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雪磊 洪朝辉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二位专家对话引人入胜，发人深省，最值得关注的几点分别为：一、美国政府的“专业人士”为防止疫情瘫痪美国经济、影响社会稳定，出手快，出手猛，应对措施的速度和规模都大大超过2008-2009年对金融海啸的应对；二、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短期效应明显，长期后果有待评估，但美国政府的工具箱里还有不少东西没拿出来；三、美国政府最近的一系列对华政策都有动用金融手段的嫌疑，中国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创制数字货币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层有更多的话语权，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一家独大的地位也不是不可以撼动；四、应对危机需立足当前，放眼未来，抗疫或许给美国带来一个引入“新新政”的机会。本文原题为“全球疫情与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初步解读”，根据5月24日在“纽约聊斋”第四次云沙龙洪朝辉教授和王雪磊行长的对话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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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兼评论：美国福坦莫大学经济史教授洪朝辉（下称洪教授）
主讲人：中国建设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王雪磊（下称王行长）
洪教授：首先，我想请教王行长两个小问题：第一，能否先给我们罗列一下美国这次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货币和财政刺激计划的内容，也就是说面对这次大瘟疫所带来的这只黑天鹅，美国在过去两个月已经下了什麽样的猛药，出了多少高招、奇招、险招，甚至昏招、烂招、臭招？
第二，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理性，任何政策的出台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或必要性，当然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政策也一定存在有限理性或非理性。所以，想请教王行长，美国这次非常态的“大水漫灌”，有什麽必要？或者来一个康德的反例训练，如果不进行这类过度政策，甚至无为、不作为，又怎样？尽管我们学经济史的不讲如果，只信结果和后果。
王行长：我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疫情是如何影响美国金融市场的。
二月底，美国华盛顿州出现了第一个确诊病例。3月3号，美联储降息50个点，当天公司资金部告诉我：货币市场流动性出了问题，绝大部分银行现在只能借到隔夜和一个星期以内的钱，超过一个月以上的已经借不到了。
3月11号WHO宣布COVID-19全球大流行，13号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3月15号星期天的下午，美联储突然宣布降息100个点至零区间。市场预料到疫情可能会对市场有影响，但是美联储突然在一周之内降了150个点，绝对在意料之外。市场之后的解读是美联储掌握更多的市场不知道的关于疫情严重性的信息。
3月16日星期一的上午，股市出现暴跌甚至熔断。随后的几天里，债券市场融资利率大幅度飙升，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在连续一周之内都出现暴跌的情况，这是金融市场方面，我们看到整个融资体系、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到股票市场出现了流动性冻结。
在实体经济方面，3月24日通用汽车宣布提款160亿。银行备用银团只有在企业出现危机的时候才支用。之后一个月之内，整个美国的企业提款量达到了2000亿美元。波音公司、航空公司寻求政府救助。
疫情到来，美国人囤手纸、中国人囤米面，市场和企业囤现金！这次危机并不是因为2008年危机导致的的暴跌，而是为了应对疫情不确定性囤积现金准备过冬。市场出现断供，类似封城，经济运行处于停滞状态。
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最初推出针对国债市场的流动性缓释工具。国债市场是有证券抵押的市场，但是无法解决货币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即使联储在降息100点之后，市场的恐慌情绪依然没有得到缓解。但是3月17号，当联储推出针对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工具CPFF，PDCF和TALF之后，并且做了无限流动性承诺后，市场信心逐步建立，流动性紧张状况得到缓解。
在财政政策方面，3月27号，国会就通过了2万亿的刺激法案，采用的形式包括退税、延长四个月的失业金申领、企业减税措施、为企业提供贷款计划以及对于年收入不超过7.5万美元的美国人，该法案将一次性给予1200美元的支票，共2400亿美元。
薪酬保障计划PPP方案，美国小企业将通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担保的PPP获得约3500亿美元贷款（利率1%），SBA将通过银行和信用社，向雇员人数不足500人且资金紧张的140万家企业发放贷款，用于支付为期八周的薪资、房贷、租金、保险及其它开支。
大众商业贷款计划MSLP方案，员工人数不超过1.5万人、2019年收入不超过50亿美元的企业现在有资格申请这些贷款，总额6000亿美元。同时，美联储也启动对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工具，保证市政债不出现违约的情况。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Larry Kudlow的估算，整个救助计划大概是6万亿左右。
