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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力阻中国在联合国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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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特里娜•曼森,普丽姆罗丝•赖尔登,金奇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Trump)政府正在做最后的努力,试图说服各成员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选举中不要投票支持有很大希望胜出的中国籍候选人,以此阻止北京方面在联合国(UN)扩大影响力的势头。
  美国正在游说WIPO的83个有投票资格的成员国支持新加坡籍候选人邓鸿森(Darren Tang),而反对WIPO现任副总干事、曾在中国担任商标事务官员的王彬颖。
  特朗普政府一名高官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中国为王彬颖出任总干事争取支持的行动,“反映了其更广泛战略,即扩大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获得对联合国标准制定机构的控制权”。
  这位官员补充称:“北京方面的努力旨在重塑国际体系,以服务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美中两国围绕贸易和军事实力展开竞争之际,美国决定设法消减中国对国际机构的影响力,等于在两国之间开辟了一条新战线。
  作为特朗普政府任命的对抗中国在联合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的新特使,马克•兰伯特(Mark Lambert)将陪同美国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周三开始的为期两天的投票。
  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中国人担任领导的有4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民航组织(ICAO)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其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的机构都不超过一个。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去年北京方面青睐的候选人获任粮农组织总干事,给华盛顿敲响了“警钟”。
  WIPO前副总干事詹姆斯•普利(James Pooley)称,让中国执掌一家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全球机构,“就像让一只狐狸看守鸡舍”。
  他表示,这将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先于任何人探知世界未来技术的秘密”。
  普利表示,一位下了决心的总干事,可能会突破各种技术保护去访问《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在该条约之下,每年有来自逾153个缔约国的25万项专利在被批准前在此保存约18个月。
  美国2017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当事人每年造成美国2250亿至6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损失。然而,中国驻伦敦大使刘晓明在本周写给英国《金融时报》的一封信中表示,对中国“偷窃”知识产权的指控毫无事实依据。
  美国官员已花费数周时间进行游说,但据一位了解情况的人士称,投票结果会很接近。这位人士表示,在83个有投票权的国家中,中国对40至45个国家有影响力,但还需要在非洲和拉美最后努力一把争取支持才能稳操胜券。
  “瓦努阿图的一票和印度的一票是一样的;他们精于此道,”一位美国官员在谈到中国的做法时表示。
  美国希望非洲国家不去支持一位非常合格的加纳候选人,由于一种非正式的规则,这次应该轮到一位来自亚洲或拉丁美洲的候选人当选。目前有六名候选人参选。
  来自澳大利亚的WIPO前首席信息官WeiLei表示,一些欧洲的成员国对于支持邓鸿森“感到犹豫”,因为其他候选人在该组织拥有更丰富的经验。
  上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美国把此次投票变成一场“不道德”的政治游戏,试图抹黑中国。特朗普政府一名高官反驳称,中国实施了“恐吓、胁迫和威胁”。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3/4   发布时间:2020/3/4

旧文章ID:20844

应对新冠疫情 姆努钦称不考虑暂缓对华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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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二表示,美国没有考虑通过暂缓对中国的关税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但会依据形势发展考虑所有的选择。
  姆努钦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们目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将研究我们认为有用的所有选项,以帮助中小企业和受影响的特点经济领域。”
  他说,财政部的一个工作组正在调查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的情况,并可能提出具体建议来帮助这些企业。
  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价值12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7.5%的关税,对另外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尽管美国和中国在1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特朗普政府表示,维持关税对确保中国遵守协议条款非常重要。
  姆努钦还表示,政府期待国会出台一项紧急资金计划,以应对不断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他还暗示,政府准备要求国会提供更多资金。
  姆努钦说:“我们随时准备与国会密切合作,制定紧急融资方案,并解决其他任何相关问题。”
  姆努钦建议,如果需要提振经济增长,政府会考虑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更广泛刺激措施的一部分。他还表示,将考虑采取措施支持因疫情导致经营中断的企业,以及没有带薪假的工人。
  随着冠状病毒恐慌的加剧,全球金融市场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尽管美联储周二早些时候宣布降息,但股市仍然大幅下挫,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600点。
  外界一直期待全球当局采取某种形式的协调行动。世界主要经济体周二承诺,将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斗中结成统一战线,但没有提供具体行动。
  姆努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分别与其他七国集团成员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了电话会议。除美国外,七国集团还包括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承诺“将尽可能充分利用现有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向受影响的国家提供“紧急融资、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

来源时间:2020/3/4   发布时间:2020/3/4

旧文章ID:20843

“超级星期二”过后 拜登和桑德斯将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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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雷德迈尔,汉纳斯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在前副总统拜登和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星期二(3月3日)在初选投票中获得强劲的结果后,民主党总统大选提名的角逐,从一度拥挤的20多名候选人整合到实质上两个人之间的竞争。
  拜登赢得9个州的胜利,包括代表人数云集的德克萨斯州。在早先全国民调显示桑德斯在德州遥遥领先之后,拜登的获胜令人吃惊。拜登还在南部各州的投票结果中表现强劲,赢得维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阿拉巴马州、俄克拉荷马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以及明尼苏达州和麻萨诸塞州。
  桑德斯赢得代表人数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以及他的家乡佛蒙特州。
  截止到星期三上午,两位候选人在缅因州的得票结果仍旗鼓相当,难分难解,分不出伯仲。
  星期二晚间在佛蒙特州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桑德斯信心满满地说,不仅会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而且还会击败共和党总统特朗普。
  桑德斯说:“不能用老旧的政策击败特朗普。我们需要的是新政策,团结工薪阶层人民到我们的政治运动中来,召唤年轻人到我们的政治运动中来,在11月份创造出美国政治历史上最高的选民投票率。”
  拜登的胜利为他在11月全国大选中与特朗普角逐投射出新的力量。三天前,由于非洲裔美国人的强力支持,拜登在南卡莱罗纳州大获全胜。
  拜登星期二晚间在加州对支持者发表演讲说:“这是个很好的夜晚,情况似乎越来越好。”
  他在洛杉矶的一个集会上说:“我向各位报告,我们非常有活力。毫无疑问,这场竞选将让特朗普打包回家。”
  星期二,为期一天的马拉松投票向候选人展示了选民的多元化,从佛蒙特州和麻萨诸塞州自由的堡垒,到阿拉巴马、田纳西和德州的保守派飞地,再到拥有大量西语裔选票的太平洋沿岸州加州。
  超级星期二的投票决出1357张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票,占总代表人数三分之一。一位候选人需要获得1991票才能笃定被提名。
  不过,桑德斯和拜登还必须要与另外两位主要竞选对手角逐。他们是麻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沃伦和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迄今为止,布隆伯格自掏腰包6亿美元投入竞选。他的身价总计550亿美元。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他会很高兴在未来几个星期同任何民主党的提名人进行辩论。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将于11月3日举行。

