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冠状病毒危机来临之前，我曾考虑写一本关于21世纪政治党派的书，但鉴于这种全球流行病，很明显，无论你在写的是什么样的非虚构类作品，都要先放下。现在有“冠状病毒前的世界”和“冠状病毒后的世界”。我们甚至还没开始完全掌握冠状病毒后的世界是什么样，但以下是我正在关注的一些趋势。
　　未知的未知。我在2004年写了关于世界互联日益增长的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从那时起，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平，相互联系更多了。真是的，当我开始写那本书的时候，Facebook才刚刚上线；Twitter还只是个拟声词；“云”仍在天上；4G是个停车位；LinkedIn是个监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application是你寄到大学的申请信，Skype是错别字，BigData是说唱明星。以及iPhone还只是乔布斯的业余兴趣项目。
　　所有这些连接工具——更不用说全球贸易和旅游业——在2004年呈爆炸式增长，并实实在在地将世界连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星球如今不仅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还是相互依赖的——甚至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融合的。
　　这带动了许多经济增长。但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麻烦会比以往传播地更远、更快、更深入、更不费力。因此，一个充斥着病毒的蝙蝠在中国咬了另一只哺乳动物，这只哺乳动物被拿到武汉的一个野生动物市场出售，它又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一个中国食客，几周之内，我这里的所有公立学校都关门了，而我要与贝塞斯达的每个人保持六英尺距离。
　　但这就是为什么这场病毒危机远远没有结束的原因。对此，太阳微系统(Sun Micro systems)的创始人之一、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Bill Joy)告诉我：“过去几周的大流行病，实际上并不令人意外，而且是意料之中的。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我们所有环环相扣的系统正在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关闭，而这些系统都有自己的反馈回路。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出人意料的混乱后果，例如医护工作者找不到照看他们孩子的地方。
　　指数的力量：人类大脑最难领悟的事情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有些东西就是会不断地加倍再加倍，比如大流行病。人脑理解不了假设我们现在不采取封闭措施的话，美国的5000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能以多快的速度暴增至100万例。
　　有一个简单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所面临的指数威胁，这是个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经常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也能理解的方法。它也是比尔·乔伊建议的：“这种病毒就像是一个日息25%的高利贷。我们借了一美元（新冠病毒首次在美国出现的日子）。然后我们虚度了40天的光阴。现在我们欠的债已达到7500美元。如果我们再等三周才还债的话，我们欠的钱将接近100万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都要努力降低感染率，尽可能地检测每个人至关重要。输掉这一仗，就输掉了这场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唯一关注的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新冠病毒重症患者的数量，与美国治疗这些患者所需的普通病床和重症监护病房床位的数量。如果第二个数字能在病毒感染达到高峰时容纳第一个数字，我们就没问题了。如果不能的话，我们除了要应对大流行外，还会陷入一场混乱。
　　指数好的一面。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最终拯救我们的指数：摩尔定律，这是英特尔(Intel)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1965年提出的。他指出，随着每个芯片上能集成的晶体管数量稳步增长，计算机的速度和处理能力每两年就会翻一番。
　　为了解释摩尔定率能让各种各样的东西变得更好、更智能、更快，英特尔的工程师用1971年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为例，试图计算如果该车能以芯片自1971年以来的指数速度提高功能的话，它今天会是什么样子。英特尔工程师最乐观的估计是，今天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时速会达到每小时30万英里，每加仑汽油能让它跑200万英里，而每辆车的价钱只要4美分。
　　这是指数的力量在工程上好的一面，这可能也是那种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新冠病毒的治疗和疫苗的指数的力量。
