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来源：中国改革信息库

潘晓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2008-10-01 09:22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

摘要：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引起轩然大波，是上世纪80年代历史的一个著名事件。后人这样评价这封来信：“它曾让当年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百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没齿不忘。”“它是中国期刊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传奇，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阕回声不断的绝…

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引起轩然大波，是上世纪80年代历史的一个著名事件。

后人这样评价这封来信：“它曾让当年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百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没齿不忘。”“它是中国期刊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传奇，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阕回声不断的绝唱。” 

我当时所在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是兄弟单位，我也认识潘晓来信的当事人，对一些内情比较了解，所以每逢回忆起这件事，心里总是十分沉重。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短短数月，竟然引发6万封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 

在这场讨论过去近30年之际，有学者指出：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 

在一次纪念潘晓来信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说，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深深地渗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当中。这场充满了感性的泪水和激动的情绪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幼稚，但是那种带血的纯真的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人类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伴随着人生观的讨论与突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脱离神性的讨论，俄国废除农奴制之前关于新人生活的讨论，不都是这样吗？ 

让我们看看这封信： 

“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写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的时候，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我有些茫然，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 

“我初中时，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因此拒绝给我寄生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他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如说为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 

“我求助于人类的智慧宝库，拼命读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平日挂在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不少青年在来信中说，他们读着读着，泪水?下子就涌出来了。 

《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展开了一场震动全国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从5月号开始到12月号，讨论持续半年多，共收到6万封来信，其中不少信稿还是几十个或几百个青年联名写来的。这个数字，打破了20世纪100年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纪录。来信的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大批海外来信。 

这正是杂志社所期待的。原来，《中国青年》自1978年9月复刊之后，主编关志豪一直关注青年人在想什么。他组织编辑就此进行调查，发现十年动乱给青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言说的创伤。怎么办呢？编辑部一致的意见是开展一场公开的讨论。发表潘晓来信，就是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于是，从5月号到12月号，8期杂志共编发111篇稿件。很多青年在来信中说，自己有着和潘晓同样的遭际和心路历程，潘晓能够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地说出来，是一个历史进步。 

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有些人受的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共产主义不是禁欲主义，为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和为别人等各种源泉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人的活动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满足别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在众多来信中，武汉大学哲学系学生赵林的来信颇具爆炸性。他的来信被编辑部加了一个题目：《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这个题目使赵林后来吃了不少亏。文章说，自私是一个广义的哲学概念。自私是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康德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历史就是在恶中发展的。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自私就是人的自我发现，是个人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没有这种广义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私，不是指蝇营狗苟的个人占有，而是指表现自己我，开发个人价值。

各种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交锋，杂志社通过编发稿件，对一些偏激的观点作了平心静气的说服工作。 

当时，不少改革者高度评价《中国青年》的讨论，认为通过这场讨论，可以使青年人获得一个研讨人生的平台，有利于大家在切磋中共同前进。有的杂志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不同的声音发出来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 

保守一点的人就不这么看了。有人写信指责《中国青年》说，“根本不应该发表这种来信”，甚至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有的单位扣押了这几期《中国青年》杂志，不许人们看。有不少单位的领导把参加这场讨论的青年当作“危险分子”，甚至视为“洪水猛兽”。有的人给杂志社写信不敢署真实姓名，怕单位里打击报复。 

幸好，《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评论《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说这次讨论“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感人至深”，局面才有所缓解。 

紧跟而来的一大热点是，每天都有许多人写信打电话或亲自到访《中国青年》杂志社，询问潘晓情况，要求见面。编辑部婉言谢绝了所有这些要求。 

接着出现了很多传言，说潘晓并无其人，来信是编辑部捏造的。 

也有不少人冒充潘晓或被人指为潘晓，出了不少事。山东威海市一个女青年，由于她的经历与潘晓相似，被人硬说成是潘晓，她多次表白也无济于事。造访她的人有时一天多达40人。这位女青年的母亲嫌她惹事，竟在她头上砍了一刀。 

潘晓到底是谁呢？编辑部也有苦衷。其实“潘晓”是个笔名，或者说，是个半虚拟的人物。“潘晓”是在两个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一个是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另一个是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二年级本科生潘祎。 

杂志社编辑马笑冬和马丽珍在调查青年状况时，分别接触到这两位，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潘祎的观点各有代表性，就把他们的经历与观点整合成一篇文章发表。潘晓的生活经历主要采用黄晓菊的，观点则主要出自潘祎。当然，也吸收了其他一些青年人对人生观的看法。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这封信更具典型性和吸引力，引起普遍关注与思考。 

北京及全国各地报刊，还有一些外国记者纷纷要求采访潘晓，都被谢绝了。 

在越炒越热的气氛中，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1980年6月18日下午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汇报。他问杂志发行多少份？主编关志豪说：325万份。胡乔木说：“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在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舆论压力下，潘晓不得不露面了。 

经过编辑部仔细商讨，决定由黄晓菊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方式和观众见面，因为潘晓的文章是以女性身份叙述自己的经历的。8月20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潘晓专题报道”。黄晓菊在电视上露面说：“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这句话一时广为传播。 