来源时间:2020/3/4   发布时间:2020/3/4

旧文章ID:20842

将病毒政治化比病毒本身更可怕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我们仍然不知道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会造成多大的损害,但对此担忧是合情合理的。毕竟,它似乎具有很高的传播能力,而且致命性可能高于普通流感。
  但是,右派专家和新闻机构说不用担心:这一切都是骗局,是自由派媒体为了使唐纳德·特朗普难堪的阴谋论。政府官员和特朗普本人都附和了他们的说法。
  这些说法当然都是疯狂的。别的且不说,Covid-19已经是全球性现象,从韩国到意大利都发生了重大疫情。韩国和意大利的媒体是否也参与到了反特朗普的阴谋论之中?
  然而,这种疯狂对于任何追随右翼政治的人来说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这只是长期的真相斗争中的最新一战,因为存在他们不愿相信的客观事实。
  在Covid-19这件事上,一些老面孔一定程度上是在以己度人。毕竟,他们亲自合力将2014年埃博拉疫情作为针对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政治武器,实际上奥巴马的应对是明智而有效的。顺便说一句,在那场疫情暴发后,奥巴马政府部署了应对将来大流行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已全部被特朗普废除。
  但是,正如我所说,否认病毒的存在,只是长期的真相斗争中的最新一战。
  记住,保守派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坚持认为那是一场受国际上广泛的科学阴谋论影响的巨大骗局。尽管从澳大利亚大火到加州干旱的气候灾难迹象不断增加,共和党对气候变化的否认反而越来越坚决。在2018年中期选举前夕,一项调查发现,73%的共和党参议员否认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的事实。
  或者想想有多少右派一惊一乍地预测奥巴马任内将发生恶性通胀,结果没有发生后,他们作何反应——不是承认他们错了,而是坚持认为数字被动了手脚。我不是在谈论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我说的是保守派所认为的著名知识分子。
  这种阴谋论如今也不是右派的专属领域。比如,你可以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团队中看到类似的趋势。桑德斯的一位高级顾问令人惊愕地宣称,所有不同意财富税提议的人(顺便说一句,我支持该税)“都是由权力机构和亿万富翁阶层提供经费的那种组织和学术机构”。
  问题是,虽然巨富的腐败——使僵尸想法得以延续的主要力量——确实会发生,但它并不是每个政治纷争的幕后黑手。有时候,严肃的分析者只是不同意某个说法。令人担忧的是,有些桑德斯阵营的人无法分辨出两者的区别。
  但是在右派阵营里,疑神疑鬼那群人是和掌握真正权力的人联手的,可以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事实上,是可以致命的伤害。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尤为明显,阴谋论驱使下的否认,在阻拦举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一种对人类文明存亡的威胁。
  右翼的偏执妄想是否也妨碍了Covid-19疫情的应对,在一开始还不是很明确。测试冠状病毒是遏制传播的一个必要步骤,但最近的报道清楚表明,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特朗普不愿相信这场危机的存在。毕竟,认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会伤害到他心爱的股票市场。
  这种将市场危险降至最小的愿望,干扰了整个政府的疫情应对。有些人将它与伊拉克战争的前兆类比,当时布什政府显然希望得到一个开战的理由,令情报机构倾向于认为看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于目前而言,分析偏向于看不到威胁——令这种倾向产生的部分原因是,有人声称所有现存的指向威胁的证据,肯定是自由派新闻媒体炮制的骗局。
  甚至到现在,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特朗普政府在认真对待Covid-19的现实。当政府最终提出用额外经费来抗击这种疾病时,提出的数目少得让人感到荒唐。
  特朗普的盟友已经在谴责他的批评者,说他们将疫情“政治化”。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指责民主党是想看到数百万人死去。但是实际上,特朗普对危险的轻描淡写,才是在将病毒政治化。
  的确,民主党人在批评特朗普的举动,说他拒绝对任何使美国面临风险的事情承担责任。不过据我所知,批评美国领导人仍然是合法的。
  但这就是政治上的妄想症:你把最正常不过的批评当作是邪恶阴谋论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的执政党感染了这种偏执妄想,这比任何病毒都可怕。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时报的专栏作家。他也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杰出教授。克鲁格曼因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方面的成就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PaulKrugman。
  翻译:邓妍

