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子嘉  来源：辣台哥

　　美国当地时间2020年3月27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参议院此一致通过的「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
　　此前，众议院才以415票赞成，无人反对，压倒性通过这项法案，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强化台湾对外关系，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及强化美台贸易关系。对此，大陆外交部并未回应。
　　美国参议院11日傍晚6时左右，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众议院修正过的参院版「台北法案」。根据美国立法程序，国会两院通过法案后，总统有10天考虑签署或提出反对，如果总统什么都不做，法案将在10天后自动生效。
　　「台北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贾德纳（Cory Gardner），以及民主党的马基（Ed Markey）等提出。目的是回应北京近期以「施压和霸凌手段」迫使台湾邦交国接连断交，希望增强台湾的国际地位。
　　法案提到，若有国家对台湾采取不利行动，将授权美国国务院降低其外交级别、改变或停止美国的援助，包括对外军事融资等。并要求美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交涉，支持台湾在外交上的认受性，以及加强对台非官方关系。
　　总统府发言人张惇涵昨表示，感谢美国参、众两院对台湾国际空间的高度支持。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双方持续而深厚的伙伴关系，共享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对于包括台美在内的区域各方都至关重要。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法案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方要求美国采取切实举措阻止议案通过成法，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陆批破坏台海和平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称，美国国会涉台议案公然阻挠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助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毫无道理。
　　朱凤莲还批评美国会一再操弄涉台议案，只会在两岸间挑起更多事端。她也把矛头指向台湾，称民进党政府总是试图透过这种形式挟洋自重，结果只会加剧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7

旧文章ID：21056

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关于中国新冠疫情危机初期失控的根源与责任归属，媒体与民间有很多报道、分析与争论，但体制内部对责任归属的互相推诿，已从武汉封城持续到现在，被网民讥讽为“击鼓传锅”与“甩锅大赛”。
　　笔者认为：中国新冠疫情危机初期失控，与官方长期实行的“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密切相关；这一模式是其整体维稳模式的一部分，但已经被屡次证明不仅不能有效防止、反而会扩大社会公共危机，而且违背现代社会治理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原则，应该坚决摒弃，向“内紧外紧”模式转变；为此，既需要政府改变自身认识，更需要增强民众以权利为基础的监督。
　　一、疫情危机初期失控与“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密切相关
　　中国多家媒体，特别是财新传媒，对疫情初期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深度调查与“复盘”，试图厘清真相，挖掘疫情未能在初期得到及时阻止的根源与责任归属。每次相关报道之后，都有相关体制内机构、官员或专家出来撇清自己的责任，但又被动“交代”出部分事实真相。
　　官方疫情防控专家钟南山院士在2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12月31日有关研究机构就已经明确肺炎病原体为新冠病毒，1月3日就已经分离出病毒株，1月7日就报告了湖北与国家疾控中心。财新网2月26日的新闻发布则显示，上海公共卫生中心1月5日就将病毒检测结果上报了国家卫健委，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就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
　　这些信息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关于新冠病毒的性质，政府有关部门在疫情初期就已知情，而且有一定的内部应对措施；只是当时没有对社会公众如实发布相关信息，也没有采取公开、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官方甚至对外故作轻松，“两会”如期召开，文艺晚会、茶话会与“万家宴”照办不误，从而坐失疫情初期的最佳防控时机，最终酿成大祸。
　　问题是：有关政府部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尽管笔者无法确切回答、也无意揣测具体问题出在哪级政府、哪个部门、哪位官员，但合乎逻辑的一个解释，就是官方有关部门“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在作怪：政府想通过内部努力，包括但不限于启动内部应急响应，控制与解决问题（内紧），但对外不公开实情，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故作轻松、安抚民众，显示局面在掌控之中、不会失控（外松）。
　　疫情初期，有关部门官员与专家有两个著名的公开表态：疫情“可防可控”，病毒“人不传人”。这两个表态被认为是误导民众、耽误疫情防控的重要罪魁，但又非常圆滑。说疫情“可防可控”，是因为最终总能找到控制的办法；而且，他并未让你“不妨不控”；如果疫情失控，可以说是防控措施不到位的结果。“人不传人”的正式说法是“没有发现人传人的证据”：最终可能存在人传人，只是证据暂时没有找到而已（无论是否真实）。为什么要做这种表态？其目的都是为了安抚社会公众（外松）。
　　疫情初期，武汉警方对八名对外透露疫情信息的医生进行“训诫”惩罚。虽然这可能是由于警方当时可能还没意识到病毒的性质与疫情的严重性，但在情况未明时，对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对外透露相关信息进行惩罚，其直接目的也是为了安抚社会公众（外松）。
　　二、“内紧外松”危机应对模式的根源与危害
　　“内紧外松”危机应对模式由来已久，是中国官方传统“维稳”模式的组成部分。这种危机应对模式的公开出发点，是为了“防止社会恐慌”，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次生灾害。
　　然而，这一模式的背后，还有一个不便公开透露的理由：担心社会公共危机的公开化可能影响政府形象甚至执政稳定性。地方政府坚持这一模式，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担心辖区内的社会公共危机可能引起上级政府的问责。因此，对于发生的问题，他们能捂就捂，不到迫不得已，不对社会公开。
　　这一危机应对模式，已经被以前的多次危机应对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而且可能导致严重后果。2003年的“非典”危机初期，当时的国家卫健委与北京市政府也是采取这一模式，结果导致疫情失控。此次的新冠疫情危机，失败如出一辙，而且造成的后果超过当年十倍以上，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教训惨重。
　　这一危机应对模式失败且导致严重后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第一，要想达到“外松”的效果，政府部门在采取有关危机应对的“内紧”措施时，就不敢光明正大、放开手脚，而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畏手畏脚，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导致危机失控。
　　根据网上披露的相关信息，早在1月初期，武汉疫情防控一线医生曾对当地有关部门建议，尽快建立类似于2003年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小汤山医院那样的专门医院，隔离收治已经数量众多的疑似病人。但有关部门认为那样会导致公众知晓疫情的严重性，予以否决，从而坐失疫情防控最佳时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第二，“外松”会导致社会公众麻痹大意，对风险丧失应有的警惕，而不采取有力防护措施，从而导致危机的失控与更大的灾害，最终造成的社会恐慌可能比政府当初想要避免的程度还要严重得多。
　　正是因为官方表态疫情与病毒“可防可控”、“人不传人”，并惩戒八名透露疫情有关信息的医生，导致武汉民众在疫情初期根本没有引起重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照样出门正常参加一切活动，甚至照常举办“万家宴”，连口罩都不佩戴，最终酿成大危机。
　　三、改“内紧外松”为“内紧外紧”：难处与对策
　　“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其核心是内外有别，信息不公开，政府不透明。从本质上看，这一模式违背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即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原则。这一模式已经多次让中国政府与民众尝到苦头，必须坚决摒弃。
　　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相反的“内紧外紧”、内外一体化模式：任何可能危害社会公众安全的公共事件，从发生的初期开始，不仅政府内部应该及时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内紧），而且应该坚决贯彻信息公开与透明原则，对民众通报实情，包括事件状态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并按照“从严不从宽”的原则，提醒民众注意风险防控（外紧）。
　　试想，如果官方一开始将“外松”表态换成“外紧”表态：“新冠病毒类似非典病毒，危害性较强；尽管目前没有人传人的证据，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请广大民众一定谨慎小心，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并公布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即使力度不够），那么，民众还会那样麻痹大意，还会有后面的那种严重结果吗？
　　“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在中国由来已久，有着历史惯性以及深刻的“维稳”体制根源。要想放弃并转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需要两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是政府自身应该深刻认识这一模式的弊端与本质，自觉进行转变。这种模式的“内紧”不仅难以成功管控与化解危机，还可能导致更大的灾难；通过“外松”维持政府形象的做法，可能最终以政府形象的崩塌为结果；通过“内紧外松”避免上级问责，可能导致危机失控，最终招致更严厉的问责；这一模式从本质上违背现代社会治理基本原则。
　　如果政府认识到这些，就可能主动通过管理体制的改进，实现“内紧外松”向“内紧外紧”的转变。在不涉及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的领域，包括公共卫生领域，完全可以首先做到这一点。
　　二是民众要积极争取自己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倒逼政府进行转变。如果民众的言论自由与民主选举得到了保障，就可以对政府形成有效监督，促使政府实行充分的信息公开与透明。政府如果由于隐瞒重要信息而危害社会公众利益，会被民众、媒体及时发现与披露，并被追责。
　　政府一旦有了外在的强大压力，就会不得不考虑“内紧外松”可能导致的社会恶果以及自身代价，从而不得不向“内紧外紧”转变。民众以权利为基础与后盾的监督，永远比政府官员的自觉来得可靠。
　　作者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
　　原文发表在2020年3月26日《联合早报》，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8