然而，到了1980年9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先是9曰23日，《工人日报》办的“情况参考”刊登群众来信说，潘晓来信是“有肉一块，蚂蚁俱来”，来信指黄晓菊“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接着，一位中央领导就此事批示说“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 

12月，华中工学院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这场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 

关志豪回忆，1980年第12期的《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版面，而且宣布讨论就此结束。这一期发表的总结文章题为《六万颗心的回响》。文章说：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人，应该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精神。 

文章并没有否定“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公式。只是说，这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在利己中利他，是较低的要求。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 

文章引用了一些模范青年的事例之后说，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文章说，这次大讨论加深了青年之间的理解，也加深了长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 

但是，参加这场讨论的主角，却遭遇了不少坎坷。 

潘晓讨论开展起来之后，黄晓菊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之后又离婚。在这个过程中，渴望学习的黄晓菊离开羊毛衫厂，通过考试进入一家研究所担任图书资料员，她对这里能够读书的环境很满意。 

但是，“不久，潘晓之事传入所里，我感觉领导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也许领导认为，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吧？而且，我的确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于是，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头一个被停聘的就是我。”黄晓菊后来写文章这样说。 

已经离婚的黄晓菊狠狠心，把三岁的儿子送进全托幼儿园，于1988年孤身南下，到海南、深圳“闯世界”。三年下来，当过记者，做过女佣，吃尽辛苦，所剩无几。1993年，她又回到北京，借钱开小店卖羊毛衫，经受了被人骗钱等种种惨境之后，终于凭着血汗拼搏，开了自己的服装公司。如今，她觉得自己的路越走越宽了。 

出生于1959年的潘祎吃了大苦头。他说：“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潘祎的父母在“文革”中被迫移居青海，潘袆为了考学，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饱尝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他在1978年考入北京经济学院。潘袆的性格孤僻乖张，“上了大学又怎么样？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在学校期间，因为孤独苦闷抑郁，再加上对人生问题百般思索找不到出路，1979年5月曾服药自杀。抢救复活之后，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1980年春，经学校推荐，潘袆参加了《中国青年》杂志的青年思想状况调查活动。他对人生问题的思索引起了马丽珍以及编辑部重视，他的观点被融进“潘晓来信”之中。 

讨论开展起来之后，潘晓在一些人心中成了负面代表。“学校得知我参加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好像是我自己主动投稿加入的，好像不是学校推荐的。”潘袆说。1981年3月，学校以他的疾病为由，勒令其“自动退学”。潘袆在北京四处流浪，每天生活费只有6分钱。他一再要求复学，都遭到拒绝。学校一位干部告诉潘袆，处理决定是经过“上边”批准的，想复学，不可能。想打官司就去找《中国青年》杂志去打，是他们把你搞成这样的！ 

此后，潘祎在马丽珍等人热心帮助下四处求职，在建筑工地打工，帮公司看大门，又进了卖大碗茶的前门联社当装卸工。 

1983年10月，潘袆因牵涉盗窃罪被捕，社会各界甚感震惊。最后，潘袆被判刑3年半，1987年4月出狱。 

1988年深秋，我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办公室与潘袆作了一次深谈。 

我问他为什么入狱？ 

潘袆说话很慢，缓缓地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1983年5、6月间，他在前门联社当装卸工。有一天，司机和他出车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在他去验票盖章的时候，司机在车站货场偷了一块焊锡。车开出门，司机才对他提起这事，并要他保密，说是得了钱可以借他一半买英文打字机。8月，“严打”开始，司机又找到他请求保密。并说，如果事发，两人承担责任要比一个人承担责任轻得多。他出于义气答应了。9月，司机因盗窃被拘留。10月，警察就此事讯问潘袆，他按照与司机的约定口径讲了，结果进了看守所。在后来的提审中，他讲了事件的真实情况，但是没有用。警察问他参加社会活动的事情，以及在一些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还把他的日记拿出来审问。到这时候，潘袆感到问题并不是一块焊锡那样简单了。 

在狱中服刑期间，1985年7月，某市法制报一个女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潘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文章经《文摘报》、《文明》杂志转载，影响甚广。这篇文章说：作为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坚持上夜校读书，她脚下的路是宽的。潘袆呢？则已经走进死胡同，因与司机合伙盗窃一块价值800元的焊锡，走进监狱。这篇文章详细回顾了潘袆进入大学之后的经历，又谈了他参加潘晓讨论的情况，讥讽了潘袆对人生的看法。 

潘袆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失实太多，连他的出生年代都搞错了。他写了一篇上万字的澄清文章，但没有地方发表。 

我看着潘袆黧黑消瘦的脸，看着他那一双流露出悲情的眼睛，感叹不已，鼓励他挺起腰杆，重新振作。 

《中国青年》杂志伸出了援手。在关志豪、马丽珍等诸多热心人帮助下，潘袆渐渐打开了求职的路子。他编辑经济管理学丛书，撰写经济学书稿，搞图书和杂志发行，担任公司负责人等等，显示了出众的能力。 

1996年底，《中国青年》又搞了一个人生观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编辑部专门请潘袆撰写署名文章《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文章发表之后，潘袆重新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许多媒体采访他，称赞他的“复出”。 

