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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明:不能因噎废食

作者:周小明  来源:中美聚焦

  中国古时候有个故事,说的是曾经有一个财主在家摆酒设宴,正酣畅时,客人当中有位老者被鸡骨头卡住了喉咙。等老者缓过来,大家准备继续吃喝时,主人却宣布散席。他对客人们说,我们得引以为戒,不能再在家里吃东西了。
  也许我们觉得这位主人的逻辑很可笑,但现在许多人正在犯这样的错误。
  随着冠状病毒疫情导致中国工厂停工,交通中断,中国以外的供应链受到严重影响,一些跨国公司正在重新审视它们对中国供应的依赖。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当中据有特殊的突出地位。例如,世界1000强公司中有95%的公司是从中国购买零部件。毫不奇怪,病毒对中国的影响正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摩根士丹利两周前对857家跨国公司的调查发现,43%的公司急需零部件供应,如果疫情延续到3月以后,这一比例将上升到86%。同样的,从日产、现代,到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制造商也都遭遇了供应中断。
  最近这些日子,冠状病毒让美国、日本和欧盟倍感焦虑,跨国公司供应链多样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现代、伊莱克斯等公司正在寻找替代的供应来源。鉴于疫情对业务的影响,重新思考供应链问题似乎是对的。
  但这种思路并不靠谱。就在前几天,我同中国的一些CEO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人向我指出,由于担心未来供应链出问题而放弃中国,等于假设中国还会爆发另一场同等规模的健康危机。这远无法确定,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
  即便这样的不幸再次降临中国,难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有能力应对吗?随着近日报告的感染病例下降到了较低的两位数,疫情似乎已经见顶,在中国正迅速消退。中国显然取得了抗疫的成功,正如世卫组织总结的,中国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把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竭尽全力帮助制造商恢复生产。除了财政和金融政策,我还听说有的地方政府自费租高铁,将工人从数千里以外接回工厂。还有报道说,从零部件和材料的短缺,到融资和物流,这方面困难地方政府也在帮助克服。
  随着疫情在中国渐渐平息,工厂正在复工。在中国大型制造中心上海、重庆,以及广东、江苏和山东等省,超过90%的制造商已经复工,中国的工厂将逐渐实打实地恢复满负荷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毒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也是中国履行国际社会主要参与者责任的一种方式。
  新冠病毒现在已经传播到大约100个国家。最近几天,中国境外的新增病例数已经超过国内。与中国相反,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在好转之前有可能变得更糟。
  这一进程说明,一种传染病,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很难局限于一国或一个小群体。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对像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疫情免疫。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面对疫情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很难避免供应链的中断。因此,供应链多样化能否有效隔离传染病可能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该是各国和企业加强磋商与合作,在抗击病毒的同时确保供应链顺畅的时候了。
  美国特朗普政府把此次疫情看成减少美国对中国依赖的机遇。华盛顿非常希望美国的公司改变它们的中国策略。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呼吁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建立新的医药供应链。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鼓励美国的公司将就业岗位带回美国。
  在推动中美供应链脱钩的过程中,这些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夸大全球供应链的相关风险,“撤离中国”变成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
  然而,企业在重新考虑供应链战略时,却不得不权衡从产品质量和价格,到物流和供应可靠性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重组供应链有可能危及一直维持商品廉价和可获得性的现有供应链,至少在短期内,它将对运营和盈利造成下行拖累。正如苹果公司最近发现,这种做法弊大于利。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苹果前200家供应商中有3/4在中国有制造厂,但它3月初的时候仍然决定在中国生产其高端iPhone11系列手机,并放弃当初把生产迁往印度的计划。
  很显然,拆除花费数年乃至数十年建立起来的供应链,代价高昂而且耗费时间。
  正如因噎废食从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维持现状而不仅仅为避免将来供应链中断就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走,将被证明是更加理性和有益的做法。

来源时间:2020/3/21   发布时间:2020/3/17

旧文章ID:21003

美国经济遇疫情“黑天鹅”,特朗普连任悬了

作者:李巍  来源:澎湃新闻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在全球的蔓延究竟会给美国带来哪些影响?目前,疫情还在演进之中,它能否像“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构成新的历史性分水岭,现在还很难说,但至少它在短期内对全球经济构成的冲击是比较剧烈,2020年必将成为国际经济史上的极度黯淡的一年。
  疫情“黑天鹅”冲击下今年美国经济将大幅衰退
  过去三年,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个“特朗普景气”,美国GDP年平均增长2.0%,相比之下,奥巴马执政八年是1.5%,小布什执政八年是2.1%。而特朗普时期美国经济的基数已经比小布什时期高很多,因此特朗普执政这三年的经济增长是不错的,而且特别是美国的失业率一路下降,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保持在比较温和的水平,所以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很高。
  但是,特朗普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是美国迎来了一个上升的经济周期。事实上,随着减税效应的衰退,从2019年第二季度起,美国经济增长已经降到2%左右,尤其是值得关注的是,从2019年中期开始,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开始出现倒挂,短期国债收益率高于长期国债收益率,这是经济衰退的重要信号。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虽然特朗普不断吹嘘自己的政绩,但是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能否持续到2020年心里是没底的,所以他不断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这个总统不断破坏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规矩,包括美联储的独立性。
  2020年1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在2020年将放缓至1.8%,这意味着“特朗普景气”正在走向终结。
  新冠疫情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从目前来看,美国的病例主要集中在纽约州和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我们不必过于低估美国政府的抗疫能力,任何国家认识一种病毒都需要一个过程,美国国内对政府有很多批评声音,这很正常。而且美国地广人稀,在国民重视的情况下,传染性不会非常严重。我估计4月底,或者更早,美国可以控制住疫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疫情在医疗资源丰富的美国会失控。
  目前大家都很关注美国股市最近的四次熔断,这确实是历史性的,但也不要夸大美国股市熔断的影响,每次熔断之后,美国股市也出现了回调。金融界都知道1987年的“黑色星期三”,至今美国股市的四次熔断跌幅还没有超过1987年。不仅如此,第一次熔断发生在1997年,而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1987年和1997年根本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无足轻重。
  作为学者,我们不能只关心那些具有轰动性意义的东西,那更多是新闻界和投资界关心的问题,我们要关注一点长期趋势。这并不是说美国股市最近的暴跌不重要,我更关心的是股市动荡将持续多长时间。美国的企业高度依赖股市融资,如果股市一直剧烈动荡,必然影响企业的投资和财务计划,从而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
  我特别关心波音公司,这是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力量象征。波音此前因MAX系列飞机存在缺陷的风波还没有平息,又遭受疫情带来的灭顶之灾。一个月前,波音的股价是每股330美元,现在跌到每股仅100美元,总市值约700亿美元,仅比五粮液(约600亿美元)高出一点。波音可以说遇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不仅如此,这一轮美股熔断科技型企业跌幅比较大,而科技型企业又都比较仰仗美国的股市融资。
  总之,这次疫情对美国经济而言,绝对是个“黑天鹅”,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打算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救市,但今年美国经济的大幅衰退是必然的事情。高盛最近的一个预测是,美国今年全年增长可能只有0.4%,而此前的预测是1.2%。这会进而影响到美国的政治。
  疫情带来公共卫生危机使特朗普连任希望黯淡
  政治影响来自于经济的变化。因为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正在出现,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也会更加尖锐,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可能会更加勃兴。总之,世界在2020年只会更加混乱。
  具体到美国,我以前比较看好特朗普的连任前景,主要是因为民主党一盘散沙,而且虽然2019年的美国经济差一点,可总体也还不错。但在大选年,美国经济的骤然衰退会对特朗普构成不小压力。特别是在应对社会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包括医疗问题上,美国人民总体还是更加信任民主党。特朗普几次想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都没有成功,就是一个例子。如果美国遭遇的是国际安全危机,肯定对特朗普连任有利,因为美国民众更相信共和党能给他们带来安全。但这次,美国遭遇的是公共卫生危机,美国民众更多地会认为民主党会做得更好。
  再看民主党的初选,实际上在疫情还没有暴发之前,拜登就已经在第一个“超级星期二”(3月3日)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之后的几场选举拜登可以说气势如虹,获得总统提名基本铁板钉钉。这个也有点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料,拜登并不是“睡眼惺忪”地在“白等”。原因我觉得主要不是拜登有多么具有号召力,而是民主党吸取了2016年的教训,比上一次更快更果断地团结在主流建制派周围,这也是一种民意的体现。上一次,希拉里打败桑德斯可不那么容易。民主党形成了相对高效的集结和整合,这给年底问鼎白宫提供了不小的希望。所以美国的政治变化确实很快。
  经过民主党的初选,以及疫情的突然爆发,我认为拜登战胜特朗普的可能性不小。2020年的选战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选举,它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个人的选战,而是两个政党的对垒,因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不是理想的政党候选人。不管结果怎样,它都具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析意义。
  在特朗普任内,整个国际社会经过多年实践、累积的文明、规则和道义,正在大踏步地倒退和被践踏,当然也对美国构成了伤害。三年的“特朗普景气”,不能掩盖美国的长期“内伤”。
  如果特朗普交出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一个适度恢复常态的美国,对整个国际社会或许会更好一点,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遭遇巨大挑战的今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本文为作者3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新冠疫情对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视频研讨会上的发言。澎湃新闻获授权后编辑刊发)