旧文章ID：21052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

　　目录：
　　一、几组民调看美国人的思维
　　二、如果问中国民众，“谁对中国疫情爆发负有最大责任”会有什么结果
　　三、COVID-19疫情防控：从中国到世界的实际情况
　　四、通过矮化、丑化、妖魔化中国以维持美国的自信

　　一、几组民调看美国人的思维
　　1、COVID-19疫情爆发该怪谁
　　先看一个由民调机构morning consult在前几天对美国人做的民意调查：对美国的COVID-19的疫情爆发应该怪谁？

　　73%的选民认为是中国的错
　　65%的选民认为是这个时候仍然不呆在家里到处逛荡的人的错
　　45%的人认为是CDC的错
　　43%的人认为是特朗普（Trump）的错
　　42%的人认为是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错
　　34%的人是副总统彭斯（Pence）的错
　　（Pence名义上是COVID-19的防控负责人）
　　然后还有反映民主党、共和党、中间/独立派三种不同选民的具体数字。
　　不同政党选民的不同之处：
　　1）62%的民主党人认为Trump有责任，但只有28%的共和党人认为Trump有责任。
　　这个选择是高度政治化的。民主党人当然都非常不喜欢Trump。实际上，就Trump的任何一项政策和行动征求他们的意见，都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62%这个不满意比例对民主党人来说非常之低。
　　2）有更多的民主党选民认为CDC（国家疾控中心）及州/地方政府对疫情爆发负有责任，共和党只有少数人持这种看法。这个区别在于民主党更希冀“大政府”，认为政府要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共和党传统上则追求小政府。所以遇到问题，民主党更容易抱怨政府做得更少。
　　不同政党选民的相似之处：
　　1）有七成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疫情爆发有很大责任。这个我们在本文最后再讨论。
　　2）有六到七成的人认为责任在不好好呆家里还到处乱逛的人。这一条是非常有意思，充分反映美国人的文化内核：疫情期间不好好呆在家里到处乱逛的人，既有可能被传染，也可能进一步传染他人。崇尚小政府的美国人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只要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社会就会太平。这种把社会正常运转的终极责任放在个体的观念是美国核心的价值观。
　　在进一步引申到中美比较之前，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对Trump处理COVID-19的满意度及其对2020年美国大选的意味。
　　2、对Trump的满意度