1998年，潘袆在《北京青年报》帮助下，要求北京经济学院恢复他的学籍，并根据他后来的诸多学术成果，授予他学士学位。“经济学院领导对此事很重视，但至今没有结果。”潘袆说。 

现在，潘袆早已结婚生子，担任几家电视台的节目策划人，日子过得也不错。 

再说武汉大学学生赵林。他的文章《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在《中国青年》8月号发表之后，招来大祸。暑假结束一回学校，他就成了学校组织的各种人生观讨论会的靶子。他原来是个腼腆的人，不善言辞，现在被迫起来为自己进行辩护，竟炼出了滔滔雄辩的口才。 

198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武大哲学系研究生，却被哲学系拒之门外，不得不转到历史系考取研究生。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赵林终于在1993年考取了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赵林打趣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表明了自由意志对外在决定论的超越，这一坎坷经历恰恰也有力地证明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但他也说，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那篇文章成为他“一贯搞自由化”的证据。在分配、提拔等各个环节造成了很多阻碍。赵林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哲学系任教，并出版了多本著作。他在2004年与邓晓芒合著的《西方哲学史》，被选为全国高校哲学专业本科生哲学史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评价这本书是“思路清晰严谨，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顺达优美，融深邃的思辨和广博的知识于一体。”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因为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受到巨大压力和某些人的激烈指责，事情越闹越大，杂志社陷入了被动。这一年12月6日，杂志编委会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检查报告》。《报告》说：“由于我们在正确地抓思潮、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场讨论在客观上对这几年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报告》说：“今年六月间，团中央书记处对杂志社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十月间又新配了中层领导班子。我们从今年第8期起，在刊物上开始消除‘潘晓讨论’的消极影响，发了从《从潘晓到张海迪》的文章。” 

该杂志在1984年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公式。陈志尚、金可溪撰写的这篇文章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1980年《中国青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记取教训。现发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以不同的维度思考着、谈论着这次难忘的讨论。 

2008年5月26日，《新京报》发表了黄晓菊回忆那一场讨论的谈话。黄晓菊说：“成为潘晓，我不后悔。”她说：“这场讨论对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喜欢想问题，喜欢舞蹈，喜欢看台湾林怀民的现代舞。我觉得这样的舞蹈跟人生的某种意念有关。还有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啊站台啊什么的，王朔的书，我一直都在看，与人生思考有关的这些东西，我都非常关注。” 

同一天的《新京报》还发表了涂志刚的评论。文章说，虽然那场讨论没有得出结论，但对后来的社会发展却发生了重要作用，甚至与后来的社会进程方向暗合。一代青年的迷惘，引发了30年的思想变局。文章感叹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30年，多元价值观也基本建立。不过，在新一代青年坚定地拥抱更为功利的价值观时，曾经引起潘晓们迷惘的理想主义，却已经杳无踪迹了。

来源时间：2020/3/29   发布时间：200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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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峰  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

