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风言细雨  来源：看那日出日落

延伸阅读：史达伟：美中双边关系：历史的教训
      3月24日，在新冠病毒源头闹得剑拔弓张的关键时刻，中美关系突然出现大逆转，此前一天，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记者专访时明确指出：散播病毒来自美国军方实验室这样的“疯狂谣言”十分危险，这是我的一贯立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节点—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

以正能量自诩的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显然也意识到这种无端指责美国的危险性，同一天他也在推特上发声说：“冠状病毒挑战全人类，现在是人类最需要团结的时候了。如果美国和中国此时发生冲突，历史将不会原谅。煽动中美冲突的人，将受到历史的谴责。”

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很识时务地删除了“可能是美国军方把病毒带到了武汉，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的英文推文，自媒体上有关“零号病人是美军女军官”的谣言帖子也被删除。正在应对疫情的美国政客好像也很默契：特朗普在每日记者会上，不再提中国病毒这个引起巨大争议的名词，而且向亚裔发出友好的问候。

这些声音我相信是来自高层的压力，中美关系走到现在，虽然历经艰难坎坷，但毕竟来之不易。1972年，中国国内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僵化的中美关系有所松动，1976年，随着毛、周先后离去，“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中美关系快速升温。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1979年邓小平高调访美，那是中美两国关系冻结30年之后，中国高级别领导人访问美国，访美期间，目睹了美国的繁荣，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出了一句高级领导人不敢说的心里话：“这几十年，和美国做朋友的都发达了。”

抛开意识形态，追溯历史，美国是近代当之无愧的对中国帮助支持最多的国家。且不说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为导向带动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无不注入了太多的美国元素。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的帮助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或许就不止八年，没有美国的帮助支持，过去四十年来的经济繁荣和世界工厂就根本无从谈起。

特别是2001年中国在美国支持下加入世贸组织（WTO），对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入世十年后的2011年，中国GDP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五倍之多，由世界第六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也意味着其国力与影响力在日益增长，这无可避免地会威胁到美国主导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地位。

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时，中国还非常贫穷。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当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平均人均GDP是490美元，当时中国人均GDP连世界上最贫穷非洲国家的1/3都没有达到。当年中国经济体量2119亿美元，只有美国GDP的9%，中国对外贸易只有206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只有9.9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一般靠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从1978年到198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平衡，中国从美国进口多，出口少。但从1985年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增加，当年获得了6000万美元的顺差。此后贸易顺差一路飙升，2018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4192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85年只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到现在变成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50%以上。

中国的强大繁荣，看似是靠勤劳忍耐以及体制优势，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但抛开意识形态的成见，就清楚地看到，没有美国敞开市场，没有美国技术创新，今天可资炫耀的东西并不是太多。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外汇储备几乎都是美国的贡献！是美国重构了中国经济，中国没有对美国持续的贸易顺差，财力不可能如此丰厚，国力不可能如此强盛，对外援助也不可能如此慷慨！

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回忆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夕，邓小平接待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时，坚持让普雷斯立即给卡特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接收5000名学生。凌晨三点被电话叫醒的卡特回答道：“告诉他派10万名过来。”邓这样做了，截至1987年，不到十年，真有1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这成为签证、奖学金和其他教育交流大增的一部分，这改变了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且仍在继续。”

2000年，在和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关头，克林顿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是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而是同意进口MZ最珍视的价值之一，即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不只是梦想的力量，而是实现他们的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里根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亨利·罗文（Henry Rowen）甚至极其乐观地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MZ国家俱乐部”，他预计20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000美元。事实证明，中国比他预测的要早两年实现，只是没有加入那个俱乐部的意愿。十几年过去，中国得到了想要的，但很显然无论是克林顿，还是亨利.罗文都严重误判了大国，而且错得一塌糊涂。

对于中国崛起的威胁，美国学者和专家早在2005年就提出过“两国集团”（G2）的概念，认为中美将发展成世界两强，而两国关系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议题。经历2008金融风暴，奥巴马初时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处，以“G2”框架发展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并在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进一步提出“两国协调”（C2），强调“协调”（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命运共同体”（Community）。2013年6月，中国再提“新型大国关系”，重申中美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国崛起无可避免会损害到美国的利益，抱有冷战思维的精英主张应以“敌人”的心态看待所有威胁美国地位的国家。2013年在南海仲裁案及韩国安装萨德系统等问题点燃中美不和的导火线，奥巴马任内的国务卿希拉里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强硬，后来被特朗普起用为贸易顾问的纳瓦罗（Peter Navarro）早在2011年完成了《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该书在2011年就被特朗普列为最喜欢的书籍之一。

