一群体分布于何处，数字的背后又代表着什么。

事实是，总理讲的这个数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在强劲经济增长的带动下，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群体进入了高收入阶层，而且也有多达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也绝不能忽略中国的分配结构仍然是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事实，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之外，他们没有渠道发声，社会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这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

老百姓最为看重的还是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有人迟疑，真有这么多的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人吗？首先是这里的月收入标准问题，国家统计局一以贯之使用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不是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才能被算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若无特别说明，下面都是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个指标，能反映家庭是否可以足够支付衣食住行等必备开支，合理反映家庭教育、医疗与养老负担等最终的社会福利。所以说，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能反映真实民生问题，最能反映家庭或个体生活福利的真实状态，因此也是定性判断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故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甚至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比GDP指标的重要性还要更高。

是否真的有6亿？

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这个数字不免让我们更加理性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真实状态，提醒我们不要忘了中国仍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所以，正如总理所说的，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

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没有任何收入，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如果以1090-2000元标准来界定中低收入者，则该群体的人口规模总量会达到3.64亿。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收入标准为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也即年收入3650美元至36500美元。按照美元与人民币1：6.7的汇率计算，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为2.44万至24.45万人民币，换算下来月收入标准在2000-20000元之间（准确为2033元至20375元之间），表1显示该群体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31.1%，故人口规模为4.38亿人左右。国家统计局在世界银行标准的基础上，认为中产收入标准是月收入在2000-5000元。以这个为标准，则2019年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占比超过26%，实际约有3.64亿人。

这6亿人都在哪？

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6亿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表2发现，在月收入低于1090元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比例高达75.6%，远远高于其他收入群体的占比，这说明绝大部分低收入群体仍然分布于农村地区，城乡分割仍是中国特色最大的问题之一。另外，这6亿人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说明中西部仍然也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

这6亿人中，成年后还未婚的比例为19.8%，平均年龄为38.5岁。其中主要是老小两头，年龄小于等于15岁和大于59岁的人群占比是19.7%和19.1%，明显高于其他收入群体的结构占比。

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月收入低于1090元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说明这一群体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很低，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例也占到了9.6%。

从就业形式来看，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很高的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综合来看，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就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注：本表是2019年数据，根据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CHIP数据推算。

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被认作发达国家”，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表示“中国不再是第三世界”。在国外政客的鼓吹之下，国内一些人也被发达国家的头衔而冲昏了头脑，沾沾自喜于即将或已经迈入了高收入国家，从而出现对中国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误判。

按照人均GDP标准来算，美国是6万美元，全球平均是1.146万美元，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标准至少是3万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因此中国目前还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而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信息，2018年美国人均年收入为3.6万美元（税前收入），平均每个月是3000美元，相当于22000元人民币左右，是中国的8倍多。

进一步从人均可支配收入角度看，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而同期折算美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4427元，是中国的10倍还多。所以说，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标准来看，中国离全球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更属于标准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部分居民的获得感并不足，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仍然是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纺锤形结构，分布曲线呈现非常明显的右偏分布，所以收入差距明显较大，容易出现明显的“被平均”现象。有近43%人口的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有近69%的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而有约84%的人口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口比例更是高达95%左右。

综合来看，中国仍是一个以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并且低收入群体的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超乎想象，这也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距离橄榄型分配格局还有很大距离。虽然4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国家综合实力和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但截至今天，我们人口多、资源少、发展很不平衡的事实仍很明显，有相当一部分居民仍然处于生存线附近。

我们要保持战略定位，准确认识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客观评价中国真实的收入分配差距情况，清醒意识到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的相对位置。所以说，我国仍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目前也不会改变。

http://opinion.caixin.com/2020-06-03/101562409.html

来源时间：2020/6/4   发布时间：2020/6/3

旧文章ID：21932

作者：  来源：

罗莎琳和我为最近几个星期的悲惨的种族不公及其由它们引发的全国性的抗议感到痛苦。我们的心与牺牲者的家庭同在，与所有那些在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和令人发指的残暴面前感到束手无策的人们同在。我们所有人必须关注种族歧视的不道德，但是暴力，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挑动的，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为南方的一个白人男性，我太知道种族隔离和不公给美籍非裔人带来的影响。作为从政人，我有责任把平等带入我的州和我们的国家。1971年，我在就任佐治亚州州长的演说里说， “种族隔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50年之后，我只能满怀痛苦和失望重复这句话。把人不当人使我们所有人都缺乏人性。人类本身就是由美丽和几乎决然不同的人种组成的。我们共同的人性纽带必须克服因恐惧和偏见造成的分裂。

