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
中国抗疫的先天优势：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事实真相的观察（之一）
2020/03/22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世卫组织正式将其宣布为全球性流行病，呼吁各国投入更大的政治承诺和更多资源。
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疫情吃紧。一些媒体在大量报道政府和民众抗击疫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还不忘诋毁一下中国。他们妄称是中国“制造”了病毒，并延误了病毒控制，把病毒“输出”到别国，造成了“全球大流行”，企图将欧美国家应对不力的责任推给中国。
事实上，美、欧、日、中等多国科学家和世卫组织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来源尚无定论，疫情虽然率先在中国大规模暴发，但并不意味着源头在中国，更不能诬称病毒是“中国制造”，相反中国人民也是病毒的受害者。在美国众议院前几天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承认，美国去年9月开始的大流感中，一些看似死于流感的人，实际上死于新冠肺炎。而这比武汉发现第一个病例早了三个月。在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定名本次疫情为2019新冠病毒的情况下，美国上到总统、国务卿，下到国会议员还张口闭口诬称“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这非但不能让中国蒙羞，反而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种族主义嘴脸，反衬出其人品的卑劣。一向标榜独立正派的法国大报不该跟着美国政客秀下限。
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初就第一时间取消了出境旅游团，严防疫情向外扩散。1月10日，中国与世卫组织分享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23日武汉市“封城”时，中国之外的确诊病例数仅有9例，占全球病例总数1%。反而是在一个月之后，中国抗疫即将决胜之时，疫情突然在韩、日及欧美大暴发。目前，中国以外病例数和死亡数都远远超过中国。可见，疫情全球大流行不是中国的错。
从欧洲看，意大利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其“零号病人”至今仍是个谜。而据《费加罗报》3月11日报道，其“一号病人”于今年1月25日，也就是武汉“封城”2天后，曾与一位从中国回来的同事吃饭。然而这位同事事后病毒检测为阴性。流行病学专家据此强烈怀疑该“一号病人”系受本地病毒感染。意大利疫情大规模暴发出现在2月底，而当时中国疫情已得到很好控制，每日新增病例已处于低位。世卫组织专家表示，中国用自己的巨大牺牲为全球抗疫争取了宝贵的窗口期。遗憾的是，现在看来，很多国家并没有抓住。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然而，在某些法媒驻华记者眼里，这个病毒似乎成了他们攻击中国的盟友。当中国深陷疫情困境时，他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当中国成功遏制住疫情，而中国之外的国家疫情暴发时，他们又指责是因为中国最初延误疫情控制才导致在世界范围暴发；当中国出于人道主义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慷慨援助医疗物资时，他们又阴阳怪气地说中国是在搞“口罩外交”。总之，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这些驻华记者满脑子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常驻中国不是为了直观了解中国，向法国民众全面介绍中国，而是为了挖中国的“阴暗面”，把一些对政府不满的人（这种人在世界各国都有）的怨恨诋毁之词放大为整个国家的现实。他们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推特造美国的谣，却从来不批评美国领导人的涉华种族主义言论。
当全球疫情形势发生逆转后，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罔顾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无视世卫组织专家对中国抗疫做法和成果给予的客观公正评价，一口咬定病毒源自中国，若非中国延误了三个星期，就不会有今天的“全球大流行”，把本国今天面临的困境怪罪于中国。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则忙不迭地进行制度比较，断言“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昭示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本月初，法国某大报刊登了一位专家的评论文章。她说：“自由民主制度能更有效地应对疫情。当专制政权被突发疫情动摇了根基时，民主政体则平静、透明、理性地作出回应。他们作出预判和分析。他们的开放而协调的卫生体系能够作出快速反应。民主体制的透明和信息流动确保了应对疫情的效率。”她还说，民主体制的领导人要对选民负责，因此他们不会采取压制人性、扼杀社会流动的措施。另一大报则刊登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说，“中国的专制治理模式不值得效仿”。
但愿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不过……现实很残酷。
各国历史文化不同，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也各异其趣，各具特色。我无意对各国制度优劣进行对比，也不喜欢给别人贴标签。但我可以晒一晒面对这场世所罕见的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应对的。
