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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病毒改造监控​计划始末:中国万件病毒样本​流向美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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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ex Cui  来源:CC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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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危险的人造病毒”

  病毒学家争相改造病毒研究引发公共安全担忧
  2014年10月17日下午,病毒学家Ralph Baric博士没有照例来到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实验室,他正在为自己女儿周末的婚礼做最后的准备。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奥巴马政府由于对实验室使用SARS, MERS和流感等病毒,进行功能获得性(gain of function)改造的研究,对公共健康构成的潜在威胁的担忧,通过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联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布禁令,宣布中止对类似研究的资金资助[1],并要求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立即停止相关的研究,直到研究项目的风险和收益被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NSABB)和美国国家学院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的专家进行评估后方可继续[2]。
  这其中就有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博士的研究团队与Ralph Baric博士的合作项目: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基因重组改造项目。而这一项目,也使石正丽博士和Ralph Baric博士随后因争议而成为病毒研究界的热门人物。
  事实上,科学界对改造病毒的功能获得性(gain-of-function)研究一直存在争议,2011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日裔病毒学教授Yoshihiro Kawaoka与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研究人员Ron Fouchier的团队为了研究病毒逃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机制,就曾分别利用基因技术对H5N1病毒进行了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发现所得病毒能更容易通过空气在与人相近的哺乳动物雪貂之间传播。Ron Fouchier更是将改造后的病毒描述为是“最危险的人造病毒之一。”[3]
  河冈义裕原本计划在《自然》杂志上刊登论文,但美国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却担心数据落到恐怖分子手中,危害公共安全。批评者认为,这种传播能力更强的病毒如遭泄漏,可能导致人类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为此,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曾一度要求相关论文不得发表,世界卫生组织也曾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讨,相关的研究被一度暂停。然而,支持者则认为,此类实验有助增进对禽流感病毒的理解,帮助应对禽流感病毒可能自然出现的变种与进化。
  在多方磋商后,英国《自然》杂志[4]和美国《科学》杂志[5]在2012年先后发表了相关论文,相关研究也在2013年恢复。然而,在2014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和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的政府生物实验室连续曝出多起病毒改造项目相关的安全事故,涉及炭疽杆菌[6]、H5N1病毒[7],和天花病毒[8]等,引发了公众对因可能的病毒泄露而引发的大规模公共安全事件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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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Yoshihir
o Kawaoka(左)与Ron Fouchier(右)于2012的合影

  当Ralph Baric博士周一回到实验室开始日常的工作时,他一下被一封邮件震惊了。那是关于政府对病毒改造项目禁令的通知。“我花了足足10秒钟才意识到,我大部分的病毒研究都会受到影响而关停。”Ralph Baric回忆说。
  作为世界上研究SARS和MERS病毒的权威,Ralph Baric实验室早在2003年SARS疫情结束后就与美国范德堡大学和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合作研制出了一套用于合成SARS病毒的全基因序列的反向遗传克隆平台[9],并于2013年MERS爆发时率先用此方法合成了MERS病毒的全长cDNA克隆[9],而这一技术也是随后各大病毒改造项目所依赖的核心平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仅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人工构建出病毒的克隆。
  而这一先进技术,也成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与之合作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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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猎手”与石正丽团队合作

  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病毒?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Ralph Baric忙于跟NIH沟通,争取让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批准其完成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其中就包括他与石正丽博士研究组正在进行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基因重组改造项目。“NIH后来还是对我们这个合作项目开了绿灯,最后的评委意见是这个项目并不像禁令所禁止的那些病毒改造项目那样存在高风险。”Ralph Baric回忆说[10]。
  然而,事与愿违,Ralph Baric与石正丽研究组随后于2015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11]””Zheng-Li Shi, Ralph Baricetal.(2015)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还是造成了极大的争议。
  Ralph Baric实验室使用由石正丽博士提供的中华菊头蝠SARS样冠状病毒SHC014-CoV的纤突(Spike)蛋白与小鼠携带的SARS-CoVMA15骨架通过其反向克隆平台进行重组,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
  该研究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中华菊头蝠携带的SHC014冠状病毒虽然可以感染人的细胞,但并没有足够的毒性致病,而与可以导致小鼠致病的SARS-CoVMA15嵌合之后,新的SHC014-MA15重组病毒不但依然可以感染人的细胞,还可以致病。
  换句话说,如果蝙蝠携带这个重组的新病毒,就可以不经过中间宿主,直接将病毒传递给人并导致人被感染生病。该成果发表之后,更加坚定了科学界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反对意见。法国巴黎巴斯德学院的病毒学家Simon Wain-Hobson就表示,中华菊头蝠所携带的SHC014冠状病毒因为不具有致病性,本身对人类的危害有限,新制造出的重组冠状病毒SHC014-MA15不但毒性增强,这个实验本身也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的价值,一旦重组病毒从实验室泄露,没有人可以预测它的去向和可能造成的危害[10]。
  Ralph Baric则认为,此实验不过是在模拟一个自然界中有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病毒重组事件而已,虽然大多数蝙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并不能直接感染人类,但类似于SHC014这种携带能识别人体细胞结合蛋白ACE2的纤突蛋白的病毒,如果恰巧与携带有毒性的冠状病毒的骨架重组,那么新病毒就将跨过中间宿主的障碍,直接传染给人造成严重的公共健康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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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得西韦2016年即可能对冠状病毒进行测试

  美国政府暗中重启两个病毒改造研究计划惹质疑
  来自政府方面的资金中断并没有阻止Ralph Baric对冠状病毒研究的信心,他依然积极寻找着可能的合作伙伴来继续相关的实验。2016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制药公司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联合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治疗开发中心(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rapeutic Development Center),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发出了一款代号为GS-5734的小分子药物Remdesivir,试图对抗埃博拉病毒[12]。而这款新药也就是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中为人熟知的特效药物瑞得西韦。
  2017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吉利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共同发现,该药对包括线状病毒(Filovirus)、肺炎病毒(Pneumovirus)和副粘病毒(Paramyxovirus)等多种单链RNA病毒都有不错的抗病毒效应[13]。而包括SARS和MERS病毒的冠状病毒作为单链RNA病毒,自然也在潜在的测试名单之上。于是Ralph Baric通过北卡大学联合范德堡大学开始了与吉利德制药公司的合作,在小鼠身上证明了Remdesivir对冠状病毒具有广谱的抗病毒特性,最终的研究成果于2017年6月发表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杂志[14]。
  随后,Ralph Baric联合范德堡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以及吉利德公司,由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出资六百万美元[15],实验Remdesivir对冠状病毒等的新发人畜共患病毒的抗病毒疗效[注1]。
  近日,Ralph Baric博士表示他的实验室已经通过DNA合成厂商构建出了新冠病毒(SARS-CoV-2)的全长基因序列(cDNA),目前正在通过其反向遗传克隆技术人工合成新冠病毒,并会随后将病毒提供给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和美国其他医药公司及研究机构使用,用以加速开发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16]。
  2018年,美国政府因暗中重新开启了两个对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的资助而饱受美国社会质疑[17],Yoshihiro Kawaoka主持的关于H5N1禽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中的传递性的研究也在中断数年后重新获得批准[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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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Ralph Baric(左)于北卡实验室工
作照,石正丽(右)早年于澳大利亚P4实验室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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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正丽研究团队为何选择

  与美国全球PREDICT计划合作
  在国内病毒界,作为中国新发病毒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石正丽博士现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中心主任、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P4)副主任、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生物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新发病毒学科组组长、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博士生导师。
  石正丽博士长期从事新发病毒的病原学研究,在病毒的分离和鉴定、病毒的遗传进化、病毒的检测技术、病毒的分子流行病、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病原学、分子流行病学以及病毒的感染机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
  自2004年,她开始从事野生动物如蝙蝠病毒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蝙蝠携带的、与人畜健康相关的新发传染性病毒如SARS冠状病毒、尼帕病毒、埃博拉病毒、汉坦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及其跨物种感染的分子机理的研究。其研究组于2004年首先试图从广东和广西的果蝠身上提取SARS相关病毒,然而在八个月的时间内一无所获。于是他们改变策略,通过对被SARS病毒感染过的蝙蝠种群进行SARS病毒抗体的检测,最终在广西和湖北的三种菊头蝠体内发现了SARS病毒的抗体,并在这三种蝙蝠体内检测到了多株不同基因型的、与SARS病毒基因组高度相似的SARS样冠状病毒,证明蝙蝠是SARS样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为SARS病毒的动物溯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这个里程碑式的工作由石正丽博士与时任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CSIRO)畜牧业动物安全实验室的研究员,现任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教授、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王林发团队、澳大利亚昆士兰农渔部的Craig Smith和Hume Field博士,以及时任国际保护医学联盟执行董事,现任生态健康联盟首席执政官的Peter Daszak博士共同研究完成,该研究随后被发表在了2005年的《科学》杂志上[20][注2],奠定了石正丽在新发病毒学界的地位。
  随着研究的进行,石正丽博士逐渐认识到,对新发的动物源病毒,不断溯源找到其寄宿的自然宿主的重要性。随后,她带领她的研究团队足迹遍布于中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山洞之中,试图采集蝙蝠所携带的不同种类的冠状病毒,以期待可以找到SARS病毒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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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方取走了上万件中国蝙蝠及人体等病毒样品?

  2011年,石正丽博士的研究组与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生态健康联盟(Eco Health Alliance)合作,通过PREDICT项目中国病原探索项目(PREDICT China Pathogen Discovery)[21],终于在云南昆明60公里外的的一个未被公布的山洞中,从中华菊头蝠的粪便里,分离并检测到了和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一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这项研究工作随后联合美国生态健康联盟首席执政官Peter Daszak博士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教授Jonna Mazet等研究组共同发表在了2013年的《自然》杂志上[22][注3],首次证明了中华菊头蝠是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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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庆祝2005年
Science论文发表,王林发(左)石正丽(中),Peter Daszak(右)

  随后,石正丽团队持续在云南的山洞中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监测,每年取样两次,并将样品与包括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副黏液病毒科(Paramyxoviridae),丝状病毒科(Filoviridae),黄病毒科(Flaviviridae)和正粘病毒科(Orthomyxoviridae)等几个不同的病毒种属进行比较,然后通过DNA凝胶电泳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随后研究人员会将扩增的DNA样品寄送到德国或美国的样品中心进行进一步的测序和鉴定,以确定病毒是否含有潜在的毒性。
  样品中心最后会将样品的基因序列和基因注释回复给武汉病毒所。
  功夫不负有心人,石正丽博士的研究组最后终于在山洞中发现了十多株不同类型不同基因序列相似度的SARS样冠状病毒,SARS病毒所包含的基因元件均在这些病毒中有所体现,而且可以利用人、果子狸和中华菊头蝠ACE2作为其功能受体,感染人、猪、猴以及蝙蝠的多种细胞。随后的生物信息学分析也证实了SARS病毒是经过几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重组而成,该项研究于2017年发表在《PLoS Pathogens》杂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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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石正丽研究团队在蝙蝠洞布网,野外捕捉蝙
蝠,处理样品

  在偏远的山洞中搜寻蝙蝠可能携带的病毒其实并非一个寻常之举,与石正丽博士和武汉病毒所从2010年就开始合作的生态健康联盟,在全球范围都有类似的研究项目。
  生态健康联盟是一家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直接资助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成立于1971年,总部位于纽约市,在2008年,生态健康联盟在Peter Daszak博士的带领下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第一次提出了“全球疾病热点地图”的概念,并首次描绘出了全球受新发传染病威胁最大的几个区域,随后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在全球疾病热点地区大力发展PREDICT项目。该项目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新发传染病威胁(Emerging Pandemic Threats(EPT))计划的一部分。而石正丽博士作为国内新发传染病领域的专家,正是通过该计划开始了与生态健康联盟之后的病毒采集合作。出于对新发传染病病毒预防与监控相同的研究理念,双方的合作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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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40年到2004年间全球新发传
染病事件源发地图

  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旨在将动物学和人类健康专家整合起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传染病早期检测,传染病实验室诊断和迅速响应,以及降低传染病对地区和国际间的污染与危害。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一共包含PREDICT,PREVENT,IDENTIFY,以及RESPOND四个项目,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PREDICT项目起始于2009年,由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其合作伙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态健康联盟,Metabiota公司(前身为全球病毒预测公司Global Viral Forecasting Inc.),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以及来自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方面的技术支持,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35个国家协同合作[24],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与技术支持,对可能引发流行病的病毒以及与野生动物有着密切接触的人群进行监控与预警。
  PREDICT项目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协作的病毒监控系统,用以监测可能造成大范围流行病的病毒爆发事件,并及时鉴别病源的类型。与传统监测手段不同的是,PREDICT并没有把监控重心放在医院等病毒可能爆发的场所,而是退一步希望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去了解病毒究竟是怎样在生态系统中与各种动物和不断开疆辟土的人类进行互动,如何在人类的身边与人类共存,并逐步进入人类的生态链之中。
  PREDICT项目的研究团队遍布于全世界31个合作国之中,对一些动物与人类有着密切接触的热点地区和关键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建立由各地情报员组成的监控网络,用以监督当地主要的野味市场和农贸场所,并对市场上发现的非法野生动物贩卖和异常的交易活动进行上报,并由研究人员对热点区域可能存在的病毒进行预防性提取,对新发现的病毒进行录入,监测当地病毒的种类并评估病毒潜在的危害性,研究可能的应对方法,并对可能发生疫情进行预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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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美国国际开发署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聚焦国家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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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生态健康联盟与各地研究机构展开全球合作

  根据PREDICT项目公开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4月至2018年9月,PREDICT项目针对冠状病毒总计在中国采集了约388批次,8680件来自蝙蝠,老鼠及人体的病毒样品进行监测预警,其中PREDICT1项目为238批次,4874件样品,PREDICT2项目为150批次,3806件样品。以及总计241批次PREDICT1和PREDICT2项目的样品检测结果。据统计,至少有上万件左右的动物及人体的病毒,被运至美国的试验室里。
  这个试验室给出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的监测结果都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此病毒样品有可能会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其中在2011年检测到了一株SARS样冠状病毒HKU3和一株SARS相关冠状病毒RsSHC014,以及在2013年检测到了一株β属冠状病毒PREDICT-CoV-57和一株温带蝙蝠β属冠状病毒时PREDICT项目都对可能发生的疫情做出了预警提醒。
  而RsSHC014冠状病毒正是石正丽研究组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三株新发现的SARS样冠状病毒之一,也是日后石正丽研究组与北卡的Ralph Baric教授引发争议的2015年合作文章中构建嵌合体病毒所用到的病毒材料之一。PREDICT项目当时对此病毒的预警为“这是一株近期报道的在中华菊头蝠上发现的β属SARS样冠状病毒RsSHC014(Genbank访问编号KC881005)。此病毒比之前鉴定出的所有蝙蝠类冠状病毒都更接近SARS病毒,特别是其纤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
  该病毒已经被Ge等人在文章(doi:10.1038/nature12711)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病毒对人类健康有潜在的重大威胁。[26]“2020年2月,美国病毒学家奥利瓦尔揭示了他在收集的数千只中国蝙蝠样本中的惊人发现:“我们总共发现了大约400种新的冠状病毒。这意味着有400个可能导致一场疫情爆发的候选病毒。”并直言揭蝙蝠携带新冠病毒可能直接感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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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上)PREDICT项目在中国的样品监控网络