这本书和随后的纪录片，纳瓦罗谴责肆无忌惮的经济行为和生产致命产品，比如易燃的婴童背带裤和假伟哥，指责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利用采购廉价商品，导致美国制造商纷纷破产。纳瓦罗的观点引起商人特朗普注意。对于中国给美国制造业带来的损害，特朗普也持类似看法。2016年，纳瓦罗以经济顾问身份参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并且很快赢得信任，被特朗普称为“在中国问题上的硬汉”。

众所周知，40年前邓小平定下“韬光养晦、绝不出头”的外交基调以来，中美之所以能够屡经风浪却又能合作向前，并不是基于相同的价值观，而是战略性利益的合作。最根本的，是基于中国不能也从来没有展现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意愿。奥巴马虽然一贯政治正确，但对“两国集团”（G2）的提议也并未回应。

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年在美中经济战略对话开幕式上表态: “我多次听到提到大国关系，一种新型模式。我认为，新型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由行动来界定。新型关系将由我们共同所作出的决策来确定。”在被问到美国不那么热衷“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前国会参议员吉姆·泰伦特在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两国对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建立国际关系，有根本不同的看法。”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曾经合署了一篇名为《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文章。说明美国对中国心态的转变。坎贝尔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特纳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事务部的资深研究员。

文章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判，检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克林顿支持中国加入WTO以来，对中国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融入西方主流价值观就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趋势。然而现实是，中国在完全保留其政治体制既有特性的同时，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机遇，并借此强化自身经济实力，进而在全球秩序中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中方代表团团长曾说：“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像邓文迪和默多克，代价太大了”。

把中美经济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取夫妻之间合作的紧密相似之处。也不存在谁是夫，谁是妻，只是谁也不能轻易离开谁，夫妻之间虽然有争吵，有的时候还想着要离婚，只是庞大的夫妻共同财产和利益，让任何想离婚的一方都会有所顾忌，有所犹豫，不能在公开场合把话说绝说死。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巨额贸易往来，也有庞大的债务，更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大分歧。

2018年7月25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第八届中美民间对话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引用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在2009年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所说的“风雨同舟”，指美中两国实际上同处一艘被狂风和巨浪袭击的大船上。说随着中国的发展，有人认为中美已经而且不在同一条船上。“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发展意图的误解误判，我相信我们仍然在同一条船上。”

中美贸易争端，源于美国持续开闸放水30多年，庞大的贸易逆差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里造就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中国模式”，华尔街的投机客和美国主流精英们都在与中国的交易交往中赚得盆满钵满。只是到了川普，才高度意识到中国借美国资本赚美国钱，挟国家资本不惜代价另搞一套，以“一带一路”撬动欧亚板块，然后挑战美国的海权和陆权的重大风险。

早在1993年，赖维·巴特拉教授（Ravi Batra）就出版了一本“自由贸易的迷思”（The Myth of Free Trade），书中大谈美国经济实力衰退，就是受害于自由贸易。这个教授指出，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劳工被假设是同值的，经理论推导，可以获得参与贸易的双方都会受惠的结论。但若劳工并非同值，像美国劳工成本远高于许多贸易伙伴国时，自由贸易会使美国受害；这正是美国实际工资在1973年后逐年下降的原因。

巴特拉提出恢复美国经济的五大建议，第一个就是将美国平均关稅率从5%先提高到20%，然后在五年内提高到40%。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提出对中国进口产品课征45%关稅的政见，此次实施25%的关税，与25年前巴特拉教授的建议近似。巴特拉教授为何选择40%？因为他估计那可以让美国进口依赖度从占GDP的13%恢复到美国经济衰退（1973年）前，占GDP6%的水平。

川普放言要让流出去的水回流，逼迫世界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从而平衡美国流向海外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虽然在入世时有过种种承诺，但中国很清楚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意味着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对等开放还会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冲击半封闭半混沌的威权统治，使得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自主权和选择权，这也是中国最不愿意面对的结局。

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近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具有普遍意义，史达伟说，美国数十年对中国施以善意，但中国却以怨报德。川普政府对华竞争姿态不是中国所称的要压制中国，而是源于对中国的失望。他在演讲中回顾美中关系，举例说明美国政府如何向中国释放善意，帮助中国发展。