首先，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最重要位置，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不惜停工停产，付出巨大经济代价也要遏制疫情蔓延，拯救人民生命。
其次，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集体主义、团结互助。所以当此大难临头，全体中国人民不是各奔东西、四散逃离，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奋勇抗击病毒恶魔。
第三，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分别用10天和12天建成了两座共有2500张病床的高标准传染病医院，用几天时间将一批公共设施改造成拥有几万张床位的方舱医院，从全国十几个省市调集4万多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用十多天时间把武汉1100万居民全部进行筛查，分拣出确诊和疑似病例，分别收治或隔离观察，成功阻断病毒传播，从而在短短一个月就使中国境内发病率从每天两三千降至个位数，进而在全国所有省市区实现本地新增病例归零。
第四，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超强组织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无论是武汉“封城”、湖北“封省”，还是要求居民居家隔离、组织挨家入户排查病例，抑或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物资供应，以及各省市区之间的联防联控，都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统筹调度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出现任何社会骚乱。
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进入了“下半场”。中国在继续做好自身防护工作的同时，将尽己所能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提供经验分享和物质帮助。我们还将全力复工复产，让世界经济的发动机重新运转起来，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裂，从而保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助力各国抗疫斗争。
防疫策略的制度纠结：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之二）
2020/03/28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基本阻断了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然而，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欧洲各国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节节攀升，令人揪心。
不少法国医学专家认为中国抗疫经验值得借鉴。例如，法国前卫生总局局长卢西安·阿本海姆指出，中国的范例证明疫情是可以被阻止的，主要依靠两个手段，一是严格的封闭隔离，二是基层“微治理”，即找到每一个被感染的人并加以隔离。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搞政治的专家心里纠结该不该用中国的方法。他们觉得，即使中国疫情控制得好，欧洲疫情持续发酵，也不能说明中国的模式有优越性，而只能说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局限性。中国的“专制”模式不值得学习，倒是可以学其他疫情控制得同样好的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等，而它们实行的是“民主”制度。
首先，我必须要纠正这些搞政治的专家犯的一个政治错误。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么，既然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些亚洲民主国家能够控制好疫情，为什么欧美这些老牌的民主国家却做不到呢？显然，民主不民主并非抗击疫情的决定性因素。于是，这些搞政治的人便从文化上找原因，说是因为西方和亚洲的文化不同。西方的文化过于推崇个人主义，而亚洲文化善于平衡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人们更有公民意识。
看来，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好坏，与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专制”的中国做得好，“民主”的亚洲国家也同样做得好。关键是文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由于其具有西方民主国家所缺乏的集体主义和公民意识，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优异。
然而，这只说对了一半。政治制度、国家治理体制还是很重要的。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只是百万、千万，最多是上亿人口的国家，而中国是十亿人口级别的国家。即使中国处理疫情同它们一样好，那难度也是大10倍、百倍呀。能把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得同样好，甚至更好，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是不行的。
