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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频发种族暴乱,“弗洛伊德之死”再次折射美国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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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压颈”后死亡,这一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仍在美国全境蔓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国内的种族关系以及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

  和平抗议示威演变为纵火焚烧警局和汽车、打劫商店,警民在催泪弹烟雾中对峙、政府启动国民警卫队与颁布宵禁……近半个世纪以来,因种族关系引发的骚乱在美国历史上屡次发生。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30日报道称,如今在明尼苏达出现的混乱场景无不勾起似曾相识的美国历史回忆。

  《卫报》5月30日报道指出,在“弗洛伊德之死”发生前,还有非裔男子加纳之死、布朗之死、马丁之死等,这些事件也曾一度获得广泛关注,在“黑人命也很重要”运动的条幅下,美国社会出现过系统性改革体制中的种族歧视的声音。但当又一个黑人死于白人警察之手,不禁让人想问美国究竟做了什么让社会“停止流血”的尝试。

  加纳之死

  2014年7月17号,43岁的黑人烟贩加纳被一名白人警察“锁喉”致死。当时,加纳在纽约斯塔滕岛一家便利店外卖烟,纽约警察丹尼尔·潘塔莱奥与几名同事怀疑他出售没有纳税的香烟,试图对他实施逮捕。加纳拒绝就范。潘塔莱奥从身后勒住加纳脖子,最终导致加纳死亡。

  纽约市法医认定,加纳死亡是一起杀人事件,警察“锁喉”、加纳体形肥胖且患有哮喘都是他的死亡因素。尽管对嫌疑人“锁喉”为纽约警方所禁止,但是事发五年之后,纽约斯塔滕岛大陪审团2019年7月决定不起诉涉案警察,这项裁决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从始至终,潘塔莱奥未受到任何严厉惩罚。2017年,纽约的平民申诉审查机构曾判定潘塔莱奥过度使用武力,纽约警方也对潘塔莱奥的行为进行了纪律审查。但潘塔莱奥最终只是转而从事行政工作,未再参与执勤任务。

  加纳死前,也曾对警察说出“我无法呼吸了”这句呼救,但被后者忽视。《卫报》称,当黑人青年布朗被警察射杀时,加纳的这句“我无法呼吸了”仍未从全民讨论中平息。

  布朗之死

  时隔不久,迈克尔·布朗命案于2014年8月9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发生。当日,弗格森镇18岁的非裔美国青年迈克尔·布朗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到28岁的白人警员达伦·威尔逊射杀。布朗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在被射杀前他仅与警员接触了不到3分钟。当地警方认为布朗涉嫌一起抢劫案,但直到被射杀时他和警员之间都没谈到劫案一事。

  布朗之死在这座非洲裔居民为主的小城引发强烈抗议,并蔓延至美国多地,部分抗议演变为骚乱。2014年11月24日,密苏里州地方陪审团宣布威尔逊被免予起诉,这一结果激怒了民众,引发新一轮抗议与骚乱。

  布朗命案一周年时,游行集会者在弗格森警察局等机构前抗议示威,打出"黑人生命也重要"( Black Lives Matter)的口号。"黑人生命也重要”抗议针对黑人的暴力和系统性歧视,通常在发生警察击杀黑人事件后,如今这项运动也反对如种族归纳、暴力执法和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种族不平等等更为广泛的问题。

  马丁之死

  可悲的是,在布朗命案之前,还有情节类似的马丁之死。2012月2月26日,佛罗里达州桑福德的社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在路上看到去便利店买了东西出来的非裔青年特雷翁·马丁,觉得他可疑,打电话报警后便尾随,期间发生扭打,警察赶到后马丁已中弹趴在地上。

  齐默尔曼随后被指控二级谋杀,但在2013年7月13日,齐默尔曼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此后,美国各地出现反种族歧视的抗议浪潮,桑福德的抗议则升级为骚乱,数量警车被焚烧。

  2013年佛罗里桑福德骚乱和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事件都是黑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丧生,而涉事警察后来都安然无事,引发全美百余个城市的民众抗议示威,并逐渐演变为暴力骚乱。

  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反抗

  美国20世纪历史上不乏由种族关系引发的重大骚乱。2001年4月7日,美国辛辛那提市黑人青年蒂姆·托马斯被执勤的白人警察史蒂夫·罗奇打死。托马斯被杀后的第三天,辛辛那提爆发骚乱。无业青年打砸抢烧,并用石块、酒瓶和铁罐袭击路人,骚乱共造成65人受伤。

  1992年4月底,洛杉矶暴发20世纪以来最大的骚乱,在不足24小时蔓延到全美19个州。洛杉矶陷入瘫痪和混乱。58人死亡,2300多人受伤,11900多人被捕,5000多座建筑物被毁。这一事件起因是黑人青年罗德尼·金1991年3月酒驾被查,遭白人警察轮番棒打,4名警察在被捕一年后无罪释放。

  1968年4月9日,马丁·路德·金在演讲时遇刺身亡,触发了全国范围黑人暴乱和纵火。在芝加哥,美国政府派出5000名联邦部队去遏制骚乱;在巴尔的摩,6000名国民警卫队员奔赴骚乱中心。此次暴力骚乱共造成31人死亡。

  弗洛伊德之死

  这一次,死的人是弗洛伊德。

  美国Vox新闻网5月30日报道称,弗洛伊德被杀事件重新引发了围绕美国种族主义问题的讨论,也再次揭开了美国数百年来的种族主义伤口。而事件发生的大背景是,美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这场大流行正对有色人种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

  《纽约时报》5月31日在一则报道开头指出,“有两场平行的瘟疫正在席卷美国:新冠病毒和警察杀害黑人。”

  截至5月31日,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超过10万美国人死亡,4000万人失业。在这场疫情中,美国黑人的死亡率远高于美国其他人种,占人口13%的黑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比例占到了死亡总数的23%。

  “弗洛伊德,布朗娜·泰勒(在家中遭警察射杀而死的黑人女性)以及艾哈迈德·阿尔贝里(慢跑时遭白人枪杀的黑人青年),他们的死亡都充分体现了黑人在这个国家所遭受的恐怖和创伤。”普林斯顿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主席埃迪·格劳德 (Eddie Glaude)5月30日在《时代》周刊撰文称,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改变这一点,而是加剧了这一现实。

  格劳德称,弗洛伊德之死所揭示的是,我们不应等待种族歧视自行消失。“在某种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白人是否愿意抛弃种族主义,但是我们不能等他们。我们这些敢于从历史中真正学习的人,必须弄清楚如何在一个新的美国中以不同的方式团结在一起。”他说。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6/1

旧文章ID:21898

推特大V特朗普遭遇“推特劫”,或是美国幸事

作者:顾登晨  来源:澎湃新闻

  5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加州在今年11月大选中邮寄选票的做法可能造成选举舞弊;随后,推特公司在该推特下方标注“事实待查”,理由是 “该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推文遭质疑,特朗普大为不满。他批评推特“干涉2020大选”、“扼杀言论自由”,并很快签署行政令,要求限缩社交媒体根据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款所享有的“内容免责”待遇。推特并未妥协,回击称总统才在“破坏言论自由”,并继续对特朗普发送的不当推文予以标注。

  推特硬怼:“推特总统”连任之路生变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2017年初,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待媒体记者,与布鲁尼握手时候,特朗普对这位自己的一贯批评者说:“以后可要用一些美妙的词来写我哦”。布鲁尼后来多次总结:特朗普压根不恨媒体,他只是利用媒体。

  对包括社交平台、报纸、电视在内的所有媒介,特朗普的态度是一贯的:利用。美国主流舆论对于这位乖张恣意的总统缺乏好感,这让直抵平民的推特成为特朗普的优选。执政以来,推特取代了电视、报纸甚至白宫新闻发言人,成为总统对外沟通、塑造舆论的主要工具。特朗普甚至通过推特来发布核心团队成员的任免通知,前防长马蒂斯、前国安顾问博尔顿等,都是通过推特得知自己被解职。

  正是因为对于“推特力”有着远超常人的真切感受,特朗普一直无比珍视自己的推特账户。去年,他曾怀疑自己被限流,自己的粉丝被推特删除。此番推文被标注后,坐拥8000万粉丝的特朗普虽然大为不满且签发了总统行政命令,但其断然不会弃推特而去,因为那意味着将战场拱手让人,故而选择了“留下战斗”。

  作为应对,特朗普政府仅在两天内便拿出了行政令,但这份行政令仅具象征意义:首先,行政令仅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研究措施,但从政策构想到落地执行,涉及多部门,费时费力变数多;其次,总统行政令不是国会立法,推特后期将大概率发起上诉,行政令或面临被推翻的可能。

  目前,从推特坚决的标注态度看,特朗普未来的“战斗效果”很值得怀疑:总统推文下方那行时不时出现的蓝色“假冒伪劣提醒”,将终结特朗普“我口述我心”的自由,而经过标注的信息,由于其传播力和渗透力大打折扣,其对于末端粉丝的辐射范围、动员力度也必受影响。疫情当前,线下集会已受限制,一旦线上推文再遭“限流”,推特对于特朗普的助选效应必大大降低,而这必然殃及其选情。

  固然,从当下一时来看,特朗普与推特的交锋恰值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突破10万这一关口,“总统战推特”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公众与媒体对于本土疫情走势的关注,于选情有利。但无论是口诛笔伐社交媒体,还是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抑或是点评明尼苏达州黑人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案等社会热点,都只能遮抗疫不力的“一时之丑”;从一个长周期来看,特朗普操纵热点话题,往往离不开引申、割裂、煽动、归责等核心流程,而推文动辄遭到标注,将严重阻滞了这套流程的执行效率。换句话说,就算特朗普今后碰到趁手话题,恐怕也很难像旧日那般享受基本盘山呼海啸的支持与呼应,这恰是“标注”将危及其连任竞选的内生逻辑。

  230条款:四面楚歌却颠扑不破

  上世纪末,美欧出于保护新兴互联网产业的考虑,对在线内容审核极为宽松。1996年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款和2000年欧盟的《电子商务指令》,都对平台责任进行了限缩。美国要求平台坚持“通知-删除”原则,即 “不报不理”,欧盟采取类似的“移除规则”,即平台在知道侵权内容后迅速将其移除便可豁免侵权责任。在中、印两大后发互联网经济体中,这一“避风港原则”也得到体现。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信息的几何级增长,“不报不理”已不现实,壮大的平台也具备了自我治理并协同政府开展治理的能力,因此,全球近年来要求加强平台责任的呼声日隆。例如,在版权保护方面,2019年《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要求,内容分享平台需就用户上传内容获取权利人的版权授权;版权以外,随着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的蔓延,德、法、英国等国均已针对平台内容立法,各国均要求平台承担“主动发现”、“及时删除”义务,否则将被处以重罚,相关责任人亦可能被追究责任。

  从全球立法趋势来看,绝对的平台免责已不复存在,以言论自由来拒绝内容审核已站不住脚。即便在平台依然享有充分豁免权的美国,各公司亦均在内容安全方面投入重金,脸书、推特在美国本土建立的内容审核机制,与面对全球用户的机制并无本质差别,且一旦出事(如2017年,14岁美国女学生莫莉·拉塞尔因在Instagram上浏览有害内容后自杀),平台的品牌形象、商业价值也可能迅速打折。

  正因此,在今天对涉嫌虚假信息的推文进行标注,本是再正常不过,但唯独当审核内容为政客所发布时,事情变得复杂。美国之所以迟迟未针对平台内容进行立法,其根源并不在于所谓言论自由的掣肘,而是两党对何谓“内容违法”莫衷一是。

  总的来说,民主党认为极端保守主义言论当属“仇恨言论”、“虚假信息”,理当被标记甚至删除;共和党则认为,平台审核规则普遍偏袒自由主义阵营、歧视保守主义。既然两党无法就“什么违法”达成一致,便都围绕“平台豁免权”做文章,以威胁修正甚至推翻230条款为要挟,给平台“压担子”,以使平台做出有利于己方阵营的动作。此次,特朗普出台行政令的逻辑,正在于此。

  两党围绕230条款的争端,根子还在于美国社会。这方面的一个典例就是堕胎议题:民主党选民普遍认为堕胎权天经地义,共和党选民却认为堕胎无异于杀生,各州有关堕胎律令也都不一。在社交媒体侧,这一线下纠葛则呈现为,推特等平台更愿意接受伸张女性合法堕胎权益的广告,而拒绝那些反对女性享有堕胎权的广告,保守派据此认为推特“审查和压制保守派声音”。

  从理论上说,只有国会立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交媒体内容合规问题,但社交媒体上话题的复杂性和现实立法的局限性之间存在冲突,若在一个相对和谐的党派关系中,双方尚可就一些关涉重大的议题先行立法以供平台执行参考,但就美国当下两党持续缠斗的现实而言,新的立法几无可能。因此,230条款虽饱受两党诟病,但两党谁也没有底气去修正或者终结,否则,特朗普政府也不至于出台总统行政令这样的“临时补丁”。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交巨头在美国本土,依然将长时间与230条款共存。

  脸书VS推特:商业利益还是公共利益?

