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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安全网强度不足 经济恐难敌新冠病毒打击

作者:  来源:路透中文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对美国劳工构成双重威胁,一方面若是被迫在家隔离检疫恐怕没薪水可领,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安全网强度不足,难以在这场危机中给予足够支撑。
  和其他富裕国家不同,美国给予1.3亿全职劳工的社会援助相当薄弱,且参差不齐,而近3,000万的兼职劳工所能得到的社会援助则是更为稀少。
  同时也没有联邦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提供带薪病假、也没有规定提供带薪照顾亲属假,这些完全都由雇主及地方政府来决定。
  低薪及兼职劳工若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需要照顾染病的家人,他们要从工作场所得到一些留在家里的福利就更难了。
  美国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有129个确诊与推断病例,上日为108例。根据CDC官网,其中80例来自13州公共卫生部门的报告,49例为海外撤回的侨民。
  分析师们担心大量劳工被隔离可能急剧抑制消费者支出,而消费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且可能进一步扩大富裕阶层与生活已经很艰难的劳工阶层之间的差距。
  “相关社会保障的缺乏对经济构成双重风险,在这次疫情中会曝露更加明显的不平等现象,”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Gregory Daco对路透表示。
  美国劳工部称,71%的美国劳工没有在家办公的选择。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可能在服务业、零售业或医疗保健业工作,有些人甚至是为不提供带薪病假的公司工作。
  Prudential Group Insurance在2月底调查的劳工中,有约45%表示,他们担心疫情可能会限制他们工作的能力,54%称他们在财务方面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一场可能让他们好几周都无法正常上班的传染病。
  卫生官员建议任何有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接触史的人都接受检测,如果感染,就进行自我隔离直到治愈,避免传染给别人。但很多美国人都没法在不牺牲大部分薪水或不失业的情况下进行居家隔离。
  据劳工部称,私营部门的劳工主要依赖他们雇主的政策,他们中间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没有这些福利保障。
  如果工作场所为了控制病毒扩散而关闭,或者工作岗位因为经济原因而消失,那么原本健康且可以上班的人可能也不得不待在家里。
  这些员工应该可以申请失业救济,但他们可能面临救济延迟发放的问题,而且会发现失业救济也不如2007-2009年大衰退之前那么慷慨。
  美国已有10个州缩短了求职者可领取失业救济的最长时间,从通常的26周缩短至12-21周。
  合同工人的境遇或许是最糟糕的,这包括在“零工经济”中以送外卖或给优步和来福车(Lyft)等叫车公司开车为生的人。
  这些人通常没有带薪病假,而且可能因为不是全职、工作时间不稳定而没有资格申请失业救济。
  这些工人或许能得到灾难失业援助,但只有在美国总统宣布发生重大灾难时,这种援助才可能会启动。(完)

  编译张明钧/白云/汪红英;审校王兴亚/张荻/陈宗琦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5

旧文章ID:20856

蔡裕明:当中美都把台海安全化

作者:蔡裕明  来源:联合早报

  最近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中雀起的参议员桑德斯表示,中国大陆若武力犯台,美方不会袖手旁观。在较早之前,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的布莱尔也指出,一旦中国大陆有动武打算,可能促成“东亚北约”的形成。一时之间,台海安全又成为美国政界与媒体关注焦点。若再从去年美国国会相继通过支持台湾相关法案来看,美国已经将台湾事务予以“安全化”,这不是台湾之福,而是一种危机。
  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安全并非既定而是社会建构。而现代政治当中对于安全的语汇,通常成为“修辞性而非分析性”。因此,界定安全议题有两种分析方法,混淆问题或将安全限缩为“传统且狭义”的处理方法,包括“强调使用军事或威胁使用武力之威胁”或“战争的成因与后果”。
  在美国总统初选过程中,台湾相关事务鲜少成为议题的主轴。在桑德斯担任参议员期间,曾经反对有关台湾安全的重要法案,其中包括2011年反对出售F-16战机给台湾,而被认为“不太可能藉由对台湾提供现代化的武器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
  桑德斯此时的转变与支持台湾“话语”,不应只被当作“选举语言”,更是特朗普担任总统迄今,美国对于中国态度与政策转变的“安全化”。华府认为北京对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弹性”的威权主义,正威胁美国与盟友的政治认同与全球范围的经济秩序。再加上北京在国内的社会监控与在国外的搜集情报,以及在国外扩张锐实力的作法,已危及美国所赖以生存的民主与自由体制。
  于是说,美国需要与盟友共同推动民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换句话说,美国对于东亚的“安全化”举措,就回到地缘政治处理安全与威胁方式,包括对基础设施的新型投资,发展与其他友好国家在情报、联盟与防御上的合作,强调“国家安全”与“防止来自国外的威胁”,成为美国政府优先事务。
  从布莱尔的东亚北约论到桑德斯的支持台湾说,正契合特朗普总统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说法。而桑德斯则更进一步,将台海稳定与否视为美国的安全威胁。相较于此次美国总统初选过程中,民主党其他总统候选人的立场,桑德斯较倾向于支持台湾,并明确将中国的军事行动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而在主权安全中,中国大陆亦将台湾的“分离”视为生存威胁,并以语言与行为将台湾视为安全问题,也不承诺放弃军事行动。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将台湾事务予以“安全化”。
  就在桑德斯提出协助台湾的声明后,解放军又派出军机在台湾外围空域进行“远海长训”。而桑德斯对于台湾的立场,将启动在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前,美国政治人物可能相继提出支持台湾的政策与言论,或提出建构东亚安全建制等规划,而中国大陆可能进一步以语言甚至实际行动“回应”美国的“安全化”举措。
  在美中都在安全化台湾的当下,台湾并不需要暗自窃喜,反而需要留意大陆可能因为新冠肺炎遭到全球围堵之时,台湾内部所出现的新一波对外民族主义的躁动情绪,这可能会是导致引动台海危机的导火线。
  (作者为实践大学高雄校区博雅学部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5

旧文章ID:20855

美前高官坦承:越来越难对华提“购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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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坦承,随着美中两国实力趋于接近,美国向中国提要求越来越容易遭遇中方的反要求,双方互提要求差距收窄,对美国的挑战性越来越大。
  作为美国知名的战略专家,坎贝尔3日应邀到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与该所杰出研究员米德对谈“美国外交政策与世界事务”,中美关系自然是重点议题之一。
  最近刚写过题为“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文章而引发争议的米德问:以往美国经常向中国提出各个方面的各种要求,有一个长长的单子,仿若“购物清单”,那么美国有没有可以向中国提供什么东西的单子呢?
  坎贝尔回应:这种长长的“购物清单”在美中实力对比悬殊时更明显。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人会说:谢谢你提出的问题,但我们不感兴趣,我们有我们自己一套对你们的关切。这种相互作用(interplay)更接近了,未来对美国将更具挑战性。
  作为资深外交官,坎贝尔与中国人打了几十年交道。他感叹,美中之间从根本上互不信任的水平令他感到惊讶,这不是声称的不信任,而是真的不信任。过去四、五年这种互不信任已经深切地彰显了。他表示,美中关系已经回不到那种竞争与摩擦缺位的状况了。即便是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现在要发现共识也变得更困难。
  对于美国政治体系能否有效应对美中长期竞争,坎贝尔认为,美国在亚洲竞争的关键不仅在于美国有多少军舰、多少兵力在那里存在,而是多方面的、全社会的,需要加强外交接触。而现在民主、共和两党内部都有质疑多边贸易安排的声音,关于亚太政策的辩论其实不在两党之间,而在各自的党内。
  身为民主党人,坎贝尔指出,两党都有元素要抵制来自中国的挑战,但出于不同的目的。两党有些共识,比如对中国更强硬,更专注军事,在华为等特定技术领域采取强硬措施。两党立场是有重叠面,但在更深层次的战略、政策和手法上,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辩论,部分是因为政治是如此的方向不明(disoriented)。
  米德问:特朗普若连任,其第二任的亚洲政策会怎样?坎贝尔表示,不确信特朗普有亚洲政策,特朗普不希望政策限缩其操作的回旋余地。他相信,现在共和党的建制派仍致力于坚持美国传统的国际原则,许多人在背后做工作,使得特朗普有立场,不要放弃美国盟友和共同目标。但是,如果特朗普连任,总统觉得他可以表现真正的观点,可以为所欲为,并非不可能。
  现任亚洲集团总裁的坎贝尔指出,过去50年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成就在亚洲。但是特朗普对亚洲有不同看法,比如他批评盟友利用美国,是美国的负担,对盟友贸易上强硬,扬言盟友不买单就撤军等。坎贝尔认为,这不是特朗普无所事事的威胁,而是他真实的想法。坎贝尔担心,未来美国与亚洲盟友的谈判会很艰难;亚太盟友在更大的压力和紧张之下,他们的领导人会想如何处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
  坎贝尔表示,在对华手法上,一方面美中元首个人关系好,特朗普对媒体和政治对手独断专行,但美国政府内的“真正国家”(real state)并非疾控中心(指技术专家)的那些人要总统采取不同的做法,而是那些真的相信中国是真正威胁的实质性势力。“他们对总统感到警惕,不确定他是否真能校准?他会支持台湾吗?”那些国安会、情报机构、国防部的人今后将变得更强大。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5

旧文章ID:20854

COVID-19政治化加剧美国的风险

作者:丹•斯坦伯克  来源:中美聚焦

  在全世界,新型肺炎(COVID-19)的确诊人数可能在一周之内超过十万。我在2月初的时候曾经预言,新病例的增长速度在中国会逆转,在国际上则会加快。这是新的常态。目前,中国境外的确诊人数已经差不多与一个月前的中国一样了(图1)。

图1疫情爆发的势头从中国转向中国以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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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卫组织、中国国家卫健委、DifferenceGroup

  从最近两个月的疫情情况看,多数观察人士低估了中国的长期韧性,高估了发达经济体防止疫情爆发的能力(图2)。

图2中国境外确诊病例的流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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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报告日期和WHO地区划分,截至2020年2月29日中国境外报告的COVID-19确诊病例(N=6567)