　　首先看看morning consult的民意调查。全国注册选民中，有53%的人觉得Trump处理得还行。而且这个比例在过去两周中是上升的。
　　如前所述，在绝大多数议题里，80~90%的民主党人批判Trump是很正常的。而针对COVID-19，只有62%的人认为Trump对COVID-19的疫情爆发有很大责任。
　　为了做进一步的印证，我们再看看RCP综合的针对Trump工作满意度的民调：
　　第一张图是对Trump的工作满意度。RCP平均值44.3。这类投票的选择都是非常党派化，大部分民主党都会选对Trump不满意，大部分共和党会选满意。
　　第二张图是对Trump处理COVID-19的满意度。大概可以看出来，人们对Trump处理COVID-19的满意度是略高于对他总体工作的评价的（相差数个百分点）。
　　因此，至少目前看来，如果把政治化因素都排除掉，美国老百姓对Trump的COVID-19应对是相对还算满意的。
　　而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分权，老百姓会把不满分散到各级政府（都是民选的）去。而州/地方政府又是应对疫病的一线。
　　所以至少在目前这个时点，我不认为COVID-19会使Trump在大选中被动，甚至相反，他可以借COVID-19的问题更进一步。
　　二、如果问中国民众，“谁对中国疫情爆发负有最大责任”
　　民调的结果一定符合国民价值观与性格。
　　1、把病毒带来的人的责任
　　1）抱怨食用和处理野生动物的人。在疫情初期，人们对湖北地方吃各种奇怪野味（包括蝙蝠）的人非常愤怒，认为是这种陋习导致病毒传播到人类身上。
　　2）在疫情发展中段，有更多奇怪的本地起源阴谋论论，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病毒时不慎泄露等说法，一度非常有市场。
　　3）在二月末、三月以来，开始转至“美国起源论”。这说法折射的不论是理性和逻辑，还是反美情绪（和美国人将问题推到中国身上一样），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国人对美国的一种情绪反抗。但这种情绪反抗就不在理性范畴么？普通中国人真的是在把COVID-19疫情爆发硬推到美国身上？笔者认为特朗普内心深处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到今天，大部分也会支持对野味市场进行强力监管，永远防止通过野味市场再度引发病毒。
　　2、不遵守纪律与规则的个体
　　中国人非常不喜欢不遵守纪律与规则的个体。但这种情形在国内比较少见，因为在我们的体制里，人们整齐划一行动，都比较守规矩，自一月下旬大规模管控开始后，除极个别人，大多人都很服从纪律。“不听话”的人也就是在最近集中体现在各种归国同胞身上。但这个时候，国内疫情已经完全被控制，民众不会也没有理由把最初的疫情爆发怪罪到被认为是受害者的普通人身上。
　　3、政府/公权力
　　这是中国人抱怨的核心。民众认为，疫情爆发本质还是政府的责任——包括湖北/武汉卫健委、武汉当地公安（约谈吹哨人的人）、湖北/武汉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国家疾控中心……能想到的公权力主题都是责任人。尽管反感野味市场，也带着情绪反美国，但中国民众会把绝大部分真正的责任推到中国政府身上。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体制文化里，政府是拥有巨大权力，但需要承担一切终极责任的终极主体。
　　因此可以想见，如果在中国民调，可能有八到九成的人会把大部分责任推到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
　　以上也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的区别。
　　三：COVID-19疫情防控
　　从中国到世界的实际情况
　　1、中国的抗疫故事
　　以下是笔者的观点，这个观点从1月下旬到现在没有变化过。
　　1）中国经历过SARS，因为最初的迟报瞒报付出了巨大代价。从上到下，从政府到社会，从领导到普通公民，人人都不希望SARS重演。
　　2）SARS是一个病死率达9.6%的严重呼吸道传染病。由于对流感缺乏认识，SARS是中国民众理解呼吸道传染病的主要参照物。
　　3）由于病死率高达9.6%，对SARS需要采取最高级别的、“零容忍”的防控（“航空安全”级别）。
　　4）由于对SARS的巨大恐惧，也使得官方在12月时对突发出现的未知病毒是否当被理解为SARS十分警惕：如果真的是类SARS病毒，则可以避免灾难；但如果不是类SARS病毒，那就会夸大，并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及其他代价。这是面对突发未知病毒时的艰难选择。
　　5）中国在1月上中旬纠结了一段时间，但由于SARS的特殊经历，最终选择了最保守的路径：做最坏打算，假设其严重性可比SARS，在对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尚不充分了解，在疫情爆发尚较早，仅仅出现个别异地案例时（1月20~22日）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力行动，包括最高领导人的强力指示、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武汉/湖北封城封省、推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严格的非医疗干预（NPI）手段等。一切都以举国体制及各种新技术手段为辅。
　　6）在这之后，中国才逐步建立了对COVID-19的认识，包括无症状传播的能力、传播途径、长潜伏期、针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及病死率等。
　　7）通过全面防疫管控，中国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从1月中下旬到2月末）就基本管控住COVID-19，尽管也付出了相当的社会经济代价。但在政府看来，这一切都是必要的。
　　8）整个战疫过程中，政府以最大诚意保障了舆论信息的最大程度公开。因此媒体能够充分报道。防疫中出现的事件，凡是引发舆情争议的，都有快速回应，且对有责任的政府人员进行处理，缓解民情不满。笔者以为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9）为时两个月左右的防疫，是对中国政府、社会、人民的大考。众志成城，齐心抗疫，这场战斗打得艰难，赢得漂亮。10分制，笔者给中国政府打9~9.5。这不是一个事后评估——笔者1月下旬已经这么认为，各国的应对只是印证了我当时的看法。
　　10）之后，从韩国开始，其他国家都纷纷按不同程度和自身国情沿袭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复制的越深入、越系统、越持久，则效果越好。不参考中国模式的，则一定会遭遇疫情大爆发。
　　11）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国家完全浪费掉了中国通过强力防控换来的数周宝贵时间及中国流行病学研究科技数据积累带来的宝贵经验。如此多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一一陷入困境。
　　2、美国人眼中的中国防疫故事
　　笔者这些天又看了一些美国媒体上的关于防疫的叙事。美国人（主流白人，不分政党）心中的中国防疫故事是这样的：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防疫故事：
　　1、中国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信息管制和社会控制”上，公共治理及公共卫生十分落后，政府缺乏对老百姓的呼吸道传染病公共卫生教育，对野味市场则完全缺乏管理，导致病毒滋生，成为随时爆发的定时炸弹。
　　2、12月、1月出现病毒的早期，存在系统性的瞒报、不报，对外界不披露。美国人认为中国掌握病毒的很多信息（而不是在面临突发、未知的、属性及效果不明的新型病毒，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做出重大决策），而是有意识地限制信息传播，“打压及迫害传播信息的医生”，包括动用警察力量去压制对外传播信息者。
　　3、因为中国政府体制的弊病，耽误了非常关键的两到三周时间，使得疫情失控。中国政府没有检测即从武汉放出了五百万人，导致病毒在武汉及全球蔓延（如笔者之前文章欧盟数据日更——欧盟感染率超过中国并回看中国封城决定分析的，武汉在很早的时候就进行了封城，以全社会感染率【每百万人确诊病例】口径比较，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西班牙、丹麦等国在感染率超过武汉时均没有采取任何封城行动）。其实在正常社会里，不封城才是正常的选择，封城才是过于严厉的选择。但在美国叙事中，咬死“武汉封城封晚了，导致五百万人离开武汉传播病毒”。
　　4、中国政府（美国叙事一般都会强调“共产党”）采用各种集权体制，广泛的强迫性的社会动员，利用剥夺个人隐私的高新技术手段、采用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控制手段，对疫情进行亡羊补牢式的控制。
　　5、认为中国政府不是为人民福祉着想的，只是被动式的进行危机处理。过程中还会进一步减少个人权力（SARS模式重演）。
　　6、画风一转，开始鼓吹民主体制的成功模式——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是“民主体制”的，信息最大程度的公开透明，政府对人民负责，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只字不提或不能理解的是：
　　(1)韩国其实是沿袭中国的大规模NPI模式；
　　(2)香港、台湾都是右翼政治主导的，把防疫与反中结合，反中才是防疫的动能（与欧洲极右翼借助疫病抨击欧洲一体化及全球化是一样的）；
　　(3)对中国大陆防疫的成功不代表对其他国家防疫的成功。这几天这些地方的疫情都在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中国大陆；
　　(4)忽略了香港、新加坡这类拥有独立边境管理权限的城邦的不可比性。他们根本就不是美国或欧盟这种超级政治体的参考对象。
　　(5)这些东亚国家及地区的防疫都有西方没有的东亚文化元素，例如公民服从、集体主义、对大政府的期待等（当然香港是个例外）。
　　7、总之，美国要维持的基本叙事是——民主国家防疫能力强，集权国家制造疫病，即便能够亡羊补牢式地防疫，也要付出巨大政治经济社会代价，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由极端国家生产，然后在极端国家内用极端手段控制，然后“祸害”其他非极端国家）。
　　8、因此，所有其他天真无邪美丽单纯善良的民主国家，都因为中国政府被耽误了，没有能够及时获得信息，被打个措手不及，正在付出惨重代价。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参考中国的东亚近邻——例如韩国——通过韩国学习成功的防疫经验。
　　9、中国开始对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国家）积极援助，帮助他们防疫。这是中国希望借助疫情构建全球两极化世界（中国vs美国）甚至实现全球政治霸主的野心表现——将中国外援的动机完全政治化甚至妖魔化，闭口不提人道主义动机。
　　这是美国对中国防疫的基本叙事。这个故事能够帮助证明美国防疫模式OK、美国体制OK、美国价值观OK、美国未来OK。这是美国人最基本的三观。
　　而这其中：不会考虑的因素是
　　1、不会考虑WHO和公共卫生及医学领域专家的意见，所有表扬中国的说法都会被自动屏蔽。其一媒体不会报道。其二报道了也会被瞬间忘记。其三就算记住了也会认为WHO及专家三观不正，有政治意图。
　　2、不会考虑中国防疫模式及机制的好处、值得学习之处。就算要学习，灯塔国高傲的人民学习的也是韩国模式。
　　3、会选择性忽略美国及其他国家相对中国有4~6周的缓冲时间、可以为疫病防控做充足的准备。美国人的故事是：“中国的瞒报使得美国无法及时应对COVID-19”。总之，责任全在中国。美国政府即便有责任，也是少部分责任。
　　此其外，值得关注的是
　　1、美国媒体避免或羞于正面报道中国采取的有力措施。
　　2、疫情期间，中国舆论生态圈有很大自由度，无论机构媒体还是自媒体。实际上，存在着大量批评政府的负面新闻及负面评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这种舆论多样性一个字也不会提，而是继续刻画中国全面信息管制的刻板印象。
　　3、凡是中国国内出现的负面报道，包括对大政府的苛刻要求，都会被美国媒体利用，拿到海外放大100倍，作为妖魔中国化的素材。从李文亮（剧情被西方媒体扩大无数倍）、到武汉放走五百万人，到一切我们能想到的。国内舆论场上出现的好事外国是不会报的。国内舆论场上出现的负面事件会被无限放大，成为反华舆论的组成部分。
　　4、美国媒体会回避COVID-19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防可控”的事实：西方凭借其先进的制度及对民众福祉的最大关注与保护，到底有没有能力在早期就控制COVID-19的输入？美国人的取态是，这样的疫病是一项“不可防不可控”的天灾，由极端政府生产。
　　这个国际舆论生态恐怕是国人意识不到的。我们对政府严加要求，提出质疑、提出批评，这些批评都会被美国政客及媒体放大一百倍、一万倍，作攻击中国、蛊惑全球反对中国的素材与工具。
　　四、通过矮化、丑化、妖魔化中国
　　以维持美国的自信
　　三月初，美国还是疫情的“旁观者”，那时可能觉得此事与己无关，还会稍微客观一点。现在美国疫情也爆发，作为亲历者，就不一样了。就不能客观了。美国人很难承认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加关注人民福祉，更能保护老百姓利益（尽管美国人相信万事需靠自己）。
　　回到本文一开始的民调。无论党派，约七成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对美国疫情爆发负责。
　　这是极度有意思的一个取态。笔者在前作Trump为什么使用″ChineseVirus″这个标签已经做过一些分析。
　　美国固然有民主党共和党左右两党之争。如果说两党政客有一个什么大的共识，那就是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妖魔化中国。这是今时今日在华盛顿能够找到的不多的两党都能同意的政治正确。
　　放到美国人身上也是一样的。（注：笔者在讨论“美国人”时，使用的都不是广义上持有美国护照的美国人，而是“狭义”的、传统的、文化上的、“原型”的美国人——界定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白人）
　　美国人认为，相对于两党之争、美国政府政治的种种不足而言，中国才是美国更大的威胁。妖魔化和贬低中国体制与政府是维护美国政治文化“三观不倒”的根本。如果从中国进口了一个“问题”，同时美国政府不能通过公共治理手段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问题归根结底就要抱怨中国。
　　因此，美国白人吸毒（及致死）不是美国吸毒文化的问题、不是政府治理的问题，而是中国出口芬太尼的问题。
　　美国制造业衰败不是美国企业/劳资模式不够与时俱进、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原因，而是因为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和异端企业文化（《美国制造》）。
　　总之，所有问题都可以找到一个方便的出口——抱怨中国。
　　“抱怨中国”是超越政党及政治光谱的。它可以让美国人更加团结，消化内部的问题，共同对待外部问题。
　　这种集体意识非常之强，好比灌输到每个美国人的脑海里，流淌在美国人的血管之中。这是美国人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每个人都会出来捍卫，不容挑战和抹杀。
　　这是真正的渗透贯穿全社会的软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即便被COVID-19征服，遭遇数万人死亡，仍然会感到自己的政府和制度全人类最优秀。
　　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军舰飞机火炮，不在于跨国企业，而在于其强大的、自信的价值观。
　　中国街头随处可见：“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是我们追求的社会理想状态。
　　但如果说地球上有哪个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一状态，那就是美国。
　　笔者认为美国的COVID-19将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第一。但这丝毫不会影响美国人对其体制的自信与热爱。
　　21世纪，中美大国博弈不可避免。而中国要成就为美国这样的强国，就必须构建最强大、最有向心力、最有吸引力的政治文明。“四个自信”不再是一个愿景与追求，而是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为每个人信仰及贯彻的文化内核。要实现这一点，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8