他说，这是为了“实事求是”，陈述事实，驳斥一些错误的说法，尤其是中国所宣传的，华盛顿近来对北京的竞争姿态，是源于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敌视，或者是为了“遏制中国”（keep China down）。史达伟说，二战后70年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不仅是间接受益者，而且美国在各个领域为中国发展提供具体直接的帮助，包括军事、科技、情报、经贸、民间和学术交流，甚至是执政能力建设。

史达伟坦言：美中建交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主要考量是冷战、遏制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对华友好，帮助中国入世，即便中国侵犯x权、窃取知识产权、不遵守贸易规则、将核导弹技术扩散到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鲜等国，美国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幸的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敌视美国，越来越敌视我们的利益和原则。”

“这促使美国人民和本届政府重估这些政策。蓬佩奥国务卿说过，我们数十年来顺应并且鼓励中国崛起，这种崛起甚至是以牺牲美国价值观、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常识为代价的。所以，北京的敌对行为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这是中国的选择。这完全不是美国官员40年前启动美国多方位政策大力支持北京现代化和自由化时所想要和期待的。”

美国政治学者Graham T. Allison曾经以古希腊城邦斯巴达与雅典争雄的故事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指出旧有霸权面对新兴势力两者之间难免一战。虽然此说并非必然，但随着中美冲突在日益严重，国际社会确实已有不少声音担心中美正朝着“新冷战”的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演变到今天，虽然历经艰难坎坷，但毕竟来之不易。如果冷战局势加深，甚至演变成热战，跌入所谓的“修普底德对陷阱”，对世界而言将是一场不可预知的灾难。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应该用足够的智慧来化解矛盾和纷争，中国更不要被一些想回到四十年前的极左势力所误导。