来源时间:2020/3/4   发布时间:2020/3/4

旧文章ID:20841

疫情或成为特朗普选情的最大隐患

作者:田爽  来源:多维新闻网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在全球多国蔓延,即韩国、日本、意大利和伊朗之后,美国的疫情也出现了加剧的情况。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以及州和地方政府3月2日的统计,美国已确诊10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死亡人数为6人。
  自2月下旬开始,COVID-19在美国的传播情况迅速成为美国各大媒体的头号关注焦点,甚至一度超过美国总统大选。要知道,决定14州及美属萨摩亚的“超级星期二”在3月3日上演。而疫情的变化让各大州的选举笼罩在了COVID-19传播的阴云之下。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月2日24时,美国确诊案例遍布12个州,除了威斯康辛州、伊利诺州,以及从“钻石公主”号运回的游客里确诊44例以外,美国病例原本大多集中在东亚族裔主要居住的西海岸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等州以外,东海岸的纽约州、罗德岛州、佛罗里达州也于本周确诊数个案例。
  在COVID-19蔓延之际,除了病毒本身令人担忧之外,美国应对病毒时的态度和行为也成为了舆论忧心的焦点。而相比于舆论和部分自由派媒体的忧心,对于此次疫情,白宫高层显得较为淡定,应答口径也十分一致。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2月26日在白宫表示,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非常低”。若疫情持续扩散,美国将会大幅升高应对规模,启用《国防生产法》的特殊权力,迅速增加国内制造口罩和防护衣的产量,对抗新冠病毒疫情。
  而作为美国本土的防疫的全权负责人,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2月29日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时说,美国很可能即将出现更多死亡病例,但美国人民应该知道,大多数美国人面临新冠肺炎的风险很低。他还提到,美国政府正在与3M公司沟通签订合同,确保后者每月增产3,500万只口罩。同时,美国也在与其他口罩生产商协商,让他们协助增加口罩产量。
  特朗普和彭斯的言论主要透出了一个信息:特朗普政府对疫情已经做出最正确、最充分的应对举措和判断,美国人民大可对此宽心。
  然而,特朗普这一厢宣布应对举措让大众安心,彭斯另一厢要求各部门与自己“统一口径”,在发布任何关于疫情的声明前必须向他本人汇总。
  既然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应对疫情,并认为美国人感染疫情的风险很低,为何彭斯还要要求各部门严把疫情信息的关口?
  分析认为,彭斯“统一口径”的做法一方面是基于目前实际疫情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化的考量。
  就目前美国的情况看,COVID-19目前感染的确证人数并不算高,在这个形势之下,美国政府能够实际操作的举措便是在疫情扩散之前做好防护准备,对于可预测的情况做出部分应对策略,而彭斯和特朗普言论和表态也是基于现实“数据和情况”进行的判断。至于严把疫情信息的关口,主要还是与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操作有关。
  面对疫情袭来,除了疫情本身,民众的恐慌情绪对政府而言是一大压力。美国疫情防控中心(CDC)此前曾向美国大众发出警告,疫情极有可能在美国全面扩散。这一消息的发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民众的恐慌情绪,部分地区出现疯抢防疫用品、食物,造成了物价哄抬的情况。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部分地区口罩价格出现暴涨,美国一家医疗器械商店经理表示,一盒20个的N95口罩,以前是25美元,现在要超过80美元。
  这一情况若大规模出现,显然会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及其恶劣的影响,并不利于特朗普大选的选情。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大规模发生,同时也能彰显出特朗普政府行之有效的领导力,特朗普和彭斯的表态很大程度是为保自身政治形象的公关举措。至于彭斯意图“统一各部门的口径”也是为了避免信息公布参差不齐,混肴大众视听,安抚选民情绪的手段之一。
  然而,特朗普的做法虽然符合美国国民对疫情的认知,但这显然对防护疫情是不够的。许多民众在出现病症之后,更倾向于将其归为流感,这恰恰是因为政府和各大医疗机构对于该病毒的防护知识宣传过少。
  与此同时,在美国目前确诊的案例中,加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3月1日确诊的三个案例皆没有出行记录,也找不到任何流行病学接触史,传染源不明的案例出现,意味着病毒已经在本地社区扩散。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依旧没有推行大规模的COVID-19核酸检测。
  这些因素都为美国防疫工作和特朗普的选情埋下了不可忽视的隐患。即使我们不对美国现有感染规模做无谓预估,一旦COVID-19的爆发期出现,美国感染人数断然大规模激增,而核酸检测的延误极可能会让感染病患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造成死亡率增加。
  当然,美国政府也可以一直不推广检测,只要继续将患者视作流感患者,那么从数据上讲,COVID-19疫情就不会在美国爆发。而且美国政府也于2月27日开始加强了对疫情的舆论管控,包括禁止众多科学家和政府卫生官员在与副总统彭斯协商前,擅自公开谈论疫情相关议题。
  但是,美国各主流媒体大多亲近民主党,平时就对特朗普批评屡屡,加之大选年的到来,各方已经对疫情有了颇高关注度。就目前选举的形式来看,面对民主党的内部的纠结纷争,特朗普原本可以以逸待劳地面对2020年的总统选举。但倘若此次疫情处理不当,引发更大的舆论争议,且在媒体群起而攻之的潜在前景下,此次疫情极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竞选期间最大的隐患。

来源时间:2020/3/4   发布时间:2020/3/4

旧文章ID:20840

原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宣布退出总统大选,转而支持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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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德智  来源:央视新闻

  当地时间3月4日,原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宣布退出总统大选,并支持原美国副总统拜登。
  (原题为《原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宣布退出总统大选》)

来源时间:2020/3/4   发布时间:2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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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超级星期二”战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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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迪米,柯特妮•韦弗,劳伦•费多尔  来源:FT中文网

  乔•拜登(Joe Biden)在本次美国总统选举初选“超级星期二”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在包括得克萨斯州在内美国南部各州大获全胜,并凭借温和派民主党人的支持拿下明尼苏达、马萨诸塞等州,止住了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强劲势头。
  虽然拜登扭转了此前的颓势,但桑德斯证明了自己仍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因为他赢得了“超级星期二”中的最大选区加利福尼亚州——尽管该州的最终投票结果还在计算当中,并将一直持续到当地时间深夜。
  前总统拜登当晚的压倒性胜利开始于党代表票数众多的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他凭借这两个州非裔美国人的强劲支持,以两位数的差距战胜桑德斯。
  但随着美国全国的投票站关闭,拜登证明自己可以在“深南部”(Deep South)以外获得胜利:他在取得参议员埃米•克罗布彻(Amy Klobuchar)的支持后,拿下了她的家乡明尼苏达州;另外还拿下了马萨诸塞州,在那里不仅打败了来自邻州佛蒙特州的桑德斯,还打败了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
  预计拜登还将拿下得克萨斯州,至此拜登在南方取得了全面胜利。得克萨斯州拥有228张党代表票,在“超级星期二”各投票州中仅次于拥有415张党代表票的加利福利亚州。
  “仅仅数天前,媒体和专家都宣称我们的竞选已经死亡,”拜登在洛杉矶的竞选集会中表示,“我们还活得很好呢……我们的竞选势头正盛。加入我们。”
  当晚最大的失败者似乎是首次出现在选票上的迈克•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他只在美属萨摩亚获胜,尽管他已为竞选自掏腰包投入逾5亿美元。他在各个投票州都未能取得比第三名更好的成绩,不过,14个投票州中,他在多个州的票数超过15%的门槛,将分得几十张党代表票。
  布隆伯格的竞选经理凯文•希基(Kevin Sheekey)在投票结束前发表声明,为这名前纽约市长的表现做辩护——尽管该声明刻意避免了提及这名曼哈顿亿万富翁还打算在这场竞赛中跑多久。
  希基表示:“今晚,只有三分之一的党代表票将被分配。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从仅1%的民调支持率走到成为角逐民主党提名的竞争者。”
  拜登在南部各州所向披靡,除了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外,还拿下了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他在俄克拉何马州获胜,在得克萨斯州险胜桑德斯。
  除家乡佛蒙特州以外,桑德斯取得胜利的其他州主要在多山的西部: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
  在佛蒙特州伯灵顿的一场喧闹的集会上——桑德斯就是从伯灵顿市长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桑德斯猛烈抨击拜登,将他描绘为一名政客,曾支持2003年伊拉克战争,曾投票支持削减养老金福利,并曾批准多份“灾难性”贸易协议。
  “我们会赢,因为我们的竞选、我们的运动是最有希望击败特朗普(Trump)的运动,”桑德斯用颇为尖锐的言辞说道,“你无法用老一套政治打败特朗普。”
  此前拜登在许多南部州的民调中并未领先,但在上周六赢下南卡罗来纳州后,他在偏温和派民主党人中的支持激增。本周,另外两名温和派候选人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和埃米•克罗布彻退选,并宣布支持拜登,这也极大地提振了这名前副总统的选情。
  拜登在“超级星期二”——民主党初选日历上最重要的夜晚——的胜利显示,在上月在早期投票的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内华达州令人失望的表现后,他已重振旗鼓。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3/4   发布时间:2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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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美记者有3千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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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月如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第10期
这两天中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新闻是美国国务院限制中国官媒记者在美国工作的人数。