(下)PREDICT项目对中国提取样品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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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疾控主任高福联合多国病毒学家发起

  “全球病毒基因组计划”
  PREDICT项目在中国的十年间,与石正丽博士等病毒学研究组在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采集了大量的蝙蝠相关样品,并与当地可能和野生动物有密切接触的村民进行标本的采集和血清学诊断,通过PREDICT项目对提取的病毒进行的鉴别与分类,监控病毒发展的趋势,寻找病毒传播的路径,防止病毒从蝙蝠感染人类的事件发生。
  诚然,PREDICT项目的终结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在其运行的十年间,PREDICT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总计收集了超过10万件样品,鉴定出了超过一千种新型病毒,包括一种新型埃博拉病毒,并在全球亚非拉美州的发展中国家培训了大量卫生安全和传染病防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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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左上)研究人员在广东处理蝙蝠样品

(右上)研究人员在云南的山洞中搜寻可能携带病毒的蝙蝠

(下)研究人员在广西桂林漓江七星岩洞内勘察地况

  PREDICT项目迄今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2009-2014年为第一阶段,称为PREDICT1,2015-2019年为PREDICT2,总计花费已超过2亿美元[27],仅生态健康联盟一家合作机构从2011年起就获得了超过七千四百万美元的财政拨款,2018年更是达到了一千五百万美元[28]。然而,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外交和外国援助的财政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美国国务院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年度财政预算从2017年的549亿美元降低到了2018年的376亿美元和2019年的393亿美元[29],受此影响,美国国际开发署2019年的年度财政预算被削减了33%,只有168亿美元的总计预算[30]。
  2019年10月,美国政府最终宣布彻底关闭PREDICT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卫生安全和发展司总监丹妮丝·卡罗尔博士表示,喜欢规避风险的官僚主义是造成这一结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美国国际开发署更倾向于通过已经经过测试的较为完善的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比如疟疾蚊帐等项目。相比之下,PREDICT项目更像是一个科学项目。[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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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生态健康联盟201
8年财务报表

  纵观如此浩大的一场人与病毒之间的全球战役,PREDICT项目为人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示例和思路。2018年,由Dennis Carroll博士,Peter Daszak博士,Jonna Mazet博士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博士等人发起了一项更为野心勃勃的全球病毒基因组计划(The Global Virome Project),试图将大自然中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病毒一一鉴别出来,以便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
  根据PREDICT全球项目总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Jonna Mazet的估计,完成整个项目的总费用可能高达35-40亿美元[32]。自然界现存的病毒多达数十多万种,如果我们可以从自然界中提取到这些病毒,并进行预先分类与处理,研究其致病的机理,并对野生市场和与野生动物进行频繁接触的人群进行监控,对医院等疫情可能爆发的场所进行症候群监测,对出现特定病症的病人和数量设定预警机制,相比此次爆发的新冠疫情,或许在下一场重大疫情来临之时,我们可以比现在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随着人类生存空间在生态系统中的逐渐扩张,人与动物的接触将更加频繁,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未来对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未知新发传染病将会是一个全球化问题,需要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协同监测,加强早期检测的准确度,做到快速应对与及时防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加重视相关的病毒学研究课题,发展合成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培养技术与防护人才,努力将未来新发疾病可能带来的风险与影响降至最低。
  注解:
  【注1】:项目编号:1R01AI132178-01,广谱抗病毒GS-5734用于治疗MERS以及其他相关新发冠状病毒(Broad-spectrum antiviral GS-5734 to treat MERS-CoVand related emerging CoV)
  【注2】:2005年研究由中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自然储存宿主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项目编号:2005CB523004),中国科技部国家“863”高技术发展计划(项目编号:2005AA219070),欧盟委员会Sixth Framework Program“EPISARS”(no.51163),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合作研究中心传染病项目(Project 1.007R),以及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Ec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s’’(Award No.R01-TW05869)联合资助
  【注3】:2013年研究由中国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动物源病原体的发现及其对人类致病性研究”(项目批准号:81290050),中国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我国重要自然宿主及媒介昆虫的病毒病原调查”(项目编号:2013FY113500),中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重要病毒跨种间感染与传播致病的分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1CB504701)和“重要病毒的入侵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0CB530100),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81290341和31321001),以及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Award No.R01AI079231:“Risk of viral emergence from bats; Award No.R01TW005869: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ward No.R56TW009502: “International Influenza Funds”; PREDICT)等机构共同资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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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自【CC周刊】,一个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医疗专家工作室,专注报道科学前沿动态。
  Alex Cui(生物信息学博士,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计算生物学科学家)
  

来源时间:2020/3/3   发布时间:2020/3/3

旧文章ID:20812

“超级星期二”:一场比往年更有看点的关键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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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浩  来源:澎湃新闻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内初选选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经过艾奥瓦、新罕布什尔、内华达以及南卡罗莱纳四州初选与党团会议的较量,候选人即将迎来至关重要的3月3日“超级星期二”,届时将有包括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等人口大州以及阿拉巴马、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等重要南方州等14个本土州,以及美属萨摩亚和海外民主党人同时举行初选。“超级星期二”的初选代表票累计达1357张,超过民主党全国总代表票(除771张“超级代表票”外)的三分之一。如果考虑到初选历来具备的“马太效应”——即领跑者优势越来越大、落后者将被加速淘汰,可以说“超级星期二”的选举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党内初选的最终结局。
  结合当前选情、历史经验和近年来美国政治出现的重要变化,2020年民主党的“超级星期二”将更具看点。
  今年的桑德斯能否成为四年前的特朗普?
  综观2020年民主党内初选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2016年共和党内初选。就参选人数来说,两次初选都创下1972年现行初选制度启用以来的记录:2016年共和党内初选有多达17人参选,超过了1976年民主党初选16人的纪录;而2020年民主党初选的参选者更是超过20人。
  2016年、2020年参选人数两次创纪录表明,民主、共和两党对现状尤其是对对手党的执政极为不满,进而表明当前美国政党政治的极化程度已趋于极端。
  而就竞选态势而言,两次初选初期(即“超级星期二”之前)都给人以党内不同派别“混战”的感觉,并且非主流、反建制的候选人都取得了不俗战绩: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初期,共和党内存在温和派、保守派和反建制派,而反建制的“三无”候选人特朗普最终横扫新罕布什尔、内华达和南卡罗莱纳,仅在艾奥瓦输给了克鲁兹,进而为其在“超级星期二”大获全胜(12个州中拿下7个)奠定坚实基础;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初期,民主党内则存在温和派和激进派,其中激进派代表、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不仅取得艾奥瓦和内华达州的胜利,而且在全国民调中开始大幅反超前副总统、温和派代表拜登,展现出了异常强劲的势头。
  那么,同样作为党内体现选民不满情绪及改革呼声的非主流和反建制派,同样得益于日益严重的两党极化和党内分化局面,同样在初选初期气势如虹,2020年的桑德斯能否成为2016年特朗普的翻版?
  即将到来的“超级星期二”会提供部分答案,但桑德斯的进阶之路相比于2016年的特朗普变数更多、不确定性更大。对于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可以从候选人自身状况、主要竞争对手差异以及两党初选制度区别三方面进行分析。
  桑德斯和拜登的角力点在争夺黑人选民
  首先,就候选人自身状况而言,桑德斯能否在“超级星期二”取得与2016年的特朗普相当的战绩仍存不确定性。
  在2月份举行初选的四个州中,桑德斯在艾奥瓦的胜利和在新罕布什尔的不俗表现建立在上述两州的选民主体都是白人的基础上,而他在内华达州的领先优势则在于拉美裔选民是投票的中坚力量。这一特点反映出桑德斯在医保、气候变化和移民问题上的激进政策立场,相较于其他候选人更能吸引自由主义者和拉美裔移民。
  然而,在刚刚结束初选的南卡罗莱纳州,因其选民结构与上述几州不同(大约60%为非洲裔选民),所以拜登的表现更为抢眼,这就表明在黑人更为关心的经济、就业等议题上,桑德斯存在明显劣势。基于此,桑德斯与拜登在“超级星期二”的一大角力点在于谁能赢得阿拉巴马、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等州黑人选民聚集的南方地区的优势。
  当然对桑德斯而言,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截至目前,在代表票加起来超过600张的两个人口大州——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其相对于其他候选人的民调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加州,桑德斯的支持率达到35%(沃伦14%、拜登13%、布蒂吉格12%),较去年12月上升了15个百分点,拜登则下跌了8个百分点。在得州,桑德斯、拜登、布蒂吉格和沃伦的支持率则依次为29%、20%、18%、15%。如果桑德斯能延续目前的优势,大概率能成为“超级星期二”的最大赢家。
  南卡之战后,拜登仍是桑德斯的最大挑战
  其次,就主要竞争对手差异而言,桑德斯面临的党内竞争压力大于2016年的特朗普。2016年共和党初选时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除了天时地利外,人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初选前被主流媒体一致看好的杰布·布什在初选初期便让人大失所望,早早退出选战。有人将2020年的拜登类比为2016年的布什,认为同样作为建制派和温和派,拜登的参选会像布什一样不合时宜。
  尽管拜登在艾奥瓦、新罕布什尔和内华达的初选中表现低于预期,南卡一战的胜利则表明他并非“廉颇老矣”,而是有可能借势重拾升势,在“超级星期二”取得更好的战绩。一旦拜登的复振能够达到使桑德斯的初选全国代表票数低于一半即1991票,他就有可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轮超级代表参与的投票中实现逆转。因此,拜登仍是桑德斯进阶之路上面临的最大挑战。
  民主党精英会属意于谁仍存变数
  最后,就两党初选制度区别而言,共和党的初选制度更有利于非主流候选人出线。两党的初选制度对于选举结果同样有着重要影响。
  共和党方面,首先,基层初选大多采用类似于总统大选的“胜者全得制”,即某一州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将拿到该州的全部代表票。其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投票时不存在类似于民主党的“未承诺代表”或所谓“超级代表”,基本上是按照各州初选结果产生本党候选人的,因而党内精英对于选举结果的控制程度更弱。这两个制度特点意味着各州初选获得优势的共和党候选人将几无悬念地锁定党内提名。
  然而,民主党的初选制度则与之大不相同。首先,各州初选采用的是“比例代表制”而非“胜者全得制”,参选人按照得票比例瓜分该州代表票相应份额,这就削弱了优胜者的领先优势。其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投票时存在771张“超级代表票”,按照2020年选举改革的规定,如果第一轮投票中未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承诺代表票”即各州基层初选票,那么“超级代表”将在第二轮参与投票,最终决出获胜者。
  不难看出,民主党初选制度大幅增加了候选人在首轮出线的难度,因为“比例代表制”使各州初选产生的“承诺代表”票被大幅稀释,很难有候选人在第一轮即获得半数(即1991张)选票。而进入第二轮,以党内主流精英为主体的“超级代表”(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本党在州和联邦层面的高官等)就有了相当大的运作空间,进而左右最终提名人选。
  就民主党截至目前的选情而言,知名选举预测网站FiveThirtyEight的最新分析认为,桑德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投票首轮胜出的概率仅为29%,有51%即超过一半的概率是无人在首轮投票中能够获胜,这就意味着候选人的最终命运仍将交由771位“超级代表”决定。很显然,这一事实对桑德斯不利而对拜登有利。例如,2016年民主党内初选中90%以上的“超级代表”都投票给了希拉里而抛弃了桑德斯。
  不过,基于2020年大选的特殊性,我们也不能完全参照上述历史案例进行判断。一方面,对民主党而言,2020压倒一切的核心问题在于“谁更有机会击败特朗普”。基于2016年的经验教训,拜登在出战特朗普时能比希拉里有更大优势吗?这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桑德斯延续甚至进一步扩大目前的选举领先优势,民主党内精英是违背民意进行投票、还是顺应民意并基于两党竞争态势做出选择,同样存在变数。
  总之,2020年桑德斯究竟是不是2016年特朗普的翻版,以及拜登会不会变成“白等”,目前看依然无法做出最终判断,期待即将到来的“超级星期二”能给我们一个更为清晰的线索。.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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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得到了想要的协议,但矛盾重重的阿富汗会得到和平吗?