  有2016年“剑桥分析”事件作为前车之鉴,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面对2020大选原本已格外小心。除脸书之外,其他社交平台均已拒绝接受任何政治广告投放。推特、Youtube等平台还封禁了宣扬种族对立、散播阴谋论以及反犹主义的极右翼人士的账户,并禁止部分轻微违规账户通过广告途径营收。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此番推特与总统的骂战,将社交平台如何对待政客言论这一根本性问题彻底暴露出来。相较于推特总裁杰克·多西的“硬怼”姿态,另一社交巨头脸书的态度更耐人寻味,扎克伯格重申,“社交网络不该对政客发布的内容进行事实核查”,“私企不要做事实仲裁者”,暗示推特的标注行为越界。

  扎克伯格的选择自有其理由:相较于民主党进步派沃伦等威胁要拆分脸书,实实在在推出减税政策的特朗普政府具有更高的政策确定性;市值远超推特,在全球拥有超25亿用户,因平台内容责任问题动辄得咎,脸书比推特更急于促成内容立法,特别是能够主导内容立法核心条项的设定;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扎克伯格提出“互联网平台受到的监管,应介乎传统媒体与通信服务商之间”,要让世界主要经济体接受这一监管标准,显然离不开美国政府的配合。

  虽然杰克·多西反复解释,标注特朗普的推文只为“事实待查”、便于人们自己做判断,推特无意当仲裁者,但平心而论,标注什么、不标注什么,本身就是一次裁决。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脸书唯一看重的是全球商业利益,故而选择了彻底的“平台中立”立场,将政客言论审核的权利与义务统一打包推给国会,自己谁都不得罪、闷声发大财;而推特的做法则稍显欠缺商业考虑,或将给自身引来麻烦,比如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轮番调查,但其也因此显得更有担当。

  印证两家社交巨头不同面相的另一点在于,针对此次标注事件,杰克·多西表示“有责任,我一人担”;而就在5月中旬,脸书出资1.3亿美元筹建了一支仅有40人的“内容陪审团”,仅对“特别关键”的内容进行裁决,团队成员囊括了美欧重量级退休官员、学者、律师等,为公司架设内容安全的“政策防火墙”。

  从这一角度出发,杰克·多西虽暂时没有万全的商业对策,但其针对政要的新标注政策,将有可能“归正”推特平台的内容生态,推动推特向“公共广场”这一初心回归。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着力于煽动、割裂和建构在未经事实考验基础之上的只言片语遭到标注,将有利于客观、严谨、系统的论述重新占据上风,公共舆论资源也不至于虚耗于鸡毛蒜皮之事,这对于提升真正重要的公共议题讨论效率和质量,将大有裨益。

  就在总统行政令签发过后的当地时间29日,特朗普围绕明尼阿波利斯骚乱事件的某条推文再被标注。该推文中,特朗普说“(示威民众)抢劫开始之际,即为(警察)开枪之时”。若在过去,类似推文大概率顺利过关,但此次该推文被标注为“美化暴力”,而白宫推特账户转发该条推文后,也一并被标注为“美化暴力”,相关推文不得评论、点赞,这意味着其即便不被删除,传播效应也大不如前。

  大V不再可以为了一己之私而火上浇油,这对于处于疫情和骚乱双重考验下的明尼阿波利斯,对于处于两党政争下的所有选民,都将是一件难得幸事。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6/1

旧文章ID:21897

美国国内种族冲突升级背后,西方种族主义的根源何在?

作者:王芊霓 严月茹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美国政府与民众的种族冲突进一步升级,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行为。从明尼苏达州不断升级的街头暴力,到燃烧的田纳西州市政厅,再到聚集在白宫前的抗议民众……这一场席卷全国的抗议行动,起因是发生在5月25日,明尼苏达州一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George Floyd当场死亡的事件。

  即使“反对种族主义”早已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但西方政府暗流涌动的种族主义倾向,依旧激怒了很多的民众。

  抗议行动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发推特,称很多人在滥用George Floyd的死,进行有组织和预谋的破坏活动。而推特更是因为特朗普的发言“鼓吹暴力”,屏蔽了他的一条发言。在这条发言里,他称示威者为“恶棍”(thug),并表示“当趁乱打劫开始,射击就会开始”。

  特朗普的言论再次引发民众的不满,被指有种族主义的倾向。有人不禁发问,在“反对种族主义”已经成为共识的当下,为什么特朗普还会发表类似的言论呢?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助理教授项舒晨,在5月28日晚“哲学与现代世界”的线上讲座上,对于“西方种族主义”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她表示,西方种族主义由来已久,我们不必特别惊讶于一些政治家或哲学家发表的种族主义言论,“因为其实如果他们文化的根就是这种思维方式,他怎么可能一下子脱身?他很长时间都会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世界。”

  “没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存在”

  项舒晨认为,西方种族主义起源于古希腊,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层次且高度进化的世界观,甚至可以视为一种迷信或宗教意识,“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存在。”

  想要理解西方种族主义,就必须从历史说起。在当下社会,由于人类学家的努力,社会已经普遍接受“种族”是被建构的社会概念,而不代表生理差别。但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种族主义才是西方社会的常识。换言之,在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的“祛魅”不到一百年。

  阿伦特曾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过,“西方种族主义的地下流太强了,它是无法被掩埋的”。项舒晨表示,虽然西方文明不想直面他们的这一历史,但就像弗洛伊德所说,被压抑的事物总是会浮现。

  那被压抑的历史到底是如何呢?项舒晨以美国总统曾发表过的种族主义言论为例,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社会种族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的起草和签署人之一,也是一名奴隶主。项舒晨介绍道,富兰克林曾为奴隶法典的严厉性进行辩护,他认为严厉的奴隶法典适用于具有阴谋倾向的阴暗、恶意、复仇和残忍的一群人。他还反对让更多的黑人进入美国,致力于保持白人定居点的“纯洁性”。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开国三杰之一。在他所写的《弗吉尼亚笔记》中,他谈到,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区分就限制黑人融入国家,而且这种区分可能永远不会结束,除非一个种族消灭另一个种族。

  曾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林肯,曾是废除奴隶制的温和派,他也发表过有关白人和黑人生理差异的言论,“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存在着身体上的差别,我相信这种差别将永远禁止这两个种族在社会与政治平等的条件下生活在一起。既然我们不能这样平等的生活,在我们仍然需要在一起生活的情况下,则必有地位上的优劣之别。我和其他人一样,都赞成把优等地位指派给白种人。”

  19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调侃道,“我并没有这样认为,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但我相信,10个人里有9个是这么想的”。项舒晨解释道,罗斯福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欧洲人起初进入美洲时,曾存在的刻意传播病毒和杀害女性的行为。希特勒也在书中提到欧洲人消灭美洲土著人的这一历史,并将之视为楷模。

  通过列举以上的例子,项舒晨总结了西方种族意识表达的几个要点:第一,种族等级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第二,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是永恒不变的。第三,种族他者是邪恶的。第四,种族他者是非理性的,是介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另一种类别。第五,种族他者的种族灭绝在道德上是可以允许的。

  而这些政治家的思想,也是西方社会大环境熏陶下的产物。

  非白人就是野蛮人吗?

  西方社会的知名哲学家,比如被认为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代表黑格尔都曾发表过种族主义看法,并进行系统论述。

  但令人困惑的是,启蒙自由主义强调平等和自由,却大谈特谈非白人种族的劣等,并认为黑人只能充当奴隶,支持白人对他们实行奴役。项舒晨表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是因为启蒙主义有一条潜规则——“人就是白人,非白人不是人”。

  而这些近代哲学家种族主义意识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然奴役理论,“启蒙时代这些哲学家,大家的教育都是古典教育。他们看了很多古希腊现在看来带着种族主义的作品,所以潜移默化会被这种气氛熏陶。”

  在荷马所创作的《伊利亚特》中,希腊勇士击败了半人半马怪兽,这是一种无法律约束,性欲亢奋,被野兽的激情和违反规律的非理性冲突所驱使的动物。在荷马以前,很多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也都有希腊勇士战胜野蛮人的概念。

  野蛮人(barbarian),在希腊语中指的是“不会说希腊语的人”。由于在古希腊语里,语言和理性是同一个单词(logos),所以人们将“不会说希腊语”和“非理性”联系到一起。

  项舒晨指出,西方人的“野蛮人”概念和华夏民族的“蛮夷”概念不同,对于西方种族主义而言,“野蛮人”是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存在,无法被教化。而在中国传统思想里,蛮夷是可以被教化成华夏人的。

  而神话中的概念也逐渐被用来描绘现实中的人物。在希腊战胜了波斯帝国后,雅典人建造了对抗半人半马后胜利的浮雕。项舒晨表示,这些浮雕被西方学者解读为,希腊战胜波斯野蛮人的象征,“它象征着作为民主、理性和希腊文化,战胜暴政、非理性和野蛮”。

  而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赋予野蛮人理论的人。他的“自然奴役理论”认为,“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自然而然就是主和统治人;凡是有体力而且能担任由主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是臣民,是自然奴隶。在这里,主奴两者也具有共同的利益……在野蛮人中,[反乎自然],女人处于和奴隶相同的地位,因为在他们那里并没有真正称得上主治的人物:他们是一个由男女奴隶组成的社会。所以诗人们说:‘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治理。’”

  在古希腊,只有白种成年男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项舒晨总结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役理论”有三个核心:一是奴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去做艰苦劳动,他们的肉体、本性都符合这个目的。二是在奴隶-主人的关系中,二者都是赢家,因为奴隶可以通过模仿主人来分享。三是所有的非希腊人就是野蛮人,野蛮人就是自然奴隶。

  “东方专制主义”是什么?

  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多,概念开始演化,在西方媒体经常出现的“东方专制主义”形容,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有着相似的起源。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写道,“君主政体的另一属,其权力类似僭主(专制),常常见于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各国中。”在为了合理化殖民行径时,西方学者大量引用或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项舒晨认为,自然奴役理论,成为了传统殖民主义的工具。

  黑格尔为了证明殖民主义是正当的,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里曾写道,“中华帝国是神权专制的国家,它的元首是暴君,领导着一个系统的层次体系,里面有许多下级成员的政府”,“非欧洲人不能在合法的政府形势下自我组织,因此他们需要欧洲人来统治”。

  19世纪末,德皇威廉二世提出了“黄祸”的概念,即黄种人没有能力自我治理而给世界带来了祸害,所以代表欧洲的勇士们需要保卫世界。而德皇威廉二世创造这个词的目的,是为了德国在中国争取租界辩护。还有人认为非欧洲人对殖民者有依赖情绪,白人有特殊的“负担”。

  项舒晨认为,正是因为这些顽固的“东方专制”印象,无论非西方政府和人民的行为多么合理,西方仍然会用“东方专制主义”来描绘他想象中的世界,“非希腊人就是活在一个暴君下,一个不合理的政治体系下,这种对于东方专制的刻板概念贯穿着整个欧洲。”

  对于如今西方媒体用“东方专制主义”来描绘中国政府和中国文明史,项舒晨表示这些都是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奴役理论”的一种回溯,“这些修辞跟西方哲学文化里对野蛮人的形容有不可分开的关系,西方媒体把中国或者中东、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说成一个专制政治体系,它不只是单纯地不同意你的政治体系,因为从一开始,这个政治体系就是野蛮人的象征,而野蛮人是一个非人类的动物。”

  因此,项舒晨认为我们要带着批判思维看待种族主义言论。当看到一些哲学家和政治家带有种族主义的发言时,不要太意外,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体现自己的文化和时代”。

  她强调,“我们要尝试理解西方哲学史是怎样影响,并持续塑造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象的。而且我觉得真正理解哲学,很有帮助于我们去理解现下言辞中的潜在意义。”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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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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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ARLES M. BLOW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绝望有一种能够引发毁灭的惊人力量。自以为强加压制和痛苦不会引发后果、相信受害人会默默地将伤口舔舐至愈合消失,这是极其危险的。

  不,伤口会越来越大,尤其是没有努力去改变致伤的系统的时候,在这种系统中,受害人没有寻求公道的途径。

  所有这些都会滋生绝望,在表面之下暗流涌动,直到一天要被释放、冲出、抨击、爆发。

  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后,抗议活动和骚乱席卷了整个国家,这显然表明美国仍然没有吸取教训。

  抗议活动不一定只是关乎弗洛伊德之死,而是关乎该事件所代表的野蛮和屠杀:国家可以毫无约束地压迫黑人和夺取黑人生命而不受惩罚。

  这是一种愤怒,对感到无助、被骚扰、被追捕、被侮辱、被剥夺人性的愤怒。悲剧周而复始直到人们感到精疲力竭、被榨干的愤怒。这是一种对每一个层面上的掌权者的愤怒:面对人们要求彻底改革、要求法律公正并在该框架下受到平等待遇的呼吁,从官员个人到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均无动于衷。

  当人们感到无助的时候,仿佛已经一无所有,仿佛生活已经危在旦夕,一场汹涌、澎湃、漫无目的的愤怒爆发,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你毁掉人们的希望,他们就毁掉你的财产。

  我们对社会正义和警察使用武力问题的顽固态度,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感到受漠视和侮辱的一代人中的极端者。

  我们可以哀叹其中一些抗议活动所遭受的暴力,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被迫生活在一个每天因自己的肤色而感到担惊受怕的世界和社会,也是一种暴力的形式。