来源时间:2020/3/21   发布时间:2020/3/20

旧文章ID:21002

特朗普无视批评,坚称“中国病毒”不是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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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TIE ROGERS, LARA JAKES, ANA SWAN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周三,特朗普总统为自己越来越频繁地把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作出辩解,无视了日益高涨的种族主义和反华批评。
  “这根本不是种族歧视,”特朗普这样解释他的依据。“病毒来自中国,这就是理由。”
  但这个词激怒了中国官员和来自各领域的批评人士,中国问题专家称,以这种方式给病毒贴上标签只会加剧两国的关系紧张,同时导致美国领导人本应该去制止的仇外情绪。已有亚裔美国人讲述了自己遭遇的种族辱骂和身体伤害,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就是病毒的起因。
  “使用这个词不仅腐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受众的人心,还会助长中国国内的一种叙事,那就是美国人普遍仇视和恐惧的不只是中国共产党,还包括中国及全体中国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说。
  周二,特朗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他之所以将病毒的名称与“中国”联系起来,是为了对抗北京官员宣传的虚假信息,即美国军方是此次疫情暴发的源头。
  “我不喜欢中国说是我们的军队把病毒传给了他们,”特朗普说。“我觉得说我们的军队传染了他们,是在创造一种污名。”
  随后,在周三早上发出的两条推文中,他明确提到了“中国病毒”。当天晚些时候,当他在白宫的冠状病毒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再次现身并被问及这个词时,他坚称自己只是在指出一个事实:这一疾病首先在中国被发现。
  自2015年发布更严格的病毒命名指南以来,公共卫生官员一直试图避免使用可能导致针对地方或种族群体歧视行为的名字。但在发布会之后,白宫在Twitter上批评了其所谓的“媒体假装愤怒”,指出其他疾病也曾以地名命名,包括埃博拉病毒和西尼罗河病毒。
  甘思德说,以特朗普和他的政府以往使用的语言,不需要给他们任何疑点利益。“鉴于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在移民和种族问题上的言行,”他说,“使用这个词只能被解释为仇外,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在周三的发布会上,记者还问总统如何看待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将冠状病毒称为“功夫流感”(Kung Flu)。特朗普回避了这个问题,随后断言称中国人“可能会认同”冠状病毒是“中国的”病毒,尽管中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认同。
  医学史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包括一些为特朗普政府工作的人——都强调,流行病没有种族之分,把它们与一个种族群体联系起来可能会导致歧视。
  但自从疫情在武汉开始暴发以来,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一再表示,他认为病毒是外国威胁,并反复重申他很早就决定禁止中国旅客入境。
  “我们很早很早就关上了中国这个源头,”特朗普在周二告诉记者。“比那些了不起的专业人士提出这个想法要早得多。我认为,最终,这等于——将会拯救大量生命。”
  但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表示,特朗普的旅行禁令远算不上包括检测和隔离在内的全面防疫方案,而且总体上做得“太少、太迟”。
  黄严忠说,该病毒最有可能于去年11月或12月在中国出现,很明显,一些来自中国的旅客1月份就在美国境内传播了病毒,早于2月初实施的限制措施。
  尽管如此,自疫情暴发之初,特朗普和政府高级官员就一直努力将病毒传播归咎于中国,而北京以同样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关于哪个国家控制疫情更无能的互相指责,几乎每天都在两国之间制造新的紧张。
  周二,中国政府宣布将驱逐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几家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以回应特朗普政府限制在美国五家政府宣传媒体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的决定。
  而在上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分享的阴谋论称,美国是病毒的幕后黑手。“可能是美军把传染病带到了武汉,”他在Twitter上表示。“要透明!公开你们的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中美关系发生的阴暗转折,已经演变成公开的口角和私下的不信任。虽然两国均表示要继续履行在1月份签署的贸易协定,但美国官员指责中国对冠状病毒疫情处理不当,还阻止口罩和其他医疗防护设备的出口。
  而在特朗普政府内,一些对华鹰派官员私下里讨论了一种推论,即病毒并非像许多媒体报道那样来自武汉一家菜市场,而是出自该市场附近的一个中国政府实验室,那里有病毒学家在做研究。
  特朗普的盟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就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讨论了这一说法。
  Megatoys首席执行官、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的公共政策委员会主席胡泽群(Charlie Woo)表示,在全国紧急状态下,特朗普政府的语言分裂了公众。
  “这场危机需要科学、事实和清晰的语言,而不是公职人员的恐慌教唆、相互指责和仇外情绪,”胡泽群在声明中表示。“我们面临着一场全球大流行,需要真正全球性的、统一的应对措施。试图将病毒归咎于一种文化、种族或国家,只会阻碍这一努力,疏远那些原本可以相互合作和支持的人。”
  周三,一向不理会批评的总统盟友们与他一道,为他的中国病毒提法进行辩护。
  总统顾问凯莉安·康维(Kellyanne Conway)说,特朗普只是想说得准确些。“我想总统说的是,病毒是从那里最先开始的,”她在白宫门前的车道上告诉记者。
  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E·格拉斯利(Charles E. Grassley)在Twitter上称,“我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生气,因为我们把起源于那里的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我们提到1918年和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时西班牙可从没生气。”
  “西班牙流感”这个说法本来就是用词不当: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表示,专家们仍不确定这种疾病起源于何处。
  也许没有哪个政府官员像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那样,始终如一地把病毒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庞皮欧六次提到冠状病毒是“武汉病毒”,武汉是中国的疫情中心地区。
  尽管说了现在“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庞皮欧还是再次指责中国最初淡化了已经成为大流行的疫情威胁。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第一个发现武汉病毒的政府是中国政府,”庞皮欧说。“他们就应该承担特殊的责任,应该发出警告:‘我们遇到了问题。这次情况不同,是独特的,存在风险。’结果全世界过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个风险,而它一直就在那里,在中国境内。”
  “中国共产党有责任这么做——他们不仅应对如今正在遭罪的美国人、意大利人、韩国人和伊朗人负有责任,也应对他们自己的人民负有责任,”庞皮欧说。
  庞皮欧称中国驱逐记者无非是他们想要“剥夺世界了解其国内真实情况的能力”的最新例证。
  中国政府官员曾公开质疑这种冠状病毒是否像卫生部门认为的那样起源于武汉。
  但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周三表示,中国主席习近平在1月初就多次将这种冠状病毒称为“武汉”疾病,许多中国公民至今仍然这么称呼。

  Edward Wong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Katie Rogers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白宫记者,负责报道特朗普政府给美国首都和其他地区带来的文化影响。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katierogers。
  Lara Jakes是时报驻华盛顿外交记者。在过去20年里,她自40余个国家报道和编辑新闻,曾报道伊拉克、阿富汗、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北爱尔兰的战争和宗派斗争。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jakesNYT。
  Ana Swanson是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负责报道贸易和国际经济新闻。她此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报道贸易、美联储和经济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naSwanso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0/3/21   发布时间:2020/3/19

旧文章ID:21001

“Chinese Virus” – 群众心理学大师川普的最新选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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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西弗  来源:西西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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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Trump 每次提到Corona Virus的时候,他已经全部用“Chinese Virus“这个词来代替了。

媒体爆料,在Trump 的讲稿中,特地把原先写的 Corona Virus, 改为Chinese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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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之前,美国政府官员所说的 Wuhan Virus,是一种对中国的反感而导致的无意之举。TrumpChinese Virus, 就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举措。是一个故意的为了美国大选的选举策略。这个策略将会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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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爆发的Covid-19 疫情,昨天单日新增感染人数接近5000,总感染人数达到1.4万。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可怕。而且美国是50个州均发现了病例,而至少加州、华盛顿州和纽约州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爆发。

纽约市的感染人数接近4000,纽约州接近6000。纽约市的感染确诊人数已经接近4000。而纽约州在22000例测试中,就发现了4152例确诊。(测试数据比确诊数据落后,测试数据截止时,纽约州有2.2万次测试,4152个确诊)纽约在美国的地位,比上海在中国的地位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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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的中国,武汉封城当天,湖北的确诊人数是444例,死亡17例,全国571例,死亡17例。1月23日实际感染人数至少十倍于确诊人数。即使美国采用严厉的封城措施,预计美国的确诊人数应该也会远超过目前中国的8万累计确诊。

Covid-19 最终确诊感染人数的排名中,美国很可能摘得头筹。Trump之前满不在乎的那些言论,把Covid-19 作流感,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及他在应对时的不重视,在11月大选中,都将成为民主党攻击他无能和不作为的手段。加上股市崩盘,经济危机,川总原本胜券在握的11月大选,突然变得难以预料了。

如何改变不利局面,群众心理学大师川普很快找到了突破口,就是“Chinese Virus”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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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归因。归因是指人们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分析,推论出这些行为的原因的过程。比较积极的人更多的会内部归因,比如我不够成功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但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更喜欢外部归因。外部归因通俗的话就是说找借口找理由。我的失败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领导SB、客户SB、或者体制SB。把失败的理由推给别人,我自己心里就能好受一点。

人的天性是成功归内因,失败归外因。功成在我,失败在人。外部归因,减少自己对失败的责任,是人心理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是一个重压之下的舒缓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这样。心情不好时,把责任推给外部,抱怨出来有利于身心健康。任何事的结果都有内因和外因,两者并重是健康的人格。适度抱怨有助于身心健康,但无法解决问题。

然而,有很少一部分人,他们把碰到全部问题都归于外因,并反复的自我强化,钻牛角尖。世界错了,别人错了,我没有错。在医患冲突中,患者家属无法接受亲人的不幸,不愿接受噩运降临在自己的亲人身上,会把这种不幸外部归因为医生的责任。一旦归因的念头产生,这种归因会不断强化,最终自我洗脑,而不会理性的分析原因。在杀医伤医案件中,凶手往往没有自疚的心思,也没有悔改的念头,想法反而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情。这就是外部归因反复强化自我洗脑的结果。

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外部归因的倾向,这种倾向就被政治家所利用。希特勒利用德国人民在一战战败后的愤懑心情,和大萧条导致的经济崩溃,把人民心中的愤怒归因到犹太人和凡尔赛和约上。告诉人民,你们的不幸都是邪恶的犹太人导致的,同时由用政权去鼓励人民把愤怒在犹太人身上发泄。希特勒的当权,是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的。1932-1933年的三次选举,纳粹党都是德国第一大党,在1933年3月,在德国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44%选票,最终控制了德国。

奥威尔在《1984》中也描写了外部归因,大洋国的两分钟仇恨。Trump上台,也是运用了外部归因,把美国工人阶级的不幸归因于移民和全球化中的中国制造。在群体中,外部归因更容易被群体之中的互动所强化。
我们想一想,在一个多月前,大家被圈在家里自我软禁,无数企业危在旦夕,每个人心中都有怨气难出。是不是也有些人试图做外部归因呢?