作者:肖河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2月29日,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了和平协议。5个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对阿富汗塔利班谈判代表的邀请,叫停了原本要在戴维营举办的美塔和平协议签字仪式,这使得此前一年半的艰苦谈判看上去徒劳无功,似乎又要重复之前阿富汗和平进程不断尝试又不断失败历史。
  至于个中原因,特朗普摆在台面上的理由是塔利班在仪式举行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制造袭击,造成包括一名美国士兵在内的12人死亡,越过了美国的“信任红线”。但是私下里也有传言,表示特朗普取消会谈的原因是塔利班临时提高要价,这让本来就面对重重国内阻力的白宫不堪重负,在即将迈过的和谈门槛前驻足不前。
  五个月后,特朗普得到了“好协议”
  特朗普政府没有多少秘密。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阿富汗,美国总统急于从阿富汗撤军都是一个公开的信息。对于马上就要投入激烈总统大选的特朗普来说,阿富汗更是一个心结,因为这是他最后一个没有兑现的重大承诺。
  因此,2019年9月的美塔和平协议更像是美国的城下之盟:(1)塔利班不接受任何和谈的先决条件,包括停火;(2)外国驻军必须全部撤出阿富汗,这是阿富汗国内和平进程启动的先决条件;(3)在联军撤出前,阿富汗政府只是外国的“傀儡政权”,没有和塔利班谈判的资格。
  这三个条件合在一起就是说,只要美国还没有全部撤军,塔利班就不会和喀布尔政府谈判,而且还可以继续发动攻势,扩大地盘。而即使美国撤军,协议也没有保证之后塔利班就一定会和包括阿富汗政府在内的其他政治力量谈判。简言之,对于美国来说,答应这一条件等同于“投降”。如果签订协议,几乎就可以想象到未来美国大使馆官员搭乘直升机仓皇撤出即将被塔利班攻占的喀布尔的景象。
  正因为条件过于苛刻,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政府内部带头杯葛,政府外共和党强硬派们高声反对,被抛弃的阿富汗加尼政府更是“怒火中烧”。一片反对声之下,即使是撤军心切的特朗普最终也没能做出签字的决定。此后,特朗普政府的口径就变成为我们虽然希望达成协议,但必须是一个好的协议。这想必让本以为胜利在望的塔利班非常失望,但是也让他们对和谈有了更加现实的认识。
  此后又经历了四个多月的军事较量和讨价还价,特朗普终于如愿以偿地在选举周期正式开始前得到了一个更好的“和平前协议”。第一,在2月29日签字前设置了为期一周的“减少敌对行为”的观察期,实质上就是先停火、后谈判;第二,塔利班承诺在美塔协议签字后立即与阿富汗政府展开谈判。事实上,阿富汗政府的代表已经到达多哈,计划随后立即开始10-15天的第一次磋商。这也是塔利班做出的最大让步。第三,塔利班更进一步表态,欢迎美国在撤军后继续在阿富汗的发展和重建中发挥作用。
  条件的大幅改善也使得这一次的美塔协议得到了更多“祝福”。阿富汗总统加尼去年上半年还一直在痛斥美国的背叛,但是现在终于有了笑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很高兴和谈取得的进展,宣称首要目标就是结束没有意义的流血。
  五个月后,特朗普终于得到了一个比原来“体面”得多的协议,国内外舆论虽然还有不少质疑,但是主要是忧虑未来的路仍然并不好走。很多人开始肯定这可能是一个结束“美国最长战争”的里程碑式协议,也可能是特朗普在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实质性成果。
  比起道路崎岖,终点更是晦暗不明
  虽然备受瞩目,美塔协议本身并不是和平条约本身,其主要内容只是规定了美国撤军和阿富汗国内和平进程将同时进行,同时双方含蓄地表示会在这一进程中减少或者中止敌对行为。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停止在广大乡村地区打击塔利班;对于塔利班来说,就是停止针对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军的包括自杀性袭击、路边炸弹袭击和火箭弹发射在内的攻击。究其实质,这算是一个“和平前协议”,即启动阿国内和平谈判、谋求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的先行框架。
  这一框架本身还算不上非常牢靠,其存在两个弱点。第一,考虑到阿富汗国内和平谈判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阿各方势力中也有不愿意谈判的极端强硬派,因此很难保证在复杂博弈过程中一直保持停火。如果发生大的武装冲突,该框架就可能随之“失效”。第二,特朗普政府在撤军问题上与塔利班的要求还有差距。这主要不是撤军速度的问题:美方可能在半年内先撤出5000人,将目前1.3万人的驻军缩减到奥巴马任期结束时的8000人;然后再于3年或者更短时间内撤出剩余作战部队,在此期间阿国内和解进程不大可能完成,美军的撤出不会显得“过于迟缓”。但是,美国军方和安全界坚持要在阿富汗永久保留用于反恐的军事力量,这先后得到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和特朗普本人的公开背书。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的这一立场和塔利班的要求存在冲突,埋下了不确定的种子。
  不过,真正让人放心不下的还不是框架的稳定性。毕竟,众所周知美国撤军的意愿非常强烈,而塔利班这次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做出了重大的妥协。2月17日,阿富汗塔利班的副首领、负责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军事领袖希拉杰丁·哈卡尼还在《纽约时报》撰文,一表塔利班追求和平的“心迹”。在文章中,被认为塔利班强硬派的哈卡尼写道,在过去40年的内战中,每个阿富汗人都厌倦了战争,必须停止杀戮和伤害。他还称赞了塔利班的谈判队伍,表扬了他们在18个月中“不知疲倦的工作”。回顾过去五个月来的反复,哈卡尼没有讳言塔利班内部存在争论,但是强调即使特朗普中止会谈,塔利班也会保持谈判的大门敞开,“因为是阿富汗人民承受着最多的战争苦难”,而协议必须相互妥协。
  正因为哈卡尼是塔利班的“军事台柱”,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外界认为“主和派”在塔利班内部不占优势的担心,同时展现出了对美空前坦诚、友好、灵活的态度。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停火之后阿富汗到底应该成为怎样一个国家。是维持现有的政治体系,塔利班只需要改造自己、融入主流?还是另起炉灶,重新搭建一个塔利班能接受的政治和社会体系?新的体系是继续坚持过去18年来的世俗、民主、自由的政治原则,还是要变得更加宗教化和传统?
  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塔利班的表态毫不意外地展现出了“原则性”。哈卡尼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塔利班“绝不接受和平进程有任何已经事先确定的结果和前提条件”。换言之,塔利班不可能接受当前阿富汗政府的政治体系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而是要毫不动摇地建设伊斯兰体系。可以预料,高度多元化的阿富汗人民对于未来阿富汗国家的设想绝不会相同,甚至会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一言以蔽之,比起道路难行,终点的晦暗不明是阿富汗国内和解的最大威胁。
  阿富汗离心力或将加剧
  美塔协议一旦签署,阿国内和解就将立即启动,恐怕就国政权即将随之剧变。表面上看,阿富汗的加尼政府也是此次协议的“赢家”,其终于被塔利班承认为合法的谈判对象,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一国合法政府居然还会对获得与反对派力量磋商的资格而感到高兴,这本身就说明其虚弱不堪。
  更严重的是,在2019年9月举行的阿富汗大选中,阿富汗政府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代表部分普什图族力量的总统加尼和代表原北方联盟和少数族裔的首席执政官阿卜杜拉均宣称自己在大选中获胜,双方僵持不下,让一度阿富汗陷入宪法危机。从得票率来看,即使加尼一方公布的数据是准确的,其支持率也不过是50.4%,刚刚超过半数。考虑到投票率和统计准确性,加尼的执政基础可谓非常薄弱。而且,原本加尼和阿卜杜拉构成了阿富汗政府的“双头统治”,以维护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平衡,但是前者日益不愿受到掣肘、不愿再分享权力,这使得阿卜杜拉及其代表的力量深感不满。
  对于加尼的集权意图,阿卜杜拉的反应是要自己组织政府,“另立中央”。之所以现在没有这么做,正是因为美塔协议签署在即,正好可以借助阿国内政治和解的机会名正言顺地“洗牌”。当前,加尼政府可谓“前有狼、后有虎”,通过协议实现合法化的塔利班和蓄势待发的阿卜杜拉都会要求抛弃现有的政治框架,削弱甚至否定喀布尔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加尼政府青睐的和解模式无疑是完全保留现有政治框架,然后融合吸收塔利班。政治上包括赦免和释放所有塔利班成员,允许他们作为政党参与选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实现分权;军事上解散塔利班武装,给予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所必须的补助。这也正是阿富汗政府之前与著名军阀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谈判模式,后者在2017年得到加尼的特赦,从伊朗返回喀布尔,目前正率领着古勒卜丁伊斯兰党活跃在阿富汗政坛。
  不过,考虑到阿富汗内外普遍认为政府军不是塔利班的对手,加尼政府的这一“收编”方案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相反,在安全上,塔利班几乎肯定会要求保留自身武装,要么是效仿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要么是成建制地编入阿富汗国民军。在政治上,塔利班则要求先获得部分甚至是大部分政权,再讨论修改宪法之类的问题,以保证未来的政治设计不会偏离预期方向。这两种方案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
  目前看来,阿卜杜拉以及前总统卡尔扎伊等政治力量为了打击加尼政府,可能会先与塔利班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主张建立容纳大部分政治力量的临时政府,然后再在临时政府框架内实现宪法制定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不过,它们的共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仅限于此。在实现了否定加尼政权是中央政府的这一目的后,这一利益联盟也将分崩离析。
  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喀布尔的权威将进一步削弱,各方力量为了应对美塔协议之后的政治发展,会致力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获得更大筹码,这无疑将加剧阿国内的离心倾向。归根到底,阿富汗的内战并不仅仅是大国干预的结果,也有其深刻的国内根源。无论美国和塔利班达成何种协议,都无法帮助阿富汗人解决自身的重重矛盾。未来,阿富汗的局势发展将会检验阿富汗的各种政治力量是否从40年的内战中真正吸取了深刻教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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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共识下,硅谷真能“一锤定音”白宫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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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登晨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出席慕尼黑安全峰会的脸书(Facebook)总裁扎克伯格表示,将采取措施防止社交平台上产生误导性信息,避免干扰2020年美国大选。
  2016年大选期间,脸书8700万用户数据被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用于定点发送支持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宣传广告,由此引发的用户隐私泄露、虚假信息流行以及垄断数字广告市场等问题,令脸书倍感压力。
  随着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脸书、推特、YouTube等美国三大主要社交平台均加强了内容治理,小心翼翼地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寻求平衡。守住底线、难堵漏洞的规则
  面临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脸书、推特、YouTube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在除政治广告以外的常规内容发布上,三家平台都已走向了事实上的“内容审核”,类似2016年的大规模用户隐私泄露、显著造假出现的概率将大幅降低。
  去年7月以来,脸书即开始备战2020大选。首先,汲取“剑桥分析”事件教训,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大量删除虚假账户,涤清“域外因素”,完善虚假信息的处置机制,防止干扰选举。其次,作为2020大选季唯一接受政治广告业务的主流社交平台,脸书主张“有限的平台责任”,拒绝核验广告的真实性(如美墨边境到底有多少难民),认为只要视频或图像内容非出自深度伪造等AI技术,平台将统统予以保留。
  去年底,推特宣布不接受2020大选广告投放,并将从今年3月起加强对“受操控”的图像和视频的标注和移除,以防止那些显著“改变”、“捏造”并以“欺骗方式”传播的“误导性内容”干扰选举。针对此类内容,推特将予标注并限缩其传播效果,一旦内容达到“影响公共安全或导致严重伤害”的程度,则将被移除。
  与脸书不同,推特不依“手段”而依“效果”来决定政策实施,即无论视频或图像是经过AI还是传统技术的编辑,只要其最终呈现效果达到了“改变”与“捏造”标准,推特就会进行处置。总的来说,推特允许“恶作剧式的模仿”(parody),但禁止“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
  YouTube的政策与推特接近,不接受政治广告,且加强对误导性内容的管理。YouTube列出了一系列典型的误导性内容条目,如错误的选举投票日期,错误的选举人出生地信息,靠机器刷出的虚假阅读量、点赞量、评论,假借他人身份发布信息或隐藏自身所在的国家(地区)以及自身与外国政府的关系等等。
  然而,上述措施只是守住了“底线”,平台规则仍面临以下风险漏洞:
  一是规则适用存在“双标”风险。脸书对政治广告不加校验,但对普通用户发布的内容及广告仍进行事实核查,这等于执行“双重标准”,且为政客以政治广告方式“说谎”提供了空间。推特对政客和普通用户的发布行为态度有别,如普通用户发布的骚扰或辱骂类内容信息通常会被下架,但政客发布的此类内容(如特朗普攻击少数族裔议员或攻击民主党的言论)则可能因具“新闻价值”而得以保留,这实际上导向了“官民不等”。
  二是可能制造事实不平等。推特虽不接受政治广告,但其对用户常规发布的政治类内容持开放态度,善于“推特治国”的总统,其推文影响力必然高于任何一个潜在竞争者,这让所谓“不接受政治广告”的政策名存实亡,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去年12月,脸书副总裁AndrewBosworth曾坦言: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并非因“域外干预”,只是他完美地利用了脸书广告工具,2020大选季,脸书接受政治广告投放的决定极可能导向他的连任。
  三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仍待厘清。YouTube虽尝试以列举的方式来定义“误导性内容”,但此一列举极不充分,未起到阐明概念的作用。推特以“改变”、“捏造”对“误导性内容”进行定义,但未给出有关“改变”、“捏造”的具体标准,而单以可自由裁量的“实际效果”作为依据。此外,推特虽拒绝政治广告,但容许模仿或讽刺类政治内容,而模仿、讽刺往往与网络霸凌甚至仇恨言论只有一步之遥,其边界实难界定,如特朗普屡屡发推称民主党参选人之一的布隆伯格为“小矮子”,并提醒其辩论时“不要垫凳子”,这即是以“讽刺”之名行“霸凌”之实。
  四是实际效果不明朗。脸书虽对“深度伪造”祭出重拳,但多数“问题视频”都采用类似断章取义、改变语序、减慢速度等“浅度伪造”(cheapfake)手段编辑,这让重点打击深度伪造更接近一场“公关秀”,执法时难免挂一漏万。从三家平台内容治理逻辑可以看出,删除往往需要很高的门槛,标注、警告、限缩传播范围才是主要监管方式,但在“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社交网络时代,只要未被删除,一部分人群眼中的不实信息将可能是另一群人眼中的真相。
  从明哲保身走向主动塑造
  1996年美国《通讯规范法案》(CommunicationDecencyAct)第230条款规定,在线中间商(即平台)免于对用户发布内容负责,随后的《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中的“合理例外”条款则确保用户在平台上可自由分享文字、视频而免于因涉嫌诽谤或侵权被起诉。该两部法案的初衷是要通过豁免平台责任来促进互联网的发展。
  “剑桥分析”事件是硅谷与华盛顿关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二者虽有龃龉但总体相安无事,在此之后,华盛顿意识到社交平台尤其是定向政治广告往往不仅是“锦上添花”甚至可能“一锤定音”。由此,两党开始以各种手段影响和塑造硅谷,努力将“硅谷力”约束在符合本党利益的轨道上。在内容治理方面,共和党认为平台只有自证“不歧视保守主义”才能继续享有豁免权利,民主党则认为如果平台不及时处置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就不能享受豁免。
  面对不同党派的诉求,社交平台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勉力维持中立,无意在平台内容决策上充当两党间的“仲裁者”,无奈树大招风,伴随着平台内容治理衍生出隐私立法、反垄断修法等更为根本的议题,社交平台逐步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塑造”。
  去年,长期与华盛顿保持距离的扎克伯格,开始频繁拜会国会议员和总统,此次慕安会上,他发声称脸书所受到的内容监管应当“介于报纸和通讯公司之间”:既不会像传统媒体那样对平台上内容负起编辑责任,也不可能像通讯公司那样只尽到传输义务。
  社交平台在美国国内面临的内容治理挑战,是其全球境遇的一个缩影。当下,世界多国正在考虑将平台责任制度从“限定条件的侵权责任”转向“综合治理责任”,要求平台对包括虚假信息、仇恨言论、恐怖主义等在内的多种“非法内容”负责。德、法、澳、英等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内容立法,如德国于2017年通过了《网络执行法》(NetzDG),英国于去年4月发布了《在线危害白皮书》,为下一步内容立法铺路。
  和欧洲不同,美国两党虽呼吁加强平台内容治理,但由于国会两党利益目标差距过大,短期之内看不到内容立法的可能,这既给了平台“宽限期”,也置平台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立法不能”的背景下,社交平台的“主动塑造”体现为不断调整和修缮社区规则,通过“软法”进行自我约束,如对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真实性考察,与传统新闻媒体开启付费合作以确保新闻来源的权威与多元,清除虚假账户等等。
  应该说,在平常时期,软法约束已经足够。实际上,按照既有法律,监管部门也难以通过“内容”这一角度对平台“下手”。然而,当出现类似佛州帕克兰高中枪击案或逢大选等敏感时期,平台内容治理政策面临的质疑则陡增,而当私人公司的社区规则面临直接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时,哪怕大如脸书,应对仍显得捉襟见肘。
  这一情况下,社交平台的“主动塑造”,则体现为选择亲近共和党的现实主义路径。去年,共和党对拜登在新罕布什尔的演讲视频进行剪辑,营造出拜登种族歧视的形象;今年2月,在佩洛西手撕特朗普国情咨文演讲稿后,后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将前者撕稿动作与自己演讲中的关键点(如黑人老兵、士兵回家等)剪辑到一起,暗示“佩洛西撕掉伟大的美国故事”。拜登、佩洛西对此虽予强烈抗议,认为视频“篡改和误导”,但社交平台均未予处置。
  社交平台深知,保护互联网平台自由的避风港原则暂时免于被颠覆是建立在两党对立的基础上,那么讨好任意一方都不会招致立法风险。而在平台内容立法之外,桑德斯、沃伦等民主党进步派主张的“富人税”、“分拆脸书”明显挤压了科技公司股东权益,这让当下的民主党很难成为硅谷的亲密盟友。退一步说,即便民主党人赢得大选,国会也将大概率处于两党分治的状态,一个坡脚的民主党政府,也离不开硅谷这样的强大盟友来巩固选民基础,届时再行修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也不迟。
  更进一步地,不久前生效的《美墨加协定》中纳入230条款精神,已充分证明共和党政府有为硅谷在海外保驾护航的良苦用心。英国脱欧后,美英双边贸易谈判或将先于美国与欧盟的谈判而进行,从去年11月流出的双方谈判记录看,平台免责仍是美方优先关切。在法、德已经进行了社交网络内容立法的情况下,确保社交平台在英国享有更多的自由,当下的硅谷仍只有仰仗特朗普政府的“交易艺术”。而从长远来看,如果互联网自由精神被越多地嵌入到美国对外贸易协定中,不仅意味着硅谷可继续全球扩张,也为美国本土的法律调整增加了障碍。
  因此,在民主党执政前景不明、特朗普政府又步步进逼的情况下,社交平台没有必要冒商业风险去践行民主党的核心价值,尤其是其过激的“进步价值”。换句话说,只要保护好用户隐私,做好仇恨言论、自我伤害、网络霸凌等显著错误内容的防范和处置,通过清洗不实账户将域外势力对大选的干涉预期降至最低,社交平台就可以说尽到了守护2020的义务,继而大可把政治场域交由两党发挥,放宽内容审核规则,置身事外,避免授人以柄或动辄得咎。
  社交网络拯救不了美国大选
  选举政治让美国社交平台内容治理走向前台甚至被“架在火上烤”。有人甚至认为,脸书对于政治广告的放纵,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滋养了民粹主义,巴西、匈牙利国内政局的右转,与脸书有着脱不开的干系。需澄清的是,社交网络对于选举的“一锤定音”,不意味着社交网络是选举成功的灵丹妙药,也不能推导出社交网络一定要在选举中扮演某种应然的角色。
  此次民主党初选,尽管拜登在脸书平台投以重金,但其坚持的“中间路线”在进步化的民主党选民群体中间缺乏共鸣,而桑德斯尽管远离硅谷,却依旧攻城略地,表明社交网络拯救不了选举,选举的“原力”在于现实社会而非网络空间。脸书与推特删不尽的仇恨言论、虚假信息或者围绕堕胎、枪支管控等议题的争闹,只是当下美国党争加剧、社会共识薄弱的映射。
  回望前两次大选,奥巴马与特朗普都长于社交网络,但二人依托社交网络传播的核心价值相距甚远。通过社交平台来进行真诚沟通还是互相攻伐、来解决问题还是制造争议,归根结底是人的选择。
  将社交网络与选举政治深度捆绑,还容易导向科技政策的异化,让系统性的问题只呈现出局部,让互联网行业的综合治理变得难以达成。
  事实上,以脸书为代表的一批网络平台,都面临着包括用户数据安全、虚假信息、仇恨言论、未成年人保护、技术伦理边界以及市场垄断等现实挑战,任何一家私人公司都不可能拿出一整套普适的条款与标准来解决上述所有的问题,国内与国际共治,由此变得关键。正如脸书广告部门负责人RobLeathern所言:政治广告的真实性鉴定不应是私人公司的事情,我们可以进行内容治理,但国会得先拿出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6年“剑桥分析”事件只是加速了脸书危机的到来,2020年大选即便社交平台幸运过关,其面临的现实挑战也不会消散。
  2016年大选失利后,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痛定思痛,誓要改善选民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老”的印象,修正党内“缺乏新想法和新面孔”的不足,培养真正具有号召力的“代际变革人物”。四年的时间即将过去,随着志在必得的拜登痛失两州,老白人、亿万富翁布隆伯格金钱开路,桑德斯说着和2016年一样的话扶摇直上,万众期待的代际人物似乎并未出现。
  2020年大选,两党、民众和社交平台共同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分裂的美国,以及一个利益格局更为多元的世界。如果说希拉里尚可将2016年的败选归因于“域外势力”借助社交平台传播“虚假信息”干扰了美国民众视听,那么,2020年大选季,各大社交平台的预处置措施,将会把域外势力和虚假信息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这不禁让人遐想,一旦2020选举没有脸书或者推特公司来为特朗普的连任背书,民主党人又该作何总结?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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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参选人阵营又变天 克罗布彻退选宣布支持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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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中文网

