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嘉南•加内什  来源：FT中文网

　　在面对受到创伤的国家演讲时，美国总统有些笨嘴拙舌。他在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发表演讲时不像一个总指挥，令人再度质疑他是否称职。华盛顿的许多人感觉到，一个在景气年代选出来的人（在总票数上还不如对手）在面对危机时会不知所措。
　　尽管如此，2001年9/11袭击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支持率飙升，以至于他在第一时间发表的演讲现在已基本被人遗忘。华盛顿人士的评论误判了公众情绪。
　　在发表了一次更加糟糕的演讲两周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许正处于一个类似（即便不那么极端）壮举的早期阶段。他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理迄今提升了支持率。根据盖洛普(Gallup)的数据，他的总体支持率重回历史最高点。曾经貌似会终结白宫任期的笨拙处理（代表性的头条标题：“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到头了”）没想到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距总统大选还有8个月之际，特朗普如此具有韧性的奥秘需要得到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紧张的公众对权威的本能服从。在危机中，国家领导人没有尽职的想法不能给人们带来安慰，即使事实确实引向这个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在选民中的满意度也很高。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是如此。考虑到他们对疫情的回应各不相同（在时机上，即便不在内容上），这些政府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政府。
　　想想反对党现在的处境吧。有望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乔•拜登(Joe Biden)在3月初还是一个在媒体上铺天盖地、让人想躲都躲不过的人物。现在，在每天两小时的总统新闻发布会之间，他很难找到发声的机会。特朗普最初的否认现实、对事实的错误陈述、与免疫学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都是不好的迹象，但需要用心才能注意到。在视觉文化中，这些细节比不上领导人一天又一天站在讲台上安抚焦虑的民众（就像灾难电影中的场景）那样有视觉直观性。这就是危机时期对现任领导人的优势，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在民调中的表现没有更好。
　　由于总统的人气基本上是其职位的一个函数，他完全可以少表态，多尊重公共卫生专家的见解，享受免费在媒体上露面，直到11月大选来临。在最坏的情况下，他的人气走势也会跟几乎所有其他世界领导人差不多。
　　然而，他似乎铁了心要对自己的连任前景——以及美国人的健康——进行一场最不寻常的豪赌。从刚开始暗示他不愿为了阻断疫情而停止人们的正常生活，到现在表达得更为直白。“我们的民众希望重返工作岗位。”总统周二在Twitter上表示，“治疗方法不应该比问题还要糟糕（得多）。”他告诉福克斯新闻(Fox News)，他希望美国人“到复活节（2020年的日期为4月12日——译者注）时迫不及待地恢复正常生活”。这种不顾后果的急躁态度令专家们感到不安。这也困扰着许多共和党重要人士。但假装这种言论没有听众是徒劳的。
　　自由民主国家在要求它们的公民做出社交和经济上的自我牺牲行为，这在非战争时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做法是对的。而且应该更早开始。另一种想法——让事情顺其自然的经济损害会小得多——有点乐观得不正常。无论如何，我们只能猜测公众对此的耐心。
　　特朗普寄希望于随着封城措施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反对者的数量会增加。一个能用花言巧语影响半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点。的确，令人担忧的是，“出门”还是“留在家里”成了一个新的党派对立标志，代表着你是属于“蓝色美国”（民主党）还是“红色美国”（共和党）。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本来地位稳固的总统为何要冒这样的风险？或许，这个念念不忘股市的人无法想象他会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连任。
　　更有可能的是，他只是讨厌向别人提出不愉快的要求。如果说权力不仅能催生腐败，还能揭示真相，那么这个月揭示了许多事情。特朗普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之间的共同点，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他们都强烈希望避免不得人心。说明问题的是，他们的民族主义并不倾向于呼吁人们履行义务和做出牺牲，而是倾向于推崇一种敢做敢为的“牛气”。这使他们两人成为世界级的鼓动者，以及不愿传递坏消息的人。
　　美国总统赌的是，有许多人同样不愿听到坏消息。而现在还未到封城措施真正让人烦恼的时候。可信的是，他急于把危机糊弄过去的态度，可能会让他终于失去民心。但是话说回来，两周前，有关他在大选还未开始之前就已经输了的说法也是貌似可信的。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6