  这是一种日常弥漫在空气中的啃噬人心的暴力。每当警察靠近时,即使没有犯罪或违规行为,这种暴力也会令一个成年男子不寒而栗、咬牙忍耐。

  这种暴力迫使母亲在孩子晚上外出时向上帝祈祷他或她的安全归来。

  这种暴力能让孩子感到麻烦来临时在皮肤上写下父母的电话号码,以防万一。

  这也是暴力。

  实际上,美国不仅是这种暴力的发源地,而且可悲的是,只有暴力才能让它有反应。到那时人们才关注起来,耳朵竖起来,新闻工作者才到达现场。

  在民权运动期间,抗议者实行非暴力抗议,但他们经常遭到暴力袭击,正是这种暴力刺激了行动。

  1963年,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第16街浸信会教堂爆炸案中,四个小女孩丧生;同年,梅德加·埃弗斯(Medgar Evers)被害。针对抗议者的暴力在电视上传播之后,1964年《民权法案》得以通过。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骚乱席卷全国之后,通常被称为《住房公平法》的1968年《民权法案》通过。

  要想有和平,美国需要在和平的时候做出反应。你不能去妖魔化一个和平地单膝跪地抗议警察暴行的运动员,像特朗普总统做的那样,给他贴上“杂种”的标签,然后现在又祈愿和平抗议。

  在这场争取正义的斗争中,似乎任何形式的抗议都没有效果。公众和权力机构所需要的似乎是现状的延续。他们想要的是沉默和被动。他们想要服从。他们希望你沉默地哀痛,平静地愈合。

  那不可能。

  现在有些人在打砸、放火、劫掠,讽刺的是,这属于传说中的美国传统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一直怀有毁灭的嗜好,一种欲壑难填的嗜好,而且这个国家通常希望忘记这一点。

  美国的暴力是习得的暴力。这是美国的方式。

  数百年来,美国的白人一直在骚乱、弑杀、屠戮和破坏,他们经常将愤怒和暴力指向黑人和美洲原住民,将他们拥有的东西夺走或摧毁,宣泄他们的愤怒,宣扬他们的优越,以灌输恐怖,维护权力。

  周日是塔尔萨种族屠杀(Tulsa Race Massacre)99周年纪念日,那次骚乱中,被称为“黑人华尔街”(Black Wall Street)的繁华黑人社区被完全摧毁,多达300人因一伙白人暴徒的所作所为而丧生。

  从历史上看,白人暴动经常针对黑人,而黑人暴动则为抗议不公正行为。在任何一方,种族主义都是根源。然而我们拒绝充分谈论这一问题。

  现在到了自食恶果的时候了。

  Charles Blow于1994年加入《纽约时报》,并于2008年成为一名专栏作者。他还是一名电视评论员,常撰写关于政治、社会正义和弱势群体的文章。欢迎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关注他。

  翻译:邓妍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6/1

旧文章ID:21895

美国分裂动荡之际,特朗普仍在煽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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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TER BAK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在一个饱受疾病和经济崩溃打击,因封锁甚至是口罩问题而分裂,如今又因种族问题而动荡、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特朗普总统的第一反应是找个人来斗一斗。

  上周,美国已有10万人死于大流行,4000万人失业,多个城市因警察杀死一名已被制伏的黑人的残忍事件而陷入火场。但特朗普攻击的对象包括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科技公司巨头、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一位有线电视台主持人,以及一位遭暴乱蹂躏的城市的市长。

  遇到这样危机一触即发的情况,其他总统都会努力给局势降温,特朗普却在玩火。他咆哮着冲进各种混战,鼓励民众起义反抗他自己的政府推动的公共卫生措施;对一名批评者抛出捏造的谋杀指控;指责他的前任犯下了未指明的罪行;发誓打击一个激怒了他的社交媒体公司;然后似乎还在威胁对明尼阿波利斯的局面采取以暴制暴的做法。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后,多座城市爆发了街头抗议,其中一些引发了与警方的冲突,特朗普没有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相反,在一系列推文和周六对记者发表的评论中,他将骚乱归咎于民主党人,呼吁“自由派的州长和市长”对人群“强硬起来”,威胁要使用“我们的军队的无限力量”进行干预,甚至建议自己的支持者发起反示威行动。

  周六,骚乱连续第二个晚上来到特朗普的家门口,数百人在白宫附近的街道抗议弗洛伊德之死和总统的回应。尽管大多数人都很平静,高喊着“黑人的命也是命”和“没有和平,没有公正”,但也有一些人喷涂关于特朗普的污秽笑话,点燃小团火焰,放鞭炮,向特勤局和美国公园警察(United States Park Police)扔砖头、瓶子和水果,警察则以辣椒喷雾回应。

  身着迷彩服的国民警卫队列队穿过附近的拉斐特广场,与此同时,警方封锁了总统官邸周围的几个街区。一个男人大步穿过街道高呼,“革命的时候到了!”白宫被头戴钢盔、身穿防暴装备、躲在塑料盾牌后面的警察围绕,这样的画面加剧了国家分裂的印象。

  特朗普称赞特勤局“非常酷”、“非常专业”,但他抨击身为民主党的华盛顿市长周五晚上没有提供市警前来帮助,市长否认了这一点。虽然各地州长和市长们都敦促克制,但特朗普似乎更倾向于嘲弄抗议者,扬言如果他们试图进入白宫,就会遭遇暴力。

  “一大群人,有专业组织,但没有人能够闯进围栏,”周六早上,总统在Twitter上写道。“如果他们闯进来,迎接他们的会是我见过的最凶残的狗和最厉害的武器。到时候他们少说也得落个重伤。很多特勤局特工正在待命。”

  他建议自己的支持者周六也来到白宫,这意味着在他的家门口有可能发生冲突。“今晚,我明白,白宫会是一个MAGA之夜吗???”他在Twitter上写道,MAGA是他的第一次竞选的口号“恢复美国伟大荣光”(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缩写。

  当后来被问及这条推文时,他否认那是在鼓励自己的支持者实施暴力。“他们爱非裔美国人,”他说。“他们爱黑人。MAGA爱黑人。”然而,到了晚上,特朗普的支持者没有出现在白宫外的人群中。

  华盛顿市长穆丽尔·E·鲍泽(Muriel E. Bowser)周六上午做出尖锐回应,称她领导的警察局将保护华盛顿的所有人,包括总统在内,到周六晚间,她手下的大量警员已经在白宫周围执勤。

  但她称总统是分裂的来源。“他躲在围栏后面,惊恐万分/孤家寡人,而我则在支持经历数百年制度性种族主义的人们,在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和平地行使第一修正案权利,”她写道。“没有凶残的狗和厉害的武器。只有一个吓坏了的人。惊恐万分/孤家寡人……”

  经过了上午的猛烈抨击之后,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试图重新调整自己的论调,SpaceX火箭发射后,他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表演讲,一开始就提到街头的骚乱,显然是想缓和自己好斗的语气。

  “我理解人们的痛苦,”他说。“我们支持和平抗议者的权利,我们听取他们的请求。但是,我们城市街头出现的这些与正义或和平无关。对乔治·弗洛伊德的缅怀正在被暴徒、抢劫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玷污。”

  这样的动荡时期生动地展现了这位总统的领导风格。从掌权之初,特朗普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寻求冲突而非和解的人,他是斗士,不是和事佬。这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公众,他们认为这位总统愿意挑战根深蒂固、享有特权的掌权派。

  但是,危险的公共健康状况、经济危机和如今的种族危机,这一切交织在一起,考验着他的策略,让他在距离大选仅剩几个月的时候还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立足点。目前的民调显示,他在大选中处于落后。

  “总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脱离、更漠视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艰难现实,”佛罗里达州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卡洛斯·柯贝洛(Carlos Curbelo)说,他一直是特朗普的批评者。“在美国迫切需要疗愈的时刻,总统却一心一意同他眼中的对手进行琐碎的个人斗争。”

  当然,对于任何一位总统来说,这样的时刻也堪称挑战。这是充满创伤的一年,一开始感觉就像1998年的弹劾事件,然后仿佛重现了1918年的大流行,再加上1929年毁灭性的经济灾难。现在1968年的深刻社会动荡也开始重演。

  公平地说,事实证明,2020年是美国社会结构受损的一年,累积起来的痛苦对美国和美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已经成为了美国两极分化的标志,而不是它的修复者。

  “我每天都在思考,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分解,是怎么分解的,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个过程,”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研究总统的历史学家蒂莫西·纳夫塔利(Timothy Naftali)说,“这些天的灾难不仅仅和特朗普有关。他只是一个恶毒的骗子,全靠利用我们的弱点为生。”

  美国不仅遭遇了新冠病毒大流行,还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这两场危机开始之时,就算有过团结一致的决心,也很快就烟消云散,演变为另一场文化冲突。从何时开始以何种方式重新开放社会,到是否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总统把一切都变成新的党派之争,而不是达成共识的源头。

  当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时,特朗普没有领导全国哀悼,只是在白宫降了旗,发了一条推;并且只在被问及此事的时候,才在镜头前匆匆发表评论。他没有就恢复日常生活的最佳和最安全方式寻求一致,而是威胁要将那些阻止礼拜场所重新挤满人的州长“撤职”。

  “要想在危机关头领导国家,白宫该做的远不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不负责任的威胁,”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的彼得·S·卡利科美国总统研究中心(Peter S. Kalikow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cy)主任米纳·博斯(Meena Bose)说,

  明尼阿波利斯骚乱的导火索是一名警察跪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近9分钟,后者大声呼喊自己无法呼吸。这名警察已经被控谋杀。特朗普对此事的最初反应,突显出他面对全国性挑战时的本能。他威胁要派兵,在周五早上写道,“有打砸,就会有开枪。”

  只是在遭到一连串的批评后,他才试图解释,并在13小时后发布一条新推文,表示他的意思仅仅是“抢劫导致街上的人开枪”。

  他说:“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昨晚表达的意思。”重新措辞似乎没能说服几个人,更不用说他的批评者了。

  最初的开枪推文甚至令特朗普的一些惯常盟友都感到不安。电视和广播节目主持人杰拉尔多·里维拉(Geraldo Rivera)经常去特朗普的佛罗里达马阿拉歌庄园和总统会面,他谴责这一信息的“鲁莽”,并呼吁总统“对自己进行自我审查”。

  “省省吧,这是什么呀,六年级小学生吗?”里维拉在福克斯新闻上说。“你不要火上浇油了。你这根本不是在安抚。”他还说:“他所做的只是削弱他自己。”

  但是许多总统的捍卫者不认为他对危机处置不当,并提出民主党和新闻媒体应为从明尼阿波利斯蔓延到纽约、亚特兰大、华盛顿、路易斯维尔、波特兰和其他城市街头动荡负责。

  “那些即将遭受上亿美元财产损失和严重伤亡的城市,”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鲁道夫·W·朱利安尼(Rudolph W. Giuliani)周五晚上在Twitter上写道。“都是以民主党为主的对罪犯友好的城市。这就是选民主党的下场。”

  前纽约市警察局长伯纳德·B·凯里克(Bernard B. Kerik)今年早些时候被特朗普赦免税务欺诈罪。他在Twitter上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观点:“这些被无政府主义者占领的城市,都是犯罪率、谋杀率和贫困率最高的、由左翼民主党人管理的城市,这并不奇怪,”他在Twitter上写道。“他们平常就管不好自己的城市,怎么能指望他们去对付这些?”

  特朗普上周转发了一段支持者的视频,视频中说“唯一的好民主党人是死民主党人”(尽管该支持者坚持认为他表达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死亡),延续了周六的主题。

  在楼上看到窗外的人群,特朗普拿起手机,再次抨击明尼阿波利斯的“民主党市长”没有做出更强硬的应对,并呼吁纽约动用警力对付人群。“让‘最优秀的纽约人’去发挥。”他写道。“没有人比他们更好,但是你得放手让他们去做事!”