来源:世卫组织

  经济情境、早期数据与级别下调
  1月中旬过后,我预测了中国受病毒影响的三种可能情形。根据新的证据,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情形。
  在第一种“类似SARS”的情形下,季度性影响极大,损失巨大,但随后出现反弹。更广泛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是地区性的。在第二种“影响扩大”的情形下,不利影响将至少持续两个季度,疫情影响的范围更广、更严重,并且波及全球经济前景,直到夏天反弹才会出现。在第三种“影响加剧”的情形下,负面损失要严重得多,并给全球经济带来可怕的后果。
  IMF最近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5.6%,全球经济增速则比预期的3.3%减少0.1个百分点。在中国,只要财政和货币支持足够,中小企业迅速复工,反弹仍然是有可能的。中小企业占全中国就业的4/5以上,占GDP的一半以上。
  鉴于国际疫情的现状,IMF对全球的预测恐怕是过于乐观了。最大的问题是,其他受影响的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英国、日本和最大新兴国家——能不能像中国那样迅速地遏制住疫情。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已经以有记录以来的最快速度收缩,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1月份的50.0下降到35.7,至创纪录低点。服务业的活动也一样。但是,这两方面的骤降是在预料之中的。经济冲击转化为收缩,问题在于冲击过后的反弹力度如何。
  在中国,1月时的预测是第一季度失去1.2个百分点,至5%甚至更低,第二季度的反弹将弥补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损失。由于起点较低,3月份的数据可能很高。正是这些第一种情形的假设,使摩根大通作出了大胆预测,认为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可能会跌到-4%,但第二季度可能升至15%。
  IMF最近预计,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将减少0.4个百分点,从2.0%下降到1.6%,不过前提是成功控制住了疫情。
  如今,第一种最温和的“类似SARS”情形已经不太可能出现了,但如果中国经济在3月份恢复正常,第二种“影响扩大”情形不是不可避免。无奈,不确定性开始笼罩世界其他地区,这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市场最近数万亿美元的回调就可见一斑。
  更糟糕的是,华盛顿非但没有及时动员对抗病毒,而且试图将中国的疫情政治化。
  疫情管理的早期失误
  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就是一个例子,证明特朗普内阁试图在贸易战中利用这场危机。1月30日,也就是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订之后,罗斯宣称中国的冠状病毒可以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国务卿蓬佩奥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对这种政治化攻击随声附和,指责北京应该对此次危机负责。
  事实上,世卫组织称赞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历史性遏制措施挽救了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无数人的生命。中国的这些措施如今已成为世界各地的部署蓝图,用以积极动员对抗病毒。
  在以往,美国经常为了应对共同的威胁而推动国际合作,如今却不尽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2月4日称,在中国以外的五个世卫组织成员国当中,有三个未能及时提供足够的信息。
  美国的记录也说明特朗普政府犯下一系列错误。2月份,第一批美国人从疫情中心武汉撤离,近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名举报人要求联邦政府提供保护,因为之前她曾投诉,称在接受撤离武汉的美国人时,十多名工作人员缺少控制冠状病毒感染的适当培训,也缺少防护装备。
  另外,2月中旬之后,美国国务院表示将用飞机把14名美国人送回国。这些人因为冠状病毒在臭名昭著的“钻石公主”号上被隔离了两个星期。在那次糟糕透顶的隔离中,有705人被感染,6人死亡。尽管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请求将受感染的美国公民留在日本,但蓬佩奥的国务院仍继续它的计划,把感染者和健康人一起送上了飞机。
  与此同时,疾控中心还发现送往各州实验室的一部分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存在缺陷。现在的希望,是一周之后美国各州能够开始检测,而使诊断过程加快的本地检测要延迟到3-4周以后。
  由于一个“超级传播者”,韩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200例,死亡近20人。对于此类疫情,美国也不能幸免,而且美国缺少或者没能充分做到隔离监测和自我隔离。加州的卫生官员在2月中旬后表示,已经要求病毒爆发期间从中国返回的7600人在家中自我隔离。然而,疾控中心并没有追踪每个州有多少从中国回来的人被要求自我隔离,相反,地方卫生部门有权决定采取怎样的隔离措施。
  世卫组织在宣布当前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特别表示了对发展中经济体薄弱的卫生保健系统的担心。在两极分化严重的发达经济体,像美国内城区和农村边缘地区的医疗服务体系、大量的监狱人口和养老院,都很难做到免疫。人口老龄化也有可能加剧地方面临的病毒传播问题。
  对领导力的挑战
  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报告,中国的遏制响应,是在习近平主席及其身边主管人员领导下的一场“真正的全政府、全社会”努力。他们与世卫组织一道,选择采取历史性的措施与COVID-19作斗争,对内团结一致,对外进行合作。
  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扎未能保住特朗普病毒响应工作负责人的角色,被副总统迈克·彭斯接替。然而,彭斯曾忽视公共卫生健康,他的记录是有争议的。在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他大幅削减公共卫生支出,2010年代初还曾推迟实施针头交换计划,导致该州发生了最严重的艾滋病疫情。
  政治行为、利用危机和缺乏协调战胜不了致命病毒的爆发。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所说的,“携手,我们就强大。我们最大的资本是事实、理性和团结”。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5

旧文章ID:20853

COVID-19重新调整中美经济关系

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来源:中美聚焦

  对中美未来经济关系的预判必须慎之又慎。COVID-19可以很容易地让现有趋势和模式偏离轨道,尤其是它的全球扩散演变为一场大流行的话。
  随着韩国、意大利和伊朗大量新病例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上升了。最令人担心的是伊朗,透明度的缺乏可能导致病毒在中东更贫穷混乱的地区传播,特别是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接下来的是一个初步分析,是试着退后一步,隔着一定距离来看最近的事态发展。
  看待COVID-19可以有三个主要方面。首先,这种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比2003年的SARS和近年的埃博拉、MERS等其他疫情更严重、更持久。其次,疫情的蔓延可能给中美贸易关系特别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注入亟需的灵活性。最后,在美国大选周期的关键时刻发生这种经济冲击,可能有助于缓解中美关系其他领域尤其是技术战的紧张态势。
  就这一点而言,COVID-19显然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比17年前的SARS疫情更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如今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达到全球经济产出的15%,相比之下2003年的时候仅为4%。
  最突出的是,中国是地球上最大的贸易国,且已深深嵌入从电子产品到汽车、生物制药的全球价值链。因此,中国疫情爆发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正波及到全球,导致了各种材料和工业投入的短缺。由于韩国和日本目前也面临疫情的局部爆发,这种情况肯定会越来越糟。
  虽然中国逐步恢复生产实际上使情况有所改善,但影响已经超出了制造业。恐惧笼罩着消费者和金融市场,全球股市连日大幅下跌,全球信贷市场也冻结了。在2020年2月26日的一周当中,随着对冠状病毒的担忧在行情室里蔓延,2.6万亿美元的国际债券市场几乎陷入停滞。
  股市和信贷市场也许很快会反弹并恢复正常,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真的是在抛硬币了,它取决于COVID-19的扩散程度。如果欧洲和北美的重要地区受感染,大多数下注就会输。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鉴于COVID-的特性(潜伏期长且轻症患者也有传染性),这种流行病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由此也带来一线希望。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以来,人们一直担心北京无法履行其义务。中国承诺2020年和2021年从美国增加2000亿美元的进口,在好的年份这也很难实现,但由于COVID-19给中国的消费泼了冷水,其持续时间也不确定,因此灵活性就不必可少了。
  尽管有相当大的干扰,贸易协议当中的重要内容仍在执行中。北京已经采取各种措施履行义务,比如放松对从土豆到海鲜、牛肉等美国食品的进口限制。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认为,这些举措已经产生“积极的结果”。但中国尚未展开大规模采购,危机持续时间越长,中国就越无力兑现它的承诺。
  直到最近,白宫官员的行为似乎还表明疫情对协议的影响不大。然而,考虑到中国相当一部分经济部门仍在停工,同时出现一场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双方都可能寻求用灵活的方式落实协议,特别是地规定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商品方面。
  这种灵活和继续对话的意愿对2020年剩下的时间来说是好事:贸易战不会再升级了。运气好的话,由于对全球因COVID-19而面临重大经济挑战的理解加深,双方还可以在中美经济关系中释放急需的善意。
  这一势头很可能因为第三因素,即美国的选举周期而加强。越接近2020年11月,特朗普就越会强调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由于COVID-19为他的竞选连任策略添加了一个公认的破坏性因素,特朗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美经济关系当中未被贸易协定涉及的部分尤其是技术战来说,这是个好兆头。在特朗普政府内外,对如何应对中国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华为在5G基础设施中的作用,一直有激烈的争论。
  一些人主张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迅速“脱钩”,尤其要切断一体化的技术供应链,包括禁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获取美国的关键技术(如某些芯片、测试设备、软件等)。
  另一些人则认为“脱钩”过于极端,认为全球化创造了深层联系,切断这种联系要付出过高的代价。事实上,现有技术伙伴关系的瓦解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给美国的实力和创新带来内部风险。
  随着2020年总统大选的临近,特朗普似乎明显站在主张与中国保持技术关系的人一边。他在2月18日甚至称华盛顿流传的某些脱钩提议是“荒谬的”。“我想让和美国做生意变容易,而不是困难。我政府里每个人都收到了这个指示,别找借口……”
  COVID-19的经济和金融影响目前尚不确定,但这种影响在3月份可能变大,变得更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破坏美国的经济,何况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下,全球供应链和需求也需要时间才能恢复。这样看来,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可能出现一个求之不得的平静期,在真实可怕的全球困境中出现小小的一线希望。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4

旧文章ID:20852

科比及其对中美友谊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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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成,王秋阳  来源:中美聚焦

  2020年1月26日,科比·布莱恩特令人痛心的离世令全世界的体育迷震惊与悲痛,其中也包括数百万睡醒后突然听到这一噩耗的中国人。两种因素令中国人的情绪反应、以及他们对这位传奇篮球选手和美国文化偶像的喜爱与崇拜尤为显著。
  首先,虽然科比的离世正值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肆虐,飞机坠毁的新闻依然占据了中国的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1月27日,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关于“科比”的网页搜索量升至700万,是搜索“武汉”和“肺炎”总和的六倍多。同天,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关于科比去世的搜索高达10亿。根据《南华早报》的数据,这是排名热词搜索第二位的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的“两倍多”。
  第二,美中关系在过去几年急剧恶化。华盛顿和北京的一些政治人士和意见领袖开始将对方国家视为对手,或许更有甚者将对方视为敌人。在美国,推崇美中关系全方位“脱钩”——包括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政治语汇似乎开始取代对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长达数十年的接触政策。民族主义与彼此强化的恐惧和怀疑一道,同步在两个国家抬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众对科比大量的自发悼念远超人们对他惊人的体育天赋的致敬。科比的国际影响和中国人对他的敬仰提醒着我们,美中关系不仅是国与国的关系,还应被视为民间的关系。科比在中国巨大的影响力反映了他对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的善意以及他对公共外交政策的深远影响。
  很多中国球迷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青春时代受科比鼓舞的珍贵记忆。他们晒出科比“曼巴精神”的签名,鼓励自己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困难时期坚持下去——正如科比在篮球场和生活中所践行的那样。
  科比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一名运动员,正如仅用篮球无法定义他的全部遗产。在2009年第四次赢得NBA总冠军后,科比第四次到访中国,与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建立了科比·布莱恩特中国基金,成为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该基金首笔500万元人民币捐赠捐给了2008年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帮助当地儿童展开体育活动。
  在接受中国电视主播水均益的一次采访中,科比表达了他想通过体育这种共同语言帮助中美两国儿童了解彼此文化、拓宽眼界的意愿。科比基金已经资助了几个中国青少年团体去美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在2月24日为纪念科比和他女儿吉安娜举行的公共纪念活动上,科比遗孀瓦妮莎在致辞中就提到女儿吉安娜生前能说、读甚至可以写中国话。
  在22年时间里,科比曾十多次到访中国,他不仅对这个快速变化的国家有浓厚兴趣,也让中国年轻人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即便是退役后,科比也定期在他的微博上对1011万中国粉丝更新个人视频和信息。这些举动都增进了这位美国体育偶像和全世界最大篮球观众之间的联系。一些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甚至表示,他们选择在洛杉矶求学就是为了可以离科比的洛杉矶湖人队主场斯台普斯中心更近。
  体育无法免受政治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NBA也不例外。事实上,鉴于NBA与中国深厚的商业联系,它时不时会成为民族主义议题的导火索。例如,几个月前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就香港抗议事件发推,引发了中国政府与公众的愤怒与谴责。作为回应,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中止了洛杉矶湖人队和布鲁克林网队在中国的NBA赛事转播,中美两国社交媒体上也遍布充满愤怒的民族主义贴子。
  虽然围绕NBA与中国争议话题的纷争不断,但科比与中国公众之间个人层面的持续交往,证明善意与互联可以承受分歧的考验。在中国赛事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球迷涌入球场观看比赛。很多人身穿勒布朗·詹姆斯和科比·布莱恩特的球衣到场,球衣上的NBA标志用中国国旗贴纸覆盖。一些中国球迷表达了他们热爱祖国与喜爱塑造了他们懵懂之年的NBA赛事和美国运动员之间的矛盾之情。这种矛盾的内心正来源于科比这样的文化大使培育的充满活力的民间联系。
  在严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下,科比在中国的遗产挑战了中国年轻一代被反美宣传“洗脑”的传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反美宣传会在中美之间酝酿一场文化冲突。以科比与中国人民在个人层面互动为代表的民间交往,是过去40年美中关系的重要基石。随着众多美国人纪念并承诺继承科比的遗志,他们也许会从科比增进世界不同文化与民族间友谊与纽带的努力中得到启迪。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5