是不是我们当时也有一种这样的心理:就是因为XXX,才发生了这次疫情?有些人认为如果不训诫医生就不会出现这次疫情。有些人认为政府应对正确就不会有这个疫情。甚至有些人认为没有武汉病毒所,就不会有这次疫情。

传染病暴发是天灾。政府在信息不完全时,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但做人不能事后诸葛亮。在1月1日,没有人有足够信息能做出封城的决定。这次新冠疫情,以病毒的隐蔽性和传染性,即使所有应对都正确,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平息疫情。当然,错误也没法洗,什么万人宴,联欢会,过高确诊标准,省市政府的错误应对,这些都是错的。但即使没有犯错,也只能减弱一些疫情,不可能完全避免疫情发生。

但有些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归因到老天爷,无法平息自己的内心,因此总要找出一个罪魁祸首,卫健委专家、湖北武汉政府、湖北红会、武汉病毒所等等,当然也有人归因到美帝国主义。骂老天爷,无法让自己安宁,得找到一个更具体的目标。

在危机中,有些人需要一个目标,发泄自己的情绪,要通过对这个目标的谩骂和攻击,来安抚自己的心灵。在战争中,目标很简单,就是敌人。但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这个目标就没那么明显了。

优秀的政治家非常善于运用外归因。复杂问题很难解决,就引导大众将怨气归因到某一个事物上,然后通过简单方式,解决这个事物来处理问题。群众心理大师川普就很善于运用这个。工人阶级的不幸来源于什么?非法移民 iIlegal immigrants,怎么解决,建墙 Build Wall。你们的为什么失业?中国 China, 怎么解决?关税 Tariff。

站在川普的角度,现在他要避免什么?一定要避免公众把灾难归因为他的无能和错误应对。他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归因,让公众把怒火发泄到另一个角度。很不幸,中国就是最合适的对象。

外交部赵先生的推,只是给川普找到了一个借口,可以马上完成这个归因。即使没有这个推,川普在这几天一定也会找一个新的借口来归因到中国。他是群众心理学的大师,看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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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在另一篇文章《英国大选、丐帮衰落以及西方左翼力量的困境》,讲了Boris Johnson 是如何运用“脱欧”议题,在大选中打败工党的。

上次英国大选,约翰逊的政策就是,把脱欧变成全社会最关注的甚至是唯一的主流话题,反复强调自己和保守党在脱欧方面的决心。

英格兰的一些传统的工业地区,这些地区的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人民一直以来是工党的支持者。他们希望减少贫富差距,给穷人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他们也是反移民,反全球化的一群人。他们也是坚定支持脱欧的。脱欧公投中,主张脱欧的人超过50%。

这次英国大选,对这样的选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选择。他们在经济政策上,在阶级上,是工党的支持者,但是,工党在脱欧问题的暧昧态度,又让他们失望。在脱欧上他们会选坚决脱欧的鲍里斯约翰逊。这些人的选择,也是非常清晰的,他们觉得完成脱欧这件事更重要,所以他们去选了约翰逊。这次工党在这些传统优势选区(工党的“红墙”)遭到了惨败。

然而,站在科尔宾的角度,他也没有太多选择。约翰逊已经抢走了脱欧的大旗,成为带领英国人们脱离欧盟的领袖。他跟随约翰逊走脱欧的路线,他会丢掉伦敦这个留欧派大本营的选票,也会失去坚决留欧的苏格兰民族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如果他反对脱欧,他会丢掉英格兰工人阶级,这些传统上非常坚定的工党支持者的选票。科尔宾和工党在脱欧问题上一直是模糊不清,也是因为无法做出这个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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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Chinese Virus” 选举策略,就给民主党出了同样的难题。
我之前的文章中也指出,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了美国的最大竞争者,反华是目前民主共和两党最大的共识,有很强的民意基础。

“Chinese Virus” 民主党怎么表态?必须坚决反对。反种族主义是民主党的基本原则,有色人种也是多数支持民主党的。 

反对得反对,但民主党越反对,川普会越坚持。这样就会把关于他应对错误和无能的讨论,变成了关于他是不是种族主义者,是不是歧视的讨论。

川普最不怕的就是这种讨论。2016年大选,无数媒体攻击他是种族主义者,攻击他性别歧视,他都岿然不动。这种攻击完全撼动不了他的基本盘。

对于川普支持者的心态,可以看看兔主席的文章,我这边就不再赘述了。里面对Trump基本盘暨美国“小粉红有很详细的描述。

民主党其实看的很清楚:希拉里说:“总统正在转向种族主义言论,以转移人们注意力,(掩盖)他未能及早认真对待新冠病毒、未能广泛提供检测、未能为美国应对危机做好充分准备。”

但这是特朗普的阳谋,即使民主党能看清,也没用。

民主党对Chinese Virus的反对,会被川普带节奏说是“通华”。最近自由派媒体对川普的攻击,说“中国为世界争取了时间,川普的错误浪费了这个时间。” 这个言论已经被川普定义为“通华”了。川普下一步会指责民主党通华。民主党为了洗清嫌疑只有更表现的更反华,表示民主党反种族歧视但是更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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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川普的言论,经常会想,怎么极端的言论难道不会失去民心吗?

不会的。我在前作中也讲述过这个话题。
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应该是,大部分人是中间派,比如,20%的人是左派自由派,20%的人是右派保守派,剩下60%的人是中间派。政治家赢得选票的方式是,尽可能的说服中间派投自己。这样情况下的政治家的政治理念,会趋向于温和,中立。过去像布莱尔的代表的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包括克林顿时代的民主党,其实都是在向中间靠拢而取胜的。但是,事情在最近的10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Trump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的言论,是非常极端的,他的言论是说给他的铁杆支持者听的,他一点都没有往中间派靠拢来获取更多支持的意思。正常来说这样的人是无法赢得选举的,但是Trump赢了,他这个策略看来是非常有效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民众的极端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可能不是20%的自由左派,20%的保守右派,和60%的中间派。也许更准确的描述是,40%的自由左派,40%的保守右派,和20%的中间派。

这个数字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的民意调查是很一致的。Trump的支持率(Approval Rating)一直很稳定在40%多一点这个数字上,最差也有37-38%,最高也就是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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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Trump的支持率和上两任共和党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明显的区别。另外两任总统在任期间的支持率变化非常大。而Trump的支持率非常稳定。如果说当年总统的政绩决定了对总统的支持率。现在,Trump时代,无论他做什么,取得什么政绩,似乎对他的支持率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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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Trump的支持率和上两任共和党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明显的区别。另外两任总统在任期间的支持率变化非常大。而Trump的支持率非常稳定。如果说当年总统的政绩决定了对总统的支持率。现在,Trump时代,无论他做什么,取得什么政绩,似乎对他的支持率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Trump来说,40%的铁粉不管他做什么,都会支持他。而另外40%的人,不管他做什么,都不会支持他。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如果是这样,他为了当选,难道他不应该去争取那20%的中间派吗?如果争取不到中间派,他不照样还会输吗?他不应该更倾向中间道路,争取中间的20%吗?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这里就有第2个问题,是投票率,美国总统的投票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几,美国议员的投票率更差,可能有百分之三四十就不错了。一般铁粉投票率会高,政治倾向比较弱的中间派选民的投票率会差一点。

在一个中间派为主的国家,争取中间派很有用。

但在一个两级分化为主的国家(如现在的美国)这种情况下,动员铁粉更多的去投票,比影响中间派更重要。你根本不需要影响中间派,你所做的事情就是让你的铁粉,出门投你的票,让你铁粉开心,让你铁粉的投票率增加,这就够了,你不用去管其他人的看法。

在一个选民政治观点极化和投票率低下的国家。政治家并不需要争取中间派。他们做的事儿,第一是稳固铁粉,第二是让铁粉出门投票,决定谁当选,并不是谁的理念更温和,更能影响中间派,而是谁能让铁粉出门投票。结果就是,政治家会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根据他的铁粉的倾向,制定自己的政治策略,会越来越用煽动的语言的方式,让铁粉更狂热,更愿意出门去投票。

这个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原本温和向中间倾斜的政治变成了两个极端的争执,右派越来越右,左派越来越左,两派之间没有共同点,没有可调和的地方。两派的人数差别也不多。取胜关键在于,谁能更有效的调动他们他们支持者,让他们出来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煽动性的言论,是最有效的竞选手段。这就是现在美国的政治现状。

7

在川普天天说“Chinese Virus" 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2016年竞选,奥巴马夫人的一句话:“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就是最好的回答。

在之前,美国媒体试图站在道德高点,对我们抹黑攻击时,说什么疫情都是中国政府的错。自由和民主是疫情最好解药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击,以直报怨,把对方从所谓的道德高点拉下来。必须狠狠回怼。

现在我们明显是抗疫优等生,西方国家已经没有了道德高点,陷入比武汉更糟糕的处境时,不得已采取和中国类似的激烈防疫手段时。这是反而要降低调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温和的态度应对。

对美国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对外沟通时,尽量不要表现出,你看你看,还是我们正确吧。这种抄作业的态度。要同情,帮助,介绍经验,共同抗疫。

对美国,美国越气急败坏,越骂的难听,越要冷静。

“Chinese Virus" 是川普的选举策略,未来会有更难听的话。他必须炒热这个话题,持续炒下去。我们对怼川普,正中他的下怀,他希望的就是中国和他打口水仗。和Johnson炒脱欧一样,他希望把“Chinese Virus”这个议题做成11月大选的主议题,掩盖他在疫情应对初期的无能。

对中国川普连任,还是拜登上台,区别不会太大。川普更狠,但川普的政策不利于美国团结盟友,也会扩大国内的分裂。拜登会稍微缓和一下,但反华也是一样。拜登会团结全世界的美国盟友一起反华,也许更加危险。

不管谁上台,对中国和中国人都区别不大。对美国华人来说,如果头脑稍微清醒一点,都应该明白,支持拜登是更好的选择。

8

美国遏制中国后,我们习惯的一切都会变。全球化会退潮,中美之间多少会脱一些钩。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攻击也不会停止。

中国别无出路,必须扛过去。美国遏制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再躲已经躲不过去了。

在我1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算没有造反的行动,甚至没有造反的想法,只要有造反的实力,这一点就足够让君主处死一员大将了。中国的GDP达到了美国的60%,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超过了美国,综合国力应该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0%以上,增长速度也高于美国。这个实力已经无法韬光养晦了,美国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采取了遏制政策。所谓意识形态、所谓知识产权贸易顺差,都是借口,即使中国完全接受美国的所有要求,遏制也不会改变。
……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国如果做小弟,也得想日本一样,GDP至少砍掉一半。而对中国来说,GDP砍掉一半也不过就是2007年的中美GDP对比,美国也不一定能放心。毕竟日本基本算是个美国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也许只有中国分裂,再来场内战,才能让美国人放心吧。无论哪个结果,99%的中国人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必须努力扛,冲出这个险关。