旧文章ID：21051

作者：  来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2020年3月24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三家媒体发行人对外发表联名公开信。但遗憾的是，这封信投错了对象，它本应发给美国政府。

凡事皆有因果。三家发行人在信里说对了一点，那就是中方收回三家媒体美籍驻华记者证件是对美方驱逐60名中国媒体驻美记者的反制行为。中国记协已在3月6日就美方驱逐中方记者事发表声明。让我们再回顾一下美方不断升级的政治打压行为。2018年12月，美方要求有关中国媒体驻美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今年2月18日，将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发行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 3月2日，宣布自3月13日起，“驱逐” 60余名中国媒体记者。此外，2018年以来，29名中国记者无故被美方拒签，其中9名为常驻记者。所有中方记者只获发一次入境签证，回国休假后常常因美方无故拒签而无法返回美国工作，且中方记者在申请赴美签证时被要求提供很多额外材料。在美方宣布“驱逐”中方记者并对其不断升级政治打压时，作为“业界良心”的三大“主流媒体”有没有替中国同行仗义执言？是否公开批评了美国政府？是否曾敦促美国政府收回错误决定？此时，你们张口闭口标榜的“新闻自由”呢？面对美方不断升级的政治打压和歧视性做法，难道你们指望中方只作“沉默的羔羊”？