有些人其实心里挺羡慕中国的治理成就，嫉妒中国体制的效力，恨自己国家怎么就干不过中国！于是他们刻意给中国贴上“专制”的标签，哪怕中国各方面做得再好，也不值得学习效仿。同时，他们把大规模检测、将感染病人进行隔离这些防控疫情的有效手段归功于几个亚洲“民主”国家，这么一转换，这些手段似乎就成了“民主”的专利，西方国家便可心安理得地拿来用了。殊不知，最早使用这些方法的是中国。尽管中国被贴上“专制”的标签，但当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时，各国求助的对象是中国，而不是“民主灯塔”美国。向80多个国家伸出援手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封闭隔离这个手段被证明对切断病毒传播最有效，甭管它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拿来用就是了。就像邓小平先生所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病毒又不讲政治。
“自知者不怨人”：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之三）
2020/04/05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以近乎惨烈的方式证明，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共克时艰。但在西方舆论中，总有人喜欢把疫情政治化，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污名化，把中国当成“替罪羊”，向中国“甩锅”。
近期，针对中国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中国原罪论”、“中国延误论”、“中国产品质量低劣论”、“中国掩盖疫情死亡人数真相论”，并称中国把抗击疫情中的对外援助作为开展“影响力外交”、“宣传外交”的工具，想填补美国领导力缺失的真空，怀有地缘政治图谋。
“中国原罪论”不值得一驳。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欧洲、中国等各国科学家的研究早已表明，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始发于武汉，但病毒不一定源自中国。有美国科学家认为，病毒可能已经在人类中传播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新冠病毒源头问题虽然尚无定论，但这是一个科学问题，理性的做法是把它交给科学家去研究，听取世卫组织的专业意见，采用中性的名称，而不应炒作病毒来源问题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攻击。
至于“中国延误论”，更是无稽之谈。去年12月，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医生第一个发现的。她于12月27日按程序向医院报告了其接诊的3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情况。12月30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公开通报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中国政府当天就派出了专家组赴湖北调查情况，前后共派出三批专家组。今年1月3日中方开始正式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及时主动通报信息。1月11日，中国疾控中心将5条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上传网站，同全球和世卫组织共享数据。1月23日，中国宣布武汉“封城”。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如此强烈的警报声还不能让一些人警醒，那他们就是一群叫不醒的“装睡人”。中国既没有掩盖疫情，更没有延误防控。1月23日武汉“封城”时，中国之外的病例仅有9例。而在一个月之后的二月下旬，疫情却在欧美大暴发。由中国、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3月31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称，武汉“封城”可能避免了70万人受到感染。这恰恰说明，不是中国延误了各国应对疫情，而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顽强阻击和有效迟滞了病毒向各国的传播。可惜，中国为世界争取到的窗口期被白白浪费了。
最近，我们看到欧洲媒体炒作中国出口欧洲的口罩、检测试剂质量低劣问题，一时引起轩然大波。我们向中国驻西班牙、捷克、荷兰等国使馆了解情况。他们表示，经向驻在国有关部门了解，原因不是质量问题，而是外方使用操作不当，或是把不同种类口罩适用范围弄错。相关国家政府已做出澄清。但西方媒体只报道出现问题，不报道后续澄清。这类事件若发生在西方国家，只会被当作技术问题来看待，最多是商业纠纷。但出现在中国身上，就会被说成是政府的错，即使发生的事情只是商业采购行为，与中国政府无关。由此可见，媒体报道的着眼点不是为了披露事实真相，而是借此打击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近期向世界各国提供防疫物资，扩大了中国影响，是在搞“口罩外交”、“影响力外交”、“宣传外交”，他们想诋毁削弱中国的工作效果。如果不愿看到中国影响力上升，那就应该加把劲，自己做得更多、更好。
更令人蹊跷的是，这几天突然冒出一些关于“武汉死亡人数被低估”的报道。消息来源是美国当局控制的两个舆论战工具。它们假借一份“美国情报界的机密报告”称，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病例总数和中国死于该病毒的人数都存在瞒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更是根据武汉7座殡仪馆每天的火化能力是2000具遗体，由此推断出武汉因新冠病毒肺炎死亡人数达4万人，而不是官方公布的2500多人。他们还以武汉疫情结束后集中发放骨灰盒排队人数众多为佐证，一口咬定中国隐瞒实际死亡人数。更有所谓“中国专家”断言称，中国这么做是为了尽快重启经济。
西方反华势力的舆论战套路就是如此：先假借情报机构或专家之口编造谎言，然后发动媒体集中进行炒作。他们不怕被“辟谣”，因为谎言会像病毒一样瞬间传播到全世界。即使最后谣言被拆穿，他们污蔑抹黑中国的目的已达到。