好在中国不需要打赢美国,也没想过夺取世界霸权,我们的目标只是美国放弃遏制战略。在上一次美苏冷战中,46年凯南电报, 47年美国正式采用遏制战略,虽然遏制战略91年苏联解体才彻底放弃。但从随着苏联实力的上升。美国的策略也在逐步改变。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1961年核战略调整从大规模报复改为灵活反应。二十世纪60-70年代,美国对苏战略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

尼克松上台之际,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泥足深陷。而前苏联则军事实力急剧膨胀,力量对比和战略态势开始不利于美国。贯彻“全面遏制战略”已力不从心,难以为继。基辛格协助尼克松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全面遏制”战略转变为“利用矛盾,重点遏制”战略。美中建交也是这个战略转变的体现。

中国的目标,也是希望扛过去,希望美中实力的消涨,以及美国内部的问题,让美国最终放弃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战略,达成一个类似于1970年代,美苏之间相对比较平衡的局面。

中国未来的核心就是中美关系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问题,从美国的遏制中冲出来,未来就是一马平川了。

GDP增长绝对值不重要,重要的是中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用一句比较狠的话,我们受伤无所谓,美国比我们伤的更重就行。美国打中美贸易战,也是秉承这个原则的。

9

经过Trump的这几年折腾,虽然美国还是西方世界当之无愧的绝对老大,但欧盟甚至日韩都不是100%和美国一条心了。

现在的核心是交朋友,除美国之外广交朋友。就算欧盟日本认为我们是发源地,只要不公开攻击,也要交朋友。

只要产能跟得上,几百万个口罩没多少钱,可以捐助,欧洲国家买其他贵重设备也是出钱的。

雪中送炭,现在价值10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可能发挥平时1000万美元都达不到的效果。

有人说,我们送东西,欧洲人不一定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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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看到一张图,对我们援助意大利,60%的外国网友表示中立,26.4%表示正面情感,13.5%表示负面。发这张图的网友感到失望,说我们的援助没有得到足够多的认可。我的感觉正好相反,这个数字已经比我想象的好的多了。

要知道,Reddit用户应该美国人很多,意大利人的在其中的比例不会太大。在西方媒体这样劈头盖脸的攻击之下,表示正向情感的网友,比负向的高这么多,我已经感到很不错了。

有人认为这个病毒会消灭欧美的老年人和穷人,重新建立欧美的经济竞争力。我想说,你们真的想多了。如果一个疫情能解决欧美的老人和穷人问题,死亡的人数将会以亿计算,欧美的经济和社会早就彻底崩溃了,根本没有再次伟大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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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00年到现在120年间,血雨腥风是世界的主旋律。
二十世纪的前50年,世界笼罩在战争之中,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流感,二次大战。

二战结束后的40年,美苏争霸,美苏两国热核武器随时可以抹平世界上的所有人类。世界上每个人都生活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

不管美国多么霸道,苏联解体后的Pax Americana, 还让人们松了口气,是给了世界一个30年的喘息。中国在这30年中发展壮大。

现在是历史上的一道新的关口。就是世界秩序正在松动,新的世界秩序还未产生。川普的上台,这次的瘟疫,加快了历史车轮转动的速度。一切都是暂时的,变化才是永恒。
过去的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世界将会与过去30年截然不同。

做为个人,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在哪里会更安全,更能实现我们的人生目标。

当然,每个人终将做出不同的选择,对我来说,中国就是我无论理性还是感性上的选择。

来源时间:2020/3/21   发布时间:20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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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师这个事件具有战略分水岭的意义

作者:  来源:明月何曾是两乡

由中国赵姓发言人指责美军有可能散发病毒到武汉这件事引发的一系列反应开始向事态的纵深发展了。赵姓发言人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开了人类公共卫生事件上的一个历史先河,把瘟疫上升到了国家之间严重的政治冲突和较量的层面上。

 目前瘟疫已经感染到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还在迅速蔓延,感染的范围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谁都没有想到科技文明昌盛的今天,一个从中国二流内陆城市爆发的小小肺炎竟把自以为是的人类折腾成这幅小模样!吓得全世界都不敢出门,美国股市吓得一天一个前无古人!实际上吓得最惨的人里美国总统川普也算一个。

原本许多人认为,川普连任是妥妥的,但是当疫情在美国深入发展大面积扩散时,许多人认为如果控制疫情失败,以美国选民的德性、川普大选要凉快了,当美国股市自由落体到多少钱都接不住的时候,大家认为川普总统没有下回了,可是,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突然出现赵发言人。

赵发言人的发言一下子象救命稻草一样被川普抓住了。

人类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大瘟疫,但是还没有一次因为病毒来源之争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甚至更广阔层次上的争执。在赵发言人指责“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要美国给个说法之前,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也没有把目光转向这个问题,因为按着人类公共卫生灾难史的惯例,也没有这种争执,或者说这只是个科学问题,经病毒基因的分析排序,结论早晚大白天下。更没有在这场世界大瘟疫变成世界性灾难之前,一个国家外交发言人向另一个国家要说法,而且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才是最权威的发布机构。赵是外交官而且是外交发言人,赵的发言其他国家可能视为政治上表态。

川普在此之前称呼这种病毒是按着世界组织的说法来的,而且一直表示中美在抗瘟疫方面有很好的沟通甚至合作,整个世界也没有国家关注议论这件事,但是赵发言人指美军“可能是祸首”之后,川普非常恼怒表示应该以病毒来源地命名病毒,并称这种病毒来自中国,随后美国媒体全员跟进并引起世界级关注。很显然,川普那如黑洞般大的脑洞被赵发言人刺激开了。目前世界经济遭到几乎灭顶之灾,直接原因可以说基本由这次瘟疫引发,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还没有如此进入到全国总动员状态,意大利民众表示比二战还紧张,全世界损失无以计数,美国股市更是历史性崩盘,财富损失足以摧毁川普政府的连任可能,脑洞即便如川普也是晕头转向。

赵姓发言人的指责一下子让川普抓住问题的实质,迅速把责任,这次瘟疫的责任乃至全世界巨大的灾害的责任全部转向了中国,这个以前川普提都不敢提的命题上。川普儿子在赵发言人发言后说赵“捅了马蜂窝”的表述已经是无比形象了。美国国务卿更是公开表示正在评估世界各国的反应。毫无疑问,因为世界各国大多因此瘟疫社会经济遭受重创,难以自拔,找到责任者从而弥补经济损失那怕只是个借口是自然的心态。赵的发言提供了思路和借口,美国则提供了这种可能。美国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确定中国为责任者然后组织世界众多国家和个人向中国索赔,中国在海外拥有众多资产,各国不怕拿不到钱哪怕以援助的名义,甚至仅仅是借口。目前美国和印度民间已经行动,估计后期将有大批国家、机构、组织和个人跟进。

那么这种可能性有多大,首先病毒的来源经过严格的科学鉴定是可以确定的就是需要时间。此外,瘟疫的爆发地点也很重要,即便病毒来源无法短期确定甚至各执一词,仅凭瘟疫爆发地各国根据瘟疫引进的路线图就可以索赔。赵发言人的指责目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而美军带病毒来武汉这一项上,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16日已经发文章表示来武汉发病的美军得的是疟疾,不是新冠肺炎,并经中方医院救治痊愈。虽然是美军士兵,但是毕竟是运动员,是响应中方号召来参加运动会的,没有请帖怎么能来!又不是101空中突击师,空投下来的。

国际有惯例,大国无小战。大国之间不可轻易起争执,否则后果要多大有多大,可以说这次争执的结果和代价有可能大到超乎想象了。

来源时间:2020/3/21   发布时间:20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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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病毒加速的历史进程:走向决裂

作者:王陶陶  来源:作者公号

摘要:当新兴的大国变得愈来愈自负,而保守的大国变得越来越敏感,他们之间不走向决裂,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四年之前,当南海事件发生之后,笔者意识到中美关系很快将从合作走向对抗。四年之后,历史验证了这一点——即南海问题使得中美关系从伙伴变成了战略对手(链接:《航母耀兵的背后 走向对抗的中美关系》)。

  现在,我有幸又目睹了另一个节点,那就是中美关系从对抗向决裂的滑移,彼此将逐渐从对手发展成敌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常常想起一句来自俾斯麦的谆谆教导,这位垂暮之年的历史缔造者,偶然阅读到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曾经的铁石心肠也不禁为古人的荣衰哀叹,如果雅典人不因提克海盟的日渐繁荣而傲慢自大,如果斯巴达人不因伯罗奔尼撒联盟不因渐趋贫乏而心生疑惧,那么古希腊的荣耀又怎会陨落呢?这句话,一下子就解构了大国敌意的根本由来。即大国之间之所以敌意滋生,往往来自基于对方的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往往来自于两方面:第一,对方有能力威胁自己;绝对的强者往往是绝对自信的,他往往能够以绝对超然的姿态看待那些来自可怜弱者的嫉恨之词。2008年之前的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那个时候的中国朝野不是没有针对美国的愤恨之词,2003年非典之后,不少中国朝野人士都公开表示这是美国军队的生物武器所为,但这种消息传到当时的美国社会后,美国人只是付诸一笑,仅仅把它当做一个微不足道的笑话。这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才有的心态,他不会在意无威胁的敌意,毕竟,敌意即便再强烈,但如果没有付诸施行的力量,那不过是一种贫乏的情绪罢了。但如果这种强烈的敌意来自于一个他认为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对手,那就会完全不一样。

第二,对方有意图威胁自己;如果一个国家有了威胁强者的能力,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意图就显得至关重要。以1914年的德国、美国为例,对于英国来说,这两个国家都是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国家:德国可以通过征服欧洲,威胁英国,并通过其不断增强的海军尝试对英国的入侵;美国可以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以绝对实力入侵英国的加拿大和南美经济地盘。对于英国来说,这两个国家都能威胁自己,而且美国的实力更强,更有能力威胁英国。从威胁的能力看,似乎美国才是英国最大的对手——实际上,在布尔战争英德关系急速恶化前,威廉二世曾坚定的抱有这样的幻想。然而,站在英国的角度,若是从意图来看,美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威胁。的确,美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英国,但美国却缺乏威胁的意图,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尽管美国拥有一支还算体面的海军(在当时英国面前不值一提),但她的陆军显然要更糟糕,军备松弛到了极点,甚至连军服都不能满足,训练时需要拿扫把替代,陆军实力甚至不如比利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有威胁英国的意图。相比之下,德国不仅仅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而且还要建立能够超越英国的海军,更不用说咄咄逼人的全球扩张了。这就在英国眼里变得不可容忍。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对此有一句至理名言:“德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国家,现在又想建立最强的海军,这对大英帝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实力更弱的德国,也就成为英国眼里远比美国更可怕的敌人。