旧文章ID：21070

作者：曹辛  来源：FT中文网

　　3月27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围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行了讨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人士分析和实际调查：中国现在的确非常需要与美国进行元首对话，这将极大有利于改善当前疫情背景下的中国国际形象，甚至有助于树立中国主要世界领袖的形象。
　　中国为什么需要与美国进行元首对话？世卫人士和一些美国科学家认为：当前与美国进行元首对话，再通过为疫情提供医疗物资、医疗经验和共同开发疫苗，有利于在当前环境下确立中国的主要世界领袖地位。
　　以医疗物资、医疗经验和共同开发疫苗树立国际形象
　　上述人士分析认为，当前美国与世界最大的事就是抗疫，而目前全世界找不到比中国对此更具优势地位的国家，这就是中国通过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几个世界独有的最宝贵的资源：治疗的经验、部分药品以及中国巨大生产能力下生产的紧缺医疗物资，当前欧美和全世界都缺乏这些东西，进入疫情传播高峰期的美国尤其缺乏。中国可以通过向世界贡献这些物资和经验，自然地树立自己的主要世界领袖形象。而当前由于中美关系的敏感，中国的上述物资和经验在美国的使用很有限，因此当前中国的物资和治疗经验最需要打开的通道就是美国，一旦这一通道打开，中国物资和治疗经验进入美国，加上中国已经正在欧洲和亚洲发挥的作用，从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上讲，中国毋庸置疑就已经有某种世界领袖地位的形象了。而目前打开这一通道的唯一路径，就是举行中美首脑对话，以此迅速结束这一轮中美关系的博弈，继而彻底消除上述障碍，为中国抗疫物资和经验进入美国打开通道。
　　在消除上述障碍后，上述人士具体建议：
　　从医疗资源来说，当前美国迫切急需口罩、诊断试剂和呼吸机，美国甚至近日已经向韩国求援，韩国驻华沈阳领事馆负责人说：我们也很需要，能给的很有限。为此，中国可以紧急赠送一批，再进行销售。药品方面，上述人士建议中国可以尝试支援和销售一些美国国内允许的、中国国内疗效好的中药制品。中国还可以向美国部分州派出医疗队，一是介绍经验，二是参与治疗，同时还可以用网络会诊方式帮助美国抗疫。
　　上述人士认为，通过提供上述服务，也几乎肯定会有利于中国主要世界领袖形象的建立。
　　上述人士建议：中美元首对话结束当前中美矛盾后，两国可以共同研制和开发未来疫苗，两国共同出钱、出科学家，成功后中美使用，也保证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使用。
　　据上述人士介绍：目前中国国内的疫苗开发还不能说是成功，现在只能在军队内部试用，技术上也有问题，因此要实现民用尚需时日，中国国家药监局至今也未批准；美国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中美商人和科学家联手，即可以推进此事成功。而一旦此事运作成功，甚至只要开始运作，中国就同样能奠定自己世界主要领袖的形象。
　　如必要，中美可以让世界卫生组织主持操办此事，在世卫框架下进行，可在美国国内减轻不确定的政治影响。
　　根据世卫人士的分析和调查，上述这一切会使中国不利的国际形象发生逆转，树立世界领袖形象。
　　时间上的迫切性
　　上述内容，有时间上的限制。一旦美国自己迅速形成抗疫能力，其巨大产能将使得中国很难再有机会介入，而近日美国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具体内容如下。
　　美国白宫3月25日公布了美国进行的下列抗疫准备：
　　1，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3月24日的24小时内又送出800万个N95口罩,1400万个外科口罩，150万套防护服，1350万个护脸罩，超过4000台呼吸机。
　　2，由于《国防生产法》启动，更多公司开始生产重要医护用品，都不需要国家使用《国防生产法》强迫他们去做，医护用品生产短缺情况很快会改善。
　　3，这次美国学到了重大功课，将不会依赖其他国家来生存。美国一线医护人员将完全用美国制造药物，美国产医护用品，美国医院，美国设备。将建立一个独立的美国，能源独立，边境领土独立，制造业独立。
　　4，测试能力迅速增加，过去八天美国测试总量超过韩国八周测试总量。
　　5，要求没有症状的人不要去测试，因为每一次测试要消耗防护服，而防护服要留给一线护士医生。等自己用拭子取样的做法部署开来，测试就会扩大很多。
　　5，从目前数据分析看来，56%的新冠病毒阳性患者，60%新的新冠患者，出现在纽约。所以以后24小时内，更多物资会驰援纽约。纽约人感染比例是千分之一，所以过去几天从纽约飞往各地的人，都在家里隔离14天，并去当地测试。
　　6，再过几天，15天全国社交疏离减轻传染的做法就要到期，到时专家团队会给总统建议下一步措施。团队大致评估4月复活节时会逐步开放，先解禁大部分感染比例很小的州，严防重灾区。总统保证会听取专家组意见。届时会有新的指引方针出台。
　　7，美国通过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援助计划，2万亿美元帮助个人和企业，以及4万亿美元给美联储释放火力，以广泛方式应对陷入困境的行业，稳定股票市场，并帮助小型企业度过难关。”
　　根据美国的上述准备，美国很快就能解决自己的短板，中国的价值发挥作用是有时间限制的。因此，与美国领导人对话要抓住时机，不宜再等。
　　首脑对话有道义上的必要性
　　世卫人士和调查结果都认为，为了树立中国形象，中国与美国举行首脑对话对中国具有道义上的必要性。包括以下几点：
　　1，美国领导人曾就武汉疫情向中国人民表示慰问
　　2月7日，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刻，美国领导人曾就武汉疫情向中国领导人表达过慰问。今天，在美国疫情空前紧张之时，中国领导人同样应向美国领导人就此表示慰问和关心。这不仅是礼尚往来，也是道义底线。特别是，它有助于树立中国的主要世界领袖形象。
　　2，通过两国领导人对话向在美国华侨表达关怀
　　在美华侨数量众多，当前正处于疫情的高度紧张之中。作为中国的领导人，向中国的海外侨民表达关怀，向华侨居住国领导人请求给予关心，是中国领导人关心海内外民众的表现，也是中国主要世界领袖国家形象的具体体现，非常必要、不能缺少。这也必将极大提高中国领导人世界领袖的形象。
　　世卫组织人士认为：根据传染病传播的规律，此次传染高峰过去后会再有一次传播的小高潮，欧美和中国都有可能波及。一旦欧美第二次传播高潮来临，国外会对中国有批评的声浪，武汉灾难的原因会被欧美政客和媒体再次炒热。
　　因此中国这次实际上将面临两个前景：要么通过中国已经掌握的稀缺医疗物资、医疗经验和共同开发疫苗，努力援助世界抗疫和公共卫生工作，并借此树立自己世界领袖之形象；要么就是被境外媒体和政客炒作成两次世界瘟疫传播者形象。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也会同样被波及。
　　中国应该用主动与美国领导人对话的方式结束此轮中美博弈，争取前一种前景。
　　（注：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8