自从1981年离开白宫以后，罗莎琳和我一直为在世界各国推进人权而努力。在这一奋斗之中，我们看到沉默有时候比暴力更致命。有权力、特权和良心的人们必须挺身而出，对被种族歧视所侵蚀的警察和司法制度、不道德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经济分配不均和破坏我们团结一致的民主的政府行为说“不”。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创建一个和平与平等的世界负责。

我们需要一个跟它的人民一样好的政府，我们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

来源时间：2020/6/4   发布时间：2020/6/4

旧文章ID：21922

作者：斯韧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第50期
    美国前总统卡特6月3日就美国最近因种族歧视引发的抗议发表声明。他说，“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创建一个和平与平等的世界负责。我们需要一个跟它的人民一样好的政府，我们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

在美国四位前总统里，克林顿是一个就弗洛伊德的不幸死亡发表声明的。他说，“没有人应该像乔治·弗洛伊德这样死去。事实是，在美国，如果你是白人，你就不会这样死去。这个事实正是很多人感到痛苦和愤怒的潜在原因—一个人生活的轨迹可以因为一个人的肤色被测量和贬值。57年前，马丁·路德·金博士梦想“他的四个小孩的价值不是被他们皮肤的颜色而是被他们性格的内涵所决定”。今天，那个梦想变得更加遥远，如果我们继续接受有色人种不是完全的人这个默认的观点，那个梦想就永远不会成真。”（三名美国前总统就非洲裔美国人遭暴力执法致死表态）

奥巴马在周一的时候也就此事发表声明。他说，眼下的抗议是启动可以带来真正变革的最佳时机。他说，“底线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启动真正的变革，我们不能在抗议和政治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双管齐下。我们必须动员和提高觉悟，我们也必须组织和投票，保证那些承诺改革的候选人当选。”

小布什总统周二也就此发表声明。他说， “很多人对我们的司法制度疑心重重，这并非没有道理。太多的黑人的权利被侵犯，而美国的机构没有对此做出迅速和充分的回应。”他还说，“持久的正义只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抢劫不是解放，毁灭不是进步。”

前总统们只能表明态度，不能决定政策。

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就全国局势发表讲话。他说，“所有美国人都理所当然地对乔治·弗洛伊德的惨死感到惊骇和愤怒。我的政府完全致力于（为他伸张）正义以及他的家人，正义会到来。他不会白死。我们不能允许和平抗议者的正义呼喊被愤怒的暴徒淹没。骚乱的最大受害者是我们最贫穷社区中那些热爱和平的公民。作为他们的总统，我将努力保证他们的安全。我将为保护你们而战。”特朗普在讲话中明确表明，如果美国各州州长不愿动用国防卫队执法，他会调动美国正规军平暴（美国媒体今天报道说目前已有一万多部队官兵在首都华盛顿周围的几个军事基地待命）。周二，美国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成员米勒（James Miller）因特朗普的演讲和国防部长陪同总统去教堂而愤然辞职。周三，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五角大楼说，他不认为现在是动用部队平暴的时候。埃斯珀的前任马蒂斯更直接批评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分裂国家。他说，特朗普是我所知道得总统里“第一个不去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他甚至不屑假装去团结。相反，他在分裂我们。”不少观察家认为，埃斯珀在五角大楼掌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如果说“抗疫”让拜登赋闲在家，“抗议”又让他重见天日。6月2日，拜登在费城市政厅发表演讲，公开批评特朗普煽动暴力。他说，“特朗普把这个国家变成了被旧仇和新恨所裹挟的战场。难道我们就是这样的吗？难道我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吗？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留给我们的儿女和子子孙孙的东西吗？恐惧、愤怒、迁怒于人，而不是追求幸福？无能和焦虑自，我欣赏和自私自利？”