公开信把中方对美方的对等反制措施同疫情报道挂钩，认为这些记者因为报道疫情而受到“驱逐”，似乎他们包揽了外界关于中国的信息，似乎没有这些记者整个世界就无法获取中国疫情信息。事实上，自疫情发生以来，中方秉持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每天向外界公布疫情数据，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定期通报信息，并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世界抗击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誉。请三位发行人注意，国际社会不会因为少了你们几家的一些美国记者就无法获得“探究性的、准确的、实地的报道”，而且有些记者是否真的全面、准确、客观向世界报道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他们应该心知肚明，有关报道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这样的记者写出这样的报道，实在是有损你们老字号声誉。

三位发行人在信中要求中国政府放松“对独立新闻机构日益严厉的压制”。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的，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始终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作，并将继续提供便利和协助。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多外国媒体及记者，为什么他们的涉华报道如此丰富和多元？！我们反对的是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的是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作为业界同行，三位发行人为何不批评美国政府对中国记者的限制和打压？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影响记者秉持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报道原则开展工作。中国驻美媒体记者一直严格遵守美国当地法律法规，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仅仅因为中国记者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对他们进行种种限制和刁难非常不公。中国不会因为美国某个媒体偏向民主党或共和党就不把它当作专业媒体看待。同样，中国的媒体也应在美国得到应有的公平待遇。美方不应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媒体进行无理打压。这只能暴露出美方不愿或不敢正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阔步向前的历史潮流。

诚如你们所意识到的，中国发展日新月异，是一座取之不竭的新闻富矿。我们欢迎客观、公正的媒体人前来开采，但对这三家美国媒体发行人公开信中透出的傲慢与偏见，我们不接受。对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中国人民不欢迎。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三大媒体有怨气，你们应该去找美国政府发泄。最后，提醒《华尔街日报》：你还欠中国人民一个道歉！
更多报道：

（外交部网站）2020年3月27日，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分别约谈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驻京分社负责人，就三报发行人日前联名致中国政府公开信，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表示，三家美国媒体的联名公开信显然发错了对象，有关内容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充满傲慢与偏见。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方措施是对美方长期无理打压中国驻美媒体机构进行的必要反制，正当合理。面对美方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媒体的打压，美国媒体既没有为中国同行仗义执言，也没有敦促美国政府收回错误决定。美方长期标榜的 “新闻自由”何在？

公开信把中方反制措施同抗击疫情报道挂钩，妄称没有这些美国记者外界就无法获取中国疫情信息。而美方有关记者相关报道是否真的全面、准确、客观反映了中国抗疫努力，自己心知肚明。

中方强调，中方始终欢迎外国记者依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中方反对的是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的是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三家媒体有怨气，应该去找美国政府发泄。

中方并再次提醒《华尔街日报》，该报发表辱华标题文章，仍欠中国人民一个道歉！

（法广网）美国三家报纸的出版商敦促中国政府撤回最近作出的强迫他们十多名记者离开中国的决定，称中国政府做出这项决定时全球正在面对一场“共同的危机”。中国3月18日宣布吊销三家美国报纸中国分社所有美国记者今年年底到期的记者资格。中国的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驱逐他们。

据能够怎样今天报道说，美国报纸呼吁中国撤销驱逐美国记者的决定。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出版商星期二（3月24日）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们强烈敦促中国政府收回其强迫为我们新闻机构工作的美国人离境的决定。”

据他们指出，在全球正在抗击冠状病毒大流行时，这项决定鲁莽并具有破坏性，“此时此刻或许比现代史任何重大新闻事件更加重要，此刻更突显出从疫情大流行中心进行调查、准确、实地报道，共享信息的急迫重要性。”这封公开信说：“媒体是中美两国政府外交争议的连带损害，在危险时刻危及着剥夺世界获取关键的信息。”

据该报道称，驱逐美国三家报社的驻华记者是美中两国围绕媒体自由和准入最新争议的升级。上个月，美国要求中国驻美国的媒体，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登记为“外国使团”。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在其观点专栏中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该报道歉。在华尔街日报拒绝道歉后，中国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的三名记者，包括两名美国人和一名澳大利亚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日宣布，美国将对五家中国政府控制的国营媒体机构，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在内的记者人数设定上限，从目前总计160人减到100人。美国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媒体在华独立报道的“进一步打压”。

据该报道说，中国外交部为驱逐美国三家报纸记者进行辩护，称针对美国“对中国媒体歧视和压制升级”而采取的这一行动是“必要的”和“对等的”。

来源时间：2020/3/28   发布时间：2020/3/28

旧文章ID：21050

作者：  来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特朗普对习近平说，我将亲自过问，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感谢中方为美方抗疫提供医疗物资供应，并加强两国医疗卫生领域交流，包括抗疫有效药物研发方面的合作。我在社交媒体上已公开表示，美国人民非常尊敬和喜爱中国人民，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教育事业非常重要，美方将保护好在美中国公民包括中国留学生。
   （全文）2020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包括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并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同国际社会一道战胜这场疫情。

习近平指出，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昨天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达成不少共识，取得积极成果。希望各方加强协调和合作，把特别峰会成果落到实处，为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稳定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各方一道，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加强防控信息和经验交流共享，加快科研攻关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卫生治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市场、保增长、保民生，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

习近平应询详细介绍了中方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采取的举措。习近平强调，我十分关注和担心美国疫情发展，也注意到总统先生正在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中国人民真诚希望美国早日控制住疫情蔓延势头，减少疫情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损失。中方对开展国际防控合作一向持积极态度。当前情况下，中美应该团结抗疫。中美两国卫生部门和防控专家就国际疫情形势、中美防控合作一直保持着沟通，中方愿继续毫无保留同美方分享信息和经验。中国一些省市和企业纷纷在向美方提供医疗物资援助。中方理解美方当前的困难处境，愿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习近平强调，目前在美国仍有大量中国公民包括留学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希望美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护好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希望美方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双方共同努力，加强抗疫等领域合作，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特朗普表示，我认真聆听了主席先生昨天晚上在二十国集团特别峰会上的讲话，我和各国领导人都赞赏你提出的看法和倡议。

特朗普向习近平详细询问了中方有关疫情防控举措，表示美中两国都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我高兴看到中方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中方的经验对我很有启发。我将亲自过问，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感谢中方为美方抗疫提供医疗物资供应，并加强两国医疗卫生领域交流，包括抗疫有效药物研发方面的合作。我在社交媒体上已公开表示，美国人民非常尊敬和喜爱中国人民，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教育事业非常重要，美方将保护好在美中国公民包括中国留学生。