  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周一,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彻(Amy Klobuchar)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她将退出总统竞选。克罗布彻的竞选团队说,她将在今晚达拉斯的集会上支持前副总统拜登。
  克罗布彻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出人意料地排名第三名,这为她带来了所需的筹款和更高的关注度。克罗布彻说,新罕布什尔的选举结果显示,她可以超越人们的预期,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就像她在参议院竞选中所做的那样。但克罗布彻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出色表现让她的竞选团队措手不及,她在内华达和南卡罗莱纳的宣传活动缺乏组织,再加上克罗布彻始终无法赢得拉丁裔和非裔选民的支持,最终使她的竞选陷入停滞。
  在初选前一周,克罗布彻基本上放弃了南卡罗来纳州,在投票前几天只举行了一次公开活动。她转而关注超级星期二的几个州,她的竞选团队认为克罗布彻在这些州会有更多的支持者。
  克罗布彻在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党内初选仅仅获得第六名后,外界普遍认为她已经基本无缘民主党党内提名。
  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来自麻州的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全国范围内的竞选活动更多,在爱荷华州以外的州获胜的几率也更大,而克罗布彻从未得到过这种大范围的支持。
  对于包括前副总统拜登在内的其他试图成为中间派的候选人来说,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人退出竞选将是一个受欢迎的消息。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克罗布彻的支持者会转投哪位参选人。
  现年59岁的克罗布彻自2007年以来一直担任国会参议员。在此之前,她曾担任亨内平郡检察官。
  这是超级星期二选举之前,民主党参选人阵营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动。周日,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蒂贾奇(Pete Buttigieg)宣布结束总统竞选活动。
  现年38岁的布蒂贾奇是今年最年轻的民主党大选参选人之一,也是美国首位竞选总统的同性恋参选人。布蒂贾奇此前就读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
  而此前在CNN市政厅活动中,参议员沃伦表示,即使她在多个州的初选中落后于其他民主党参选人,她也会继续自己的竞选活动,直到7月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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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蒂贾奇退选连锁效应 拜登和桑德斯争夺更焦灼

作者:  来源:美国中文网

  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布蒂贾奇(Pete Buttigieg)周日退出选举,这让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大胜的拜登(Joe Biden)开始大幅吸收温和民主党选民的支持。
  CNN称,随着“超级星期二”临近,副总统拜登和极左派参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民主党内部的竞争会日益焦灼。此外,拜登桑德斯还需要注意前纽约市市长彭博(Michael Bloomberg)的“纠缠”。
  但彭博可能会成为拜登制造优势,因为近日常常向左派不断示好的亿万富翁最终可能会分走桑德斯“温和派”选民的党代表票。
  周二,全美有14个州和美属萨摩亚将举行民主党初选,当天总共囊括了该党34%党代表票。
  根据周末多方公布的民调显示,桑德斯有望在“超级星期二”当天于包括加州在内的西海岸多地和东北美地区获胜。拜登的目标是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等非裔选民较多的地区建立优势。
  而德州则有可能成为拜登和桑德斯最大的战场,因为德州中间派民主党支持者是拜登的优势,但德州庞大的拉丁裔社区一直是桑德斯近一段时间以来着力经营的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桑德斯的拉丁裔高支持率也让他在内华达州取得了胜利。
  而在拜登大幅优势南下南卡初选之后,这也给民主党内部的选战造成了连锁反应。
  第一个发生主要变化的“多米诺骨牌”在周日晚上出现,被认为也是温和派代表的布蒂贾奇退选。一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称,布蒂贾奇不愿冒着不会最终被提名的风险分裂党内中间选民,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帮助桑德斯建立“不可逾越的”领先优势。
  两位知情人士说,布蒂贾奇发表退选演讲后,与拜登通了电话。
  拜登对布蒂贾奇的整个竞选活动表示祝贺,并寻求他的支持。而布蒂贾奇当时并未立即做出决定,在电话会议后告诉顾问他想考虑一下。接近布蒂贾奇的两个人说,他有很大可能会背书拜登,但不清楚他是否会在“超级星期二”之前做出决定。
  曾支持布蒂贾奇的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拜尔(Don Beyer)在周日晚上改为支持拜登。此外,维吉尼亚众议员韦克斯顿(Jennifer Wexton)是2018年帮助民主党夺回众院的重要一员,她在周日也公开表态背书拜登。
  与此同时,拜登的盟友加大炮火攻击彭博。在周日晚间给支持者的备忘录中,亲拜登的民众当“团结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Unite the Country PAC)三位重要人物呼吁彭博“应尽快决定是否要成为伯尼·桑德斯赢得初选的催化剂。”
  尽管如此,与桑德斯,彭博和沃伦(Elizabeth Warren)相比,拜登的竞选活动仍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和组织劣势。拜登的竞选办公室表示,仅在周六和周日,他就筹集了1000万元捐款,比他在整个一月份筹集的资金还多。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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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的美国,催生出“暴走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