　　新冠疫情开始肆虐之际，中美关系刚好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档口。经历了长达一年半“史上空前规模”的贸易战，两国在今年1月15日最终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中美关系由急向缓。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世人普遍期待，中美这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能抛开成见，携起手来，像2008年共同应对全球金融风暴、2014年共同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那样引导全球应对共同威胁，为世界的发展和协作提供稳定的预期。然而，从截止到目前两国之间的互动过程来看，美方却发出了一些令人困惑的信号。
　　美方两种言行呈纷扰
　　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遭受疫情表达了同情，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和开展合作。特朗普总统多次公开表态，称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愿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向中方提供援助。特朗普还说，中方在极短时间内就建成专门的收治医院，令人印象深刻，这充分展示了中方出色的组织和应对能力，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美方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并将本着冷静态度看待和应对疫情，愿通过双边和世卫组织渠道同中方保持沟通合作。2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表示，“感谢我们两国的很多人在有挑战性的环境下不知疲倦地工作，将援助物资送往湖北省的人民。这时刻提醒着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纽带是牢固的”。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参议员卡西迪在国会提出支持中国抗击疫情决议案，呼吁美国加强对华援助与合作，同遭受疫情的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一起。
　　许多的美国流行疾病专家和政策研究者也呼吁支持中国的抗疫行动，开展中美合作。例如，在2月5日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及防扩散小组委员会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举行的听证会上，流行疾病专家珍妮弗·伯伊表示，中国正处在与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全面斗争的前线，医护工作者精疲力竭，检测工具和个人防护用品如面罩、护目镜和手套都严重不足，不得不定量供应。美国公共卫生人士和医护专业人员应主动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并提供人道主义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她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构建一种现实的、连贯的美中未来在全球卫生领域开展协作的政策，并寻求与中国就共享哪些数据和遵守哪些规则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各界纷纷向中国捐款捐物。美国国务院协调组织慈善机构向湖北提供了16吨疫情防控物资。比尔·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1亿美元资金，用以在全球范围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其中500万美元已交付中国相关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委会、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积极筹措口罩等医疗物资，由联邦快递公司包机免费运来中国。有“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专家利普金教授在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来华，同钟南山院士等中国同行一道进行研究。2月22日，习近平主席给比尔·盖茨回信表示感谢，强调“我支持盖茨基金会同中方有关机构的合作。我也期待国际社会加强协调，为维护人类健康福祉而一起努力”。
　　另一方面，即便疫情肆虐，美国仍有相当多的政客、战略精英、媒体从大国战略竞争视角对待中国，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战略弹压，一些人甚至把疫情视为抑制中国崛起的机会。美国学者米德在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文章中称：“中国这个巨型卡车因为某种蝙蝠病毒而止步不前了，尽管中国在控制疫情并重启经济，但这个正习惯于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世界，需要知道没啥东西，包括中国实力的上升，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近期，美国一家智库发表了题为《大国持久战》的研究报告，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应从“纵向升级向横向升级演变”，即：中美核力量已形成相互确保摧毁之势，两国战略竞争很难在军事安全领域纵向升级为战争，在此背景下，美国应主动扩大对华竞争范围，在太空、网络、深海等新空间限制对手的行动范围，在舆论、经济、生物等综合领域遏制对手的发展潜力。
　　在各种反华势力的共同鼓噪下，美国发起了新一轮与中国的对抗，并对中美关系及两国合作抗击疫情形成了巨大干扰。
　　首先，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再三强调疫情可控、可治，但美国政府仍陆续做出对华旅游限制、入境限制以及撤侨等一系列“过激举动”，渲染恐慌，制造隔阂，并对中国的防疫行动横加指责。国务卿蓬佩奥声称，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是其治理体制造成的。联邦参议员科顿毫无根据地诬称疫情是中国秘密研发的生化武器泄露导致的，“中国可能有一个生物战计划”。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不断发文渲染疫情，指责中国政府“防控不力扰乱国内外民生”，竭力唱衰中国经济、抹黑中国形象。
　　其次，继续在经贸、科技、金融等领域打压中国，推动中美“脱钩”。2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取消包括中国、中国香港在内的25个经济体享有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展中成员优惠待遇。2月13日，美国检方指控华为串谋从六家美国科技公司窃取商业机密。2月14日，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国务卿蓬佩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会上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它们让华为参与推出5G技术，将是“选择独裁而非民主”，要求英国从允许华为部分参与其5G建设的立场上“及时回头”。2月15日，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考虑阻止通用电气公司向中国出口LEAP-1C航空发动机。2月17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试图切断华为的半导体供应，全世界所有有意使用美国设备为华为公司生产芯片的公司都必须获得美国的许可。
　　第三，在政治上制造事端，不断抹黑中国。1月28日和3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和“2019年台湾盟友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这是继2019年通过涉香港法案和涉疆法案之后，美国国会的新的挑衅举动。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五家中国主流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3月2日，蓬佩奥宣布，对中国驻美五家官媒机构实行人员上限。按照新的限制措施，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的中国籍雇员需要从目前的160人减少到100人。蓬佩奥近期更是利用各种场合就新疆、宗教、孔子学院、“一带一路”、南海、5G等问题指责中国。
　　共克时艰才是正途
　　传染病跨国传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威胁。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时，“西班牙流感”疫情在欧美爆发并迅速扩散到全球。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场疫情夺去2500万到4000万人的生命，比持续了52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也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提早结束。面对流感给整个人类带来的惨祸，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应运而生，开启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克疾病的进程。从20世纪初至今，作为全球卫生安全重要行为体的中美两国曾多次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流行性疾病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两国合作在应对百多年来人类面临的历次危机方面从未缺位。
　　自2003年起，中美两国政府明显加强了在全球卫生领域的双边合作。2003年非典疫情在中国消退后，时任美国卫生部长汤普森曾访华与中国卫生部签署为期多年的双边合作文件，以协助中国发展建设更为成熟和系统化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2004年中国出现H5N1型禽流感病毒，中国国家流感中心与美国疾控中心首度合作，提升两国在疫情监控和数据分析方面的能力。2005年中美两国政府启动“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合作计划”，并于同年创立中美卫生保健论坛。2006年中国卫生部与美国卫生福利部又签署一份旨在扩大双方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谅解备忘录。2011年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预防禽流感国际合作计划”，中美两国在其中围绕H5N1型病毒防控进行合作。2009年新型H1N1流感病毒在美国、墨西哥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中美两国很快实现了信息和技术共享，快速推动疫情的国际监测和相关疫苗开发工作。在疫苗研发成功后，中国随即投入大规模生产。在夏季疫情暂缓期间，两国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加强了对病毒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拓展了卫生交流。同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达成共识,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预防、监测和报告方面加强合作，其涵盖范围包括H1N1、禽流感、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2013年新型禽流感病毒H7N9在中国出现，中国率先研发出针对该病毒的疫苗，并与全世界分享，从侧面促进了美国疾控中心和私人制药公司的疫苗开发工作。在整个H7N9病毒爆发期间，中美两国的疾控中心共享数据并开展联合研究，并在全球范围内分发病毒检测试剂。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中美两国迅速启动医疗援助，在非洲开展实地合作，包括共同协助非洲国家建立疾控中心。
　　然而，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尝试在多个层面与中国“脱钩”，这种行动也蔓延到公共卫生领域。2018年，美国关闭了设在北京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办事处，同时暂停了与中国的“全球艾滋病”合作计划。随后，在联邦政府授意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均陆续减少常驻北京办事处的人员。在疫情尚未扩散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开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出手阻挠中美科研合作，甚至逮捕了一些业内知名的美国学者。在这种政治风向下，美国科研人员获取政府支持以协助中国抗击疫情的愿景成为奢望。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内有人欲将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甚至做出“疫情将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判断。
　　在特朗普政府此番操弄下，中美防疫合作严重受阻，两国之间的负面情绪越积越深。病毒没有国界，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交融，休戚与共。正如习近平主席2月7日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时指出的：“流行性疾病需要各国合力应付。”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已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日前《华盛顿邮报》刊发了一篇题为《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中卫生合作崩溃》的文章，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中卫生合作得到培育和发展。战略科学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如果我们不能在应对新出现的感染等风险方面开展合作，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问题在于，形势的发展往往并不以人们的良好意愿为转移。如果错过新冠疫情提供的合作机会，中美关系继续沉沦并滑向恶性竞争的概率将大为提高，不仅是中美两国，世界也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来源时间：2020/3/29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1094