为什么这时候炒作“低估死亡人数”的说法？当前欧美国家疫情飞速发展，感染人数呈指数级增长态势，死亡人数也在惊人地增加。截止目前，美国确诊病例已超过30万，死亡8000多人。疫情发展令许多西方人忧心忡忡，也令其反思为什么中国能控制住，他们却做不到？“低估数据论”能让某些政客、媒体心安理得地为本国控制不住疫情、病例增加速度之快、死亡人数之多找到合理的理由。
中国能在较短时间内遏制疫情发展，避免出现众多人员感染和死亡，是因为我们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抗击疫情战略的首位，不惜让经济停止下来，损失数万亿人民币GDP，投入数千亿人民币的资源，集中全国力量支援武汉、支援湖北才取得的，而不是靠隐瞒数据、低估死亡人数。因为这么做既无意义，也无可能。用这种手法攻击中国更显得荒谬和无耻！
法国一位专家撰文指出，中国同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围绕新冠疫情进行一场“宣传战”。依我看，如果有什么宣传战的话，中国是以事实为依据，宣传自己的抗疫成就，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则是无视事实，编造谎言，糊弄本国民众。
2000多年前的中国先贤荀子曾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说的就是西方某些人。
把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之四）
2020/04/12
【编者按：本文引发中法外交事件，4月14日，法国外交部长传唤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就此文的准确性展开交涉。法广网报道说，巴黎政治学院教授Antoine
Bondaz直言不讳评论，“中国大使馆的这篇文章再一次表现得不知羞耻。谣言、假信息、辱骂，无一不缺。不反应，不谴责，等于放任中国大使胡作非为，丧失起码的尊严。”这位学者把矛头转向法国政治人物：“法国政界沉默无语，尤其是那些法中友好小组的议员和参议员……容许被侮辱，容忍谣言和依靠传言的宣传，只能破坏法中关系。”他认为，如果法国官方不反应，形同鼓励中国当局走得更远，今天发一个文告，那明天呢？这位教授还表示，没有人会以为法国和欧洲处理疫情危机的方式很完美？必须指出有许多准备不足甚至错误，最后必须要做一个总结。但这一切也绝不足以让一个外交官来发表谩骂和漫画式的语言。从文章来看，这位教授提到的文字已经不在文章里了。】
4月8日，中国武汉市在经历了长达76天的封城后终于解禁，武汉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庆祝生活回归正常。中国领导人在抗击疫情伊始即豪迈地宣告“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武汉“解封”标志着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取得胜利。
但这还不是全面胜利，而只是阶段性胜利。因为与此同时，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疫情还在爆炸式发展，截止今天，感染人数达166万，病例超过10万的国家有5个，其中美国超过50万，死亡人数超过1万的国家有4个。我们对这些国家疫情肆虐对人民生命健康造成的巨大危害和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感到忧虑和同情。祝愿全世界所有国家团结起来抗击这一共同敌人，携手努力早日战胜疫情。
然而，在全球同心协力抗击疫情之时，西方国家一些标榜客观公正的媒体、专家和个别政客不思为遏制本国和全球疫情蔓延献计献策，却把精力用在污蔑、抹黑、攻击中国上。他们看不得中国取得抗疫胜利，通过制造“中国延误疫情论”和“中国掩盖真相论”，把中国描述为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罪魁祸首，似乎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是罪大恶极；而西方国家轻视疫情危害性，拖延采取防控措施，导致现在疫情失控，却成了天经地义、心安理得之事。有些媒体和专家一再强调中国在疫情初期延误了“宝贵的”三个星期，并且一口咬定：“如果中国当局提早三个星期采取行动，将大幅降低这个病毒的全球扩散，病例数会减少95%”。
且不说面对新冠病毒这种前所未见的病毒，科学家们需要时间去研究和认识，就让我们看看在这最初的三个星期里中国做了什么。中国早在去年12月30日就公开通报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今年1月3日就开始向世卫组织和各国定期通报疫情信息，并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病原体，1月11日就与世卫组织分享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23日武汉“封城”时，中国病例总数为800多例，中国之外的病例仅有9例，而疫情在欧美暴发是在此后的一个多月。
如果说中国在最初的三个星期时间里做了那么多事叫作“延误”，那么在中国第一次发出警报后的两个月、武汉封城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欧美国家做了什么？他们的领导人说，新冠疫情只是一场小流感，无需担心；病毒只攻击黄种人；病毒在本国流行的可能性极小。他们的媒体和专家一边渲染本国的“歌舞升平”，一边忙着诋毁中国，看中国的笑话，指望在中国发生“切尔诺贝利效应”。而没有人考虑如何采取防疫措施，如何储备防疫物资，导致疫情突然来袭时措手不及。英国《柳叶刀》杂志主编怒斥英国防疫措施是一场“国家丑闻”。近日，欧盟欧洲研究理事会主席毛罗·法拉利因对欧盟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极其失望”而愤然辞职。
那些媒体和专家们攻击中国掩盖疫情数据真相，声称中国有14亿人口，怎么可能只有8万多病例和3000多人死亡？他们因此推断中国一定是撒了谎。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绝不是靠撒谎和掩盖真相。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策略，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不惜损失数万亿人民币GDP，投入数千亿人民币的资源，调集全国4万多医护人员驰援武汉、驰援湖北，我们才能够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控制住疫情。