作者:九边Pro  来源: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这两天发飙了,高票拿下了美国包括内达华州在内的三个州,要知道,这仨州人口比例完全不一样,他一个人全拿下,而且以绝对优势,这个非常不可思议,这个现在美国各大媒体预测,桑德斯最终代表民主党和特朗普一较高低的概率已经突破了60%。
  而且这两天美股暴跌,狂泄两三千点,这个原因很多,不过整体而言,外媒形成了两个基本点,一是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蔓延的可能性上升,导致资本市场悲观。
  另外一个原因是桑德斯上台概率上升,这老头上台后要收拾美国大企业,所以大家有点慌,特朗普和华尔街的几个大佬支持这种说法。
  其实桑德斯将来能不能当上总统,反倒是次要的,最让外媒震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些年到底发生了啥?让桑德斯这样“社会主义者”能获得这么离谱的支持率。
  我们今天就说下这事,桑德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吧,我觉得看懂桑德斯,就看懂了支持他的人,也就看懂了至少一半美国。本文所有数据和信息基本来自桑德斯的演讲稿和文章,
  1、桑德斯是谁?
  桑德斯就是下边的这个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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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波兰犹太人后裔,从他爹那一辈移民到了美国,要知道,波兰犹太人在纳粹入侵后遭受了灭顶之灾,大家熟知的那几个纳粹杀犹太人的集中营,基本都在波兰。这一家子提前逃亡,还是很机智的。
  不过到了美国后,他们家并没有过上幸福生活,反而一直过得很尴尬,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穷,他父母穷,他也穷,尽管上过大学,不过39岁之前几乎一事无成,直到这一年选上了一个市长的职位。问题是他当市长的那个市只有三万来人,在中国也就是个大点的乡镇,他是镇上的镇干部。
  后来桑德斯以这个市长为起点,开始了从政之路,进入众议院当议员,后来当上了参议院议员。大家可能分不清楚参议院和众议院,其实也不复杂,只要记住一件事就行了,参议院牛逼。美国电影里很多坏蛋都是参议员,因为参议员才有能力坏。
  参议院就是美国的元老院(英文里参议院和元老院都是Senate),这个院里大部分都是有背景的,属于美国的“贵族阶层”,人数少任期长权力大。众议院平民化一些,里边的议员人数多任期短权力小。
  他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整体风格是个“杠精”,啥都没法让他满意。
  美国要搞全球化,他反对;
  美国要去打伊拉克,他反对;
  美国不禁枪,他也反对,就这么一个人。
  讨厌富人和大企业,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些企业在逃税漏税,并且预言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这些企业可能会搬到海外去,造成美国空心化,工人大规模失业。
  而且讨厌战争,因为他认为战争是军工资本家们的盛宴,美国老百姓的灾难。
  不过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美国烈火烹油高歌猛进,谁在意他说的这些事啊,美国以武立国,几乎年年都在打仗,而且一直觉得“全球化”是美国史上最牛逼的事,所以老头人见人烦,仕途也就那样,毫无起色。
  但是进入新千年,随着伊拉克战争和全球化的开展,老头人气越来越高,因为他一直反对的两个东西,战争和全球化,对美国人中的大部分伤害越来越大,而且大家开始切身体会到了,他多多少少有点“先知”的味道。
  而且比较奇葩的是,他一直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大家知道,如果说美国人天生讨厌啥,那一定有“社会主义”这个词,所以他前期招人烦也可以理解。
  不过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据统计,美国中产阶级在过去二十年里去掉通货膨胀,整体收入是下降的。这个背景下,整个社会的思潮变化越来越大,舆论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慢慢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倾斜。
  说到这里,我们就得解释下什么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尽管大家经常说,但是很多小伙伴并不知道这俩是什么意思。
  自由主义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如果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自我负责”,整体建立在“自愿原则”上。
  你自己的事,自己负责,你不管是贫是富,都是你自己奋斗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有钱,自愿做慈善,那没问题,如果不愿意,政府也不应该强迫,这个意义上讲,收税就是打劫,打劫有脑子勤奋的人,补贴懒人。
  一般来说,共和党是保守派,倾向于自由主义,大家看美国的新闻的话,就能发现共和党最讨厌税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不要因为别人勤奋就惩罚别人”,言外之意,有钱是因为勤奋,收税就是惩罚。
  自由主义对“平等”之类的事兴趣不大,咱们一般说不要歧视黑人,不要歧视同性恋,以及其他少数族裔,自由派的观念是你爱干啥干啥,你有歧视别人的自由,别人也有歧视你的自由,你不让别人歧视,就是干涉自由。网上那句“我不同意你说的,但是我捍卫你说话自由”,这就是典型的自由派言论。
  而且他们觉得现有的东西肯定有它的道理,不要乱改,瞎折腾容易搞出问题来,这个层面上讲,他们又是“保守派”,讨厌变革,讨厌革命,大家注意下美国两党的口号,奥巴马是典型左派,所以口号是“改变”,川普是自由派的,所以他的口号是“让美国重新伟大”,用中国人熟悉的一句话说,典型的“复古改制”。
  但是自由主义多多少少有“优胜劣汰”的意思在里边,你肯定纳闷自由主义者怎么看待“社会里穷人穷的活不下去怎么办”?
  自由主义者往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主义者,穷人穷死活该,毕竟自然界老弱病残的羚羊都得被豹子吃掉,为啥人类不应该这样呢?
  那啥是“社会主义”呢?
  社会主义讲究的是平等,上层和下层平等,富人和穷人平等。
  这个大家很容易误解是马克思的专利,其实不是,社会主义表达的是“促进整体的福利”,有点像个当妈的,动不动就说老大你赚的多,补贴下你穷弟弟吧。讲究的是不能抛弃穷人,有钱的要拉没钱的一把,大家要一起共渡难关。
  按照这个逻辑,人类历史上最早最著名的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应该是基督教会,教会不是一直热衷于帮助穷人什么的嘛,事实上基督教最早就在罗马的奴隶里传播,基督教是个“奴隶教”,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改变了帝国的政治格局,再后来罗马干脆也入了会,直到罗马没了它还在。
  犹太人,基督教,马克思,社会主义,这些东西乍一看没啥关联,其实是一脉相承,而且犹太人最爱搞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家后续看电影留意下,到处都是,现在的以色列,依旧有严重的社会主义倾向。
  而且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治家,是德国的俾斯麦,他在德意志帝国给工人搞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用富人的钱给穷人办事,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后来西方国家慢慢跟进,咱们现在的五险一金,欧洲的全民福利,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搞出来的。
  如果一句话概括社会主义,那就是: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得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做点贡献,比如,把税纳了。不仅要纳税,而且有钱人得多纳,你也别问“凭啥”。
  大家看出来了吧,这些都跟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愿原则”大相径庭,甚至是违背自由主义的。
  理解了这些,就能发现全世界没有一个完全的自由主义的国家,美国尽管自由主义占到绝对的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加入了大量的国家调控成分,比如美国也有大量的政府转移支付,通过向中产阶级和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来补贴穷人,搞公立学校等等,这些成分在西方语境下,都是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美国国内本身就有社会主义成分,而且吧,严格来讲,“民主就是社会主义”,这个理解起来比较费劲,如果不理解,我们将来慢慢说吧。
  说到这里,也就回答了一个网上常见的问题,如果桑德斯当选,美国会变社会主义国家吗?当然不会了,只是原有的社会主义成分进一步增加。
  美国在“二战”后也做了一系列调整,为了防止苏联的进攻,美国资方也给工人让了很多的权益,战后那段时间应该是美国和欧洲工人过得最爽的时间。
  尤其苏联解体后,美国焕发了第二春,第一春是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奠定了绝对的霸权地位,现在进一步确认了下来。
  苏联崩溃后美国通过俄罗斯白手套去俄国收了大量的矿山,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世纪大劫掠,俄罗斯寡头们的衰亡史》,并且日本泡沫破裂也让美国大赚了一笔,相当于日本给美国高位接了盘,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好状态。
  我们本文讲的桑德斯,他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政府,不过那会儿寂寂无名,知道他的人也只知道这人几乎没啥东西能让他满意。
  不过他一直在呼吁几句话:
  “大资本过度膨胀会撕裂社会”,
  “战争会毁了美国”,
  “不受限制的全球化会把美国中产抛入深渊”。
  在狂飙猛进的那个年代,大家自然听着没啥感觉,而且有人觉得他比较讨厌,尽说些丧气话,但进入新千年,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在2000年之后,大量的企业从美国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随着反恐战争的开始,当时美国人以为三个月就要结束的战争,谁能想到竟然持续了近二十年,这两天塔利班和美国刚签了和平条约,美国网友说“用了二十年,美国终于和恐怖分子终于签约成功”。
  这个过程中,美国两场战争花掉了两万亿,反倒是国内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被搁置,在桑德斯的书里,他说:
  我们有四千多座水坝被评为“有缺陷”,且若遭遇大洪水,近9%的防洪堤“可能溃堤”。众所周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近年发生了许多灾难,但与卡特里娜飓风之后造成的损害相比像大巫见小巫。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侵袭新奥尔良,造成大面积破坏和死伤。然而,暴风雨过后,新奥尔良的防洪堤溃堤,成为一系列悲剧的开端。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场悲剧的结局:1500人死亡,近1000亿美元损失,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街道荡然一空。
  而且财富的聚集效应也急剧加重,比如在前几天他的巡回演讲中,老头说美国金字塔尖1%的富人握有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民众的总财富,美国排名前20的大富翁的财富比底层1500万民众财富之和还要多,美国一个家族——创立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的财富比底层1300万民众财富之和还多。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要说了,这个没事啊,蛋糕只要做大了,有钱人多拿点挺正常的吗?
  事实上不是,美国那边的权威机构通过测算发现,如果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比1999年减少了将近1400美元。男性工人的全职收入中位数比43年前减少了2144美元,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也就是说,过去10年间,美国81%的家庭收入不变或是降低。
  这个统计结果揭露出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来,大家看下边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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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美国从1999年到现在,20年中GDP涨了近一倍,但是这个涨幅并不是均匀地落在每个人身上,而是前1%的人收益明显,这些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口中靠后的80%,基本没啥变化,不少人还在倒退。
  其实我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也有点不敢相信,不过桑德斯的数据全部有权威机构背书,并不是信口胡诌,要知道,在美国大选中你说错一句话,都可能被对手揪住一顿爆锤,所以这些数据还是很可信的。
  这还不是最让美国老百姓想不开的,最想不开的是:富人纳税比例比工薪族低。
  这倒也不是什么奇怪事,美国资本所得税率要低于薪酬税率,不理解?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巴菲特是资本家,他的收入是靠投资赚钱的,他赚的钱需要纳税15%,他秘书是拿工资的,需要纳税30%左右,从比例上来讲,秘书比巴菲特高的多。
  如果大家了解巴菲特,就知道老头经常说这事,他自己作为顶级富豪都觉得这个不太对,富人的纳税比例不应该比工薪族低。
  说到这里还没提到两个关键问题,桑德斯最重要的支持者都是年轻人,大学生,这又是为啥呢?
  其实了解美国那边教育的小伙伴都清楚这事,美国的大学教育贵极了,我们前文说过,美国那边大学生毕业后两座大山,房贷和助学贷款,都能还到四五十多岁,咱们中国人很少听说谁考上大学读不起,某娶了网红的企业家当初去读人民大学就只带了个铺盖卷,在美国这种事要少的多。比如巴菲特,巴菲特他老婆的前男友考上大学读不起,就去了便宜一些的大学,他的老婆就是这么来的。
  大学学费贵这事美国人一直忍着,有点像我国南方人民忍了几十年没暖气,突然在互联网上看到北方人冬天在屋里享受暖烘烘的暖气的盛况,当场心态崩溃了。美国也一样,大家本来是心平气和,桑德斯一顿吹,说是欧洲大学不咋花钱,中国大学也不咋花钱,美国花这么多钱,不合理,大家一想,是啊,不合理,然后就怒了。下图是美国节节攀升的学费债务,大家注意下,是债务,美国大学生毕业欠个十几万几十万助学贷款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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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斯说是要给大学生减免助学贷款,那这个钱谁来出呢?
  对,富人,要给富人加税。再加上桑德斯那些激进的改革思路,让年轻人非常疯狂。在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里基本上拿不到这部分选票。
  而且我们前文说了,美国社会有个大毒瘤,就是他们那个医疗体系,这个不是我在唱衰,大家去美国,到处看到是调侃那玩意的帖子,而且我们前文也讲过,美国人60%以上的破产都是因为医疗问题,然后是助学贷款和房贷。
  比如这两天,在陶永谊那里看到一件事,这两天美国迈阿密的一个华人小伙,他从中国飞到美国后出现了发烧迹象,医生建议他做个CT,说是需要1000美元,小伙觉得太贵断然拒绝。最后只做了一个试剂检测,是阴性,小伙高高兴兴回到家。却收到医院寄来的3000多刀的账单,还温馨提示其余账单还在路上,敬请期待,小伙吓得冒了一身汗,发烧都好了。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纳闷了,美国医疗是市场定价,无论是便宜还是贵,都是市场决定的,怎么?桑德斯也有意见?
  意见大了去了。他说制药企业每年斥资2.4亿美元雇用1399位说客。这个说客数量是国会议员数量的2.5倍,也就是说,医药公司给每个国会医院配了2.5个人说服这些议员
  在2012年的大选中制药业贡献了5000万美元。花这么多钱干嘛呢?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给候选人打榜,是为了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法案,所以根本不是简单的市场定价,是医药公司自己开价,和保险公司一起玩“鹅城游戏”(“钱到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账。”),到最后,美国人承担着世界上最贵最离谱的药价。桑德斯在演讲中提了一堆药,在美国都比在加拿大和欧洲贵一倍。
  而且还有个奇葩事,也是桑德斯大选的时候捅出来的,他说有不少药企,研发的时候拿着政府拨款搞研发,但是搞出来后专利却归了他们,然后他们拿着天价专利费。你说这个不合理啊,这就是为啥他们要花那么多钱来雇佣说客,如果合理就不需要了。
  桑德斯想搞欧洲那种全民福利制度,类似英国那种全民医保,他有句话,说“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唯一没有全面医保的,这是个耻辱”。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发现了,我们在中文网络上看桑德斯,给人的一种感受是着老头脑子被驴踢了,天天想着打土豪分田地,其实你去听他的演讲看他的文章,发现啥时候都有理有据有数据,这也是为啥他能在大学生那里得到支持的原因,美国大学生并不糊涂。
  2、竞选之路
  总结起来,美国这些年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分裂,有钱人变得更加有钱,穷人其实在全球化里并没有收益,反而受到了伤害。所以美国基层老百姓急眼了,推出来了特朗普和桑德斯。
  对,特朗普和桑德斯他俩差不多,都不是体制内的人,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非建制派”。
  啥?不知道什么叫“建制派”?建制派在英文里叫“Establishment”,直译的话,就是“当权派”,或者“受益阶层”。
  全球化是美国政府主导的,相当于说美国政府带领着20%的美国人赚到了,1%的人狂赚到嗨,但是剩下的80%不但没受益,反而赔了,所以这些人只能找个非当权派去给他们争取利益,找来找去,共和党们找到了特朗普这个体制外的商人。民主党找了个社会主义者桑德斯。
  早在2016年,美国两党推出来的就都是非建制派,共和党推出来的是特朗普,他对全球化和移民讨厌到了极点,这就代表了绝大部分美国人的观点。
  民主党本来推出来的是桑德斯,他也讨厌全球化,不过他觉得问题不在移民,而在于富人纳税,真是因为富人不纳税,比如贝索斯,作为美国首富,去年他一毛钱税都没纳,遭到了特朗普和桑德斯的联合暴击。
  桑德斯认为富人只要肯出钱,美国非常有钱,足够干任何事,不过2016年民主党内部非常讨厌他,内部黑幕了一下,把他给干掉了,没想到这事后来导致了民主党阵营的崩盘。
  民主党高层一开始想的很好,内部干掉桑德斯,让建制派的希拉里上,然后让桑德斯公开表态支持希拉里,这样桑德斯的粉丝团,也就是美国的年轻人们去支持希拉里,皆大欢喜。
  可是就在2016年大选前几天,维基解密爆出惊天内幕,一大堆民主党内部邮件被披露,其中最关键的,无疑是桑德斯不是正常程序败给希拉里的,而是民主党内部觉得桑德斯观念太激进,所以内部黑幕把他给搞掉了。
  这下可惹怒了桑德斯的粉丝,桑德斯的粉丝都是大学生和年轻人,本来就暴躁,他们在社交网站上发了一个话题,叫“希拉里不是我们的总统”(那时候大家默认希拉里赢定了)。
  不少粉丝根本没去投票,还没大选,民主党选民内部就分裂了,希拉里本来一路遥遥领先,但是在大选前几天支持率雪崩式的暴跌,后来的事大家也知道。后来一清算,说是民主党在2016年比2012年少了五六百万张选选票,大家基本都认为应该是桑德斯的粉丝临阵跑路导致的。
  所以这次桑德斯又卷土重来,势头更猛,因为他的粉丝经历了上次的大败之后变得更加团结。他刚宣布参加竞选,一周内就筹集了1000万美元,这在美国大选里不算多,毕竟像军工系,医药系,步枪协会,华尔街什么的,动不动几千万上亿的政治献金,但桑德斯的资金基本都是普通老百姓20多块的捐款累积起来的,这个很不容易。
  而且桑德斯整体有个最大的优点,跟其他人多多少少有毛病一样,他没啥污点,基本能做到言行合一,对手想攻击他也没啥角度。
  整体而言,他和特朗普差不多,都是民粹,也就是煽动基层老百姓,但是一左一右:
  桑德斯主要是占据年轻人这一优势,特朗普有一堆农民铁票仓;
  桑德斯想斗地主,华尔街,药企,军工系什么的,特朗普觉得中国日本韩国欧盟墨西哥都是地主,应该去找他们榨钱;
  桑德斯讨厌打仗,要消减军费。特朗普本来也想消减来着,但是惹不起军方,又给加了预算。
  桑德斯讨厌枪,说是枪不安全,要禁枪。特朗普喜欢枪,说是如果觉得不安全,大家应该随身带着枪。
  如果一句话来描述:
  桑德斯是:打土豪、分福利、加工资、送医保
  特朗普是:赶移民,贸易战,加关税,建工厂
  3、有胜算吗?
  要是几年前,咱们可以铁口直断说不可能,但是吧,这两年黑天鹅多到怀疑人生,当初2016年美国大选前大家都说特朗普没戏来着,不是还是选上了嘛,所以说这次咱们也别那么太武断。而且2016年大家最喜欢的一句话,“共和党一个能打的都没”,现在不少人换成了“民主党一个能打的都没”继续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桑德斯无论是突然退出,或者顺利当选,我觉得都不奇怪,这两年有点邪乎,这个世界似乎突然掉进了“反概率旋涡”,概率越小的事在现实中发生的频率越高。
  我看美国那边的评论,说桑德斯大概率能出线,代表民主党跟特朗普竞争,如果他没出线,其他建制派的人完全一点机会都不会有,很多美国基层老百姓宁远投票给一只哈士奇都不愿投给建制派。
  那什么情况下会当选呢?
  如果美股继续跌下去,刚才看了下,已经跌了3200点,如果止不住,到时候特朗普的所有政治资本都跌没了,桑德斯上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如果万一选上了,那就不是悲剧了,而是个惨剧,彻底没法收场了,那些极左措施根本没法操作,估计结果跟奥巴马差不多,口号是"改变",到最后啥都改变不了。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20/2/28