旧文章ID:20851

周小明:中国会信守贸易协定承诺么?

作者:周小明  来源:中美聚焦

  随着传播广泛、极具威胁的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也许不会履行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尤其是两年内在1997年水平基础上额外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
  疫情已经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伤害。中国约1/3制造业产值蒸发,消费也面临严重损失。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受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计将下滑约2%。虽然部分损失很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得到恢复,但其他损失将是永久性的,如2020年第一季度餐饮和旅游业超过150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这相当于中国2019年第一季度GDP的4.6%。很多经济学家预计,本次疫情爆发将令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损失0.5个百分点。
  虽然疫情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中国政府意在信守承诺。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2月14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中国准备实施协定,因为他认为该协定是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的。
  为完成协议规定的购买目标,中国正在帮助美国公司重新恢复在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力。除了今年早些时候取消针对美国禽类制品的进口限制外,中国政府还在上周宣布免除针对65种美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这些关税是针对美国“301调查”的报复措施。美国原油——2017年11月和2018年1月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近10%,但去年5月开始额外征收25%的关税后下降到零——预计可以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价值185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可以帮助中国完成部分2020年购买目标。棉花是另一项被列入免除关税清单的产品,现在也有可能在中国市场占据更大份额。
  此外,为让美国在中国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很可能免征更多美国产品的额外关税。
  得益于政府为抵御经济下行压力所采取的强有力措施,预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可能不会超过一年,随着疫情好转,经济活动将很快得到改善。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中国经济将在“第二季度”回到正轨。
  IMF的预测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疫情将在第一季度得到控制。然而截至本文发表之际,依然不清楚疫情将在何时得到控制。因此,目前预计疫情结束还为时尚早。显然,疫情持续的时间越久,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就越大。
  即便病毒在3月底得到控制,其短期影响也将伤害中国完成购买目标的能力——美国亦然。
  从需求面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美国进口的需求也将受到抑制。例如,由于疫情爆发带来的不确定性,加上航空出行需求下降以及公司购买新飞机的财务能力受损,中国的航空公司或许很难采购新订单。中国对于机械和能源的需求即便不是完全消失也会因此减少。
  在服务领域,贸易协定规定中国在2020年需额外购买128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但由于美国航空公司暂停飞往中国的航班——假设每名中国游客的消费水平与2017年相比保持不变——2020年中国游客在美国的旅游消费预计将减少75.5亿美元,与2017年相比下降21.4%。
  从供给面来看,中国工厂推迟复工,加上运输停滞,将严重伤害一些美国制造商,妨碍它们提高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努力。自1月23日起,中国已经基本进入停工状态。虽然很多公司在春节假期过后的2月9日复工,但大多数生产商依然未能恢复正常。仅有约1/3的中小企业复工。
  这将严重破坏依赖中国零部件或基础原材料的美国生产企业的供应链。中国是美国电子和汽车行业零部件的头号供应商,例如2018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零部件价值高达110亿美元。有数据显示,美国信息技术和汽车行业零部件有15%依赖中国供应商,而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零部件对中国的依赖更是高达50%。随着美国生产商面临零部件短缺,它们增加对华出口的能力也将受到影响。
  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影响阻碍着中国实现购买目标。其结果就是,虽然中国秉承最大的善意,做出最大的努力,但我们几乎不能排除中国无法兑现承诺的可能性。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意愿,而是中国是否有能力信守承诺。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履行协议,双方将展开协商。鉴于本次疫情的性质,以及世卫组织已将其宣布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一条款或许颇具先见之明。
  美国是全球首个从湖北武汉撤走外交人员的国家,也是全球首个发布针对中国旅行禁令的国家,虽然世卫组织建议无需这样做。这些行为说明华盛顿意识到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和不可控性。
  此外,美国一些高级官员似乎也意识到了疫情带来的复杂性和难度。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罗就曾暗示,履行贸易协定或许会花费更长时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也暗示,疫情或许会导致2020年农产品购买额减少。
  基于这些针对疫情的反应,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如果北京不得不启动协商程序,华盛顿不会对此心怀不满。但华盛顿似乎不愿接受任何削减北京承诺的提议。美国农业部长索尼·铂杜近期告诉记者,如果中国不履行承诺,美国将征收关税。
  的确,如果中国未能完成购买目标,华盛顿不会对此表示理解。很多观察人士指出,华盛顿似乎急于趁中国因冠状病毒危机落难之际获利。过去两个月,华盛顿加紧了对中国的攻击,称中国共产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威胁”,同时通过涉疆涉藏法律,继续展开对华为的全面攻击,把更多中国公司列入所谓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并认定中国媒体是需要受严格管控和限制的外国代理人。
  这些行为击碎了两国借疫情之机缓和敌意、抗击共同威胁的希望,也再次证明政治考量在华盛顿优先于一切。有鉴于此,只要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它对中国无法实现购买目标的回应就注定要取决于其国内政治或地缘政治考量。
  但探戈需要两人共舞,贸易协定的履行也需要中美两国本着互相理解和支持的精神协同合作。希望华盛顿会沿着这种思路扮演好自身角色。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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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加利福尼亚等三州宣布紧急状态,从抢购到检测救治看中美应对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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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兆音  来源:BBC中文

  美国新冠病毒死亡案例4日达到11例。在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批评声浪下,副总统彭斯宣布,只要有医生指引,美国人就能接受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检测。
  加利福尼亚州当地时间3月4日晚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成为继华盛顿和佛罗里达后第三个面临“沦陷”的州。华盛顿州和佛罗里达州在上个周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加州在出现首个死亡病人后宣布了这一消息。这位71岁的老人在一家萨克拉门托的医院去世。官方称,他的感染地点是一艘名为Grand Princess的邮轮,当时他乘坐邮轮从旧金山前往墨西哥。这艘邮轮和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的“钻石公主号”一样,由一家叫做Carnival的公司运作。
  重灾区西雅图
  “刚出虎口,又入狼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居住的中国人王先生这样形容他的处境。他在1月底从广东返回西雅图,刚好赶在美国发出入境禁令前,他随即在家自愿隔离14天。没想到没过多久,西雅图就成了美国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1月21日,西雅图确诊美国首例新冠病毒病例。2月底,当地出现无法确定病源的感染病例,多例集中在一家养老院。病患未到过海外疫情严重的地区,也并未接触已知的感染患者。研究者警告,这显示新冠病毒已在当地社区悄然蔓延多时,实际感染人数可能已经过千。华盛顿州在2月29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王先生在总部位于西雅图的科技公司亚马逊工作,公司在3月3日发出内部通告,一名员工确认感染新冠病毒。其他员工若获得主管批准,就可在家中远程工作。王先生与病患并不在同一栋楼办公,不过他马上决定选择在家办公,减低感染的几率。“先在家观察一下情况,不过我还会正常出门,”王先生说,他暂时还不太担忧。
  美国各地许多大型集会宣告取消,其中包括多个硅谷公司的科技会议,以及世界银行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
  检测难题
  与此同时,对美国联邦政府与当地政府应对疫情准备不足的质疑声浪不止。确诊标准过高、检测延误、试剂盒不足等中国曾经犯下的错误,似乎在美国以小规模重演。
  最初全美只有联邦疾控中心(CDC)有能力检测病毒,在2月5日之后,检测试剂盒开始下放到州、郡和城市层级的实验室。
  但美国疾控中心(CDC)在生产病毒检测试剂盒过程中一度遭遇技术困难。2月底,韩国已对超过9万名民众进行病毒检测,然而,美国当时只进行了约500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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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推特上,一名西雅图居民分享了她寻求病毒检测的波折经历。