关于政策的必要性问题。疫情发展在美国很严重，截止5月23日，超过154万人感染，将近10万人死亡，失业率4月底的时候飙升到15%。而且每天的数据还在增加，失业率接近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最严重的情况。如何评判这次政策出台的必要性？一是恢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二是弥补居家隔离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
《华尔街日报》4月份做了一个有意思经济学VS流行病学的量化测算。美国东北大学测算，4月底，如果采取居家隔离政策，将有5.3万美国人死亡（实际5.5万），不采取居家隔离政策，预测将达到55万，50万人得以挽救。以人寿保单为例，监管机构估计，一个生命的统计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到月底，这个数字将增加到5万亿美元。如果假设避免了200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将增至2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芝加哥大学预测，保持社交距离三个月可以挽救170万人的生命，价值为8万亿美元。
疫情和居家隔离政策造成的损失有多少？《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到2022年，美国的GDP年增速将达到0.9%，低于1月（采取隔离措施前）预测的1.9%。这相当于损失了3万亿美元。
另外，Larry Kudlow估算6万亿依据主要来自OKUN’s Law（奥肯法则）：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个百分点，实际GDP增长率将低于潜在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如今失业率上升15%，意味着实际GDP要比潜在GDP下降30%。如果我们把2018年GDP增长作为潜在GDP的话，大概GDP要减少6万亿。因此，从财务角度来说，居家隔离是必须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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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教授：大家都听说过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是长期在美国课堂讲授罗斯福新政，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王行长一定见证和经历了12年前的金融危机，没有比较就难有鉴别，请王行长给我们比较一下，在救市的广度、深度和强度而言，两者有何异同？
王行长：历次经济危机的表现大致都是一样，金融市场首先反应，股价下跌，资产价格下降，物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引起经济衰退。这次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典型的黑天鹅事件，突发的小概率事件变成大问题。2008年属于灰犀牛事件，大概率的小危机逐步演变成大问题。救市政策与2008年相比的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个是，这次出手更快、效果更好。应对疫情的2万亿刺激法案在两周之内就完成；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花了5个月才通过了奥巴马8000亿刺激法案。在金融体系流动性方面，2008年的时候，从流动性紧张到缓解流动性花了9个月时间；但这次只短短用了5个星期的时间，美联储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把2008年用过的货币政策全部推出，甚至比2008年的政策更多，工具箱的内容要更丰富。
第二个是救助金额相差巨大。2020年，财政部计划发行国债是4.5万亿，除了2万亿刺激法案，美联储2.3万亿支持经济的金融承诺。这次的救助金额比上次要高。2008年的国债发行只有6000亿美元和7000亿救助银行的钱。
第三个是救市主题不一样。这次救市主体是美联储，2008年的救市主体是财政部。如果对上次2008年金融危机有印象的话，当时财政部是花了70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说服国会用7000亿美元去救助银行，救助AIG，救助两房机构。但是用财政政策去救助他们，购买金融机构股份，导致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产生，选民对政府、对国会的投了不信任票。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去支持这些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这次国会和政府就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让美联储冲在前面，美联储用的不是纳税人的钱。
第四个是救助的范围不一样。2008年的危机从整体说是一个金融危机，需要救助的主体还主要是金融机构和房地美、房利美涉及和住房相关的房地抵押机构。但这次因为疫情导致全国性的居家和办公隔离，所以影响了各个类型的企业，所以这次联储救助的政策与原先不同。美联储货币政策一般只是针对银行和金融机构，但是这次不仅救助银行，救助金融机构，还救助大企业、救助小企业，基本上把财政部能干的活都干了。当然，这个是有很多争议的。