  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对于强者来说,他对一个国家采取多少针对行动,实际上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他眼里的双方实力对比,这决定了该国在他眼里威胁自己的能力;第二,他眼里的对方企图,这决定了他将对他眼里一个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国家采取怎样的手段。从这两点来看,此次疫情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质变的冲击。从美国角度看,他在疫情中遭受了重大冲击,其眼里的自身实力必然是遭到严重削弱,相比之下,他将认为中国威胁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强,他对中国的不安全将会更强。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围绕着疫情的各种激烈阴谋论冲突,再加上近年来在南海、贸易战和hk问题上双方累积的敌意和偏见,实际上必然会加深美方对中国企图的偏激错觉。
相比之下,中国人眼里的自身防疫大胜利,以及西方在疫情面前的狼狈不堪,必然会加深中国对美国为代表西方世界实力的轻视。我相信,特别是舆论刻意强化了这种印象之后,不少中国人士在目睹西方狼狈不堪,必然会产生跃跃欲试的想法和不屑一顾的冲动。
  
就像大英帝国在布尔战争的挫败后,不仅仅英帝国自身危惧感倍增,逐渐将德意志帝国视为不共戴天的可怕强敌,而德国朝野也在目睹英帝国的挫折后,逐渐兴起挑战大英帝国的雄心壮志,并再不愿意扮演第二名的角色。而1929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的崩塌,也使得日本民族产生了对英美的蔑视,一种不可遏制的使命感在日本社会兴起,大川周明写道:英美已经没落,这是大和民族肩负起对亚洲使命的时刻,再也不需要低头了。这预示着日本在东亚对英美发起了挑战。事实总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当新兴的大国日趋傲慢自负,当保守的大国却倍感疑虑忧惧,他们之间不走向决裂,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我对此毫不怀疑。

来源时间:2020/3/21   发布时间:2020/3/21

旧文章ID:20994

美国媒体揭露联邦参议员抛售股票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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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月如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第21期
编者按:在民主国家,媒体监督与政党监督同样重要,政党相互之间的监督也仰仗媒体提供的信息。美国媒体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问责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官员。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被通过之后,美国各级政府试图封杀媒体的举措都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所击败。当年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锲而不舍的调查和报道,尼克松也不会最后灰溜溜地打道回府。“参议员抛售股票”丑闻就是美国媒体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在抗疫期间的一个不小的成就。在中美两国政府因各自在对方的媒体发生的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读者也许需要更多地了解美国媒体与中国媒体在使命和运作方式上巨大的不同。

就在美国全国上下举国抗疫的时候,3月20日媒体爆出了美国参议院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因为1月底获知内线消息,而忙着抛售股票、保护个人财产的事情。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带来的危险一无所知,没有做任何准备。

这两位参议员分别是来自北卡的参议员伯尔(Richard Burr),以及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洛夫勒( Kelly Loeffler)。两位都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其中,伯尔是该委员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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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来自北卡的参议员波尔)
洛夫勒的丈夫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今年1月6日才上任,接替退休的参议员伊萨克森(Johnny Isakson)。上任之后,洛夫勒成为参议院最富有的参议员,身价高达5亿美元。

上任才几天的洛夫勒和伯尔在1月24日参加了参议院有关新冠病毒的闭门简报。提供这次简报的政府官员包括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以及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

参加完简报会的洛夫勒随即在推特上发文,“感谢总统的高级卫生官员今天就新的冠状病毒爆所做的简报”。

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写道:“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这个推特是特朗普总统在过去两个月中对新冠病毒轻描淡写的其中一条。

根据媒体报道,发完推特的洛夫勒并没有就此打住,她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另外一项“重大使命”:抛售个人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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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来自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洛夫勒)
据《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
披露,洛夫勒抛售的股票金额在120万至310万美元之间。与此同时,她还购买了“提供远程办公软件的技术公司Citrix的股票,价格在10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这家股票的股价最近一直在上涨”

伯尔和妻子出售的股票价值在60万到180万美元之间,其中有3家酒店的股票。目前,美国酒店业的股价都受到了重大冲击。另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根据他们获得的一份秘密记录,伯尔2月下旬与“一小群人脉关系很好的选区朋友”开了一个午餐会。他在这个午餐会上警告大家:“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它(新冠病毒)的传播比我们最近历史上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更具侵略性”。 “这可能更类似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

对于伯尔的行为,就连保守派人物、福克斯电视台新闻主播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 都看不下去了。周四,他在电视上呼吁伯尔辞职,“如果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2月中旬卖出数百万股的股票,而这些股票因新冠病毒都下跌的事实”。“他掌握了有关我们国家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内部信息,但他没有警告公众”

更令人气愤的是,伯尔十天前还在福克斯新闻网和另外一名参议员联合撰文,声称“美国对新冠病毒的准备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分”。

两位参议员如此自私的行为尤其令大众失望。在听了简报会之后,严峻的情况迫使他们立即做出了妥善的个人财务安排,但却继续公然欺骗民众,置民众的利益和安危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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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来在加州的参议员菲恩斯坦和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因霍夫)
媒体评论人士普遍认为,这两位参议员都是共和党。如果他们提早发出一些警告,足以能够引起政府和民众的特别注意。在党派政治严重的美国政治生态下,同样一个事实,如果是民主党发出来,民众或者政府可能会认为是党派之间的互相攻击。这就显得这两位参议员的“透风”更加的关键。

美国媒体今天的报道指出,还有另外两名参议员也在最近抛售了股票,一名是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菲恩斯坦(Diane Feinstein),一位是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因霍夫(Jim Inhofe)。

美国今年11月举行大选,其中洛夫勒和因霍夫都需要参选,前者是特别选举,因为她目前是被州长任命的,需要接受选民的选举。因霍夫1994年当选参议员,是参议院的元老。这桩丑闻肯定会影响洛夫勒和因霍夫的选情,波尔说他退休,不再寻求连选连任。

来源时间:2020/3/21   发布时间:20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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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3月11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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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27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10)

(3月11日—3月20日)

编者按

从3月11日到20日,10天时间,美国的确诊人数从800到18563,全美50个州无一幸免。疫情正式进入爆发期,也说明之前的检测数量不够。美股三次熔断,抹去了自特朗普就职以来道指的全部涨幅。自3月13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各级政府和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全社会开始进入防疫的紧张状态,学校停课,居家办公,公共场所关闭,禁止超过10人以上的人员聚集。中国则已经连续两天国内病例零增长,防疫重点转向防止外来输入。

本期最热点的问题无疑是中美关于病毒源头的争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美国欠我们一个道歉”的推文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美方召见中国驻美大使,蓬佩奥与杨洁篪通电话,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多次直呼“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中国外交部也频频反驳, 让中美本已脆弱的关系雪上加霜,该事件随着疫情的发展还将继续发酵。

中美在新闻媒体上相互报复也是余波未了。2018年12月美方要求有关中国媒体驻美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美国国务院将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随后中方以《华尔街日报》发表污蔑中国人民的时评为由驱逐了三名该报的记者。美国政府随即决定限制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采访人数。3月17日,中方宣布了反制措施,包括对5家媒体提出申报要求和限制3家媒体的记者。

除此之外,在疫情蔓延到全球170多个国家,确诊人数达到25万,死亡人数超过1万的背景下,中美在其他领域的摩擦依然不断。包括每年推出相互攻击的人权报告,美国签署法案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华为设备,对中国企业“故意”从伊朗购买化工产品实施制裁。这些新闻在全球抗疫和病毒源头之争的热点中可能几乎不被人关注,但小火慢炖终究会有沸腾的一天。

延展阅读一: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下的美国政府与社会

3月11日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9年国别人权报告,美国在其涵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度报告中,将伊朗、中国、委内瑞拉和古巴单挑出来批评这些国家的人权问题。

3月12日

美国股市第二次熔断,道琼斯指数跌幅10.0%。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用中英双语连发5条推文。推文中,赵立坚写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周三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据《纽约时报》报道,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重燃了特朗普政府促进美国药品生产、减少对中国药品和医疗产品依赖的努力,这些药品和医疗产品已成为联邦医疗体系的基础(美国在抗生素等药品方面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在90%左右)。知情人士透露,具体行动包括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推动收紧《购买美国产品法》(Buy American Act),要求联邦机构购买美国制造的药品和医疗设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Secure and Trus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ct),将禁止使用美国联邦政府资金购买包括华为在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产品和设备的规定纳入正式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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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可以动用更多资源抗击疫情,作出更灵活 、迅速的应对。总统可以紧急状态之名,执行更严厉的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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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Twitter)上发布的言论表示抗议。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史大伟(David Stilwell)“提出了严正交涉”,而崔天凯则极力为己方辩护。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接受《新闻1加1》主持人白岩松采访时表示,我觉得病毒源头的问题还是应该让科学家来回答,其他人妄加猜测没有意义,而且对各个国家抗击疫情的工作也没任何帮助,可能会制造一些恐慌、歧视,甚至传播谣言。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全文长达2万字,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名无实、经济和社会权利缺乏基本保障、少数族裔饱受欺凌排斥、妇女面临严重歧视与暴力、弱势群体处境艰难、移民遭受非人道对待、肆意践踏他国人权七个方面,指控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

3月15日

美联储宣布再次“紧急降息,下调100个基点,降至0-0.25%的历史低位。还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

3月16日

美国股市第三次熔断,道琼斯指数跌幅12.9%。

特朗普开始在推特中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

西雅图凯萨尔华盛顿研究所 (Kaiser Permanente Washington Research Institute) 向第一位临床试验志愿者注射了第一针新冠病毒疫苗,开启了对抗新冠病毒的疫苗的人体测试过程。

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杨洁篪指出,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马云开通推特,在自己的推特上发布第一条消息称,为美国捐赠的口罩和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等物资已经从上海起飞发运,很快到达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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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也出现了确诊病例,这意味着全美50个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全部出现新冠肺炎患者。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词引起争议,他有何回应时,特朗普说,“中国推出不实的信息,说我们的军队把这个(病毒)传给他们,这是不实的。我决定,无须争论,我只须按照它的来源称呼它,它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术语。”