图片版权@into_the_brush@INTO_THE_BRUSH

  她在一家物理治疗康复中心工作,接触不少病患,她身上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的所有症状。当她拨打当地新冠肺炎热线电话时,等了40分钟未有回应。家庭医生与急诊室不清楚如何寻求受检,当地医院表示没有检测试剂盒,又把她转至新冠肺炎热线。她最终得知,只有最近两周内到过海外、曾经接触过确诊病人的人才有资格受检。
  副总统彭斯3月4日表示,将改变这一受检标准。“我之前跟州政府官员交流,当时人们认为,不应对只有轻微症状的人进行检测,”彭斯表示,“我们现正发布清晰的指引,只要有医生的命令,任何美国人都能接受测试。”
  囤积抢购
  此前在中国内地、香港、新加坡等地曾上演囤货一幕,也在美国出现了。连在远离美国大陆的夏威夷州,大型超市外都排起了长龙。厕纸、常用药、饮用水、米和罐头尤其紧俏。首都华盛顿的超市里免洗手部消毒液的货架空空如也,至于口罩,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售罄了。
  王先生也有意识地多买了一些食物,但他认为大量抢购的行为是过虑了。
  在美国疫情最集中的西雅图街头,“华人紧张,其他美国人淡定,”他总结道。在街上戴口罩的,几乎都是亚裔面孔。当地华人在微信上建起了“疫情互助群”,200人上限的群很快就满了,类似的群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华人超市里,工作人员都戴上了口罩。“一方面为了让顾客放心,另一方面也是自我保护吧,”王先生说。
  在疫情下的中国,不戴口罩成了一种“罪”,会被路人嫌弃、邻里举报、商户拒绝接待,还可能引来无人机的警告。
  而在美国的传统认知里,通常只有病人才会戴口罩。美国疾控中心始终建议,没有染病的人无需戴口罩。
  美国医疗总监(surgeon general)在推特上请求民众不要盲目购买口罩,否则会导致真正需要口罩的医护人员和病患无法得到充足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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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的中美差异
  中国政府宣布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能够获得免费治疗。而在医疗费用昂贵的美国,病人就可能需要自掏腰包了。
  对于没有优质医保的美国人来说,生一场重病足以倾家荡产。据报导,没有医保的美国人需要交纳至少1000美元,才能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而治疗的总费用恐怕远远更高。目前约有27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消息指,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动用国家灾难项目的基金,为无医保的美国人提供新冠病毒治疗。但为他们提供多少资助、有医保的人能否得到资助,目前仍然是未知数。
  华裔美国人徐柠汐,早前搭乘武汉撤侨专机返美,随后在加州圣地亚哥军事基地接受强制隔离14天。她并不需要为隔离付款,但被告知需支付约1000美元的机票费,目前仍未收到账单。“我不认为国家应该对此收费,”徐柠汐对BBC表示,对海外公民的紧急援助理应免费。
  美籍华人徐柠汐向BBC中文讲述从武汉撤离与返美接受隔离检疫的经历。
  另外,不少美国公司并不提供带薪病假,这让自愿隔离的执行难上加难。特朗普政府严打无证移民,可能导致有的无证移民不敢到医院接受检验。
  跟中国政府的举措不同的是,美国当局并未限制大量居民的人身自由。除了确诊病人、以及从武汉与钻石公主号游轮返美的美国公民接受强制隔离外,近期从中国返美,或与确诊病人有过密切联系的人士执行自愿隔离,并未有官方强制监控。
  从法理上讲,武汉封城、禁止跨省、小区禁足等中国的防疫举措在美国难以实现。联邦政府与疾控中心有权在有关人士跨越美国边境时,对其实施强制隔离,但在美国境内,防疫隔离的权力极其分散,由2684个美国州、地方的公共卫生部门负责。因此,短时间内大规模封城、隔离大量人口,几乎不可能在美国出现。
  美国“吹哨人”
  中国新冠疫情“吹哨人”、武汉医生李文亮的遭遇掀起中外舆论热议,美国近日也出现了疫情吹哨人。
  无情的病毒跨越种族与国界。但在一个信息自由流动、法律体系健全的国家,吹哨人却可以避免走向李文亮医生那样悲壮的结局。
  美国卫生局的一名知情人指,在接收首批撤离武汉返美的美国公民之前,十多名美国医务人员没有受到适当的训练、也未配备防感染的防护装备。她还指,当这些医务人员表达忧虑时,他们被批评“打击士气”、“不具备团队精神”。
  李文亮发出疫情预警后被当局训诫,而这名美国吹哨人则表示,在爆料之后,她面临了不公正的职位调遣,并被告知如果在15天内不接受新的工作安排,她将被开除。
  但与李文亮不同的是,这名吹哨人受保障联邦政府内知情人揭露不端的法律保障。在水门事件后,美国逐步完善保护举报人的法律,并在1989年通过《吹哨人保护法案》。
  这名吹哨人向一名民主党国会议员提供了证言,国会随即质询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他否认了上述指控。国会仍然要求阿扎尔在一周之内提交相关简报。
  吹哨人还透过律师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发言,强调她的爆料事关公共卫生安全。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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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中国高校的国际化改革应该完善而不应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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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智  来源:FT中文网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出现了较多质疑过去20年来高校国际化改革的声音。一是在人才录用方面,部分高校从发达国家大量引进“海归”人才、给予一定特殊待遇的做法,受到部分人士质疑。二是在考核评价方面,高教领域以国际期刊的论文发表为依据进行相关考核与评估的做法,受到众多人士的质疑。
  今年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高教系统取消以SCI论文发表相关指标作为教师、学科与高校的考核、评价与评估的直接依据。这是对高校考核评价体制的国际化改革的一次重要调整。
  笔者认为:中国高校过去20年人才录用与考核评价的国际化改革,的确存在不完善之处,但其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坚持并完善,而不应该否定与放弃;教育部此次出台的《意见》,目标是正确的,但部分规定有矫枉过正之嫌,应予适度调整。
  一、高校人才录用的国际化改革应该完善而不应放弃
  中国高校的国际化改革大约开始于本世纪初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人才录用方面:部分排名相对靠前的高校,开始从欧美发达国家大量陆续引进“海归”人才,包括各类专职、兼职教师,其中部分担任行政领导;部分名牌高校甚至将引进“海归”人才作为人才录用主要方式。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商品进出口、资本跨国流动向人才跨国流动推进的表现,是人才跨国流动从人才流出到人才流进转折的表现。
  为了吸引“海归”人才加盟,绝大多数高校都会给予其相对于本土教师更高的薪资待遇,以填补国内外的薪资差距,相应地也设置了较高的考核标准(主要体现在国际期刊论文发表的要求方面),也就是对“海归”教师与本土教师实行不同薪资待遇与不同考核标准的“双轨制”。
  这种人才录用方面的国际化导向与“双轨制”一直受到质疑,近年来尤甚。第一种代表性的质疑是:这种导向与体制形成对本土教师的“歧视”。但这种质疑很容易被打消:“海归”教师在获得相对较高的薪资报酬的同时,也面临相对较高的考核标准,这两者在性质上是相互平衡的,当然在“度”上可以商榷。
  第二种代表性的质疑是:如果我们国内的顶尖高校都只录用“海归”人才,自己培养的人才只能去国内二流乃至三流高校任教,长此以往,我们自己的高校岂非永远只能在国际上处于二流、三流地位?还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种质疑声音存在的问题,在于前提与结论之间“长此以往”的错误假设。过去20年来,部分高校侧重引进“海归”人才、并给予一定特殊待遇(伴随特殊考核标准)的做法,是一种阶段性现象。其原因:一是现阶段国家教育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二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平均薪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三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软硬环境的改善,国家有意愿、有能力吸引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流出的海外留学人员回流,通过给予其一些特殊待遇,鼓励其参与、贡献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包括教育水平的提高。
  这种阶段性现象肯定不会“长此以往”、永远持续下去。随着大量“海归”人才的引进,中国高校的教学、科研水平有了长足长进,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与排名迅速提高,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快速缩小。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高校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步入世界一流高校行列,早晚是可以实现的。
  到那时,中国高校的人才录用模式也必然再次发生转折:一方面,对国际、国内高校培养的人才不再人为区分,在录用、待遇、考核方面一视同仁,从“双轨制”走向“单轨制”;另一方面,国内高校培养的人才,不仅有能力进入国内一流高校、也有能力进入国际一流高校任职。
  问题是:这样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很显然,还没有。尽管中国高校的教学科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在科研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从科研发表质量与综合排名等各种指标上都能看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维持部分名牌高校人才录用的国际化导向与“双轨制”仍然是必要的。如果现在就放弃或弱化这种导向与体制,只会使我们追赶发达国家教育水平的步伐停滞,拉大我们与世界一流高校的水平,很显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当然,这种人才引进的国际化导向也可以完善。例如,“海归”教师的待遇与考核标准可以调整,“双轨制”中两轨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海归”轨教师在考核时没有达到预定要求,可以转换为本土轨教师;本土轨的优秀教师,达到“海归”轨的考核要求,也可以转化为“海归”轨教师,享受其待遇。这样可以更好地体现按绩效而非出身确定待遇的原则,并促进“双轨制”向未来的“单轨制”过渡。这些完善,在部分高校都已经开始实行。
  二、高校考核评价的国际化改革应该完善而不应放弃
  (一)高校考核评价国际化改革的现状与调整
  过去20年中,中国高校国际化改革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在考核评价方面:部分高校不仅要求引进的“海归”教师、也鼓励本土教师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将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与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论文发表情况作为教师业绩考核、职称评定的重要指标;高校与教育主管部门的各类人才与项目评审、学科与学校评估中,也开始以SCI与SSCI期刊论文发表为重要指标。
  SCI与SSCI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创建的期刊与文献检索系统。其中SCI从全球数万种科技期刊中选择收录了3000多种,涉及100余个学科;SSCI则收录了全球3000余种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涉及50多个学科。两者收录的期刊名录都在不断调整过程中。进入这两个刊物的论文即为SCI与SSCI论文。
  SCI与SSCI选录刊物的依据是文献分析法,即美国情报学家加费尔德提出的科学引文分析法。该分析法以期刊论文被引用的频次作为评价指标,被引频次越高,则该期刊影响越大。期刊衡量指标包括以此为基础计算的影响因子、及时指数、被引用的半衰期等。
  SCI、SSCI期刊与国际期刊不是完全等价的概念。SCI与SSCI期刊包括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几十种语言的期刊,以英美国家的英文期刊为主,也收录了一些高质量的中国期刊,包括英文期刊与中文期刊。但录入SCI与SSCI期刊中的中国期刊的数量,无论在SCI与SSCI期刊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在中国期刊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都是比较低的。因此,下面的讨论中,将SCI、SSCI期刊近似简称为国际期刊,不将二者做严格区分。
  目前,国内期刊被录入SCI与SSCI的数量不多,而绝大多数中国高校的绝大多数老师,都不具备用外语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写作能力。基于这两个因素,绝大多数中国高校在考核教师特别是本土教师的论文发表时,并没有完全只采用SCI与SSCI期刊,而是包括了众多的国内期刊。很多高校对两类期刊的质量分别有等级排序,但对国际期刊的总体排名更高。这种区别从总体上来看符合两者的质量差异,当然也不排除部分不合理之处。
  但在高校内部的教师考核以及项目、学科、学校的相关评估中,部分领域也出现了片面、过度、扭曲使用SCI相关指标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过度看重SCI论文的发表数量与引用率,而对论文质量的其它度量不够,对国内期刊的重视不够。这引起了很多高校教师的质疑与不满。
  教育部、科技部2月份发布的《意见》中,开篇即提出其出台背景与目标是“为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同时,《意见》的第一条中指出“SCI论文是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相关指标包括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等,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意见》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中明确提出,在基础研究评价、学校与学科评估、教师职称与职务评聘、教师考核奖励与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都要取消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为“直接依据”。
  目前,这一《意见》还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SCI论文,尚未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的SSCI论文。但按此趋向,将来扩展到SSCI领域的可能性是有的。
  笔者认为,《意见》提出的政策目标是正确的,但其中对SCI论文与相关指标的定性与规定,过于极端,涉嫌矫枉过正,应该适度调整。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下面第(二)至第(九)点进行展开分析,第(十)点进行总结。
  (二)国际期刊论文指标作为科研考核直接依据不应该被完全否定
  《意见》第一条的表述,直接否定了将SCI论文作为科研评价的直接依据。这一规定,应该是来自于部分人士的下述认识:国际期刊数量众多,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因而不能作为科学评价的直接依据。这一指控所指出的事实当然是正确的。SCI与SSCI期刊各有三千余种,即使按学科来细分,每个学科中的期刊数量也较多。这么多的期刊,质量不可能都高,肯定良莠不齐。然而,这并不能否定SCI与SSCI论文与相关指标作为学术评价依据的合理性。
  这是因为,SCI与SSCI期刊自身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根据大数据统计的论文引用率,作为评价论文质量与影响力的核心指标,并将以此为基础计算的期刊的影响因子、即时指数、引用半衰期等指标,作为判断期刊质量的核心指标。因此,这两类期刊本身就包含了对论文与期刊质量的评价。而且,这两类期刊内部都有质量等级划分。这一评价体系,是目前全球学术界对学术期刊与论文质量的最公认、最权威、最科学的评价体系。因此,不能因为这两类期刊的良莠不齐,就否定将其作为学术评价依据的合理性;相反地,这两类期刊的自身评价指标本身,就是判断期刊与论文良莠不齐的依据。
  当然,论文引用率是否一定反映论文质量,将论文的引用率作为评价学术研究的核心指标是否妥当,这本身也可以讨论。但科学评价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不可能有所有人都公认的唯一指标。论文引用率即使不是唯一、核心指标,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重要指标。而且,除了这一指标之外,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受到普遍认可的其它替代性的客观评价指标。关键是,SCI与SSCI期刊之外的其它期刊,包括国内期刊,连这样的客观评价指标都没有。在缺乏公认的替代性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将已有的公认性评价指标体系完全否定,是不妥当的。
  因此,将SCI与SSCI论文及相关指标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这本身无可非议。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可能主要是过度追求SCI与SSCI论文的数量与引用率、对其内部质量区分不够细致的问题。这应该通过进一步细化SCI与SSCI期刊的内部分级制度、强化同行评议等措施来加以完善,而不是笼统、粗暴地完全否定这两类期刊论文作为学术评价依据的功能。
  (三)国际期刊论文指标与“代表作制度”、“三高论文”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意见》指出了要破除科研评价中的“SCI至上”倾向,并在第五条中提出了替代性做法,即实行“代表作评价”制度。类似地,科技部2月17日公布的《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以下简称《措施》)的第一条第(一)款中也提出,对基础研究类科技活动的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并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这些规定本身没有问题,也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然而,《措施》第一条第(一)款中同时规定,不把代表作的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作为量化考核评价指标,这就有自相矛盾之嫌了。代表作的数量当然应该可以作为定量评价指标之一,否则,又能拿什么作为定量指标呢?代表作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是根据反映论文质量的论文引用率计算的,当然也应该可以作为定性评价指标之一(尽管不应该是唯一指标)。
  《措施》第一条第(三)款中,还对“代表作”进行了具体定义,也就是“三类高质量论文”(以下简称“三高论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论文,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期刊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
  应该说明的是,推行以“三高论文”为基础的“代表作制度”,同SCI(与SSCI)论文导向,并非是完全的对立与替代关系。首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部分已经被收录进入SCI,没有被收录的,应该争取逐步加入这一国际公认体系,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其次,“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期刊或重要科技期刊”,绝大多数都已经被纳入SCI期刊,没有被纳入的很少。再次,“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一般只是通过了会议组织者的非常粗略的评估,而没有通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其最终质量如何,还是要看其是否能在高质量的SCI期刊上得以发表。
  以上这些都说明,以“三高论文”为基础的“代表作制度”,不应完全排斥SCI(与SSCI)论文相关指标,两者之间是互补而非互相排斥的关系。
  (四)国际期刊论文指标与“同行评议”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意见》第四条与《措施》第一条第(一)款中都提出,要强化学术论文以及相关评价与评估中的同行评议,并提出了总体方向与改进措施。这一原则与大部分的具体措施都是正确的。然而,《意见》第四条提出“不简单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与国内外专家评价评语代替专业判断”,其中“不简单”的提法,语焉不详,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控,其实不必写入政策性文件。毕竟,“SCI论文相关指标与国内外专家评价评语”,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之一。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意见》与《措施》中都指出了改进同行评议的总体方向与措施,但现阶段国内学术期刊的论文评估与其它科研评估中,同行评议的质量与风气,都还存在较多问题。