  Peter Baker是《纽约时报》首席白宫记者。他为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最近四任总统的新闻。他著有五本著作,最近的一本是《弹劾:一段美国历史》(Impeachment: An American History)。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晋其角、邓妍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6/1

旧文章ID:21894

特朗普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在港引发多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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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TER BAK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对于特朗普总统关于美国将结束与这座城市特殊关系的声明,香港官员的反应夹杂着焦虑、无奈与反抗,这也反映出这个半自治领土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方面存在的深刻分歧。

  特朗普此举可能危及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其矛头直指北京的香港新国家安全法,以及迅速恶化的美中关系。它所得到的反馈,也依熟悉的路线分为几种。

  到目前为止,中方官员对此举保持沉默,亲北京的香港官员则在周六再次呼应了他们最近对美国干涉其所谓中国内政的批评。他们说,香港将经受住打击,应对措施之一就是依靠与大陆更紧密的联系。

  一些亲民主支持者则欢迎特朗普的声明,说这将对中国颁布可能剥夺香港某些自治权的国安法行为做出惩罚。内地和大陆的企业因香港的地位获得一些重大好处。

  也有人担心,结束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将令因持久政治动荡而受挫的经济雪上加霜。他们担心,在两个大国快速升级的竞争中,香港会成为间接的牺牲品。

  “这就好似一场新冷战,而香港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柏林,”香港的亲民主阵营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说,“我们被夹在正中间。”

  长久以来,香港作为金融之都的地位,依赖它与内地的不同,也就是对公民自由与法治的保障。很多跨国公司将香港作为进入亚洲市场的门户。

  但是去年汹涌的政治示威和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使这座城市曾经繁华的经济步履蹒跚,而美国的任何措施都可能加剧经济损害。

  特朗普的计划仍未公布细节,但总统在周五说,美国将对香港施加很多与大陆相同的限制措施,尤其在贸易和执法方面。

  香港和中国的官员也将因为施加国安法的决定而受到制裁。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也纷纷谴责,认为该措施违反了1997年英国将这个前殖民地交还时,中国向香港许诺的高度自治。

"上周五,特朗普总统与国务卿迈克·庞皮欧(左)和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在白宫发表声明。"

上周五,特朗普总统与国务卿迈克·庞皮欧(左)和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在白宫发表声明。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政府受北京撑腰,淡化了国安法的威胁。

  在周六晚间的一份声明中,一位不具名的发言人说,政府不会“过分忧虑”,因为香港将依赖“内地经济持续开放带来的独特优势”。

  制裁是不合理的,声明说,而且“只会令建立多年、互惠互利的港美关系崩坏,以及伤害在香港的本地和美国企业及其雇员”。

  周六早些时候,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告诉记者,香港不再区别于中国的说法“非常错误”。

  对中国在本国领土内施行安全法的权利进行干预,等同于“协迫”,她在周六告诉记者,这与最近中国高层官员的说法一致。

  亲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表示,美国此举是在虚张声势,不会大幅削弱香港的经济地位。她指出,撤销香港的特殊待遇可能会损伤该地区的声誉,但美国在香港也有重大商业利益。

  “有8.5万名美国公民在香港安居,”她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认为美国不会轻易惩罚香港、给香港找麻烦。”

  香港亲民主政治人士,受到中国强推国安法的打击,反应不一。

  亲民主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说,特朗普的决定将对本地的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但他说,这是北京对香港收紧控制的“自然后果”。

  鉴于中国当权者拒绝听取国际警告,郭荣铿说,“除了叫板,别无他法。”

  另一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说,他希望特朗普的决定能够促使中国和香港政府重新考虑国安法。

  “香港和北京依然有机会撤销危害,”杨岳桥说,“现在球传到北京和香港这边了。就看他们怎么做。”

"上周三,香港,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上周三,香港,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些示威者,尤其是一些年轻、激进的示威者,对美国的声明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对“揽炒”抗议哲学的践行——意思是如果香港沦陷,那么中国也将沦陷。

  长期以来,中国依赖香港,将其作为重要的金融门户。中国公司,包括国有企业,利用香港宽松的金融政策集资。中国的个人,包括共产党高层领导的亲属,在香港做生意或拥有资产。

  但近几十年来,随着上海、深圳这样的内地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金融基础设施,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降低了。从世界海运理事会(World Shipping Council)的数据来看,在2018年,有四座中国城市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香港。

  毛孟静说,她不相信北京会让步,并指出特朗普的行动实际上会坚定中国领导人的决心。

  “北京一定考虑过这样的后果,并决定可以承受。”她说。她表示,共产党将会反击,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

  但特朗普政府数天前就开始发出这一措施的信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本周表示,中国准备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回击对香港问题采取行动的国家。

  特朗普的行动几乎必然为北京关于外国势力干预香港的说法提供把柄——这是推行国安法的关键论调。

  “这种妄图干预香港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吓不倒中国人民,也注定不会得逞。”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周六的一篇社论中说。这篇社论并没有提及特朗普的名字。

  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在一篇未具名的社论中说,特朗普的行动只会让中国更加坚定,并进一步让中国人团结起来对抗美国。

  “华盛顿正在开启更大的赌博,不过美国经济的脂肪已经没有过去厚了,它又因为新冠肺炎而咳嗽着。”社论写道,“他们的这套极端玩法无异于一个超级大国的慢性自杀。”

  按照与美国的特殊关系,香港在贸易方面享受优惠待遇,关税极低。因此对于北京来说,直接以牙还牙的手段很有限,除非它也愿意伤害香港。美国人在香港享受免签,但如果北京通过这一点还击,将进一步对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造成损害。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中国已经准备好在美国的制裁下生活,”上海研究中美关系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说。

  Vivian Wang自香港、Amy Qin自台湾台北报道;Elaine Yu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王月眉(Vivian Wang)是一名驻华记者,此前曾为城市版报道纽约州政治。她在芝加哥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vwang3.

  Amy Qin是《纽约时报》中国记者,负责报道文化、政治和社会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amyyqi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6/1

旧文章ID:21893

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美中贸易协定让特朗普陷入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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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尽管美中双方在许多方面存在严重分歧,而且中国完成双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采购目标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很难废弃这个协议。路透社周一(6月1日)引用熟悉白宫的人士的说法,在白宫看来,这个协议对特朗普来说就如同一个鸡肋。

  美中两国为了达成这个协议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期间美国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了高关税,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剧烈震荡,也给全球经济增长投上了重重的阴影。

  最近几个星期,有关特朗普可能会废除这个贸易协议的声音不断从白宫传出。商界、投资人和中国贸易观察机构对特朗普发出的每条推文的每个字都极为关注。

  但是,特朗普上周五表示,美国将开始审查给香港提供的贸易和旅行特殊待遇,根据情况予以取消。人们注意到,特朗普在讲话中没有提及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特朗普讲话后,美国股市如释重负,标准500股指扭转跌势,强劲上涨。

  路透社说,对中国强硬和批评前任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是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但是,维持美中贸易协议就意味着接受了一个风险,这就是中国可能无法兑现承诺,完不成采购美国产品的目标。采购范围涉及农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和服务业产品等。

  如果取消这个协议,就会重启双边贸易战。但目前美国正经历着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问题。

  路透社说,美国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可能是把之前已经取消的对1650亿美元的中国消费产品加征的关税重新恢复起来。其中包括苹果手机、电脑、玩具和服装等。这些关税最终都要由美国企业承担,然后再转到消费者身上。北京则会进行报复,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从而引起市场动荡,推迟经济复苏的进程。

  行政部门的一位消息来源称,“特朗普陷入两难境地。要保留贸易协议,结果保留的可能是一个空头协议。如果放弃这个协议,他就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拖累经济复苏,引起更大的动荡。”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的对华出口同比下降40亿美元。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只完成了今年设定的采购美国商品目标的40%左右。协议规定,在协议生效后的第一年,中国要在2017年的水平上增加770亿美元的采购量。按照目前的速度,下半年,中国的购买数量要大幅度增加。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6/1

旧文章ID:21892

美国大规模种族暴动:疫情下的旧歧视和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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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周末到来之前,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全美各地的城市示威游行,像野火一样燃起了狂啸的抗议和暴力行动,示威者大喊“不要开枪”和“我无法呼吸”。因为5月25日传出大约8分钟震撼全美的视频,显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白人警察德里克•肖文用膝盖牢牢压住戴着手铐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的脖子,将他固定在地上,弗洛伊德死前绝望的哀嚎“我无法呼吸”迅速席卷全球。

  随之而来的抗议愈演愈烈,导致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第三区警察总部被焚,愤怒的人群统治街道、乱砸商店,迫使明尼阿波利斯在周五晚上8点进入宵禁,但宵禁生效90分钟后,现场仍然传来枪声,没有任何一名执法人员在场执行宵禁。

  明尼苏达州爆发的抗议活动也延烧到全美各大城市:示威者封锁了洛杉矶的高速公路,在达拉斯与警察发生冲突,并破坏了亚特兰大的CNN总部。华府的示威者在白宫外高呼,撞倒路障,并对其他建筑物喷漆,一度迫使特勤局封锁白宫。

  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城是1921年黑人大屠杀的现场,当时有300多人死亡。接近一百年后,抗议者封锁了十字路口,并高声呼叫受难者的名字。

  奥克兰的路易•威登店被洗劫,曼哈顿有四辆警车被纵火,一名示威者向一辆载着四名警官的警车里投入一个汽油弹。

  目前全美已经有两人在示威暴动中中枪死亡。宣布宵禁的城市包括:亚特兰大、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丹佛、费城、西雅图、克利夫兰、哥伦布、罗彻斯特、匹兹堡、波特兰、芝加哥、迈阿密、密尔瓦基、盐湖城等。这就是一张美国的地图。

  明尼苏达州启动了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执法行动,包括动员超过1.3万名的国民警卫队。美东时间28日到30日之间,美国警方在各城市灭火,丢催泪弹,至少逮捕了1400人。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状况。

  正如目前在美国任何现象和危机都被撕裂式地政治化,虽然对警官杀害黑人的谴责没有多大异议,但对于抗议衍生的暴力行为,保守派和自由派立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谴责警官“跪杀”黑人的同时,保守派试图使抗议与新冠病毒反映的种族区别脱离关系,而自由派认为新冠病毒不成比例地造成黑人和拉丁裔族群死亡,这些被压抑的愤怒引爆了反警方执法过度的火种。

  冰冻三尺的种族导火线

  前总统奥巴马就反警方暴力和种族主义发布声明说:“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经济危机摧毁了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们普遍希望生活能够‘恢复正常’。但我们必须记住,对于数以百万的美国人来说,由于种族而受到不同待遇是可悲的、痛苦的、令人抓狂的‘正常’,无论是在与医疗保健系统打交道、与刑事司法系统互动、在街上慢跑、或者只是在公园里看鸟时。”

  奥巴马指涉的是2月23日一名手无寸铁的25岁美国黑人男子在佐治亚州萨林海岸的路上慢跑时,被两名武装、有警方背景的一对白人父子追捕枪杀。枪击录像的副本于5月5日流传后,掀起社交媒体的舆论海啸,警方终于在5月7日逮捕了父子杀手。但凶手直到事发74天后才被逮捕的事实,引发了关于美国种族歧视的辩论。

  另外,一名白人女性因为看到一名在纽约中央公园观鸟的黑人而报警。这些事件通过视频引起广大的愤怒。

  “我无法呼吸”已经不是首次成为美国警察基于种族偏见而过度执法的象征:2014年纽约警察逮捕埃里克•加纳涉嫌出售没有税票的香烟时,用手臂摁住加纳的脖子,在多名警官同时限制他的行动的情况下,加纳面朝下躺在人行道上时重复了11次“我无法呼吸”的求救呐喊,在他失去知觉后,警官将他转身以缓解呼吸,但在一辆救护车到来之前,加纳躺在人行道上呆了七分钟。大约一小时后,加纳在当地一家医院被宣布死亡。

  加纳案在全美各地至少直接引发了50次示威,而随后对普遍警察暴行的数百次示威则以加纳的经历为焦点。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在2019年拒绝根据联邦民权法对施暴警察提起刑事诉讼。由于一名行政法官的建议,在加纳事件五年后,施暴的警官才被解雇。

  明尼苏达州检察官在5月29日对警官肖文提出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的起诉,本来希望能够借此缓解抗议示威的紧张局势,但受害人弗洛伊德的家人认为应该以一级谋杀罪提告。

  根据明州的法规,三级谋杀不需要具有杀人意图,只要证明凶手“在不考虑人命的情况下”以危险行为造成受害者的死亡。一级和二级谋杀罪的指控要求检察官证明肇事者已事先决定杀害受害者。肖文还被指控二级过失杀人罪,这个罪名要求检察官证明他有过失,以至于造成“不公正行为”。

  如果被定罪,警官可能会因谋杀罪最高被判处25年监禁,因过失杀人罪最高被判处10年监禁。

  令抗议者感到愤怒的是,在警官肖文施暴的当场,还有另外三名警察,但目前只有一名被捕。目前看来,如果其他三名警察不被绳之以法,抗议者将不会干休。

  长期以来,美国警官基于种族因素过度执法杀死黑人,反映了美国持续存在的政治失调和种族不平等现象。这些的事件叠加,在目前的新冠疫情下达到了危机的临界点。

  1960年代的种族冲突和民权运动,在民权运动发言人和领导人小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被暗杀时达到高潮,深刻地镌刻在美国的历史记忆里。

  从1991年皇冠高地(布鲁克林)纽约暴动、1992年洛杉矶罗德尼•金暴乱、2015年巴尔的摩骚乱到2016年夏洛特•里奥特暴乱,种族主义固然有历史渊源,造成长期积愤,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他和他的支持者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更加深了种族分化。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更激化了长期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警察施暴的视频只是恰好燃爆了这个愤怒。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对立观点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10万多美国人死亡,并因此而导致4000万人失业。但共和党人拒绝把疫情和种族分裂联系起来。

  特朗普在5月29日批评抗议者为“暴徒”,并说:“当抢劫开始时,枪击就开始了。”推特对特朗普的这则帖子加以标签,警告读者推文乃是“美化暴力”。特朗普最近刚颁布行政法令对付推特,指控后者对保守派言论进行言论审查。

  5月29日晚当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前时,特朗普发推文指出,如果他们突破了路障,美国特勤局将用他见过“最凶恶的狗和最凶恶的武器”打压抗议者。他还抨击华府市长没有提供警力保护白宫,“让抗议者尽其所能地尖叫和咆哮。”

  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躲在他的樊篱后面”,故意提起恶犬,来暗指历史上美国种族隔离主义者曾经放出恶犬来驱逐南方的黑人妇女、儿童和无辜者。

  自由派媒体认为特朗普似乎将社会动荡视为潜在有益的“政治问题”,借此可以把自己定位为逆转无政府状态的总统候选人。《华盛顿邮报》5月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42%)落后拜登(49%)7个百分点。