弗洛伊德之死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社会抗争是美国又一次旨在改革的社会运动的开始，还是另一次政治大戏的周而复始？居住在亚特兰大的独立撰稿人杨大巍说，“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种族骚乱波及美国100多个城市。6月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遇刺。8月民主党大会期间芝加哥更是成了全美抗议的中心。还有‘香港流感’大流行，导致近10万美国人死亡。在当年的总统选举中，哈姆弗雷（Hubert Humphrey）和尼克松之间的竞争极具分裂性。最后尼克松靠高举‘法律和秩序’的大旗大获全胜。1968年是美国的噩梦: 死亡、毁灭和疾病。2020年的美国，似乎正进入轮迴。”

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粉丝极多的兔主席认为，“美国近期黑人种族矛盾越严重，社会撕裂及基于种族的党争越尖锐，Trump也会越关注中国问题（包括香港问题）。白宫已经丢下最后的虚伪，正在把自己转化为全球最大的流氓国家，北京也要尽可能做最坏的打算，不要因为Trump的无下限而感到吃惊。”特朗普总统今天决定禁止中国的航班飞往美国似乎验证了兔主席的判断。

无论如何，“抗疫”不果、“抗议”不断的美国已经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不确定时期，美国的国运似乎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风洞。作为你的伴侣，《中美印象》会及时向读者报道美国政情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走向。

美国前总统卡特：我们需要一个跟它的人民一样好的政府

罗莎琳和我为最近几个星期的悲惨的种族不公及其由它们引发的全国性的抗议感到痛苦。我们的心与牺牲者的家庭同在，与所有那些在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和令人发指的残暴面前感到束手无策的人们同在。我们所有人必须关注种族歧视的不道德，但是暴力，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挑动的，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为南方的一个白人男性，我太知道种族隔离和不公给美籍非裔人带来的影响。作为从政人，我有责任把平等带入我的州和我们的国家。1971年，我在就任佐治亚州州长的演说里说， “种族隔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50年之后，我只能满怀痛苦和失望重复这句话。把人不当人使我们所有人都缺乏人性。人类本身就是由美丽和几乎决然不同的人种组成的。我们共同的人性纽带必须克服因恐惧和偏见造成的分裂。

自从1981年离开白宫以后，罗莎琳和我一直为在世界各国推进人权而努力。在这一奋斗之中，我们看到沉默有时候比暴力更致命。有权力、特权和良心的人们必须挺身而出，对被种族歧视所侵蚀的警察和司法制度、不道德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经济分配不均和破坏我们团结一致的民主的政府行为说“不”。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创建一个和平与平等的世界负责。

我们需要一个跟它的人民一样好的政府，我们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

Statement from President Bill Clinton on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the days since George Floyd’s death,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feel grief for his family—and anger, revulsion, and frustration that his death is the latest in a long line of tragedy and injustice, and a painful reminder that a person’s race still determines how they will be treated in nearly every aspect of American life.

No one deserves to die the way George Floyd did.  And the truth is, if you’re white in America, the chances are you won’t.  That truth is what underlies the pain and the anger that so many are feeling and expressing—that the path of an entire life can be measured and devalued by the color of one’s skin.  Fifty-seven years ago, Dr. King dreamed of a day when his “four little children would be judged not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Today, that dream seems even more out of reach, and we’ll never reach it if we keep treating people of color with the unspoken assumption that they’re less human.

We need to see each other as equally deserving of life, liberty, respect, dignity, an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We need to ask ourselves and each other hard questions, and listen carefully to the answers.

Here’s where I’d start.

If George Floyd had been white, handcuffed, and lying on the ground, would he be alive today?

Why does this keep happening?

What can we do to ensure that every community has the police department it needs and deserves? 

What can I do?

We can’t honestly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n the divide and conquer, us vs. them, shift the blame and shirk the responsibility world we’re living in.  People with power should go first—answer the questions, expand who’s “us” and shrink who’s “them,” accept some blame, and assume more responsibility. But the rest of us hav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oo. 

It’s the least we can do for George Floyd’s family, and the families of all other Americans who have been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rather than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depends on it. 