两国元首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沟通。

来源时间：2020/3/27   发布时间：2020/3/27

旧文章ID：21048

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31期
   截至目前，美国全国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8万例。其中纽约州3.8万，纽约市2.3万。短时间大量病例的爆发必然导致医疗资源的紧张，也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在疫情压力的考验下，总统和州长会不会产生矛盾呢？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是如何分工和协作的呢？总统和州长们开会又会说些什么呢？

自3月13日特朗普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后，美国社会进入了全国总动员的状态。疫情的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话题，民众尤其关注各级政府的处置措施。在此过程中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会相互指责。白宫也会召集州长开会，商讨共同抗疫的对策。管中窥豹，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政治体制运行的某些特点。特别是在处理疫情中承担主要角色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相处之道。

总统和州长的互怼

“乱世出英雄”，当天灾人祸来临的时候，平时默默无闻的角色可以瞬间成为万民心中的偶像。美联社报道称，纽约州长安德鲁. 科莫 (Andrew Cuomo)就是这样的明星人物。因其每日的疫情简报会和数十次媒体露面，成为了美国应对疫情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每日简报已成为“电视必看节目”。在纽约，连白宫的新冠肺炎疫情简报会都被推迟到科莫的简报会结束后才开始。

科莫的爆红还源于他与特朗普的互怼。3月16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写到：“刚和全国的州长们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电话会议。（会议）进行顺利。纽约的科莫必须得‘多做点事’”。科莫很快就回应道：“我必须多做点事？不—你应该做点什么。你应该是总统！“美联社报道认为，科莫的“实事求是”和他在疫情中“略带斥责的举止”，与特朗普经常发出的“随意和夸张的”信息形成了鲜明对比。

州长怼完还没完，市长更是直截了当。美国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3月19日的记者会中，抱怨总统不作为长达20分钟，在当晚接受CNN采访时也再次抨击总统。3月22日，白思豪说，如果总统不尽快采取行动，美国民众将付出 “生命的代价” 。 他还表示，特朗普总统来自纽约市，但却不愿意帮助自己的家乡，“我不明白”。 他请求白宫动用军队医护人员帮助抗疫，启动《国防生产法案》为患者生产呼吸机，“如果总统不采取行动，那些本来可以活下去的人会死去”。

特朗普刚结束与纽约州的“战争”，又开始炮轰另一名民主党籍州长——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他17日上午在推特上写道： “失败的密歇根州州长必须更加努力工作，更加积极主动。我们正催促她把工作做完，我与密歇根同在。” 惠特默随后回应道：“既然我已经引起了你的注意，总统先生，推特攻击并不能解决这场危机，但迅速和明确的指导、检测、个人防护装备和资源可以。”

因为防疫问题，伊利诺伊州州长普立兹克（J. B. Pritzker）22日与特朗普总统透过推特“隔空互怼”，普立兹克在接受CNN访问时，首先指责联邦未及时行动，导致伊州无法获得足够支持，并使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川普则立即在推特发文响应，普立兹克等一小群州长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缺点归咎于联邦政府。 芝加哥市长莱特福特（Lori Lightfoot）随后也加入推特发文，“亲爱的上帝，请站出来当领导者，当你一直在抱怨恶作剧和假新闻时，新冠肺炎病毒已经席卷了整个美国”，她说，是普立兹克与其他人补上了国家领导者的空缺，“要么你就好好领导， 否则就不要妨碍他们”。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

州长为什么要和总统互怼呢？州长为什么敢和总统互怼呢？这当然和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联邦政府是在州的基础上组成的，所以州的权利很大，从许多角度看，除了外交、军事外，州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有一个国家所具备的一切的法律、税收、警察、教育、选举制度等。

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职责范围由宪法规定，属于联邦政府的核心权力大致包括：外交、国防、造币、移民、入籍以及贸易等。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联邦政府的权力也随之有所扩展，比如联邦政府通过与州政府合作，制定出一些由联邦提供经费、州政府实施的法律和项目。这种合作领域主要包括：教育、社会福利、住房补贴及营养项目、国土安全、交通和紧急行动等。

根据宪法的规定，州政府不是联邦政府的下属；各州享有自主权，没有服从联邦政府的责任。但是，当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与州宪法或州法律相抵触时，州宪法和州法律必须服从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互动

既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那么州政府如何与联邦政府打交道呢？联邦政府需要跟州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一般都得以提供某项联邦援助作为筹码。对州政府而言，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只有宪法和国会通过的联邦法案。当然美国还有各种政府间组织连接两级政府。

民权运动时期，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反宪法，但在阿肯色州小石城，为阻止黑人进入白人学校，该州州长动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禁止黑人学生入学。于是，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将该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并派出空降兵到该州， 强制推行联邦法庭决定，保护黑人儿童入该校。最终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案》，铲除了南方各州的种族歧视。

在政府间组织中，最有实力的州级政府组织包括州政府理事会、全国州长协会。州政府理事会（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  CSG）是美国唯一同时联系各州立法、行政与司法分支的综合政策研究与协调机构，成立于1933年，主要职能是通过领导力教育、调研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预测社会、经济和政治趋势，为有关政府官员提供政策建议。

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NGA）的历史已逾百年，号称是“在华盛顿最受尊敬的公共政策组织之一”，成员是50位州长和五个海外领地（美属萨摩亚、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行政长官。协会的正副主席由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州长轮流担任，以保证“政治公平”。协会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着眼于改善州政府的工作，通过设立“最佳实践中心”（The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等方式就解决最紧迫的公共事务提出解决方案；二是处理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与上述两个最重要的州级政府间组织相联系的，还有一大批由各种州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组织，它们组成了争取和捍卫各州利益的共同体。

政府间组织的法律地位仍然是非政府组织，主要职能是代表州政府与联邦政府讨价还价，争取和维护相关利益（如联邦政府的政策、拨款等），保障政府雇员的权益，所以它们与政治活动的关系是直接而密切的。

总统与州长会议

当然，总统和州长的互动少不了开会。平常开会一般都是总统到州长协会上“宣传”一下联邦政府的成绩和需要推行的一些措施等等。可一旦出现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紧急事务”，就变成了解决问题的“专项会议”。

3月19日，特朗普总统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主持召开了州长视频会议(会议纪要见附件）。在会议上，部分州长向总统致谢了联邦政府已经提供的支持，阐述了目前存在的困难以及需要联邦政府继续提供支持的紧急事项。主要问题集中在增加医疗防护用品的生产和采购，为缓解经济影响提供财政支持，之后联邦政府的举措也充分反应了这次会议的内容。