针对美国政府对中国官媒驻美机构的限制,中国外交部宣布“反制措施”。当局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周刊》五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在中国境内的人员和财产并驱逐《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三家媒体记者证在2020年度到期的美籍记者。

3月18日

美国股市第四次熔断,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午盘下跌1660点,至19576点,跌幅7.8%。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当天道指收于19827点,这意味着特朗普就职以来道指的涨幅已经全部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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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继续为他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进行了辩护。特朗普总统否认使用 “中国病毒” 是种族主义,并表示这是反击中国政府提出的病毒可能是美军传播的说法。他坚持认为 “中国病毒” 的说法没错。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广播节目访问时表示,中国政府驱逐一些美国记者,并禁止中国民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自由谈论疫情,这将带来风险和问题。

美国政府宣布对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公司在内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这些企业和个人“故意”从伊朗购买大量的化工产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被制裁的公司和个人从事了可能帮助伊朗暴力行为的活动。

3月19日

中国新增确诊冠状病毒病例(源自国内感染)首次归零。这是中国抗疫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与此同时,来自境外输入病例却明显上升,对中国疫情好转构成新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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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次故意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而现场有《华盛顿邮报》的摄影记者发现,特朗普的演讲稿上明明标注的是“新冠”病毒,但却被划掉,写上了“中国”病毒。在答记者问环节上,特朗普指责中国“信息不透明”。他认为如果中国抗疫及时有效,病毒会在中国消失。

3月20日

美国成为全球除中国以外第5个确诊病例数过万的国家,其他4国分别为意大利、伊朗、西班牙、德国。截止发稿,美国确诊人数达到18563。
特朗普在疫情记者会上说,他尊重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但不幸的是疫情在中国失控。蓬佩奥也再次批评说,中国拖延与国际社会分享信息,给世界各地的人制造了风险。他还提醒大家不要相信各种不实信息,包括美军把病毒传到中国的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从未收到以美国政府名义捐助的资金或物资。美国国际开发署曾表示要向中方提供一批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但直到3月11日才告诉中方已经备好了有关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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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远征打击群与罗斯福号航母作战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三天的联合作战演习。
延伸阅读


来源时间:2020/3/21   发布时间:2020/3/21

旧文章ID:20983

桑德斯会输,但他的理念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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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嘉南•加内什  来源:FT中文网

  自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对几乎一半的美国人表示失望,已经过去8年了。据泄露出来的信息,这位当时的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宣称,47%的人“依赖政府”,还“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的福利包括医疗、住所和食物。他说,“各种(福利),”好像他列举的是一个首席女歌手表演合同里的附加要求(rider)。
  本周一,罗姆尼敦促政府向每个美国成年人支付1000美元。除了这笔“直升机撒钱”以外,参议员还想用更多的带薪休假、失业保险和营养项目来帮助受到疫情冲击的经济。昔日的他主张严格控制预算,认为美国是一个偷奸耍滑的懒鬼,早该用私募股权来修理,而现在的他再慷慨不过。
  辨别新型冠状病毒造就的赢家和输家是记者的冷酷职责。就第一类来说,我认为另一个70多岁、有着新英格兰血统的参议员可以算一个。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不会成为民主党提名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以78岁的年纪,他也永远没有机会了。本周二乔•拜登(JoeBiden)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地方的初选中大胜后,这个桑德斯曾经的竞争对手已把他远远甩到身后。然而,桑德斯可聊以自慰的是,居然连罗姆尼都这样的人都产生了跟他相同的想法。
  美国现在产生了毫不含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而就在两周前还不是这样。原本已经在缓慢行进的左倾趋势(看看公众对医保和财产税的看法就知道了)已经在紧急气氛中加速。桑德斯世界观一向是危机造就的。
  保守党政府领导的英国正在走向极端的财政政策。供给学派总统领导的法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让美国与众不同的是,它的辩论并没有止步于对家庭和企业的短期扶持。它触及了更大的分配问题。因此才会出现罗姆尼提出的想法,这一想法超越了一个与商会关系密切的共和党人通常会主张的那些举措——削减工资税、关于企业贷款的保证。实行全民医保的理由有时非常琐碎,让人云里雾里,而在传染病面前,这个理由变得无比简单:除非每个人都有医保,否则没有人有。桑德斯终于活到了看到自己一度出格的想法为普通人接受的这一天。
  我们正处于经济思想发生割裂性转变的历史周期初期。这次转变或许是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石油危机以来最剧烈的一次,石油危机当年让自由市场主义学说崛起。读者们会用2008年金融危机来反驳,那次危机之后出版的一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传记使用了《大师回归》(return of the master)作标题。不过,那次“回归”非常短暂。没过多久,西方世界就开始紧缩财政。在美国,有茶党(Tea Party)运动、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削弱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权力,他的继任者对大政府进行攻击。2017年,主张自由放任的右翼风头之健,不亚于比如2007年。
  这一次感觉不同。首先,关系更重大。病毒可能带来的痛苦远超单纯的贫困。也没有哪一个社会群体能够把这件事怪罪到另一个群体头上。不会有人在有线电视上大谈这是穷人的错——是因为穷人不自量力地想要拥有房产,也不会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因此,所有人更容易就如下事情达成一致、甚至共识:我们需要更大、更积极行动的政府。即便是左翼也不会抓不住这个历史性机遇。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固定说法用来描述“损失惨重的胜利”的相反情况:虽败却最终受益。没有一个现成的词来描述这种情况挺让人恼火,因为政治领域经常出现需要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的情况。
  1964年,反对新政(New Deal)的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总统选举中一败涂地。但他最终没有输。“只不过计算选票花了16年时间,”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谈到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0年大选中的胜利时表示。威尔的理由是,戈德华特强势的榜样激励了“新右翼”(New Right)。如果能将激进思想注入国家血液,一次失败算不了什么。真要说的话,失败还给他安上了殉道士光环。
  桑德斯留在这场角逐中的日子可能不多了。如果说他的职业轨迹有戈德华特的影子,他的脸色可能不会好看。边缘年代、取得突破、在选举中碰到天花板——以及自己的理念借助其他人的力量取得胜利。如果他的命运就是目睹其他人带领美国拥抱大政府,那么跟历史上的其他人相比,他的命运也不算最差。他不会需要再等上16年。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3/20   发布时间:2020/3/19

旧文章ID:20993

皮尤中心:美国人如何看待新冠病毒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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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2020年3月10日至16日,皮尤研究中心在全美范围内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8914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疫情对美国经济构成重大威胁,他们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抱有信心,但对总统的信心有限。

  调查主要结果如下:
  随着美国各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在紧急应对危机。70%的受访者表示,新冠病毒的暴发对美国经济构成了重大威胁;47%的人表示,病毒对美国人的整体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
  就像其他问题一样,两党对病毒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比如,59%的民主党人和倾民主党的独立人士表示,疫情对美国人的整体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只有33%的共和党人和倾共和党的独立人士持同样看法。
  受访者中,27%的人认为新冠病毒对个人健康而言是重大威胁,51%的人认为是较小威胁,22%的人认为病毒未危及个人健康。46%的黑人和39%的西语裔认为病毒对个人健康而言是重大威胁,而白人中这一比例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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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对个人健康和经济状况的担忧,更多美国
人认为新冠病毒暴发对美国整体健康和经济状况而言是重大威胁

  对于新冠病毒对个人经济带来的影响,看法各异。在目前有工作的人中,36%的人表示,如果他们因为疫情而无法工作两周甚至更长时间,仍能继续领取工资;21%的人表示,即使在危机期间没有领到工资,他们仍能满足基本开支;约33%的人表示,如果他们拿不到工资,将难以维持生计。另外,在家庭收入不超过5万美元的人中,49%表示会为日常开支发愁。
  83%的人表示,他们对CDC官员做好工作非常或某种程度上有信心,其中40%表示非常有信心。63%的人表示,CDC的官员正确地认识到了新冠病毒的风险,相对较少的人认为他们夸大了风险(21%)或没有足够重视风险(15%)。此外,73%的受访者还表示,他们对州和地方政府官员有信心。
  不过,公众对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的信心却没那么高:不到一半的人非常或一定程度上相信特朗普(45%)和彭斯(48%)在应对危机方面做得很好。52%的人认为特朗普未认真对待疫情带来的风险,37%的人认为他对风险的把握是正确的,10%认为他夸大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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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美国公众对CDC官员怀有信心

  皮尤“选举新闻渠道”项目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密切关注有关新冠病毒暴发的新闻。51%的受访者称非常密切地关注疫情相关新闻,38%表示密切关注,11%表示不太关注或根本不关注。受访者对新闻媒体的报道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70%的人认为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做得非常好,或在一定程度上做得很好。同时,48%的人认为至少有一些有关病毒的新闻是捏造的,且62%的人认为媒体夸大了疫情暴发的风险。
  本文摘译自皮尤研究中心网站文章U.S. Public Sees Multiple Threats From the Coronavirus–and Concerns Are Growing

来源时间:2020/3/20   发布时间:2020/3/20

旧文章ID:20992

3年前中美不约而同的两场改革, 为疫情突变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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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佳俊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环球同此凉热,当前疫情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积极应对的大考。所谓大考,考的是一国面对突发而复杂的社会风险时的应变处置能力——尤以行政治理能力为要端。对于中美这两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二者的国家治理都依赖于庞大的行政系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行政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困扰,这一点已在疫情防控中显露无遗。但世人注意到,两国“应考”的节奏感和方式大有区别,效能也颇有差异,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造就了不同的行政能力。事实上,过去数年,中美曾不约而同地发起过大规模的行政改革,都试图通过政治上的权力整合、行政系统的集约重组以及行政放权与收权的策略性组合,来实现治理的降本增效。不同的是,美国是在既有权力框架内增强对行政的权限控制,贯穿着整体战略收缩的逻辑,着眼于提振经济发展动力、保护美国本土利益和安全;中国表现为制度性、结构性的党政权力整合,含有重新激活政党伦理的基调,着眼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应对内外风险挑战。巧合的是,正当中美都困扰于“政治与行政”协同难题、还没来得及彻底完成改革之时,一场突袭而来的世界级大疫就对两国行政体系发起了挑战,而这,也为我们检讨和思考全球高风险时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机。

“驯服”行政?