作者：Ronald Brownstein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编译：雷思雨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校对：谢嘉韵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Coronavirus is a test Trump can’t pass with ideology alone
　　来源：CNN
　　作者信息
　　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高级政治分析家，常负责该网站节目的特别政治报道。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曾经布什的胜利巩固了两党共有的一种观点，即仅凭承诺不足以赢得白宫，但能力不足仍然可能会致命。自美国首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来，特朗普无疑为选民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来质疑他的能力。特朗普多次对疫情发展持乐观态度，但面对疫情加重和经济下滑，这一时机可能会扩大特朗普的政治风险，而病毒本身将决定哪一方是正确的。
　　新冠病毒的持续蔓延让特朗普面临一个任何一位总统都不愿意听到的问题:他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对其拥护者和反对者来说，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围绕他的个人行为、语言(尤其是在种族和文化问题上)和政策议程的争议纷纷，他作为联邦政府管理者的基本能力问题都已沦为次要问题。
　　但联邦政府对突发事件的不稳定反应让特朗普陷入了公开裁决中，这种公开裁决曾导致前几任总统的连任失败，如处理伊朗人质危机时的卡特和处理卡特里娜飓风时的小布什。人们认为特朗普只是单纯达不到作为总统的实际要求–尽管他周一在应对危机处理上给自己打了满分。
　　前总统布什的高级战略家马修•多德（Matthew Dowd）说:“这与伊朗人质事件中卡特所面对的一样：(公众得出结论)他是无能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做什么都不重要了。小布什处理卡特里娜飓风时也是如此。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他们都无法挽回了。”
　　但特朗普还没有达到那个临界点：目前的民调显示，公众对他处理疫情的态度几乎完全反映了大家对他整体工作表现上的长期分歧。但民主党人认为，疫情造成的连锁风险突显出，在美国面临如此尖锐和破坏性的挑战时，美国人更愿意去容忍特朗普的个性和管理风格。
　　民主党策略师杰西•弗格森(Jesse Ferguson)表示:“人们认为特朗普有一些长期存在的性格缺陷：比如说思想混乱、自私、自负等。而这些问题直到现在才显示出后果。如果你以前不担心他的性格缺陷问题，现在你可能会担心了，因为你看到他的性格缺陷是有代价的。”
　　意识形态与能力的对决
　　疫情挑战的规模和范围之空前巨大将考验许多政治专家的一种假设，即在这个高度两极化的政治时代，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亲和力前面，执政成果作为总统支持率主要决定因素，其作用正黯然失色。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战略家和政治学家均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永久地锁定在一党联盟中，任何一方能争取到的摇摆选民都越来越少。
　　实际上，这种判断意味着，基于总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来支持他的选民比例正在上升，而基于总统的表现做出决定的选民比例在下降。对于公众的认可度而言，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政治学家艾伦·阿布拉莫维茨（Alan Abramowitz）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或危机的处理结果可能不再如以前重要，因为所有事情都不断地分化并最终归结为党派之争和政策协议。”
　　与之前任何一位总统相比，特朗普更毫无保留地接受并加剧了这种两极分化。他的执政方式是，在任何重大政策问题上，几乎不向共和党联盟以外的任何选区让步。他曾表示，选民对文化、人口和经济变化有最不安的焦虑和怨恨，这种情绪往往有撕裂般的残忍。(如他曾告诉四个民主党有色人种女议员滚回自己国家时那样)。就在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明显表现得更为克制的几个小时后，他又回到了那些煽动种族主义的策略上，他在推特上称此次疫情为“中国病毒”。
　　无党派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87%的共和党人(其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是没上过大学的白人）表示，特朗普是为他们的信仰而战。
　　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通过这种方式，特朗普与他的政治基础已建立起一种纽带，这种纽带将证明，他针对新冠病毒爆发应对方式或随之而来的经济放缓影响几乎不会受到任何质疑。
　　阿布拉莫维茨说：“他的铁杆支持者们喜欢他的方式、他的风格，在移民和边境墙问题上都与他站在一起，包括种族仇恨等……他们很难把特朗普视为是无能的，因为他们对他太执着了了。这里还有一个感知的问题，这些事情并不一定会影响到他的铁杆支持者。这些人看福克斯新闻，他们从一些平台获取信息，而这些媒体仍假装特朗普在处理这件事上做得很好，或者从一开始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是假象。”
　　但两党中的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热情拥护特朗普言论和政治议程的选民可能占接近40%，而非50%。多德（Dowd）指出，要赢得连任，特朗普还需要另外的“8％到10％”的摇摆选民，这些人可能对特朗普的行为或政策重点感到矛盾，但对他的总统任期成果感到满意，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多德认为，这些选民“更重视能力”。
　　疑虑难以平息
　　在对现代总统的评估中，能力问题扮演了一种孤注一掷的角色。很少有总统面临着公众质疑他们是否能胜任这项工作这样的严肃问题。总统候选人一直在努力把能力作为竞选活动的中心议题，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任何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人都有资格入驻白宫总统办公室。
　　1988年，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试图将能力作为与时任副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竞争的核心。杜卡基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获奖感言，他说:“这次选举与意识形态无关，这是能力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布什的竞选活动有力地证明了杜卡基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布什用一场残酷的意识形态竞选抹杀了民主党人在初期民调中的领先优势，这场竞选将民主党人描绘成一个在犯罪和国防问题上都软弱无力的“马萨诸塞州自由派”。