旧文章ID：21069

作者：清和  来源：智本社

　　大疫之下，股灾之中，险象环生，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总额达2万亿美元的巨额救济法案——
　　向个人最多支付1200美元、夫妻2400美元、每个子女额外500美元；
　　建立一个5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池，给企业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
　　向小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薪酬、工资和福利；
　　向航空公司提供580亿美元，专门支付员工工资、薪酬和福利，以及贷款和贷款担保；
　　向医院和退伍军人医疗提供1170亿美元的拨款；
　　向关乎国家安全的公司提供170亿美元贷款和贷款担保；
　　提供160亿美元用于国家战略药品和医疗用品储备；
　　还包括扩大失业保险，延迟纳税、减免税收，免除学生贷款利息等。
　　这是一项“战时级别”的救援计划，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昂贵、影响最深远的措施之一”。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能放开手脚救市，是因为美联储提供了无限量的流动性支持。
　　本月，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后，提前进入大危机管理模式，启动了“无底线”救市方案：
　　无上限购买国债和抵押债券；绕过商业银行给企业和个人提供多种类贷款；直接在二级市场中购买公司债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
　　美联储，不像是“最后贷款人”，而是“最后的买家”。
　　应该怎样评价这次救市行动？
　　这次行动，让很多人陷入了矛盾，让经济学陷入悖论：不救可能立即爆发危机，救则日后可能爆发更大的危机。
　　很多支持干预主义的券商经济学家，批判美联储此举“饮鸩止渴”；而平日反对干预主义的投资者喜迎利好，渴求美联储的流动性。
　　如果凯恩斯、费雪、米塞斯、弗里德曼、沃尔克在世，他们会怎样评价美联储及特朗普政府的救援行动？美联储的行动是否“越界”？这到底是救市还是救人？救市与救人，如何区分，又如何配合？
　　面对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时，央行与政府该如何救援？本文深入市场、央行与货币运行的内在逻辑，试图消除认识误区，解释悖论，正本清源。
　　01.“战时级别”：美国怎么了？
　　新冠疫情在美国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传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快速飙升。
　　这场疫情引爆美国股灾后，正在向实体经济及社会层面冲击。全美多数州的企业、工厂、学校、门店关闭，市场中断、物流受阻、订单取消、工人失业、企业倒闭正在蔓延。预计各州将公布创历史记录的申领失业金人数。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资本具有高流动性，传染性病毒具有高传染性。面对市场危机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双流动性”打击，美联储和特朗普政府看到“魔鬼”出没：国债、企业债、资管雷以及可能持续增加的失业及企业、家庭破产。
　　对于美国当下的危机，可具体分解为股灾和公共卫生危机：
　　一、疫情叠加油价暴跌，引爆金融资产价格崩盘，目前可定义为股灾。
　　这次股灾距离金融危机有多远，取决于美联储能否兜住国债和排除“资管雷”。美联储无限量地购买国债，直接购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如抢救手术，直接给国债、股市和资管机构输血，可谓切中要害。
　　预计，短期内可缓解流动性紧张，暂时防止股灾冲击到商业银行及国家信用，金融危机的警报有所缓解。
　　二、不过，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将美国实体经济推向经济危机的边缘，甚至可能触发社会危机。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政府及美联储的救援行动，超出了救市的范畴，属于“战时级别”的社会救援：既是救市也是救人，既是挽救金融危机也是挽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这符合我们之前在《欧美“失控”，中国怎么办？》中分析的，美国应对灾难的逻辑：经济账。
　　在美国，公民权力与政府责任边界非常清晰，政府无权贸然封城。政府只能根据疫情蔓延程度，逐步调高级别，最高到战时级别。
　　在调高级别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有一套全盘的救援和补偿计划。企业、工厂、学校关闭了，政府得提供企业贷款、纳税优惠、工人工资、失业金以及现金补偿。如果没有这一套救援计划，经济崩盘带来的死亡，可能要比新冠疫情更为严重。
　　即便同是到“战时级别”，中国的救法与美国的还是不同：中国果断打快速歼灭战，然后复工复产，大基建刺激；美国先用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资金兜底，然后在疫情防控与经济持续之间不断权衡。
　　所以，我们看到的，美国政府的行动，似乎救市多于救人。
　　凯恩斯主义者将经济危机等同于社会灾害，他们认为救市其实就是救人。很多人都记得凯恩斯的一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人活在当下，危机当前，生存是第一位的。
　　后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呼吁政府要像二战时期一样不用关注赤字，放开手脚救援。
　　事实上，若这两万亿美元的救援计划实施下去，美国的负债率将上升到119%，超过二战时期的最高水平（118.9%）
　　批评者说，此举无疑饮鸩止渴，美国国债继续膨胀，未来会死得更惨。
　　这种争论持续了整整一百年。就在100年前，一战刚结束，一批年轻的剑桥经济学家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开始怀疑新古典主义所说的：私欲“恶之花”结出公共利益之善果。（《蜜蜂的寓言》，曼德维尔）
　　100多年后，经历了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之间的各种论战，我们依然困惑：救，还是不救？
　　我的观点是，救是肯定的，但不能“糊里糊涂”的救，否则不是救人而是害人。
　　这里需要理解一个根本问题：救社会与救市场，救人与救企业，有本质区别。
　　很多人将市场比喻为个人的生命，人都快死了，怎么见死不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
　　市场的结构与逻辑，与人是不同的：市场是分布式结构的，其运行逻辑是自发秩序；人的生命是中心化结构的，其运行逻辑是中央指挥系统。