How to Make this Moment the Turning Point for Real Change

Barack Obama

June 1, 2020

As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take to the streets and raise their voices in response to the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and the ongoing problem of unequal justice, many people have reached out asking how we can sustain momentum to bring about real change.

Ultimately, it’s going to be up to a new generation of activists to shape strategies that best fit the times. But I believe there are some basic lessons to draw from past efforts that are worth remembering.

First, the waves of protests across the country represent a genuine and legitimate frustration over a decades-long failure to reform police practices and the broade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have been peaceful, courageous, responsible, and inspiring. They deserve our respect and support, not condemnation — something that police in cities like Camden and Flint have commendably understood.

On the other hand, the small minority of folks who’ve resorted to violence in various forms, whether out of genuine anger or mere opportunism, are putting innocent people at risk, compounding the destruction of neighborhoods that are often already short on services and investment and detracting from the larger cause. I saw an elderly black woman being interviewed today in tears because the only grocery store in her neighborhood had been trashed. If history is any guide, that store may take years to come back. So let’s not excuse violence, or rationalize it, or participate in it. If we want ou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American society at large, to operate on a higher ethical code, then we have to model that code ourselves.

Second, I’ve heard some suggest that the recurrent problem of racial bias in ou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roves that only protests and direct action can bring about change, and that vot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electoral politics is a waste of time. I couldn’t disagree more. The point of protest i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to put a spotlight on injustice, and to make the powers that be uncomfortable; in fact, throughout American history, it’s often only been in response to protests and civil disobedience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has even paid attention to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But eventually, aspirations have to be translated into specific laws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 and in a democracy, that only happens when we elect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are responsive to our demands.

Moreover,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which levels of government have the biggest impact on ou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police practices. When we think about politics, a lot of us focus only on the presidency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yes, we should be fight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 president, a Congress, a U.S. Justice Department, and a federal judiciary that actually recognize the ongoing, corrosive role that racism plays in our society and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But the elected officials who matter most in reforming police department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ork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s.

It’s mayors and county executives that appoint most police chiefs and negotiate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 with police unions. It’s district attorneys and state’s attorneys that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investigate and ultimately charge those involved in police misconduct. Those are all elected positions. In some places, police review boards with the power to monitor police conduct are elected as well. Unfortunately, voter turnout in these local races is usually pitifully low,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 which makes no sense given the direct impact these offices have on social justice issues, not to mention the fact that who wins and who loses those seats is often determined by just a few thousand, or even a few hundred, votes.

So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if we want to bring about real change, then the choice isn’t between protest and politics. We have to do both. We have to mobilize to raise awareness, and we have to organize and cast our ballots to make sure that we elect candidates who will act on reform.

Finally, the more specific we can make demands for criminal justice and police reform, the harder it will be for elected officials to just offer lip service to the cause and then fall back into business as usual once protests have gone away. The content of that reform agenda will be different for various communities. A big city may need one set of reforms; a rural community may need another. Some agencies will require wholesale rehabilitation; others should make minor improvements. Every law enforcement agency should have clear policies, including an independent body that conducts investigations of alleged misconduct. Tailoring reforms for each community will require local activists and organizations to do their research and educate fellow citizens in their community on what strategies work best.

But as a starting point, here’s a report and toolkit developed by the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Civil and Human Rights and based on the work of the Task Force on 21st Century Policing that I formed when I was in the White House. And if you’re interested in taking concrete action, we’ve also created a dedicated site at the Obama Foundation to aggregate and direct you to useful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s who’ve been fighting the good fight at the local and national levels for years.

I recognize that these past few months have been hard and dispiriting — that the fear, sorrow, uncertainty, and hardship of a pandemic have been compounded by tragic reminders that prejudice and inequality still shape so much of American life. But watching the heightened activism of young people in recent weeks, of every race and every station, makes me hopeful. If, going forward, we can channel our justifiable anger into peaceful, sustained, and effective action, then this moment can be a real turning point in our nation’s long journey to live up to our highest ideals.

Let’s get to work.

Statement by President George W. Bush（点击这里查看声明的中文翻译）

June 2， 2020

Laura and I are anguished by the brutal suffocation of George Floyd and disturbed by the injustice and fear that suffocate our country. Yet we have resisted the urge to speak out,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lecture. It is time for us to listen. It is time for America to examine our tragic failures – and as we do, we will also see some of our redeeming strengths.