洪教授：王行长回答了第一大问题，就是经济刺激政策的ABC。我们学经济史的喜欢用三段论来分析一个事件：原因、特征和后果。现在请王行长给我们解读一下，上述刺激政策的可能后果。首先，能否谈谈美国这个世界金融界的老大所推行的非常政策，对美国的通胀、股市和汇率产生什麽影响？与此相关，我们这些门外汉有三个小问题：
第一，为什麽大疫当前，失业率高达14.7%，甚至可能达到25%，三天前的5月21日，美国失业人口已高达3800多万，尤其是前景完全不可预期，但股市却没有崩盘，除了出现四次熔断之外，科技股竟然已经超过今年1月2日以来的表现，1月2日是9071点，前天5月22日，竟然已经达到9324点，历史最高纪录是9838。
第二，到5月20日为止，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总资产首次突破7万亿美元，达到7.04万亿，比一年前增长3.18万亿美元，这表明为了对付疫情，美国政府发行了大量国债，但美联储则为这些国债埋单，导致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这是否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翻版？
第三，为什麽美元已经印了近数万亿，美元还是这么坚挺？今天的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比已经超过1:7.13左右。特别是，我们想知道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还剩下几把榔头、几个扳手？
王行长：刺激政策刚刚出台，有些还没有落地，股市、物价、汇率、利率已经作出了反应，目前只能做阶段性的解读。未来如何演进，如何变化，还取决于疫情控制和政策实施的效率，因为市场运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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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市暴跌的问题。从过去十年股市的发展来看，现在的暴跌不应该是常态，上涨是个常态，暴跌是黑天鹅事件造成的。首先，我们知道股市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向关系，但实证上是没有紧密的关系。经济学有一个词，Samuelson’s Quip（萨缪尔森的梗）。他早在1960年提出，之前5次的经济衰退，股票市场就预测了9次。股票市场永远会放大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的现象，经济增长不能作为预测股市的主要指标，可以作为参考指标。
2008年以来，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股票市场平均收益高于债券市场。美国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借入低成本资金，然后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带动了股市的繁荣。过去10年，上市公司举债的规模和市值的增加是一个数量级的。
其次，特朗普总统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对那些高科技公司和跨国公司利润回流有推动作用。以前税率过高，比如像APPLE，每年大概有5000亿的利润是藏在国外的。但是股东又不愿意用这些钱做投资，所以大量的钱放在股市，用于股票回购提高大股东和管理层的股权收益。
这两个因素造成了股市在过去的10年一直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到了2018年、19年，我们又看到有大量的基金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获利回吐，Hold住钱等待股市下跌，然后他们再抄底进入。所以我认为股市上涨是常态，这次的熔断暴跌是个意外。为什么是意外呢，市场认为，虽然这是个疫情，但是美国整体的经济质量还是不错的，不会出现灰犀牛事件。二是他们看到中国的隔离政策两个月之内就取得了效果，所以相信美国疫情，短时间内会得到控制。
股市未来的走向取决于两点，第一，取决于欧洲、日本等疫情影响国家经济复苏的情况和疫苗研发速度；第二就是关注一下6月底公司的半年报，市场会普遍预期上半年公司的业绩会下降。如果下降的幅度超过了市场的预期，那还会出现下跌。所以现在是一个做短期的好时机。
关于物价走势的问题。分析物价水平，主要还是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角度两个方面来解释。居家隔离政策导致居民的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疫情蔓延又造成企业工厂的供应出现了短缺。4月份公布的CPI是下降的，主要因为在CPI的构成里，占比40%的住房支出没怎么动，饮食、服装和娱乐消费整个比重在下降，导致4月份的CPI在下降。刺激政策对中长期的物价走势影响取决于三个因素。
第一，取决于政策能否贯彻落实到位。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政府承诺的2万亿投资刺激计划，美联储2.3万亿的流动性承诺。但是有多少钱真正进入市场？不到1万亿。美联储大量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现金囤在财政部手里没有动。美联储的各种流动性工具不是免费提供的，是需要付费申请的，且每家有上限。市场流动性得到了缓解，主要是因为市场对美联储的承诺有信心，机构不再囤积现金。实际上各类机构从美联储申请的流动性工具，目前余额1000亿美元左右。财政部的2400亿的刺激支票和大概5000亿的小企业贷款这个都发放出去了，贷款都收不回来，整个加起来实际支出不到1万亿美元。但是国家承诺了6万亿。政府对经济没有悲观的权利，他的任务就是给市场信心。
第二，取决于政策退出的影响。相比而言，货币政策的退出比财政政策更难，货币政策好像打抗生素，短期内有刺激效果，但是长期使用，会有严重的副作用。如果长期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话，退出之时机不对，经济增长内在动力达不到理想状态，美联储提高利率，控制信贷规模，压缩货币供应，可能又引发新一轮的危机，经济衰退导致通货紧缩。市场常言，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与美联储应对上一次经济危机的政策调整失策有关。