　　人死一个少一个，政府有责任挽救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有责任确保社会秩序不崩盘。
　　所以，政府必须救人，拯救社会。
　　但是，市场不同。市场的生命力在于相互博弈，每天都有企业死亡，每天都有企业创建，每天都有企业赚钱，每天都有企业亏本。经济景气时，很多企业赚钱，经济衰退时，很多企业亏本。
　　只有赚钱没有亏本的市场，这种市场定然会消失。如果政府救助亏本的企业，相当于企业在奖励亏本的企业，奖励作出错误决策、冒险的企业家，伤害作出正确决策的企业家。
　　这会形成两种危害：一是道德风险，二是市场扭曲，最终降低市场效率。最后的结果是，政府和美联储成为“最后的买家”，其实是全民为整个市场的错误决策及经营风险买单。
　　市场遵循自由的法则，而不是民主的逻辑。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可以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解决，但是民主不能用在市场上。
　　经济危机来了，很多企业倒闭，很多企业亏本，政府也不能因“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救市，因为这样会伤害另一小部分的人的利益——那些作出正确决策的企业家及个人。少部分人与大多数人的地位是平等，否则容易引发“多数人的暴政”。
　　有人说，经济衰退，如果不救市，人均寿命下降，有些人因生活窘况而自杀，这不相当于见死不救吗？
　　我想说的是，胡乱、糊涂救市的恶果是经济衰退更严重。这不是救人而是害人。
　　现实中，只要经济衰退就容易引发“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投票通过救市方案，“直升机撒钱”，皆大欢喜。
　　其实，这是一种搭便车行为。央行是公共用品，人人试图搭信贷货币的便车以度过难关。但结果却是“公地悲剧”——资产泡沫崩溃或通货膨胀。
　　所以，救社会、救个人，与救市场、救企业是完全不同的，这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民主问题，而是由他们的结构及运行逻辑之差异决定的。
　　02.救援姿势：该如何救市？
　　那么，难道政府就不应该救助吗？
　　当然不是！当社会危机或经济危机爆发时，政府该如何救援？
　　第一，救人、救社会。
　　政府最核心的责任是救人、救社会，而不是救市。
　　通常，政府需要提供完善的公共用品，比如医疗、教育、福利房、社会保险、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系统、公共财政、战略储备资源、法律制度、国家机构以及司法系统等。
　　危机爆发时，政府可启动救援方案，启动应急程序，投放战略储备资源，增加公共财政投入，提供更多的救助金、失业金，减免税收，延长纳税，保障国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等等。
　　这种救助行动遵循多数人原则。
　　第二，有限度地、极其苛刻地救市。
　　理论上，政府应该退出市场干预行列，将“救市”从政府职责中剥离，这样对经济是最有利的。
　　但是，现实很难做到。因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密不可分，常常是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政府可能会选择提前干预，提前介入经济危机，以防止社会危机爆发。
　　这是政治与经济学区别所在：经济学研究的是客观规律，政治讲究的是妥协的主观艺术。经济学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政治则认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就是正确的道路。
　　如果非要从经济学上解释政府为何救市，我能想到的是交易费用理论。
　　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证明凯恩斯的需求理论（货币驱动）并不成立。因此不能从凯恩斯的角度支持政府救市，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可以。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政府及公共用品存在的唯一理由是降低交易费用。
　　政府救市或有限度地救市，当然降低市场效率、提升交易费用，但是如果经济危机诱发社会危机，市场的交易费用可能更高。
　　政府和普通人一样，都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的。救市还是不救市，介入程度多深，完全取决于边际交易费用的权衡。
　　比如波音公司倒闭，救不救？不救，这家公司倒闭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大量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如此交易费用大幅度上升。与其救社会，不如提前介入救市场、救大型企业。
　　如果救波音公司，会诱发道德风险，又会提升交易费用。什么道德风险？波音公司知道自己“大而不能倒”，“强势”地向联邦政府索要600亿美元救援，而且拒绝股权交换。
　　这其实是2008年联邦政府与美联储大规模救助大型企业诱发的道德风险——变相激励华尔街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冒险经营，如此救援只会放大风险。
　　那么该怎样救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严格遵循巴杰特规则。
　　巴杰特规则专门为解决道德风险而提出，根本是为了降低交费费用。政府必须制定苛刻的救助条件，比如救助对象的界定、资产负债要求、惩罚性利率，等等。
　　这次特朗普政府的救援条件中提到的：
　　“阻止总统特朗普及其家族企业接受纳税人紧急救助”，“这项规定也适用于副总统彭斯、行政部门负责人、国会议员及其家人”，这是对救助对象的界定。
　　“禁止接受政府贷款的企业在偿还贷款满一年前回购股票”，“禁止去年至少获得42.5万美元收入的员工或高管加薪”，这是对被救助企业设置的责任条款。
　　但是，这些救援条件过于宽松，不够严苛。
　　二是救援资金来自政府公共财政，慎用央行宽松政策。
　　财政扩张救援和货币扩张救援，有本质的区别：
　　职责不同：货币扩张或紧缩的主要职责是维持货币价格稳定，只有到危机时刻才可以启动“最后贷款人”程序。
　　效果不同：货币扩张，意味着市场中的货币“凭空”增加；财政扩张，是资金的转移，即政府手上的资金转移到市场、企业及个人手中。政府不可能无限度扩张财政，考虑到财政压力，因此会更加谨慎。
　　所以，有必要设置救援资金梯度：
　　第一级别：政府财政资金；
　　第二级别：政府财政担保，央行贷款；
　　第三级别：央行直接贷款（最后贷款人）。
　　这三个级别以边际交易费用为尺度，适用于不同的危机级别及对象，且有着严苛的程序及救援条件。
　　对照上面，我们再来看看，这次美联储与美国政府救援存在哪些问题：
　　最核心的问题是，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职责不分、利益捆绑。