　　布什的胜利巩固了两党共有的一种观点，即光会承诺不足以赢得白宫。一代人之后，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得到了同样的教训，此前他大肆宣传自己的管理技能，但在今年的民主党初选中，他连一个州都没赢。(布隆伯格在竞选期间一度在推特上写道，“总统是一项管理工作”。)
　　但是，尽管对管理能力的认知并不能保证赢得总统竞选，但能力不足仍然可能是致命的。正如多德所指出的，相对而言，很少有总统曾对自己胜任工作的能力底线产生过怀疑——1980年后的卡特，第二任期的布什，以及大萧条时期的胡佛——他们都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从中恢复过来。
　　自1月下旬美国首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以来，特朗普无疑为选民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来质疑他的能力。他多次表达对疫情的发展过程持乐观态度，但公共卫生官员所说和事件本身都与之相悖。从国家的实际检测能力，到谷歌设计的能帮助美国人找到检测点的网站，他还在很多方面提供了误导性信息。最重要的是，在开发和部署检测试剂以检测大批美国人的能力方面，政府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政府当局表示，在本周将有大量检测试剂盒推出，但其实是距首位病例确诊已有足足两个月。
　　曾撰写过大量有关政府管理的文章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公共政策教授唐·科特尔(Don Kettl)称，病毒的延迟检测将被列为有史以来联邦政府最彻底、最严重的失败之一。
　　他说：“就失败本身而言，人们很难记住发生过这样规模的事情。以卡特里娜飓风为例，那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只限于一个社区里。问题是，现在这种失败在全国范围内成倍增加，其规模之大足以让所有人处于危险之中。政府就是把事情搞砸了。”
　　时机问题
　　虽然这一结论得到了公共卫生专家的普遍认同，但尚未上升至美国的政治分歧中。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以及NBC和《华尔街日报》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不赞同对特朗普处理新冠疫情方式的美国人略多于赞同的人，但在每一次调查中，这些评价几乎都与之前公众对他的表现的看法完全一致。根据民调机构提供的详细结果，在这两项调查中，对特朗普整体工作表现表示满意的人中，约有85%也对他处理新冠病毒的做法给出了正面评价，而对他整体表现表示不满的人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给出了负面评价。在这些调查中，赞成特朗普对新冠病毒所做反应的美国人所占比例与去年有43%告诉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他们相信特朗普能有效管理联邦政府的人群相比，变化不大。
　　即使是对潜在威胁的感知也遵循着熟悉的党派路线。以福克斯新闻为首的许多保守派媒体机构淡化了特朗普面对的风险。NBC和《华尔街日报》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与民主党人相比，以自我标榜的共和党人更不会把这种病毒放在眼里，也更不可能报告说，他们正在为预防病毒而改变自己的行动。
　　科特尔说:“我想不起来有什么事情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的基本事实必须经过政治过滤，人们对发生事情的看法取决于你支持哪个党派。”
　　这些民调结果显示，任何新的信息要跨越红色（共和党）和蓝色（民主党）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鸿沟是多么困难，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一鸿沟还进一步扩大了。然而，现在下结论说特朗普对疫情的处理态度以及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的问题最终不会影响他的地位的话，可能还为时过早。研究民意信息的民主党组织Navigator Research的顾问弗格森(Ferguson)说：“这场危机迫使人们开始关注特朗普行为中让选民感到最不舒服的一些方面。该组织的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特朗普对疫情的回应是不称职、不值得信任的，他更关心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公众健康。
　　“选民们对特朗普的性格、能力和医保议程本就有怀疑，而这场危机恰好印证了他们所有的担心，”弗格森说。“自他宣誓就职以来，对他工作能力表示怀疑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
　　衡量这些担忧的一个可能指标是：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最新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支持特朗普的人从56%降至40%，他们表示：与特朗普相比，他们更相信有望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前副总统拜登(JoeBiden)能够处理危机。几乎五分之三的无党派选择了拜登。
　　阿布拉莫维茨说，疫情爆发的时机也可能会放大特朗普的政治风险。他指出，大多数研究经济对总统竞选影响的学术模型都将选举年第二季度(始于4月份)的经济增长视为决定性因素。
　　阿布拉莫维茨说:“从我们的模型来看，第二季度似乎是最关键的一个季度，它似乎决定了人们对大选的态度。”包括高盛(Goldman Sachs)在内的几家经济预测机构目前都预计，第二季度的经济将大幅收缩。
　　最终，即使是在一个高度两极分化的时代，特朗普也可能被证明是跟随事件发展的棋子。如果更多的美国人看到了特朗普对自己生活的切实影响，尤其是不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他们很多已经做出了最积极反应、并且倾向于民主党，他们对特朗普处理危机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公共卫生官员警告说，疫情可能在几周内不会达到高峰。往好的说，这意味着对正常生活的干扰将持续到春季；往坏的说，这可能意味着随着病例和死亡人数的上升，医院的混乱场面会不堪重负。
　　科特尔说，围绕特朗普回应的政治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两周内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事实将证明哪一方是正确的。”如果事实证明总统所与疫情情况相反，那这很可能是他的“卡特里娜”飓风时刻，而且会翻1000倍。病毒本身将决定哪一方是正确的。”