第三，取决于未来全球化的走向。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导致现在进入去全球化状态。美国是一个靠进口、靠信用刺激消费的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70%。如果中美实质性的脱钩，从长远来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战导致高额的关税，甚至全球供应的中断。中国物美价廉产品的比较优势，美国消费者就享受不了。如果真如特朗普所说，made in America，因为劳工价格问题，消费品就会大幅的飙升，也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
以上三个原因都会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而影响到物价。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很难去判断对物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市场给了一个信号，10年的国债收益率现在是0.6%，这就意味着市场对未来美国经济的复苏是持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整个通货膨胀率不会超过1%，这是对通货膨胀的看法。
关于美元汇率走强的问题。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们处在一个以美元为主要支付、结算、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里，越是危机当前就越需要美元。最近在全球美元流动性出现紧缺的时候，美联储和13家中央银行做了货币互换，互换的规模达到了4000多亿。大家竞相的把自己的本国货币兑换成美元，这是外国投资者、外国政府对美元的需求，推高了美元的汇率。只要一出现危机，大家一定是买美国国债，拿美元，拿日元，这属于避险资产或者无风险资产，因为其流动性比较好，容易变现。汇率走高在危机未解除之前应该是一个常态。
关于美国实行负利率的可能性问题。实行负利率有好处：联邦债券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券通过实行负利率，不用付息甚至减少本金，避免违约出现；二是鼓励居民借钱消费。目前，美联储不赞成使用负利率。从欧洲、日本实施负利率经验来看，并没有达到刺激经济，银行不愿意借贷、居民不愿意消费而选择多储蓄，而且退出负利率政策也很难。
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还很多，不一定非要用到负利率，比如说，如果有国会授权的话，美联储可以买高收益债券，可以买上市公司股票。财政政策参考中国的4万亿，搞大规模的基建建设。但是在美国政府主导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的风险。这与美国宪法里政府和市场的定位有关系。因为中国是中央领导的经济管理模式。中国可以搞基建也很成功，但少见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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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市场经济的代表，政府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会放大很多。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实行一万亿基础设施建设，会出现几个问题：国会是否会给钱，现在是两党分立，民主党议员会同意给共和党政府权力花钱？谁来决定分钱？谁来决定投哪些项目？如何保证钱用在刀刃上以及效率和公平？如果授权政府决定投资项目，特朗普总统肯定会优先投中西部地区，投农业、制造业地区，而不会让纽约、加州等民主党地区的企业受益，因为前者是他的票仓。
洪教授：聊完刺激政策的三段论：原因、特点和后果，我们纽约聊斋成员的特点是中西合璧，美中一体，大家更关心的是美国政策的大动作，对我们中国金融的影响？中美金融领域的博弈是否越来越不好玩、越来越难玩？
当然，我们也很想听听你对中美金融战的算命。尽管我们历史学家很狡猾，尽量不预测，但学者预测是一种社会良心，不然纳税人养着我们这批学者有啥用？不能因为爱惜自己的学术羽毛，就狡猾狡猾地明哲保身。其实，学者如果预测不准，不等于无用，而是在帮助决策者和民众心生敬畏与恐惧，避免危机，错的预测其实也是一种贡献，这是一种具有乌鸦嘴性质的预警。例如当初前苏联倒台后，很多学者预测中国崩溃论，结果，中国崩溃论反而崩溃了，因为中国做了不少防患于未然的改革。
王行长：关于中美金融战的走向。传统上对中国特定个人和企业进行金融制裁，美国通过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等方式征收反补贴税，单独或联合他国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最新情况如下:
众议院成立了中国工作组，分为国家安全、科技、经济与能源、竞争力和意识形态竞争这五个支柱小组，就中国构成的威胁提出各自的政策建议;
政府要求节俭储蓄计划TSP和联邦储蓄投资委员会停止投资中国市场;
参议院通过法案，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退市。NASDAQ (IPO)的新限制，新规则将要求来自中国企业通过IPO筹资规模达到2,500万美元，或者至少是上市后市值的四分之一；
一些议员提案，要求中国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承担责任。如果通过，美国将剥夺中国的国家主权豁免权，并向中国政府索赔；授权美国政府可以从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中扣除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所支付的费用；