  特朗普上周六斥责在美国各城市上街游行的示威者,表示白宫抗议活动“与乔治•弗洛伊德的记忆没有关系。他们只是在那里制造麻烦。”特朗普还表态必要时将派遣军队干预。

  但到了周六下午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表演说时,特朗普稍微改变了语气,宣布进行民权调查,并对弗洛伊德之死表达愤怒,但他将在美国各地蔓延的抗议活动归咎于“安提法(Antifa)组织和左派暴力”。

  特朗普说:“我了解人们的痛苦。我们支持和平示威者的权利,我们听到他们的请愿。但我们现在在城市街道上看到的与正义或和平无关。对乔治•弗洛伊德的记忆遭到暴徒、掠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羞辱。安提法组织和其他激进左翼组织正在领导暴力和破坏行为,这些组织正威胁无辜者,摧毁工作,伤害企业,并烧毁受害者……安全不应该是无政府状态,而且也不会有无政府状态。我们不能也绝不允许一小撮罪犯和破坏者破坏我们的城市,并摧毁我们的社会。”

  民主党可能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拜登通过视频呼吁美国人面对历史上的种族不公。“这个国家的原始罪恶至今仍在玷污我们的国家。有时我们设法忽略它,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推进其他一千项任务,但它总是在那里。近来几周,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是一个伤口敞开的国家。”

  但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认为,美国没有种族分歧,弗洛伊德受到警察暴力的经历是例外。

  抗议者vs.暴徒

  明尼苏达州州长提姆•沃尔兹指责美国国内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和国际动荡,是造成明州危机的因素。他声称多达80%的抢劫和纵火者来自外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长雅各布•弗雷表示,“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州外煽动者”可能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但根据亨内平县警长办公室提供给《华盛顿邮报》的数据,约86%的被捕者是州内居民。

  对比而言,保守派的美国法务部长威廉•巴尔声称抗议活动是“由无政府主义和极左翼极端主义团体的策略策划、组织和推动。”

  特朗普私人法律顾问、前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认为,弗洛伊德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现在暴徒以弗洛伊德的名义在全美主要城市作乱,是因为“开放的民主党人无能力确保其人民的安全,因为他们有令人毛骨悚然、危险的刑事友好政策,现在我们不仅在明尼阿波利斯那里看到这些政策的结果,而且还看到城市被纵火燃烧。”

  朱利安尼认为,都是民主党人的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和明尼苏达州州长应引咎辞职。“所谓的进步主义者、白痴民主党人管理下,将罪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为罪犯设置保释条件,并鼓励这种事情发生。”

  我认为在进一步查明闹事份子的身份之前,目前看来最可能的状况是,不同的组织各怀心思,也有人浑水摸鱼。有群体关注对弗洛伊德的正义诉求,其中包括许多黑人、白人和拉丁裔,但也有一群包括黑人和白人的年轻人带头抢劫。

  有评论认为特朗普希望利用种族主义和“受伤的白人”来分散对抗疫不力的批评,延伸保守派策动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各州掀起的反封城抗争(见《美国的反封城博弈》)。如果真是如此,这个策略可能会反噬他。如果种族暴动持续下去,也可能吸引曾在G20、G7和奥运会上策动示威运动的全球无政府运动者加入搅局。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福克斯新闻),基本上专注于抗议中的暴力行为本身,尽量把事件与疫情对黑人的打击剥离出来,甚至认为年轻人因为封城闷慌了才会上街发泄。而特朗普的反对者坚持把种族暴动与疫情反映的种族差别境遇牢牢地捆绑起来。

  美国各州陆续复工之际,股市狂涨的背后,是对于人命不同的估价。许多对于美国经济将以V字形复苏的预期,是建立在目前死去人群大量集中在老年人、有色人种和贫民群体的基础之上的。言下之意是,他们的生命代价很低,可以为经济启封而牺牲。这个观点也假设可以借着社区隔离而保护既得利益群体,防止疫情向优势群体扩散。但种族暴力终将威胁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如果美国社会持续动荡,也必定演变成对股市的冲击。

  当保守派攻击明州州长缺乏领导力之际,自由派认为美国缺乏有领导力的总统,没有凝聚社会分裂的力量来愈合种族和疫情的伤口。

  特朗普习惯性的竞选策略是巩固他的基本盘,包括他们共享的种族意识。但如果特朗普搞不定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甚至故意挑拨种族仇恨,拒绝正视抗议背后更深刻的社会暗流,以及被疫情锐化的种族愤怒,这会激起更多有色人种出来投拜登一票,从而对他连任形成重大威胁。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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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死于警察之手 美国多地爆发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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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伦•费多尔  来源:FT中文网

  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让全美各地度过又一个暴力之夜后,国民警卫队队员周日早上在美国十几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街上维持治安。

  前一天晚上,愤怒的人群在美国各大城市与警察发生冲突,在洛杉矶、费城和华盛顿爆发了激烈打斗,这是公众最新展示的愤怒,其导火线是弗洛伊德——一名没有带枪的黑人——上周在被警方拘留后死亡。1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召集约5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另有2000人准备“在需要时”部署。

  弗洛伊德案令人想起美国其他黑人死在白人警察手中的知名案件。此案重燃了围绕种族关系的长期发酵的紧张。此案发生之际,美国将要迎来一场总统大选,而且深陷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这场大流行病已导致逾10万美国人死亡,并给有色人种带来格外沉重的打击。

  “最近几天的事态揭示了,我国人民对非正义感到愤怒,”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周日早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对和平示威给予肯定,但谴责了在许多城市猖獗的抢劫和破坏行为——汽车被烧毁,窗户被砸,企业遭到洗劫。

  “抗议这种残酷行为是正确和必要的。这是美国人应该有的回应。但是烧毁社区和进行不必要的破坏不是;危害生命的暴力不是;砸烂和关闭那些为社区服务的企业不是,”拜登表示。

  “抗议行为永远不应该被允许盖过我们抗议的理由。它不应驱使人们远离抗议旨在推动的正义事业。”

  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自上周四以来,警方已在22个城市逮捕近1700人。

  在纽约,上周六晚上至少有120人被捕,至少有15辆警车被损坏。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物件,焚烧警车,而一段视频显示两辆警车在布鲁克林区撞向示威人群。

  在费城和芝加哥等大城市,以及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和犹他州的盐湖城等较小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场面。

  在华盛顿特区,碎玻璃覆盖着距离白宫仅几个街区的人行道。抢劫者砸碎企业的窗户,并在联邦政府大楼上喷涂鸦。

  在南部,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等城市,抗议者破坏了美利坚联盟国——南北战争以及美国问题重重的种族历史的象征——的一些纪念碑。

  周日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此前他对弗洛伊德案的处理受到批评,同时他的民意支持率在最近几周下滑。

  周日公布的最新《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Washington Post-ABC News)民调显示,拜登的民意支持率比特朗普高出10个百分点,53%的登记选民更支持前副总统,而不是现任总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Robert O’Brien)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总统在上周六发表了“非常精辟的言论”,内容是“将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以及我们如何与乔治•弗洛伊德的家人立场一致”。

  奥布赖恩表示,他不知道总统会不会从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但称,特朗普将“在这场危机期间继续同美国人民沟通”。

  然而,特朗普的批评者表示,他在近日的表态在更大程度上是帮倒忙。上周五特朗普曾引发愤怒,因为他在Twitter上暗示,军方可能向抗议者开枪:“当抢劫开始时,射击就会开始。”这个帖子被Twitter隐藏,理由是它违反了该平台有关美化暴力的规则。

  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Muriel Bowser)周日在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与媒体会面》(Meet the Press)节目上表示,特朗普“有责任帮助国家平静下来;他首先可以停止发布制造分裂的推文,这些推文的论调属于我国历史上种族隔离的时期”。

  亚特兰大市长凯莎•兰斯•博顿斯(Keisha Lance Bottoms)在同一节目上表示:“我希望从总统那里听到的是领导力,同时我希望听到对我们的社区以及美国种族关系现状的真诚关怀和关心……我担忧的是这位总统有让事情变得更糟的历史。”

  弗洛伊德是在上周一死亡的,此前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局接到了他试图使用假钞的911报警电话。他被四名警察逮捕并被戴上手铐,脸朝下压在路面上,有一名警察单膝压在他的脖颈处——直到他变得没有反应并被转移到担架上。

  这些警察上周已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解雇。其中一名警察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上周五被拘留,并被控以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

  译者/和风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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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生的标签”到“黑人的命也是命”: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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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伊布拉姆·X.肯尼著 朱叶娜、高鑫 译  来源:澎湃新闻

  黑人年轻男性被警察杀死的可能性是白人年轻男性的21倍,这是2010年至2012年美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在奥巴马于2008年当选总统以后,人们期待美国进入一个“后种族社会”,但事实上,种族主义思想在美国仍然大行其道,而且比以往更加隐晦和复杂。美国学者伊布拉姆·X.肯迪(Ibram X. Kendi)所著《天生的标签》一书追溯了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从其15世纪在欧洲大陆的起源,到殖民时代英国早期殖民者将种族主义思想带到美国,最后到21世纪当前对身边发生的事件的讨论。近日该书中译本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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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的标签:美国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美]伊布拉姆·X.肯尼著,朱叶娜、高鑫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每个历史学家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写作,并同时受这一历史时刻的影响。我本人写作这本书的时刻,正值美国风雨如晦的暗夜,执法人员杀死手无寸铁的人们,如流星般的生命带出热门话题“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有些事件得到了揭露报道,有些则没有。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瑞吉娅·波义德(Rekia Boyd)、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桑德拉·布兰德(Sandra Bland),以及查尔斯顿教堂9名受害者的遭遇让人痛心,而我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此书的写作。这些让人痛心的事件是美国种族主义思想史的产物,就如同这本关于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书也是这些痛心事件的产物一样。

  根据联邦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12年,黑人年轻男性被警察杀死的可能性是白人年轻男性的21倍。受到致命警力侵害的女性受害者的数据未经记录和分析,其揭示的种族差异可能更大。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白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甚至达到了黑人家庭的13倍,而且黑人入狱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

  不过,这些统计数据应该也并不让人感觉意外。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知道在警察射杀人数、财富数量、入狱人数上的种族不平等——几乎美国社会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我说的种族差异是指在统计数据中,各种族群体的表现情况与各自的人口数并不对应。如果黑人在美国人口比例中占13.2%,那么在所有被警察射杀的美国人中,黑人的比例应该也大概占13%,在监狱中黑人的比例应该也接近13%,同时黑人拥有的财富应该也占美国财富总量的大约13%。但是在当今的美国社会,种族平等还很遥远。非裔美国人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国家财富的27%,但在入狱人数上占据了40%。这些是种族不平等的表现,而种族不平等的历史比美国历史还要久远。

  2016年正值美国建国240周年。但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及其他创始人宣布独立之前,美国人已经就什么是种族不平等、为何种族不平等存在并一直持续至今、为何美国白人群体比美国黑人群体更成功等内容进行了两极分化的讨论。历史上,这一激烈争论共有三方观点。一方可以被称为种族隔离主义者,他们将种族不平等归咎于黑人本身;另一方可以被称为反种族主义者,他们将种族不平等指向种族歧视;还有一方可以被称为主张社会同化者,他们试图探讨上述两种观点,认为种族不平等是黑人和种族歧视共同造成的。正在进行的关于警察射杀黑人的讨论充分展示了这三种观点。种族隔离主义者指责被警察射杀的黑人有鲁莽的犯罪行为。他们认为迈克尔·布朗是一个可怕凶险的小偷,所以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有理由感到害怕并向他开枪。反种族主义者指责警察可怕的种族主义行为,认为达伦·威尔逊不在乎这位18岁黑人的生命。主张社会同化者则试着指责双方,他们认为威尔逊和布朗都是不负责任的罪犯。

  最近几年听到的这三方观点就像是《天生的标签》一书中贯穿始终的三种不同观点。在将近六个世纪中,反种族主义观点一直与两种种族主义观点对立:种族隔离主义观点和主张社会同化观点。之后的种族主义观点史也是这三种不同声音的历史——种族隔离主义者、主张社会同化者和反种族主义者——以及它们如何论证种族不平等的合理性,证明为什么白人可以活在胜利的一端而黑人却在死亡和失败的那一端。书名《天生的标签》来自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1860年4月12日在美国参议院的一次演说。这位南部邦联的未来总统否决了一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资助黑人教育的法案。戴维斯向同事发表演讲,称“政府不是由黑人组成的,也不是为黑人服务的”,而是“由白人组成的,并且为白人服务的”。他宣称该法案建立在种族平等的错误观点之上。“白人和黑人的种族不平等”是“天生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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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戴维斯