　　八九十代开始，欧美央行追求独立，为什么要独立？
　　货币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公共用品，央行不能为任何政府、企业、个人单独服务，否则会造成巨大的财富不公。
　　但是，现在的美联储与美国政府利益完全捆绑，美元与美债互为锚：美联储购买国债发行美元，美国政府有美联储兜底肆无忌惮地扩张赤字。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
　　主要原因是美联储的职责不明确导致的。1987年黑色星期一后，“经济沙皇”格林斯潘的权力欲望日益膨胀，美联储的责权从调控通胀，延伸到就业、金融脆弱性以及政府赤字。
　　央行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央行的职责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维持货币价格稳定。这是由货币本质决定的——一种解决交易便利问题的中介物，相当于价格稳定的参照物。（这是理解问题的关键）
　　维持币值稳定，是央行的神圣职责，而不是“最后贷款人”。
　　90年代之后，新西兰央行、加拿大央行、德意志央行、英格兰银行都以此为目标（通胀率的单一目标制），货币发多少完全取决于通胀率高低。
　　美联储扮演了“央妈”的角色，最后被“财爸”（联邦政府财政部）绑架。
　　格林斯潘卸任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美联储没有调整的机会，伯南克执行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与联邦政府深度捆绑，到现在美联储已无法自拔。
　　什么意思？
　　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和政府财政赤字，美联储无数次向联邦政府妥协，降低利率，购买国债，帮助财政部融资。结果联邦财政赤字越来越高，国债规模越来越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国债资产越来越多。美联储被联邦政府绑架，只能无限量地为其服务。
　　这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合谋”。
　　03.美元难题：该怎样改变？
　　美联储与美国政府捆绑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美国政府绑架美联储，美联储绑架市场，市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美联储为什么绑架了市场？
　　美国总统是民选总统，经济衰退时，失业率下降时，股市下跌时，存在金融风险时，总统就会喊话美联储“放水”。过去几年，特朗普总是咄咄逼人，鲍威尔则节节败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被美国总统钳制，间接地“听命于”市场和民众。民众受搭便车动机驱使，定然希望多“放水”。
　　一旦搭便车的人得逞，另一批人则深受其害，甚至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比如，本来你走路走得好好的，突然一个强人把你扔到水里，快淹死时，他又把你捞起来，你还对他百般感谢。
　　美联储将决策正确的企业家及个人强行拖下水，这些企业及个人的“体质”逐渐变得脆弱。一旦危机来了，他们还得求着美联储“放水”。这就是美联储反过来绑架了市场。
　　从1987年黑色星期一、1990年经济衰退，再到2001年互联网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再到这次股灾、疫情灾害，人们一次次地强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好有美联储救市，还好有美国政府救我。
　　搭便车动机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共同起作用，货币市场便沦为人人抢食鸦片的公地悲剧。
　　二、美国政府绑架美联储，美联储绑架全球金融市场以及他国央行。
　　美联储之所以这么任性，可以无限量“放水”，美元指数还能大涨，靠的就是美元的信用：全球第一大储备货币及国际结算货币。
　　美元信用源自美国国家实力。如今，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元和美债有着足够信用可透支。但是，美联储扩张美元透支信用，给其它国家带来“伤害”。
　　这就是美联储向世界收取铸币税，美国政府向世界攫取垄断租金。
　　美联储印钞，美国人拿着美元即可在国际市场中采购商品，这就是一种铸币税。这种铸币税该不该收？
　　使用美元是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使用美元的好处是，美元信用更好，全球交易费用更低，为国际贸易与本币发行带来了便利。所以，铸币税其实就是世界使用美元的费用。
　　但是，另外一种铸币税备受诟病。
　　美联储利用危机来反复收取铸币税。比如说，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扩张货币，美元反而大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为美国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他国金融市场因缺乏流动性反而危机更甚。
　　这就是被人诟病的“危机转化”、“美元霸权”的问题。
　　美联储扩张美元，日本、中国、沙特等央行手握大规模的美元资产和美债，不得不跟随扩张货币。即使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的机制更好，但也被美联储绑架，货币政策难以保持独立性。一些国家的金融周期与美国相反，容易在美联储紧缩货币时爆发危机。
　　没办法，在信用货币时代，竞争的逻辑是相对实力的比拼。金本位货币要求的是绝对实力，即黄金储备量以及固定比价。但是，信用货币不同，货币的锚是国家信用，只要美国的国家信用比他国更强，美元依然也是“矮个子中的高个子”。
　　所以，美联储给世界经济增长设置了一个天花板。
　　但是，从长期来看，美联储与联邦政府捆绑，其实也是在消耗美国的国体。
　　尽管每次危机过后，美国依然首屈一指，美元依然不可撼动，但是美国的绝对竞争力定然会下降。
　　这个可以用道格拉斯·诺斯的国家理论来解释（《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
　　诺斯发现，国家在推进制度变革时，政府可能存在两种选择：
　　一是建立一套规则，使垄断租金最大化；
　　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政府税收收入增加。
　　之前，美国政府选择第二种，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经济增长与税收增加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美国政府绑架美联储后，转向第一种目标，即攫取货币发行垄断租金。