要求中国配合新冠国际调查，否则授权政府，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例如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签证撤销，以及美国金融机构对中国企业贷款的限制，并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立法者和官员正在草拟提案，敦促美国公司将业务或主要供应商迁出中国，其中包括税收减免，新规定和财政补贴;
参议员提出了一项两党法案，该法案将制裁在香港执行新国家安全法的中共官员和实体，该立法还将对与这些实体开展业务的银行处以罚款,等等。
如果说单打金融战的话，美国身处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地位，中国确实没有比较优势。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单方的金融方面或科技方面的较量，是综合实力的较量。比如这次香港版国安法，超出大家意料之外，更加强硬，对中国是一张牌。美国总统可授权行政部门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并且终止中国通过香港取得美国敏感科技技术的渠道，看起来对中国不利，但是这对美国也是把双刃剑，对美国的企业尤其是金融行业不一定是好事。
在现有体系下，按照美国的套路见招拆招，打金融战，中国会被动挨打。这就需要中国跳出见招拆招的思维，讨论如何摆脱他主导的体系，争取和美国分庭抗礼或者互不干涉，让他的长臂管辖和制裁工具失效。
第一层次，从2009年以后中国提出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这是对现有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一种补充，不是挑战。当美元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的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後,对于美国而言,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会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2008年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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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中美关系不像现在严峻的时候，中国就在思考怎么样能够摆脱这种体系的束缚，寻找解决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的办法，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鼓励用人民币来进行跨境的支付、贸易、结算。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由过去的跨境之间的贸易逐步转到现在香港、伦敦的人民币的跨境的债券市场、结算市场，包括人民币的支付结算体系的建立，人民币成为美元、欧元之外SWIFT全球支付系统的第三大结算货币之一。
除此之外，中国也需要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层里有一席之地，充分反映中国的声音，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角色相匹配。竞选的过程是复杂而艰辛的，经过多年的争取和激烈的较量，最终美国还是点头分别让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分别有一个副职的位置。可以看出，这个体系本身给中国这个后起之秀施展发挥的空间并不大。
更高层面的是数字人民币使用。数字货币的发行，将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替代。现在数字货币的两个代表，一个Facebook推广的Libra，一个就是人民银行正在试点的数字货币。Libra用的是区块链的技术，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征，设计之初就是反政府、反银行的，就是要挑战主权货币发行体。中国央行用的是分布式记账概念设计的数字货币，并没有用区块链的技术，匿名但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控制，并与中国现有的银行系统集成。
货币系统的核心将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督并由网络管理的分类帐，该分类帐记录所有交易并立即在成员之间移动数字余额。通过这种结构，数字人民币很可能会克服阻碍加密货币实现规模增长的三个主要障碍：价格稳定，通过无处不在的支付平台获得广泛接受以及在政府和监管机构眼中的合法性。对于中国而言，数字货币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其在国内零售支付中的使用。鉴于中国80％的智能手机用户虽然已经使用了移动支付平台，但真正的收益将来自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和战略影响力的扩大。最终，不可避免地，货币系统将朝着更大的数字化和独立于美元的方向发展。