据国务院称,新规定的目的是要寻求中美在这个问题上的互惠关系。美国指责中国把媒体签证作为一个攻击美国的“武器”。

新规定一经发布,在中国网络上迅速流传一篇文章,称在美国的中国记者人数多达3千人之多,而中国的美国记者仅为几十名。这个巨大的反差,令不少读者很吃惊。如果双方各自派驻对方的记者人数如此悬殊,美国的新规不是没有有道理。

中国在美国持媒体签证的记者到底有多少人呢?美国媒体Axios引用一位匿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共向中国发放了3,000个媒体签证,而在中国被允许工作的美国记者仅为几十名”。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此前被定义为“外交使团”的五家官媒,在美国共有大约160名记者,在中国工作的美国记者大约为100名。

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推特信息,“美国在华有29家媒体,中国在美却只有9家媒体;论记者签证类型:美国记者可以多次入境中国,中国记者只能单次入境美国;去年以来,有21名中国记者赴美签证被拒签”。

新闻背景回顾

在3月2日的一份简短声明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

美国政府今天对在美国的某些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国有媒体实体——特别是2020年2月18日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国政府驻外使团的五个实体,设置中国公民在这些机构工作人数的上限。此上限的规定在任何时间都有效。

我们希望这一行动将促使北京对美国和其他在中国的外国媒体能够采取更公平和互惠的态度。

2月份,美国政府把新华通讯社、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以及《人民日报》发行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定义为“外国使团”,而非媒体机构。新的“外交使团”规定要求这五家媒体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在美工作人员的姓名、个人资料及人事变动决定,并向国务院登记在美租赁或持有的房产清单。未来这些机构若在美租赁或者购买新的房产也需提前获得许可。

在3月2日的声明中,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已于当天上午通报了这几家相关机构,并指出这一决定并不会限制这些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在五家被定义为“外交使团”的媒体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只允许雇用2名中国公民,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将允许9名人员,中国环球电视网将允许30名,新华社将允许59名。《人民日报》在美国的发行商海天发展公司暂没有受到影响。

上限规定将于3月13日生效,但各实体必须3月6日前向国务院提供裁减人员的姓名。官员们表示,周一已通知中国政府。国务院的声明还说中国“在美国其他媒体组织工作的公民不受上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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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的如下:

问: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自3月13日起,对被作为“外国使团”列管的5家中国媒体中国籍员工数量采取限制措施。中方有何评论?

答:美国国务院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莫须有的理由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

长期以来,中国媒体驻美记者严格遵守美国法律法规,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原则在美国开展新闻报道,专业性得到社会公认。美方对中国媒体记者采取的措施毫无依据、毫无道理。

美方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从登记“外国代理人”,到列为“外国使团”,再到以所谓限制人数为名,实际上限期“驱逐”中国媒体驻美记者,不断升级对中国记者的打压行动,严重干扰中方媒体在美开展正常报道活动,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严重干扰两国间正常人文交流。美方一方面标榜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媒体在美正常采访进行干扰、横加阻挠,暴露出美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霸权欺凌。

在当前中美关系形势下,美方此举将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和损害。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改弦更张、纠正错误。中方保留作出反应和采取措施的权利。(美国人也感到委屈,点击这里查看弗里德曼2013年的抱怨。)
中美印象评语:中国在美记者绝对没有3000人,网络上的信息是以讹传讹。我们的理解是,美国政府这些年前后向中国记者发放了3000左右的签证,而不是中国目前在美国有那么多记者。《纽约时报》报道说,仅2019年,美国政府就向中国记者及家属发放了425个媒体签证。客观而论,美国在过去对中国驻美记者的限制较少,也不太关注他们的报道和言论;中国对美国驻华记者“干预”相对说较多,特别是对那些经常撰文批评中国政府的记者常常会拒绝延续他们的记者资质。自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新的基础是所谓“互惠”(reciprocity),也就是,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也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认为,美国国务院的这一新规定不过是在从贸易摩擦就开始的中美“互伤”和“脱钩”之上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政府应该不会不报复。北京和华盛顿这样的“你来我往”的最后结果可能是两边都不接受对方的记者,而这对已经困难重重的双边关系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来源时间:2020/3/4   发布时间:2020/3/4

旧文章ID:20830

公共卫生专家刘远立:应对疫情防控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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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国川  来源:财经杂志