It remains a shocking failure that many African Americans, especially young African American men, are harassed and threatened in their own country. It is a strength when protesters, protected by responsible law enforcement, march for a better future. This tragedy — in a long series of similar tragedies — raises a long overdue question: How do we end systemic racism in our society? The only way to see ourselves in a true light is to listen to the voices of so many who are hurting and grieving. Those who set out to silence those voices do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merica — or how it becomes a better place.

America’s greatest challenge has long been to unite people of very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to a single nation of justice and opportunity. The doctrine and habits of racial superiority, which once nearly split our country, still threaten our Union. The answers to American problems are found by living up to American ideals — to the fundamental truth that all human beings are created equal and endowed by God with certain rights. We have often underestimated how radical that quest really is, and how our cherished principles challenge systems of intended or assumed injustice. The heroes of America — from Frederick Douglass, to Harriet Tubman, to Abraham Lincoln, to Martin Luther King, Jr. — are heroes of unity. Their calling has never been for the fainthearted. They often revealed the nation’s disturbing bigotry and exploitation — stains on our character sometimes difficult for the American majority to examine. We can only see the reality of America’s need by seeing it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threatened, oppressed, and disenfranchised.

That is exactly where we now stand. Many doubt the justice of our country, and with good reason. Black people see the repeated violation of their rights without an urgent and adequate response from American institutions. We know that lasting justice will only come by peaceful means. Looting is not liberation, and destruction is not progress. But we also know that lasting peace in our communities requires truly equal justice. The rule of law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fairness and legitimacy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achieving justice for all is the duty of all.

This will require a consistent, courageous, and creative effort. We serve our neighbors best when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ir experience. We love our neighbors as ourselves when we treat them as equals, in both protection and compassion. There is a better way — the way of empathy, and shared commitment, and bold action, and a peace rooted in justice. I am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Americans will choose the better way.

来源时间：2020/6/4   发布时间：2020/6/4

旧文章ID：21920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中新社北京6月3日电  综合消息：三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布什、奥巴马近日先后就非洲裔美国公民乔治·弗洛伊德遭警方暴力执法致死事件表态。三人中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他们均对这起事件折射出的美国种族问题现状感到担忧。

克林顿：“梦想”似乎更加遥不可及

克林顿5月30日在其基金会网站上发表声明指出，不应该有人以弗洛伊德那样的方式死去。他的死给人们一个痛苦的提醒，即一个人的种族身份依然决定着他被对待的方式。

声明称，马丁·路德·金57年前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说，希望他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但现如今，这个梦想似乎更加遥不可及了。如果继续以一种心照不宣的预设区别对待有色人种，美国将永远无法实现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声明称，人们应该意识到，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尊严和无罪推定的权利。人们也该扪心自问，“如果乔治·弗洛伊德是白人，戴着手铐，躺在地上，他会活下来吗”“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不断发生”“我能做什么”。

布什：现状让人有理由怀疑美国的国家正义

布什6月2日发表声明称，现在是美国审视悲惨失败的时候。此次悲剧和此前的一系列悲剧都引发这样一个疑问：我们该如何结束美国社会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声明称，长期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充满正义和机会的国家。种族优越感曾经几乎分裂了这个国家，现在也仍在威胁着这个国家。

声明表示，许多人怀疑美国的国家正义，这是有理由的。非洲裔美国人看到他们的权利一再受到侵犯，但政府却没有做出及时、充分的回应。声明称，我们知道，只有通过和平手段才能实现持久的正义。但我们也知道，持久和平需要真正的平等正义。法治最终取决于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为所有人实现正义是所有人的责任。

布什在声明中提出，改变现状需要持续、勇敢和创造性的努力。他呼吁了解彼此的经历，以平等的态度善待、关爱他人。

奥巴马：改变要通过抗议和选举实现

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6月1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弗洛伊德之死“发生在2020年的美国是不正常的”。他呼吁对这起事件进行充分调查，以确保“正义能够实现”。

奥巴马还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危机颠覆了周围的一切，希望生活恢复正常是很自然的。但必须记住，对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因种族身份受到不同对待始终是可悲的、痛苦的、疯狂的。