这两种技术，如果一旦能够在本国或者是在全球体系内完成布局的话，将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打击。举个例子，为什么大家都选择美元计价，是为了规避本币汇率汇兑风险，现在美元跨境支付结算系统处理一笔交易需要3-5天，交易双方需要购买金融产品对冲汇率风险。如果有一种货币通过区块链技术，既解决信任问题，又可以实时结算，客户满意度大幅提高，替代美元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人民银行在数字货币应用上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它只负责发行数字货币，流动使用到终端消费鼓励让商业银行，包括第三方支付机构支付宝、腾讯参与进来。这就等于重新洗牌，重新开通了一个市场。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2019年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了场景模拟教学。模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研究中国数字货币问题，模拟场景是中国躲避美元体系，用数字货币支持北韩的核项目。模拟国安委成员的教授大多是前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国安委会主任，所以他们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的看法，毋庸置疑，这肯定是一个重点竞争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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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教授评论：王行长的演讲体大思精、雅俗共赏、逻辑自洽、条理清晰。在大家提问前，我来作几点评论，分享一下我自己对当今美国金融政策的一些想法。
第一，非常时期实行非常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被允许。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促使更多的经济学家，包括自由派、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出现了一种最大公约数的共识，就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或今天的大灾大难时期，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非常时期的过度，也许又是适度，过度的过度，就是适度，就是负负得正。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自由市场经济之父亚当·斯密对政府角色的观点。他认为，政府的作用必须在三大领域中保留，包括司法、国防、公共工程。甚至他在临去世前1790年第六版的《道德情操论》上，竟然提出社会需要公正的政府官员和法官，作为一种正面的道德力量，纠偏贪婪、自私的商人的道德瑕疵。对官员与法官的赞美到了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包括“普遍的仁爱”、具有“圣人般的超凡脱俗的资质”。你能相信吗？一个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鼻祖，竟然提出要由政府官员和法官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难题。
为什麽亚当·斯密这么双标、首鼠两端？这里必须提及一个历史背景：1759年《道德情操论》第一版出版；1790年出版第六版，在此期间的1770年代，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此重大的经济史转型时期，亚当·斯密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见证了商人的贪婪，以及他们不受道德底线约束的胡作非为，所以，他就改变了自己对商人和官员的看法，存在决定意识。
类似，對市场和投资人的有限理性行爲，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Richard Thaler）等也主張要有政府外力的“助推”(nudge)，讓政府這個“自由主義家長”来助推民衆成爲有遠見的計劃者。當然，塞勒也警告，不能把政府的良性助推，演變成惡性的“亂推”或“胡推”(sludge)。所以，只要存在市场的动物性、存在商人的动物性、存在市场的失灵，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
第二，政府的干预后遗症极大，必须慎之又慎。这次危机给了美国政府集权（不是极权）的黄金机会。强势的联储局越来越向更强势的总统让步，不仅屈服降利率，而且降到零利率，甚至有可能走向负利率。其后果一定是政府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这样，我们有理由担心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复活。
其实，在玩政府干预市场的游戏中，美国两党没有本质区别，12年前的金融危机，奥巴马就曾大量使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政府积极救市。但是，政府出资不是免费午餐，代价巨大，就像为了止痛，打吗啡；为了止渴，喝毒酒。一旦引政府入室，就有可能前门打了虎，后门进了狼。所以，这种过度的政府干预必须是短暂的、应急的。这种干预就像是一种药，只有在身体有病，而自身又无法治愈时，才能用药，一旦病好了，必须立即停止用药，并靠自身的机体来进行自身调节。