  这在社会科学期刊中尤其突出。譬如,一些学术期刊,连没有博士学位的普通编辑,都能直接决定(或参与讨论并决定)稿件是否送审,不可思议;很多审稿人审稿也很马虎,主编也不阅读文章、完全听从审稿人意见而没有自己主见;此外还存在很多其它不正之风。
  这些问题,也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与很多高质量的国际SCI、SSCI期刊差别比较大的地方,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否定SCI与SSCI期刊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是不妥当的。因此,同行评议也应该与国际期刊相关指标相结合,而不是对后者完全排斥。
  (五)“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助长学术浮夸之风”的批评有失偏颇
  部分人士指责,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助长了学术浮夸之风。《意见》的第二条也着重批评了“SCI至上”的影响,指出“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SCI论文相关指标,甚至以发表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并指责这种现象导致“科技创新出现了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
  这一指责与批评,尽管不乏合理之处,但明显有夸大甚至误导的嫌疑。根据上面第(二)点的分析,SCI与SSCI论文指标本身是可以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的;我国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在于“过度”追求SCI论文数量与引用率、对其内部质量的细化区分不够。但是,“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毕竟也是论文高质量的一个表现,需要以学者的潜心、踏实研究为基础。因此,追求这两类论文的发表,是学术追求的“正常化”而不是什么“异化”现象,是正当价值追求而非“价值追求扭曲”,不是“学风浮夸浮躁与急功近利”的表现,而可能恰恰相反。
  相反地,如果不鼓励学者潜心进行学术研究、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难道要鼓励他们多从事社会兼职、提供社会服务?那才是真正的“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主要区别都在于其研究的非功利性,在于其评价以高质量论文为主要形式。这在《意见》与《措施》中都有提及。既然如此,就应该将“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作为正当追求目标而非批评对象。
  特别指出的是,学者从事社会兼职、提供社会服务,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必须有好的学术基础(以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记录为证明),否则其质量是没有保证的。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例如财经与管理学领域,很多学者没有很好的学术发表记录,但却经常为企业、政府机构提供各种决策咨询(包括为政府机构写内参报告),或在媒体发表各种评论。虽然不能对所有这类行为予以笼统地否定,但也应客观承认,其中相当多的部分质量不高,甚至不符合基本学术原理,以致于社会上经常将“专家”戏称成“砖家”。这些,才是学术界真正应该克服的“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倾向。
  (六)“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阻碍学术成果为本国服务”的观点有失偏颇
  近年来对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的众多责难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学术研究成果应该为本国而非外国的经济社会建设服务,因此中国的学术论文应该主要发表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以便于本国更方便地将其成果加以应用,而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则不利于学术成果为本国服务。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首先,学术论文发表期刊的首要选择标准,应该是期刊质量而非论文应用。
  第一,以学术论文为主要成果形式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不是直接为应用服务;论文选择在何种期刊发表,应该主要依据期刊的质量等级,而非应用便捷程度,以正确体现其学术价值。
  第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是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开放的,世界各国都可以应用,并非期刊出版国家才可以应用。
  其次,要正确看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带来的论文应用成本增加问题。
  第一,学术论文以外文形式发表在国际期刊,的确为国内相关单位应用这些成果带来了一定额外成本,主要是期刊订阅与论文翻译成本,但这是目前国际期刊与国内期刊总体水平差异带来的必然现象。
  第二,节约这些额外成本的最根本方法,是争取提高国内期刊办刊质量,使之成为受国际承认期刊,加入SCI与SSCI期刊序列,而非人为限制到国际期刊发文。
  第三,适度规定国内期刊的发文比例,可以适度解决论文成果应用的便捷度问题,也可能提高国内期刊发表高质量论文的概率、促进国内期刊质量提高。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好“度”的问题。此次科技部出台的《措施》的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基础研究的代表作评价,国内期刊论文原则上不应少于1/3,可以看作一种尝试,其效果可以在实践中检验。
  第四,按照期刊质量选择论文发表期刊,使得期刊等级自身即成为论文质量的指标,可以为应用方节约论文搜索成本;简而言之,应用方可以自觉到国际高质量期刊搜集基础研究成果,从而节约搜索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订阅与翻译成本的增加。
  (七)“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应为新冠肺炎疫情负责”的指责很不公正
  最近,有不少人士认为国内学术界的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应该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负责。其理由是,以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虽然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危害,却忙于发表国际期刊论文,未能及时上报与告知社会公众,错失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期。这一指责,也是认为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阻碍学术为国内经济社会建设服务这一观点的最新代表。
  这一指责显然打错了板子。基于高福身为院士的学者身份与身为疾控中心主任的官员身份的双重性,以及笔者所掌握信息的有限性,本文无意判断他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所应该担负的责任。笔者只是想指出,新冠疫情蔓延的责任,与学术界的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无关。
  从已经披露出的(财新报道)疫情发生早期的信息来看,早在12月底与1月初,多家机构的基因测序就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也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家们的职责已经及时完成。他们只要上报检测、研究结果就可以了。传染病信息发布与防控措施的采取,是政府职责,而非科学家职责。至于他们下一步以检测结果为基础来发表学术论文,那就与疫情防控无关了。
  我们姑且现不讨论上述信息是否准确,也不讨论最初的检测与研究结果是否是高福团队完成的。笔者赞同:包括高福团队在内的任何科研团队,在检测、研究结果出来之后,都应该第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而非写作论文;否则,他们就违背了职业伦理,应该接受道德谴责;高福作为疾控中心主任,如果没有对上级部门报告实情,或者采取他依法应该采取的疫情防控其它措施,就涉及渎职犯罪,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
  然而,即使上述任何情况发生,本质上都不是国际期刊论文导向的错。这是因为,国际期刊论文导向,并没有鼓励专家为了发表论文,应该违背职业伦理甚至违法犯罪。如果学术考核不是以国际论文、而是国内论文发表为基准,那难道又要把责任推给国内论文发表导向?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任何科研考核都可能为疫情“背锅”。所以,这个问题,本质与科研考核导向无关,而只与科学家是否违背职业伦理以及官员是否渎职相关。
  (八)应该客观看待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导致的财政经费外流现象
  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导致大量国内学者向国际期刊支付审稿费,以及国内机构向国际期刊支付订阅费,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国家财政资金,如科研经费与业务费。有人对由此导致的财政经费外流数字进行了估算,甚至称其相当于每年给美国送去了一艘航空母舰,将其作为反对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的理由。这种理由与类比是非常荒唐的。
  首先,国际期刊的论文审稿费与订阅费是国际学术界的惯例,主要是用于学术期刊本身的运作(非财政拨款支持),而不是进入外国政府的腰包,更不会被用于外国的军事用途;而且,国际期刊也并非为美国一家垄断。因而,将由此导致的财政经费外流与航母挂钩,完全是无稽之谈。
  其次,现阶段鼓励高质量的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可以促进国内学者科研水平的提高,进而带动国内期刊学术水平的提高,促进将来更多的国内期刊转化为国际期刊,那时国外学者向我国期刊投稿、订阅我国期刊,照样也要支付审稿费、订阅费。因此,我们现在的经费外流,可以看作今后经费内流的先期投资。当然,那时流入的经费,也应该是用于学术期刊的自身运作,同样不构成我们的财政收入与军费。
  再次,在正常的科研经费上考虑节约,不如顺应国内高校广大师生与社会各界近年来的关注与呼吁,大力缩减从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度吸收的质量不高的留学生,缩减为他们提供的高额奖学金的数量,因此节约财政开支。
  最后,笔者当然不鼓励所有的国际期刊发文与订阅,也反对所有的国际期刊发文与订阅都给予经费支持。这里的问题,还是前文所说的,要细化国际期刊的质量分级体系,不论在考核与奖励上,还是在科研经费使用上,都应该重点支持高质量的国际期刊论文发表与订阅。
  (九)“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导致外国控制本国科研”的指责是荒谬的
  近年来更有耸人听闻的论调,认为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会导致外国控制本国的科研。这种“阴谋论”色彩的指责更加荒谬。
  首先,正如上文指出的,国际学术期刊的论文科研成果,是全球各国各类组织与个人共享的,并非为期刊主编与出版国所控制。
  其次,国际学术期刊的论文导向(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易于发表),对所有国家的科研人员都是相同的,也不受期刊主编与出版国政府控制,因而不存在期刊主编与出版国借此控制、敌意引导某国科研导向与科研人员晋升的问题。
  (十)结论: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应该完善而非放弃
  综合以上各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国内高校科研考核的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导向,应该完善而不是放弃。具体而言:
  第一,国际期刊论文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依据不应该完全否定,SCI(与S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教师、学科与学校的考核、评价、评估重要依据的做法不应该完全否定。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要纠正“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相关指标等现象”,而非完全否定相关指标的功能。
  第二,纠正片面、过度、扭曲使用国际期刊论文相关指标等现象,核心是减少对国际期刊论文发表数量与引用率的过度追求,增强对论文发表质量的其它考核方式;核心是建立更加精细的国际期刊等级体系,鼓励高质量国际期刊的论文发表,减少低质量国际期刊的论文发表。
  第三,为了促进国内科研水平持续进步,应该从两方面持续推进学术论文发表的国际化导向:一方面继续看重高质量国际期刊的论文发表;另一方面促进国内期刊向国际高质量期刊的规范与水平靠拢,并被纳入SCI与SSCI等国际期刊体系。
  第四,在现阶段,还可以在建立国内期刊、国际期刊各自的质量等级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两者之间的对比体系,为将来建立统一的国内、国际期刊质量等级体系打下基础。
  教育部与科技部《意见》中关于SCI论文及其相关指标的定性与规定,几乎等同于对这一指标体系的完全否定,给人的感觉是对现有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全颠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矫枉过正之嫌,应该予以相应调整。简单而言,应该将相关条文中(主要是第一、三、六、七、八条)完全否定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各类考核评估中直接依据的刚性提法,修改为柔性的要求:在各类考核评估中,“不应将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唯一指标,而应将其与更精细的国际国内期刊等级制度、代表作评价制度、同行评议制度互相结合。”
  众所周知,2000年以前的中国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无论是从学术规范还是从学术水平来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距甚远,很多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与期刊。那时社会科学领域的所谓学术论文,很多不过是豆腐块式的观点评论,甚至是意识形态宣传,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经过20年的国际化导向的改革,中国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的水平有了长足提高,与国际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的差距在逐步缩小。我们应该坚持这一国际化导向,不能走回头路,否则会加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高等学校考核评估制度的改革,不仅涉及到改革理念问题,也涉及到广大教师的个人利益调整问题。这样的改革,应该慎重推进,不宜过于激烈。同时,高等教育有自身的规律,高校是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因此,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应该给予高校较大的自主裁量权,并由高校充分听取广大教师的不同意见与建议,不应仅仅根据行政管理部门与部分领导干部的意愿仓促进行,更不应采取“一刀切”的简单粗暴做法。
  此次教育部与科技部关于印发《意见》的通知中提出,“落实过程中有关意见建议,请及时报教育部”。这是正确的做法。笔者的上述思考与建议,是对这一点的回应。
  三、从坚持对外开放的政治高度认识高校的国际化改革
  最后,笔者想从政治导向的高度,进一步谈谈高校的国际化改革问题。
  前文第一部分已经谈到,中国高校的国际化改革,包括人才录用机制的改革与考核评估机制的国际化改革,主要是2000年以来这最近20年的事情。它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商品、资本领域向人员、学术、思想领域深入推进的表现,是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大业的一部分。这一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方向是一致的。
  从实际效果上看,这一改革推动了中国高校科研水平的提高,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建设提供了更好的智力支持;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思想意识的进步,推动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社会。这一改革中也存在着不完善之处,应该通过调整进行修正,但不应该否定改革的整体方向。
  中国教育主管主管部门确定的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指导方针,无疑是正确的,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路线方针。而要建设国际一流高校与一流学科,在人才录用与考核评价方面,都必须与国际接轨,实行国际一流标准,而不能关起门来,自搞一套标准,甚至“自唱自嗨”。
  对于高校国际化改革的质疑与批评,应该区别对待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方面的质疑与批评,是由于国际化改革涉及的利益调整(譬如对“海归”人员的优惠待遇)以及改革自身的缺陷(譬如过度鼓励国际期刊发文数量而不重视质量)带来的。对这方面的质疑与批评,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理应加以认真听取,并通过合理的调整来加以化解,譬如前文提出的各种措施。同时,也要注意调整措施的力度与弹性,防止矫枉过正与过于刚硬。
  另一方面的质疑与批评,则与近年来的社会局势与思潮发展有关。最近几年来,某些方面的改革开放呈现停滞趋势,某些方面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往回改,某些方面的社会思潮有回流的趋势。在教育领域,则体现为有人以意识形态的理由为借口,变相反对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这种趋势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突出,甚至有人片面提出社科领域的研究应该追求“特色”而非与国际接轨。
  对这种批评声音,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觉与反对。全社会,包括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领导,都应该从坚持对外开放大局的高度,认清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的重要性,坚持国际化改革与“双一流”建设的大方向不动摇。应该认识到,科学研究无国界。即使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该坚持国际开放与交流,参考国际学术研究规范、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任何有利于提高我国科研国际水平的改革措施,我们都应该坚持与支持。
  近两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与整体冲突加剧,美国对中国的外贸、投资、科技与人员往来,包括教育领域的人员往来,都进行了一系列打压。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正面临严峻考验。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坚持高校的国际化改革方向,而是退回到闭关自守,将非常不利于我国的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与改革开放大业的持续。
  中国政府高层一贯旗帜鲜明地表态,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方针不动摇,改革开放的步伐只能越来越大,不会走回头路。这为我们坚持与完善教育领域的国际化改革,坚定了信心。希望中国高校的国际化改革越来越完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民族腾飞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作者余智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文章首发于2020年3月4日《FT中文网》,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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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准备“优雅躺倒”的美国政府与社会