旧文章ID:20827

“民主党初选黑马宣布退出 拜登出奇制胜 美国大选再生变数

作者:  来源:【告非快评】【告非快评】

  民主党初选黑马宣布退出拜登出奇制胜美国大选再生变数:美联社报道,布蒂吉格的竞选团队星期天晚上宣布,他将退出民主党总统竞选。此前他在星期六的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令人失望地取得第四名,没有赢得任何党代表票。
  上个月,布蒂吉格险胜爱荷华州党内投票,又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取得了非常接近第一名的成绩,此后他的选情也迅速看涨。
  布蒂吉格的助手们说,这个决定是他在周日(3月1日)做出的,此前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中苦苦挣扎,在“超级星期二”中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他认为现在是时候了,也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另一边,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2月29日赢得2020年大选第四站——南卡罗来纳州初选。77岁的前副总统有望借这场关键胜利扭转颓势。
  根据29日晚间公布的70%的开票结果显示,拜登以50%的支持率遥遥领先,这让以19.2%支持率的桑德斯望尘莫及。不出意外的话,南卡罗来纳州的胜利已经是拜登的"囊中之物"了。
  美国媒体分析,拜登能够拿下该州的胜利与此前充分的准备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为了拿下这场"关键战",他在南卡罗来纳州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几乎所有的竞选人都在"韬光养晦"来备战即将在3月初举行的"超级星期二"投票州时,拜登在过去的一周时间几乎都将竞选日程安排到了南卡。
  尽管有这么多的利好,但拜登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庆祝。由于南卡罗来纳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导致他在"超级星期二"各州的竞选活动进展相对缓慢,此外拜登的竞选资金库也远少于桑德斯等主要竞争对手。这将有可能成为后续选举中的一大隐患。
  虽然拜登赢得了南卡州初选,但多个民调显示桑德斯多个州的初选民调中领先拜登。桑德斯需要在加州和德州均取得重大胜利,才能获得赢得提名所需的多数党代表票。而这两个州都也都可以测试桑德斯在拉丁裔选民中实际的影响力,拉丁裔族群也是他在今年选战中主要的拉拢对象之一。
  NBC和马里斯特民调公司的民意测试还调查了德州大选两党的支持度。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桑德斯之间的假设对决中,49%的注册选民选择了特朗普,45%人支持桑德斯。在特朗普和拜登的比较中,特朗普以同样的优势领先。
  告非快评:随着基佬的退出,民主党的出线局势也越发明朗了。最终还是桑德斯和拜登的对决,跟2016年殊途同归(心疼布隆伯格,又搞了一场失败的投资:说好的拜登退选我接盘的呢?)。
  谁也没想到,之前一直低靡的拜登,居然能在南卡州拿到一场50%的狂胜,现在他已经跟桑德斯的差距越拉越小。要是民主党再搞一个必须要靠超级代表才能解决的局面,是不是就可以提前宣布特朗普连任成功了?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20/3/2

旧文章ID:20826

唐驳虎:美国和中国的病毒,谁是爷爷辈?看图!

作者:唐驳虎  来源:凤凰新闻

前面4篇,讲完了用一两句话总结就是: 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19世纪靠“猜”、20世纪靠“找”、21世纪靠“算”。

19世纪是马车、20世纪是汽车,21世纪是高铁、飞机、火箭。 其他领域如此,生物领域更是如此。 现在,我们要坐着飞机和火箭,从正确的起点出发去找了。

传统流调的贡献与极限

综合各媒体的报道,12月底,在武汉中心医院、新华医院(中西医结合)等医院,指示病例(Index Case)几乎同时爆发,各医院的6~7例非典型肺炎病例,都被尽职尽责的医生们注意到,并立即上报,拉开疫情序幕。

随后,各医院的医生,又在本院病例库里,追踪了本单位原发病例(Primary Case),找到了更多12月发病的病例,并描绘成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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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库里追踪到最早的病例,分别是12月初的华南果品市场摊贩、12月初附近小区常年瘫痪卧病在床的老年痴呆患者。 显然,这些还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原发病例”。

如果公共卫生调查力量介入,在去年11月的武汉,理论上有可能找到所谓的“1号病人”——按流行文化和热门网文的定义,大致是人类世界里第一个患病的患者。

但想找到严格意义的“0号病人”——按流行文化和热门网文的定义,大致是人类世界里第一个被动物感染、但却没有生病的患者。 然后又是他把病毒传播开来,最终产生了“1号病人”的感染-传染者 ——但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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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发生到现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带领着近200人的团队,50多天不下火线,日夜坚守在发热门诊、留观病房(武汉广播电视台)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无症状感染者、病毒潜伏期的概念。 无论你找到谁,你怎么证明,在他/她之前的1~2个最长潜伏期(14~28天)内,就一定没有别的疑似病例、没有无症状感染者? “会不会还有上家”? 这没法证明。

而且,由于当时的患者已经治愈、自愈或者病亡,做核酸检验已经是过去式。

就是做最灵敏、有记录的血清抗体检验——现在武汉好几万病愈患者、自愈的轻症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如何确定感染时间先后?

如何确定谁是去年11月而不是今年1月不知不觉感染上的“无症状患者”? 现在也完全区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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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传统流调的追溯极限大概就是这里了——它提供了病情溯源的起点。

但要继续局限在这个办法里“找”,那就是驾马车钻死胡同。 如前所述,蠢得冒烟的行为。

要不仅掌握病毒在人类世界流传的“今生”,还要了解病毒之前在自然界演化的“前世”,必须用21世纪的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

因为,在病毒序列里,记载着病毒传播演变的全部身份、历史。 也正如钟南山老先生所说,必须要靠“溯源”。

溯源工作的三个目标

溯源工作的基本工具,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基因测序(“测”)和生物信息学(“算”),最重要的分析手段,就是演化树定位。

这些都是全世界生物学界公认的基本标准,现代生物学的基础地基,也是实验室最常规的手段,而不是什么科学前沿。 说白了,中国懂,美国也懂,俄罗斯也懂,一般国家都懂,所有的生物研究者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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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台测序仪每天可完成 60 人的全基因组测序,把 60 个人每人 31.6 亿bp这么复杂的生物DNA全部测出来。 新型冠状病毒只有不到 3万bp的单链RNA,不到一个人10万分之一的数据量,在现代基因测序技术面前如同裸奔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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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没有基因测序,各种阴谋论还真不好反驳。

但有了基因测序技术之后,全序列清清楚楚,都袒露在全世界面前。

病毒的变异、留痕,都是公开透明的、可以追查的。 不认可的国家、专家可以自己调查研究,样本现在全世界都有,只是发出来的报告不要被全世界沦为笑柄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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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工作至少有三个主要层面

1、研究病毒如何从动物进入人体; 搞清楚它从天然宿主到人类世界的路径,通过什么中间宿主,发生了什么基因变异、重组,最后在什么场景下传入人类世界。

2、研究病毒在自然世界的演化史(“前世”); 在自然界演化过程中,病毒的特性是否发生了明显的定向的变化。

3、研究病毒在人类世界的传播史(“今生”); 从武汉到全世界的扩散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没有出现传播能力和毒力的变异。

从关心程度来看,可能大部分人关注的程度是1、2、3。

但从病毒溯源的过程来看,逻辑步骤则应是3、2、1。 我们今天先来谈3。

台湾节目揭露病毒来自美国?

这两天一条“台湾节目追溯新冠病毒源头,然后追到美国去了”的视频火了。

节目中,有关嘉宾判断新冠病毒源头可能在美国的主要依据,正是前不久几位研究者在ChinaXiv论文预印本网站上联合发布的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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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我早就说过——“大错特错”、“哗众取宠”的一篇论文,发表于2月21日。

四位作者分别来自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保护中心、韶关大学生物农业学院/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中国脑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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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被生物业界同行评价为——做研究跨界太大,结果存疑。 当然,我们不因人废言。 但所有科研成果,都需接受专家学者的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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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网友评论 在这篇论文里,对病例、样本的命名极其混乱、拗口。 什么mv1、H38、H3、H1、H56、mv2,编号乱得要命,数字大小既不代表时间顺序,也不代表空间与逻辑顺序,真不知道怎么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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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一句,就我个人的行外感受,混乱混沌的生物,跟严谨有序的物理、工程,两种学科的思维模式非常不兼容。)

这篇论文,当时就被一般读者吐槽了。 命名、逻辑颠三倒四,让人读起来、理解起来极其费劲。 神马玩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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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网友评论

经过令人头疼的阅读,终于能理解,他们的研究方式是,选取了GISAID数据库中覆盖了四大洲12个国家的93个新冠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截止2月12日),通过数据解析,追溯传染源及扩散路径。

他们研究发现,93个样本包含58种类型,可以归纳为五组。 结果他们发现,武汉居然只有三组! 深圳有另外一组,美国有另外一组。

而且美国集齐了所有的五组! 有阴谋! 大阴谋!

哗众取宠不要太过啊……

这里,我先用普通读者就能读懂的视角来解析这篇论文。 其实论文当时就承认,来自武汉的样本,取样截止日期早在1月5日之前,而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样本,都是1月22日之后才获取的,当时最晚的取样日期是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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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这样的背景,还能得出结论——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可能是被传入的,不是原始来源。 因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类型单一,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之外的类型反而比较丰富。

所以这就是论据-推论-结论。 我也是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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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研究数据来源,就发现研究的依据——武汉的样品完全采自早期几家定点医院,而且样品采集时间局限于12月24日~1月5日之间。

稍微有点记忆的读者就知道,当时公布的发现病例,不过是区区44~59人! 实际上就是那几家医院发现的指示病例(Index Case)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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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疾控中心2月12日所做的回顾性研究已经显示,12月31日之前,湖北已出现104名发病者(还不包括感染者);

到1月10日,已经出现653名发病者,分布在20个省份的113个县区,其中湖北占88.5%(578人)。

其他75人已经位于湖北省外的19个省。 这显示大规模疫情传播已经开始,感染者还不止这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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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几百个已经发病的病例中只选几十个病例,那肯定类型不全啊!

至于拿1月20日已经流散到全球、开始演化的病毒,去比较1月5日之前的少数几个集中的早期病例,那就更是关公战秦琼了! 论据选取就已经大错特错了,遑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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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21日的这篇论文,还是承认全球包括美国早期的感染者,都有武汉旅行经历,是在武汉被感染的。 所以论文得出的结论就是,可能源头在华南海鲜市场之外,但是还是在武汉。

而之后的媒体传播,就故意隐去了“武汉旅行史”,变成了美国凭空就有了所有五组病例。

所以……这形同造谣了。

更加惊世骇俗:湖北已经是第三代?

论文还认为,美国的第一例病例,在演化树上还属于中国的“祖先”,这就进一步辅助坐实了阴谋论。 美国是“爷爷”,中国怎么是“孙子”,这不就是从美国传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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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原论文认为广东(绿)、日本(蓝)、美国(粉红)的病例病毒是第一代,英国(灰黄)、澳大利亚(土黄)、美国(粉红)、韩国(青绿)、越南(土粉)是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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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论文作者的解读

湖北(正红)病例在第二代才出现,第三代才扩散。 这真是惊世骇俗啊! 武汉是被广东、四川、云南、越南、韩国、英国传染输入的? 这不是扯地吗! 但真实的原因上一段已经说了,这里选取的湖北(也就是武汉)病例,都是1月5日前被收治的一小部分(比例约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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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更正确一些的解读

而图上大量的外省、外国病例(1月底之前),则都是1月20日前,在武汉旅行、居住,被传染上的其他病毒子类型。

只要是专业研究者,一眼就看透问题了

且不说上面已经讲清楚的病例选取问题,我还就是一句话,你访问过他们做研究所用的数据库GISAID吗?

你只要上去看一眼,就知道他们错在哪了…… 这里先科普介绍一下,专业研究者做基因比较,最常利用的就是这么几组国际公开共享的基因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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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Bank是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建立的基因序列数据库。

GISAID的全称是Global Initiative of Sharing All Influenza Data(全球共享所有流感数据倡议),由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及其下属的德国联邦动物研究所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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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G(China National GeneBank DataBase)中国国家基因库,则是由深圳华大基因运营。

由于病毒特性,在这次疫情中,德国的GISAID国际流感数据库是各国学者上传最集中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最开始的时候专注于流感,后来则逐渐扩大为呼吸道传染病,及其他生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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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就来访问这个GISAID。 现在已经有21个国家共享了128组病毒测序数据。 从首页只需点击一下右侧导航栏,你发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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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GISAID已经直接把所有病毒的演化树,按时间、国家、特别是演化树的结论,直接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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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AID的地区设色,中国大陆为深紫色,大致由近到远颜色变化,美国为深红色。

虽然中国的上传更新还是很慢,大部分序列还是1月24日之前的,外国的要快得多。 但GISAID已经把所有序列的演化关系,初步自动计算呈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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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繁衍、变异、传播的演化树上,的确总体上是中国早期的病毒是“爷爷”,亚太的是“儿子”、欧美的是“孙子”,呈现出由近到远演化的有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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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对于生物信息学我只是概括了解,我确实无力演算验证。 但你要说,是最全专业数据库全自动生成的、清清楚楚的、可视化的、逻辑时间结构清晰的结果可信,还是跨界研究者手工计算、颠三倒四、令人费解的结果可信?