  "以往的经验反复提醒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采取预防控制措施,而不必等待足够的实验室和临床证据;只要及时而坦诚地与公众沟通交流,并提醒各方在早期就采取必要的行动,防止出现最坏的局面,就会赢得大家信任,从而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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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公共卫生专家刘远立一直在带领和指导两个团队为科学防控献计献策:国内是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应对疫情行动小组”,国外是中美健康峰会的“应对疫情海外智援组”。
  在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之前,刘远立在哈佛大学从事国际卫生政策与管理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近20年。期间他担任哈佛大学“中国行动计划”主任8年,致力推动哈佛大学与中国在医疗卫生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作为“卫生体系学”创始人之一,刘远立在接受《财经》专访时提醒人们,本次防疫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同时还要“做好经常应对新发传染病挑战的准备,这就是疫情防控的新常态”。
  自1993年以来,刘远立深入参与中国健康领域一系列重大政策研究与咨询。在他看来,这次疫情既凸显了加强中国疾控体系建设的紧迫性,也暴露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一些短板、漏洞和弱项。
  刘远立建议,医疗体制改革要“抓大放小”,一方面加大政府为公益性买单的力度,让公立医院更好地发挥其公益性的公共卫生职能;另一方面允许和鼓励私人开业,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团体、特别是各种专业学会、协会的作用。
  这次疫情是否有可能避免?
  《财经》:您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当时是否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
  刘远立:今年1月初,我偶尔听一位去武汉参与现场调查的同事(作为国家专家组成员)说起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我以为,经历了非典疫情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和各级领导对于新发传染病的流行风险是会足够敏感的,如果疫情严重就一定会采取及时果断的措施的,而武汉更不会继续呈现“歌舞升平”的景象的。
  《财经》:这次疫情和非典疫情有何不同?
  刘远立:最大的不同,是新冠肺炎病毒传播力要比非典强很多,而且80%左右的感染者在潜伏期、康复期、健康期只有轻微症状或无症状。也就是说,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人群中迅速扩散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察觉;等察觉到了,很多人已经被感染。非典疫期是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6月,涉及43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数为8098,死亡人数为774(病死率约10%)。
  尽管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亡率没有非典高(4%左右),但造成的临床表现是非常复杂的,影响到多器官、多系统的损害,包括呼吸系统、血液系统和循环系统的损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在51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病例数已经超过非典疫情10倍,死亡人数是非典疫情的4倍。从历史的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确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财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复盘疫情的发展过程,这场危机是否有可能避免?或者说,如何避免疫情蔓延成为全国性事件?
  刘远立:有这个可能。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都是跟时间赛跑,一要发现及时,二要反应快速,三要措施得当。2019年12月底,包括张继先医生在内的有专业敏感和责任担当的临床医生就向武汉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上报了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发现。有迹象表明,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2020年1月3日就已经发出了疫情预警。
  1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出首株新冠病毒毒株的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就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直到1月22日湖北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1月23日武汉封城,在这之前极为宝贵的两周时间里(痛失掉的将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区的窗口机遇期),武汉不仅没有采取果敢的措施外防输出、内防扩散,而且还在忙着以训诫李文亮医生“传谣”、宣称“尚未发现人传人”等方式来力图避免武汉市民的恐慌。但令决策者未曾预料的是,由于担心引起社会恐慌而隐瞒疫情或拖延披露,其结果是让群众更加不相信你,从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
  诚然,每当一个新发传染病出现的时候,其病原体是什么、传播途径如何以及毒性和传播力有多大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以往的经验反复提醒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采取预防控制措施,而不必等待足够的实验室和临床证据;同时,只要及时而坦诚地与公众沟通交流,知道多少说多少,并提醒各方在早期就采取必要的行动,防止出现最坏的局面,就会赢得大家信任,从而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动权。
  《财经》: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疫情期间您主要关注什么问题?
  刘远立:疫情发生以来,我带领和指导两个团队为国家的科学防控献计献策、提供信息和知识支持:国内是由协和公卫学院师生组成的应对疫情行动小组,密切关注湖北和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防控动态,针对实际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有效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已经提交了十多份建议书;国外是指导由哈佛大学马晶教授为首的中美健康峰会“应对疫情海外智援组”,密切关注国际上疫情走向、最新相关科研成果以及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整理成“新冠参考消息”系列供决策者借鉴,已经出了30期。
  《财经》:作为出身中医世家的公共卫生专家,您怎么评论这次疫情期间爆发的中西医之争?
  刘远立:是的,中医药是个巨大的宝库,帮助拯救了几百万疟疾患者生命的青蒿素就是一个典范。目前,在治疗新冠肺炎还没有特效药、抗病毒西药“老药新用”存在毒性副作用问题、而患者主要靠自身免疫应答能力的情况下,更应该重视基于整体观的中医药的作用。
  大疫当前,应当停止狭隘的派别之争,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重,以实际效果论英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国家卫健委从其颁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开始,就将中医药纳入其中。这不仅给不少国内患者带来福音,也将会造福越来越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财经》:您多年工作在美国,了解美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如果疫情最初爆发于美国,美国将如何应对?
  刘远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法制最为健全的国家,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制度性安排方面确实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包括: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大,美国疾控中心(CDC)的具体职能在“公共卫生法”里有明确规定,疾控系统实行专业化和垂直化管理,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特别是每个州设立“州流行病学家”这一重要岗位)注重实操能力建设;注重国际协同,美国CDC在全球61个国家设有办事处或开展项目,海外雇员达1800名等等。
  但应当指出,这次疫情发生正值美国的大选年,所以美国的应急反应受到“被政治化”的影响,共和、民主两党互相攻击,专业人士和政府官员对外讲话口径不一致,引起民众不满。
  《财经》: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既要有“堵”,又要有“疏”,是否可以考虑把武汉的健康人群疏散?
  刘远立: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很容易区分开谁是感染者、谁是健康人。但关键是现有的检测和诊断技术还无法做到这一点:80%左右甚至更多的感染者只出现轻微症状、或没有任何症状,因此依赖于症状监测的筛查就会误把这部分人当成“健康人”而放走,这是其一;其二,即使对没有症状的人(如密切接触者)进行病毒核酸检测,由于目前该技术有准确度问题,即也存在“假阴性”结果,所以仍然很难保证经核酸检测没有发现问题、因而不对其采取隔离措施的人就不会传染他人。
  《财经》:疫情可能会如何发展?对于下一步抗疫措施,您有什么建议?
  刘远立: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走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们都希望的情况,即新冠肺炎像SARS一样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段出现拐点,最终消失;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冠肺炎病毒将长期存在、间歇性地出现局部流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形成全球大流行的态势,即使中国打赢了国内的阻击战,国际新冠肺炎流行后朝中国“反向倒灌”的风险确实存在。
  因此,我们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积极应对两大统筹协调方面的挑战:一个是复工复学与疫情防控的统筹协调;另外一个是国内疫情防控与国外疫情防控的统筹协调,进一步扩大疫情防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多体现大国担当。
  《财经》:比尔.盖茨最近撰文说,新冠肺炎可能成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您是否同意这个判断?
  刘远立:由于应对疫情“中国行动”的迅速有力,为世界各国赢得了宝贵的应急准备时间,加上中国在第一时间将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结果与国际同行分享,使得全球可以尽快开始研发疫苗和药物,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发生。当然,如果疫情蔓延到那些人口密集且流动性大、资源又极为匮乏的国家和地区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外援,全球疫情就会变得异常严峻。
  我同意盖茨先生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性的认知,但是不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就不会再遇到类似的大流行风险?我的判断刚好相反,我甚至提出:要科学认识和把握疫情防控的新常态。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全球范围内,流感病毒的变异和流行间隔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变异流感病毒感染事件的发生间隔期,从20世纪70年代前的10-40年缩短到80年代的5年左右,而进入90年代以后,变异性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则每2年发生一次。