——中美治道变革比较

  ▍大国行政:在扩张与“驯服”之间
  晚近百年来,在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理性化浪潮中,行政科层制成为国家治理的普遍模式。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现代行政在它取得统治的地方,不仅改造了古典意义上的官僚政治,也修正了以权力分立为底色的形式法治传统,成为现代治理重构的核心变量。
  然而,行政统治的内在矛盾也日益凸显:一方面,行政组织越庞大,权威对组织的控制就越容易被稀释,结果是行政协调难度递增,而决策及执行效率递减;另一方面,行政职能越来越专,执行权力越分越细,治理链条越拉越长,官僚主义、治理失灵问题也越发突出。面对这个巨大的“利维坦”,如何规训其桀骜乖张,激发其能动活力,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对大国而言尤其如此。
  近年来,中美两国不约而同地把“驯服”行政作为治理变革的优先选项,先后发起大规模的行政改革。
  这一变化既与两国各自的政治更替形势直接相关,也是后冷战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竞争的最新延伸。过去数十年,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之争逐渐从喧嚣走向沉寂,一度被遮蔽的国家构建与治理问题——包括行政能力的塑造——重返全球政治议题的中心。如西方学者坦言,国与国最重要的政治分野在于政府有效程度(亨廷顿语),因而国家构建特别是行政能力的塑造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福山语)。在传统世界秩序松动的变局下,国家治理效能更具有竞争性的政治意涵。
  特别对中美这两个面临大规模复杂治理问题,又兼具全球竞争力的超大型政治体来说,虽然其制度有别、国情迥异,但二者的国家治理都依赖于庞大的行政系统,并且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行政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困扰。如何重组和优化行政权力结构,塑造一个政治控制适度、权能有机整合、依法高效运行的强大行政体系,维持高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对外辐射能力,是两国都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政治权威与行政官僚的互动博弈贯穿于古今政治始终。从传统转入现代之后,中国政治一度呈现为古典政治与模仿西方新官僚政治的混合形态,后经苏俄化改造,最终形成了党政复合型体制。在这一体制内,执政党一面积极建立专业行政组织,一面以党纪和反官僚化运动对其加以引导和控制。
  改革开放以后,在由“总体支配”转向“技术治理”的过程中,伴随从党政合一到党政分开、政治与行政相对区隔的重大变化,行政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行政不断吸纳政治、政治日益技术化的趋势也越发明显。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政治理念被科层化和技术化肢解,技术性指标和方式往往被当作治理目的本身,而与政治原则产生一定的脱节;与此同时,行政组织急遽膨胀,其内部职权交叠、多头管理、部门主义、官员腐化等问题也不断积累,使得技术治理方式本身也面临能力内耗和效能递减的挑战,在风险社会中陷入进退失据的被动状态。在此意义上,过分技术化、分解化的行政之治,不仅难以适应高风险社会的治理要求,难以继续为政治权威提供预想中的正当性来源,反而容易削弱政治价值的黏合度和行政的有效性,乃至销蚀权威的合法性。
  而对素以有限政府理念自居的美国来说,其公共行政则一直处于矛盾之中:过去百年来,面对治理需求的井喷式增长,美国人虽然内心敌视、疑惧官僚集团坐大,反对政府干预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实践中却不断发展壮大行政力量,将行政之手伸向社会经济各领域,最终塑造出一个以大规模的行政机构和垄断性的行政管制权为特色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尽管行政国家一直面临合法性争议,但在“官僚化-去官僚化-再官僚化”的美国历史循环中,它不仅获得了螺旋上升式的成长,逐渐集立法、执行、司法等多种职能于一身,而且还在法律框架内成熟定型,最终的结果是美国政府规模越来越大。这也意味着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向——传统立法至上原则或司法中心论都相对谦抑,取而代之的是以行政为主导的现代政制结构。
  特别在“9·11”事件和金融危机接续爆发之后,政府干预不断强化,至奥巴马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很多美国人担忧,这一趋势是对分权体制和有限政府理念的破坏,而且行政系统作为具有技术支配性的“独立王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总统权,反过来“使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受他们的摆布”。从治理实效看,大政府、强干预模式虽应美国经济社会危机而生,但也意味着高昂的治理成本和可观的寻租空间,反过来又会干扰经济发展,无助于从整体上解决失业率上升、社会分化加剧等问题;而一些官僚被党派或利益团体俘获,甚至形成充斥腐败污泥的“华盛顿沼泽地”(Washington Swamp),更是成为众矢之的。这一切使得行政管制的正当性再次受到质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和保守主义的回潮,很大程度上也与此相关。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一上台,其时任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就宣布把“解构行政国家”(Deconstr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与“推行经济民族主义”“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同列为三大核心政纲。
  ▍重塑行政:从政治重构到技术改良
  (一)政治控制:殊途同归的重构进路
  透视上述行政症结可以发现,如何重构政治权威对行政系统的适度有效的控制,是当前中美两国都欲解决的重要问题。美国是在既有权力架构内增强对行政国家的权限控制;中国的改革有别以往,表现为一场制度性、结构性的党政权力整合。
  在美国现代行政史上,对于行政扩张或收缩的控制,大都在总统主导、立法与司法协同的模式下完成。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如出一辙,但总统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一直把增强总统政治权威及其对行政的控制置于首位。在议程设置上,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的种种做法——例如“推特治国”,不仅为其争得了政策设置主导权,也对建制派和行政系统的掣肘形成反制。在用人上,特朗普不仅频繁更换内阁及白宫高官,还屡屡提名新人出任联邦独立行政机构要职,以强化其对行政系统的掌控。在政策实施上,特朗普虽然反对奥巴马时期的行政扩张,但比前任更积极地绕开国会,通过准立法性的行政命令来推行政策。至2019年7月20日,特朗普在两年半内签署了117份行政命令,以47份的年均签署量,位居里根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之首。而在其政策受阻时,他甚至不惜多次动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来强推相关议程。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还协调不同的政治力量,例如与一度被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合作,从立法权和监督权上加强对行政机构权力的规限;又如以发起诉讼、提名保守派人士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方式,促使法院否决上任政府的部分管制政策,回调司法过于顺从行政的趋势。这些都贯穿着“解构行政国家”背后的深层逻辑:所谓解构,并非彻底拆解、取消行政,而是适度限制行政,即通过强化政治控制,来相对削弱行政国家的权势。在美国政治分化加剧的形势下,特朗普政府势必须要“驯服”在民主党主政时代过度膨胀的强势行政,重塑契合共和党政治目标的行政系统及其运作方式,以确保其忠实执行既定政策。如此解构,实以行政权内部调整的方式来强化总统“一元化行政”(Unitary Executive),进而巩固行政主导体制。
  与美国不同,中国行政改革是作为党政机构改革的重要部分,被放在国家治理变革的整体视野中来设计的,因而从一开始就涉及根本性的制度结构变化。自2012年以来,伴随复归政治传统之势,反“四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反腐巡视等行动接续展开,包括行政组织在内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纳入政治重塑的轨道。在其后的制度化阶段中,执政党逐步扭转近40年来的党政分开导向,转而从制度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党政融合。这一党政关系的重新定位成为新一轮机构改革的主旨,在行政领域表现为改革重心的转变,即从过去单方面的行政内部优化,转向融合党政双重维度的统一政治领导、机构合署合并及职责统筹协同上来。例如在党的统一领导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定期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已事实上成为一项制度性安排;而设立一批覆盖重要改革和治理领域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并将其部分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部门中,则被视为加强党对行政的统一领导的重要举措。在党政合署合并及职责协同方面,分类实行机构合署办公、归口统一领导、机构整体并入、部分职权划转等机构改革,则意在避免政出多门和责任推诿,减少多头管理和职能重复。
  在官方看来,改革主要针对“一个时期片面理解和执行党政分开”所导致的政治支配弱化现象,就是想“从机构职能上解决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随着改革的实施,行政力量被进一步整合到政治支配结构之中,行政治理被赋予更多的政治伦理意涵。这也意味着,行政不仅要承担技术治理责任,而且要和执政党共同肩负起更高的政治责任。
  (二)行政整合:一体化重组与企业化改造
  具体到中美两国行政系统的改革,二者都具有集约整合的趋向,都试图通过优化机构设置、职能分配和权责机制,形成高效能的行政架构和运转体系,但改造方式和进度大不相同。
  就中国而言,党政融合与协同的政治逻辑不仅重塑了政治支配结构,而且也直接延伸到行政系统之中,形成了一体化整合的改革路径。从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看,改革不仅仅是精简化,而是统一整合行政机构并理顺其职、权、责,祛除制约行政能力的痼疾,提升全系统的运行效能。按照“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思路,除了前已论及的党政合署合并改革外,在自然资源、应急事务、卫生医疗、退役军人、金融、税收、审计、援外等专业领域,都实现了机构与职能整合。整合后的新机构,职能属性更加聚焦,权力配置更为集中,管理范围得以扩大,本意是要形成基于专业化的整体治理能力。在行政执法领域,改革也以大整合来减少执法力量种类,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期克服“九龙治水”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改革还涉及跨军地力量重置,即通过武警部队序列调整、划转改制、兵力撤收等方式,解决在执法领域梗阻多年的军警民不分问题,既进一步增强行政系统的专业化,也强化对武装力量的统一调度。另外,改革也有意理顺央地行政关系,在确保政令统一的前提下,要求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以期强化央地一体纵贯的行政体系。
  目前,中国的改革已基本完成机构调整,但还有待职能优化,而美国的行政系统重组则处于启而不动的状态。2017年3月,特朗普签署名为“重组行政部门的全面计划”的13781号行政命令,要求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限期制定重组政府职能和裁撤冗余行政的计划,以提高行政部门的效率、效能和可问责性,由此迈出了美国联邦行政系统新一轮改革的第一步。2018年6月,总统行政办公室正式公布了长达132页的《提供21世纪的政府解决方案——改革计划与重组建议》。这份具有浓厚新公共管理色彩的提案,以私营部门的企业组织架构为样板,提出了34条改革建议:例如合并教育部和劳工部,重组农业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交通运输部,整合人口普查局、经济分析局和劳动统计局,改造能源部、国际开发署、环境保护署,强化小企业管理局,重组或私有化邮政系统,设立公私合作机构等等。提案寄希望于用企业化的方式来改造行政系统、提升行政效能,但这种方式能否解决问题,历来存有争议。由于这份争议性的方案还有待美国国会批准,改革依然面临不确定性。
  (三)治理优化:行政放权与扩权的策略性重置
  行政治理的优化,重在理顺治理机构与治理对象之间的关系。对此,中美两国都采取了选择性的行政权力调整策略,即一面推动行政放权,减少、规范政府干预,一面在特定领域强化重点监管和政策引导。
  中国的简政放权改革始于2013年,核心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及公民个人的关系,主要围绕行政权力的放和收而展开。从国务院大量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层层推行权责清单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到全面实行“三证合一”改革、实施大规模减费降税,再到地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兴起,以放权来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直被视为改革主调。据中国官方统计,2012年至2017年,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认定大幅减少。然而,在金融、环保、扶贫、公共安全、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则出现了行政扩权趋势。放权与扩权并行,反映出改革被寄予了既要扫除障碍、激发市场活力,又要防范潜在风险的双重使命。这一逻辑同样融贯于对外领域的行政实践中。随着自贸区改革、通关便利化、外商投资自由化等政策的落地,对于外贸和外资的行政管制日益宽松;相反,对外投资领域则呈现出强化管制的趋势。在“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取代以往分散的投资布局后,政府对资本输出的统筹引导明显加强;面对内外经济风险,监管部门对资本输出的控制也经历了由相对宽松到逐步从严的转变。
  就简政放权而言,美国与中国可谓不谋而合。如前所述,奥巴马时期的过度干预模式对美国经济社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这使得特朗普政府以解构行政国家之名推出了一系列去管制化政策,例如大规模减税、削减金融监管、弱化环保行政、解禁煤炭油气开采、放松通信网络竞争、悬置全民医保法案等,颇具“拨乱反正”的意味。
  2017年,特朗普一上任就紧急撤销、冻结一批行政管制措施,并且连下两道行政命令,发起了继里根之后数十年里“反对政府监管的最强攻击”。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新设1项行政规章必须同时废除2项既有规章”的削减原则,而且要求各机构专设管制改革官和工作组,对妨碍就业、过时无效或不必要、成本高过收益的现存规章提出废改举措。据美国官方统计,至2018年底,特朗普政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推迟或撤销行政管制2253项;新设管制措施也被压缩至229项,相比同时段内奥巴马时期的647项和小布什时期的465项,分别减少65%和51%。
  与这种去管制化面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政府在移民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国际合作、通信技术与知识产权、太空开发等特定领域加强了干预。例如,有别于中国进一步松绑管制、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做法,美国反对原有自由贸易体系,频推保护主义措施,单方面挑起一系列国际贸易争端;作为策应,美国政府对外商投资的区别管控和对境外企业的“长臂管辖”也愈演愈烈,甚至还出台了“封杀”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的专项管制政策。
  上述对于行政权力的两种策略性配置,本质上都是特朗普政府实现其另外两项政纲——经济民族主义与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技术化手段,三者最终都统一于“美国优先”的施政目标。
  ▍政治与行政:治道变革的协同难题
  过往一段时间以来,公共行政过度偏离政治伦理、日渐臃肿却频现治理失灵,对中美两国的国家治理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面对治理挑战,中美两国都试图通过政治层面的权力整合、行政系统的集约重组以及行政放权与收权的策略性组合,来实现公共治理的降本、提质、增效,其根本在于调整政治与行政的关系。
  中国行政改革内含重新激活政党伦理的政治基调,为了弥补行政技术与政治传统的断裂、增强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整场改革以党政整合为核心,改革者一方面希望强化对行政的政治控制和一体重组,促进治权和责任的结合,提升治理的抗风险性,另一方面希望通过简政放权来调整行政与市场、个体的关系,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提升治理的穿透性。而随着长期被边缘化的旧保守主义重新回潮,美国行政改革则贯穿着整体战略收缩、发展重心回调国内的“美国优先”逻辑,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注重强化总统权威,并通过重新调整部署行政权力、推动行政系统的企业化改造等方式,试图修正被自由派政治正确所裹挟的诸多“华而不实”的政策,提振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保护国家安全。这种以复兴各自政治传统来修复当下治理痼疾、增强行政能力的过程,能否成为现实,还面临不确定性。
  就中国而言,尽管机构改革已近乎完成,但并未发生“化学反应”,治理效能和政策实效尚未同步提升,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增无减。而在经过政治重塑的官员中间,因为不适应从过去一段时间以利益最大化为中心,到如今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动力机制骤然置换”过程,也出现了某种不愿担当、不敢作为的负面倾向。这显然有悖于改革初衷,也使得旨在扭转技术治理偏向的改革,复又面临被科层化和技术化层层肢解的困扰。
  另一方面,伴随党政融合的深入,行政力量的再政治化和政党力量的进一步行政化几乎如影随形。按照改革本意,这是为了促成政治性和技术性、伦理性和专业性的有机结合,从而凝聚国家治理的复合动力;但不可忽视的是,两种趋势之间也有一定张力,实践中容易诱发诸多权责博弈和协调难题。这预示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行政改革的难点将从大规模的权能整合和机构重置,重新转移到高难度的权力平衡上来。众所周知,对于行政的政治规训必不可少,但也需要保持在合适限度之内,为行政活力的再激发留下能动空间;此间平衡一旦打破,政治便容易陷入与行政的交缠泥沼之中而难以自拔,而行政的专业性和自主性也可能被消解,由此导致行政治理的失灵及其对政策合理性的反噬。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挑战,也是推动制度创新的契机。
  而美国的改革则面临更大的政治变数。历史地看,近百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多以提高行政效率之名,行加强行政控制之实,但由于国会制约、利益集团介入、文官集团阻挠等原因,这些控制往往收效不大。而且行政国家一直处于去管制化和再管制化的历史循环之中,其间虽不时有削弱之举,但结果往往招致更大反弹。此次特朗普政府改革的力度不小,但恐怕也难以摆脱历史的“魔咒”。众所周知,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自特朗普当政以来,更是达到了新高点。如今,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与传统建制派之间的政治缠斗甚是激烈,在两党各执一院的形势下,党派相争动辄造成政治僵局,常常使改革陷入寸步难行的内耗“漩涡”。
  例如,解构行政国家之举受到推崇政府干预的美国民主党人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去管制化运动无助于降低行政成本,反而利于维护大资本利益,将进一步加深经济社会不平等的鸿沟,因而采取公开批评、立法抗争、司法诉讼、州权抗衡等方式来加以阻击。又如,特朗普政府之雄心勃勃的政府重组提案已公布一年有余,至今未见国会程序上的实质性推进;同时,因总统与国会的政治僵持而导致的政府间歇性“停摆”事件却已多次发生,甚至还出现了少见的弹劾风波,这也预示着改革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随着新一轮美国大选的开始,特朗普即便获得连任,也要首先调整激进的政治策略,尽可能推动政治层面的妥协和整合,从而为重构行政体系创造足够的政治空间。
  透过中美两国改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理顺并推动政治与行政的相互协同关系,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必将是大国治理变革乃至治道竞争的核心难题。这一问题具有周期性和长期性,不大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解决,而只能在不断改革中加以矫正、调适和优化,进而推动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制度和意识形态分野的现代行政转型。在此过程中,谁能提供具有示范性的有效方案,谁就有可能为人类治理文明的历史性跃迁做出可贵的贡献。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20年第1期,原标题为《“驯服”行政?——中美治道变革比较》。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注释从略。