奥巴马表示，全美持续不断爆发抗议示威表明，民众对于执法部门和司法体系过去数十年的失败改革感到挫败。只有通过抗议示威这种方式才能表达出对持续存在、持续发生的种族歧视的不满。他认为，民众提出的改革要求越具体，民选官员们“油嘴滑舌”的难度就越大。

奥巴马进一步提出，如果想要真正的改变，必须要通过抗议和选举两种方式实现。他呼吁民众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把选票投给能够带来改变的候选人。

来源时间：2020/6/4   发布时间：2020/6/4

旧文章ID：21917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上述命令宣称，美国交通部因中国政府“未能允许美国承运人实现往返中国的定期客运航空服务，无法行使双边权利的全部内容”，将暂停所有中国航空公司往返美国的定期航班运营。该命令将于2020年6月16日生效。根据中国各航空公司此前发布的6月份航班计划，该命令将影响国航运营的北京-洛杉矶航线、南航运营的广州-洛杉矶航线、东航运营的上海-纽约航线等多条航线。

美国交通部所谓的中方未能允许美国的航空公司运营往返中国的客运航线，指的是中国民航局自3月29日开始实施的“五个一”政策（一个航司一个国家只保留一条航线，一周最多执行一班）。由于该政策要求以3月12日发布的国际航班计划为基准，而美国各家航空公司已于此前暂停所有中美航班，因此始终未恢复航线。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此前在答记者问时曾表示，“五个一”政策主要是为了坚决阻遏疫情输入风险高发态势。

今年5月，美国的航空公司开始计划恢复往返中国的定期客运服务。美联航和达美航空已宣布打算在6月初恢复在各条路线上的定期客运服务，并已向中国民航提出申请。

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发布的文件，在5月14日的一次电话会议上，美国交通部向中国民航局提出了美国航空公司无法恢复定期客运服务并行使其全部双边权利的问题，声称中国民航局的通知对美国航空公司规定了与中美相关协议不符的限制。对此，中国民航局通知美国交通部，中国正在考虑取消3月12日时刻表的先决条件，但对一条飞往中国的航线每周仅运行一次的限制仍将保留。

对于美国宣布的最新禁令，民航专家张宝鑫3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这么着急恢复由美国航空公司运营的中美航线，以至于使出了这样的施压手段，主要因为中美之间的航空联系非常紧密，原本的航空市场很繁荣，是很多美国航空公司的主要盈利点。此次疫情令一些美国航空公司备受打击，对美国经济来说也造成巨大损失，特朗普政府出于恢复经济的考虑，才会不断要求中国恢复航班。

张宝鑫认为，但这种事情需要双方协商解决，不能形成“你施压，我反击”的恶性循环。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和多个疫情防控情况不错的国家合作开放绿色通道。因此美国如果希望尽早与中国恢复航班往来，应采取与这些国家类似的措施，与中方进行协商谈判，而不是动不动就向中国施压。

来源时间：2020/6/4   发布时间：2020/6/4

旧文章ID：21916

作者：JOHN ELIGON, JULIE BOSMA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明尼阿波利斯市——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居民对城内波光粼粼的湖泊、玻璃高楼林立的市中心、美丽的绿地和方便自行车出行的交通而感到自豪，这些都可以同哥本哈根相媲美。他们觉得自己具有公共精神，信奉多元文化主义，并受到明尼苏达州自由派偶像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和保罗·威尔斯通(Paul Wellstone)的启迪。

　　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由12名民主党人和一名绿党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两名跨性别者，都是黑人。长期以来，为纪念奴隶制的终结，这个城市每年都在六月节举办深受欢迎的社区庆祝活动和游行。

　　但在教育成果和医疗保健方面，明尼苏达州的种族差异仍然很大。黑人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远低于白人家庭，其差距在全国位于前列。该市的警察部队主要由白人组成，几十年来一直被指控有种族主义行为，但是有不良记录的警察很少受到惩戒。

　　“明尼阿波利斯一直享有进步的名声，”2001年成为第一位当选市议会议员的美洲原住民罗伯特·利里格伦(Robert Lilligren)说。“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做点表面文章，就觉得自己干了什么大事。设立一个民权委员会，为警察设立一个公民审查委员会，但却不给它们改变政策和体制的权力。”