我当然是相信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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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网络数据库直接就给出了最全、最现成、可视化的结果,谁还要你手工自己算…… 而且还算错了,算错了,算错了,算错了,算错了,算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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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3就这样在被一篇奇葩论文打乱的过程中大致完成了。 其实,还有好几篇严肃、可信的论文,然而却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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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的研究者,就把病毒由动物传入人类的时间,初步确定为11月10日左右。

结合临床回顾,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可信的。 那下一步,我们就围绕这些严肃论文,展开对2和1的追踪。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20/3/3

旧文章ID:20825

「引而不发」新冠病毒疫源地之争

作者:徐鸿鹄  来源:SerendipityCamp

  几天来,先有钟南山的惊人论调:“疫情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
  后有新媒体的巨擎占壕,呼吁重新审理去年12月的无人机投放病毒案件,剑指美国是新冠的幕后黑手。
  而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却钦赐了这个观点一个大大的NO。
  作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旁观者,并没有看到预想当中的口水战。
  那么,究竟谁对谁错呢?
  翻阅各个消息来源,我始终没有找到支持钟院士这一观点的有力论据,反而是张文宏主任给出了他反驳的理由:如果病毒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应该是多个城市同时爆发,而不是不同爆发地点的时间有先后。
  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
  事实上,辨别是非并不需要长篇大论。只需要解答两个核心问题:
  病毒源头是否来自国外?有证据嘛?
  如果来自国外,病毒应该是多点爆发,还是单点(武汉)爆发后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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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源头是否来自国外?有证据嘛?
  当然,第一手的证据不难找,半个多月前就有了:
  早在2020年2月12日,一个来自国际团队发表的一篇名为《2019-nCoV的全球传播:分子进化分析》论文当中,五位作者通过对病毒分离株进行MCC树和贝叶斯方法进行地理重建,还原了早期病毒传播的流行病史。
  值得注意的是,病毒地理分化的历史得到了具体案例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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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复盘发现,2019年nCoV的可能来源是武汉,其后验概率(spp)为0.93。
  值得注意的是,可追溯到人类最新共同祖先(tMRCA)爆发的时间中值日期是2019年11月25日(95%HPD:2019年9月28日;2019年12月21日)。这与前文Kristian Andersen,Andrew Rambaut,Louisdu Plessis,Trevor Bedbord多个科学家估算的时间非常接近。
  在地理学上,该文指出,新冠病毒第一个地理分化证据是从中国武汉到泰国的Nonthamburi,后验概率spp为0.96,随后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谱系:
  一支在Nonthamburi进一步传播。
  另一支则比较复杂:从宁波开始到浙江(后验概率=0.47),以及从浙江到日本神奈川和关东(后验概率=0.62),和从宁波到珠海(后验概率spp=0.45)。
  而美国最早出现在芝加哥的,西雅图和华盛顿州的病例,则与广东珠海的分离株有关,这也符合新闻报道:有病人从中国该地区返回美国,然后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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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给出以下俩个结论:
  -病毒出现日期是在2019年11月:至少有5项独立研究的佐证。
  -病毒发源地武汉的概率最大:至少有数个基因样本系统发育树,以及上面这篇专门讨论地理重建的论文来佐证。
  突然,有人说:“不对啊!“
  ”我刚看到一篇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郁文彬副研究员的论文,
  里面的数据跟你的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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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家台湾媒体都解读了:相比携带病毒H1单倍型的华南海鲜市场接触者,还有一位携带更“古老的“H3病毒单倍型的来自武汉的无海鲜市场接触史携带者,再向上追溯,还有H38和H13单倍型,而H38和H13,一个来自美国,一个来自深圳。再有,中国武汉病例很多,大部分都来自C族群,但美国病例不多,却ABCDE五个族群都有,这不就是病毒从美国传入的铁证么?美国就是个大毒枭啊!“
  真别说,似乎有那么点道理。
  不过在对H3,H38,H13的流行病学史做调查时,却遇到了难题:
  显而易见,19例海鲜市场接触患者的确诊时间,大部分都比H3(1月6日确诊),H38(1月中下旬确诊),H13(1月3日确诊)的几个患病孤例都要早。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既然父辈病毒来自美国,那为什么子辈病毒发病时间要早于父辈病毒至少半个月呢?
  继续调查还会发现更奇怪的事情:H13和H38的的旅行记录表明,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初他们都来过武汉,但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难道,H13和H38到访武汉并通过时光机回到过去把病毒传染给了武汉人?
  事实是,手动搜索H13和H38的患病历史,各国报道已经清晰地表明,H13和H38都是在武汉感染的病毒,并将病毒带回自己的家乡。
  那么,论文和事实之间的矛盾出在哪里呢?
  实际上,郁文彬研究员早已经在他的论文当中给出了答案:由于单倍型的网络分析方法单一,构建网络只用了Median-Joining方法。而不同的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网络结构,仅仅使用一种方法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结论,而有限的样本数量更加剧了这个趋势。
  换句话说,是模型错了,而不是人类发明了时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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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来自国外,病毒应该是多点爆发,还是单点爆发后扩散?
  既然开篇的第一个问题被否定了,就没有必要回答第二个问题了。
  但我仍然好奇:如果假定第一个问题成立,能否通过回答第二个问题来否定第一个问题呢?
  恰好,最强有力的证据已经驾到。
  就来自邻国日本。
  在日本,有一家生物数据公司叫做Nihon Bio Data,是日本青年学者创办的受托研究分析各种生物数据和信息的机构,专门提供咨询服务。
  该公司最近通过分析来自日本,美国和台湾的48个近乎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给出了惊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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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台湾、美国和日本的病毒入侵都是独立发生的
  而且,日本爱知,京都,东京三个地点的病毒入侵也都是独立发生的
  这个结论是如何给出的呢?下面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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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共对比了48个样本,基因序列共计29742个核苷酸,共发现了69个变异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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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个变异位点当中,又识别出了13个特征位点,其中3个位点非常重要:
  第一个重要位点是参考SARS-Cov-2基因组(MN908947)的8782-nd核苷酸。参考核苷酸为C,替代核苷酸为T;第二个重要位点是参考SARS-Cov-2基因组(MN908947)的28144个核苷酸。参考核苷酸为T,替代核苷酸为C;第三个重要位点是参考SARS-Cov-2基因组(MN908947)的第29095个核苷酸。参考核苷酸是C,替代核苷酸是T。
  按照这三个关键位点的氨基酸命名,可以把48个样本分成三类:CTC,TCC,TCT。这种分类揭示了新冠病毒的突变分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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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三个类别进行地理识别,研究人员发现,在台湾、美国和日本的城市中发现的病毒都没有与在同一国家的其他城市发现的病毒在系统发育树当中形成一个单系分支。而且系统发育分析表明,多代新冠病毒多次来到日本,并非一次。
  更确切的说:
  在东京发现的是外来第一代新冠病毒
  神户和名古屋外来的是第二、三代
  钻石公主号外来的是第四代
  在中国,这个RNA病毒已经发生了五代(湖北和浙江)甚至六代(武汉)变异。
  这些结果表明,当前日本的政策,很难对这种病毒实施有效的边境管制措施——仅从12月到1月初,就有约100万中国游客到访日本,而日本政府最近采取的停课停业2周措施,目的正是为阻止第五代以后的变异病毒感染,防止病毒在日本继续无休止地变异,并感染健康者。
  好了,为了回答开篇的问题,不妨对这项日本的研究进行换位思考:如果病毒是从国外(比如美国)传进中国的,最能够观察到的模式似乎更应该是,在中国的多个城市同时爆发——现今日本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武汉病毒跟随“美国流感”自然传播混入中国,作为国际交通枢纽的北上广深,都是比武汉更容易受到输入病毒影响的,但为什么病毒偏偏首先选在了武汉爆发并在此后才扩散到北上广深等城市呢?
  从这一反问,就能自然地识破一些阴谋论的说法了。
  而且,本号此前翻译的一篇流行病论文曾经指出,1月23日武汉旅游禁令实施后,占据80%国内出境人口的前3名的中国城市分别是:上海(27.85%)/北京(14.28%)/深圳(13.68%),而1月23日武汉旅游禁令实施前,84%的国际出境来自武汉。
  可见,病毒爆发的原点是在武汉,无数人都在关键时刻逃离原爆点,而且早期国际感染案例的统计也表明,武汉接触史是一个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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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这里,开篇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清晰了。
  但是,推理还有一个漏洞:是否有人携带病毒从国外带到武汉并引爆了这场瘟疫?
  只可惜,关于这个大胆的猜测,目前并没有得到任何关键证据的支持:
  前文诸多线索已经显示,病毒人工编辑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野生动物的自然来源仍然是最值得怀疑的方向。但零号病人的调查谜团又无法解释XX避谈关键信息的动机,再加上钟老匪夷所思缺乏论据支持的观点,似乎,在这个万众瞩目的焦点上,未来必定还会出现更多形形色色的阴谋论的说法。
  该来的一定会来,
  甚至还有些期待,
  下一个阴谋又会是什么呢?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20/3/1

旧文章ID:20824

世行前行长佐利克:中美仍互为“利益攸关方”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14日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发表文章认为,中美仍互为“利益攸关方”,双方应在更大框架内妥善处理分歧。文章编译如下:
  美国对华施压难得逞
  在过去三年里,美国对中国恶语相向,施加关税打击,中国则采取反制措施,令美国付出巨大代价。尽管双方还有很多分歧,但终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特朗普的交易成果如何?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查德·鲍恩说,特朗普的关税仍将涵盖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近三分之二的产品,平均税率为19.3%,而此前为3.0%。大多数中国商品是中间产品,因此特朗普的关税只会增加美国生产商的成本。
  这桩交易只是表面上的对华“政策”。正如卡内基基金会的埃文·费根鲍姆最先指出的那样,美国对中国只有态度,没有政策。美国一直在浪费时间,浪费国际资本,而且未能达成实际效果。
  务实的美国政策应当从肯定中美以往合作成果开始。接下来,为了集中精力,华盛顿应当找出导致现在这种新对抗态度出现挫败和恐惧的具体原因。最后,美国可以决定如何在不同时间框架内,以最佳方式取得成果和战略优势。
  将近15年前,我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主题为“中国将走向何方:从成员到责任?”的讲话。
  在这次演讲之前的30年里,来自两党的多位美国总统,都在努力把中国纳入美国设计和领导的国际体系。
  中国领导人和勤劳的中国人民取得了惊人的现代化成就,这样的成就得益于国际体系。我指出,到2005年,中国已融入了世界——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气候变化协议到核武器,中国已经成为重要参与者。
  我在演讲时说,在基本实现让中国融入世界的目标后,美国却对北京的行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将如何利用其影响力?”我呼吁中国不能满足于成为国际体系的成员,而是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一些评论人士后来把我的呼吁视为一种让步。
  今天美国同中国对抗的逻辑,违背了我曾经提出的那种方法。它否认中国可以在美国构建的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它不认同中国可以做出贡献。它甚至否认中国可以、甚至愿意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
  请注意,如果美国的政策假设是,中国根本不会在美国设计的体系内做这些事,那么,美国实际上会刺激中国去倡导建立一个规则不同的独立平行体系。
  中国对世界贡献巨大
  中国曾是美国的敌人。今天,我们是战略竞争对手。但随着北京努力参与美国主导的秩序,中国缓和并改变了其行为。
  想想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停止了核试验,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还在等待美国采取行动才能批准。中国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国现在还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从2000年至2018年,美国积极推动了190项制裁违反国际规则国家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国对其中182项投了赞成票。
  中国是联合国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中国目前派遣有2500余名维和人员,比其他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出的人数总和还多。
  中国是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将其全球经常账户盈余从GDP的10%左右削减至接近零的水平——这意味着该国的需求推动了全球增长。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采取了最大规模、行动最迅速的刺激措施,防止大萧条重演。
  当然,其中许多措施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但它们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利。这就是有效经济融合的成果。
  我在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与我们密切合作。中国向资助最贫穷国家的世行国际开发协会提前偿还借款并为该协会捐款。中国支持我们的倡议——从支持法治、打击腐败,到开放数据系统和气候变化计划。
  中国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扩大该组织的财务能力。中国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管理、采购和环保实践方面采纳了全球标准;亚投行还资助了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我在国际慈善团的朋友与中国的人道主义同行一起援助灾民。
  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与中国关系的各方面都万事大吉。但是,那些漫不经心地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没有产生符合美国利益结果的人是完全错误的。
  此外,历史记录还警告我们不要将利益视为理所当然。如果这两个大国陷入相互的敌意和零和博弈,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美国和中国——以及全世界——即将遭受的苦难的序曲。
  中美“脱钩”破坏力强
  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构成的战略挑战,又要有足够的自制力,不要因可能导致误判和错误举动的种种冲击而分心。卡内基基金会的费根鲍姆指出,事实上,中国正在采取一种双轨策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
  作为多个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试图推动这些组织变革。这真的令我们吃惊吗?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与此同时却通过颠覆其70多年来建立的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这种放弃美国治理方略的做法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例如,特朗普政府2019年底时令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体系陷入瘫痪。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剩余的三名法官中有两名任期已经结束,美国阻止了一切继任者的任命。
  正如费根鲍姆所解释的,中国也在寻求一条替代性路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另一种国际模式。这一努力为那些加入中国倡议的国家提供了经济利益。中国正在利用交通、通信和金融基础设施重新绘制欧亚大陆的经济版图。
  我在结束2005年的讲话时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美中关系面临的挑战与夸大的言辞和关税攻击是格格不入的。坦率地说,特朗普政府本身看上去就是分裂的。一些人强烈要求对中国进一步开放,而政府中的其他一些人发出的外交指控只能导致与中国脱钩。
  中国人则在听。中国将通过采取措施使自己免受美国的压力,并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来减少其外部脆弱性,同时加强自力更生,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中国正推动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现在,美国放弃了这个领域,这将对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产生严重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全世界会失去朋友和信任。中国在战术上与美国周旋的同时,美国正在耗尽几十年来积累的国际实力。
  正如拥有数十年经验的美国-亚洲问题专家杰夫·巴德最近指出的那样,美国现在采取旨在影响中国行为的措施面临的挑战,无疑比我2005年提出利益攸关方策略时更艰巨。中国现在更大,更强,运行良好,而且认为没有什么必要接受一个混乱中的西方的标准。
  不过,巴德还说,我们的外交应该建立一个全球框架,让中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作出调整,以支持系统性利益——而不是听任中国打破国际体系或开始寻求建立一个对抗性的国际秩序。
  美国也是利益攸关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警告说:“一个完全‘脱钩’的世界将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地方,它会破坏过去40年的全球增长,导致东西方之间铁幕的回归,预示着新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的开始,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不稳定和风险。”
  陷入中美冲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将导致无法估量的代价和危险。
  作为利益攸关方进行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利益攸关方也参与竞争。对它们之间分歧的处理应在提供共同利益的更大框架内进行。
  当我在2005年选择“利益攸关方”这个词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利益攸关方在一项共同事业中拥有利益。这种利益值得为之努力,甚至是坚持不懈去保持、适应和增长。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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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届近期涉华研究作品回顾

作者:许馨匀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1. 《China 2049: Economic challenges of arising global power》
  《中国2049: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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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出版社: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作者:大卫·多勒(David Dollar),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黄益平,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出版时间:2020年5月12日
  •简介:这篇报告摘自即将出版的由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和北京大学顶尖学者共同写作的同名书。毫无疑问中国将是世界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中国如何在本世纪中叶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尚不明朗。中国现在面临着各种巨大的挑战,比如促进创新、应对老龄化问题以及应对一个不那么包容的全球环境。在这本书中,来自中国顶尖大学和美国最知名智库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些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是否有足够的人才、正确的政策和制度组合,以实现从投入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型?老龄化在劳动力供应、消费需求和社会福利支出方面意味着什么?中国能否遏制环境和气候变化风险?如何转变金融体制,持续支持经济增长,控制金融风险?为了平衡经济效率和社会和谐,需要进行哪些财政改革?国有企业在未来中国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此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将如何影响各自的发展?人民币会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吗?这会破坏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吗?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将扮演什么角色?美国和其他老牌大国会接受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构的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吗?还是会把世界变成相互竞争的集团?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发展,还关系到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网址: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2049-economic-challenges-of-a-rising-global-power/