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从2020年春节前到现在,中华大地基本只有一个主题: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截至到现在,人们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如何从担忧和恐慌中平复过来,恢复社会经济秩序成为更大的挑战。同时由于新冠疫情在国外迅速爆发,还可能需要考虑把“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主题调整“防止本土跨省扩散+防止来自境外疫区的输入”,而且汇总点可能是防止来自境外的输入。
  这两天的一个情况是美国有爆发的趋势。截至目前,美国新增16例,合共105例,死亡6例,并且纽约州出现第二例确诊。
  美国疫情防控及发展趋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2月末3月初的美国已经掌握了一切必要的信息与数据,包括对COVID-19本身的了解,中国防控的经验,以及韩国意大利爆发的教训。这与12月末1月初中旬的中国政府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疫情在美国爆发甚至失控,则一定需要重新对中国政府的防控进行回顾和客观评估。
  在1月末二月初的一段时间,从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出,民间积聚了大量负面情绪和戾气,出现了大量对地方政府、公共卫生体制的批评。这种情绪以李文亮医生去世当日达到顶峰。在那个“最坏”的时点,似乎连2019年70周年国庆积累的正能量都消耗掉大半。占据很多人脑海的是怀疑、抵触、悲愤。这其中也不乏对体制上纲上线的批评。因为2019年下半年香港问题而压抑已久的“公知”们不但得以“解脱”,甚至接近了某种集体高潮。
  这个时候,必须去看看灯塔国美国的反应。只有通过这种横向比较,才能了解西方,了解中国自己,才能客观评价这个历史事件。
  笔者今天再介绍CNN出现的几个节目。再加上前两天总统Trump、副总统Pence、纽约州长Cuomo的讲话,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比较清楚地了解了美国朝野对COVID-19的态度。
  节目一:两个专家嘉宾在CNN上的评论
  嘉宾是:
  Dr. Amesh Adalja,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高级学者)
  Dr. Sanjay Gupta,CNN覆盖医疗领域的首席记者(Chief Medical Correspondent),背景是神经外科。Gupta负责医疗领域的报道,工作是广泛收集各种渠道信息,由于有医学背景,因此具备专业判断能力,有权威性。他频繁以专家身份参加各个CNN主持人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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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的要点:
  1、疫情爆发的增长趋势
  这个内容非常重要。Sanjay Gupta这些天在多个节目上将这组比较数字。
  他利用WHO及美国CDC的估计数字,将2009年的H1N1(猪流感)、2012年的MERS、2014年的Ebola及2020年的新冠病毒进行了比较。
  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周;第二阶段:前九周;第三阶段:一年
  第一阶段: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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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绿色线为H1N1,(2009),主要指当年美国的H1N1事件。蓝色为MERS。黄色为Ebola,紫色为2020年的新冠病毒(Covid-19)。
  在疫情爆发的第一周,H1N1的感染者(疫情基本在美国)就达到数百,是Covid-19的数倍(疫情在中国)。
  第二阶段:前九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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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九周,也就是COVID-19疫情发展到的当下,COVID-19确诊人数达到9万(其中中国为8万)。而当时H1N1为约六万(基本在美国)。按前九周的趋势,COVID-19确诊人数超过了H1N1。
  第三阶段:疫情爆发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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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部分才是Sanjay Gupta要讲的重点。他说,疫情爆发后一年,美国最终有6000万人感染!即人口的约20%,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
  这是MERS、Ebola以及SARS(如果我们把SARS包括进来)已经完全不见踪影。9万病例的COVID-19病例就是H1N1确诊人数的一个零头(还不足千分之二)。
  Sanjay Gupta说:这就是疫病发展的规律。所以,做好准备吧。这个病(在美国)会感染数百万人。
  2、这个病并不严重
  “大家不要怕,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没事,染病后只会有轻微症状”。主持人说,是啊,80%的人只有轻微症状,并且会自愈。最后各位的一致结论是:“Most people wil lbe fine”。
  有麻烦的只是身体较弱及有基础疾病的人。
  【注:这是现有数据支持的。目前中国的数据是湖北/武汉以外致死率0.8%;全国口径看,40~50岁人口群组致死率0.4%,40岁以下为0.2%。美国人会认为这是和普通季节性流感及H1N1相近的致死率。另外美国人实际看到的是全球死亡率1.4%,但同样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死亡率】
  3、一些问答
  问:美国未来几天的增长趋势如何?
  答:现在检测试剂推广了,可以检测上百万人。检测试剂推广后确诊病例一定会大大增加。而且肯定会看到社区传播。(【注:美国朝野表达的概念就是社区传播、疫情爆发是不可避免的——除了Trump曾经违和地提过疫情爆发“不是不可能避免”——被媒体和反对派一顿讽刺】)
  问:如果被确诊为阳性的话怎么办?
  答:建议如果没有特别症状的话,建议在家自我隔离(【注:这就是美国目前的口径,确诊后,但是没有大的症状就回家呆着】)。务必避免都跑到医院去挤兑医疗资源。
  问:纽约市会不会比其他地方更危险,有更多的传播?
  答:当然会,这里是人群密集,互动十分频密的大城市,风险当然更高,和普通流感季节经历的一样。
  另外,Sanjay Gupta在今天早些时候回答另一个主任提问时说,其实佩戴口罩也没什么作用,主要是让人感觉心理上的安全。要真正起到隔离作用,对佩戴方法要求非常高。最主要的防护方法是洗手。
  4、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大部分人会没事的,只是轻微症状。
  大部分人会没事的,只是轻微症状。
  大部分人会没事的,只是轻微症状。
  节目二:地方长官接受CNN访谈
  华盛顿州疫情爆发,其中一个养老院已经死了四个人。
  疫情爆发地的华盛顿州King County的地方长官Cow Constantine接受了CNN访谈。这位Cow Constantine是民选官员。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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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疫情爆发因为那里(养老院)有很多老人,都是易感人群。
  2、疫情爆发、社区传播、数字上升都是不可避免的。
  3、这个病主要针对和影响弱者和有基础病者,一般人只会有轻状。
  4、主持人问:有卫生专家说本地的检测速度非常慢,根本达不到要求。如何看待?
  答:检测速度慢是因为之前国家CDC提供的检测准入条件比较高,另外最早一批试剂有问题。现在已经下放权力,我们可以在本地实验室检测。我们在扩大检测能力。
  5、主持人问:那现在能不能每个人都检测?
  答:现在还不能每个人都检测。虽然我们在持续扩大能力。我们要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个人做好防护工作。不要把易感/脆弱人群带到疫情容易爆发的地方。
  讨论和总结
  CNN是一个批评共和党政府的媒体。所以,如果CNN都认为这个病并不厉害,疫情没有太大的“政治价值”,那美国人是真的不关心不害怕COVID-19的。
  当中国的居民们为小区里出现一个确诊案例就惊恐失措时,美国人却可以让确诊案例回家隔离(纽约第一例确诊者就正在家自我隔离。第二例患者50多岁,有呼吸道基础病,情况严重一些,就住院了)。
  对于可能真正是“战斗的民族”的美国人来说,COVID-19根本就不算什么。美国CDC统计,2019-2020年美国的流感季(从去年秋天开始),到上周已经有2,900万人患病,28万人住院,造成了1.6万人死亡。这些死亡就是一些数字而已。大概在美国人看来,弱者自然会被淘汰。
  美国人提炼的重点是,大部分人(包括儿童)都是没事的,所以不要大惊小怪。
  因此:
  一、美国人当然认为疫情被控制是好事,但认为疫情爆发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采取坦然的态度。所有的舆论也指向这一点。这和千方百计希望通过事后诸葛亮思辨扭转1月份武汉的历史、追究政府责任的中国人完全不同。而且这还要考虑到3月份的美国人什么都已经知道了(可以抄作业而拒抄)。
  二、美国人做好了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感染、数万乃至更多人死亡的准备。
  三、美国人不打算因为COVID-19而使社会停摆,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
  四、当COVID-19发展到一定的数量上,美国甚至不再会实时播报数字。就和H1N1时期一样。只是定期播报一下。到最后通知你一下,有好几千万人感染。
  五、COVID-19不是不可以政治化,但变成真正的政治化议题的门槛非常高(比中国高出无数倍)。对左、右两边的政党来说,如果COVID-19只是按强一点的流感的去发展,那就没有太多的政治价值。除非大选前就有数万甚至更多人口死亡,人口陷于恐慌,经济崩溃……只有这样,COVID-19才会变成一个主要的政治议题。
  六、因此,美国民众也不会因为COVID-19疫情爆发而极力抨击政府官员,更不会为COVID-19疫情爆发死掉上万人而埋怨美国体制。
  七、美国人绝对不会为了防疫而向政府让渡自己的自由、隐私、权利。
  (举个例子,如果让美国民众去选择:为了抗疫,你能否允许公共部门利用手机定位去跟踪你的行迹,确定你是否属于需要隔离的危险人群,或者授权政府去发现可疑人群?(这其实是中国抗疫工作中已采用的做法)。答案是,除非是遭遇有严重致死率的超级大瘟疫(例如导致上百万人死亡),使得美国人认为真的要进入战时状态,否则美国人绝对不会同意。他们认为这会让政府借机窃取公民的隐私,扩大政府的权力,对社会造成比疫病还要大的长久威胁。因此,美国人宁愿承担疫病风险,也绝对不会对政府让渡自己的权利。
  八、如果美国是1月初的武汉/湖北,结果是一样的,在同等的信息条件下,美国会用与现在同样的方式对待COVID-19。而且即便造成比中国现在八万病例更严重的疫情,美国社会也会照常运转,而且在下次疫情,仍然会采用同样的标准。这个标准,基本就是流感标准。
  九、中国对COVID-19的严防态度极大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反应,大家实际上都在跟随中国,但美国有非常强的自我逻辑与思维方式,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跟随中国,而是会建立美国自己的防疫模式。
  十、美国对COVID-19的放松姿态,最终会反过来影响世界的其他国家,同时影响到疫情原发地中国。看到美国也放之任之,大家也就都不那么紧张了。中国目前在复工复产、恢复社会秩序上遇到较大挑战,这和严防疫情对人口造成的恐慌有很大关系。美国如果“放羊”,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中国也可以更加放松,从最严格的防控中下几个台阶。
  十一、美国对COVID-19的放松姿态及潜在的疫情爆发,会不知不觉帮助中国民众缓解针对政府抗疫不力积聚的负面情绪(释怀、和解)。
  十二、不过,不太好预测那些向往灯塔国的中国“公知”们的态度——因为,实际上他们对美国防疫的事实本身可能并不了解,对美国制度、政府人民更加不了解。他们甚至无从知道和理解美国的“防疫不力”,因此也不会改变他们固执僵化的看法。
  今天写到这里。晚安!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4