　　在最近几个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抗议、破坏和警察的镇压震撼着明尼阿波利斯，这一切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这座城市复杂的身份。

　　这座43万人口的城市拥有种种吸引新来者的先进之处：令人羡慕的美食、艺术和公共广播，活跃的商业和慈善团体，以及在东非和亚洲移民推动下日益丰富的多样性。从一个角度来看，明尼阿波利斯一直在蓬勃发展，像一块中西部的磁铁，吸引着寻找工作机会和文化的移民。

　　这里拥有医疗、农业和金融等一系列产业，而且是人均拥有财富500强企业最多的城市之一，市民们为此深感自豪。

　　明尼阿波利斯的居民认为自己是乐于接纳的：从1979年至2018年，该州接收了将近11万名难民，这主要源于路德教会和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的难民安置工作。明尼苏达州仍然是一个明确的摇摆州，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领先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1.5个百分点，而双子城周围有许多郊区是保守派社区。

　　正是该市的多元化和工作机会吸引了49岁的奥兰多·德瓦尔特(Orlando DeWalt)，他去年从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搬到明尼阿波利斯。

　　他说：“所有不同文化混合，食物多种多样——而且它的学校系统很好。”

　　身为黑人的德瓦尔特说，他乐于看到白人和黑人站在一起，为警察改革而斗争，还有当他在沃尔玛丢失钱包时，一个白人将它交还给他，而且不收德瓦尔特的酬谢。

　　然而，这座城市也是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的骇人事件的发生地，一名白人警察用膝盖压在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脖子上近九分钟。愤怒的游行示威蔓延至明尼阿波利斯以外，遍布全国数十个城市。涉案警察德里克·沙文(Derek Chauvin)被解雇并被指控犯有三级谋杀罪。

　　“好的地方都很好，”明尼阿波利斯市前市长贝茨·霍奇斯(Betsy Hodges)谈到这座城市时说。“同时这座城市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种族方面。”2016年，作为白人的霍奇斯在城市状况报告中特意谈及这个地方的长期困扰。

　　现任市长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于2018年上任，在两次警察枪击致死事件发生后，誓言修复警察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的一天内，身为民权律师的白人弗雷迅速谴责了相关的人。“黑肤色不应是死刑判决书，”他说。“我相信我所看到的，并且我所看到的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

　　弗雷还制定了解决明尼阿波利斯住房短缺的计划，这是其经济增长的一个副作用：自1990年代以来，明尼苏达州吸引了来自索马里、柬埔寨、埃塞俄比亚、老挝和墨西哥的大量移民。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明尼阿波利斯的白人大约占60%，黑人大约占20%，拉丁美洲人大约占10%，亚洲人大约占6%。

　　歧视有色人种的政策遗存阴魂不散。

　　“种族主义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明尼苏达大学的政治学家劳伦斯·R·雅各布斯(Lawrence R. Jacobs)说。“在银行拒贷的街区、教育系统、交通系统中都能看到，当然还有警察执法。”

　　现年92岁的蒙代尔说，他一直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家中观看电视上的抗议活动，对弗洛伊德的去世感到震惊和不安。

　　他说：“这是一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实施的谋杀，另外三名警官站在一旁看着。”

　　对致力于支持民权措施的蒙代尔来说，弗洛伊德之死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令他格外痛苦。“我在这个问题上着实努力了40年，看看现在，”他说。“我想我们在原地踏步。”

　　即使是夸耀自己城市的终身居民也说，明尼阿波利斯的友好外表掩盖了根深蒂固的问题。

　　经常可以听到居民说他们对明尼阿波利斯的多元文化如何热爱，接着就会说他们因为种族、民族或宗教而感到威胁。

　　现年42岁的索马里移民莱拉·阿里(Leila Ali)自1998年以来一直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她称之为“带着微笑的种族主义”。