而同时，我们看到在西方国家，政客们为了自己的选票相互攻讦；提出“群体免疫”策略，让普通百姓以生命之躯抵抗病毒屠杀；相互抢夺防疫物资；将公款购得的防疫物资卖给私营企业谋利；让养老院的老人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养老院护理人员擅离职守，集体逃离，导致老人成批饿死、病死；航母舰长由于呼吁上级允许被病毒感染的水兵上岸治疗而被解职……种种这些，却未见西方主流媒体大量报道，深入调查，揭露真相。这些标榜公正客观的媒体和专家良心何在？职业道德何在？
在抹黑中国未果的情况下，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把矛头转向了世界卫生组织，称其偏袒中国，有人甚至呼吁要切断世卫组织资金来源。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积极配合世卫组织工作，及时向其通报信息，邀请世卫组织专家组来华进行实地考察。世卫组织高度评价中国抗击疫情举措和取得的效果，称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做法为全球树立了新的标杆。这是客观、公正的评价。然而，世卫组织却遭到了西方国家围攻。有些人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起了人身攻击。由80多位法国议员联署声明支持的台湾当局甚至用“黑鬼”字眼来攻击谭德赛。不知这80多名法国议员作何感想？
西方反华媒体攻击中国的手段不外乎两种：一是制造谣言，二是重复谣言。他们制造谣言不怕被辟谣。因为“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即使最后被揭穿，谣言也已经像病毒一样传遍全球。为了使谣言坐实，他们又像复读机一样不断重复。“谎言重复1000遍就变成了真理”，这是他们的信条和惯用套路。在他们一再重复的谎言中，以民为本，成功抗疫的中国成了“罪人”，而一再贻误战机，枉顾人民生命，只知对外“甩锅”的某些西方政客、驻华记者、“中国问题专家”反倒成了“判官”。他们这么做只会害人害己。
有一位网络作家说的很深刻：“乌贼在遇到危险时，会喷出墨汁把海水染黑，借机逃之夭夭。西方的某些政治和文化精英都深谙这一诀窍。”他们将自己国家应对疫情时的手忙脚乱和发生的种种人间惨剧一股脑嫁祸到中国头上，自己则“全身而退”。
我在完成本文写作之时，看到网上一篇报道。4月8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发表了一篇由英国和德国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题为《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剑桥大学的Peter
Forster博士。论文显示，研究人员按照进化关系，将新冠病毒变种分为A、B、C三类，A类和从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为相似，更多地发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受感染者。研究人员称A类病毒为“爆发根源”（the
root of the outbreak）。B类毒株是A类的变种，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在欧洲大规模传播的是C类。可惜的是西方主流媒体似乎对Peter
Forster博士的研究成果并不感兴趣。
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会变得如此政治化？：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之五）
2020/04/26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肆虐，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超过263万，病例数过万的国家达29个。美国确诊病例超过93万。美国一个国家的确诊数已经超过位居第二至第六名国家确诊数的总和，这样的比例已可比肩美国军费在全球的比重了。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疫情飞速发展，令人担忧。
随着西方国家纷纷变为疫情中心，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污蔑抹黑也随之变本加厉，花样翻新，一浪高过一浪。关于中国的“延误疫情论”、“掩盖真相论”、“数字造假论”、“病毒源头论”和针对中国的“追责论”、“赔偿论”，不一而足。对于这些谬论，中国政府早已用事实、数据作出雄辩的回答。我馆曾发表多篇《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系列文章，也对上述谬论逐一驳斥，在此不再赘述，读者朋友们若有兴趣可在我馆网站参阅。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有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加强合作，联防联控，才是有效应对之策。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政府采取封闭武汉等强有力的举措后，曾表示，新冠肺炎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可以得到控制的流行病。可惜，从一些国家表现看，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它们不把精力放在加强自身防控，推动全球合作上，而是热衷于抹黑攻击中国，把一个公共卫生事件高度政治化。这是导致疫情大流行不可控制的重要原因。