　　具体做法是，使用美联储的货币发行垄断权，为其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大规模地扩张国债和财政赤字。
　　一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垄断租金，包括土地财政、央行印钱，政府的目标便与经济增长、社会福祉的目标发生背离。
　　只有将政府收入置于税收之内，而非垄断租金和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那么政府的行为才会致力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说，“轻松减肥”是伪命题，海量货币刺激的同时，还能积极搞改革促增长，这是违背人性的。
　　美国政府走上垄断租金之路，结果定然是，债务膨胀，泡沫上涨，透支国体，技术创新和实体增长的动力衰退。
　　问题不仅仅在美国，政府收入垄断租金化（财政赤字货币化）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趋势。
　　该怎么办？
　　我想，这次危机过后，美国国会需要尽快制定一系列约束性法案。
　　诺斯说，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它的好处是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
　　人的动机具有盲目性和非理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往往超出人们的理性认知。基于这两点，我们需要制定制度来应对不确定性：危机时刻，制度可以约束自我的非理性行为，如要求美联储“放水”。
　　所以，在危机过后，好了伤疤还没忘记疼的时候赶紧立法。主要包括：
　　一、努力将联邦政府的收入约束在税收之内
　　联邦政府可发行国债，但国债必须以税收为担保，而不是以美元为锚。联邦政府给必要的企业提供贷款或救助，但必须使用财政收入。若要借助美联储向企业提供贷款，必须以财政收入为担保。
　　如果这么做，美国国债会突然崩盘，毕竟国债规模和利息规模太大，税收收入无法支撑。
　　所以，立法不能一下卡得太紧，可以是梯度式的，按照时间轴，倒逼联邦政府逐年削减赤字，设法增加税收，逐渐回归到税收的约束框架之下。
　　毕竟，这是社会契约的基本要求。即国人纳税，政府以税收收入为基础向国民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无权借助或干涉美联储的铸币权来实现任何目的。
　　二、约束美联储的责权
　　目前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包括就业率、金融稳定和通胀率。国会必须削减或剥夺美联储调控就业率和金融稳定的两大职责与目标。为什么？
　　这两项目标，并不是央行的目标，而是政府的目标。如果这两项目标存在，容易导致美联储与联邦政府捆绑，破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美联储以稳定货币价格为唯一目标，美联储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持货币价格的稳定，货币政策宽松还是紧缩，以货币价格为参考。
　　不过，我既不赞同以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目标，也不赞同世界流行的通胀率目标。
　　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目标，理论上是科学的，但操作起来困难。与价格机制相比，供应机制反应没有那么灵敏，具有滞后性。市场能够迅速识别价格信号（通胀率、利率），而采取行动。但是，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购买了多少国债，市场对此不灵敏。
　　为什么不赞成以通胀率为目标？
　　这是一个不错的目标，但是通胀率不能反应货币价格的全貌。过去几十年，欧美央行以通胀率为目标（通常是2%）。只要能够维持这个目标，央行可以多发货币。
　　结果，通胀率控制得很好，但是货币发行量泛滥。大量货币跑到金融市场和房地产领域导致资产价格暴涨资金空转以及产业空心化。
　　虽然物价没涨，但是资产价格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这也说明币值不稳定。
　　所以，仅以通胀率为目标，有掩耳盗铃之嫌：低通胀安抚了穷人，高资产价格鼓励了富人，中产深受其害，最终于国于民皆不利。欧美世界长期陷入了一种陷阱：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杠杆、高泡沫。
　　其实，货币是整个市场的参照物，货币价格有很多指标，不仅包括通胀率（通常用物价表示），还包括生产价格指数（PPI）、利率、汇率、股票价格、期货价格、房地产价格、黄金价格、原油价格等。
　　所以，建立一个以物价为基础，包含生产价格指数、汇率、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等因子的综合价格指数，作为货币政策之目标，或许更为科学。
　　三、建立风险梯度机制
　　一级风险：对应的是经济稳定周期。
　　美联储的货币目标以及职责只有一个：综合价格指数。美联储以利率调节和公开市场操作为主。
　　二级风险：对应的是政府赤字危机、经济危机。
　　美联储可以一定程度上突破综合价格指数目标的限制，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通过量化宽松“有限地”借钱给政府和金融机构，但需严格执行巴杰特规则，指定严格的救援条件，比如国会批准、惩罚性利率、资产负债率等。
　　三级风险：对应社会危机、国家战时状态。
　　美联储可突破约束全力支持联邦政府和市场需要，包括直接向企业、个人贷款，购买企业债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当前“非典型性经济下行”。这次美联储和美国联邦政府启动“战时级别”的救市，如果符合三级风险，其救市计划本身没有太大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救市的程序、美联储的机制以及联邦政府的垄断租金模式。
　　目前，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在“异常和紧急情况”下，如果有五个或以上美联储理事会成员表决同意，美联储可以向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机构发放贷款。
　　这条法令赋予美联储董事过大的权力空间。目前美联储依靠学者原则、精英决策，即“只依赖可靠的经济原则和数据行事”。
　　这种做法有些理想，联储董事们面临“非对称风险”，容易屈从于政治、集团及民粹压力。只有在二级风险、三级风险时，并获得国会批准后，美联储才具备相应的权力。
　　当然，若不爆发类似于七十年的滞胀危机或重大社会危机，美国依然继续向全球收取铸币税，国会亦缺乏改变的动力。
　　最后，美国政府及美联储的问题，各国当勉之。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8