　　印度班加罗尔的独立研究机构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主任尼廷·帕伊(Nitin Pai)周日在livemint.com上写道：“计算机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病原体的检测和诊断，以及疫苗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使这些过程有了类似摩尔定律的周期。最近的流行病，从SARS开始，到H1N1、埃博拉、寨卡病毒，直到现在的新冠病毒，将推动更多的人才和智力进入生物科学和流行病学领域。”
　　但它足够快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公共领导力中心(Center for Public Leadership)研究员高塔姆·穆昆达(Gautam Mukunda)指出，即使在超级计算机时代，“我们仍然没有针对艾滋病或疟疾的疫苗，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与这两种传播广泛的重大疾病作斗争。科学将发展到我们能在匆忙中开发出新疫苗的阶段，这肯定没问题。问题是，这种工作仍非常、非常难。”
　　这个大流行病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文化或政治吗？我很肯定，有个笑话是共和党政客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不会讲的。他们用这个笑话来责难深层政府、政府官僚，并引发观众捧腹大笑：“你好，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
　　我们将度过这场危机，因为我们的深层政府，我们的大政府有深度人才，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科学家、医护人员、赈灾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那些特朗普试图精减的人。我现在要支持大政府和大药企来营救我们。
　　在这场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也可能发生改变。我的朋友，来自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尔·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规则制定者，规则打破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Rule Maker，Rule Breakers：How Strong and Lose Culture Wire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
　　盖尔范德上周在《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她和同事几年前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根据各国将规则置于自由之上的程度将其归类为“紧”或“松”。文章写道：“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样的严密社会，有许多规范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于以加强良好行为为目的的高度监控。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宽松文化国家，规则较弱，也更加宽容。”
　　她认为，严格程度和宽松程度之间的这些差异不是随机的：“法律最严格、刑罚最严厉的，是那些有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暴发历史的国家，是的，还有那些病原体暴发的国家。这些灾害频发的国家已习得几个世纪以来的惨痛教训：严格的规则和秩序能挽救生命。与此同时，面临着很少威胁的文化——例如美国——拥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盖尔范德说，这非常明显，“像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以‘严格’著称的社会……已对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应。”
　　与此同时，我们在白宫协调方面的缺陷以及鲁莽的公众人物——如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凯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德文·纳恩斯(Devin Nunes)以及特朗普本人——最初弱化病毒的潜在影响，或是将那些强烈要求采取行动的人说成是出于政治动机，这都加剧了我们所有人的风险。
　　因此，盖尔范德总结说：“在所有不确定因素中，我们要记住，病毒的轨迹不仅与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文化的影响也一样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宽松的文化设定需要做出重大转变。”
　　最伟大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吗？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主和雇主投资他们认为会增值的长期资产——股票、公司、房屋、饭店、商店——用的是借来的钱。这些钱他们现在无法偿还。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他们的银行以防止全面崩溃，不仅需要银行重组其债务，还需要向所有员工的口袋里放入现金，在他们花完最后一张工资支票后还能吃上饭。政府和国会对此迅速采取了行动，这令人感到鼓舞。
　　收紧文化的同时松开钱包，我们越是这样做，在冠状病毒后的世界里，我们的社会将越强大、越友善。