  就在21世纪前20年里,中国相继出现了非典(2003年)、甲型H5N1流感(2003年)、甲型H1N1流感(2009年)、甲型H7N9流感(2013年)、新冠肺炎(2020)等病毒感染的疾病大流行。因此,无论是从国内情况来看,还是从全球大趋势来看,我们都需要做好经常应对新发传染病挑战的准备,这就是疫情防控的新常态。
  公共卫生体系的“大考”
  《财经》:这次疫情是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在您看来,考试成绩如何?
  刘远立:局部反应迟缓,全国响应迅速。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其联合考察报告中用了三个“最”来高度评价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
  的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出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依法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措施严格管理;坚持全国一盘棋,组织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30多支医疗队、将近42000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并组织19个省份对口支援;各省区市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打响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正在拓展,为世界防疫赢得了时间。
  这次疫情“大考”当然也暴露了我们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一些短板、漏洞、弱项。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非典疫情以后国家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法定传染病(包括非典疑似病例)网上直报系统,为什么对这次疫情的监测预警几乎形同虚设?鉴于多次新发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均源自野生动物,中国是否亟待建立跨行业、多信息来源、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智能化疫情监测预警系统?本应及早采取严厉防控措施的地方政府为何迟迟不行动?在社会舆情监测方面如何更好地区分和把握对“造谣传谣者”的处置与“吹哨提醒人”的保护?专业的公共卫生机构、专业的医疗机构和非专业的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如何在监测预警、应急管理过程中做到明确分工、强化协同?如何为疫情防控的现代化提供更多更好的科技人才支撑和保障?
  《财经》:从国际比较看,如何评价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为了确保更高效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如何改进公共卫生体系?
  刘远立:什么是公共卫生?国际上的标准定义为: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干预行动,从而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疾病、维护和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公共卫生以群体大众为对象,以预防为主,针对影响人群健康的风险因子及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进行干预。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提出“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把维护和促进人民的健康作为强国的必要措施和发展的重要目标,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中国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让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传染病、地方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均期望寿命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就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当时的人均收入只有世界人均收入的一半),短期内摘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然而,在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共卫生事业也经历了从毛泽东时代的轰轰烈烈到改革开放初期相对被忽视、从“非典”引发的“觉醒”到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阶段公共卫生体系的功能子系统是“八位一体”,它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监督和计划生育。在中国县及以上各级政府辖区内,大都分别设立了承担这八项功能的八类专业机构,其运营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经常性和专项拨款以及业务收入。其中,妇幼保健和精神卫生工作由防治融合的专业医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院、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院)来提供。也就是说,针对妇幼这个特殊群体和在精神健康这个特殊领域,中国政府将相应的公共卫生工作委托给了以临床医疗为主的专业机构来承担。毫无疑问,未来需要在全面加强“八位一体”的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之上,突出疾控体系现代化这个重点工程,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防治协同。
  医疗体制改革如何“抓大放小”
  《财经》:您深度参与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从您的角度看,这次疫情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提出了哪些新议题?
  刘远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医疗体制改革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力图解决的重点问题和使用的主要手段不同。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8-1997),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缺医少药,医改的措施是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各个医疗单位通过创收来改善医疗条件;第二个阶段(1998-2008),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医疗费用上涨很快,另一方面医疗保障跟不上,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医疗保险来解决因病致贫问题;第三个阶段(2009至今),国家开展了为期10年的以控费为主旋律、旨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
  尽管提出了“四大体系建设”,其中“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与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保障体系并列的四大体系建设之一,但实际上10年医改过程中“重医轻防”观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医疗卫生人员积极性受到压抑;投入不足,公共卫生支出占医疗卫生总支出比例逐年下降;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扩展功能有限,家庭医生资源匮乏;卫生信息化不完善,防治资源没有完全有效共享;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短缺,疾控机构卫生人员占全国卫生人员总量的比例由2009年的2.53%人员降至目前的1.53%。更为重要的是,健康中国战略缺乏强有力的落实机制。
  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强调“预防为主”和“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2016年10月颁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9年1月颁布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成立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然而,如何真正落实“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从而有效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的一系列战略目标,尚缺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以及与目标相匹配的支撑保障机制。这次疫情凸显了加强中国疾控体系建设、强化其专业和行政职能作用以及进一步落实防治结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财经》:有人认为,这次应对疫情说明,要解决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还是要依靠公立医疗系统。您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刘远立:首先,我们应该向所有奋斗在战“疫”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来自公立医院)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疫情防控的态势就不可能这么快向好拓展。但我们应当看到,政府对待公立医院长期以来是任务多、给钱少,财政拨款只占公立医院总支出的10%以下,公立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主要靠业务收入,而医药价格体系扭曲,没有充分体现医疗服务的成本和价值。所以,要让公立医院更好地发挥其公益性的公共卫生职能,就必须加大政府为公益性买单的力度。
  本着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建议政府考虑“抓大放小”的策略。
  第一,加大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对绝大多数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实习“按一类公益事业单位保障,按二类公益事业单位管理”,提高其积极性;
  第二,按照疫情风险的等级评估,在若干地区设立包括新发传染病收治功能在内的国家级区域公共卫生中心;
  第三,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的“守门人”作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凸显了社区卫生机构、社区工作者、小区保安、家庭等在控制疫情的社区扩散中的重要作用。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最贴近群众、最了解群众,今后应该压实其对签约服务对象健康状况及其危险因素动态掌握、及时上报和转诊发热病人等责任,加大政府向多元办医模式、有资质的家庭医生团队购买服务的力度,将传染病的监测预警工作、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健全、纵向医联体/医共体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要积极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人力资源供应。因为目前,技术能力强和群众信得过的家庭医生还十分缺乏,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医保部门)应该允许和鼓励私人开业或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包括公立三甲医院和民营医疗机构)工作的有资质、有意愿全职或兼职承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医师和助理医师,选择自己组团或参与现有的团队作业;
  第四,在今后的疫情防控中不是限制、而是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团体、特别是各种专业学会/协会的作用。