旧文章ID：21066

作者：  来源：VOA

美中两国就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责任上展开的外交争斗使得本已交恶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夜间进行的电话交谈也许会使双方暂停在病毒问题上的争执，但是分析人士对美中两国恢复危机协调不抱乐观态度，也不认为这次休战会改变美中之间的战略对抗和双边关系的进程。

美中两国错失在新冠病毒上的合作良机

一场始于中国但扩散到全球导致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的新冠病毒本可以是美中两国合作共同应对这个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改善美中关系的良机，但不幸的是，在最近几个星期，美中两国官员在各自对疫情的处理和病毒的来源等问题上毫不留情的公开相互指责，言辞交锋之激烈实属罕见。

川普总统最初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表示赞赏，但随着疫情在美国的蔓延，他改变了调子，批评中国没有及时通报疫情。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扬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阴谋论后，川普特意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直到因为担心这个说法会影响亚裔美国人对他的支持才停止这样做。

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来仪对美中两国没有在新冠病毒问题上加强合作反而发生争执感到遗憾。

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一个不幸的结果，因为毫无疑问，各国应该共同努力应对这一全球性的大流行病。”

川普：与习主席进行了很好的交谈

不过，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参加了20国集团领导人就抗击疫情举行的电话会议后的当天晚上通了电话，承诺共同抗击疫情。这是两人自2月7号以来首次进行的一对一的交谈。

川普在电话交谈后发的推文中说，“刚刚与中国的习主席进行了很好的交谈，详细讨论了肆虐我们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新冠病毒。中国对这种病毒有很多的经验和深刻的理解。我们正在紧密合作！很多的敬意！”

分析：电话交谈使双方在病毒问题上休战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这次的电话交谈后，美中两国之间的口水战可能已经结束。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认为，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也打出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昨天有不少人担心，川普刚刚签署了台北法案，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许会取消‘应约’的通话。他们还是通话了，说明双方都意识到，这会儿‘勾心斗角’对两国无聊，对世界无益。”

中国官媒：美国疫情严重迫使川普寻求中国的帮助

中国的《环球时报》报道说，美国的态度转变表明，鉴于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的日益恶化，从北京寻求帮助是华盛顿的一项当务之急，但是在美国发起的指责游戏中的这一休战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战略对抗和复杂的双边关系的进程。

报道援引中国外交学院一位教授的话说，这个电话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合作而不是对抗是两国之间的唯一正确选择。这位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疫情的严重性迫使川普表达了向中国寻求帮助的意愿，更不要说美国需要购买大量医疗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设备，检测试剂盒和呼吸机等设备。

何瑞安：美中关系上有太多的反作用力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的何瑞安(Ryan Hass)认为，川普与习近平在这个时候通电话，承诺合作对抗疫情是件好事，但他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也不感到乐观。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我对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交谈感到鼓舞，两人看起来都致力于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我对在可预见的将来美中恢复危机协调感到不乐观。目前有太多的反作用力使事情恢复正常，尽管我非常希望那样。”

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和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的何瑞安在川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之前发表文章说，“冠状病毒的传播已成为当前双边关系的一面镜子，目前两国的表现很不好看”。他说，双方的相互指责进一步导致了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之前经过艰苦努力而建立的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模式也被打破了。

中国官媒利用电话交谈做文章

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之初因压制有关疫情的信息而招致广泛的批评，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开动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中国的抗疫努力以及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中国的官媒也在习近平与川普的电话交谈上大做文章。

在白宫发布有关这次电话交谈的书面简报之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是应约与川普通电话的。根据报道，习近平在电话中间接的反驳了川普有关中国没有及时通报疫情等说法。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包括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并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

报道说，“习近平指出，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这也是间接的对川普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做出回应。

新华社说，川普向习近平详细询问了中方有关疫情防控举措，高兴看到中方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报道说，川普表示，“中方的经验对我很有启发。我将亲自过问，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感谢中方为美方抗疫提供医疗物资供应，并加强两国医疗卫生领域交流，包括抗疫有效药物研发方面的合作。”

与中方极为详细的通话简报形成对比的是，白宫在星期五发表的有关这次通话的简报中只是说，“两位领导人重申了他们为保护生命和生计开展合作的承诺。两国领导人同意共同努力，击败冠状病毒这个国际大流行病，恢复全球健康与繁荣。”