另外，这种政府喜欢干预经济的本能与美国的政治周期存在逻辑关系。美国政治周期是指每4年来一次的总统大选，当然还有每二年一次的国会改选和每六年的参议院改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为了选票，必须承诺，但承诺必须要有干货，干货就是福利，福利就需要钱，短期内来快钱的方法一般只有两种：增税和借债。但政客们大多不敢加税，哪怕民主党内心是多么想加税，为了杀富济贫、抽肥补瘦，但这一定会遭到中产以上选民的反对。这样就只有一个更爽的办法，发国债，债留子孙，先赢了选举再说，四年后或八年后，管它洪水滔天。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政党上台后前两年，一定优先兑现竞选承诺，后两年，就得准备下次大选，准备新的承诺。无限承诺的最大支撑就是扩大财政赤字，债留子孙。但是，政治承诺的社会福利既可以得到选票，但也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刚性化，因为你只能不断增加福利和社会保障，增加100元，无感，减少一分钱，地动山摇。2002年诺奖得主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发明了一个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基本意思就是人成功100次得到的快乐抵不上失败一次的痛苦，他的实证研究证明：人因为好处带来的快乐指数与坏处带来的痛苦指数几乎差5倍。所以，谁敢动民众已经到手的奶酪，那一定是候选人的自杀行为、票房毒药！
第三，政府的干预必须适度和及时退出。我们要鼓励、甚至强迫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适度，要不断调整。这里值得介绍菲利普斯曲綫（the Phillips curve），它是關於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關係的著名曲线。1958年，菲利普斯根據英國1861—1913年間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的實證資料，證明了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的反比關係，就是失業率越低，通貨膨脹率越高；反之，失業率越高，通貨膨脹率则越低。
这根曲线对政府作用的意义是想説明，政府可以用較高的失業率來換取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也可以用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換取較低的失業率，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最佳區間是在A和B之間，而A與B區間正好是適度的選擇。所以，菲利普斯曲綫是告诉政府，在干预通货膨胀时，要学会适度、妥协,吃相不要太难看。当然，1970年代美国出现滞涨危机，证伪了菲利普曲线，因为出现双高：不仅失业率高，而且通胀率也高
这种适度的干预同“新古典綜合學派”也是思想一致，1970年諾獎得主薩繆爾森就試圖把凱恩斯主張的政府干預論與新古典經濟學派信奉的市場調節論予以綜合，建議在不同時間與地點，適度使用不同政策。例如，當需求不足、嚴重失業时，如今天，政府需要干預經濟，为了刺激總需求，促使充分就業；但在經濟達到充分就業以後，如5%失業率左右之時，就應該讓市場發揮更多的配置資源的作用，政府必须退出市场。
另外，我们不能过于相信美国政府会自觉、快乐地退出干预。在现实中，要美国政府自动地、欢天喜地退出干预，好像与虎谋皮，就像要商人在赚了满盘满贯时退出经营一样。我一直以为，当我们在谴责美国市场和美国资本家存在动物性的时候，必须追问：难道美国政府和美国官员就没有动物性了吗？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理论和逻辑能够证明美国政府官员的动物性比美国商人的动物性要弱？更无法实证证明美国官员比美国商人更理性、更无私、更像雷锋叔叔，一心为人民，见钱不眼红，捡到钱还还给警察叔叔？不然如何解釋成千上萬的貪官？
第四，美国急需实施“新新政”（New New deal）。 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杰克逊（Matthew Jackson）最近提出，当前美国绝不能只依赖政府救急、滥发纸币，治本之道是急需“新新政”，这是对罗斯福1930年代的“新政”的新发展。主要内容是，其一是大力发展基础建设，目前道路的使用率正好较低，而且各州优先开放的领域都是建筑业，而这些公共工程是能够在短期内提供就业，增加供应的刺激，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两党基本没有争议，政治障碍最少，而且能够对冲一些过度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其二是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历来的事实表明，经济越萧条，高校学生越多，因为失业，只能来高校充电，这能帮助低收入、低技能的劳工迅速得到就业机会、改善工资待遇。所以我们高校很自私，希望经济萧条一些，我们的学生就多一些，一旦经济景气，在校学生就急着找工作，因为很多学生来念书，就是为了有个好工作。但是這次危機不一樣，學生想回學校，但不能回学校。
“新新政”还包括发展科学研究、提供劳工更灵活、更安全的选择、强化国际贸易和鼓励外国移民。很显然，新政是有政党色彩的，罗斯福是民主党，所以他的宗旨是搞社会主义复辟，他的“新政”带有强烈的自由化、福利化、平民化和社会主义化的宗旨，主要推动fair, care and share；但今天的美国政府是共和党执政，推动的是资本主义复辟，股市是生命，教育向来不是主要优先。所以，“新新政”等于旧政，新新得旧、负负得正。
洪教授小结：世纪性的疫情还在延续，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还将不断恶化，但对我们学者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问题是，身处黄金机会的人，往往是身在此山不珍惜。期待在线的北大老板博士们和一些学者，能够活学活用，运用“扎根理论”所提倡的备忘录方法，即时观察、记录、反思，整理出一流的案例，为自己今后的博士论文和传世之作做好准备。谢谢大家！
（现场问答略）于2020年5月28日整理；以上内容只代表个人观点，与报告人所在机构无关。
来源时间：2020/5/31 发布时间：202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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