　　本文最初发表于2020年3月17日。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5

旧文章ID：21078

作者：FARHAD MANJOO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为什么美国医护人员的口罩快耗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怎么会看到自己陷入如此不幸且可以避免的境地？得到足够的防护器材将需要多长时间，如果现在还有这种可能的话？
　　过去几天里，我一直在探究这些问题，因为防护器材的短缺，尤其是口罩的短缺，让我觉得这是美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众多荒谬之处当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
　　是的，如果尽早对新冠病毒做广泛检测的话，本来可以更好，韩国将疫情遏制住用的就是这个策略。如果我们能避免呼吸机和医院床位不够用的状况，本会令人欣慰，医院爆满是意大利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灾难。但是，如果医护人员根本不能在保护自己不生病的情况下接触新冠病毒感染者，上述问题就都不重要了，确切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对患者采取多少干预措施。
　　这就是便宜的一次性口罩、护目镜、手套和防护服起作用的地方。我们没有为医护人员采购足够多的安全装备似乎是个惊人的疏忽，更不用说像一些卫生专家可能会建议的那样，如果口罩供应不是这么少的话，本应让患者和公众都戴上口罩。
　　这么小的事情搞垮一个强大的国家让人多丢脸呀：因为缺少75美分一个的口罩，一个国家完蛋了。
　　我很遗憾地说，探究口罩短缺的问题丝毫不能平息人们的愤怒。我们为什么缺少防护器材这个问题，答案涉及一组非常美国的资本主义病态——海外低成本制造的兴起及其不可避免的吸引力，以及没有从国家层面和医疗卫生行业的角度认真考虑降低成本的动机所带来的一连串脆弱性的战略失败。
　　也许现在解决这种短缺的唯一方法是认识到市场已经崩溃，需要政府介入，立刻鼓励全球和国内生产这些东西。奇怪的是，特朗普总统迄今一直拒绝下令企业生产更多的器材和设备。就口罩而言，制造商们说，他们正在竭尽全力提高产量，一些大公司从自己的储备中捐献出来数百万个口罩。
　　但考虑到全球对口罩的巨大需求——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估计，仅美国一个国家，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战斗中将消耗35亿个口罩——企业的慷慨不足以满足需求。口罩行业的人士说，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显著扩大生产规模。
　　“我们现在已经满负荷运转，通过再建一座工厂或进一步扩大产能来提高产量，将需要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加拿大麦迪康(Medicom)的首席运营官纪尧姆·拉弗杜尔(Guillaume Laverdure)说，麦迪康在世界各地有生产口罩和其他防护器材的工厂。
　　虽然一些非传统生产商，比如T恤衫工厂和其他服装生产商等，已经宣布了加急生产口罩的计划，但目前还不清楚它们能否达到所要求的安全标准，或能否及时转移生产以满足需求。
　　在防护装备行业，很少有人对这种短缺感到惊讶，因为相关预测已经存在数年时间了。2005年，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曾呼吁协调防护装备的国内生产和储备能力，以应对大流行性流感。2006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国家战略储备增购防护装备的资金，增加的库存中除其他装备外，还有5200万个医用口罩和1.04亿个N95口罩。
　　但2009年抗击H1N1流感大流行用掉了大约一亿个口罩的库存，而政府从未考虑过补充它们。本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在国会作证说，库存中只有大约4000万个口罩，约为全国预计需求的1%。
　　随着今年早些时候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在中国传播，防护装备的全球短缺问题看来不可避免。但美国政府在这个时候为解决短缺问题采取行动为时已晚。20年前，大多数医院用的防护装备都是美国国内生产的。但与服装和消费者产品等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口罩的生产已几乎全部转移到了海外。“中国生产全球80%的口罩，”拉弗杜尔说。
　　医院里口罩开始缺货的原因与超市里卫生纸缺货的原因一样，都是因为它们的“准时制”(just-in-time)供应链优化的是效率，而非韧性。这种做法要求用尽可能少的库存来满足需求。
　　“你说的是一种大宗商品，”为医院和卫生系统采购医疗用品的公司Premier的总裁迈克尔·J·阿尔凯尔(Michael J. Alkire)说。他说，这种商品的供应链“按照定义，不会有多少冗余，因为人们要的是低成本”。
　　今年1月，这个脆弱的供应链在压力下开始断裂。为了应对本国的疫情，中国开始限制防护装备出口。随后，其他国家也跟着这样做——台湾、德国、法国和印度都采取了停止医疗设备出口的措施。这使得美国的医院不得不从越来越少的生产商那里寻找越来越多的口罩。
　　业内人士向我保证，他们下次会准备得更好。“我们正在专心致志地确保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不再出现这种情况，”阿尔凯尔对我说。“未来将有更多的此类产品在国内生产。”
　　我并不怀疑这点，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计划应对这种完全可以预见的短缺，这让我想知道，前面的路上还有什么其他不可避免的坑洼会把所有的人绊倒。储备足够的防护装备是我们减缓新冠病毒大流行本来可以采取的最便宜、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我们在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上的失败，暴露了这个国家在做最坏的打算方面的骇人的无能。
　　我们会弄到足够多的口罩来应对下一次灾难。但如果我们能在危机出现之前就做好准备的话，那不是更好吗？

　　Farhad Manjoo于2018年成为《纽约时报》的观点专栏作者。此前他在时报科技板块撰写State of the Art专栏，著有《千真万确：学会生活在一个后事实时代》(True Enough: Learning to Live in a Post-Fact Society)一书。欢迎在Twitter(@fmanjoo)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6