  杰斐逊·戴维斯的观点并不令人意外。他认为黑人在生物学上就和白人不同且比白人低等,认为黑色皮肤就像是正常人美丽的白色皮肤上的丑陋标签,而这一黑色标签是黑人永远低等的记号。这种种族隔离主义思想可能更容易被识别——也更容易被谴责——为明显的种族主义。可是有很多杰出的美国人,他们的进步思想和行动让人鼓舞,他们拥有良好的意愿,却同意社会同化的主张并同样抱有黑人低等的种族主义信仰。我们记得主张社会同化者为反对种族歧视所做的辉煌斗争,并且把他们将种族不平等归咎于黑人低等行为的不光彩部分隐藏起来。为拥抱生物学上的种族平等,主张社会同化者指出是环境——炎热气候、歧视、文化和贫穷——造成了黑人行为的低等性。他们的结论是丑陋的黑色标签是可以去除的——如果给予合适的环境,低等的黑人是可以进步的。如是种种,主张社会同化者不断鼓励黑人汲取白人文化特征和/或以白人身材为追求目标。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1944年进行了划时代的种族关系研究,该研究被公认为是民权运动的诱因。他写道:“美国黑人作为个体和群体融入美国文化,获得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白人所尊崇的特质,对他们都是好事。”他还在《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中声称:“从几乎所有的分歧来看,美国黑人文化都是……美国大众文化的扭曲发展或病态情况。”

  但这个国家也一直存在反种族主义的思想,挑战社会同化主张和种族隔离主义思想,给予真理以希望。反种族主义者一直认为种族歧视在美国形成之初就被打上了标签,这也就解释了种族不平等为什么存在并一直存在。与种族隔离主义者和主张社会同化者不同的是,反种族主义者意识到黑人和白人的不同肤色、发型、行为以及文化方式处于相同层面,所有的区别都是平等的。传奇黑人同性恋诗人奥德丽·罗德(Audre Lorde)在1980年发表演说称:“我们没有一种可以将人类的差异平等联系起来的范式。”

  种族主义思想及其历史既复杂迂回,又不可预测。坦白地说,种族主义思想已经成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常识。种族主义思想逻辑简单,多年来左右了数百万人,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了更复杂的反种族主义事实。因此,在面对读者时,这段历史不应被简单地视为荒谬的种族主义者与理智的反种族主义者的冲突的描述,这段历史也不像非黑即白的好莱坞动作片,有明显的好人和坏人,并且最终好人获得胜利。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三方战役,反种族主义思想同时与两种种族主义思想对垒,有善良有邪恶,最后有失败也有成功。种族隔离主义和社会同化主张都用吸引人的观点将自己包装得很善良,然后都将反种族主义思想重新包装得很邪恶。在将自己的思想包装成善良的时候,种族隔离主义者和主张社会同化者很少承认其种族主义公共政策和观点。他们怎么会承认呢?认罪并不符合种族主义者的自身利益。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把他们的言行定义为种族主义,这也更能使他们免受责备。犯罪分子从不承认其反人类罪行。那些狡猾而有权势的反黑人罪犯将他们的罪行合法化,并且设法将其进行的奴隶交易、奴役他人、歧视和杀戮等罪行排除在刑法之外。同样,狡猾而有权势的种族主义理论家也绞尽脑汁将其观点排除在种族主义观点之外。事实上,主张社会同化者在20世纪40年代首先使用“种族主义”这一术语并将之推广。一直以来,他们拒绝将自己认为黑人文化和行为低等的这一观点定义为种族主义。这些主张社会同化者仅仅将种族隔离主义者所持的黑人生物性低等的观点定义为种族主义。同样,种族隔离主义者也一直拒绝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他们声称自己仅仅是在阐述上帝的话语、自然的设计、科学的计划,或者一般性的常识。

  所有这些有权有势的派系都自私地将其种族主义说辞定义为非种族主义,这使得美国人彻底产生了分歧,并且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思想。这让一些美国人一边认为黑人有问题,一边觉得自己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但当你说一个群体某方面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那个群体某方面更低等。不管美国人有没有意识到或者愿不愿意承认,这种说法都在逻辑上相关联。任何关于种族主义思想的通史都必须努力克服持续的操控和困惑,都必须澄清谁在支持种族主义思想而谁不支持。我自己对种族主义思想的定义很简单:以任何方式认为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低等或优越的想法都是种族主义。我对反黑人种族主义的定义——也是本书主题——是任何认为黑人或任何黑人团体比另一种族低等的想法。

  与其他可以识别的种族一样,黑人事实上也是一个群体集合,其中有性别、阶层、民族、性倾向、文化、肤色、职业、国籍的区别——还有一系列其他标识,包括混血儿,他们可以被识别为黑人,也可以不被识别为黑人。每个可被识别的黑人团体都经历了批判性种族理论家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所说的“交叉性”——交叉在一起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其他形式的偏执(如性别歧视、阶层歧视、民族中心主义和恐同症)所带来的偏见。例如,性别歧视观点认为真正的女人是虚弱的,而种族主义观点认为黑人妇女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两种观点交叉产生了对强壮的黑人妇女的性别种族歧视,认为她们劣于顶级女性,即虚弱的白人妇女。换言之,称女性群体愚蠢是性别歧视,称黑人群体愚蠢是种族歧视,称黑人妇女群体愚蠢则是性别种族歧视。这种交叉性也导致了阶层种族歧视(贬低黑人穷人和黑人精英)、酷儿(queer)种族歧视(贬低黑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以及民族种族歧视(捏造黑人族群的等级制度),诸如此类。笼统的种族主义思想史传统上都关注对黑人总体的种族歧视,而忽略了特定黑人群体的交叉概念——甚或是黑人空间,如黑人社区、黑人学校、黑人企业以及黑人教堂。《天生的标签》一书关注两者——既有总体,也有社会同化主张和种族隔离主义思想的具体形式。

  《天生的标签》一书叙述了种族主义思想的整个历史,从其15世纪在欧洲大陆的起源,到殖民时代英国早期殖民者将种族主义思想带到美国,最后到21世纪当前对身边发生的事件的讨论。全书五个部分的主要人物会如导游一般引导我们探索种族主义思想在美国历史上五个时期的面貌。在美国成立的第一个世纪中,种族主义理论对支持美国奴隶制的发展并让基督教会接受它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些思想在美国早期最伟大的传教士和知识分子——波士顿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的布道中至关重要,他是我们的第一位导游。科顿·马瑟的名字取自新英格兰知识分子的先驱约翰·科顿(John Cotton)和理查德·马瑟(Richard Mather),并且他是后面两位的孙辈。这两人是清教徒牧师,他们从大西洋对岸将欧洲两百多年的种族主义思想带入美国。为了实现美国奴隶制度并转变人们的信仰,科顿·马瑟宣扬种族不平等,并且坚称被奴役的非洲人如果信仰基督教,那么他们的黑色灵魂就能变成白色。他的著作和布道在殖民地和欧洲受众广泛,在那里,科学革命先驱——以及之后的启蒙运动——正在对欧洲人、自由、文明、理性和美进行种族化和白人化。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及之后,美国奴隶制在几年中发展惊人,政治家和世俗知识分子都加入了为奴隶制辩护的大军。这些辩护者中有一位最具权威的政治家和新美国的世俗学者,也是本书的第二位导游——反对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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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在19世纪奴隶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前夕去世。该运动部分是由《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05—1879)牵头,而他也是我们的第三位导游。和他的同僚一样,加里森极具利用价值的强烈的反奴隶制思想让美国人思考废除奴隶制和追求民权,然而这些思想通常并不是反种族主义思想。他推广了社会同化主张,认为奴隶制——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使黑人“变得野蛮”;这种压迫使他们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变得低等。反种族主义思想认为歧视者把黑人当作野蛮人来对待,而种族主义思想认为歧视确实将黑人变成了野蛮人。全国第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伟大学者,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1868—1963)是我们的第四位导游,他最初接受了加里森的种族主义思想,但后来还是站到了反种族主义思想的前沿,挑战19世纪晚期高涨的种族主义思潮。杜波依斯漫长而传奇的职业生涯持续到20世纪,他对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双重意识神奇地变成了单一的反种族主义。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影响力也减弱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种族主义思想再次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并将美国人吸引至民权运动。之后,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发展——以及耸人听闻的黑人单亲家庭“危机”、福利“女王”、平权行动、暴力反抗和犯罪分子——都使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进步遭到种族主义者的强烈抵制,包括对反种族主义活动家的司法迫害,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年轻哲学家的遭遇。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1943—)于1972年被免除所有死刑指控,在接下来的40年中,她致力于反对那些学会了隐藏自己意图的种族歧视者,抨击那些一边宣扬终结种族主义童话,一边又拥护两党严厉打击犯罪并建立大规模监禁、殴打和杀害黑人的监狱工业复合体政策的人。她将是我们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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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拉·戴维斯

  这五位主要人物——科顿·马瑟、托马斯·杰斐逊、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EB杜波依斯和安吉拉·戴维斯——分别都是最突出或最有争议的种族理论家,他们终其一生著书、演讲并传授种族(和非种族)思想,这些思想迷人、新颖、影响深远又互相矛盾。不过,《天生的标签》并不是关于他们的五篇传记。他们复杂的生活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已处于主张社会同化者和种族隔离主义者,或者种族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之间辩论的最高点,因此为我们了解这些辩论和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打开了一扇窗。

  《天生的标签》并不只是一部种族主义由明显变得隐蔽的历史;也不是种族进步史,或者无知和仇恨史。《天生的标签》通过揭发这三种人们普遍接受的历史故事线的不完整性,重写了种族主义思想史。种族主义的目的——不是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变得隐蔽。新旧种族主义政策仍然明显,每当我们去看21世纪从财富到健康各个方面的种族差异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的影响。那并不是说过去这些年中,反种族主义改革者在揭发和去除种族主义政策方面毫无建树。种族主义改革者也取得了进展。1865年废除奴隶制度就是种族进步。然后,19世纪晚期歧视黑人的合法化则是种族主义政策的进展。1964年法律禁止歧视黑人则带来了种族进步。然后,20世纪晚期表面上无意识的歧视的合法化又是种族主义政策的进展。

  为了充分解释种族主义思想的复杂历史,《天生的标签》必须同时记录种族进步和种族主义政策的进展。美国的种族主义思想史并不是由仇恨和无知驱使的,而是由种族主义政策驱使着。当我们去检视种族主义思想产物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消费种族主义思想时,这一事实就显而易见。在1837年,是什么让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在明知奴隶制的痛苦恐怖后,仍产生奴隶制是“一件好事”的种族主义思想?在1885年,是什么让亚特兰大新闻编辑亨利·W.格雷迪(Henry W. Grady)在明知南方社区几乎并不隔离也不平等的情况下,仍认为种族主义思想“隔离但平等”?在2008年,又是什么让智库在贝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产生了后种族社会这一种族主义思想,而他们明明知道这些研究记录的都是歧视?一次又一次,种族主义思想都不是从无知和仇恨中而来。一次又一次,有权又聪明的男男女女炮制出种族主义思想来为自己所处时代的种族主义政策辩护,并且将对他们时代的种族不平等的责备从政策上推脱开,嫁祸给黑人。

  我知道一个关于种族主义很流行的民间说法:无知又充满仇恨的人们炮制种族主义思想,并且这些种族主义者制定种族主义政策。但当我研究很多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种族主义思想产生背后的动机时,我发现尽管这个说法合乎情理,但它显然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历史证据之上。无知/仇恨→种族主义思想→歧视:这一因果关系很大程度上与历史无关。事实上应该是相反的关系——种族歧视导致种族主义思想,然后导致无知和仇恨。种族歧视→种族主义思想→无知/仇恨:这才是推动美国种族关系历史的因果关系。

  歧视政策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影响了数百万黑人,在制定、支持和容忍歧视政策时,美国人自身的种族主义思想一般并不听命于最有权力的人的决定。种族歧视政策一般源自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自身利益,而自身利益会不停地变化。想要升官的政客制定并为歧视政策辩护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不是种族主义思想。寻求利润增长的资本家制定并为歧视政策辩护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种族主义思想。文化人才,包括神学家、艺术家、学者和记者寻求个人职业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制定并为歧视政策辩护是为了自己的专业利益——而不是种族主义思想。

  当我们回头看自己的历史时,常常惊讶于为什么如此多的美国人没有反对奴隶贸易、奴役、种族隔离以及现在的大规模监禁。其理由仍然是种族主义思想。美国历史上种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功能是镇压对种族歧视及其造成的种族不平等的反抗。奴隶制、种族隔离和大规模监禁的受益人制造出种族主义思想,认为黑人最适合或者应该受奴隶制、种族隔离或监狱牢房的约束。这些种族主义思想的支持者趋于相信是黑人本身有点问题,而不是奴役、压迫和约束了如此多黑人的政策有问题。

  种族主义思想对我们都有影响。在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都很难识别出种族歧视是种族不平等的唯一原因。我说我们是有原因的。在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正为特雷沃恩·马丁和瑞吉娅·波义德的遭遇心情沉重,但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抱有不少种族主义思想。尽管我是一名从事非洲研究的历史学家,一生都在平等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在研究和写作这本书之前,我还是抱着黑人低等的种族主义观点。种族主义观点是一种观点,并且任何人都可以制造或消费它,正如《天生的标签》中制造和消费这种观点的不同种族阵容所显示的那样。任何人——白人、拉美人、黑人、亚洲人、美洲印第安人——都可以表达观点说黑人低等、黑人有点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同时相信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观点,认为黑人在某些方面有点问题,但在其他方面大家是平等的。受种族主义观点愚弄,我没有完全意识到黑人唯一有问题的地方就是我们认为黑人有问题。我没有完全意识到白人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自认为白人有些地方很特别。