会议持续了1个多小时，先后有十几个州长发言，联邦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回应了州长们关切的一些问题。在会议上，有些州长会比较直接，单刀直入，甚至带有指责的口气。也有的州长说得比较客气和委婉。从中可以“读出”很多信息。比方说州长们关心什么问题，联邦政府可以做什么，总统有什么权限，政府对谁负责等等。

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处理疫情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差别。从理论上探讨不同政治体制下处理疫情的优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也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现实中去慢慢体验，尤其是在政府处理危机的时候，而新冠病毒疫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窗口。通过了解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与互动，看到总统与州长们的相互指责及会议内容，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

附录：新冠病毒疫情总统与州长视频会议纪要

唐纳德·特朗普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好的，查德，可以开始了吗？

查德·沃尔夫（Chad Wolf）——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总统先生，副总统，非常感谢你们到访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你上周签署了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宣言，赋予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权力，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和州及地方政府展开合作。州长们，你们将了解FEMA的工作流程。再次感谢你们来到这里。

唐纳德·特朗普

非常感谢。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参与是件很好的事，我们一起取得了巨大成功，感谢在座的所有人。和你们在一起是一种荣幸，你们干得很棒。现在取得了很多进展，我期待着与州长们交谈。我们和50个州都保持着密切的沟通，马上开始视频连线。

谢谢。迈克，你想说点什么吗？

迈克·彭斯

谢谢，总统先生。首先我想感谢国家应急协调中心和FEMA的优秀团队，感谢今天加入我们会议的所有州长。今天的会议我们将讨论缓解疫情、病例测试和物资供应等方面的问题。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和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抗击疫情。为应对疫情，在座的州长们都作出了快速的反应。联邦政府也将全力支持我们的州和当地社区抗击病毒，一起度过难关。

唐纳德·特朗普

我完全同意迈克的意见，谢谢。我们先不回答媒体的问题，请州长们先说。好吧，第一个是谁？

布赖恩·坎普（Brian Kemp）——佐治亚州州长

我提三个问题。第一，请把国民卫队的指挥权留给州长，以便我们可以根据州的具体情况进行调遣。第二，感谢您提供在多宾斯空军基地（Dobbins Air Force Base）的联邦医疗设备，希望您能够将这些医疗设备继续留在亚特兰大地区的医院。第三，希望继续推动经济刺激计划在国会通过，因为大家都将面临严重的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失业保险的问题，希望您有时间关注一下，我们也会和国会代表说。我知道您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我只是提一下。再次感谢您不断的沟通与支持。

唐纳德·特朗普

谢谢，很好，非常感谢。我们会考虑你所说的所有问题。下一个是谁？有请下一个州长。

菲尔·墨菲（Phil Murphy）——新泽西州州长

我很快讲几点。这一周，我们和FEMA合作得很好。FEMA 帮助我们建立了测试点，今天下午4点还来跟我们讨论提供更多床位的问题。所以先表示感谢。

我们与医院就备用医疗设备支持进行了沟通，有两点。其一，我想重复一下刚才佐治亚州坎普州长关于财政支持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上帝会帮助那些自助的人。所以我向你保证，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筹集医疗设备。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得到了捐款，但我们仍然需要大量的战略储备。我就说这两点。非常非常感谢。

唐纳德·特朗普

菲尔，请你尽可能的筹集物资，同时我们也正在想办法大量生产。坦率说，以前从来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尽你所能。在财政支持方面，我们会非常认真考虑这一点。谢谢你，菲尔。下一个，约翰。

约翰.贝尔.爱德华兹 (John Bel Edwards)——路易斯安娜州州长

首先我想感谢副总统先生的沟通协调和所有帮助。我想说的是，如果按人均计算，关于医疗基础设施，在全国我们处在前三到四位。但根据我今天收到的数学模型计算，早在七天前就开始超过我们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病例快速增长之后，我们可能只能多撑三天。因此，我请求帮助，快速提高我们的医疗能力，但目前尚未收到回复。我们还通过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申请建立联邦医疗站，尽我们所能来减缓传播，这个时候我们的确非常需要扩充医疗能力。这是我最关心的，向您表达这个事实，并请求您持续的帮助。

唐纳德·特朗普

好的。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会尽力提供帮助。好。非常感谢，约翰·贝尔，谢谢。在我们等待下一任州长发言的时候，迈克，请你说几句。还有，黛博拉，也请你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请另一位州长发言。

(副总统迈克·彭斯介绍联邦政府解决医疗物资的情况…)

(美国全球抗击艾滋病大使、白宫抗击新冠病毒特别协调员黛博拉. 博克斯（Deborah Brix）介绍关于解决医疗物资问题的一些建议和需要州政府提供的信息…)

唐纳德·特朗普

非常感谢，迈克。(迈克补充说明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及正在研制的疫苗相关情况…）好的，有请下一位州长？

皮特·里基茨（Pete Ricketts）——内布拉斯加州

好。非常感谢您和副总统的领导。刚才大家提到了医疗设备和测试，这也正是您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的确需要加大这方面的措施。我有三件事情请您考虑。

一个是测试用的试剂不够的问题。第二是如何尽快解决急救人员，公共卫生官员等一线人员的儿童保育问题。第三，教育部提出了一些教育要求，请他们和州教育部门的相关人员对接一下，给予更多指导，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唐纳德·特朗普

很好，感谢你在这些事情上所做的努力，我们会马上给你回复，皮特，谢谢，你做的很好。谢谢。好吧，下一个是谁？

查理·贝克（Charlie Baker）——马萨诸塞州

首先，我要感谢您签署了《家庭第一法案》，这必将为我们大家提供必要的资源。

关于医疗设备的问题，我有两个问题，这显然是我们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国防生产法》如何实施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它能够带来多大的医疗设备的产能? 然后，第二件事，我不太确定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所以我要向您提出来。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你之前在电话会议中的建议，不应该仅仅依靠库存，我们应该出去买东西，下订单，并试图给制造商和分销商造成压力。但我需要告诉您的是，在三个大的订单上，我们输给了联邦政府。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吗？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人有机会卖给你或者给我，毫无疑问，我将是那个失败者。

唐纳德·特朗普

[笑]好吧，查理，非常感谢。嗯，我们确实鼓励你出去看看你能买到什么，如果你能更快地得到它。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也许这就是你输给联邦政府的原因。我请迈克具体谈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些全新的信息。

迈克·彭斯

…

唐纳德·特朗普

我要说，查理，对每个人来说，这个国家真的已经行动了，我想我们可能几十年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了。这种行动的方式难以置信，我们希望尽快摆脱这种局面。好。接下来 -谢谢你，查理。请下一个州长。