来源时间:2020/3/20   发布时间:20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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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或将冲击中美贸易协议

作者:宿景祥  来源:中美聚焦

  中美两国1月15日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根据双方约定,协议已于2月14日起正式生效。
  对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国际经济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体现出双方贸易团队高超的谈判技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从而暂时避免了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
  从中美两国正式公布的协议文本看,该协议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涵盖技术转让、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所谓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有关中国采购的条款,即中国承诺根据市场需求购买一定数额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美国则停止进一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美国对中国商品已经施加的大部分关税并不撤除,将留待第二阶段谈判解决。至于第二阶段谈判何时启动,并无具体计划。特朗普总统的建议是等到11月美国大选结束后再重启,这就意味着中美贸易关系的前景很不确定。
  根据美国方面的报道,有关中国增购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内容,协议中并没有列出细目,而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
  在2017年从美国进口的基础上,中国在今后两年时间里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和服务(第一年为767亿美元,第二年为1233亿美元)。这2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分为制成品、农产品、能源和服务共四大项,其中制成品为777亿美元(第一年329亿美元,第二年448亿美元),农产品320亿美元(第一年125亿美元,第二年195亿美元),能源产品524亿美元(第一年185亿美元,第二年339亿美元),服务379亿美元(第一年128亿美元,第二年251亿美元)。从总体规模上看,与2017年相比,202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需要增加50%,2021年则要增加80%。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自美国进口大受影响,从2017年的1539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1227亿美元,减少了312亿美元。中国要实现比2017年增加2000亿美元的进口目标,意味着要比2019年增加2312亿美元进口,增长幅度第一年为62%,第二年为100%。
  国际经济界普遍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执行这项协议所面临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也有经济专家指出,从长远看,这项协议对美国而言同样蕴含着很高的风险。由于这种大幅增加的进口是人为造成的,即便中国在今后两年内执行了协议,但随后可以自行终止从美国的采购,届时,将对一些经济部门构成毁灭性打击。
  中美两国贸易协议的各项内容安排,是在去年年底以前制定的,固然没有预见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这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经济活动几乎停滞,国际航班停飞,无数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禁止中国公民入境,这些为中美贸易协议的执行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任何一项协议都包含“不可抗力”条款,允许一方在出现“自然灾害或其他无法预见的事件”时,要求免除履行协议的义务。从各方面条件看,新冠肺炎疫情显然已经构成了“无法预见的事件”,如果中国方面认为无法履行协议,可以据此提出免除该项义务。但至少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方面似乎并无此意,且已连续降低美国商品关税,为增加从美国的商品和服务采购做铺垫。
  美国一些政治家把这场疫情视为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削弱中国的良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高层人士反复强调中国为“头号敌人”,要求各西方盟国联合行动,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限制。美国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则在研拟新的方案,计划在未来几个月里对中国商品、技术和投资采取逐步升级的、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
  疫情的爆发给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增加了新的未知因素。这场疫情已经蔓延到韩国、日本、伊朗和意大利等国,大半个欧洲都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一些国际经济机构预测,疫情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控制,甚至可能会带来一场前所未见的世界经济衰退,并引发全球范围的政治动荡,进而终结过去几十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

来源时间:2020/3/20   发布时间:20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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