来源时间:2020/3/3   发布时间:2020/3/3

旧文章ID:20837

专访基辛格:我眼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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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川上人  来源:川上人曰

  川上人曰:
  6年前,也就是在邓小平110岁诞辰之际,我对基辛格进行了一次专访,他给予邓小平高度评价。今天是邓小平去世23周年纪念日。岁月仓皇,抚今追昔,能不令人感慨万端?特刊此文,向这位改变中国的政治家致敬,也祈祷中国早日战胜此“疫”,回归正常社会,并向正常国家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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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基辛格:我眼中的邓小平

采访|马国川

  马国川:您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先生是在1974年4月,当时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此后您和邓小平先生有许多次交往。在您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基辛格:与数位非凡的中国领导人一道重启美中关系,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当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决定恢复高层交往时,双方都发出了战略转变的信号。然而,转变的形式和方向仍然尚未确定——在两个国家都有倾向不同方向的集团。
  邓小平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定义其世界角色这一任务带来了勇气,信念和不可战胜的精力。他对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实事求是,对未来充满远见。他确立了很多专家认为不可实现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解放了中国人民的能量和创造力。
  在国际舞台上,邓小平为毛泽东——尼克松会议开辟的转变注入了实际内容。他与从前的敌人恢复关系,进一步夯实中苏关系,同时把美国变为紧密的战略与经济伙伴。在使中国适应20世纪七十年代现实的过程中,他创立了具有几十年前瞻性的改革框架,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强国而屹立于世界之林。
  在个人交往中,邓小平一贯务实,直截了当。他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视离题寒暄为浪费时间,把精力集中于双方共同利益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经历过个人和国家动荡的人,汲取了其中的教训,现在正致力于中国长期繁荣的建设中。他最终以超凡的程度实现了这一目标。
  马国川:邓小平一生经历许多挫折,在70多岁重返政治舞台之后,推动了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作为一个经常访问中国、密切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人士,在您看来,邓小平的改革对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
  基辛格:邓小平复职时,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绝境。集体和组织的农业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泽东时代早期基本相同。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充分体会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邓小平在一个维护了独立和团结的现代中国上台执政,但当时的中国并非经济大国。它没有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未触及现代科技。“文革”后,中国在很多方面仍被隔离在世界之外。邓小平确信,当代中国只有融入国际社会,才能维持其历史地位。
  事实证明,中央计划无法管理现代经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停滞。他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的束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一起被扔到了一旁,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他仰赖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
  邓小平带领中国社会从过去走向未经之地。中国生机勃勃的城市,建设热潮,国家的全球经济地位——这一切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这些说明,伟大的成就最需要的是远见和实现它的勇气。
  马国川:清王朝灭亡之后,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您如何评价邓小平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基辛格:我有机会观察邓小平晚年为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开始的规模宏大的事业:推动共产党人接受权力下放和改革;从传统的封闭中国走向现代化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中国常常拒绝的目标。我还目睹了邓小平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出的不懈努力。
  每一代的中国当代领导人都提炼了他们眼中国家利益关切的远景和时代的需要。毛泽东领导了一场革命,使人民达到了团结的新高度,向世界表明中国是需要应对的新力量。
  邓小平的方法完全不同:不吹嘘,而是通过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扩大中国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他开启了中国从革命时代到可持续性发展及其制度建设的转变。
  马国川:1997年,邓小平以93岁高龄去世。您认为他为中国留下了哪些遗产?
  基辛格:邓小平带来了改变亿万中国人生活的经济改革。在19世纪中国自强运动的维新派失败一百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让中国在改革的路上勇往直前,到现在中国终于以其成就和悠久历史重现辉煌。
  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功于邓小平,因为他履行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最终职责——让社会呈现了暂新面貌。社会依赖一般行为标准运行,靠沿袭旧制来维持——但要有富有远见的领导才得以进步。这样的领导人知道该做什么,同时还有勇气看准就干。
  邓小平全力维护改革计划,反击所谓背叛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指责。他认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是“革命”行为。1992年他在南方视察时警告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为了捍卫改革,邓小平在国家政策中极力主张实用主义和国际接轨,并被随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重申。这些变革改变了中国历史及当代世界格局。
  马国川:在您看来,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应对?邓小平的智慧对于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启示?
  基辛格:中国国家领导人向人民列出了一长串需要完成的任务,其中包括打击腐败,提高内陆贫困省份的发展水平。中国的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内陆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很困难。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正在老化,也更为熟练,导致一些基础制造业岗位流向越南、孟加拉低工资国家。随着中国逐步变成城市化社会,重大任务还包括在领导人和农民之间建立更多联系渠道,培养村级民主选举,提供政治透明度。
  习近平主席确立了堪比邓小平时代改革的愿景。这包括制度改革,改变既有实事,使上百万人口由乡村进入城市,重新确立中国经济的方向,同时与美国绘制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等等。
  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从他们经历的中国近代史汲取鼓励与教训。这些政策的成功代表着,邓小平开启的历史进程将得到有力的延伸。
  马国川:您曾提出中美关系应当“共同进化”,怎么理解“共同进化”?
  基辛格:中美合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惠,而是关乎双方国家利益的事情。这适用于邓小平时代,今天亦然。这种伙伴关系的必须性在当前可能更为迫切,考虑到当代问题的广泛性,如能源、环境、恐怖主义等无法由一个国家单方解决的。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是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马国川:近些年来,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有些人士担心,中美有可能走向冲突。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中国和美国能够培养真正的战略互信吗?
  基辛格:合作性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障碍,但是美中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作出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紧张关系并不是新现象,无怪乎两国的有些学者预测对抗。但当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本质及现代武器的威力时,主要大国的冲突对双方都将是具有毁灭性的。当冲突结束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他们今天面临的同样任务: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和美国同为重要而互相合作的成员,互相尊重。
  力量的平衡仍然将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元素;但是管控平衡的传统手段需要通过基于共同目标的合作进行强化。诸如“太平洋共同体”、“共同进化”这样的概念强调,尽管美国和中国是有着非常不同历史的国家,他们还同为一个共同体系的重要部分。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依赖于中美发展一种共同的目标感,尽管同时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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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题为《基辛格: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收录在《看中国》一书中)