旧文章ID:20846

库柏:美国的两极分化还会走多远?

作者:西蒙•库柏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政治正在从一个两极分化时刻跳到下一个两极分化时刻。对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弹劾案,参议院几乎完全沿着党派界线投票,而自诩“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很可能在11月成为特朗普的对手。
  现在真是出版《我们为什么两极分化》(Why We’re Polarized)这本书的绝佳时机。该书作者、新闻评论网站Vox的创始人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在旧金山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跟人开玩笑说,参议院即兴上演了一出该书的形意舞。”
  是什么在推动两极分化?它又会在哪里结束?美国政治以前不是这样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两大主要政党还混杂着各种不同的信仰体系:民主党人将北方自由主义者和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结合在一起,而共和党人并不是特别保守。
  据克莱因介绍,两极分化始于1964年,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自由主义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当时的国会和白宫都掌握在民主党手中,虽然共和党人支持该法案的投票比民主党人还多,可最后是民主党人承担了这一法案的赞誉和指责。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在签署该法案后表示:“我认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南方交给了共和党。”
  的确,自此以后两大政党围绕族裔和宗教逐渐自我归类。南方白种人和福音派基督教徒成为共和党的基本盘,而民主党聚集了自由派(而且日益倾向于无神论的)白种人,以及少数族裔。
  克莱因说,这场斗争更多地是关乎身份认同而不是意识形态——关乎你是谁,而不关乎你信奉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人在逆转了该党在贸易、俄罗斯、大政府以及(至少在特朗普变来变去的承诺里)医保上的传统立场后,还能保住几乎所有选民。
  多种身份认同相互叠加,令这场身份认同之争变得尤为激烈。大多数共和党人是白人、农村人、老年人和基督教徒,而他们的邻居也这样。民主党人则是他们的对立面。现在有可能只看人们的照片,就能预测他们支持哪个政党。
  美国人一旦加入这些部落中的一个,一般都会采纳其所有观点,以免遭到排挤。然后他们会被部落媒体进一步极端化:例如,在被福克斯新闻(Fox News)极端化之前,特朗普是支持堕胎和枪支管制的。
  许多选民不喜欢自己的政党,但更讨厌另一个政党。对于共和党人来说,他们的极端化背后还有一些其它驱动因素:他们是一个担心自己在人口结构意义上灭绝的白人部落。克莱恩指出:“今天(在美国)出生的大多数婴儿是非白人。”经济学家杰德•科尔科(Jed Kolko)表示,美国白人最常见的年龄是58岁;而对于西语裔人群,这个年龄是11岁。许多共和党地区的人口在不断下降。
  克莱因写道:“这就是保守派被特朗普懂得、而被他的许多批评者错过之处:作为一个身份认同群体,他们面临威胁,而只要你向他们承诺保护和胜利,刀山火海他们都会跟着你。”
  老年人投票率的提高让选举成了一台“时间机器”:它反映的是10年前的美国。反过来,克莱因说:“文化影响力比人口结构要超前10年以上,品牌和电视网络都追逐更年轻、更城市化、更多元化的消费者”,所以美国文化向民主党倾斜。难怪特朗普在韩国电影《寄生虫》(Parasite)获得奥斯卡(Oscar)最佳影片奖后愤愤不平地说:“难道我们就不能再拍一些像《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那样的片子吗?”
  问题是这种对峙将会怎么结束。最终,今天的共和党部落将会消亡。克莱因告诉我:“许多这类斗争的获胜靠的不是说服,而是代际更替。但离那一步还有很长时间。”
  很多事情可能会出错。克莱因引用了西班牙社会学家胡安•林茨(Juan Linz)的话,后者发现了美国政治体系的一个缺陷:它无法解决一个党的总统与另一个党控制的立法机关之间的冲突。特朗普被众议院民主党人弹劾就是最新例证。
  考虑到如今已没有人愿意作出妥协,这场斗争有一天可能会升级。林茨指出,难怪就连美国人缔造的境外民主政体都没有采用美国的政治制度。
  许多自由派人士担心,如果特朗普在11月落败,他将声称选举被操纵并拒绝下台,这将破坏共和党对政治体系的信念。克莱因却担心民主党人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失去信心。
  设想一下桑德斯对垒特朗普。鉴于身份认同胜过意识形态,这位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吸引一些前共和党人。克莱因指出:“他是个白人怪老头。伯尼•桑德斯根本不代表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他是另一位年长、白人、男性、婴儿潮时代出生的政治人物。”
  然而克莱因认为,今年“很有可能”是民主党自2000年以来第三次赢得更多选票,但输掉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选举。而且就算共和党人在人口结构上逐渐衰落,鉴于参议院的选举制度偏向人口较少的农业州,该党仍可能再控制参议院几十年。
  在那种情形下,极端两极分化意味着,参议院共和党人可能永远不会确认另一位民主党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在2016年对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的阻挠可能成为常态。克莱因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能维持多久?”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3/5   发布时间:2020/3/2