来源时间：2020/3/26   发布时间：2020/3/26

旧文章ID：21036

作者：EDUARDO PORTER, JIM TANKERSLEY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数十万人死亡的代价，该如何衡量？
　　特朗普总统和商界领袖们越来越多地质疑，为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而让美国经济长期停摆是否明智——这种停滞已经让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
　　“我们的人民希望重返工作岗位，”特朗普周二在Twitter上宣称。他还说，“对策不应该比问题更糟（糟很多）！”
　　从本质上讲，他提出了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努力解决的问题：一个社会如何评估经济福祉和健康之间的取舍？
　　“经济学家应该进行这种成本效益分析，”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经济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说。“为什么没有人在一个月或一年的停摆带来的经济代价和由此拯救的生命之间做一个量化对比？整个学科完全有能力这么做。但大家还是不愿意冒这个险。”
　　一些支持取消当前经济活动限制的经济学家表示，州长乃至特朗普政府都没有对这些限制的成本和效益做出充分评估。
　　“我们非常重视拯救生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家凯西·马利根(Casey Mulligan)说，他曾在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担任过一年的首席经济学家。“但这不是唯一的考量。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到了流感季，我们不会让经济停摆的原因。他们忽略了做事的代价。同时他们对能拯救多少生命也毫无概念。”
　　不过，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倒是普遍认为，取消这些限制将使更多的人死于这种病毒，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几乎不会给经济带来什么长期的好处。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经济学家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表示：“引入成本效益框架是有帮助的，不过一旦你这样做了，得到的结果将是压倒性的，你无需更多细节就知道该怎么做。”
　　沃尔弗斯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解除限制的好处会超过失去生命的代价，那就是“流行病学家在死亡的问题上对我们撒谎了”。
　　权衡人类生命的经济成本似乎不可避免地显得愚蠢。但是，社会也重视工作、食物和支付账单的钱等事物，以及满足其他需求和防止不相关的不幸的能力。
　　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基普·维斯库西(Kip Viscusi)表示：“让人变穷也会对健康造成影响。”维斯库西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利用经济方法来评估政府监管的成本和收益。
　　失业者有时会自杀。如果穷人生病，他们死亡的可能性会更大。维斯库西估计，在整个人口中，经济每损失1亿美元的收入，就会导致一起额外的死亡。
　　政府机构定期计算这样的取舍。例如，美国环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设定了一个标准，每拯救一个生命的成本约为950万美元，将其作为是否清理有毒废物场地的决定基准。
　　其他机构使用类似的方法进行量化评估，以决定是投资减少十字路口的事故，还是加强工作场所的安全标准。农业部有一个计算标准，用来估计食源性疾病的经济成本——医疗保健、过早死亡、非致命病例造成的生产力损失。
　　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决定冒险把这种想法应用到冠状病毒大流行上。
　　在周一发布的一篇论文中，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马丁·S·埃辛鲍姆(Martin S. Eichenbaum)和塞尔吉奥·雷贝洛(Sergio Rebelo)，以及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的马蒂亚斯·特拉班特(Mathias Trabandt)使用了美国环保署的数字，分析在不造成经济成本超过收益的情况下减缓疾病传播的最佳方法。
　　即使没有政府强制的封锁，经济也会急剧收缩，因为人们为防止传染，会选择远离工作场所和商店。在这种情况下，埃辛鲍姆和同事们估计，到2020年，美国的消费者需求将减少8000亿美元，降幅约5.5%。
　　根据流行病学预测，当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时会迅速扩大，感染半数以上的人口，然后群体免疫才会减缓其进程。假设感染者的死亡率为1%，那么大约170万美国人将在一年内死亡。
　　通过减少经济活动来遏制病毒的政策，可以减缓病毒发展并降低死亡率，但它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代价。
　　埃辛鲍姆及同事们说，既考虑经济损失又考虑生命的“最优”政策需要实施一些大大减缓经济增长的限制措施。按照他们的评估方法，2020年，消费下降超过一倍，达到1.8万亿美元，但死亡人数减少了50万人。这相当于每挽救一条生命就损失200万美元的经济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让经济衰退变得更糟，”埃辛鲍姆说。但一个重要的推论是，这种牺牲是有限度的：超过某个限度，为了拯救更多的人而失去更多经济活动就不值得了。
　　他指出，这个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中的假设，它是为了表达取舍的量级。经济学家们仍在作调整。如果考虑到医疗系统可能会被Covid-19的病例压垮，从而增加死亡率，那么成本效益比将会改变，因此会有必要以更快的速度实施更剧烈的封锁措施。
　　归根结底，这是在衡量生命的价值。
　　196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C·谢林(Thomas C. Schelling)提出让人们为自己的生命定价。通过观察人们愿意花多少钱来减少死亡率——购买自行车头盔、在限速范围内行驶、拒绝购买附近存在有毒废料的房屋，或者做工资更高、风险更大的工作——政府机构可以计算出一个标价。
　　不过，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奇怪的数字。正如澳大利亚伦理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所指出的，在贫穷国家，两三千美元就能挽救一条生命，然而他们仍然任由许多人死去。“和900万美元比起来，”他说，“简直不可思议。”
　　再纳入死者的年龄，讨论会变得更加敏感。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拯救一个80岁老人的生命，和拯救一个婴儿的生命，有同等的价值吗？
　　曾为奥巴马政府工作的法律学者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是白宫负责这类评估的办公室主任，他曾提议将政府政策的重点放在拯救生命时长上，而不是像其他国家的惯例那样，仅仅关注生命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拯救年轻人的项目，比另一个同样的拯救老年人的项目更好，”他写道。
　　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美国环保署曾试图朝着桑斯坦喜欢的方向前进。为了计算监管发电厂烟尘排放的立法的成本和收益，它必须计算出降低过早死亡率的价值。它没有像过去那样，为每拯救一条生命估价610万美元，而是采用了年龄折扣：70岁以上的人只占年轻人生命价值的67%。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等机构对此强烈反对。于是美国环保署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再说一遍，美国环保署不会在做决定时使用年龄调整分析，”当时的环保署负责人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辩称。然而，在对所有人的生命一视同仁的同时，该机构无形中造成了年轻人剩余生命的贬值。
　　无论老年人的经济价值如何，Covid-19对他们来说似乎更致命。但特朗普周二宣布，在面临最大风险的人得到保护的同时，经济在未来三周内也会是“蓄势待发”的状态。“老年人将受到保护和关爱，”他在Twitter上写道。“我们可以同时做到两件事。”

　　Eduardo Porter自2004加入《纽约时报》，此前供职于《华尔街日报》。他曾自墨西哥城、东京、伦敦和圣保罗等地发回关于经济和其他议题的报道。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portereduardo。
　　Jim Tankersley主要关注经济和税收政策。在华盛顿报道政治和经济的十余年间，他广泛记录了关于美国中产阶级停滞不前和经济机会减少的情况。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jimtankersley。
　　翻译：晋其角、杜然
　　