  2. 《Strategic Asia 2020: U.S.-China Competition for Global Influence》
  《战略亚洲2020:美中全球影响力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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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作者:由阿什利·杰·泰利斯(Ashley J. Tellis)牵头的作者团队。阿什利·杰·泰利斯是塔塔集团战略事务主席,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和国家亚洲研究局(NBR)战略亚洲项目主任。
  •出版社:国家亚洲研究局
  •出版时间:2020年1月21日
  •简介:这本书是《战略亚洲系列——2020年战略亚洲:美中全球影响力竞争》的第19卷。本书对美中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态势进行了前瞻性评估,每一章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台湾、俄罗斯、大洋洲、东南亚、欧洲和美洲)如何应对美中竞争的后果,旨在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带来启示。
  •网址: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1/21/strategic-asia-2020-u.s.-china-competition-for-global-influence-pub-80654

  3. 《Ambition and Overreach: Countering One Belt One Road and Beijing’s Plans to Dominate Global Innovation》
  《野心勃勃与自不量力:应对一带一路以及北京控制全球创新的计划》
  •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作者:约翰·李(John Lee)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发布时间:2020年2月18日
  •简介:本系列的第一部专著《中国经济放缓:根本原因、北京的反应和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影响》研究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两位数增长后,最近出现了永久性放缓。作者认为北京稳定经济的努力是将太多的国家财富投入了商业效益不高的领域。然而,面对日益严重的失衡和国内经济失灵,中国领导人在寻求不削弱中共经济实力的解决方案方面发挥了极大的创造性,忙于制定和推行诸如“一带一路倡议”和“2025中国制造”等重大战略政策,以解决或缓解国内的许多政治经济问题。
  这本书是该系列的第二部分,探讨了美国及其盟友应如何对抗和反击中国的这些战略和举措,并提出考虑到中国的脆弱性和美国及其盟友可利用的杠杆点的应对措施。一方面,中国的脆弱性和弱点与其对外政策的雄心,此间的联系对于有效的政策应对至关重要。如果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没有联系起来,那美国的政策就更有可能适得其反,或者容易过度扩张。在将对北京国内政治经济的分析与对外政策联系起来的过程中,这份报告也挑战了一些长期存在但不正确的宏大叙述。
  •网址: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5724-ambition-and-overreach-countering-one-belt-one-road-and-beijing-s-plans-to-dominate-global-innovation

  4. 《Chinese Leadership of WIPO: A Threat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的中国领导: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威胁》
  •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
  •作者:布雷特·谢弗(Brett D. Schaefer)美国传统基金会,杰伊·金厄姆国际监管事务研究员
  •发布时间:2020年2月13日
  •简介:这篇报告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产权窃贼”。中国政府对于通过中国公民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来行使其政策优先权,以及对不服从的中国公民进行惩罚,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内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将在今年春天选举新的总干事,如果中国申请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可能危及专利制度,美国必须反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具有非凡的判断力和权威,一位负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中国公民可以帮助中国获取专有信息。
  美国和其他关心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应该共同努力,强调对中国领导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担忧,协调对另一个候选人的支持,反对中国通过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提供投资和工作来获得支持的努力,并要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加强安全以保护专有信息。如果这些建议得不到落实,美国将退出PCT,鼓励美国企业和发明家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撤回专利申请,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一个替代论坛来处理这些责任。
  •网址:https://www.heritage.org/global-politics/report/chinese-leadership-wipo-threat-intellectual-property

  5. 《Assessing Beijing’s Power: A Blueprint for the U.S. Response to China over the Next Decades》
  《评估北京——美国在未来十年应对中国的蓝图》
  •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
  •作者:成斌(Dean Cheng),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洛曼(Walter Lohman),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杰伊·卡拉法诺(James Jay Carafano)美国传统基金会传统基金会道格拉斯和莎拉•阿利森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赖利·沃特斯(Riley Walters)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经济和技术政策分析师
  •发布时间:2020年2月10日
  •简介:这篇报告站在保守主义阵营,认为未来几十年,美国面临的最持久、最重要的挑战将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多,从海上自由到盟友的安全,甚至是国内的安全,尤其是网络空间的安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根据美国在全球的其他优先事项、利益和责任来管理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为了应对在全球舞台上出现的中国,美国必须展示出保护其长期重大利益的决心,并通过几代中国领导人来维持这种利益。这份报告对中国行为的形成因素、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供了一份应对中国政权的蓝图,其中包括50多项政策建议以及相应的分析。这些建议旨在帮助美国官员应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军事威胁、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网址: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report/assessing-beijings-power-blueprint-the-us-response-china-over-the-next-decades

  6. 《China’s global investment in 2019: Going Out goes small》
  《2019年中国的全球投资:对外投资下降》
  •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
  •作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
  •发布时间:2020年1月14日
  •简介:这篇报告试图对2019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建设出现普遍疲软的现象做出一个解释。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系统(CGIT)的合理跟踪数据显示,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和建设在2019年出现萎缩,而北京方面的说法与此相反,官方政府的投资水平数据显示形势稳定。可能性有二:(1)中国正在操纵数据,(2)交易的平均规模已经下降,而CGIT丢失了一些交易数据。两种可能彼此互不排斥。
  这篇报告认为对普遍疲软的最好解释是,以前用于为建设和投资融资的大量外汇遭到侵蚀。自2014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大规模流失。这种趋势不会逆转,这意味着投资和建设都无法达到几年前的预期水平。
  尤其是对美国来说,2019年中国投资的步伐是2011年以来最慢的。约32亿美元的支出仅为2016年峰值的6%。中国在美国和全球的投资规模和潜力被夸大了。报告建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把重点放在所谓的巨额资金上,而应找出那些涉及危险技术收购、违反美国法律、协助侵犯人权或从市场扭曲中获益的中国实体。
  •网址:https://www.aei.org/research-products/report/chinas-global-investment-in-2019-going-out-goes-small/

  7. 《TheU.S.-ChinaRaceandtheFateofTransatlanticRelations,Part1:Tech,Values,andCompetition》
  《美中竞争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命运,第一部分:技术、价值观和竞争》
  •智库: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作者:安德烈斯·奥尔特加·克莱因(Andrés OrtegaKlein)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欧洲项目的前访问学者,也是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全球事务和技术变革的高级研究员。
  •发布时间:2020年1月13日
  •简介:这篇报告分析了新技术、捍卫共同价值观和监管之间的关系,为跨大西洋科技议程提供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想法。作者认为,技术优势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一个关键方面,这进一步强调了跨大西洋关系。在大西洋两岸围绕技术开展的辩论中,尤其是伴随着人工智能监控系统的扩散和可出口的技术专制主义,价值观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美国和欧洲都必须更新其数字时代的人权方法,且必须清晰地定义围绕新技术的价值观。
  当前,美国和欧洲之间出现了三个与中国能力相关的竞争与合作领域:第五代无线技术(5G)、人工智能和基于网络的服务。监管上的分歧将是跨大西洋关系的症结所在,但美国和欧盟之间不需要完美的结盟。尽管如此,双方都必须推动在AI伦理、网络安全和互联网治理等领域的全球监管,以避免中国或其他国家填补这一空白。
  本文接下来还有第二部分发布,将讨论除技术以外的其他地缘政治问题,涉及美中竞争对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统一的影响。
  •网址: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china-race-and-fate-transatlantic-relations

  8. 《Democracy under Siege: Advancing Cooperation and Common Values in the Indo-Pacific》
  《遭受重围的民主:推进印太地区的合作与共同价值观》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作者:克里斯·坦普莱曼(Kharis Templeman)
  •发布时间:2020年1月9日
  •简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民主在许多看似不太可能的地方扎根,从蒙古到印度尼西亚。在民主正在全球倒退之际,这些亚洲政权中的大多数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弹性,尽管许多政权仍存在明显的缺陷:国家能力和问责机构薄弱、缺乏公正的法治、对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保护不均衡。然而,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使得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巩固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并有可能重塑一种地区秩序。
  这篇报告分析了印度-太平洋地区促进民主的一些传统问题,并评估了该地区目前的民主促进模式,并考虑这些国家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其他主要民主力量——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加强合作的前景,以对抗或重塑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作者认为,最有能力反击中国影响力上升的国家是该地区治理最好、最繁荣、最民主的国家,而那些遭受民主赤字的国家最容易受到中国压力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崛起为支持民主促进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寻求加强善治、政治问责和法治。最后报告为美国及其盟友提出了几项建议,以帮助他们巩固该地区的民主政治体制。
  •网址: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1/Democracy_under_Siege-_Advancing_Cooperation_and_Common_Values_in_the_Indo-Pacific.pdf

  9. 《Competing to Win: A Coalition Approach to Countering the BRI》

  《竞争获胜:联手应对“一带一路”》
  •智库: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作者:威廉·帕卡特(William Pacatte)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军事研究员
  •发布日期:2019年12月19日
  •简介:在“一带一路”倡议(BRI)走向全球且发挥越来越大影响力的背景下,本文讨论了BRI成为地缘政治工具的种种迹象,不仅威胁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还威胁到过去数十年一直繁荣发展的全球秩序。本文认为,尽管过去的两年,美国及其盟友意识到替代“一带一路”是战略需要,并做出了一些努力更好地与“一带一路”竞争,但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希望削弱北京不断扩大的准入和影响力,就需要一个更大、更正式的架构,以便在全球舞台上与“一带一路”展开竞争。
  美国政府应率先制定并实施正式的综合多边基础设施发展机制,与“一带一路”形成有效竞争,抗衡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为此目的,应结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和倡议,组成一个基础设施发展联盟(IDC)。只有将这些项目的资源和专业技能结合起来,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才能有效地与“一带一路”展开竞争。更重要的是,国际数据中心协同各国发展计划的能力,将使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能够抗衡“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成果。
  •网址: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mpeting-win-coalition-approach-countering-bri

  10.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Weaknesses Key to U.S. Policy Development》

  《了解中国的经济弱点是美国政策制定的关键》
  •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
  •作者:赖利·沃特斯(Riley Walters),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经济和技术政策分析师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6日
  •简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放缓,尽管二十年来贸易和投资不断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达到高收入水平之前肯定会停滞不前。人口老龄化、债务负担沉重、经济盟友少,中国经济亟需改革。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但不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来说,政治稳定比经济稳定更重要。然而,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是自由市场改革的缺失,而不是国家驱动的创新和增长的梦想。
  这篇报告认为,美国在经济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需要改革。只要美国改革与中国经济交往的方式,美国就可以继续从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受益。华盛顿应该尽可能追求自由开放的对华贸易和投资,并强调自由市场改革对双方都有利。同时,美国还必须通过有针对性的行动来应对中国的不良行为,包括惩罚知识产权盗窃、打击假冒产品以及充分利用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作者建议通过认清中国经济的弱点,并孤立具体的问题,美国可以设计出切实有效的政策选择,这是比发起贸易战更好的办法,不会让美国人付出代价。
  •网址:https://www.heritage.org/asia/report/understanding-chinas-economic-weaknesses-key-us-policy-development

  11.《Managed competition: Meeting China’s challenge in a multi-vector world》
  《管控竞争:在多领域世界应对中国的挑战》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作者:富兰克林·克莱默(Franklin D. Kramer)大西洋理事会杰出董事成员和研究员、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2日
  •简介:这篇报告提出了一种“管理竞争”的战略方法,以应对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包括经济和创新、外交和影响力以及安全,包括混合军事和常规军事。这些挑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中国的威权领导层组织和实施政策的方式往往与民主、自由市场国家的体制不相容。因此,理解和应对中国提出的挑战需要一个广阔的视角,认识到经济、外交和安全问题的相互作用,并考虑到更长期的后果和更紧迫的机遇。
  有管理的竞争战略为美国及其亲密盟友和伙伴在这些关键领域提供了行动路线,特别是在中国所代表的重大对抗挑战方面。该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创新、提高复原力、提供保障和威慑以及建立选择性限制,所有这些都是与美国的亲密盟友和伙伴协调进行的。长期目标是确保美国及其亲密盟友和伙伴的现代化,约束中国的负面行为,并允许在“同一个世界”问题上进行合作。
  •网址: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managed-competition-meeting-chinas-challenge-in-a-multi-vector-world/

  12.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在印太地区复苏美国竞争力,应对中国挑战》
  •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
  •作者: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兼研究部主任,以及其他18位作者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
  •简介:美国政府渴望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而中国正在推动印度太平洋走向一个更加封闭和不自由的未来。这份报告是一项独立评估,由美国国会在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授权,旨在帮助缩小当前政府公开表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开放的愿望与推进这一愿景的政策的实际执行之间的巨大差距。本报告考察了美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国防部,如何实现美国国会的期望。本报告包括了近百条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涵盖了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尽管这份评估的重点是印度-太平洋地区,但也同样强调了中国的挑战是一个全球现象,报告中建议的许多行动也应该被用来增强美国在该地区以外的竞争力。
  •网址: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5g-and-security-there-more-to-worry-about-huawei

  13. 《US-China Trade War: Both Countries Lose, World Markets Adjust, Others Gain》
  《美中贸易战:两国皆输,市场调整,第三方获胜》
  •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作者:谢尔曼·罗宾逊(Sherman Robinso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凯伦·蒂尔费尔德(Karen Thierfelder)美国海军学院教授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
  •简介:美中贸易战的条款经常变化,但关税升级给两国带来了有据可查的经济损失。扩大冲突只会增加损害,并波及全球经济。本政策简报使用全球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未来几个月可能出现的三种情景。第一种情况是目前的情况(截至2019年6月)。另外两种情况是假设实施拟议的美国关税和中国的回应。这些模型预测了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三到五年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调整后的情况。本文认为,在这三种情况下,美国的进出口均下降,但是中国可以成功地将其出口转移到美国之外,从而避免遭受最大的经济损失。
  •网址: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us-china-trade-war-both-countries-lose-world-markets-adjust-others-gain

  14. 《5G and Security: There is More to Worry About than Huawei》
  《5G和安全:需要担忧的不只是华为》
  •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作者:梅丽莎·格里菲思(Melissa K. Griffith),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员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
  •简介:这篇报道从“为什么5G很重要”、“有哪些安全关切”、“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有什么影响”三个方面阐释了华为引起的担忧不仅存在于5G技术开发和部署方面,还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即使中国在市场上不是同行竞争者。因此,政策制定者、学者和行业领袖都应该认识到国家安全关切的广度和特征,然后再倡导具体的政策解决方案,尤其是主要针对某些个构成威胁的跨国科技公司的解决方案。
  •网址: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5g-and-security-there-more-to-worry-about-huawei

来源时间:2020/3/2   发布时间:2019/2/27

旧文章ID:20822