旧文章ID：21077

作者：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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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新闻客户端3月28日消息，美国知名媒体《华盛顿邮报》3月27日发表评论，反映美国国内舆论对国务卿蓬佩奥坚称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的批评，并认为，疫情正在改变地缘政治，美国已不再是人们心中解决国际问题的领导和榜样。文章呼吁开展国际合作，各国共同应对全球疫情。
　　文章题为《应对冠状病毒方面与中国的冲突，特朗普选择舆论战而非领导力》。
　　文章认为，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使地缘政治表现出了新态势。G20领导人的90分钟网络会议，就是为了整合交流各国对疫情的认识。但是峰会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仍然坚称疫情源头为“武汉病毒”。蓬佩奥的态度，使得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未能作出联合声明。一些美国盟友都对中国持同情态度。文章作者伊桑·塔罗尔（Ishaan Tharoor）写道：“我的同事报道称：‘其他世界重要国家拒绝使用这样的表达来描述此次疫情。他们认为，当前亟须国际合作制止疫情蔓延，同时又存在着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毫无意义的舆论战只能激化分裂。”
　　文章说，据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内对蓬佩奥的言论也有不少反对声音，舆论认为，如此坚持强调病毒起源于武汉，极大削弱了联合国安理会就疫情达成联合决议的努力。文章还批评说，美国错失了应对疫情的时机，却指责中国疫情初期的管理手段是目前情况的原因，而且，美国政府将舆论战视为了重要的博弈手段。
　　文章还写到，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日前声称“中国要对这场全球疫情负责”，但这并不是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看法，而且中国已经开始加大向西方国家运送援助物资，并且还向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派出医疗援助队。
　　“正如我的同事报道的那样，或许美国领导应对全球危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是在特朗普领导之下。”作者伊桑·塔罗尔写道：“墨西哥对外关系委员会负责人路易斯·卢比奥（Luis Rubio）在接受我的同事采访时称，如今已经很少有国家将美国视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力量。但在过去，这是普遍观点，而且美国的做法通常会被别国视为榜样。”
　　文章还援引了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纳塔莉·托西（Nathalie Tocci）的观点：“我猜测这或许是世界治理体系变化的拐点。在意大利民众看来，美国对于世界的领导地位正在发生改变。”纳塔莉·托西曾是欧盟高级别领导人外交政策顾问。
　　文章说，相比于站出来领导国际社会联合采取应对措施，美国政府或许更专注于如何悄无声息地寻求其他国家的援助，特朗普日前就向韩国政府发出了紧急援助请求，而中国方面似乎从未发出过类似请求。
　　文章最后引述了美国评论员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的话：“疫情过后，世界各国应针对这次大流行病进行坦率沟通，并就如何构建新的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国际治理体系进行探讨。但如果都像特朗普和汤姆·科顿（Tom Cotton）这样采取无休止地加深和中国紧张关系的做法，那未来将会变得比现在更困难。”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8

旧文章ID：21074

作者：李军  来源：FT中文网

　　这几天算是北美进入全面抗击疫情的阶段。在此之前，虽然美国各个州都开始发现社区传染的小批量感染者，也有华盛顿州老人看护中心集中感染的个别案例，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山火初起的阴燃阶段–你知道火焰在视线被遮蔽的地方快速蔓延，但暂时还看不到大堆的明火。
　　但情况终于在这两天有所不同。美国连续三天的日新增都在8000人以上，而一周前日新增还不到800人。短短7天时间日均新增感染人数就增加了十倍，这意味着山火的全面爆发就在眼前。
　　尽管前期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不同程度的对疫情蔓延掉以轻心。但先行者意大利的惨痛现实让美国人不得不开始严肃地对待新冠病毒的威胁。在加州感染者刚刚突破1000人的时候，加州州长就宣布“全州命令”，所有居民都必须待在家里，并禁止十人以上的聚会。除了医疗保健、政府和食品行业的员工可以继续上班之外，要求其它行业在家上班。同时加州政府预估未来八周会有超过半数的加州居民，即超过2000万人感染病毒。如果我们按照2%的死亡率计算，那就是40万人死亡。我们只能祈盼这样的惨烈结果最好不要发生。
　　试图着手把居民锁在家中的并不只是加州政府。目前纽约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等多个州也颁布了类似的“居家令”，美国全国合计有近四分之一的居民被要求待在家里。
　　如此大规模的居家封锁，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不啻是灭顶之灾。
　　首先是收入立即成了问题。尽管美国拥有众多全球性的知名企业，但其实美国的主要就业人口是由中小企业支撑起来的，甚至还有很多人是“自雇”就业，如房产中介、独立会计师、电工、水管工乃至Uber司机等等。根据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美国每十个就业岗位中就有三个是由“自雇”类型的业务提供的。
　　自雇的工作类型决定了劳动者需要自己寻找生意机会，更依赖于面对面和客户沟通提供服务。可以想象，在大规模社会停摆的情况下，这些自雇岗位立即断了收入来源。
　　中小企业同样不会比自雇的岗位好到哪里去。Womply survey在2018年面向2300家中小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如果中小企业的业务收入突然停顿的话，有21%的企业主表示1个月都撑不下去，34%的企业主表示能够撑1-3个月，能够撑4-6个月的只有18%。就算是这次新冠疫情能够在三个月以内快速压制下去，那么仍然有超过半数的中小企业看不到三个月之后的太阳。更何况以目前的状况看，不光压制新冠疫情三个月时间恐怕不够，随后有可能引发的大衰退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到那时困难时光就是以年为单位的了。
　　面对新冠威胁，大企业会好一些吗？恐怕也未必。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万豪国际集团在马里兰州总部的4000名员工中三分之二被安排休无薪假，类似的安排也在希尔顿和凯悦酒店集团中进行。至于麦当劳、Home Depot这些以兼职员工为主的企业，工资的单位是时薪。没有工作时间自然也就没有了工作收入。