来源时间：2020/3/29   发布时间：2020/3/25

旧文章ID：21087

作者：崔凡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20年3月19日，全球化智库（CCG）以“中美‘战疫’合作与全球经济影响”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了相关专家学者就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中美合作展开讨论，为促进中美共同抗击疫情，抵御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贡献智慧。会上，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新冠疫情对协议中部分内容的执行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中美应加强政策对话和协调，通过经贸方面的对话和对现有协议的履行等方面的合作，遏制中美经贸关系形势恶化的苗头。
　　以下为崔凡发言全文：
　　谢谢各位老师，目前疫情仍在进一步发展。有很多专家讲，可能最艰难的时间会在几周以后，中国的疫情目前是得到了控制，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可能还在进一步的发展中。
　　经济出现衰退，甚至是大萧条的这种可能性苗头也出现了。对于可能出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应该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即使是在疫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也听到有很多专家学者都有所讨论。虽然对具体形式、具体的时间点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不少人曾指出危机来临的可能性。刘鹤副总理撰写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在学术界也是流传得非常广泛。
　　即使在中国国内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也有很多人指出之后可能出现的最大的经济风险可能是来自于外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政策，货币政策虽然是灵活适度，但是一直是保持稳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执行的同时，我们也保持政府是过“紧日子”；“三大攻坚战”，尤其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这方面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这都使得我们在面临这样的大风险情况下，还能有一些较大的政策灵活空间。这几年我们通过持续推进对外开放，2014年以后中国对外资的限制程度逐年迅速下降，再加上国内的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措施，可以说是给我们应对目前的困难局面提供了一些基础。
　　那么我在这里主要是想讨论一下，在今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执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个应该是目前中美经贸关系中，尤其是在疫情导致的困境下，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协议中，已经有一些条款的设定来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可预料的情况，比如说第7.6条的第2款里面就讲到，如果因为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的情况，导致一方延误，无法及时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双方应该进行磋商。那么从中美经贸协议的内容来看，前面几章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涉及到一些改革措施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履行，我认为受疫情的影响不大，尤其是中方这一方面的改革措施的推进，仍然会按照预定的议程持续地往前推进。
　　主要是贸易扩大这一个方面，中方在今后扩大2000亿美元的采购金额，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在协议中提到的“不可预料的情况”，双方应该对此要加强磋商。在协议的第6.3条中间的第4款、第5款和第7款，也都涉及到这些问题。比如说第4款中讲到，美国应该确保采取适当举措，以便有足够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供中国采购和进口。第5款中双方承认要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开展采购活动，而且在特定年份市场状况可能会影响采购的时点，尤其在农产品采购方面。
　　第6.3条第7款，若中国认为其落实本章节义务的能力，受到美国采取或未采取行动，或者美国国内其他情况的影响，中国有权提出来与美国进行磋商。那么这些条款都是提供了一些灵活的机制。
　　一般来说，在某些国际经贸协定中，有所谓垂直融通（carryover/forward）条款和水平融通（swing）的条款。垂直融通就是，不同年份、不同时间段的融通，今年如果买少了，明年是不是可以多买一点来弥补。水平融通就是，这个项目买少了，那个项目是不是可以买多一点来弥补。但是在这个协议中间，这种比较清晰的融通条款是缺失的，只有前面提到的几个比较含糊的灵活性条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更应该加强磋商和对话，使协议的履行能够尽量少受到影响。
　　我认为协议的履行，中方采购能力这方面由于经济上遇到的一些困难，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最大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美方的供给能力这一块上。由于目前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农产品生产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在某个时期不排除出现农产品供应出现短缺的情况。到今年夏天和秋天以后，市场情况很难预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能够保证足够的供应呢？
　　再有一个就是协议中间规定了能源进口的金额。最近一段时间，美方在石油方面正从出口转向进口，进行储备采购。目前国际石油能源价格大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能不能保证持续的供应能力？
　　再有就是美国现在的股市正在出现危机，存在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公司债市场也可能出现问题，这对它的经济运行情况会产生影响，实体经济生产能力受到疫情和金融市场的双重影响，这些都可能影响协议的执行。
　　目前由于疫情的发展，整个全球价值链受到影响，出现不确定性，尤其是目前有一些企业，它的中间产品零部件还有一些库存，可以持续那么一段时间。但是再过几个月，有些零部件厂商无法开工，中下游的企业需要的零部件难以供应，这个时候全球价值链可能出现一些混乱。这些都是履行协议中间可能出现的困难。
　　但是我认为中方在这个时间还是要尽量地去履行采购承诺。我们目前积极进行采购，甚至不排除在后面的一段时间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外投资，采购更多的资产，这对于中方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也可能能够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避免更大的萧条，这是双赢的。再有一个方面，我认为中国的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基建的这些措施是应对危机的很好的措施。货币的大放水可能能够对流动性的危机产生一些救急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通过包括在新基建的合作这方面补齐发展短板，可能是一种更好的应对方式。
　　总的来讲，我认为中美之间应该加强政策对话和协调，美方应该避免出现在疫情中出现的种族主义言论，双方通过经贸方面的对话和对现有协议的履行等方面的合作，遏制中美经贸关系形势继续恶化的苗头。