来源时间:2020/3/3   发布时间:20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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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一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1980年2月3日《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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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看得见的历史  来源:“网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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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社会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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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中国赠送给日本的大熊猫欢欢迎抵达东京《欢迎你,逗人喜欢的欢欢》。

  欧洲共同体将限制向苏联出口农产品,还决定停止执行对阿富汗的粮食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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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3/3   发布时间:2020/2/14

旧文章ID:20835

美国限制中国官媒驻美中国籍员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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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RA JAKES, MARC TRACY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周一,特朗普政府将五个由国家控制的中国新闻机构的驻美中国籍员工数量限制为100人。华盛顿与北京的外交纷争将记者卷入了这场交锋,预计该决定将使紧张局势升级。
  国务院坚称,这不是在驱逐中国记者,而北京上个月对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采取了这样的行动——这是自1998年以来,外国记者首次被命令离开中国。
  但是,新的限制实际上可能迫使中国籍员工离开,因为他们的工作签证是与新闻机构捆绑在一起的,新闻机构现在必须选择哪些员工将留在美国工作。
  美国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将不限制这五个机构报道的内容——这与他所说的中国对外国记者加强监视、骚扰和恐吓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的目标是对等,”庞皮欧说。“正如我们在美中关系其他领域所做的那样,我们寻求建立一个期待已久的公平竞争环境。我们希望,这一行动将促使北京对美国和其他在华外国媒体采取更加公平和对等的态度。”
  这是针锋相对治国策略的最新进展,这种策略已成为中美之间战略对抗的标志,这些对抗包括贸易、军事和网络安全对抗,人权方面的紧张局势和新冠病毒疫情。
  去年秋天,特朗普政府驱逐了两名闯入弗吉尼亚州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的中国官员,他们逃避当局的拦截,直到消防车挡住了他们的汽车。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关系密切的人士称,这是官员观光时因迷路导致的意外。
  周一宣布的限制仅适用于在五个官方中国新闻机构中工作的中国籍员工,国务院认为它们是由北京控制的宣传机构。它要求五个机构(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将在美中国籍员工的总数减少至100人。其中超过半数(59人)被分配至中国官方新闻社——新华社。
  目前,大约有160名中国籍员工在美国为这些新闻机构工作,这意味着有60人必须于3月13日新政策生效之前离开,或者确保他们持有可以逗留的签证。
  国务院高级官员说,这五个机构将拥有宽泛的权力裁决哪些员工可以留下——无论是记者、管理人员或其他雇员。官员们说,此举并不是这五个机构已发布或播出的任何特定信息或内容导致的结果。
  相反,两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新的限制旨在惩罚北京,因为他们称北京正系统性扼杀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新闻自由。基于有关规定,国务院的两名官员以匿名为条件,向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另外,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可能很快会对媒体签证允许中国记者在美停留多长时间作出限制。
  国务院官员不愿就中国可能的报复措施进行讨论。
  除了驱逐《华尔街日报》记者外,中国政府还经常拒绝那些被认为写了不友好报道的外国记者的签证续期,迫使他们离开中国。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周一的报告指出,去年《华尔街日报》的另一位记者实际上是被迫离开的。他曾写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表弟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潜在联系。
  报告称,在至少五个其他案例中,中国政府同样拒绝为常驻记者续长期签证。前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和《卫报》记者向《纽约时报》证实,政府拒绝向他们发放新的签证,没有任何解释,他们在中国的记者生涯就此结束。
  这份题为《控制、中止、删除:在驱逐威胁下的中国报道》的记者报告还关注了一种做法,可归结为缩短长期签证并多次签发——签证必须在短期内续签,这一繁琐的过程也会影响到签证持有者在中国的家人。报告称这样的做法对记者构成骚扰,传达出毫不含糊的消息:中国政府不满意他们的报道,无论是关于习近平、香港的抗议活动或少数民族所受的对待。
  该报告总结称,2019年至少有12名记者获得为期6个月或更短的签证,2018年只有5名记者获得这样的签证。在中国,长期记者签证的标准长度是一年,即所谓的J-1。
  “中国当局前所未有地使用签证作为武器对抗外国媒体,扩大长期恐吓策略的部署,2019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严重恶化,”报告称。这份报告基于对25个国家的100多名驻华记者的调查。
  法国报纸《世界报》(Le Monde)的驻华记者弗里德里克·勒梅特(Frédéric Lemaître)说,在写了一系列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后,他连续第二次获得了三个月的签证。勒梅特说,外交部新闻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告诉他,“你是我们的客人,在中国,客人必须尊重主人。”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目前在中国,约有100名美国记者为美国和其他外国新闻机构工作。相比之下,仅在2019年,美国就向中国记者及家属发放了425个媒体签证。
  中国外交部是负责监督外国记者的正式机构,但资格认定的过程似乎涉及政府的其他部门,包括安全和宣传机构。驱逐《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决定,不太可能完全由外交部做出。
  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正式把五家中国新闻机构视为外国政府职能部门,并因此适用驻美外交官类似的规则和限制后,中国于次日驱逐了《华尔街日报》记者。
  在宣布驱逐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到了《华尔街日报》上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有争议标题,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该文章批评了中国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

  Lara Jakes自华盛顿、Marc Tracy自纽约报道。
  Lara Jakes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外交记者。过去两年间,她自40多个国家发回报道、进行编辑,曾报道伊拉克、阿富汗、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及北爱尔兰等地的战争和教派冲突。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jakesNYT。
  Marc Tracy自2019年起为《纽约时报》报道印刷与数字媒体,此前曾为时报报道校园体育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marcatracy。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0/3/3   发布时间:20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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