　　失业救济申请数据也在证实这一点。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全国上周共收到328万份失业救济申请。而在此之前的最高纪录是1982年10月初的第一周，政府收到69.5万份失业申请。美联社在周四的报道中引用新奥尔良某位失业厨师的话：“全城都失业了，我是说每个人。”
　　不巧的是，当前这个时间点又是美国家庭债务的高点。美联储纽约分行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房贷激增的推动下，美国家庭债务2019年第四季度增加了1930亿美元。家庭总债务水平再创新高，达到了14.15万美元。其中四季度家庭债务新增最多的是房贷，达到1200亿美元。其次是信用卡债务，达到460亿美元。四季度是美国传统的购物季，再加上2019年底美国股市一直在接近历史最高位运行并且还在上涨，美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在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3.5%左右徘徊，导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2020年新年前后达到了99以上的历史高位。这一切都让美国民众的钱袋子史无前例的放松。美国民众对未来经济和收入充满信心的结果之一就是家庭债务被不断推高。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步入2020年之际，就在美国民众沉浸于“岁月静好”的感觉时，武汉已经开始了惨烈的“封城”之战。美国民众很难想到，在全球化的今天，病毒也会以全球化的速度绕过半个地球来到自己面前。
　　随着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美国社会的另一个矛盾–高昂的医疗服务价格又会凸显出来。
　　根据“时代周刊”披露的案例，一个普通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去了几次急症室，并接受了常规治疗后收到了总额近3.5万美元的账单。这是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普通美国人要面对的困境，而这样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还有2700万。如果因为病情恶化而必须住进ICU甚至要上ECMO人工肺，那没有医保的美国人只有破产一条路了。
　　对于已有医保的美国人，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同样需要支付不小的一笔费用。Kaiser research的调查数据显示，享受雇主购买的医疗保险且没有并发症的新冠肺炎患者，平均医疗费用约为9763美元。
　　尽管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免除了新冠病毒检测的费用，并将基本治疗纳入医保范围，但自负和超额部分的医疗费仍然会让钱袋空空的美国居民雪上加霜。
　　芝加哥大学2019年年初的调查显示，有31%的居民表示每月必须拿到工资，否则生活就会出问题。没有工资收入能够坚持三个月的居民只有25%。是不是高收入人群应对新冠病毒带来的社会停摆就没有问题呢？乔治华盛顿大学同期的社会调查显示，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中，照样有10%的家庭无法应对突然产生的2000美元意外开支。而对于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家庭，超过半数的家庭无法应对2000美元的意外开支。在动辄四位数五位数的新冠医疗账单下，美国家庭一旦染病是很难应付的，更不用说新冠病毒经常是全家染病需要集体接受治疗。
　　美国人民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时刻。这个困难并不完全是由偶发的病毒带来的，同样也是美国自身社会结构问题的集中反映。这次美国从总统、各级政府到专业机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入境人员管控、测试试剂生产到各种医疗资源和社会保障物资的动员等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没有体现出一个超级大国的治理水平和专业水准，实在是让人遗憾。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美联储为什么一口气将基准利率降低125个基点达到接近零利率的水平，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计划推出规模约为2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希望在疫情快速蔓延之际为美国人直接发放支票，大幅扩充失业保险，向各种类型的企业提供数千亿美元贷款。尽管这些举措将让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但大难当前，要保证美国人在接下来停摆的几个月内不饿死恐怕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首要目标。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6

旧文章ID：21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