  我并不是说黑人(或者白人、拉美人、亚洲人或美洲印第安人)中的每一个个体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我是想说黑人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任何问题,其他任何种族群体也都没有任何问题。那才是真的用反种族主义者的方式思考:相信黑人没有问题,相信种族群体都是平等的。非洲人里有懒惰、愚笨和无良的个体,欧洲人里也有懒惰、愚笨和无良的个体;欧洲人里有勤奋、聪明、善良的个体,非洲人里也有勤奋、聪明、善良的个体。但没有哪个种族群体垄断某一种人类特质或基因——现在不会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除了我们不同的发色和肤色外,医生都无法分辨我们身体、大脑或者血管中流淌的血液的区别。所有文化,虽然有各种行为差别,但仍处在同一水平。美国黑人的被压迫史让黑人的机会——而不是黑人本身——低人一等。

  如果你真的相信种族群体是平等的,那么你就会相信种族不平等必定是种族歧视的结果。在坚持群体平等的反种族主义观点后,我得以自我批判、发现并摆脱我前半生接受的种族主义思想,同时发现和揭露美国历史上其他人生产的种族主义思想。我知道真正坚持种族平等的读者会加入我的质询之旅,并摆脱我们的种族主义思想。但如果说我从研究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种族主义思想最大的生产者和辩护者不会加入我们的行列。没有任何逻辑、事实或者历史书可以改变他们,因为首先逻辑、事实和学问与他们为什么要表达种族主义思想毫不相关。《天生的标签》写的就是这些闭目塞听、狡诈、诱惑人的种族主义思想生产者,但并不是为他们而写。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开放的思想得到解放。我希望其他开放的思想也可以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得到解放。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5/30

旧文章ID:21889

赵明昊:莫让“叙事之战”搅乱了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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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国内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据历史学家统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伤亡人数约为11万人;1955年开始的越南战争前后打了20年,在这场惨烈战争中死亡的美国人大概是5.8万人。由于美国疫情正在从沿海的大城市向中西部和南部州县扩散,未来一个时期,疫情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哈佛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所长阿希什·杰哈认为,从现在到夏末之间美国可能还会有7-10万人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虽然特朗普不停地吹嘘自己的抗疫政绩,但随着美国疫情和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白宫高层的焦虑感显著上升。美国舆论向政府追责的声音日益强烈,《华盛顿邮报》刊文称不能再假装特朗普适合担任总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直斥在疫情中诿过推责的蓬佩奥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国务卿。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两三个月以来,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将很大精力用于指责中国,发起对华“叙事之战”。可以想见,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到来之前,这一“叙事之战”会越发猛烈,美国涉华舆论氛围将不可避免地持续恶化。

  然而,中国绝不应跌入“叙事之战”带来的陷阱。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叙事之战”的目的在于减损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信任感,疏离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将中国与全球供应链剥离开来。而这将从根本上侵蚀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国家实力。

  意识形态分歧与“叙事之战”

  简单说,“叙事”就是“讲故事”,就是用一套话语来描述或定性相关的对象。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就是权力,话语是被创造出来的,可以为特定的政治目标服务。在中国,《韩非子》和《战国策》都提及“三人成虎”的故事,中国人还有“众口铄金”的说法。在国际政治中,话语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英国首相丘吉尔等很多政治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既可以靠演说赢得盟友,也能借此打击敌手。

  美国针对中国的“叙事之战”并不是疫情发生后才开始的。在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对华战略竞争中,“叙事之战”是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大国博弈。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言,“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相异,在军事上有足够能力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长期以来,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深刻的分歧。

  近年,在特朗普政府的直接推动下,美国国内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出现了新变化:即从原来对中国国内发展模式提出异议(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到指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搞“模式输出”,再到警惕中国对西方国家展开所谓的“政治战”或“影响力行动”。而且,意识形态因素与两国经济之争、技术之争、军事安全之争、国际机制之争之间高度相互关联。美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提出,为了有效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应当升级而不是减弱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华“叙事之战”也变得越发突出。

  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北京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赢得国际社会对其政治经济体制的理解,也在让世界形成“中国是国际秩序维护者”“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是未来全球领导者”等印象,而这种理念和认知层面的变化会对相关国家的政策产生实质影响,因为决策者往往是从“其认知的现实”而非“现实”出发制定政策。比如,美国非常担心,在中国叙事的影响之下,一些东南亚国家会相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日益强大甚而未来或将美国“挤出”亚太,进而造成这些国家在美中竞争中倒向中国。

  显然,特朗普政府以及很多美国战略精英试图让世界尤其是其盟友和伙伴国不要被中国的话语“迷惑”,要让它们认识到,中国是“掠夺性经济体”,是“关乎生存的威胁”;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制造“债务陷阱”,推行“新殖民主义”;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破坏“现状”,中国的崛起之路是不可持续的。此外,特朗普的重要智囊之一斯蒂芬·班农等人还给中国贴上了一系列标签,如“儒家威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列宁主义”“高科技威权主义”。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还曾抛出两国之间是“文明冲突”的论调。

  除了贴标签,美国推动“叙事之战”还靠提出“反叙事”。比如,“一带一路”令不少东南亚国家感到中国的投资非常有力,对此,美方人士强调,美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实际上远远超过中国;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和共赢(win-win)的理念,美方则称,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为了谋求霸权,“共赢”将使中国“赢两次”。为了对冲中国的“话语影响力”,美国外交官在很多国际多边场合不遗余力地阻止命运共同体和共赢这样的概念被写入国际文件。

  疫情与“叙事之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进一步推进美国对华“叙事之战”围绕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加快脱钩”。《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推动在华美资企业离开中国,疫情让对华鹰派人士获得鼓吹两国产业和技术“脱钩”的更多借口。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高级顾问纳瓦罗等人多次宣称,美国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以及药品供应方面过度依赖中国,疫情使这种风险充分曝露,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企业应当尽快从中国撤出。

  二是“追责索赔”。美国高官不断炒作“武汉病毒”“中国责任”等负面论调。纳瓦罗甚至抛出所谓中国采取“四杀”(the four kills)策略的“故事”。他诬称,中国制造病毒,并以世界卫生组织作掩护;中国让国内病毒携带者出境以传播病毒;中国在全球范围抢购医疗物资;中国利用囤积的医疗物资牟取暴利。此外,汤姆·科顿(Tom Cotton)、约什·霍利(Josh Hawley)等国会议员提出剥夺中国主权豁免、罚没中国在美资产等话题。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等人公开宣称“共产党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敌人”。

  三是“体制之争”。美方人士认为中国力图利用疫情在全球展开“虚假信息行动”(disinformation campaign),目的是宣传自身的体制优势,渲染美国应对疫情的失败,让国际社会认识到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落。小布什政策团队前负责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彼得·拉夫(Peter Rough)认为,疫情危机给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而中国通过向欧洲运送医疗用品等方式加大宣传自身的力度。由此,美国对所谓中国的“口罩外交”“慷慨政治”进行批评。

  此外,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并对其进行打压,美方围绕中国与国际机制关系强化“叙事之战”的态势也不容忽视。应该看到,对于推进“叙事之战”,美国方面不仅有战略设计,还建立了相应的落实和协调机制。比如,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全球接触中心”正在扮演越发重要的作用,它与美国各主要情报机构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负责全面搜寻涉华负面信息并在全球范围散播,针对中国话语展开“反叙事”。此外,美国军方也非常重视“叙事之战”的问题,相关军事战略文件已经提出要将“叙事之战”纳入战争行动计划。

  “叙事之战”或搅乱供应链

  “叙事之战”看似是围绕话语的博弈,实质则是削弱对手力量的手段。应当看到,在美国与中国“打嘴仗”的背后,有一股很强的势力正在借助疫情因素推动中国与全球供应链的剥离。换言之,他们试图靠“叙事之战”强化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感,进而实现在经济、技术、规则等方面孤立中国的图谋。

  过去40多年,中国推动改革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7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00年至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不断上升,由0.4上升至1.2;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出中,中国贡献率达到35%。显然,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高度依赖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任,是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基础。企业能否在开展经营投资活动时获得充分的、高质量的信息,能否享受透明、法治、公正、公平的政策和服务,是决定企业去留、影响企业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迪亚·沙德罗(Nadia Shardlow)等美国专家提出,疫情使外资企业担心其在华经营风险,也让很多西方企业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美国可对此加以利用,进一步推动这些企业从中国撤出。

  应当看到,当前美国对华“叙事之战”的要害在于渲染中国的“体制性弊端”,强调“中国不应被信任”。一些美国人士还炒作中国的“战狼外交”,称中国在后疫情时期会更加咄咄逼人。他们试图让西方企业认识到,与中国打交道不仅要承受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压力,还要面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和外交风险。不容否认,由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难免会出现负面变化,美方或会借此深化“叙事之战”,进一步加剧外界对华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拉拢友好国家和“值得信任的伙伴”,打造所谓“经济繁荣网络”。该网络将在数字经济、能源、基建领域,贸易、商业、金融、教育等领域推动一整套特定标准,加入该网络的国家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须遵守透明度、问责、法治和互惠性等价值观,并要逐步减少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手国家尤其是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供应链上逐步与中国进行剥离。“经济繁荣网络”初期主要成员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色列、印度、越南、新西兰等,未来成员范围会逐步扩展。

  总之,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美国方面对中国展开的“叙事之战”将会愈加复杂、激烈,中国如何有效应对同时又避免跌入“叙事之战”所隐含的种种陷阱(比如推动世界对中国外交形成“战狼化”印象),是一种巨大考验。更重要的是,应设法超越“叙事之战”,更加重视疫情背景下的“信心修复”“信任修复”的难题,以确保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才是有效维护中国发展势头、有力应对大国博弈的根本性问题!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5/29

旧文章ID:21888

解开关于“种族”的谜题:“种族”的概念起源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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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am Hockman 撰 马雨聪 译 杜华 校  来源:澎湃新闻

  为了对抗种族主义,学者们必须追溯“种族”这个概念的起源,但提出正确的问题就是成功的一半。

——亚当·霍克曼 Adam Hoc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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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男子肖像(公元1525-1530),扬·莫斯塔特(Jansz Mostaert)绘。这是早期欧洲绘画中唯一已知的黑人肖像。他被认为是克里斯托弗·勒·莫尔(Christophle le More),一个弓箭手,也是皇帝查尔斯五世的保镖。图片由阿姆斯特丹里克斯Rijks博物馆提供。

  种族的历史能帮助我们了解种族主义盛行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能找到种族分类的起源,那么我们就能肯定地知道种族主义并非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而且,如果事实证明种族是一项现代发明,那么废除某些现代制度将有助于打击种族主义。但如果“种族”不是现代的,那么这样的方法可能就陷入误区,我们应该探索种族化如何在长时间内作用的共性和差异。不管怎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种族”这个概念的来源。“种族”是现代的吗?

  对于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种族理论家们一直存在分歧。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事实有异议。相反(正如我在一篇近期的论文所述),这场辩论之所以没有得到解决,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模糊。当种族学者询问种族是否是现代的,他们最终回答了六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通过解开这些谜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种族”和种族化的历史。

  这六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是种族这个概念是否现代。这个词曾出现于古代文献的译本中,这使人感觉古人似乎有一些种族的概念:例如,人们可以在赫西俄德(Hesiod)大约公元前700年写的族谱诗(genealogical poem )《神谱》(Theogony)的翻译中找到“种族”这个词。被翻译成“种族”的术语是“genos”,这几乎不是一个表示“种族”的古希腊单词。想想赫西奥德关于“genos gynaikon”的讨论——女性的“种族”。“种族”被认为是由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倾向于彼此繁衍后代。古希腊人对“genos”的理解与我们现代人对“种族”的理解非常不同。

  所以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把我们的观念投射到古人身上。种族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可能没什么意义。根据内科医生和医学理论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理论,新生儿的肤色是由气候决定的,而非由父母的身体特征决定。古希腊关于色素沉着的理论强调环境如何影响身体。他们很大程度上与后来的——明确的种族主义——理论背道而驰,后者认为身体不受环境的影响。

  大多数种族理论家认为,前现代的种族概念关注的不是古代而是中世纪,特别是15世纪的西班牙。(根据这次辩论的惯例,我把现代性的开始时间定在1492年。)这一时期在种族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地位与人们对两件事态度的改变有关:血和圣水。

  当然,基督教是一种使人改变信仰的宗教,它长期以来一直接受皈依者的信仰。但在15世纪的西班牙,洗礼水的效力受到了严重质疑。根据“血统纯正”法令,犹太人和摩尔人不能再改信基督教,而那些改信基督教的人——改宗者(conversos)——则被剥夺了他们的地位和特权。正如历史学家戴维·尼伦伯格(David Nirenberg)在《邻近的信仰》(Neighboring Faiths)(2014)中所解释的:像种族(raza)、宗族(casta)和家族(linaje)这样的词……早在15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根深蒂固的嵌入动物繁殖和哺育的生物学观点中……这些词汇突然而明确地应用于犹太人,在时间上(1430年代)与反皈依意识形态的出现是一致的。这种语言创新与概念创新齐头并进。群族特征(group identity)不再因气候或宗教的变化而改变。它“存在于血液中”。犹太人和摩尔人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种族(razas或races),再多次的洗礼也改变不了这一点。种族的概念不是现代的,而是中世纪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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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ing Faiths

  对于那些将“种族”与18世纪末体质人类学的建立、反黑人种族主义以及肤色等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人来说,种族概念来自中世纪晚期的说法会让他们感到惊讶。但在15世纪的西班牙,存在种族观念的理由非常充分。我们需要区分第一个问题——种族的概念是否现代——与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作为科学概念的种族是否是现代的?