　　当明尼阿波利斯街头又一个暴动沸腾的夜晚过去，在万里无云、阳光明媚的周六，几百名居民拿着扫帚来到了南区的富国银行分行，前一天晚上那里被烧毁。

　　建筑物里涌出大量消防喷嘴喷出的水，人们堆出渠道，并用扫帚将水引到排水沟中。其他人则从建筑物中拖出家具以免受损。

　　其中一位居民、现年59岁的白人佩吉·马登-奥尔森(Peggy Madden-Olson)来到了清理工作现场，她对她的城市从前的历史记忆犹新：五年级时，她不得不离开她熟悉的、白人为主的南明尼阿波利斯居民区，坐上公车去往城市另一边的一个黑人社区上学。

　　在那之前，她说，她对非裔美国人的印象来自民权运动时期的媒体上看到的抗议和暴动。她说，那些画面让她感觉黑人孩子可能会打她，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打消了。

　　“我们是朋友，”她说。“我们都在操场上玩，去彼此家里做客。我意识到我们没有任何不同，他们也接受了我们。”

　　她说，席卷整个城市的示威活动让她醒悟，也让她意识到明尼阿波利斯的进步已经停滞。

　　“我一辈子都认为自己不是个种族主义者，是个认同多样性的人，”她说。“但我发现这远远不够。是时候让自己感觉不舒服，是时候倾听了。”

　　明尼阿波利斯的自由派白人指出了一些因其进步主义而受到赞扬的政策改变。2018年的一项措施消除了长期以来被认为导致种族隔离的独户分区制。议员们在2017年投票决定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让明尼阿波利斯成为第一座实施此政策的中西部主要城市，并要求必须给予员工病假。

　　然而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转变十分缓慢。2018年，明尼苏达州选出议员代表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她是索马里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第一位在国会任职的有色人种女性。但这里的有色人种和白人居民在就业、贫困、教育方面的差异也是全美最严重之一。

　　“双城为其多样性骄傲，”24岁的白人环境工程师玛迪·汉卡德(Maddie Hankard)说，她站在被毁的建筑物外，参加周六的抗议活动。“但有整整一代人都是不尊重有色群体的。”

　　格斯·科尔(Gus Cole)来自利比里亚，但已经在明尼阿波利斯生活了13年，对他来说，与一名白人女性结婚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希望和问题所在。

　　他觉得这里是一个人们跨越种族界限拥抱友谊的地方。他说他在其他州的朋友通常只和黑人在一起。但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朋友有黑人、白人、亚裔和墨西哥裔，他说。

　　“大家在这里能相处融洽，”他说。

　　与此同时，他也表示当他和妻子开车被警察拦下的时候，他对她会有一定程度的嫉妒。

　　“我也想和她有一样的感受，”他说。“她不害怕警察。她的声音不会颤抖。她想怎么跟警察说话就怎么说。但我?我太害怕了。我也想在被拦下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是否会死掉。”

　　周六下午，38岁的黑人教师卜杜林·巴旺(Bodunrin Banwo)站在拥挤的抗议活动的后排，由于扩音器声音微弱，他不太能听清发言者在说什么。

　　他说明尼阿波利斯是个令人感到愉快的地方。他说在自己的社区定期散步很安全，这是他住在巴尔的摩时从未有过的感觉。

　　对巴旺来说，明尼阿波利斯是那种会专门开辟正式的抗议空间的地方，为了满足人群的需要，还会配备音响系统。这里的民选官员经常是抗议活动的参与者。

　　但他说，上周发生的事情性质完全不同，这是给当选领导人敲响的警钟。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真正理解，这件事多么迫切需要做出改变，”他说。

　　John Eligon自明尼阿波利斯、Julie Bosman自芝加哥报道。Matt Furber和Eric Killelea自明尼阿波利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John Eligon是驻堪萨斯城的国内新闻记者，负责报道种族问题。他此前曾在体育和纽约城市板块进行报道，他参与了南非纳尔逊·曼德拉葬礼和都灵冬季奥运会的报道。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jeligon。

　　Julie Bosman是一名国内新闻记者，负责报道中西部新闻。她成长于威斯康星州，现驻芝加哥，撰写有关政治、教育、执法和文学的文章。欢迎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关注她。

　　翻译：晋其角、邓妍、Nic Wong

来源时间：2020/6/3   发布时间：2020/6/2

旧文章ID：2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