这些国家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看到从去年12月底中国报告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以来的四个月里，全球疫情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里，中国深陷疫情漩涡，中国以外的地区得以幸免。1月23日武汉“封城”时，中国之外的病例仅有9例。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国以外的病例仅有82例，其中欧洲仅有10例。在这个阶段，西方舆论的心态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讥讽、嘲笑中国政府如何措手不及，手忙脚乱，认为此次疫情将导致中国政府垮台，人们会见证“切尔诺贝利时刻”。而西方国家政府并没有批评中国应对迟缓或不透明，相反，他们高度赞扬中国的抗疫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1月至2月间15次称赞中国，对中国的疫情防控做法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的举措及时、透明、有力，中美双方展开了良好合作。
到了2月下旬，全球疫情进入第二阶段，欧美成了疫情中心。他们自顾不暇，仓促应战，西方媒体报道焦点集中在本国疫情应对上，对中国关注一度下降，评论也减少了，涉华舆论呈现一段难得的平静。
但好景不长，3月上旬后，欧美国家疫情失控，自此进入第三阶段。这时西方国家舆论把矛头重新转向中国。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论调皆自此时起。西方国家的民众纷纷对本国应对疫情不力“吐槽”，质问政府是否承担起责任。我们看到美国政客上自总统、国务卿，下至国会议员，异口同声地怪罪起中国来。他们与媒体遥相呼应，掀起一波攻讦、指责、谩骂中国的浪潮。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高度政治化的原因之一，就是某些西方政客出于国内政治意图向中国“甩锅”。中国通过事实和数据一再清楚地回应了西方种种“质疑”，但他们仍不依不饶，胡搅蛮缠。这说明他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追求真相”，而是嫁祸中国。如果坐实中国的“罪名”，他们就可以逃避应对疫情无能和失败的责任。他们向中国“追责”、“索赔”没有国际法依据，也无任何历史先例可循，只不过是一场政治闹剧。他们知道不会得逞，但就是要以此激起本国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华情绪，把原本针对自己的矛头转向中国。
疫情被高度政治化的第二个原因，是西方某些人对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开始不自信了。在本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全民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动员力和执行力。因此我们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控制住了疫情，并迅速恢复生产和人民正常生活，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一位法国政治学家表示，“现在中美竞争主导着国际舞台。然而，疫情结果有利于中国。”
中国付出巨大牺牲控制住疫情，不仅是为了中国自己，也是为了世界人民健康福祉。我们为世界争取了两个月的窗口期，如果这段时间被好好利用了，就能实现世卫组织控制疫情大流行的目标。中国在本国疫情得到控制，但依然面临严峻外部输入风险时，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迄今为止，中国已向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包括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等在内的物资援助，并向多个国家派遣医疗队。仅对美国，中方就提供了超过24亿个口罩，即每个美国人能拥有7个来自中国的口罩。中国在做这些事情时，完全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为全人类抗疫斗争做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们无意进行制度比较，更无炫耀自身力量的打算。但在一些西方人眼里，这些却依然被视作“口罩外交”、“影响力外交”、“慷慨外交”，旨在“填补地缘政治真空”。
出于对中国的偏见，一些国家在学习借鉴中国防疫做法时瞻前顾后，扭扭捏捏。有些中国的做法被实践证明有效，但就因为它们是“专制”、“独裁”政权的做法，他们即便采用也做得半半拉拉，效果可想而知。
有些人变得心理十分脆弱，它们看不得中国一点好，听不得中国一句好话。但凡有对中国正面评价的，它们就认为是中国在搞影响力输出。他们说中国“出口口罩时夹带私货，输出体制优势”。他们甚至受不了客观评价西方国家疫情防控的声音，斥之为“中国傲慢地给西方人上课”，“中国以盛气凌人的口吻对西方民主国家说话”。“傲慢”、“盛气凌人”，这些都曾经是中国人批评西方人所用的字眼。
习近平主席说过，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希望某些西方人能够放下意识形态的包袱，摒弃将疫情政治化的错误做法，同中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疫情挑战。否则，受到伤害的首先是他们自己。
有一位《世界报》的专栏作家引用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话将中国描述为一个“政治凌驾于专业，政治活动分子凌驾于专业人士，路线重于现实”的国家。但依我看，这恰恰是当今西方国家现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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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5/3 发布时间：202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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