来源时间：2020/3/25   发布时间：2020/3/25

旧文章ID：21043

作者：徐瑾  来源：FT中文网

　　随着疫情全球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欧美主要市场距离高点都下跌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金融危机重来的警笛声也四起。这个时候，美联储连续出售，在月末出台无限量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政策。
　　这意味着，美联储“allin”，有人称是“一口气打光子弹”。
　　与此同时，2万亿经济援助计划也最新获参议院通过。货币财政两大政策都一步提升到历史空前的力度，不少分析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局势的严重，疫情对美国冲击，远远超过金融危机时刻。
　　美国怎么了？
　　在评价美联储是对是错之前，先看看美联储为何这样做。
　　截止3月24日下午，美国确诊案例超过5万，其中包括死亡病例703例。单日新增超1万，新增死亡170例。按照世界卫生数字数据，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1万，24日新增案例中，有85%来自欧美。
　　民众的恐慌反应，推动政府当局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抗疫措施，隔离与停工等措施之下，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无前例可寻，资本市场下跌速度，甚至超出大萧条爆发之时。
　　欧美经济已经开始呈现下降，3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已经下降到90年代以来最低，美国从49.6下降至40.5，欧元区51.6下降至31.4，英国PMI指数由53下降至37.1——50是经济荣枯分界点，正常情况下，跌到45以下已经是十分严厉的经济信号。这一趋势并不孤独，不久前，中国公布的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仅有35.7%，比1月下降了14.3，是中国有此数据系列以来的最低点。
　　疫情冲击之下，美股暴跌，市场人士担心美国经济基本面风险，华尔街也在重新计算美国大选形势，愁云惨淡之下，不少人心中升起“大萧条重来”的可怕阴影。
　　如何看待风险？
　　首先，美股下跌，很大原因在于美股已经长时间上涨，牛市时间超过十年，这几乎是美国最长的一个牛市。暴跌前的美国道琼斯指数最高到29568点，比10年前金融危机时最低点6470点，上升了3.57倍。即使没有疫情冲击，这种时候出现调整，也并不难理解。
　　其次，从房地产市场、债务情况与企业盈利情况来看，现在的情况实际上远远好于2008年。不少人提到美国企业债务令人担心，确实，美国企业债务这些年持续上升，占GDP比例达到75%左右。这个数值比过去10年内的最低点高了10%左右，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其中存在合理成分。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此前谈过，美国经济持续领涨发达国家、企业利润上升、所得税率降低，而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增加负债。
　　第三，从选举来看，川普当选可能性还是很大。疫情是一个变量，但是应对疫情犹如战时，若应对得当，对于执政党是加分项。
　　检视美国经济的这些基本面，与2008年不可同日而语。断言2008年重演甚至说是超过2008年十倍的，当前看来并不可信。
　　美联储是鲁莽还是勇敢
　　美联储做法，使得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等机构一样，冲在经济变化前线。摩根大通甚至有报告指出，这意味着美联储已经成为一家商业银行，成为所谓的“最后商业银行”。
　　美联储政策是鲁莽还是勇敢？这个要到3年之后或许才能最终判断。
　　至少在当下，我们能够理解美联储不得不这样做的背后逻辑。美联储意识到，一场规模庞大的流动性冲击正以极快的速度袭来，表现为股市与黄金联袂暴跌，美元与信用利差比翼冲高，都标识了金融市场内外对流动性的渴求。对金融市场中饥渴的机构而言，任何不是现金的资产，不论是黄金还是高等级债券，都不是好资产。
　　按照经典教科书的描述，当巨大规模的流动性挤兑来袭的时候，作为最后贷款人以及最后交易商的中央银行必须出面，提供对等规模的流动性支持，以避免本质健康的机构在流动性挤兑之下违约或者破产。
　　无限量购买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重新引入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为大型金融机构及时提供流动性通道；创建一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PMCCF)和二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SMCCP)提供额外的融资支持；与加大央行展开美元互换，以提升国际美元供给；降低政策利率到零；上述举措可以视为有创意的及时之举。
　　历史上看，美联储介入市场，并不是第一次，评价标准看效果。我在《印钞者》与《徐瑾经济学大师30讲》，都回顾了中央银行历史，一个核心教训在于当市场出现危机，央行应该有所作为——当流动性冻结的时候，美联储应该作为最后贷款人，当交易冻结时候，美联储应该作为最后交易商。
　　从这个意义而言，目前美联储的表现是称职的，在危机中，我们应该更多相信专业人士。
　　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美联储救市，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短期影响无疑是蛮大的。量化宽松加大了美元供给，国际国内美元的流动性得到改善。资本市场的惊恐情绪得到部分缓解，叠加财政政策出手，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黄金等市场终于止住暴跌走势。资本市场走势不仅是未来的映射，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实际影响。
　　当然，更加重要的，仍旧是实体经济的中期走势。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看起来极为严重，高盛甚至预测美国二季度GDP将萎缩24%。局势是否如此糟糕不能断言，但从好的方面讲，美联储的大胆（“鲁莽”）政策，看起来至少避免了流动性冲击迅速蔓延为金融危机的风险。2020年中国经济遭遇的挑战无疑也相当巨大，这个时刻，美国经济、以及受到美国经济巨大影响的全球经济的任何好消息，都是中国经济的好消息。
　　疫情终将会过去，而人性永恒。疫情也好，金融危机也好，最终的考验都在经济之外。
　　现在各种貌似深刻实则谬误的总结，已经出现。短期来看，浮在表面的治理模式之争难有结论，大家各自不过加深自我偏见。长期来看，历史规律还是会起作用。只不过，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所言，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