  在中世纪晚期,“种族”被理解为通过生殖隔离而形成的生物谱系。这听起来和现代科学的种族概念如此类似,以至于我们可能会忍不住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来对种族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不是现代独有的——“种族”科学只是给现有的种族概念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但在现代社会,人们对“种族”的理解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在中世纪的西班牙,犹太人和摩尔人被认为是“种族”,但似乎没有其他人被贴上这个标签。这种情况随着现代化而改变。

  在弗朗索瓦·贝尼耶(Francois Bernier)1684年的《地球的新划分》(New Division of the Earth)中,所有的人类都是按“种族”划分的。贝尼耶描述了四个“物种或种族”,它们可以被非常粗略地翻译为白人(包括埃及人、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用他的话来说,印第安人只是“晒黑了”)、黑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亚洲人(从莫斯科到菲律宾的所有人)和萨米人(他承认自己对他们知之甚少)。15世纪的西班牙人将犹太人和摩尔人种族化,尽管这些人的身体特征往往与古代的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但贝尼耶主要关注的是在他们在特征上的明显差异,如肤色、发质等。

  种族的概念是中世纪晚期的,但科学的种族概念是现代的

  值得注意的是,贝尼耶把“种族”和“物种”两个词交替使用,这也正表明种族的概念仍然不发达。直到18世纪末,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人类学著作才明确、持续地将“种族”与“物种”区分开来。种族被认为是一个物种内的范畴。把种族理解为物种内部,每个人都有的一种分类形式,这是科学种族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

  中世纪晚期的种族概念和后来的科学种族概念之间的区别经常被种族理论家忽视。例如,社会学家罗斯·布鲁尔(Rose Brewer)写道,“种族是白人男性科学家发明的一个现代范畴……”她并不全错,但也不是完全正确。现代科学上的种族概念是由白人男性科学家发明的,但它是早期中世纪西班牙基督教徒发明的种族概念的延伸。

  我们已经能够理解为何种族学者在历史上难以定位种族的概念。我们倾向于混淆科学上的种族概念和种族概念本身。种族概念是中世纪晚期的产物,但作为一种科学概念的种族,即将种族概念与分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联系起来,却是现代才产生的。

  当种族学者问种族是否现代时,他们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种族”本身是否是现代的。种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这意味着它也是哲学家所说的“种类”:一种特殊的群体。有些人可能认为种族是一类物种。如果你做出这样的假设,那么种族是否是现代的这个问题就会被误解。“当然”,你可能正在这样想:“种族并不是现代的——它们进化了几千年。”

  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存在人种的。人类的生物多样性是存在的,但却没有足够的多样性,而且多样性的结构也不合理,因而不足以证明种族分类的合理性(例如,人类的生物多样性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几乎是完全均匀的)。“种族”的科学同义词的最佳候选是“亚种”(subspecies),当科学家使用与测试其他动物相同的方法来测试人类的亚种时,他们一个也找不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种族本身是现代的吗?”这一问题是毫无根据的。虽然没有生物种族,但可能存在社会种族。种族可能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换句话说,种族可能是一种社会群体。

  我们现在可以重新表述这个问题:社会种族(social races)是现代的吗?大多数种族理论家似乎都这么认为。然而,最近的研究——主要来自中世纪研究——对这种正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在《欧洲中世纪的种族发明》(The Invention of Race in the European Middle Ages)(2018)一书中,杰拉尔丁·亨(Geraldine Heng)认为早在13世纪就存在社会种族。她引用了这一时期英国基督教和犹太教关系的例子:

  犹太人的徽章、驱逐令、立法禁令、监测与隔离、杀戮寓言的仪式化迭代,以及对犹太人的合法处决,都是巩固基督教英语共同体的基本行为。他们通过这些行为抵制在历史的磨合下,由上述制度和实践形成种族的少数民族——否则基督教内部就会分裂,出现许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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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ntion of Race in the European Middle Ages

  纳粹德国、实行宗教审判的西班牙和13世纪的英格兰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在前两种情况下犹太人是一个社会种族,为什么第三种情况不是呢?亨说的对,如果种族是一种社会类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13世纪的英国犹太人是一个种族。但是从社会角度来定义种族存在一些问题。看看亨的定义:

  “种族”是我们用来人类之间的差异的主要名义之一,这些差异有选择地被认为是绝对和基本的,以便将地位和权力分配给不同的人类群体。

  我在其他地方也说过,这个定义的问题在于它包含了太多可以算作种族的群体。有很多类别按亨描述的方式得以精确化: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儿童、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同文化的民族、宗教群体,等等。这些不可能都是种族类别。

  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的哲学家菲拉·姆西曼(Phila Msimang)回应了我的担忧,对“社会种族”给出了更具体细致的定义。他认为,“社会种族的特征是,人们对他们有一个刻板印象”,这一论调有一个“种族身份是固定的”的假设前提,以及“种族是一种宗谱性的、可遗传的群体归属”的主观信念。这是很有帮助的。男性和女性将不再是种族,因为性别是固定的这一假设正在减弱,而性别也不再被认为是可遗传的。然而,姆西曼的定义并不能解决其他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性别、种族和宗教都被模式化理解为固定的和可遗传的。今天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同性恋种族”的存在,因为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那么,种族本身是现代的吗?不。没有生物学上的种族,而试图从社会角度定义种族的做法,则使这个范畴放大得难以辨认。种族不是现代的,因为种族不存在。

  这就引出了第四个问题:种族化的群体(racialised groups)是现代的吗?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和内奥米·扎克(Naomi Zack)等哲学家的研究,种族哲学开始流行起来,两人都认为种族只是人们的幻想。但这一观点已经失宠,因为学者们担心,如果种族不存在,那么我们将无法解决基于“种族”的歧视。

  对此有一个简单而有说服力的回应。如果我们从种族化(radalisation)和被种族化群体(racialised group)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出于社会公正的目的,种族分类是不必要的。例如,平权行动计划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的“种族”,而在于——正如卡米尔·盖尔·里奇(Camille Gear Rich)所言——人们是如何被种族化的,以及他们的生活如何受到种族主义的影响。

  如果下一个简单的定义,被种族化的群体是指一个被认为是生物种族的群体。在讨论种族历史时,区分“种族”和种族化的群体是有用的。我们应该问,种族化的群体是否现代,而不应问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种族是现代的吗?”或者被误导的问题“种族本身是现代的吗?”

  这有助于我们区分13世纪的英格兰和15世纪的西班牙。13世纪的犹太人没有被种族化,因为他们不被认为是一个生物物种。在人们看来,犹太人的身体和基督徒是不同,但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精神上的,而非生理上的。人们认为,犹太人的身体被认为是可以通过皈依基督教而转变的。

  按照教会的要求,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衣着必须能被辨认出来

  这在15世纪的西班牙发生了变化,犹太人和摩尔人都被种族化了。在人们来看,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血统可以防止真正的精神或身体的转变。因此,尽管英国和西班牙的例子有很多共同点(皈依一直存在挑战),但前者是一个宗教团体受到结构性迫害,而后者我们看到的是被种族化的团体(即种族主义)受到迫害。在回答“种族化的群体是现代的吗”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再次以否定的态度回答:它们是中世纪晚期的产物。

  种族概念和种族化的实践都出现在中世纪晚期。这是否意味着种族理论家对早期时段的关注是一个错误?不一定。当一些种族学者问在15世纪之前是否存在“种族”时,他们通常会回答一个不同的问题——在我们列出的6个问题中排第5——这个问题既有效又重要:与种族化有关的手段和方法是否是现代的?

  种族理论家已经假定“种族”是现代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把它与工业化和全球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因为他们把“种族”与现代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所遭受的种族化和残酷剥削,为现代工业化提供了部分资金,并推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即是按照这种假定的种族等级制度建立的。虽然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像亨这样的中古史学家确实对现代例外论的基本叙述提这种提出了质疑。如亨所言,现代民族国家的运作与中世纪教会的运作惊人地相似:

  教会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统一性的追求为中世纪社会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在内部差异中巩固统一、权力和集体身份的模式。一个具有普遍主义野心的教会实际上试图像一个国家,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一样运作……

  在13世纪的英格兰,犹太人被迫佩戴犹太徽章,这表明了种族化在手段和方法上的一种历史延续性。根据罗马的教会法令,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服装必须能被认出来。在15世纪的西班牙和20世纪的德国,犹太人也被要求佩戴徽章。因此,尽管13世纪的犹太人既不是一个种族,也不是一个种族化的群体,但他们的遭遇却预示着种族化的到来。换句话说,一些种族化的手段和方法是前现代的,它们先于中世纪晚期的第一个种族化实例。简单地问“种族”是否是现代的,则会忽略了这个重要的细微差别。

  在有反黑人种族主义(anti-black racism)之前就有反黑人主义(anti-blackness)

  最后一个问题是,与种族化特征(racialised traits)相关的意义是否是现代的?中世纪史学者科德·惠特克(Cord Whitaker)认为,“种族相关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是的,中世纪已经完全被种族化了。”对他来说,“眼下的问题是,他们究竟是如何种族化的?不是别的,而是中世纪的种族思想与现代的种族主义有何不同?”正如惠特克所观察到的,“关于白人和黑人的种族逻辑,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在拉丁基督教文化中根深蒂固了。”事实上,早在15世纪犹太人和摩尔人的种族化之前,浅色皮肤就被编码为“好”,深色皮肤被编码为“坏”。

  这是否意味着像惠特克所说的那样,在15世纪的西班牙之前谈论“种族”是合理的?14世纪的一个文学作品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塔尔斯王》(The King of Tars)讲了一个苏丹改信基督教的故事。当他开始接受基督时,他的肤色奇迹般地由深变浅。

  用惠特克的话来说,人们很容易把《塔尔斯王》看作是中世纪种族问题的一个例子。毕竟,肤色是最常与“种族”联系在一起的特征。此外,故事中白人与善良的联系很容易被解释为符合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世界观。但还有另一种解读。这位苏丹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种族上的,因为他自身有能力转变。“种族”被认为是生物性的、可遗传的,但苏丹并不受血统的限制。《塔尔斯王》所表明的并不是14世纪的“种族问题”。相反,它表明了附加在当前种族化特征上的意义——肤色——比种族化出现得更早。在肤色成为一种种族特征之前,浅色皮肤就已经被认定为善良的外在标志。惠特克和其他人的研究表明,在反黑人种族主义出现之前,就存在着反黑人的现象。肤色主义,即认为黑肤色是负面的,浅肤色是积极的理念,其实早于种族主义。

  种族分类如此深刻地构建了社会生活,以至于很容易假设“种族”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基本的、永恒的存在。大多数种族理论家质疑这一假设。然而,我们在“种族”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大多数人认为“种族”是现代的,而有些人认为它是中世纪的,很少人认为它是古代的。尽管在相关的历史事实方面几乎没有分歧,但关于种族现代性的争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个问题的构造方式所导致的。

  我们问的问题限制了我们给出的答案。当我们优先考虑某些问题时,其他问题往往被排除在外。我们不应该问“种族”是否是现代的,而应该问被种族化的群体(racialised groups)是否是现代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字游戏。如果没有好的方法来证明种族分类是正确的——事实上也没有——那么试图寻找第一个“种族”就会陷入歧途。相反,我们需要寻找第一个被种族化的群体,即第一个被误解为种族的群体。我们不应该问“种族”是否是现代的,而应该问与种族化相关的手段和方法是否是现代的,与种族化特征相关的意义是否是现代的。提出这些问题将使我们能够探究种族作为一种概念和种族化作为一种实践的前身,同时保护我们不犯使种族具体化的错误,不给种族一个虚假的现实表象。

  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种族的概念是中世纪晚期的;它被应用到犹太人和摩尔人身上,作为一种使他们的身份归化的方式,也作为一种歧视的工具。另一方面,种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现代的,它将种族的概念与将整个人类物种划分为更小单元的分类学工程联系在一起。这被用来作为一种按照圣经的字面解读来统一物种的方式,根据圣经,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此外,它被用来作为一种分裂种族的方式,强加种族主义等级制度,为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奴隶制、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提供理由。

  寻找“种族”本身的历史起源是错误的。没有种族——没有人类亚种——仅仅只有被误解为种族的群体:种族化的群体。最早被种族化的群体是15世纪西班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然而,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种族化,从他们开始是不对的。例如,他们的遭遇与13世纪英格兰犹太人的遭遇惊人地相似。并且在实行宗教裁判制度的西班牙出现种族主义之前,就出现了肤色歧视,正如《塔尔斯王》所描述的那样。

  种族化(racialisation)并不是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情。这是归化群体认同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歧视和迫害的基础。许多种族学者认为,为了社会正义,我们需要继续对人们进行种族性分类,例如,确定谁有资格参与肯定性行动和赔偿计划。但这只是在重复过去的错误。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被种族化,以及种族主义如何影响他们——而不是他们所谓的“种族”。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后种族主义呢?不。我们不能超越一些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后种族主义。

  (本文原题《“种族”是现代的吗?》,刊于AEON网站,作者亚当·霍奇曼(Adam Hockman),是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 in Sydney)的哲学讲师,经作者授权,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马雨聪翻译、杜华校对,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时间:2020/6/1   发布时间:20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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