究竟是谁约谁通电话？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新华社在报道一开始就表明，习近平是“应约”同川普通的电话。

但是川普通话前在白宫举行的有关新冠病毒的发布会上说，是习近平提出来要跟他通电话的。他当时说，两人将在星期四晚上9点通电话，后来为了参加福克斯电视台的节目，川普把两人通话的时间推迟到10点半。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7

旧文章ID：21063

作者：  来源：怒狮7

　　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另一种病毒——中国一些“网络水军”以爱国的名义，造谣生非，四面树敌，也成为一种病毒，正在激起全世界的敌意！
　　关于病毒的来源，这是一个大的科学问题，是需要世界各国科学家、流行病学家、病理学家们一起追踪调查、科学论证的极严肃的科学问题，不是几个水军写手弄几个数据，配几个时间点，一番臆想和胡编出来的。
　　在某些人臆断所谓的“美国军人将病毒带到武汉军运会”的说法，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独立思考一下，便见分晓：
　　一，若是军运会美国有意带进来的，那其他国家参会的军人怎么没感染？好，专门针对中国人的，那他们来时的飞机上绝大部份是中国人，跟他们飞了十几个小时，怎么没感染？他们在武汉住的酒店、吃饭的歺厅那么多中国人怎么没感染？⋯，
　　二，中国病毒专家一再说，此病毒传染时间15秒就可传染一个人，军运会9月份，大家想一想：武汉第七届军运会在2019年10月18日—10月27日共10天，参加国109个，运动员8158人。如包括记者观众（主要是军人）等人数不下10万。只想弱弱的问一句，这8158个军人包括中国的军人运动员和军人观众有几个人被感染了？
　　从军运会结束的10月27日到宣布武汉人传人时是1月20日，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后才发病？
　　三、若病毒是美国人来投的，那他至少也应该有解药啊，总不见得投了毒，最后自己也毒死了吧？看看欧洲、美国现在发病的情况，就知道这个病毒不只是针对武汉人吧？
　　那些造谣者违背医学、违背病理学、违背基本常识的胡说八道，简直是在公然侮辱中国人和世界各国的智商！激起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反感！
　　更有甚者，中国那些网络水军不惜作伪，来假造“美国军人投毒”的视频。

　　可是，无耻的中国水军造谣者，把这段视频里车棚上的外文字，背景同期声音进行模糊、变音处理后，伪造成“”美国军人在武汉地铁投毒“的视频。并打上中文字。以愚弄国人！
　　这种恶劣行径，是赤裸裸的欺诈罪。不仅是中国政府应该将这些制造、传播欺诈信息的人逮捕法办，而且，国际司法机构，也应该对这些人追究法律和经济责任！

　　凡是明智的网友，只要独立思考一下：2019年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运会的时间是10月18日到27日，十月下旬武汉的气温还是很高的，而视频里的人穿的是棉衣；武汉的地铁座位排列方式也跟视频里的不同；地铁车厢内的标牌很明显的外文字，根本就不是武汉地铁的样子。因此，从地铁背景和人物衣着来看，视频反映的情景根本就不是发生在武汉。
　　这么卑劣的作伪手法，一眼即可识破的谎言，造谣者为什么还敢制作呢？
　　一是它们觉得“爱国无罪，造谣有理”，哪怕是谎言，目的也是爱国，“爱国，我还会有错吗？”“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呀！”。这是哪里来的混帐道理？以爱国的名义，造谣生非，愚弄民众，危害国家，必须逮捕法办！
　　二是它们深知大众缺乏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只要打出爱国的旗号，那绝对是响应者众，它们吃透了大众的盲从心理。这更加提醒了中国民众要独立思考，不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风络水军，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族情绪。
　　一个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民族，是非常重要的。就拿这次新冠病毒来看——最基本事实是：
　　这次疫情是以武汉为圆心向四周扩散，这符合传播学基本原理。
　　如果病毒的源头在国外，但它的由圆心向四周扩散至今都并没有出现过（美国流感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些人生拉硬扯，不懂点医学常理）；
　　如果是国外传入中国，那么它应当是多点扩散，事实上，中国恰恰没有出现多点扩散。

　　退一万步来说，硬要栽脏给美国，那也要有基本的常识吧？若病毒是美国人来投的，那他至少也应该有解药啊，总不见得投了毒，最后自己也毒死了吧？看看欧洲、美国现在发病的情况，就知道这个病毒不只是针对武汉人吧？
　　当今世界早已进入高科技社会，全球各国有多少高科侦测技术都分秒锁定着病毒动态的。你们想一下吧，全球各国已经被中国传播出去的病毒，死了多少人？多少家庭失去亲人？各国的经济损失多大？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一些无耻的水军写手，还打着爱国的旗号，用一些作伪栽脏，造谣诬陷，抵赖甩锅等下三滥的流氓手段来扰乱视听。这不独是在国际上贬损中国形象，更激发了全世界对中国的反感甚至敌意！四面树敌的结果是什么？
　　当你们这些愚笨网络水军们，以爱国的名义来愚弄民众，造谣诬陷，把那些捐款捐物帮助中国抗疫的全球127个国家，都逼成是中国的敌人，那就请问，你们究竟是爱国，还是在祸国？
　　只怕是有秋后算帐的时候，不独中国政府必定会逮捕你们，就连国际司法机构也不会放过你们的造谣诬陷、作伪欺诈等犯罪行为！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8

旧文章ID：21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