来源时间：2020/3/25   发布时间：2020/3/25

旧文章ID：21042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总统改口了。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自己将不再说“中国病毒”，不会继续在这个事情上大做文章。这一改变有积极意义。我们希望特朗普总统敦促美国政府其他高官做出同样的改变，不再使用“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这种被广泛认为带有种族主义歧视的说法。
　　近来美中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它显然是美方主动挑起的。特朗普的改口如果能够带动其他美国官员降低攻击中国的调门，相信中国官员亦会做出积极的回应。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失控蔓延，世界急切期待中美搁置前嫌，携起手来共同抗疫。如果这两个大国真能从严重龃龉转向合作抗疫，必将鼓舞整个国际社会，也有利于这两个国家自己。
　　我们很担心美方的态度不稳定，特朗普总统的上述调整只是临时策略性的。众所周知，这位总统连日来反复说“中国病毒”，在美国也引来反弹，不仅民主党集体炮轰他，主流舆论出现大量批评，美国的亚裔群体尤其不满，因为“中国病毒”在英语里同时有“华人病毒”的意思。美国的亚裔很担心总统这样说话，会给各地已经出现的排华和排亚表现火上浇油，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
　　美国舆论的这些反应对全力争取连任的特朗普是有实质压力的。与此同时，在美国抗疫形势日趋紧张、它有可能成为疫情失控新“震中”的时候，与中国一味加剧冲突对美国的不利亦将显露出来。美国现在急需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中国是主要生产供应地之一，这也会让华盛顿感到压力。
　　因此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改口只是针对美国国内形势的权宜做法，这种担心是有依据的。尽管这样，这一调整仍是中美目前僵局华盛顿方面的一个积极动向。我们欢迎美方任何有利于缓和中美摩擦的改变，并且希望华盛顿在降低中美关系紧张的方向上更多探索，从中挖掘对美国执政者有利的东西，而不是一定要反着来，用搞大两国冲突来谋求他们的国内政治利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当前中美联手抗疫都更加有利于美国公众的利益。新冠病毒是人类尚不充分了解的共同敌人，形势的发展已经证明，不会有一个国家的抗疫斗争能够单独胜利。中美合作无疑将是互利的，也将是合乎人类公益的。华盛顿如果把与中国冲突作为美国抗疫的主要政治杠杆，最终一定会失大于得。
　　特别是，眼下中国稳定了局势，美国正逐渐成为疫情的新“震中”。湖北于周三凌晨结束封省状态，武汉也有了两周后结束封城的正式时间表，而美国正在进入各种严厉限制的早期。这个时候美方不断加剧同中国的紧张，给两国合作抗疫制造障碍，其国内的政治观感不可能好得了。
　　我们因此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改口成为美国调整至少抗疫期间对华政策的一个契机。那些被恶意夸大的“中国威胁”哪有现实的新冠病毒威胁来得真实，后者的破坏力正在美国社会中以裂变的方式疯狂释放，它才是美国的凶恶敌人。
　　G20特别峰会26日将举行，全世界对它能够拿出一个共同对抗新冠病毒的有效对策寄予厚望。中美两国是最有力量的国家，我们应当在从鼓舞各国士气，到协调国际援助，再到合作研制疫苗和特效药等方方面面站到一起，这是两个大国对各自国内社会以及对整个国际社会应当承担的义务。
　　战胜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期望，各国携起手来战斗是全球舆论的普遍呼声。希望美国政府根据他们的利益制定政策时不要忘了顺势而为和从善如流的道理，逆势而行即使一时能有些许收获，也一定会事倍功半。

来源时间：2020/3/25   发布时间：20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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