拉里·霍根（Larry Hogan）——全国州长协会主席，马里兰州州长

总统先生，副总统先生，我是全国州长协会主席拉里·霍根。首先，非常感谢您今天主持的会议以及您在过去几周里与所有州长进行的良好沟通。总统先生，感谢你昨晚签署第二份经济刺激方案以及为减轻我们大家面临的经济影响而正在进行的努力。

非常感谢你任命前州长彭斯副总统领导这场危机。他在与我们所有人合作和接触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在今天的会议之前，全国州长协会召集了所有州长开会，在会上我们收集了很多问题，其中有25-30个问题是大家都提到的，有一些问题是大家高度统一的。第一，各州至少需要50%的的补充资金。在州一级，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实际需求，更快的将资金提供给那些受到影响的小企业。第二， 增加医疗设备的产能。第三，授予州长调动国民卫队的灵活性。第四，启用《国防生产法》。最后，为完成人口普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这些就是州长们提到的五个常见的问题，所有的州长都想解决，其中一些您也已经谈到。

再次感谢您的合作，您有一个很棒的团队一直在工作。我想尽量不打扰您，所以给副总统和其他部长打电话。我想重申我昨晚与白宫谈论的内容，那就是说您提到的一点：办事走正常的FEMA程序。我知道您愿意亲自帮助州长，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我认为，如果你通过区域的FEMA协调员，让更多的人解决这些问题，事情会变得更好。我只是抛砖引玉，或许还有其他人会提到这一点。

…

来源时间：2020/3/27   发布时间：2020/3/27

旧文章ID：21046

作者：何瑞恩 文 张涓 译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30期
编者按：本文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美国外交官何瑞恩（Ryan Hass）于3月19日在布鲁金斯网站上发表的评论。作者授权《中美印象》翻译发表。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

2019年12月31日，中国武汉市政府证实了该市存在许多神秘的新型肺炎病毒病例。在随后的几周里，该病毒在整个中国传播，并最终扩散到世界各地。导致这种疾病的病毒现在称为新冠病毒，已经夺走了各大洲成千上万的生命。该病毒的大流行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影响，几乎肯定会引发全球衰退。

在正常情况下，如此大规模的危机将促使美国担当国际领导的角色，动员资源并号召各国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进。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非洲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东南亚海啸灾难期间以及许多其他情况下，美国都发挥了这种领导作用。

华盛顿和北京协调各自对全球危机的反应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中国采取的同步刺激措施避免了萧条。美国和中国共同对非洲埃博拉疫情做出反应的速度和规模挽救了大量生命。当2015年联合国维和能力面临日益严峻的压力时，中美两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支援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的贡献往往远远达不到美国的期望，需要美国付出更多的外交努力才能获得中国更多的参与。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形成了一种模式：当世界面临危机时，中美都将搁置分歧，共同努力开展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

遗憾的是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冠状病毒的传播已成为当前双边关系的一面镜子，目前两国的表现很不好看。现在，两国领导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病毒的发源地和传播者的责任上，而不是共同采取行动遏制该病毒的传播。

美国的对华鹰派抓住新冠疫情带来的“机会”，不遗余力的破坏中国政府的形象。公平地讲，中国当局最初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些批评：起初令人震惊的缓慢应对，不透明的方式，以及延迟回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派遣专家赴武汉的请求。北京阻止台湾从世界卫生组织获得有关该病毒的信息的行为也应该受到批评。

有的国会议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的一家生物武器实验室，然后散播出来的。有的美国知名人士认为，中国公众因政府对新冠病毒反应的不满会引发严重的公众信任危机。特朗普总统已开始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人们担心这种言辞会导致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加剧（编者注，特朗普总统已经于24日停止使用“中国病毒”）。命名的争执，相互的指责以及羞辱中国似乎已经优先于与北京共同努力遏制该病毒的致命扩散。

不甘落后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极力传播一个阴谋论，说该病毒可能是由美国军方合成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个不着边际的阴谋论也得到了中国政府派驻世界各地的大使的重复和回应。著名的中国评论员铿锵有力的指出，他们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比民主体系更适合应对危机，这实际上将一场全球危机变成了针对意识形态的零和竞争。（这些中国评论员似乎没有意识到台湾和韩国是两个根深蒂固的民主国家，其回应是同类中最好的。在衡量遏制病毒能力时，技术能力的高低可能比政体的不同是一个更好的指标。）

双方的互相指责进一步导致了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在这样的环境下，甚至与眼前危机无关的事件也被用来论证另一方的说法的正确性。在这个过程中，之前经过艰苦努力而建立的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模式也被打破了。

我对华盛顿或北京出现有远见卓识、并能立即打破眼下以牙还牙、争锋相对的困境的领导层不抱任何幻想。如果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还是完全破裂的话，双方应该呼吁集中力量，加速疫苗研究和临床试验，共同动员诸如呼吸机等救生设备的生产，并协调对最需要援助的国家的国际援助。令人失望的是，在当前环境下，一个人所能希望的最好的结局是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专注于自己国家的问题，而不是试图寻找替罪羊。

即便如此，如此低的期望值也无法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新常态。新冠病毒具有毁灭性，今后可能还有其他危机更具挑战性。如果中美两国不能找到恢复更富有成效的两国关系的途径——即在双边关系竞争和争斗加剧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全球危机中进行合作，那么，美中两国都将遭受恶果。

当新一届美国政府组成后，一般需要恢复前任政府为加强美中协调以解决危机而建立的努力。尽管每种危机都是特殊的，但是有一些指导原则可以帮助确定工作方向。其中包括在危机开始时安排直接的领导层沟通。通过电话或信件进行的这种沟通应被用来显示美国领导人对美中联合行动的重视，美国政府还应指定一名美国官员担任总统的协调员。在中国自上而下的体系中，这种信号经常是必要的，可以推动北京繁冗的官僚机构行动起来，并指定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具体负责，整合北京的资源，回应美国代表所提出的相关工作。

中美两国高层领导层间的沟通需要紧随两位指定的高级协调员之间的沟通，以及通过两国首都大使之间的日常沟通来进一步加强。美国协调员需要询问中国可以做出的具体贡献，制定中美可以执行的时间表和计划，并能够清楚地预知这种捐助将如何增强全球范围的援助。一旦原则上就应对危机的协调方法达成协议，两国必须授权具体负责工作的人员执行计划的权力。

归根结底，美国领导人不需要喜欢或同意中国领导人（的所有决定）。但是，两国领导人确实需要建立一种关系，使两国在做出对共同利益和全球利益有利的决定时能够共同向同一方向努力。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能达到这个最低的标准。

来源时间：2020/3/27   发布时间：202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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