旧文章ID:20845

从新冠病毒看美国文化内核及中美政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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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昨天写了一篇《假如COVID-19最初爆发在美国》,主要素材是副总统Mike Pence接受CNN采访,希望通过联邦政府的反应折射美国政府与社会对新冠病毒(COVID-19)的反应。
  今天补一个新鲜出炉的:纽约州长Andrew Cuomo(民主党)3月2日早上的新闻发布会。
  背景是纽约出现了第一个COVID-19确诊案例。患者是一名年纪39岁女性医护工作者,与她的丈夫日前一起自伊朗返回曼哈顿的公寓。这位女性在旅行途中时并无症状,回家后有呼吸道症状,投医,在纽约州卫生厅实验室确诊。由于这位女性症状并不严重,所以现在回家隔离了!
  这两天,纽约市市长Billde Blasio(民主党)和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都频繁露面媒体,解释这个案例。这两个政客都是民选产生。他们当然要关注公共卫生安全,但作为政客,他们同样要考虑为自己辩护,要做必要的免责,不能让自己被COVID-19拖下水。
  本文主要取自关于Andrew Cuomo的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其中一两个点取自他的CNN及CBS访谈。以下为Cuomo讲话的要点(中括号【】中为笔者的诠释)。
  1、这个病不可避免,迟早要来的呀!
  这个病,不是会不会传到纽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传到纽约的问题(it wasn’t a question of if, but of when”
  全球这么多国家都在蔓延,纽约怎么可能没有这个病呢,这是纽约啊(this is New York!)【兔主席注:纽约作为国际大都市,传入COVID-19是必然的,如果COVID-19没有光临,好像都有点损害纽约大都会的形象。骄傲、光荣的纽约人民,你们当然早已做好了准备。此外,也是政客的自我免责:疫病传入是不可避免的,不要指望我做什么,和我毫无关系】
  2、这个病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主要打击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
  1)CDC说这个病的全球致死率是1.4%,相比之下而流感是0.6%。
  【兔主席注:比流感就是厉害一点嘛】
  2、CDC说的全球1.4%的致死率是基于各国案例产生的!纽约/美国的医疗水平比其他国家高多了。
  【兔主席注:在最发达的国际大都会纽约的话,致死率肯定低于1.4%呀,怕什么怕】
  3)80%的患者可以自愈(80% of people infected with the coronavirus self-resolve)。大多人都会没事(Most people are able to treat themselves)。只有20%的人会生病(get ill)并需要就医(”require medical attention”)。
  【兔主席注:州长的这个说法基本就是把新冠病毒当成流感了,在家呆着等自愈就可以,甚至不需要求医!】
  4)遭遇严重情况的患者往往是老人(senior citizens)、虚弱者(debilitated persons)或有基础疾病者(underlying conditions/illness)。
  【兔主席注:换言之,你被打击那是因为你身体不好,或者是行将入土之人。不好意思了。生活是很残酷的。祝你们好运咯。然后,致其他人:你们不要紧张,和你们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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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相比一般流感而言,COVID-19对儿童的影响较小,儿童不是易感/脆弱人群(children seem to be less vulnerable to coronavirus than normal flu);看来这个疫病不是针对我们的孩子的,而事实上,与此相反(it does not seem to be a disease that focuses on our kids, in fact, the opposite)。
  【兔主席注:与中国的尊长者的价值观不同,西方世界更加关心儿童。所以,在他们看来,针对COVID-19的应对必须重点考虑对儿童的影响。政客也需要特别对此回应,表明自己价值观和品行正确。结果是,COVID-19目前看对儿童的影响不大,且还小于流感,所以就更加不用重视了。对父母来说,应该更加关注的还是普通流感】
  6)这个从伊朗回来被确诊的女性,她现在在家呆着呢!她甚至没有住院!(She’s at home! She’s not even at a hospital!)。
  【兔主席注:这位患者现在纽约自家公寓里隔离。与中国尽收尽治,同时做好最大程度隔离的原则不同,纽约把这个确诊患者留在家中等待自愈!纽约确实是在冒社区传播风险,但这就是他们在3月初基于对COVID-19认定做出的选择。设想如果换做中国内地/香港的社区/小区/楼宇/邻居/居民听到这个消息后会崩溃到什么地步?这说明纽约/美国人对COVID-19的看法与中国完全不同。这也回应笔者一再提出的中国SARS化、美国流感化的基本判断。疫病防控看来不仅是科学,还有社会建构的成分。
  3、重点引导民众不要恐慌
  1)多次强调纽约。
  【兔主席注:好像纽约市作为国家都市就是个战斗的城市,有战斗的市民一样。抗疫是一种骄傲】
  2)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从SARS、MERS、Ebola到猪流感。这不是我们的第一次挑战(this isn’t our first rodeo)。
  【兔主席注:特意使用了rodeo这个词,rodeo指牛仔竞技活动。见下图。这个比喻就是为了唤起美国人的雄性(masculine)和好斗情结】
  3)强调这个被确诊的女性现在在家中隔离,甚至都不在医院!
  【兔主席注:潜台词——这个病有什么可怕的。你们这帮pussies(娘娘腔)】
  4)我们应该放松(we should relax)这是事实所决定的(this is dictated by facts/reality)。
  5)我担心的不是健康问题,而是如何看待这个病的问题(perception issue),是恐惧问题(fear issue)。你不能让恐惧超越现实(you cannot allow the fear to outpace reality)。
  【兔主席注:我前两天提到,FOX节目上一个嘉宾援引了罗斯福所说:“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 self)】
  讨论与总结
  所以,以上才是美国人的心态。我们常说俄罗斯是“战斗的民族”,其实也可以用来形容美国(但请注意,我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完全是中性的)。美国是一个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依靠个人的国度。回想几百年前,这就是一个殖民开荒的野蛮之地。能够征服这里的自然荒蛮及原住民的人就会获得一切。这就是美国人的“初心”和“使命”。
  不要指望政府,不要指望任何其他人。对抗疫病最好的武器是枪械,而不是口罩和药丸。这里就顺便呼应前两天网上传播的一个帖子“美国人开始囤积枪械弹药了”。
  如果写到这里收笔,那就不能反映美国精神的实质了。笔者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你在中国内地长大,完全受内地教育熏陶,但今天在美国工作生活,那么在看待COVID-19的问题上你极有可能入乡随俗,采取和“土生土长”美国人一样的狼性看法。和当地人一样,不去依赖政府。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身体,依靠自己的意志对抗疫病。同时,所有的人都可能是你的敌人——从政府到你的邻居。只相信你自己!
  很多中国人不理解,这才是美国文化的实质:自给自足的顽强、朴素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
  所以,美国老百姓并不会像许多中国民众那样,把“whatif”和“事后诸葛亮”发挥到极致,努力追寻、还原2020年1月初的武汉市,希望找到一件可以决定性扭转整个疫情发展的事件或人,并将一切问题归咎与体制、公权力和政府。
  对朴素的美国大众来说,从来就不能去指望政府;政府才是最大的病毒——而且越指望政府,越可能扩大这个“病毒”。政府是有可能在COVID-19帮助我,但它可能在100个其他事件上伤害我。所以,小政府才是正道。最可信赖的是自己。不用花时间去抱怨政府。囤积足够的物资,备足枪械弹药,用双手保护你的家庭和子女。
  这才是美国的精神和文化。
  美国政客之所以能够这样去描述和应对COVID-19,当然就是美国文化和历史、制度所决定的。他们的表态已经足够满足民众的预期。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3月初的美国和1月中下旬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1月中下旬的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有可能严重性相仿SARS的未知的新型冠状病毒;3月初的美国掌握了数万确诊案例及死亡案例数据,比1月中下旬的中国领导人掌握的信息远要多,可以做出一个更加全面(well-informed)的决策。而没有中国人民的付出,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取得这些信息并籍此做出公共卫生决策。但笔者坚信,假使还原到1月初,同样的信息,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不同的决策。美国政府会放之任之。这也是我上篇文章所要表达的。
  临近文章结尾,笔者最后想再次说明的是,不同国家和社会,因为历史和文化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制度。有句俗话说“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笔者认可这个表述。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建制。
  简单比较不同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人因为历史文化传统,相比西方而言,很可能希冀一个更强大的、能够照看一切的“大政府”。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responsibility)和义务(obligation)。为了履行这些任何义务,也就要相应的对政府赋予权力。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缺少系统性的权利意识。权利是什么?就是主张(claim、claim-rights)。更多的是强调义务、责任。自上到下,从天子到士农工商每个个体都要为社会的运转承担义务和责任。义务和责任先行,再根据义务和责任导出与其匹配的权力和资源。
  既然人们期望政府承担巨大的责任与义务,自然就会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
  而不是反过来——因为政府有更大的权力,所以人们就要求政府有更大的责任与义务。这有可能是把因果倒置了。
  有句话很流行的、来自西方的说法——“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笔者想在这个基础上补充和完善——“绝对的期望、绝对的义务、绝对的责任,导致绝对的权力”。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各种反腐制度建设解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命题。
  但只要有绝对的权力,就要承担绝对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了绝对的权力,但责任和义务不能完满的履行,就会受到批评。并且执政者始终要面临的是,批评者永远不可能理解施政的困难和复杂性——也就是,即便政府被给足了权力,很可能也不足以完满的履行所有义务和责任,让民众完全满意。而只要民众不满意,就会对政府提出批评。
  写到这里,读者应该明白笔者想表达的中西体制(或者说中美体制)的差异了。
  美国从一开始就限制政府的权力,将公权力进行全面分解(垂直:联邦/州/地方;平行:立法/行政司法),并通过无数的选举使得民众自认为对每一个环节的公权力具备影响力、影响力。
  其所造成的效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公权力部门需要为全责负责。公权力作为个体和整体都只需要对社会承担有限的责任。
  当遭遇公共治理危机时,民众很难把矛头指向任何一个具体的公权力部门,因为它的权力非常有限。
  同时,民众也不会批评整个体制基础。因为他们相信,把公权力进行无限分解,构建无限的制衡,打造“小政府”,才能符合民众的利益。
  回到COVID-19,在枪械弹药和公权力全面干预下的公共卫生之间,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会选择枪械弹药。他们眼中的敌人是美国各级政府和其他的公民,而不是病毒。
  而如果要在上万名长者因为COVID-19致死,以及捍卫美国小政府体制之间做出选择,美国人会选择前者。
  而关键的是,这因为COVID-19死掉的万把年长者也不会去抱怨政府。他们大概会认为,如果自己的牺牲能够帮助捍卫美国体制,那真的就“值”了。
  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人民、政府、体制都是历史文化的产物。
  笔者并不是从第一天起就理解这些道理的。
  但我认为,中国绝大部分的自由派/公知并不理解这些道理。
  中国的爱国者、体制维护者也并不理解这些道理。
  我希望坚持写作,也是帮助引导大家以前所未有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昨天《假如COVID-19最初爆发在美国》忘记设定打赏。打赏只是零钱,但能让写作者愉悦。希望觉得上述分析有意义的人能够多予打赏鼓励。
  今天写到这里。

来源时间:2020/3/4   发布时间:20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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