来源时间：2020/3/29   发布时间：2020/3/23

旧文章ID：21085

作者：何亚非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对外政策近年发生重大转变，从奥巴马政府被动应对大国竞争，到特朗普政府确定中俄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正式放弃单极格局，进入“大国竞争新时代”。基辛格2018年对特朗普如此评价：“也许是美国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标志一个时代终结并迫使美国放弃旧有幌子的人物”。美国精英界定其大国竞争政策为：“确保美国实力和经济活力，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优势，清晰表达美国利益与红线”，以保持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
　　弗里德曼曾把经济全球化描述为“围绕各种网络而建立的体系”，互联网普及和信息革命使这些虚实网络结成立交复合、互联互通的“大网络”，把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对全球化复杂变化、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地缘政治矛盾凸显深感困惑。“大国竞争新时代”的来临将带来新的国际格局和竞争模式，主要大国关系被不断刷新重塑，其所代表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对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影响有很大不同，成为各国政府和众多学者反思和比较的焦点。在这次应对新冠疫情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时，不同制度下国家的治理体系和发展模式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收效大相径庭，竞争力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动员、执行力，迅速启动从国家到基层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措施，控制疫情蔓延。同时，中国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超常规、阶段性措施，如加强信贷、减免企业税收，千方百计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供应链、产业链畅通。党和人民同心同德，收效明显。
　　记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袭，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同舟共济”阻击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在G20崭露头角，发挥了全球性大国作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治理体系的优势。这次面对新冠病毒施虐，中国再次充分展示其制度和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能力，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和国际合作提供了经验。
　　目前，美国、伊朗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疫情日趋严重，下一步新冠疫情如何发展尚难预料。这对一国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治理体系在应对危机时的动员执行能力将是严峻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美国学者推出“资本主义冲突论”，把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定性为“自由精英资本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世界”，社会主义“皮之不存”，认为两者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而是两种“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竞争，承认前者有经济增长较快的特点，突出后者包含的“自由民主”要素，以从根本上抹杀中国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独特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性优势。
　　如果认同上述观点，美国冷战结束时宣称世界政治制度竞争的“历史终结”、美国“独步世界”时代将长期持续下去，即使世界迈入“大国竞争新时代”，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过时，只不过国际秩序贴上了“后资本主义”标签。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转向大国竞争后，正推行对中国的“脱钩”，特别是科技封锁，如今有些人更是利用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短暂冲击鼓噪供应链重构，为美国对华脱钩政策添加“依据”。蓬佩奥、罗斯等美国官员先是借新冠疫情鼓动美国企业回归，再以供应链临时断裂为藉口敦促美国企业寻找替代供应商。这些做法脱离了经济全球化范畴的公平竞争，是赤裸裸的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打压和遏制，是“恶性大国竞争”。美国寻求与中国脱钩的政策在全球化大趋势下难以完全实现，但试图以抹杀中国制度优势来抬高漏洞百出的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扭曲，全球供应链会脱离正常轨道，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努力所需要的大国合作也将受损，进而危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美国大选逐渐白热化，民主党竞选人桑德斯、沃伦等不仅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其提出的竞选纲领也含有大量旨在消除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社会主义思想”。
　　看来，关于中美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劣之争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中国要坚持制度等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力所能及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和平和经济增长继续做出努力。

来源时间：2020/3/29   发布时间：2020/3/24

旧文章ID：2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